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鹏：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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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二）64.抗金援朝

　　六十四、抗金援朝

　　天启六年八月初二，正是朝廷要求东江移镇的呼声高涨、徐敷奏在东江镇到处蛊惑人心的时候，毛文龙安插在沈阳的内线耿仲明传来消息：努尔哈赤身患恶疮，带三千亲兵到沈阳南边一百多里的威宁堡附近的狗耳岭，找了一处温泉洗疮治疗。请毛文龙派兵一万前往，可以趁机干掉努尔哈赤。

　　东江军刚刚在五月份打了一场惨烈的大仗，元气未复，加上朝廷的粮饷拖欠严重，士兵缺粮缺饷，徐敷奏又在到处煽动东江兵跟他去宁远。这种情况下，毛文龙难以再次发动大规模攻击。而且，他也不敢因为这一个内奸的情报就贸然出动一万大军——耿仲明当了叛徒给东江兵设埋伏也是可能的。他只派了一百五十人前往细探，确认努尔哈赤确实在那里。这些人就半夜在努尔哈赤所在的温泉附近纵火放炮，制造大兵来攻的假象。第二天，八月十一日早晨，努尔哈赤就赶紧坐船要回沈阳，结果“行至辽阳西古城堡河边，本日午时命绝”。[1]

　　九月初二，毛文龙确认努尔哈赤已死，就向朝廷发出了报告，把整个过程作了详细的介绍。

　　对此，《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是这样记载的：“七月二十三日，帝不豫，诣清河温泉沐养。八月初七日大渐，欲还京，遂乘舟顺代子河而下……至瑷鸡堡，离沈阳四十里，八月十一日庚戍未时崩。”

　　对照毛文龙的奏章和《清太祖实录》，可以说毛文龙的情报非常准确及时，不仅日期、地点非常精准，连努尔哈赤死的时辰都摸清楚了。毛文龙说努尔哈赤是午时（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一点）死的，《清实录》的记载努尔哈赤是未时（下午一点到三点）死的。

　　而正面战场袁崇焕这边比毛文龙晚了二十多天才得到消息。朝廷在九月二十九号才收到袁崇焕的报告：“奴酋耻宁远之败，遂蓄愠患疽，死于八月初十”。从宁远到北京距离七百里，都是大路，文件传递时间当在四天以内，袁崇焕最早在九月二十五号才得知努尔哈赤去世的消息。

　　袁崇焕的报告不仅时间错了一天，也缺乏任何细节，消息前面有六个字“回乡络绎皆云”，也就是这事儿是从那些辽东过来的人那里听说的。由于情报来源不可靠，袁崇焕又补充说，努尔哈赤之前多次诈死，这次说不定还是诈死（“奴屡诈死懈我，今或亦诈，亦不可知。”）[2]。

　　两相对比，我们就可以看出毛文龙的敌后游击战，在情报体系搭建方面，确实非常成功。而袁崇焕则完全谈不上有什么情报，不过是靠躲在宁远城里面，从那些从辽东过来的逃民或商人口中得到一些难以证实的传闻。

　　毛文龙的情报在后面也出了差错，他说“大王子已居老奴之位”，其实继位的是四贝勒皇太极，而不是大贝勒代善。但他后面的情报则很有价值。他说“各王子歃血盟誓，言和气平，心心念念，不因奴死而忘我关上、忘我铁山。”这是报告朝廷，努尔哈赤死后后金内部仍然非常团结，没有发生继位之争。

　　事实也确实如此，努尔哈赤身前并没有指定继承人。他死后，大贝勒代善的儿子岳托劝说父亲，以团结为重，推举最有才能的皇太极继位。代善被儿子说服，第二天就主动提出推举皇太极。这样其他王子也就无话可说，皇太极顺利继位。后金安然度过了一次潜在的政治危机。

　　袁崇焕确认努尔哈赤这回真的不是“诈死”以后，又自作主张干了一件很神奇的事：派人去给夺取上千里明朝领土、杀死数十万明朝百姓的努尔哈赤吊丧，对后金失去了一位伟大的领袖深表悲痛，并对新汗继位表示衷心的祝贺。

　　袁崇焕此举的意思很明白，就是想要跟后金议和。因为他的“筑高墙、用大炮”战略跟后金没什么仗好打，关宁军永远不可能主动去打后金，后金不来打他们就行了。所以他觉得议和对明朝来说是一件很占便宜的事儿。

　　皇太极当然领会到了袁崇焕的好意，对议和表示出了高度的热情。双方很快就通过秘密信件你来我往，开始讨论议和的可能性。

　　皇太极登基以后三个月，刚刚处理好内部事务，就在天启七年的正月初八，派二贝勒阿敏、岳托、阿济格带领八万大军，去打毛文龙。对此，《满文老档》里面说的很明白：“正月初八日，命贝勒阿敏……率大军往征驻朝鲜明将毛文龙。……先是朝鲜累世得罪我国。然此次征伐非专伐朝鲜，明毛文龙驻近朝鲜岛，屡收纳逃人。我遂怒而往征之。若朝鲜可取，顺便取之。”

　　在发兵的当天，皇太极给袁崇焕写了一封信，正式提出议和的条件：明朝一次性给后金黄金十万两、白银一百万两、绸缎一百万匹，棉布一千万匹作为议和的馈赠。和议达成以后，后金每年给明朝东珠十颗、貂皮千张、人参千斤，明朝则回赠黄金一万两、白银十万两、绸缎十万匹、棉布三十万匹。

　　皇太极提的这个条件并不苛刻，而且还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这就可以给袁崇焕希望，即议和是可以达成的。而皇太极的目的其实很简单，就是用议和来拖住袁崇焕，在后金攻打毛文龙的时候宁远方面不会出兵。

　　袁崇焕收到皇太极的信之后，非常高兴，不过作为进士出身的明朝文官，他指出皇太极的书信中有很多不符合两国书信规范的地方，一再要求对方进行修改。只有皇太极把格式改好了，他才可能向皇帝汇报。皇太极当然乐的这样跟他打太极，不慌不忙的反复修改，耽误时间。袁崇焕又讨价还价，想把议和的钱压低一点。皇太极慷慨的说，行行行，看你这么有诚意，我给你打五折，黄金五万两、白银五十万两、绸缎五十万匹、棉布五百万匹就可以。然后我每年再多送你十二张狐狸皮，你看咋样？这可是最低价，不能再低了，再低我就来打你了。

　　就在双方兴致勃勃的讨论文书格式和议和金额之际，圣旨到了。

　　天启皇帝已经知道了后金大军进攻毛文龙，要求袁崇焕马上发兵攻击后金。

　　袁崇焕选择了抗旨。他回复皇帝说：现在无虚可捣，听说后金派了十万重兵攻打朝鲜，但还有十万重兵防守。如果孤军深入，敌人势必以逸待劳。而且蒙古的林丹汗也蠢蠢欲动，如果我直接去朝鲜打，那么蒙古人还可能会派轻骑兵突袭关宁。所以目前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趁后金攻打毛文龙，抓紧完成锦州、大凌河、右屯的修筑。等后金那边打完，我这里三大城堡修筑完成，就可以固若金汤了。

　　袁崇焕的回复里面说林丹汗可能威胁宁远，说明他在情报工作方面简直就是聋子和瞎子。蒙古各个部落跟后金打仗，背后都是林丹汗在支持。林丹汗从王化贞镇守广宁的时候开始，就想跟明朝合作对抗后金。王化贞坚信自己可以调动四十万大军灭亡后金，就是林丹汗跟他吹的。虽然每次跟王化贞相约共同发兵打后金，林丹汗都当了缩头乌龟，但要说明朝去打后金的时候他在背后捣乱，那是不可能的。实际上，林丹汗得知后金打朝鲜的消息之后，马上就带兵出发，去打那几个投降后金的喀尔喀部落去了。至于袁崇焕说后金有二十万大军，更是不着调。作为一方督抚，袁崇焕除了修城就啥都不知道，实在是白痴的可以。

　　天启皇帝和魏忠贤急的双脚跳，连连催促进兵。袁崇焕不得已，才让赵率教带了九千人去增援，但就在三岔河附近转悠，没有跟后金军队接触，实际上也就没有发挥任何牵制作用。

　　与此同时，毛文龙那边情况日渐危急。朝鲜一直就对毛文龙很不爽，因为毛文龙占着他们大片肥沃的土地接济辽民屯垦，还每年索要十万石的粮食。由于毛文龙在这里，后金经常威胁让他们交出毛文龙，否则就要带兵攻打。在他们看来这些都是毛文龙给他们带来的灾祸。后金大兵压境，朝鲜方面马上就同意给后金当向导，带着他们去打毛文龙。

　　在朝鲜官员的带领下，主帅阿敏只用一天时间就从鸭绿江杀到了云从岛。这让毛文龙措手不及，沿途来不及撤退的小股队伍被后金消灭。云从岛就在皮岛旁边，也就是兵部给事中薛国观所说的那个距离后金有两千多里的岛屿——其实距离皮岛只有几十里。当时也是冬天，正月十五号，大海结冰，后金也就跟当年进攻觉华岛一样，准备踏冰渡海。

　　毛文龙率领部队堵住云从岛的关口，用火器坚守。金兵从鸭绿江一路狂奔到了云从，人疲马困也在情理之中。当天夜晚，毛文龙派一千多人发动夜袭，打死后金数百人，但是自己也损失了几百人。这是通过敢死队似的袭击，首先来震慑后金的士气，为之后的大规模会战打好基础。

　　十六号，后金向云从岛发起猛攻。毛文龙部两万余人，后金有八万人，双方加起来有十万人，在小岛上展开攻防战。毛文龙以少打多，占据有利地形，利用火器据守，最终顶住了后金的进攻。从十五日开始后金攻云从，到十九日攻云从不克，退回宜川下营，前后持续了四天。

　　云从之战，后金兵力占了绝对优势。大海已经结冰，毛文龙无法从海上得到粮饷武器的支援，很快就会弹尽粮绝。袁崇焕又拒绝救援。如果后金愿意付出比较大的代价再来几次强攻的话，毛文龙恐怕很难守住云从岛。

　　但是毛文龙赶上了个好运气，就是后金军队内部出了问题。

　　这次后金的统帅是二贝勒阿敏。他并不是努尔哈赤的儿子，而是努尔哈赤的弟弟舒尔哈齐的儿子。舒尔哈齐反叛努尔哈赤失败后，努尔哈赤把他囚禁至死，却继续重用阿敏。阿敏并未因此原谅努尔哈赤，也不服刚刚继承汗位的皇太极。

　　皇太极给阿敏的任务是消灭毛文龙，而不是重点进攻朝鲜。但他却存了一个心思，想完全攻下并占领朝鲜，然后让忠于皇太极的部队回去，忠于他的部队留下，他就可以脱离皇太极独立，在朝鲜称王称霸。

　　所以，阿敏并不想在毛文龙这里浪费太多时间。在云从岛跟毛文龙打了四天没有占到便宜之后，就借口损失惨重，不再发动强攻，而是掉头直奔朝鲜首都王京去了。朝鲜国王一看，二话不说就弃城逃跑，到海上避难去了，一面与后金紧急讲和，一面遣使向明朝和毛文龙请罪，说带路不是自己的主意，而是臣子所为，请求援救。

　　阿敏的心思连皇太极没有察觉，毛文龙当然就更不知道。毛文龙所知道的就是，朝鲜人给后金当向导过来打他。那么，现在朝鲜有难，救还是不救？

　　天启皇帝收到毛文龙的奏章，认为朝鲜虽然协助后金，但不应该计较属国的过错，才是天朝气量。于是下诏给毛文龙，要求毛文龙不计前嫌，出兵援朝。他说：“丽人（指朝鲜人）导奴入境，固自作孽，但属国不支，折而入奴，奴势益张，亦非吾利。还速谕毛帅相机应援，无怀宿嫌，致误大计。”[3]

　　毛文龙接到诏书以后，不顾自身粮饷短缺，毅然率部进入朝鲜，反击后金大军。在天寒地冻的环境中，东江军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每日“拉死尸为食”，仍在毛文龙的激励下，顽强作战。双方在宣州、晏庭、车辇、义州等地反复拉锯。

　　随着天气逐渐转暖，战事逐渐向有利东江军的方面转变。大海解冻，魏忠贤紧急协调的三十艘运粮和八艘武器装备船到达东江，东江军获得了极为珍贵的补充。河水解冻，东江军逐渐依靠朝鲜境内的大小河流，把以骑兵为主的后金困住，多次重创敌军，三战三捷，随后于千家庄、瓶山一带与后金主力展开决战，毛文龙自率兵与后金主力大战，歼敌六七千人。

　　在这种情况下，阿敏不得不放弃在朝鲜称王的打算，跟朝鲜签署了一个条件十分宽松的和平条约，带兵回国。朝鲜既不用割地也不用赔款，不过承诺以后不给毛文龙提供粮食和屯田的土地。这种承诺双方都知道是虚的，朝鲜根本不可能遵守，后金也没有什么措施保障条约执行，不过面子上好看些。东江军取得了战役的最后胜利。

　　——万历年间的抗日援朝、天启年间的抗金援朝和后来的抗美援朝，是中国历史上三次付出巨大的牺牲，帮助朝鲜抵御外敌入侵并取得成功的伟大胜利。

　　[1] 《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五，天启六年九月初二日具奏。
　　[2] 《熹宗实录》，卷七十六，天启六年九月
　　[3] 《熹宗实录》卷62，天启七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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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二）65.宁锦之战

　　六十五、宁锦之战

　　抗金援朝的战争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东江军实力严重受损。皇太极以为后方已经稳固，立刻就跟袁崇焕撕破脸皮，回信指责说：我们还在议和，你却不停的在修筑锦州、大凌河等城堡，是什么意思？明显就是在忽悠我，不想议和。你这样骗我我很伤心，以后咱们一刀两断。

　　天启七年五月初三，皇太极送走了朝鲜国王的使者，跟朝鲜达成和平协议的事情就算办完了。三天以后，就亲自统帅十万大军，出征广宁。大凌河堡、右屯这些地方的守军不战而逃，还有两千人降金，袁崇焕辛辛苦苦的修的三大城其中只用了一天就被后金摧毁，还剩一个锦州。

　　五月十一号，后金十万大军开始围攻锦州。

　　皇太极这次出征的基本战略是围城打援，在给锦州守将赵率教的信里面，他就说：“我知道你们在等援军，所以不肯投降。但难道我们是傻瓜吗？我们也在等着你们的援军来呢。”。在围攻锦州的二十四天里，只组织了三次攻城，其它时间都围着不动，等着明军的援军过来。

　　袁崇焕先派了两百人出去打听虚实。这两百人出城之后就再没有回来，杳无音讯，不知道是被后金消灭了？投降后金了？还是半路逃散了？反正是消失了。接着，五月十六号，他又派了两千援军出去，大败而回、损失惨重。

　　这下袁崇焕就彻底没辙了，不敢再派出援军，因为他知道自己手下那些兵去跟后金野战就是作死。派出去太多可能连宁远都守不住。

　　皇太极见袁崇焕不再上当，锦州这边也没啥仗可打的，就派了一支部队过来打宁远。

　　按照之前的作战计划，金兵围攻锦州，宁远负责派兵支援；金兵围攻宁远，山海关负责派兵支援。所以宁远一被围，山海关总兵满桂马上就带了一万人马出关救援。跟后金交战不利，退入了宁远城内。

　　孙承宗督师辽东时，袁崇焕跟满桂都在宁远，袁崇焕是宁远最高文官，满桂是最高武官。宁远保卫战就是袁崇焕和满桂共指挥同守卫的，打完之后袁崇焕被提拔为辽东巡抚，满桂被提拔为辽东总兵。但袁崇焕很讨厌满桂，上疏弹劾他脾气不好、谩骂同僚，恐怕他会耽误边疆的大事，请把他调到别的兵镇，把关外的事权交给赵率教。倒是辽东经略王之臣觉得满桂是个人才，把他留在了山海关当总兵。辽东总兵就成了赵率教。

　　皇太极打过来的时候，赵率教守锦州、袁崇焕守宁远，王之臣和满桂驻扎在山海关，赵率教归袁崇焕节制，满桂归王之臣节制，就是这么一个格局。

　　袁崇焕一看满桂来了，非常开心——这个对头正好可以拿出去送死，执行朝廷救援锦州的命令。于是把满桂的一万兵马留下八千守卫宁远，剩下两千让满桂带着去救援锦州。

　　满桂这一次出击比较谨慎，没敢怎么深入，只是在外围进行骚扰。赵率教在锦州得知宁远派了援军来了，也找机会带兵出城跟后金厮杀了一番，以为呼应。这样锦州和宁远彼此配合，后金两头都没占到太大便宜。不过关宁军出击的兵力还是太少，不能真正给后金制造麻烦，小规模的交锋之后，满桂和赵率教都退回城内，局势重新陷入僵持。

　　与此同时，东江军毛文龙这边也没有闲着。后金撤军以后，在镇江等地留了两三千人马监视朝鲜和东江军。毛文龙大概用了一个月的时间，继续用他的游击战术，相继端掉了这些金兵的据点。也就是这段时间，皇太极在放心大胆的围攻锦州，而不用担心后方遭到东江军的袭击。但是等六月初东江军拿下那些据点之后，毛文龙就再次亲自带兵前往海州，试图切断后金的退路。

　　皇太极听说海州又被东江军围攻，吃惊不小，想不到毛文龙元气恢复的这样快。打下锦州、宁远短时间内也无希望，只得于六月五号退兵。

　　皇太极一退兵，袁崇焕就赶紧上疏，宣布取得了“宁锦大捷”，称之为“诚数十年未有之武功”，把功劳归结到自己、赵率教和锦州镇守太监纪用头上，还拍了一下魏忠贤的马屁，说“厂臣帷幄嘉谟”；鄙视了一下毛文龙，说金兵是“乘东江方胜之威”打过来的；同时却绝口不提满桂和王之臣。

　　宁锦这一仗打的还算可以，大捷肯定算不上，但勉强可以算是平手了。根据赵率教的报告，后金“伤亡两三千人”，《满文老档》里也说：“是役也，兵士阵亡甚众”。明朝这边的损失是：一些小城堡里面的守兵有两千人投敌，袁崇焕派出的两百援军消失，两千援军死伤惨重，锦州守军也应该有一些损失，大凌河、右屯、小凌河、塔山等诸多小城堡被后金摧毁，物资被后金获得。总的来说死伤相当，比上一次宁远之战又要好了很多。

　　这一次跟宁远之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魏忠贤往宁远和锦州都派了镇守太监，对战争的过程可以有更清楚的了解。所以朝廷虽然大力表彰了“宁锦大捷”的功臣，但表彰名单上却没有袁崇焕。

　　这是摆明了要让袁崇焕走人。袁崇焕只能上疏请求辞职，天启皇帝立刻批准。他最后给袁崇焕的评价是：“袁崇焕暮气难鼓，物议滋至，准其引疾求去。”[1]辽东巡抚一职暂时由辽东经略王之臣兼任。

　　这是把朝鲜之战和宁锦大捷合到一起，跟袁崇焕算总账的结果。后金打毛文龙的时候，袁崇焕拒绝救援，反而与后金议和，借口就是可以抓紧时间修筑好锦州、大凌河和右屯三座城。

　　他在四月份给朝廷的奏章里面，宣称自己的这种堡垒战术，是“战则一城援一城，守则一节顶一节。步步活掉，处处坚牢”。

　　但是等后金真的打过来的时候，这个战术的缺点就暴露无遗了。

　　首先是那些花了很多钱修的小城堡完全不堪一击，在上面花的银子白费了，来不及逃走的士兵马上投降，里面的粮草物资相当于白送给了后金，“守则一节顶一节”的期望落空了；

　　其次，锦州这种大城，孤悬关外，后金大军一包围，完全无法救援。只能请求上天保佑后金早点退兵。这次后金围了二十四天之后就走了，那要是他们包围半年、一年，让锦州粮食耗竭怎么办？

　　在整个战争过程中，最为前线最高指挥官的袁崇焕，从未提出过能让人信服的办法去解锦州之围，更不要说采取有效的行动了，只能坐在宁远城里等着皇太极退兵。“战则一城援一城”的策略也落空了。

　　同时，宁锦之战还暴露出来一个很大的问题：袁崇焕在宁远训练出来的军队根本没有野战能力，第一次派出两百人的“敢死队”直接消失，第二次派出的两千人惨败而回。袁崇焕也同样需要对这两次惨败负责。

　　把袁崇焕免职之后，天启皇帝和魏忠贤，又作出了两个重大的决定：

　　首先，放弃锦州，把防线后撤到宁远。

　　后来皇太极得知这个消息，派了三千人到锦州来把城墙给毁了，但是没有占领，继续撤退到三岔河以东。至此明朝已经两次主动放弃锦州了，第一次是熊廷弼在广宁失守以后，那次努尔哈赤也是派人来毁了锦州城，然后撤退了，依然没有占领。这说明锦州确实是一个“白送给敌人都不要”的鸡肋之地，而不是孙承宗、袁崇焕认定的战略要地。皇太极带十万大军来打锦州，不是因为锦州重要，而是想围城打援，消灭从宁远和山海关过来的援军。

　　第二，给东江镇的军饷从原来的四十万两增加到一百万两。

　　之前因为移镇的争议，魏忠贤派了四个太监去皮岛和朝鲜实地考察，看看毛文龙在东江到底在干些什么。这四个太监在东江镇呆了有半年，多方调查，亲眼目睹了后金进攻朝鲜和毛文龙出兵海州这段时间的一系列战争，回来向魏忠贤和天启皇帝作了汇报。汇报之后，天启皇帝就作了这个决定。同时，将老是克扣东江镇粮饷的登莱巡抚李嵩免职，任命收复澎湖列岛的民族英雄孙国祯为登莱巡抚，为毛文龙提供后援支持。

　　这两个决定说明，经过几次战争的检验，天启皇帝认可了毛文龙的战略思路，决定把恢复辽东的主攻方向从关宁防线转移到东江镇这边来。多给东江的银子，可以从放弃锦州节约下来的经费里面出。

　　[1]《熹宗实录》，卷八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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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二）66.东林复辟

　　六十六、东林复辟

　　就在天启皇帝刚刚作出决定，大力支持毛文龙之后不久。年仅二十三岁的天启皇帝突然身染重病，不幸去世了。据《明史》记载，他是死因跟正德皇帝朱厚照是一样的，都是在船上游玩，不小心落水，被救起来以后就落下了病根，最后在天启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去世。

　　天启皇帝没有儿子，就由他的弟弟、信王朱由检继位，这就是崇祯皇帝。

　　天启皇帝临终前，拉着朱由检的手说：“魏忠贤恪谨忠贞，可计大事。”

　　一般皇帝去世，留下政治遗嘱都会做一大堆政治安排。而天启皇帝死前，除了要弟弟照顾好张皇后这种私事以外，有记录的政治安排，就是希望他的弟弟能够继续重用魏忠贤。这里面有个人感情的因素，但主要还是政治考量。

　　天启是客氏和魏忠贤看着长大的，他们之间不仅是君臣关系，彼此之间还是亲人。刚开始天启皇帝并没有想着重用太监，而是非常依赖在“移宫案”中表现突出的东林党，只派遣魏忠贤去干一些诸如修建皇帝陵墓之类的事情，不涉及国家政务。只是因为东林党实在是表现太烂，才把一些军务交给魏忠贤去处理，结果发现魏忠贤确实能干，再逐渐加以提拔、赋予更多的权力，把东厂也交给他管理，负责对后金的情报和间谍战。君臣二人联手对东林党中的极端分子加以整肃，严惩腐败，打击地方黑恶势力，增加国家税收，有力的保障了前线的战争经费。

　　在这中间，军事战略实际上还是东林党人孙承宗负责制定的。天启皇帝对自己这个学识渊博的老师非常尊重和信任。在军事上，天启皇帝对魏忠贤不是很放心，没有交给他大权。但是孙承宗仍然表现很烂，柳河之败后被迫走人，他的继承者袁崇焕继续执行孙承宗的战略部署。经过好几次的战争检验，天启皇帝逐渐发现，原来魏忠贤反对孙承宗也是对的，对他的信任就进一步加强了。君臣二人又开始联手推动辽东战场的战略转变，放弃孙承宗的堡垒战术，按照《孙子兵法》里说的“以正合、以奇胜”的方式，将正面战场定位为防御为主，而把主动进攻的任务转移到东江镇。

　　等天启皇帝去世的时候，对后金战争的局面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宁远之战和宁锦之战虽然谈不上是什么胜利，但毕竟重要的城市是守住了，没有出现沈阳、辽阳和广宁那种奸细给敌人打开城门失守的情况。由于有毛文龙在后方牵制，后金在没有奸细内应的情况下，要想强攻这些坚固的城池是不太可能取得成功的。东江镇逐步发展壮大，成功抵御了后金的大规模入侵，成为了后金的心腹大患。此外，根据毛文龙的再三警告，后金有可能从蓟门镇进攻，天启皇帝又命令魏忠贤把喜峰口等长城北部的关口整修一新，加以重兵防御。蓟门、山海关的坚固防守配合毛文龙后方进攻的抗金战略基本成型。后金正面强攻无法取胜，后方又面临威胁，在东江游击战的鼓动下，内部辽民逃亡叛乱不止，粮食紧缺，在战略上已经处于被动态势。

　　除此以外，魏忠贤还用了两年的时间，花费了五百多万两银子，把万历二十五年被雷电击毁的三大殿修建完成了。而万历皇帝时期想要修，文官们给出的预算是一千五百万两银子，吓得万历皇帝到死也没敢开工。在修建期间，天启皇帝努力学习了不少木建筑的知识，亲自参与工程设计。这种事情皇帝亲自出马，而且学习点专业知识，可以避免很多欺上瞒下、贪污浪费的情况出现，节约经费、提高工程效率。这是很好的事情。所以三大殿才能极为高效、省钱的完成。但这个事情被东林党借题发挥，不停在造谣，把皇帝描写成天天研究木工活儿，完全不懂政务的文盲。而魏忠贤就是利用天启玩木工的机会独揽大权，迫害忠君爱国的东林人士。

　　其实，正好相反，天启皇帝努力学习木工，说明他并不是完全信任魏忠贤，没有把三大殿的事情交给魏忠贤就甩手不管了，随便魏忠贤开销。他自己成为木工专家，魏忠贤想要骗他也骗不了。

　　从天启让孙承宗制定军事战略和自己学习木工这两件事就可以看得出来，天启皇帝很懂得权力制衡和监督的道理。他并不是贪玩昏庸不理朝政，把所有国家大事都交给魏忠贤。《熹宗实录》中有记录的天启皇帝出席早朝，与大臣们讨论政务的次数就有一百九十多次，平均每个月两到三次。东林党执政时期、整肃东林党时期和魏忠贤完全掌权的时期，上朝的频率都差不多。魏忠贤是通过努力工作、表现出色才逐步赢得皇帝信任的。所以天启临死之前才觉得最重要的政治交代，就是要继续重用魏忠贤。有魏忠贤在，他就放心了。

　　这里面的过程，天启皇帝知道，魏忠贤也知道，但是即将继位的信王朱由检不知道。

　　作为藩王，朱由检完全不能过问朝政。兄弟之间感情很好，逢年过节朱由检都要进宫向哥哥请安。但这种礼节性的联系，完全不能提供任何有效的信息渠道，让朱由检知道真实的宫廷内务和高层决策机制。

　　这种情况下，东林党造谣的威力就发挥出来了。他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到处宣传，魏忠贤如何联合客氏迷惑皇帝、迫害忠良，在宫内杀死宠妃、迫使皇后堕胎，甚至图谋篡位等等，把魏忠贤描写成了心理变态、祸国殃民的“权阉”。

　　当天启皇帝握着朱由检的手嘱咐他魏忠贤忠贞能干、可计大事的时候，朱由检虽然表面点头称是，内心却完全不以为然。在他看来，自己这个哥哥已经被魏忠贤迷惑，晕了头、中了邪，竟然临死还要为魏忠贤这种极品坏蛋说好话，真是昏庸的可以。

　　接下来，朱由检进宫当皇帝，甚至在自己兜里揣了一张大饼，宫中的什么东西都不敢吃，因为害怕魏忠贤要给他下毒毒死他。晚上睡觉睡不着，起来转一圈，看见有侍卫太监带着刀，就把他的刀借来放到自己枕头边上才能睡着。

　　实际上，魏忠贤什么事儿也没有干。他对天启皇帝的去世极为悲伤，几乎是伤痛欲绝，守着天启的棺木痛哭了好几天，到最后都哭不出声来了，就盯着棺材发呆。至于接下来的事情会怎么发展，他也没有做任何安排，反正等着新皇帝下命令就行了。

　　就这样，朱由检还被吓得自带干粮进宫当皇帝，可见他被东林党的谣言忽悠的有多么厉害。

　　正式登基以后，崇祯皇帝朱由检也就开始一步一步的削弱魏忠贤的势力。

　　崇祯始终生活在被东林党谣言所塑造的并不存在的政治阴谋当中，一方面想干掉魏忠贤，一方面又害怕把魏忠贤惹急了会杀掉自己谋反篡位。崇祯对文官集团编写的历史教材诸如《资治通鉴》这些东西估计应该是认真学习过，对上面描写的铲除奸臣的套路比较熟悉。小心翼翼的以各种理由先排除魏忠贤的亲信。而对于各种弹劾魏忠贤的奏章，一方面假装不采纳，一方面对这些人提拔重用。魏忠贤当然很快就明白新皇帝的意思，就一再主动提出辞职。崇祯则认为这是一种试探，假惺惺的加以挽留。

　　最后，崇祯觉得已经布置成熟了，这才接受了魏忠贤的辞职，将魏忠贤发往孝陵闲住。

　　魏忠贤一走，东林党立刻发动更大规模的弹劾，之前杨涟的“二十四罪”又被翻出来重新弹劾一次。崇祯皇帝立即决定，派锦衣卫去将魏忠贤逮捕回京受审。在锦衣卫还没有到的时候，魏忠贤知道消息，就在半路自缢身亡了。

　　魏忠贤死后，东林党人迅速被崇祯提拔重用，重新掌权。东林党的反击是极为残忍的。魏忠贤虽然死了，仍被下令肢解，悬头于河间府。客氏先是被发往浣衣局洗衣服，没过多久又被下令鞭死。魏忠贤的亲信魏良卿、侯国兴、客光先等都被处死，并暴尸街头，还抄了他们的家。那些与魏忠贤结盟的官员们被打成“阉党”，包括兵部尚书崔呈秀在内的二十五人被处决，十一人被判处充军戍边，其余二百余人分别被判流放、徒刑、革职等处罚。东林党全面起复。在他们记录的历史中，朝廷再次出现了天启初年那种“众正盈朝”的局面：政治清明、人才济济，国家大有希望。

　　东林党上台，除了人事变革以外，还要把魏忠贤在位期间的恶政加以废除，最重要的当然是减免盐课和商税，召回各地的税监，保障大盐商和其它商人的利益。然后，对魏忠贤制造的各种冤案加以平反，黄山采木案中的吴养春一家，没收的财产六十多万两银子全部退还给吴家，期间各种被贪污罪名整肃的东林党人的财产也都要退还。

　　这样一整，中央财政马上就非常缺钱了。为了省钱，东林党人提出了两个方略，第一是减少军费开支；第二是裁撤部分驿站。东林党的根据地东南地区的驿站很重要，当然不能随便裁，但是西北地区的驿站，实在是没什么用，所以就被大幅度裁撤了。

　　这两个方略很快就引发了两件小事。

　　第一件“小事”是军费被压缩以后，辽东军饷很快就不够了。崇祯元年的八月，宁远爆发兵变。当时宁远守军的粮饷已经拖欠了四个月，计五十三万多两银子。新上任的辽东巡抚毕自肃连续九次上疏，请求拨付买马款、买军械款、赏金、月饷，但户部没有下拨任何资金。士兵们冲进辽东巡抚衙门，将毕自肃、总兵朱梅等捆绑起来索要粮饷，衙门里面的敕书、旗牌、文卷、符验等，散碎狼藉，荡然无存。毕自肃无力解决，上吊自杀。

　　宁远兵变发生的时间，距离天启皇帝去世已经一年，距离魏忠贤自杀已经八个月。而粮饷的拖欠时间是四个月，其责任显然在崇祯皇帝和重新当权的东林党头上，怪不到魏忠贤头上。魏公公当政的时候军饷都是按时足量发放的，从来没有因为缺饷发生过兵变。

　　第二件“小事”就是西北地区的驿站被裁撤以后，有个叫李自成的驿站工作人员失业了。他走投无路，选择了造反。

　　这两件事在当时还看不出来对明帝国有什么影响，士兵哗变和农民起义都是帝国的常态，时有发生，绝大部分都闹不大的。要再过几年，大家才知道它们会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

　　重获政权的东林党人显然还没有意识到这两件事的危害。他们掌握了政权、减免了商税，还有第三件大事要做，就是重新掌握军权，恢复孙承宗当年制定的辽东军事战略。

　　完成这个任务的最佳人选显然是袁崇焕。他是孙承宗军事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又被魏忠贤“迫害”而遭免职。于是，在崇祯元年五月，经过东林党党魁、内阁次辅钱龙锡的推荐，朝廷决定从新启用袁崇焕为蓟辽督师。

　　崇祯皇帝亲自接见了袁崇焕。根据东林党人之前制造的舆论，袁崇焕已经被描绘成了一个足以与古代名将相提并论的伟大统帅，对国家和民族绝对忠诚，战功赫赫、英勇无畏，深受不白之冤而又毫无怨言。崇祯皇帝从儒家学者编写的历史书当中得知，以前的很多朝代之所以会灭亡，都是因为皇帝荒淫昏庸、猜忌残害忠良所造成的。所以他决定对面前这个忠诚的统帅完全信任、毫无保留的予以支持。

　　召见袁崇焕的时候，崇祯问他，你有什么平辽方略？从从实奏来。

　　袁崇焕说：具体的方略我回头写成奏本上奏陛下，但我敢保证，只要陛下充分相信的、给我足够的权力，我就能五年平辽！外患可平，全辽可复。

　　召对的时候，东林党那帮内阁大学士都在旁边，个个听得欢欣鼓舞，齐声称赞：袁崇焕肝胆见识确实不凡，真是一位奇男子！

　　不过也有一些大臣对五年平辽的许诺表示怀疑。趁皇帝去上厕所的间隙，兵部给事中许誉卿就问：袁督师，你这五年平辽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计划方略？

　　袁崇焕笑着说：没什么，不过让皇上高兴高兴罢了（聊慰上意）。

　　许誉卿一听就傻眼了，说：这种军国大事怎么能随口乱说？到时候皇上按照这个时间来考核你怎么办？

　　袁崇焕好像明白了什么——刚才的牛皮吹的有点大了。所以等皇帝回来以后，袁崇焕就开始对“五年平辽”进行解释，大谈各种困难，必须满足很多条件才能五年平辽，第一是钱粮要充足，第二是要允许我有不受干预的人事任免权，第三是要让我免受朝廷言官的攻击，可以专心打仗。

　　崇祯听得很专心，听完之后站起来说：没问题，这些东西我都给你保障。

　　钱粮方面，辽饷每年四百八十万两，粮食每年一百二十万石。除此以外，崇祯一次性再从内帑中拨给一百二十万万两，再发铠甲四十万万副，红夷大炮十门。崇祯还专门叮嘱工部侍郎，以后供应给袁崇焕的武器上面都要刻上监造官员和工匠的印记，质量不好的据此追究责任。

　　人事权力当然全部给足，下旨让袁崇焕节制四镇：蓟门、辽东、天津和登莱。崇祯下令兵部尚书和吏部尚书务必在人事问题上配合袁崇焕，并赐予袁崇焕尚方宝剑，并把山海关总兵满桂和辽东经略王之臣手里的尚方宝剑收回来以统一事权。

　　至于免受言官攻击这个事儿，崇祯许诺说：“朕自有主持，卿不必以浮言介意。”

　　袁崇焕估计也没想到崇祯会如此爽快的答应这么多条件，一时想不出什么条件来推脱，只能说些臣一定不辜负皇上的信任之类的话。召对就此结束。

　　尽管崇祯如此信任袁崇焕，袁崇焕内心并未真的想着要五年复辽，他不过把皇帝的召对当成了一种礼节性的场面话。而具体要该怎么办，心里其实已经有数了。

　　作为一个在官场混了多年的文官，他知道，真正提拔他的人不是崇祯皇帝，而是文官集团，是东林党。在进京以后，被崇祯召见之前，他还去见了另外一个人：东林党党魁、内阁大学士、“阉党逆案”的主持人钱龙锡。

　　袁崇焕不算是东林党人，他在内政方面没有什么具体的主张。但他是东林党大佬孙承宗提拔上来的，算是跟东林党有渊源。这次东林党大力推荐他起复担任蓟辽督师，是看中了他之前的两个表现。第一个，就是跟毛文龙矛盾很深，曾经主张东江移镇，又派人去挖过毛文龙的墙角，被毛文龙告发；宁锦之战后，毛文龙增加军饷，袁崇焕则被免职，二人几乎就是势不两立了。第二个，就是袁崇焕曾经主动遣使去跟后金和谈。

　　袁崇焕和钱龙锡密谈了很久。地点是在钱龙锡的家里。这才是真正决定未来辽东方略的谈话。

　　双方都知道，边将结交近侍是死罪。嘉靖年间三边总制曾铣和内阁首辅夏言就是这条罪名被处决的。所以这次谈话的内容是绝密的，除了袁钱二人外无人知晓。袁崇焕当然也绝不打算在皇帝面前透露一个字。

　　只是根据后来袁崇焕的供词，我们可以大体知道密谈的最后结果。双方就解决辽东问题的方略基本达成一致，明确了袁崇焕此次督师辽东需要完成的主要任务——杀毛议和。

大参考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二）67.杀毛议和

　　六十七、杀毛议和

　　袁崇焕出关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平息宁远兵变。士兵哗变这种事情，有钱就好处理。皇帝给了他一百二十万两的内帑，用一小部分给士兵们发拖欠的工资，然后把带头闹事的人杀掉，问题就解决了。

　　第二件事，就是把老冤家满桂一脚踢走。满桂在宁远之战后跟他平分战功，宁锦之战后受到表彰而他却被免职，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宁远之战后袁崇焕就想把满桂赶出辽东，但经略王之臣竟然坚决反对，把他留在了山海关。现在王之臣已经走人，袁崇焕成了辽东老大，满桂就别想在辽东呆下去了，他的山海关总兵一职被赵率教取代。还好朝廷还有人认可满桂的才能，把他调到大同当总兵去了，让袁崇焕眼不见心不烦。

　　第三件事，就是再次派兵占领锦州，又开始重新修建锦州、大凌河、右屯等城堡。

　　第四件事，大力削减蓟州镇和山海关的兵力，调往关外，充实锦州等地的防守。蓟门镇的兵力从三万多人削减到了一万多人。这就造成了蓟镇兵力薄弱的情况，把天启和魏忠贤大力加强的蓟门防御体系给破坏了。

　　第五件事，就是派人与皇太极秘密议和。

　　第六件事，就是对东江实施禁运。袁崇焕下令，所有开往朝鲜、皮岛方向的船只，不管是官方的运输船还是商船，都必须取道宁远、觉华岛。只有到宁远取得辽东督师的关防以后，才允许出海。因为天津、登莱等地都归袁崇焕节制，这一条命令被执行得相当彻底。

　　从后来发生的事情来看，这后面的四件事，每一件都是在为金兵从蓟门镇突破长城防线攻打北京创造有利条件。所以后来有很多人怀疑袁崇焕是汉奸。但从现有的证据来看，他还真不是。其实这四件事都可以从文官集团的一贯策略中推出来。

　　像议和这种事儿吧，文官集团就特别喜欢议和。北宋对辽国有“檀渊之盟”，秦桧要杀岳飞议和、史弥远要杀韩侂胄议和，都是一贯的风格。和平当然是好东西，但如果一个国家原来固有的领土都被别人抢走了，议和实际上就是承认别人的侵略成果嘛，更何况还要每年倒贴钱，这肯定有问题对不对？就好比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占领东三省，咱们也跟日本议和，不仅东三省不要了，每年还给日本一大笔钱让他别来侵略我们，那不就是卖国吗？

　　核心的原因其实还是打仗打不过，越打越吃亏。其实中原政权的人口数量、战争资源、技术装备都比少数民族政权要有优势，怎么会打不过呢？关键就是文官集团自己不行，内部腐败不说，还要防范武将。为了防止武将勋贵掌权，宁可对外议和，也不能让武将掌兵，立下收复故土的盖世功勋。

　　对文官集团来说，他们去指挥战争，最有把握的就是修城。把城墙修的又高又厚，然后躲在城墙后面指挥大家防守，不管是放箭还是放炮，都比较简单。袁崇焕的坚城大炮战略就是文官统兵的必然选择。打野战对文官来说太难了，要排兵布阵、穿插包围，打埋伏、反包围，佯攻、佯败，冲锋、反冲锋，不断调整战术应对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尤其古代战争，往往还要统帅带头上阵跟敌人对砍，必须经过长期马步骑射的训练和积累大量的实战经验，非行伍出身的专业武将不能胜任。

　　所以，大部分文官只会打两种仗，一种是对农民起义这种战斗力很差的队伍，官兵处于绝对优势的时候，他们就会指挥武将“分兵合围、大举进剿”，这是我们前面讲萨尔浒之战的时候分析过的；第二种就是面对战斗力很强的北方骑兵部队的时候，他们带出来的兵，就只能缩在城墙里面固守，根本不敢也没有能力跟对方野战。

　　在城墙里面固守的问题就是：无法大规模的消灭对方有生力量，也无法恢复已经失去的领土，最好的结果就是维持现状，把现有的防线守住。这种消极防守策略一般都会使自己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因为野战能力更强的攻击方可以选择的策略太多了，可以围点打援，也可以绕过难啃的防线攻击你的后方，或者攻击你的首都等战略要地迫使你出城救援，实在不行就长期围困，切断你的食物来源，活活饿死你。

　　正确的防守必须是城墙堡垒防御和主动进攻相结合的方式。比如明宪宗时期，王越守卫河套的那种模式，虽然没有大规模清理河套的实力，但小股精锐部队具备较强的野战能力，蒙古骑兵南下的时候，能够时不时的抓住机会偷袭其后方，迫使他撤兵回援，此时城内的守军就可以追击斩杀其殿后部队。这才是积极防御，才能真正防守的住。不然好几千里的长城，敌人可以随意集中兵力攻击任何一个点，几万兵马怎么守？

　　除了王越这种极少数天才以外，大部分文官将领都不会训练和指挥部队进行野战。这样，消极防御带来的被动挨打的局面也就无法改变，因此只能求助于议和。袁崇焕在辽东混了那么多年，城外有敌人的时候从未出过城，连野战打起来是什么样都没见过，更别说自己去指挥了，所以非常迷信坚城大炮战略，这必然导致他积极主张议和。东林党当然也完全支持。

　　除了要议和以外，东林党还想国家少收商税，想省钱，所以还需要减少军费。但是东林党又跟整个文官集团一样，有贪污的毛病，军费里面也少不了他们的一份。这样一算下来，宁远锦州防线是孙承宗开创、袁崇焕建设的，都是自己人，这个钱可以大手大脚的花，大家该贪污继续贪污，但是其它地方的军费就要坚决裁撤，比如蓟门镇和东江镇等等，虽然一直很穷，但还必须继续裁减。这就跟让腐败的官僚体系去征税一样，越是有钱的官绅豪强之家越不交税，越是没有背景的穷人越要多交税。

　　所以，袁崇焕督师辽东，实际上是代表东林党去执行他们的辽东战略：为了防范武将，坚持文官统兵，必须实施消极防守的策略，推动议和；为了省钱，必须裁撤蓟门镇和东江镇的开销；为了贪污军饷，必须继续在修筑锦州等城堡上大手大脚花钱。不用假设袁崇焕是汉奸卖国贼，也能想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干。

　　反过来看，东林党和袁崇焕要杀毛文龙的理由也很简单了：毛文龙身为武将却不受文官节制，直接向皇帝负责，该杀；毛文龙家在海州，自从他抗金以后全家老小各种亲戚几百口人都被后金杀了，他跟后金有血海深仇，绝对不会赞成跟后金议和，该杀；毛文龙天天想着主动进攻，不停的向朝廷索要军饷，想要在东江组建一支庞大的军队彻底消灭后金，花钱太多，该杀；毛文龙因为军饷不足，多次向皇帝举报文官集团克扣贪污东江镇军饷的事情，该杀。

　　毛文龙有这四大该杀之罪，文官集团早就看不惯他了，这还不仅是东林党的事儿。魏忠贤当政时期，文官集团就一直各种弹劾毛文龙，但是天启皇帝和魏忠贤能镇得住文官集团，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到了崇祯这里，魏忠贤被干掉，文官集团中的极端分子东林党上台，他们就决心向毛文龙下手了。

　　其实这个事情还是有可能和平解决的——只要皇帝下令把毛文龙撤职让他回家养老就可以了。但崇祯皇帝在别的地方糊涂，偏偏在这个问题上一点不糊涂。

　　在天启七年九月，崇祯刚刚登基，毛文龙上疏抱怨受到的不公平待遇，请求辞职。崇祯批示安慰他说：你远驻海外，孤悬敌后，备尝艰苦，屡次建立功勋。忠诚不二的心迹不言自明。我正对你寄予厚望，怎么能在这个时候要求让别人来接替呢？还希望能更加奋发努力，来让我宽慰。

　　在崇祯元年三月，毛文龙上疏说粮饷器械都不足时，崇祯皇帝又安慰他说：毛总兵在海外劳苦，我非常想念（“该镇劳苦海外，朕甚念之”）。现在内地的粮饷，都已经陆续发送解运，海天寥阔，不会送一次就够了。我会严禁解运官员侵占贪污，一定要让饥饿的军队填饱肚子。

　　在崇祯元年五月，毛文龙再次上疏陈述自己处境之艰难时，崇祯再次安慰他说：毛文龙本就是激于大义，挺身而出，开辟东江的抗金基地数年，这其中的苦心，我是深切了解的，别人的诽谤议论，何足置辩。

　　在崇祯元年七月，毛文龙就军队数量问题上疏辩白，说上次朝廷派大臣来东江检查，只认可有三万六千名士兵，其实还有很多地方他没有去查验，东江兵远远不止这个数。崇祯虽然没有明确否定大臣核验的结论，但也对毛文龙的申诉表示理解。他回复说：辽民为了避难，屯聚在海岛之上，扛上锄头就是百姓，接受盔甲器械就是士兵（“荷锄是民、受甲即兵”），不能和内地招募军队规定军饷当成是一回事情。你应该乘机奋勇，等有了显著的功劳，谁能用糜饷作为借口来攻击？我寄于深切期望。

　　还有崇祯元年十二月毛文龙再次上疏说被诽谤的冤枉，崇祯依旧下旨勉励他尽力去建功，人言自然平息，不必太理会那些诽谤。[1]

　　崇祯之所以会干掉魏忠贤，而坚决保毛文龙，是因为魏忠贤的问题比较复杂，涉及到的高层内幕他当藩王的时候不知道，所以相信了东林党的谣言；但毛文龙的问题比较公开透明，各种来往的文件都会摘录到塘报邸报上发布，大家都能看得到，他的功劳和东江镇的战略地位非常明显，任何不带偏见、真心为国家考虑的人都很容易想清楚。

　　所以，给袁崇焕尚方宝剑的时候，崇祯把满桂和王之臣的尚方宝剑收回来了，却没有收毛文龙的，就是明确毛文龙还是归皇帝直接管。他以为这样就可以保住毛文龙。

　　但是他想错了。东林党人的无耻已经突破天际，超过了崇祯想象力的范围。

　　通过崇祯的批示和尚方宝剑的处理方式，东林党也算是看明白了：不要说让崇祯杀毛文龙，就连让他把毛文龙撤职都不可能。那么，要实现明金和议，除了背着皇帝把毛文龙杀掉以外，就没有其他选择了。

　　为了诱杀毛文龙，袁崇焕才决定对东江实施禁运。所谓船只需要到宁远获得批准才能驶往东江，其实根本没有船只获得过批准，不论官船民船，所有运输渠道都被切断。

　　东江镇孤悬海外，在北方寒冷的海岛和山岭之中建立根据地，靠自己屯田是无法自给的，士兵以及部分难民的吃穿都要依靠后方的接济。袁崇焕这一招，就是断了大家的活路，连续八个月的物资禁运，让东江出现了大量饿死人的情况。毛文龙在塘报中所称：“东江缺粮，饿死多命”、“东江各岛绝粮，地上又无野菜，兵丁饿死”，出现了兵丁想要夺船逃亡的事件，而且为了争夺船只，自相残杀。

　　这些事情被后金获悉，又趁机发兵来打，东江兵“粮饷不敷，士皆菜色，马匹甲胄器械全无”，难以与之为敌，导致大量被东江恢复的领土又再次失去。

　　在战争史上，将士在前方打仗，后方官员腐败无能而后勤供给不足的情况多有发生。但像袁崇焕这种，为了内部斗争的需要，主动对自己国家孤悬海外的士兵和人民实施物资禁运，不惜将他们饿死在前线的事情，可谓古今罕见，必须无耻狠毒到一定境界才能干的出来。不管毛文龙有罪没罪、该不该杀，袁崇焕的这种手段，都是对国家和人民的严重犯罪，被千刀万剐也一点不冤枉。

　　更让人完全不能想象的是，袁崇焕一边禁运饿死自己的将士和同胞，一边却拿出大量的粮食布帛去接济已经背叛明朝、投降后金、与后金结成同盟的喀喇沁蒙古部落。

　　喀喇沁蒙古部落的位置正好位于后金与蓟门镇的中间，后金要从攻打蓟门，必须经过喀喇沁的地盘。喀喇沁在一段很长的时间内都是明朝的藩属，与后金为敌。但是天启七年，后金打朝鲜、打毛文龙的时候，袁崇焕不仅不去援救，还跟后金议和。这让蒙古部落对明朝非常失望。王之臣当时就跟朝廷报告说，蒙古部落对此提出了严重抗议：“你汉人全没脑子……你自家驮载许多金帛，着喇嘛替他吊孝求和，反倒教别人与他为仇，我等不如也投顺罢了！”[2]后来皇太极通过军事政治压力，逐步的也就招降了这些部落。

　　从崇祯元年的三月，到崇祯二年的一月，包括喀喇沁在内的漠南诸多蒙古部落先后投降后金，与其达成盟约。盟约的内容明确规定：

　　“各部蒙古诸贝勒……若征明国，每旗大贝勒各一员、台吉各二员，以精兵百人从征，违者，罚马千驼百。”[3]

　　有了这样直接针对明朝的军事同盟条约，喀喇沁部落就跟后金可以视为一体，都是明朝的敌国了。

　　这个事情我们不知道袁崇焕是否清楚，但大同总兵满桂的情报非常迅速，在盟约还在准备的过程中，他就向皇帝报告，称喀喇沁部、速不的、伯彦二部等三十六家全部叛变投敌，归附后金。崇祯曾经派人去争取过，希望这些部落改变主意，但是被拒绝了。

　　所以，袁崇焕在崇祯二年三月，还以救灾为名，卖给喀喇沁部等蒙古部落粮食、布帛等物资，就是在资敌。蒙古部落从袁崇焕这里买了大量的粮食布帛运走，不仅自己吃，还拿去帮助同样面临严重粮食短缺的后金。实际上，根据到前线视察的官员汇报，在蒙古部落派来买粮买不的队伍中，就有上百女真人混杂在其中。崇祯皇帝当时对袁崇焕十分信任，基本上他奏报什么就批准什么。唯一的一次驳回袁崇焕的请求，就是这个事情，而且措辞极为严厉，不容商议：

　　“着该督抚严行禁止！……如有疏违，以通夷罪论处！”

　　但是袁崇焕并没有遵守这个圣旨，仍然继续偷偷摸摸的卖米给喇沁部落。他的理由是，蒙古这边饥荒严重，如果不接济他们，他们就会倒向后金。同时他向皇帝保证，喀喇沁部“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

　　袁崇焕之所以敢下这样的保证，并不是觉得喇沁部会忠于明朝，而是因为，他认为后金正在积极争取与明朝议和。根据袁崇焕自己一厢情愿的想法：如果议和成功，后金根本就不会来打明朝，当然也就不会有喀喇沁部协助后金入犯的事情发生了。

　　当时的情况看起来确实如此，皇太极对议和的事情再次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什么条件都好谈，对袁崇焕在锦州和大凌河堡的工程也不那么介意了。他崇祯二年二月二十八日的求和中表现得非常谦卑，说：“我等小国，岂敢征讨大国耶？”又说：“我愿和好，共享太平。是以诚心遣使，如何议和，听尔等之言。”

　　显然，皇太极在说谎，因为就在他写这封信的同时，他跟蒙古部落的盟约里面明确规定了“若征明国”的战争条款。他正在积极为远征明朝做准备。

　　至于具体的条件，皇太极在四月二十五号的信中简直就是对明朝卑躬屈膝了：“尔铸金国汗印与我。至於以修好之礼、相馈财帛，尔等计之。勿待我如察哈尔汗，则我不能允。”[4]他竟然请求明朝赐给他金国汗印，这就是愿意向明朝称臣。而且连每年向明朝索要的钱，也不再像上次一样狮子大开口，什么黄金十万两、白银一百万两之类的，提都不提了——你们看着给就行了，比给蒙古林丹汗（察哈尔汗）的条件好一点就可以。

　　皇太极怎么会突然变身和平主义者了呢？他刚刚收降了蒙古三十六部，正处在发动进攻的绝佳位置上，好好的议什么和？

　　显然，诚心议和是不可能的。议和的目的无非那么几个，一个是骗点钱来花，一个是让明朝方面放松警惕，三是让那些蒙古部落知道明朝已经无意与后金为敌，加速他们征服蒙古的步伐。

　　皇太极不仅给袁崇焕写信，还给朝廷写信。当时兵部尚书王在晋坚决反对与后金议和，他回复说：没有议和，只有投降。投降之后，归还全部辽东土地、人民以及叛徒，才有和平。不然只有大兵进剿一条路。

　　这个王在晋不是东林党，天启初年就是兵部尚书，因为反对孙承宗建宁远-锦州防线，给贬到南京去了。这是因为天启皇帝支持孙承宗，跟魏忠贤没关系。但魏忠贤被打倒以后，他被东林党错误的当成受魏忠贤打压的“忠臣”给提拔了回来，继续当兵部尚书。东林党在这个关键人事安排上看错了人，议和的事情因此遭到严重挫折。

　　袁崇焕得知议和遭到王在晋抵制，非常生气，就私底下写信给钱龙锡等权臣说：要想辽东做事方便，非换掉王在晋不可。

　　没过多久，东林党大佬、内阁大学士刘鸿训因为收受贿赂，在任命惠安伯张庆臻总督京营的诏书上面增加了四个字——“兼辖捕营”，就是把北京的巡捕治安也划给张庆臻管了。买官卖官在当时已是常事，但这个刘鸿训也太大胆了，直接就让内阁中书篡改皇帝诏书。很快被人举报，事情败露。刘鸿训被下狱审问，又查出来一堆其它的贪污受贿的事情。

　　这个案子本来是东林党自己犯的事情，跟王在晋没关系。但他们把王在晋给牵连了进来，刘鸿训被皇帝免职，王在晋也跟着被削籍为民。[5]

　　新任兵部尚书王洽是个真正的东林党，上了魏忠贤《东林点将录》的。袁崇焕给王洽写信说：“辽东议和，内阁已有主张。现在王在晋被拿下，就剩毛文龙了。他要是能同意议和当然好，要不同意的话，只能把他杀了。我愿意当这个提刀之人。”  [6]

　　——这句话是现存文献资料中关于“议和与杀毛文龙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这个结论的重要证据，是袁崇焕自己白纸黑字写在跟东林党人的秘密通信中的，无可辩驳。

　　经过几个月的封锁，东江镇的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了。袁崇焕这个时候对毛文龙说，我可以给你粮饷，但是你要多宁远来一趟，有些事情当面商议一下。

　　毛文龙意识其中的危险，但还是去了。

　　去了之后，双方谈了半天，没谈出什么结果。袁崇焕给了毛文龙一些粮食，就放他回去了，说下个月亲自去东江视察，看看情况才能决定给你们发多少粮饷。

　　崇祯二年的六月，袁崇焕带兵前往辽东半岛最南端旅顺海外的一个小岛，叫双岛。他要在这里再次会见毛文龙。

　　袁崇焕之所以在宁远放过了毛文龙，是因为如果在宁远杀了毛文龙，无法向皇帝交代。宁远是他的大本营，他完全可以把毛文龙抓起来，然后向皇帝请旨如何处置，无需杀掉。所以必须进入东江镇的防区，才能以情况紧急、不得不先斩后奏的借口，告诉皇帝自己在毛文龙的地盘无法把他带走，只能冒险杀掉。

　　但是，如果真的去东江镇大本营皮岛、铁山、云从岛这些地方，那又太危险，可能杀不了毛文龙，甚至自己陷入危险境地也是可能的。所以袁崇焕经过精心考虑，才挑选了双岛，这里既算是东江镇的防区，又远离皮岛，没有什么东江兵驻守，是下手的最佳地点。

　　毛文龙因为上次从宁远平安归来，也就放松了警惕，没带多少人就去了。袁崇焕早已经布置妥当，在那里等待多时。他以有机密事情相谈为由，让毛文龙的亲兵在帐外等候，然后把毛文龙带到在山上设立的一个大帐之中，随即下令左右将毛文龙拿下。

　　袁崇焕拿出尚方宝剑说：皇帝赐我尚方宝剑，有专杀之权，就是为了诛杀你这种乱军之将！

　　不容毛文龙辩驳，即下令：推出帐门斩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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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杜车别：《明冤》，212页，三联书店，2013年版。原始出处为《崇祯长编》。
[2]沈国元，《两朝从信录》
[3]《清太宗实录》卷五
[4] 书信内容记载于《满文老档》
[5]此事见王在晋《三朝辽事录》：“有通官参将张定者进京至兵部讲款，余时为本兵立叱之，知余不可绐也。崇焕乃致语众宰王公射斗曰：要边上做事须易本兵，王公密告余，旋图避路，而奸党构谋借惠安敕书事，侍御吴玉与余为难矣。”
[6]原文见《崇祯实录》：“关东款议，庙堂主张已有其人。文龙能协心一意，自当无嫌无猜，否则，斩其首，崇焕当效提刀之力。”

大参考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二）68.金兵入塞

　　六十八、金兵入塞

　　袁崇焕未经皇帝批准擅自杀掉毛文龙这个事情，性质是极为恶劣的。毛文龙是持尚方宝剑代表皇权节制一方的大将，没有皇帝明旨就杀掉他跟造反没啥区别。中国古代持皇帝符节、代表皇帝执掌一方兵权的将领被称为节将，节将除了皇帝谁都不能杀，这是常识。明朝立国二百六十年，节将杀节将，尚方宝剑杀尚方宝剑，这是头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时代，没跟皇帝说一声就杀掉节将而没有造反投敌的大臣，好像也只有袁崇焕一个。用杜车别在《明冤》中的话来说，这突破了“任何一个还有法律的国家的底线”。

　　其实，即使没有尚方宝剑，毛文龙是大将军、都督、总兵，是一品官，而袁崇焕是兵部尚书、蓟辽督师，是二品官。虽然有以文制武的惯例，二品文官未经皇帝批准就杀一品武将也是不可想象的。

　　这件事的恶劣程度，远远超过了秦桧杀岳飞。秦桧再怎么冤枉岳飞，可是把该走的法律程序都走完了才下的手。也就只有史弥远在上朝路上截杀韩侂胄可以与之相提并论了，但它给国家带来的危害又远远超过了史弥远杀韩侂胄。

　　袁崇焕杀毛文龙的时候，应该是有伪造圣旨的嫌疑。他说，他下令杀毛文龙的时候，对毛文龙及其手下将领声称：“皇上赐我尚方宝剑正为此也！”这个“为此”可以作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说皇帝泛泛的授权袁崇焕整顿军队纪律、统一事权，事实也就是如此；但在当时的情形下，恐怕很多人都会理解为是崇祯让袁崇焕带着尚方宝剑来杀毛文龙，有这么一个具体的旨意。这种含混其词的说法，既可以事后逃过伪造圣旨的罪名，又可以镇住东江诸将，让他们不敢马上反抗。

　　杀了毛文龙之后，袁崇焕安抚他手下的各位将官，给东江发了一大笔粮饷。然后才紧急向崇祯汇报。他自己在奏章中也承认：“文龙大帅，非臣所得擅诛”，所以向皇帝请罪。

　　在这封奏章中，袁崇焕上来就把东林党给卖了。他说：“九卿诸臣无不以此为虑，臣谓徐图之。辅臣钱龙锡为此一事，低回过臣寓私商。臣曰：入其军、斩其帅，如古人作手，臣饶为也。”

　　当时九卿诸臣大部分都是东林党及其盟友，钱龙锡则是东林党魁。袁崇焕用公开上奏的方式，把幕后密谋直接给捅了出来，告诉天下人：这事儿是六部九卿在背后支持的，内阁辅臣钱龙锡是主谋，我只是执行人。

　　此言一出，就把东林党跟自己绑在了一起。东林大佬们如果要想卸磨杀驴，把杀毛文龙的责任全推给袁崇焕就不可能了。这个黑锅必须大家一起背，要没事大家都没事儿，要完蛋大家一起完蛋。

　　然后，他又把崇祯也拖下水，说我对东江实施禁运等一系列针对毛文龙的措施，都是“赖皇上大纵神武，一一许臣”——全都是皇上您批准的。这段话说的相当含糊，比如东江运粮要经过宁远，崇祯确实知道。但他完全不知道袁崇焕是想借此来杀毛文龙。袁崇焕把这些事情混在一起，让不知道内情的人看了还以为是崇祯在背后指使。

　　崇祯收到这份奏报以后，大为震惊。但内阁和九卿确实是早就想干掉毛文龙了，东林内部对此已有准备，他们当然尽力为袁崇焕掩饰，声称毛文龙罪有应得，袁崇焕此举实在是逼不得已等等。

　　崇祯此时已没有选择：朝廷文官集团意见一致，袁崇焕手握重兵，毛文龙又已经死了救不活了。他只能承认袁崇焕的行为合法，下旨谴责了毛文龙的罪状，并夸奖了袁崇焕一番。这个事情从表面上就算过去。

　　应该说，杀毛文龙之后的局面和崇祯皇帝的最后决定，都在东林党和袁崇焕的算计之中。从给毛文龙罪名、策划杀毛，到时机、地点、方式的选择，无一不恰到好处，看起来很惊险，其实每一步都算的很准。在皇帝明确要保毛文龙的情况下，愣是把人杀了还要皇帝表彰追认，可以说是内斗杀人的经典之作。

　　但是，以“内斗内行、外战外行”为特征的东林文官集团，千算万算，有一点确实没算好，就是皇太极并不愿意配合他们演这么一出好戏。

　　得知毛文龙被杀，后金方面置酒狂欢。毛文龙是崇祯二年六月初五被杀的。十月初二，毛文龙死后不到三个月，没有了后顾之忧的皇太极准备完成，亲自带领数万大军开始远征。

　　在喀喇沁部落的带领下，金兵从北方绕过了关宁防线，到达蓟门镇防区，十月二十六日开始发起进攻，于十月二十七日攻破喜峰口，长城防线失守！

　　当时不仅蓟门镇守军不足，山海关的守军数量也很少，大部分都被袁崇焕调往关外了。山海关总兵赵率教得知军情，紧急带着四千兵马前往支援。但是很不幸在路上遭到了后金的伏击，全军覆没，赵率教战死[1]。

　　袁崇焕对金兵入寇一事毫无察觉。虽然他之前提出过这种可能性，但实际上没有做任何准备，对后金的这一次行动完全一抹黑。金兵突破喜峰口的时候，他并不在宁远，而是在沿着锦州到山海关一带巡视军队。金兵突破喜峰口长城之后三天，才收到紧急报告，开始准备支援。

　　十一月初一，袁崇焕带了九千骑兵从山海关入关。此时金兵已攻克了遵化，开始向蓟州进军。崇祯皇帝对袁崇焕仍然非常信任，把阻截后金进攻北京的前线指挥权交给了他，各路援军都归他指挥。袁崇焕信心满满的向皇帝保证，他一定可以把后金拦截在蓟州，“必不令越蓟西一步”。

　　但令人费解的是，袁崇焕自己带兵进入蓟州城以后，却下令把各路援军纷纷派遣到其它地方去：让昌平总兵尤世威带兵返回昌平，守卫皇陵；让宣府总兵侯世禄去三河，守卫通州；让蓟辽总督刘策带兵去守密云；又让大同总兵满桂带兵去北京，协助京营守城。看起来根本不像要在蓟州拦截金兵的样子。

　　后金也非常配合袁崇焕，根本就没有去攻打蓟州城，直接就从城边绕过去了，直奔通州！蓟州防线一仗没打就被金兵突破。

　　袁崇焕这种反常做法，有人就怀疑他是不是通敌，故意放后金过去。其实根据袁崇焕一贯主张的“坚城大炮”战略，他这样做是必然的——带兵守住蓟州城，等着金兵来打，有坚固的城墙，后金肯定一时半会儿打不下，就跟宁远之战和宁锦之战一样。所以他才信心满满的跟皇帝保证，绝不让后金越过蓟州。根据宁远的经验，九千人守城是足够了，所以连援军都不需要，各自回去守各自的城去。

　　但他完全想不到，后金会直接绕过蓟州。

　　为什么当年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不绕过宁远直接去打山海关，而这次要绕过蓟州去打北京呢？因为宁远到山海关只有一条路，绕过宁远，山海关打不下来，金兵的后路就很有可能会被切断，被包饺子。而且辽西走廊一边是山一边是海，被围困以后完全无法取得后勤补给，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但是北京南边和东边都是大平原，绕过蓟州以后，后金的骑兵就进入华北平原，可随意纵横驰骋，四处攻城略地获得补给，明军很难围堵。袁崇焕对运动战毫无所知，只想着占了个城市人家就一定会来攻打，所以才会犯下这么低级的错误。

　　袁崇焕得知金兵已经南下去打北京了，这才赶紧带兵出城去追。在半路遇到了金兵，对方隐藏在山林之中，不知道有多少。袁崇焕不敢贸然下令进攻，对峙了半天，只能下令放炮。一通炮火之后，对方开始撤退。袁崇焕也不敢追，继续在原地等候。直到确认金兵已经走远了，才命令部队继续前进。实际上这是一支后金的殿后部队，只有两百人。就这两百人，白白的阻挡了袁崇焕一天的时间。这事儿是袁崇焕身边的亲信周文郁在《辽西入卫纪事》中记录的，后来为袁崇焕鸣冤的程本直在《白冤疏》也这么说。可见袁崇焕和他带出来的关宁军胆小无能到何种程度，离开了城墙和大炮，就不会打仗了。

　　就这样，金兵一路根本没有遇到阻截，畅通无阻的打到了北京城下。

　　袁崇焕又赶紧带兵到了北京城下，要求皇帝让他带兵进城。他还打算继续依靠北京城来搞好防守。

　　崇祯皇帝当然拒绝了这个请求——北京城城墙那么高那么厚实，分内城外城两道城墙，还有好几万京营守卫，需要你那九千骑兵来守城么？而且，袁崇焕受命指挥援军阻截后金，竟然遣散援军，没有跟后金打一仗就让金兵顺利通过蓟州、三河直抵北京城下，这种诡异的行为，已经让崇祯皇帝和北京城内的许多大臣们开始严重怀疑他的忠诚度了，岂能让他再带兵进城？

　　后金打到通州的时候，北京方面收到情报，说金兵一路宣传是袁崇焕把他们带进来的。后来有人以为这是皇太极的反间计，想要除掉袁崇焕。其实像袁崇焕这种对手，皇太极应该生怕他被换掉或者打死，爱护还来不及，怎么会搞什么反间计呢？比较合理的推测是：这种说法不过是金兵对袁崇焕的嘲讽——如果不是他杀了毛文龙、裁撤蓟门镇和山海关的兵力、遣散援军、龟缩防守，他们怎么会如此轻松的杀到北京呢？所以就开玩笑说：“我们是袁督师邀请来的！”结果被当成情报送给朝廷，搞得好像后金还挺重视袁崇焕似的。

　　后金主力到达北京，就在京城北面的德胜门跟满桂和宣府总兵侯世禄带领的宣府大同援军展开激战，京营在城墙上负责放炮放箭提供支持，互有杀伤。袁崇焕带兵来到以后，就驻扎在京城东边的广渠门。皇太极并没有派兵去打他。但三贝勒莽古尔泰一看，哟，关宁军来了！欢迎欢迎！就带了两千人冲了过去。想着用这两千人就顺手把关宁军给灭了算了。

　　关宁军果然是一触即溃。根据周文郁的记载，袁崇焕差点被后金兵砍中，他和袁崇焕身上都中了好几箭，幸亏盔甲比较厚，才没有大碍。而且，王承胤带领的一支部队竟然“徙阵南避”——也就是连总司令袁崇焕被围攻，关宁军的其它部分竟然还开始逃跑，而不是前去救援。这种一碰到金兵就开跑的风格，也是关宁军的一贯特征。

　　在城楼上观战的京营实在看不下去了，副总兵施弘谟、袁信带了两营兵马从左安门出城，从南面突袭金兵。莽古尔泰想不到侧翼会突然出现一支援军，措手不及，金兵被击溃，死伤近千人，京营也付出了数百人伤亡的代价。

　　广渠门之战是开战后明军取得的第一次胜利。崇祯皇帝很高兴，拿出内帑两万两银子奖励了京营的诸位将士，施弘谟、袁信一人得了五十两。

　　广渠门之战的当天晚上，袁崇焕再次要求带兵入城，再次被拒绝，只能在城门下扎营。但是袁崇焕本人和主要将领被允许入城。进城的时候，袁崇焕提出一个奇怪的要求：带一个喇嘛随同他一块进去，而且态度坚决。

　　这件事是一个历史之谜。那个喇嘛是干什么的、跟袁崇焕什么关系不知道。从之前的历史记载来看，袁崇焕派人去给努尔哈赤吊丧就派了一个姓李的喇嘛去，后来皇太极跟袁崇焕秘密议和，皇太极又派了一个姓白的喇嘛充当使者。那个时候藏传佛教已经大规模传入蒙古，后金的王公贵族们也受了影响。喇嘛往往成为王公贵族们的亲信，充当翻译、使者等角色。那这次要带进城的喇嘛是袁崇焕这边的，还是皇太极那边的呢？

　　这个喇嘛不太可能是袁崇焕这边的。因为袁崇焕进北京城，不需要带翻译，带自己这边的喇嘛没用。应该是皇太极那边的。

　　这样的话，也就是说，袁崇焕在入关以后的某个时间，竟然跟皇太极接上了头，还让他派了个喇嘛过来。而袁崇焕要带他进城的目的也不难猜测，就是作为皇太极的使者直接跟内阁甚至皇帝沟通议和事宜。兵临城下之际，这个喇嘛的出现相当可疑，以议和的名义在北京城里面干点奸细内应之类的事情也是可能的，所以无论袁崇焕如何请求，都被朝廷坚决拒绝了。

　　第二天皇帝召见袁崇焕、满桂等人，主要是加以勉励，没有说什么别的事情。袁崇焕在大臣们面前大谈金兵如何厉害，声称除非议和否则无法退敌，但是见了皇帝，却绝口不提。看起来他仍然是希望文官们先达成议和的共识，再去逼着皇帝接受。大臣们对此表现的十分冷淡。他不知道的是，京城里面关于他通敌的传闻早就已经传的沸沸扬扬，文官集团内部也出现了对他怀疑猜忌的声音。上至高官勋贵们，下至普通京城老百姓，因为他们在京畿地区的庄园等财产蒙受巨大损失而对袁崇焕极为不满。

　　决定性的时刻在十一月三十日到来。

　　这一天，满桂仍然带兵在城下与后金交锋。打着打着，打到了关宁军驻防的城门附近。混战之中，飞来几支箭正中满桂。满桂当时还以为是金兵所射，等战斗结束以后，拿下箭头来检查，发现竟然是关宁军射的。去年崇祯接见袁崇焕的时候，曾经吩咐所有供应关宁军的武器都要有工匠和监造官员的名字，因此十分容易辨别。

　　满桂大惊失色，因为他之前一直跟袁崇焕有过节，而且对袁崇焕通敌的传言也有所耳闻，不知袁崇焕是想报复自己，还是真的通敌。不管哪一种，都是极为严重的罪行。再联想到其擅杀毛文龙之事，更加不敢怠慢，连夜进城向皇帝禀报。[2]

　　看到满桂的箭头和身上的伤势，崇祯皇帝终于彻底对袁崇焕失望了，自从毛文龙被杀以来的所有疑惑积累起来，压垮了他对袁崇焕的全部信任。

　　“袁崇焕辜负了我。”崇祯皇帝对自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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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赵率教援蓟，并非出自袁崇焕的授意，应该是自己决定或者奉旨前往。袁崇焕的奏章中说：“臣于十月二十九日，在中后所一闻蓟警，即发援兵，而赵率教于臣牌未到之先，奉旨坐调即行”。
[2]关于满桂受伤这个事情，《明史》上说是京营在城墙上放炮误伤的。但是《崇祯实录》里面说的很明白：“桂前被流矢，视之，皆袁军矢也。崇焕按兵不动，物论籍籍。”《明季北略》说的更清楚：“清兵攻南城，崇焕复不战，独满桂以五千人与清一日二十战。清兵益盛，桂不支而走，经袁营，竟不出救。俄桂中流矢五，三中体，二中甲，拔视，乃袁兵字号。桂初疑清将反间，伪为袁号耳。及敌骑稍远，细审，果为袁兵所射，大惊，入奏。”
《崇祯实录》成书于清朝顺治年间，距离此事不过二十年，作者掌握了大量的奏章，应该当时就在明朝中央政府工作，用记流水账的方式记录了崇祯皇帝的日常政务材料，这是最权威最客观的；《明季北略》成书于康熙初年，距离此事约四十年，是一本专门记录明朝与后金战争的史学专著，也是很权威可靠的，里面记录的很多历史事实，都可以跟《三朝辽事录》、《两朝从信录》等史料相互应证。
而且，而崇祯在朝堂上当众质问袁崇焕为什么射伤满桂，这个事情很多为袁崇焕辩护的史料也都记录了此事。此时满桂就在北京。对于逮捕袁崇焕这种重大决策，崇祯不可能听信传言，连满桂本人都不问一下。所以满桂被关宁军箭伤的事情，应该是真的。
而《明史》成书于清乾隆年间，距离满桂受伤时间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其间多次因为清朝皇帝的意见而修改，雍正上台大规模修订一次，乾隆上台又大规模修订一次，里面政治性、主观性的东西很多。
《明史》排除了满桂受伤与袁崇焕的关系以后，把袁崇焕被捕归结为皇太极的反间计。说是皇太极抓了两个太监，然后故意让他们偷听到后金派人去跟袁崇焕联络的对话，再故意让两个太监逃跑回到北京城。崇祯因为听信了太监的话，就把袁崇焕抓起来杀了。这个故事明显是编造的，是模仿《三国演义》中《蒋干盗书》的情节编出来的。崇祯上台以后，就撤回了军队里的太监监军。京城在刚得知金兵进入喜峰口以后就开始戒严，后金能从哪里抓到皇宫内的太监？金兵入塞之前，天启皇帝时代，长城以外也就宁远锦州有几个太监监军，都呆在城里没有被后金抓过。除此以外，他们还能去哪里抓太监？而且仅仅两个被捕的太监的说法，就临阵逮捕大将，崇祯也不可能这么笨——万一太监是被后金策反，当了奸细呢？
《崇祯实录》里面说广渠门之战击败金兵的是京营，而误伤满桂的是袁崇焕；《明史》正好颠倒过来，说误伤满桂的是京营，在广渠门打赢了金兵的是袁崇焕。综合参考多种史料，《崇祯实录》的记载有多种史料可以印证，比如《明季北略》以及户部《度支奏议》中关于奖赏京营的档案记录等。《明史》成书时间最晚，里面的说法又是孤证，应该是故意篡改的，把责任推给京营，把功劳送给袁崇焕。这也是《明史》故意篡改历史的一大证据。

大参考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二）69.空饷黑幕

　　六十九、空饷黑幕

　　第二天，十二月初一，崇祯就召见了袁崇焕，当着满桂的面问他：那个箭伤是怎么回事？然后又进一步追问：为什么要杀毛文龙？为什么一仗没打就让金兵到了北京城下？

　　袁崇焕对这三个问题都无法回答。

　　箭伤满桂的事情，应该是误伤。这是关宁军训练水平太低造成的——远远的看见有金兵就瞎放箭，没想到射中了正在与金兵激战的满桂。这个事情袁崇焕可能都不知道，也就无法回答。

　　杀毛文龙的原因之前已经上疏解释过了，现在皇帝再翻出来问，显然是不再接受之前的解释了。他也无法回答。

　　一仗没打就让金兵打到北京城下，是因为关宁军没有野战能力，只能凭坚城固守。想不到金兵竟然不攻城，绕道直接打到北京来了。这个问题其实就是袁崇焕无能，也没法辩解。

　　崇祯见他久久不说话，也就不再多说什么，下令锦衣卫将其逮捕下狱审问，并把各地援军的指挥权交给了满桂。

　　关宁军的二把手祖大寿眼见着袁崇焕被逮捕，出城以后立刻就带着关宁军往宁远走。《明史》里面说他“毁山海关出”，连宁远都没有停留，只奔锦州而去。

　　这个事情说明，关宁军将领也跟袁崇焕一样，目无法纪到了何等地步！国家的首都正在被敌国大军围攻，军事将领竟然带着部队逃离前线。不管是为袁崇焕鸣不平，还是害怕自己受到牵连，都不能成为理由。这种做法也同样突破了“任何一个还有法律的国家的底线”。

　　关宁军临阵脱逃，朝野震动。崇祯只能下旨去请求袁崇焕给祖大寿写信劝他回来，又请关宁军的创建者孙承宗出面写信给祖大寿，保证绝不追究责任，求爷爷拜奶奶一样的，才把祖大寿和他的关宁军请回来。

　　从北京到锦州，再从锦州回来，虽然是骑兵，怎么也要十多天。这十多天北京城下没有关宁军，其实也没什么事儿。回来了之后，也没跟后金开打。后金见北京城防坚固，无机可趁，就在华北地区到处攻城略地，“良乡破、固安屠、房山下、迁安陷”，京畿地区的人民惨遭杀戮。金兵在抢夺了大量的财物和人口之后，从容北上，再从喜峰口出塞。

　　这个过程中明朝最大的不幸，是满桂将军在与后金作战的过程中，因为被关宁军射中的伤口迸裂，落马而死。自从辽东陷落以来，在实际战斗中能带兵与后金野战而不至于吃大亏的将领，只有毛文龙和满桂二人。现在这两个人都死了，后金的那些贝勒将军们再无对手。

　　这次后金入塞，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事，就是从头到尾关宁军都只有九千兵马入关。根据袁崇焕之前上报的材料，关宁军有十二万多人。但后金都打到北京城下了，竟然只出现了九千人，还有十万多干人什么去了？就在辽西走廊呆着看热闹？

　　有人猜测袁崇焕是骑兵先行，想在北京城下拖住金兵，等着步兵赶来大军合围。但是步兵还没有到，袁崇焕就被捕下狱了。

　　这个猜测不靠谱。因为袁崇焕是十月二十九号接到金兵入塞的战报，是十二月一号被捕下狱的，中间隔了三十一天。从宁远到北京城路程大约八百里，而且沿途基本都是大路，步兵一天走八十里平路肯定没问题，十天就可以赶到。万历四十八年，四川石柱司总兵秦良玉带兵从今天重庆石柱县出发前往北京，路程大约三千五百里，十月初二出发，十二月十八日抵京，总共走了七十六天。按照这个速度，从宁远到北京最多也就十九天。但从重庆到北京，中间要翻越很多大山大河，而宁远到北京都是大平路。所以无论怎么算，十五天赶到是必须的。而实际情况是三十天了都还没见踪影，可见根本就没有什么大部队赶来增援。

　　皇太极亲自带主力部队绕道千里、虚国远征。如果关宁军真的有十二万人的话，不管是带九千还是两万人马入卫京师，剩下十万人从宁远锦州出发去攻打沈阳，绝对是收复辽东的好时机。但他们也没有这么干。

　　从各方面史料来看，真实的情况应该是，关宁军将领们吃空饷情况严重，上报了十二万多人，实际上只有六七万人。孙承宗因为“柳河之败”下台以后，魏忠贤的亲信高第当辽东经略后不久，就上报朝廷，说原来孙承宗声称关宁军有十一万多人，现在核查只有五万九千人，差了一半。

　　孙承宗对此的回应是：你说只有五万九千人，那你以后就按照五万九千人领饷吧。

　　高第没过多久就服软了，上疏承认错误。如果真的按照五万九千人领取粮饷，估计马上就会发生军队哗变了。这里面涉及的利益太庞大，从内阁辅臣孙承宗，到负责管理发放粮饷的户部等中央机构，再到关宁军各级将领，都从中有利益，一旦认真查起来，恐怕难免地动山摇。

　　高第的上疏，应该是在魏忠贤指使下干的。这是魏忠贤想要在军队中整肃贪腐行为的信号。当时王化贞为了逃过丢掉广宁的罪责，已经背叛东林党，向魏忠贤提供了不少东林党贪污军饷的证据。高第上疏以后，紧跟着就有好多所谓的“阉党”轮流上疏，要求清查关宁军的粮饷花费情况。但这一阵浪潮最后没有转化成实际行动，应该还是天启皇帝保了孙承宗一把。

　　大规模侵吞军饷在明朝末年是普遍现象。根据户部《度支奏议》，在宁远军粮中核查出来的，就有宁远委官闫栋在崇祯元年、二年、三年供侵吞米豆四万多石（七百多万斤）；崇祯二年海运厅书役王昌等侵吞米豆两万多石；崇祯五年又查出来董懋夔、叶有光等侵吞米豆八千多石，等等。

　　毛文龙死后，朝廷继续给皮岛发军饷，根据《度支奏议》：“（崇祯）三年分岛粮饷十五万余，实收不过八万，侵没几半，法纪何存？”——军饷送到皮岛之前就被侵吞了一半，这还不算到了之后被将领们再侵吞的部分。在当时，军饷一到，立即全部进入官员手中，士兵分文未得的情况也很正常。[1]所以毛文龙不断向皇帝举报军饷被贪污，情况应该属实。文官们要对毛文龙下杀手，这也是原因之一。

　　正是因为关宁军从上到下都在贪污军饷[2]，所以空额问题尤其严重。关宁军吃空饷的比例，除了高第的奏议外，还有几条证据。

　　崇祯四年八月，金兵围攻大凌河堡，崇祯皇帝命令当时的山海关总兵吴襄（吴三桂的父亲）出兵救援。吴襄对皇帝说“臣罪万死，臣按册兵力八万。核其实三万余人，非几粮食不足以养一兵，此各边通弊，不自关门始。”崇祯说三万也不少了，比后金男丁都多，也可以打一仗的。吴襄又说：“若三万人皆战士，成功何待今日？臣兵不过三千人可用耳。”（《绥寇纪略补遗》）

　　这段话吴襄给出的比例是：关宁军按照八万人拿军饷，实际只有三万多人，而能带出去打仗的只有三千人。能战斗的士兵占领饷的比例不到二十分之一！

　　此外，明末著名官员、《几何原本》的翻译者徐光启在做官的时候，曾经核查过通州昌平等地的军队，也给过一个数据：登记在册的军队数量是一万零六百人，但实际只有7616人，其中大部分都是老弱病残（应该有一些是地方军官临时拉来应付徐光启检查的），能够拿得动武器上阵杀敌的大约两千人，真正可以训练成精锐的不过一两百人。[3]

　　孙承宗时期，关宁军空额占了大约一半，而吴襄时期则占了三分之二；袁崇焕时期，按照十二万人拿军饷，还能有九千人入卫京师，如果加上赵率教全军覆没的四千人，好歹出现了一万三千人，占了十分之一还多。孙承宗和袁崇焕在吃空饷方面，跟吴襄比起来还算是良心。

　　把吃空饷的数据扣掉，袁崇焕时期关宁军留在辽西走廊的真实数量应该也还有五六万人，也不少。但是为了执行孙承宗的堡垒政策，袁崇焕从山海关到锦州，修筑了前屯、中前所、松山、杏山、小凌河堡、大凌河堡、右屯等等大大小小十多个堡垒，每个驻扎个两三千人，再加上宁远、锦州、山海关各一万多，六七万人就没了。

　　这种分兵驻守的堡垒政策，把数万兵力彻底分散，守卫的时候每一处都处于劣势，进攻的时候又难以抽调机动兵力，真打起仗来，守也守不住、攻也攻不出去。所以袁崇焕带九千人入关，应该已经是当时他能抽调的最大兵力数了。

　　——按照这种方法养兵打仗，明朝如何能够不灭亡呢？

[1]转引自林美玲，《晚明辽饷研究》，114-116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2]在侵吞辽东军饷方面，孙承宗和袁崇焕应该都是有份的。孙承宗一直没被查处过，作为东林大佬，《明史》里面当然大力为他粉饰。但是在《明史?马世龙传》里面还是透出了些蛛丝马迹。《马世龙传》里面这样说：
孙承宗以内阁辅臣的身份统率着关宁十多万兵马，手下使唤的将校有几百人，每年开支军费几百万两白银。那些有求于孙承宗的人，都要走马世龙的门路。有些人因为没有达到目的，而怨恨马世龙……那些忌恨孙承宗的人也大都通过抨击世龙来拆孙承宗的台。孙承宗上书为马世龙辩护：“别人说马世龙贪污、荒淫、剥削他人，我敢说一百遍保证没有这些事！”天启皇帝因为孙承宗的缘故，没加追究马世龙的问题。
——马世龙是孙承宗的铁杆亲信，孙承宗甚至为他向天启皇帝请求尚方宝剑。马世龙因此成为第一个获得尚方宝剑的武将，毛文龙只能排第二。马世龙被大量弹劾存在贪污受贿的问题，孙承宗坚决力保马世龙，称“敢以百口保其必无”，把话说死了，查都不让查。这里面应该是有问题的。领导自己不亲自收钱，让秘书亲信来干这种脏活，是常见手法。
至于袁崇焕，地方官的抄家报告上说，自从他被逮捕下狱之后，他唯一的弟弟袁崇煜就“罄家而西，绝迹莞邑”——带着全部家产跑路了，只留下房屋等不动产。所以钱财没有抄到多少，但是抄出来了一个东西——盐本。这个东西只有官方认定盐商家里才有。明末盐商没有不是巨富的。在明末经营盐业就跟今天开银行一样，需要的钱不是一点半点，而且有钱政府也不一定让你开，必须既有钱又有足够的关系才行。袁崇焕出身并不富有，家里成年男子只有弟弟袁崇煜和侄儿袁兆基，袁崇煜负责管家。从袁崇焕中进士到下狱不过十年，家里就就成为盐商，财富积累速度显然不正常。
[3] 徐光启：《廵历巳周实陈事势兵情疏》，载《皇明经世文编》，卷四百八十九

大参考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二）70.千古奇冤

　　七十、千古奇冤

　　那么当时有没有不吃空饷的将领呢？应该还是有的。比如——毛文龙。

　　在毛文龙生前，文官们不停的控告他冒领军饷，声称毛文龙只有两三万的军队，却谎报有十五万军队，所以毛文龙冒饷。这个逻辑完全不对。朝廷给东江镇的军饷一直都是二十万两左右，跟毛文龙说他有多少军队无关。按照关宁军的待遇，士兵每个月平均一点八两银子的工资，每年每人就是二十多两。即使按照文官们多次考察认证的最低数量，毛文龙只有二点八万士兵，那也应该每个月发大约五万两银子，每年的军饷就是六十万两。但实际发给毛文龙的，只有三分之一，相当于大约一万人的军饷。

　　毛文龙有没有冒饷，显然应该以他实际领到手的为准，而不是他向朝廷申请的为准。朝廷每年就给他发了一万人的工资，不要说毛文龙声称有十五万兵马，哪怕他声称自己有一百万、一千万兵马呢，也不能算冒饷吧？只有关宁军这种，声称有十几万，也实际按照十几万人来领工资，而实际只有六七万人，才能叫冒饷嘛，对不对？

　　实际情况应该是，那些从辽东逃难过来的、愿意上阵去跟金兵打仗的男丁数量有十五到二十万左右，毛文龙按照这个数量来申请军饷，有这个数量的军队，他就自信能够收复辽东。这也就是崇祯皇帝说的“荷锄是民、受甲即兵”的数量；而由于粮饷有限，勉强装备起来能够打仗的应该有五六万人，但是这部分人的装备仍然严重不足，而且分散驻守在很多地方。驻扎在皮岛、铁山、云从这几个大本营的军队应该是三万多人。朝廷先后三次派文官来核查军队数量，第一次核查是六万，第二次核查是三万六，第三次核查是二万八，标准越来越严、人数越压缩越少，为的就是不给毛文龙增加粮饷。

　　但不管核查出来是多少，每年朝廷都是发的二十万两银子左右，变化不大。

　　按照这个标准，毛文龙每年要养活五六万士兵，负责从复州、旅顺、皮岛、宽甸的几千里战线，还要接济几十万逃过来的辽东难民，是远远不够的。大部分难民需要依靠屯田自己养活自己，然后又让朝鲜半自愿半被迫的每年支援十万石粮食，还有就是招揽商船通过皮岛来做商业贸易，运点东北特产人参、貂皮之类的出去卖。

　　总的来说，东江镇的收支必然是极为紧张的。除了养活这么多人，还要购买马匹、火药、铁器、皮革、枪支、大炮、箭杆、翎毛等等。因为打仗需要大量的消耗军事物资。战死了的士兵，需要抚恤；立下了功劳，需要奖赏，这些全都需要钱。朝廷给的银子连花销都不够，更别说发工资。

　　关宁军号称十多万人，实际只有六七万，从来不出去打仗，每年光银子就要花掉五六百万两；皮岛也有五六万军队，经常出去打仗，每年银子却只能从朝廷领到二十多万两银子，可以想象有多么拮据。但宁远那边四个月不发工资，就发生士兵哗变；毛文龙这边被袁崇焕搞物资禁运，断粮八个月，也没有发生哗变。这是为什么呢？

　　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好几万人的军队，全都吃不饱穿不暖，没有工资，还要让他们时常深入后金腹地，与金兵厮杀。怎么样才能做的到？

　　这些人杀金兵杀起来都不手软，如果毛文龙贪污军饷、享乐腐化，却让士兵们没工资没饭吃，他们早就造反把他杀了。拿着毛文龙的人头去投奔后金，保管吃穿不愁，何须等袁崇焕来杀？但东江在毛文龙治下，八年之间，就靠着朝廷那相当于关宁军一万人标准的粮饷，硬是撑了下来，从未发生过大规模士兵哗变。

　　唯一的可能，就是毛文龙坚持了公平分配的原则，而且以身作则，与士兵们同甘共苦。

　　之前，对于文官们弹劾某些太监、武将的贪污情形，我一般都会说，估计多少是有一些，但程度可能没有文官们说的那么夸张。但对于文官们对毛文龙所谓“冒饷”的弹劾，我认为，最符合实际的应该是——完全不存在、一点也没有。

　　正因为毛文龙自己没问题，所以他才敢那么大胆的多次向皇帝举报负责给他运钱运粮的登莱巡抚方面克扣粮饷。他不断的向朝廷抱怨，东江这边多么艰苦、多么艰苦，请朝廷多给钱、多给钱。就是在为东江的士兵们讨一个公道：同样都是大明朝的兵，为什么关宁军可以躲在城里领着大粮大饷却不跟后金打一仗，而东江兵孤悬海岛、远离故土，舍生忘死的与后金交战，人均领到的粮饷却只有关宁军的三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甚至更少？难道东江兵就是小娘养的？

　　在文官们看来，东江兵就是小娘养的，只有文官带的兵才能算是大明的嫡系部队，武将带的兵就是野孩子，给你口饭吃就不错了，还敢嚷嚷吃不饱，还敢说我们克扣，这不是大逆不道是什么？

　　幸好天启皇帝和魏忠贤还支持毛文龙。文官们于是又按照自己的理解，认为这都是毛文龙加入了“阉党”，阿附魏忠贤的结果。

　　但遍览毛文龙给朝廷写的所有奏疏，里面却没有一个字提到过魏忠贤，好像权倾天下的魏公公根本不存在一样。包括抗击后金入侵的那一仗，魏忠贤可是紧急给东江调集了粮草和银两支持的。登莱巡抚的报告里面，都特意说了：“皆赖厂臣（指东厂太监魏忠贤），沉谋秘算、授计行间”，皇上还批复“说的是”。这显然是拍魏忠贤马匹的最佳时机，但毛文龙的战报里面还是没有提到魏忠贤。魏忠贤倒台以后，也没有说魏忠贤坏话，依旧当他没有存在过。

　　在毛文龙的奏疏中，出现次数最多的一个人的名字，是前辽东巡抚王化贞。王化贞当辽东巡抚的时候，毛文龙要向他汇报工作，二人多有联系很正常。但是等广宁失陷，王化贞以丢失城寨的罪名被判处死刑以后，毛文龙竟然还不断的提到王化贞，每年都会。

　　天启四年十一月：“臣以偏稗，受旧抚王化贞之遣。”
　　天启五年九月：“辽东巡抚王化贞，牌委臣以二百之众，从东渡江。”
　　天启六年五月奏：“去年五月间，臣曾具疏请内臣一员，并请旧抚王化贞出海督臣。”
　　天启七年二月奏：“臣于天启元年，奉广宁巡抚王化贞令，率一百九十七人抵镇江。”
　　崇祯元年十月奏：“臣于天启元年奉抚臣王化贞令，诣攻镇江。”
　　崇祯二年闰四月：“臣初以都司，蒙旧抚王化贞授卒一百九十七名，直入虎穴，擒叛贼于镇江。”（节选自《东江疏揭塘报节抄》）

　　毛文龙每次简述自己创建东江镇的事，都会说是王化贞把我派过来的。照理说，老领导提拔了你，你当然应该报效知遇之恩；但是如果老领导因为贪污腐败、玩忽职守等罪名进去了，在政治上完蛋了，就应该主动跟他划清界限。这是官场生存的基本法则。但王化贞都判死刑了，毛文龙依然在公开上疏中对他念念不忘。这就能看得出来这个人的品行如何了。

　　毛文龙生于“钱塘自古繁华”的江南温柔之乡，却喜好兵法，孤身北上到东北参军，很有一番“投笔从戎”的理想。但官职太小，干不成事。眼看着辽东沦陷，自己却无能为力，壮志难酬。是王化贞给了他这个机会，让他带着两百人去突袭镇江，使他这样一个小人物能够为国家建功立业，官居一品、青史留名，不负平生之志。对王化贞，他是发自内心的感激。之所以在奏章中不断的提到王化贞，就是不停的提醒朝廷：王化贞是有功劳的，我的东江镇就是他支持开创的。希望能够救王化贞一命。在天启六年，文官们建议派一个文臣去东江节制毛文龙。毛文龙干脆就直接提议：“请旧抚王化贞出海督臣”。这就是摆明了请求朝廷让王化贞将功赎罪，为此不惜把王化贞请到东江来管着自己。

　　毛文龙最后一次提到王化贞是崇祯二年的闰四月十八日的塘报。在这份塘报后面，有一条后人的批注：

　　“死矣，毛文龙！还撇不下王化贞吗？其笃于感恩图报若此！”

　　一个多月后，他就被袁崇焕杀了。

　　相比之下，袁崇焕在这方面就比较不厚道了。他是孙承宗提拔上来的，但是天启五年十月孙承宗因为“柳河之败”被免职之后不久，他就在一封奏疏中说：

　　“若听逃将懦将之做法，以为哨探之地，此则柳河之故智，成则曰袭虏，不成则曰巡河。天下人可欺，此心终是不得。”（《三朝辽事实录》）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是他在跟高第争论，反对放弃锦州。他说：如果按照胆小怕事的逃将和儒将们的做法，把锦州一带当成巡逻之地而不加以防守，那么就好像柳河之败一样，打赢了就说是我们主动出击，打输了就说是巡河小分队的遭遇战。天下人可欺，你自己的内心是说不过去的！

　　袁崇焕这里主动揭孙承宗的伤疤，狠狠的打了孙承宗的脸。其实你说要守卫锦州就守卫锦州嘛，把道理讲清楚就可以了，为什么非扯上“柳河之败”来作对比呢？这可是孙承宗最丢人的一件事啊！而且还把“儒将”和逃将并列，孙承宗就是著名大儒；又说什么“成则曰袭虏，不成则曰巡河”——孙承宗柳河之败以后，就向皇帝报告说这是巡河小分队的遭遇战，以掩饰自己的惨败，被大家揭穿了的。如果孙承宗的谎言没有被揭穿，你站出来揭穿，那是坚持真理、勇于直言。但它已经被揭穿，孙承宗都下台了，袁崇焕还要旧事重提，如此讽刺贬损孙承宗，那就很不厚道。当时孙承宗已经失势，魏忠贤正准备清算关宁军吃空饷的问题。袁崇焕这么干，有落井下石，跟孙承宗划清界限的嫌疑。

　　划清界限以后，袁崇焕就开始不停的拍魏忠贤马屁，只要能跟魏忠贤扯上关系的地方，奏疏里面都要大谈厂臣的功劳。比如在天启六年十月二十二日，他就在奏章中写道：“厂臣魏忠贤功在社稷，海内之共见共闻，业已铭刻金石，无容职赘。”

　　当然，拍马屁的顶峰还是申请在宁远给魏忠贤建生祠。

　　建生祠这个事儿在当时的明朝应该是一个常见的风俗。李贽在云南在知府，当地人民就给他建过生祠；打击李贽的冯应京在湖北据说做官做的也很得民心，也有人给他建生祠。所以有些官员用建生祠的做法来给魏忠贤歌功颂德，天启皇帝也很支持，还每次都给生祠亲笔题词。第一个生祠，天启皇帝题词为“普仁”；袁崇焕建的生祠，天启皇帝的题词为“元功”。

　　金庸在《袁崇焕评传》中为袁崇焕辩解，说：“各省督抚都为魏忠贤建生祠，袁崇焕如果不附和，立刻就会罢官，守御国土的大志无法得伸，因此当时也只得在蓟辽为魏忠贤建生祠。”这是不对的。毛文龙就没有给魏忠贤建生祠，不仅没有被罢官，魏忠贤还要给他增加军饷。所谓“立刻就会罢官”云云，过分夸张，不符合事实。

　　实际上，在给魏忠贤建生祠的督抚当中，袁崇焕是比较积极的一个。全国各地先后总共给魏忠贤建了四十多个生祠，在《明熹宗都察院实录》中都有记载。按申请建设的时间顺序排名，袁崇焕排第九，很靠前的。看起来不像是害怕被罢官的被动之举，而是反应比较迅速的积极主动之举。

　　而且袁崇焕申请建生祠的时间也选的很好：天启七年四月。正好是后金入侵朝鲜，毛文龙在率军与金兵血战，而袁崇焕拒绝救援的时间。他在这个时间还忙里偷闲给魏忠贤建生祠。

　　不过魏忠贤对这些东西不是太看重，所以袁崇焕再怎么拍马屁、建生祠，朝鲜之战、宁晋之战打完，发现袁崇焕总是拒绝援助友军，金兵以来就龟缩在城里啥也不管，立刻既把他撤职了。而毛文龙完全不理会魏忠贤，魏忠贤却让天启皇帝把东江镇的军饷增加到了一百万两。毛文龙是大将风范，魏忠贤是政治家风范，两人之间才是真正的国士之交。

　　以袁崇焕的认识水平，他当然完全不能理解这种关系。在他看来，老子拍马屁、建生祠，魏忠贤都不理我，还撤我的职，你毛文龙竟然还被增加军饷，肯定是比我干的还厉害，偷偷摸摸的给魏忠贤当干儿子、送钱行贿、修庙建祠了。所以他杀毛文龙的时候，还给毛文龙列了一个罪名：攀附阉党、结交近侍。

　　这条罪名不仅没有丝毫证据，实际上它根本就不是罪名。因为崇祯二年三月十五日，皇帝已经下旨，打击阉党到此为止，此后不再追究攀附魏忠贤之罪，“纵有遗漏，亦赦不问[1]”——即使有没发现的、遗漏的人和事，也一律不再追责。但袁崇焕在崇祯二年六月还是打着这个旗号把毛文龙杀了。

　　类似的事情还有袁崇焕说毛文龙与皇太极议和，大逆不道。其实毛文龙跟皇太极通信都是上报朝廷了的，为的就是骗几个人过来杀掉，皇太极派去皮岛的四个使者就给毛文龙抓了送到北京杀了；而袁崇焕当了督师以后跟皇太极议和崇祯皇帝一直被蒙在鼓里，双方互派使者你来我往都好几趟了，白喇嘛到宁远一住就两三个月。

　　所以，袁崇焕杀毛文龙，概括起来说，就是：

　　一个按照十几万人领军饷，实际只养了六七万人，打仗只有一万多人的将领，以冒领军饷的罪名，把一个按照一万人领军饷，实际养了五六万人，接济安顿几十万辽民的将领给杀了；

　　一个给魏忠贤拍马屁、建生祠的将领，以攀附阉党的罪名，把一个从来没说过魏忠贤一句好话的将领给杀了；

　　一个跟后金秘密议和的将领，以勾结后金的罪名，把一个将后金议和使者绑送北京的将领给杀了；

　　一个把大量粮食和布帛卖给敌国同盟的将领，以非法贸易的罪名，把派人到敌人地盘去挖人参、捕貂皮的将领给杀了；

　　一个缩在城里从来不敢与敌人正面交锋的将领，以畏缩不前、数年无功的罪名，把无年无月不与金兵交战，获得的敌人首级仅经过文官集团查验过的就有二千八百多的将领给杀了[2]；

　　一个敢瞒着皇帝与敌国议和、瞒着皇帝送粮食给敌对联盟、敢在战时抗旨拒不救援友军的将领，以不服朝廷节制的罪名，把一个持有皇帝尚方宝剑的将领给杀了。

　　翻开中国的历史，颠倒黑白到如此程度的事，厚颜无耻到袁崇焕这种程度的人，都是极为罕见的。

　　还好，跟秦桧谋害岳飞、史弥远截杀韩侂胄不同，这一次，袁崇焕没有能够逃脱惩罚。

　　皇太极亲率大军打到北京，大获全胜，威望提高，也可以开始整顿内部问题了。在退出长城的时候，留下二贝勒阿敏带着五千兵马守卫喜峰口旁边的遵化等四座小城。这明显是在坑阿敏。五千人留在长城以里，孤立无援，根本不可能守得住。皇太极实际上给了阿敏两个选项：要么战死或者被俘，要么承担失守城池的责任。

　　崇祯派孙承宗带着祖大寿等各路援军，去收复遵化。阿敏得知明朝十多万大军朝着遵化城开过来，就把城池焚毁一空，带着五千兵马和财物退出了长城。皇太极抓住机会，把阿敏抓起来论罪，又在岳托等人的指证下，把他当年去打毛文龙结果改打朝鲜，而且打算在朝鲜称王的事情翻出来算总账。廷议的结果，判处阿敏死刑。皇太极宣布宽大处理，改为终身软禁，消除了阿敏这个最大的内部不安定因素。

　　这次收复遵化，明军其实根本没有跟后金交锋。不过也算是孙承宗和祖大寿立下了功劳，崇祯非常高兴。孙承宗和祖大寿于是趁机上疏为袁崇焕说情。崇祯见了，对袁崇焕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觉得关宁军还是能打仗的。而且经过调查满桂被箭伤的事情至少应该不是袁崇焕故意的，就说：“袁崇焕鞠问明白，即着前去边塞立功，另议攫用。[3]”这就是要放袁崇焕一马了。

　　但是真正“鞠问明白”之后，崇祯的态度再次发生了改变。

　　袁崇焕私自与皇太极互相遣使议和的事情被揭露了出来。袁崇焕上疏说杀毛文龙跟钱龙锡协商过，但钱龙锡给皇帝的解释是，这不过是礼节性的闲聊，最后告别的时候提过一句担心毛文龙不受节制。但调查显示，在这种过程中，袁崇焕跟钱龙锡、兵部尚书王洽长期秘密通信，反复协商密谋，岂止是提过一句那么简单？

　　崇祯皇帝愤怒了：边将与敌国元首谋款议和，使者往来如梭，辅臣与边将协商斩帅，信件传递不绝，他竟一无所知；杀毛文龙哪里是什么逼不得已，完全是精心谋划！他下明旨禁止资粮于蒙古，袁崇焕竟然阴奉阳违。

　　说什么“五年平辽”，结果一年时间金兵就打到了北京城下；

　　说什么喀喇沁部“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结果给后金带路攻打喜峰口的就是喀喇沁部；

　　说什么“必不令越蓟西一步”，结果后金未损一兵一卒就越过了蓟州防线，以至京城被围、生灵涂炭。

　　这样的罪行要是不杀，天下再无可杀之罪！

　　崇祯三年八月十六日，经过长达八个多月的审问，在取得了袁崇焕等人的口供以及各种往来书信等相关证据的情况下，朝廷最终给袁崇焕定罪：

　　“袁崇焕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4]”

　　上面的这些罪行，全都证据确凿。至于叛国、射伤满桂等缺乏证据的罪名，都没有写进去。至于《明史》里面编造的太监告密之类的故事，更是全无影子。这是一个严谨的、经得起历史考验的结论。

　　最后，袁崇焕被判处凌迟处死。

　　京城的老百姓有很多居住在北京周边地区的亲人在这一次战火中惨遭后金屠杀或是被掳掠出塞，财产损失更是无法估计。他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对袁崇焕可谓恨之入骨。袁崇焕被千刀万剐之时，刽子手们一两银子卖袁崇焕一块肉，很快就被围观者一抢而光，当场生吃，嘴角流血犹然唾骂不已。

[1]谈迁，《国榷》，5473～5476页
[2]其中天启二年的时候袁崇焕本人就奉孙承宗的命令去亲自查验过一次，查验的结果是“俱是真正壮夷”。有关毛文龙的更多事迹，可参考杜车别《明冤》一书。
[3] 谈迁，《国榷》，卷90。转引自樊树志《晚明史》（下），第718页。
[4] 《崇祯长编》卷37；谈迁，《国榷》，卷90.

大参考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二）71.穷途末路

　　七十一、穷途末路

　　袁崇焕被下狱后不久，钱龙锡和王洽也被下狱受审，王洽死在了监狱里，钱龙锡被充军，崇祯开始重新启用太监和非东林人士，东林党的势力遭到了削弱。“重正盈朝”的时代又草草结束了。

　　明朝末年，东林党“重正盈朝”、全面当权的时期加起来不过四年，也就是天启皇帝刚刚上台的两年和崇祯皇帝刚刚登基的两年。在第一个两年里，东林党一上来就把熊廷弼拿下，把辽东经略和巡抚换成自己人，然后接连丢了沈阳、辽阳、广宁，后金从长白山打到了辽西走廊；第二个两年，东林党先干掉魏忠贤，再杀掉毛文龙，引出了李自成，让后金直接打到了北京城下。这战斗力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

　　第一次“重正盈朝”之后，明朝还有得救，或者说至少在理论上还有抢救的余地。经过天启皇帝、魏忠贤、毛文龙等人的努力补救，局面基本稳定下来了，开始朝好的方向发展；

　　第二次“重正盈朝”之后，明朝就彻底没得救了，已经可以下病危通知书了。

　　因为我们前面讲的，东林党上台压缩军饷和减少政府收入引发的两件“小事”，受后金围攻北京的影响，都继续的扩大了。

　　为了解北京之围和收复关内四城，朝廷从全国各地调集援军前来勤王。甘肃、陕西、山西这些地方靠近边防重镇，军事实力比较强，所以勤王兵马主要从这些地方抽调。但这些地方也是农民起义闹得比较凶的地方，精锐部队被抽调走了，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这些人就借机发展壮大起来。不仅陕西全境糜烂，起义还开始波及山西。崇祯三年二月，正是孙承宗带着全国援军收复遵化的时候，陕西农民起义军开始渡过黄河，大举进军山西。

　　但最严重的问题还不是这个。

　　明朝军队的粮饷，在防区内由自己解决，有固定的来源。一旦有军事行动，离开防区，就由国家财政另外发放粮饷，被称为“行粮”。援军四集，中央财政就得花钱。东林党既不让多收税又变不出钱来，只能拖欠。山西巡抚耿如杞带了五千士兵入援，兵部没钱给他们发饷，就在三天之内连续把他们调动三次：由通州调到昌平，再从昌平调到良乡，故意用这种方法逃避发饷。因为军令规定，部队到达驻地之后第二天才发响，所以兵部就让他们不在任何一个地方驻扎超过一天。士兵们沿途辛苦劳累，连续三天都不发饷，还要被没完没了的调来调去，就沿途抢劫。

　　金兵撤退以后，朝廷以失职罪逮捕耿如杞，判处死刑。这五千人就一哄而散。

　　遭遇同样情况的还有甘肃巡抚梅之焕带领的部队，也就是因为粮饷短缺，走到半路就发生了哗变，逃跑了上千人。

　　陕西的绥延镇总兵吴自勉更奇葩，在抽调兵马进京的时候，还在克扣军饷，赴京的不发钱，想要不去北京的还需要给他交钱。结果部队还没有出发就发生哗变，大量士兵逃走。绥延巡抚张梦鲸忧愤而死。[1]

　　这些溃散的士兵无处可去，于是纷纷跟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结合。

　　这一下麻烦就大了。

　　农民起义军一般都是乌合之众，数量虽然多，无组织无纪律的，很容易就被镇压。但士兵们都是接受过军事训练的，大规模加入农民起义的队伍以后，马上就成为起义军的中坚力量。农民起义军的战斗力立刻大增。要想在短时间内彻底镇压下去，基本上就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变兵和变民相结合，是明末农民起义最主要的特征，之前的明朝中前期的农民起义，都没有这种特征。所以也有人说，明朝不是亡于变民，而是亡于变兵。

　　这样，明朝就面临着内外夹攻、腹背受敌的被动局面——勤王部队刚赶走入塞的金兵，就要调去镇压农民起义；农民起义镇压的差不多了，后金又打过来了，于是马上又要把军队调过来抗金。

　　明军镇压农民起义的能力还凑合，关宁军被吹成所谓的“关宁铁骑”，就是在镇压农民起义中吹出来的。但他们没有与后金骑兵作战的实力。那个时候军队已经十分腐败，大部分老弱病残是没人管的，只能种地。各个将领都会养几百几千个“家丁”作为自己的私人军队，待遇稍微好一点，训练的也好一点，这是他们保证自己权力地位的基础，哪能去跟后金硬碰硬的消耗掉？都是跟在金兵屁股后头跑，好像在追击，完成朝廷的任务，其实离得很远，根本不交战。各路人马也都各自为阵，就好像金兵的仪仗队一样，远远的在他们周围跟着走，都希望金兵去找别人的麻烦。

　　于是金兵就在华北平原毫无阻拦的到处烧杀抢掠，系统性的摧毁中国北方的经济基础。抢的杀的差不多了，就再从喜峰口出关，回去消化胜利成果。

　　等后金走了，李自成、张献忠那边又发展壮大成了十几万、几十万的大军。勤王部队又赶紧调回去跟起义军开打。眼看又要把起义军灭了，后金又打进来了，赶紧去勤王……

　　就这样，两头受敌、内外夹攻，而且两边的敌人都是机动性极强的军队，农民起义军本来就是流寇战术，在陕西、山西一带到处跑。后金骑兵跑的更快，在河北、山东地区四下抢掠。明军在长达数千公里的战线上不断的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来回奔波，疲于奔命，不断的被消耗，毫无取胜的希望。

　　崇祯二年的金兵入塞，以及随之而来的变民与变兵相结合，是明朝命运的关键转折点，使明朝完全丧失内政改革的余地，只能在内外交攻中快速灭亡。东林党和袁崇焕只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就把明朝置于必亡之地，让这个庞大的帝国像山崩一样的倒塌，无可挽回。

　　这个时候再谈什么改革复兴，已经完全没有时间和空间了。中央枢机哪里还有精力来研究如何反腐败、改革税收制度、人才选拔机制、整顿军队之类的东西？每天就是焦头烂额的调动部署军队和想办法收税筹钱。

　　为了支持这些绝望的军事行动，苟延残喘，朝廷必须开足马力征税。商税就别想了，东林党宁可亡国也不让多征，只能主要往农业税上面想办法，按照土地加派。

　　从表面上看，加派的银两并不多，每亩地才九厘，最多的时候加派过一分二厘银子，相当于每亩地多收几斤粮食。把所有加派和正税加起来，一亩地总共也就收五六分银子，相当于二三十斤粮食，占亩产的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左右，税率还是不高。但当时土地兼并已经很严重了，官员士绅们享有诸多优免特权，占据良田万顷基本不用交税，地方官员只能把这些全都压到普通农民头上。农民负担就被成倍的加重。此外还有很多私派钱粮，为官僚集团的腐败买单的，这个我们在前面都讲过了。这些因素加起来，才让看起来很合理的辽饷加派，变成了亡国暴政。

　　农民不堪忍受逃亡、造反。逃走农民的税就会再摊派到还没有逃亡和造反的农民头上，逼着这些人继续逃亡、造反。形成恶性循环，农民起义军的队伍越来越大，局面遂完全不可收拾。

[1] 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第二章第二节，《勤王兵的哗变》。

大参考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二）72.大凌河之战

　　七十二、大凌河之战

　　袁崇焕死后，崇祯皇帝出于政治考虑，没有敢像天启皇帝用魏忠贤那样彻底整肃东林党——因为那意味着要给魏忠贤翻案，这是崇祯皇帝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袁崇焕一死，就有人上疏要求给毛文龙翻案，被崇祯严厉驳回。崇祯小心翼翼的回避“党争”这个话题，将袁崇焕、钱龙锡的问题局限为个人问题，而不再进一步牵连。所以东林党只是被削弱了，并没有完全失势。

　　在这一点上，崇祯跟他那被称为“木匠皇帝”的哥哥比起来，要少了很多魄力。天启皇帝在“移宫案”后信任东林党，也根据东林党的意思下了圣旨严厉谴责李选侍、魏忠贤等人，大力表扬移宫诸臣和太监王安，还把上书反对移宫案的大臣贬黜。可是等他看到东林党接连丧师失地以后，马上就翻脸不认人，重用魏忠贤，而且下旨公开说以前那些圣旨是错的，是东林党趁我年纪小忽悠我，我亲爹尸骨未寒就让我违背遗诏、驱逐李选侍，陷我于不孝。这种作风崇祯皇帝是没有的。

　　所以，分析袁崇焕死后的国家政局，跟天启年间东林党“掌权”和“倒台”那种黑白分明的局势不同。东林势力只是因为袁崇焕的案子被削弱，他们的政治路线没有被否定，他们作为一股政治势力没有被打倒，在朝力量仍然十分强大，足以左右国家政局，只不过不再能够一支独大而已。

　　这种局面体现在军事上，就是袁崇焕虽然被杀，但他的城墙大炮战术没有被否定、消极防御的战略更没有被否定。孙承宗重新出山，担任蓟辽督师。作为“堡垒战术”的祖师爷、宁锦防线的创建者，孙承宗当然继续大力修城。锦州已经被袁崇焕重新修好了，孙承宗就再接再厉，加固大凌河堡。

　　大凌河堡快修好的时候，皇太极就带着大军打过来了。这是崇祯四年的七月。

　　之前打宁锦大战的时候，皇太极还攻了三次城。这次打大凌河堡，金兵根本就不攻城，上来二话不说就给包围起来。明军在里面修城墙，金兵在外面修城墙，还挖壕沟，彻底给你围死——你不是喜欢守城吗，我就让你守个爽。

　　大凌河的守将是祖大寿，人送外号“飞毛腿”——不是古人送的，是今天的网上明史爱好者送的，意思就是他跑的快。当年金兵打广宁，围攻西平堡的时候，王化贞派兵去救援，孙得功先跑，祖大寿第二个跑，虽然速度比孙得功慢了半拍，距离则远远过之，他从西平堡南下一口气跨过大凌河、小凌河，经过宁远，渡海向东，直接跑到觉华岛上去，才觉得安全；后来袁崇焕被抓，他又从北京城跑回锦州，一口气跑了一千多里。这不是飞毛腿是啥？

　　被围起来以后，“飞毛腿”也跑不动了，只能干瞪眼。

　　努尔哈赤打宁远，只围了两天就撤了；皇太极打锦州，围了二十四天也走了。袁崇焕洋洋得意，认为这是他的坚城大炮战术用的好。毛文龙牵制无功，杀了就杀了。结果毛文龙一死，后金绕道千里去打北京就不说了，打大凌河也是来了就不走，一口气围了三个月。

　　孙承宗跟袁崇焕比起来有一点强，就是敢派援军。但这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糕。

　　孙承宗连续派了四次援军。第一次是离大凌河堡最近的松山堡的两千守军过去救援，有去无回；第二次是吴襄带着他那领了八万人的军饷才养出来的三千精锐，再加上别的地方抽调的三千人前去救援，因为天气原因没怎么打就退兵了；第三次还是这六千人，被皇太极带着两百亲兵就给打得溃不成军。吴襄率先逃跑，也因此被崇祯逮捕下狱治罪。第四次，是从关内调集了三万多军队前去救援，结果几乎全军覆没。

　　皇太极还嫌援军来的不够多，自己找了一批金兵，假装成明军来救援大凌河，一路冲杀眼看就要杀到城下了。祖大寿一看，援军大胜，金兵溃败，赶紧带兵出来接应。结果走近一看，全是金兵伪装的，被杀的人仰马翻又逃回城里去了，从此打死他也不敢再出来。

　　祖大寿在大凌河堡里面弹尽粮绝，吃完了粮食就开始杀马来吃，马也吃完了就开始杀人，先把施工和后勤人员给杀来吃了，吃完之后还有一些蒙古兵，也给杀了吃了。最后剩下的都是关宁军自己人，没办法，只能投降。副将何可纲反对，祖大寿就干脆利索的把何可纲也给杀了。这样，大凌河里面的一万多守军全部投降后金。

　　大凌河之战，也就标志着孙承宗堡垒战术的破产。因为它无法回答一个问题：在野战能力不行的情况下，敌军长期包围你的堡垒你怎么办？

　　答案是：没有办法，只能坐以待毙。

　　对此，毛文龙在天启七年五月的塘报中就说，后金有个王子声称：“西边（指宁远锦州）全靠几个火器，兵如死鬼，点阅时东挪西补。马匹用来驮载柴火过日。我今只带三千人马，困他月余，不得薪水，便死在我手。”

　　毛文龙挑选这段话来写进塘报里去，就是借后金王子的口，告诫皇帝和袁崇焕——关宁军这样一边吃空饷、不训练，就想依靠大炮城墙来防守是不行的，人家一把你包围你就完蛋了！

　　天启皇帝应该是听进去了，可惜没多久就死了；袁崇焕没听进去，很快就把毛文龙杀了。

　　战后，孙承宗无可奈何，只能再次辞职，此后就再也没有出过山。他一辈子就跟后金打了两次仗，一次是柳河之战，一次是大凌河之战，两次都是惨败。就这样，还被《明史》和《明朝那些事儿》吹成“明末最伟大的军事家、战略家”、“没有争议的民族英雄”，简直笑死人。

　　这边大凌河之战开打，那边农民起义也就越发壮大。三边总制杨鹤费了天大的劲，花了很多钱，才招抚了神一魁等几支陕西境内重要的起义军。但金兵一开始包围大凌河堡，军队都调去辽东，陕西救灾经费又没有着落，神一魁等人马上重新叛乱。杨鹤被崇祯下旨切责，忧愤而死。

　　在这个过程中，原本应该牵制后金的东江镇也正在忙着搞兵变。

　　袁崇焕杀了毛文龙以后，为了防止东江不受节制，就把东江镇分为两个协，一个协由毛文龙的亲信陈继盛负责，一个协由袁崇焕的亲信刘兴治负责管理，以求双方互相制衡。这个制衡效果确实好，东江兵从此忙于内斗，再也无力牵制后金。

　　刘兴治原来是辽东将领，辽东沦陷后投降后金；但在后金混的不如意，又投降毛文龙。毛文龙把他留在手下干活，但是没有重用。他又不满意，偷偷的跟袁崇焕联络，打毛文龙的小报告。袁崇焕就把他当成了在东江的内线，杀了毛文龙以后，就把他提拔上来。

　　这种叛变了无数次的家伙，当然不在乎再多叛变一次。陈继盛在东江还是有威望的，刘兴治压不过他。袁崇焕死后，刘兴治觉得自己失去了政治靠山，又秘密跟皇太极联络，准备投降。皇太极当然乐于接受。刘兴治就设下圈套，把陈继盛及其十一人杀死，然后请皇太极派人过来协商具体的投降事宜。

　　皇太极回信说：照理说是该派个人过来，但是前年毛文龙假装议和，骗了我几个使者过去杀掉，现在大家还有心理阴影，不敢去东江，暂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你干脆就直接举兵造反吧，我会派兵协助你的。

　　刘兴治一看皇太极这么说，心里又犹豫起来。这时朝廷又派人过来招抚，表示不会追究兵变的责任，刘兴治又重新归顺朝廷，想着当个军阀独霸东江，不一定非要投降皇太极。但没过多久朝廷又派总兵黄龙过来管理东江，刘兴治当不成老大，又图谋作乱。最后杀来杀去，刘兴治自己也被杀了。总之就是一团糟。

　　可怜东江兵，从辽东千难万险逃出来，身负国仇家恨，想要灭金复辽，此时却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只能自己人内部自相残杀。这是一出怎样的悲剧啊。

　　就像陆云龙在《辽海丹忠录》中慨叹的那样：

　　“尝闻东江辽兵最耐苦，持炒一升，可支十许日，昼伏夜行，卧草餐霜，能出不意杀人擒人，皆一班可用之士。今其士固在也，谁其用之？谁其用之！”

大参考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二）73.吴桥兵变

　　七十三、吴桥兵变

　　刘兴治作乱期间，毛文龙的老部下孔有德、耿仲明等人逃往登州，在登莱巡抚孙元化手下做事。

　　孙元化原来是关宁军的前屯兵备，被孙承宗和袁崇焕多次提拔，也是“坚城大炮”战略的忠实粉丝，在登州城里面仿造或购买了很多红夷大炮，还请了很多葡萄牙技师来训练指导。孙承宗第二次当督师以后不久，就把他任命为登莱巡抚。当时山东有大约十万从辽东辽地过来的难民，孙元化就从中招募了三千人加以训练。没过多久金兵围攻大凌河，孙元化就让孔有德带着这三千人去救援。

　　明朝军队国内行军的粮饷，由所经过的地方负责安排筹措。这也是文官们“以文制武”的重要制度安排：军队出行不能准备充足的粮草，只能走到一个地方要一点、过一个地方再要一点，每次供应不超过三天的粮饷。这样军队的命脉就完全掌握在行政系统手中。

　　但当时辽东难民和山东居民的关系处的很不好，山东兵和辽东兵也关系紧张，地域矛盾突出。山东军政官员也大都很反感辽东难民和辽东兵。这里面的原因应该是辽东战争和难民给山东无论官员还是百姓都带来了极为沉重的负担。

　　所以这次孔有德带兵出征，所过之处，地方官员纷纷下令闭门罢市，拒绝提供粮饷。走到济南以北大约一百公里的吴桥这个地方的时候，地方官员又没有安排军粮。此时士兵们已经饥饿难耐，驻扎下来之后只能自己出去找吃的。有一个士兵到农家偷了一只鸡，想不到这只鸡是山东士绅望族王象春的田庄养的。

　　王象春是东林党人，在魏忠贤《东林点将录》里面被称为“浪里白条王象春”，之前当过南京吏部尚书。退休以后，到济南大明湖畔的百花洲买了一座豪宅，修了一些楼台亭榭，成天吟诗作画，交往名士，好不自在。但他这种悠闲高雅的生活，是靠着权势欺压老百姓得来的，王家的庄园遍布山东、河北各地。吴桥离济南很远，也还有王家的庄园。

　　王象春的家仆把这个偷鸡的士兵抓起来，押送到军营，要求处理。军官们也不敢得罪这种缙绅豪强，赶紧赔礼道歉认错。这个家仆不依不饶，要求必须杀掉。最后，这个士兵被处以“穿箭游营”的处罚，也就是用箭把耳朵扎透，挂着在军营中示众。

　　士兵们无法忍受这种侮辱，发生哗变，把王家的家仆杀掉。王象春的儿子得知此事，立即要求地方官员逮捕杀人者。哗变的领袖李九成带兵去找孔有德，声称三千士兵们都已经立誓：谁敢让王家来逮人，大家一起把他杀了。要求孔有德带着大家一起造反。

　　孔有德仍然犹豫不决。李九成对孔有德说：

　　“毛大将军带两百孤军，跋荒涉海，历经万死以复疆土，却蒙冤而死。我们也不过是朝堂之上那些人案板上的肉罢了，再为这个国家尽忠还有什么意思？”

　　孔有德终于决定率众叛变。王象春的儿子一家被叛兵所杀，王象春本人紧急逃出山东，史称“吴桥兵变”。

　　“吴桥兵变”看来起是因为一只鸡偶然引发的。但背后的根源还是相当复杂。

　　首先是政府财政能力严重匮乏，不能为军队提供足够的粮食和军饷。地方官员后勤压力很大，人民负担也很重，不想为军队提供帮助。正好看不惯辽东兵，就干脆不给提供。这跟我们前面讲的赴京勤王部队哗变、溃散差不多的原因。

　　第二个原因地域矛盾，但核心还是官员素质问题，没有大局观。人民群众见识短浅一点可以，地方官员应该知道辽东战争是全国的大局，不能因为打仗是辽东的事情，与山东无关，因此把气撒到辽东士兵头上，拒绝提供粮饷。说到底还是吏治问题和中央权威衰落的结果。

　　第三个原因就是东林党人王象春这种地方豪强的存在。依靠权力背景大量兼并土地、营建田庄，把战争成本推到普通老百姓头上，造成国家财政困难、引起老百姓对辽民不满。其家仆在地方上无法无天惯了，偷一只鸡就要把士兵穿箭游营，最终激起变乱。

　　这三千人把王家踏平之后，随即倒戈杀向山东半岛，接连攻陷临邑、陵县、商河、青城数城，然后开始围攻登州。于崇祯五年正月攻陷登州，掳获了山东兵六千人、援军一千余人，马三千匹、饷银十万两、红夷大炮二十余位，西洋炮三百位。孔有德和手下的东江兵感激孙元化收留他们，打算拥立孙元化称王。但孙元化拒绝了。

　　孔有德最终还是放走了孙元化。孙元化回到北京后，被朝廷处死。其实他真应该叛乱的，明王朝已经腐朽堕落到这个地步，谁也挽救不了了，早点灭亡早点好，可以使人民少受痛苦。至少可以不让这些兵马物资落入后金手中。

　　随后，叛军又攻下黄县，围攻莱州，山东地区一片糜烂。

　　大凌河之战结束以后，朝廷赶紧把军队调往山东平叛。经过一年多的战争，双方都死伤上万人以后，叛军终于在山东难以立足，夺取船只出海。于崇祯六年四月，在镇江——当年毛文龙带两百人上岸的地方——投降后金。

　　吴桥兵变对明朝伤害极大，登莱局势彻底糜烂，山东腹地也遭到蹂躏。明廷丧失兵力数万人，良将十多员，战舰、大炮，粮钱损失无算。从此登莱荒芜，东江动摇，海上牵制不再被提起，战略进攻更是无人问津。

　　后金因此获得了明朝的海军船只和红夷大炮。有了船队以后，就可以方便的从山东半岛登陆上岸对明朝进行攻击，在喜峰口之外，又多了一条进攻线路。有了红夷大炮，长城防线就更加不堪一击，他们可以随便找个关口用大炮轰塌就打进来了。明朝对后金的防御体系已经全面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