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鹏：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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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二卷）【6】岳飞之死

　　六、岳飞之死

　　两宋的文官们干的最过分的事情还是害死岳飞。

　　岳飞跟狄青一样，既不出身于官宦世家，也没有通过科举考取功名，就是一个完全行伍的职业武将，通过在战场上真刀真枪拼杀建功成长起来的。这种人统兵建立盖世功勋，文官集团是不能容忍的。

　　宋高宗赵构本来对岳飞很信任，打算把南宋五分之三的军队都交给他掌管，统一负责北伐事宜。岳飞对皇帝的知遇之恩感激涕零。君臣二人多次单独密谈，商议北伐对策。

　　但宰相张浚和枢密副使秦桧一听到这个安排，马上就跳了出来，及时提醒高宗：武将专权是国家的大忌。防范武将是大宋的传统和祖宗家法。岳飞如果北伐成功，必将功高盖主、尾大不掉，到时候想处置也没有办法了。

　　在这两位文官大臣的反复劝诫下，宋高宗犹豫了。把淮西地区的兵权交给岳飞的圣旨本来都已经发出去了，硬是又加紧发了一道新圣旨告诉岳飞事情暂缓，等张浚来跟你具体协商。

　　张浚阻止岳飞掌兵的目标很明确：就是把兵权攥在自己手里。他见到岳飞后，好像让岳飞统领淮西军的圣旨从来没有发出过一样，装模作样地征求岳飞的意见：“淮西这支部队很服气王德，现在准备任命他担任总管，郦琼担任副总管，再让吕祉以都督府参谋的名义统领。你以为如何？”

　　王德和郦琼都是淮西军内部的武将，而吕祉则是外调过来的文官，是张浚的亲信。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告诉岳飞以前的安排不算数了，以后得由我来接管淮西军。

　　按照张浚的想法，岳飞应该很识相的说：“一切听从宰相大人安排。”那么事情就结束了。

　　但这只是张浚的一厢情愿。他用这种方式来跟岳飞谈话是比较无耻的，想把朝令夕改的责任推掉，让岳飞跟他一起装着不知道有曾经让岳飞掌管淮西军这件事，然后顺水推舟的把兵权搞到自己手里，属于“既想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思路。

　　这种谈话套路在官僚系统里面，上级对下级耍无赖是常用的。但岳飞是武将，并不懂得这些套路——即使懂得也未必会这样卖乖。他听得出来朝廷不想让他掌管淮西兵权了，但张浚并没有直接说，所以就只从字面上实事求是的回答张浚的问题：“王德和郦琼素来不相上下、互不服气，这种安排必导致二虎相争。吕祉虽是通才，毕竟是书生，不习军旅，恐怕难服众。”

　　张浚又问：“张俊（武将，跟谈话的这个宰相张浚不是一个人，也没有亲戚关系，注意区别）怎么样？”

　　岳飞回答：“张俊原来是我的老领导。我本不敢说三道四。但为国家利益考虑，恐怕他性子太暴躁，缺少谋略，尤其郦琼会不服。”

　　张浚这时候脸色已经很难看了，又提了几个不靠谱的名字，岳飞都一一指出这些人很难统领淮西军。

　　张浚终于忍不住了，说出了一句相当伤人的蠢话：“我就知道非你来不可。”

　　岳飞也忍不住了，愤慨地说：“你正儿八经地问我意见，我都是据实回答。难道我是为了图谋这支部队吗？”

　　双方把话说到这个份上，已经全然没了回旋余地。岳飞上了一道奏章请求辞职。然后未等批复，就把军中事务委托给助手张宪代管，自己回到庐山，给母亲扫墓守孝去了。

　　张浚也是怒不可遏，一回去就上书弹劾：“岳飞处心积虑，一心想兼并别人的部队。此次辞职，真实意图是要挟皇帝。”这种不负责任的弹劾，具有极其可怕的杀伤力，破坏了皇帝和岳飞之间的信任关系，岳飞立即陷入险恶的旋涡中。[1]

　　张浚最后仍然坚持派自己的亲信吕祉去统领淮西军队。结果不出岳飞所料：吕祉是个典型的纸上谈兵的文官，没有战争经验，平时吹起来天文地理、排兵布阵无一不通，仿佛军事专家。真到了统兵的位置上，却连最基本的治军方法都不懂，王德和郦琼这两个武将的内斗他根本控制不了。朝廷本来打算派人来调查处理，但吕祉却认为派人来没用，还应该派军队入驻。这个消息泄露出来以后，郦琼等武将认为是吕祉要搞军事镇压，于是立即发动兵变，把吕祉抓起来杀掉，带领四万多人向金国投降。张浚自己也因此被撤职回家。

　　经过岳飞闹辞职和淮西兵变这两个事件，高宗对武将失去了信任。在此之前，他还一度信心满满的说：“汉高祖打天下的时候，诸将带兵多达几十万，高祖并没有疑神疑鬼的，所以他才能成功。”正是出于这样的想法，他才主动提出要把兵权集中到岳飞手里，打算全力支持北伐。当时金兵其实并没有占据中国北方的决心，主要还是以抢一把就走为主要目标。他们深入江南地区抢掠了很多金银财宝，同时又屡次被岳飞为代表的新兴军事力量击败。这种情况下大力北伐，金兵必然没有斗志长期坚守，可能会很快放弃中原，带着抢来的财宝退回到燕云十六州。那么整个中国的历史就要彻底改写了。

　　但是，正是由于张浚和秦桧这种文官集团的领袖人物，在国家民族大义与文官集团的私利之间，选择了以集团利益为重，害怕岳飞功劳太大威胁到文官集团的权力，按照传统的政治斗争思路，坚决挑拨破坏武将与皇帝之间的关系，取得了“成功”。

　　对于这段历史，有人认为宋高宗害怕金国送回徽钦二宗影响他的皇位，才是高宗停止北伐杀害岳飞的根本原因。这样的分析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首先是在岳飞北伐之前，宋徽宗就已经死了。

　　金国专门派人来通报了的。岳飞给高宗写的北伐奏章里面明确说的是要“迎还太上皇帝、宁德皇后梓宫。”也就是把宋徽宗和宁德皇后的棺材抬回来安葬，不是活人。徽宗是高宗的父亲，钦宗是高宗的哥哥。父亲回来的话，高宗可能会有很大的压力；但哥哥回来，权力威胁就没那么大了。高宗当时的地位比后来明朝土木堡之变后登基的朱祁钰的地位稳当很多。因为朱祁钰手下都是他哥哥朱祁镇的旧臣。而高宗时北宋政权已经灭亡了，首都被金兵攻陷，钦宗朝的官僚体系已经覆灭。现在南宋王朝的政府班子和武将系统都是高宗时代搭建起来的，钦宗复辟缺乏政治基础。而且岳飞的奏折里面只说要把徽宗的棺材抬回来，却没有提到钦宗，说明岳飞在政治上并不傻，考虑到了高宗的担心，甚至有可能跟高宗达成过默契，不把钦宗接回来。

　　高宗看了奏折很高兴，批示道：“你的奏折我看了，写的很好。有这样的臣下，我还有什么可担忧的？以后军事决策一律由你决定，我不从中干预。只叮嘱你一点，管好手下的将领不要滥杀无辜就可以了。（览奏，事理明甚。有臣如此，顾复何忧？进止之机，朕不中制。惟敕诸将广布宽恩，无或轻杀，拂朕至意）”

　　从高宗的表现来看，他对于北伐原本是很积极的，让岳飞掌握全国兵马就是他在听说父亲徽宗的死讯主动作出的决定。他并不怎么顾虑钦宗，后来对岳飞韩世忠等武将的猜忌，是以张浚和秦桧等文官们反复告诫、提醒、挑拨的结果。

　　第二，就是宋朝的皇帝权力没有汉朝唐朝明朝的皇帝权力大。不管高宗怎么想，如果张浚、秦桧他们能够从国家大义出发，支持岳飞北伐，文臣武将同心协力，皇帝实际上是说了不算的。

　　皇帝必须掌握兵权说话才能算数。当时最精锐的军队掌握在岳飞和韩世忠手里，这两人是坚决主战的。剩下的军队张浚基本能够掌控。如果岳飞、韩世忠在前方打仗，宰相张浚在后方劝说皇帝支持北伐，不搞猜忌掣肘。高宗就算有什么别的想法，也很难付诸实施。

　　明朝的时候，皇帝朱祁钰就坚决反对迎回被蒙古俘虏的哥哥、前任皇帝朱祁镇。但当时的文官集团就是不同意，说太上皇被扣押在蒙古实在是丢人，我们想尽千方百计也要把他接回来。

　　文官团结起来之后，朱祁钰也没什么办法。虽然他变着方儿的想要阻挡，但最后朱祁镇还是被接回来了。如果以宰相张浚为首的这一批文官，能够有明朝土木堡之变后明朝那些文官们的觉悟，高宗很难挡住他们收复故土、迎回钦宗的行动——更何况在一开始他压根就没有想过要挡，这种要阻挡的想法也是张浚、秦桧给灌输出来的。

　　最终，在秦桧的密谋和诬告下，为了讨好金国，岳飞被解除兵权，下狱审讯，以莫须有的罪名处死。我们回想一下之前范仲淹、蔡确等人跟皇帝死扛，坚决不准皇帝杀人的勇气，就更能发现文官集团的无耻——他们所维护的是只有文官集团才能享有的特权，至于岳飞这种武将，则显然不在保护之列，杀了就杀了吧。

　　所以说，岳飞之死，核心不是皇帝的猜忌，核心是两宋腐败的文官集团一贯防范、打击统兵武将的必然结果。皇帝猜忌，他们就趁机整武将；皇帝不猜忌，他们就挑拨离间一直到猜忌为止，然后继续整武将。这就是所谓的，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1]李亚平：《帝国政界往事：大宋实录公元1127年》，北京出版社，2013。原始出处为《宋史·高宗纪》。

柳叶飞刀

岳飞之死，核心不是皇帝的猜忌，核心是两宋腐败的文官集团一贯防范、打击统兵武将的必然结果。
LZ，这个有点不同看法，我觉得问题还是在皇帝。宋朝的皇帝都比较窝囊

yingqianfan

柳叶飞刀 发表于 2015-11-16 17:47
岳飞之死，核心不是皇帝的猜忌，核心是两宋腐败的文官集团一贯防范、打击统兵武将的必然结果。
LZ，这个有 ...

历史照进现实，很有警醒意义，亡国有时候真的不能全怪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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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二卷）【7】儒家恶棍

　　七、儒家恶棍

　　岳飞死后六十五年，宰相韩侂胄（音：拖咒）再次力主抗金。这个韩侂胄是外戚出身。宋高宗赵构的吴皇后是他母亲的姐姐，因为这层关系担任了负责宫廷内务的长官，掌握一部分禁卫军权。宋高宗当了三十二年皇帝后，自己当太上皇，把皇位传给他的养子赵眘（音：慎），这是宋孝宗。吴皇后就成了太后。宋孝宗当了十六年皇帝后，也学习高宗，把皇位传给儿子宋光宗赵惇（音：蹲），自己改当太上皇。吴皇后又升级成了太皇太后。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侄儿的韩侂胄也跟着权力越来越大。

　　宋光宗赵惇是个间歇性精神病人，无法胜任皇帝的职位。等太上皇赵眘去世，韩侂胄就在姨母吴太皇太后的支持下，联合国防部长赵汝愚等人逼迫光宗退位去当太上皇，把皇位禅让给儿子赵括。韩侂胄也因为拥立有功，成为宰相，并安排自己的侄孙女当了宋宁宗赵括的皇后。

　　岳飞在孝宗时期已经被平反，但秦桧的罪行还没有追究。韩侂胄以外戚身份掌权，宣布追封岳飞为王，并剥夺秦桧的爵位，把他的谥号改为“缪丑”。韩侂胄崇岳贬秦，大大鼓舞了主战派的士气，沉重打击了投降、妥协势力，一时大快人心，上下抗金情绪极度高涨。包括辛弃疾、陆游在内的一批抗金主战派人士被重新启用。此外，韩侂胄还宣布儒家的道学为“伪学”予以禁绝。当时的主和派大臣几乎都是道学信徒，这种打击行动本质上就是强化君权，为集中力量北伐做好政治准备。

　　但韩侂胄的问题是，当年抗金的那一批武将功臣都已经老去，辛弃疾此时都已经六十多岁，陆游更是八十多岁了，主和派文官占据了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军队的几乎所有重要职位。他没有可以依靠的人才班底。有很多支持韩侂胄的文官也并非坚定的主战派，不过是政治投机分子，看见韩侂胄掌权了就投其所好而已。

　　韩侂胄只在几个关键位置上安插了自己的支持者，而没有对官僚武将集团进行大规模的换血，便贸然北伐。宋军趁金兵不备，获得几次胜利，但很快就转入溃败。在前线统兵的文官大臣、进士出身的丘崈（音：重）见势不妙，便私自与金国议和。韩侂胄闻讯罢免了丘崈，并且捐出家产二十万用于军费，力图鼓舞士气。但很多所谓的“主战派”文官投机倾向暴露，开始背着韩侂胄与金国继续和谈。金国提出的条件是杀掉韩侂胄才能退兵。

　　此时的金帝国已经处在严重内乱的前夕，官僚体系腐败、皇族勋贵内斗、农民起义不断，并无力量继续南侵，非常希望与南宋媾和。但仍然虚张声势，叫嚣必须要有韩侂胄的人头才能议和。偏偏韩侂胄的侄孙女、韩皇后病逝，新任的杨皇后不再卖韩侂胄的帐。主和派文官领袖、进士出身的礼部侍郎史弥远通过杨皇后秘密上书宋宁宗，要求罢免韩侂胄，被宁宗拒绝。史弥远遂在杨皇后的帮助下，伪造宋宁宗圣旨，派人于上朝的路上直接伏击韩侂胄，把他杀死。然后逼迫宁宗接收这个既成事实，并把韩侂胄的人头送给金国以表达议和的诚意。金帝国大喜，以南宋每年进献的岁币从二十五两增加到三十万两，并一次性赔偿三百万两白银为条件答应退兵。

　　跟害死岳飞相比，文官集团杀害韩侂胄的行径更为无耻。秦桧杀害岳飞毕竟还经过秘密审讯，给岳飞安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得到了皇帝的首肯，至少经过了必要的法律程序。史弥远竟然采用伪造圣旨的办法直接暗杀国家当朝宰相，其行径之恶劣无以复加。

　　史弥远完成议和后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给秦桧平反，恢复他的王爵。第二件大事就是开足马力印钞票——会子，并且宣布新会子不能兑换成金银铜钱，用这种没有准备金的纸币来掠夺民间财富，以满足给金国赔偿战争军费的需要，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经济混乱。

　　史弥远的降金乞和行为，使南宋军民十分不满。在和议签订的次年，有几位主战派的武将试图谋杀史弥远未成，都被处死。十二年后，又发生了殿前司军官华岳谋杀史弥远未遂案。华岳是当时比较有名的军事理论家，写过《翠微南征录》等军事著作。宋宁宗听说过他的名字，向史弥远请求饶华岳一命。史弥远说：“这个人想要杀我，怎能轻饶？”下令将他乱棍打死。

　　太子赵竑对史弥远非常不满，曾经在自己的书桌旁边贴了几个字：“弥远当决配八千里”。史弥远得知后大为恐惧，于是阴谋废立，趁宋宁宗去世之际，再次伪造圣旨，废掉太子赵竑，另立自己选中的皇室子弟赵昀为皇帝，九年后又逼迫被封为济王的赵竑自杀。

　　史弥远专权二十多年，公开的弄权纳贿，直到病重才退休回家，任命自己的亲信接替自己，死后被封为卫王。他的七个亲信也是个个无法无天，被民间称为“四木三凶”。

　　史弥远这种混蛋、人渣，贪污受贿、任用奸人、专权欺主、阴谋废立、枉杀大臣、坑害百姓、卖国求荣，所有古代权臣能干的坏事都被他一个人干完了。按照儒家伦理，他所干的这些事，无一不丧尽天良。如果他是一个外戚、武将或者太监，那么他在历史上的名声一定臭不可闻、家喻户晓，生前或死后也一定会遭到清算。但他不仅平安着陆，而且直到南宋灭亡，都没有遭到过任何形式的清算，直到今天也没什么骂名。这是为什么呢？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如孟子说的：“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史弥远作为当权者，坚决维护而不是触犯权贵集团的利益。宋朝最大的权贵集团就是文官士大夫集团。史弥远是纯粹的儒家士大夫，宋朝理学的坚定支持者，文官集团的杰出代表。他忠诚的维护着自己这个集团的利益，对上限制皇权，严厉打击武将和外戚势力，带头纵容官僚集团贪污腐败，同时大力推崇理学思想，追封理学大师朱熹为太师、信国公，为一大批被韩侂胄打击迫害的理学学者平反，深得文官集团的欢心。只要他代表的这个权贵集团继续掌权，他就不可能被清算。

　　反之，历史上其他著名的权臣，像霍光、张居正这些人物，他们当权的时候秉持的是天下国家的公心，大力整治权贵集团，以铁腕改革来使国家强盛。权贵们对此恨之入骨。等他们一死，立刻就会被反攻倒算，轻则抄家，重则灭族。所以，并不是说大臣专权，犯了皇帝的忌讳就会被清算，还要看有没有“得罪于巨室”。如果你代表巨室专权，只要巨室不倒，皇帝也拿你没办法。

　　宋朝灭亡以后，那些投降元朝的儒家学者在编写《宋史》的时候，拒绝把史弥远列入《奸臣传》，而大力为他粉饰，把阴谋杀害韩侂胄写成侠肝义胆之举，违反宋宁宗遗志非法废立太子也被写得名正言顺，至于降金乞和则只字未提——史弥远是进士出身，他的父亲又是著名儒家学者、进士出身的高级文官，这么根正苗红的人，要是成了奸臣，那让以后的皇帝还怎么重用士大夫？至于为了恢复中原献出自己家产和生命的韩侂胄，因为是外戚而且打击理学，则被列入《奸臣传》大加鞭挞。

　　所以，北宋为什么会亡于金？南宋为什么会亡于蒙古？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养战马的地方，不是因为蒙古和金帝国过分强大。核心原因，就是这个社会的统治阶层——文官集团的腐败无耻、结党营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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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二卷）【10】明朝的政治制度设计及其失败

　　十、汉唐归来：明朝的政治制度设计及其失败

　　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吸取宋朝灭亡的教训，从新调整了国家的权力格局。军事勋贵再次成为了皇帝权力的重要支柱，科举文官集团的地位比宋朝就大大的降低了。“不杀士大夫”成为了文官们遥远而美好的回忆。贪污腐败的会被剥皮实草，拉帮结派不负责任的乱讲话，则可能被抓起来打板子——也就是“廷杖”制度。

　　柏杨在《中国人史纲》里面说，廷杖是严重侵犯人权、侵犯人格尊严的野蛮制度，是中国政治体制落后的表现。这样说当然也有一定道理，但考虑到宋朝的文官们被娇惯的太厉害，最后把两千多年的华夏文明差点给搞没了的历史教训，偶尔打几次板子似乎也并不怎么过分。

　　打板子并不是朱元璋的发明，它是中国古代审讯犯人的常规手段。宋朝的时候也有，只不过专门用来打老百姓的屁股，官老爷们自己不用担心被打。现在朱元璋竟然用它来对付士大夫，大家才觉得这个东西非常侵犯人权，大大的震惊了，在历史书上郑重的记录下来，以供批判。

　　朱元璋为明朝设计的政治体制，充分吸收了历朝历代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文官统兵的制度被取消了，丞相这个文官首领的职位也被取消了；皇亲国戚重新掌握统兵之权——主要就是朱元璋的几十个儿子们来掌权；练兵调兵之权则掌握在纯武职的将领手里。中央设立完全由武将管理的五军督护府来管理军事，直接向皇帝负责；五军督护府下设都指挥司，相当于省军区；再下面是各个卫所，相当于军分区，完全的军事条线垂直管理，文官无权干预。

　　军事条线有自己独立的经济来源，也就是军屯的土地，不需要依靠文官系统的税收。军屯的土地数量非常大，大概占了全国耕地面积的一半。

　　洪武二十八年的丈量数据是全国有耕地850万顷，但是又很多文献（包括最权威的《明实录》）中都说征税土地是四百多万顷，直接少了一半。后世有一些学者搞不清楚，就说朱元璋是测量错误，明朝的实际耕地只有四百多万顷。包括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他的名著《十六世纪明朝的财政与税收》里面也犯了这个错误。后来清朝初年统计出来耕地有五百多万顷，有人就根据这个来说清朝开国才几十年，就把土地恢复得比明朝鼎盛时期还要多。这是错误的。

　　明朝经济最发达的万历时期，耕地是一千一百多万顷，是清朝初年的两倍还多。核心误解是什么？就是有很多土地是军事系统掌握的，由各个卫所直辖，里面有军人屯垦，也有普通的老百姓耕种但是粮食直接上交给军队。像明朝著名的清官海瑞的户籍就是海南卫，他们家就是生活在卫所管辖的土地范围内的普通居民，不归行政系统管。

　　军队掌握的土地情况由五军督护府直接向皇帝汇报，文官系统不掌握具体情况，只能知道一个总数。所以才有了总面积是八百多万顷，而征税土地只有四百多万顷的区别。军屯土地上交的粮食叫子粒粮；普通田地上交的才叫税粮。比如辽东、海南、贵州这些边境地区，在文官系统统计的四百多万顷土地帐里面，耕地面积就是零，这显然不可能[1]。

　　这样，明朝皇帝的权力就有了两根巨大的支柱：一根是五军督护府下面的军事系统，高层是跟朱元璋打天下的勋贵集团，中下层是职业武将；一根是中央六部控制的文官系统。这两个系统互相制约。然后朱元璋再搞了一个锦衣卫来充当独立的监察力量。

　　这个制度体现了汉、唐、宋各自的政治体制的优点，有汉朝的皇亲国戚统兵制度，有唐朝的武将勋贵集团练兵带兵制度，有宋朝的完全利用科举来建立职业文官体系的制度，再加上朱元璋新增的锦衣卫监察制度，是帝国制度的集大成之作，是相当完善的。所以朱元璋才信心满满的说，我制定的是一套万世不易的制度，后世子孙千万不要变动，就可以保证大明江山永固了。

　　朱棣在靖难之役以后，实际上剥夺了皇亲国戚统兵的权力，把这个权力交给了武将勋贵集团，设立内阁来适度加强文官的权力，同时加设东厂来增加监察系统的权力，算是作了微调，大的格局没有变。

　　历史上唐朝的寿命最长，核心原因就是因为它各方面势力互相制衡，不像西汉东汉那样军事贵族太强，也不像北宋南宋那样文官集团太强。明朝的政治设计比唐朝更均衡，皇帝位置很稳当，从来没有将领、太监或权臣的权力大到可以威胁皇权；内政的治理，几乎完全由科举文官系统来执行，经济社会管理的理性化程度胜过汉唐；同时，明朝军队的战斗力又远胜宋朝，疆域之广，可与汉唐媲美。所以它成了一个疆域广阔、政局稳定、经济社会持续繁荣的伟大朝代，核心就是它顶层设计做得好，是中国古代帝制发展的顶峰。

　　按照这个规律，明王朝的寿命原本是可以比唐朝更长的，可以成为中国历史上寿命最长的大一统王朝。但实际上明朝的寿命跟唐朝基本差不多，还少了那么十几年。这是为什么呢？

　　最主要的原因，是帝国所处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古代世界已经进入了尾声，世界开始进入近代。欧洲开始发展起来，大航海时代来临，明孝宗弘治十年（1497年），葡萄牙人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开通了从欧洲前往印度的航线；明武宗正德六年（1511年），葡萄牙人控制了马六甲海峡，并与五年后到达中国。也差不多在同一时期，西班牙人占领了南美洲，并在那里发现存量巨大的银矿；1526年，日本石见银矿开始大规模开采，产量与南美洲不相上下。全球航线的打通和充足的贵金属货币供应两件事情，使得全球贸易迅速兴旺发达起来。

　　这个变化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日本这个一直非常落后的岛国，因为海上贸易和银矿开采而迅速强大，对中国造成威胁。倭寇问题在明朝中期变得非常突出，国家军事重心从北方向东南沿海转移，北边的蒙古和女真部落就趁机发展壮大起来，蒙古的俺答汗趁北方空虚的机会，再次深入到北京周边地区劫掠，给中国北方的经济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到了万历年间，日本第一次侵略朝鲜，中国被迫出兵应战。中国北方的精锐部队全部拉过去打日本了，这时期又正好跟李成梁第一次被东林党搞下台重合。这就为努尔哈赤的建州女真发展壮大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

　　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遇到了来自海洋和陆地的双重威胁，应顾不暇。

　　更重要的是：海洋贸易的繁荣，在东南沿海催生了一个庞大的工商业富豪集团。这个集团通过城镇手工业和对外贸易，把西班牙人在南美洲搞到的白银一半多给赚了过来。中华帝国的制度设计是基于农耕文明和小农经济的，面对新兴的工商业资产阶级，这个制度就不够用了。朱元璋朱棣再怎么精心设计制度，也想不到两百年后会遇到这样的对手。这个新兴的利益集团用新的生产方式和巨大的财富来对抗帝国体制，与文官集团联手，共同对抗皇权，核心诉求就是拒绝缴纳商业税。

　　当时中国的财富基本都集中到了东南沿海，朝廷中的官员也有很多都是来自于富商家庭，或者跟他们有姻亲关系。这就促成了东林党的第二个纲领：国家要少收税，对经济活动特别是商业活动要尽可能的减少干预和控制。

　　为了少交商业税，官商合流的权贵集团与皇帝进行了激烈的抗争。这成为了晚明朝廷政治斗争的主旋律。凡是主张少收税的一概被文官们称赞为藏富于民、爱惜民力的千古圣贤，而想要多收税的则是横征暴敛、贪得无厌之徒。最后斗争的结果，是皇帝失败了，官僚集团胜利了。帝国税负绝大部分被压到底层农民身上，军队连工资都发不出，频繁出现军事哗变，在对后金（清）的作战中不断失败，对内镇压农民起义也无能为力。

　　当有着上千年古老传统的官僚利益集团与这个新兴的工商业资本集团联合起来之后，朱元璋精心设计的帝国体制便再也无法与之抗衡。宋朝灭亡景象再次出现：官僚集团的腐败不可遏制，严重党争使政府运转限于停顿，戚继光、李成梁、毛文龙等真正能够统兵抵御外辱职业武将遭到清洗甚至杀害，政府税收体制僵化，权贵集团掌握巨大财富却很少纳税，农民税负和劳役沉重得无法生存——政府极穷、军队极弱、人民极苦、权贵极富。大明王朝随之轰然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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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关于军屯土地与卫所制度的详细考证，参见著名明史学家顾诚先生写的《隐匿的疆土：卫所制度与明帝国》，光明日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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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文官当政还是皇戚当政，代表的都是少部分人的利益。毛主席建立新中国的时候，我党成立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这是我党的执政之根。只有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才会不断的带领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发展、强盛，最终引领全人类走向一个光明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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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二卷）【12】明朝：一个商业帝国

　　十二、商业帝国

　　明朝才是中国历史上工商业空前大繁荣的朝代。

　　江南地区除了嘉靖年间短暂的倭寇问题外，两百七十多年没有经历过战乱。国家处于大一统状态，大运河在朱棣迁都之前就被疏通，驿站遍布全国，商人四处贩运物品畅通无阻。商业税率极低，而且有时候可以用严重贬值的宝钞按照面值支付。当时的钞关（就是征收过路费的关口）收税也是很奇葩的定额制，也就是每年限定你收多少过关税，达到定额之后就不收了，不管商人运多少货物通过都不收钱。在这样的状态下，商业活动如何能够不欣欣向荣呢？

　　此时偏偏又赶上西方的大航海时期。葡萄牙人打通了从马六甲到菲律宾（当时被称为吕宋岛）再到中国的商业航线，从美洲发现了巨大的银矿。日本也发现了巨大的银矿，成为世界白银主产区。于是，大量的白银源源不断的流向中国，购买丝绸、棉布、瓷器等等手工业制品，形成了极为强烈的外部需求。

　　在内部市场和外部市场都很繁荣的情况下，江南地区的工商业活动也就达到前所未有的顶峰。真的是像《红楼梦》里说的那样“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

　　当时江南地区已经了比较完整的基于工商业专业分工的城镇群。中心城市是留都南京和府城，这是金融、总部和文化娱乐中心，人口在100万到300万（南京）之间；府城下面是县城，这里是商贸物流中心，人口在10万到50万之间；县城下面是各个专业镇，这是是手工业聚集地，各个镇之间进行专业分工，有的织布、有的染布、有的做丝绸、有的做生丝等等，专业镇的人口大约三五万人；比专业镇更小是集市，主要是收集专卖农村经济作物，为手工业提供原料的，一般几千上万人。

　　当时江浙地区最发达的是留都南京再加上苏州、松江、常州、嘉兴、湖州和杭州七府。每个府下面有六七个县，比如苏州就有吴县、昆山县、长洲县、常熟县、吴江县、嘉定县、和太仓州。每个县下面有十来个专业镇和集市。苏州府下面就总共有七十二个专业镇和集市。这七个府就有两三百个专业镇和数量差不多的集市。

　　当时下面的专业镇工商业发达到什么程度呢？

　　以嘉兴府桐乡县濮院镇为例。这里是著名的丝绸出产地。当时人记载“日出万绸”，也就是一天可以销售一万匹绸缎，按照每匹二两银子计算，扣除过年等淡季节假日之类，每年贸易额当在三百万两以上。但《东畲杂记》里面又说，“所谓日出万绸，盖不止也”。可见这个估计还是保守的。

　　湖州府归安县南浔镇，这里的则专门卖湖丝——一种高品质的蚕丝。据温丰《南浔丝市行》中说：“一日贸易数万金”，也就是每天的贸易额都在数万两银子。蚕丝贸易的旺季是从小满到中秋，约四个半月（135天），数万金如果按五万两银子算，那么旺季贸易额就可以达到650万两银子。再加上淡季，一年八百万两银子的贸易额当无问题。还有记录说，南浔镇“湖丝极盛时，出洋十万包”，也就是光海外贸易就要销售十万包蚕丝。每包蚕丝重一千三百二十两，当时的价格大概是一百两银子一包，鼎盛时期的贸易额超过了每年一千万两银子。这是相当惊人的。

　　松江府华亭县的朱泾镇，则主要做棉布生意。有“小临清”之称，也就是一个镇的繁荣程度可以比得上一个临清县城[1]了。“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记。”也就是来这个批发棉布的商人，每来一回，至少带几万两银子，多的可达几十万两。这个地方的年贸易额必然也是好几百万两甚至更高。

　　这些城镇数量庞大的人口聚集，主要是来自于“流民”，也就是农村进城的非户籍人口。明朝初年朱元璋制定了很刻板的户籍政策：农户就世代为农，军户就世代当兵，匠户就世代当工匠等等。这个制度跟征税和劳役是密切结合的，农户就要每年交多少粮食，匠户就要每年上贡多少工艺品或者在官方的织布局里面工作多长时间，军户就要每户有人去当兵等等。因为明朝是定额税制度嘛，官员的责任主要是按照规定的额度把税收征上来，人多了也不需要多交税。所以官府管理的时候就懒得管什么户籍了：只要这个户籍下的家庭交了规定的税收、承担规定的劳役，那就行了，剩下的人你爱干啥干啥，匠户去种地，农户去进城打工什么的就没人管，全中国随便你跑，自生自灭。还有一些是逃避劳役税收的，放弃土地跑进城，也是有的。总之，就是开启了中国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城市化浪潮，数以千万计的人口进入城市从事工商业。

　　像江西的景德镇，这也是一个专业镇，主要是以生产瓷器闻名。明朝后期，因为海外贸易的不断增长，大批流民涌入景德镇，为民窑业提供了大量的雇佣劳动力。嘉靖四十二年，“本镇……居民，与所属鄱阳、余干、德兴、乐平、安仁、万年及南昌、都昌等县杂聚，窑业佣工为生。”[2]直至万历三十四年，“镇上佣工，皆聚四方无籍之徒，每日不下数万人。”[3]

　　这些都是县下面的专业镇，仅江南七府下面有两三百个这种专业镇。至于县城，又要比小镇繁华数倍；府城又比县城繁华数倍；南京繁荣到什么程度，就更不用说了。那都是日夜灯火通明，四方商旅往来不绝。山南海北货物辐辏，各色品种琳琅满目。在江南名城苏州市场上：“洋货、皮货、细缎、衣饰、金玉、珠宝、参药诸铺、戏园、游船、酒肆、茶店如山如林，不知几千、万人。”[4]

　　在江南的各个市镇，还有《水陆路程》这种小册子售卖，也就是江南地区贸易导航手册：水陆陆路该怎么走，每个专业镇卖什么商品，哪些地方能雇到运货的大船，哪些地方能雇到骡马背运货物等等，都有详细的介绍。

　　整个江南地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工商业城镇群。农村地区则已经实现了“非粮化”，也就是都不怎么种粮食了，改种桑叶和棉花，每亩地的收入是种粮食的两到三倍。“苏湖熟、天下足”变成了“湖广熟、天下足”——中国粮食主产区从江南转移到了湖广腹地，而江南则变成了“衣被天下”的织物手工业中心。

　　除了江南地区，沿海的福建、广东以等地商业也十分发达。

　　克鲁士《中国志》描写了嘉靖年间中国广东的发展状况：

　　“这个省有十一座城，包括省城在内，还有八十个带城墙的镇，要在别处，每个镇都会被当作是一座城，因为它们极壮丽，人口繁庶。没有城墙的村镇不计其数（其中不少是相当大的），这些地方人烟十分稠密。”

　　“沿河小城镇无不布满大小船舶。离河半里格多的广州城，船只多到令人惊异，尤其叹为观止的是，几乎整年大量船只从不减少和缺乏，因为如果三十、四十或上百艘的船某天开走，那同样多的船必定再开进来。我的意思是说，数量从不减少或缺乏，尽管有时多点少点，始终都保持一个惊人的数字。而且，开走的船是满载而走，开来的船是满载而来，都接受货物和携运货物。”

　　福建广东商人经常会贩运白砂糖、铁器、瓷器等物品来江南销售，然后满载丝绸棉布而归。“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楚、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  [5] 中华大地上，商旅南来北往，交流如织。

　　随着商业活动的繁荣，“商帮”开始出现。在明朝之前，商人的经商活动都还是个体的、零散的活动，没什么组织性。到了明朝，逐渐就按照地域形成了不同的“商帮”。最著名的就是山西商帮和安徽商帮，也就是“晋商”和“徽商”，稍弱一点的就是闽商、浙商和广商等等。中国著名的商帮都是在明朝形成的，他们依靠地域关系互相帮助，一起外出经商，遍布全国各地。

　　[1] 临清县位于山东省西北部，漳卫河与大运河交汇处，是当时重要的南北运输枢纽，北方重要的商业城市。
　　[2]《饶州府志》卷3“地舆志”，清同治十一年刻
　　[3]《江西通志》卷49“舆地略”，清光绪四年刻本
　　[4]【明】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
　　[5] 【明】李鼎《李长卿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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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二卷）【12】晚明：花到荼蘼的浮华世界

　　十四、浮华世界

　　经济长期繁荣的结果之一，是社会风气日渐奢华。

　　明朝初期，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贫寒，对于历代君主纵欲祸国的教训极其重视，称帝以后，“宫室器用，一从朴素，唯恐过奢，伤财害民。”在灾荒之年与后妃同吃青菜粗粮，严惩贪污浪费。明成祖朱棣也相当节俭，有一次看见宦官用米来喂鸡，就大骂他们“暴殄天物”，说像这样养一只鸡的花费，足够饥民一天的饭钱了。皇帝的表率和严格驭下的作风对吏治的清明起了很大的作用。

　　到了明朝中后期，工商业越来越发达，民间日益富裕，奢华之风就慢慢的兴起来了。

　　奢侈的花样不用细说了，反正就是不差钱嘛，可着劲的糟蹋各种好东西，讲排场、攀比等等。明初规定民间盖房子厅堂不能超过三间，超过了就是违制，要处罚的。但自从迁都北京以后，南方盖房子就没人管了，富豪家的豪宅盖的跟王府没啥区别，不要说三间，十间八间也多得是，而且还是精装修，一个大堂装修花费上千两银子是常事。

　　在这些方面，历朝历代的富豪们都是一样的，不过明朝经济更发达、物产更丰富，所以名堂更多一些罢了。真正比较有特点是这么几个事情：

　　首先是男性着装女性化。这是社会经济长期繁荣，人民群众闲到一定程度之后才会出现的现象。这个跟今天的日本、英国这些老牌发达国家的社会风气很接近，所以大家都管他们叫“腐国”嘛。

　　明朝后期的江南沿海也是腐国。有钱有势的人家，女人家的着装，早就已经千奇百怪，不足为奇。男人一般来说装束是比较正式简洁的。但随着经济发展，底层的老百姓也穿的不错了，而且服装违制的情况非常普遍，传统士大夫、贵族的装束，只要你买得起随便往身上穿、头上戴，没人管。这样富贵人家就得花样翻新，搞点有创意的，不然就跟穷人一样了。

　　比如，以前的士大夫头上都戴方形的云巾，这是身份的象征。但是江南地区后来连拉车的、运货的、跑腿的全都带着云巾在大街上招摇过市，这东西你再戴就不能显身份了。所以就开始兴戴“汉巾、晋巾、唐巾、诸葛巾、纯阳巾、东坡巾、阳明巾、九华巾、玉台巾、逍遥巾、纱帽巾、华阳巾……”

　　这些头巾听名字都还有一些复古风韵，但古代的风格总有限，戴多了之后也不流行了。接着就出现了没有古代意味的“时样”，也就是新鲜设计的时尚头巾，不受什么风格限制，怎么设计得新奇怎么来。

　　除了头巾，衣服也是一样。男人的衣服设计过来设计过去，难免单调，于是就会染上更丰富鲜艳的颜色。富贵人家的公子哥，就会穿着大红大紫甚至花衣服、花裤子出来凸显个性。“嘉靖末年以至隆、万两朝……富贵公子衣色大类女妆”。

　　再过一段时间之后，就是普通人家的青年男子，也跟着穿上了女装，成为整个社会的风尚。万历年间，浙江地区的男人们“皆好穿丝绸绉纱湖罗，且色染大类妇人”，“东南郡邑凡生员、读书人家有力者，尽为妇人红紫之服”，“佻达少年以红紫为奇服”。

　　明朝初年，国家规定妇女的头饰不能用金玉，最多只能用银。至于翡翠珠冠、龙凤服饰是唯皇后、王妃才能穿戴的。但后来女人们头上插的金玉、翡翠、珍珠什么的都不足为怪了，各种限制没人管。真正有意思的是连男人头上也开始插花、戴金玉簪子等等，不一而足。

　　明代李乐写的《见闻杂记》里面就说，他在浙江湖州做官的时候，很多生员“口脂面药”，就是嘴上要抹上胭脂、脸上要打粉底，还要“俱红丝束发”，就是用红色的丝巾把长发系起来。再配上前面说的花衣服，基本都是女孩儿打扮了。这帮人既不是街头浪子，也不是闲的没事的公子哥，而是在准备科举考试的学子，竟然也穿成这样。李乐很感慨的作了一首打油诗：“昨日到城郭，归来泪满襟。遍身女衣者，尽是读书人。”

　　不仅男人穿女装，女性也开始流行穿男装，还流行过穿道袍的，总之就是彻底混穿了。一个安徽文人萧雍在其著述《赤山会约》里面感慨说：“女戴男冠，男穿女裙，阴阳反背，不祥之甚！”

　　再发展到下一步，就是不仅青年男子，那些原本该一本正经的四五十岁的老男人们也跟着花哨起来。到最后，最严肃刻板的国家高级官员，上班穿朝服，回到家也要换上鲜艳明媚的衣服美一把。万历时期的尚书周莲峰就是上班穿官服，一回家就穿上红色的衣服待客。而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内阁首辅张居正，穿衣服极其讲究，喜欢以纯白色的丝绸为底，绣上五颜六色的图案，“冰纨霞绮……鲜美耀目，膏泽脂香，早暮递进”，吃一顿饭就要换一身衣服，早上、上午、下午、晚上穿的衣服都不一样。不仅衣服穿的鲜艳夺目，身上还要抹香脂——当时没有香水，抹香脂可以达到跟喷香水差不多的效果——这可是帝国宰相啊！

　　张居正实际上是一个很严肃甚至很严厉的人，在政治思想上是比较保守的，而且大体上还比较清廉，注意官员的操守。但受当时整个大的社会风气的影响，日常生活也不能免俗。他这种权势地位的人，穿几件好衣服不代表他就有多腐败，主要还是爱讲究。

　　一个社会的浮华程度，从着装上来看，大体可能分成这么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大家都很穷，不注意打扮；第二阶段是富贵人家的女人开始打扮得花枝招展；第三阶段是普通人家的女孩儿也打扮得花枝招展，第四阶段是富贵人家的公子哥开始打扮得花枝招展，第五阶段是普通人家的男孩也打扮得花枝招展，最后就是老男人、高级官员等等原本应该是最刻板最严肃的那帮人，也打扮得花枝招展。

　　经过长达两百年的太平盛世，明朝后期已经发展到了第六阶段，也是最高阶段。中国改革开放前是第一阶段，开放后三十年是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现在则处在第三阶段向第四阶段过度的时期：很多男孩开始喜欢学习女孩子一样化妆打扮了，“小鲜肉”这种词开始流行，但是还没有形成风气。英国、日本这种“腐国”基本处在第五阶段，年轻男子打扮妖艳成了时尚；某些英联邦国家和北欧国家，长期和平稳定，上至达官贵人下到人民群众，天天都闲的没事干，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国家高级官员里面也充满了同性恋、奇装异服爱好者、年轻英俊富有的小鲜肉等等，政治圈都快赶上娱乐圈了，那就比明朝末年更甚了。

　　除了男性着装女性化，明末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奢侈浪费不仅限于达官贵人，底层人民也深受这种风尚的影响。就算是农村的老爷子也会家里备两件花衣裳，走亲访友的时候穿。一方面是经济繁荣，普通人民也能挣些闲钱，但主要还是不良风气的侵蚀。本来穷人有钱应该储蓄起来，供孩子念书或者做点小本生意的，但是都拿来花在吃穿和攀比上了。因为当时社会风气就是这样，你不穿好点，出门人家都看不起你，去参加酒席主人都会安排你坐到偏远的角落里去。

　　这一时期，广西钦州地方志记载，当地有大操大办丧礼的风俗，人死之后要请道士和尚来做法事，杀猪宰牛招待前来吊丧的亲戚朋友，需要耗费肥猪数十头，有些人家没有钱，借钱也得办。不办就没面子，被乡里乡亲瞧不起。[1]南京地区贫困人家的女孩，家里月收入在几石米，就要穿丝绸衣服，一有积蓄，就要拿来买珠翠头饰。因为追求奢华，没有积蓄，一旦生意不好就卖掉房屋甚至带着妻儿跑路的也很多[2]。嘉定县富有人家招待客人极为奢华，中低收入家庭也竞相模仿，吃一顿饭就要耗费好几个月的收入；湖州府中等之家为了追求富豪的奢侈，一不小心就负债累累竟至于破产的也不少[3]。

　　这种奢侈风气损害最大的还是官场风气。万历年间江南地区的地方志记载，在明朝中前期，外出做官的人退休回到乡里，两袖清风，乡里乡亲就会说他道德高尚。反之，如果带了很多金银珠宝回来，大家就会说这是个贪官，不愿与之往来。但是到了中后期，做官的人回来，大家都不讨论人品问题了，专问搞了多少钱回来。搞得多的就竞相巴结，没有钱的就取笑他这个官白当了，呼之为“痴牧者”，也就是白痴官员的意思。[4]

　　——这个由乞丐建立的帝国，终究还是变成一个笑贫不笑娼的世界。

　　[1]嘉靖《钦州志》卷一《风俗》
　　[2]【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二
　　[3]李乐，《见闻杂记》，卷八十五
　　[4]“正、嘉以前，仕之空囊而归者，闾里相慰劳，啧啧高之；反之，则不相过。嘉、隆以后，仕之归也，不问人品，第问怀金多寡为重轻。相为姗笑为痴牧者，必其清白无长物者也。”转引自魏天辉：《明朝中后期奢侈风气研究》，河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尚楼

无语！
历史总是让人心里沉重起来，因为又看到一切在重演！
也许只有穷人才有国家情怀吧，因为他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国家是他心里的依赖。
但是一旦有钱了、有权了，就会立即走向人民的反面，成立国家的蛀虫、甚至敌人！
这些不是体制、法律、信仰能够解决的问题！
就如同谁也不愿意自己的妻女去做那些事情，但是真的去了“会所”啥的，个个都像骚狗一样，概莫能外！
人，真实悲哀啊！

大参考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二卷）【13】四大名著与明朝的出版自由

　　十五、四大名著

　　沿海地区经济发达、生活奢靡的一个副产品是：图书出版高度繁荣，带动着一大批文学名著出世。

　　中国古典四大名著，有三部都是在明朝中后期编辑完稿、公开出版的：《三国演义》、《西游记》和《水浒传》。另外一部巨著《红楼梦》是由明末著名文人吴梅村在清朝初年写作成初稿，再交给他的朋友曹雪芹修改润色而成。此书前八十回描写的就是明朝末年江南官宦家族的生活状态，也可以算是明朝中后期的经济文化大繁荣的成果。

　　这四大名著，正好分别写的是中国古代四大汉民族大一统王朝的的故事，很有意思。抛开严肃的历史记载，我们看一看这些文学作品，它们书写了什么样的历史：

　　《三国演义》讲的是汉朝故事。那是武将们的黄金时代，描写了中华民族武功最盛时期的英雄事迹。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有袁绍这样的贵族，曹操这样的权臣，刘备这样的枭雄，诸葛亮这样的谋士，关羽这样的儒将，张飞这样的猛人，各种谋略、厮杀、英勇、忠诚、情义、悲壮……扣人心弦。小说文字也保留了古朴的文言风格，让人会想起那个遥远的时代。

　　《西游记》讲的是唐朝故事。那是对外交流的黄金时代，中国不仅强大，而且周边的许多文明也发展了起来，万国来朝的局面出现。中华民族这个时候是积极乐观、包容进取的，对全世界敞开胸怀，也对外面的新世界充满了好奇。《西游记》遂成为四大名著中唯一的一部喜剧，充满了传奇色彩，展示了中国文化中蕴含的汪洋大海一般的想象力、乐观无畏的冒险精神和不拘一格的幽默感。这就是大唐盛世留给中国人的记忆。

　　《水浒》讲的是北宋故事：政治黑暗、官逼民反。政府官员非常腐败，逼得人民起来反抗。而这些被“逼上梁山”的“好汉”也用极其残暴的行为来报复社会，血腥可怖。现在很多人读《水浒》，不能理解为为什么民间会把梁山上的那些土匪称之为“好汉”。实际上他们杀人不眨眼，抓住跟自己有仇的官员经常会一刀一刀的把对方割下肉来吃掉，而且还滥杀无辜，动不动就杀人全家。这些人简直就是恐怖分子，跟好汉一毛钱关系也没有。但如果你读了我前面对宋朝酷刑制度的介绍，就可以理解了：都是政府逼出来的。老百姓把他们视为“好汉”不是因为他们“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而是他们敢于反抗腐败的政府。除了《水浒》，反应宋朝特点的著名文学作品还有《说岳全传》，讲的是文官集团如何残酷迫害民族英雄岳飞的故事，这也是宋朝留给人民的一大记忆。

　　《红楼梦》讲的是明朝故事。明朝后期，整个社会极度的纸醉金迷。一个大家族的公子哥儿，在一群女孩子中间长大，不思进取，鄙视功名利禄，只晓得做一些浓词艳赋，喜欢和女孩子们厮混，喜欢穿漂亮衣服，吃女孩们的胭脂，房间也装饰得像个大家闺秀一般。整个家族日渐的腐朽堕落。最后终于盛极而衰，国破家亡。

　　四大名著和四大王朝的一一对应关系，有一些巧合，但也不能说完全是巧合，可以叫做“偶然之中有必然，必然之中有偶然”。四大名著都不是一个人写成的，特别是三国、西游、水浒，都是先在民间以戏曲、传奇故事等形式长期流传，形成一些早期的稿子，最后才由明朝的作家们修缮完成的。所以它们实际上反映了这些大一统王朝在普通老百姓心中留下的印象，它们以一些虚构的故事情节把鲜活的感情保存并流传了下来，在某些方面可能比文官们编写的历史更有参考价值。

　　十六、出版自由

　　四大名著，皆出于明朝中后期，并不是偶然的。那个时候的图书出版实在是很火爆，写出来好东西保证发大财。当时主要的私人图书出版中心主要有南京、福建建阳、安徽徽州以及杭州苏州等地。

　　南京地区的出版商最多，据张秀民先生《中国印刷史》一书，至今还能考证出来名字的民营出版社就有九十三家，比如富春堂、文林阁、广庆堂、世德堂、万卷楼等等。福建建阳地区现在能考证出来名字的比南京少九家，有八十四家，也相当惊人。

　　马伯庸在《记营销大师余象斗二三事》里面，讲了一个明末图书出版商名叫余象斗的故事，很有意思。

　　马伯庸这篇文章说，余象斗是建阳人，书坊名字叫做双峰堂。参加科举考试考到了三十岁也没有中举，于是决定放弃，投身到出版事业中来，而且选中了最畅销的出版门类——通俗小说。

　　余象斗有个长辈叫余邵鱼，写了本通俗小说叫《列国志传》，讲春秋战国的，质量一般，销量却不错。余象斗初出茅庐，亲自写了一本《列国前编十二朝传》，从盘古讲到商周，跟风出售，大赚了一笔。

　　尝到甜头的余象斗后来又玩了一次跟风营销。万历二十年，一部神书横空出世，书名《西游记》。读者们都疯了，没见过这么好看的小说，跟原来那些粗制滥造不可同日而语。余象斗一看，一拍桌子：“跟！”

　　这位有眼光没节操的营销大师亲自上阵操刀，速成了一部讲真武大帝的《真武大帝传》，一部讲华光的《华光天王传》，全是自己写的，文字粗陋不堪。他还从别人那里买来讲八仙的《东游记》版权，全部命名为《西游记》，说是吴承恩那个《西游记》的姊妹篇，扔到市场上去卖。读者们读过《西游记》之后非常过瘾，听说又出了三部，高兴坏了，马上就抢疯了。买回来一看，写的都是垃圾。也无可奈何，凑合着看吧。

　　万历二十二年，有一个作者叫安遇时，出了本公案小说叫《包龙图判百家公案》，销量相当火爆。余象斗一看，马上决定跟风炒作。可是时间紧、任务急，又没人会写，怎么办？余象斗一拍桌子：“抄！”于是找人搬来了刑部和各地衙门的卷宗，硬是拼凑出一部《皇明诸司廉明奇判公案传》。这部公案是部奇书，罗列了一百多件案子，一半的故事惨不忍睹，一半连故事都没有，就是把判词、诉状往那儿一扔……但当时正流行公案小说，读者照单全收，高高兴兴也买了，销量大好。在他之后，一群反应迟钝的书商疯狂跟风，一时间奇案、公案满天乱飞。最后连官府都看不下去，一纸禁文下来，才算稍微消停。

　　明末出版业的繁荣，也可以说明当时思想文化的自由和开放。这跟明朝皇帝一贯尊重知识、尊重文化的传统是分不开的。

　　据《明会要》卷二十六载：“洪武元年八月，诏除书籍税。”同时免去税收的还有笔、墨等图书生产物料和农器。也就是说，朱元璋刚刚在南京称帝，还没有北伐统一中国，就先下令免除笔墨和印刷产品的全部税收。可见在他心目中，加强文化传播、提高人民文化素质，与恢复农业生产，解决民生问题是处于同等地位上的。洪武二十三年冬，朱元璋又下令让礼部“遣使购天下遗书善本，命书坊刊行。”（《明会要》）。

　　明太宗朱棣更是爱书如命，不惜耗费巨资编辑《永乐大典》。他对负责搜集图书的人说：“买书的时候不要过分计较价格，尽量满足藏书者的要求，才能得到好书。”然后又对总编谢晋说了一段他对书籍的看法。他说：“藏书并不难，但需要经常阅读才能真正从中受益。凡人都喜欢搜集金银珠宝，留给子孙。我现在搜集藏书也是想留给子孙。金银能给人的好处有限，书籍能给人的好处无穷。”[1]

　　受太祖太宗两位创业皇帝的影响，明朝总体来说，成为了古代王朝中对书籍出版和文化思想传播最开明的朝代之一。终明一朝，没有任何一个皇帝颁布过限制民间出版自由的旨意或修改过这方面的法令。

　　中国的禁书史源远流长。公元前三世纪秦始皇“焚书坑儒”拉开中国禁书史的序幕。其实，在此之前已有商鞅“燔诗书”的预演。汉朝第二任皇帝汉惠帝宣布废除秦朝在这方面的法律，允许民间自由出版。唐朝有禁书令，但是只禁那些对现政权有直接危害作用的天文、兵书及“鬼神之言，妄说吉凶”，“妖书”等。所以鲁迅才有“遥想汉人多么开放……唐人也还不弱”的感慨。

　　汉唐帝国恢弘的气度、开放的文化政策，正是国家强盛、充满生命力的表现。

　　到了宋朝，儒家思想一家独大，文官士大夫们开始实行“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专制政策。宋人强调的所谓“文治”，即包括与政治、经济、军事高度中央集权相一致的文化专制。不仅大兴科举，而且规范儒学以改造读书士子。至南宋时毁弃各地刊行的“异说书籍”，直至禁止书坊擅自刻书（宋孝宗七年诏令）。禁书的目的，已由对直接危害现行政权的防范，上升到强化思想的一统。这一转变是对汉唐风范的舍弃。[2]

　　元朝基本继承了宋朝的做法，文学创作不符合官方意识形态是重罪。《元史?刑法志》载：“诸妄撰词曲，为讥议者，流……诸妄撰词曲，诬人以犯上者，处死……凡以邪说左道，诬民惑众者，禁之，违者重罪之。”

　　等到朱元璋建立明朝，汉唐风范终于得以恢复。他主持编订的《大明律》，虽然很多方面借鉴了宋元时期的刑罚，但却把有关文学创作和书籍出版限制的内容全部删去。明朝文化思想的自由程度，直追汉朝。

　　明代的图书出版政策，相对于于元代也是相当宽松的。元朝图书出版有严格的审查机制，想要印书，须先把书稿交给本地的士绅，委托士绅代为转交给地方官员审查。地方审查通过了，再交给中央部委审查，才能刻版刊行。“元人刻书，必经中书省看过，下所司，乃许刻印。”[3]“诸路儒生著述，辄由本路官呈进，下翰林看详。”[4]

　　朱元璋是贫民出身的伟大人物，很有英雄气度，对言论问题非常开明，废除了所有的出版审查制度。无论官府、私宅、书坊，或者达官显宦、读书士子，甚至包括太监佣人，只要你有钱，就可以刻版印书，不需要事前交给任何机构审查。

　　在政策宽松、经济繁荣的大背景下，出书在明朝很快就成为一种时尚，滥写滥印的情况非常普遍：读书人一旦考中了进士甚至举人，都要出版一本自己的文集以示纪念；退休了要出版回忆录；死了要整理墓志铭等纪念文章出版等等。跟今天差不多。至于像各种野史见闻、神鬼小说更是铺天盖地。

　　为什么今天关于明朝的皇帝那么多不靠谱的传说？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明朝出版太自由、太繁荣，文人书商可以随便瞎编皇上的风流故事或者宫廷秘闻，传了几百年，大家都搞不清哪些是正史哪些是戏说了。

　　比如朱元璋的反腐败故事，就被编写成杀功臣、搞文字狱等等故事来给大家看，因为严肃的政治人民群众不爱看。阴谋诡计、帝王心术什么的大家才喜欢。关于朱元璋搞文字狱的记录全部来自于野史，官方文献和同时期的官员回忆录都没有提到过一句话，而且都是朱元璋死后一百多年才出现的野史，集中出现在嘉靖万历年间。这段时间也是《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出世的时间，中国古代史上图书业最繁荣的时间。这不是偶然的，当时那帮文人《金瓶梅》、《水浒传》什么的都写的出来，看见《西游记》畅销就能整出三部新《西游记》出来，什么吸引眼球卖什么，编个个把文字狱故事，说老朱看见有人提到光啊秃啊就要杀人那还不是小菜一碟？

　　前段时间我有朋友去香港，因为他知道我喜欢看些历史，尤其关于建国前三十年的材料。就说香港有很多这方面的书，大陆不让出版的秘密材料，要给我带两本回来。我让他拍两张照片传给我看，我一看封面，就是什么《毛泽东、周恩来和江青的三角畸恋》之类的。我一看名字就说算了，还是别带了。明朝的江南图书业就跟今天香港似的，语不惊人死不休，怎么编的耸人听闻怎么来，重点不是真假，重点是要好卖。

　　比如现在还能查到的关于朱元璋搞文字狱的原始文献，有一本叫《皇明纪事录》，据称是跟朱元璋打江山的一个叫俞本写的。这个俞本是从郭子兴时代就跟着朱元璋，一直到朱元璋去世他都还在。首先历史书里面就找不到有这么一个人，类似经历不同名的都没有。而且这么一个传奇人物，写书的时候竟然是“禁军骑士”。在明朝也没有这么个官职，就算有，一个懂文化会写字的人，从一开始就跟着朱元璋打江山，怎么可能混到最后就是一个什么骑士？如果某人从秋收起义跟着毛主席，上了井冈山、参加反围剿，走过长征二万五，打过遵义娄山关，延安城里管过事，抗日战场带过兵，赶走国民党、解放全中国，三反五反、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庐山会议、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全程参与，一直活到改革开放，还会读书写字有文化，最后就混了个警卫连连长，历史资料上也找不到他的事迹，可能吗？

　　而且这本书是出版时间是朱元璋死后两百多年的天启（明朝倒数第二个皇帝）年间，是一个名叫“张大同”的人对原书加以编辑以后出版的。真正的原书除了张大同谁也没见过，之前两百多年的各种文献资料中都没有人记录过原书的名字或内容。后来投降清朝的东林党领袖钱谦益写书的时候，就当真事抄了过来。赵翼编《廿二史札记》的时候又从钱谦益的书里抄了过来。这就有了好几个朱元璋因为文字忌讳胡乱杀人的“历史记载”——但全都出现在朱元璋去世两百年以后。从这个书的来龙去脉看，最大的可能是那个名叫张大同的人编出来卖钱的。

　　这还是现在能找到原书的。像什么《朝野异闻录》这种听名字就不靠谱的书，也被明朝末期的作家们被抄来抄去，当成史料来作为朱元璋搞文字狱的证据了。这样的历史记载我们能够相信吗？

　　[1]“置书不难，须常览阅乃有益。凡人积金玉，皆欲遗子孙。朕积书亦欲遗子孙。金玉之利有限，书籍之利岂有穷？”《明太宗实录》卷五十三
　　[2]李时人，《中国古代禁毁小说漫话》，前言，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9。
　　[3]陆容：《菽园杂记》卷十
　　[4]钱大昕，《元史艺文志》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