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鹏：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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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二）40.国本之争

　　四十、国本之争

　　当辱骂皇帝和拒不执行皇帝的命令成为一种荣耀之后，皇帝再要想通过文官集团干成什么事儿就很难了。甚至可以说就基本不可能。

　　不管他下什么命令，文官集团都会上疏批驳，找各种借口拒不执行。他只能对文官们的提议作出肯定或否定的回答，但是不能自己提出建议。而且，如果作出否定的回答，文官们往往会再次上奏，变着理由请求皇帝同意；或者干脆闹辞职。

　　万历皇帝刚开始还比较配合，正常批复文官们的各种奏章。但是他很快就发现，不仅外廷的事务他做不了主，内部事务也要被文官干预。这个问题就是立他哪个儿子当太子的问题，也就是“争国本”事件。

　　“争国本”和嘉靖“大礼议”是明朝文官集团和皇帝对抗的两件大事。“大礼议”以皇帝的胜利而告终，而“争国本”则最终以万历皇帝的妥协而结束。

　　万历皇帝一直宠爱郑贵妃，想立他和郑贵妃生的儿子朱常洵为太子。但他之前已经有一个儿子了，叫朱常洛。文官们认为根据嫡法，当然应该立长。万历十四年，朱常洛六岁的时候，文官们就提出要应该立刻把朱常洛立为太子。

　　万历皇帝则一直拖着不办，文官们就一直催，经常有言辞激烈的上疏说他被郑贵妃迷住了之类的，万历也时常动用革职、充军甚至廷杖的手段来收拾那些说的太过分的。但官员们就像敢死队一样的往前冲，大有“廷杖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罢免我一个、还有后来人”的气魄。

　　万历一直在等，等着文官中再次出现像张璁、霍韬这样人，出来表态说立谁当太子是皇帝您自己可以决定的。那么这个事儿就可以办了。

　　他等了十五年，文官集团始终铁板一块。因为这一次文官集团的要求不像“大礼议”那么荒谬，“立子以嫡，无嫡立长”确实是符合礼法的。跟不准别人认自己亲爹还是不一样，不会有人为了这个事儿挺身而出站到皇帝一边。

　　但是，立谁为太子，皇帝也确实有自主选择权。皇帝可以在儿子们中间挑选继承人，如果皇帝不选，再按照嫡法来确定谁继位。考虑政治稳定的需要，皇帝一般应该尊重嫡法。但皇帝的选择权优先。

　　南宋后期的权臣史弥远曾经假传宋宁宗的圣旨废掉了太子，找了一个跟宋宁宗血缘关系很远的宗室子弟来当皇帝。史弥远自己就是标准的儒学士大夫，当朝的其他文官也毫无意见。史弥远完成废立以后就大力启用理学人士。史弥远扶持的这个皇帝死后的谥号还被大臣们定为“宋理宗”，也就是符合理学思想的好皇帝。

　　连宗室子弟越过太子继承皇位这种事情，理学家们都完全认账。万历皇帝本人在没有立太子之前，在两个儿子之间选择一下就绝对不行。这充分展现了理学士大夫们“宽于律己、严以待人”的优良传统。

　　在“争国本”事件中，表现得最积极最坚决的当然就是以理学正统自居的东林党人。那叫一个正气凛然，好像全天下最正义的事情就是这个，如果皇帝不尊重嫡法，大明王朝就国将不国。所以他们宁死也要跟皇帝对抗到底，这是正人君子的唯一选择。

　　但他们想不到，装过头了容易遭雷劈。所谓“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很快他们就不得不自己打自己的脸了。

　　经过长达十五年的对抗，万历屈服了，立朱常洛为太子，立朱常洵为福王。

　　朱常洛后来当了皇帝，是为明光宗。明朝最后两个皇帝：天启皇帝和崇祯皇帝都是朱常洛的儿子。天启没有儿子，崇祯皇帝上吊死了以后，他的儿子们在战乱中失踪。这个时候，南京的明朝留守中央政府就需要找人来继承皇位。而血缘最亲的显然就是朱常洛的兄弟福王朱常洵。朱常洵也死了，但是他有一个儿子朱由崧。这种情况跟朱厚照死了以后，朱厚熜（嘉靖）跟朱厚照的关系一模一样（见下表，表格上一行和下一行之间的人物为父子关系）。

　　根据嫡法，根据嘉靖皇帝继位的先例，当然应该立朱由崧为皇帝。这个时候东林党人发现，当年“争国本”的时候他们是坚决反对立朱常洵为太子的，跟朱常洵有仇。如果再立他的儿子为皇帝，哪岂不是很吃亏？所以他们就表示，什么嫡法之类的都是浮云、浮云，还是立贤好，立贤吧。于是他们推荐朱常洛的堂弟、万历皇帝的弟弟的儿子朱常淓继位。结果在清兵南侵的危机关头，南明政权因为皇位继承人争议发生内部分裂，为南明的快速灭亡又出了一把力。

　　东林党人就是这么奇葩，天下太平的时候，认为皇帝从容选择太子人选会让国家陷入危险境地，千古伦常就此断绝；在半壁江山沦陷的时刻，则认为在皇位继承人问题上搞点新花样是不错的选择。核心原因就是一个：只认党派利益，不认国家利益。

　　前有宋理宗的例子，后有东林党人推荐朱常淓继位的举动，我们就不难看得出来，理学思想并不真的无法认可皇帝选择太子。“争国本”事件的核心主要还是为了夺权，向皇帝夺权。它就是一场文官集团进一步限制皇权的政治行动。

　　之前嘉靖皇帝也没有立太子，而是把他的两个儿子都给封王。文官们也抗议过几回，但鉴于嘉靖皇帝比较生猛，把他逼急了容易出人命，几次抗议无效之后就算了。

　　万历皇帝也多次使用廷杖来对付反对他的文官，但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嘉靖时期的廷杖老是打死人，而万历时期的廷杖从来没打死过人，连打残都没有。说明万历还是心软，没让锦衣卫认真打。

　　不认真打的结果就是镇不住。嘉靖搞两王并封十分顺利，万历皇帝也想把朱常洛和朱常洵同时封王，就死活通不过。言官们交章抗议。内阁直接驳封，把皇帝的敕书原封不动的给退了回去，拒不执行。内阁首辅王锡爵想和一下稀泥，说同时封王也可以，但是你得把朱常洛交给皇后抚养。这样朱常洛就有嫡子的身份，相当于给立为太子打了包票。

　　这个事儿一传出去，就被东林党人轮番攻击，逼得他退休回家养老去了。

　　第二个原因，当然就是东林党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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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二）41.东林党人

　　四十一、东林党人

　　东林党是文官集团中的激进派。他们总的主张跟文官集团是一致的，但是要极端得多。

　　他们在意识形态上以顾宪成、高攀龙在东林书院讲学的思想为指导，强调理学思想是唯一真理，主张建立理学思想的绝对统治地位，强烈要求由士大夫而不是皇帝来统治国家，把包括心学在内的明末各种社会新思潮视为异端加以严厉打击；

　　在经济上，他们由官僚集团控制的大土地和大工商业资本提供支持，要求政府大规模减税，削减包括军费在内的一切政府开支，尤其仇恨张居正逼着全国官员完成税收任务的改革措施。东林党就是被张居正改革给逼出来的。东林大佬顾宪成和邹元标在张居正执政期间，都跟张居正发生过冲突；

　　在政治上，他们还不能完全掌控朝政。万历时期，其成员主要集中在中央政府的中下级位置上。相当于激进派在野党，一方面雄心勃勃的想要夺取执政权，另一方面因为他们没有实际掌握政权，不太了解“当家”的难处，一味的强调其理学极端主张，而不考虑这些极端主张可能给国家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比如军费不够了怎么打仗、钱粮不够了怎么救灾这种问题。

　　在对抗皇权方面，他们又主动充当文官集团的急先锋。一旦大臣们中间有谁想向皇帝妥协让步，他们就一拥而上对其进行攻击，以达到清理门户，保证内部纯洁的目标。

　　在组织上，在东林书院讲学的顾宪成、高攀龙是精神领袖，在政府担任高级职位的李三才、叶向高这种实权派大佬是幕后操纵者，一些低级官员如邹元标、杨涟则是冲在第一线的政治打手，负责出头露面对政敌进行攻击，关键时刻充当炮灰。此外，还有东林书院的书生们作为在野势力，提供社会舆论支持。

　　在个人操守上，顾宪成、高攀龙这种理论家形象比较不错，没什么劣迹。主要是因为他们已经不当官了，依靠官僚和富商的资助管理书院，经费足够花，出行都会带着一大群书院学生当随从，当然也就可以对外树立清廉的形象。

　　但是真正掌握实权的东林党大佬，比如李三才，则是理学家“严以律人、宽以待己”的伪善典型。万历年间三大殿遭了火灾需要重新，作为漕运总督的李三才不断上书要求停止，认为修建三大殿的木材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负担；对于皇帝派太监征收矿山和榷税，他也极力对抗，反复上书劝诫皇帝不要收税，而且说的非常恳切：“皇帝爱珠玉，而百姓爱温饱；皇帝爱子孙，老百姓也爱家人，为什么要因为皇帝的喜好而让老百姓妻离子散呢？”可见他对皇帝是严格要求的。

　　但是他自己的家产高达四百多万两银子，而且还把皇帝用来修三大殿的木料挪用来给自己修豪宅。他出行的时候，鲜花怒马、随从如云，往往堵塞道路。为东林党人大力粉饰的《明史》也不得不承认李三才“性不能持廉”。他跟顾宪成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还不清楚对方的底细，就只请顾宪成吃普通的饭菜；聊完之后发现是同路人，第二天马上就换上豪华大餐，搞得顾宪成莫名其妙。他却大笑说昨天没钱，今天正好有笔收入，就全部用来请你吃饭了。这句话非常虚伪，因为他是巨富，不存在没钱的时候。

　　李三才的贪污行径后来被河南道御史刘光复弹劾。万历皇帝让工部和兵部派人去联合调查，情况属实。在皇帝三次下令从江南购买木料的过程中，第一次少了三万三千六百二十二根、后两次总共少了五万一千八百五十四根，其中很大部分就是被李三才拿去给自己修豪宅去了。而且李三家盖的房子还有的占用了不少公家的土地，修房子的工人是私自役使国家军士。万历皇帝下令把他革职为民。[1]

　　如此看来，李三才的奏章应该写为“皇帝爱珠玉，百姓爱温饱，老子爱豪宅”才比较恰当。

　　所谓东林党人的气节，主要就是这种一边认为皇帝家房子被火烧了也不能修、一边把御用木料拿来给自己盖豪宅的作风。

　　有顾宪成这种高名大儒装点门面，李三才这种权谋人物操纵局面，然后就是一些极端分子出面冲锋陷阵了。这些人有的出于政治投机，有的则是被理学思想洗脑，各不相同。

　　此外，还有以叶向高为代表的当朝大臣，政治倾向于东林党相似，便与这些人建立政治同盟，以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他们可以算是东林的同盟军，也是可以算是东林党成员，怎么说都行。因为古代社会还没有近代政党的概念，组织系统不够严密，党与非党的界限不清楚。

　　尽管如此，东林党作为一个政党的雏形算是建立起来了。有共同纲领、有经济基础、有策划组织者、有同盟军，还有一些极端分子冲锋陷阵。其团结程度远远高于相对松散的文官利益集团，对抗皇权的战斗力就很高了。

　　所谓末世变法、必出党争。张居正变法，激起了官僚集团的剧烈抵抗，其最大的成果就是出现了东林党。

　　张居正死后，真正的改革派已经被全面淘汰，不再有改革派与反改革派的斗争。只不过在反改革派内部，一部分人还希望维持大局，在保证权贵利益的前提下，协调各方矛盾，使国家机器能够正常运转，这部分人就是在朝保守派；而另一部分人则一点也不肯妥协，以文官集团的利益为唯一出发点，要求建立一个纯之又纯的理学士大夫专制理想国。这一部分人，就是东林党。

　　保守派的代表，是张居正死后的内阁首辅申时行。

　　他废除了张居正的考成法，在官员考核中大和稀泥，让绝大部分官员都能够顺利过关。但是他也反对把张居正开棺戮尸、对改革派大开杀戒。在文官和皇帝中间，努力调和，避免出现激烈的冲突。他跟徐阶一样，是“调停国手、甘草宰相”。

　　申时行干的最得意的一件事，就是和平解决了皇帝和文官们关于在紫禁城内操练禁卫军问题的冲突。

　　这个事情也是文官们搞出来的十分无厘头的要求——皇帝在紫禁城里面操练禁卫军难道还会有问题？在文官们看来，当然有问题。因为这可能导致太监掌握兵权，或者出现江彬那样的深受皇帝宠爱的武将，总之就是可能把万历皇帝引向朱厚照第二，必须防微杜渐，把这种可能性扼杀在萌芽阶段。但他们也找不到什么拿得出手的理由，接二连三的上奏，皇帝都给驳回了。

　　文官们就找到申时行，说你作为首辅不能阻止皇帝这么做，就是失职。你得负责解决这个问题。

　　申时行当然理解文官集团的诉求，但是他也不想直接跟皇帝发生冲突，那就可能重演正德和嘉靖初年的悲剧。

　　申时行的手段十分高明，他直接找到了陪同皇帝操练的那几个太监，告诉他们文官集团不希望看到皇帝花太多时间在军事训练上。

　　他质问那几个太监，几千个官兵带着武器在皇帝身旁，谁能保证他们中间没有人参与做坏事的阴谋？万一有变，其他警卫人员救护不及，谁负得起这样重大的责任？诸位身为将领，又岂能置身事外？

　　这些质问当然全都是借口。申时行接下来委婉的对他们提出警告：不管是刘瑾还是江彬，虽然能够一时得到皇帝的宠信，但是最终都死的很惨。关键就是因为他们得罪了文官。过去一百年来，跟文官作对的太监武将都没有好下场。如果他们不能够规劝皇帝放弃操练禁卫军，那么他们也可能重走刘瑾或江彬的老路。

　　这种类似于黑社会死亡威胁的方法非常有效。太监们虽然很想讨皇帝欢心，但也知道历史上发生过的那些事情。如果得罪文官，文官们有一百种办法把他们置于死地。这些太监很快就对阅兵操练失去了热情，并找各种理由劝皇帝去干点别的。操练的事情就这么慢慢荒废了。

　　像申时行这种和稀泥高手，在张居正变法之前，一定会被朝廷上下交口称赞为千古贤相。但在张居正变法以后，反改革的理学极端势力抬头，这种和稀泥的方法就无效了。

　　在“争国本”问题上，申时行一方面表态支持文官集团的诉求，催促皇帝早点立朱常洛为太子；另一方面却私下跟万历皇帝说，如果您真的想拖一拖，也是可以的。这个表态被曝光，言官们立即大力上疏弹劾申时行首鼠两端、不堪为国家重臣。

　　万历皇帝当然支持申时行，连续罢免了几个弹劾申时行的言官。但这完全无济于事，一波又一波的弹劾接踵而来，言辞越来越激烈，大有当年反对张居正“夺情”之势。

　　申时行知道自己已无法见容于文官集团，被迫辞职。

　　[1]《神宗实录》卷526、527

　　（本节完，欲知后事请看下集《贪腐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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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二）42.贪腐横行

　　四十二、贪腐横行

　　连申时行这种“调停国手”都不能容忍，可以看出来东林党在政见上有多么极端。

　　东林党的出现，有两个大的背景，一个是文官集团腐败无耻到了一定程度，一个是理学思想僵化到了一定程度，才能搞出来这么一朵奇葩。

　　首先谈腐败。当时的文官集团已经极度的腐败无耻了。

　　嘉靖年间，一个吏部的普通办事人员的职位，就需要花上千两银子才能得到。某个官员退休，如果你想要他推荐你接替自己，在你的资历、级别、学历全都满足的情况下，推荐费也要五六百两银子。崇祯元年户科给事中韩一良说了一个比较详细的价码：“巡抚级别的官员，需要花五六钱两银子；知府级别的，大概要两三千两银子。”这个价格也是在级别和资历够的情况下需要花的钱，不是进士花钱也买不到。[1]

　　至于入阁，天启年间黄尊素说：“大拜（指当内阁首辅）之事，相传必用间金数万”，也就是要想被文官内部推举为首辅，四处打点至少需要花费数万两银子。从最尊贵的内阁大学士，到县官、小吏，竟然全都需要用钱来打点才能换来官位。

　　有很多人采取集资或者负债买官的方式来谋求官位。集资，也就是几个人一起筹钱买到一个官位，然后其中一个去当官，在官位上拼命贪污，贪污出来的钱大家按照股份分红；至于借钱买官，则是上任以后连本带利要还回去，当然要抓紧贪污，才能回本。

　　由于贿赂、请托走后门的问题太严重，到了万历二十二年，吏部尚书孙丕扬竟然想出来了一个神奇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抽签。有官员职位空缺了，就把所有资格符合的候选的名字写到竹签上，竹签放到竹筒里面摇，摇出来的是谁这个位置就给谁。全程公开，欢迎监督，童叟无欺。他认为这样最公平——其实主要是因为走后门的权贵太多，谁都得罪不起。干脆就抽签，抽不到你们就别怪我不给你们面子。

　　孙丕扬的抽签政策招来一片骂声，大家说你个吏部选官员也太不严肃了。后来这个制度又给废除了。废除了之后，大家发现选出来的官员还不如抽签抽出来的。因为抽签还有个概率问题，偶尔会有能干的人被抽中，不抽签了就得全靠行贿请托走后门胜出了，反而更糟。于是忧国忧民的人们又呼吁，还是恢复抽签吧，抽签好。[2]

　　此时，科举制度已经大大腐化，权贵之家的儿孙们纷纷考中进士。考成法已经废除了，言官御史们忙着监督皇帝没工夫监督官员。你说这个国家的官僚集团会搞成啥样？

　　文官集团一边正气凛然的跟皇帝争论立谁为太子的问题；一边明码标价，出售官位，形成惯例。对皇帝严格要求，对自己网开一面，成为官场的常态。孙丕扬被《明史》称赞为清官，顶住各方压力，自断财路，拼了命才搞出一个抽签制度出来。但是打开《明史》，万历到崇祯年间的官员，竟然绝大部分人——尤其是东林党人——在传记里面都被称为廉洁正直、果敢有为，深受老百姓爱戴的好官，这样的“正史”显然是无法令人相信的。

　　晚明官员集体的贪污腐败，最大的一块，不在于直接收受贿赂，主要还是利用特权兼并土地和垄断商业店铺。五品以上的官员，几乎每家都是大地主、大商铺老板兼放高利贷的，很少有例外。某人一考中进士并被授予官位，家里马上就会来一大群主动要求投献土地的，因为他已经可以享受免除土地钱粮和徭役的特权了。

　　徐光启是万历三十二的的进士，据他自己记载：“江南役重甲天下，……祖父以役累中落。…一启中举，尽免其役，家业复振。……与市为贾，骤富焉。”也就是之前因为徭役太重而家道衰落，他一中进士，很快就能够享受到当官的特权，家业也就复兴了，然后又去搞些商业活动，立刻就暴富起来。

　　此外，官员之家还可以隐藏一大批人口，作为家仆，在他们家里为他干活领工资，但是不在地方户口登记簿上登基，就可以躲避人头税、徭役等等。

　　在万历三年到达中国的西班牙人马丁·德·拉达修士在《记大明的中国事情》中说：“士绅的人数接近税户。这是我们旅经各地发现的。有的纳税户是按六、八或更少的人数纳税，尽管他们户内人口更多；他们好些人都这样告诉我们的。例如有个叫夏苏(Jca一sin)的人对我们说，他户内有七十人，但他只纳七人的税。另一个人对我们说，他户内约六十人，他只交四人的税。”

　　拉达这段话是为了说明明朝沿海人口众多的，但无意间也揭露了士大夫隐瞒人口逃税的事实。其中第一句尤其惊人：“士绅的人数接近税户。”也就是当地的人口几乎都被官僚士绅纳入到自己家族名下了，没有登记到官僚家族的纳税户口已基本不存在。这句话也许有点夸张，但官僚士绅阶层隐藏了超过他们家族人数大约十倍的人口以逃税的事实当是基本准确的。

　　可以合法隐藏土地和人口逃税，正是士大夫发财致富的一大关键。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也说：“新兴的富户，绝大多数属于官僚、土绅或在学生员而得以享受优免，不再承担役的责任。政府中的吏员，也越来越多地获得了上下其手的机会。因为全国的现金和实物不是总收集发，财政制度无从以严密的会计制度加以考察，从间隙中漏出来的钱物就落于这些人的手里。很多的人对民生疾苦早已视而不见，而是更多地关心于保持职位以取得合法与非法的收入。”

　　除了土地和商业，利用“驿站”发财也是明朝官员的一大陋习。明朝驿站的维护和运行，都由民户按田粮的多寡来负担。许多没有资格享受驿站的官员甚至家属，纷纷利用驿站搞免费运输。除了运送自己的行李外，还给其他商家承运物资。故每有官员过驿，则出现“轿或一二十乘，扛或八九十抬，多者用夫二三百名，少者用马四五十匹，民财既竭，民用亦疲”的局面。

　　更奇葩的是，那些不喜欢骑马或不会骑马的官员，大多数出行靠坐轿子。因没骑马，便要向驿站收取“马干银”（意思是我没骑你的马，你得把那笔省出来的钱给我）。偶尔有官员骑马，则要向驿站收取“惜马钱”（相当于马的保护费）。如果驿站不交纳这笔费用，官员们就会折磨周遭农民提供的马匹，要么割马耳，要么断马尾，甚至把马折磨死。

　　崇祯十年（1637）秋，徐霞客在广西游历。他纯粹是个人行为，不是公事，无权免费使用公家的驿传系统。但是，凭着地方官赠送的马牌（使用驿传的证明信），徐霞客却支使村民为他和仆人抬轿赶路。主仆加上行李，动辄要用七八个夫役。村里人手不够时，还用“二妇人代舆”——让妇女为他抬轿。此外还要供他吃喝，有鱼有肉，“煮蛋献浆”。

　　在《粤西游日记三》中，徐霞客记载了崇祯十年十一月下旬的经历。这位有马牌的先生驱赶着夫役整天赶路，傍晚时分看到了下一站的村子，众夫役开始逃散，徐霞客赶紧抓住一个捆上，牵着进了村。村中男子已逃遁入山，徐霞客便领着仆人挨家挨户搜，搜出两位妇女，命令她们去找人搬行李做饭。被捆的人质和他的同伴们也大呼大叫，让村里人接班。过一会，负责驿传事务的老人来了，徐霞客说，老人怕我拿鞭子抽他的子孙，不得不来。这老人的儿子是个瘸子。

　　吃过饭，上了老人和妇人为他铺好的床，“予叱令速觅夫，遂卧（我喝令快去给我找抬轿子扛行李的夫役，然后躺下）。”徐霞客能够周游中国，写下《徐霞客游记》，就是利用驿站这么走下来的。[3]

　　根据海瑞的记录，他在当县令的时候，就看到那些往来的官员及其亲友在驿站横吃横喝，用夫用马，造成的巨额负担，竟逼得百姓投河上吊。

　　除了驿站费用，上级到下级地方视察或者路过，地方上还必须高规格接待。海瑞记录，淳安县一个县，每年用于接待过客的费用就超过了一万两千两银子。经过他大力削减，给削减到了每年九百多两，降低了百分之九十以上。海瑞还说，如果按照朱元璋定的规矩，只要九十多两就能解决问题。我这九百多两，也是严重超标的。

　　海瑞的标准之所以超标，是考虑到物价和照顾高级官员体面的考虑，州府以上大员过境还是要给准备鱼肉，不能全是素菜。也就是说，以海瑞制定的能吃饱、吃可口的标准来衡量，这种腐败造成的奢侈浪费一个县一年最少在一万两银子。淳安还不在主要的交通干线上，在浙江属于内陆偏远地区。交通要道所在地区的问题更严重。上级曾经要求淳安分担旁边几个县的接待成本，因为那些县在主干道上，压力大得多。被海瑞给硬顶了回去，他跟上级说要我分担也可以，先把他们的接待成本也降下来90%再说。

　　明朝大概有1400个县，按照淳安的标准算，每年超标接待吃喝费用就高达一千四百万两。而后来日本入侵朝鲜，明朝去支援，累计打了四年仗，总军费才八百万两银子。

　　而且，这种接待过客的成本一直在快速增长。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海瑞出任淳安知县后，在当地老人中进行过调查。据老人说，近20年民间比前20年苦，负担重。近四五十年又比前四五十年负担重，这就是因为官员的招待费用越来越丰厚了。

　　明朝的陈全之《蓬窗日录》卷四中的一则记载，更加精确地支持了这种民间感觉。他说淮扬驿递，嘉靖初年，每年接的证明信大约三千。不过20年，如今上万了。所用的船也比过去大，需要三倍于前的纤夫才能拉动。也就是说，驿站的负担二十年间增加了三倍。[4]

　　若按照这个速度，到了万历中后期，每年全国的超标接待、公款吃喝费用加起来怕不得两三千万两白银？难怪后来打辽东没钱，军队发不起工资哗变，原来就是传说中的“前方吃紧，后方紧吃”。

　　在朝鲜打日本每年才两三百万两银子的军费就打赢了。明朝后期真要军费每年能新增加一千万两银子，军官们的贪污和吃空饷也没那么严重的话，不要说打后金、打蒙古，就是组成一支舰队去把日本灭了，把马六甲从葡萄牙手里收回来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说，明朝在大航海时代没有走向海外扩张，不是因为朱元璋搞过什么海禁，不是皇帝思想保守、专制独裁。核心原因就是官僚集团太腐败，把国家吃穷了，把军队搞垮了，没办法对外扩张。

　　然而明朝官僚们贪污腐败的行径还远远不止于一个超标接待和大吃大喝，还有一个大头就是大规模的私下加派钱粮。因为官员的花销全部都要从老百姓头上出，花的越多就要加派的钱粮也就越多。崇祯时期的兵部尚书梁廷栋就说：

　　“如今人民的穷困，其实并不在于辽东的军费。一年之中，官员们私自加派的钱粮不计其数。每次官员到了考察期进京汇报工作、等待升官的关头，来一趟每人最少要花五六千两银子。全国范围内，每一次大规模的考核选任知府县令，各种跑官的花销，就要加派数百万两银子。皇帝派官员下去巡视地方，各地馈赠的礼物，多的可以达到两三万两银子。同样，全国范围内派中央官员去巡视一遍，老百姓又要加派一百多万两银子。”

　　除了私派钱粮，当然还有私派劳役。崇祯七年的时候，大名府要往辽东运米豆，按照规定，运输找脚夫拉车应该支付工资。因为已经“一条鞭”了，劳役折钱上交，再找人干活就应该付工资。发工资这种事当然不在官府考虑范围之类，还是得免费运输。如果这样也就罢了，人民群众也没把所谓的“一条鞭”当回事，对国家徭役还是认账。但开州的具体承办人员“私派里甲小车两千余辆”用来给自己运送货物，如果车夫不想运，每辆车还要交二两银子的运输费。[5]

　　官员贪污的第三个大头就是枉法敲诈。这个很常见，不用细说，就是谁家吃了官司，就得给官府送钱，不然肯定断的很严，或者在监狱里面关着莫名其妙就死掉也是可能的。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吃完被告吃原告”。做个生意，则要各方孝敬，不然各个部门就会不断的跑到你这里来查税找麻烦，不让你这个生意没法做。严嵩当权的时候，他们家的仆人只要拿着严嵩的名帖到某个钱庄去，就能拿到三千两银子，因为这张名帖可以保护这些商家免受普通官吏的敲诈勒索。

　　上面讲的这些，是贪污腐败的大头。还有很多小政策，也是无孔不入的腐败。

　　比如“马政”，明朝时中央政府负责马匹管理的太仆寺，并不直接养马，而是把国家的马匹分散到老百姓家中寄养。按明初的规定，凡是为政府代养马匹的马户，国家要半免或全免其赋税，并划给相应的草场。

　　到了明朝后期，养马户也只剩下了义务而没有丝毫的权利。草场什么的就别想了，早被权贵兼并走了，饲料来源自己想办法。而且，你养好马之后交上来，如果不贿赂太仆寺官员，他们就会以马匹质量不合格拒绝验收。验收不过，你的马就白养了，就会面临高额罚款。以致出现了“养马之费什一，为马而费者恒什九”，其大意是，养马本身需要10两银子，那么为了让马通过验收而向官员行贿的钱至少得90两。

　　总之，腐败的花样实在太多，无法列举。底层人民是苦不堪言。

　　随着腐败而来的，就是官员们变得越来越无耻。

　　无耻是腐败的原因，也是腐败的结果，二者互为因果关系。无耻的人才会贪污——这里指的是扣除准合法的“常例”之后另外的贪污；反之，贪污成风之后，正直能干的人必然会不断的从官僚体系中被淘汰，提拔起来的人只会是越来越无耻。

　　一个王朝，开国的时候往往比较清廉，官场主要是一批既能干又清廉的人物主导；然后就是腐败程度不断增加，官场开始由一批能干但是腐败的人物主导；到最后，腐败程度加深，能干的人也被淘汰出局，官场就被一批腐败、无耻、而且无能的人物主导。

　　中国目前已经过了第一阶段，正在向第二阶段迈进。现在抓出来的贪官虽然腐败，但基本都还是很能干的。官僚系统中正气尤存，贪腐之风虽然盛行，但尚未占据主导地位，只会贪污而不能解决问题的人很难被提拔到比较高的位置上。如果没有最近的反腐败风暴，用不了多久，就可能开始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迈进了。

　　万历时期，张居正被清算以后，官场已经进入了第三阶段。

　　这个阶段的特点就是腐败分子已经大获全胜，国家再也没有恢复向上发展势头的希望。在腐败分子内部，还要展开激烈斗争，进一步把有点良心、愿意为国家做点事儿的人物彻底清除。这就特别需要东林党人这种极端分子来充当政治打手，完成这个任务，所以东林党才能成得了气候。这是东林党生存发展的政治经济基础。

　　[1] 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第一章《农民战争的背景》。
　　[2] 吴思，《论资排辈也是好东西》，载《潜规则》，复旦大学出版社。
　　[3] 吴思，《县官的隐身份》，载《血酬定律》一书。
　　[4] 吴思，《县官的隐身份》
　　[5] 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第一章。

大参考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二）【43、吃人的理学】

　　四十三、吃人的理学

　　东林党人当中，很有一些不怕死的理想主义者，甚至——根据他们自己书写的历史——还可能不贪污不腐败，认为自己所做的是全天下最正义的事业。但这并不能改变他们是为贪腐权贵集团服务的本质。只是说明东林党那套意识形态，洗脑能力很强。

　　东林党意识形态的根源，还是得从儒家理学思想的发展谈起。

　　关于儒家思想，很久以来就有一个争议，就是它应该叫儒学还是叫儒教。如果它是一门学问，那就是供大家研究讨论，谁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意见对它进行改进的，是开放的；如果它是一门宗教，那就是强制灌输到大家脑袋里面，不容许信徒对其提出质疑，只能盲目服从的。

　　很显然，儒家思想同时具有儒学和儒教的双重特征。随着儒家文官集团的势力越来越大，它作为儒教的性质也越来越突出。儒教性质开始起主导作用的标志，应该就是从韩愈提出“道统”这个概念开始，也就是道学的产生。把儒家的一些理论原则视为不可违背的“天道”，而这个天道是在圣人之间传承的，一切要以圣人的说法为准，其他人只能遵守、学习，不能质疑。

　　若认为天道是客观存在的，个人不能质疑，那么它就跟宗教信仰差别不大了。反之，若认为天道只是一种理论说法，大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去阐释它、改进它，那就不是宗教。

　　所以，儒学本身不是宗教，把儒学理论神化的道学则可以视之为一种宗教了，而且还是一神教。天道就好比基督教中的上帝，孔子孟子等圣贤就是天道的福音传播者。道学家们也把自己的信仰称之为“名教”或者“礼教”，俨然也已经以宗教自居了。

　　朱熹和程颐等理学家，再把道学思想加以理论化、系统化。其在儒教发展史上的地位，就类似于欧洲中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用亚里斯多德的哲学思想来把基督教神学加以理论化。尽管加进去了哲学理论系统，但不过是强化了神学的权威，托马斯·阿奎那也反复声称“哲学是神学的婢女”。罗马教廷把阿奎那奉为圣人，把他的思想作为神学正统，因为它有利于基督教统治。

　　道学、理学思想被文官集团奉为儒家正统，也是因为他们需要用这种天道信仰来强化自己的统治。

　　中世纪的罗马教廷在修道者中间讲阿奎那的神学，搞所谓的“经院哲学”，以供那些精力过剩、智力过剩的信徒在各种细枝末叶的问题上浪费时间，比如研究“针尖上可站多少天使”这种问题，而避免知识分子跳出神学的框框去研究别的东西。跳出这个框框的人一律被视为异端加以残酷迫害；

　　对普通信徒，教廷则不讲神学，只宣传《圣经》教条，强化罗马教廷的权威，要求人民无条件的服从教皇以及他遍布在欧洲各地的使者——红衣主教，并设立“宗教裁判所”，镇压一切质疑教廷统治权威的人。

　　儒教也是一样。他们在知识分子内部讲理学，“格物致知”，不断的从身边的每一件事情中去推理出天道的正确性；对普通人，则宣传道学，因为理学太复杂人民群众理解不了。

　　他们所宣传的“天道”的核心，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宗法系统，也就是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儿子必须服从父亲、妻子必须服从丈夫，并由此推广，佃农必须服从地主、村民必须服从乡绅、家奴必须服从主人、族人必须服从族长、人民必须服从官僚。总之，就是建立一个完全僵化的、权贵利益绝对不受侵害的社会体系，理学士大夫们掌握最高权力。这就是理学家们梦寐以求的儒家专制理想国。

　　这个理论有个缺陷，就是皇权虽然在“君臣父子”系统中理论上处于最高地位，但皇权的合法性并不来自于道统，它早在道统思想产生之前就统治了中国上千年。皇权掌握着军队，儒家学者也没那个胆子去硬抗。

　　面对这样的困境，理学家们一方面用各种盛大而繁琐的礼仪来尊崇皇权，这些礼仪的核心主要是体现“孝道”，把皇室打造成一个“模范家庭”，尊卑有序，一切行动都按照宗法的规矩来，供全国所有的家庭学习；另一方面，又用各种方法来架空皇权。主要方法就是干掉皇帝身边的各种非文官亲信，包括太监和武将勋贵，让皇帝成为光杆司令，所有命令都只能通过文官集团去执行，所有信息都只能通过文官集团的渠道反馈。所以他们要杀掉岳飞、杀掉刘瑾、杀掉江彬。

　　宋朝做的最好，文官们把兵权、财权、人事权力一把抓，禁止皇帝用死刑来处罚文官，同时自己用各种各样的酷刑和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来花样折磨老百姓，为《说岳全传》和《水浒传》这两部中国文化的瑰宝提供了鲜活的历史素材。这就是很多文人反复宣传的“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美好时代。也是明朝士大夫们的奋斗方向。

　　儒教跟基督教同为一神教，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能够泯灭人性。

　　大部分宗教思想在产生的时候，其实也是为了劝人向善。但随着其教条化、极端化，就很容易走向它的反面。它会搞出来一个很可怕的逻辑：我受到别人的恩惠，那是神的恩赐；我杀人放火，那是服从神的指示。那么以神的名义犯下任何暴行都可以在良心上说的过去了。

　　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的感恩节。

　　1620年，在欧洲受到迫害的清教徒乘“五月花”号船来到美洲避难。在马萨诸塞州的普利茅斯，他们生活无着、衣不蔽体，随时都可能死去。当地的印第安人送给他们食物，帮助他们学会了种植玉米、狩猎、捕鱼等本领。在第二年，也就是1621年11月下旬的星期四，基督徒们为了欢庆丰收，邀请印第安人一起感谢上帝施恩，因此有了第一个感恩节。传说中，首次庆祝盛宴延续了三天，清教徒们和印第安人一同分享了丰收后的美食。

　　但是等到后来，这些基督徒站稳了脚跟、来到这里的数量也逐渐多起来之后，他们就展开了对印第安人的血腥屠杀。普利茅斯前总督、1621年盛宴记录人之一的威廉·布拉德福参加了1637年的大屠杀。他在《普利茅斯种植史》中写道：“那些从烈火中逃生的人被刀剑砍杀，有些被剁成碎片，有些被长剑刺穿，他们很快被杀死，很少有人逃掉。他们在火中燃烧的场景很可怕……发出难闻的臭味，但那又是甜美胜利的牺牲品。”

　　最后基督徒们彻底征服了美洲，数百万的印第安人惨遭屠杀，几乎绝种。

　　直到今天，美国人还在过感恩节，美国总统还要放生两只火鸡以表示仁慈。

　　这个事情就非常讽刺，我们这些不信教的中国人是很难理解的。杀人放火这个事儿其实可以理解，恩将仇报也还可以理解。关键是你们怎么还能厚着脸皮每年庆祝感恩节？这不是自己爆自己的黑历史，自己打自己的脸吗？

　　但在拥有“宗教信仰”的人们看来，这一点也不矛盾。因为他们不感谢印第安人的恩，而是感谢上帝的恩赐。在他们看来，美洲是上帝的恩赐，到达美洲以后出现印第安人给他们食物、教他们种植也都是上帝的恩赐。至于把印第安人杀光，也是上帝的旨意。所以感恩节是感上帝的恩，跟印第安人就没有关系。

　　老有人说我们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所以道德沦丧。这正好说反了。有宗教信仰才容易道德沦丧，没有宗教信仰才会道德高尚。

　　因为不信神，所以生活中遇到困难，有人帮助我们，我们就感谢这个人，然后再以善意去回报别人。我们知道，善来自于人心，来自于社会。父母养育我们，社会为我们提供生存发展的空间，所以将来要孝敬父母、回报社会，所谓“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就是中国人的道德来源，真实而可靠。所以中国现在是全世界治安最好的国家之一，凶杀案发案率只有美国的六十分之一，跟人均GDP相当的国家——比如墨西哥、巴西等——相比，那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跟中国治安水平差不多的国家，比如瑞士和日本，人均收入都是中国的好几倍。中国在历史上也一直是最容易治理的国家，因为人民爱好和平，讲究依靠良心和善意去生活。

　　反之，有了宗教信仰之后，道德变成教条，神性多了，人性就少了。别人帮助他，他觉得是神在帮助他，不是人在帮助他，所以就感谢神，而不是回报别人的帮助。印第安人请那帮清教徒吃饭，救了他们的命。他们吃完就开始“感谢上帝赐予我们食物”，然后拿起刀来把印第安人杀得干干净净，杀完之后继续兴高采烈的过感恩节。这种人在外表看起来很虔诚，甚至清心寡欲、无欲无求，但本质上是没有人性的。一旦在某些问题上想歪了，就容易走火入魔，把杀人放火等恶行视为来自于神的指示，干起坏事来没有一点心理负担，可以突破一切人类文明的底线而毫无愧意。

　　把儒学教条化、宗教化之后的理学士大夫们也颇有一点这种精神。只要是打着维护礼教干的事，不管有多么邪恶残忍，他们都毫无思想负担。要研究理解这群人，千万不能只看他们写的文章说了什么，一定要看他们干了什么。

　　有一种说法，女性权利的保护程度可以反映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这个基本靠谱。因为女性在各种社会形态中都是比较弱势的群体。从这个角度来看，理学、道学家们打着仁义道德的旗号，是怎样对待女性的呢？

　　他们搞出来了三件事：缠足、守寡、殉葬。

　　女子缠足这个事儿起源于宋朝。文人士大夫们深爱的宋朝。北宋的时候就有史料记载，但是很罕见。到南宋时，妇女缠足已比较多见。民间没有这个风俗习惯，主要就是上层士大夫们在玩。当时缠足主要是把脚背缠平，把前脚掌缠小一点、尖一点，没有到很变态的地步。这个过程对女性来说也很痛苦，但跟后来比起来就差远了。

　　南宋被蒙元所灭，蒙古人不缠足。但是他们也不反对汉人缠足。元朝还是尊重理学的，在朝做官的汉人基本都是理学士大夫。元代的缠足之风继续发展，元代末年甚至出现了以不缠足为耻的观念。元代妇女缠足继续向纤小的方向发展，缠得越小女性就越痛苦。

　　到了明朝，理学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朱元璋没有喜欢小脚的癖好，他的皇后马皇后被称为“马大脚”。但民间缠足之风盛行，进入了全民缠足时代。对裹足的形状也有了一定的要求，出现了“三寸金莲”之说，要求脚不但要小至三寸，而且还要弓弯，要裹成角黍形状等种种讲究。这对女性来说就是一种足以致残的虐待了。

　　到了清朝，满族人也不缠足。但清朝也是把理学思想作为统治思想的。满清统治者曾经坚决反对汉人缠足，皇帝多次下令禁止缠足。但是反对无效，最后不得不放开禁令。

　　清朝曾经下过“剃头令”，要求汉人男子把前额和头顶的头发全部剃光，只在后脑勺保留一根长长的小辫。形象极为丑陋（今天清宫戏里面的辫子经过美化，已经好看多了，清朝初年的就是一个大光头配上一根又细又长的小猪尾巴的效果）。汉族人民纷起反抗，惨遭统治者血腥镇压，最后强力推行了。但女子缠足这种变态的、违反人性的东西，本来应该禁止的，清朝统治者多次严令禁止竟然没有成功。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蓄发是民间的风俗，缠足的礼教的要求。以东林党人为代表的理学士大夫投降了清朝，成为满清走狗，也是统治阶层的一员。向清朝皇帝上书请求颁布剃头令的就是投降的理学士大夫，反抗剃头的是老百姓，遂遭到理学士大夫和满清统治者的联合镇压；而缠足则是理学士大夫的爱好，清朝统治者要依靠他们统治中国，所以不得不给他们面子。

　　清代社会各阶层的女子，不论贫富贵贱，都纷纷缠足。甚至远在西北、西南的一些少数民族也染上了缠足习俗。作为一个女人，是否缠足、缠得如何，将会直接影响到她个人的终身大事。更有甚者裹至不到三寸，以至因脚太小行动不便，成了进进出出均要他人抱的“抱小姐”，而且这样的女子在当时还很受欢迎。

　　缠足的过程极端痛苦。从很小的时候就缠上，里面还要用破旧的杯瓶碗盘等瓷器，敲碎成尖锐颗粒，缠脚的时候垫在脚掌上，通常是垫在反折的趾背底下和脚掌心底下，用裹脚布缠上去，再逼着女孩走路，让尖锐的瓷片刺进脚趾和脚掌里把脚割破，脚割破了以后血渗出来和裹布紧紧粘着，重裹时，裹脚布往往解不下来，需浸着洗脚水用力撕，常常血块连着皮撕开。这样可以快速的把脚变小。最后，整个前脚掌基本上对左右对折，除了拇指以外的四个脚趾头都掰过来贴到脚掌上，样子非常可怕。整个过程就是一种酷刑。

　　缠足的习俗跟改朝换代没有关系，跟哪个民族统治也没有关系，也不是从上古传下来的野蛮习俗，在缠足之风越演越烈的过程唯一不变的就是理学道学思想始终在中国社会占据统治地位。它也不是民间自发形成的风俗，而是先从士大夫阶层中兴起，然后再自上而下逐渐传播到民间的。

　　它跟理学思想的关系就是：由于道学、理学将夫权神化，丈夫的一切需求女性都必须满足，不管这种需求有多么变态可怖。而对这种风俗所加到女性身上的痛苦，士大夫们就可以完全视而不见，不会产生一点发自内心的怜悯之情。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有神性没人性、有信仰没道德。所谓仁义道德，跟人的内心直观感受已经脱离了关系，只有被理学家认可的符合“天理”东西才叫道德，其它都不算，不用管。

　　然后就是守节守寡这种事，这个大家都比较熟悉了。这倒是从汉朝儒家思想开始受到统治者重视以后，就有表彰守节妇女的规定。这算是儒家思想从胎里带来的病根，不是从理学思想这里发源的。但是在理学兴起之前，总体来说女子改嫁的政策很宽松，汉朝、唐朝包括宋朝都是如此。一直到南宋末年，程颐、朱熹完善了理学思想。程颐才对这个问题加以强调：

　　“问：人或居孀贫穷无托者，可再嫁否？

　　曰：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

　　这就是后来对无数中国女性的命运影响极大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源头。后来有些人为了给理学思想洗地，干脆说这八个字讲的是做人的气节，不是专门说的守寡。看看程颐的这这句原话，就是专门针对守寡（居孀）再嫁问题说的，一点没说别的事儿。

　　朱熹后来因为其朋友陈师中的妹妹要改嫁，给陈师中写信劝阻。信中又引用并赞同过这句话：“昔伊川先生（程颐）尝论此事（改嫁），以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自世俗观之，诚为迂阔。然自知经识理之君子观之，当有以知其不可易也。”[1]朱熹也知道底层人民认为不准妇女改嫁很荒谬，但仍然认为，“知经识理”的儒家君子必须坚持这个原则。两位理学大佬在此问题上完全一致。

　　守寡和守节成为一种强加在妇女身上的义务，是从元朝开始的。理学成为统治思想，也就是从元朝开始的。宋朝主要是道学统治，理学在南宋后期才开始建立统治地位。

　　元朝在大德八年（1304年）对贞节妇女的表彰程序和条件作了初步的规定，三十岁以前丧夫，守寡到五十岁的，政府给予公开表彰。[2]算是恢复了汉唐宋的传统。不久之后，又有了进一步的新规定。

　　大至四年（1311年），元政府颁布规定，因为丈夫做官而受封的女性不准再嫁：“妇人……受朝命之后，若夫子不幸亡殁，不准本妇再醮”[3]。

　　这里的“醮”原意是婚礼上的一种仪式，也就是结婚的意思。

　　延祐五年（1318年）又再进一步规定，士大夫的妻子均必须终生守寡:“职官正妻，本夫身死不许适人。”[4]

　　蒙古人没有守寡、守节的观念，相反，还有哥哥死了嫂子嫁给弟弟的传统。这东西叫“收继婚”。还有侄儿收舅母、小叔收表嫂的，在汉民族看来简直就是乱伦，更别提什么贞洁守寡了。所以这些规定是谁搞出来的就很清楚，只可能来自投降元朝的理学士大夫们。

　　不过，元朝的时候强制守寡仅限于士大夫，民间还没有这风俗。这跟缠足一样，也是从士大夫阶层自上而下传播到中下层的。明朝、清朝守寡守节的风气越演越烈。它同样跟改朝换代、哪个民族的当皇帝没有关系，只跟理学思想统治的不断加强有关系。

　　跟蒙元皇帝一样，明朝清朝的皇帝在这方面还比较开明。朱元璋在洪武六年五月就颁发过命令：“凡军妇，夫亡无依者，皆送还乡，其欲改嫁依亲者听。”这个命令在洪武七年又再发布了一次。[5]军婚在今天也跟普通婚姻不一样，有特殊保护的。但是朱元璋在这方面很开明，军人死了遗孀可以回家，只要她的家长同意改嫁就可以改嫁。连军人的妻子都这样，普通人当然更不会有强制约束。但士大夫和民间风俗如此，也没有办法。太监刘瑾还曾经“令天下寡妇再嫁”，也没有产生任何效果，士大夫们很快就把刘瑾给剐了。

　　比守寡更残酷的是殉葬。在理学家的词汇中，守寡的叫“节妇”，丈夫死后跟随他去死的叫“烈妇”，那是比守寡更值得表彰的事。这就几乎是赤裸裸的杀人了。

　　殉葬从东汉开始就基本绝迹了。到了南宋，宋高宗死后，他的两个妃子就被宋孝宗逼着自杀殉葬，开了比较恶劣的先例。南宋士大夫鼓励殉葬遂成为风气。元朝蒙古人没有殉葬风俗，但也不反对民间殉葬。对于所谓“自愿”殉死的女子，照例给予表彰。

　　明朝皇室有殉葬的记录。见于明朝官方典籍记载的主要有三次：朱棣、明仁宗和明宣宗死后的殉葬。

　　——朱元璋死后殉葬明朝官方典籍无记录，只见于他死后两百年的野史，是万历年间江南出版业大繁荣时期成书出版的，暂不采信。[6]

　　殉葬是皇帝死后的事情。要说责任，朱棣的殉葬由仁宗负责、仁宗殉葬由宣宗负责、宣宗殉葬由明英宗朱祁镇负责。而殉葬名单则是由新皇帝和内阁一起确定的。有趣的是，这三次重要的殉葬，内阁都是同一批人，也就是明朝大名鼎鼎的“三杨内阁”：杨士奇、杨荣、杨溥。尤其是明英宗继位的时候才九岁，宣宗死后殉葬杀了十个宫人，整个过程完全由杨士奇和杨荣主导。

　　我们知道，新皇帝刚登基的时刻是皇权最弱的时候。作为前任皇帝留给新皇帝的辅政大臣，内阁此时权力最大。至少在前任皇帝葬礼完成之前的那么几个月，新皇帝是啥事也干不了的，一切事情都要由内阁做主。而且，明仁宗和明宣宗都是儒家“圣君”，跟明孝宗一起被文官们评为明朝三大圣君，属于什么事情都听文官的好模范。朱棣、仁宗、宣宗的遗诏都没有殉葬的内容，就算有，如果内阁觉得这样太残忍，建议不予执行，不管是仁宗还是宣宗，肯定都是听他们的。至于九岁的明英宗，当然更不会发表什么意见。

　　在这种情况下，三杨内阁掌握重权，竟然连续搞了三次殉葬。这三位饱读诗书、满口仁义道德的大贤臣，在画圈决定杀死哪些无辜宫女嫔妃的时候，竟然毫无心理负担，没听说他们对殉葬说过一个不字。我甚至怀疑，殉葬本来就是他们出的主意。因为仁宗、宣宗这种好心肠、耳根软的人，不太可能下令要让宫人殉葬。

　　细算下来，这“三杨内阁”真没干什么好事。从朱棣去世到宣宗去世的十一年里面，他们权倾天下，主要功绩就是主持了三次殉葬杀了几十个无辜的妃子宫女，丢掉了安南，停止了下西洋，杨士奇的儿子在老家兼并土地打死了几十个人，杨荣从边将那里收了不知道多少匹军马等贿赂。这些故事我们在第一卷里面都讲过。就这样，他们还被文官们称之为明朝最好最贤能的内阁组合，到底凭什么呀？无非就是皇帝要查官员贪污失职，他们一概从中劝阻——这应该就是被称为贤臣最大的原因了。

　　真正废除皇室殉葬的是明英宗朱祁镇。朱祁镇有个特点，就是讨厌文官、信任太监王振，把杨士奇的儿子抓起来杀掉，以贪污的罪名把杨荣免职。这跟他决定废除皇室殉葬制度之间是不是有因果关系呢？我觉得应该是有关系的，不是偶然的。就是因为朱祁镇没有被理学思想洗脑，所以还保留了那么一点灵性，发现殉葬这个东西太没有人性，所以在他死前留下遗诏永远终止皇室殉葬。

　　皇帝家禁止了殉葬，但民间可没有停止。民间的殉葬不会公开说，因为杀人是犯法的。但是我们读历史书上记载的各种“烈女”，里面太多“自愿”跟随丈夫去死的女性了。如果从人性的角度来推测的话，恐怕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并不是自愿，而是“被自愿”的，是在家族的压力之下被迫自杀的。然后，再由家族出面编造一个忠贞的女人如何自愿殉夫的感人故事，向朝廷申请表彰。

　　在殉葬问题上，道学家、理学家杀人之烈、毫无人性，可见一斑。这同样跟改朝换代无关，只跟理学的统治地位有关。到了清朝也是一样。满清皇室原来有殉葬的风俗，到了康熙皇帝那里给废除了。但需要注意，康熙皇帝下令废除的不仅是皇室殉葬，还包括民间的殉葬。《清实录》里面记载康熙的原话是这样说的

　　“今见京师及各省殉死者尚众……轻生从死，反常之事……王以下至于细民，妇人从死之事，当永永严禁之。”[7]

　　这段话说的很明白，殉葬的风俗并不是皇室特有的，而是从上到下都有的风俗。康熙皇帝也看到，这事不正常，违反人性，里面肯定有幺蛾子，不可能全是自愿寻死的。所以下令严禁。他还规定这种情况以后不予表彰，真的要自愿殉死的，必须先报官府批准。但从后来的情况看，还是禁不住。因为人已经死了，说是偷偷自杀的，家族的人事前又不知道，没报官府批准你又能怎样？真正能禁止的也就只有皇室了。

　　缠足、守寡、殉葬，这就是在理学家们的“天理”统治下，中国女性所遭受的迫害。

　　今天还有人给理学思想招魂，真不知是何肺腑？

　　到了清末，近代思想传入中国，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批文学家、思想家对理学名教作了大力的揭露和批判。对礼教还抱有幻想的人们，都应该先去看看鲁迅的《祝福》里面所描写的祥林嫂的遭遇。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了：“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理学家的政治理想，就是建立一种政权，为族权、神权、夫权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以使得理学士大夫官僚体系为核心的权贵集团，永远稳固的统治中国。

　　有人以为，明朝的文官们对抗皇权所争取的，是一种“君主立宪政体”，代表了历史进步的方向。这是错误的。并不是只要对抗君权，就叫君主立宪。中世界的教皇也在对抗君权，认为应该用教法统治全世界——至少是欧洲，因此跟各国的国王展开了长期的斗争，甚至是战争。难道教皇也是在搞“君主立宪”吗？

　　限制君权是不是进步，关键要看立的这个“宪”是个什么东西。如果这个“宪”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合法权益，那就是进步；如果只是为了保护腐败的官僚集团的特权，那就是极大的退步。

　　以理学激进派东林党人为代表的宋明理学士大夫们，把强化“君臣父子、尊卑有序”的宗法体制，作为救国救民的灵丹妙药，这完全是反历史潮流而动的。他们所争取的事业，不是“君主立宪”，而是“政教合一”，让宗法名教凌驾于世俗政权之上。世俗政权的责任是提供国防、救灾、兴修水利、维护治安等公共服务，而东林党人则认为这些都是细枝末叶，最重要的是排斥一切异端思想，存天理、灭人欲，所有人都严格按照宗法原则生活，这样一切问题就自然迎刃而解。这也跟中世纪的罗马教廷理念完全一样。

　　东林党人的伪善，也和中世纪罗马教廷一样：用最高的标准去要求人民，自己却背地里腐败的一塌糊涂。他们所代表的政治势力，是中国社会中最腐败、最无耻、最反动的一群利益集团；他们的政治诉求，是要让中国往宗法专制的方向发展，绝无取代皇权的正义性。

　　[1]《朱文公文集》，卷二十六《与陈师中书》
　　[2]《元典章三十三·礼部六》
　　[3]《元典章十八?户部四》
　　[4]《元典章十一?吏部五》
　　[5]《太祖实录》，卷82、卷96
　　[6]朱元璋死后应该没有殉葬。因为在《明实录》和后来的所有明朝官方典籍中都没有记载。
　　朱元璋死后殉葬四十多个妃子的传闻流传很广。但最接近的史料记载也是成书于朱元璋死后两百年的野史《皇明异典述》。作者是在《首辅传》中说张居正吃了戚继光送的春药而死的王世贞。由他来记录两百年前朱元璋时期的事情，可靠性堪忧。
　　此事《万历野获编》中也有记录，但完全照抄王世贞的原文。后来，毛奇龄的《圣朝彤史拾遗记》和赵翼的《二十四史札记》中有关朱元璋死后殉葬的记载，从内容看明显都是从《万历野获编》或《皇明异典述》里面抄过来的，而且还抄错了。因为《皇明异典述》里面称殉葬女子的亲属被编为“太祖朝天女户”，可以享受徭役赋税的减免。这里明显应该断句读为“太祖朝”的“天女户”，但《圣朝彤史拾遗记》和《二十四史札记》都抄成了“朝天女户”。
　　《明史》里面抄对了，从内容来看也跟《皇明异典述》一模一样。清朝又有人作诗“可怜女户尽朝天”。其实“朝”和“天”这两字根本就不该连在一起读。可见现在我们所知的全部资料都是从王世贞的《皇明异典述》那里抄过来的，这是唯一来源。毛奇龄的《圣朝彤史拾遗记》就是记载万贵妃给明宪宗怀孕诸妃堕胎的那本野史，尤其不可靠，里面还新增了殉葬人数是四十多人的记录，估计是他自己瞎编的。
　　皇帝殉葬是大事。朱棣、明仁宗、明宣宗的殉葬，都有官方史料如《明实录》、《明会典》明确记载，还有朝鲜的《李朝实录》也会记录。这么多官方史料，不大可能全都把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殉葬记录给漏掉，两百年后才由一个文人给考证出来。所谓的“天女户”这个制度，在明朝官方典籍里面也没有，听名字倒很像民间传闻编出来的。
　　所以，我认为，朱元璋死后应该没有殉葬。至于说他死前还留下了要求殉葬的遗诏，更不靠谱。朱元璋的遗诏《明史·太祖本纪》里面有，没有一句提到殉葬问题。即使他死后有殉葬，杀人的也不是朱元璋，而是他的孙子建文帝朱允炆，还有那群理学书呆子方孝孺、黄子澄等等。这群书呆子不怕死，也不怕让别人去死。
　　[7]《清圣祖实录》，卷135

大参考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二）【44、心学革命】

　　四十四、心学革命

　　明朝后期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显然比东林党人所期待的那种“理想社会”要好的多。特别是在东南沿海地区，妇女改嫁的情况仍然十分普遍，不缠足的风气也在兴起，殉葬的风俗遭到了强烈的抵制。这是因为一个新的商业阶层、市民阶层正在兴起，他们具有改革创新的气质，从本能上反抗那种等级森严的宗法体系和它本后的思想支撑。

　　官僚体系的爪牙固然伸的很长，但控制最严格、破坏最厉害的还是在农村地区，对城市化和近代工商业繁荣带来的新的社会经济结构，这个古老的官僚体系控制起来还缺乏经验。

　　官僚贵胄集团纷纷利用特权经商，大发横财，但是一些草根的工商业从业者仍然能够获得生存的空间。特别是大航海时代带来了广阔的贸易机会，城市近代手工业兴起，庞大的增量财富被创造了出来，整个财富分配的格局，就不再像农业时代那样是“零和博弈”了。既然官员们自己经商也能发大财，那么他们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精力去盘剥普通商人。那是一个一起做大蛋糕的时代，所以在分蛋糕的问题上，官僚集团和草根工商业阶层还能够和平共处。

　　农村地区严重土地兼并，大量农民因为不堪承受沉重的赋税而被迫抛弃土地进入城市，从事近代手工业。富商们也因为土地上的税和劳役太重，积累的财富不是去购买土地，而是大量投资于纺织、炼铁、造船、瓷器等实体手工业。近代资本主义开始在东南沿海萌芽。这种状态，非常类似于英国历史上的“圈地运动”。而且正好发生在同一时期。明朝的工商业经济发达程度和城市人口，则远远超过了当时的英国，纺织技术和冶金技术也都领先于欧洲。

　　因为这种经济结构的变动、新的社会阶层的产生，一种新的革命性的思潮也就应运而生了。它也是儒家学派的一个分支——心学。

　　心学诞生于南宋末年，跟理学是同一时期。南宋末年沿海商品经济也很发达，只是后来被蒙古入侵以后中断了。心学的创始人叫陆九渊，他提出了心学的一些基本概念。陆九渊对心学的贡献，类似于韩愈提出了“道统”的概念对道学的贡献。在蒙古灭亡南宋以后，心学发展一度中断。

　　心学的再次振兴是在明朝正德年间。镇压宁王叛乱的赣南巡抚王守仁，对心学思想进行了系统化、哲学化的构建。王守仁对心学的贡献，就类似于程颐、朱熹对道学的贡献。程颐、朱熹改造后的道学被称为理学，王守仁改造后的心学被称为王学。一般现在谈理学就是“程朱理学”，谈心学就是“陆王心学”。

　　心学的基本思想，就是反教条、反宗法，认为天理不是脱离人心客观存在的东西，天理就在人心之中。人心才是衡量天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而不是儒家经典或圣人语录。陆九渊说：“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儒家“六经”这些东西在陆九渊看来，只是学习的工具，不是神圣不可动摇的真理。

　　心学也是儒家思想的一派，不是对孔孟思想的背叛。孔子孟子在提出他们的思想理论体系的时候，包括了两个方面的思想，一个方面就是把“君臣父子”的礼法体系视为理想的国家治理模式，另一个方面就是民本思想，也就是以人民的生活幸福为一切政治体系构建的基本出发点。

　　这两个方面的思想，在孔子和孟子那里是一致的、不冲突的。因为孔孟生活的是乱世，国家分裂，诸侯并起，民不聊生。以人民生活幸福为出发点，就需要建立一个有稳定秩序的国家，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大家都按照自己的身份各安其位，各自履行自己的义务，享受自己的权利。国君统治国家，军队守卫边疆，大臣负责行政，人民安心劳作，合理缴纳赋税。这样一个社会，当然是符合民本思想的。后来中国两千年的历史，就真的是这样发展过来的。所以孔子孟子是伟大的思想家，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到了大一统王朝建立之后，宗法体系逐步发展，就开始跟“民本”的要求产生矛盾了。这个时候社会的主要问题不再是战乱，而是宗法体系中的上层统治阶级，贪得无厌、腐败无耻，严酷剥削劳动人民，导致民不聊生。这个腐败特权阶级所索取的利益，已经完全突破了孔子孟子所描述的宗法体系规定的范围。宗法体系就走到了民生幸福的对立面，人民开始不断反抗这些特权阶级的宗法统治。

　　在这种情况下，孔孟的思想就分裂了，坚持宗法体系的思想和以民为本的思想出现了冲突。那么，就有一派人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进一步强化宗法体系，加强镇压和对人民进行奴化教育，让他们完全认可这一套东西，继续各安其位。强化的方法就是把宗法体系加以神化、宗教化、仪式化。这一派就形成了道学、理学思想；

　　而另一派则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坚持以民为本，不利于民生幸福的东西，就应该废除，或者至少是大幅度的修正。修正的标准就是是否符合基本的人性。人民喜欢什么、讨厌什么，这些东西儒家学者也是可以去体验到的。体验的方法就是求诸于自己的本心。因为大家都是人，人心是相通的：你喜欢喝酒吃肉，人民肯定不愿意吃糠咽菜；你喜欢娇妻美眷，女人们肯定也不愿意年纪轻轻就守寡；你喜欢健康长寿，女人死了丈夫也不愿意自己去寻死。这些东西只要到自己内心去真诚的反思，再结合外部的体验、实践和学习，都是不难想清楚的。所以为人做事，真诚是第一位的，然后才是外部的学习。这一派就是心学思想。

　　很显然，孔孟只是把宗法体系当成实现民生幸福的工具，而不是绝对真理。所以，在继承孔孟的思想上，理学得了孔孟之道，心学得了孔孟之魂。理学必然走向固步自封、僵化保守，而心学则是开放进取、除旧布新。理学代表了宗法体系下的既得利益群体，心学则代表了反抗宗法统治的那部分人群的利益。

　　心学的诞生晚于道学，理论体系的完善也晚于理学，所以它同时也是对理学思想的反抗。它是儒家学派中一些心存正义的人，对道学家们表现出来的伪善感到无法容忍的结果。王守仁的理论强调“知行合一”，就是针对那些嘴上说一套背后干一套的人来的。知行不一的人就是伪君子，不是心学门徒。心学学派的基本要求就是，要别人干的事自己首先得做到。

　　公元十六世纪——也就是王守仁生活的年代，欧洲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运动。这场改革的核心诉求，就是不再承认罗马教廷对《圣经》的垄断解释权。改革发起人马丁·路德声称，每个信徒都可以以自己的方式理解《圣经》，无需跟罗马教廷保持一致。而同时期中国的心学学派，则喊出了“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的口号，要求打破理学家对天道的解释权，认为人人都可以通过诚心正意来理解天道。宗教改革派和心学学派的改革理念，在本质上是相通的。

　　东西方同时出现的这两场思想改革运动，都代表了新兴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市民阶层寻求人格平等、思想解放的政治诉求。一场伟大变革的曙光，同时出现在了欧洲人和中国人面前。

　　心学大师王守仁生于1472年，马丁·路德生于1483年，东西方两位伟大的思想家年龄只相差了十岁。王守仁“龙场悟道”的时间是1507年，马丁·路德发布宗教改革的“九十五条论纲”是在1517年，也是只相差十年。

　　东西方社会此时在政治思想上的发展阶段几乎并驾齐驱，正在极力争夺未来工业时代的领导权。

大参考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二）45.海瑞变法

　　四十五、海瑞变法

　　王守仁发动的心学革命，在儒家学者中间引起了轰动。一大批尊崇心学的士人进入政府当官，对于维护明朝中后期政府中的正气，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张璁变法就是在心学思想驱动下进行的。欧阳堔在考察了大礼议中支持皇帝的文官与心学的关系以后说：“赞礼诸臣思想渊源，多为姚江（王守仁）王门高第。则此一新旧士大夫集团之政争，实与当时王学与正统朱学之对立有关。”[1]

　　“大礼议”中文官集团的分裂，其实就是心学学者反抗理学权威的成果。张璁、霍韬这些地位低下的官员，敢于坚持真理，与整个文官集团对抗，靠的不仅是勇气，还有独立思考的人格。不管你是多大的权威，不管你对礼法的研究论证看起来多么神圣深奥，你要求一个人管自己没见过面的伯父叫爹就是不对，经不起良知的考验。而且礼赞派都对自己要求严格，后来身居高位而始终保持清正廉洁的作风，从不以权谋私，就是有王守仁“知行合一”的教导在背后支撑。

　　后来徐阶和张居正都跟心学思想有渊源，徐阶自己还公开讲授过心学。但他们都不算心学学派的士大夫。他们把心学当成一种“权谋之术”，所谓“应用之妙、存乎一心”，不用坚持道德原则，而可以随心所欲，为了达到政治目的不择手段。这是对心学的曲解。所以徐阶用那么卑劣的手段打倒严嵩，张居正也是靠诬告高拱来获得权力。他们在本质上还是传统理学士大夫，所谓“心学”不过是一个好用的工具。

　　真正的心学学派政治家，在张璁霍韬等人之后，最有代表性的是海瑞。

　　海瑞给很多人留下的印象是一个刻板而保守的道学家。以至于当时就有人传言，说海瑞七岁的女儿吃了男孩给的食物，他认为这违反了男女授受不亲的道学原则，竟然命令女儿自尽。把海瑞描写得跟那些丧尽天良的道学家一个模样。

　　海瑞名满天下，文人墨客听到有关海瑞的事迹就会记录到自己的笔记中去。此事并没有海瑞身边的人记录过，我认为是不可信的。

　　这个传闻之所以不可信，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海瑞完全不是道学家、理学家，还有什么封建卫道士之类的。海瑞是一个反理学的人，是心学革命的先锋。他被任命为应天巡抚以后，刚到任就颁布了《督抚条约》，里面就有一条；不愿守节的寡妇应立即改嫁，溺杀婴孩一律停止。[2]

　　“溺杀婴儿”也是当时重男轻女搞出来的恶习，一般被溺死的都是女婴。海瑞对礼教这种东西，相当不感冒。他曾经多次写文章大力批判朱熹。要说海瑞是道学家，那可真是冤枉死他了。海瑞对朱熹的批判，挑两段出来给大家欣赏一下：

　　“朱熹把读书放到正心诚意的前面，搞一些像蚕丝牛毛那么细小琐碎的学问，还有人说他是集大成的学者。我看，要说他能够学习诸子百家的观点，做些编撰整理工作，还是有贡献的，但要说他搞的那个东西是儒家的大道，那就不然了。朱熹从小到老，每天都在阅读各种经史子集。（要是大家都像他这样，光做学问不反诸内心）圣人的真谛和儒家的大道就会变得支离破碎，这不能不说是他的一大过失。

　　功过相比，朱熹的功劳在于使人博学，过错在于让人忘掉了本心，总的来说过错大于功劳。像朱熹这样读书读成书呆子的，实在是太多了。朱熹认为自己是一代宗师，现在全天下也都把他认为是宗师。所以我别人不骂，就骂他，就是他开的坏头。”[3]

　　“朱熹说陆九渊的学问好像禅宗，只讲究内心的顿悟而对天下国家无用。朱熹学习知识却不经过自己内心的反思，拿过来就指导天下国家。摇头晃脑的读半天，说书上某句话是这样说的，书上某句话是那样说的，就这样就能搞出有用的学问来了吗？陆九渊的心学虽然有时候会陷于流俗，但大的道理是明白的。朱熹则天天捧着他的《楚辞》、《阴符》、《参同契》、韩文，搞他的训诂之学，要训诂到什么时候才算完呢？

　　孔子的学生颜回大家都知道是圣贤，但他一本书都没有写过。如果像朱熹这样，舍去本心，日日从事于古典文献研究，搞得什么章句注释，其实不过是出于好胜之心、好名之心。靠这样的动机来做事，不可以入尧舜之道。”[4]

　　《海瑞文集》里面还有很多夸奖陆九渊和王守仁的，说圣贤之道是“子思、孟子传自尧舜，陆子得之”等等，就不列举了。总的来说他的理论水平一般，但立场鲜明，把理学大圣人朱熹一脚踢出“尧舜之道”的正统，说陆九渊才得了孟子的真传，作为铁杆心学粉丝是跑不了的。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把海瑞描述为“古怪的模范官僚”，不顾社会现实，就知道恢复朱元璋的祖制；《明朝那些事儿》则说海瑞是比较笨，读成书呆子，只能墨守陈规，按照书上的教条来做事。这些都是对海瑞的误解。

　　海瑞脑子灵活的很，简直就是离经叛道，根本不承认从孔孟传到韩愈、再传到程颐朱熹的那个什么“道统”，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成是专门研究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忘记了真正的大道。读书读傻的人说不出来这种话。

　　朱熹的《四书章句》等注释儒家经文的书，是明朝科举考试的命题和评分标准，海瑞却说这些“章章句句”不入尧舜之道。他考了很多年才考中举人，死活考不中进士，估计跟他这个思想有很大关系。张璁也是考到四十多岁才中的进士，应该也跟他喜欢心学而对朱熹不太感冒有关。这些做了一番名垂青史的大事业的人物，智商应该都没有问题。

　　至于说海瑞主张恢复朱元璋的祖制是不是保守落后，其实东林党人也要恢复祖制，“大礼议”派也要恢复祖制，张居正也要恢复祖制，张璁也要恢复祖制。祖制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政治工具，各个政治派别都跑去找自己想要的东西，东林党人看出来要减税，海瑞看出来要严惩贪污，大家各说各的，跟思想保守不保守并无关系。

　　海瑞是王守仁“知行合一”理论的忠实践行者。他跟道学家的区别在于：道学家那一套是用来要求别人的，而海瑞的道德规范是用来要求自己的。道学家是“严以律人，宽以待己”；海瑞才是真正的“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海瑞做事情并不僵化。比如前面讲的驿站招待标准，真按照朱元璋的规定淳安县一年只需要九十两银子，而他实际开销是九百多两银子，多了十倍。就是考虑到物价问题，而且考虑到“朝廷大员须稍存体面”，还要供应鱼和鸡。这个标准比他自己的日常饮食水准高了许多，可以保证过客吃饱吃可口。所以他虽然把接待经费压缩了90%，也没有因此闹出什么大事，过客们虽然吃的不够爽，但也不至于吃不饱、吃不下。

　　他在应天巡抚上要徐阶退田，若完全按照法律来，徐阶的田应该全都退，甚至像后来蔡国熙那样直接把徐阶家的土地没收。但海瑞采取的办法是写信给徐阶，要求他退超过一半就可以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起到带头作用，才能让海瑞的退田政策在松江府推行下去。像徐阶那样象征性的退个几百亩确实是不行。松江府上上下下几十万双眼睛都盯着呢，你家占了二十多万亩地只退几百亩能服众吗？

　　海瑞大的原则是要在江南地区抑制土地兼并，这个原则不能贯彻他就决不让步。但是只要能够贯彻这个大原则，他也希望降低改革阻力，不要把徐阶逼的太急太过。这个策略是正确的。但徐阶太强硬，死活不肯让步，结果海瑞罢官，换上蔡国熙，直接就把徐家土地给充公、儿子给充军了。从后来的事情看，不管对海瑞的改革还是徐阶个人的利益来说，退田一半都是最佳选择。徐阶要是真退了一半，不跟海瑞闹，海瑞不用走人，他家还是巨富，也没有充公充军这些事儿了。

　　海瑞到任应天巡抚的这一年，江浙地区恰好发生了特大水灾，万顷良田泡在水里，庄稼面临绝收，老百姓可以说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面对严峻的形势，海瑞一面治水，一面救灾。海瑞坐上小舟亲自赴灾区，实地进行测量勘查。然后组织饥民疏浚吴淞江和白茆河。

　　这种做法是相当高明的，一方面用本来就应作救济粮食就治理了河道；另一方面，饥民既有饭吃又有事做，稳定了饥民的情绪，防止了社会动荡的产生。更重要的是由于吴淞江、白茆河的治理，在一段时期内消除了三吴地区的水患。

　　就连当时反对海瑞的大地主、淞江人何良俊后来也说：前几年海瑞任应天巡抚，大力开浚吴淞江。后来隆庆四年、五年这个地区皆有大水，百姓没有遭受水害，即开吴淞江之力。如果没有海瑞倡开吴淞江，怎能取得这样大的成功呢？

　　海瑞应天巡抚时坐堂审案的时候，提出一个原则：“凡讼之可疑者”，兄弟打官司，尽量照顾哥哥；叔侄打官司，尽量照顾叔伯；贫民和富豪打官司，尽量照顾贫民；老实人和奸猾之徒打官司，尽量照顾老实人。官僚士绅跟小民打官司，如果是争财产的，尽量照顾小民，以维护社会公平；争言貌的，尽量照顾官宦，以保存其体面。

　　这个原则说明，海瑞对于社会改革有一套比较完整的看法，而且认真思考过：怎么样在促进社会公平的同时，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上面的原则就是他思考的结果。

　　有人批评海瑞这种做法：“不是想方设法去弄清案件的是非曲直，而是按照一套古老的道德标准，根据当事双方的身份和地位来做出判决……仅凭此一点，我们就不能说海瑞是个明察秋毫的明官。恰恰相反，称他是个糊涂官倒是有点名副其实！”

　　这种批评直接就把海瑞这句话中的“讼之可疑者”这五个字的前提给吃了。海瑞判案当然是先要搞清楚事实，根据事实和法律作出判决。但作为有着丰富的一线断案经验的官员，他很清楚：有很多案件，根据双方的证言和提供的证据，是没有办法搞清楚事实的；或者说，虽然知道事实，但按照法律条文也很不好判决，在两可之间。

　　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根据儒家扶弱除强的理念，尽量作出有利于贫苦弱势群体一方的判决。同时，在涉及到名分地位上的争议，海瑞也愿意承认官僚士绅们的特权地位，照顾他们的面子。此外，还应该尊重民间长幼有序的习俗，尽量作出有利于长辈、兄长的判决。

　　海瑞就想用这套原则，在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同时，努力推进社会公平。他并不想一下子颠覆社会秩序，来个大革命；但是也绝不想保持现状，不对它做任何改进。

　　这套断案原则，可以在极大的提高办案效率的同时，尽可能的保证公平。如果每一个案子都要穷尽精力去办，那么挤压在海瑞案头的上千个案子就都别办了。批判海瑞糊涂的人，自己才是真糊涂：缺乏实践经验而对实干家横加指责，这是一种迂腐之见。

　　海瑞从来不曾迂腐过。就像他批判朱熹一样，他对理论教条没什么兴趣，只想着如何解决实际问题。他从最底层的教谕到知县，一步一个脚印的坐上来，只要是有实权的岗位，他全都做出了实实在在的成绩。做事，则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处世，则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跟那些伪善的、清谈误国的东林党人完全是对立的两个极端，不可混为一谈。

　　海瑞在应天巡抚的任上只干了七个月，却整顿了驿站——他曾经把借用驿站证明信的人抓起来严刑拷问，查出是谁违规出借驿站凭证、澄清了吏治、完成了救灾、治理好了河道、推动了退田、打击了豪强、审结无数的陈年旧案、探索了“一条鞭法”的改革。这种办事能力，令人叹为观止。

　　所以，海瑞不仅是一个清官，还是个实践经验丰富、精明干练的行政能手。

　　应天巡抚任内，是海瑞政绩最辉煌的时期，正是由于这一点，他才获得了老百姓的爱戴。江南百姓听到海瑞被解职的消息，都“哭泣于道”，大家不忍心让他离去，家家绘制海瑞之像，年年祭之。海瑞死后，江南百姓都十分悲痛。出丧那天，商民停业，平民百姓都来给他送葬，“丧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夹岸，酹而哭者百里不绝。”

　　如果我们把这种成功，仅仅理解为海瑞是一个保守的、古怪的清官，那么其实就是在说中国的老百姓都是愚昧无知的，只要立一个道德偶像起来，他们就会发了疯一样的崇拜。

　　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能够成立的。中国的老百姓是很实在的，也是很不好糊弄的。占着茅坑不拉屎，哪怕是清官也是要被骂的。海瑞之所以能够得到江南老百姓的爱戴，清廉只是一个方面，但不是最重要的方面。最重要的方面是他真抓实干干出了成绩，老百姓真的得到了好处，而且是很大的、受益面很广的好处。所以人民才会这样爱戴他、纪念他。

　　就好像现在，毛泽东已经去世几十年了，中国许许多多家庭还要挂毛主席像。有些人无法理解，就说这是因为中国底层人民都很愚昧无知，被几千年的封建思想奴化了。这是不对的。中国人民崇拜毛泽东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毛泽东给了他们实实在在的好处，这是他们几千年来没有得到过的。中国人民不信神，但是讲良心，谁给了他们好处他们就感谢谁。东林党人以气节自诩，在历史书上一而再再而三的把自己描写成道德模范，有好多人官做的也比海瑞大，人民群众怎么一个都不鸟？

　　[1]《嘉靖革新研究》，田澍。
　　[2]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五章《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僚》。
　　[3]“朱子则先意于此，读书为先，求心反为后，茧丝牛毛，识者以集大成归之。谓择诸家之训什而纂其长，则亦可矣。谓道在是，则朱不然矣。夫朱子自少至老，无一日不在经书子史之间……圣真以此破碎，道一由此支离，又不能不为后人之误。功过并之，而使人繁于枝叶，昧厥本源，其过为大。……学之陷溺如朱子者，比比是也。朱子欲以其学位天下宗，天下亦因此信宗于朱子，故予不及其他，独指朱子为过。”（《海瑞集》，324、325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4]“朱子指陆为禅，然则将不讲其心，就外为天下国家之用。呻吟其佔华，而曰某章句如此，某章句如彼，然后能为学欤？……陆子不免少溺于俗，然心知其然。……朱子则《楚辞》、《阴符》、《参同契》、韩文，皆其年年训诂之册。不知此一训诂何日能已也？……夫颜子曾有一著述乎？……舍去本心，日从事于古本册子，章章句句之。好胜之私心，好名之为累，据此发念之初，已不可以入尧舜之道矣。”（《海瑞集》，第323、324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大参考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二）46.海瑞罢官

　　四十六、海瑞罢官

　　海瑞的政绩，实则是心学思想在政治实践中的成功。当然也为落后保守的理学士大夫们所不容。所以，徐阶、高拱、张居正这些大佬，虽然在政策主张上有所区别，但在打击海瑞这个问题上，完全一致。特别是徐阶和高拱这两人本来水火不容，为了狙击海瑞在政治上的进一步成功，竟然尽弃前嫌，联合起来赶走了海瑞。

　　海瑞罢官，也就意味着心学学派谋求政治改革的努力基本失败。

　　下面这张表格可以看一下明朝中后期，“心学革命”以后，各个政治派别的基本情况：

　　明朝中后期的发展路径，就是张璁改革带出来海瑞变法。海瑞变法失败以后，心学学派退出政治舞台，带有根本性改革的希望就消失了。

　　——所谓根本性的改革，是指通过改革，让新兴的工商业资产阶级掌握政权，为中国进入近代打开道路。海瑞的改革当然不可能直接造成这个效果，但如果能大力肃清贪官污吏，实现官僚体系的大换血，让一大批清廉正直的心学学派官员进入政府。那么接下来肯定还会有一系列改革，为近代工商业发展扫清道路。等资产阶级、市民阶层的实力壮大到一定程度之后，再来搞君主立宪就是可能的了。海瑞的改革措施能够带来这种希望，赶走了海瑞，就连希望也没有了。

　　海瑞失败以后，理学士大夫内部也开始了自己的改革，也就是张居正变法。改革内容只停留在富国强兵的框框内，通过强化行政效率来增加国家收入。这个改革在短期内取得了成功，但因为没有对腐败的官僚集团进行换血，只不过依靠皇帝的特别授权逼着一群不愿意配合的人好好干活，也就注定了人亡政息的结局。

　　张居正遭到清算以后，温和改革派也被逐出了政治舞台。此后官僚集团就不再谋求任何积极的改革，只剩下反改革的保守派与东林党人争权夺利。

　　万历皇帝倒还记得海瑞，张居正死后他就想再次重用海瑞。但遭到了文官集团的一致反对，最后只给海瑞安排了一个南京留守政府的虚职。

　　海瑞此时已经七十二岁。他知道自己在南京既干不了什么事，也没有时间等待更多的政治机会了。既然有官职在身，就可以直接给皇帝上疏了。他写了一封奏章，最后阐述自己的治国理念。他说：

　　“陛下励精图治，但效果并不显著，关键就在于对贪官污吏的刑罚太轻了。陛下身边的大臣不仅不提醒陛下，反而说皇帝应该善待士人，以此为理由一再要求宽容贪腐行为。这样对官员倒是很仁义，但对人民却很残忍。

　　太祖皇帝当年对贪官污吏采用剥皮实草的刑罚，又在《大明律》中规定贪赃八十贯以上就处以绞刑。当时政府多廉洁之士，人民无侵夺之苦。可见严刑峻法和礼法善政并不是矛盾的。在官员和人民的利益之间，太祖皇帝作了很好的权衡。

　　但是这个好政策在弘治正德年间被改变了（指弘治年间颁布《问刑条例》一事，见前文）。嘉靖的时候，霍韬曾经上书说，《问刑条例》竟然把贪污的罪行跟杂犯死罪放到一起加以宽免，实在是很荒谬。我赞成霍韬的说法，贪腐行为给人民带来的灾难，远远超过了普通的死罪。

　　当前贪污最厉害的，是巡抚、按察使这一级的封建大吏。但是吏部根本不把清廉与否作为选拔抚按官员的标准。这些官员到了地方，又继续容忍下面的官员腐败。这样贪腐之风怎么可能不越来越烈呢？”[1]

　　后面海瑞又列举了很多各级官员的腐败方式，总的意思，就是必须用严刑峻法来对待贪官，这是治理好国家最重要的一条。有人据此说海瑞要求恢复剥皮实草的酷刑，其实海瑞只是强调了朱元璋时期用严刑来打击贪腐的正确性，没说一定要搞剥皮实草。

　　但这已经足够让官员们震惊了。他们纷纷弹劾海瑞。山东道御史梅鵾祚说“清平之世，创闻此不祥之语”，不利于让皇帝成为圣贤的君主；监察御史房寰则说这是“妄引剥皮实草之刑，启皇上好杀之心”。海瑞看到这些弹劾，一再要求辞职。

　　吏部针对各方对海瑞的弹劾，以及海瑞的辞呈，写了一个意见，说：海瑞当年上书嘉靖皇帝，正直的名声震动天下，忠君爱国之心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那份奏章确实有违公论。海瑞这个人“当局任事，恐非所长，而用以镇雅俗，励颓风，未为无补。”所以建议还是让海瑞照旧供职。

　　这份意见表面上肯定了海瑞的长处，实际上是一种批评和否定。意思说海瑞其实就是一个书呆子，干不成事，只能靠着清廉的名声来给大家当个活着的偶像而已。

　　这句话应该是很伤海瑞的心。有很多文章说这句评语是万历皇帝写的，证之于《神宗实录》，这是吏部在上奏皇帝的奏章中所说的。后面跟着三个字“上从之”，万历皇帝只是同意了吏部不接受海瑞辞职的处理意见。吏部在奏章的前半部分大力夸奖海瑞的长处，但在关键之处把海瑞否定了，前面的夸奖只是为后面的否定打掩护，为的就是显得客观公正，让万历皇帝接受他们给海瑞下的这个“当局任事，恐非所长”的结论。这个招数取得了成功。不仅骗过了万历皇帝，还把后世的中国人骗了四百多年。真实情况跟他们说的完全相反，“当局任事”正是海瑞最擅长的方面。海瑞是实干家、职业官僚，他的文笔一般、口才一般、理论水平一般、长相也一般，除了做官以外其它几乎什么都不会，只有让他当局任事，才能扫荡官场的颓风，不然就于世无补。

　　不管怎么说，万历皇帝最终并没有采纳海瑞的建议。这对他来说实在是太过于激烈了。作为一个在深宫中长大的皇帝，一个从小接受标准儒家教育的皇帝，一个只能通过文官集团的奏章来了解他所统治的帝国的皇帝，海瑞说的那些人民的困苦对他来说太遥远了，只能给他一个模糊的概念，而不可能像父母双亡、沿街乞讨的朱元璋那样，对此有切身的感受。仅仅因为海瑞几百个字的奏章，就要他对手底下的大臣们大开杀戒，这不是他可以做得到的。

　　在对海瑞的各种弹劾中，还有不少攻击他私生活的。因为他前两任妻子都被他休了，第三人妻子又自杀了。这难免不让人怀疑海瑞的个人品德问题。

　　从各方材料来看，海瑞有一个脾气很厉害的母亲。她年轻守寡、独自一人把海瑞拉扯长大，对海瑞的教育十分严厉。海瑞是独子，又一直没有生儿子，这让她非常不满，因此婆媳关系很糟糕，逼着海瑞休妻。

　　这种事情，海瑞夹在中间是很难办的。海瑞的母亲年轻时候就一直守寡，那种坚韧的性格到了晚年可能会变得非常难与人相处。即便海瑞认为他母亲提出的要求不对——我们假设——如果他母亲上演“一哭二闹三上吊”，海瑞不离婚就要拿着刀自杀、拿着绳子要上吊，这种情况下海瑞能怎么办？把老娘赶走？

　　男人们都知道老婆搞“一哭二闹三上吊”是很让人头痛的，但如果亲妈也搞这个，那就要恐怖十倍以上。老婆还能跟她吵个架，赶回婆家什么的，亲妈那是真没办法。特别是如果你妈只有你一个儿子，而父亲又已经去世，而且还是你妈独自从小把你抚养大的，她一寻死觅活，你能怎么办？就算是海瑞这种铁汉，恐怕也就只能跪在地上痛哭求饶，老娘说什么就是什么了。海瑞谈起自己的家庭不幸，也说是：“每一思及，百念皆灰”。他的内心也是很难受的。

　　要说海瑞一心扑在工作上，没有照顾好家庭，对家庭悲剧负有责任，这是可以的。但要以此来攻击海瑞是伪君子、封建卫道士，则缺乏可靠的依据。只能说是“清官难断家务事”——这句话用在海瑞身上，如同一句谶语。

　　[1]《神宗实录》，卷171

大参考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二）李贽之死

　　四十七、杀死异端

　　万历十五年，七十五岁的海瑞在南京去世。

　　在此之前七年，另外一位心学学派的先锋人物，五十三岁的云南姚安府知府李贽，辞去了官位，开始专心著书立说。离职的原因，是因为他无法继续忍受官场的生活。

　　李贽跟海瑞早年经历几乎一模一样，都是只考中了举人没有中进士，第一份工作也是县城的教谕。为官清廉，穷的要死，但做事的政绩无可挑剔。二十五年下来，竟然一步一步升到了知府（市委书记）的职位上。离任的时候，“士民遮道相送，车马不能前进”。他走了以后，当地人民还给他建了生祠来怀念他。[1]

　　李贽于隆庆初年在北京礼部当一个不入流的小官，开始接触到王守仁的心学思想。都是身边的同事向他推荐的。当时官场内研究和赞同心学的人很是不少，但官位品级都比较低。后来李贽又到南京担任虚职，这期间王守仁的几个著名弟子多次来南京讲学，李贽也深受影响。在礼部和南京的官位都比较闲，所以他花了很多时间来读书学习，理论修养比海瑞要高很多。

　　李贽思想的核心就是“童心说”，他认为人的心应该像童心，智慧可以深邃老成，知识可以渊博高深，但心中的良知则应该始终像儿童一样干净透明。李贽死后两百多年，丹麦作者安徒生写了一篇《皇帝的新装》，讲的也是这个意思。一个人如果没有穿衣服，不管周围有多少人说他穿了衣服，哪怕连皇帝都这样认为，也要坚持自己看到的事实而且勇敢的说出来。

　　李贽坚持这个原则，就把他所看到的、所想到的都写了出来。李贽辞官之后做的主要工作，就是天天写文章打道学家、理学士大夫的脸。

　　他说道学家是“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开口谈学，便说你为自己，我为他人；你为自私，我欲利他”，实际上都是“读书而求高第，居官而求尊显”，全是为自己打算，“无一厘为人谋者”。

　　对官场，他的评价就是：“当今从政之人，只是一个无耻！”贪官污吏横行的局面，就是在“驱天下大力大贤而尽归水浒”；指斥当权的官吏是“冠裳而吃人”的虎狼，“昔日虎伏草，今日虎坐衙。大则吞人畜，小不遗鱼虾。”

　　李贽写的这些书当时就非常畅销，江南地区市民争相传阅。可以说是道出了人民群众的心声。

　　如果只是简单的批判，那么李贽还算不得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当了二十多年官，政治思想主要有三条。

　　第一条就是官员应该向海瑞学习，建立清廉高效的官僚体系。

　　李贽、海瑞都是心学学派的改革先锋，李贽当然是力推海瑞的。他在《寄答耿太中丞》一文中批评道学家虚伪无耻，“终日言扶世，而未尝扶一时”，然后笔锋一转，说：“欲得扶世，须如海刚峰（海瑞号刚峰）之悯世，方可真扶世人也。”

　　李贽很明白的指出了海瑞和道学家的区别，就是海瑞有一颗悲天悯人之心。道学家的扶世，不过是拿着一些教条在嘴上说说，心里面没有真想明白，不能理解人民的苦难，所以他们扶不了世。那些道学家当中，即使有一些所谓的“清节之士”，也不过是“万年青草”，“可以傲霜雪而不可任栋梁”，百无一用的。只有海瑞这种人物才是“青松翠柏”，可以成为国之栋梁。[2]

　　第二条，要大力鼓励工商业自由发展。

　　李贽说：“商贾亦何可鄙之有？挟数万之货，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商人的财富是经过辛苦努力挣来的，社会应该予以尊重。而且还提出了建立自由竞争市场的主张，认为自由竞争能够“各遂千万人之欲”，也就是满足人民的多样化需求。

　　针对当时官商勾结、官商一体的普遍现象，李贽认为责任主要在官、不在商。商人也是被逼向官员进贡，从而获得经商的便利。相反，道学家们以圣人自诩，但心里却打着赚钱发家的主意，从商业人辛苦经营获得的收入中“抽丰”，还嫌别人送的太少了。这才是无耻的获利行为。

　　第三条，政府要理财，要富国强兵。

　　李贽认为理学士大夫所谓的“君子不言利”的说法是非常虚伪的，本质上只有他们自己能算计利益，而不准别人去获利。所以李贽虽然为商人说话，却并不反对国家正常的收税。他很推崇张居正，认为“今日真令人思张江陵也”，“不言理财者，绝不能平治天下。”他反对的是官僚们对工商业的过分盘剥。

　　李贽同时也反对让一群完全不懂打仗的儒家文官去搞什么“以文制武”，说“孔子似未可以谋军旅之事”。他还专门学习《孙子兵法》并做了注释，出版《孙子参同》一书，赞同“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的说法，认为文武应该并重。通过改革实现富国强兵也是李贽的理想。

　　从各个方面来看，李贽的思想都已经非常成熟，在人格上，跟心学思想家们一样，主张思想解放、人格平等；要求改革宗法制度，支持妇女解放；在经济上主张大力发展工商业；在政治上要求整肃吏治，重用心学学派官员；在军事上主张文武并重、富国强兵。这是一套完整的、代表了中国新兴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市民阶层利益的思想体系。它以“童心论”作为理论起点，推出关于个人人格、伦理道德、社会结构的基本准则，再用这套东西来分析政治、经济、军事的改革思路。就其完整、成熟的程度来说，已经大大的走到了西方宗教改革家们的前面。

　　这些建设性的思想，跟他痛骂道学家无耻虚伪，是一体两面、相辅相成的关系。因为道学家及其代表的贪污特权利益阶层，就是这套改革方案最大的障碍。只有当政者大力清洗这些伪善的道学官员，他的变革主张才能得以实现。

　　对于李贽这种赤裸裸的打脸行为，道学家们完全不能容忍。不停有地方官员想要逮捕他，不过也有一些赞赏李贽思想的官员愿意为李贽提供庇护。李贽就到处东躲西藏。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万历二十八年，李贽在湖北龙潭寺芝佛院讲学，因为他宣传女性解放嘛，所以有不少女粉丝来听课。于是地方上的道学先生们就开始造谣，说李贽把女人叫到佛堂里面去淫乱。湖北按察司佥事冯应京——他是东林党大佬、张居正“夺情”事件中主动申请廷杖的邹元标的学生——做出了“毁龙湖寺，置从游者法”的决定。在冯应京的幕后策动下，一批地痞流氓假装成愤怒的群众，打着抗议李贽聚众淫乱的旗号，冲击龙潭寺，把龙潭寺砸了个稀巴烂，还放火把芝佛堂给烧了。官府趁机带人以制止暴乱为名，逮捕了一大批李贽的信徒。李贽因为受到了别的官员的保护，得以逃脱。

　　李贽跑来跑去，最后竟然往北京跑。理学士大夫们听说他要到北京来，如临大敌。正在拼得你死我活的保守派和东林党人立刻搁置争议、一致对外。保守派大佬、内阁首辅沈一贯幕后操纵，东林党言官张问达出面向万历皇帝诬告李贽成功，锦衣卫立即前往通州把李贽逮捕下狱。没过多久，李贽就在狱中自杀身亡。然后礼部就趁热打铁，上书请求皇帝焚毁所有异端邪说、驱逐西方传教士等等。不过没有被万历皇帝批准。

　　远在江南的东林党精神领袖顾宪成，听说李贽死了，在个人笔记中幸灾乐祸的写道：李贽一直讲心学，告诉大家要关注“当下”、“自然”的内心。如今“被人论了，一去拿他，便手忙脚乱，没奈何却一刀自刎”，这是哪门子“当下”？哪门子“自然”呢？

　　对此，《李贽评传》的作者许苏民提出了这样的疑问：

　　“以往的说法是，李贽是被‘封建统治者’迫害而死的。不错，他是死在皇城的牢狱中，是万历皇帝亲自下令将他逮捕究治的，幕后的主谋是东林党人的政敌沈一贯。从这一视角看，他无疑是被封建统治者迫害致死的。但细一考究，就觉得这种说法不完全对了。向万历皇帝告发李贽的，是被我们称之为‘早期市民阶层的经济政治利益代言人’的东林党人张问达。在李贽被迫害死后，民间兴起愤怒的抗议浪潮之际，东林党领袖顾宪成却表现出一种幸灾乐祸的态度……究竟东林党人与李贽有什么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有什么非诉诸政治权力来解决问题不可、非将李贽置于死地而后快的利害冲突呢？”[3]

　　这段话指出的矛盾，其实我们在前面已经解释过了。东林党人并不是什么“早期市民阶层的经济政治利益代言人”。李贽才是。

　　李贽写的书，一直非常畅销，深受江南地区市民喜爱，被焚毁禁止以后，私底下仍然广泛印刷流通。而东林党的先生们的高论，则只有官僚和大富豪们出钱资助他们办书院讲授，但他们的书丝毫不受民间待见。就好像海瑞和东林党都以气节著称，但民间只崇拜海瑞而不理会东林党人一样。

　　东林党人是大官僚大资本大地主的代言人。他们所代表的那部分商业利益，是在腐败的官僚集团控制下的垄断性商业利益，就像徐阶家族控制着北京黄金地段的门面经商这种商业利益。

　　这种利益与真正的草根工商业者和市民阶层的利益有接近或部分重叠的地方，但总的来说存在着根本的冲突。他们不过是打着维护工商业和市民阶层利益的旗号，对上拒绝缴纳正常的国家税赋，对下搜刮欺压普通商人、市民，试图用古老的宗法尊卑等级制度和官僚特权，来控制新时代的工商业资本主义生产，攫取暴利。

　　东林党人代表的“官商一体”的利益集团和民间工商业资产阶级、市民阶层的关系，就好像国民党当政时期，控制着巨额财富的四大家族等官僚资本，跟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关系，虽然大家都是从工商业活动中赚钱，但却属于两个相互对立的阶层。二者之间是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关系。

　　以李贽为代表的革命性心学思潮，要求打破官僚特权、宗法体制，建立平等公正的商业环境，这就与包括东林党人在内的整个贪腐官僚集团存在不可调和的利害冲突。所以他们当然要迫害李贽，烧毁他的住所、毁禁他的著作，驱逐他、迫害他、诬告他，对他的死亡拍手称快、幸灾乐祸。

　　令人奇怪的是，现在主流的思想史中，始终把迫害李贽的东林党人视为近代工商业阶层的代言人，而把真正为民间工商业阶层利益说话的思想先驱李贽边缘化。许苏民先生更是感叹说：“张问达诬告李贽，导致李贽惨死狱中。但现在大家都不知道张问达是东林党人。现今没有一本中国思想史或历史书会告诉你张问达是东林党人。”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1]许苏民，《李贽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0页
　　[2]潘叔明，许苏民：“《万历十五年》对李贽著作的误读”，《东南学术》2000年05期。这篇文章指出了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认为李贽把海瑞说成是万年青草的错误。从李贽的原文来看，万年青草说的那些道学家中的清节之士，而把他们和青松翠柏一般的海瑞相对比。而且，黄仁宇专门找了这一段容易误读的文字来证明李贽对海瑞的批评，对李贽在其它文章中对海瑞毫无歧义的大力赞赏则视而不见。除此以外，此文还指出黄仁宇对李贽的女性观、个人气节、阶级立场等方面的质疑都是严重有失偏颇的，认为“造成如此误读的原因在于其学术偏见支配了他对史料的失实处理，其学术偏见是：像中国这样的社会，根本不可能产生任何新经济、新思想的萌芽,只能在外力作用下‘被现代化’”。
　　[3]许苏民，《李贽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1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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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二）48.唤醒皇权

　　四十八、唤醒皇权

　　在张问达诬告李贽的奏章中，归纳总结了很多李贽妖言惑众的罪名。其中有一条是“以卓文君择得佳偶”。这是汉朝名门望族的女子卓文君，喜欢上一个穷书生司马相如，就跟他私奔的故事。这个故事在汉朝是传为美谈的，卓文君的父亲后来也接纳了司马相如。但道学兴起以后，评判标准就变了，认为这是严重违反纲常伦理的行为，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简直就是奸夫淫妇。而李贽却认为自由恋爱是个好东西，竟然说卓文君择得佳偶，在道学家看来就是大逆不道。

　　除此以外，还有一条，就是“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因为秦始皇搞焚书坑儒，早就被儒家学者视为大暴君，与桀、纣并列的。但李贽偏说秦始皇统一六国，推行郡县制，统一货币、文字、度量衡等等，对中国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堪称千古一帝。这个观点在东林党眼里，就跟今天说毛主席是伟大领袖遭公知恨是一样的。

　　李贽的这第二个观点尤其值得注意。就是他一方面主张人性解放、人格平等，另一方面却对秦始皇这种强力推进国家变革的专制帝王极力推崇。实际上这一点几乎是心学学派的共识。海瑞因为骂嘉靖骂的够狠而名满天下，但仔细读他的奏疏，他是真心想用这种激烈的言辞激起嘉靖皇帝的干劲，劝说嘉靖皇帝从新振作精神，努力治理国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不惜冒生命危险。所以就有很多人说海瑞这是“愚忠”，这也成了海瑞是保守、刻板的封建卫道士的一大证据。

　　因为东林党人喜欢跟皇帝死磕，用一些礼法制度来限制皇权，这也不许去哪儿也不许去，这也不让花钱那也不让花钱。所以大家都觉得东林党人不错，至少在反专制独裁方面是很有民主精神的。

　　为什么主张人格平等、思想解放的改革派，极力赞成君主专制，而极端保守派却反对君主专制呢？为了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回顾一下其他国家从中世纪走向近代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一般历程。

　　欧洲的资产阶级在建立自己的统治过程中，刚开始也是积极支持加强君主专制的。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的一大成果，就是英国的国王亨利八世，在新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支持下，宣布建立英国国教，脱离罗马教皇的控制。亨利以国王的身份担任英国国教的领袖，成为了英国的独裁者，英国国王的权力达到顶峰。可见这时的英国资产阶级，也很喜欢对国王搞“愚忠”，政权和教权都交给他一个人管着。

　　俄国的彼得大帝改革——这是大家历史书上都学过的，是俄国资本主义大发展的一大契机。他的改革措施其中一项，就是建立完整的中央集权统治，剥夺那些反对他改革的旧贵族的权力，并罢黜大教长，代之以宗教院，使教会成为国家政权的一部分，把权力全部集中到沙皇手中。建立有力的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体制的同时，他又开始大规模的积极兴办工厂，发展贸易，发展文化教育和科研事业等等。俄国因此迅速强大。

　　德国的俾斯麦——大家都知道他叫铁血宰相，这也是德国走向现代化的关键人物。他比李贽、海瑞要晚两百年才出现，他也很喜欢专制而反对民主。他的名言就是：“当代的重大问题并非通过演说和多数派决议就能解决的，而是要用铁和血来解决。”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跟他说：“你这么干，反对派会把我们两个都抓起来杀头的。”俾斯麦说：“这是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杀头也得干。”威廉一世表示同意，给予了俾斯麦特别授权——类似于张居正从皇帝那里取得的授权。俾斯麦遂绕过议会发动了一系列战争，彻底打破了德国四分五裂的状况，建立了统一的国内市场和行政体系，为德国资本主义的大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改革成功以后，普鲁士国王变成了德国皇帝。新的德国皇帝对俾斯麦不满，解除了他的职务，俾斯麦也没有反抗，就卸甲归田了。我们能不能说，俾斯麦也是“愚忠”，是保守落后势力的代表，死不改悔的封建卫道士呢？

　　日本的明治维新，最核心的一环就是“倒幕运动”。当时的资产阶级改革派，提出的口号就是打击保守的幕府将军的统治，把国家的权力归还给天皇。维新运动的胜利成果就是明治政府强制实行“版籍奉还”、“废藩置县”政策，建立中央集权式的政治体制，且天皇一切权力集于一身。后面的一系列改革，都是在皇权的支持下进行的。维新派领袖比李贽海瑞要晚接近三百年，竟然还在拼命对天皇搞“愚忠”。

　　我们发现，在近代历史大转折的关键时刻，那些代表进步力量的改革先锋，都是通过加强个人专制来推动变革的。这种变革方式多次取得成功。这里面的原因也很清楚：改革意味着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统治，必然遭到利益集团的强烈抵制。要成功的战胜这种抵制，散兵游勇是不行的，靠说服教育更是不行的，改革派必须掌握最终的生杀大权才可能把激烈的改革措施推动下去。所以有些国家，比如日本，没有君主专制，还有新搞出来一个君主专制，才能推动资产阶级改革。法国大革命把皇帝路易十八抓起来杀了，后来拿破仑还要重新加冕当皇帝。拿破仑当皇帝的时候，颁布了《法国民法典》，实施了一系列大力促进法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措施。英国革命把国王抓起来杀了，又搞了很长时间的克伦威尔个人军事独裁，彻底消灭封建残余势力，再逐步转变为资产阶级民主国家。

　　人类的近代历史表明，一个国家要从古代社会实现向近代社会转型，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君主独裁制度是基本前提。资产阶级必须先与专制体制结合，支持掌握生杀大权的独裁君主扫荡本国原有的贵族统治阶层，在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系统中建立起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然后才能逐步向君主立宪制或者资本主义民主政体过度。

　　中国的政治体制本来就领先欧洲国家一千年以上，早就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这个制度原本是应该非常有利于推动大规模的政治经济改革的。如果拥护君主专制就是保守落后，无法孕育出近代社会，那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的改革先驱们就全都是保守落后的代表，都别孕育啥近代性、现代性了，咱们现在都得生活在中世纪。他们在搞改革的时候，如果有人穿越过去跟他们说：“哎呀，不行，你们这是反民主反自由的，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不能孕育出现代性。”被人家当反革命吊起来打死也是活该。

　　张璁、海瑞、李贽这些心学改革派虽然不知道欧洲国家之后的发展道路，但是他们对这一点是看的很清楚的。特别李贽和海瑞都出身于社会的中下层，又从帝国统治系统的最基层开始干起，一步一个脚印的走上来的，对帝国政治生态和社会状况有非常深刻的理解。他们没有家庭背景，完全靠自己的努力成为国家中高级官员，是真正的实干家。他们的思想中几乎没有浮华、迂腐的部分，而是完全立足于如何解决国家面临的实际问题，如何能够真的把改革推进下去。

　　他们设计的改革路径非常清楚：必须先加强皇权，铁腕进行改革，走富国强兵之路。

　　只有等改革完成以后，工商业经济高度发达，资产阶级的力量非常强大，这个时候才能来谈什么君主立宪或者民主政治。而这绝不是李贽、海瑞他们这一代人需要去考虑的问题。如果因为他们的改革理念中有赞成皇权专制的内容，就认为他们的思想本质上是落后保守的，无法从里面孕育出近现代社会，是滑天下之大稽。

　　在那个时代，奢谈政治民主化，才真正是保守落后的象征，是抵制改革的权贵集团十分希望发生的事情。保守派和东林党人就特别积极干这个：重大问题都要经过文官集团的“廷议”，形成意见由内阁草拟交给皇帝批示，皇帝如果同意，就成为法律颁布执行；皇帝如果不同意，按照惯例内阁就要辞职。一切不经过廷议和内阁草拟的皇帝命令都是非法的，文官集团拒不执行。这个过程在形式上的民主程度相当可以，而且全程公开，各种政务文件天天抄到邸报上全国发行，言官们觉得哪个环节不对头就可以上书批评。在这套程序下，文官集团可以保证任何不利于他们的改革措施都会消失的无影无踪，权贵官僚们的腐败问题绝不会被追究。

　　我们也可以把两百年后俾斯麦的话套用到明朝末年：“当代中国的重大问题并非通过言官们打嘴仗和多数派的廷议就能解决的，而是要用铁和血来解决！”海瑞上书万历皇帝要求恢复朱元璋的严刑峻法来对付贪官就是这个意思。不同的只是普鲁士国王坚决支持俾斯麦，而万历皇帝没有接受海瑞的建议。[1]

　　当时中国的情况是，已经有了一个强有力的君主专制体制，但是理学士大夫官僚集团成功的把皇权包围了起来：从皇帝还年幼的时候开始，就用标准的理学历史教材和理论教材向他灌输官僚集团希望他知道的知识，把他的世界观价值观给定型；等他当了皇帝，朝廷中有资格跟皇帝沟通的官员也几乎全部是理学士大夫，他对他统治的帝国所知道的一切，都只能来自于经过文官集团严格筛选的、用深奥难懂的古文写成的奏章。太监也有跟皇帝沟通的渠道，但是他们文化层次太低，难以向皇帝灌输什么新思想，提供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武将勋贵则主要关注军事问题，而且他们自己也早就已经腐败不堪，跟官僚集团同流合污了，只要文官集团保证他们的特权，他们也没有兴趣提出什么与文官集团不同的观点。

　　这样，皇帝虽然看起来君临天下、威风凛凛，但实际上，不过是紫禁城中的一个囚徒。官僚集团从心理到身体都把他锁在那深厚的宫墙之中。他看起来在行使最高权力，实际上从思想到决策，都不可能跳出理学士大夫给他画好的圈圈。

　　心学学派改革成败的关键，就在于能否冲破理学士大夫设下的重重障碍，与皇权结合。结合成功了，改革就可能成功，中国走上近代化道路；结合不成功，改革失败了，那么就只能走改朝换代的老路，通过暴力革命把官僚体系彻底血洗一遍，另外再立一个皇权来试试看。

　　张璁变法，就是这种结合的成果。理学士大夫们把嘉靖皇帝逼得太过分，逼着皇帝绝地反击，这就给了地位低下的张璁霍韬等人冲破这种封锁的机会。张璁抓住机会推行科举制度、教育制度和官员选拔制度改革，实际上取消了朱熹理学思想作为科举命题评分标准的地位，选拔出来了一大批赞成心学思想的人才。但是很可惜张璁只干了十年就去世了，而他的科举改革选拔出来的人才，还要在官场熬上二三十年才有资历进入权力核心。张璁死后，夏言、严嵩、徐阶都是科举改革之前选拔出来的人物，理学学派遂再次垄断权力核心层，此后就再也没有类似于“大礼议”这样的机会出现了。

　　海瑞的《直言天下第一事疏》，则是在没有机会的情况下，发动的一次大胆的进击。拼着自己掉脑袋，也要唤醒皇帝，励精图治的搞改革。在海瑞看来，只要皇帝能够振作起来，自己死了就死了，心学学派还有很多优秀的人物可以辅佐皇帝。反之，他一个户部六品主事，本事再大、想法再多，也干不成任何改革，还不如豁出命去搏一把。

　　这份奏章是伟大的牺牲精神与高度的政治智慧相结合的产物，直指中国一切改革问题的核心，试图在重重黑暗中取得“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效果。它跟《酒色财气疏》这种无聊的辱骂皇帝的奏章不同，完全立足于解决真正的国家大事，指出皇帝错误的关键，目的不是让皇帝按照儒家圣贤的标准行事，而是大胆的呼吁实施改变帝国命运的改革，提拔一批真正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人才。所以嘉靖皇帝看了之后虽然很生气，但是没有杀海瑞，还说了一句：“这个人也许就是比干吧。”

　　嘉靖皇帝之前对那些上书劝阻他修道的官员下手是很重的，动不动抓起来廷杖打死。但对言辞激烈十倍的海瑞，关起来以后就再没有任何处罚。后来还把海瑞的奏章反复看了好多遍，每次看完之后都很生气要把海瑞杀掉，但最后也没有下那个决心。可见他心里还是有很大触动的，也许真的差一点就被海瑞说服了。

　　海瑞应该是真的看好嘉靖皇帝，说他要想治理好国家不过是“一振作间而已”。这并不是给嘉靖戴高帽。因为嘉靖之前在张璁变法的过程中确实表现很不错。要是嘉靖真被这封奏章说服了，重用海瑞，那么他们两个的组合还真是绝配。嘉靖是舍得用严刑峻法来贯彻自己意志的，有朱元璋的风范；而海瑞有着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对官僚体系和帝国社会的真实情况非常了解，在个人操守上又无懈可击。他们两个密切合作一起整顿帝国官僚集团，那改革效果肯定是杠杠的。

　　海瑞被关进诏狱之后本来毫无心理负担，该吃吃该睡睡。但是听到嘉靖皇帝去世的消息，却失声痛哭很长时间，把吃进去的饭菜全都吐了出来。这并不是他对嘉靖皇帝有什么愚忠，而是因为这意味着他这拼死的一搏失败了，唤醒皇权的希望化为了泡影。

　　新皇帝上任了，海瑞也升官了，但他也没再向隆庆皇帝上那样的奏疏；也许在他看来，隆庆并不是像嘉靖那样可以铁腕推动改革的人物，不再值得那样去尝试。一直到七十二岁的时候再次出山，他知道自己时日无多，才再次向万历皇帝阐明改革理念，但也没有像夸嘉靖皇帝那样，说陛下您多么英明神武只要一振作就能把国家治理好。看来他对嘉靖，还真是寄予厚望的，可能是从嘉靖身上看到了朱元璋的影子。

　　没有皇权支持的改革，做什么都是枉然。海瑞在江南拼命工作七个月，作了那么多事情，只需要御史一纸弹劾，皇帝在上面打个勾，他就得马上走人。一切成果立即烟消云散。

　　列宁在《两个政权》一文中说:“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不弄清这个问题，便谈不上自觉地参加革命，更不用说领导革命。”其实，一切改革的根本问题，也是国家政权问题。不弄清这个问题，便谈不上自觉地参加改革，更不用说领导改革。区别只不过在于改革派主张以和平的方式夺取国家政权，革命派主张以暴力的方式夺取国家政权。这一点，我想不管是俾斯麦还是明治维新派，或者英国的宗教改革先驱们，都会表示同意。

　　像李贽和海瑞这样的改革派精英人物，从理论到行动都已经做的很到位了，几乎没有什么毛病。有很多之前被大家批评指责的毛病，其实都不是毛病，不过是要求他们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完成西方国家好几代人才能完成的事业，在扫荡腐败官僚集团的同时，建立一套符合近现代民主观念的政治体制，这是不可能的。就好像我们要求马丁·路德或加尔文这些宗教改革先驱，同时提出三权分立和主权在民的启蒙运动思想一样；就好像我们要求俾斯麦在统一德国以后，还要结束君主专制，把德国变成共和国一样。在李贽和海瑞所处的那个时代，他们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完全正确。

　　但他们终究还是失败了。

　　而且，倒在了离成功还非常遥远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只能说，他们的努力可以让我们看到中国提前实现近代化的希望。仅仅是希望。

　　这种决定国运的改革，并不是依靠个人的努力就能推动的，它是利益集团博弈的后果。改革家做的即使尽善尽美，若腐败的官僚集团势力过于强大，仍然无力回天。

　　理学思想经过三百年的发展，已经深入到了中国社会的几乎每一个角落，要想冲破它的重重围困，实在是太难了，超过了个人能力的极限。比如，一套能够给皇帝看的，按照心学思想系统解释中国历史发展脉络的书籍就没有。皇帝只能看新旧唐书、宋史、元史、《资治通鉴》这些道学家们按照他们的利益来解释的中国历史，从中实在看不出来有像海瑞说的那样，用朱元璋的严刑峻法收拾官僚集团的必要性。

　　这是中国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超前一千年发展带来的弊端。官僚集团的发育已经非常成熟，贪污腐败的潜规则错综复杂，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格局牢不可破，在对上控制皇权、对内处置改革派、对下控制人民思想、镇压人民反抗等方面的经验已经十分丰富。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从启蒙《三字经》到经史子集，再到高深莫测的“格物致知”哲学；从《二十四孝》等通俗读物到《资治通鉴》等长篇巨著，不管你在什么年龄、什么地位、什么知识水平，都有适合你的道学洗脑读物。民间戏曲处处赞扬节烈忠孝，童谣民谚口耳相传长幼尊卑；宗族祠堂门前一片神鸦社鼓，贞洁牌坊背后无数孝子贤孙。这一切的一切，都成为了这个国家进行大规模改革的沉重负担。

　　古老的中华帝国背着这个沉重的负担缓缓前行，终于被欧洲国家从后面一步一步的赶超了上来。他们即将仿照一千多年前的中国建立自己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政体，然后用它来扫荡阻碍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一切旧势力，开创一个属于西方的工业文明时代。

　　[1]脱离社会经济的发展现状，抽象的来谈“集权”和“民主”，很难得出谁先进谁落后的结论。

　　当代表新的生产力、先进生产关系的新阶层兴起的时候，他们往往会追求采用集权专制的方式去扫荡落后保守的利益集团，这个时候集权专制就是先进的政治体制；

　　等新阶层已经在政治经济格局中占据了统治地位，而且他们还没有丧失创新活力，还在继续推动经济社会往前发展的时候，民主化就有利于统治阶层内部进行创新，过分集权则可能会遏制创新，此时民主就是先进的体制；

　　等这个新的统治阶层自己也开始腐败堕落，不思进取，喜欢用特权来掠夺财富，而不是搞生产创新来创造财富的时候，他们就成阻碍社会进步的既得利益集团、权贵阶层。民主制度就会成为拒绝一切改革措施的挡箭牌。所有触动现有利益格局的改革，都会被既得利益群体利用复杂民主程序拒之门外。民主又会变为落后的政治体制。

　　此时，新的改革力量将会再次呼吁集权专制，把自己的力量集中起来，打倒这个落后保守的利益集团。集权制度又将再次成为先进的政治体制。等改革或革命成功以后，政治体制又会再度民主化。

　　总的来说，集权制度有利于推动社会作较大力度的转型，但会抑制社会创新；民主制度有利于社会在现有轨道上继续往前发展，但是很难对社会中的深层次问题难以被革除，使社会矛盾积累的越来越严重。两种体制经过较长时间的发展之后，都会出现僵化。所以，集权和民主，谁先进谁落后，取决于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

大参考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二）49.万历三大征

　　四十九、万历三大征

　　万历皇帝对发生在皇宫外的这些关乎国家命运的斗争几乎一无所知，或者说虽然知道一点，也完全不理解其中的意义。他所知道的，就是文官们越来越令人讨厌了。

　　朱常洛在万历二十九年被立为太子。但东林党人还不算完，为了解除后患，又逼着皇帝抓紧把福王送到他的封地洛阳去，离开北京。后来又折腾出了所谓的“妖书案”和“梃击案”。

　　“妖书案”，就是有人写了一份传单说郑贵妃一直在试图废掉太子，另立福王，而且得到了内阁首辅沈一贯和大学士朱赓的支持。

　　“妖书”在京城广为传播，震动朝野。锦衣卫多方搜捕，最后抓了一个落魄书生当替死鬼给杀了结案。但传单里面的内容涉及到不少朝廷和皇室的内部事务，不太可能由一个没背景的书生写成。最有可能的还是朝中政敌想要把郑贵妃和沈一贯、朱赓一起打倒。这正是东林党人最痛恨的三个人。

　　这份“妖书”最后还有公开署名：“吏科都给事中项应祥，四川道御史乔应甲”。这两人有个共同特点，就是都不是东林党。

　　这样分析下来，此事很有可能就是东林党在幕后搞出来的。

　　“梃击案”则是有个叫张差的人，拿着一根木棍闯入太子东宫，见人就打，但很快就被人制服了。经过审讯，张差是蓟州人，语言颠三倒四，精神有些不大正常。但东林党人、刑部提牢主王之寀再次提审，单独对张差进行审问，最后审问出来说张差因为赌钱输光了家产，被郑贵妃的两个亲信太监给了饭吃，派来刺杀太子的。刺杀成功以后有重赏。

　　那个诬告害死李贽的张问达再次出马，严词弹劾郑贵妃的弟弟郑国泰擅权枉法，认为是他在背后搞鬼。郑贵妃则惶惶不可终日，向万历哭诉。皇帝和太子不愿深究此事，以疯癫奸徒罪将张差处死。但东林党仍然不依不饶，要求审讯郑贵妃的两个太监，结果啥也没审问出来，这两个人就死在了监狱里。

　　这个事情不大可能是谋杀太子的阴谋。干这种杀身灭族的大事，哪里有随便在路边找一个吃不饱饭的家伙，给他一根木棍就去杀人的？而且那还是太子东宫，里面房间也很多，没人带路找到太子都很困难。大白天的拿着一根木棍从正门闯进去，也不注意行踪，见人就打。就这样想把太子打死。幕后操作者的智商似乎不太可能低到这种程度。

　　王之寀审讯的过程也让人难以置信。之前御史和刑部反复审问，张差都是胡言乱语什么没说。王之寀私自审讯的结果，据他说也没用什么酷刑，就是跟张差说：“你饿不饿，说实话我就给你饭吃，不说就让你饿肚子。”还只是威胁，没真的饿他两天，张差就招供了刺杀太子的惊天大阴谋。这种情节过于离奇，实在是不能相信。

　　总的来说，这应该就是一个偶发事件，一个精神有点问题的家伙误打误撞进了宫门，没多一会儿就被抓住了，就这么简单。却被东林党人利用来再次对郑贵妃发动政治攻击。

　　这是“争国本”事件之后最大的两个案件，其实平时一直有各种小事，东林党和保守派争来斗去，有时候又联合起来攻击郑贵妃。总之就是不干正事。

　　什么才应该是正事呢？就是如何治理好国家，改革财税制度、解决政府财政危机；打击贪污腐败，加强官员政绩审核，让干出成效的官员得到提拔；打击土地兼并，促进社会公平；完善军事体制，打击吃空饷、侵占军屯等军内腐败问题；加强对外联系，甚至恢复下西洋开展海外贸易等等。这些才叫正事。这才是中央政府官员们应该努力去关心的事情。

　　可这帮人天天就揪住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纲上线，或者无中生有的制造政治案件，互相攻击、争权夺利，连选拔地方官员都要靠抽签才能摆平，更不要说干别的事儿了。但凡皇帝主动想要干点什么事儿，言官们就好像打了鸡血一样，不分青红皂白立刻上书辱骂，想尽前方百计博得大名，好为自己谋个好前程。礼部给事中张问达，因为诬告李贽、弹劾郑国泰立下大功，被不断提拔，任太常少卿、右佥都御使、湖广巡抚，最后竟然官至吏部尚书。

　　此时文官集团无能无耻的程度，已经基本达到了可以亡国的标准。

　　万历皇帝困坐皇城，对此一筹莫展。对于他不满意的官员，他可以赶走，但却不能选择让谁来接替——实际上他也没得选，改革派已经完全从皇帝的视野中消失了。他只能接受文官集团“廷议”推举的候选人。换来换去，往往是一蟹不如一蟹。总的来说当朝的还是保守派，更为激进的东林党人正在背后虎视眈眈。皇帝真把保守派也赶走了，换上来东林党那帮激进分子问题可能更严重，所以也不敢换的太猛。保守派的大佬们也怕犯了错误被东林党抓住，只能坐着茅坑不拉屎，天天和稀泥。

　　到万历二十四年，万历皇帝决定不管这个乌七八糟的文官系统，自己派出太监去征收矿税，稍后又开征榷税。矿税就是对开矿抽税。矿产资源本来就是埋在地底下的存量财富，应该归国家所有，对开矿征税天经地义。

　　榷税就是商业税，对商业经营活动征税。这个问题我们在第二章讲过，明朝商业税税率极低，只有三十分之一，更要命的是连这三十分之一都别想征多少上来。官员往往拒绝征收商业税，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里面举过几个例子，有的税关一年只收三个月的税，收完之后就不收了；有的则商人想交多少就交多少，完全不查看货物。核心原因就是官员的家属全都在经商发财，或者收受商人贿赂为其提供庇护。这样，收商税多的人就被视为奸臣，而不收税的则被视为贤臣。这种情况下，普通商贩也能跟着沾点光。但经商确实应该交税嘛，不然国防安全、修路修桥、维护治安，给官员发工资的钱从哪里出？工商业利润本来就比农业高的过，还不交税；税赋全都压到农民头上，农民会活不下去造反的。

　　所以万历皇帝征收这两项税，是非常合理的，甚至可以说是英明的。让商人、开矿的多交点税，农民就可以少交点。至于派太监出来征税，原因很简单：张居正死后文官们控制的征税系统基本处于半瘫痪状态，老是厚着脸皮报告说收不上来税，每年只能完成不到一半的任务。但实际上农民负担非常沉重、苦不堪言，国家财政却穷的要死，中间的差额就被官僚集团贪污了。如果让他们去征新税，要么就征不上来，要么就跟王安石变法一样，横征暴敛，朝廷收一块钱，下面收十块钱，而且这十块钱全都得底层老百姓出，权贵之家一分钱不出，非逼得人民造反不可。

　　万历皇帝只能绕开官僚集团，直接让太监下去征税，这样还能减少中间环节，降低征税成本，多收点税上来。

　　为什么开征矿税、榷税会从万历二十四年开始呢？因为之前打了两场大仗，花钱太多。

　　第一仗是宁夏蒙古人孛拜造反。孛拜原是蒙古鞑靼部落的，投降明朝以后在边防军中任职，屡立战功，被提拔为副总兵。但是慢慢的，他把一大批投降明朝的蒙古人纳入麾下，形成了一股分裂势力。万历二十年，因为兵饷老是被拖欠，孛拜就联合居住在河套地区的蒙古部落首领著力兔发动叛乱，内外夹攻，宁夏陷落、陕西震动。

　　万历皇帝派三边总制魏学曾去带兵平叛，结果打的惨不忍睹。魏学曾说这是因为诸将不听调令造成的。万历又赐给他尚方宝剑，将帅有不听命的，可以于军前斩首示众。但是这个魏学曾还是不行，根本就不敢再进兵，反而向皇帝提出招安。万历大怒，下旨训斥：

　　“这招安事信不得！堂堂天朝，因此幺么小丑，连兵累月，未克荡平，岂不辱国？”

　　万历很快就下令把魏学曾下狱论罪，另遣都御使叶梦熊为总指挥。同时调遣李成梁的儿子、辽东总兵李如松前往征剿。叶梦熊是文官，不太会打仗，但他很有自知之明，干脆就把前线指挥权全权交给李如松，自己在后方呆着就行了。这个策略是正确的，李如松很快扑灭了叛乱。明朝内部的蒙古分裂势力被彻底清洗。宁夏地区因此一直到明朝灭亡都始终保持稳定。[1]

　　第二场大仗就是著名的朝鲜之役，也就是抗日援朝战争。日本第一次入侵朝鲜是万历二十年，跟宁夏之役重合了。万历皇帝一收到日本入侵朝鲜的战报，马上就下令兵部支援朝鲜。但兵部那帮废柴，根本没有搞清楚情况，竟然只派了三千人入朝参战，把日本人当成是流寇武装了。一战就全军覆没。

　　万历下令让兵部侍郎（副部长）宋应昌[2]亲自带兵前去征缴。宋应昌一边走一边不停的问朝廷要钱粮、要武器，走到山海关就不走了。被御史弹劾，他就顺水推舟想要辞职。皇帝不准。没办法只好继续往前走，走到辽东死活不肯去朝鲜了。有个叫张君就的道士来献策，说自己有神奇的法术可以退兵。宋应昌大喜过望，认为这是老天帮助他灭倭。他按照张道士的要求，到民间征用了两百张桌子，堆成好几丈的高台，让张道士登台作法。张道士在上面焚香画符、披头舞剑，然后宣称，三天以后将会有十万天兵去消灭倭寇。结果当天晚上，这个张道士拿着从宋应昌那里骗来的钱出去嫖娼，跟一个武将发生了争执，眼睛都被打瞎了。这个丑闻传出来，张道士自己觉得脸上挂不住跑了。这让宋应昌大为沮丧。[3]

　　宋应昌根本没打算去跟日本人打仗，他不断的和兵部尚书石星商议与日本和谈。石星就找了一个会说日语的市井无赖沈惟敬，去负责跟日本人沟通谈判。这个沈惟敬是怎么被石星发现的呢？因为石星的妾的父亲袁某喜欢修道炼丹，正好沈惟敬在北京靠这个骗吃骗喝，两人就熟识了。袁某听说石星想要找人去日本谈判，就推荐了沈惟敬。沈惟敬是浙江人，以前听家里人讲过倭寇的事情，就靠着江湖术士的口才跟石星一通乱吹。石星以为发现了人才，就派他去日本了。

　　结果闹出了很大的外交笑话。日本人提出的议和条件是均分朝鲜，明朝根本不可能同意。沈惟敬则直接把所有条件抹掉，声称日本人只求能够朝贡称臣就愿意退兵。明朝就据此准备了诏书，前往日本给丰臣秀吉封王，当然被丰臣秀吉拒绝。

　　这个事情也充分说明当时明朝中央政府的官员愚蠢无能到什么程度。好歹之前明朝跟倭寇打了十多年大仗、几十年小仗，两国隔得又不远，民间交流很多，一旦日本有什么动静朝鲜总是第一时间向明朝报告，万历皇帝也多次下旨要求提防日本人，兵部对日本起码应该加强监控，对日本的政局变化要有所了解。结果日本人都打到鸭绿江了，连日本有天皇这回事都不知道，把丰臣秀吉当成国王。堂堂大明朝竟然连个会说日语的、靠谱一点的外交人员都找不出来，找了个卖仙丹的市井无赖出去搞外交，简直把军国大事等同于儿戏！

　　还好宁夏战役及时结束，万历赶紧把李如松又派往朝鲜。李如松还是很能打的，经过一年多的征战，终于把日本人给赶跑了。第一次抗日援朝战争结束。

　　打仗就是花钱如流水的事情。平定孛拜叛乱花了两百万两白银，第一次抗日援朝又花了四百多万两银子。我们前面讲过，张居正变法十年，存下来的白银大概是七百多万两。明朝的财政基本是满负荷运行，每年花的干干净净，剩不下来钱。有特别事务都要另外加派。张居正死后十多年，也不会有太多新增的收入能够存下来。这两场仗基本就是花的张居正留下来的老本。打掉了六百多万两，剩下了的就不多了。

　　万历二十四年，明朝派遣使者前往日本册封丰臣秀吉。当时明朝还没有发现沈惟敬是个大忽悠。但是日本能否接受册封始终是个未知数。万历皇帝必须作两手准备。这年六月，明朝派遣的使团达到朝鲜的釜山港口，结果石星推荐的代表李宗城因为害怕去日本竟然私自离队，潜逃回国。没办法只能让副使节代为出使。与此同时，万历皇帝就下令开征矿税。四个月后，又派遣太监外出征收商税。

　　十二月四号，蓟辽总督向朝廷紧急报告，丰臣秀吉正在积极准备第二次攻打朝鲜。万历皇帝得到消息，立刻下令把石星和沈惟敬抓起来下狱论罪，判处死刑。同时命令兵部开始准备打仗。

　　最后，又花了三百万两银子，打赢了第二次抗日援朝战争，彻底把日本人赶下了大海。

　　两年之后的万历二十七年，四川播州又发生了土司杨应龙叛乱。明朝又花了三百万两银子镇压。这次镇压的成果是把杨应龙控制的地盘完全纳入了国家行政体系。播州那个地方从唐朝开始就由杨姓土司自治，只是接受明朝的官职，并上交税赋，算是半个独立王国。这次就一劳永逸的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这三场大仗在历史上被称为“万历三大征”，总共花了一千三百万两银子，把张居正留下的老本给彻底打干净了，万历皇帝还收了几百万两的矿税和商税上来，勉强把帐给做平了。

　　[1]这一次大规模叛乱是明朝内部的蒙古人和河套地区的蒙古人联合发动的。隆庆年间高拱、张居正促成的“封贡贸易”一直在正常进行。所以，有些人幻想的、只要有贸易就会带来和平的说法，再次被证明是行不通的。明孝宗当年也这么想。但不管他对小王子多么优待，要封赏有封赏，想贸易就贸易，但小王子还是不断的来侵犯边关。高拱搞的封贡贸易只是在抗倭战争已经结束、北方有戚继光这种猛将镇着的情况下，才能带来和平。只有实力才能保障和平，贸易只能在此基础上促进和平，让大家更好的享受和平带来的好处。贸易本身不能带来和平。打不过蒙古，蒙古就不会跟我们搞贸易，而是明抢；打不过葡萄牙人及其支持的倭寇，他们也不会跟我们搞贸易，而会用对待东南亚、美洲、非洲国家的手段来对付我们。好战必亡、忘战必危的教训必须时刻铭记。

　　对这一点，万历皇帝看得比文官大臣深远，由《神宗实录》里面的这样一段对话可见——申时行等言：“自俺答献逆求封，赖皇考神谟独断，许通款贡，已二十年，各边保全生灵何止百万。”上曰：“款贡亦不可久恃。宋事可鉴。”时行等对：“我朝与宋事不同。宋时中国弱，夷狄强，原是敌国。今北虏称臣纳款，中国之体自尊，但不可因而忘备耳。”上日：“虽是不同，然亦不可媚虏。虏心骄意大，岂有厌足？须自家修整武备，保守封疆。”

　　[2]跟《天工开物》的作者宋应星不是一个人，也无亲戚关系，注意区别。

　　[3]《定陵注略》卷2《建言诸臣》，万历二十年七月条。转引自樊树志《晚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