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鹏：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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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二）【16】万贵妃逼迫诸妃堕胎的谎言是如何出炉的？

　　十七、万妃冤案

　　明朝中后期编出来的荒唐野史，还有一条很有名：明宪宗朱见深宠爱的万贵妃，因为自己生不出来孩子，就逼着所有怀孕的妃子堕胎，或者毒杀所有妃子生的小孩。明孝宗朱佑樘被怀上的时候，他的母亲纪氏因为害怕，竟然想把儿子溺死，却被太监张敏拦住，说“皇帝还没有儿子，怎么能溺死呢？”于是秘密抚养长大。整个后宫都知道，就是万贵妃不知道。等到合适的时机，太监张敏才对宪宗透露实情。之后朱佑樘的母亲纪氏就被万贵妃毒死了，张敏也被迫自杀。

　　以上内容是写进了官修《明史》的，但一定是假的。因为明朝离我们时间比较近，有很多比《明史》更可靠的史料保存了下来。我们可以考证出来《明史》这段故事是抄的成书于明末的《胜朝彤史拾遗记》的野史，因为连文字都基本一样。而这本野史的作者毛奇龄也参与了《明史》的写作班子。

　　毛奇龄这本书里面的故事，又是从万历年间于慎行编的《谷山笔尘》里面抄来的。这个是原始出处，因为于慎行在书里面说了，这个故事他是从南京宫内的一个老太监那里听来的。于慎行记录这件事的时间，距离万贵妃去世已经过去了105年。从一个南京老太监那里听来的发生在一百多年前北京皇宫里面的故事，这是相当不可靠的。

　　不仅如此，这件事情跟《明实录》和《明史》里面的其它内容冲突。《明实录》是每个皇帝去世以后修的政事记录，主要就是流水账，皇帝说了啥，官员们上了什么奏章、皇帝如何批示的，某年哪些地方发了水灾旱灾、财政收入多少等等。是非常可靠客观的历史材料。

　　从《宪宗实录》来看，文官们的奏章无一提到此事。

　　明朝的文官是出了名的管的宽。皇帝因为专宠万贵妃，又没有生孩子，他们都要上一道奏章要求皇帝“雨露均沾”，去跟别的妃子睡觉好早点生儿子。如果出现万贵妃不停的给怀孕的妃子打胎这种事，文官集团还不得炸了啊？后来万历时期，因为万历皇帝宠爱郑贵妃，想立郑贵妃的儿子为太子，就把长子丢在一旁不管，迟迟不立太子。文官集团那是轮流上阵，没完没了的跟皇帝死磕，要求他尽快把长子立为太子，皇帝不断的动用廷杖和罢免官员的手段，最后都没有成效，被迫立长子为太子。

　　明朝言官可以“风闻言事”，也就是听说了什么事情，不需要找到证据就可以上书向皇帝汇报。万贵妃要是不断的给怀孕的妃子打胎，文官们哪怕听到一点风声，都会发狂的。因为这危及帝位传承，动摇国家的根本，是在谋杀大明帝国的皇位继承人，性质跟开着推土机去把朱元璋的老坟铲平差不多。这种事情文官集团不可能全部默不作声，肯定会有人——而且是很多人豁出命去跟万贵妃死磕。

　　但是《宪宗实录》一点记载都没有。同时期的官员回忆录里面也没有。

　　除此以外，当时后宫里边还有一个比万贵妃更牛的女人，就是皇帝的亲妈周太后。万贵妃竟然不断谋杀她的孙子，世界上有那个奶奶会容忍这种事情，更何况她是太后？既然秘密抚养朱佑樘的事情整个后宫都知道，那为什么周太后不知道？别人怕万贵妃，难道周太后也怕？而且这个周太后可不是省油的灯：前任皇帝朱祁镇去世的时候，因为跟钱皇后感情深，立下遗嘱只跟钱皇后合葬。可是等钱太后一死，周太后就下令不准钱太后跟朱祁镇合葬，经过皇帝和文武百官反复请求才勉强同意。但是她又偷偷的把陵墓的设计给改了，让朱祁镇的棺材和钱太后的棺材不在一个墓穴里面，而在朱祁镇身边给自己留好了位置。可见这个周太后绝不是省事的主儿，也不是很有容人之量的。要说皇帝忙于政务不知道，对于万贵妃给诸妃打胎或者谋杀皇子这种事，天天住在后宫养老、闲得无事的周太后会连点风声都听不到？对后妃来说，生下儿子自己就可能当太后，再不济儿子也可以封王，自己去当王太妃，那也是荣华富贵享之不尽的。如果生不下来，将来就得去冷宫打发余生。这么大的利益，会不拼出命去反抗吗？方法很简单，不用找皇帝，往周太后那里一告状就解决了。这个事情一旦捅出来，就是灭族的大罪，皇帝也保不住万贵妃。

　　相反，《宪宗实录》里面抄录了内阁首辅大臣商辂的一份奏章，奏章说：

　　“臣等仰惟皇上至仁大孝，通于天地，光于祖宗，诞生皇子，聪明岐嶷，国本攸系，天下归心。重以贵妃殿下躬亲抚育，保护之勤，恩爱之厚，踰于巳出。凡内外群臣以及都城士庶之门闻之，莫不交口称赞，以为贵妃之贤，近代无比，此诚宗社无疆之福也。但外间皆谓，皇子之母因病另居，久不得见，揆之人情事体诚为未顺。伏望皇上勅令就近居住，皇子仍烦贵妃抚育，俾朝夕之间便于接见，庶得以遂母子之至情，惬众人之公论，不胜幸甚。”

　　这段话全文引用，因为它是很重要的证据。它的意思是说：

　　“皇子（朱佑樘）降生是天大的喜事。万贵妃殿下亲自抚育，比亲儿子还要亲。我们这些大臣听说了之后无不交口称赞，说万贵妃的贤德无与伦比。但我们也听说，皇子的母亲纪氏，因为生病长期在宫外居住，很久没有见过皇子了。这个从人情事理上说不过去。请皇上让她搬回宫居住，皇子仍然烦劳万贵妃养育，但也能时常见到自己的生母。这样就更好了。”

　　从这封奏章来看，不仅万贵妃没有想要毒死朱佑樘什么的，相反，朱佑樘是由万贵妃抚育的！这里的道理也很简单：既然要立朱佑樘为太子，而他的生母是一个普通宫人，身份过于卑微，所以在立为太子之前，交给万贵妃抚养一段时间，然后再立为太子就更加名正言顺了。立为太子之后，再交给周太后抚养。

　　不管如何，《明史》和照抄明史的《明朝那些事儿》里面绘声绘色的讲，万贵妃把朱佑樘邀请到家里来吃饭，朱佑樘因为害怕被下毒而拒绝吃，把万贵妃气得双脚跳的故事，肯定是虚构的。因为年幼的朱佑樘由万贵妃抚育了很长时间，万贵妃要想下毒可以天天下，一直下到朱佑樘吃下去为止。对于万贵妃抚育朱佑樘这件事，内外臣僚都很清楚，内阁首辅还专门在奏章里面说了此事。

　　至于朱佑樘的生母被万贵妃毒死，也是假的。奏章里面说的很清楚：纪氏已经生病很长时间了，在宫外养病。既然都要由内阁首辅亲自上奏，请求母子相见，那么纪氏的病应该已经很重了，再不见就可能见不着了。从《实录》的记载来看，商辂的奏章被皇帝批准了，纪氏搬进宫内居住了两个月之后去世。她不是被万贵妃下毒毒死的。

　　此外，不管是《明史》还是《明实录》都明确记载，在朱佑樘诞生的时候，皇帝已经有一个儿子了，叫朱祐极，活得好好的，等朱佑樘出生之后过了好几年才去世。所以张敏说什么“皇帝还没有儿子，不能溺死”这种话一定是假的。而且在朱佑樘被立为太子以后三年，《明史》和《明实录》里面还有一段张敏和皇帝对话的记录：他想诬告浙江巡抚杨继宗，因为杨继宗得罪了他弟弟，但是朱见深没有理睬。所以张敏冒死抚养朱佑樘，朱佑樘被立为太子后张敏自杀之类的也都是子虚乌有的事情。

　　朱佑樘执政时期进入中央政府工作的陈洪谟写过《继世纪闻》一书，讲了宪宗时期的故事，说的是万贵妃对朱佑樘很好，对朱佑樘的母亲纪氏也很好。这么权威的资料，《明史》编写的时候不采纳，却把一百年后一个文人从南京老太监那里听来的故事当成史实写进堂堂正史，实在是很荒谬啊。

　　万贵妃逼诸妃堕胎的故事，其实就是江南地区的书商和好事的文人，道听途说加上胡编乱造整出来吸引眼球的。不足为信。实际上，万贵妃应该是很贤德的，后宫在她主持下一直很安稳，没出过什么事，朱见深也跟后妃们生了十几个儿子。她自己的孩子早夭，但是尽心抚育了两个孩子，一个是明孝宗朱佑樘，另一个就是我们第一卷讲的西厂太监汪直。朱佑樘以道德高尚而著称，汪直则是反腐英雄，带兵横扫建州女真和蒙古王庭。一个能抚育出这么样两个孩子的女人，不应该在历史上受到如此的污蔑。

　　所以，为什么明朝的皇帝在历史记述上那么的不堪？为什么大力支持出版自由的皇帝朱元璋被描写成了因为一两个字触犯禁忌就胡乱杀人的恶魔？为什么以贤德著称的万贵妃成了十恶不赦的杀婴变态？

　　有这么几个原因。

　　首先，明朝对图书出版放的太宽了，什么书都让出，什么故事都可以编，不审查不追责。书商也不交税不注册，没有上级主管单位。他们可以胡乱编书赚钱。明朝文人就瞎编了很多关于皇帝、后宫的故事，或者根据道听途说的故事来写了很多不负责任的野史，用来吸引眼球或者赚钱。

　　其次，明朝灭亡以后，投降满清的东林党人负责编修明史。他们要把亡国的责任推出去，就片面采用明朝中后期江南地区书商用来骗读者钱的各种野史文献，而不顾官方史料的明确记载，大力抹黑明朝皇帝。

　　第三，就是满清统治者也需要丑化明朝来证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

　　在这三个原因中，很多人认为第三个是最重要的。但综合各方面的史料，我认为，第三个恰恰是最不重要的。满清在篡改明史方面，出于政治考虑，主要在两个方面进行了篡改：第一是把入关之后的大屠杀编派到朱元璋头上去，集中修改地方志，说朱元璋打天下的时候到处屠城，让人民把被屠杀的历史记忆归结到元末明初，而非明末清初——类似的事儿还包括通过篡改地方志，把清兵在四川进行大屠杀的罪行推到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身上，编造所谓“张献忠屠四川”的谎言；第二是集中力量丑化明朝最后几个派兵跟他们打过仗的皇帝：万历、天启、崇祯。除此以外，他们对之前的皇帝并不想怎么丑化，因为如果丑化的太厉害，甚至可能危及到皇帝制度的合法性，毕竟清朝的统治权是从明朝传下来的。

　　《明史》初稿编成以后，康熙皇帝看了很不满意。不是不满意把明朝写的太好，而是把明朝皇帝写的太坏，坏到清朝皇帝都看不下去了，下令修改。明史专家顾诚先生专门考证过康熙皇帝对修《明史》所做的一系列指示，大部分都是要求改善明朝皇帝形象的。至于万贵妃的故事，乾隆皇帝还亲自写了一篇文章来反驳，叫《驳明宪宗怀孕诸妃皆遭万妃逼迫而堕胎》，反驳的证据跟我前面讲的差不多，意思就是一个：你们编的这个故事也太扯了，根本不可能是真的。

　　这些事情说明什么？说明叛徒比敌人更可恨。他们不仅要抹黑明朝、推卸责任，而且想要讨好新主子，搞到连新主子都感到恶心了才算数。

　　至于清朝的皇帝，真的搞了很多文字狱，但现在形象却很好。因为他们吸取了朱家天子的教训，对待文人的方法很简单：叫你TM瞎JB编，拉出去砍了。所以关于他们的事迹流传下来的就以好事居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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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二）【17】《孟子节文》事件与明朝的言论自由

　　十八、《孟子节文》

　　明朝从未大兴文字狱，朱元璋也从未因为有人提到他当过和尚的事情而杀过人。这一点我在《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一卷里面考证说明过，这里必须再强调一遍。大规模文字狱是清朝的专利，汉、唐、宋、明都只是个案处理。

　　朱元璋曾经组织人修订过《孟子》，删去了其中诸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的内容。这一事件长期被当成明朝钳制思想的标志性事件。

　　但事实并非如此。朱元璋在颁布《孟子节文》的同时并没有禁止完整版《孟子》的发行，只不过在原来的版本之外又多了一个精简版而已。他这么做的主要原因是他需要改革宋朝以来文官一枝独大的政治传统。

　　像“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句话，老百姓说可以，但站在文官集团的立场来说，就有问题——那你文官自己是贵还是轻呢？中国古代社会并不是由民、社稷、君组成的，而是民、社稷、官僚、君组成。漏掉了官僚群体之后，这句话就有可以被歪曲和利用的可能。

　　这句话把文官集团放到了最终裁判者的地位，让文官集团掌握了“民”的代言权，而把君民关系对立起来了。我们常说臣民、臣民，好像臣和民是一体无差别的，除了高高在上的皇帝，下面的人都是一样的卑微无助。实际上并不是这样，臣是官，是统治阶层，民是被统治阶层，二者不仅不是一体的，而且在很多方面存在严重的利益冲突。

　　在帝国制度下，这种冲突由皇帝来裁判，只有皇权才能镇得住官权，老百姓是镇不住的。“君为轻”的必然结果，就是“民为轻、官为贵”。宋朝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皇权被架空以后，刑不上大夫，文官们就无节制的贪污腐败、丧权辱国、横征暴敛，用最残忍的酷刑去镇压老百姓的反抗。最后的结果是民、社稷、君全都遭殃。人民遭受残酷剥削，在一次又一次的外敌入侵中被屠杀；社稷亡于蒙元；皇帝被敌国抓走或者被迫跳海自杀。只有文官们没啥事，打了败仗死的是士兵，他们临阵脱逃也可以免于死刑；国家灭亡了被屠城也屠不到他们头上，还可以投降元朝以后继续做官。所以，朱元璋删去这句话，并不能说明他反对“民为贵”，而是反对官员们说“君为轻”，意在重新定位君臣关系，强化君权。

　　而且，这件事情发生在洪武二十七年，胡惟庸谋反案和蓝玉谋反案这两个大案都已经爆发了。我们在第一卷里讲过，这是官僚集团对朱元璋铁腕反腐败的反抗，严重威胁了政权稳定。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朱元璋觉得有必要对文官可以推翻皇帝的言论加以限制，才开始拿《孟子》动刀。删掉部分内容的原因他自己也说了，是因为这些话“非臣子所宜言”。这是皇权和文官集团之间的政治角力，不涉及民间的出版自由。

　　朱元璋只是规定，以后科举考试必须按照《孟子节文》来出题。对于《节文》中没有的孟子言论，“科举不以取士，考试不以命题”——也就是告诉儒家学者，你们要想做我明朝的官，就得遵守明朝的政治规矩，想像宋朝那样欺负皇帝是不行了。仅此而已。完整版的《孟子》一书并没有被禁毁，民间阅读、印刷、销售、传播都没有受到限制。这个《孟子节文》，相当于《孟子考试大纲》，朱老师给大家划重点，没有划的一律不考。原版《孟子》有些地方超纲了，你要看可以自己看，但是科举考试没用。

　　朱元璋颁行《孟子节文》之后三年就去世了，此书后来又沿用了十三年。就因为这十六年，他被文人们一直骂到现在，说他黑暗专制、钳制文化思想自由传播，甚至把中国近代的落后都归结到他头上。

　　——“老子就编了本考试说明，你们至于这样吗？”朱元璋气得从坟里爬出来说。

　　永乐九年，文官们奏请明太祖朱棣停止将《孟子节文》作为科举指定参考书，而改为完全按照宋朝理学家朱熹的思想来作为科举出题和评分的标准。从此以后，《孟子节文》就被文官们封杀，再也不允许流传。参与编写《孟子节文》的刘三吾等儒生被斥为“逆臣”。

　　明末清初，很多历史学者、藏书家都记录了《孟子节文》事件，但是他们也都表示这本书已经找不到了，身边也没有读到过原书的人。可见封杀的效果不错。朱棣时期编写的《永乐大典》、清朝的《四库全书》和《明史·艺文志》里面都没有抄录这本书的内容。一直到清朝灭亡以后，人们才在宫廷内部的档案馆找到了它的明初刻本。[1]

　　所以，朱元璋没有禁书，相反，是士大夫们禁了朱元璋的书。《孟子》在明朝从来不是禁书，《孟子节文》才是禁书，而且禁得相当彻底，从历史中消失了四百多年，儒家学者自己要想研究都找不到了。对于皇帝竟然敢不同意儒家圣人的言论这种行为，理学家们不能容忍。

　　理学家们把他们对《孟子》等儒家经典的解释当成考试范本，这被认为是天经地义、光明正大的事，而朱元璋把他对《孟子》的理解当成考试范本就是思想文化专制。这就是士大夫们的逻辑。

　　朱元璋还曾经要求科举考试要从他编写的反腐败教材《御制大诰》中出题。等他一死，这个规定马上就被废除了，比封杀《孟子节文》速度还快。此后此书逐渐消失，到编写《明史》的时候，写作班子想要找《御制大诰》来看一看，不想这本曾经被要求每家每户都收藏一册的书竟然找不到了。

　　——“你们看清楚，老子才是思想文化专制的受害者。”朱元璋又从坟里爬出来说。

　　明朝皇帝基本不主动查禁书籍。偶尔有大臣跑来告状，说某本书不利于社会稳定需要查禁，皇帝有时候会批准，也不太上心。隆庆年间，给事中李贵和上书，请求查禁《皇明资治通纪》，说这本书是民间未经批准私自编写的本朝历史，描写很不严谨，容易惑乱人心。“上从之”——皇帝同意查禁。但批准完了之后，“海内之传诵如故也”，皇帝也不管。实际情况是，因为这本书有了被皇帝查禁的名声，反而身价倍增。过了几年，“复有重刻行世者，其精工数倍于前”[2]。

　　明朝还有一些书被禁，是文官集团内部斗争的结果。

　　万历年间，在儒家学者内部，理学学派和心学学派激烈斗争。心学学派的思想家李贽写书揭露理学学者是伪君子，遭到了理学官员们的痛恨。首辅沈一贯撺掇言官张问达上书，诬告李贽，说李贽到处散布反对伦理道德的学说，白天带着妓女在水池里面洗澡，借讲课的机会跟听课者的妻女淫乱，一些年轻人听了他的课，就去拦路抢劫、猥亵妇女等等。还说李贽马上就要到北京来讲学，已经走到通州，还有四十里路就进城了，如果不尽快制止一定会把首都搞乱。[3]

　　这篇告状奏章的成功之处，在于它把李贽的政治思想和一些捕风捉影的荒唐事情结合起来，混在一起告。万历皇帝看了之后大怒，下令把李贽逮捕并焚毁其书。

　　文官们见这次诬告得逞，便想要趁着皇帝生气再搞一次“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礼部尚书冯琦亲自撰写《为重经术祛异说以正人心、以励人才疏》，向皇帝建议：“讲书行文以遵守宋儒传注为主……一切坊间新说曲识，皆令地方官杂烧之。”但万历皇帝这一次提高了警惕，没有批准。理学士大夫们想要学习宋朝、搞思想文化专制的阴谋落空了。

　　——明朝皇帝之所以对思想文化和图书出版能够秉持开明的态度，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权力合法性很高，政权非常稳固，不怎么担心“异端邪说”会威胁皇权。

　　按照中国古代社会的正统思想——不管是道统还是法统——底层人民造反也是具有一定合法性的，但是必须是遇到完全无法忍受的暴政才可以。朱元璋参加起义军，确实是被元朝的暴政逼得走投无路之后才选择的造反：先父母双亡，又流浪乞讨，然后到庙里当和尚，最后和尚也当不成了，才去投靠郭子兴的起义队伍。而且，也不是他个人的遭遇不好，是整个国家都是这么一种形势。这种情况下造反，合法性就很高。除此以外，按照当时人们的观念，朱元璋推翻元朝的统治，是驱逐了异族，恢复了中华正统。这又是一层更大的合法性。

　　所以明朝的士大夫们常说：“自古得国之正，未有如本朝者。”这么强的执政合法性，再加上朱元璋文武均衡的制度设计，皇帝很有安全感，有一种很强的“天命所归”、“天下共主”的意识，民间想说什么随便说，反正皇位来得很正，人正不怕影子歪、半夜不怕鬼敲门，无需通过搞文化思想专制来保障自己的地位。

　　相反，宋朝皇帝夺取皇权的合法性在汉民族大一统王朝中是最低的。赵匡胤是后周世宗一手提拔起来的将领，临终托孤给他。他没有吃不饱穿不暖，也没有被政治迫害，却欺负恩主留下的孤儿寡妇，发动军事政变，黄袍加身。这让赵匡胤对自己的位置日夜不安。为了维护赵家王朝的统治，在国家强大和皇位安全之间，他选择了后者：大力防范武将，重用文官；不仅不反腐败，而且用良田美宅、美女金银来诱惑开国元勋们甘于堕落，这样他们就不会对皇位产生威胁。这些做法最终导致了文官势力失控，道学思想一家独大，官场极度腐败。宋朝也成了大一统王朝中对民间文化思想钳制最厉害的一个。

　　汉高祖刘邦跟朱元璋一样，官逼民反，得国很正，皇权合法性高，因此汉家天子也不重视控制思想文化，百家争鸣，随便说，从来没有搞过什么“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之类的事儿。唐朝李渊李世民父子，以皇帝亲戚和国家重臣的身份起兵夺取了隋朝的天下，合法性有点问题。但当时天下确实也是因为隋炀帝杨广的暴政搞得官逼民反，所以李家皇帝的合法性就略低于明朝和汉朝，而高于宋朝，他们对文化思想的控制力度便高于明朝和汉朝，而低于宋朝。

　　至于元朝和清朝，因为是以少数民族的身份入主中原，合法性很低，钳制力度也最大。元朝从出版审查制度到事后追责都很严[4]。清朝则主要是事后审查，具体表现就是大规模的文字狱，不仅焚毁图书，而且不断运用死刑来对付被怀疑对清政府不满的文学创作者。这是统治者的权力危机感、恐惧意识的反应。[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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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杨海文，《朱元璋时期的<孟子节文>事件》.原载刘小枫、陈少明主编《柏拉图的哲学戏剧》（《经典与解释》第2辑），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59~296页；第5节以《<孟子节文>的文化省思》为题，刊《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２期。
　　[2]李璇，《明清两朝的禁书与思想专制》，载《吉林大学》，2009
　　[3] 奏章原文参见：《神宗实录》卷三百五十九
　　[4]由于元朝统治阶层汉化程度比较低，从皇帝到贵族很多都不认识汉字，对文人和文官基本没有搞过文字狱。但由于元朝高层文化水平低，不注意史料的记录和保存，元朝保存下来的文献资料实在缺乏，不能确定对中下层人士或普通老百姓如何。现有文献中只能看到元朝有一系列非常严酷的处罚文学创作违禁的规定，但缺乏具体案例。
　　[5]与明朝比起来，清朝皇帝在查缴禁书的工作中可谓尽职尽责，极其认真。
　　乾隆三十四年，查禁钱谦益《初学》、《有学》二集：
　　“今偶阅其面页，所刻初学集，则有本府藏板字样，有学集。则有金匾山房订正、及金间书林敬白字样。是初学集书板，原系伊家所藏，纵其后裔凋零，而其书现在印行，其板自无残缺，转售收存，谅不出江苏地面，无难踪迹跟寻。至有学集，则镌自苏州书肆，自更易于物色。但恐因有查禁之旨，书贾等转视为奇货，乘间私行刷印密藏，希图射利，尤不可不早杜其源。高晋此时现驻苏城，著传谕令其将二书原板、即速查出。”
　　——乾隆皇帝查缴禁书的细心实在是令人佩服，连禁书的各种版本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对可能的藏书之地及流传之地都要亲自查看过问，督促官员迅速查缴。
　　乾隆四十六年，对尹嘉锉一案禁书的查缴，在将尹嘉锉抄家问斩、将其所著禁书销毁之后，乾隆皇帝又下旨说:
　　“尹嘉拴悖谬书籍既多，其原籍亲族戚友，必有存留之本。著传谕袁守侗，明切晓谕，令其将书籍板片悉行呈出，毋任隐匿，一并解京销毁。至尹嘉拴，曾任山东山西甘肃司道，其平日任所必有刊刻流传之处。并著传谕该督抚等详悉访查，如有书籍板片即行解京销毁。倘查办不实致有隐漏，别经发觉必将原办之该督抚等治罪。”
　　——皇帝在查缴禁书时连罪者的亲友及曾经为官之地都一一想到，详细指示改如何追缴销毁。而且说明了没有查缴清楚还要追责问罪。可见清朝对于禁书查缴之严密，以及皇帝对待查缴工作的不遗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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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二）【17】官商一体

　　十七、官商一体

　　讲了那么多有关江南工商业和生活、文化的故事，我们对明朝工商业经济的发达程度已经有所了解了。这种经济发达的后果，就是形成了一个工商业富豪阶层。这个工商业富豪集团，或者说资本集团，并不是只有那么少数几个富甲天下的人物，而是一个群体，数量非常庞大，遍布各大府城、县城、集镇。他们掌握着惊人的财富，构成了一股巨大的政治力量。

　　我们前面说了，这个新兴的工商业资本集团与中国上千年传统的官僚集团合流，共同来对抗皇权，最终改变了明朝和中国的命运。他们是如何合流的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样一个数据对比。

　　表：历朝宰相籍贯分布

　　北方地区
　　南方地区

　　关中地区（陕西、甘肃、宁夏）
　　华北地区（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北京）
　　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区（湖南、湖北、广东、福建、江苏、浙江、上海、江西、安徽）
　　西南地区（四川、云南、贵州、重庆、广西）

　　西汉　8人（18.6%）关中　27人（62.8%）华北　7人（16.3%）华南　1人（2.3%）西南
　　东汉　24人（15.9%）关中　89人（58.9%）华北　34人（22.5%）华南　4人（2.6%）西南
　　唐朝　95人（31%）关中　168人（54.4%）华北　43人（13.9%）华南　0
　　北宋　2人（2.8%）关中　39人（54.2%）华北　27人（37.5%）华南　4人（5.6%）西南
　　明朝　2人（1.7%）关中　29人（25%）华北　76人（65.5%）华南　9人（7.8%）西南
　　清朝　5人（5.3%）关中　34人（35.8%）华北　53人（55.8%）华南　3人（3.2%）西南

　　这是中国历史上几个存在了一百年以上的大一统王朝，宰相的籍贯分布统计。在汉朝和唐朝，宰相绝大部分来自于北方，江南地区的比例很低。西汉81%、东汉75%、唐朝85%的宰相都来自于北方。这个时候南方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出不了多少高级人才。

　　但是到了北宋以后，形势开始发生转变，北方的宰相只占了57%，而来自南方的宰相比重上升到了43%，其中主要是江苏、浙江、福建等地出的宰相数量大增。这是国家经济中心南移的重要标志。但此时北方仍然占据微弱的优势。

　　到了明朝，南北经济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南方地区的经济繁荣程度远远超过了北方。南方出的宰相（内阁首辅）也随之占了绝对优势，达到72%。

　　明朝有一个跟之前所有的大一统朝代都不一样的地方：它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是分离的。之前的秦、汉、晋、隋、唐、宋，首都所在的地方就是经济中心。这种分离的原因我们在第一卷里面讲过，是为了防御北方满族入侵的战略需要。

　　在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合二为一的时候，我们看不出来文官精英的培养是受经济因素的影响大，还是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大。到了明朝一分开，结论就很明显了：经济因素的影响更大。在高官云集的中央地区，本地人中培养出高官的概率反而低于作为经济中心的江南地区。

　　经济中心比政治中心更能出高官的原理，在清朝再次得到了验证。因为清朝也是政治中心在北方，经济中心在南方，而宰相来自南方的比例仍然超过了北方。但清朝来自于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区的宰相比例比明朝下降了十个百分点，这应该是明末清初清兵在江南地区的大屠杀和清朝严格的海禁政策严重损害了江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后果。

　　如果说前面的籍贯比例看起来还不够直观的话，我们来看一下明朝最有名的官员都是出身何处。

　　明朝最有名的内阁首辅应该是嘉靖年间的严嵩，他是江西人；严嵩是把前任内阁首辅夏言干掉以后上位的，夏言也是江西人；夏言是把张璁搞掉上位的，张璁是浙江温州人。张璁之前的杨一清，江苏镇江人。杨一清之前是蒋冕，江西人；蒋冕之前是毛纪，这是北方人，山东东莱的，但他只当了三个月首辅，属于临时顶替一下的。毛纪之前是费宏，江西铅山人，费家是铅山最大的商业豪族；费宏之前是杨廷和，四川人。

　　后来，严嵩又被徐阶搞下去，徐阶是浙江华庭人，也就是今天的上海人；徐阶的弟子，明朝权力最显赫的内阁首辅张居正，湖北荆州人。

　　张居正死后的内阁首辅张四维倒是北方人——山西的，但他出身于晋商家族，晋商也是明朝唯一能和南方的工商也富豪集团势力抗衡的商业集团，张四维家里是巨富；张四维之后的申时行，浙江人，而且出身于江南巨富家庭。

　　申时行之后的王家屏是山西人，家境也一般，这是个例外。但王家屏之后：赵志皋，浙江兰溪人；王锡爵，江苏太仓人，家里号称太仓首富；沈一贯，浙江宁波人；朱赓，浙江山阴人；李廷机，福建晋江人；叶向高，福建福清人；方从哲，浙江湖州人——这又是一串东南沿海出身的帝国首辅。

　　所以，明朝中后期历时最长、最重要的两朝——嘉靖朝和万历朝，内阁首辅的位置基本就被来自江南地区的人物给垄断了。虽然有张四维和王家屏这两个例外，但他们都出身于山西，背后有晋商势力的支持，张四维自己家就是巨富。

　　明朝中后期这些出身于江南地区的内阁首辅们，在政治上倒不一定都一边倒，有好多还是死对头，像夏言和严嵩。还有张居正虽然是南方人，但家里跟商人倒没什么瓜葛。所以我们也不能简单的从“有钱就能操纵朝政人事安排”这么简单的层面来理解这个现象。

　　主要原因，还是因为经济发达地区的整体的教育水平高，更容易培养出优秀的人才。文化教育、家学传承这些东西，主要还是跟着经济活动走的。汉朝唐朝北方那么多豪门巨族，肯定不缺乏家学传承，但北方经济一落后，他们在人才培养方面的能力自然就衰落了。这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完美体现。经济基础不行，上层建筑再好也会逐渐衰落。江浙地区所谓“文风鼎盛”，并不是天生的、自古以来就有的，也就是从北宋才开始初露端倪。在汉唐时期这些地方还是蒙昧地区，没什么文风底蕴。随着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特别是东南沿海贸易的繁荣，文化教育才跟着发达起来。

　　当明朝南方的商人们掌握了巨大的财富，成为一个数量庞大的社会阶层之后，他们很自然的就会培养出更优秀的后代——包括可以为子女聘请本地最好的先生或者送他们进最好的学校，以及购买足够多的图书以供他们学习等等。即使他们的子女读书水平不高，那么他们的家族子弟中有天资聪慧、长于科举的，也可以提供资助，供他们去考取功名，并为其仕途打点各方面的关系。

　　我们以江西铅山费氏家族为例。最初是由一个叫费广成的人开始经商，攒集了数千两银子的家业。然后就在家里形成一个传统：有几个儿子的，一半经商，一半去考科举做官，经商的资助做官的，做官的为经商的提供政治支持。到了费广成的曾孙费应麒这里，家族已经非常显赫。费应麒有五个儿子，两个经商，三个去考科举，并“延请名师教授子侄”。他的孙子费寀做官做到了礼部尚书、太子少保；而他的侄孙费宏则考取了状元，最后官至内阁首辅。

　　费宏当内阁首辅的时候，有中央官员到江西做官，他就亲自接见，说江西地方土地比较贫瘠，人民生活艰苦，很多人都是被生活所迫采取经商，谋生不易，请你上任以后要多照顾商人。有了宰相大人的托付，这些到江西的官员，当然会为费家的商业活动大开方便之门。费氏家族也成为了江西铅山最大的“商业-士绅”家族。

　　明朝中后期，费氏家族出了状元一人，探花一人，进士六人，举人十八人，贡生、国学生等不计其数；更有四人叔侄同榜、四人兄弟同科。其进入仕途者，遍布于朝堂和地方，有宰相一人，尚书一人，入翰林者四人，其余寺卿、侍郎、地方封疆大吏、将军、府州县官及佐吏等，不胜枚举，盛极一时。

　　通过这样的方式，商业财富很自然的就会转化成为政治影响力。明朝的“商籍”制度为商人子女参加科举考试做官创造了条件。来自于商人家庭或者商人家族的后代们，迅速进入官场成为其骨干力量。内阁首辅中频繁出现商人的后裔，江南地区出现的内阁首辅比例跃居历朝历代第一，就是财富转化为政治权力的体现。并不需要什么见不得人的交易，这些来自于商人家庭或家族的官员，很自然的就会站在商人的利益立场上来思考问题。他们中或许有能够跳出这个立场的，但作为一个整体，他们成为新兴工商业阶层的政治代言人是毋庸置疑的。

　　这是商业财富转化为政治权力的方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方面，就是政治权力自身也去追求商业财富，从上而下的去实现官商一体。

　　在明朝中后期，士大夫经商成为了一种社会风气。

　　《大明律》明确规定：四品以上的官员禁止经商。可是——这并没有什么卵用，朱元璋和朱棣这两个铁腕皇帝一死，就没人管得住官员们经商创业的冲动了。

　　历代官员经商之盛、家财之富，以明代为最。弘治年间，皇室宗族、功勋之家已纷纷插手经商。到了嘉靖之后，此风终于大盛。据吴晗的考证，“从亲王到勋爵、官僚士大夫都经营商业，而且官愈大，做买卖愈多愈大，16世纪中期的这种现象，是过去所没有过的”。

　　王毅在《中国皇权制度研究》一书中也说：“权贵工商业形态虽然是汉代以后两千年间始终沿袭不替的传统，但是它竟然发展到如16世纪前后这种烈火烹油一般的炙盛程度，却是前代制度环境下所难以实现的。”

　　万历年间的文人于慎行在《谷山笔尘》里面记载：“士大夫家多以纺绩求利。其俗勤啬好殖，以故富庶。”

　　嘉靖朝最后一个首辅徐阶，在家里开纺织工厂，招聘女工纺织然后拿去卖，狠狠的发了一笔财。他的家人在北京占据繁华地段或进京要道，开了八十多家门面店铺，把江南地区的商品贩运过来销售，生意非常兴隆。之前的首辅严嵩虽然跟徐阶在政治上有分歧，但在经商赚钱上则没有什么差别，在江西南昌开有铺店二十八间，在老家江西临川县又有房屋铺店共四十六间半。大学士陈文，靠贩卖食盐发财，其门生弟子戏称其为“阎（盐）王”。崇祯年间的内阁大学士徐光启，喜欢研究科学问题，在天津购买荒地实验种桑养蚕，进行销售，获利颇丰。户部员外郎毕一衔则跑去承包荒山，种植苗木贩卖获利。此外还有卖米的、卖纸的、买布的、开钱庄放高利贷……总之就是只要是赚钱的生意，什么都干。[1]

　　李连利在《白银帝国》这本书里面说：到了万历年间，几乎达到了“无官不商”的地步。做官的同时让家里人兼营商业赚钱成了“标准配置”。东林党主要成员的出身大多为商人家庭，其政治纲领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给工商业减税。那个时期，商人占到了中国进士、举人的四分之三，可以说遍布官场。

　　拿明代晋商典型的张家、王家为例。万历时期的内阁首辅张四维，之所以成为首辅。在政治上，则靠舅舅王崇古（兵部尚书、陕西总督）。在经济上，张四维的父亲张允龄、叔父张遐龄、岳父王恩、大舅子王诲、二弟张四教、四弟张四象都是大商人。王崇古方面呢？父亲王瑶、哥哥王崇义、从弟王崇勋、伯父王文显、姐夫沈廷珍和外甥沈江均也是大盐商。

　　张家、王家在联姻的同时，还与大学士马自强家联姻，而马家也是大盐商。三家联合几乎垄断了当时的盐业市场。以至于御史永郜为此愤怒地说道：盐法之所以败坏，就是被权势之家所垄断。

　　——官商从两个方面相结合：“商变官、官变商”。商人家庭或家族培养出优秀的后代去当官，官员则凭借特权让家人去经商赚钱，再加上传统的行贿受贿、利益输送等等方式，官员和工商业富豪阶层，就实现了利益上的一体化。

　　官商一体的局面，最终成型：官就是商，商就是官，为官之家，必有人经商；富商家族，必有人做官。

　　[1]杜车别，《明朝科举制度使得工商业利益代言人把持政权》

大参考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二）【18】《问刑条例》与明朝财政危机

　　十九、《问刑条例》

　　这个官商一体的利益集团在国家权力格局中占据主导地位，应该是从明孝宗朱佑樘时期开始的。

　　明孝宗弘治十三年，公元1500年，正好是公元十六世纪的第一年。

　　这一年，发生了一件不起眼的惊天大事：经皇帝批准，《问刑条例》正式颁布。

　　这个《问刑条例》实际上是对明王朝刑法典《大明律》的重大修订。因为朱元璋下过死命令，要求后世子孙“勿自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1]”。所以一百多年来，《大明律》从未没有正式修改过。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会时常遇到《大明律》里面没有规定清楚的案件，朝廷就会颁布一些法令作为判案依据。上百年积累下来，各种法令数量太多太杂。文官们就以此为理由，要求统一编订一部新的法令集，作为《大明律》的附件。实际上就是修订《大明律》。

　　这个要求合情合理。《问刑条例》共有两百多条，在很多方面改进了《大明律》，特别是对雇佣工人、商业债务等方面做了新的规定，更加符合商品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但文官们也没少在里面夹带私货，在其中加进去了两条极为关键的规定：

　　首先，《问刑条例》废除了贪污罪的死刑。

　　《大明律》规定贪污八十贯就是死刑。虽然朱元璋死后这条法律实际上已经很少被执行，但它始终是悬在贪官污吏头上的一把刀。偶尔有清官主政，严格执行一下的情况也是有的。《问刑条例》终于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对于贪赃之罪，明确规定最高刑罚是“发附近卫所充军（弘治《问刑条例》单刻本239条）”。

　　其次，《问刑条例》把花钱赎罪的范围扩大了几乎不受限制的地步。

　　《问刑条例》规定：“凡军民诸色人役，及舍余审有力者，与文武官吏、监生、生员、冠带官、知印、承差、阴阳生、医生、老人、舍人，不分笞、杖、徒、流、杂犯死罪，俱令运炭、运砖、纳料、纳米等项赎罪。（弘治《问刑条例》单刻本第一条）”

　　这一条翻译成白话文就是：

　　“不管什么人，除了犯谋反、谋逆等少数重罪（也就是所谓的‘真犯死罪’，相对于‘杂犯死罪’而言）必须处死的以外，其余罪行，不分笞、杖、徒、流、死罪，全都可以通过缴纳规定数量的炭、砖、米等财物来赎罪。”

　　这一规定几乎就是对朱元璋《大明律》的彻底颠覆。《大明律》对用钱物赎罪的范围规定的很窄，只有少数几种：

　　首先是“存留养亲”，就是独子犯了罪，为了让他可以照料父母，允许用财物赎罪；

　　其次是“老少废疾”，也就是老人、未成年人和残疾人可以赎罪；

　　第三是过失犯罪；

　　第四是妇女——作为底层出身的伟大人物，朱元璋比较重视保护女性权利，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给女性以赎罪的特权，避免女性遭受鞭笞和刑杖等羞辱性的处罚。“明朝普遍允许妇女以钱赎罪，其做法十分宽松和纵容”[2]。

　　此外就是比较轻的罪行，只被判处鞭笞的罪可以花钱免打。其它的一概不许赎罪。

　　《问刑条例》这样一搞，就等于宣布大明朝成为了有钱人和有权人的天堂：只要你不造反，不杀父杀母，其它不管犯什么罪，都可以用钱来搞定。不管贪多少钱，最高刑罚就是充军，而且还可以用钱来赎，贪得越多越划算。

　　《问刑条例》是对朱元璋立国精神的背叛，是官商利益集团的巨大胜利。把悬在头上的“恶法”巧妙的废除之后，他们就可以更加放心大胆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

　　——所以，为什么明孝宗朱佑樘会被文官们吹捧为旷古圣君？因为朱佑樘对他们实在是很不错。

　　在明孝宗的英明领导下，户部尚书叶淇改革开中法，把食盐专营的好处输送给徽商利益集团，而导致了严重的边防废弛。文官们不断的进谏请求皇帝减免江南地区的钱粮，以宽民力，朱佑樘总是一再批准。他本人也带头勤俭节约，从不大修宫室，也不广招后妃宫女，专宠张皇后一人。但不管他怎么节约，国家财政却越来越紧张，老是入不敷出。

　　明朝中央政府开始出现长期的财政紧张，就是从明孝宗开始的，此后一直到明朝灭亡这个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

　　朱佑樘对此大惑不解。在他执政的后期，专门找了他最信任的大臣刘大夏来问：“古人常说，天下的财富，不在官则在民。太宗皇帝的时候，又迁都又修长城，又下西洋、打越南，也没见匮乏。如今我们百般节俭，但军民却穷困不堪，钱财都到哪里去了？”

　　这些故事我们在第一卷里面都讲过了。对于朱佑樘这个问题，刘大夏毫不客气的把它归结于太监贪污，鼓动皇帝把各地的镇守太监撤回来。这个回答是相当胡扯的，太监们根本没有那么大本事把国家淘空。其实答案很简单，天下财富当时既不在政府手里，也不在普通老百姓手里，大都落到这个“官商一体”的利益集团手里去了。

　　嘉靖年间的大臣霍韬在写给皇帝的《天戒疏》里面对此点评的很清楚：

　　“洪武三十年定《大明律》……有禄人受枉法赃八十贯绞。严为之禁。欲人难犯也。文官以其厉巳。遂托钦定事例，改从杂犯而许之赎。故得赃愈多赎罪愈易……赃官以法轻易犯。清议不公也。遂肆无忌惮。职催科则借法肆贪。赋入朝廷不一二。利归私家常八九矣。”

　　就是说：

　　“《大明律》规定贪赃八十贯为绞刑，文官因此不敢随便贪污。但是后来官员们认为这样的规定过于严厉，遂颁布《问刑条例》，把贪赃从真犯死罪的名目中去掉，改为杂犯，而且允许赎罪。结果就是贪得越多越容易花钱赎罪。这样，赃枉法之事就越来越泛滥，贪官污吏越来越肆无忌惮。收税的时候，十分里面只有一二分上交朝廷，剩下的八九分则据为己有了。”

　　当时江南地区的工商业阶层已经十分富有，但是却很少交税，而且通过其在朝廷的政治代言人一再请求皇帝减税。但是在中原地区不断爆发黄河洪灾，在西北地区连续出现旱灾，国家财政被大量的用来救灾，入不敷出。税负被大量的加之以农业之上，主要是无权无势的普通农民头上，老百姓苦不堪言，一场大的动乱已经迫在眉睫。

　　[1]《太祖实录》，卷八十二
　　[2]【清】薛允升，《唐明律合编》，法律出版社，1998年，57-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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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二）【20】朱厚照与刘瑾

　　二十、得寸进尺

　　与此同时，军队也非常穷困。武将勋贵的贪污腐败现象非常严重，他们大量的把军屯土地据为自有，贪污国家军费，奴役军士给自己家的生意干私活。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军队战斗力迅速溃散。明孝宗在位的十多年，对蒙古的战争屡战屡败，丢失了明宪宗朱见深苦心经营多年才夺回来的河套地区，长城沿线不断被蒙古入寇侵掠，军队一看见蒙古军队来了就龟缩到城里，等他们抢够了、撤退了，再上去抓几个走得慢的老弱病残邀功，甚至杀掉当地的老百姓，用他们的人头来记功。

　　等到朱佑樘去世的时候，蒙古小王子巴克蒙图趁机入寇大同。大同守军惨败，阵亡六七千人，创造了自从土木堡之变以来对蒙古作战最惨重的失利，史称“虞台岭之败”。

　　在这个时候上台的新皇帝朱厚照才十六岁，但是他很有一番决心，要扭转他父亲治下国防软弱的被动局面。刚一上台，他就想要抓军事，首先是把他父亲晚年搞的一个案子给翻过来。这个案子的缘由是有人弹劾辽东军区指挥佥事张天祥，说他竟然袭击其它明军营寨，杀掉38人，然后宣称是对海西女真的作战成果。吴一贯奉命调查，张天祥被下狱审问，随后自杀于狱中。张天祥的亲戚等人，走东厂太监刘瑾的门路，声称吴一贯在诬陷张天祥。孝宗相信了刘瑾的话，反而将吴一贯下狱，将其贬为云南嵩明州同知。

　　这个案例到底真相如何，谁对谁错，从现在的史料来看，没有办法作出判断。但朱厚照亲自过问他父亲定下来的案子，而且给吴一贯翻了案，让他升官。也可以看出他希望在军事上有所作为的心思。

　　但案子刚刚办完，大臣们的奏章就上来了，内容是这样的：

　　“陛下前段时间亲自招见吴一贯，了解边防情况。这个事情关系到刑狱，应该交给相关部门去处理，不必您自己裁决。因为陛下日理万机，事情太多了顾不过来，万一有一些细节没有搞清楚，就可能被小人利用做出错误的判决。这是一定要坚决纠正的。

　　请陛下把政务都委托给六部九卿，这样谁犯了错误就找谁负责，事情就不用烦劳陛下，却可以得到正确处理了。这方面你应该向你爹（先帝）学习，他老人家执政十八年，除了吴一贯这个案子以外，有关刑狱的事情从来都是交给大臣们处理的。

　　……请从今往后，刑狱之事都责成相关部门堪问，秉公论断，谁犯了错误陛下再去追究谁的责任。这样，大臣们在下面努力工作，陛下就不会那么辛苦，国家大事也不至于荒废了。”[1]

　　这个奏章的意思很清楚：你翻了这个案子，虽然结果对文官是有利的。但皇帝直接过问军事事务总是不合适，军政事务不论大小都应该把它交给文官集团来处理。这才合乎明君圣主的行为准则。

　　文官们迫切希望趁着皇帝年幼，抓紧给他“立规矩”：以后你就像你父亲一样，天天坐在宝座上讲讲圣贤话就可以了，剩下的事情全部交给文官集团来做。

　　朱厚照刚刚登基，毕竟还有他父亲临终嘱咐的话在，要听那几个辅政大臣的话。而且他也跟明朝所有太子一样，从小接受标准的儒家教育，被告知听从贤臣的话是明君圣主的行为准则。收到了这份奏章以后，朱厚照批示同意，暂时也就不再过问具体的军政事务了。

　　应该说在一开始，新皇帝和孝宗留下来的老臣们之间的关系还算融洽。在《武宗实录》里面，在朱厚照登基的第一年，几乎所有的奏章都跟着两个字：“从之”。也就是一律批准。

　　上台以后，朱厚照也想厉行节约一下，本来该给皇室宗亲的奖赏也给减免了，但惟独给三位内阁大臣刘健、李东阳、谢迁的奖赏还是很丰厚。又给刘健加封了左柱国、太子太保，给李东阳加封了太子少保，以示尊崇。兵部尚书刘大夏因为年老想要辞职，也下诏挽留。

　　御史李廷光弹劾刘大夏当兵部尚书期间，用人不当、管理不严，导致边防废弛，才有了先帝去世时候的虞台岭之败，应该追究其责任，并且提出了一些整顿边防的措施，恳请皇上派御史前往边镇巡视，纠正边防弊病。

　　这个奏章的内容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孝宗时期的军事失败和内阁的错误决策就是有很大的关系。虞台岭之败，兵部尚书刘大夏当然难辞其咎。但朱厚照毫不犹豫的给驳了回去，并且下旨责备李廷光，并温旨安慰刘大夏，说你有功于国家，这种风言风语我是不会听的，以表示自己对父亲留下来的老臣的绝对信任。

　　但这种温情脉脉的局面并没有持续多久。

　　大臣们发现小皇帝相当听话，便打算更进一步，提出要取消“皇庄”。

　　皇庄，顾名思义，就是皇帝家的庄园。由太监直接收租交给皇帝花费，不用经过户部。它的起源是明英宗朱祁镇的时候，太监曹吉祥造反被抄家，曹家的土地全部没收入官。明宪宗朱见深继位后就下令把这部分土地改为皇庄，作为皇帝的直接经济来源。

　　按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理论，全天下的财富都是皇帝的，还搞什么私房钱呢？问题在于文官集团势力坐大以后，皇帝想伸手向户部要钱就很困难了。一旦遇到皇帝要钱，户部的第一反应基本都会给顶回去，来回折腾讨价还价几次，打一个很大的折扣之后再支付。

　　朱厚照十六岁大婚，这属于国家大典，照理该户部出钱。典礼总共花费了60万两，但户部讨价还价只给30万两，剩下的请皇帝陛下自己再想别的办法解决，还顺便教育了皇帝一顿要注意节约，向你父亲学习云云。朱厚照心里未必高兴，但还是接受了。

　　对皇庄问题，照例先是由言官向皇帝提出建议。皇帝批示让内阁讨论。内阁讨论之后说：当初宪宗皇帝设立皇庄的时候，打算用皇庄收入来孝敬两宫太后。但是现在看来，皇庄“琐琐之利恐不足以孝养两宫”，建议“请革皇庄之名，通给小民领种”。

　　这个建议逻辑有点混乱：既然皇庄的收入很少，不足以给两宫太后尽孝，那应该增加才是，为什么反而要革除呢？

　　朱厚照这一次没有简单听从了，而是下令再议，委婉的表达了不同意见。

　　内阁再次讨论，发现了自己的逻辑错误。于是改了一下口风，说如果要给皇太后尽孝道，那么可以由户部来收钱，按照实际需要支付给皇太后，剩下的钱归入国家财政，可以用来救灾和支付军费等等。

　　这一次内阁的意见道出问题的关键：关键不是谁花钱，关键是谁收钱。

　　文官们在奏章中一再强调皇庄的弊病：让太监去直接管理和收租，会出现太监中饱私囊、欺压百姓的严重问题。所以不应该由太监来收钱，而应该由文官来收钱。

　　要说太监管理皇庄有贪污腐败的问题，难道让文官集团去管理就没有这方面的问题了？文官们在一口咬定太监很坏的同时，其实还需要证明一件事情，就是文官一定比太监更不贪婪、更不欺压百姓，才能证明革除皇庄的正义性。

　　文官们声称全天下的钱财都是皇帝的，皇帝不应该有私财，而应该由国家财政统一管理。这种说法当然很漂亮、正义凛然。但真的全部纳入财政以后，皇帝想要钱就很困难了。所以文官们要证明革除皇庄的正义性，还需要再证明一点：文官们花钱一定比皇帝花钱更加注意国家整体利益，而不是个人利益、集团利益。

　　以上两点，其实都不一定总是成立的。文官不一定比太监清廉，也不一定总是比皇帝更关心国家利益。在王朝的早期，官僚集团比较清廉，那么上面两个命题就可以成立，财权掌握在文官集团手里就没问题；反之，到了王朝的中后期，官僚集团日益腐朽，有可能以上两个命题就都不成立，财政税收的权力完全掌握在文官手里，就可能是国家的灾难。后来明朝的灭亡也证明了这一点。

　　归根到底，皇庄的存废并不是皇帝该不该花钱的问题，而是财权掌握在谁手里的问题。天下的权力，无非是那么几种：兵权、财权、人事任免权。如果这三种权力都被文官集团掌握，那么皇帝就成了一个空架子。宋朝就是这么一种情况。所以革除皇庄，核心是文官集团削弱皇权和打击太监势力的一种斗争策略。

　　朱厚照虽然未必能像我们上面分析的那么清楚，但他还是拒绝了内阁的意见。这些大臣们各自家里都有自己的土地田庄，几乎没有人是靠国家俸禄过活的，为什么就不能允许皇帝有自己的庄田呢？小皇帝批示说：“你们检举揭发太监们的非法行为值得表扬，但是皇庄是祖宗旧制，又是用来孝敬太后、彰显孝道的，不好突然革除。我决定把管理皇庄的太监数量削减一半。如果再发现太监有非法行为，请你们及时弹劾，我一定严肃处理。[2]”

　　碰了个软钉子以后，文官们又换了一种策略进攻：讲迷信。

　　因为过去三个月断断续续下了几十天的小雨，这种天气情况在干旱的北京比较罕见。给事中周玺、御史耿明上奏上：天象异常，必有妖孽。妖孽就是太监，上次我们上奏弹劾太监苗逵、田忠等人的不法行为，皇帝竟然没有批准。老天爷对此表示不满，所以连续下雨。

　　大理寺少卿吴昊又上奏说：您还在居丧期间（你爹刚死了不到一年），竟然老是跟太监们一起游玩，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哀悼。老天都看不下去了，所以才不断的下雨。

　　这些无厘头攻击太监、顺带骂一下皇帝的奏章让朱厚照很不舒服。他忍住怒火说：“天气异常，确实是不好。我有不足之处一定认真反省，诸位大臣有不足之处也需要勤加改正，军国大事有决策不对的地方要据实及时上奏，不要尽说空话（毋事虚文）。[3]”

　　小皇帝用了“毋事虚文”这个词，显然是对这种赤裸裸的、毫无根据的排挤打击太监的行为相当不满了。

　　但文官们并不打算就此止步，此后又连续不断的向太监发动攻击，有借口星象异常要求杀掉某些他们不满的太监的，有要求减少太监数量的，有要求降低太监的福利待遇，没完没了。小皇帝表现得明显的不听话了，有时候会同意，有时候就直接批示不准。

　　弘治十八年年底，太监刘琅要皂隶五十名。这本是件小事，但大臣们要求减为二十名，皇帝答应了。接着，大臣又说二十个也太多了，应该一个不给，皇帝又答应了。

　　正德元年一月，文官们列一个名单，要求连太监和锦衣卫一共裁员七千五百七十人。皇帝拒绝了。因为孝宗皇帝刚去世的时候，文官们就替新皇帝写了即位诏书，把太监和锦衣卫裁员了上万人，剩下的人已经不够办事了。

　　正德元年二月，御用监因为需要建造龙床等物品，人手不足——被文官们裁的太厉害，要求增加六个人手。文官们坚决不同意，说皇帝刚登基的时候，御用监裁员了七百多人，这次新增的六个人都是那七百多人里面的，此例一开，那些被裁掉的人肯定会想方设法又回来。朱厚照批示同意了文官们的意见。

　　总之，文官们对于负有监察职权的太监和锦衣卫是恨之入骨的，一逮着机会就要尽可能的削减他们的势力，恨不得全部裁光了才好。

　　理学官员的最大特点就是严于律人、宽以待己。在严格要求裁剪太监锦衣卫数量的同时，他们自己在增加政府雇员方面则一点也不客气。明末思想家顾炎武在《日知录》里面就说：

　　“一邑（县）之中，食利于官者，亡虑（大约）数行人（古军旅一行为25人），恃讼烦刑苛，则得以嚇射人钱。故一役而恒六七人共之。”

　　就是说，据顾炎武所知，在县里面（县级政府没有太监、也没有锦衣卫），一个正式编制的岗位，往往会有六七个超编人员，他们吃财政饭，为正式编制人员干活，并欺压百姓、勒索财物。

　　这种事情早在朱元璋时代就非常严重了。对这个问题，吴思先生在《白员的胜局》里面作了详细的分析，抄录如下：

　　洪武十九年（1386年），松江府的吏卒违法害民，都察院穷追根由，揭露出一个特殊群体。

　　都察院近似如今的监察部。松江府位于今日的上海市松江县，下辖上海县和华亭县。如果以当政年头计算，洪武十九年相当于共和国的1968年，正是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年代。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干劲十足，试图建立一个干净的社会，在审案子的时候讲究“瓜蔓抄”，刑讯逼供，内查外调，最多时一个瓜竟能牵扯出两万多个大瓜小瓜。这次在松江府顺藤摸瓜，又牵扯到苏州府，结果发现了一个2871人的害民集团。

　　朱元璋详细描写了这个发现。他说，松江府有一批不务正业的人，专门依附衙门里的役吏皂隶，借官府之威害民。这些人自称小牢子、野牢子、直司、主文、小官、帮虎，仅松江一府就有1350名，苏州府还有1521名。

　　朱元璋说，这些人不知农民的艰辛，农忙时下乡生事。芒种正是栽种季节，他们拿着官府批文找到农民，从水车上把人锁下来，或者从农民手里夺下秧苗，锁人出田。

　　朱元璋还详细剖析了“牢子”（近似如今的狱警）职位上的猫腻。朱元璋说，牢子分三等，有正牢子、小牢子和野牢子。正牢子是编制内的正役，小牢子和野牢子都是不务正业之徒，这样的人仅松江府就有九百余名。

　　皂隶（衙门内的差役，近似如今的法警和刑警）的职位上也有猫腻。编制外的皂隶叫“小弓兵”和“直司”。小弓兵大概相当于皂隶职位上的临时工，“直司”的地位排在小弓兵之后，可能属于二等临时工。当时的政府工作人员似乎也像如今一样，位子坐稳当了，就想把脏活累活交给临时工做。临时工干久了，位子也坐稳了，又会招徕和支使二等临时工，同一职位上就可以形成三个等级。

　　……明朝初年松江一府二县，不过三个衙门，如此平均下来每个衙门就有六七百位白员。明朝一个县的正式官员不过四五位，再加上十几位吏，县级衙门的“经制”名额不过二十左右，此外还有约二百名额设衙役，而“帮闲在官”的人竟然超过这个数字的三倍。

　　顾炎武说“一役而恒六七人共之”，说的是明末。明初吏治森严，腐败不那么严重，白员为正员的三倍。[4]

　　——从吴思先生的考证可以看出，早在朱元璋时代，一个松江府就能查出一千多编外人员，这些人可都不是太监或者锦衣卫搞出来的。而朱元璋死后，文官们每逢皇帝去世就大力裁减太监、锦衣卫、以及宫廷工匠的数量，却从来没有借机裁减过文官政府中的编外人员。从中央到地方，文官们都会养着一大群奴仆和书吏，为自己生活和办公服务。但对于皇帝的奴仆和秘书——太监，他们则认为必须坚决裁减，裁得越多越好。吏部尚书马文升，他是要求朱厚照裁减太监编制最起劲的官员之一，自己却在不断的违规把自家亲戚和兄弟塞进国家公务员的队伍，还私自在吏部增设了六个主事的职位，用来安排自己人。这个事情被御史弹劾，马文升被迫请求退休，朱厚照批准。

　　正德元年四月，吏部给事中安奎上奏说：“中外冗员奔竞成风、贿赂未已”。朱厚照下令内阁讨论。内阁说经研究没有这样的事情，这个安奎在胡说八道污蔑大臣。诸司会审，要求安奎点名说出谁在跑官、谁在行贿受贿？安奎不敢指名道姓，只能认罪受罚[5]——也就是说，文官们认为用天象异常来弹劾太监是天经地义的，其正义性毋庸置疑；而若是要弹劾大臣，则必须有确凿的证据，不然就要严加惩罚。

　　——我们讲这些。并不是说太监不该裁减、太监有违法犯罪行为不该被弹劾并惩罚。实际上文官集团和太监集团互相斗争、互相检举揭发是好事，有利于国家政治清明。但也需要看到：文官们裁减弹劾太监，并不全是出于大公无私的道义考虑，权力斗争的考虑仍然占了很重的分量。

　　朱厚照虽然不再像刚登基的前几个月那样，对内阁言听计从，但总的来说，经过斗争，他还是不断的妥协退让，大臣们的大部分奏议最终都被批准了。这就给了大臣们一个假象，认为只要他们坚决斗争，可以逼迫皇帝同意他们的任何意见。

　　经过酝酿，大臣们决定发起具有决定意义的攻击：弹劾“八虎”。

　　“八虎”，就是和小皇帝最亲近的八个太监。按照文官们的说法，他们那都是在引诱着皇帝去斗鸡走狗、不务正业、荒废朝政。但既然文官们不想让皇帝管具体的事儿，皇帝也很听话的真的不怎么管事，内阁的各种施政建议总是得到批准，难道多出来的空闲时间休闲娱乐一下都不行？

　　文官的回答是：绝对不行。皇帝如果有时间，也应该努力学习儒家经典，由专业的儒家学者来给皇帝讲课，保证皇帝的一言一行都符合儒家规范；或者跟大臣们在一起讨论国家大事——当然讨论的结果必须是听从大臣们的意见，因为从谏如流是皇帝的美德，不听的就是昏君，坚持正义的大臣们会一起跪在地上请求皇帝同意，或者连续不断的上奏一直到皇帝同意为止。

　　虽然“八虎”当时并没有干什么出格的坏事，但文官们已经看到了不好的苗头。皇帝整天和太监们厮混在一起是很危险的，随时可能会被教坏，远离理学正统而去搞一些旁门左道。因此必须趁着皇帝还没有被完全教坏，彻底消除这方面的隐患，把“八虎”杀掉。

　　为了解决“八虎”，文官们轮流上阵弹劾。但小皇帝这一次并不怎么愿意听，关键是文官们确实没有抓到“八虎”的把柄，弹劾的内容大多空洞无物，无非是说因为信任太监导致朝政混乱的历史教训很多这种空话。而且，小皇帝跟太监们混在一起，并不是沉溺于各种荒唐的游乐。从之前和之后发生的事情来看，皇帝很有可能是在跟那些年轻的太监们在一起练习骑射，为振兴国家军事力量做准备。

　　朱厚照还在当太子的时候，就十分喜欢骑射。文官们曾经向孝宗进谏，说太子应该多花时间来学习儒家经典，练这些骑马射箭的功夫没有用。皇帝并不需要亲自去上战场，学好如何治理国家才是最重要的。

　　孝宗一向非常听文官的话。但这一次，他说：国家需要居安思危，皇帝也应该文武兼备，太子已经花了很多时间学习儒学了，花一点时间练习骑射也是很好的。

　　孝宗自己可能也意识到了皇帝过分儒家化并不是什么太好的事情。虽然他生性比较软弱，对武功之类的事情也来不及弥补了。但他希望自己唯一的儿子能够比他做的更好。出于父子至情，他十分罕见的坚决驳回了大臣们的意见——既然儿子喜欢，那就让他去练习吧。

　　事实证明，朱厚照骑马打仗的功夫练得还可以，是明朝历史上除了朱棣之外，唯一一个能够亲自骑马上阵跟蒙古骑兵对砍的皇帝——宣宗和英宗都带兵出征过，但是没有亲自上阵，亲自上阵的只有朱棣和朱厚照。五年后的应州战役，八虎中的张永、谷大用等人都各自统帅一支队伍，与朱厚照一起，击退了蒙古骑兵的攻击。这说明朱厚照和八虎都系统的练习过骑射。要达到能跟蒙古骑兵对砍的水平，所花的时间也一定不少。不相信的自己去蒙古找匹马来骑一下，再带上一根几十斤重的大铁棍，体验一下骑着马去跟那些从小骑马的蒙古壮汉对抗是什么感觉。苦练十年，也未必能够跟蒙古骑兵单挑。

　　从历史记载来看，朱厚照和张永、谷大用等人学习骑射的时间，很有可能就是文官们所说的，皇帝跟着八虎一起斗鸡走狗、荒废朝政的时间。如果他们在一起就是吃喝玩乐，专干荒唐事，哪里来的时间去练习骑马打仗呢？

　　不管怎么说，文官们是认定了“八虎”正在把皇帝引诱得越来越疏远大臣，这是必须干掉的。正德元年十月，六部九卿联名上书，弹劾“八虎”：

　　“自古以来，皇帝就需要辨明忠奸，而敢于犯言直谏的人才是忠臣。

　　现在，有一群奸佞小人在陛下身边，影响到了天下的安危。过去一年朝政问题丛生，国家号令失当。特别是今年秋天以来，陛下上朝的时间越来越晚，面容憔悴。大家都说这是因为太监马永成、谷大用、张永、罗祥、魏彬、丘聚、刘瑾、高凤等八人每天哄着皇帝游玩所致：击球走马，放鹰逐犬，听歌看戏等等。还引导着陛下跑到皇宫外面去玩，有失体统。白天没玩够，晚上还要接着玩，耗费精力，破坏陛下的圣德。天地之间的正气，因此紊乱，所以最近天上打雷的声音都变了、星相也很不正常，京城桃树和李树竟然违反节气在秋天开花。根据研究，这些都是不祥之兆。

　　这八个人都是小人，只知道蛊惑君王，谋取自己的私利，没有一点天下国家的责任感。皇帝血脉的传承，都要依赖于陛下。虽然您已经完婚，但还没有生儿子。万一天天这样玩耍，起居失节（这四个字是原文，就是荒淫无度的委婉说法），劳损了精力，生不出孩子怎么办？那就算是把这八个人剐了，也于事无补啊！

　　想当年太祖高皇帝（朱元璋）身经百战，才取得天下。经过历代皇帝的传承，才传到了陛下。先帝临终的时候说的话，陛下应该还记得（也就是要对顾命大臣言听计从之类的）。怎么能让这一群奸邪小人成天在您左右，破坏了圣德呢？历史上宦官误国的先例那是层出不穷啊，比如汉朝的十常侍、唐朝的甘露之变等等，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如今这八个人的罪行已经昭然若揭，如果不予以惩治，将来必然更加肆无忌惮，危害国家社稷。

　　请陛下以天下为重，忍痛割爱，将这八个人处以极刑，明正邢典，以挽回天地的正气、平息上天和人民的愤怒，消除潜在的祸患，永保国家安宁。”[6]

　　以上翻译的是奏章全文，没有删节。这封告状信比宪宗时期内阁弹劾西厂太监汪直的奏章还要空洞。当年好歹列举了西厂滥用酷刑的罪证，而这一次则什么都没有。从奏章的内容来看，“八虎”真没干什么坏事，也就是陪着着皇帝玩而已。文官们稍微靠谱一点的把柄都没有抓住，胡扯一通天地正气、历史教训之类的，就要把这八个人杀掉，可谓气势汹汹、杀气腾腾。

　　十六岁的朱厚照看了这封奏疏，被吓坏了，首先是对天象异常这种说法感到害怕，还有就是感到事情严重：大臣们逼着他要杀掉跟自己从小长到大、一直形影不离的小伙伴。这些人天天与他朝夕相处，多少年下来不可能没有感情。现在就算是中学生家里养条狗，家长说怕耽误学习要把狗杀掉，估计他也会哭得不得了。更何况是八个大活人？换了谁也会觉得难受。《明史》上说他“惊泣不食”，也就是说被吓哭了，饭都吃不下。把皇帝吓唬到这个程度，也真是够可以的。

　　皇帝于是派司礼监太监王岳等人去跟内阁讨价还价，表示愿意把八虎贬到南京去赋闲，但不要把他们抓起来论罪。但文官集团感觉胜券在握，拒绝妥协，仍然要求皇帝处死八人。如果皇帝不同意，内阁和六部九卿就要集体总辞职。

　　经过讨价还价，皇帝同意先逮捕八人，审问一下看到底有什么罪行。文官集团遂和太监王岳等人达成同谋：把八人逮捕以后立即打死，然后逼迫皇帝承认既成事实。但是因为当天时间已晚，遂决定第二天再执行。

　　听到消息，“八虎”相拥而哭，不知道该怎么办。最后还是“八虎”中排名第七，平时不怎么显山露水的刘瑾想到了解决方案。

　　刘瑾此时已经五十六岁。这么一个糟老头子在带着年轻的朱厚照游乐方面，肯定不如比他年轻得多的谷大用、张永等人得宠，因此排名靠后。但他年纪比较大，而且经历过政治风波。他是那个号称能白日飞升、收“黄米白米”的太监李广给推荐到东宫伺候太子朱厚照的。李广死后，受贿的名册被朱佑樘发现，文官们一方面托英国公张懋去跟皇帝说情，请求皇帝以宽大为怀不要追究行贿者的责任，一方面又趁机牵连收拾了一批太监。刘瑾就被贬到了南京去充军，但没过多久他就又找关系重新回到了北京，继续伺候朱厚照。

　　有了这样一番经历，刘瑾的心理素质起码就比另外几个年轻太监要强得多，临危不乱。而且平时就爱与朝廷中的文官们结交，以免再次遭遇李广这种事件。这份弹劾奏章在入奏之前，刘瑾就已经从内阁大学士李东阳、吏部尚书焦芳等多个渠道了解到了弹劾的内容，并且开始想办法应对。

　　经过分析，刘瑾认为目前皇帝对几位顾命大臣还是非常敬重的，要说他们的坏话并不容易，最好的办法还是从太监内部挑拨离间。于是他带领另外“七虎”找到朱厚照嚎啕大哭，说：“这都是司礼监太监王岳等人想要陷害我们。”

　　朱厚照一听就来了精神，问他有何证据。

　　刘瑾就说：

　　“王岳之前掌管东厂的时候，御史言官说什么他就说什么。这次内阁弹劾我们八人，王岳奉陛下的命令去和内阁讨价还价，不仅没有效果，回禀的时候竟然为内阁说好话。可见他一直就跟文官大臣们是一伙的。在进献鹰犬、陪皇帝游玩方面，王岳干的一点也不比我们少。但文官们竟然和王岳合谋，要杀掉我们八人。这说明文官们并不是真心反对皇帝游玩，王岳也不是真心主持正义。文官们与王岳合谋的目的很明显：架空皇权；而王岳与文官合谋的目的也很简单：嫉妒我们八人得宠，杀掉我们以后就可以独享大权。”

　　刘瑾这笔账替皇帝算的很清楚：内阁负责拟定意见，司礼监负责盖章批准。如果司礼监和内阁穿一条裤子，那他们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没皇帝什么事儿了。司礼监和内阁合谋是对皇帝的权力的严重威胁。杀掉“八虎”，就是杀一儆百，警告皇帝身边的人：如果只知道讨皇帝喜欢，而不跟文官集团亲近，那就必死无疑；只有站到文官集团这边，权势富贵才能长久。

　　经刘瑾这么一分析，朱厚照恍然大悟，立即改变主意，下令把王岳及其党羽贬往南京充军，任命刘瑾为司礼监太监，马永成掌东厂，谷大用掌西厂，一夜之间局势大变。内阁重臣刘健、谢迁被迫辞职。

　　经过这样一番风波，小皇帝终于下定决心与他父亲留下来的旧臣决裂。他接受了刘瑾的观点，决定用铁腕整顿文官集团、重振国家武备，以洗刷“虞台岭之败”给大明王朝带来的耻辱。

　　在皇帝的支持下，太监刘瑾登上了历史舞台。

　　===================================================
　　[1] 《武宗实录》，卷3
　　[2] 《武宗实录》，卷10
　　[3] 《武宗实录》，卷3
　　[4] 吴思，《白员的胜局》，载《潜规则》一书。
　　[5] 《武宗实录》，卷12
　　[6]原文见《明史·韩文传》，这封奏疏是户部尚书韩文起草，以诸大臣的名义共同上奏的，所以放到韩文传里边。

大参考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二）【23】刘瑾变法

　　二十三、刘瑾变法

　　关于刘瑾掌权，《明史》上活灵活现的讲了一个故事：小皇帝很贪玩，刘瑾等人就专门条他玩的最高兴的时候，抱着一大堆奏章来让他批阅。小皇帝很不耐烦的说：“我拿你们来干什么的？别来烦我。”于是刘瑾就得到了皇帝的授权，开始代理皇帝批阅奏折，成为了“影子皇帝”。

　　以上的故事不太可能是真的。因为刘瑾掌权以后，自己天天要处理各种政务，没工夫陪朱厚照。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太监，也没体力跟朱厚照练习骑射。真正天天陪着皇帝的太监，是谷大用、张永等八虎中几个年轻、体力好的。

　　但刘瑾在政务上偏偏喜欢跟他信任的文官商量，包括首辅李东阳、文士焦芳、刘宇、张彩等，并不怎么卖太监的帐。其他太监有所请求，刘瑾多不应允。马永成、谷大用等都对刘瑾很不满。当时张永是东厂太监、谷大用是西厂太监，刘瑾都指挥不动，就干脆自己新设了一个内厂来监察百官，顺便还要对东厂、西厂进行监督，一幅要把其它太监得罪到底的样子。

　　张永有一次还跑到朱厚照面前去告刘瑾的状。朱厚照把刘瑾叫过来对质，结果张永竟然当着皇帝的面跟刘瑾打了起来，可见二人矛盾之深，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程度。后来刘瑾倒台，就是张永密告刘瑾谋反造成的。

　　在这种情况下，要说刘瑾是靠皇帝贪玩、不理朝政而独揽大权，可能性不大。因为皇帝身边的太监不仅不是刘瑾的心腹，还跟他有矛盾，随时会在皇帝跟前给刘瑾下药。更可能符合事实的是朱厚照对“八虎”进行了分工，他发现了刘瑾的行政才能，把政务交给他处理，放手让他对官僚集团进行整顿，而自己则带着另外几个继续练习骑射、处理军队事务。

　　刘瑾推行的变法措施，主要有以下那么几条：

　　首先，对国家各种财政收支进行全面的审计，这在当时被称为“查盘”，组织科道官员对天下军民府库、钱粮、各边年例银、两淮盐运司革支盐引、都司卫所军器等进行审计。

　　以边关的年例银为例。它是朝廷每年发往各边的银两，数量相当大，且有急剧增长的趋势。如正德元年，宣府和大同在五万两年例银之外，又分别要了六十一万两和四十万两，辽东在十五万两年例银之外，又要了三十三万四千两。

　　正德三年三月，户部安排送各边年例银，被刘瑾驳了回来，他在批示中说：

　　“各个边镇既然有自己的屯田，政府还每年从内地往边镇输送粮草，应该够用了。天顺（明英宗朱祁镇）之前并没有户部往边镇送银子的事，是从成化（明宪宗朱见深）二年，因为边镇有紧急军情，又说有旱灾等因素，临时拨付了一些银子，原本是权宜之计，后来竟然成为了惯例。而且年年增长，年年说不够用，这里面难道没有贪污浪费的问题吗？”

　　对边饷边银屡告缺乏的原因，刘瑾认为：“主要是因为主管官员失职。这些人治边无方，导致粮草损失数百万，等到追究起来，却把罪责全部推卸到普通士兵和仓库管理员身上”[1]。

　　两个月后，刘瑾奏请查盘各边镇年例银的使用情况：

　　“过去六年，中央发往辽东、大同、宣府、宁夏、甘肃、榆林各边的年例银、奏讨银共五百多万两，请派遣给事中、御史分头去核查这些钱到底花到什么地方去了，有贪污浪费问题的，从实参奏。”朱厚照批准执行。[2]

　　最后确实查出来了很多问题。正德三年八月，礼科给事中曹大显等奏：查盘延绥等处仓库，粮食草料烂掉的有三万六千余石，布匹等烂掉的有三万三千三百二十余匹。九月，给事中蒋金等奏：查盘建昌、松潘等粮仓，被私吞或者烂掉的有万余石。

　　还有就是审计国家食盐专营的收入。因为管理食盐专卖的官员经常会私自出卖盐引而中饱私囊。刘瑾派遣御史乔岱等前往浙江核查盐务，查出来的缺额，让历次巡盐御史及运司官赔偿，责任小的赔偿数百两银子、责任大的赔偿有数千两，被追责的有数百人。

　　刘瑾把查盘当作一件大事来抓，不时举行，并用经济制裁的手段惩治官员。在查盘中被劾官员，开始多被逮下狱；后来改为追赔罚米。刘瑾还别出心裁的搞了一个“罚米输边”的制度，让那些侵吞边关钱粮的官员，自己把被罚的大米运到边关去。有些人直接就累死在路上了。

　　刘瑾变法的第二项重大举措，就是清丈军屯土地。

　　清丈土地这个事情，明朝有三次大规模的行动。第一次是朱元璋主持的，第三次是张居正主持的，而二者中间规模最大的一次，就是刘瑾主持的。

　　刘瑾主持的清丈主要是针对军屯土地，而较少涉及到民田。这跟朱厚照比较重视军事而不太关心内政有关。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刘瑾变法并不全是刘瑾自己的想法，朱厚照才是真正的后台老板。

　　清丈土地的原因也很简单：有很多军官私自侵吞军屯土地，而不缴纳军屯子粒粮。军官们把缴纳军粮的负担压到普通军户身上，或者就隐瞒这些土地的存在，谎报说这些土地上的军户已经逃亡了，土地被抛荒了、不产粮食了。军户逃亡是真实的，但抛荒却是假的。因为军户不能承担繁重的军粮缴纳，或者老是被军官拉过去从事无偿劳动，无法生存才被迫逃亡的。逃亡之后这些土地并没有抛荒，而是被军官侵占了，雇人耕种，却以军户逃亡为理由逃避军粮缴纳的义务。

　　刘瑾掌权以后，就屡有清丈土地的记载：

　　正德二年（1507）十一月，刘瑾命户部侍郎王佐等踏勘太监徐保管理的皇庄田四千三百余顷。结果查出来，实际土地远远超过了四千三百顷，超过的部分被徐保隐藏，既不给皇庄交粮食，同时又打着“皇庄土地”的名义逃避政府的税赋和劳役。这些土地被没收，重新分配给了当地的农民耕种，按照民田正常收税。刘瑾首先开刀的，竟然是皇庄土地！

　　正德二年十二月，刘瑾派御史赵斌清丈大同军屯土地，查出来不交军粮的五十九万多亩；又清理宣府，查出来被隐藏不交军粮的土地二十多万亩，照数登记造册。

　　同月，又派司礼监太监王高金、户部员外郎冯颙去丈量泾王府的土地，查出来合法赐给泾王的土地只有两万多亩，其余各类土地十多万亩不符合赐田的规定，被政府收回。锦衣卫逮捕有关人员回京审问。

　　正德三年二月，户科给事中段豸前往山东，清丈当地官员声称不能产粮食的盐碱地。查出来可以产粮食的土地十二万亩，按照下等田的标准交税；不产粮食但能种植一些经济作物的盐碱地六万多亩，可缴纳少量布钞以摊低本地区其它土地的税负。

　　正德三年四月，派御史张或清理宁夏等卫屯地，新增四十四万亩，。

　　正德三年五月，派御史李瑛清查甘州等十二卫清丈屯田，查出来隐瞒的上等田三十多万亩。

　　正德三年六月，派巡按周熊查山东屯田，新查出来一百八十多万亩。

　　正德四年二月，派户部主事李思仁清查徽王府的土地，查出来非法隐藏不纳税的有六十多万亩，一次性补交粮食两万多石。其中两千石给了徽王，剩下的收归皇帝直管的内承运库。[3]

　　从这些处置来看，刘瑾清丈土地，是为了查革隐漏，增加税地，以保证“租税不失原额”。还有就是有新开垦的土地没有交税的，也要交税。这样就可以平摊原来土地承担的赋税。因为明朝实行的是定额税收制，土地基数大了以后，平摊到每亩土地上的税赋就会降低。实际上就是降低了无权无势的普通农民的税负，而提高了有权有势的权贵之家的税负。因为能够隐藏土地不交税的都是有背景有权势的。

　　正德四年七月以前，清丈屯田还是局部的现象，到八月，开始对屯田进行全面的丈量：派户部侍郎韩福赴辽东、兵部侍郎胡汝砺赴宣府、大理寺丞杨武赴大同、通政司左通政丛兰赴延绥、大理寺少卿周东赴宁夏、尚宝寺卿吴世忠赴蓟州、兵科给事中高淓赴沧州。开始了一场较大规模的土地清丈运动。

　　从这场清丈运动的数据来看，军屯土地被侵占的比例超过了百分之七十，不交军粮的军队土地是正常缴纳军粮土地的两倍还多。[4]军事系统的腐败可见一斑，孝宗时期跟蒙古打仗老是打不过的原因也就昭然若揭了。

　　除了审计财政收入和清丈土地以外，刘瑾还做了一些改革，诸如，为避免战事发生时各镇守将领拥兵自保或各自为战，边防方面，“乃请仿王越故事”，重新设置三边总制这个职务，统管几个重要的边镇。此外，调整过各省的科举录取名额，增加西部地区如陕西、河南、山西等地录取人数，降低了江南经济发达地区的录取人数。

　　还有两条在当时看来很奇怪的举措：“令寡妇尽嫁，丧不葬者焚之”。但这两条仔细分析起来，其实又一点也不奇怪。比如“令寡妇尽嫁”，实际上明朝并没有寡妇不能嫁人的法律或者政令，但是由于儒家道学思想的兴起，搞所谓的“存天理、灭人欲”，把守寡当成了女性的行为规范，严重侵害了妇女权益。大量寡妇被迫守寡，形成了很严重的社会问题。刘瑾这条规定简直就是超越了他的时代，搞起了妇女解放运动。

　　还有所谓的“丧而不葬”，也是当时有权有势的人搞出来的奇怪风俗。就是从宋朝开始兴起的，人死了以后要“看风水”，挑一块儿风水宝地才能下葬。说好听点是尽孝道，其实还是出于自私自利的人性，希望把祖宗的风水搞好一点有利于自己升官发财。这个东西先是权贵人家讲究，讲究过来讲究过去就形成了这么一个习惯：家里有老人死了，不能马上埋，而是停棺在家，到处找风水师去看地方、找好风水宝地，如果风水有欠缺的还要改造山行河流，既花钱又花时间。结果就有很多人家，父亲母亲死了，棺材在家放上几个月甚至好几年，尸骨烂在棺材里臭不可闻，也不下葬。到最后就是家里死了人，如果很快就下葬了，反而会被周边的亲戚朋友说这个人不孝。有钱人家等得起，穷人家也受到影响，不管能不能找到风水宝地，起码也得把棺材放家里几个月再下葬。这个东西又费钱又耽误时间，就是权贵们生活糜烂、道德沦丧搞出来的副产品。为了找个好风水保佑自己升官发财，亲爹亲妈尸骨腐烂发臭了都不肯下葬，简直是罪恶。

　　后来到了清朝这股风气还是很重，政府还多次下令，父母死了停棺不葬的，不准参加科举考试，官员不得升官。所以刘瑾命令“丧不葬者焚之”，就是要废除这种愚昧落后的风俗。跟让寡妇嫁人一样，都是在保护弱势群体、改良社会风气。

　　刘瑾之所以这么做，我觉得这个他是出身于社会最底层有关。虽然因为机缘巧合身居高位，却没有忘记自己的出身，在改革国家大政方针的同时，还顺带想要消灭这两个道学家们搞出来害人的奇怪风俗。这也让“刘瑾变法”比后来张璁、张居正搞的变法多了一分光彩：不仅是改革政治经济制度，还试图对社会进行某些改良。因为刘瑾能够体验到读圣贤书长大的文官们体验不到的东西。尽管被历史记录下来的只有这两条，而且几乎没有得到执行，但却也是值得我们铭记。

　　现在很多人不觉得道学家们心理表态，却说太监刘瑾心里变态，这是为什么呢？

　　[1] 《武宗实录》，卷34
　　[2] 《武宗实录》，卷36
　　[3] 《刘瑾真的乱政吗？》，作者匿名。
　　[4] 《刘瑾真的乱政吗？》，作者匿名。

大参考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二）【24、刘瑾惨死】

　　二十四、刘瑾之死

　　除了清丈田地和审计财政收支以外，刘瑾还加强了对官僚体系的管理。

　　正德二年三月，下令凡是在京官员休假超期及生病满一年的全部强制退休。

　　这又是试图纠正中国官僚体系下的一个老毛病。反正做官是铁饭碗，有些人混了个一官半职，领着国家的工资就长期请假不来上班，然后利用关系在外面做自己的生意。现在这种事情在各个政府机关里面都还多得很。刘瑾这么一搞，就是断了这些人的饭碗。

　　然后刘瑾又改革官员考核制度，不再采取每三年考核一次京官、每六年考核一次地方官的方式，而是随时抽查，轮换着来。增加了官员的考核压力。

　　这些措施也激怒了官僚集团，在加上清丈田地让他们要补交多年隐瞒的税收、查盘钱粮搞得他们不好侵吞国家财政。权贵们无比愤怒，团结起来要置刘瑾于死地。

　　首先是安化王叛乱。因为刘瑾对军屯土地的清查，激起了边关军事将领的愤怒，大家怨气冲天，说刘瑾是个混蛋。这个安化王的王府在甘肃，听闻这些消息，认为朱厚照和刘瑾的改革已经犯了众怒，想要学习朱棣，趁机起兵篡位，打的旗号就是“清君侧”，也就是清理掉皇帝身边的奸臣——刘瑾。

　　朝廷排除文官杨一清和太监张永前往平乱。但是朝廷大军还在路上，安化王叛乱就已经被附近的将领给扑灭了。但是张永抓住这个机会，和文官们合谋，把安化王的造反公告进献给朱厚照，然后添油加醋的告了刘瑾一状。

　　刘瑾自己确实也有很严重的问题，主要就是贪污。虽然他大力打击贪污腐败，但却似乎认为自己贪污一点没什么关系。他一方面替皇帝敛财、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另一方面也没有少干贪污受贿的事情。这成为了刘瑾变法最大的污点。贪污的数量，根据刑部档案，抄家抄出来的有数百万两。这个数量没有后来各种野史吹的那么多，什么五千万两白银之类的，还被《华尔街日报》评为千年十大富豪之一，都是过分夸大的。还有就是这些钱不全是受贿所得，也包括了他们全家人经商的收入。虽然家人经商也会利用刘瑾的权势，比如可以在京城黄金地段开店、打击同行等等，但也有一部分可以算为合法收入。权贵之家经商在明朝是普遍现象，在当时并不被视为违法行为，皇帝、勋贵、太监、文官，家家都这么干。刘瑾当了几十年太监，积累数百万家产，算是大贪污犯，但也绝没有后来的野史吹的那么玄乎。而且我们对照后来严嵩的抄家数据，抄出来上报皇帝的钱比最后真正进入国库的多了几十倍，所以刑部档案记录的数百万两也可能是过分夸大的，因为里面有官僚集团对刘瑾栽赃陷害的部分。

　　朱厚照看了安化王的造反告示、听了张永的密告以后，说：“刘瑾辜负了我。”于是下令把刘瑾逮捕审问。第二天又下令把刘瑾罚往南京闲住，降为六品奉御。这个处罚跟当年朱见深处罚汪直一样，相当于强制退休，是很轻的。刘瑾听了之后还很高兴，说：“还可以当一个富太监啊。”

　　文官集团和张永等人决心置刘瑾于死地。《问刑条例》已经明确废除了贪污的死刑，而诸如专权、迫害官员、伪造圣旨等罪名，看起来皇帝并不认可，只对刘瑾作了免职的处罚。文官们于是组织人连夜查封了刘瑾的家，往他家里塞进去了很多武器、盔甲、伪造的玉玺等等，制造刘瑾要谋反的假象，最牛的还是把刘瑾常带的一把扇子里面装了一把隐藏的匕首，说这是刘瑾随时带着身边准备刺杀皇帝的。然后当成大新闻跑去报告朱厚照，请皇帝亲自前去查看。

　　朱厚照看到这些东西以后，果然勃然大怒。同意以谋反的罪名处置刘瑾。诸法司会审的结果，判处刘瑾凌迟处死，获得了朱厚照的批准。

　　正德五年，刘瑾被凌迟三日而死。按照规定，要剐三千三百五十七刀，第一日先剐三百五十七刀，每下一刀吆喝一声，可说极为残酷。

　　这一年，刘瑾刚好六十岁。

　　刘瑾的惨死昭告世人：触动权贵利益的改革者很难有好下场。而且，改革者在对权贵集团的利益动刀的时候，一定要首先管好自己、管好家人，不要给利益集团以把柄，不然一旦遭到反扑，下场必然极为悲惨。

　　随后，刘瑾当政期间的所有改革立刻被全部废除，清丈活动停止，连已经清丈出来的田地也不算了。

　　这场斗争最大的失败者除了刘瑾和他的支持者以外，就是皇帝朱厚照了。他一时冲动听信了文官们的诬告，同意残酷处死刘瑾，也就意味着他所想要推动的改革被终止了。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只忠于皇帝而得罪官僚集团是不行的。皇帝可能一时宠信你，给你很大的权力，但官僚集团总会想办法反扑，把你置于死地，到最后算总账肯定得不偿失。

　　刘瑾一死，也就再也没有人愿意替皇帝去干得罪官僚集团的事情了。而朱厚照自己，也因为刘瑾的贪污和谋反等罪行，以及变法活动激起了藩王叛乱这样严重的后果，而不敢再授予其他人这样大的权力去推动改革变法了。

　　这场疾风骤雨一般的变法，刚刚开始就结束了。

大参考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二）【25.应州之战】

　　二十五、应州之战

　　体制方面的改革虽然终止，朱厚照还是没有放弃振兴国家军事力量的努力。他再也没有刘瑾能帮他镇住文官集团了，所以只能选择逃避。他在皇宫的旁边营造了一个“豹房”，花了大概24万两白银，跑到里面去处理政务。这样就可以避开宫中的各种繁文缛节，也可以不跟大臣们见面。

　　朱厚照在豹房里面仍然每天大量的批阅奏章。说他在里面纯粹就是玩乐、荒废朝政的说法是没有依据的。他把镇压农民起义有功的武将江彬视为心腹，在豹房里面跟江彬一起练习武艺、并商量整顿军备的策略。江彬是一个非常勇敢的武将，曾经头上中了一箭还坚持冲锋杀敌，在皇帝面前也无拘无束，想到什么说什么。朱厚照就喜欢这种人，而讨厌成天引经据典对他进行说教的文官士大夫。

　　根据江彬的建议，朱厚照作了一个重大的军事调整，就是把京城的军队和边防部队进行了对调。这样做是因为京城部队长期不习战阵，战斗力大幅度下降，在镇压刘六刘七起义中表现很糟糕。这种轮换制度就是把内地的军队送到边关去锻炼，提高他们的战斗力。实际上京城的军队都算是精锐，按照高标准来招募的，花大价钱养着这么废掉肯定是不好的。

　　除了这个重大部署以外，朱厚照的其它措施都没有被官方史料记录下来。这并不奇怪，因为我们在前面讲过，朱元璋为明朝制定了两套相互独立的管理系统——行政系统和军事系统，军事系统是走的“五军督护府——都指挥司——军事卫所”的指挥体系。这个体系的运转是可以不经过文官行政系统的，武将们的报告和皇帝的命令也不会像文官的奏章一样公开刊发，属于军事机密，所以文官们整理的历史里面找不到这些材料。

　　文官们参与军事决策的方式主要就是跟皇帝讨论，还有就是出征的时候要搞文官统兵。朱厚照进入豹房，拒绝跟文臣们见面，当然就更没有兴趣跟内阁讨论军事问题，也不再让文官统兵，那么这方面的信息文官们就几乎一无所知。所以就他们发挥想象力，硬说朱厚照在豹房里面就是天天淫乐妇女、玩各种珍禽走兽等等，什么正事儿也不干。

　　要说好色、玩乐这些事，二十岁出头的年轻皇帝肯定没少干。但能不能就说皇帝除了这些事情以外就不干正事了呢？

　　我们有证据证明，朱厚照在豹房是干了很多正事的。首先是《武宗实录》里面显示他每天都在不断的批阅大臣的奏章，做出各种决定。第二就是他在豹房期间，边镇的军事力量不断增强，孝宗时期那种被动挨打的局面得到了扭转。

　　在《孝宗实录》中，对蒙古骑兵作战取得斩首一百级以上的战斗，只有王越偷袭贺兰山那一次。除此之外，斩首超过一百的战斗都是镇压农民起义或者在云南、两广或者在辽东对女真取得的——那个时候女真还比较弱。

　　但是到了朱厚照时期，特别是刘瑾变法之后，边关对蒙古作战斩首一百级以上的战斗则开始频繁出现：

　　正德五年四月，蒙古骑兵进犯甘肃庄浪，各路明军联合进击，取得胜利，斩首一百五十三级，取得自从王越贺兰山大捷之后对蒙古最大胜利。（《武宗实录》，卷62）

　　正德六年十月，陕西山丹境守备都指挥张鹏在独峯山湖斩首六十五级，西北副总兵白琮在甘州黑柴沟斩首一百六十三级，并各获马驼牛驴及器械甚众（《武宗实录》，卷80）；

　　正德六年十一月，总兵官王勋在甘肃观音山斩首二百六十六级；都指挥张鹏傅德在甘肃新河北山坡斩首一百八十六级；副总兵苏泰游击将军吴英等在凉州姚家寨斩首二百四十七级（《武宗实录》，卷81）；

　　正德六年十二月，副总兵苏泰等在甘肃大沙窝斩首一百零七级，副指挥同知吕桧在陆坝湖斩首七十三级（《武宗实录》，卷82）

　　正德七年一月，都指挥董杰在肃州斩首一百零九级；总兵官王勋在甘肃赤斤番城斩首九十九级（《武宗实录》，卷83）；

　　正德九年六月，蒙古鞑靼部落小王子率兵进攻宣府。明军初战不利，后来使用前后夹击的战术，迫使蒙古退兵。这一场战争虽然明军没有占到便宜。但跟之前的的胜利一样，明显的可以看出来：孝宗时期那种被动挨打、龟缩不出的局面已经大为改观。军队敢于出城和蒙古骑兵硬碰硬的打野战了，而且给对方的杀伤有时还比较大。

　　此外，在《武宗实录》里面还有两次边将探听到蒙古骑兵在某处驻扎，在晚上长途偷袭取胜的记录，更是英勇不凡。

　　如果说朱厚照就像文官们描写的那样，天天淫乐游玩、不务正业，那边关军队的战斗力和战斗意志怎么可能会有这样巨大的变化呢？

　　正德十二年八月，朱厚照得到消息，蒙古骑兵可能有一次大规模的进犯。他偷偷换上便服，带上江彬等少数几个心腹，瞒着文官，溜出了北京德胜门，直奔昌平。但是出乎他的意料，居庸关巡关御史张钦竟然拒绝开关，并写奏疏劝皇帝返回。朱厚照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在关外傻等了一晚上，只好于次日返回了北京城。

　　回到北京之后，立即就被大臣催促着上朝，还有他出去这几天积压的奏折，需要他去处理，搞的他不胜其烦。半个月之后，朱厚照吸取了上一次的教训，打探到了张钦出巡，不在居庸关，再次半夜偷偷跑出北京城，神不知鬼不觉的出了关。为了防止那些大臣们又跑来把自己拉回去，朱厚照留下谷大用镇守居庸关，不准任何官员出关。

　　朱厚照最终如愿以偿来到了边关重镇宣府。江彬和朱厚照俩人经常穿着便装，和平民一样在宣府游玩。这里没有宫廷的拘束，没有文官们的絮絮叨叨，朱厚照可以像一个普通人一样，参加这里各种娱乐活动和集市，他太喜欢这个地方了，称宣府为他的“家里”。　　

　　正德十二年九月，也就是朱厚照刚到宣府的那个月，蒙古五万骑兵开始在玉林卫周围进行集结，意图大规模的进犯明朝边境，统帅是蒙古小王子。朱厚照闻讯大喜，集结明军边境最有战斗力的军队准备与蒙古骑兵进行一场大战。

　　朱厚照召集大同一带的守军，开始做出军事部署，大致的部署结果是：以大同为防守的核心，命令总兵官王勋驻守。同时，在大同的四周布下重兵，大同外围的聚落城由辽东参将萧滓驻守，大同东北的天成卫由宣府游击时春驻守，大同北边的阳和卫由副总兵陶杰驻守，镇虏卫由副总兵朱銮驻守，威远卫由游击周政驻守。朱厚照集结了六万明军，严阵以待五万蒙古骑兵的到来。

　　十月，朱厚照亲自率军来到顺圣川，这里在宣府和大同之间，可以遥相呼应，便于他指挥。但是十月十五日，蒙古骑兵并未进攻大同，而是分道南下。朱厚照考虑到镇虏卫和威远卫的兵力薄弱，立即命令驻扎在大同周围的时春和萧滓带兵驰援。同时，要求大同参将麻循等人带兵尾随到蒙古骑兵背后，牵制其南下，并调集宣府各处的军队来到战场，准备迎战。

　　十月十八日，在应州城西北的绣女村，明军王勋部和蒙古骑兵遭遇，双方展开激战。

　　第二天，明军其他部队和王勋会合，在应州城北的五里寨再次和蒙古军队激战到黄昏，蒙古骑兵无法取得优势，只好暂时退却。王勋率军退入应州城休整，准备明日再战，明军朱銮部等人也在当天晚上赶到会合。

　　十月二十日，王勋带并出城主动攻击蒙古骑兵，双方在应州城附近的涧子村遭遇，展开激战。蒙古方面人数略占优势，朱厚照立即派萧滓，时春、周政等人前往援助，但是小王子派人对援兵进行阻截，使得两边的明军不能会合，情况十分危急。

　　在后方指挥的朱厚照得到消息，和江彬、张永等人亲自率军从阳和赶到战场支援。正在作战的明军见援兵赶到，而带兵来到阵前的居然是皇帝陛下，都受到强烈鼓舞，士气大盛，无不拼死作战，将蒙古人逼退。朱厚照命令明军就地扎营，等待明日的决战。

　　十月二十一日，蒙古人主动进攻明军，昨天已经上过战阵的朱厚照带着内心的激动，亲自率军冲向战场。六万明军士气高昂，奋勇杀敌，甚至连朱厚照都在阵前亲斩一名敌人。双方战斗激烈，规模空前，都是一次又一次的试图冲击对方阵地，来回拉锯。这场战斗从早上的7点多，一直打到晚上六点多。

　　到了夜里，蒙古人不得不撤退。到了第二天，基本全部西去。朱厚照试图集结大军准备对蒙古人再进行追击，但是不幸遇到天气问题，黑沙风暴对作战不利，只好也就此作罢。[1]

　　应州战役是明朝中后期对蒙古作战最大的一次胜利。它比宪宗时期王越和汪直偷袭蒙古王庭更重要，因为那一次是趁其不备进行的偷袭，威慑作用大于对敌军的杀伤。而这一次是两军主力的正面野战，最终以明军胜利而告终。蒙古军队退兵以后，在此后十年间再也没有发起过较大规模的入侵。其原因是蒙古内部发生了分裂。但这并不是朱厚照的幸运，而是应州之战取得胜利的结果。

　　根据蒙古方面的史料记载，小王子巴克蒙图就是在这一年去世的。如果应州之战发生了他去世之前，此时距离年底也就两个月，巴克蒙图之死就有可能是受应州之战失败的打击或者受伤造成的；如果巴克蒙图在这之前就去世了，那么新继位的就是他年轻的儿子。这个新的小王子刚刚继位就带大军南下，就是为了树立威望，但想不到被朱厚照亲自带兵迎头痛击，无功而返，这对他的威望必然是很大的打击，这在促成蒙古鞑靼部落的再次分裂上必然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从应州之战的过程来看，朱厚照表现出了很好的军事素养。

　　首先，情报工作很到位，他偷偷跑出居庸关之后一个月，蒙古骑兵就发动了大规模的入侵；

　　其次，刚开始策划以大同为中心，守城待援，拖住蒙古骑兵寻求决战，发现蒙古骑兵进军方向有变之后，又及时调整策略，派遣先头部队火速拖住蒙古军队主力，再逐步派遣援军，最后亲自带兵与之决战。这个过程军队调度有方。

　　第三，各路明军进退有序、训练有素，以六万人击败五万蒙古骑兵，战斗力也相当强。

　　第四，他自己也勇于上阵厮杀，亲手斩杀蒙古骑兵一名。

　　所有这些东西加起来，我们还能相信文官们记录的历史里面所说的：朱厚照从小就光知道飞鹰走狗、宠信奸佞、不务正业吗？

　　按照文官们的说法，朱厚照的父亲朱佑樘是千古明君，每天都在勤政，使用的人全都是贤臣，又没有太监乱政，什么都好。但不知道为什么，军队战斗力越来越糟糕，屡战屡败。而朱厚照是古今罕见的荒唐皇帝，特别是重用太监刘瑾，更是祸国殃民、颠倒乾坤，但明军却在皇帝长期不务正业和刘瑾不断贪污腐败、陷害忠臣的情况下，突然就变勇敢了，敢主动出城和蒙古骑兵野战了，还能打得赢；朱厚照远离贤臣，每天都在宠信奸佞，他们在一起尽干坏事。但这些奸佞却跟他一起带兵上阵跟蒙古骑兵对砍。

　　这样的历史记录，我们能够相信吗？

　　我认为，这样的历史，是不能相信的。历史是文官们记录的，关于内政事务他们怎么编都可以，但是对外战争，他们编不出来，或者说至少编不了太离谱。这就给了我们一面比较客观的镜子，可以从中看出哪些是真正的奸邪、那些是真正的英雄。

　　根据我们能够看得到的史料，我认为以下的解释才是更符合历史事实的：

　　朱厚照是一个从被儒家理学思想教育长大的皇帝，原本很尊重文官士大夫。但他也看到了他父亲执政时期国力衰落，屡屡被蒙古欺凌的现实，下定决心加以改变。结果他一上台，文官们就千方百计架空他的权力，阻止他任何想要改革现状的努力。最后他终于下定决心和他父亲留下来的文官集团决裂，重用太监刘瑾进行大力的整顿，严格吏治、清理财政、丈量军屯土地等等。但是太监刘瑾贪污腐败严重，令他十分失望，加上文官们的诬告，刘瑾被凌迟处死。他的改革期望落空了。

　　此后，朱厚照不再寻求全面改革，但他对文官集团还是没有任何好感，拒绝他们试图给他订立的任何规矩。于是，他选择了抛弃文官集团，躲进豹房，任用江彬等行伍出身的武将，利用朱元璋设计的军事指挥系统来对军队进行改革。同时自己带着太监们努力练习骑射，为亲自上阵作战做准备。而这些都被文官们视为荒唐、不务正业的行动。

　　这种努力的成果，就是明军战斗力和战斗意志都得到了提高，对蒙古作战不断取得胜利，在应州之战中更是击败了蒙古五万骑兵，并间接促成了蒙古鞑靼部落的分裂，使得在朱厚照执政的后期，中国北方边境相对安宁。这不是朱厚照运气好，而是他拼命努力工作干出来的成果。

　　[1] 《武宗实录》，卷154。过程描述转引自《明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慈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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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二）【26.武宗南巡】

　　二十六、武宗南巡

　　正德十三年七月九日黎明，朱厚照又故伎重演，穿上便服，带着几十个随从，偷偷的溜出了居庸关。这一次，朱厚照带着一万七千人的军队，从宣府出发向西而行，开始巡视各个边镇。这次巡视持续了五个月，朱厚照走了一千多公里，全程骑马，从河北一直走到甘肃。顶风冒雪，备历艰险。有当地官员为他准备了舒适的车，朱厚照从来不乘坐，而是一直和士兵们走在一起。[1]

　　这种大一统皇帝亲自骑马巡视边关的行动，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不晓得文官们是怎么开的脑洞，把这么能吃苦耐劳的皇帝描写成荒淫无耻、古今罕见的大昏君。对于朱厚照在宣府下了哪些军令、巡视到了哪些地方等等，文官们绝口不提，表示皇帝不准我们出居庸关，我们没法记录。而对于朱厚照在宣府抢了几个民女、什么时间、在哪里抢的、姓甚明谁、有没有带着江彬一块去等等，全都记得清清楚楚，好像他们当时就在身边亲自看见一样。

　　在外巡视期间，朱厚照仍然在不停的批阅大臣们不远千里送来的奏章，只不过数量比较少，专门挑选重要的批示，朝政事务则委托给首辅杨廷和处理。这个杨廷和倒真是一个很干练的行政人才，在朱厚照离京期间，把行政事务处理的井井有条。《明史·杨廷和传》里面说：“当廷和柄政，帝恒不视朝，恣游大同、宣府、延绥间，多失政”。而杨廷和“灾赈蠲贷犹如故事，百司多守法”，使国家机器正常运转。明末文人陈子龙指出：“武皇穆骏西驰，而天下晏然者，以任相得人也。”可见朱厚照用人得当，并没有因为自己跑到边关去亲自督查国防，就把内政给荒废了，国防力量加强、蒙古不敢再来侵扰的同时，国内局势安定、天下太平。这是一个荒淫无耻的皇帝治理出来的结果吗？

　　从宣府回来以后，朱厚照又想去巡视江南地区。这一次文官们下定决心，坚决不让他南下。因为皇帝管军队还勉强能说的过去，而经济社会问题如果也跳过文官系统皇帝去直接抓，那就完全不可接受了。文官集团认为皇帝最好的做法就是把自己关在紫禁城里面，所有信息都要以文官系统提供的奏章为准，文官们说国家是个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明朝的皇帝也大部分都很听话，一辈子窝在皇宫里面哪里也不去。

　　实际上，明朝也是唯一一个皇帝从来不在京城以外给自己修建行宫、离宫、避暑山庄、皇家围场的大一统朝代。朱元璋在《皇明祖训》里面明确的告诫后世儿孙：“凡诸王宮室，并不许有离宮、别殿及台榭游玩去处。虽是朝廷嗣君掌管天下事务者，其离宮、别殿、台榭游玩去处，更不许造。”后来的皇帝一直遵守了这条祖训。

　　到了朱厚照，花24万两银子把皇宫旁边的“豹房”——也就是皇室饲养珍稀动物的地方，严格来说也属于皇宫的范围——改成办公居住的场所，有两百个房间，占的土地也还是皇室的土地，就被文官们骂死。

　　最搞笑的是，就这样什么离宫行宫都没有，后来清朝编写的明朝历史还非说明朝皇帝所用的太监宫女有十多万人。而明朝紫禁城总占地面积也就75万平米，房间面积15万平米。如果真有十多万人，人均使用面积就只有1平米，大家全都得站着睡觉，皇帝的金銮殿上都得站人才站的下。就这么荒谬的数据，还在研究明史的各种书籍文献中被反复引用。

　　朱厚照要南巡的消息一穿出来，文官们就接连不断的上奏反对。在所有反对无效之后，他们就集体跪在皇宫门口，要求皇帝保证绝不南下，否则就不起来。

　　对这种耍无赖的做法，朱厚照是真生气了，下令锦衣卫把这帮家伙抓起来打板子。有几个身体不好的挨打之后，回家几天就死掉了。这又成为朱厚照是暴君昏君的一大罪状。

　　问题是谁叫你们跑人家门口堵着不让人出门的？如果有人跑我家门口来堵着不让我出门，怎么劝也劝不走，我也会生气想要动手打人。直到今天，西方发达国家为了驱散游行示威的队伍，用高压水枪、催泪弹还有致人死亡的呢。

　　皇帝作为国家元首，对帝国兴衰人民疾苦负最终责任，有权利也有义务去了解国家的真实情况。这种行动要花一些钱，耗费一些人力物力，不能简单的斥之为劳民伤财。今天美国总统出行也得带着一大队警卫，出远门还有空军一号专机。这专机价值十几亿美元，使用年限也就二十年，连保养费用足够一千户美国普通家庭二十年里吃喝不愁了，为什么不省下来扶贫呢？还有他的专用防弹车和警卫随行人员的费用也是一笔庞大开支。是不是为了省这些钱，总统就应该天天窝在白宫批阅文件就可以了？咱们的政治局常委也不断的到中国各地调研，每次调研都要花费很多交通运输和人员安保成本，如果为了节约这些成本而取消这种调研活动，改为在中南海批阅文件哪里也不去，对国家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呢？

　　朱厚照出巡边关并没有耗费巨资。他要去巡游江南也没像隋炀帝那样修大运河、修离宫别殿，只不过带着卫队去视察一趟，为什么文官集团拼了命都要拦着呢？这里面有一些人是装糊涂，但还有一些人是真糊涂，真的认为皇帝出游会危害国家、劳民伤财。但他们所认为的是错误的——把皇帝关在皇宫里面，不让他接触真实的中国社会，再由文官集团垄断信息渠道，对国家人民是不利的，会使官僚们欺下瞒上、贪污腐败的情况得不到有力的监督。

　　明朝的文官没有宋朝的文官权力那么大，但是他们在团结起来跟皇帝斗争方面，力度更大、态度更坚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理学思想在明朝已经发展的很成熟了。有这么一个完善的意识形态来作为思想支撑，就教育出来了一大批真不怕死的激进分子，为了道统要跟皇帝死磕到底。而文官集团也需要这种利用这种激进分子，把他们捧为英雄、树为典型。谁要是上书把皇帝骂的狗血淋头、猪狗不如，那么谁就是正直之士；谁要是激怒了皇帝、挨了廷杖，那就更是无上的光荣。这种人只要没被打死，很快就会被提拔重用；就算被免官回家，也是名震一方，不管经商办学都有人来资助帮忙；万一真被打死了，也会有人照顾你的父母妻儿。

　　廷杖完了之后，大臣们还是没完。朱厚照一看真没办法，之好宣布取消视察江南的计划。

　　不过朱厚照运气很好，没过多久江西的宁王就造反。他宣布以皇帝亲征的名义南下，这下大臣们就找不出充足的理由来拦住他了。虽然宁王叛乱很快就被南赣巡抚王守仁平定了，但朱厚照仍然继续南下，在南京呆了六七个月才返回北京。关于他在南京这大半年做了些什么，历史资料上没有详细记载。

　　在返回北京的路上，朱厚照不小心在一次游玩中掉入湖中，虽然很快就救了起来，但是从此一病不起。看起来有可能是呛水引发的肺炎。回京之后不久，朱厚照就去世了。

　　正德皇帝朱厚照在位的十六年，是明王朝历史上国防力量振兴和社会比较安定的十六年。正德年间确实爆发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就是正德四年十月，“河北响马”刘六刘七起义，起义队伍发展到数万人，波及河北、山东、湖北、江苏等数省，花了两年多的时间才平定。但刘六刘七等人当“响马”打家劫舍是从孝宗年间就开始干的，当时河北就已经很乱了。当地负责给朝廷养马的农户，时常因为无法缴纳足够数量的马匹而破产逃亡，很多人选择了去当强盗，小规模的暴动时有发生。

　　刘瑾当政以后，采取铁腕镇压，派御史宁杲为“捕盗御史”到河北搜捕响马。宁杲“奏立什伍连坐法，盗贼捕获无虚日”。这些响马头目以前就被官府逮捕过，但每次都通过行贿被放了出来。这次被逮捕以后，他们还想行贿逃脱，被刘瑾拒绝了（正史里面的说法是刘瑾的家人要价太高，刘六等人交不起）。这才激起了大规模的起义。

　　在平叛初期，朱厚照发现京城的军队战斗力严重下降，老是打不过农民起义军。他亲自召见在战斗中表现英勇的一线将士江彬，了解了其中的内情，并接受江彬的建议，下令边军和京军对调，起义才被平定。

　　起义被镇压以后，朝廷随即下令减免京畿、山东、河南等地税粮，并宣布“流民复业者，官给廪食、庐舍、牛种，复五年”，又裁撤冗官，清查皇庄、官庄，退还给农民一部分土地。从此一直到嘉靖初年，是一段政治比较清明、社会局面安定的好时光。朱厚照采用先铁腕镇压叛乱，再对暴乱地区轻徭薄赋的方式，化解了矛盾、恢复了社会秩序。这种做法是正确的、成功的。起义爆发的根源和京军战斗力下降都是在孝宗时期积累起来的问题，并不是朱厚照的责任。

　　不管从国防还是内政上看，朱厚照都跟昏君沾不上边。如果真要说他是昏君，那最昏的事情就是听信奸臣诬告，把忠心耿耿为他推动变法改革的太监刘瑾给凌迟处死了。这让他的改革不再可能深入，而只能做一些整顿军务这样的表面功夫。

　　没有深刻的内政改革，军事力量的强大注定只能是短暂的、不可持续的。这使得朱厚照没有成为一个真正伟大的皇帝，实现明王朝的再次中兴，只不过在军事上暂时的取得了一系列胜利，维持了一个表面上安定团结的局面而已。

　　总的来说，他是一个不错的皇帝，一个非常努力为国家工作的皇帝。但跟他的祖父明宪宗比起来还是要差一大截，最后的庙号也很合适——“武宗”，也就是主要在军事上成绩比较大，与全面中兴的“宪宗”不在一个档次上。

　　[1] 《武宗实录》，卷170

大参考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二）【27：嘉靖大礼议事件的来龙与去脉】

　　二十七、嘉靖皇帝

　　朱厚照死了以后，文官们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江彬抓起来判处死刑。

　　第二件事就是确定皇位继承人。因为朱厚照没有儿子，也没有亲兄弟——孝宗就朱厚照一个儿子。所以继承人只能在宗室里面找。

　　明朝皇位继承是严格的嫡长子继承制。所谓嫡长子继承制，就是优先考虑嫡子，也就是正妻（皇后）所生的儿子，在嫡子当中挑选最年长的继承皇位；如果没有嫡子，那就选择其它嫔妃所生的儿子中年龄最长的继位。

　　对于皇帝死后无子这种情况，朱元璋制定的《皇明祖训》里面规定：“凡朝廷无皇子，必兄终弟及，须立嫡母所生者。庶母所生，虽长不得立。若奸臣弃嫡立庶，庶者必当守分勿动，遣信报嫡之当立者，务以嫡临君位。朝廷即斩奸臣。”

　　这个规定是没有任何商量余地的。它是帝国制度的基石：在选择皇位继承人方面，只根据血统而不能根据才干。因为血统是很客观的东西，而才干的标准太主观了：你觉得老大有才我觉得老二能干，谁也说不服谁，而皇位只有一个，两边只能拉起队伍开打，以拳头论英雄，很容易引起内乱甚至内战。

　　后来清朝对明朝的皇位继承制度作了改革，不再强调严格的嫡长子继承，而是由皇帝生前把选定的继承人名字放到金銮殿上面的牌子背后藏起来，等皇帝死后拆开来看，写的是谁就是谁。这个制度设立的目的，在于促进皇子之间的竞争，可以择优继位。但在实际操作中效果不佳。因为有的皇帝死前只留下一个儿子，没法竞争；还有乾隆在生前就传位于嘉庆，自己当太上皇去了；有的皇帝死的太匆忙，没来得及写出来藏到牌子背后。最后真正用这种“秘密建储”制度继位的皇帝只有两个：道光和咸丰。而这两位都表现不佳，一个在第一次鸦片战争被英国打的狗血淋头，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一个遇到太平天国起义把南京丢了，然后又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把北京都丢了，自己也死在逃亡途中。

　　而且，“秘密建储”制度也留下一个很大的隐患，就是同治皇帝死前没有指定继承人，决定权就落到了他的生母慈禧太后手里。慈禧太后就有了自由选择权，她就不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的第一顺位继承人来立皇帝，而是找了她的妹妹跟同治皇帝的七弟所生的刚刚四岁的小孩继位，也就是光绪皇帝，这样就有利于她以太后身份掌握朝政。最后导致中国在近代历史大变革的关键时刻，由一个保守的、失去进取心和学习能力的老太婆来作出政治决策，而且权力不能集中，后权和皇权冲突，成年后的光绪皇帝变革维新的努力因此失败，中国也就错过了通过和平的制度变革来走上复兴之路的最后机会。

　　所以说，皇位的嫡长子继承制度虽然问题很多，但在古代社会，也有它的合理性。明朝选择这个制度，是它两百多年政局稳定的基石。当朱厚照死后没有儿子，也没有留下谁继位的遗嘱的时候，这个制度对政治稳定的作用就开始发挥了——大臣和太后只能按照血缘关系找继承人，不能自己选。

　　在嫡长子继承制度下，首先要找朱厚照的儿子，没有；然后找朱厚照同父同母所生的兄弟，没有；然后找同父异母所生的兄弟，也没有。那么朱厚照的皇位就没法被继承了。

　　接下来，就只能往上追溯，去找他父亲孝宗那一脉，让人来继承孝宗的皇位。孝宗就朱厚照一个儿子，已经死了，那么就去找孝宗的弟弟。

　　孝宗是宪宗皇帝朱见深的第三子，前面老大老二都夭折了，没有成年，也没有儿子。剩下兴献王朱佑杬是宪宗的第四个儿子，是孝宗的弟弟中年龄最大的，皇位应该由他来继承。朱佑极也死了。但他有一个儿子，而且还是王妃所生的嫡子，朱厚熜。朱厚熜在法理上就是但皇位的第一继承人，“伦序当立”，没有人能与之竞争。

　　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朱佑杬已经死了，生前并没有当过皇帝。为什么皇位应该由他的儿子来继承，而不是由孝宗更小的弟弟来继承呢？嫡法就是这样规定的。朱元璋生前，他的太子朱标也死了，他就把皇位传给了朱标的儿子朱允炆，而不是朱标最大的弟弟朱棣，就是为了尊重嫡法，为后世儿孙做好表率。虽然后来朱棣也当了皇帝，但属于暴力夺权，不在嫡法规定的范围内。有朱允炆的例子在，朱厚熜的继位合法性就更加无可置疑了。

　　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内阁首辅杨廷和根据嫡法来上奏张太后——也就是朱厚照的生母——请求迎立朱厚熜为新皇帝。太后立即批准。这个过程杨廷和与皇太后都是照章办事，不是他们看中了朱厚熜，觉得这小子聪明能干，适合当皇帝。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所以后来朱厚熜与杨廷和发生冲突的时候，才能如此的不给杨廷和面子。他很清楚自己并不欠杨廷和的人情，他的皇位也不是杨廷和给他的。

　　朱厚照去世的当天，张太后联合内阁一起颁布了以朱厚照名义写的遗诏:

　　“朕疾弥留，储嗣未建。朕皇考亲弟兴献王长子厚熜，年已长成，贤明仁孝，伦序当立，已尊奉祖训。兄终弟及之文，告于宗庙，请于慈圣皇太后，即日遣官迎取来京，嗣皇帝位。奉礼宗庙，君临天下。”

　　朱厚熜当时已经十五岁了，父亲朱佑极两年前去世，他还在守孝。突然接到通知，让他去继承皇帝位。朱厚熜于是带着少数亲信和中央派来的庞大迎驾团一起从湖北兴献王府出发，前往北京继位。

　　刚到北京城外，就发生了一个问题。杨廷和给朱厚熜的安排是按照皇太子继位的礼仪：从东安门进皇宫，然后入住皇太子居住的文华殿，接受大臣们的劝进，再登基做皇帝。朱厚熜对此很不满，因为根据遗诏，他是来进北京继皇帝位，不是来当皇太子的。虽然所谓的遗诏也是杨廷和在朱厚照死后拟定的，但从法理上那是朱厚照说的话，杨廷和无权更改的。杨廷和之所以这么做，也是在给新皇帝“立规矩”：你要当皇帝，就得听文官大臣的话。

　　朱厚熜拒绝从东安门进皇宫，而是停在北京城外不走了。官员们赶紧通知杨廷和，杨廷和表示必须从东安门进，没商量。然后又通知朱厚熜，朱厚熜表示绝不从东安门进。两边就这样僵住了。

　　最后还是由张太后出来打圆场，说天位不可久虚，还是按照遗诏来，以皇帝身份进宫。杨廷和只得同意改变程序，由魏国公徐鹏带着文武百官往朱厚熜在城外的驻地劝进。经过三次劝进以后，朱厚熜表示同意即位。于是以皇帝的身份从皇宫正门——大明门进入皇宫。

　　随后，杨廷和又进呈了他为皇帝写好的即位诏书，而且给朱厚熜阅读的时间很短，不断派人来催，赶紧定稿颁布。朱厚熜没有时间做更多的改动，但是把杨廷和给他定的年号“绍治”改成了“嘉靖”。

　　这个年号的改动有很深的含义。明孝宗朱佑樘的年号是“弘治”，杨廷和定的“绍治”就是要让新皇帝效法明孝宗、把弘治年间的德政发扬光大的意思，希望他能像孝宗一样对文官们言听计从。而“嘉靖”中的嘉是美好的意思，起修饰作用，真正有意义的是“靖”字，带有拨乱反正、平定乱局的意思。朱厚熜用这个字非常大胆，因为当年朱棣造反，以藩王身份杀进北京赶走建文帝自己当皇帝，这个行动被朱棣称为“靖难”。朱厚熜也是外地藩王进京当皇帝，用这个字，一方面表示自己对朱厚照时期的很多朝政不满意，要改正；另一方面也没打算要学习孝宗，而是要搞自己新的一套。

　　二十八、指伯为爹

　　除了这两个程序上的冲突外，嘉靖皇帝[1]对杨廷和表现的仍然十分尊重，即位诏书里面提出的武宗时期的各种弊病，全都同意加以纠正。对杨廷和的各种奏请，也一律批准。还给杨廷和加封了一大堆诸如太子太保这样的荣誉头衔。

　　由杨廷和起草的即位诏书，内容跟之前的皇帝即位诏书差不多，主要就是继续清退一大批超编的太监和锦衣卫，取消一些宫廷冗员，压缩宫廷开支，继续清理一大批皇族、勋贵、太监们侵占的土地等等。

　　这些政策总的来说是好的，老百姓也确实能得到好处。但也是片面的，专门收拾不利于文官集团统治的异己势力，而对帝国最大的问题——文官集团的贪污腐败、非法经商、侵占土地、结党营私则避而不谈。

　　当时官员们的贪污腐败已经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比如内阁大学士梁储，朱厚照出居庸关，他亲自跑去追回来；朱厚照要自己封自己为威武大将军，他拒绝起草诏书；朱厚照南巡，他到皇宫门口跪着不让去；南下之后，他又跑到南京朱厚照驻地去跪求皇帝回北京。被文官们视为大贤臣。但他却纵容他的家人在老家胡作非为。他的儿子梁次摅为了夺取一个杨姓富翁的田产，把杨家两百多口人全部杀死，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灭门惨案——刚读到两百多人这个数据的时候把我吓了个半死，明朝官员为了抢夺老百姓的田产打死人是常有的事儿，但一般每次也就打死一两个，起到震慑效果就可以了。一次打死两百多人实在是太夸张了。仔细查证《武宗实录》和《明史·梁储传》，确定无疑就是这么多。

　　案发以后，朱厚照看在梁储的面子上免除他儿子的死刑，只发配边关。但没多久他就通关系又把儿子调回老家继续当官，官至广东都指挥佥事。此类事情，在杨廷和拟定即位诏书的时候，当然不认为有必要写进去。

　　因为这些，杨廷和也就理所当然的被文官集团视为千古贤臣。

　　嘉靖初年皇帝与内阁关系，跟正德初年朱厚照与内阁的关系非常类似。都是皇帝非常尊重内阁，一切政令以内阁商定的为准，但双方关系很快就彻底破裂，因为内阁想要给皇帝立规矩，而皇帝觉得这些规矩太荒谬无法接受，于是冲突爆发。朱厚照不愿意杀掉“八虎”，嘉靖皇帝也不愿意遵守内阁的建议：认自己的伯父为父亲，而改称自己的父亲为叔叔。

　　嘉靖皇帝是兴献王朱佑极的儿子，而朱佑杬只是藩王。按照礼法，皇帝的父亲即使不是皇帝，也需要追封为皇帝。朱元璋祖上三代都是贫农，但登基以后也全都封为皇帝，从未有人表示过疑义。嘉靖登基不久，就让内阁商议一下该给自己死去的父亲定一个什么样的皇帝尊号。这是合情合理的。

　　但内阁接到旨意之后，压根就没去研究该给朱佑杬封个啥名号，而是告诉嘉靖：你的父亲不是皇帝，你继承的是孝宗皇帝的大统，所以应该入继孝宗一脉，给他当儿子，这样你的皇位才名正言顺。为了维护皇位的合法性，你需要管孝宗皇帝叫爹（皇考），而称你的生父兴献王朱佑杬为叔叔（皇叔父）。至于你爹兴献王只有你一个儿子，那也没关系，我们会从同辈藩王里面再找一个儿子来过继给他，为他继承香火和王位。

　　明朝历史上著名的“大礼议”或者“议大礼”事件拉开了序幕。

　　嘉靖一看这份奏章就傻眼了，说父子天伦怎么可以这样随便改？下令内阁再议。

　　内阁讨论的结果当然是坚持己见，而且引用汉代定陶王和宋代濮王的故事来证明自己的意见正确。汉成帝一直都没有儿子，于是他选择了共王的儿子定陶王立为皇太子，并将其作为自己的儿子养在身边一直到其继位成为汉哀帝。宋代的例子和这个基本差不多，宋仁宗也没有儿子，于是从濮王的儿子中找了个孩子养在宫中改名，变成自己的孩子以备继承皇位，这个孩子后来成为了宋英宗。

　　这两个例子都有问题，因为他们都是皇帝生前就过继为养子的，而孝宗生前压根就没有见过嘉靖，更没有办理过继——因为孝宗死的时候嘉靖还没有出生；嘉靖当皇帝之前也一直是兴献王世子的身份，还给他父亲守了两年孝。没法类比。

　　而且，文官们还在宋英宗问题上撒谎。宋英宗被大臣们逼迫，刚开始屈服过一段时间，同意称自己父亲为皇伯父，没过多久又想办法改回来了，还是管生父濮王为皇考。杨廷和等人当然只讲前半段故事而把后半段故事给省略了。

　　嘉靖看了之后破口大骂，驳回、再议。

　　一切当然尽在那群政治老手的掌握之中。大臣们在装模作样等待了几天以表示自己确实是在经过反复研究以后，再一次把几乎相同的奏疏送到了皇帝面前。附带上一篇宋代理学大师程颐写的有关濮王事件的文章，让这位新皇帝好好学习一下儒家圣人是怎么看待此类问题的。并提出，我们还可以对古代的做法作进一步的优化，等以后皇上你有了很多儿子，让第二个儿子再过继回去给朱佑极当孙子，袭王爵，这样您从兴献王的儿子变成孝宗的儿子，而您的儿子又变回为兴献王的孙子，皇室血脉和兴献王血脉都得到继承，多么完美的计划啊。

　　嘉靖当然不会觉得这个计划有一丝一毫的完美。驳回、再议。但是他的理论水平跟这群理学专家相比微不足道，无法从礼法上辩驳，只能以皇帝的权威跟他们对峙。大臣们也不断再议，每次议论的结果都是坚持原来的看法。事情遂陷入僵局。

　　嘉靖被逼得团团转，心情十分沮丧。他是朱佑杬唯一的儿子，从小就当心肝宝贝宠着，少年时期他父亲又亲自带他拜访名师、学习诗书，父子之间的感情很深。要让他管自己的父亲叫叔父，实在是无法忍受。

　　嘉靖皇帝试图采取求饶的办法换来大臣们改变意见。他一度派出太监去给各位大臣行贿，送点黄金什么的，但都被拒收了。然后又亲自邀请杨廷和到皇宫喝茶聊天，请教国家大事，好像学生对待老师一样。而且还提出要给杨廷和加封文官的最高荣誉——太师。在此之前明朝还没有大臣能在活着的时候得到这么高的封赏。杨廷和这种老官僚当然懂得怎么对付这一套：该喝茶喝茶，该聊天聊天，还要保持大臣的礼节，但管孝宗叫爹这个事儿没商量，太师头衔也不要。

　　杨廷和等文官大臣们之所以团结起来，坚持要让嘉靖管他伯父叫爹，核心诉求是为明孝宗朱佑樘立后。孝宗皇帝在大臣中间，已经成为一个传说、一个神话，一个千年难得一遇的贤君圣主。而他偏偏只有朱厚照一个儿子，朱厚照又没有儿子。孝宗一脉就算断绝了。这样一个完全按照儒家理想塑造出来的明君楷模、完全按照文官们意志行动的好皇帝，怎么能够绝后呢？文官们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如此残酷的现实。所以他们必须要为孝宗立后，以让孝宗的光辉形象完美无缺，让他的儿子孙子们能够永远当大明的皇帝，世世代代永远歌颂伟大的孝宗皇帝的传说。这样，将来嘉靖皇帝如果有什么地方违背了文官集团的意志，他们就可以拿孝宗来教育他：“想当年你爹在位的时候，如何如何……”从而取得对抗皇权的政治资本。

　　大礼议事件的第二个目标，就是要纯洁干部队伍。通过号召大家干一件明显不靠谱的事，来考验文官们对本集团的忠诚度。如果连管自己的叔叔叫爹这种事情都坚决赞成，那么就是理学思想的好学生，久经考验的、忠诚的文官集团团员，可以提拔重用；如果竟然反对此事，那么说明他的理学修养和对文官集团的忠诚度还是有问题，“存天理、灭人欲”的功夫没有做到位，需要即使加以清理。

　　这种事情，一千七百多年前的太监赵高曾经干过一回。

　　秦二世继位以后，太监赵高专权。有一天上朝，赵高找来了一头鹿，跟皇帝说：“陛下你看，这是一匹马。”

　　秦二世说：“不对呀，这明明是一头鹿。”

　　赵高说：“不对，这就是一匹马。陛下要是不相信，可以问大家。”

　　朝堂上的官员立刻两派，一派认为是马，一派认为是鹿。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认为是马的大臣都得到了重用，而认为是鹿的大臣都陷入证据确凿的罪案之中，遭到政治迫害。

　　这样，赵高就保证了朝廷的官员都是自己的亲信，只听命于自己而不忠于皇帝。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指鹿为马”的典故，是太监专权干坏事的最有名的故事之一。

　　事实证明，这种事情跟是不是太监没关系，只跟是不是想要专权有关系。文官想要专权，也会采取同样的手段。宋朝的大臣们就干过一次，现在杨廷和还要再来一次。

　　“大礼议”事件的前半截故事，大体上就是这么一个场景：

　　有一天，内阁首辅杨廷和带了一幅画上朝，打开以后是孝宗皇帝的画像。他指着画像对嘉靖说：“皇上你看，这是你爹。”

　　嘉靖说：“不对呀，这是我伯父。”

　　杨廷和说：“不对，这就是你爹。我已经用理学思想论证过了，不容置疑。”

　　嘉靖说：“难道我连自己亲爹都会不认识吗？”

　　杨廷和说：“这真是你爹。陛下要是不相信，可以问大家。”

　　于是，大臣们就分为两派，一派认为嘉靖应该认孝宗为爹，一派认为嘉靖应该认孝宗为伯父。然后，“认爹派”就被杨廷和判断为忠臣，提拔重用，而“认伯派”则是奸邪小人，被赶出朝廷。

　　跟赵高“指鹿为马”在朝堂上引起巨大争议不一样，经过理学思想的百年淫浸，这次杨廷和“指伯为爹”，文官集团异常团结，朝廷五品以上文官全部表示赞同，毫无异议。只有一个小人物最先站出来表示了反对意见，这个人是兵部主事霍韬，官位只有正六品，相当于今天中央部委的一个处长。

　　霍韬并不是投机分子，他没有先跑去向皇帝邀功，而是写信给礼部尚书毛澄，表达了自己的不同意见，希望礼部能真的召开一个会议讨论一下，他也要参加。因为之前大臣们虽然每次上奏都说经过反复讨论，其实都是杨廷和等几个高官私下里议定的，没有公开讨论过。

　　对于这种小官的意见，毛澄当然不会采纳，而是警告他不要多事。霍韬这才直接上奏皇帝，表达了他对事情的看法。他主要的观点是：当皇帝是继统，当儿子是继嗣，继统和继嗣不是一个概念，两者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情，没有礼法规定说继统一定要继嗣。

　　嘉靖看到这样一篇奏疏高兴的快要跳起来，他拿着这个奏疏给大臣看，满怀期望的看着大臣们能回心转意。结果大家的表情全是不屑一顾。霍韬很快就被言官们的弹劾奏章给淹没了，被骂的无法忍受，只能告病还乡。

　　第二个站出来支持皇帝的是观政进士张璁。“观政进士”比霍韬的兵部主事位置还要低，就没有品级，是刚考中进士，派到各个部委实习的，实习完了再根据表现授予官职。张璁考中进士已经四十七岁了，还是个中央部委实习生，跟杨廷和这种十九岁就中进士的天才没法比。但他将成为杨廷和的终极杀手，而且还将成为比杨廷和更加伟大的政治家、改革家。

　　张璁也不是想巴结皇帝。当时巴结皇帝太危险。刘瑾和江彬都是前车之鉴，皇帝能保得了你一时，保不了你一世。文官集团才会永远盯着你，决定你的升迁荣辱。

　　嘉靖以藩王入继大统，在北京没有一点根基。而张太后和杨廷和是一条心的——为孝宗立后也完全符合张太后的利益，如果嘉靖管孝宗叫爹，那就得管张太后叫妈。从帝国体制来看，太后与宰相联合起来架空皇帝，是完全可行的。而且也有先例。宋朝王安石变法，神宗皇帝支持王安石，保守派大臣们跟太后联合，赶走王安石、架空神宗，成功终结了这次变法。还有武则天的例子，那就更猛了，直接废掉皇帝李贤，换一个。嘉靖当时的处境比李贤和宋神宗还要糟糕，他是外地藩王入继大统，而李贤和宋神宗都是前任皇帝的亲儿子，皇位合法性比他强的多。在这种形势下，冒着得罪张太后和杨廷和的风险去巴结皇帝，得不偿失。

　　张璁一开始只是觉得对这个问题有点自己的看法。他跟礼部侍郎王瓒是同乡，私底下聊天的时候就跟王瓒说：你们礼部搞的这个事情有问题吧？皇上是入继大统，又没有过继为孝宗的儿子，这和汉哀帝、宋英宗这些事情怎么能相提并论呢？

　　王瓒是礼仪问题专家，经过张璁这么一提醒，仔细一想确实有些地方不对头。他就去找到杨廷和，说了一些自己的想法。杨廷和也没说王瓒说的对，也没说他说的不对，而是安安静静的听完，客客气气的把他送走。然后一转身就找了个名义把王瓒给贬到南京去了。

　　这一下张璁就被震惊了。他原本认为这真的就是一个礼仪问题的争论，大家看法不同而已。想不到堂堂内阁首辅这样的人物，竟然会采取如此卑鄙的手段来压制不同意见。这就不再是意见之争，而是赤裸裸的权谋了。而且王瓒是因为他而被贬官的，这也让张璁非常愤怒和愧疚。他毅然上书嘉靖皇帝，阐明了自己对大礼议事件的看法：

　　首先，皇上对亲生父母的尊崇是大孝的表现。礼记里面说“礼非从天降，非从地出也，人情而已”。所以人情才是礼的根本，脱离于人情这一话题来讲礼是非常荒谬的。

　　其次，把这个事儿与汉代定陶王、宋代濮王类比是完全不合理的。当年汉成帝，宋仁宗都是先预立太子，养在宫中，实质上已经是皇帝的继子，所以哀帝、英宗认继父为父亲顺利成章。但现在的情况和定陶王、濮王故事毫不相干。

　　第三，武宗皇帝的遗诏明明白白的说“朕皇考亲弟兴献王长子厚熜”，并没有任何一句说是朱厚熜是孝宗的儿子。

　　第四，嘉靖皇帝的母亲现在还在世，如果称呼其为皇叔母，那么在见面的时候，应该以何种礼仪相见？皇太后和皇帝的见面自有其母子之礼。但是皇帝和皇叔母相见的时候那就纯粹是君臣间的礼仪。面对亲生母亲，儿子高高在上为君，而母亲却要在下面跪拜为臣，这是对孝道极大的违背。

　　第五，大臣们要皇帝听理学大师程颐的话。但程颐也说，按照礼制的规定，长子不能去当为别人的继子。如果继承祖父的那一宗断绝了，而这位长子又没有兄弟，那他应该直接去继承祖父而不需要去继承断绝的那一宗。嘉靖是兴献王长子，而且是唯一的儿子，怎么能给别人当儿子呢？按照这句的道理，嘉靖该继承的是宪宗皇帝之统而不是孝宗皇帝的。

　　第六，继统和继嗣有着本质的区别，没有规定说继统的同时一定要继嗣。大家都说孝宗非常贤德，一定要给他立后。但如果兴献王朱佑杬没有死，那么他以弟弟的身份继承孝宗的皇位，这样孝宗还是没有儿子。难道能让朱佑杬来给孝宗当儿子吗？那就更荒谬了。当年汉文帝、汉宣帝继位，都是不是前一任皇帝的儿子，他们也没有去继嗣，也没人说他们的皇位合法性有问题。

　　综上所述，张璁认为应该称孝宗为父亲，称兴献王为叔叔的理由完全不成立。

　　张璁的奏章跟霍韬那一篇相比，论理清楚，无懈可击，从礼法思想上彻底驳倒了认为嘉靖需要认孝宗为父亲的谬论。当嘉靖看完这篇奏章的时候，仰天长叹，激动的留下了眼泪，说：“吾父子获全矣！”

　　——继文官们在杀八虎事件上逼哭朱厚照以后，他们再一次成功的逼哭了嘉靖皇帝，这也就意味着皇帝与大臣的决裂已不可避免。不仅是权力冲突，而是真的感情破裂了。

　　二十九、君臣决裂

　　张璁的奏章公开以后，在文官们中间引发了很大的震动。震动的原因倒不是因为有个观政进士支持皇帝，而是因为张璁这篇文章所讲的道理无法反驳，满朝大臣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写出一篇像样的文章来把它驳倒。其实也不是张璁多么聪明厉害，主要还是因为这一次杨廷和选择的向皇帝进攻的方式太拙劣。

　　跟赵高的“指鹿为马”相比，杨廷和“指伯为爹”的性质更坏、更糟糕。因为鹿和马就是名称不同，搞错了也就是个知识错误；而把伯父和父亲颠倒，就不仅是知识错误，还违反了最基本的人类伦理。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完全被理学思想洗脑的文官们，也无法再保持团结。装糊涂和真糊涂的两派出现了分裂。装糊涂的那一派当然要继续装糊涂。但真糊涂的那些人，看了张璁的奏章之后有些就不糊涂了，转而支持张璁或者至少是保持中立、保持沉默的立场。

　　正义终究还是存在于人心之中的。

　　有了张璁的理论支持，嘉靖迈出了非常大胆的一步：召集内阁大臣，拿出自己亲笔写的手敕，交给杨廷和，说自己刚刚决定，加封自己的父亲为兴献皇帝，母亲为兴献皇后，要求内阁按照这个拟一道圣旨。

　　——明朝皇帝的指示必须先经过内阁草拟之后才能成为合法的诏令，这是明朝内阁权力大的重要原因。

　　杨廷和把皇帝的敕书读了一遍，面无表情的把它退还给了嘉靖，以表示内阁拒绝接受这样的诏书。

　　嘉靖皇帝极度震惊。封驳权六科有，内阁理论上也有，但几乎没有使用过。因为六科是言官，主要职责就是挑政策的毛病，而内阁是和皇帝一起制定政策而不是监督唱反调的。内阁驳封，那就是文官和皇帝的直接对抗，而且是非理性的对抗，双方已经拒绝沟通了。杨廷和显然是铁了心要给皇帝立规矩。

　　随后，言官们又一拥而上，开始对张璁进行弹劾。嘉靖皇帝当然知道这都是内阁指示的，对所有弹劾奏章一概留中不发。

　　正在激烈斗争的时刻，嘉靖的母亲兴献王妃也来火上浇油了。即位之后不久，嘉靖就下令去湖北迎接母亲来北京居住。经过几个月的跋涉，王妃走到了北京城的郊外。和嘉靖当初进门的时候一样，议定什么样的礼仪又成了大家争执的焦点。嘉靖开始表现出强硬的姿态，再三否决了礼部的提议，提出要以太后的仪仗入宫，并祭拜太庙。杨廷和等人坚决反对。双方再次陷入僵局。

　　城外的王妃听说嘉靖要称呼孝宗为皇考时，不禁大怒，对身边的迎接官员高呼：“我的儿子！为什么要变成别人的儿子？”她也和自己的儿子一样，采用拒绝入城的方式来抗议。

　　当嘉靖皇帝听说母亲在外停留很久也不能入城的时候，再一次痛哭流涕。这个时候，他身上那种倔强的性格发挥了作用，他决定作最后一搏了，带着满脸的泪水奔向慈宁宫。他一边哭泣，一边启禀张太后：为了不让母亲受苦，不让自己无法认自己的父亲，他要求退位，带母亲回到湖北继续做亲王。任凭张太后如何劝慰，嘉靖的态度都异常坚决。

　　张太后和杨廷和最后还是妥协了，因为皇帝退位这个事情实在是震动太大了，他们还下不了这样的决心。这将引发明朝历史上最严重的法统危机，谁也不知道最后会如何收场。讨价还价的结果是：兴献王和王妃可以改称兴献帝与兴献后，但是只能称帝和后，不能加皇字。

　　至于要不要管孝宗叫皇考的问题，则仍然悬而未决。嘉靖也没有再争，毕竟退位这个事儿也是非常悬乎的，他其实也承受不起。

　　这次细小的胜利并未让内阁退缩。此后杨廷和又两次采取了内阁驳封的方法来拒绝皇帝的命令。阁权和皇权之间呈现高度紧张的局面。

　　张璁的实习期结束了，要安排实际岗位。杨廷和当然毫不犹豫的把他安排去了南京，临走之前还派中书舍人张天保警告他说：“你本来可以不去南京的，现在只能委屈你了，以后不要再在礼仪问题上搞鬼了。”给事中熊浃上书，说兴献后应该尊称太后。杨廷和把他贬为河南按察司佥事。

　　而那些力挺杨廷和的官员则得到重用。巡视云南的都御使何孟春上疏说兴献王不宜称考，杨廷和就调他任户部侍郎；都御使林俊上书说，嘉靖皇帝如果坚持己见，就会“取讥当时，贻笑后世”，杨廷和把他提拔为工部尚书[2]。

　　嘉靖二年，宫内发生火灾。文官们上奏声称，这是老天爷对皇帝违反礼法，不称自己的伯父为父亲的惩罚。嘉靖这个人最大的弱点就是迷信，后来还热衷于修道。嘉靖他妈也是一样。这可能跟湖北地区的风俗习惯有关。他们暂时接受了文官们的看法，决定妥协：嘉靖管孝宗称皇考，管朱佑杬称本生皇考。两个都称考，相当于同时认两个父亲，孝宗是继父，朱佑杬是生父。杨廷和对这样的胜利感到满意。

　　但这些胜利都只是表面上的，时间在嘉靖皇帝这一边。

　　朱元璋安排的文武分立的体制仍然在发挥作用。杨廷和之所以不敢冒险让皇帝退位，最重要的就是兵权并不在文官手中。只要在这个问题上他退缩了，让嘉靖坐在皇帝的位置上，又不能剥夺皇帝的兵权，他就没有胜利的希望。等皇帝学会了如何熟练的掌控锦衣卫和军队之后，文官集团就无法再抗拒他的意志。

　　同时，文官内部也出现了分裂，一些言官开始弹劾杨廷和的各种不法事项，特别是兵部给事中史道弹劾他曾经收受宁王的贿赂，为宁王谋反之事提供庇护。

　　这个事情霍韬在私人笔记中也提到过，说宁王在造反之前曾经到北京到处行贿，并记录了受贿名单，从名单中看，满朝大臣只有内阁大学士梁储和兵部尚书王琼没有受贿。而王琼在宁王叛乱中的表现可以证明他应该真的没有受贿。因为当京师风传宁王要造反的时候，他就慧眼独具的把王守仁派到江西去当巡抚。宁王叛乱，京师一片慌乱，王琼却说：“我安排王守仁去就是为了今天，有王守仁在，宁王用不了多久就会覆灭。”结果真的不到两个月，王守仁就在中央没给兵没给钱的情况下，自力更生，愣是把声势浩大的宁王叛乱扑灭了。

　　嘉靖继位之后，杨廷和独揽大权的这段时间，言官们疯狂弹劾王琼，导致王琼下狱。而王琼在狱中弹劾杨廷和，揭露了很多杨廷和的不法情状。行贿名单王守仁是看过的，他可能向王琼泄露过。霍韬当过兵部主事，也有可能了解内情。把霍韬的笔记与王琼的弹劾结合起来看，杨廷和和宁王应该多少是有些瓜葛的。

　　还有就是杨廷和当首辅期间，提拔了很多同乡。他的弟弟杨廷仪被提拔为吏部侍郎（副部长），他的儿子参加科举又中了状元。这些都有利用特权照顾私人、扶植党羽的嫌疑，也遭到了言官的弹劾。

　　随着文官集团的分裂以及自己的一些不法行为被披露出来，原本希望通过“大礼议”来架空皇帝、实现内阁专权的杨廷和害怕了，上书请求退休。嘉靖多次挽留，因为他确实需要一个干练的老臣来帮他管理政府。到了嘉靖三年，杨廷和已经确信他无力再与皇帝对抗了，再三请求辞职。嘉靖皇帝感到自己地位稳固，也需要把“大礼议”的争论再往前推进一步，也就顺水推舟接受了辞职。

　　杨廷和刚一退休，嘉靖就宣布：召回被贬到南京的张璁。随后，又在张璁的支持下，正式宣布：从今往后，他不再称孝宗皇帝为皇考，而改称皇伯父。

　　保守派的理学大臣们听了这个决定之后极度震惊。虽然杨廷和不在了，但他们仍然决心要跟皇帝斗争到底。他们在杨廷和那个考了状元的儿子杨慎的带领下，来到皇宫门口集体下跪，表示皇帝不收回成命就不起来。

　　跪了半天，嘉靖皇帝不予理睬，只是派人来劝大家回去。后来生气了，又派锦衣卫来抓了几个低级官员以示警告。但这些人决定对抗到底，一些人冲到皇宫大门前用手拍着门梁嚎啕大哭，诸大臣也跟着一起放声大哭。一些人高呼，太祖皇帝您老人家醒醒啊，看您老人家定的礼法被破坏到了何种程度——这真是欺负朱元璋死了，老朱要是真醒了看到这一幕，估计他们死的更惨；另外一些人则高呼，孝宗皇帝您老人家醒醒啊，我们文官大臣想念你。

　　经过这么一闹，嘉靖彻底被激怒了。大白天的一群人跑到自己家门口哭丧，换了谁也高兴不起来。他下令锦衣卫把这些人全部投入诏狱，四品以上的大臣罚俸一个月，四品以下的全部廷杖，又打死了十几个。至于杨慎则被廷杖了两次。但他命大没死，又被贬往云南永远充军。在文官集团的庇护下，他这个充军也就是个名义上的惩罚，其实一直在南方各省游历，不时回云南报个道就行了。所过之处，往往会得到地方官员英雄般的招待，管吃管喝管路费。在长江边上写下了著名的诗篇“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被罗贯中引用，成为了《三国演义》的开篇词。

　　嘉靖皇帝每次问起杨慎的情况，文官们一律汇报说他在充军地生活得苦不堪言，被病痛折磨，估计很快就会死了。嘉靖就很高兴。但杨慎其实身体一直非常健康，最后活到了七十二岁，比嘉靖皇帝还长命。

　　不管怎么说，经过这一次廷杖以后，挨打的挨打、充军的充军、贬官的贬官，文官们终于老实了。

　　到目前为止，明朝历史上已经出现了三次文官集体到皇宫门前跪着请愿的事件：第一次是宪宗时期，周太后不准钱太后跟英宗朱祁镇葬在一起。这次请愿获得了胜利，宪宗同意了大臣们的请求，一起去找周太后求情，允许钱太后与英宗合葬；第二次是为了阻止朱厚照南巡，朱厚照动用了廷杖，但最后还是屈服了，下令收回南巡的旨意。

　　这两次事情说明皇帝还是讲道理的，真有道理的请愿很快就被接受，阻止南巡这种没什么道理但也还不算很过分的要求最后也逼着皇帝让步。因为有了前两次胜利的经验，所以文官这次才搞的这么过分，非要死活让皇帝管自己生平从未谋过面的伯父叫爹。不仅要下跪，还集体哭丧，终于遇到了铁腕皇帝，遭遇失败。

　　廷杖打死人当然不好，但也真是把皇帝逼到了没有退路才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且朱厚照和嘉靖两次大规模集体廷杖，累计打死的人加起来，也不过内阁大学士梁储的儿子为了霸占百姓的土地一次打死的人的数量的十分之一。

　　大礼议事件终于以皇帝的胜利而结束。它暴露了明朝士大夫阶层的极端腐朽和思想僵化。同时，它也给年轻的嘉靖皇帝留下了永远的心理阴影。他永远也不会忘记自己为了争取称呼自己父亲为父亲的权利，而不止一次被逼得痛哭流涕，还跑到张太后面前去下跪哀求。不管他怎么去跟大臣们讲道理，怎么放下皇帝身段去请求大臣们放他一马，都只能得到冷酷无情的回绝。

　　这让他明白了权力世界的冰冷现实，形成了一种倔强、多疑而又冷酷无情的性格，成为了明朝皇帝中除了朱元璋和朱棣之外，御下手段最为严酷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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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明朝皇帝称谓，朱元璋、朱棣以名字传世，所以我们一般也用名字称呼。从仁宗、宣宗、英宗到孝宗，庙号比较有名，但庙号就一个字，容易混淆，我们主要用庙号加名字的形式称呼；从嘉靖开始，后来的皇帝年号比较有名，包括嘉靖、隆庆、万历、天启、崇祯，我们就以年号来称呼他们。没有尊卑褒贬的意思，主要就是方便。
　　[2] 胡凡，《嘉靖传》，人民出版社，2004版，P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