李晓鹏：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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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2）1-1祸起辽东

　　前言：

　　从今日起开始更新《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2卷“王朝覆灭的历史宿命”。第1卷“中华帝国的治乱得失”已经由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第2卷的构思花了我很长时间，写了三个四开头都没有写得下去，又换个开头重新写。最近才刚找到一个合适的展开方式，所以虽然前面写了很长时间，但实际才刚刚开写。由于事务繁忙，每天都写可能无法做到，但肯定能隔三差五的发，不会像过去那样停止一个月之久。敬请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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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二卷）王朝覆灭的历史宿命

　　一、祸起辽东

　　当年明月（石悦）在《明朝那些事儿》里面说，明朝灭亡的罪魁祸首，是一个叫李成梁的人。

　　李成梁，是明朝万历年间的辽东总兵，非常能打仗的一个人，在辽东地区打仗基本上就是百战百胜，把蒙古和女真的各个部落都收拾得服服帖帖的。《明史》说他是“边帅武功之盛，二百年来未有也”。率军把日本军队赶出朝鲜的主帅李如松是他的大儿子。但就是这么一个猛人，竟然养虎为患，故意扶植建州女真部落领袖努尔哈赤，用明朝的军队来帮助努尔哈赤消灭他在建州女真内部的敌人。谁跟努尔哈赤对着干，李成梁就去灭谁，帮助努尔哈赤统一了建州女真。

　　此外，李成梁还在边境开设贸易市场，让女真人和明朝做生意，解决了女真部落缺乏钢铁等战略物资的问题。等努尔哈赤成气候，李成梁又宣布，说女真现在太强大了，就关闭了贸易市场后撤，把抚顺以东的广大地区白白送给努尔哈赤。

　　李成梁死后，努尔哈赤正式起兵反明，建立后金（1636年改称“大清”）。后金在1619年的萨尔浒战役中大败明军，从此就不断向明朝发起进攻，把明朝财政给拖垮了，把明朝的主力军队也消灭了，还多次到河北山东一带烧杀抢掠，把明朝北方的经济基础跟毁灭了。明朝因此国力耗竭，无力镇压内部的农民起义，被李自成给打进北京灭亡了。清军趁机入关，夺取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统一中国，建立了清朝。

　　所以，在很多人看来，明朝灭亡的源头，就是李成梁不该扶植努尔哈赤。

　　好好的一个辽东总兵，怎么会故意扶植敌对势力呢？这个事情在历史上几乎就是一个谜。

　　不仅李成梁对努尔哈赤好，努尔哈赤也很懂得投桃报李。李如松打朝鲜的时候，努尔哈赤就主动要求带女真兵前往支援，不过被万历皇帝拒绝了；萨尔浒之战，四路明军总共十万人，其中三路大军约七八万人都被努尔哈赤给围歼了，三大总兵杜松、马林、刘綎两死一伤，偏偏李成梁的二儿子李如柏带领的那一队人马啥事儿没有，在长白山的大山里面转了一圈回来了。这仅仅是巧合吗？

　　细说起来，努尔哈赤跟李成梁，应该是有不共戴天之仇的才对。因为努尔哈赤的爷爷和父亲都是被李成梁给害死的。这两位以前是女真部落的“带路党”，投靠明朝，积极帮助李成梁消灭各个不听话的女真部落的。有一次，李成梁派他们两个去劝降某个部落。结果二人进去的时间有点久，李成梁不耐烦了，就下令强攻。这两人就被杀死在了乱军之中。此时努尔哈赤已经25岁，得知父亲和祖父的死讯，嚎啕大哭，跑去抱住李成梁的马腿，请求李成梁把他一起杀掉算了。

　　就这么着，李成梁还大力扶植努尔哈赤，而努尔哈赤也在关键时刻放过了李如柏。这可真是奇了怪了。所以就有一些民间传说，说努尔哈赤其实是李成梁的儿子。因为努尔哈赤的母亲喜塔拉氏是女真部落有名的美女嘛，他的父亲和爷爷又是投靠了李成梁的，李成梁就跟喜塔拉氏有了那么一腿，生下努尔哈赤。这个事儿李成梁知道，喜塔拉氏在死前也把真相告诉了努尔哈赤，二人心照不宣。李成梁感觉自己有愧于喜塔拉氏和努尔哈赤，所以决定让自己的儿子成为女真之王。努尔哈赤当然也就毫不客气的笑纳了。要按照这么说来，那明朝实际上是亡于一段跨民族的不伦之恋了，这剧情也确实有够狗血的。

　　李成梁跟努尔哈赤的爷爷觉昌安是老朋友，年龄上又比努尔哈赤大34岁，以上故事并非完全不可能。官方文献《满洲实录》里面说：“汗（努尔哈赤）十岁时丧母。继母妒之，父惑于继母言，遂分居，年已十九矣，家产所予独薄。”也即是说，努尔哈赤的母亲喜塔拉氏死后，继母在他父亲塔世克面前说努尔哈赤的坏话。塔世克相信了这些话，就把努尔哈赤赶出家门，只给了他很少的家产。他的继母编了些什么坏话来说，竟然让一个当爹的把大儿子逐出家门呢？史料里面没有说。

　　被逐出家门以后，努尔哈赤就跑到了李成梁家里，给李成梁当亲兵侍卫。然后就发生了努尔哈赤的父亲和爷爷双双被“误杀”的事件，努尔哈赤以长子的身份回到部落继承首领的职位，李成梁开始不遗余力的扶植他发展壮大。

　　以上都是官方史料记录的内容，里面确实不乏蹊跷之处。但若依据这个就说李成梁是努尔哈赤他爹，也显然证据不足，只能是存疑。

　　如果我们更严谨一点，不从私生子的假设出发，这段历史也是讲得通的。

　　李成梁跟努尔哈赤的爷爷是多年的老朋友，努尔哈赤因为被继母嫉妒而投奔李成梁。李成梁把他放在身边当贴身侍卫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努尔哈赤聪明伶俐，深受李成梁喜爱，也很正常。因为他后来既然成了大清的开国皇帝，必然有过人之处，搞好人际关系这点事儿对这种级别的人物来说是小菜一碟。

　　后来，李成梁不小心害死了努尔哈赤的父亲和爷爷，作为长子的努尔哈赤回到他的部落继承首领之位。李成梁也就趁机扶植他一把，利用努尔哈赤来消灭其它不服明朝管的女真部落。当时北边的海西女真势力很大，而且不服明朝管；南边的建州女真则四分五裂，忙于内斗，无力与海西女真争雄。由于努尔哈赤表现得对李成梁、对明朝十分恭顺，在李成梁看来，努尔哈赤跟他的父亲爷爷一样，可以培养成为一个很听话的“带路党”。在这种情况下，明廷和李成梁做出来一个错误的战略决策，就是扶植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真来对抗海西女真。这不完全是李成梁自己的决定，努尔哈赤曾经亲自到北京朝贡，得到了明廷的热切接待，并且不断的给他封赏和加官进爵。

　　李成梁之前镇守辽东的一贯套路，就是是扶植小部落去攻击大部落，等小部落壮大了再扶植别的小部落去攻击它。这种调动女真部落内斗的方式，比直接出兵效果要好，这会让女真部落无法团结起来，争相来抱明朝的大腿。按照之前的惯例推测，等到努尔哈赤势力发展到一定地步之后，李成梁就会再扶植别的势力来对之进行打击。

　　而且，李成梁早就埋下了一个伏笔，就是努尔哈赤的弟弟舒尔哈齐。

　　舒尔哈齐也在李成梁家里打过工。可能是努尔哈赤先去，后来介绍过来的。李成梁在万历十一年把努尔哈赤送回女真部落的时候，把舒尔哈齐也一起送了回去，后来又同时把二人封为都督，不分大小，当时被称为“二都督”，共同管理他们的部落。这就为未来挑拨二人关系埋下了伏笔。

　　但是，万历十九年，就在努尔哈赤基本统一建州女真，并且开始准备向更北方的海西女真发起进攻的关口。当了二十年辽东总兵的李成梁却在没有打任何败仗的情况下，因为朝廷的内部斗争而被免职。

　　此后，由于朝廷内部党争激烈，辽东总兵这一关键职位也是走马灯一样的更换。十年换了八个总兵，大部分都是无能之辈。努尔哈赤抓住这个难得的机遇，大规模向北扩张，击败海西女真叶赫部，基本统一了女真部落。等到十年之后，明朝发现问题严重，这才想起李成梁来，再次召唤他出任辽东总兵。

　　此时的李成梁，已经七十五岁高龄，不可能再像十年前那样亲自带兵打仗了。他知道努尔哈赤已经羽翼丰满，不是他想去收拾就能收拾得了的。就采取了坚壁清野、以退为进的策略，把长白山脉以外六座明军控制的军事据点“宽甸六堡”全部焚毁，中断了明朝和女真的贸易，并且把这些地区的汉民二十多万人强制内迁。

　　这个策略看起来是把山外的土地拱手让给了努尔哈赤，其实是被迫撤退自保。因为明朝的军事实力已经难以翻越长白山山脉去征讨努尔哈赤。把这些地方留在那里，无非就是为女真人的边境贸易提供方便。什么时候努尔哈赤想要跟明朝撕破脸了，很容易就可以将这些地方吞并，而且还可以获得二十多万人口，以及他们的财富。

　　宽甸六堡是二十多年前李成梁本人上书皇帝提议兴建的。那个时候女真部落四分五裂，明军可以很容易的控制这些地方。在长白山山脉以外修建堡垒、开通贸易，形成汉人聚居地，可以视为一种殖民政策，逐步实现这些地方的汉化。但时过境迁，过去十多年努尔哈赤发展势头太猛，统一了女真部落，汉化殖民的条件已不复存在。这些地区不仅不能起到殖民的作用，反而随时可能白白的送给努尔哈赤几十万人口及其财富，因此最好的办法是毁弃并内迁人口。

　　宽甸六堡都是在大山里头找块儿平地建起来的，周边也没什么肥沃的土地可供耕种放牧，主要就是军事价值和商业价值。军事上既然守不住，把人口一撤、贸易一停，这些地方就成了荒山野岭，努尔哈赤即便占领了也得不到什么好处，反而可以拉长他的守备线。

　　撤了宽甸六堡之后，李成梁开始利用他在努尔哈赤身边埋下的地雷——舒尔哈齐来分裂女真。万历三十五年，也就是李成梁复出之后六年，这种挑拨离间政策取得了成效，舒尔哈齐宣布独立，带着亲信跑到靠近明朝控制的铁岭附近建立一个新的部落，与努尔哈赤对抗。李成梁上书朝廷，封舒尔哈齐为建州卫首领，这是明朝在女真地区名义上的最高军事长官。

　　但这个办法最终还是失败了，因为就在舒尔哈齐独立之后的第二年，李成梁的辽东总兵之职又被罢免了。

　　没有了李成梁支持的舒尔哈齐无法与努尔哈赤抗衡，只坚持了两年就向努尔哈赤投降，被囚禁了一年后死去。

　　万历四十三年，九十岁的李成梁在家中去世。明朝方面再也没有可以与努尔哈赤抗衡的对手。李成梁去世的第二年，也就是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登基称汗，建立后金汗国，正式宣布脱离明朝独立，并在随后的萨尔浒战役中歼灭了明军主力，在辽东地区确立了对明朝的军事优势。

　　一个可以威胁明王朝生存的新政权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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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2）1-2萧墙之乱

　　二、萧墙之乱

　　回顾努尔哈赤发家的这段过程，有两个非常关键的时间点。

　　一个是万历十九年，他刚刚统一建州女真之后，李成梁被罢免了总兵之职。这为他北上统一海西女真提供了十年的机遇期。

　　第二个就是万历三十六年，舒尔哈齐独立之后，李成梁第二次被罢免。这为他解决内部分裂问题创造了条件。

　　可以说，正是因为李成梁连续两次在关键时刻被撤职，努尔哈赤才能够得以快速发展壮大起来，成就他的王霸之业。

　　那么，是谁、出于什么样的原因，连续两次在关键时刻替努尔哈赤赶走了李成梁这个心腹大患的呢？

　　这就触及到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明廷内部的政治斗争。

　　我们在第一卷里面说过，一个国家的政治清明程度和军队的战斗力是成正比的。岳飞当年抗金屡战屡胜，逼得金兀术想要放弃中原地区，撤回到燕云十六州，他手下的谋士就跟他说：“国家内部政治不稳定，而大将能够在外建功的，从来没有听说过。现在岳飞自身尚且难保，如何能够克服中原呢？”献计让金兀术与秦桧和谈，以释放宋钦宗回国为威胁，要求宋高宗赵构解除岳飞的兵权。岳飞遂被迫撤兵，随即死于政治冤狱。

　　李成梁面临的问题，与岳飞有异曲同工之处。无论他在军事战略上如何高明，如何的能征善战，一旦被朝廷认为在政治上不可靠，那么就会被立刻拿下。

　　万历十年，也就是李成梁把努尔哈赤送回部落当首领的前一年，朝廷里发生了一件决定李成梁命运的大事：权倾天下的内阁首辅、李成梁的有力支持者、独揽朝政十余年的一代名相张居正，因病去世了。

　　张居正生前，发动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变法，试图提高政府效率，并且向大土地所有者征收更多的税赋。他死后，立即遭到“官僚-地主”利益集团的反攻倒算。张家被抄家，大儿子自杀，二儿子充军。跟随张居正变法的官员纷纷被清理出干部队伍。他重用的军事将领当然也必须清洗。首当其冲的，就是跟张居正关系最密切的抗倭名将戚继光，先被调离原岗位，然后被扣上专权冒功、贪污腐败、勾结张居正的罪名给撤职了。

　　文官内部清洗完成，戚继光也被拿下之后，接下来就应该是李成梁了。但主导这次大清洗运动的内阁首辅张四维因为父亲去世被迫回家守孝去了，次辅申时行接替了他的职位。申时行受过张居正的提拔，属于处事圆滑、各方面都不得罪的中间派。这一轮反攻倒算的风潮就暂时停顿了下来。但是等到万历十九年，申时行因为在“争国本”——也就是立皇帝的哪个儿子当太子——的问题上得罪了官僚集团，最终还是被迫辞职。

　　申时行九月份下台，李成梁十一月就被免去了辽东总兵的职位。言官们弹劾李成梁的罪名，跟戚继光差不多，都是在边境关起门来当土皇帝作威作福，贪污军饷，虚报战功，行贿官员等等。

　　这些罪名要说李成梁完全没有犯，恐怕也未必。但远没有像弹劾奏章里面说的那么严重。作为镇守一方的主帅，面对复杂的辽东局势，不独断专行、作威作福是镇不住的。而且手里肯定要搞点“小金库”用来打点各方面的关系。给自己的亲兵发奖金、收买少数民族部落的“带路党”等等，都需要钱。明朝后期军队的军饷经常给不够，主帅如果自己想不到办法搞钱，军队就不听话，少数民族也镇不住。

　　如果李成梁真的非常贪污腐败，那辽东地区绝不可能在他手下安定二十年。清廉的将军不一定能打胜仗，但是腐败的将军一定会打败仗——就算有本事、运气好偶尔能打赢几次，也绝不可能连续二十年老是打胜仗。因为你贪污得多了，士兵必然生活更加困苦，人民必然负担更加沉重。内部矛盾一定会影响军队战斗力，体现到战争的胜负上来。

　　李成梁打仗，总是喜欢身先士卒，亲临第一线砍人；他的儿子李如松也跟他一样，后来也真的在一场突击战中不幸阵亡。他们是高级将领，不需要亲自去冲锋，完全可以在军中帐坐镇指挥，但他们却选择了冲锋陷阵。这种能够将生死置之度外的猛将，你要说他们有多大的私心，贪图多大的个人享乐，从人之常情上是说不通的。

　　李成梁之所以一定要被拿下，主要是三个原因。

　　首先是他跟张居正关系好，张居正被清算后当然要一并清洗；

　　第二是他是纯武将出身，竟然成为镇守一方的主官，犯了文官集团的忌讳。他跟他的儿子李如松都是一样，对于不懂军事的文官是很不感冒的，也不客气。按照明朝中后期以文制武的政治惯例，同等级别的武将是文官的下级。但他们并不喜欢遵守这种规则，不把派到辽东来的文官当上级，所以官僚集团一定要把他清理出去；

　　第三就是他们父子镇守辽东，把地区商业贸易牢牢的控制在手里。武将管经济，也是一大忌讳，容易变成军阀。但他们要镇守一方，不可能不控制经济。这是一对很难解决的矛盾。这种控制触犯了商人集团的利益。

　　有很多商人是没有爱国不爱国这一说的，只要能赚钱的生意都做，至于把东西卖给蒙古和女真会不会危害国家安全他们可不管。李成梁把商业贸易当成战略武器来使用，并且通过让自己的亲信控制商业贸易来获取经济来源以支撑军事行动，相当于把私人贸易国有化了。商业利益集团自然也对他很不满意。明朝后期商业资本集团势力非常强大，是可以影响朝政的。商人们通过他们在朝廷的代言人向皇帝告状，说李成梁贵极而骄、奢侈无度，全辽的商民之利他都揽入自己名下等等。

　　李成梁第一次下台十年之后，“争国本”事件结束，文官集团成功的让万历皇帝接受了他们支持的太子候选人，但皇帝也狠狠的打压了一批不听话喜欢闹事的主儿，奉行中庸路线的沈一贯担任内阁首辅。经沈一贯推荐，李成梁复出。复出后的李成梁用了六年的时间终于把女真部落给搞分裂了。第二年，代表大地主大资本的官僚集团领袖叶向高成为“独辅”（当时内阁三个辅臣，首辅朱赓因病不能视事，次辅李廷机是个著名清官，但除了清廉以外别无长处，被朝廷的党争搞得很烦，干脆长期在家休养不来上班，剩下叶向高大权独揽）。李成梁立即被弹劾撤职。努尔哈赤因此获得了第二次大发展的机会，镇压了舒尔哈齐叛乱，实现了内部团结。

　　从这些个事情，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什么叫“党争误国”。利益集团及其代言人，他们为了自己这个集团的利益，是不管国家安危的。只要你触犯了我这个集团的利益，不管你多么的战功赫赫、定国安邦，都要坚决换人。一个国家、一个政权，如果利益集团尾大不掉、失去控制，甚至反过来被利益集团所控制，那么它就很危险了，就会一步一步的走向覆灭。这个趋势不是某一两个英雄人物能够扭转得了的。戚继光、李成梁这种不世出的名将，可以指挥千军万马、战无不胜，但在庞大的利益集团面前，仍然脆弱得不堪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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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二卷）1-3 天下道统

　　三、天下道统

　　这个能清算张居正、拿下李成梁、敢跟皇帝争论让谁来当太子的“官僚地主集团”，或者什么“代表大地主大商业资本的官僚集团”，到底是个什么来头？咋会那么厉害？

　　为了方便，我们统一把他们称为“东林党”。它的名字来源于福建东林书院。

　　这个书院原来是宋朝著名理学家程颐的弟子杨时讲学的这么一个地方。在当时没什么影响力，杨时去世以后，很快就废弃了。一直到了四百多年后的明朝末年，万历三十二年，从中央退下来的两个官员——顾宪成和高攀龙——再次在这里开始讲学，它的影响力才壮大起来。

　　这两个人宣讲的政治观点，主要就是两条：一是遵守儒家的道德原则比服从皇帝的命令更重要，第二就是国家应该尽可能的少收税，管得越少的政府越是好政府。

　　那些赞成这两条观点的人逐渐了形一个政治团体，对明朝后期的政治影响非常大，所以才有了“东林党”的说法。它不是一个实体的政党组织，就是一群政治观点相同的人的统称。但我们还是要称之为“党”，因为它有统一的纲领，而且积极参与政治斗争。这群人和这股政治势力在顾宪成东林讲学之前就有了，也不是全都和东林书院有联系，我们称他们为“东林党”只是为了方便，它包括了魏忠贤《东林点将录》上的那一批人，但并不仅限于此。

　　东林党的两条纲领，第一条是代表文官集团的利益，向皇帝夺权的。道统高于法统嘛。道统就是儒家原则，法统就是皇帝作为国家元首的合法权威。文官集团拥有对道统的最终解释权。如果道统高于法统的话，那么皇帝的命令跟道统有冲突的，就得以道统为准。这就是分了皇帝的权。

　　第二条是代表大地主和大商业资本的利益的，就是尽量少收税，特别是对工商业征税。打的旗号呢就是藏富于民，反对统治者的穷奢极欲、鱼肉百姓。但国家打仗需要花钱、赈灾需要花钱、兴修水利等等需要花钱怎么办？那不管，反正别找大地主大资本要钱，自己想办法去。

　　因为有这第二条，东林党才能获得经济支持。像顾宪成和高攀龙在东林书院讲学，就有人捐助土地有人捐助房屋，当然还有很多人捐钱，以支持书院的运营，背后就是大土地大商业资本在支持。

　　这样一个政治势力同时提出这两条纲领，代表了官僚集团与与资本的合流。他们在官场上的代表，我们就称之为“代表大地主大资本利益的官僚集团”，就是这么来的。

　　这两条纲领，看起来很简单，其实都有非常深刻的政治经济背景和历史渊源，里面包含了足以毁灭一个大一统王朝的强大力量，比努尔哈赤的铁骑、西方殖民者的火炮，威力还要大。李成梁能够压制努尔哈赤，但股力量可以拿下李成梁；戚继光可以消灭有西方殖民背景的大倭寇，而这股力量可以轻松灭掉戚继光；岳飞可以抵抗金兵的铁骑，最后也还是死在了这股力量的手里。

　　我们先讲第一条纲领的来龙去脉。

　　官僚集团与皇权的斗法，由来已久。

　　我们在第一卷里面说过，中华帝国皇帝的权力，主要是来源于战争。皇帝的本质，是军事领袖兼任政府首脑——他首先是军事领袖，然后才是政府首脑。所谓“军国大事”，军务的重要性是在政务前面的。

　　中国文官体系的前身，实际上是军事领袖的家臣。古代社会部落征战，谁能带领大家打胜仗谁就能成为部落领袖。部落领袖的职责就是保护部落和对外掠夺。那个时候部落比较小、经济社会结构简单，基本没有什么内政问题需要管。但是这个军事统帅不能光会带着大伙砍人，还必须考虑打仗的后勤问题，需要在部落内部分摊打仗的成本——也就是征税的雏形，需要储备管理战争物资等等。这些事儿在政府形成之前，是没有专业人士去干的，军事统帅就会让家仆去兼管一下。

　　等到后来部落之间互相兼并，形成统一的国家，有了政权组织，这些兼职就慢慢的变成了正式职位。比如，所谓宰相，在家为宰，外出为相。“宰”就是杀牛宰羊负责祭祀的，“相”从“目”，就是在这主人旁边东看西看给主人当耳目的助手。从家宰到丞相，就体现了从军事首领的管家变成整个国家的行政首脑的过程。还有像尚书，原意是给首领管理书籍资料的仆人，后来才成了各个中央部委一把手的称谓。

　　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里面讲过这个问题。汉朝的九卿，有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等，名字几乎都是从家臣演变过来的。

　　比如，太常，又称奉常，就是“尝”，祭祀的时候负责尝一下肉和粮食有没有煮好的家仆；太仆就是直接从“仆”字来的，原意是首领的车夫；卫尉，就是首领的贴身护卫；廷尉，是给首领看大门的；大鸿胪，鸿就是鸿雁，胪是月字旁，月字旁在汉语里面一般跟身体器官有关，比如肠、肺、腑、肝、胃、肌、腿、骨等等都是带月字的，胪是指的腹前壁的肌肉和筋膜，古人认为这个地方是用来发声的，鸿胪就是到处跑来跑去大声传达消息的仆人，也就是跑腿报信的；宗正是打理宗室关系的。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得出来，都是原来部落首领的家臣、家仆，部落国家化以后，才变成了中央政府负责各方面事务的官员。

　　也就是说，中国古代国家形态的演化，是先有军事系统，再有政府系统。在部落或王国时代，行政官员本来只是军事系统的附庸，是军事首领的家仆临时干点兼职发展出来的。

　　从家仆到政府官员，官僚集团就慢慢的产生了，并逐渐有了天下国家的意识。他们觉得自己不能仅仅是家仆，而是老百姓的父母官；不再是只对皇帝负责，还要对国家的兴亡负责——这是好的一方面，促进了政治文明的发展。对于他们好的方面，我们在第一卷里面已经大力表扬过了，这里就不再细说。

　　另一方面，官员们也发展出来了独立的利益，形成一个利益集团，对上要分皇帝的权力，要争取能够压制住军事集团，让自己这个集团成为国家的权力中心；对下要利用行政权力谋取私利，搞贪污腐败土地兼并等等——这是不太好的方面。

　　他们的这种诉求，第一方面是可以公开拿出来说的，就是把孔夫子的思想逐步发扬光大，形成所谓的“道统”。孔子的思想，是劝说军事独裁者（也就是各国诸侯），不要横征暴敛、不要随意发动战争，要像父亲对待儿女一样，爱护老百姓；作为回报，老百姓也就会像儿女对待父母一样热爱和忠于国君，建立一个没有战争人民安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稳定社会。当时基本没有人听他的，孔子只能专心于搞教育，培养弟子从政去实践他的理念，收效甚微。

　　汉朝的董仲舒把孔子的这些基本理念上升到了“天道”的高度，儒家的“道统”的观念有了雏形。但他认为皇帝是代表天道的，“道统”服从于“法统”，换来皇帝认可儒家思想、重用儒家学者。

　　到了宋朝的理学家程颐和朱熹那里，“天道”被解释成了一个客观的东西，通过“格物致知”等哲学方法可以推导出来，皇帝不掌握绝对的解释权了，而是由儒家学者掌握最终解释权，“道统”与“法统”分离。

　　这样一个发展过程，跟文官系统的势力壮大是相辅相成的。

　　战国和秦朝，重点是法家思想，这其实是军事集团的治国方式，啥事情都用严酷的刑罚来解决；到了汉朝，中国在军事上已经很强大，不怎么担心外敌入侵了，大一统的格局比较稳定，文官治理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儒家地位开始上升，开始儒法杂用。

　　——需要注意，汉朝只是开始重视采用儒家思想来治国，并不存在所谓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传说是后来儒家学者在编写历史的时候，自己往自己脸上贴金厚着脸皮编出来的。武帝只是对董仲舒的文章表示欣赏，既没有说过要按照这个来治国，也从来没有重用过董仲舒——只是把他派去给藩王当老师。目的很明确：用董仲舒那一套忠君的理论来劝说藩王们老实点，不要造反。仅此而已。武帝执政真正的核心团队是主父偃这样的纵横家、桑弘羊这样理财专家，以及卫青霍去病这样的武将勋贵。

　　汉朝中后期，朝廷里面的儒生文官越来越多，但对国家大政仍然不起主导作用。汉宣帝（武帝的曾孙）的时候，太子刘奭（shì）性格柔和、喜欢儒术，曾劝宣帝要轻用刑罚、重用儒生，以道德教化来治理天下。宣帝听了很生气，教训刘奭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这里的“德教”和“周政”都是指的儒家思想。宣帝的话说的很清楚：汉朝制度始终以王霸法家为主，杂之以儒学等百家学说而已——不存在“废黜百家、独尊儒术”这回事。

　　汉朝文官地位较低，国家统治阶层实际上还是军事贵族。汉朝的外戚就是军事贵族的代表。皇帝一般会跟军事贵族联姻，或者说从姻亲中选拨将领，形成真正的国家统治集团。文官地位还没有摆脱军事系统附庸的地位。卫青、霍去病、李广利这些统兵大将都是汉武帝他们家亲戚，东汉“燕然勒石”的名将窦宪是太后的侄儿。这都不是偶然的。汉朝的传统就是把兵权交给这些皇亲国戚。

　　汉朝所谓“外戚乱政”，从理论上本来讲不通。如果外戚掌权只是因为跟皇帝有亲戚关系的话，那他就必须要有皇帝的支持才能掌权，但汉朝外戚还能废立甚至杀掉皇帝，这说明他们除了是皇帝家亲戚外，还有别的权力来源。核心就是他们其实是军事贵族，长期掌握军权。西汉最有名的外戚权臣霍光，是霍去病同父异母的弟弟，他当权的职位是大司马大将军而不是丞相或者大司徒这种文官领袖；东汉最有名的外戚梁冀也是从校尉升上来做到大将军的，走的是军队升迁路线而非文官升迁路线，最后掌权的职位也是大将军，不是丞相。王莽篡权，也是以大司马的身份掌握军权然后开始封为公爵、加九锡的。汉朝外戚政治的本质，主要是军队篡权。

　　隋唐建立了科举制度以后，特别是“武周革命”以后，职业文官体制逐步完善，儒家士大夫的势力才开始真正壮大起来。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唐玄宗正式册封孔子为“文宣王”，孔子的这个“王”不是皇帝以下的亲王郡王，而是周天子“文王”、“武王”的王，跟皇帝是一个级别的。这才确立了儒家思想作为了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位。真正的“独尊儒术”是从这个时候才开始的，距离汉武帝时代已经过去了八百年。

　　到了唐中后期，以韩愈为代表的儒家学者掀起了“儒学复兴运动”。韩愈在《原道》这篇文章里面，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儒家“道统”的概念。“吾所谓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也就是儒家的“圣贤之道”从上古的圣贤尧舜禹开始，到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再到孔子、孟子，世代相传。这个“道统”的传承是独立于皇帝世系传承的，跟谁当皇帝无关，跟改朝换代无关。这是儒家士大夫阶层取得了政治主导权，成为了一个可以与军事统治集团相抗衡的独立政治势力在理论上的反映。

　　韩愈等人的“道统”思想还有一点很有意思，就是认为孟子以后，“道统”没有人继承了，一直到他们这一代人才又从新发扬广大，所以叫“儒学复兴”。汉儒包括董仲舒被踢出了儒学正统的行列。在唐儒看来，董仲舒的思想是附和皇权的，独立性不够。《原道》里面最后说了一句很大胆的话：“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就是说，（根据儒家学者虚构的上古历史）在周公以前，儒家圣贤是当君王的，所以儒学能够大行其道；周公以后，儒家学者只能当大臣，就只能以发表言论为主了——多么遗憾啊！这几乎就是暗示儒家学者应该起来造反了。

　　到了宋朝，儒家文官果然造反成功，全面压制了军事集团，成为国家权力的核心。

　　唐朝每次科举只有几十个进士名额，而宋朝每次录取数百人，科举出身的士人迅速占据了国家权力机构。宋仁宗时，士大夫阶层的势力达到了顶峰，龙图阁学士蔡襄就说：“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虽有武臣，盖仅有也。”从行政官员到边防大帅，再到皇帝的近侍，全部被文官占据，武将被全面边缘化。

　　在这种情况下，皇权就非常弱势了，国家大事几乎完全由文官决定。这个时候出现程颐和朱熹的理学，就是必然的：它是文官士大夫逐步压制皇权，试图在理论上来论证“道统”高于“法统”的必然结果。“理学”是“道学”的进一步发展和强化，它区别于道学的主要之处是不仅承认道统，而且建立了一套抽象的哲学体系来证明“道统”是宇宙真理，即使皇帝也无权质疑。

大参考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二卷）【4】公交悖论：科举制度的反动

　　四、公交悖论：科举制度的反动

　　文官当权的好处，是政局比较稳定，皇帝的人身安全也比较有保证。西汉和东汉中后期的外戚政治都比较血腥，还动不动就废立甚至杀掉皇帝。唐朝确立了科举制度，文官势力更大、独立性更强，情况就比汉朝好一点，军阀只能在地方上搞割据，无法掌控中央政权。但是安史之乱以后，中央禁军的权力落到了太监手里，本来应该是家奴的太监竟然也干起了废立皇帝的勾当。宋太祖赵匡胤经过反思，发现军权交给武将不稳当，交给太监也不稳当，绕来绕去最后只能是落到了文官手里。结果就是宋朝皇帝的位置坐得一直都比较稳当，除了亡国君主外，个个都得了善终。

　　但文官集团并不是省油的灯，他们掌握军权之后，皇帝说话就不算数了。宋朝是文官士大夫们的天堂。皇帝不杀文人——不全是不想，而是很难做得到。有时候皇帝下令要杀掉谁，会被官员直接给反驳回去，说本朝传统不能杀文官，你的命令我不执行。皇帝也只能干瞪眼——军权被文官集团掌握着，皇帝不敢轻易的跟文官集团直接起冲突。

　　宋仁宗的时候，农民起义蜂拥而起。江苏高邮有一个地方官，叫晁仲约，得知农民起义军从高邮路过，害怕他们来攻打高邮，就重金贿赂起义军领袖，请他们去打别的地方。这个事儿被宋仁宗知道了，非常生气，想要杀掉晁仲约。有好多大臣都表示赞成，但是副丞相范仲淹坚决反对，力劝仁宗免除晁仲约的死罪。退朝以后，同僚们责怪范仲淹，说：“给叛军送钱，嫁祸于其他地方，这要是不杀，那以后郡县还怎么守卫？”

　　范仲淹说：“我朝历来不杀大臣，这是盛德之事，怎么能轻易的破坏呢？咱们都是同僚，还经常意见不一致，皇上就更不可能完全跟咱们一条心了对不对？咱们今天让皇上杀掉晁仲约，万一哪一天皇帝手一滑，把我们拉出去杀了怎么办？”[1]大臣们明白了范仲淹的良苦用心，转而支持免除死刑。仁宗皇帝没有大臣支持，只能放弃了杀掉晁仲约的想法。

　　范仲淹这段话说的比较露骨，“手滑”这种词都说出来了，道出了文官集团反对皇帝杀士大夫的本质：不是为了实现文明与进步，而是为了维护自己这个小圈子、这个集团的利益。

　　又过了几十年，到了宋神宗的时候，因为对西夏的战争遭遇惨败，皇帝下令处决一个失职的官员。这一次文官势力又比仁宗时期更大了一些，宰相蔡确就直接表态确拒不执行，用一种不容商议的口气跟皇帝说：“祖宗开国以来，从来不杀士大夫，我们不希望陛下破这个例”。神宗“沉吟久之”，估计斗争不过蔡确等人，就说：“那就改为刺配到蛮荒之地吧。”

　　门下侍郎章惇听了，立即抗议：“这样还不如把他给杀了！”

　　神宗说你这是啥意思。章惇说；“士可杀不可辱。脸上刺字这种事情是侮辱人格的，怎么能够用到士大夫身上？”

　　神宗被激怒了，声色俱厉地说：“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而章惇的回答竟然是：“如此快意，不做得也好。”皇帝气得发抖，但仍然无可奈何，只得同意不在脸上刺字。

　　后来，又有一个叫赵仲宣的官员犯了死罪，结果当然是减免为流放。但按照宋朝的刑法，经死刑减免下来的流放要附加杖刑和刺字。大臣们上书抗议说：“古代的时候，刑不上大夫。就算了犯了死罪该杀，也不能用刑。赵仲宣是正五品的官员，是可以坐马车的高贵士人，怎么可以像对待贩夫走卒之流一样，用板子打屁股、用针在脸上刺字呢？”[2]逼着神宗同意免除杖刑和刺字。从此以后，遂形成一个惯例：士大夫犯罪不仅不能杀，还不能打。

　　我们在第一卷里面讲过，科举制度有利于从底层选拔人才进入政府，打破门阀贵族对政府官位的垄断，是中国历史上革命性的进步，对中华文明走向全面繁荣起了关键作用。但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任何一个制度都可以被腐化和扭曲。到了宋朝，科举文官们一党独大，成了一个特权阶层。他们就反过来要腐蚀这个科举制度，要垄断自己做官的特权，不能再允许底层人士通过科举制度进入精英阶层了。

　　腐蚀科举制度的方法首先是舞弊。宋朝科举制度防止作弊的规矩搞了很多，进入考场要搜身，卷子要糊名，而且要找人把卷子从新抄一遍，阅卷官员一经指定就要被关在一个院子里直到阅卷完成才能出来——也就是所谓的“锁院”制度。

　　但是这些东西用来对付没有背景的老百姓可以，对权贵人家来说，这些规矩毫无作用。他们的子弟作弊也不需要靠夹带这么低级的手法。被任命为考官的官员，会在锁院之前把考题或者“密码”悄悄送给亲友，由亲友负责收受贿赂透露考题或者“密码”——也就是一段约定的句子。考官在阅卷中读到这句约定的句子，就会让作者录取。

　　著名奸臣秦桧的儿子参加科举，就直接考了状元，同一年秦桧的两个侄子也进士及第，因为他可以提前知道考官是谁，而且“锁院”也锁不住他派的人。

　　后来秦桧的孙子秦埙参加科举。举行礼部省试时，秦桧动用手中权力，精心谋划。他先奏请让御史中丞魏师逊、礼部侍郎汤思退、右正言郑仲熊共同担任主考官，又荐举吏部郎中沈虚中、监察御史董德元、张士襄为参详官（宋代科举中负责初拟名次者），这些人都是秦桧的亲信党羽。

　　董德元事先违规拆开糊名，找到秦埙的试卷，欣喜地对众人说：“吾曹可以富贵矣!”三位主考于是议定秦埙为第一名。

　　名次还没有正式公布，沈虚中为了向秦桧邀功讨好，在“锁院”阅卷过程中就派遣一名小吏翻出贡院高墙，向秦埙他爹秦熺报喜。

　　——在官僚集团整体腐败，各种徇私舞弊大行其道的情形下，科举制度也就逐渐失去了选拔人才的初衷，变成了权贵子女进入官场的合法输送渠道。

　　除了考场舞弊以外，还有就是搞所谓的“恩荫”：官员的子女可以不用参加科举考试而直接取得做官的权利，把做官特权变成一种世袭的东西。地方官六品及以上、中央官五品及以上，就可“恩荫”儿子，然后官品每增加一级就可以多恩荫一个，最多可以恩荫六个儿子做官。遇到国家有重大喜庆的节日，官员们就会上书请求皇帝增加恩荫的名额，按照惯例皇帝也会照准。官员退休的时候，又有一次恩荫的机会，宰相级别的可以恩荫三人，再按照品级递减；去世的时候，又可以再恩荫一次，也是宰相级别的三人，逐级递减。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官员们一般会要求皇帝显示恩典，超过规定名额予以恩荫。像北宋第三位皇帝宋真宗在位的时候，当了12年宰相的王旦去世，“其子弟、门人、故吏皆被恩泽……授官数十人”。[3]

　　以上这些都是惯例，此外还有特例，就是某人有了什么功劳，皇帝就会以奖赏的形式给他几个恩荫的名额。总之就是花样百出，千方百计把做官特权固化。

　　有那么多的恩荫机会，没有那么多儿子怎么办？没关系，侄儿晚辈都可以，实在不行兄弟也行，后来连门客都可以，反正就是给你几个做官资格的名额，你爱给谁给谁。

　　这个制度是从赵匡胤的弟弟宋太宗赵光义开始搞起来的。刚开始名额比较少，后来越搞越多，到后来已经超过了科举的录取人数，成为官员的主要来源。宋徽宗政和六年，一年里面就恩荫了一千四百六十余人做官。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在宋朝完全变成了现实：只要家中一个人作了大官，七大姑八大姨的儿子兄弟们就全都跟着做官。一个中央政府的高级官员，带着家里有二三十号人跟着做官是很正常的，而且是完全合法的。

　　——讲到这里啊，我就觉得非常悲哀。因为我们在第一卷讲了，我们这个国家自从秦朝统一以来，经过了上千年的探索（包括五胡乱华这样数百年血腥的杀戮），最后才搞出来了一个科举制度，建立了一个比较公平公开公正的官员选拔机制，让普通家庭的优秀子女可以成为国家的管理阶层。但是，最后，这些来自于普通家庭、受益于科举制度的官员们，却反过来开始封杀科举选官的渠道，就好像挤公交车似的，挤上来之前希望车门开着，挤上去之后希望大家都别挤了，赶紧关门。他们努力把自己变成特权阶层，不想再给后面的人更多的机会，让自己的子女不再向自己当年一样去参加那么残酷的公平竞争。于是搞出来了“恩荫”制度，变相的恢复了当年的“九品中正制”。

　　这种现象啊，它是一种人性的缺陷，很难扭转。就好像我们恢复高考以来，很多寒门子弟——包括作者本人——通过高考这种公平公正的竞争机制获得了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机会，大大的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但是，现在我们又开始鼓吹“自主招生”，各个高校根据推荐、面试等方式来招生，招收所谓的“高素质人才”。但是却频频爆出腐败丑闻。最有名的就是2013年，我的母校——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办主任蔡荣生被捕，大家才知道原来他可以利用自主招生的特权，一百万卖一个录取名额。

　　那么这些鼓吹自主招生、能够从自主招生中获益的人是谁呢？有很多就是当年第一批参加高考，通过高考改变了自己命运、功成名就的一批人。他们成为这个社会的精英以后，就特别希望精英阶层能够固化，尽量改变这个制度来确保自己的儿女永远是精英。这个蔡荣生自己，就是出生在吉林的一个普通家庭，1983年通过高考进入清华大学的，后来才有机会到人民大学读博士。结果他当上人大招生办主任以后，就开始想办法通过破坏高考制度来获利。从他这个渠道进入中国人民大学的，显然就不会再有他自己那样普通家庭的子女了。

　　[1] 原文：“祖宗以来，未尝轻杀臣下，此盛德之事，奈何欲轻坏之，且吾与公在此同僚之间，同心者有几，虽上意亦未知所定也，而轻导人主以诛戮臣下，他日手滑，虽吾辈亦未敢自保也。”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2] 原文：“古者刑不上大夫，可杀则杀，仲宣五品，虽有罪，得乘车，今杖而黥之，使与徒隶为伍，得无重污多士乎。”见叶梦得，《石林燕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转引自：《史学月刊》2005 年第 12 期《论北宋“不杀士大夫”》
　　[3] 李峰，《论北宋“不杀士大夫”》，《史学月刊》2005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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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二卷）【5】党同伐异：宋朝士大夫对武将的打击与清洗

　　五、党同伐异：宋朝士大夫对武将的打击与清洗

　　除了恩荫以外，官员们又通过师生关系、互相结为姻亲关系，互相提拔同僚子女，以及学习春秋时期豢养门客推荐他们做官的方式等等，彼此之间形成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集团、小圈子。

　　这集团掌握着军权、政权、财权，连皇帝都拿他们没办法，就更别说小老百姓了。他们自己给自己发工资，想发多少就发多少，有正工资（正奉）、岗位津贴（职钱）、级别津贴（禄栗），还根据官职发给一定数量的土地（职田），下属随从的衣服钱，春天要发布匹，冬天发棉花，还有茶酒厨料、薪蒿炭盐、米麦羊肉等等……总之就是变着方的发钱发东西搞福利。宰相级别的官员，合法的年收入按照购买力折合成人民币超过了一千万，其它高官也都在五百万以上，最低级别的县令年薪也超过百万。而且宋朝官员数量极多，享受宰相待遇的就有好几十人，地方上的节度使不仅可以享受宰相待遇，还有额外的补贴。

　　发了那么多钱，却还不用承担责任。贪污腐败也好、抢占土地也好、丧师失地也好，杀也杀不得、打也打不得。一般就是贬官。贬官这种事情，只要你在官僚体系中的关系网还在，到了地方上照样好吃好喝大把赚钱，如果是从中央贬下去到地方当知州、知府、县令之类的，那就反而更爽，成为独霸一方的土皇帝，而且没过多久自然会有提拔起来的机会。

　　真正犯了重罪，也就是流放。但是宋朝一般遇到皇帝、太后整数生日、皇子降生之类的事情就会宣布大赦，而赦免的最终执行标准又是掌握在官僚集团手里的，有背景的官员自然会被优先赦免。所以基本流放两三年就又能回来继续做官，影响不大的。官僚集团内部也存在政治斗争，但只要你不背叛整个官僚集团的利益，即使在政治斗争中失败，你的物质生活待遇和特权是不用担心的。

　　举个例子，宋仁宗庆历三年，农民起义军张海等打到光化军[1]时，光化军长官韩纲因虐待部卒，招致城中发生兵变，韩纲吓得带着家眷弃城逃跑。这种负责镇守的军事长官弃城逃跑的行为在任何政权下都是必须严惩的，在汉、唐、明、清都跑不了死刑。但韩纲的父亲韩亿以前当过中央部级高官，儿子全部被恩荫，韩纲的兄弟韩综、韩绛、韩缜、韩维等人同时在朝为官。韩氏家族又与朝中显宦互为婚姻，如韩亿是前任宰相王旦之婿，又与官至参政的李若谷“世为婚姻不绝”。李若谷之子李淑就是韩亿的女婿，当过翰林学士和户部侍郎。韩氏家族与“权要之臣皆是相识，多方营救”。结果韩纲“坐弃城除名，编管英州”，也就是先撤职查办，然后换个地方继续当官。[2]

　　反之，对于不是文官系统出身的人，文官集团则坚决打压。其中最主要的打击对象就是武将，特别是能够跟皇帝建立直接联系的武将，那是必须要拿下的，不然皇帝掌握了军权，就控制不住了。

　　像宋仁宗时期的名将狄青，出身贫寒，完全就是靠在战争中英勇杀敌被提拔上来的纯武将，没有文官背景。在宋朝和西夏的战争中，文官带领的军队多次全军覆没。只有狄青作战四年，前后大小打了二十五场战斗，身上全是伤，被箭射中过八次，但无一败绩。安远一战，他受伤很重，但听说西夏军队到了，就又挺身飞速赶往，士兵们因此也争先恐后，奋力拼搏。临敌作战时，狄青披头散发、带着吓人的铜面具，出入敌军中，西夏军均望风披靡，没人敢挡——狄青的故事跟岳飞的故事一样，说明了现在很多人为宋朝辩护的“宋朝没有养马的好地方，所以打不过北方骑兵”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宋仁宗听说了狄青的威名，非常喜欢，对其大力提拔，最后提拔到了中央来当枢密副使——相当于国防部副部长。御史中丞王举正、左司谏贾黯、御史韩贽等人便纷纷上奏反对。他们的理由就包括：狄青出身行伍、大臣耻于为伍，如果让这种没文化的粗人当国家高级官员，野蛮民族就会看不起大宋。

　　狄青进枢密院后，又遭到了大臣们的排斥，被呼为“赤枢”——也就是“像野人一样长着红色毛发的枢密副使”。后来因为评定侬智高叛乱有功，又被仁宗提拔为枢密使。但他持续不断受到文臣的攻击，各种挑小毛病找茬。有的说狄青家的狗头上长了角，只有真龙才能长角，你的狗长了角，是不是要造反啊？告了一状。还有一次是黄河发大水，狄青为了避水搬到一个寺庙的佛殿里面临时居住。而这个寺庙是以前皇帝来参拜过的，而且狄青还穿了一件黄色的衣服在里面行走。被文官们抓住机会告他不尊重佛祖、不尊重皇帝，穿黄袍有谋反倾向。宋仁宗再三为他辩护，说狄青是个忠臣。宰相文彦博反驳说：“本朝太祖也是周世宗的忠臣，那他怎么也造反了呢？”

　　欧阳修上书说：“水者阳也，兵亦阴也，武将亦阴”，把京师发大水的天灾解释为上天对狄青担任枢密使的警示。宋仁宗大病刚愈，一位刘姓官员就大放厥词，“今上体平复，大忧者去矣，而大疑者尚存”，这“大疑者”就是狄青。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之下，宋仁宗不得不同意把他狄青到外地当官去了。

　　狄青到了地方上，仍然受到监视和猜疑，终于不能见容于文官集团，郁郁而终。

　　北宋末年，文官集团指挥的军队在金兵的打击下一溃千里，一看见金兵的旌旗就望风而逃。公元1126年，金兵南征准备渡过黄河。朝廷派了十三万军队去抵抗。结果金兵只在黄河对岸擂起战鼓，擂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起来十三万宋军就逃亡得差不多了，留下一座座空空的营寨[3]。金兵遂乘坐小船安然无恙的渡过黄河。宋军的战斗力怎么会烂到这种地步呢？这跟战马数量够不够有一毛钱关系吗？显然，这是狄青这种能征善战的武将被一群腐朽的文官排斥，然后任用一批无能的文官统兵，打了败仗也可以轻易逃脱惩罚导致的必然结果。

　　[1]地名。相当于明朝的卫所。对于军队直辖的地区，明朝称卫，宋朝称军。
　　[2]李峰，《论北宋“不杀士大夫”》，《史学月刊》2005年12期。
　　[3]《宋史纪事本末》，卷56，金人入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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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二卷）【6】岳飞之死

　　六、岳飞之死

　　两宋的文官们干的最过分的事情还是害死岳飞。

　　岳飞跟狄青一样，既不出身于官宦世家，也没有通过科举考取功名，就是一个完全行伍的职业武将，通过在战场上真刀真枪拼杀建功成长起来的。这种人统兵建立盖世功勋，文官集团是不能容忍的。

　　宋高宗赵构本来对岳飞很信任，打算把南宋五分之三的军队都交给他掌管，统一负责北伐事宜。岳飞对皇帝的知遇之恩感激涕零。君臣二人多次单独密谈，商议北伐对策。

　　但宰相张浚和枢密副使秦桧一听到这个安排，马上就跳了出来，及时提醒高宗：武将专权是国家的大忌。防范武将是大宋的传统和祖宗家法。岳飞如果北伐成功，必将功高盖主、尾大不掉，到时候想处置也没有办法了。

　　在这两位文官大臣的反复劝诫下，宋高宗犹豫了。把淮西地区的兵权交给岳飞的圣旨本来都已经发出去了，硬是又加紧发了一道新圣旨告诉岳飞事情暂缓，等张浚来跟你具体协商。

　　张浚阻止岳飞掌兵的目标很明确：就是把兵权攥在自己手里。他见到岳飞后，好像让岳飞统领淮西军的圣旨从来没有发出过一样，装模作样地征求岳飞的意见：“淮西这支部队很服气王德，现在准备任命他担任总管，郦琼担任副总管，再让吕祉以都督府参谋的名义统领。你以为如何？”

　　王德和郦琼都是淮西军内部的武将，而吕祉则是外调过来的文官，是张浚的亲信。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告诉岳飞以前的安排不算数了，以后得由我来接管淮西军。

　　按照张浚的想法，岳飞应该很识相的说：“一切听从宰相大人安排。”那么事情就结束了。

　　但这只是张浚的一厢情愿。他用这种方式来跟岳飞谈话是比较无耻的，想把朝令夕改的责任推掉，让岳飞跟他一起装着不知道有曾经让岳飞掌管淮西军这件事，然后顺水推舟的把兵权搞到自己手里，属于“既想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思路。

　　这种谈话套路在官僚系统里面，上级对下级耍无赖是常用的。但岳飞是武将，并不懂得这些套路——即使懂得也未必会这样卖乖。他听得出来朝廷不想让他掌管淮西兵权了，但张浚并没有直接说，所以就只从字面上实事求是的回答张浚的问题：“王德和郦琼素来不相上下、互不服气，这种安排必导致二虎相争。吕祉虽是通才，毕竟是书生，不习军旅，恐怕难服众。”

　　张浚又问：“张俊（武将，跟谈话的这个宰相张浚不是一个人，也没有亲戚关系，注意区别）怎么样？”

　　岳飞回答：“张俊原来是我的老领导。我本不敢说三道四。但为国家利益考虑，恐怕他性子太暴躁，缺少谋略，尤其郦琼会不服。”

　　张浚这时候脸色已经很难看了，又提了几个不靠谱的名字，岳飞都一一指出这些人很难统领淮西军。

　　张浚终于忍不住了，说出了一句相当伤人的蠢话：“我就知道非你来不可。”

　　岳飞也忍不住了，愤慨地说：“你正儿八经地问我意见，我都是据实回答。难道我是为了图谋这支部队吗？”

　　双方把话说到这个份上，已经全然没了回旋余地。岳飞上了一道奏章请求辞职。然后未等批复，就把军中事务委托给助手张宪代管，自己回到庐山，给母亲扫墓守孝去了。

　　张浚也是怒不可遏，一回去就上书弹劾：“岳飞处心积虑，一心想兼并别人的部队。此次辞职，真实意图是要挟皇帝。”这种不负责任的弹劾，具有极其可怕的杀伤力，破坏了皇帝和岳飞之间的信任关系，岳飞立即陷入险恶的旋涡中。[1]

　　张浚最后仍然坚持派自己的亲信吕祉去统领淮西军队。结果不出岳飞所料：吕祉是个典型的纸上谈兵的文官，没有战争经验，平时吹起来天文地理、排兵布阵无一不通，仿佛军事专家。真到了统兵的位置上，却连最基本的治军方法都不懂，王德和郦琼这两个武将的内斗他根本控制不了。朝廷本来打算派人来调查处理，但吕祉却认为派人来没用，还应该派军队入驻。这个消息泄露出来以后，郦琼等武将认为是吕祉要搞军事镇压，于是立即发动兵变，把吕祉抓起来杀掉，带领四万多人向金国投降。张浚自己也因此被撤职回家。

　　经过岳飞闹辞职和淮西兵变这两个事件，高宗对武将失去了信任。在此之前，他还一度信心满满的说：“汉高祖打天下的时候，诸将带兵多达几十万，高祖并没有疑神疑鬼的，所以他才能成功。”正是出于这样的想法，他才主动提出要把兵权集中到岳飞手里，打算全力支持北伐。当时金兵其实并没有占据中国北方的决心，主要还是以抢一把就走为主要目标。他们深入江南地区抢掠了很多金银财宝，同时又屡次被岳飞为代表的新兴军事力量击败。这种情况下大力北伐，金兵必然没有斗志长期坚守，可能会很快放弃中原，带着抢来的财宝退回到燕云十六州。那么整个中国的历史就要彻底改写了。

　　但是，正是由于张浚和秦桧这种文官集团的领袖人物，在国家民族大义与文官集团的私利之间，选择了以集团利益为重，害怕岳飞功劳太大威胁到文官集团的权力，按照传统的政治斗争思路，坚决挑拨破坏武将与皇帝之间的关系，取得了“成功”。

　　对于这段历史，有人认为宋高宗害怕金国送回徽钦二宗影响他的皇位，才是高宗停止北伐杀害岳飞的根本原因。这样的分析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首先是在岳飞北伐之前，宋徽宗就已经死了。

　　金国专门派人来通报了的。岳飞给高宗写的北伐奏章里面明确说的是要“迎还太上皇帝、宁德皇后梓宫。”也就是把宋徽宗和宁德皇后的棺材抬回来安葬，不是活人。徽宗是高宗的父亲，钦宗是高宗的哥哥。父亲回来的话，高宗可能会有很大的压力；但哥哥回来，权力威胁就没那么大了。高宗当时的地位比后来明朝土木堡之变后登基的朱祁钰的地位稳当很多。因为朱祁钰手下都是他哥哥朱祁镇的旧臣。而高宗时北宋政权已经灭亡了，首都被金兵攻陷，钦宗朝的官僚体系已经覆灭。现在南宋王朝的政府班子和武将系统都是高宗时代搭建起来的，钦宗复辟缺乏政治基础。而且岳飞的奏折里面只说要把徽宗的棺材抬回来，却没有提到钦宗，说明岳飞在政治上并不傻，考虑到了高宗的担心，甚至有可能跟高宗达成过默契，不把钦宗接回来。

　　高宗看了奏折很高兴，批示道：“你的奏折我看了，写的很好。有这样的臣下，我还有什么可担忧的？以后军事决策一律由你决定，我不从中干预。只叮嘱你一点，管好手下的将领不要滥杀无辜就可以了。（览奏，事理明甚。有臣如此，顾复何忧？进止之机，朕不中制。惟敕诸将广布宽恩，无或轻杀，拂朕至意）”

　　从高宗的表现来看，他对于北伐原本是很积极的，让岳飞掌握全国兵马就是他在听说父亲徽宗的死讯主动作出的决定。他并不怎么顾虑钦宗，后来对岳飞韩世忠等武将的猜忌，是以张浚和秦桧等文官们反复告诫、提醒、挑拨的结果。

　　第二，就是宋朝的皇帝权力没有汉朝唐朝明朝的皇帝权力大。不管高宗怎么想，如果张浚、秦桧他们能够从国家大义出发，支持岳飞北伐，文臣武将同心协力，皇帝实际上是说了不算的。

　　皇帝必须掌握兵权说话才能算数。当时最精锐的军队掌握在岳飞和韩世忠手里，这两人是坚决主战的。剩下的军队张浚基本能够掌控。如果岳飞、韩世忠在前方打仗，宰相张浚在后方劝说皇帝支持北伐，不搞猜忌掣肘。高宗就算有什么别的想法，也很难付诸实施。

　　明朝的时候，皇帝朱祁钰就坚决反对迎回被蒙古俘虏的哥哥、前任皇帝朱祁镇。但当时的文官集团就是不同意，说太上皇被扣押在蒙古实在是丢人，我们想尽千方百计也要把他接回来。

　　文官团结起来之后，朱祁钰也没什么办法。虽然他变着方儿的想要阻挡，但最后朱祁镇还是被接回来了。如果以宰相张浚为首的这一批文官，能够有明朝土木堡之变后明朝那些文官们的觉悟，高宗很难挡住他们收复故土、迎回钦宗的行动——更何况在一开始他压根就没有想过要挡，这种要阻挡的想法也是张浚、秦桧给灌输出来的。

　　最终，在秦桧的密谋和诬告下，为了讨好金国，岳飞被解除兵权，下狱审讯，以莫须有的罪名处死。我们回想一下之前范仲淹、蔡确等人跟皇帝死扛，坚决不准皇帝杀人的勇气，就更能发现文官集团的无耻——他们所维护的是只有文官集团才能享有的特权，至于岳飞这种武将，则显然不在保护之列，杀了就杀了吧。

　　所以说，岳飞之死，核心不是皇帝的猜忌，核心是两宋腐败的文官集团一贯防范、打击统兵武将的必然结果。皇帝猜忌，他们就趁机整武将；皇帝不猜忌，他们就挑拨离间一直到猜忌为止，然后继续整武将。这就是所谓的，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1]李亚平：《帝国政界往事：大宋实录公元1127年》，北京出版社，2013。原始出处为《宋史·高宗纪》。

大参考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二卷）【7】儒家恶棍

　　七、儒家恶棍

　　岳飞死后六十五年，宰相韩侂胄（音：拖咒）再次力主抗金。这个韩侂胄是外戚出身。宋高宗赵构的吴皇后是他母亲的姐姐，因为这层关系担任了负责宫廷内务的长官，掌握一部分禁卫军权。宋高宗当了三十二年皇帝后，自己当太上皇，把皇位传给他的养子赵眘（音：慎），这是宋孝宗。吴皇后就成了太后。宋孝宗当了十六年皇帝后，也学习高宗，把皇位传给儿子宋光宗赵惇（音：蹲），自己改当太上皇。吴皇后又升级成了太皇太后。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侄儿的韩侂胄也跟着权力越来越大。

　　宋光宗赵惇是个间歇性精神病人，无法胜任皇帝的职位。等太上皇赵眘去世，韩侂胄就在姨母吴太皇太后的支持下，联合国防部长赵汝愚等人逼迫光宗退位去当太上皇，把皇位禅让给儿子赵括。韩侂胄也因为拥立有功，成为宰相，并安排自己的侄孙女当了宋宁宗赵括的皇后。

　　岳飞在孝宗时期已经被平反，但秦桧的罪行还没有追究。韩侂胄以外戚身份掌权，宣布追封岳飞为王，并剥夺秦桧的爵位，把他的谥号改为“缪丑”。韩侂胄崇岳贬秦，大大鼓舞了主战派的士气，沉重打击了投降、妥协势力，一时大快人心，上下抗金情绪极度高涨。包括辛弃疾、陆游在内的一批抗金主战派人士被重新启用。此外，韩侂胄还宣布儒家的道学为“伪学”予以禁绝。当时的主和派大臣几乎都是道学信徒，这种打击行动本质上就是强化君权，为集中力量北伐做好政治准备。

　　但韩侂胄的问题是，当年抗金的那一批武将功臣都已经老去，辛弃疾此时都已经六十多岁，陆游更是八十多岁了，主和派文官占据了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军队的几乎所有重要职位。他没有可以依靠的人才班底。有很多支持韩侂胄的文官也并非坚定的主战派，不过是政治投机分子，看见韩侂胄掌权了就投其所好而已。

　　韩侂胄只在几个关键位置上安插了自己的支持者，而没有对官僚武将集团进行大规模的换血，便贸然北伐。宋军趁金兵不备，获得几次胜利，但很快就转入溃败。在前线统兵的文官大臣、进士出身的丘崈（音：重）见势不妙，便私自与金国议和。韩侂胄闻讯罢免了丘崈，并且捐出家产二十万用于军费，力图鼓舞士气。但很多所谓的“主战派”文官投机倾向暴露，开始背着韩侂胄与金国继续和谈。金国提出的条件是杀掉韩侂胄才能退兵。

　　此时的金帝国已经处在严重内乱的前夕，官僚体系腐败、皇族勋贵内斗、农民起义不断，并无力量继续南侵，非常希望与南宋媾和。但仍然虚张声势，叫嚣必须要有韩侂胄的人头才能议和。偏偏韩侂胄的侄孙女、韩皇后病逝，新任的杨皇后不再卖韩侂胄的帐。主和派文官领袖、进士出身的礼部侍郎史弥远通过杨皇后秘密上书宋宁宗，要求罢免韩侂胄，被宁宗拒绝。史弥远遂在杨皇后的帮助下，伪造宋宁宗圣旨，派人于上朝的路上直接伏击韩侂胄，把他杀死。然后逼迫宁宗接收这个既成事实，并把韩侂胄的人头送给金国以表达议和的诚意。金帝国大喜，以南宋每年进献的岁币从二十五两增加到三十万两，并一次性赔偿三百万两白银为条件答应退兵。

　　跟害死岳飞相比，文官集团杀害韩侂胄的行径更为无耻。秦桧杀害岳飞毕竟还经过秘密审讯，给岳飞安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得到了皇帝的首肯，至少经过了必要的法律程序。史弥远竟然采用伪造圣旨的办法直接暗杀国家当朝宰相，其行径之恶劣无以复加。

　　史弥远完成议和后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给秦桧平反，恢复他的王爵。第二件大事就是开足马力印钞票——会子，并且宣布新会子不能兑换成金银铜钱，用这种没有准备金的纸币来掠夺民间财富，以满足给金国赔偿战争军费的需要，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经济混乱。

　　史弥远的降金乞和行为，使南宋军民十分不满。在和议签订的次年，有几位主战派的武将试图谋杀史弥远未成，都被处死。十二年后，又发生了殿前司军官华岳谋杀史弥远未遂案。华岳是当时比较有名的军事理论家，写过《翠微南征录》等军事著作。宋宁宗听说过他的名字，向史弥远请求饶华岳一命。史弥远说：“这个人想要杀我，怎能轻饶？”下令将他乱棍打死。

　　太子赵竑对史弥远非常不满，曾经在自己的书桌旁边贴了几个字：“弥远当决配八千里”。史弥远得知后大为恐惧，于是阴谋废立，趁宋宁宗去世之际，再次伪造圣旨，废掉太子赵竑，另立自己选中的皇室子弟赵昀为皇帝，九年后又逼迫被封为济王的赵竑自杀。

　　史弥远专权二十多年，公开的弄权纳贿，直到病重才退休回家，任命自己的亲信接替自己，死后被封为卫王。他的七个亲信也是个个无法无天，被民间称为“四木三凶”。

　　史弥远这种混蛋、人渣，贪污受贿、任用奸人、专权欺主、阴谋废立、枉杀大臣、坑害百姓、卖国求荣，所有古代权臣能干的坏事都被他一个人干完了。按照儒家伦理，他所干的这些事，无一不丧尽天良。如果他是一个外戚、武将或者太监，那么他在历史上的名声一定臭不可闻、家喻户晓，生前或死后也一定会遭到清算。但他不仅平安着陆，而且直到南宋灭亡，都没有遭到过任何形式的清算，直到今天也没什么骂名。这是为什么呢？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如孟子说的：“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史弥远作为当权者，坚决维护而不是触犯权贵集团的利益。宋朝最大的权贵集团就是文官士大夫集团。史弥远是纯粹的儒家士大夫，宋朝理学的坚定支持者，文官集团的杰出代表。他忠诚的维护着自己这个集团的利益，对上限制皇权，严厉打击武将和外戚势力，带头纵容官僚集团贪污腐败，同时大力推崇理学思想，追封理学大师朱熹为太师、信国公，为一大批被韩侂胄打击迫害的理学学者平反，深得文官集团的欢心。只要他代表的这个权贵集团继续掌权，他就不可能被清算。

　　反之，历史上其他著名的权臣，像霍光、张居正这些人物，他们当权的时候秉持的是天下国家的公心，大力整治权贵集团，以铁腕改革来使国家强盛。权贵们对此恨之入骨。等他们一死，立刻就会被反攻倒算，轻则抄家，重则灭族。所以，并不是说大臣专权，犯了皇帝的忌讳就会被清算，还要看有没有“得罪于巨室”。如果你代表巨室专权，只要巨室不倒，皇帝也拿你没办法。

　　宋朝灭亡以后，那些投降元朝的儒家学者在编写《宋史》的时候，拒绝把史弥远列入《奸臣传》，而大力为他粉饰，把阴谋杀害韩侂胄写成侠肝义胆之举，违反宋宁宗遗志非法废立太子也被写得名正言顺，至于降金乞和则只字未提——史弥远是进士出身，他的父亲又是著名儒家学者、进士出身的高级文官，这么根正苗红的人，要是成了奸臣，那让以后的皇帝还怎么重用士大夫？至于为了恢复中原献出自己家产和生命的韩侂胄，因为是外戚而且打击理学，则被列入《奸臣传》大加鞭挞。

　　所以，北宋为什么会亡于金？南宋为什么会亡于蒙古？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养战马的地方，不是因为蒙古和金帝国过分强大。核心原因，就是这个社会的统治阶层——文官集团的腐败无耻、结党营私。

大参考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二卷）【12】明朝：一个商业帝国

　　十二、商业帝国

　　明朝才是中国历史上工商业空前大繁荣的朝代。

　　江南地区除了嘉靖年间短暂的倭寇问题外，两百七十多年没有经历过战乱。国家处于大一统状态，大运河在朱棣迁都之前就被疏通，驿站遍布全国，商人四处贩运物品畅通无阻。商业税率极低，而且有时候可以用严重贬值的宝钞按照面值支付。当时的钞关（就是征收过路费的关口）收税也是很奇葩的定额制，也就是每年限定你收多少过关税，达到定额之后就不收了，不管商人运多少货物通过都不收钱。在这样的状态下，商业活动如何能够不欣欣向荣呢？

　　此时偏偏又赶上西方的大航海时期。葡萄牙人打通了从马六甲到菲律宾（当时被称为吕宋岛）再到中国的商业航线，从美洲发现了巨大的银矿。日本也发现了巨大的银矿，成为世界白银主产区。于是，大量的白银源源不断的流向中国，购买丝绸、棉布、瓷器等等手工业制品，形成了极为强烈的外部需求。

　　在内部市场和外部市场都很繁荣的情况下，江南地区的工商业活动也就达到前所未有的顶峰。真的是像《红楼梦》里说的那样“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

　　当时江南地区已经了比较完整的基于工商业专业分工的城镇群。中心城市是留都南京和府城，这是金融、总部和文化娱乐中心，人口在100万到300万（南京）之间；府城下面是县城，这里是商贸物流中心，人口在10万到50万之间；县城下面是各个专业镇，这是是手工业聚集地，各个镇之间进行专业分工，有的织布、有的染布、有的做丝绸、有的做生丝等等，专业镇的人口大约三五万人；比专业镇更小是集市，主要是收集专卖农村经济作物，为手工业提供原料的，一般几千上万人。

　　当时江浙地区最发达的是留都南京再加上苏州、松江、常州、嘉兴、湖州和杭州七府。每个府下面有六七个县，比如苏州就有吴县、昆山县、长洲县、常熟县、吴江县、嘉定县、和太仓州。每个县下面有十来个专业镇和集市。苏州府下面就总共有七十二个专业镇和集市。这七个府就有两三百个专业镇和数量差不多的集市。

　　当时下面的专业镇工商业发达到什么程度呢？

　　以嘉兴府桐乡县濮院镇为例。这里是著名的丝绸出产地。当时人记载“日出万绸”，也就是一天可以销售一万匹绸缎，按照每匹二两银子计算，扣除过年等淡季节假日之类，每年贸易额当在三百万两以上。但《东畲杂记》里面又说，“所谓日出万绸，盖不止也”。可见这个估计还是保守的。

　　湖州府归安县南浔镇，这里的则专门卖湖丝——一种高品质的蚕丝。据温丰《南浔丝市行》中说：“一日贸易数万金”，也就是每天的贸易额都在数万两银子。蚕丝贸易的旺季是从小满到中秋，约四个半月（135天），数万金如果按五万两银子算，那么旺季贸易额就可以达到650万两银子。再加上淡季，一年八百万两银子的贸易额当无问题。还有记录说，南浔镇“湖丝极盛时，出洋十万包”，也就是光海外贸易就要销售十万包蚕丝。每包蚕丝重一千三百二十两，当时的价格大概是一百两银子一包，鼎盛时期的贸易额超过了每年一千万两银子。这是相当惊人的。

　　松江府华亭县的朱泾镇，则主要做棉布生意。有“小临清”之称，也就是一个镇的繁荣程度可以比得上一个临清县城[1]了。“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记。”也就是来这个批发棉布的商人，每来一回，至少带几万两银子，多的可达几十万两。这个地方的年贸易额必然也是好几百万两甚至更高。

　　这些城镇数量庞大的人口聚集，主要是来自于“流民”，也就是农村进城的非户籍人口。明朝初年朱元璋制定了很刻板的户籍政策：农户就世代为农，军户就世代当兵，匠户就世代当工匠等等。这个制度跟征税和劳役是密切结合的，农户就要每年交多少粮食，匠户就要每年上贡多少工艺品或者在官方的织布局里面工作多长时间，军户就要每户有人去当兵等等。因为明朝是定额税制度嘛，官员的责任主要是按照规定的额度把税收征上来，人多了也不需要多交税。所以官府管理的时候就懒得管什么户籍了：只要这个户籍下的家庭交了规定的税收、承担规定的劳役，那就行了，剩下的人你爱干啥干啥，匠户去种地，农户去进城打工什么的就没人管，全中国随便你跑，自生自灭。还有一些是逃避劳役税收的，放弃土地跑进城，也是有的。总之，就是开启了中国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城市化浪潮，数以千万计的人口进入城市从事工商业。

　　像江西的景德镇，这也是一个专业镇，主要是以生产瓷器闻名。明朝后期，因为海外贸易的不断增长，大批流民涌入景德镇，为民窑业提供了大量的雇佣劳动力。嘉靖四十二年，“本镇……居民，与所属鄱阳、余干、德兴、乐平、安仁、万年及南昌、都昌等县杂聚，窑业佣工为生。”[2]直至万历三十四年，“镇上佣工，皆聚四方无籍之徒，每日不下数万人。”[3]

　　这些都是县下面的专业镇，仅江南七府下面有两三百个这种专业镇。至于县城，又要比小镇繁华数倍；府城又比县城繁华数倍；南京繁荣到什么程度，就更不用说了。那都是日夜灯火通明，四方商旅往来不绝。山南海北货物辐辏，各色品种琳琅满目。在江南名城苏州市场上：“洋货、皮货、细缎、衣饰、金玉、珠宝、参药诸铺、戏园、游船、酒肆、茶店如山如林，不知几千、万人。”[4]

　　在江南的各个市镇，还有《水陆路程》这种小册子售卖，也就是江南地区贸易导航手册：水陆陆路该怎么走，每个专业镇卖什么商品，哪些地方能雇到运货的大船，哪些地方能雇到骡马背运货物等等，都有详细的介绍。

　　整个江南地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工商业城镇群。农村地区则已经实现了“非粮化”，也就是都不怎么种粮食了，改种桑叶和棉花，每亩地的收入是种粮食的两到三倍。“苏湖熟、天下足”变成了“湖广熟、天下足”——中国粮食主产区从江南转移到了湖广腹地，而江南则变成了“衣被天下”的织物手工业中心。

　　除了江南地区，沿海的福建、广东以等地商业也十分发达。

　　克鲁士《中国志》描写了嘉靖年间中国广东的发展状况：

　　“这个省有十一座城，包括省城在内，还有八十个带城墙的镇，要在别处，每个镇都会被当作是一座城，因为它们极壮丽，人口繁庶。没有城墙的村镇不计其数（其中不少是相当大的），这些地方人烟十分稠密。”

　　“沿河小城镇无不布满大小船舶。离河半里格多的广州城，船只多到令人惊异，尤其叹为观止的是，几乎整年大量船只从不减少和缺乏，因为如果三十、四十或上百艘的船某天开走，那同样多的船必定再开进来。我的意思是说，数量从不减少或缺乏，尽管有时多点少点，始终都保持一个惊人的数字。而且，开走的船是满载而走，开来的船是满载而来，都接受货物和携运货物。”

　　福建广东商人经常会贩运白砂糖、铁器、瓷器等物品来江南销售，然后满载丝绸棉布而归。“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楚、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  [5] 中华大地上，商旅南来北往，交流如织。

　　随着商业活动的繁荣，“商帮”开始出现。在明朝之前，商人的经商活动都还是个体的、零散的活动，没什么组织性。到了明朝，逐渐就按照地域形成了不同的“商帮”。最著名的就是山西商帮和安徽商帮，也就是“晋商”和“徽商”，稍弱一点的就是闽商、浙商和广商等等。中国著名的商帮都是在明朝形成的，他们依靠地域关系互相帮助，一起外出经商，遍布全国各地。

　　[1] 临清县位于山东省西北部，漳卫河与大运河交汇处，是当时重要的南北运输枢纽，北方重要的商业城市。
　　[2]《饶州府志》卷3“地舆志”，清同治十一年刻
　　[3]《江西通志》卷49“舆地略”，清光绪四年刻本
　　[4]【明】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
　　[5] 【明】李鼎《李长卿集》

yuyue1111

不管是文官当政还是皇戚当政，代表的都是少部分人的利益。毛主席建立新中国的时候，我党成立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这是我党的执政之根。只有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才会不断的带领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发展、强盛，最终引领全人类走向一个光明的道路。

yuyue1111

第一卷没见有卖

hx2008hx

当当网有～

hoaru

书非借不能读也。

hx2008hx

然，亦未尽然～哈

yingqianfan

周而复始了几千年，前车之鉴不远，所谓精英怎么就总想着会例外？拔一毛而利天下都不肯，原想惠及子孙，最后只是一场空，都说群氓没有素质，可精英们也是一样糊涂，利令智昏，这周期率就是破不去的魔咒？果真知易行难，徒叹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