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鹏：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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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二）74.最后的兵团

　　七十四、最后的兵团

　　掌握了红夷大炮之后，皇太极没过多久就又来了。

　　崇祯七年七月，皇太极率后金军从长城独石口再次入塞。七月，在延庆大败明军。八月，后金军猛攻昌平，遍蹂京畿，杀掠不计其数，历时四个多月，史称“丙子虏变”。

　　这次入塞的时间应该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当时正好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部农民起义军经过多年的围剿，已经被明军包围。即将被消灭之时，金兵来了。明军主力部队接到调令往大同抗金，被围农民起义军趁机突围。

　　崇祯八年，多尔衮、萨哈璘、豪格等率后金军出征林丹汗的河套地区，顺便入塞抢掠了太原府所属的忻州、定襄、五台等州。这是第三次入塞

　　崇祯九年（1636年）五月，皇太极登基称帝，定国号为“清”。清帝国建立。

　　此前，皇太极已经把族名由女真改名为满洲。

　　这些做法，都是在为消灭明朝、入主中原做政治准备。

　　根据阴阳五行学说，每个朝代都有自己的“德”以配天地。明朝是火德，在汉字里面，明由日月两字合成，日、月、明三个字都跟火相关，因此又被称为三重火德之朝。而满、洲、清三个字都带水，以三水灭三火之意十分明显。用汉字的特征以配五德之说，也是满洲政权加速汉化的标志。

　　一整套帝国政府机制也随之建立起来，过去那种部落统治模式被彻底改变，大量的汉族文臣武将进入政府获得正式职位。这也是在为成为中原政权做准备。

　　至于把金的国号改掉，把女真的族名也改掉，则是为了照顾汉族人民对当年两宋时期金兵入侵的历史记忆，尽可能的消除他们对新政权的抵触心理。

　　显然，在这个时候，皇太极已经十分确信，他的帝国取代明朝统一中原已经只是时间问题。

　　称帝以后，皇太极立即出征朝鲜，迫使朝鲜彻底投降，从明朝的属国变成了清朝的属国。并且顺便派兵把那个已经没有存在感的皮岛给平了，东江镇覆灭。

　　随后，皇太极又派阿济格率清军入塞，五十六战皆捷，共克十六城，俘获人畜十七万。清军艳服乘骑，奏乐凯归，砍木书写“各官免送”四字，以羞辱明军，明称“戊寅虏变”。这是第四次入塞。

　　当时三边总制洪承畴已经基本把陕西境内的农民起义军清缴完了，张献忠、李自成这帮人全部跑到河南山西去了。洪承畴率主力出潼关，在河南信阳大会诸将，准备对起义军实行大规模的军事围剿。结果清兵一来，啥也别说了，卢象升等最厉害的队伍全给调过去打清兵，围剿的事儿也就只能缓一缓。

　　崇祯十一年，李自成遭洪承畴和孙传庭军袭击，败走岷州。与此同时，张献忠在南阳被左良玉军击败，张献忠自己也中箭，败退谷城。九月，五省总督熊文灿进攻郧阳、襄阳两地的农民军，斩获二千首级，获得十年来最大胜利。

　　但是，也就在九月，清兵又打进来了。多尔衮、岳托就率领清军分两路，一入墙子岭，一入青山口，至通州会师，到涿州分为两道，一路沿太行山，一路沿运河，山河之间六路并进。

　　朝廷一看，赶紧命令熊文灿跟起义军谈判招降事宜，不要再打了，调兵来抗清。在镇压农民起义中战功最为显赫的宣大总督卢象升与清兵交战中阵亡。次年初，清军攻下济南，全城焚毁一空，全城百姓死亡十七万之众。二月，清军退兵。

　　这次入塞共五个月，转战二千里，攻下七十余州县，俘获人口四十六万余，金银百余万两。这是第五次入塞。

　　清军入塞，抢得了大量的人口和财富，国力日益强盛。而大明却遭受了空前浩劫，城破人亡，无数城市被屠杀一空，千里荒无人烟，再也无力与清军作战。

　　更为严重的是，清军入塞并不仅仅以抢掠毁坏为主，而且还很明显的在故意策应农民起义军。每当农民起义军面临困境或即将被消灭之时，清军就大规模地入塞，调动明朝兵力，使被围困的农民起义军绝处逢生。

　　总的来说，清军入塞是一种极为高明、同时也极为残酷的消耗战略。它不以一城一地的得失为目标，而是以充分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消耗敌方的战争资源为目标，淘空敌人，壮大自己。

　　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清军想要攻克并长期占据某些大城市，并不是做不到，但是那样就会牺牲他们骑兵的机动性，难以集中兵力完成最主要的战略目标——毁灭明朝存在的经济基础、大规模调动明军以消耗他的军队和粮饷。

　　这个时候的清帝国决策层，才是真正的战略家。在他们制定的战略面前，孙承宗这种靠东林党文人吹出来的“堡垒开疆”式“战略家”，就被打回原形了。

　　对耗尽明朝国力建设的宁远和锦州防线，清军早就有能力攻克了，但是他们就让它在那里存在着，让明政府每年花费几百万两银子养着好几万只有在领工资的时候才有意义的军队、守着几座在战略上全无价值的孤城。

　　一直到崇祯十三年，李自成被洪承畴杀得大败，只剩十八人逃入陕西南部的大山之中；同时张献忠跟左良玉交战再次大败，逃入四川。皇太极为了“策应”农民起义军，才开始对它发起新一轮大规模的进攻。

　　这一次，还是围城打援。

　　锦州城的守将，还是“飞毛腿”祖大寿。

　　上次大凌河之战，祖大寿已经投降过一次了。但后来找了个借口，说愿意给后金在锦州城里当内应，又跑了回来。朝廷不仅没有处罚他，还让他继续守卫锦州。对比孙元化、耿如杞等抓起来就被判处死刑，吴襄临阵脱逃也没死，他儿子吴三桂还能接替他当总兵，而祖大寿更是屡次临阵脱逃外加杀本方将领投降敌人竟然什么事儿没有，唯一可能的解释是：辽东军饷这块大肥肉朝廷上吃的人太多，所以才一而再、再而三的为关宁军将领提供庇护。

　　这一次攻守双方配合默契：清兵说什么也不攻城，祖大寿说什么也不出战。祖大寿在城里老老实实的呆着着等待援军，粮食吃完了就吃马，马吃完了就吃人——这都是老套路了。

　　明军这边蓟辽督师变成了洪承畴。他是万历四十四年的进士，农民起义爆发的时候正在陕西做官，因为镇压农民起义得力被迅速提拔，一直做到了三边总制，崇祯十二年基本消灭了李自成部以后，调任蓟辽督师。

　　清军此时已经拥有了孔有德投降带过来的十多门红夷大炮，可以熟练的在长城上轰开缺口入塞了，要想轰塌锦州城墙并无困难。但是他们故意围而不打。用了一年才完成了对锦州的包围，还在锦州附近修了一座城堡，作为士兵休息和后勤补给基地，摆明了就是要长期围城，让锦州陷入粮食断绝的境地。

　　得知锦州被围的消息，明廷命洪承畴领王朴、杨国柱、唐通、白广恩、曹变蛟、马科、王廷臣、吴三桂八总兵，步骑十三万，“刻期出关”，会兵于宁远，解锦州之围。

　　锦州这个地方，就是孙承宗和袁崇焕给明朝挖的一个大坑。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从北边打过来比较容易，从南边宁远方向去救援比较困难。

　　从宁远到锦州有三座小山头，从南到北依次是：塔山、杏山、松山，把本来就不宽的辽西走廊道路进一步压窄。只需要少量的兵力，就能在这三个三头附近把道路封锁。过了松山，还要过小凌河，才能到达锦州。从宁远去救援锦州有三百里地，又有这些阻碍，很容易被敌军挡住或者切断后路。

　　三百年之后，1948年的辽沈战役，共产党的东北野战军在东北与蒋介石的国民军展开决战。国民党军占据了长春、沈阳、锦州重要城市，共军占据北边靠近苏联的哈尔滨、四平等城市，以及一些小县城和农村地区。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打算从北往南一个城市一个城市的打，先打长春再打沈阳，最后打锦州。而毛泽东则坚持跨过长春和沈阳，先打锦州，因为锦州是辽西走廊的咽喉，打下了锦州整个东北的国民党军就没法跑了。而且，他也知道，锦州从北边打容易，从南边救援困难。

　　东北野战军一围困锦州，蒋介石就急忙派兵从山海关出发去救援，还派舰艇紧急从宁远附近的葫芦岛登陆去支援。共军就在塔山这个地方布置防线，展开阻击。一直到锦州被打下来，国军也没有能够越过塔山防线。

　　锦州一丢，长春和沈阳的国军就跑不出东北了，在共军的围困下，相继投降。

　　这一次清军围攻锦州，形势跟东北野战军打锦州很相似，都是从北边来攻打锦州，同时阻挡南边过来的支援。但是战术不同，东北野战军是强攻锦州，阻敌支援；清军是包围锦州，围城打援，重点不是攻城，而是把关内的明军调动出来一举消灭。

　　洪承畴也是实战打出来的将领，看出来冒进的危险，在宁远长期顿兵不战。但是这显然不行，大军云集来救援锦州，你呆在宁远有啥意义？毛文龙在的时候还能指望他从背后偷袭一下沈阳什么的，迫使清军回撤。现在毛文龙没了，清军就把锦州围了一年，都开在始城外修房子、屯田了，再等下去锦州的守军就该饿死光了，宁远这边粮饷开支也受不了。朝廷天天督促尽快出战。

　　这个事情历史学家一直怪朝廷不该催战。其实这个局面在战略上就没办法，不出战等死，出战找死。唯一的办法是不要锦州了，援军从哪儿来回哪儿去。但要放弃锦州早就该放弃，熊廷弼广宁之战后就放弃了，魏忠贤在天启七年把袁崇焕撤职之后也把锦州放弃了。袁崇焕和孙承宗又去当个宝贝一样，捡起来重新修缮、驻军。现在里面有几万大军，宁远也云集了全国调过来的数万大军，就这样眼看着锦州守军被饿死或者投降，丢失城池，谁也不敢下这个命令，谁也负不起这个责任。

　　洪承畴也并不是朝廷一催战就开打的，他等了好几个月，确实没办法了，必须进军。

　　崇祯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洪承畴在宁远誓师，率八总兵、十三万人（史料如此，实际应该没那么多，可能有七八万），开始进军，二十八日抵锦州城南松山一带，粮草则在杏山和塔山之间。

　　这个时候对清军来说，策略很明确，就是要切断洪承畴大军的后勤供应。

　　皇太极那段时间正在生病，听说洪承畴大军已经到达松山，大喜过望，高兴的连病都好了——天启七年打锦州无功而返的场景犹在眼前，等了十四年，终于等到了今日！

　　皇太极决定亲自指挥这场战争，立即带领三千精锐骑兵前往松山前线。到了之后，密令阿济格绕过松山，抢夺并烧毁了杏山塔山之间的粮食。第二天早上，洪承畴起来一看，自己的大军已经被清军切断了归路，而且山下还竖着皇太极的皇帝大旗。

　　他知道：完蛋了。

　　再能征善战的军队，一旦没有粮食吃没有水喝，很快就会崩溃。当时明军随身只带着三天的粮食。明军粮食缺乏，很快就陷入了恐慌。这个时候什么援助锦州之类的就没法去想了，怎么让这七八万大军活着跑回宁远才是关键。

　　最后，洪承畴和八总兵商定在某个时间突围。结果吴三桂等关宁军将领抢先开跑，部队遂陷入混乱，八总兵开始带着各自的军队竞相逃命。

　　清军人数有限，不可能完全堵住这么多军队的突围。“围师必阙”是《孙子兵法》里面的八大作战原则之一，就是包围敌人以后一定要留个缺口让他们感到有逃跑的希望，不然他们会作困兽之斗、拼死抵抗，对包围的一方来讲并不利。而且让敌军朝一个方向逃跑，动起来，阵型混乱，有利于包围方从后方和侧翼进行追杀截击，大规模的杀伤敌军。

　　所以见到明军大局突围，清军故意放了一部分出去。而放出去的这部分，主要就是吴三桂的关宁军，内地调来的大部分没跑掉。联系到吴三桂率先开跑的举动，难免让人怀疑关宁军与清军之间是否存在某种默契。

　　总之，突围行动很快就变成了一场灾难，明军被清军各种追击截杀。吴三桂等一部分跑的快的，在死伤惨重后跑了出来，大部分又被压了回去，重新围困。

　　经过多次的这种突围、救援。最后，崇祯十五年二月十八日，松山沦陷，洪承畴被俘后投降。

　　二十天后，三月八日，祖大寿开城投降，锦州失陷。

　　据《清太宗实录》记载：“是役也，计斩杀敌众五万三千七百八十三，获马七千四百四十匹，甲胄九千三百四十六件。明兵自杏山，南至塔山，赴海死者甚众，所弃马匹、甲胄以数万计。海中浮尸漂荡，多如雁鹜。”

　　明朝最后的生力军，就这样葬送在了孙承宗的得意之作“宁锦防线”上。

　　锦州距离山海关有七百多里，孤悬关外，只能通过狭窄的辽西走廊与关内连接。对处于战略防御态势的明朝来说，它离本方主要防御阵地——长城防线太远了。如果把锦州作为进攻基地，是合适的；如果用来防守，就是兵法上所说的“死地”。清军充分利用这个“凸出部”，采取围而不打的方式，调动明朝主力大军远离长城防线前来救援，以达到在自己后勤补给线最短、敌人后勤补给线最长的位置进行战略决战的目的，取得了接近于完美的胜利。它对明朝来说是一场恐怖的灾难，但如果纯粹从军事角度来看，它跟毛泽东在辽沈战役中决定先打锦州一样，都是一场史诗般的战略经典，清军方面战略战术手段之高明，值得写进每一本军事教科书。

　　《明朝那些事儿》里面说，一直到明朝灭亡，宁锦防线都没有被完全攻克。这是对的，因为宁远和山海关都还在。但明朝存亡的关键显然不在于宁远和锦州有没有守住，而在于北京有没有守住。宁锦防线对明朝来说，就是一个无底洞，一个花钱的无底洞和一个死人的无底洞，怎么填也填不满。为了保卫宁远和锦州，每年花费五百万两银子，激起无数民变，最后却让原本应该保护整条长城防线或者镇压农民起义的军队全部葬送于此。

　　在清军已经多次越过长城防线打到北京的情况下，明朝的当政者们竟然还死守着长城防线七百里之外的锦州不放，把重兵屯积到那样一个孤立而又遥远的点上，然后又以倾国之力前去救援，简直愚蠢到了极点。

　　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简单，这些在科举考试中胜出，然后经过层层选拔，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步步高升，最终进入帝国决策层的文官精英们绝不可能愚蠢到这种程度。他们主要应该不是愚蠢，而是贪婪。他们都很聪明，只不过把聪明用错了地方。宁锦防线在政治上是一条利益输送通道，把国家的大部分白银收入输送进贪官大佬们的口袋。大部分军饷还没有离开北京就被截流了。它让无数中国老百姓耗尽自己的全部收入和财产，来供养好几万只存在于纸面上的“军队”。腐败的官僚集团不惜把整个国家送进绝境也要维持它的存在。[1]

　　明朝的灭亡已经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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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这种情况并不一定是宁锦防线的创建者孙承宗故意设计的，而是官僚集团腐败的必然结果：只要财政新增一大笔开支，就会形成一个从这笔开支中牟利的利益集团，然后这个利益集团就会拼命维护这笔开支的存在，即使它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比如，我们国家以前有计划生育政策，一个家庭只能生一个小孩，超生就会被罚款。这笔罚款是很大的数目，一年可能有好几亿。为了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就设立了计划生育委员会，从中央到地方到基层都有一大批人，他们的收入都要从计划生育罚款中来。那么就可能形成一个从这笔罚款中牟利的利益集团。等中国人口已经增长放缓了、劳动力紧缺了，应该放弃计划生育政策了。这个利益集团仍然会努力想办法继续维持计划生育政策。假设利益集团足够强大，可以左右中央决策，那么就会出现中国人口已经减少，还要继续搞计划生育的奇怪局面。这种奇怪的局面会不会发生，取决于官僚集团的清廉程度：如果决策者都是一片公心，没有私利，那么自然就会根据人口变化的客观情况作出正确的决策，及时放宽计划生育政策；反之，如果官僚集团腐败，计划生育罚款被大量贪污，那么即使人口减少，这个政策就还会继续被严格执行。
　　宁锦防线，应该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刚开始为了抵御后金入侵，搞了这么一个防线，每年征收几百万两银子砸进去建设它。由于官僚集团的腐败，围绕这笔巨款迅速形成一个分赃格局，很多人吃喝就都要从上面来了。这笔钱足够大、明末官僚集团也足够腐败，所以，它制造的利益集团的力量也就足够强大，足以左右国家政治决策。即使战争形势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再继续坚守锦州已经失去意义的时候，利益集团仍然继续维持其存在，而拒绝作出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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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二）75.回天乏术

　　七十五、回天乏术

　　等历时两年的松锦之战打完，李自成又拉起了几十万的队伍。

　　崇祯十一年，他带着十八个人逃进大山。崇祯十二年，清军开始包围锦州。这为李自成东山再起创造了良机。崇祯十二年他出山的时候，带了不到千人出来，开始进军河南。这个时候河南就没有能出城打仗的兵。但凡身体健康能拿得动兵器打仗的，都被抽调到宁锦防线救援锦州去了。地方上留下的基本都是老弱病残，能守个城门就不错了。

　　李自成毫无阻力的随意发展。他很快就拉起了几万人的队伍，然后不停的攻打州县。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这次出山，李自成最大的变化就是开始使用知识分子，采取有政治头脑的斗争策略，正式打出了“迎闯王，不纳粮”的口号。每攻打下一个地方，就放开粮仓救济饥民，引得四方流民归附，一年多的时间就发展到了几十万人。

　　崇祯十四年正月，李自成率军攻打洛阳。这个时候洪承畴的大军正在松山被围，朝廷注意力全在宁锦防线，对洛阳被围这种事情全无精力顾及，没有派出任何援军。李自成轻松攻克洛阳，杀万历皇帝的儿子福王朱常洵，还找来几头鹿，与福王的肉一起共煮，名为“福禄宴”。消息传到北京，崇祯皇帝除了痛心疾首以外，没有一点办法。

　　另外一支起义军，张献忠的队伍，在崇祯十二年被熊文灿招降。但其实双方都各怀鬼胎。张献忠是被左良玉和熊文灿打的招架不住了才投降，队伍也没有解散，就在襄阳谷城县一带屯田，随时准备反叛；明朝也是因为清军入塞，必须调兵回援，才不得不暂时放弃剿灭张献忠，接受招降。

　　等清军抢完了走人，内阁大学士、兵部尚书杨嗣昌就跟熊文灿密谋，趁着“边氛暂敛”的时机，抽调大批军队秘密向郧阳、襄阳地区集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歼灭张献忠[1]。

　　但张献忠也早有准备，他通过贿赂买通了熊文灿手下的很多军官，及时获得了情报，立刻从新发动叛乱。熊文灿急令左良玉带兵攻打，结果中了张献忠的埋伏，大败而回。

　　受此事件影响，其它很多接受招降的起义军队伍也纷纷重新起义。熊文灿被朝廷撤职问罪。

　　当年启用熊文灿和制定剿灭、招降策略的都是杨嗣昌，现在他只能自己前往湖北督师，亲自指挥与张献忠的战争。但左良玉拥兵自重，对这个中央下来的大官并不服气，违反杨嗣昌的命令，自己带着兵去找张献忠报仇。结果这一仗还打赢了，一路追杀，杀伤招降张献忠部一万余人，取得了空前的大捷。

　　胜利的结果就是杨嗣昌再也指挥不动左良玉。这样杨嗣昌指挥的其他明军就没法跟左良玉形成配合，结果被张献忠抓住机会，从明军的包围圈中跑了出去，从荆州进入四川。

　　杨嗣昌又赶紧带着军队追进四川。张献忠带着明军在四川兜圈子，出其不意的突然杀回湖北，奇袭襄阳。此时湖北空虚，襄阳一攻即下，襄王朱翊铭被活捉。张献忠对他说：“我想要杨嗣昌的人头，但是他远在四川。所以借你的人头一用，让杨嗣昌以失陷宗藩的罪名伏法。”于是杀掉了襄王。

　　五十三岁的杨嗣昌长途奔波、忧劳成疾，在四川已重病不起，得知襄阳失陷、襄王被杀的消息，忧愤而死。

　　在金兵入塞之后的大败局中，杨嗣昌算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他是三边总制杨鹤的儿子。杨鹤力主招降农民起义军，但招降的钱花完了之后，各路起义军马上就重新造反。杨鹤因此被朝廷判处死刑。杨嗣昌就上书请求代替他父亲受死刑。

　　崇祯皇帝看到上书以后说：这个杨嗣昌表示愿意替他父亲去死，应该是个忠臣孝子的好苗子。于是召见杨嗣昌，发现他见解不凡，越谈越对路。此时杨嗣昌已经是河南右参政，从三品的官员，又跟东林党和“阉党”都没有太多瓜葛。崇祯遂决定将他提拔重用。升任右佥都御史，巡抚山海关诸处，然后又授兵部右侍郎，总督宣府、大同、山西军务。杨嗣昌在这些职位上都干的不错。

　　但是崇祯七年，杨鹤去世了。根据惯例，杨嗣昌必须辞官回家守孝。崇祯想要夺情，但自从张居正被清算以后，反对张居正“夺情”的官员被视为英雄，“夺情”也就被视为大奸臣、阴谋家的标志，就算皇帝想要夺情，被夺情的大臣也绝对不敢接受。所以在国家危亡的紧急时刻，被皇帝赋予重任的杨嗣昌竟然突然就回家休息两年多。真是荒谬得不可思议。

　　一转眼两年多过去了，杨嗣昌可以复职了，不料他的母亲又去世了。这下又要再守孝两年多。崇祯皇帝着急了，再次想要夺情。朝廷上那帮文官们坚决反对，认为守孝是事关天理人伦的大关节，不守孝就是不孝，不孝的人肯定不忠，不忠不孝的人怎么能当官呢？根据这个逻辑，杨嗣昌绝对不能夺情起复。

　　正在这个时候，兵部尚书张凤翼死了，职位出现空缺。这个张凤翼是东林大佬叶向高的门生，王化贞当辽东巡抚不受熊廷弼节制就是他在背后策划的。崇祯九年，清军入塞打到了昌平附近，京师戒严。敌军打到京城一般都要追究兵部尚书的责任。张凤翼非常恐惧，就主动请命出城督师。但他出城以后根本就不敢带兵去跟清军作战，每天在军营里吃喝玩乐，做最后的享受。清军到处攻城略地，他知道自己死罪难逃，就服用慢性毒药大黄。这种药不会立刻毒死人，要每天服一点、每天服一点，时间长了才会被毒死，这样就可制造病死的假象，而不是畏罪自杀。吃了一个月之后，张凤翼才死掉。

　　这下崇祯是真急眼了，什么也不顾了，立刻下令夺情，任命杨嗣昌为兵部尚书。杨嗣昌也顶着文官们的轮番弹劾辱骂来上任了，负责全面主持镇压农民起义，没过多久又升任内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

　　杨嗣昌认为，农民起义之所以会发展壮大到如此地步，关键是地方官员各自为阵、互不救援，让起义军可以寻找到足够大空间在几个省的范围内四处流动作战，难以被歼灭。因此制定了“四正六隅十面网”的围剿计划，增兵十四万，加饷二百八十万两，在西北任用洪承畴，在中原任用熊文灿总督五省军务。结果只用了一年，就大获成效，张献忠、罗汝才等农民军在多次惨败后接受招降，李自成在渭南潼关南原遭遇洪承畴、孙传庭的埋伏被击溃。

　　但这个时候清兵又打进来了，此计划功败垂成。杨嗣昌希望能与清军议和，又遭到了包括宣大总督卢象升在内的一大批文臣武将的坚决反对。

　　回顾杨嗣昌从担任兵部尚书到因病去世的过程，其实他做的一系列决策基本都是正确的，但是没有用。比如对农民起义军是不是该坚决镇压，不接受招降？当时的局面看起来镇压对明朝更有利，招降靠不住。所以杨嗣昌坚决镇压，但是清兵打进来了，没办法，用招降来作为缓兵之计。清兵一走，他就开始准备动手解决张献忠，时机把握的也相当好。我们今天就是穿越回去坐在杨嗣昌的位置上，恐怕也不会比他决策的更好了。但是官僚集团内部腐败，收了钱就敢向张献忠泄露军事机密，这种情况下决策再正确有什么用？

　　张献忠反叛以后，杨嗣昌又亲自督师。但是武将不听指挥，他们带的都是自己的家丁亲兵，撤了他们说不定手下士兵就叛乱了，又是第二个吴桥兵变。指挥也指挥不动，换人也换不掉。这个时候你指挥才能再高又能如何？

　　杨嗣昌又想跟清军议和，但是有袁崇焕为了议和而擅杀毛文龙的恶劣先例在那里，武将和文官之间已经没有了一丝一毫的信任。在武将看来，你们文官议和就是在卖国，一旦议和，就会像袁崇焕杀毛文龙、秦桧杀岳飞一样，拿有功的将领的人头作为跟清军议和的交换条件，谁跟清军作战最勇敢、战功最高就先杀谁。

　　这并不是武将们疑心重，这是真有可能发生的。一旦议和进入到实质性阶段，清军提出这样的要求，文官们完全可能会同意，到时候随便找个罪名：杀良冒功、纵兵抢掠、贪污军饷、不受节制等等，抓起来杀了就完了。文官们要想杀武将，不就跟杀条狗一样轻松么？

　　杨嗣昌试图跟卢象升[2]解释，但这哪里是言辞沟通所能解决的？两人只说了几句话就不欢而散。

　　后来，卢象升在与清军的交战中为国捐躯，他个人并不怕死，并没有私心；杨嗣昌其实也是在为国家谋划大局，也没有私心，最后也死于征途。

　　两个没有私心的人，一文一武，掌握重权重兵，在国家危急的关头，却不能够齐心协力，这是一个悲剧。这个悲剧并不是他们个人的原因造成的，而是一系列历史的、体制的原因造成的。要打开这个结，仅靠双方坐下来谈一谈、交个心是不行的，需要做的事情太多。需要为毛文龙平反，需要清算东林党，需要打击贪污军饷的腐败集团，需要追究那些没有证据就胡乱上疏给毛文龙扣上各种罪名的官员的责任，需要改革言官弹劾制度，需要改革以文制武的军事体制……把这些事情做了，文武之间才能重新建立起信任，才能齐心协力共赴国难。

　　但当时哪里有可能去做这些改革。每一项改革都是地动山摇，都会给行政和军事系统带来巨大的冲击，只有在国内外局势比较平稳的前提下才可能推进。

　　这些改革不推进，军事机密泄露、武将不听指挥各自为阵、文武之间的猜忌等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任何正确的策略都会被消解于无形。

　　这是一个死局。无法可解。

　　处在最终决策者位置上的崇祯皇帝竭尽全力，想要打破这个死局。他每天没日没夜的工作，批阅奏章、召见大臣，

　　有一天，崇祯去看望其庶祖母刘太妃，坐下不久就打开始瞌睡，竟然睡着了。一觉醒来感到有失体统，忙向太妃道歉说:“神祖（万历皇帝）时海内少事，而今则多灾多难。连着两昼夜看文书奏章，未尝合一下眼。心里烦闷，不思茶饭。没想到在太妃面前，竟如此不能自持。”[3]

　　刘太妃听了，忍不住泣下。

　　明朝的皇帝，一头一尾两个最勤政，也就是开国皇帝朱元璋和亡国皇帝崇祯。若要论辛苦的程度，恐怕崇祯还要更胜一头。他生活简朴，也完全顾不上吃穿，也不好色，时间精力几乎完全用在处理政务上。江南名妓陈圆圆，被权贵人家带入北京，想要进献给皇帝。崇祯就说，现在国家这么多困难，文臣武将无不尽心竭力为国辛劳，我还招纳什么美女名妓？因此拒绝。

　　崇祯这么废寝忘食的工作，应该说还是取得了一些成效，发掘出来了一批比较忠诚能干的文臣武将。崇祯三年六月，他在内阁里面逐步斥退了东林党势力，任用温体仁担任内阁首辅。温体仁为官清廉，从不结党营私，上台以后开始有步骤的打击朝中东林势力。

　　东林党先是诬告温体仁收受贿赂、抢夺他人家产，但是没有找到证据，又改口说温体仁之所以不贪污是因为得罪人太多怕被报复，做样子给皇帝看的，其实人品低劣，说他除了整人外啥都不会干。

　　其实当时内阁首辅最需要的能力就是要会整人，只有能整人，才能肃清党争乱相，恢复中央权威，让行政体系正常运转，地方上的税赋粮食才能征收的起来，让军队有钱有粮去打仗。

　　随后，崇祯又提拔了杨嗣昌，由他来制定军事战略。而带兵打仗的，陕西有洪承畴和孙传庭、山西有卢象升、中原五省有熊文灿和左良玉，这些都是能征善战的人物，实打实的靠战功升上来的。一时间要钱有钱、要人才有人才，军事战略也制定得当。所以才有了基本消灭李自成部、迫使张献忠部投降的巨大胜利。一时间国家又显露出转危为安的势头。

　　但这终究只是表面好转，深层次的问题无一得到解决。很快，东林党设下政治密谋让崇祯对温体仁产生了怀疑，温体仁被迫走人，朝政再度陷入混乱；然后清军入塞，杨嗣昌与卢象升在议和问题上矛盾激化，卢象升战死；剿灭张献忠的机密泄露，熊文灿撤职查问；杨嗣昌亲自督师，与左良玉发生冲突，围剿失利；清军围攻锦州，洪承畴带兵救援，全军覆没；李自成东山再起，轻取洛阳；张献忠千里奇袭，失陷宗藩。杨嗣昌死、洪承畴降。大好局面瞬间灰飞烟灭。

[1] 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第六章第二节《张献忠、罗汝才等部再次起义》，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
[2] 卢象升是进士出身，身份上属于文官。但在带兵之前是知府，是级别较低的地方官，没有进入文官精英阶层。他自己募兵镇压农民起义有功，才被逐步提拔上来的，走的是以军功升职的道路，一直都在直接带兵打仗。他带的兵被称为“天雄兵”，像毛文龙的东江兵、岳飞的岳家军、戚继光的戚家军一样，是他自己创建训练的，个人印迹明显，因此其利益和思维角度更接近于武将而非文官。
[3] 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

大参考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二）76.明朝灭亡

　　七十六、明朝灭亡

　　在明朝灭亡的最后关头，东林党又抓住机会小小的“众正盈朝”了一把。温体仁下台以后，崇祯皇帝还是继续任用了几个跟温体仁关系比较密切的官员来当内阁首辅。但这些人水平也是一蟹不如一蟹，自己身上也有污点，也没有温体仁整人的本事，镇不住党争，干不成事，都很快被东林党搞掉。

　　到了崇祯十四年，内阁首辅薛国观因为收受贿赂案发而被处死。此案让崇祯对温体仁一派的态度发生了比较大的转变，东林党便趁机推举自己看中的人选进入内阁。

　　当时东林党相中的候选人是周延儒。周延儒并不是东林党人，但他是温体仁的政敌，之前当过内阁首辅，被温体仁挤下去了。东林内部找不出够资历、能够让皇帝接受的人选出来，因此和周延儒达成政治交易，推举他上台。

　　当时有一个叫“复社”的政治组织，成立于崇祯二年，主要由翰林、生员组成，可以视为东林党中的书呆子派，观点比普通东林党更加激进。复社领袖是翰林院庶吉士张溥，正好是周延儒的门生。为了让老师入阁，张溥就找到了复社中的另外五个骨干成员，每个人出一万两银子，共计六万两银子，交给礼部侍郎吴昌时去打点关系。

　　经过一番运作，周延儒果然获得了首辅的职位。这并不是说首辅的位置花六万两银子就能搞定，这只是在资历背景合格、有政治势力支持的前提下，打点关系获得会推资格的钱。这个事情验证了我们在前面引用过的黄尊素的说法：“大拜（指当内阁首辅）之事，相传必用间金数万。”

　　能够参与内阁首辅会推的，是帝国最顶级的那么几个高官。在国家危在旦夕的时刻，这些早就富得流油的大佬们，竟然还在大收黑钱，出售帝国首辅这种关键职位，真是丧心病狂。

　　周延儒上台以后，立刻就开始大力卖官，由他的幕僚董廷献出面收钱，巡抚总兵等职位全都明码标价；然后又任命自己的门生范志完担任蓟辽督师，此人除了贪污军饷以外什么都不会干。作为交易，复社那边为他跑官打点关系的吴昌时掌握了票拟权，内阁负责处理的奏章都会先交给吴昌时看并提出处理意见，再行票拟。吴昌时也趁机专擅权势、纳贿行私。

　　周延儒上台之前，张溥曾经交给了他一张名单，上面都是东林-复社的政治死敌，要求他按照名单来杀人。不过张溥很快就病死了，此事并没有落实。但周延儒的施政方针仍然体现东林-复社的特点，主要就是进一步减免各种赋税，然后起复大量被温体仁整下去的官员。一时间“言路大开”、“众正盈朝”的局面又开始出现了——其实就是言官们围绕党争打嘴仗、东林党开始大量占据朝廷要职的意思。

　　崇祯十五年十一月，清军又来了，从蓟门镇的防区墙子岭入塞。蓟辽督师范志完不敢有任何动作。清军直入山东，一路上纵横千里，南下都打到淮河了，最东边打到了山东半岛的顶端。连克三府、十八州、六十七县，所向披靡，如入无人之境，没有明军敢与之交战。

　　周延儒惊慌失措，找来了僧道上百人，在北京城中日夜作法，颂《法华经》七卷，祈祷清军早日离开。

　　对于清兵南下洗劫山东之事，崇祯皇帝并不知道，消息都被官僚集团捂得严严实实的。等到清军饱掠一通，俘获人口三十六万余，牲畜五十五万头，金银数百万两，以及众多财物，开始浩浩荡荡的北返，路过河北涿鹿等地的时候，崇祯才接到报告。他非常愤怒，命令周延儒亲自督师出战，断敌归路，务必全歼。

　　这个时候确实是袭击清军的最佳时机，因为他们长途奔袭，疲劳不堪，又携带着沉重金银等财物、押送着几十万人口和牲畜，战斗力必然大幅度下降。这个时候袭击清军，就算不能大获全胜，但斩杀一些首级、抢回一部分人口和财物应该不成问题。当时从天津调往山西代州当总兵的周遇吉，走到半路得知清军离他不远，立刻带数千兵马返回突袭，大战三天三夜，杀伤清军数千人，创造了明清交战史上罕见的明军以少胜多的战例。

　　但周延儒如何敢真的去跟清军作战？他跑到通州城里住下，每天就和幕僚、随从、统兵大帅在城中饮酒作乐，好像根本没有要打仗的任务一样。

　　每天下午，督师衙门开门办公、收受公文，然后早晚两次向宫中飞报“大捷”[1]。

　　就这样，清军不紧不慢的又从蓟门镇返回了长城以北。

　　崇祯皇帝刚开始收到周延儒的捷报，还很高兴，下旨大力表彰他。但是毕竟还有锦衣卫和太监的报告，崇祯很快就知道了真相，下令把周延儒逮捕下狱。周延儒在狱中自己请罪戍边，看起来他还认为自己死不了。

　　但是墙倒众人推。很快，他利用董廷献卖官弼爵的事情被告发，范志完在蓟辽督师任上贪污军饷、纵兵淫掠等罪行也被捅了出来。吴昌时为周延儒代办票拟的事情也很快就曝光了，还调查出来一个大案，就是最近一次的南京乡试，完全由吴昌时替周延儒经办，只手遮天，上榜的除了周延儒吴昌时的亲戚故旧，就是交纳了巨额贿赂的人。周延儒的弟弟、儿子一起上榜，录取者中间竟然还有不识字的！

　　最后，周延儒、吴昌时、董廷献、范志完都被判处死刑[2]。

　　但这个时候做什么都晚了。明军在松山精锐尽失以后，农民起义军和明军的实力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孙传庭在陕西新练了几万人的兵，这些新兵都没有见过打仗是什么样。崇祯十六年八月出潼关与李自成大军交战，被李自成派轻骑兵切断粮道，明军很快就陷入恐慌，开始崩溃逃窜。孙传庭带几千残兵逃入潼关据守，又被李自成攻克，孙传庭战死。

　　这样，在整个中国北方地区，除了守城的老弱以外，已经基本没有可以出战的明军了。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一月，李自成在西安称帝，建国号为“大顺”，然后立即开始东征北京。

　　当时明朝中央政府的财政已经彻底崩溃，再也拿不出钱来招募新的军队了。崇祯异想天开，想了一个歪招，派内阁大学士李建昌去督师山西。因为李建昌家里是山西巨富，他去督师，虽然没有钱粮，因为那是在保护他们家的财产，他自己应该也愿意掏钱。李建昌自己也信誓旦旦，要倾尽家资来养兵与叛军决一死战。

　　正月二十六号，崇祯皇帝举办盛大的仪式送李建昌出城督师，还给了他一千五百名京营的士兵，赐尚方宝剑，还亲手写了“代朕亲征”四个字给他。

　　但李建昌一离开北京，就立刻陷入举步维艰的境地。地方官员都害怕他来索要粮饷，以至于堂堂内阁辅臣代皇帝督师，竟然连县城都进不去，必须发兵攻打，好像进入了敌国。

　　没过多久，李建昌就跟朝廷失去了联络。崇祯皇帝责问兵部尚书张缙彦为什么不上报李建昌的最新消息。张缙彦告诉他，现在朝廷连派骑兵外出侦查的钱都拿不出来了，只能被动的等待李建昌派人送信。

　　其实李建昌根本没打算为朝廷尽忠，不过想带兵回老家保卫财产而已。走了没多久，听说老家曲沃已经被大顺军攻占，也就放弃了抵抗，投降了大顺。

　　大顺军一路基本没有遇到太多阻碍，大部分地区都闻风投降，偶尔有据城顽抗的，也不过能守卫个两三天而已。

　　只有山西代州总兵周遇吉凭城固守，坚持了十多天，然后又退守宁武关（今山西宁武境内）。周遇吉悉力拒守，最后火药用尽，开门力战而死，全身矢集如猬毛，夫人刘氏率妇女二十余人登屋而射，全被烧死。这一仗打的非常惨烈，李自成克宁武关，前后死将士七万余人，伤亡惨重。李自成甚至因此产生了带兵返回陕西的念头，因为这一仗就死七万多，他手下这二三十万兵马，也经不起这样打几仗。

　　但宁武关之战以后，李自成就一路顺风顺水了，于三月十五日左右抵达北京城下，开始攻城。

　　在北京城内，崇祯皇帝为挽救江山社稷做了最后的努力。崇祯自己一直省吃俭用，节衣缩食，宫女不够用了，也不敢扩招，他甚至把宫里的金银器皿、大殿里的铜壶都当掉了，充作军饷。史料记载，崇祯还把宫里储存的人参等物品也变卖了。此时财政已经完全枯竭，皇帝内帑也已经没钱了。

　　他放下皇帝之尊，去哀求大臣和亲戚们捐款，给防守北京城的士兵发军饷。结果：皇亲国戚一毛不拔，满朝文武装疯卖傻。

　　崇祯的意思是“以三万为上等”，但大臣勋贵中没有一笔达到此数，内阁首辅魏藻德，只捐了五百两，其他官员大多数“不过几百几十而已”，纯属敷衍。内阁大学士陈演坚持自己是清官，一分钱也拿不出来。更多的权贵在哭穷、耍赖、逃避，一时间什么奇葩事都出来了：有的把自家锅碗瓢盆拿到大街上练摊，有的在豪宅门上贴出“此房急售”……反而是太监捐的比较多，太监王永化、曹化淳、王德化各捐了五万两银子。

　　崇祯想让自己的岳父周奎带个头。他知道周奎有钱，派太监徐高上门拜访周奎，希望他能捐十万两银子。周奎一听，马上哭得死去活来的，说：“老臣安得多金？”他还试图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勤俭节约的清廉官员，举例说家里穷得只能买发霉的米吃。他坚定地给皇帝女婿的计划打了个一折，只肯捐一万两。

　　崇祯听到徐高回复，很郁闷，也不好逼国丈大人太甚，但一万两实在太少了，怎么做榜样呢？于是把数额从十万两变成两万两。周奎眼看糊弄不过去了，就进宫去找女儿周皇后求援。周皇后深明大义，要求父亲也要深明大义，作出表率。她拿出五千两银子给父亲作为帮助。周奎又干了一件奇葩的事：他把女儿给的银子克扣了两千两，最后总计捐出一万三千两。[3]

　　官员权贵们知道改朝换代已不可避免，都在积极准备着如何投靠取悦新主子，一份开城迎接大顺皇帝的名单安排已经在大臣们中间秘密流传。响应募捐，不过是给老主子一点面子，算是帮他送葬的份子钱罢了。

　　三月十九日清晨，兵部尚书张缙彦主动打开正阳门，迎接大顺军入城，北京陷落。

　　中午，李自成由太监王德化引导，从德胜门入，经承天门步入内殿。此时崇桢带著太监王承恩上煤山瞭望，又返回乾清宫，大臣皆己逃散，只有几个太监还陪在他身边。

　　最后，崇祯前往紫禁城背后的景山，在一棵树上自缢身亡。

　　在最后的日子里，崇祯多次自言自语：“大明江山，奈何亡于朕手？”有个以前服侍过天启皇帝的太监在一旁听了，感叹到：“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崇祯听后无言，悄悄的派太监到西山碧云寺为魏忠贤立了一个衣冠冢，以示纪念。

　　最后一次上早朝，大臣们并没有讨论如何守城，还在争论应该用谁贬谁。有人说：“冯铨当起”，有人说：“杨维垣当用”，还有人说：“封刘泽清为东安伯”等等。崇祯看着手下那些人，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提笔在桌子上写了几个字，让身边的太监王之心看。看了之后随即抹去。这句话是：

　　“文臣个个可杀。”

　　明朝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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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樊树志，《晚明史（下）》，第951页。
　　[2]崇祯一朝，诛戮大臣甚多。内阁首辅多有被杀的，兵部尚书这个位置除杨嗣昌外几乎全都不得善终。后来东林党就把他描写成猜忌多疑、残忍好杀的君主。其实我们看看袁崇焕、周延儒、张凤翼、范志完这些人的罪行，全都是该杀的，死的并不冤。明朝处理官员贪污和失职的刑罚极严，所以才能维持二百七十多年。
　　《大明律》中其中有两条死罪很有代表性，一条是地方官“激变良民，斩”，一条是军事将领“丢失城寨，斩”。崇祯后期到处都是农民起义，城池失陷不计其数，根据法律，出现这种事情地方官和守将就是死罪；长城防线被突破、北京被包围，兵部尚书就是死罪。这些都是法律规定的，并不是崇祯想起来杀人就随意杀人的。有些事情不全是地方官和守将的责任，主要是大形势造成的，我们可以说崇祯在机械的执法，有些人被杀错了，但不能说他是因为残忍猜忌多疑而胡乱杀人。实际上正是因为崇祯在后期丢弃了儒家贤君圣主的幻想，敢于铁腕治吏，才能坚持十七年这么长的时间，不然明朝只会灭亡的更快。
　　[3] 樊树志《晚明史（下）》，第999页。又见学习时报：《明朝灭亡前满朝文武个个争做“影帝”》。

大参考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二）77.清军入关

　　七十七、清军入关

　　李自成进京以后，大臣们纷纷跑去求官，希望在新朝能够再次得到重用。但遭到了冷漠的对待。大顺军开始大规模追赃，把京城里的权贵官僚们都抓起来严刑拷打，逼迫他们交出金银财宝。

　　起义军追赃并不是从进北京以后才开始的。之前他们每攻占一个地方，都会把当地的贪官污吏、缙绅豪强抄家，将其财产没收。这是一种战略性的后勤补给方法。正是因为他们能够强力的没收地方官员和豪强的财产，才能够打出“迎闯王，不纳粮”的旗号。起义军可以依靠打击豪强来获得足够的军费粮饷，不需要再从老百姓手中征税，因此不管打到哪里都会受到当地老百姓的热烈欢迎，把他们视为解放者。

　　反之，负责剿灭起义军的官兵的处境就很糟糕。由于朝廷财政收入极为困难，他们能够拿到的饷银很少；地方政府征收赋税的压力也很大，满足不了过往军队的粮饷物资需求。这种情况下，明军要想打仗，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纵兵劫掠。吴桥兵变之前孔有德手下的士兵出去偷鸡就是这种做法。

　　有很多文献记载了明末军队纪律溃散，到处祸害老百姓的事情。对有些军事将领来说，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因为政府没有发够粮饷，又要让士兵们出去打仗，替你去卖命，这怎么行？所以并不敢认真管束军队，只能让他们自己去找吃的，其实就是到处抢掠。他们跟农民起义军的区别就是，不太敢去动当地的官员和豪强，因为这些人在“上面有人”，往上面告状，将领就可能受到责罚。而为了逃避罪责，一般会拿几个小兵来开刀。所以士兵们只能去抢劫那些普通人家。像左良玉的军队，每到一个城市，就呼啦一下窜入民居中居住，一时间家家户户都住着兵。这些兵在人家里，要吃要喝，抢粮抢钱，甚至奸污杀人等事情也时有发生。

　　两相对比，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起义军和官兵的“阶级属性”了。起义军以打击贪官豪强为生，免征老百姓的钱粮，当然是符合底层百姓的利益的；官兵不敢动贪官豪强，因为政权掌握在这些人手中，他们就只敢去抢普通百姓，就是一支代表了贪官豪强利益的军队。这种阶级属性是很赤裸裸的。

　　那么，从经济基础来看，如果贪官豪强已经榨干了老百姓的财富，社会财富绝大部分都集中到了统治阶层手中，起义军的做法就能够很轻松的获得大量补给；而官兵要想取得补给就很困难：老百姓早就没钱了，把他们杀了也拿不出钱粮来，真正有钱有粮的大户人家又不敢动。

　　到了这种局面，胜负之势就可以基本确立了：起义军越打越有钱，可以养更多的兵，日渐壮大；官兵则越打越穷，不停的发生溃逃和兵变，日渐萎缩。改朝换代就成了必然趋势。

　　——所以，底层革命能否取得成功，与社会财富的分配状况是直接相关的。贫富差距不仅会引起革命，而且会滋养革命。

　　大顺军经过追赃，那个捐了五百两银子的首辅魏藻德拿出了数万两银子，一毛不拔的大学士陈演也被迫捐献了四万两银子；国丈周奎则被彻底抄家，抄出来了五十三万两银子。

　　最后，大顺军从北京总共追赃追出来了七千万两白银。

　　这并不是京城权贵们的全部财富，因为进城之后二十天，四月八日，李自成就下令停止追赃，对明廷官僚，不论是否已交足所派金额，一律释放。这样做一方面是觉得钱已经够多了，一方面也是不想跟这些权贵彻底闹翻，毕竟国家还没有统一，需要做的事情还很多。

　　进入北京以后，李自成立即派人带着礼物和亲笔信前往山海关招降关宁军，许诺投降以后给吴三桂封侯。派去的人是刚刚投降的前居庸关守将唐通。之所以派他去，可能是唐吴二人有私交，唐通可以现身说法告诉吴三桂大顺军对降将的态度。

　　吴三桂果然马上就投降了，把山海关防务交给唐通，自己带着关宁军前往北京朝觐李自成。但是走到半路，不好的消息不断传来，他听说他的爱妾陈圆圆被李自成手下大将刘宗敏占为己有了，他们家在北京的财产也被充公，此外还有诸多关于大顺军在北京以及其它地方大力追赃、打击贪官豪强的事情，吴三桂慢慢的改变了态度。他们父子二人贪污的军饷应该是不少，朝中大佬与他们的关系也很密切，现在这些人都遭到清算逼赃，自己又是最后投降的，并无多大功劳，将来被秋后算账的可能很大。

　　最后，吴三桂改变了主意，带兵杀回山海关，重新夺取了山海关，同时派人向满清投降，表示愿意献关。

　　满清这边当时皇太极已经死了，他的儿子福临继位，九弟多尔衮摄政，掌握实际权力。多尔衮刚一得知李自成攻下北京的消息，就亲自带领满洲兵和蒙古兵的三分之二，汉军的全部出征，准备从喜峰口入塞，进攻北京，与李自成争夺天下。

　　清军走到半路就收到了吴三桂的投降信，多尔衮大喜，立即命令大军改变方向，从山海关入关。

　　此时李自成已经派刘宗敏带了十几万大军前来攻打山海关。吴三桂带兵出战，经过一天一夜的厮杀，关宁军逐渐败退。这个时候隐藏在山海关后的清军突然大举冲入，大顺军完全无法抵御，死伤极为惨重，大将刘宗敏也负伤，只能逃回北京。

　　得知大顺军兵败的消息，很多新投降大顺的地方纷纷反叛，杀死大顺派来的官员，投降满清。

　　清军趁势追击。李自成在京城内仓促的举办了一场皇帝登基大典后，带兵撤往陕西，想要依靠潼关据守。但时代已经改变了，清军调来红夷大炮，昔日“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险很快就被轰塌，潼关失守。李自成放弃西安，逃往湖北一带。

　　吴三桂因为投降满清、献出山海关而被视为大汉奸。他当然是汉奸，不过献出山海关这个事对明清换代的影响可能没有那么大。在吴三桂降清之前，满清就已经抽调了它能动员的最大兵力，倾国而出，准备从蓟门镇入塞去跟大顺军进行战略决战。从山海关入关肯定是要方便一些，而且关宁军先消耗了一部分大顺军的实力。但这并非问题的关键。

　　满清一直在有意识的利用农民起义军来淘空明朝。一遇到农民起义军陷入低潮，清军就大举入塞，间接的救援起义军。明军的精锐也基本都是被清军帮忙消灭的。比如孙传庭本来自己带出了一支队伍号称“秦兵”，把李自成杀得毫无还手之力。但没过多久秦兵就被洪承畴带到宁远去全军覆没了。孙传庭再次出山，从新招募士兵训练，结果就一败涂地了。

　　这种情况下，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其实可以算是“温室中长大的花朵”，是在清军的“精心呵护”下发展壮大的，经历的艰难困苦还是太少——相对于统一中国这个任务的难度来说。胜利对他们来说来的太容易。李自成第二次出山，带着几百人在河南发展，很快就发展出来十几万的大军。看上去很厉害，其实关键在于明军的生力军都在松锦大战中被清军消灭了，没有像样的军队来跟他打。从陕西打到北京也是一路凯歌，在宁武关周遇吉带着几千人拼死防守，李自成亲自带着几十万人去攻打，阵亡七万人才把宁武打下来。这种战斗力遇到满清铁骑是不堪一击的。

　　李自成刚一打下北京，清军就举国来战，这个时机把握的非常好——让中国分裂为南北两个部分再去打，比合在一起要容易征服的多。江南地区是明朝税赋的大头，李自成打下北京以后，北方地区就无法获得来自江南地区的税赋支持。北部中国早就被清军入塞和农民战争淘空了，没有南方的支持，大顺军要对抗清军基本不可能。而且李自成在北京立足未稳，清军一旦进攻北京，周围的明军不仅不会来救援，还会趁机叛乱。

　　清军在山海关击败大顺军以后，大顺军就一溃千里，毫无还手之力。有人认为这是因为大顺军进北京以后腐化堕落所致。这没有道理。大顺军进北京以后军纪相当好，只是对权贵进行拷打追赃，很少有侵害普通百姓的记录。从进京到开往山海关只有一个月，腐化堕落也不可能堕落这么快。真实原因是他们进北京之前战斗力就比较差，改变流寇作战的方式在陕西建立根据地才一年，尚不能称之为一支正规军。

　　所以，即使吴三桂不献出山海关，不替清军打头阵，清军从蓟门镇打进来，大顺军也不太可能是清军的对手。历史的发展方向并不是由吴三桂献关这个偶然事件所决定的。

　　清军进攻大顺的局势，跟五百多年前蒙古灭金非常相似。当时蒙古在北方，南宋在南方，金帝国夹在蒙古和南宋中间。成吉思汗带兵三次围攻北京，两次从居庸关和紫荆关附近突破长城防线，一次从古北口，虽然三次都没有攻克北京城，但是大肆劫掠北京周边地区，彻底破坏了京畿地区的经济。金帝国无力维持北京的城防，被迫迁都开封，没过多久金帝国就灭亡了。

　　满清决策层对这一段历史一定非常熟悉，因为金帝国就是他们的祖先建立的，努尔哈赤定的国号就是金。对他们来说，这也是亡国之祸。现在蒙古怎么灭金，他们就要怎么消灭大顺。他们已经征服了漠南蒙古，也可以随意选择从大同、宣府、居庸关、古北口、喜峰口等地进攻北京；他们也是执行的焦土政策，破坏北方经济而不强攻北京。蒙古灭金的历史表明，漠南政权征服中国华北地区，并非一定要走山海关。

　　满清的统治者们是一群目光远大的军事战略家。他们的军队战斗力很强，但仍然在尽最大努力，以最小的损失换来最大的胜利。他们对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一再出手相救，让他们四处流动作战淘空明朝根基，等着他们去打下北京再来捡便宜。从这个角度来分析，明朝如果没有在野战中打败清军的能力，要想跟满清议和，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可能的。满清的战略家们不会笨到让明朝歇口气去专心镇压农民起义。和谈只是一种骗钱骗粮和让明朝决策层内部分裂的手段，真要达成了和议，收到钱之后第二天就毁约也正常。因此也就不存在明廷内部的主和派和主战派谁能拯救明朝的问题。

　　清军正在和大顺军争夺北方的时候，南京的明朝留守政府，已经拥立了福王朱由崧为新的皇帝。南明政权的官员们对清军入关非常高兴，认为这是在帮助他们平定乱贼。就像当年南宋的士大夫们跟蒙古结盟消灭金帝国一样，他们也制定了“联虏平寇”的战略，派人去跟清军联络，共同消灭大顺。多尔衮没有理睬他们，占领陕西以后，立刻就挥师南下，兵锋直指南京。

　　在这个危急关头，南明这边竟然又自己闹出一件大祸事出来：在湖北的左良玉宣布福王朱由崧不是合法的皇帝，自己奉崇祯太子的密诏，带兵到南京勤王。

　　这个事情是东林党的杰作。他们本来坚决反对拥立福王朱由崧，因为他们在万历年间“争国本”事件中得罪过朱由崧他爹朱常洵以及他奶奶郑贵妃。但是朱由崧还是成功即位了。为了反对朱由崧，东林党就拿出看家本领：造谣。

　　他们先说福王朱由崧是假冒的，洛阳城破的时候已经死了，这个新福王来路不明。又说从福王府中有一个王妃南下，朱由崧不敢相见，只是把她关进宫中，就是怕被认出来。而且朱由崧荒淫无耻，每天都热衷于让大臣们进献童女和春药，不理朝政，把权力都交给“阉党余孽”等等。

　　这时候，一个自称是“崇祯太子”少年出现了，说自己在北京城破以后东躲西藏、辗转来到南京。对于这个少年的身份，民间的传言也是一浪高过一浪。

　　其实，朱由崧的身份是毋庸置疑的。洛阳城破他逃出来的时候，还有王府二百多名官员侍从跟他一起跑出来，有长史、承奉、典膳等等，还有福王妃费氏的兄弟等五人。他们找到河南巡抚，经河南巡抚核实然后报告中央找地方安置的。一个人可能假冒，二百多号王府官吏是没法假冒的。至于崇祯太子，那才是孤身一人突然出现在南京的。南明政府找了几个之前给太子当过讲官的人看过，都认为是冒充的。不过朱由崧也没有杀他，而是软禁在宫中。

　　关于朱由崧荒淫等传言，也都是假的。比如炼春药这种事，不过是朱由崧端阳节带着宫人去抓蟾蜍，这是当时的风俗。因为据说蟾蜍是炼春药的原料，就产生了这样的谣言。还有人给朱由崧起了个外号，叫“蛤蟆天子”。

　　真实的朱由崧是一个很有魄力的皇帝，上台不久就下令重新刻印魏忠贤编的《三朝要典》，并启用了身列崇祯“阉党逆案”的阮大钺。同时，对反对他即位的东林党中的名士，仍然加以任用，让东林党领袖钱谦益当了礼部尚书，没有搞党派清洗。他对大臣们说：“潞王（朱常淓）是我的叔叔，贤明可立。你们有人想要拥立他当皇帝也是情理之中。”力图避免党争，维持政局稳定，大家齐心协力一起挽救危局。

　　但东林党显然不领这个情。《三朝要典》就是魏忠贤揭露他们在“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当中干过的坏事的历史记录，魏忠贤一死，东林党就把它禁毁了。重印《三朝要典》就意味着可能给魏忠贤翻案，这是东林党绝对不能接受的。于是谣言四起，在江南的老百姓、官员、士兵中间都产生了很糟糕的影响。大家一看：国家都这样了，皇帝还在奸淫童女炼春药，还是个冒充的，谁还愿意为你卖命？军心民心因此溃散。清军南下之际，很多将领纷纷不战而降。

　　远在襄阳的左良玉也听说了这些谣言。这个时候正好李自成被清军赶出陕西南下，要来打襄阳。左良玉不想跟李自成硬碰硬，于是声称自己取得了“崇祯太子”的密诏进南京勤王。这个密诏他给沿途的地方官员看过，是真实存在的，只是不知道是他自己伪造的，还是南京方面有人在捣鬼。反正这让左良玉有了借口，离开襄阳向南京进军。

　　消息传到南京，朝廷一片恐慌。不得不将防备清军的兵力拿出一部分去打左良玉。在这种混乱的形势中，清军已经打到了扬州。

　　扬州城墙高大，冷兵器时代是很难攻克的。但清军调来了红夷大炮，对准城墙轰了一天，于1645年四月二十五日晚把城墙轰塌，扬州城陷落；四月二十六日，在此督师的兵部尚书史可法战死。清军占领扬州以后，清军统帅多铎以不听招降为由，下令屠杀扬州百姓。屠杀延续了十天，死亡逾八十万人，史称“扬州十日”。

　　扬州沦陷以后，南京也就失去了屏障。朱由崧出逃，南明政权的大佬们集体投降。此时距离崇祯皇帝上吊也就一年零一个月。没过多久，朱由崧被清军追上抓住，押赴北京处死。

　　至此，满清统一中国的大局已定。明清换代基本完成。

　　对这一过程，有个人曾经预料的很准，他说：

　　“唯恐东江破（东江镇被消灭），属国叛（朝鲜投降），而逆虏长驱（后金围攻北京）”，“其捷径尤在喜峰口（第一次入塞处）、一片石、潘家口、强子岭（第四次入塞处）等处”；“又恐关门指日动胡笳之咽（清军入关），而登（登州）、津（天津）、淮（淮河）、扬（扬州）不久成饮马之窟矣（清军南下，扬州十日）！”

　　这个人叫毛文龙。可惜，他已经死了很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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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一直心想百姓，为全民谋利的政权，才能长久于世界之林。

大参考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二）78.东南豪强

　　七十八、东南豪强

　　前面讲了那么多故事，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明朝灭亡的深层次原因。

　　我们前面讲了那么多，大家也都看出来了，明朝实亡于东林。那这个东林党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它为什么能够在明末掌握实权，左右国家命运？

　　关于东林党，现在主流的比较普遍的认为他们的特点有两个，一个是“清流”，一个是反对征收商税。

　　所谓“清流”，就是清高的知识分子的意思。这个说法前面已经有无数实例证明这肯定是假的。所谓清高不过是他们装出来的。“伪君子”、“假清高”更适合他们一点：人前装清高，背后收黑钱；自己装清高，家人、亲戚、亲信收黑钱；在朝廷里装清高，在老家大肆兼并土地和产业。满口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下笔全是家国情怀，干事全为一己之私。属于典型的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投降了满清还要篡改历史来给自己脸上贴金。

　　而第二条反对征收商税就不是一个真或假能说的清楚的了。东林党确实反对征收商税。由于税收严重不足，明朝一方面不得不把税负压到农民头上，激起农民起义；一方面拖欠军饷，导致兵变。最后明朝就灭亡在这上面。所以很多人就因为这一条骂东林党是亡国祸根。

　　这样谴责东林党基本上是对的。但是呢，如果我们只看到东林党主张不征商税，就会掉进一个自己给自己挖的坑里面：东林党是代表江南新兴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

　　当时正是全世界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度的时代。我们承认了这一点，就等于承认东林党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那么他们党争、贪污、伪君子、误国什么的，就都显得没有那么重要了。因为人家代表历史潮流嘛，对不对？跟中国走向近代化这个主题比起来，贪污算什么？虚伪算什么？甚至明朝灭亡算什么？

　　其实，东林党主张减免商业税这一条，并不是东林党经济主张的正确表述方式，有点以偏概全。

　　东林党除了主张减免商税，还有一条主张：恢复海禁。

　　要说主张减免商税跟代表工商业的利益还说的过去，主要加强海禁难道能够代表工商业阶级的利益，代表历史发展的方向么？显然是错误的。正好相反嘛，恢复海禁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不利于中国东南沿海工商业经济发展的。

　　嘉靖末年取得了对倭寇战争的最终胜利以后，东南沿海就出现了一片太平的景象。这种情况下，隆庆皇帝刚登基就宣布放开海禁，在福建月港这个地方开收海关税，允许海上自由贸易。到了万历皇帝这里，干脆派太监去那里收税，每年几十万两的海关银。

　　但是崇祯皇帝一上台，东林党“众正盈朝”之后，马上就以海盗问题严重为理由让皇帝在崇祯元年三月恢复了海禁。这笔财政收入瞬间就没了。

　　“恢复海禁”这个事情对什么人有利呢？很显然，对沿海的官僚和豪强有利，对普通商人不利。因为放开海禁，大家只要正常缴纳海关税，都都可以平等的出海贸易；但是恢复海禁，普通商人就不能出海贸易了。在海禁条件下，谁还敢出海贸易呢呢？就是有特权的地方官僚，他们掌握着执法权，想让谁出海就让谁出海。这个时候对外贸易就成了由地方官僚掌握的一种特许经营权，只有官僚世家或者跟他们关系密切的豪强富商才能有这种权力，其他人想要出海就可以进行打击，从而垄断海上贸易。

　　最后的结果就是：中央政府和普通工商业阶层利益受损，夹在中间掌握了海禁执行权的官僚得利。

　　从这个角度来一看，东林党其实主要还是代表了官僚集团的利益，而不是工商业阶级的利益。

　　对于所谓的减免商税，仔细分析起来也有问题。商税的概念比较广，其实海关税也可以算在商税里边的。取消海关税不代表工商业阶级的利益我们前面说了。此外还有一个大头：盐税。

　　东林党也主张大力减免盐税。这也不代表普通工商业阶层的利益。因为食盐是国家特许经营的，能够获得食盐特许经营权的都是跟官府关系密切的大富商，依靠盐业的垄断谋取暴利。如果今天中国政府宣布给企业减税，但减免的主要是石油企业的税收，大家会认为政府真的是在降低工商业的税负吗？会认为那些主张给石油企业减税的官员是工商业阶层的利益代言人吗？

　　此外还有茶叶税。这个跟盐税是一样的，茶叶在明朝也是政府特许经营的，只是标准要宽很多，税率跟盐税比起来也要低很多。但它仍然需要从官府那里取得特许经营权，大的茶叶经销商也是必须依靠政府关系。魏忠贤在的时候浙江每年的茶税收入可以达到两万两银子，东林党上台废除税监，浙江一年的茶叶税税收立刻下降到了十七两银子。基本相当于被废除了。

　　把海关税、盐税、茶税扣除之后，剩下的是钞关税。这是比较标准的商税。就是商品在全国各地贩运的过程中，在各个钞关路过的时候收的税。但它在整个广义的商税中占的比例一直都不是很高，大大少于海关税和盐税。东林党钞关税也要求降低。这个部分的减少是可以让工商业阶级真正受益的，但同时也可以让与官僚集团结合的富商们受益，因为他们也会经营这些普通货物。

　　所以，东林党的减税主张真正跟普通工商业阶级（或者新兴资产阶级）利益重合的所谓“减免商税”的部分，其实只有钞关税这一个方面，而且还是顺带的。魏忠贤被干掉以后，他们直接把每年几十万两的海关税给减没了，又把辽饷中每年54万两的盐税给减了33万两，每年20万两的钞关税给减少了10万两[1]。我们不能因为减少了这十万两就认为东林党代表普通工商业阶层，因为减免的大头不在这上面。他们在朝廷上喊得震天响，要求国家维护商业繁荣，就是利用这么一点跟工商业利益重合的部分来作为旗号，背后干着维护东南官僚集团利益的勾当。

　　等东林党下台，温体仁上台，立刻大幅度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对比户部崇祯四年预算案和东林党执政的崇祯二年的预算案，钞关税从二十万两增加到了二十七万两，盐税从三十万两增加到了九十三万两[2]。所以反东林的人物上台，商税中增加的最多也不是钞关税，而是盐税。即使按照比例来计算也是一样：钞关税增加了35%，而盐税增加了210%。

　　所以，东林党和非东林党在商税问题上斗争的重点，其实就不在普通商品税上，而是在那些需要政府特许授权的收入上面，特别是盐税。东林党上台，削减比例最大的是海关税（100%）和盐税；反东林的上台，增加比例最大的是盐税。海禁和减少盐课收入，这都跟近代工商业发展的利益没关系，甚至背道而驰。这些政策的受益人是东南官僚集团以及与他们已经“官商一体”的富商们，而不是代表着“资本主义萌芽”的新兴工商业资产阶级。

　　除了商税，东林党在农业税问题上也主张要尽可能的降低江南地区的农业税负担。张居正的各项改革他们都反对，唯独支持“一条鞭法”，大力在全国推广。这样全国各地都按照土地面积来交银子。北方，特别是西北地区土地贫瘠，每亩地的粮食产量比东南沿海少，白银的流通量也很少，按照土地面积来交跟东南差不多的银子，负担立刻就会加重，而在定额税收制度下，这就意味着相应的东南地区的农业税就会减少。

　　这个事儿的受益者也不是跟新兴工商业资产阶级。而是东南地区的大土地所有者。

　　那什么样的人会成为东南地区的大土地所有者？还是东南官僚集团嘛。因为他们有减免赋税的特权，利用这个优势再加上一点暴力和司法腐败，就可以大规模的兼并土地。徐阶在松江的那二十四万亩土地就是这么来的。

　　张居正的改革并没有涉及增加商业税的问题。他搞的一条鞭法是把税赋分摊到土地上，照理说是有利于城市工商业发展的。他搞考成法，解决了地方上拖欠国家钱粮的问题。这些拖欠的钱粮也大部分都是农业税，并不是商业税。但东林党元老顾宪成、邹元标等人还是坚决跟张居正对着干，实际上东林党就是从反张居正改革开始形成的。如果东林党代表新兴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它就没道理反对张居正改革。说到底，还是因为东南地区是天下赋税的大头，反对张居正搞理财，说张居正是王安石第二搞得人民苦不堪言，就是想继续拖欠农业税，在维护江南地区大地主的利益。

　　此外，即使减掉的那部分真正的普通商品税，也并不是真的就减免到工商业头上了。因为明朝的财政制度是中央和地方财政相对独立，虽然名义上所有税收收入都归中央支配，但因为运输成本高昂，沿途还有风险，不可能跟现在纸币时代、电子货币时代一样，先把收入上交中央在分配给地方。而是归地方使用的部分就直接放在地方上，成为“留用”；归中央使用的部分才运往北京，称为“起运”。到最后实际操作方式就变成了地方政府“交够中央的，剩下全是自己的”，他们怎么去征税、征多少，中央一般没工夫管。

　　这样，地方上就可以有小金库。对东南地区的官僚集团来说，那就很简单：不管什么钱，反正尽量少给中央，留下来我们自己花。中央不收的钱，地方官僚集团可以想办法接着收。

　　我们系统的分析东林党的政策取向，可以看得出来，它显然并不代表新兴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也不代表普通老百姓的利益。它代表的是腐败的东南官僚集团以及与他们结盟的大资本、大地主的利益。可以简称为东南豪强集团。

　　这个集团一方面大力兼并土地，另一方面也与时俱进，利用他们掌握的政府权力，控制了东南地区的商业活动，对上拒绝向中央交税承担义务，对下盘剥普通工商业从业者、手工业者和普通市民，自己从中间大发横财。

　　对东林党来说，不管中央收什么税——农业税、商业税、海关税，不管是收银子还是粮食，反正在我的势力范围内，我全都不想交。东南地区的财富都是我们的囊中之物，再有钱也得烂在自家锅里，谁想来分一杯羹我们就跟谁急！

　　东林党其实跟其它朝代的腐败文官集团的性质是差不多的，主要就是收黑钱和兼并土地。只不过因为大航海时代到来了，中国东南沿海对外贸易发达，这帮腐败的官僚也与时俱进，又学会了用政府权力去从商业活动中发财，多穿了一件发展工商业的马甲，很多人就被他们骗过了。

　　天启初年，东林党人高攀龙在《上罢商税揭》，大力诋毁商税，他说：收了商税，商人就会以更高的价格销售商品，人民利益就会受损。现在市场上物价很贵，就是因为商税。因此应该停止商税。[3]

　　这段话的逻辑比较幼稚。“税收会增加经济成本”这在任何税种中都会存在，并不是只有商税如此。收农业税会提高农民的种地成本，会让粮食涨价；收盐税也提高食盐的成本，让食盐涨价；海关收税会提高进口产品成本，让进口货涨价……要是按照高攀龙的逻辑，政府不仅不能收商税，任何税都不能收，政府官员和军队天天喝西北风就行了。

　　高攀龙和顾宪成是东林党两大精神领袖，东林书院就是他们俩创办的，天天给学生们讲课，灌输东林党的思想理论。结果高老师自己关于商业和税收的关系就研究到这个理论水平，实在是令人失笑。这说明他压根没花过心思认真思考怎么发展工商业，不过是拿着保护商业的幌子，信口开河，以抗拒中央收税罢了。

　　明朝财政不仅是被商税收少了拖垮的。东林党商税不让多征、矿税不让多征、盐税不让多征、茶税不让多征、海关税不让多征、农业税也不让多征。所以明朝最后中央财政完全崩溃，没钱救灾、没钱打仗、没钱安抚农民起义军、没钱给士兵发工资，缺的不仅是商税，而是什么税都缺，没一样税收齐全过。

　　商税以前很少，要增收，东林党拦着死活不让增加，给人的错觉就是好像东林党只反对收商税似的。其实不是这样。农业税他们也不想交。但农业税是国家最正统的税，找不到理由来反对征收，东林党采取的方法就是以自然灾害等理由要求减免，或者以各种理由拖欠，拖欠久了之后再想办法让政府下令免除之前拖欠的部分。张居正被清算以后，农业税被地方长期拖欠拒不上交中央是常态，不是一年两年了。

　　按照明朝的国力，就算一分钱商业税都不增加，只收农业税，要干掉后金、镇压李自成，也是足够的。我们前面已经算过了，所有正赋和加派摊到土地上，每亩地也就收二三十斤粮食，真不高。关键是土地兼并引起的税赋不公平和贪污腐败导致的税收中间成本太高。只有在连农业税都收不起来的情况下，明朝才会崩溃。

　　周延儒在崇祯十四年刚当上内阁首辅，就按照跟东林党的政治交易，上书皇帝，说：

　　“首请释漕粮白粮欠户，蠲民间积逋，凡兵残岁荒地，减见年两税。苏、松、常、嘉、湖诸府大水，许以明年夏麦代漕粮。”（《明史·周延儒传》）

　　这段要求减税的建议主要就是针对的农业税，因为那时候已经没啥商税可减免了。当时北方一片兵荒马乱，税根本收不上来，减税只能减到江南地区头上。所以前面讲的减免“兵残岁荒地”的税收都是虚的。真正实在的就是这句话：“苏、松、常、嘉、湖诸府大水，许以明年夏麦代漕粮。”说来说去还是东南地区不想多交农业税。

　　苏州、松江、常州、嘉兴、湖州这些都是东南最富裕的地区，也确实有发大水。但当时北方造反的农民都超过一百万了，陕西等地的灾荒都人吃人好多年了，清军都在河北山东屠城了，你发个大水也好意思拿出来说？

　　照理说崇祯后期，海关税没有了、商税也大幅度削减了，主要收入就剩个盐税和农业税了，税制都恢复到朱元璋时代了。就这样，到了亡国关头，这帮人还在找借口想少交点农业税。这得贪心到何种地步才干得出来？

　　张居正在改革遇阻的时候，就发愤说过一句话：“江南士大夫最无天理！”[4]

　　那个时候东林党还没有形成，但从张居正这句话来看，当时东南地区官僚集团的腐败无耻就已经成功的引起了他的注意。

[1] 朱庆勇，《明末辽饷问题》，77页
[2] 林美玲，《明末辽饷研究》，39-41页。
[3] “商税非困商也，困民也。商也贵买绝不贱卖，民间物物皆贵，皆由商算税钱。”
[4] 许苏民，《李贽评传（下）》，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51页。

大参考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2卷）

李晓鹏

　　二、亡国祸根：古代王朝灭亡中土地兼并与官僚腐败的因果关系

　　把东林党的性质大体摸清楚以后，明朝灭亡的原因也很清楚了，主要就是官僚体系的腐败造成的。只是说以前的官僚腐败主要是贪污和兼并土地，东林党还会控制工商业，贪腐方式有进步，仅此而已。

　　西汉、东汉亡于贵族豪强（门阀地主），唐朝亡于军事豪强（军阀藩镇），宋明亡于文官豪强（文官与大地主大资本的结合）。虽然有差别，但本质是差不多的，核心都是官僚体系（勋贵、武将、文官）失去控制，不再满足于从合法的政府税收中获得收入，而是自己去控制经济体系，获得独立的经济基础，形成对上抗拒皇权、对下欺压百姓的豪强权贵集团，使民不聊生、国家分裂、王朝灭亡。

　　我们在第一卷里曾经提出过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古代大一统王朝，没有一个能存在超过三百年的。那么让一个王朝最终覆灭的核心原因是什么？

　　我们在第一卷里面说，从表面看是“土地兼并”，但是还有更深刻的原因。这个更深刻的原因，就是官僚体系的腐败。至于土地兼并，不管是西汉那种勋贵豪强为主的土地兼并，还是明朝这种文官为主的土地兼并，都是官僚体系腐败带来的结果。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一直有一种说法，叫“官逼民反”。就是说人民起义基本都是官僚体系的腐败和压迫造成的。这是两千年帝制社会发展过来，在中国民间形成的一个共识。

　　但是，近代以来，因为中国相对于西方世界大大的衰落了，惨遭西方列强的殖民入侵。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就开始努力去学习西方，从西方人的知识当中来寻找救亡图存、富国强兵之路。刚开始是学习西方的武强，然后学习君主立宪，然后学习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最后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终于取得了成功。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就成为了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而在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分析中国历史的时候，土地兼并在王朝灭亡中的重要意义就被过分高估了。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有四条最关键的结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根据生产资料占有关系分为两大对立的阶级，占有生产资料的一方为剥削阶级，另一方为被剥削阶级；马克思以前的所有国家政权都是剥削阶级进行统治的工具。

　　这四条结论里面，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是没啥问题的。但后面三条在分析中国历史的时候，都会出现问题。

　　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有一个基本原理是非常深刻的：人的思想观念必然受到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这一点用在马克思自己头上也必然是成立的。他对中国古代社会的了解非常少。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主要是基于对欧洲社会的分析。

　　我们在第一卷里面就讲过，欧洲中世纪是封建社会，但中国的中世纪不是封建社会，而是郡县制社会；秦始皇之前的中国，才能称为封建社会。

　　在欧洲有史料可查的历史中，绝大部分时间一直没有形成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在封建制度下，政治权力和生产资料所有权很难截然分开，封建领主既是土地所有者，又是土地上居民的统治者。国王的权力非常弱小，也就从来没有形成过一个具有独立地位、掌握巨大权力的官僚集团。这就让马克思在分析经济基础和政府体制的时候，过分强调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而不太重视政府体制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

　　马克思并不了解，一个强大中央集权建立起来之后，与生产资料所有权占有关系脱离的官僚集团会如何运作。

　　这个集团并不能仅仅看成是地主或资本家的奴仆，他们会产生自己独立的利益，反过来控制经济体系而不是被经济体系所控制。他们并不是被动的等着地主或商人来送钱，然后提供服务。他们可以把没有背景的地主或商人送进监狱，然后自己来兼并土地和控制商业，在这个过程中完全占据主动和主导的地位。这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里面是没有的。

　　由于对官僚体系力量和独立性分析的缺乏，导致了我们在用未经中国化改造的马克思主义来分析中国历史的时候出现了较大的偏差。

　　斯大林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提出：“社会发展史……是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制的，社会主义的这样五种基本生产关系更迭的历史。”

　　在这五种社会形态中，奴隶制国家的统治阶级是奴隶主，封建制国家的统治阶级是地主，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是资产阶级。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是为被剥削阶级服务的政权。

　　新中国建立以后，这套“五种社会形态说”也就成为了理论界阐述中国历史演进规律的基本法则。

　　根据这个法则，中国从秦始皇开始到清朝的这段时期被认为是“封建社会”，统治阶级是“地主阶级”。中国的皇帝是“地主阶级的总头子”，官僚体系也是为地主阶级服务的。人民是受地主阶级压迫的。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农民起义就是农民和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最高表现形式。农民起义是为了从地主手中夺回土地。

　　农民为什么要夺取土地呢？因为他们没有土地。

　　那他们为什么会没有土地呢？因为他们的土地被地主抢走了。地主要通过土地所有权来把农民变成佃农，对他们进行剥削，所以会不断的兼并他们的土地。等土地兼并到了一定程度，农民活不下去了，就会起来造反。

　　以上就是关于土地兼并是王朝覆灭的主要原因的基本逻辑。在这个逻辑中，官僚集团只是是地主阶级的代言人。他们腐败是因为被地主阶级腐蚀和收买，以维护地主阶级利益，帮助地主阶级镇压农民反抗的。

　　在这个理论体系中，土地兼并是因，官僚腐败是果；土地兼并是深层次原因，官僚腐败是表面现象，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一种表现形式。

　　它大体是下图这么一个逻辑：

图：王朝灭亡的“土地兼并假说”

　　这个理论是有缺陷的。

　　在古代经济条件下，基于自愿的土地交易量非常低，特别是农民自愿卖出土地的交易量。对农民来说，土地就是整个家庭的命根子，比个人的命还重要。古代农民基本就不看病，房子和土地都是世代继承的，病了自己好不了就死在家里，也不会把土地卖了去看病。那时候大部分疾病也都是医生看不好的，花钱也没有用。在各个朝代所能看到的资料，较大规模的土地兼并，基本都是强取豪夺，或者因为税赋过于沉重，迫使农民放弃土地。

　　本书在前面举过一些明朝土地兼并的例子，主要是两种方式。

　　一种是豪强地主强势夺取别人的土地，比如内阁首辅杨士奇的儿子打死数十人，内阁大学士梁储的儿子为了夺取杨姓富家的土地杀死对方一家两百多口人。还有唐朝宰相褚遂良欺负自己手底下的小官，把他们家的良田给抢占了，也是这种方式；

　　另一种是官员权贵享有减免赋税的特权，以此换来别人主动把土地“投献”到他们名下，以达到避税的目的。也就是土地所有者因为国家税赋过于沉重，宁可放弃土地所有权，以缴纳地租代替交税。

　　这两种形式，很明显都是官僚集团利用政治特权来夺取土地。

　　也就是说：官僚集团的特权和腐败才是土地兼并的主要原因。而不是相反。

　　而且，官僚集团的腐败，还会体现在很多跟土地兼并无关的方面，比如打官司收黑钱，比如贪污军饷；前者也会增加人民的痛苦，后者则会削弱军队的战斗力，危害国防安全等等。

　　所以，土地兼并、官僚集团腐败和农民起义、王朝覆灭的因果关系应该是这样的：

图：官僚体系腐败与王朝灭亡的关系示意图

　　这张示意图只能画个大概，官僚体系腐败还会导致行政效率下降、政府开支庞大等问题，进一步增加人民负担和降低政府财政能力。但整体的思路应该是清楚的：土地兼并只是官僚体系腐败造成的后果之一，它跟官僚腐败制造的其它问题一起，共同引发了农民起义。

　　官僚体系腐败不仅会引发农民起义，还会通过贪污军饷引发兵变，还会降低军队战斗力。在没有大规模农民起义的情况下，单纯的官僚体系的腐败也可以导致一个大一统王朝灭亡。北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我们后面这张图的逻辑，用来解释中国古代王朝覆灭的原因，就比前面那张图把土地兼并作为根源的解释要有力和全面的多。它的逻辑起点，就是中国自从秦始皇以来，建立了一套欧洲中世纪所没有的郡县制国家管理机制，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很强独立性的官僚集团。这个官僚集团在社会资源分配中居于核心地位，它自己就是统治阶级，不需要依附于地主或者富商。它的清廉高效可以创造伟大的盛世，它的腐败堕落就能毁灭一个帝国。

　　这个官僚体系的运行，不能完全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思路去理解它。作为标准的上层建筑，它相对于对经济基础的独立性非常强，可以适应不同的经济基础，也可以反过来决定经济基础的形态。

　　一个理想的农耕型郡县制帝国应该是这样的：

图：理想状态的农耕型郡县制帝国组织结构

　　在这个组织结构中，帝国政府通过郡县制官僚体系和基层里甲制度，直接对拥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进行组织管理，把他们农业耕作的剩余集中起来用于兴修水利和供养军队。军队还可以自己耕种一部分土地来养活自己。

　　这里面“地主阶级”这个层级并不是必须的。没有地主，帝国政府直接管理农民，也能很好的组织生产和战争。也就是说，帝国政权可以以自耕农和土地公有制（军屯土地和官田）作为其存在的经济基础，并不需要地主来支持。

　　相反，土地兼并出现地主，对帝国制度的正常运转反而是个威胁。

　　当出现土地兼并以后，帝国制度就变成了这样的：

　　这里面，里甲制度就部分的被乡绅地主取代了，郡县制官僚体系也部分的从直接管理农民变成通过乡绅地主代理来对农民进行管理。

　　如果土地兼并程度不高，这种情况对帝国制度来说仍然是可以接受的。土地私有制必然导致一定程度的土地兼并，但这并不可怕。王朝前期的实际情况大体就是这样，一部分自耕农，一部分中小地主加雇农共同成为帝国的经济基础。这个时候也不能说帝国官僚体制就是为地主阶级服务的。

　　真正的问题是官僚集团权力的扩张，“向下吃掉”自耕农或者中小地主的土地。也就是我们所讲的通过强取豪夺的方式进行土地兼并。一旦这部分官僚利用手中的政治特权掌握大量土地，他们就从官员变成了豪强权贵。这种方式进行的土地兼并，才会真正带来难以解决的问题。他们对上抗拒皇权，并尽可能的逃避国家税赋；对下残酷榨取老百姓，并将国家税负尽可能的转移到普通老百姓头上，最后终于搞得官逼民反，王朝灭亡。

　　所以，官僚体系对农耕帝国的经济基础的影响，就可以体现为吞并自耕农和中小地主的土地，把以中小土地所有者为主的自然农耕经济结构，变成“豪强型大土地所有者”为主的官僚地主控制型经济结构。

　　此外，还有一种土地兼并方式，也跟单纯的地主阶级毫无关系，就是国有土地私有化。也就是权贵们通过特权、腐败、弄虚作假等等方式，把军屯土地和官田变成私有土地，按照民田来交税。因为军屯土地由军户耕作，大部分粮食是要上交的；官田的耕作者除了要交税还要给国家交地租。这些都是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国有土地私有化以后，就只需要按十五税一的民田标准来交税就可以了。再加上能够把国有土地私有化的一般都是权贵，他们有减免赋税的特权，往往就连民田标准的税也一块给免了。这就是完全依靠腐败和特权把国家的财富据为己有，跟地主兼并农民的土地没有一点关系，也无法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来解释了。

　　总之，帝国制度下的土地兼并，基本都是很典型的“上层建筑改变经济基础”，而不是经济基础自身发生了变化去影响上层建筑。

　　同样的模式对工商业活动也同样适用。

　　理想的工商业帝国体制可以表示成这样：

　　帝国官僚体制并不是只能与农耕社会相适应。经济基础变了，上层建筑可以基本保持不变。像明朝中后期那种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沿海工商业的大繁荣，帝国治理结构本身并不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变革。无非是把最基层的里甲制度，用牙行、商会这样的形式来加以代替。

　　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体制是明朝中后期工商业大繁荣的重要政治基础，而不是发展的障碍。在郡县制条件下，全国形成一个统一的大市场，商品和人都可以自由流动，非常有利于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大一统给工商业从业者带来的好处，甚至比给农民带来的好处还要大。因为工商业比农业更需要安定的社会环境和广阔的市场空间。

　　从农业、手工业、商业，到近现代的大工业，中央集权的郡县制都是可以充分包容的。甚至到今天信息化时代，中国依然还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体制，经济还是在快速增长。经济基础的根本性变化，并没有让这个上层建筑被颠覆。

　　但是，也如同官僚体系会改变农业社会的经济结构一样，它也会改变工商业社会的经济结构。比如：

　　通过建立食盐和茶叶的特许经营制度，然后又安插自己人去经营或者收受贿赂，官僚集团就可以把这些商业利润收入自己的腰包。

　　通过私自设立牙行来对商品交易抽分，并且规定任何大宗商品交易必须通过牙行，不准私下交易，又可以把很大一部分普通商品交易的利润也纳入私囊；

　　通过海禁政策的弹性把握，把进出口贸易的利润也收入自己口袋；

　　利用特权获取黄金地段的土地房屋所有权，取得级差地租；

　　让家人或家族人士去经商、放高利贷，自己为其中的非法经营活动提供保护，或者用权力帮助他们打击竞争对手，获取暴利。

　　……

　　官僚集团通过这一系列的手法，利用手中的权力，就跟强取豪夺兼并土地一样，也可以很容易的实现“兼并产业”，也就是把工商业活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官僚集团兼并土地，就成为地主豪强，兼并产业，就可以成为商业豪强，或者说的时髦一点，变成“官僚资产阶级”。

　　徐阶的家族就是大官僚、大地主、大富商相结合的典型。徐阶的官做到首辅，土地兼并成松江第一大地主，又占着京城等地的黄金位置经营，还开纺织厂和放高利贷，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权贵家族。

　　这个时候，工商业经济的“经济基础”实际上就又被官僚集团这个“上层建筑”给改变了——从中小企业主和手工业者的自由竞争市场变成了官僚资产阶级、商业豪强垄断的寡头市场。在自由市场里面，工商业从业者通过竞争创造财富，然后向国家交税，就可以实现民富国强、富国强兵；在后一个市场里面，官僚集团垄断大部分商业利润，对上拒绝缴纳商业税，对下压榨普通劳动者和中小商人，就会国穷民困。这跟农业社会官僚腐败导致土地兼并的后果是一样的。

　　明朝后期东林党的出现，就是因为在江南地区形成了一个官僚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垄断社会财富的局面。东林党就是在为这个利益集团说话。

　　这个利益集团的核心是腐败官僚集团，外围就是依附于它的大商人和大地主。真正的新兴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市民阶层，还有城市手工业从业者，他们的利益是跟这个利益集团直接冲突的。他们被这个利益集团通过牙行抽分、敲砸勒索、高利贷等形式残酷剥削，他们的产业也随时可能被这个集团兼并侵夺。他们与这个利益集团是被压迫者和压迫者的关系。

　　所以我们才说，真正代表中国新兴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思想，是李贽的心学思想，而不是东林党的儒家宗法理论——宗法伦理显然对官僚有利而对平民不利。东林党和李贽势不两立，东林党一定要整死李贽才满意，因为他们完全属于两个互相对立的阶级。

　　李贽大骂官僚集团腐败无耻，痛批理学家们虚伪，要求建立自由市场和实现人人平等，反对儒家宗法等级制度，海瑞在江南大力反腐败、整顿土地兼并、平反冤假错案、打击非法高利贷，要求守寡妇女可以自由改嫁等等，都是在跟这个官僚权贵集团过不去，也都是在为江南地区真正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市民阶层撑腰。

　　李贽歌颂大一统帝国的开创者秦始皇，主张适度的增加商业税收，走富国强兵之路。这不是思想保守落后，而是真正的站在新兴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上来考虑问题。只有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存在，中国才能更好的保卫边疆和平，创造更广阔的市场，甚至组织力量进行新一轮的郑和下西洋，开拓海外贸易。跟这样的利益比起来，商税高一点低一点并不是很大的问题，更何况当时商业税率实在是很低。

　　而且，当时也只有皇权才有可能以非战争的方式镇压他们最大的敌人——东林党贪官豪强集团。

　　李贽的心学思想，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迫切希望和大一统皇权相结合，对内打击贪官豪强，对外开拓世界市场的理想。而东林党关于工商业只知道要求朝廷停止征收商税，却绝口不提反腐败，更不提人人平等、自由贸易，反而要求强化儒家理学思想，强化宗法等级制度，强化海禁，就是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

　　东林党心目中的理想世界应该是这样的：

　　圆圈里面这个介于皇帝和普通老百姓之间的集团，就是权贵集团，它是由官僚集团控制的，下面的地主富商等等都是官僚集团的附庸。

　　李贽和海瑞希望通过反腐败来建立社会，应该是这样的：

　　这就是一个把官僚集团变得清廉，然后也就消除了依附于腐败官僚集团的大地主和特权商人集团的社会结构。农民可以轻徭薄赋，工商业可以自由竞争，国家财税也不会大量流失。这个局面其实跟朱元璋时代的明朝很像。这也是海瑞一再要求恢复朱元璋反腐败法令的原因。

　　明朝从朱元璋时代结束以后，就经历了一个中间权贵阶层不断做大的过程。当它大到一定程度，对下足以让底层老百姓活不下去了，对上足以让国家财政崩溃、军队哗变的时候，明朝就灭亡了。

　　这种社会形态的产生、演变和灭亡，都是斯大林的社会发展五阶段理论不能解释的，也是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理论不能解释的。它的核心驱动力来自于官僚集团政治权力的膨胀。这种膨胀在农耕社会会发生，在商业社会也会发生，甚至工业社会、信息社会还是会发生。其演变规律不因生产关系的改变而改变。

　　官僚集团的权力自于皇权，而皇权则来自于古代技术条件下政府提供国防、治安、水利、赈灾等基础公共服务的需要，其中核心是军事权力。中间不需要假设存在一个占有大量生产资料的剥削阶级来支持这个政权。相反，这个政权还带有遏制生产资料集中的倾向，皇权的最佳经济基础是自耕农、中小地主、手工业者和中小工商业阶层，过于庞大的私人财富对皇帝的权威是一种威胁。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关系，也不是统治阶级与为他们服务的暴力机器的关系，而是一种互相制衡、彼此冲突的关系。

　　虽然官僚集团的膨胀也主要体现为去攫取物质财富，可以说它是经济利益驱动的，但显然无法从按照生产资料去划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这个框架来解释它的演变过程。

　　明朝灭亡的核心原因，是官僚集团的腐败、政治权力的失控。这是官僚集团取得皇权的代理权以后自我膨胀的结果，而不是生产资料占有的集中导致的。土地兼并和资本过度集中确实存在，而且对帝国而言也都不是什么好事，但作为帝国灭亡的原因，它们都处在一个比较浅的层面上，是官僚集团腐败和特权膨胀的结果而不是更深一层的原因。

大参考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2-80

　　三、造反有理：底层革命与大一统王朝的崛起

　　以前我在读中学的时候，历史教材都是在用斯大林的社会发展五阶段理论来套用中国的帝制时代，称之为地主阶级专政的“封建社会”。然后，我们就被告知了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结论：一切农民起义，要么被镇压，要么就会被地主阶级篡夺领导权，反正绝不可能成功。

　　因为农民起义一旦成功，接下来肯定要建立皇帝制度，而皇帝制度已经被认定为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了，所以只能说是农民起义变质了、或者被地主阶级篡夺了领导权，在理论上才能自圆其说。

　　像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的父亲是当过县官的，他成为农民革命领袖并且最后当了皇帝，就是地主阶级篡夺了农民革命的胜利成果；像明朝，朱元璋是贫农出身，他当了皇帝，就是农民起义领袖变质了。

　　这个结论比较搞笑。特别是朱元璋，说他变质了，那他在登基当皇帝的前一秒还是农民革命领袖，屁股往皇帝的龙椅上一坐，就变成地主阶级的总代表了？就变得那么快？

　　从朱元璋当皇帝以后执行的一系列政策来看，我们可以很有把握的说：他还是农民利益的代表。他建立的朱明政权是一个农民专政政权，而且还是贫农专政。所以才会规定农民可以把官员绑起来进京告状，规定官员贪污六十两银子就要剥皮实草，而且还坚决执行，通过大规模的株连，把大量的贪官、豪强卷进来杀了好几万人。这种事情只有贫农专政才干的出来，地主阶级专政干不出来。

　　明朝初年，全国的土地所有权有一半属于军事卫所，剩下的一半中又有很大一部分是“官田”，二者加起来国有土地占了绝大多数。这个时候的中国是一个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国家。私有土地“民田”比例较低，而且绝大部分在自耕农手里，大地主很少。要说这个政权代表地主阶级专政，是怎么说也说不过去的。

　　像赵匡胤建立的北宋政权，那才勉强可以说是官僚地主阶级专政的政权：不限制土地兼并，又给予了官僚集团极大的特权。

　　皇帝制度这个政治制度，就是一种政权组织形式，并不代表特定的阶级专政。古代的技术条件下，任何阶级、任何人要想长期稳定的治理中国，都必须采用这个制度。不同的人坐在皇帝的位置上，不同人在这个体制下做官，可以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最后判断这个政权代表的是哪个利益集团的利益，关键是看它实际制定并执行了一个什么样的政策。

　　朱明皇权，是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它就跟高级官员通过政变建立的赵宋皇权所代表的阶级完全不一样。

　　宋朝的制度：“不杀士大夫”；人民贩卖私盐超过二十斤的，死刑。

　　明朝的制度：官员贪污八十贯以上的，死刑；人民因为生活无着贩卖私盐，在个人背得动的重量范围内，不予抓捕和禁止[1]。

　　宋朝的制度：地方官随便处死老百姓，中央不管。转运使杜杞私自将广西环州的起义军首领五十六人公开凌迟处死、开膛剖肚，剁成肉酱，啥事没有。

　　明朝的制度：任何死刑必须中央复核、皇帝打勾才能执行。闽浙总督朱纨在剿灭葡萄牙殖民侵略者和倭寇的战争中，抓了几十个海盗头子和临阵通敌的，未向中央请示就给处死了。嘉靖皇帝下令把朱纨逮捕进京治罪，朱纨愤而自杀。

　　宋朝的制度：不管农民叛乱，还是城池被农民起义军攻陷，地方官都不会被判处死刑；

　　明朝的制度：“凡牧民之官失于抚字，非法行事，激变良民，因而聚众反叛，失陷城池者，斩。”《明律·兵律》

　　两相对比，你就会发现，明朝的制度里面，确实有令人感动的东西在里面。其中有大量保护底层人民利益和限制官僚特权的条款。这就是农民起义的胜利成果，就是因为来自农民阶级的朱元璋夺取了皇权。

　　到了清朝，清军最后镇压了农民起义，满清统治者夺取了皇权，对待人民的手段就又完全不同了。

　　明朝的制度：聚众抗粮或罢考、罢市全都不犯法。

　　清朝的制度：抗粮聚众或罢考、罢市至四五十人，为首斩立决，从者绞监候。

　　万历皇帝派税监去征税，各地经常组织罢市抗议，只要不打死征税人员就啥事都没有。苏州第二次罢市把征税人员打死几十个，皇帝才开始追究责任，也不过把带头的抓起来坐了十年牢。

　　到了清朝顺治十八年，苏州地区的一些书生聚集起来抗议税负太重，还按照明朝时候的老法子，组织众人到孔庙前面去哭，然后选出代表带着抗议书去找苏州巡抚。整个过程没有任何暴力行动。结果参与者全部被逮捕，带头的十八人被斩首，其中就有著名才子金圣叹。

　　明朝的制度：书籍出版没有任何限制，随便写、随便印；偶尔会宣布查禁某书，但宣布完了之后如果还有人继续印，也没什么惩罚措施。

　　清朝的制度：大规模的文字狱。清初的“明史案”，一个民间作家因为在自己编的《明史》里面直呼努尔哈赤为“奴酋”、清兵为“建夷”，结果作者全家被处决，为此书作序的人也被杀，买书的被杀，出版社老板被杀，连排版的、校对的工人也被杀，总共杀了七十多人，牵连获罪的高达千余人。

　　所以，不同的人夺取皇权——权贵、底层人民，还是少数民族，它所代表的利益和执行的政策，是完全不同的，不是一句“地主阶级专政”就能简单概括的。农民起义并不是只有被镇压和变质两种结局，它是可以取得胜利的，胜利的标志就是夺取皇权。

　　我读中学的时候，被告知中国农民运动的最高峰是清朝的太平天国起义，也有一种说法的明末的李自成。之所以是最高峰，是因为他们比较明确的提出了均分土地的口号。太平天国有《天朝田亩制度》，而李自成则喊出了“均田免粮”的口号。

　　其实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从未认真实践过，只是停留在纸面上；而根据顾诚在《明末农民战争史》中的考证，李自成从未喊过“均田免粮”，史料记载的只有“免粮”，没有“均田”。因为明末社会的核心矛盾不是土地兼并导致农民失去土地，而是土地的税赋太重，很多人有田也要抛荒逃走。李自成才会大喊“闯王来了不纳粮！”此时社会的核心矛盾是腐败的官僚统治阶级和老百姓的矛盾，而不是地主和农民的矛盾。

　　如果中国农民战争的最高峰就是这两场失败的起义的话，那不是在歌颂农民起义，而是在大大的贬低农民起义。按照这个逻辑，农民起义就只能搞破坏，不能搞建设，要建设还是只能依靠地主阶级。

　　这样的观点是不对的。中国古代农民起义的最高峰，显然是元末农民起义。它取得了完全的胜利，推翻了一个腐败反动的旧政权，赶走了蒙元统治者，恢复了华夏正统，让一个贫农、乞丐当上了皇帝，一大群底层出身的英雄人物进入帝国统治阶层，建立了一套有利于底层人民权利保护的法律制度。农民起义的英雄们共同建立了一个伟大的、繁荣的帝国，开拓了西洋商业贸易，建立了海陆双重霸权，让明帝国成为全球手工业和贸易经济中心，存在了长达二百七十五年之久。农民起义的最高峰就应该是这个样子，这才能叫最高峰，辉煌得让后人只能仰视。太平天国就占领了长江沿岸一带那么一点地方，还没有夺取政权就彻底腐化堕落，被消灭镇压了，怎么能叫最高峰？这最高峰也太差劲了吧。

　　元末农民战争是最高峰，那第二、第三、第四高峰呢？

　　第二高峰应该是秦末农民起义。普通农民出身的刘邦最后统一中国当上了皇帝，建立了伟大的西汉王朝；

　　第三高峰应该是西汉（王莽新朝）末年农民起义，平民出身的刘秀最后统一中国当上了皇帝，建立了东汉王朝。

　　——从改朝换代的角度来看，西汉和东汉的皇帝虽然都姓刘，刘秀也确实是汉高祖刘邦的后裔，但这是两个朝代，不能合成一个汉朝，算王朝寿命得单独计算。因为经过农民战争对统治集团进行了彻底的换血，皇帝姓刘与否是无所谓的。而王莽篡汉建立新朝，虽然皇帝不是一家，但新朝和西汉可以算成是一个朝代，因为统治集团还是那拨人。

　　第四高峰是隋末农民起义。虽然最后当上皇帝的是关陇军事贵族李渊，但他的儿子李世民在战争中跟农民起义结合，吸纳了大量的农民起义军优秀人物进入自己的王府班底。最后李世民就是依靠这些人，发动玄武门之变，干掉了完全依靠关陇军事贵族支持的太子李建成，当上了皇帝。

　　李世民政权是一个关陇军事贵族和农民起义新贵联合执政的政权，有很多政策措施是很能够代表底层人民利益的。李世民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儒家士大夫和民间都一致认为是圣贤君主的皇帝。不像宋仁宗、明孝宗这种，士大夫把他们捧上天，人民群众没感觉。也不像朱元璋、万历皇帝这种，人民群众很认可，士大夫又把他们骂死。

　　李世民死后，关陇军事贵族的代表长孙无忌跟传统的门阀贵族代表褚遂良等人结合，试图架空李唐皇权，重新恢复门阀贵族与皇帝共同治理天下的局面。皇帝李治和平民出身的后妃武则天联合起来，并且得到了农民起义新贵徐世绩等人的支持——他此时掌握着军权，打压关陇贵族和传统门阀家族。李治死后，武则天大规模任用酷吏清洗这些旧贵族，发展壮大科举制度，从平民子弟中选拔人才进入政府。最后，代表农民起义新贵的一方取得了胜利，彻底镇压了旧贵族，开创了盛唐时代。

　　农民起义成果被篡夺的情况也确实有，比如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很快就被各地豪强自己起兵镇压了。从此以后地方诸侯就手握重兵，中央权力被瓦解，东汉也就被三国争霸的格局取代。

　　正因为农民起义失败了，社会阶层的革命很不彻底，门阀士族的统治没有被打破，没过多久就搞出来了“九品中正制”。西晋虽然统一了中国，但统治阶层腐朽堕落的局面跟王朝末年没有什么区别。从东汉到曹魏到西晋，看起来换了三拨皇帝，其实不能算是真正的改朝换代，因为统治阶层始终还是门阀士族，光换皇帝是不管用的。所以西晋只存在了五十年就灭亡了。我们也可以说作为大一统王朝的东汉一直到这个时候才真正灭亡。

　　东晋割据东南半壁江山，继续依靠门阀家族统治，后来又宋齐梁陈折腾了一百多年，始终是个病怏怏的局面，无力收复北方的故土。倒是北方在民族融合和农民战争的大熔炉中，培养出来了具有新鲜血液的关陇军事贵族，最终完成了统一中国的任务。然后又通过隋末农民战争和武则天的酷吏行动，这一轮大换血才算完成。

　　农民起义成果第二次被篡夺是唐末农民战争。黄巢起义被镇压，朱温灭唐以后也被藩镇军阀消灭。此后中国进入五代十国的军阀混战，最后胜利果实被赵匡胤摘走。从唐朝建国一直到北宋灭亡都可以看成是一个大一统王朝的存续时期。在这个时期内，帝国的统治阶层没有出现大断层，文官士大夫逐步的取代了腐朽堕落的门阀贵族，成为官僚集团的核心，然后他们自己又腐化堕落，最后出现了跟西晋一样的结局：北方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

　　农民起义成果第三次被篡夺是明末农民战争，胜利的果实最终被满清摘走了。

　　所以，两千多年的中华帝国，群雄逐鹿、中原争霸，改朝换代主要以三种方式出现：

　　一种是底层革命取得胜利，对统治阶层进行大换血，来自社会底层的英雄人物成为新的统治阶层，建立一个充满活力的大一统王朝。中国古代经济最繁荣、文明程度最高、最辉煌的四个大一统朝代：西汉、东汉、唐朝、明朝，都是农民革命的胜利成果。底层革命是推动中国古代社会进步的最伟大的力量。底层人民的革命不仅能够砸烂一个旧世界，还能建设好一个新世界。只有明确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够理直气壮的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进步的真正动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底层革命的胜利成果。今天所谓“中国经济奇迹”、“中国崛起”这些让其它国家看起来大惑不解的现象，其实就是中国底层革命胜利以后的必然结果，历史上曾经多次出现，不值得大惊小怪。新中国再现两汉、盛唐和大明的辉煌是没什么问题的。需要担心的是它在再现辉煌之后，会不会也跟这些王朝一样，因为统治集团的腐败堕落而开始走下坡路。

　　第二种改朝换代的方式，是底层革命被镇压，统治阶级延续自己的统治，只不过帝系出现转移，换汤不换药。皇帝从姓刘的换成姓曹的，又从姓曹的换成姓司马的，看起来好像改朝换代了，其实没有，统治集团没变。新的王朝就会积贫积弱，缺乏活力和创新，对外软弱无能，对内严酷剥削人民，最后会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覆灭。西晋和北宋是这种情况的代表。

　　近代的中华民国也是这种情况的代表：看起来把皇帝赶下台了，共和革命成功了，但统治阶级还是清末形成的军阀、买办和封建地主。统治阶级腐朽无耻的本性没有因为废掉了皇帝就发生任何改变，还是继续对外投降卖国、对内残酷镇压人民反抗。国家积贫积弱、人民苦不堪言，民国只存在了二十多年就被真正的人民革命推翻了。这段历史也说明，有没有皇帝并非中国近代落后的关键，关键要看统治阶级是不是腐朽。皇帝只是统治阶级的代表，他的权力很大，说他是全中国权力最大的人肯定没问题，但相对于整个国家的发展大势来说，他的力量仍然是很弱小的，能改变的事情并不多。

　　第三种改朝换代的方式，就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文明程度比较低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这也是中华文明演进的一个大关节。

　　[1]《明律·户律·盐法》：“若贫难军民，将私盐肩挑背负，易米度日者，不必禁捕。”

大参考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2-81）外族入侵与中华文明的四起四落

　　问鼎中原：外族入侵与中华文明的四起四落

　　少数民族大规模入侵中华文明核心区，最古老的可能要算西周末年的犬戎攻陷镐京。

　　从犬戎入侵镐京到秦灭六国，是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西周末年，统治集团日益腐朽，中央权威软弱。周幽王在面临犬戎入侵的时候，点起烽火要求各地诸侯前来救援。各地诸侯拒绝发兵，导致了西周灭亡、镐京陷落。至于周幽王因为宠信骊姬而玩“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八成是后人编的，把这个过程戏剧化了，并把亡国的黑锅扔给国王去背。

　　西周灭亡以后，关中地区逐渐的被秦人所占领。秦原来是一个大夫的封地，都算不上是一个封国。但是周幽王西迁的时候，秦人守住了自己的地盘，没有被犬戎占领。此秦国逐步扩张，占领了整个关中，填补了周王东迁后留下的权力空白。秦人是包括犬戎在内的西北少数民族与留在关中的华夏族杂居融合形成的新民族，不是正统的华夏族。中原地区的诸侯一直把秦人视为野蛮人。

　　西周灭亡后，中原地区的诸侯并未吸取教训，统治阶层仍然延续了西周时候的腐朽堕落，拒绝进行自身的改革。

　　秦国文明程度虽然落后，但统治阶层积极进取，从中原挖来了商鞅等高级人才，经过多次变法改革，终于强大起来，消灭了中原地区那些文明程度更高但是统治阶级更加腐化的诸侯国。秦灭六国是中原政权第一次完整的被外围文明程度较低的政权消灭。

　　第二次这种情况是从“五胡乱华”到隋灭陈。隋朝的情况和秦朝很相似，都是少数民族先入侵一半，然后经过长达上百年的民族融合，基本完成民族认同以后，再继续消灭残余的中原政权，完成统一。隋朝的创始人杨坚和唐朝的创始人李渊，都有北方少数民族血统。所以尽管隋灭陈在形式上表现为一个汉民族政权消灭另一个汉民族政权，但在实际效果上与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有类似的地方。文明程度较低的一方消灭了文明程度更高的一方。

　　第三次就是真正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了，也就是元朝灭掉南宋统一中国。蒙古族在完成民族认同之前就统一中国，建立了一个真正的少数民族大一统政权。

　　第四次就是清朝的建立。

　　没有经过民族认同的、文化程度较低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往往会给中原文明造成严重的破坏，导致文明发展出现巨大的断层。古希腊文明，就是因为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而被毁灭。今天虽然还留给了我们诸如欧几里得《几何原本》这样的科学巨著，但是古希腊文明无疑是永远的消亡了。

　　中华文明由于独特的地理优势，虽然多次遭遇严重的少数民族入侵，但仍然最终实现了民族融合，文明的发展并没有中断，得以一直传承下来。这是我们比希腊文明要幸运的地方。

　　不过，这种入侵给中华文明带来的伤害仍然非常巨大，不能因为民族融合的完成就可以忽略不计。

　　我们以数学的发展水平来对少数民族入侵的危害进行评估分析。

　　西周及其以前的古老中华文明，曾经在数学成就方面远远超过世界其它地方。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那个时代遗留下来的文献，有《易经》、《河图》、《洛书》、《山海经》、《周髀算经》等。《易经》、《河图》、《洛书》、《山海经》现在还难以完全理解，《周髀算经》是讲的天文和数学知识，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理解，而且客观的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科技水平。

　　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周髀算经》成书时间是在西汉时期，但它并不是西汉时期的著作。“髀”是动物骨头的意思。“周髀”，就是西周及其以前的时代刻在动物骨头、石头、木板、竹片等载体上的文字记录。这些原始文献原来大部分收藏在西周首都镐京。犬戎入侵以后，镐京被毁，这些古文献大部分永远的消失了。

　　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学者们就开始整理周髀的残片。他们把有关天文和数学的内容合在一起，到了西汉才形成《周髀算经》。这里面有很多内容是当时的学者们读不懂的，他们只能根据自己的理解记载下来，因此出现了很多偏差。

　　《周髀算经》里面有关于如何计算地球到太阳距离以及计算地球周长的方法和记录。但是今天根据里面方法来算，和实际差距很大，很多人就因此认为《算经》没什么科学价值。但推算出来的结果跟正确的值刚好相差十倍。这不太可能是巧合，极有可能是后来的学者整理残卷的时候，在有的地方把计量单位搞错了。

　　《算经》中说：“四海之内，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现代科学测出来地球直径东西是25513里，南北直径25427里，非常接近。利用《算经》里面的方法算出来地球周长是81万里，缩小十倍以后就是81000里，而现代科学测出来是80016里，误差只有1.2%。[1]

　　在西周时代，中国人就已经知道地球是圆的，而且利用数学方法准确的测出了地球的直径和周长。“天圆地方”的说法即来源于《周髀算经》，后来被人文学者给错误的演绎成为了“天如锅盖、地如棋盘”的说法了[2]。其实“天圆”是指的天球。学过中学地理的都知道，它是所有星辰在无限远距离上的投影，“天圆”就是说天球是圆的。天球和地球是一个同心圆，“天圆”必然推出地球是圆的。而“地方”，是将地球这个球面上的位置通过投影变成方形的平面地图。这个办法我们今天画地图也还是这么画的。

　　世界不同文明的天文学研究有三大坐标系，一个是《周髀算经》为代表的中国古代赤道坐标系，一个是古希腊的黄道坐标系，一个是阿拉伯的地平坐标系。现代天文学运用最多的就是赤道坐标系。黄道坐标系是建立在地球不动的假设上的，而中国古代的赤道坐标系并不需要这个假设。[3]西周的科学家们已经知道地球在自转。《易经》里面说：“天地以顺动”；《河图?括地象》里面也说：“地右动起于毕”。

　　《算经》中给出了勾股定理——不是勾三股四弦五这么一个孤例，而是抽象的说明了直角三角形的直角边平方和等于斜边平方和[4]，而且还给出了完整的证明过程。[5]这比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要早数百年。至于今天西方发达国家的祖宗日耳曼人，当时还在原始森林里光着屁股打猎，落后中华文明至少两千年。

　　《算经》当中的内容说明，西周时期的中国人已经掌握了二进制、十进制、球坐标系、射影几何、割圆术、地动学等知识。这样一个文明到底是如何发展起来的，我们今天已经无从去考证它了。由于统治阶级的腐朽，给了蛮族入侵的机会。犬戎毁掉了镐京，也让大部分知识失传了。只留下经战国到西汉的学者整理过后的残篇，来让我们得以知道它的存在。

　　经过犬戎到秦灭六国的战争破坏后，西汉对数学的研究基本上是重头开始的。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在东汉初年出现了《九章算术》，主要是应用数学，教大家如何计算土地的面积等等，同时也对勾股定理作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总的来说其水平比高深莫测的《周髀算经》差了很大一个档次。

　　又过了两百年，魏晋时期的数学家刘徽为《九章算术》作注，把《九章算术》里面的算法进行抽象化总结，建立了一套从概念到定理的系统化的数学理论。这是中国数学思想史上的一次大飞跃。

　　到了南北朝时期，南朝的数学家祖冲之在刘徽开创的探索圆周率的精确方法的基础上，首次将“圆周率”精算到小数第七位，即在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他提出的“祖率”对数学的研究有重大贡献。直到16世纪，阿拉伯数学家阿尔·卡西才打破了这一纪录。

　　但祖冲之可不仅是算了个圆周率这么简单。他的《缀术》理论十分深奥，计算相当精密，对立体几何和三次方程求解正根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些都是处在当时世界最领先地位的数学研究。

　　但是，南朝门阀政治的腐朽已深入骨髓，无法实现自我革新了。北部中国经过五胡乱华和北魏改革，基本消灭了门阀地主，新的统治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后来的隋朝灭陈，让文明程度比较低但统治阶级更有活力的北方政权灭掉了文明程度更高但更腐败的南朝。数学发展的进程又被中断了。

　　隋朝和唐朝都把祖冲之的《缀术》列入官方数学教材，但老师上课并不讲授，因为没人读得懂[6]。《缀术》最后是失传了，现在只能在一些别的文献中找到它的的部分内容。整个唐朝，虽然经济高度繁荣，但是没有出现值得一提的数学家和数学思想。因为基础数学理论研究这种东西，在古代文化发展条件下，速度是非常缓慢的，一旦中断，重新构建十分困难。

　　一直过了六百年，到了南宋后期，中国的数学研究才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以秦九韶和朱世杰为代表的数学家，提出了多元高次方程组的建立和求解方法，研究了高阶等差级数的，证明了射影定理和弦幂定理等等。

　　等元朝消灭了南宋，这个高峰再次中断。

　　朱世杰是元朝初年的人物，但他的数学成就是建立在南宋秦九韶、李治、杨辉、蒋周、洞渊等诸多数学家成就的基础上的。朱世杰死后，中国数学的发展就再次后继无人了。元朝还有一位天文学家郭守敬，但他也是出生于南宋灭亡之前四十八年，而且主要是天文学水平高，在数学方面没有什么建树。南宋灭亡之后，元朝就再也培养不出来像样的基础理论人才了。

　　成书于元朝中期的《重订河防通议》一书，其中有一个部分是专门讲数学的。里面举了一道例题计算河堤土方，方法运用出现了严重的错误。而正确解法其实在《九章算术》中就已经讨论过。此书中还试图运用朱世杰的“天元术”来解一道高次方程，但是解错了，求解过程可以看出作者并没有搞懂天元术。[7]从这本书来看，到元朝中期，数学家的水平已经低于《九章算术》，更低于南宋末年的最高峰了。

　　等到了元朝末年的时候，数学著作就只有小学、初中的水平了。成书于元朝灭亡前十四年的《丁巨算法》只能搞得清楚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和乘方、开方，求解方程组的水平低于《九章算术》。元末数学书还有《算法全能集》和《祥明算法》等，则只是一些四则运算的口诀加上一些简单的例题，用来指导商业活动的，没有理论价值。[8]

　　等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中国的数学基础理论研究又只能再次从头再来。

　　《中国数学大系（第六卷）》对此点评道：“中国数学……从元朝末期开始，一直是沿着实用性、技巧性的方向发展。”

　　这句话反应出来的事实，就是中国的基础数学理论研究从元朝中后期开始就彻底荒废了。南宋以前的高级数学理论已经没人搞得懂了，数学家们只能搞点实用的算法口诀、技巧之类的东西来传播数学知识。

　　根据之前的历史发展判断，基础数学理论发展一旦中断，两三百年的时间是恢复不过来的。从秦灭六国，到刘徽注释《九章算术》，数学理论水平超过《周髀算经》，用了四百五十年；从隋灭陈，到秦九韶完成《数书九章》，用了六百多年。基础数学理论的发展在古代社会是一个极其缓慢的过程。古希腊文明覆灭以后，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再次被阿拉伯人发扬光大，中间隔了一千多年；而欧洲人在古希腊数学成就的基础上发展出近代数学，则距离《几何原本》的成书年代相隔了最少一千五百年。

　　明朝在这方面和唐朝、西汉很像，就是虽然经济高度繁荣，在一些材料类、工程类方面的科学技术成就也很多，但是在基础数学理论方面几乎没有任何像样的成就。中国的数学理论要想再次达到新的高度，正常发展下去，也至少还再需要两百年左右。

　　到了明朝末年，西方数学开始传入中国。徐光启翻译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前六卷，标志着中国开始从传统数学研究向学习西方近代数学转型。

　　崇祯二年，明朝开始组织学者重新编订历法。根据徐光启的建议，朝廷确定了全面学习西方的编订思路。历法编订局请来了在中国的传教士龙华民（意大利人）、罗雅谷（葡萄牙人）、邓玉函（瑞士人）、汤若望（日耳曼人）等人参与译书，编译或节译了哥白尼、伽利略、第谷、开普勒等著名欧洲天文学家的著作，以及相关的数学知识，包括平面及球面三角学和几何学等等。从崇祯二年到崇祯七年陆续编成《崇祯历书》。

　　但是这个转型刚开始就结束了。清军入关，明朝灭亡。中国学习西方的进程中断了。《几何原本》剩下九卷的翻译工作要等两百多年以后的1857年才能完成。

　　康熙皇帝倒是组织人手继续了历法的编订，最后把历法编完了，用来指导农业生产。但历法编完以后，学习西方的过程就全面停止了。清朝统治者决定对西方关闭大门，中国学者被禁止和西方传教士交流，他们不得不又开始转向研究中国传统数学。虽然清朝数学家们在中国古代传统数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当时显然不是研究传统数学的时代。西方数学早就超越了《几何原本》的高度，也超过了秦九韶、朱世杰曾经达到过的高度。

　　中国学者在古书中浪费了近两百年的时间。一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

　　数学是一切自然科学和工程机械知识的基础，可以说是文明进步的根基。两个文明之间的竞争，如果一方在基础数学理论方面领先，即使另一方在材料、机械等方面大幅度领先，那么数学领先的一方注定会追上来并超过应用科学领先的一方——尽管这可能需要数百年的时间。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的竞争，最关键的时刻是元朝灭掉南宋。在这之前，中国的基础数学水平都是高于西方的。西周时期领先一千年以上，到了西汉到南北朝应该领先五百年；到了南宋仍然有所领先。等元朝灭掉南宋以后，就在最基础的领域被人追上了。从西周到南宋，中华文明一直在进步，大体是进三步退两步这种曲折前进的方式，但是西方文明也在进步。到南宋灭亡又退两步之后，西方就追了上来。

　　12、13世纪蒙古帝国的崛起可以说是人类古代文明的一次大毁灭。它不仅灭掉了南宋，让中华文明出现一次大倒退；在西边，它还毁掉了阿拉伯文明。

　　这次大毁灭最大的受益者就是西欧地区的基督教文明。他们刚在12世纪的时候大量翻译了阿拉伯典籍，把中东科技知识引入西欧。这些科学知识是中东地区几千年发展的成果：先是古埃及人的成就，然后是波斯人，然后是希腊人，最后是阿拉伯人。

　　公元7世纪后期（武则天在位时期），阿拉伯帝国基本统一中东，建立了类似于中国的世袭独裁君主制，把阿拉伯语确定为唯一官方语言。这在中东地区的发展史上相当于秦朝统一中国之后建立皇帝制度，搞书同文、车同轨。此后阿拉伯文明迎来大发展，从8世纪中叶起，掀起了著名的“百年翻译运动”。阿拉伯帝国的学者们，花费了两百年左右的时间（唐朝中后期），将古埃及、希腊、拜占庭、波斯、印度等国几乎所有著名的学术典籍译为阿拉伯语，并在这个过程中做了很多创新，使得阿拉伯文明成为中东数千年文明的集大成者。

　　与翻译运动同时，阿拉伯帝国不断的向欧洲地中海沿岸地区扩张，从公元8世纪开始统治西班牙。此外，穆斯林还占领了地中海沿岸的一些地区。从11世纪开始，欧洲的基督徒们发起“十字军东征”进行反击。战争断断续续的打了两个世纪，一会儿打一会儿停。大部分时间还是和平状态。这就促进了双方的文化交流。阿拉伯文化大规模传入西欧。这种文化传播的过程大概在12世纪基本完成。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埃及天文学家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阿拉伯科学家巴塔尼的《天文论著》都是在12世纪被翻译成拉丁文的。中国的“四大发明”：火药、指南针、造纸术和活字印刷术也都是在这个时期，通过阿拉伯人传入西欧的。

　　公元13世纪中期，1258年，南宋灭亡之前二十年，阿拉伯帝国的首都巴格达被蒙古国的西征统帅旭烈兀攻陷，阿拉伯帝国灭亡。蒙古人在巴格达大举屠城，估计有八十到一百二十万人死亡，图书馆和学校学院都被彻底毁灭。他们在此之前已经把中东地区富饶且古老的城市如布哈拉、撒马尔罕和巴尔赫等屠杀一空。中亚地区则早就被彻底毁灭。蒙古人执行的是一种“战略性屠杀”的征服政策——把沿途的人口都屠杀干净，然后就不用担心后方的不稳定而持续向外扩张。所以蒙古铁骑所过之处，欧亚大陆上那些古老的文明尽数消失。此后蒙古军队又攻陷了麦加和大马士革。中东文明的光芒熄灭了，直到今天也没有再次被点亮。

　　蒙古毁灭阿拉伯帝国的时间点对基督教文明极为有利，既没耽误西欧学习，又替基督徒们消灭了伊斯兰教的威胁。

　　西欧的地中海沿岸地区，受到阿尔卑斯山脉的保护，躲过了蒙古帝国的毁灭性打击。在东西方两大古文明遭遇灭顶之灾的同时，基督教文明开始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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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程碧波，《国计学》，附录B：《周髀算经》的密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2]中国古代的主流天文学从未认可过“天如锅盖、地如棋盘”这样的说法。这些说法都来自于非天文学者信口开河，以及受此影响的历史记载，而不是科学家们自己的看法。比如南北朝时祖暅著《天文录》里面记载了盖天说，但是祖暅自己也并不认可，只是说历史上有过这么一种说法。从西周、春秋战国一直到两汉、隋唐、明朝，“地球是圆的、而且在自转”的观点都被中国科学家们广泛接受，是主流。《列子·天瑞》说：“天地，空中之一细物……运转靡已，大地密移”；《春秋·元命苞》说：“地右转，以迎天”；东汉张衡提出“浑天说”：“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子中黄，孤居于天内。”张衡又根据这个制作了浑天仪，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立体天球模型，此后浑天仪就成为历朝历代天文观测机构的标准配置，也就是历朝历代都把宇宙星空当成一个圆球形来研究，而不是半球。东汉《尚书纬·考灵曜》里说的更通俗：“地常动不止，譬如人在舟中而坐，舟行而人不自觉。”这才是中国古代科学家的认识水平。
[3]程碧波，《国计学》，附录B：《周髀算经》的密码，中国社会出版社，2015
[4]“若求邪至日者，以日下为勾，日高为股，勾股各自乘，并而开方除之，得邪至日”（《周髀算经》上卷二）
[5]“数之法出于圆方，圆出于方，方出于矩，矩出于九九八十一。故折矩，以为句广三，股修四，径隅五。既方之，外半其一矩，环而共盘，得成三四五。两矩共长二十有五，是谓积矩。故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数之所生也。”（《周髀算经》上卷一）
[6]“祖冲之所著之书，名为缀术。学官莫能究其深奥，故废而不理。”《隋书》第16卷
[7]吴文俊主编，《中国数学大系（第六卷）》第五编第一章第二节：《河防通议》中的数学内容。
[8]吴文俊主编，《中国数学大系（第六卷）》第五编第二章：元末明初的民间数学与《永乐大典》中的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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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学的发展史深刻揭露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多么的曲折，现在又到了选择路线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