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鹏：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2）

大参考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二）60.黄山贿案

　　六十、黄山贿案

　　除了直接打击贪污腐败官员，魏忠贤还对与贪腐官员勾结的地方豪强势力进行了严厉的打击。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黄山案”。

　　魏忠贤除了要管军事、管内政，还要完成天启皇帝交给他的另外一个大任务，就是重修三大殿。这个事儿从万历皇帝开始已经准备了二十多年，一直因为经费不足没有正式动工。真正动工是天启二年。这需要花很多钱，特别是需要从全国各地采集木料。

　　皇家采木这个事儿，小木料会从江浙等地采购，但大木头一般会从云南、贵州地区采集。那些地方比较偏远，木材采集的成本也高。其实安徽黄山地区也可以采大木，但是这里是徽商的发源地，黄山采木业早就被徽商垄断。徽商在明朝政治中很有影响力，所以朝廷采木总是会避开黄山地区。

　　东林党被整肃以后，为了重修三大殿而在黄山采木的事情就被提了出来。黄山吴家是歙县最大的木材商人，同时也很早就涉足盐业，是大盐商。关于徽商利用“开中法”改革涉足盐业的故事我们在第一卷“叶淇变法”里面讲过了。歙县是明朝徽州府所在地，也是徽商的大本营。东林党人的“白手套”汪文言就是歙县人。吴家能够在这里称雄，其实力可见一斑。

　　嘉靖、万历年间，吴家先后两次出巨资捐助抗倭军费，一次捐资二十万两白银；第二次捐资三十万两白银。这种慷慨的捐助换来了几个南京留守政府的官职，有一些是虚衔，有一些是实职，帮助吴家迅速建立起了跟东林党的密切关系。

　　天启五年九月，东林党遭到整肃以后，刑部给事中霍维华上疏，提议在黄山地区采木以用于三大殿工程。吴家众人得知以后大为不安，由家族中比较有影响力的一支吴养春出面，写信给他家在天津的代理人，安排他们带三千两银子[1]进京去行贿，以期取消在黄山采办木材的提议。

　　吴养春的家人吴文节带着三千两银子，又委托在北京做官的程梦庚等人帮忙四处打点。但吴养春以前在干过两件极坏的事情，一件是侵吞了其从弟吴养泽的家产。吴养泽及其七岁的儿子都死的十分可疑——后来经过审讯认定吴养泽和他的儿子是被吴养春毒死的。吴养泽死后，吴养春即诬告吴养泽的仆人跟试图侵占其财产，把吴荣下狱，然后把吴养泽的财产归为己有；第二是因为怀疑管家经管的账目有问题，就把管家给打死了[2]。管家的儿子吴孔嘉后来考取了功名，到北京作了一个小官；而吴荣出狱后也到北京投靠了吴孔嘉。这两人都是吴养春的仇人，得知吴养春家人在北京行贿，就告发了此事。

　　魏忠贤派人逮捕了吴文节并吴养春一家。吴养春被捕后，又托人花几万两银子试图行贿魏忠贤的亲信田尔耕，被田尔耕拒绝。经过审讯，认定吴养春害死从弟、打死管家罪名成立；而且吴家曾私设崇文书院，跟东林书院一样招纳大批理学人士研讨政治。在朝廷下令关闭天下书院之后，吴养春把书院改称书馆，继续运行。更重要的是，吴家长期霸占黄山木场，违法倒卖黄山木材——这也是吴家发家致富的根源，累计非法获利超过六十万两。还有这次帮助吴家四处打点的程梦庚等人，也被顺带查出来贪赃十三万六千两。

　　经过追赃，吴养春家产全部罚没入官，吴家其他分支的非法获利也被追缴，六十五万两银子被没收入官；程梦庚等人的家产十三万六千两也如数没收入库。

　　这个案子，经过东林党的翻案，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冤案。但吴养春让家人到北京行贿，希望朝廷不要到黄山来采木的这个行为是客观存在的，这本身就是严重违法。一次就行贿三千两银子也不是一个小数目。根据地方官员核查，吴养春家里在黄山只有三千多亩林场。而整个黄山的林地面积是一百八十万亩。吴养春家的林场只占了大约黄山林地面积的五百分之一。朝廷到黄山采木，也不会盯着吴养春那三千多亩林地采。如果采木成本由所有黄山木场主分担的话，那么吴养春愿意付出的三千两银子乘以个五百，就是一百五十万两银子。也就是，需要朝廷在黄山采木成本超过一百五十万两，吴养春才值得拿出三千两银子去行贿以避免朝廷采木。

　　而且，朝廷采木不是白采的，要付钱的。只不过因为有官员贪污等情弊，最后付的钱赶不上成本。假设采木会亏掉一半的本钱，那么吴养春这三千两银子如果只是为了避免自己那三千亩林地的损失，就需要朝廷在黄山采木成本超过三百万两银子才行。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最后整个三大殿的重建成本才五百多万两银子。采木成本在整个预算中即便占大头，也不会超过三百万两。这个成本中绝大部分是运费，木材原料成本不会超过一百万两。而且朝廷采木也不会就盯着黄山一家采，浙江、福建、广东、云南、四川、贵州、河南、河北等地都要采木。之前因为徽商利益集团的阻碍，一直没有在黄山采木，现在让黄山地区也分担一点而已。最后算下来，在黄山地区采木，采个十几万两银子的木材就顶天了。国家还要付钱来买，最后木场主的成本损失也就几万两银子。

　　这几万两银子的损失，是整个黄山全部木场主需要负担的成本，分摊到占黄山林地面积只有五百分之一的吴养春头上，也就是一二百两甚至几十两银子的损失。

　　为了可能承担的几十两或几百两银子的损失，就主动拿出三千两银子到北京去行贿，想要停止朝廷在黄山采木，这可能吗？何况这个钱花出去，能不能成功还是一个未知数。显然，花三千两银子，不可能是为了避免几百两银子的损失，而是几万两甚至十几万两银子的损失，才值得花这个钱去争取一下。吴养春那三千多亩林地，就算全卖了，也不过价值一两万两银子，无论如何不必花三千两银子去北京行贿让朝廷取消在黄山采木。

　　既然东林党方面提供的材料，帐算不过来，那么我们就可以怀疑，这背后肯定有隐情。要么是吴养春实际占的林地远远不止三千多亩，要么就是他是代表整个吴氏家族来行贿的，背后就是吴氏家族霸占黄山林场、盗采黄山木材大发横财。朝廷到黄山采木，导致的几万两或者十几万两银子的成本损失，大部分可能要由吴氏家族来承担。所以他们一听到霍维华提议到黄山采木，马上就积极准备出钱行贿，以避免损失。只有把整个或者大部分黄山林地的采木成本都考虑进来，到北京行贿的帐才算的过来。

　　这就好比今天北京住房限购，影响了北京房价更大幅度的上涨。某个开发商在北京只有一个楼盘，算下来全卖出去能挣个一亿元。由于限购让房价少涨了每平米两千块钱，该开发商会因此少赚两千万。于是他就出资三个亿，去北京市政府到处行贿，希望取消限购。这可能吗？显然这是不可能的。如果真的发生了这种事情，那么我们就可以合理推测，这个开发商要么实际上通过各种隐蔽的方式，在北京还有很多很多楼盘在开发；要么他只是北京地区某些大开发商的代理人，负责出面打点而已。吴养春案，也就是这么一个逻辑。

　　案件审理完毕之后，就有一个追查吴家非法获利的问题。魏忠贤给皇帝的奏章说的很明白，需要追查的六十多万两银子不是吴养春一家的，而是整个吴氏家族。“养春之祖守礼，霸占黄山木植，及山场地亩，积年擅利，并隐匿山地，总计赃银六十余万两。”[3]这是从吴养春的祖父吴守礼开始，多年累计下来的非法获利。这个数字也并不夸张。嘉靖年间，吴守礼一次就掏出二十万两银子资助抗倭军费；万历年间，吴养春也出资三十万两银子捐助军费。能够一次拿出三十万两银子，吴养春的家产在六十万两以上当无疑问。东林党人声称，吴养春家里根本没有那么多钱，朝廷派来追查赃款的人都是酷吏，为了完成任务逼迫整个徽州地区的富户出钱。没多久，又出现一帮“愤怒的群众”围攻追赃官员，打死其两名家丁，把追赃官员给赶跑了。

　　吴家的情况，应该跟今天的某些地方黑恶势力比较类似。我们举个例子，山西吕梁的黑社会老大张志雄，就是长期霸占吕梁地区的矿产资源大发横财，根据媒体报道：

　　“（张志雄）以聚鑫矿业为依托，打着开采陶瓷土矿的名义开采铝矾土矿。其间，他网罗家族势力和刑满释放人员，有组织实施寻衅滋事、强迫交易等犯罪活动，对妨害其利益和违背其意愿的群众蓄意滋事、随意殴打，致多人不同程度受伤。同时，雇佣湖北人龚国兵带领手下非法掠夺他人矿藏，攫取巨额利益，逐步发展成方山县有名的黑恶势力……山西省国土厅委托山西省矿业联合会组织专家评定，聚鑫矿业越界开采破坏铝土矿资源量38万多吨，价值9995万元人民币。”

　　在这中间，张志雄也花了大价钱建立自己在官场的“保护伞”网络，当上了县人大代表。

　　对于某些不合作的官方调查，张志雄也会组织“愤怒的群众”来予以抵制。根据新华社的报道：“2009年12月，方山县公安局大武派出所民警发现聚鑫矿业存在重大安全隐患，进行调查时，遭到张志雄带领的数十名工人围攻。2011年10月，吕梁市国土局发现聚鑫矿业有越界开采嫌疑，国土局执法支队副支队长王立新带队准备下井核查，遭到张志雄及其团伙的辱骂威胁，调查被迫中止。”

　　十八大以后，中央掀起“反腐风暴”。首先是在中央的山西高官令计划被捕入狱，然后他组织的“西山会”朋党集团被打掉，跟着山西一大片高官落马，然后一层一层的打击地市县中的腐败分子，张志雄失去了官场保护伞，才最终落网。魏忠贤先在朝廷中清洗东林党，再打击吴氏家族，也是这个路径。

　　——如果将来中国政府被张志雄这一类人的利益代言人控制了，那么他们书写的历史资料上，估计也是跟“黄山案”一样，把“张志雄案”写成一个专制政府试图对老实巴交的民营企业家进行敲砸勒索，人民群众非常愤怒而反抗官府暴行的故事。

　　张志雄的做法，跟吴家依靠霸占黄山林木资源发家，又花钱从政府那里购买政治头衔、发动群众围攻追赃官员的手法十分类似。吴家被查之后，徽州知府竟然宣布“看破红尘、弃官出家”，当和尚去了。东林党人声称这是因为知府大人一身正气，无法忍受酷吏追赃过程中对人民的盘剥才这么做的。但无法忍受弃官就可以了嘛，出家当什么和尚？给事中李鲁生的弹劾可能更有道理一些：“受事避难为身家之图”。知府大人害怕自己为地方黑恶势力提供庇护的事情被追究，找个借口主动跑路的可能性看起来更大一些。毕竟回家也可能被抓回来，当和尚的话，出家人云游四方、渺无音讯，还不好说人家是畏罪潜逃。

　　从黄山案这个视角，我们也可以进一步分析，魏忠贤和东林党分别是为哪部分人的利益服务的。

　　首先，魏忠贤的政策有利于相对降低云南、福建、广东等偏远地区的人民的负担。因为以前采木都要从这些地方采，人民负担很重。而安徽黄山地区独享特权可以不用承担这个义务。在黄山采木就是平摊税负，徽州地区的木场主们负担增加一点，其它地方的人民负担就可以相对减轻一点。这是从全国一盘棋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而东林党人则专门照顾徽州这种富商云集的地方的利益。徽州相对更靠近大运河，采木之后运往北京的成本要低得多。东林党人就偏偏不让在这里采木，而宁可让朝廷跑到四川云南去采木，运费因此增加数倍。

　　第二，魏忠贤的政策对黄山本地的普通林业开采者也更有利。吴家长期霸占黄山木材，把黄山视为自己家的财产，所以才会为了取消黄山采木的政策跑到北京去行贿。其他人要想从黄山采木谋生，恐怕就很难了——人家连皇帝的圣旨都会想办法搞定，难道你一个普通竞争对手还想不出办法来把你干掉？就跟上面讲的山西黑恶势力霸占矿场，对竞争对手采取寻衅滋事、强迫交易等手段一样。吴养春这种人，因为财产问题，可以打死自己的管家、害死自家的弟弟，可以想象他会用什么手段对付外姓的竞争对手。整个吴氏家族，在当地经营数十年，在朝廷有东林党罩着，地方上的政商关系肯定也早就理顺了。谁要是未经他们家允许跑到黄山去采木，会是什么结果？黄山那么大，普通山民靠山吃山，可能管不过来。但对经营到一定规模的木商，要想打击驱赶就是很容易的。

　　所以，老是有一些人说东林党代表商人的利益，但其实还应该再往下一层问一下：他们代表的是哪一部分商人的利益？很显然，并不是普通的商人和城市市民，而是通过官商勾结，对下盘剥普通商民，对上抗拒国家税收，获取垄断暴利的那一部分大商人的利益。这跟汉朝的豪强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不过汉朝的豪强主要是基于土地兼并的豪强，明朝后期的豪强是基于商业垄断的豪强而已。放到今天，其实就是地方黑恶势力。就像前一段刚被枪毙的四川黑社会老大刘汉，说起来人家也是汉龙集团的董事长，资产四百亿，有好多家上市公司，是生意做的很大的大商人。还捐过好几百万资助四川地震以后的希望小学建设，各种慈善活动捐款数量在四川商界位居第一名，被称为四川“首善”。连续三届当选四川省政协委员、常委。有很多官员，包括中央的高级官员，都很乐于为这样的“商人”服务。但在这些光鲜的外表背后，刘汉集团却干着杀人越货的勾当，是当地一霸，谁要是敢跟他们家抢生意，不是打死就是打残。让这种“商人”兴旺发达，让这些官员来掌握国家政权，显然并不能促进国家社会的进步。说什么东林党人代表了中国近代工商业阶层的利益，代表国家的发展方向，就是一个笑话。

　　真正能够代表明朝中后期工商业阶层的利益，能够促进中国走向近代化的人物，绝对不是东林党，而是那些反对东林党或者被东林党所反对的人，包括海瑞、李贽、张居正、魏忠贤等等。他们不像东林党那样，把重视商业发展的口号喊得震天响，而是坚决的主张打击官僚腐败、打击地方黑恶势力、打击不正当的商业垄断，富国强兵，这才能为工商业的健康发展开辟道路。

　　在推动国家进步的道路上，政府官员的责任，不是去鼓吹工商业有多么重要，不是去跟商人结成利益同盟，更不是通过削减本来就不多的税收来弱化国防力量和政府财政。而是通过建立廉洁的官僚体系，提高政府效率，修水利、赈饥荒、养老弱、强军队，平整道路、完善驿站，使社会稳定、民生幸福、国家安全、交通便利，打击包括暴力驱逐、强迫交易在内的各种不正当竞争，建立一个公平的市场环境。那么剩下的事情，工商业企业家们、技术人员、普通劳动人民，就可以干的很好，要技术进步有技术进步，要商业繁荣有商业繁荣。近代工商业体系，自己就会发展出来。政府该收税收税。按照明朝的那个低得可怜的商业税率，再多收一点，翻个几倍都没关系。

　　东林党所鼓吹的“藏富于民”是一个谎言，本质上就是藏富于豪强、藏富于官僚、藏富于黑恶势力。他们当政，既不修水利，也不强国防，更不打击腐败和地方豪强，所作所为全都是违反商品经济发展需求的。商品经济、近代工商业的发展，远远不是一个减税那么简单，它需要一个完善的基础支撑体系。一个廉洁高效、军事强大的大一统政权是基础的基础。所以德国、俄国、日本的近代工商业大发展，都是以战争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为契机发展起来的。东林党通过削弱政府财政和纵容腐败来彻底摧毁这个支撑体系，是近代工商业发展最凶残的敌人。工商业税收收不上来，负担全压到农民头上，军饷都发不够，内部农民暴动、外部强敌入侵，还怎么发展近代工商业？很多人仅仅因为东林党呼吁减免商税这一条，就认定他们代表近代工商业阶层的利益，显然是以偏概全。

　　[1] 有材料说是三万两。《熹宗实录》记载为三千两。三万两数字太大，一次行贿这么多钱不太可能，仍以实录为准。
　　[2] 《图书集成·明伦篇·奴婢篇》。转引自《明末徽州大狱与党争》，王兴亮。
　　[3] 《熹宗实录》，卷七十六

大参考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二）61.宁远之战

　　六十一、宁远之战

　　打击了腐败、整治了豪强，对天启皇帝和魏忠贤来说，最重要的还是处理后金入侵问题。当时明朝的第一大事，就是与后金的战争，这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天启和魏忠贤变法的成效到底好不好，必须要经受战争的检验。

　　在广宁沦陷以后，天启皇帝开始日益冷落东林党，而信任魏忠贤。从天启二年广宁陷落到天启五年杨涟等人下狱，这是魏忠贤和东林党反复斗争，彼此拉锯的一段时间。

　　在这三年多的时间里面，努尔哈赤一直在跟北面的蒙古林丹汗、喀尔喀部，女真的虎尔哈部、卦尔察部等作战，意在彻底统一北方，没有把精力放在继续攻击明朝上。甚至在占领广宁一年以后，干脆把辽西地区的人民全部掠掳到辽河以东，然后把广宁城墙拆毁、各种建筑一把火烧了，西平堡等辽西地区的城堡也通通毁掉，把广宁设为缓冲地带，不跟明朝发生军事接触，专心于北方的战争。

　　这是明朝日子过得比较舒服的一段时间。天启二年七月，天启皇帝的老师、内阁大学士孙承宗主动请命督师辽东，“收复”了大凌河以南的辽西走廊地区。这里的“收复”之所以要打引号，是因为这些地方都是熊廷弼主动丢弃的。后金打下广宁后也没派兵来占领，就这么空着。

　　天启三年四月，后金主动放弃了广宁。一个月后，孙承宗确定辽河以西已经没有金兵了，就壮着胆子开始在宁远修城，然后在距离宁远海岸线四千米的觉华岛搞了一个水军基地和商贸基地，供商人们居住，并且希望这里的水师能够在战争时期与宁远互为犄角。

　　把宁远城修好以后，后金还是没动静，孙承宗就把锦州也给“收复”了，然后开始在锦州修城，并且沿着大凌河重修了大凌河堡、右屯等一系列小城堡，以此为据点在周边组织人屯田，种植粮食。最远的地方距离山海关有接近四百里。从表面上看，孙承宗就用三年多的时间，“收复”了关外四百里土地。

　　这个开疆辟土的功绩比较虚，因为占据的都是敌人不要的土地，不是打下来的。锦州、大凌河堡这些地方，距离山海关三百多里远，后勤补给线很长，金兵真要打过来，是很难守得住的。

　　孙承宗就这样在关外修了三年城、练了三年兵，号称收复四百里疆土、练兵十一万，竟然没有跟后金打过一仗，却每年消耗高达六百万两的银子，这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非东林的言官御史们纷纷质疑这六百万两银子花到哪里去了？是不是有吃空饷的嫌疑？

　　迫于压力，孙承宗和他的亲信、山海关总兵马世龙决定找机会跟后金打一仗，以堵住朝廷上那些人的嘴。孙承宗调运了三十万石粮食到距离三岔河只有几十公里右屯，做出一番要进攻的架势。但是刚刚准备开战，山海关、前屯、宁远、松山等处纷纷出现了士兵哗变——就是士兵们大家把军官的门口堵住吵着要钱要粮食。后来经过调查，士兵的粮饷并没有被拖欠。士兵们选择这个时候闹事，其实就是害怕打仗，想通过闹事来让统帅做出停止出征的决定。这些兵很大部分都是孙承宗上任以后招募的，没上过战场，光想着领国家工资，并不敢真的去跟后金拼命。

　　正在这个时候，天启五年八月，从后金跑过来一群难民，他们向孙承宗的副手、山海关总兵马世龙透露说三岔河入海口东侧的耀州城，目前只有三四百名后金兵，防御极为薄弱。而且后金四王子也在耀州。只要明军渡河攻击，就可以有辽民起义内应，活捉四王子。

　　孙承宗跟叶向高一样，是在政治上倾向于东林党的当朝大佬，可以算是东林党的盟友，也可以算是东林党成员。他具备东林党人一贯的军事白痴的特征，却自认为自己很懂军事，用儒家正统思想来理解军事问题。他跟丢掉广宁的王化贞一样，觉得大明王朝是中华正统，辽东人民当然一定是心向大明的，王师一旦出动，辽民就会奋起相应，所以对“难民”提供的消息深信不疑。也就不管军队哗变的问题了，立即派马世龙带了七八千人去偷袭耀州城。

　　那些向马世龙报告情报的“难民”很有可能是后金的奸细。因为明军前锋部队渡过三岔河后不久，就遭到后金突袭，数百人被杀，剩下的被赶下了河，大部分被淹死。副总兵鲁之甲、参将李承先战死。后面还没有渡河的几千人一听说前军败了，也就一哄而散。这一段河口被当地人称为“柳河口”，这次战役也就被称为“柳河之败”。后金方面的记录，这次战斗斩首四百，俘获战马六百八十匹、战甲七百件。由此推之，明军的实际阵亡人数当在千人以上。

　　几千人的进攻部队溃逃以后，迅速在整个关宁军中形成了恐慌。大家纷纷以为后金马上就要打过来了，也就跟着逃跑。战后，兵部核查兵力，发现孙承宗号称的十二万大军的关宁军仅剩下五八千人[1]。减少的六万人，其中有一部分是军官吃空饷的虚额，还有一部分就是柳河之败后溃逃的。历时三年、耗资千万，就训练了这么一支军队出来，孙承宗之无能，可见一斑。

　　在这之前，魏忠贤的一直对孙承宗很不满意。他认为孙承宗光知道修城墙，而没有注意练兵，更没有趁后金与蒙古作战的时候更大胆的发动进攻，多次组织人手上书弹劾孙承宗。孙承宗自己也一再请求辞职。偏偏天启皇帝非常信任自己的老师，不接受他的辞职。

　　柳河之败以后，孙承宗很不老实的向皇帝汇报，说是我们负责日常巡逻的巡河小分队被金兵偷袭，损失了几百人。但马世龙是辽东地区职位最高的武将，孙承宗出关时候亲自点名带出去的铁杆亲信和第一副手。“巡河小分队”竟然由马世龙带队，一仗就死了一个从二品的副总兵外加一个正三品的参将[2]，说是日常巡逻的遭遇战鬼才信。朝廷一片哗然。战前军队哗变、战后军队逃散，这种事情必须追究责任。马世龙马上就被免职了。孙承宗脸上无光，只能再次请求辞职。天启皇帝一看自己这个老师确实不成器，批准了辞呈，换上了兵部尚书高第来当蓟辽经略，主管蓟州和辽东地区的军事。

　　高第是魏忠贤的亲信。他上台以后，经过分析，认定努尔哈赤很快就会发动对辽西走廊的大规模进攻。当时锦州城墙还没有修好，大凌河、右屯这些小城堡更是不堪一击。因此高第决定从锦州撤兵，归并宁远进行防守。但宁远守将袁崇焕坚决反对这个决定，认为应该死守锦州、大凌河，双方僵持不下。[3]

　　到了天启六年的正月初六，高第紧急上书皇帝，说这个月十五号左右努尔哈赤就会来进攻锦州、宁远，现在必须紧急撤离。尤其严重的是，孙承宗还在右屯存放了三十万石（五千万斤）粮食，这个绝对不能落入后金的手中。天启皇帝批准了高第的奏议。当时从陆路运粮已经来不及了，于是紧急调派水师从水路把粮食运回来。因为右屯那个地方离大凌河入海口比较近。

　　事实证明高第的情报非常准确。正月十七号，努尔哈赤就亲率大军渡过三岔河，向锦州、大凌河一带发起进攻。这一带明军基本都已经撤空了，后金没有费力就占领了大凌河堡、右屯和锦州。右屯的粮食搬运大部分已经完成，但在港口还有四万石（六百多万斤）没有来得及装船，被后金给抢到了。

　　努尔哈赤随即带兵南下进攻宁远，攻打了两天宁远城之后，就绕过宁远，向觉华岛发动了突袭。

　　孙承宗的“战略部署”存在一个极为幼稚的漏洞，就是他安排的可以和宁远“互为犄角”的觉华岛，在冬天会因为海水冰冻而跟陆地连为一体！作为辽东前线的最高统帅，他在辽东呆了三年多，过了三个冬天，竟然连这个问题都没有想到，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孙承宗还喜滋滋的想着后金没有水师，把粮食储备放在觉华岛上很安全。而且如果后金来打宁远，觉华岛水师就可以从海上袭击大凌河和三岔河，捣毁河上的浮桥，截断后金的退路。而他提拔起来的宁远守将袁崇焕更神，明明大海都已经冻住了，竟然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听说后金来了，还在命令宁远城外的居民带着财物和粮食往觉华岛避难。

　　等后金快要打到宁远的时候，袁崇焕才下令觉华岛方面组织人手凿冰，想凿开一道缺口，阻止后金向觉华岛发起攻击。

　　但一切都已经太晚了。袁崇焕的凿冰计划估计是拍脑袋拍出来的，从来没有实际操作过。觉华岛海岸线长达二十七公里，在大海被冻的像铁板一块的情况下，要想短时间凿出可以阻挡骑兵前进的大裂缝是不可能的。士兵们日夜凿冰，很多人的手指都被冻掉了，但这里刚凿开去挖别的地方，第二天被凿开的地方又被冰封住了。

　　后金骑兵踏冰渡海，攻上了觉华岛。水师的陆战装备很差，又没有堡垒防守，面对后金铁骑毫无招架之功。整个觉华岛七千多士兵，还有七千多商民，共计一万五千人，被屠杀一空，无一幸免。岛上的八多万石粮食，全部落入后金之手。两千多艘各种船只被焚毁。

　　抢完觉华岛之后，努尔哈赤接到消息：明朝皮岛总兵毛文龙派兵数万，从朝鲜登陆，兵分两路，向海州和沈阳进军，海州城正在被明军围攻，距离沈阳几十里远的威宁堡被明军攻克。努尔哈赤这次带了十万大军亲征，本打算彻底摧毁明军山海关以外的全部防线。但宁远既然一时半会儿攻不下，后方又遭到毛文龙偷袭，万一海州失守，退路被明军切断，那问题就严重了。无奈之下，只能退兵。由于走得比较仓促，锦州、大凌河堡等这些堡垒没有来得及摧毁，辛辛苦苦抢来的粮食有很多来也不及运走，只能放火烧毁。

　　宁远之战从总体来看，明朝这边是打了一场败仗，主要是觉华岛上的七千多水师全军覆没；而后金方面，明军战后汇总的斩首数量是二百六十九颗，总的损失应该在一千人左右。明军损失是后金的六七倍。更何况明朝还有十多万石粮食的损失，以及觉华岛上七千多商民被屠。总的算下来，明军可以说是惨败。

　　但是，这一仗又跟沈阳、辽阳、广宁战役有很大差别。物资损失大部分没有被后金带走，堡垒没有被摧毁，最关键的是宁远守住了。在宁远保卫战中，明军的损失要少于后金。自从萨尔浒之战以来，后金对明朝基本是摧枯拉朽之势，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熊廷弼守沈阳的时候，对后金有过一两次小规模的胜利；毛文龙在皮岛，多次偷袭后金取得过胜利。但在正面战场对阵后金主力，宁远保卫战可以算是第一次“胜利”。

　　袁崇焕在上疏中大力夸耀此次辉煌胜利，把宁远保卫战称之为“宁远大捷”。这个牛皮吹的有点过，其实也就是守城守住了而已，没有大规模杀伤对方有生力量，斩首数量只有二百六十九颗，同时对觉华岛上的屠杀视而不见。

　　对战争的实际情况，天启皇帝和魏忠贤都是知道的。但经过反复考量，他们最后还是决定认可袁崇焕所说的“宁远大捷”。因为这毕竟是第一次后金主力出动攻击明朝的重要军事据点而没有打下来。自从萨尔浒之战以来，因为连续的惨败，明军已经对金兵产生了一种畏惧心理，好像金兵就是刀枪不入的怪物一样，根本没法打。明军太需要一场胜利来鼓舞士气了。

　　宁远保卫战打破了“后金不可战胜”的神话，袁崇焕立下了大功，特别是跟袁应泰、王化贞比起来，那是强太多了。而且在柳河之败以后，各地的士兵纷纷逃散，只有宁远的士兵没有逃。不仅如此，袁崇焕还拦截安置了一部分溃兵。前任兵部尚书王在晋在《三朝辽事录》中称赞他说：“柳河败绩，士卒西奔，崇焕狂呼邀截，使各还信地。关外城堡，幸而得存。”现任兵部尚书王永光则上疏说：“柳河之陷，无处不逃，独袁崇焕一军屹然不动。”[4]可见袁崇焕在治军方面还是有一套的，这种胆略和才能在文官当中非常罕见。朝廷于是下诏大力表彰袁崇焕和他的“宁远大捷”，并把袁崇焕破格提拔为辽东巡抚。

　　宁远保卫战的胜利，袁崇焕和他所率领的宁远守军当然是立下了大功。但其他人的功劳也不能抹杀。

　　首先是皮岛总兵毛文龙，尽最大努力倾巢而出攻击后金，迫使努尔哈赤退兵。功劳并不比袁崇焕小。

　　其次，就是魏忠贤的情报工作和反间谍工作发挥了作用。在宁远之战前，高第就准确的知道了后金发动进攻的时间，各方面提前做好了准备，右屯粮食搬运的比较及时。如此精准的情报在辽沈之战和广宁之战中是没有取得过的。

　　此外，努尔哈赤还试图派间谍渗透进入宁远。他派了一个叫武长春的汉奸到北京，通过各种行贿手段，伪造了出身档案，花了四百多两银子外加两张貂皮，被兵部认可为武举出身。兵部收了钱以后，还准备给他一个守备的官职。而武长春的下一步计划就是用利用这个军职混入宁远，去当内奸。但有人匿名向兵部告发了武长春伪造履历的事。当时魏忠贤正在大搞反贪污和反间谍，兵部那些收受贿赂的人害怕被东厂发现，也就没敢给武长春封官。

　　武长春在北京混不到军职，只能冒险前往宁远。正好袁崇焕在宁远也在反间谍，清查各种来路不明的人的身份。武长春没有兵部认证的身份，在宁远的清查中无法证明自己的来历，被赶出了宁远，回到北京。

　　回到北京以后，武长春继续从事间谍活动，终于被东厂发现，抓起来杀了。

　　努尔哈赤打下沈阳、辽阳和广宁，其实都是靠的间谍、内奸，并不是靠实打实的攻城。而在宁远，他在情报和间谍战方面，并没有占到便宜：出兵时间被明朝方面摸得一清二楚，派往宁远的奸细也被抓起来了。这是袁崇焕和魏忠贤共同努力的结果。也说明天启皇帝在广宁惨败之后，通过太监重建情报系统的作法是比较成功的。

　　武长春案只是《熹宗实录》中有明确记载的一个反间谍案。因为武长春的身份特殊——他是大汉奸李永芳的女婿，而李永芳又是努尔哈赤的女婿，所以此案才会被重点关注，记入《实录》。东厂的活动大部分没有奏章记录。但窥一斑而知全豹，魏忠贤主持的情报战线肯定还干了大量的工作，毕竟努尔哈赤不会只派一个间谍出来活动。

　　——有大量记录说东厂在魏忠贤的主持下，派出大量特务四处活动，搞得鸡飞狗跳，很多人都被东厂监视。文官们把这些事情作为太监乱政的证据记录了下来。这些记录中有很多夸大其词、捕风捉影的内容，但应该也反映了一部分事实。当时肯定有大量的后金间谍渗透进入了明朝的各个机构，搜集情报或者在关键时刻当内应。明朝文官系统已经十分腐败，像武长清这种拿着大把银子开路，要想在军队或者六部等关键部门谋个低级吏员的职位实在是很容易；或者像广宁孙得功这种，跟后金秘密交往，搞两面派投机甚至暗中投降后金的人，也不知道有多少、藏在哪里。明朝与后金处于战争状态，努尔哈赤又是一个搞情报和谍战的高手。魏忠贤指挥东厂在京城等敏感地区加强特务活动非常必要。

　　古代战争其实跟现代战争一样，都是情报、间谍、后勤、武器装备、战略战术的全方位战争，正面战场、敌后战场、秘密战线三位一体的，区别不过是现代战争的技术手段更先进而已。宁远保卫战，袁崇焕是正面战场的统帅，毛文龙是敌后战场的统帅，魏忠贤是秘密战线的负责人，还兼管后勤，三方密切协作，才取得了这场萨尔浒之战以来最重要的胜利。

　　[1] 《熹宗实录》，卷68，天启六年二月御史李懋芳弹劾孙承宗的奏章中的数据。
　　[2] 明朝军职从高到低为：都督（荣誉头衔，一品）、总兵（正二品，相当于军长）、副总兵（从二品）、参将（正三品，相当于师长）、副参将、游击将军（旅长级）、守备（团长级）、千户（营长级）、百户（连长级）。
　　[3]《明史》里面说高第是想连宁远也撤了，而袁崇焕反对从宁远撤兵。但是从现存的奏章原文来看，高第并没有要求从宁远撤军，袁崇焕反对的也是从锦州和右屯撤军。《明史》中记录的原文是： “督屯通判金启上书崇焕曰：‘锦、右、大凌三城皆前锋要地。倘收兵退，既安之民庶复播迁，已得之封疆再沦没，关内外堪几次退守耶！’崇焕亦力争不可，言：‘兵法有进无退。三城已复，安可轻撤？锦、右动摇，则宁、前震惊，关门亦失保。今但择良将守之，必无他虑。’”这里所说的“三城”是指的锦州、大凌河堡和右屯。
　　[4]《熹宗实录》，卷六十八

大参考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二）63.东江移镇

　　六十二、皮岛总兵

　　带兵攻击后金大后方的皮岛总兵毛文龙是明末对后金战争的传奇人物。他原本是浙江钱塘县人，父亲早逝，由母亲抚养长大。他母亲的哥哥沈光祚是万历年间进士，当过山东布政使（常务副省长）、顺天府尹（北京市长）等高官。

　　有这么一个舅舅，毛文龙不管做官还是经商，都很方便。但他偏偏对于四书五经提不起兴趣，也无心赚钱，成天只喜欢研究兵书战法。结果没有功名、没有事业，快三十岁了还娶不到媳妇，打着光棍。

　　毛文龙二十九岁的时候，他的伯父、海州卫百户毛得春去世了，膝下无子。明朝的百户是可以世袭的，毛文龙本来就喜欢当兵打仗，就趁机前往海州，继承了这个“铁饭碗”。有了这个正式工作以后，才结婚生子。因为表现突出，不断升官，当了千户、守备。

　　沈阳、辽阳连续失守以后，毛文龙也跟随大部队退到了广宁。当时的辽东巡抚王化贞，想派人前去援助朝鲜，毛文龙就自告奋勇，带了一百九十七个人，坐着四艘船就出发了。

　　从广宁出发前往朝鲜，要绕过辽东半岛，海路行程超过两千里。

　　当时明朝在辽东十几万大军，不过几个月就土崩瓦解。一百九十多人，没有后方支援，远涉重洋，能干成什么事儿呢？

　　毛文龙带着这支敢死队，于天启元年五月二十日出发，在海上经过两个月的长途跋涉，于七月十八号在朝鲜登陆上岸，突袭位于后金和朝鲜交界处、鸭绿江西岸的镇江堡（今辽宁丹东附近），竟然取得成功，生擒镇江堡守备、汉奸佟养真。这也是萨尔浒之战以来，明军第一次攻取后金的城堡，史称“镇江大捷”。

　　在这个过程中，毛文龙表现出极高的军事才能。他首先是联络了镇江中军陈良策为内应，搞清了镇江兵力大概是一千人。然后派了几十人去镇江附近的双山放火，制造双山地区有辽民造反的假象，诱使佟养真派出几百人到双山镇压叛乱去了，使镇江城防空虚。随即派一员将领带了几十人在双山和镇江之间的险要路口设下埋伏，以防敌军回援。自己再亲自带一百人攻打镇江。发起进攻的时候，又让沿途招募的民兵负责在城外放火呐喊、敲锣打鼓，制造大军压境的声势，陈良策等人又在城内大喊：“明军大兵杀过来了！”，制造恐慌气氛。最后非常顺利的攻下了镇江堡，招降八百多名士兵，生擒佟养真及其家丁六十余人。佟养真被押往北京凌迟处死。

　　毛文龙在叆阳当了十多年守备，对辽东的地理形势了如指掌，各种熟人关系也很多。有些原本驻守各地的明军士兵，因为大部队溃败的太快，就投降后金了。毛文龙派人跟他们秘密联络，鼓动他们当内应。每次攻击后金据点，都会有辽民提供情报，有内部将官作为内应，然后按照镇江堡的套路，想办法把城堡中的军队引诱出来，再发动突袭。因此连战连捷。一口气攻下了宽甸、长甸、永甸、叆阳、凤凰城等多个后金城堡，杀敌五千多人，他自己的队伍也迅速增长到了四千多人。

　　率孤军长途奔袭两千里，奇袭敌人后方，取得如此辉煌的胜利，在中国古代灿若星河的名将中，也是可以写上一笔的。当时的内阁首辅叶向高，就把毛文龙与东汉时期带三十六人突袭西域的班超、带一百人守卫疏勒的耿恭相提并论。

　　图：毛文龙镇江大捷主要地点位置图

　　毛文龙的胜利，让后金方面极为震惊，即遣大军反扑。毛文龙毕竟兵力很少，而且缺乏后勤粮饷支持，只能主动撤退，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境内躲避金兵锋芒。后金军也跟随进入朝鲜，包围毛文龙于林畔，双方进行了激烈战斗，“一日七战，杀伤相当”。明军将领丁文礼、吕世举等牺牲，后金军也蒙受了很大损失，被迫撤兵。

　　林畔之战后，毛文龙退守皮岛，以此为根据地招募辽东难民。在朝鲜从铁山、义州到宽甸这一带进行屯田，建立“敌后抗金根据地”，不断对后金进行骚扰。天启二年（1622年）六月，明朝正式建立东江镇，管辖辽河以东所有沦陷区的军事斗争，由毛文龙任总兵。并在辽东半岛隔海相望的山东半岛的登州、莱州设立登莱巡抚，负责为东江镇提供后勤支援。后来又从内地增派了八千士兵到皮岛来增强东江镇的实力。

　　东江镇建立后，毛文龙一面遣将四出，不断深入后金腹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一面招抚因为不堪后金残暴统治而逃跑的辽民，前后接济安置百万余人。逐渐成为后金心腹大患。

　　毛文龙是敌后游击战的大师。他的很多策略都跟三百年后毛泽东领导的抗日敌后游击战非常相似，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全心全意依靠人民群众，以少数精锐的部队来发动敌占区老百姓起来反抗后金统治”。

　　后金是落后的奴隶制国家，在被征服地区的统治非常残暴。努尔哈赤曾下令清查所有征服地区的人口，凡是家里太穷没有五斗以上粮食的，就认定为“无谷之人”，没有被奴役的价值。努尔哈赤谕令八旗官兵“应将无谷之人视为仇敌”，发现其“闲行乞食”，立即“捕之送来”，并“杀了从各处查出送来之无谷之人”。然后，努尔哈赤又下令，把剩下的人以及全部的土地和财富分配进入各种农奴制庄园，并把这些庄园根据战功和地位在八旗兵内部进行分配。而对于人民的反抗，则往往采用整村的屠杀来血腥镇压。

　　在这种情况下，辽民反抗后金统治的愿望非常强烈。但是他们又是一团散沙，个别的、分散人的抗争除了自我牺牲以外毫无意义。东江敌后根据地的建立，就为他们带来了希望。遇到有后金奴隶主、庄园主压迫的太厉害，就可以鼓起勇气把他们杀了，然后投奔东江，很有点“逼上梁山”的味道。毛文龙依靠自己以前的关系和各地赶来投奔的难民，广泛的建立起情报网络，不断的向后金各个地方派出奸细。每次打仗，总能预先摸清楚对方的兵力部署，然后到处放火放炮制造声势，引诱敌军出动，再带着敌人在大山沟里兜圈子，等到后金军队人困马乏了，才突然出现一支埋伏的军队对其进行打击。

　　——王化贞、孙承宗其实也很想利用敌占区人民的力量来打击后金。但是他们寄希望于大规模的辽民起义帮他们打击后金，这很不现实。普通老百姓的特点是熟悉本地情况，让他们通风报信、带路什么的很合适，真的要跟金兵厮杀，必须是经过严格训练的军人才行。正面战场的文官大佬们，已经被金兵吓破了胆，不敢与之野战，龟缩在广宁、锦州、宁远这些远离前线的大城市里面，指望随便派遣一支部队，打着大明的旗号就能引起后方一片人民起义，帮他们把后金军队干掉，这是不可能的。

　　毛文龙能够深入敌后，亲自带兵与金兵血战，战胜之后，又能一路解救护送辽民逃往朝鲜，甚至进一步把他们从海上转运去山东、浙江等地。只有这样，才能赢得老百姓的信任。他们才会放心的为明军提供帮助。而那些逃亡到根据地的辽民，也要经过挑选，选出精壮男子经过训练，配备基本的武器，才能出去杀敌。

　　毛文龙的这种战术，搞得后金后方一直鸡犬不宁。到了金兵不敢单独行动的地步。努尔哈赤甚至专门为此颁布法令：士兵出城行动，必须一次十个人以上，少于十个人的，每人罚款一钱银子。

　　因为毛文龙的功劳，东江开镇之后八个月，也就是天启三年二月，天启皇帝破天荒的授予了毛文龙尚方宝剑，允许他独立节制一方，直接对皇帝负责，而不用受文官节制。在毛文龙之前，尚方宝剑都是给的文官，这是第一次授予武将。这个事情引起了文官集团的恐慌，他们对毛文龙的态度开始迅速转变，从积极支持变为猜忌防范，为后来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天启三年九月，毛文龙布置在后金统治区的间谍报告，努尔哈赤准备西征攻打山海关一线。为了牵制后金，毛文龙亲统三万大军，直捣后金故都赫图阿拉，以攻其必救。

　　从朝鲜到赫图阿拉，有董骨寨、牛毛寨、阎王寨三座要塞，深沟高垒，易守难攻，是其起家时的根本。九月十三日，毛文龙率部攻克董骨寨，激战至十六日，占领牛毛寨、阎王寨，将后金守敌全部消灭。十七日，后金军反攻，想夺回三寨，毛文龙在牛毛寨附近设伏以待，将后金军包了饺子，大获全胜。

　　努尔哈赤闻得后方生变，不得不放弃西征打算，率四万大军来救。毛文龙一听到对方主力来援，马上就退兵了，让努尔哈赤扑了个空。

　　当时的辽东督师孙承宗在“牛毛寨大捷”之后，欣喜异常，上奏称赞说：

　　“臣接平辽总兵毛文龙呈解屡获首虏，随行关外道袁崇焕逐一查验三次，首级三百七十一颗，俱系真正壮夷，当阵生擒虏贼四名，俱系真正鞑虏。……文龙以孤剑临豺狼之穴，飘泊于风涛波浪之中……且屯且战，以屡挫枭贼……真足以激发天下英雄之义胆，顿令缩项敛足者愧死无地矣。”

　　“牛毛寨大捷”之后不久，毛文龙又再次重创后金军，取得了“乌鸡关大捷”。

　　两次大捷，明军先后共斩首级七百二十六颗，生擒后金男丁十四名，妇女五名。

　　天启四年的时候，毛文龙向朝廷报告，自己接到情报：后金和蒙古人勾结，有绕道蓟门镇从喜峰口（位置见下图）一带攻入关内的图谋，需要严加提防。这也是明朝第一次收到关于后金可能绕开山海关-宁远防线入侵的情报。五年后，毛文龙已死，但随即清兵从喜峰口入寇，证明他的情报预判极为准确和超前。

图：天启五年六月辽东形势图

　　此外，毛文龙还在登莱巡抚袁可立的支持下，派兵陆续收复了辽东半岛南端的金州、复州和旅顺。登莱、旅顺、皮岛、铁山、宽甸连为一线，解除了后金所占领的旅顺对山东半岛的军事威胁，令明朝的二千里海疆得到巩固，并完成了对后金的海上封锁，加重了后金统治区内粮食紧张的状况。

　　所以，从王化贞丢掉广宁以后，一直到天启五年底，后金一直没有进犯锦州、宁远一带，为孙承宗和袁崇焕专心修筑宁远、锦州、大凌河堡和右屯提供了充足的时间。一方面是因为努尔哈赤在跟蒙古部落作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毛文龙在朝鲜皮岛的敌后游击战的牵制。努尔哈赤不能同时三方作战，才让孙承宗多修了几个城堡。但是等探听到孙承宗在右屯放了三十万石粮食以后，他就带兵来抢了好几万石走人，还顺便搞了一把拆迁，把明军的七千多水师和水军基地给干掉了。

大参考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二）63.东江移镇

　　六十三、东江移镇

　　有一种传闻说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中被袁崇焕的大炮击伤，所以才被迫退兵。六个月之后，努尔哈赤就因伤去世了。

　　这种说法不是真的。根据《满文老档》记载，宁远之战后，努尔哈赤毫无生病的迹象，而是“整修舟车，试演火器”，并且到“远边射猎，挑选披甲”，积极练兵准备再次南下进攻明朝。

　　柳河之败和宁远之战给努尔哈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是关宁军战斗力极差，只能用大炮城墙来防守，在野战中不堪一击，即使在自己从宁远撤军的过程中，也始终不敢大规模出城追击。毛文龙的军队虽然敢从后方骚扰，但是装备不行、人数不多，攻打坚固的城池比较吃力。

　　基于这样的判断，努尔哈赤制定了一个更加大胆的进攻战略。

　　宁远之战后一个半月后的二月初六，皮岛总兵毛文龙就从朝鲜发来情报：“闻奴酋（努尔哈赤）西边（宁远）回来，吩咐各王子，河西荒草尽烧了，待新草长起，正好统兵率马攻城”。三月二十四日，毛文龙又报告称：“贼四五月持火器弃宁远攻关”。

　　四月二十号，蓟辽总督阎鸣泰也报告说：连日来屡屡接到来自辽东的情报，有说努尔哈赤四月初七八带兵渡河，准备再来劫掠；也有说蒙古部落在带兵配合。这些情报有的来自于我们的侦探，有的来自于逃亡的辽人。还有蒙古内部的一个喇嘛给我发来信息，说努尔哈赤这次准备干一场大的，而且很有可能会佯攻宁远，其实从北面的蓟镇进攻。这一招非常凶险。

　　四月二十七号，袁崇焕也向朝廷报告：最近后金有再次大规模进攻的迹象。我们的哨兵在前线观察，三岔河对岸到处都有烟雾，而且听说女人们都在打磨箭头和盔甲，连房子都拆了来制造船只。

　　毛文龙和阎鸣泰的情报都共同指向一个方向：努尔哈赤打算从北边绕过辽西走廊，而利用蒙古部落的地盘，从山海关西边的蓟州镇防区进攻明朝。而袁崇焕虽然认为敌人有大举进攻的迹象，但仍然认为他们会进攻锦州和宁远。

　　综合比较三方面的情报，努尔哈赤应该是想趁明朝把重兵就集结到宁远-锦州一带的时机，绕过关宁防线，出奇兵从蓟门镇入塞到华北地区烧杀抢掠一番。为了防止主力南下以后，毛文龙从皮岛-朝鲜的方向骚扰其后方，他决心坚壁清野，提前把人口和兵力都龟缩进海州、辽阳、沈阳这几个大城市。

　　实际上，努尔哈赤四月初就已经基本准备完成，亲自带兵大军出发了。为了扫清沿途障碍，他首先攻击蒙古喀尔喀部，杀其贝勒囊奴克，抢了不少牲畜。大军到达了今天内蒙古赤峰附近。从这里南下，经过承德热河一带，就可以进攻喜峰口等蓟门镇负责的长城关口了。

　　奏章从皮岛到北京来回至少要三个月。毛文龙得到的情报是努尔哈赤正在等待蓟门方面奸细的消息，随时可能南下。他来不及向朝廷汇报，立即发兵。

　　此次出兵，毛文龙以寡击众，以弱打强，许多地方都是硬拼的，而且是出动东江精锐，不完全是类似以前的游击战术。因为努尔哈赤明显是看出来毛文龙的游击队不擅长攻城，所以才寄希望于龟缩防守，然后大兵南下。毛文龙必须要打破努尔哈赤的这种认识，才能阻止后金，那么就必须攻下一个比较有分量的城市。

　　这次东江军的主攻方向是鞍山。鞍山城墙总长一千二百米，高十米，厚七点五米，外面用石砖垒成，内部夯土。它比沈阳、辽阳这种巨城要容易攻打，但又比普通的堡垒、山寨坚固的多，打鞍山能够体现东江军的攻坚能力。而且鞍山城位于辽阳和海州之间，是后金攻击锦州宁远的必经之路，战略意义很大。如果能够把鞍山拿下来，就可以向努尔哈赤传递一个信号：你要想主力南下，用老弱固守城池是守不住的。

　　毛文龙派由参将王辅等带领六千多人，还带着大炮，去强攻鞍山城，经过一昼夜的激战，最终攻破城门，夺取了鞍山。

　　但是，这种强攻战术的后果也很严重。后金援军很快赶来，重新包围了鞍山。东江军人数不足、武器装备不足的问题就凸显了出来，被四面围困无法冲出，阵亡两千四百余人，剩下三千多人突围回营。这也是开镇以来东江军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战。

　　如此血战，无非就是实现毛文龙事先说的“务在用命勤王，扑剿狂逞，不敢西寇”。

　　而其它各路，由于采取了更灵活的战术，则损失较小。把总韩熊这一路还烧毁了金兵制造的五十二艘战船。毛永嘉、毛有忠这一路带领六千余人，进攻辽阳。于四月二十二是晚上，行至甜水站，遇接到情报说有东江奸细被捕，供出了军队的前进计划，金兵在前面伏兵五千，等待明军。于是毛永嘉等临时改变行军路线，从伏兵的背后进行反偷袭，大获全胜。

　　努尔哈赤得知鞍山失陷，东江军逼近辽阳。只能带兵返回，放弃了南下的计划。

　　这一仗打的非常惨烈，一度攻下了鞍山城，震动全辽。连躲在宁远城里的袁崇焕都知道了，他上疏说：“使非毛帅捣虚，锦、宁又受敌矣。毛帅虽被创兵折，然数年牵制之功，此为最烈！”

　　这也是袁崇焕唯一一次公开承认毛文龙的战功。袁崇焕这种正面战场的文官将领，虽然只会躲在城墙后面放炮，根本不敢带兵与后金野战，却非常看不起敌后那些小打小闹的游击战。他们认为这根本就是毫无作用的。努尔哈赤多年来不来打他们，完全是被他们制定的步步为营、稳打稳扎的堡垒战术吓到了。游击队只知道骚扰偷袭，见了敌人大军就跑，谈不上什么战功。只有这次打下一个比较大的城市，才不得不承认毛文龙有点本事。

　　毛文龙这次放弃游击战术，精锐尽出与后金硬碰硬，除了向努尔哈赤显示攻城能力以外，也是在文官们的压力下的被迫之举。因为这个时候已经有很多文官开始说他浪费粮饷、数年牵制无功了。而朝廷的钱粮总是不能按时按量运到，给东江军带来了很大的困境。他必须要发动一场比较大的战役，才能为自己正名。

　　在开战之前的一个月，他在一封上奏朝廷的公文中就说：

　　“东江现在粮食紧缺、兵饷无有，都是因为前后两位登莱巡抚武之望、袁可立贪污忌恨所致。预计今年四五月份，后金将持火器，绕过宁远，直攻关内。我已决心死报朝廷，发愤过江攻击奴贼后方。各关口只要用火器壁垒固守，他们必不能成功。我以身许国，随时准备为国牺牲，并不害怕那些人在背后说三道四。”[1]

　　这段文字明显充满了愤懑之情。贪污粮饷和猜忌武将是文官士大夫们的拿手好戏。毛文龙深入敌后、孤悬海外，因为粮饷不足，手下的士兵连饭都吃不饱，武器盔甲更是缺乏。就这样，眼看着粮饷被贪污，自己又不断遭到文官们的各种无端猜忌和攻击，说他冒领军饷、谎报军功、违法经商等等，才在战前有这样一番言论。

　　五月十九号，这一场大仗刚刚打完，还没有来得及向朝廷报告，却忽然收到一封天启皇帝的圣旨。毛文龙打开一看，里面是这样说的：

　　“奴犯宁远已经三月，毛文龙竟不知觉！何云牵制？其所住须弥岛，去奴寨二千余里，去宁远亦如之远不相及！毛文龙当自己审处奏报，以图结局！”

　　显然，这是又有文官在皇帝面前说毛文龙坏话了。

　　其实宁远之战毛文龙早就出兵牵制了。努尔哈赤刚从沈阳出兵，他就发兵去攻海州和沈阳。毛文龙在正月二十号的报告中说：“探得奴酋于沈阳正月十四日出兵”。对照《清太祖实录》，里面记录的是：“正月十四日，帝率诸王统大军征大明。”毛文龙的情报非常准确，一天都不差，怎么能说“不知觉”呢？努尔哈赤之所以围攻宁远只围了两天就撤退，就是因为毛文龙的牵制。

　　四个月之前，正月二十日，毛文龙就已经写好奏章向皇帝报告这次出兵牵制的行动了。从皮岛到北京，奏章走一个多月就能到。而这一次不知道为什么，出现了严重的耽误，过了三个月还没有到。朝廷上文官们就以此为理由大力攻击毛文龙，说过去几年你毛文龙啥事也没有干就算了，努尔哈赤都打到宁远了，你还不搞点大动作牵制，拿你这个东江镇来干什么？

　　袁崇焕是这一轮攻击毛文龙的急先锋。宁远之战结束后不到一个月，他就上疏抱怨毛文龙没有给予宁远足够的支持，说毛文龙离朝鲜近，离后金远，所谓支持牵制都是虚的。

　　兵科给事中薛国观甚至上疏说，毛文龙现在都不在皮岛了，跑到距离后金营寨有两千多里远的须弥岛去了，根本不可能牵制后金。

　　——这个言论相当奇葩，因为整个朝鲜半岛南北距离还不到两千里。说毛文龙跑到距离后金两千多里的岛上去，难道是说他到日本投靠倭寇去了？

　　过了一段时间，袁崇焕因为宁远保卫战的功劳被提拔为辽东巡抚。他又再次上疏，要求东江“移镇”。也就是把毛文龙的驻地从皮岛移到更靠近宁远的地方。皮岛在朝鲜，跟宁远隔了一个辽东半岛。袁崇焕认为最好把东江镇搬到辽东半岛的西侧（也就是渤海湾内侧），跟宁远隔海相望，而且靠近三岔河，这样就可以更好的为宁远、锦州提供支持。

　　兵部研究的结果：赞成袁崇焕的意见，东江对正面战场牵制不足，建议移镇。

　　天启皇帝见努尔哈赤都退兵三个月了，还没有见到毛文龙的报告，也相信了文官们的攻击之词，非常生气，就下了这么一道措辞严厉的圣旨。但天启皇帝还是坚持了一个原则，就是不能只听一面之词。尽管几乎所有的文官都这么说，报告也确实三个月没有到，他也没有立即采取行动处罚毛文龙，还是先要听毛文龙解释，要他自己“审处奏报，以图结局”。

　　圣旨刚送出去两三天，毛文龙的正月二十号的报告就到了。

　　既然毛文龙的报告到了，那么对毛文龙宁远之战中没有牵制的攻击是否可以结束了？移镇事件是否可以告一段落了？放心，中国官场的政治斗争并没那么简单。

　　蓟辽总督阎鸣泰上疏说：根据我的仔细研读，发现毛文龙的报告有可疑之处。报告里面说东江兵二十二号围攻海州，但二十二号努尔哈赤正在围攻宁远。海州距离三岔河只有六十里。既然隔得那么近，毛文龙又说打海州打的炮火连天，努尔哈赤撤兵的时候为什么不慌不忙，看起来不像害怕被毛文龙切断退路的样子？[2]

　　这个阎鸣泰，就是萨尔浒之战后被熊廷弼派去沈阳，结果走到一半就吓得哭着跑回来的那个家伙。几年下来，因为辽东将领不断战死、被撤、被杀，他竟然靠熬资格熬到了总督的位置上。根据他的观察，袁应泰、王化贞、孙承宗带出来的军队在遇到危险紧急撤退的时候，都是像山崩一样的逃跑。比如柳河之败，前面几百人被打败了，后面七千人就溃逃，七千人溃逃了，各个城堡的几万人也跟着跑。阎鸣泰想当然的认为，所有的军队打仗都是这样，努尔哈赤的军队遇到类似情况，也应该这样。而他们在撤退的时候竟然有组织有纪律，可见毛文龙是在谎报军功。

　　根据这个逻辑，阎鸣泰认为毛文龙在皮岛对后金最多不过是“虚挠背后”，牵制作用不明显，所以还是应该移镇。移到哪里呢？根据袁崇焕提出的原则，要靠近宁远、靠近三岔河，阎鸣泰说，盖州这个地方最好，不仅离宁远近，方便照应，而是攻打后金也方便，可以“直刺”后金的“肋窝”。

　　我们只需要看一下地图，就可以知道阎鸣泰在军事上多么白痴。盖州距离三岔河只有一百里地，辽阳、鞍山、海州、耀州、盖州基本上沿着三岔河的方向从北到南一字排开，每个城市相隔五十里地。这地方确实离后金近，攻击后金很方便。但问题是：后金攻击盖州也很方便。从海州打过来只有一百里地，后金主力部队早上出发，晚上就能打到盖州。让毛文龙移镇盖州，简直就是把东江兵送到后金嘴里头去了。

　　阎鸣泰还进一步分析说，盖州还有一点好，附近有个连云岛，可以为它提供支持。这个分析令人瞠目结舌，因为连云岛跟盖州的位置关系，与觉华岛和宁远的关系几乎一模一样，连云岛还要更靠北，冬天大海冻的更硬。当初把水师放到觉华岛的提议就是阎鸣泰向孙承宗进言的，也分析的头头是道，把孙承宗说服了[3]。刚刚四个月前，才发生了觉华岛大屠杀，阎鸣泰竟然再次抛出他的小岛和陆地互相支持的理论，也是够奇葩的。

　　阎鸣泰还打了一个比方：从辽东战争的大局来看，毛文龙居住在皮岛，离主战场太远，就好像住在乡下；到了盖州，就好像是进城了。

　　——这可真是一个生动形象的比喻啊！

　　阎鸣泰和袁崇焕关系很好，彼此惺惺相惜。袁崇焕率先发动东江移镇的提议，阎鸣泰再跟进长篇大论提出这一番看法，应该跟袁崇焕交换过意见的。结合袁崇焕和阎鸣泰的奏章，可以大概分析一下正面战场的文官统帅们希望如何处置毛文龙。

　　缺乏战争经验的文官，不理解敌后游击战的战术和意义。这种意见分歧，跟后来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游击战理论与苏联控制的中共中央“攻打大城市”的方针冲突有类似的地方。毛泽东认为不应该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关键是要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你把敌人消灭了，城池失掉一些也早晚能收回来；而苏联军事专家则认为应该“拒敌于国门之外”，不能让敌人迈进根据地一步，同时要尽可能的去攻打敌人占据的大城市。

　　兵部给事中薛国观的奏章里面就说：“毛文龙的职责是牵制后金不要来攻打宁远，而不是杀多少后金兵。只要你能牵制好金兵，自然就是你的大功。如果金兵总是来犯宁远、山海关，你毛文龙老是没事运一些敌人的首级、俘虏过来报功，有什么意义？”[4]

　　这种逻辑是完全错误的。后金是少数民族，人口也就几十万，大规模的杀伤其有生力量是最终击败他们、恢复辽东的最重要、最关键的一招。

　　薛国观、袁崇焕等人，认为最重要的战略就是守卫宁远、锦州等城市，消极防御。只要后金来攻打宁远，就是毛文龙没有牵制好。

　　实际上，最佳的战略并不是不让后金来打宁远，而是应该让他不停的出兵。打宁远的时候，毛文龙从后方袭击，迫使后金退兵，宁远方面再出城追击；打毛文龙的时候，宁远方面从后方袭击，迫使后金退兵，毛文龙再趁机反击。这样反复调动后金的军队，让他们疲惫不堪，在运动战中消耗它的的有生力量和战争资源。明朝的人口、战争资源是后金的上百倍，这种消耗足以在短时间内让后金陷入奔溃。

　　但是，正面战场的袁崇焕、阎鸣泰这些文官，他们带出来的兵，战斗力太差，根本不敢与后金打野战，只能修个城墙来躲在后面放大炮。这种战术，就使明朝方面永远处于被动挨打的状态。他们要求毛文龙要把努尔哈赤牵制得死死的，不能来打宁远，就是把全部的战争责任都推卸给毛文龙。而自己在后方躲在城墙里面高枕无忧。

　　出于这样的错误认识，他们才认为毛文龙最好到盖州去。那里靠近三岔河，这样毛文龙就不是从后方牵制后金，而是在正面给他们当挡箭牌，阻挡后金。后金打宁远必须要过三岔河，毛文龙的大军就在三岔河边的盖州守着，他们肯定要先打毛文龙再过河，不会丢下盖州不管直接就奔宁远去了。后金和毛文龙两败俱伤，是袁崇焕、阎鸣泰最希望看到的局面。

　　毛文龙是行伍出身的武将，竟然手持尚方宝剑独立节制一方，直接向皇帝上疏汇报军情，接受皇帝的直接指示。这跟文官集团的利益严重冲突，完全不可接受。朝鲜太远了，文官巡抚们无法节制，如果把东江镇移到非常靠近辽西走廊的位置，那么就很容易按照“以文制武”的老规矩，让东江镇归辽东巡抚或者经略节制了。在这个问题上，东林党和非东林党文官们的意见完全一致。

　　早在天启二年十二月的时候，东林党人、四川道御史夏之令就最先上奏要求东江移镇。没过多久，另一个东林党、南京陕西道御史刘之凤也上疏附和。这个时候天启皇帝正在生东林党的气，这两人的提议都被天启给臭骂一顿驳了回去。而且夏之令的奏章里面似乎还有泄露军事机密的内容，天启皇帝以“泄事辱国”之罪将其革职为民，并且禁止把他的奏章抄到邸报上面。

　　东林党失势以后，那些与魏忠贤结盟的非东林文官们，仍然继续想办法收拾毛文龙。夏之令和刘之凤都是言官，而这一次提议的袁崇焕和阎鸣泰则是辽东前线手握重兵的封疆大吏，分量要重得多。天启皇帝不得不慎重考虑他们的意见。

　　但终于有人出来反对移镇。不过不是文官，而是勋贵，丰城侯李承祚，这是魏忠贤的铁杆亲信。

　　李承祚提出了两条反对意见：第一条是如果移镇，朝鲜失去支持，很有可能投降后金。虽然朝鲜军队战斗力太差指望不上，但为毛文龙提供了屯田的土地，每年还提供给东江大概十万石的粮食，这也是很大的支持；第二条是东江根据地现在不仅有几万士兵，还有六七十万难民屯田耕种，移动起来困难很大。盖州有地方给士兵住，但是没地方屯田，把这些难民丢在朝鲜或者移到盖州都是不现实的，万一移镇过程中引发动乱，问题更严重。

　　八月二十五号的时候，毛文龙针对移镇的奏疏也到了。他提出两点不能移镇的理由：

　　第一点是人心。皮岛地处敌人后方，有大量辽民无法从广宁方向逃走的，只能朝皮岛这边跑。这些人都是在后金统治下活不下去的，许多家人被后金杀害，跟后金有深仇大恨，人心可用，不能放弃。

　　第二点是地势。这个地方确实离沈阳、辽阳比较远，但是这是优势。跟后金的大本营跟着大量的山脉，后金要大举进攻难度很大。而我们设奇兵偷袭则比较容易。

　　然后，毛文龙还用人心和地势这两点去跟宁远作了对比：宁远大量的士兵大都是辽西兵，而不是辽东兵。辽西人民没有在后金统治下生活过，也并不想恢复辽东，最多不过收复广宁就满意了。宁远到辽阳、沈阳都是平坦的大路，难以出奇制胜。所以宁远方面可以做好防守，也可以收复广宁，但是若要收复三岔河以东的辽东地区，从皮岛方向出征更为合适。目前皮岛难民众多，只是缺乏粮饷和武器装备。如果给我十万人的粮饷物资，收复辽东不成问题。

　　天启看到毛文龙的奏疏之后，很快就作出决定，下旨：“疏说地势人心极明，不必移驻。”移镇的争论，也就终结了。

　　袁崇焕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决定采取实际行动来削弱东江镇了，干了一件相当缺德的事儿。

　　八月份前后，袁崇焕派遣他的亲信徐敷奏，带着五十多条船，开往东江镇管辖的旅顺、金州等地，以及诸多驻兵岛屿，造谣说奉旨前来接大家移镇，只要跟着上船去宁远，就可以享受“大粮大饷”，军官去了给升一级，士兵去了重赏。东江镇长期缺粮缺饷，军士们生活非常艰苦，经过徐敷奏这么一煽动，很多人就跟着上船跑了。特别严重的是，徐敷奏还联络旅顺、镇江等地的军官，烧毁或者带着军粮出逃，跟着他去宁远山海关享福。这给东江镇带来了极为严重的损失。这种做法已经是一种严重的犯罪行为了。

　　毛文龙紧急向皇帝禀告，但是他给了袁崇焕面子，说袁崇焕派徐敷奏过来本来是对接军事行动的，是徐敷奏违反袁崇焕的命令擅自行动。其实这种惊天大事，徐敷奏如何会在没有袁崇焕授意的情况下去做呢？

　　天启皇帝接到奏报以后，立即下令把徐敷奏抓起来审问。经审查罪行属实，徐敷奏被判处死刑。但是袁崇焕出面保了徐敷奏，死刑一直没有执行。

　　至此，正面战场的文官将领们与东江镇的关系彻底决裂。
　　=======================================
　　[1] 原文：“窃海外无粮绝食，因武、袁二抚台贪忌所误。贼四五月持火器弃宁远攻关，职今死报朝廷，发愤过江掣后。守关上台火器坚壁，固守无害，必不可摇动。但知一身报国，将死之日，无畏人议也。”
　　[2]原文： “据其所称攻掠海州者正月二十二日也，此正奴酋攻围宁远之日，海州去三岔河仅六十里，既云火炮连天，喊声动地，何奴中寂无一闻而按兵逍遥若无事而回，独不畏其掣也？”《明熹宗实录》，天启六年四月二十
　　[3]先是，“守觉华岛之议，始于道臣阎鸣泰之呈详”。至是，经略孙承宗纳阎鸣泰之议，以“觉华岛孤峙海中，与宁远如左右腋，可厄敌之用”。转引自阎崇年《论觉华之役》
　　[4]原文：“毛文龙者，以牵制建州为职者也，果能牵制使彼不敢西来，即不必屑屑然有所擒斩献俘，功自昭著于天下。倘不能牵制使彼无所顾忌而西，纵日擒斩而日解捷，何益于封疆之大事哉？”

大参考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二）64.抗金援朝

　　六十四、抗金援朝

　　天启六年八月初二，正是朝廷要求东江移镇的呼声高涨、徐敷奏在东江镇到处蛊惑人心的时候，毛文龙安插在沈阳的内线耿仲明传来消息：努尔哈赤身患恶疮，带三千亲兵到沈阳南边一百多里的威宁堡附近的狗耳岭，找了一处温泉洗疮治疗。请毛文龙派兵一万前往，可以趁机干掉努尔哈赤。

　　东江军刚刚在五月份打了一场惨烈的大仗，元气未复，加上朝廷的粮饷拖欠严重，士兵缺粮缺饷，徐敷奏又在到处煽动东江兵跟他去宁远。这种情况下，毛文龙难以再次发动大规模攻击。而且，他也不敢因为这一个内奸的情报就贸然出动一万大军——耿仲明当了叛徒给东江兵设埋伏也是可能的。他只派了一百五十人前往细探，确认努尔哈赤确实在那里。这些人就半夜在努尔哈赤所在的温泉附近纵火放炮，制造大兵来攻的假象。第二天，八月十一日早晨，努尔哈赤就赶紧坐船要回沈阳，结果“行至辽阳西古城堡河边，本日午时命绝”。[1]

　　九月初二，毛文龙确认努尔哈赤已死，就向朝廷发出了报告，把整个过程作了详细的介绍。

　　对此，《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是这样记载的：“七月二十三日，帝不豫，诣清河温泉沐养。八月初七日大渐，欲还京，遂乘舟顺代子河而下……至瑷鸡堡，离沈阳四十里，八月十一日庚戍未时崩。”

　　对照毛文龙的奏章和《清太祖实录》，可以说毛文龙的情报非常准确及时，不仅日期、地点非常精准，连努尔哈赤死的时辰都摸清楚了。毛文龙说努尔哈赤是午时（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一点）死的，《清实录》的记载努尔哈赤是未时（下午一点到三点）死的。

　　而正面战场袁崇焕这边比毛文龙晚了二十多天才得到消息。朝廷在九月二十九号才收到袁崇焕的报告：“奴酋耻宁远之败，遂蓄愠患疽，死于八月初十”。从宁远到北京距离七百里，都是大路，文件传递时间当在四天以内，袁崇焕最早在九月二十五号才得知努尔哈赤去世的消息。

　　袁崇焕的报告不仅时间错了一天，也缺乏任何细节，消息前面有六个字“回乡络绎皆云”，也就是这事儿是从那些辽东过来的人那里听说的。由于情报来源不可靠，袁崇焕又补充说，努尔哈赤之前多次诈死，这次说不定还是诈死（“奴屡诈死懈我，今或亦诈，亦不可知。”）[2]。

　　两相对比，我们就可以看出毛文龙的敌后游击战，在情报体系搭建方面，确实非常成功。而袁崇焕则完全谈不上有什么情报，不过是靠躲在宁远城里面，从那些从辽东过来的逃民或商人口中得到一些难以证实的传闻。

　　毛文龙的情报在后面也出了差错，他说“大王子已居老奴之位”，其实继位的是四贝勒皇太极，而不是大贝勒代善。但他后面的情报则很有价值。他说“各王子歃血盟誓，言和气平，心心念念，不因奴死而忘我关上、忘我铁山。”这是报告朝廷，努尔哈赤死后后金内部仍然非常团结，没有发生继位之争。

　　事实也确实如此，努尔哈赤身前并没有指定继承人。他死后，大贝勒代善的儿子岳托劝说父亲，以团结为重，推举最有才能的皇太极继位。代善被儿子说服，第二天就主动提出推举皇太极。这样其他王子也就无话可说，皇太极顺利继位。后金安然度过了一次潜在的政治危机。

　　袁崇焕确认努尔哈赤这回真的不是“诈死”以后，又自作主张干了一件很神奇的事：派人去给夺取上千里明朝领土、杀死数十万明朝百姓的努尔哈赤吊丧，对后金失去了一位伟大的领袖深表悲痛，并对新汗继位表示衷心的祝贺。

　　袁崇焕此举的意思很明白，就是想要跟后金议和。因为他的“筑高墙、用大炮”战略跟后金没什么仗好打，关宁军永远不可能主动去打后金，后金不来打他们就行了。所以他觉得议和对明朝来说是一件很占便宜的事儿。

　　皇太极当然领会到了袁崇焕的好意，对议和表示出了高度的热情。双方很快就通过秘密信件你来我往，开始讨论议和的可能性。

　　皇太极登基以后三个月，刚刚处理好内部事务，就在天启七年的正月初八，派二贝勒阿敏、岳托、阿济格带领八万大军，去打毛文龙。对此，《满文老档》里面说的很明白：“正月初八日，命贝勒阿敏……率大军往征驻朝鲜明将毛文龙。……先是朝鲜累世得罪我国。然此次征伐非专伐朝鲜，明毛文龙驻近朝鲜岛，屡收纳逃人。我遂怒而往征之。若朝鲜可取，顺便取之。”

　　在发兵的当天，皇太极给袁崇焕写了一封信，正式提出议和的条件：明朝一次性给后金黄金十万两、白银一百万两、绸缎一百万匹，棉布一千万匹作为议和的馈赠。和议达成以后，后金每年给明朝东珠十颗、貂皮千张、人参千斤，明朝则回赠黄金一万两、白银十万两、绸缎十万匹、棉布三十万匹。

　　皇太极提的这个条件并不苛刻，而且还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这就可以给袁崇焕希望，即议和是可以达成的。而皇太极的目的其实很简单，就是用议和来拖住袁崇焕，在后金攻打毛文龙的时候宁远方面不会出兵。

　　袁崇焕收到皇太极的信之后，非常高兴，不过作为进士出身的明朝文官，他指出皇太极的书信中有很多不符合两国书信规范的地方，一再要求对方进行修改。只有皇太极把格式改好了，他才可能向皇帝汇报。皇太极当然乐的这样跟他打太极，不慌不忙的反复修改，耽误时间。袁崇焕又讨价还价，想把议和的钱压低一点。皇太极慷慨的说，行行行，看你这么有诚意，我给你打五折，黄金五万两、白银五十万两、绸缎五十万匹、棉布五百万匹就可以。然后我每年再多送你十二张狐狸皮，你看咋样？这可是最低价，不能再低了，再低我就来打你了。

　　就在双方兴致勃勃的讨论文书格式和议和金额之际，圣旨到了。

　　天启皇帝已经知道了后金大军进攻毛文龙，要求袁崇焕马上发兵攻击后金。

　　袁崇焕选择了抗旨。他回复皇帝说：现在无虚可捣，听说后金派了十万重兵攻打朝鲜，但还有十万重兵防守。如果孤军深入，敌人势必以逸待劳。而且蒙古的林丹汗也蠢蠢欲动，如果我直接去朝鲜打，那么蒙古人还可能会派轻骑兵突袭关宁。所以目前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趁后金攻打毛文龙，抓紧完成锦州、大凌河、右屯的修筑。等后金那边打完，我这里三大城堡修筑完成，就可以固若金汤了。

　　袁崇焕的回复里面说林丹汗可能威胁宁远，说明他在情报工作方面简直就是聋子和瞎子。蒙古各个部落跟后金打仗，背后都是林丹汗在支持。林丹汗从王化贞镇守广宁的时候开始，就想跟明朝合作对抗后金。王化贞坚信自己可以调动四十万大军灭亡后金，就是林丹汗跟他吹的。虽然每次跟王化贞相约共同发兵打后金，林丹汗都当了缩头乌龟，但要说明朝去打后金的时候他在背后捣乱，那是不可能的。实际上，林丹汗得知后金打朝鲜的消息之后，马上就带兵出发，去打那几个投降后金的喀尔喀部落去了。至于袁崇焕说后金有二十万大军，更是不着调。作为一方督抚，袁崇焕除了修城就啥都不知道，实在是白痴的可以。

　　天启皇帝和魏忠贤急的双脚跳，连连催促进兵。袁崇焕不得已，才让赵率教带了九千人去增援，但就在三岔河附近转悠，没有跟后金军队接触，实际上也就没有发挥任何牵制作用。

　　与此同时，毛文龙那边情况日渐危急。朝鲜一直就对毛文龙很不爽，因为毛文龙占着他们大片肥沃的土地接济辽民屯垦，还每年索要十万石的粮食。由于毛文龙在这里，后金经常威胁让他们交出毛文龙，否则就要带兵攻打。在他们看来这些都是毛文龙给他们带来的灾祸。后金大兵压境，朝鲜方面马上就同意给后金当向导，带着他们去打毛文龙。

　　在朝鲜官员的带领下，主帅阿敏只用一天时间就从鸭绿江杀到了云从岛。这让毛文龙措手不及，沿途来不及撤退的小股队伍被后金消灭。云从岛就在皮岛旁边，也就是兵部给事中薛国观所说的那个距离后金有两千多里的岛屿——其实距离皮岛只有几十里。当时也是冬天，正月十五号，大海结冰，后金也就跟当年进攻觉华岛一样，准备踏冰渡海。

　　毛文龙率领部队堵住云从岛的关口，用火器坚守。金兵从鸭绿江一路狂奔到了云从，人疲马困也在情理之中。当天夜晚，毛文龙派一千多人发动夜袭，打死后金数百人，但是自己也损失了几百人。这是通过敢死队似的袭击，首先来震慑后金的士气，为之后的大规模会战打好基础。

　　十六号，后金向云从岛发起猛攻。毛文龙部两万余人，后金有八万人，双方加起来有十万人，在小岛上展开攻防战。毛文龙以少打多，占据有利地形，利用火器据守，最终顶住了后金的进攻。从十五日开始后金攻云从，到十九日攻云从不克，退回宜川下营，前后持续了四天。

　　云从之战，后金兵力占了绝对优势。大海已经结冰，毛文龙无法从海上得到粮饷武器的支援，很快就会弹尽粮绝。袁崇焕又拒绝救援。如果后金愿意付出比较大的代价再来几次强攻的话，毛文龙恐怕很难守住云从岛。

　　但是毛文龙赶上了个好运气，就是后金军队内部出了问题。

　　这次后金的统帅是二贝勒阿敏。他并不是努尔哈赤的儿子，而是努尔哈赤的弟弟舒尔哈齐的儿子。舒尔哈齐反叛努尔哈赤失败后，努尔哈赤把他囚禁至死，却继续重用阿敏。阿敏并未因此原谅努尔哈赤，也不服刚刚继承汗位的皇太极。

　　皇太极给阿敏的任务是消灭毛文龙，而不是重点进攻朝鲜。但他却存了一个心思，想完全攻下并占领朝鲜，然后让忠于皇太极的部队回去，忠于他的部队留下，他就可以脱离皇太极独立，在朝鲜称王称霸。

　　所以，阿敏并不想在毛文龙这里浪费太多时间。在云从岛跟毛文龙打了四天没有占到便宜之后，就借口损失惨重，不再发动强攻，而是掉头直奔朝鲜首都王京去了。朝鲜国王一看，二话不说就弃城逃跑，到海上避难去了，一面与后金紧急讲和，一面遣使向明朝和毛文龙请罪，说带路不是自己的主意，而是臣子所为，请求援救。

　　阿敏的心思连皇太极没有察觉，毛文龙当然就更不知道。毛文龙所知道的就是，朝鲜人给后金当向导过来打他。那么，现在朝鲜有难，救还是不救？

　　天启皇帝收到毛文龙的奏章，认为朝鲜虽然协助后金，但不应该计较属国的过错，才是天朝气量。于是下诏给毛文龙，要求毛文龙不计前嫌，出兵援朝。他说：“丽人（指朝鲜人）导奴入境，固自作孽，但属国不支，折而入奴，奴势益张，亦非吾利。还速谕毛帅相机应援，无怀宿嫌，致误大计。”[3]

　　毛文龙接到诏书以后，不顾自身粮饷短缺，毅然率部进入朝鲜，反击后金大军。在天寒地冻的环境中，东江军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每日“拉死尸为食”，仍在毛文龙的激励下，顽强作战。双方在宣州、晏庭、车辇、义州等地反复拉锯。

　　随着天气逐渐转暖，战事逐渐向有利东江军的方面转变。大海解冻，魏忠贤紧急协调的三十艘运粮和八艘武器装备船到达东江，东江军获得了极为珍贵的补充。河水解冻，东江军逐渐依靠朝鲜境内的大小河流，把以骑兵为主的后金困住，多次重创敌军，三战三捷，随后于千家庄、瓶山一带与后金主力展开决战，毛文龙自率兵与后金主力大战，歼敌六七千人。

　　在这种情况下，阿敏不得不放弃在朝鲜称王的打算，跟朝鲜签署了一个条件十分宽松的和平条约，带兵回国。朝鲜既不用割地也不用赔款，不过承诺以后不给毛文龙提供粮食和屯田的土地。这种承诺双方都知道是虚的，朝鲜根本不可能遵守，后金也没有什么措施保障条约执行，不过面子上好看些。东江军取得了战役的最后胜利。

　　——万历年间的抗日援朝、天启年间的抗金援朝和后来的抗美援朝，是中国历史上三次付出巨大的牺牲，帮助朝鲜抵御外敌入侵并取得成功的伟大胜利。

　　[1] 《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五，天启六年九月初二日具奏。
　　[2] 《熹宗实录》，卷七十六，天启六年九月
　　[3] 《熹宗实录》卷62，天启七年三月

大参考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二）65.宁锦之战

　　六十五、宁锦之战

　　抗金援朝的战争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东江军实力严重受损。皇太极以为后方已经稳固，立刻就跟袁崇焕撕破脸皮，回信指责说：我们还在议和，你却不停的在修筑锦州、大凌河等城堡，是什么意思？明显就是在忽悠我，不想议和。你这样骗我我很伤心，以后咱们一刀两断。

　　天启七年五月初三，皇太极送走了朝鲜国王的使者，跟朝鲜达成和平协议的事情就算办完了。三天以后，就亲自统帅十万大军，出征广宁。大凌河堡、右屯这些地方的守军不战而逃，还有两千人降金，袁崇焕辛辛苦苦的修的三大城其中只用了一天就被后金摧毁，还剩一个锦州。

　　五月十一号，后金十万大军开始围攻锦州。

　　皇太极这次出征的基本战略是围城打援，在给锦州守将赵率教的信里面，他就说：“我知道你们在等援军，所以不肯投降。但难道我们是傻瓜吗？我们也在等着你们的援军来呢。”。在围攻锦州的二十四天里，只组织了三次攻城，其它时间都围着不动，等着明军的援军过来。

　　袁崇焕先派了两百人出去打听虚实。这两百人出城之后就再没有回来，杳无音讯，不知道是被后金消灭了？投降后金了？还是半路逃散了？反正是消失了。接着，五月十六号，他又派了两千援军出去，大败而回、损失惨重。

　　这下袁崇焕就彻底没辙了，不敢再派出援军，因为他知道自己手下那些兵去跟后金野战就是作死。派出去太多可能连宁远都守不住。

　　皇太极见袁崇焕不再上当，锦州这边也没啥仗可打的，就派了一支部队过来打宁远。

　　按照之前的作战计划，金兵围攻锦州，宁远负责派兵支援；金兵围攻宁远，山海关负责派兵支援。所以宁远一被围，山海关总兵满桂马上就带了一万人马出关救援。跟后金交战不利，退入了宁远城内。

　　孙承宗督师辽东时，袁崇焕跟满桂都在宁远，袁崇焕是宁远最高文官，满桂是最高武官。宁远保卫战就是袁崇焕和满桂共指挥同守卫的，打完之后袁崇焕被提拔为辽东巡抚，满桂被提拔为辽东总兵。但袁崇焕很讨厌满桂，上疏弹劾他脾气不好、谩骂同僚，恐怕他会耽误边疆的大事，请把他调到别的兵镇，把关外的事权交给赵率教。倒是辽东经略王之臣觉得满桂是个人才，把他留在了山海关当总兵。辽东总兵就成了赵率教。

　　皇太极打过来的时候，赵率教守锦州、袁崇焕守宁远，王之臣和满桂驻扎在山海关，赵率教归袁崇焕节制，满桂归王之臣节制，就是这么一个格局。

　　袁崇焕一看满桂来了，非常开心——这个对头正好可以拿出去送死，执行朝廷救援锦州的命令。于是把满桂的一万兵马留下八千守卫宁远，剩下两千让满桂带着去救援锦州。

　　满桂这一次出击比较谨慎，没敢怎么深入，只是在外围进行骚扰。赵率教在锦州得知宁远派了援军来了，也找机会带兵出城跟后金厮杀了一番，以为呼应。这样锦州和宁远彼此配合，后金两头都没占到太大便宜。不过关宁军出击的兵力还是太少，不能真正给后金制造麻烦，小规模的交锋之后，满桂和赵率教都退回城内，局势重新陷入僵持。

　　与此同时，东江军毛文龙这边也没有闲着。后金撤军以后，在镇江等地留了两三千人马监视朝鲜和东江军。毛文龙大概用了一个月的时间，继续用他的游击战术，相继端掉了这些金兵的据点。也就是这段时间，皇太极在放心大胆的围攻锦州，而不用担心后方遭到东江军的袭击。但是等六月初东江军拿下那些据点之后，毛文龙就再次亲自带兵前往海州，试图切断后金的退路。

　　皇太极听说海州又被东江军围攻，吃惊不小，想不到毛文龙元气恢复的这样快。打下锦州、宁远短时间内也无希望，只得于六月五号退兵。

　　皇太极一退兵，袁崇焕就赶紧上疏，宣布取得了“宁锦大捷”，称之为“诚数十年未有之武功”，把功劳归结到自己、赵率教和锦州镇守太监纪用头上，还拍了一下魏忠贤的马屁，说“厂臣帷幄嘉谟”；鄙视了一下毛文龙，说金兵是“乘东江方胜之威”打过来的；同时却绝口不提满桂和王之臣。

　　宁锦这一仗打的还算可以，大捷肯定算不上，但勉强可以算是平手了。根据赵率教的报告，后金“伤亡两三千人”，《满文老档》里也说：“是役也，兵士阵亡甚众”。明朝这边的损失是：一些小城堡里面的守兵有两千人投敌，袁崇焕派出的两百援军消失，两千援军死伤惨重，锦州守军也应该有一些损失，大凌河、右屯、小凌河、塔山等诸多小城堡被后金摧毁，物资被后金获得。总的来说死伤相当，比上一次宁远之战又要好了很多。

　　这一次跟宁远之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魏忠贤往宁远和锦州都派了镇守太监，对战争的过程可以有更清楚的了解。所以朝廷虽然大力表彰了“宁锦大捷”的功臣，但表彰名单上却没有袁崇焕。

　　这是摆明了要让袁崇焕走人。袁崇焕只能上疏请求辞职，天启皇帝立刻批准。他最后给袁崇焕的评价是：“袁崇焕暮气难鼓，物议滋至，准其引疾求去。”[1]辽东巡抚一职暂时由辽东经略王之臣兼任。

　　这是把朝鲜之战和宁锦大捷合到一起，跟袁崇焕算总账的结果。后金打毛文龙的时候，袁崇焕拒绝救援，反而与后金议和，借口就是可以抓紧时间修筑好锦州、大凌河和右屯三座城。

　　他在四月份给朝廷的奏章里面，宣称自己的这种堡垒战术，是“战则一城援一城，守则一节顶一节。步步活掉，处处坚牢”。

　　但是等后金真的打过来的时候，这个战术的缺点就暴露无遗了。

　　首先是那些花了很多钱修的小城堡完全不堪一击，在上面花的银子白费了，来不及逃走的士兵马上投降，里面的粮草物资相当于白送给了后金，“守则一节顶一节”的期望落空了；

　　其次，锦州这种大城，孤悬关外，后金大军一包围，完全无法救援。只能请求上天保佑后金早点退兵。这次后金围了二十四天之后就走了，那要是他们包围半年、一年，让锦州粮食耗竭怎么办？

　　在整个战争过程中，最为前线最高指挥官的袁崇焕，从未提出过能让人信服的办法去解锦州之围，更不要说采取有效的行动了，只能坐在宁远城里等着皇太极退兵。“战则一城援一城”的策略也落空了。

　　同时，宁锦之战还暴露出来一个很大的问题：袁崇焕在宁远训练出来的军队根本没有野战能力，第一次派出两百人的“敢死队”直接消失，第二次派出的两千人惨败而回。袁崇焕也同样需要对这两次惨败负责。

　　把袁崇焕免职之后，天启皇帝和魏忠贤，又作出了两个重大的决定：

　　首先，放弃锦州，把防线后撤到宁远。

　　后来皇太极得知这个消息，派了三千人到锦州来把城墙给毁了，但是没有占领，继续撤退到三岔河以东。至此明朝已经两次主动放弃锦州了，第一次是熊廷弼在广宁失守以后，那次努尔哈赤也是派人来毁了锦州城，然后撤退了，依然没有占领。这说明锦州确实是一个“白送给敌人都不要”的鸡肋之地，而不是孙承宗、袁崇焕认定的战略要地。皇太极带十万大军来打锦州，不是因为锦州重要，而是想围城打援，消灭从宁远和山海关过来的援军。

　　第二，给东江镇的军饷从原来的四十万两增加到一百万两。

　　之前因为移镇的争议，魏忠贤派了四个太监去皮岛和朝鲜实地考察，看看毛文龙在东江到底在干些什么。这四个太监在东江镇呆了有半年，多方调查，亲眼目睹了后金进攻朝鲜和毛文龙出兵海州这段时间的一系列战争，回来向魏忠贤和天启皇帝作了汇报。汇报之后，天启皇帝就作了这个决定。同时，将老是克扣东江镇粮饷的登莱巡抚李嵩免职，任命收复澎湖列岛的民族英雄孙国祯为登莱巡抚，为毛文龙提供后援支持。

　　这两个决定说明，经过几次战争的检验，天启皇帝认可了毛文龙的战略思路，决定把恢复辽东的主攻方向从关宁防线转移到东江镇这边来。多给东江的银子，可以从放弃锦州节约下来的经费里面出。

　　[1]《熹宗实录》，卷八十六

大参考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二）66.东林复辟

　　六十六、东林复辟

　　就在天启皇帝刚刚作出决定，大力支持毛文龙之后不久。年仅二十三岁的天启皇帝突然身染重病，不幸去世了。据《明史》记载，他是死因跟正德皇帝朱厚照是一样的，都是在船上游玩，不小心落水，被救起来以后就落下了病根，最后在天启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去世。

　　天启皇帝没有儿子，就由他的弟弟、信王朱由检继位，这就是崇祯皇帝。

　　天启皇帝临终前，拉着朱由检的手说：“魏忠贤恪谨忠贞，可计大事。”

　　一般皇帝去世，留下政治遗嘱都会做一大堆政治安排。而天启皇帝死前，除了要弟弟照顾好张皇后这种私事以外，有记录的政治安排，就是希望他的弟弟能够继续重用魏忠贤。这里面有个人感情的因素，但主要还是政治考量。

　　天启是客氏和魏忠贤看着长大的，他们之间不仅是君臣关系，彼此之间还是亲人。刚开始天启皇帝并没有想着重用太监，而是非常依赖在“移宫案”中表现突出的东林党，只派遣魏忠贤去干一些诸如修建皇帝陵墓之类的事情，不涉及国家政务。只是因为东林党实在是表现太烂，才把一些军务交给魏忠贤去处理，结果发现魏忠贤确实能干，再逐渐加以提拔、赋予更多的权力，把东厂也交给他管理，负责对后金的情报和间谍战。君臣二人联手对东林党中的极端分子加以整肃，严惩腐败，打击地方黑恶势力，增加国家税收，有力的保障了前线的战争经费。

　　在这中间，军事战略实际上还是东林党人孙承宗负责制定的。天启皇帝对自己这个学识渊博的老师非常尊重和信任。在军事上，天启皇帝对魏忠贤不是很放心，没有交给他大权。但是孙承宗仍然表现很烂，柳河之败后被迫走人，他的继承者袁崇焕继续执行孙承宗的战略部署。经过好几次的战争检验，天启皇帝逐渐发现，原来魏忠贤反对孙承宗也是对的，对他的信任就进一步加强了。君臣二人又开始联手推动辽东战场的战略转变，放弃孙承宗的堡垒战术，按照《孙子兵法》里说的“以正合、以奇胜”的方式，将正面战场定位为防御为主，而把主动进攻的任务转移到东江镇。

　　等天启皇帝去世的时候，对后金战争的局面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宁远之战和宁锦之战虽然谈不上是什么胜利，但毕竟重要的城市是守住了，没有出现沈阳、辽阳和广宁那种奸细给敌人打开城门失守的情况。由于有毛文龙在后方牵制，后金在没有奸细内应的情况下，要想强攻这些坚固的城池是不太可能取得成功的。东江镇逐步发展壮大，成功抵御了后金的大规模入侵，成为了后金的心腹大患。此外，根据毛文龙的再三警告，后金有可能从蓟门镇进攻，天启皇帝又命令魏忠贤把喜峰口等长城北部的关口整修一新，加以重兵防御。蓟门、山海关的坚固防守配合毛文龙后方进攻的抗金战略基本成型。后金正面强攻无法取胜，后方又面临威胁，在东江游击战的鼓动下，内部辽民逃亡叛乱不止，粮食紧缺，在战略上已经处于被动态势。

　　除此以外，魏忠贤还用了两年的时间，花费了五百多万两银子，把万历二十五年被雷电击毁的三大殿修建完成了。而万历皇帝时期想要修，文官们给出的预算是一千五百万两银子，吓得万历皇帝到死也没敢开工。在修建期间，天启皇帝努力学习了不少木建筑的知识，亲自参与工程设计。这种事情皇帝亲自出马，而且学习点专业知识，可以避免很多欺上瞒下、贪污浪费的情况出现，节约经费、提高工程效率。这是很好的事情。所以三大殿才能极为高效、省钱的完成。但这个事情被东林党借题发挥，不停在造谣，把皇帝描写成天天研究木工活儿，完全不懂政务的文盲。而魏忠贤就是利用天启玩木工的机会独揽大权，迫害忠君爱国的东林人士。

　　其实，正好相反，天启皇帝努力学习木工，说明他并不是完全信任魏忠贤，没有把三大殿的事情交给魏忠贤就甩手不管了，随便魏忠贤开销。他自己成为木工专家，魏忠贤想要骗他也骗不了。

　　从天启让孙承宗制定军事战略和自己学习木工这两件事就可以看得出来，天启皇帝很懂得权力制衡和监督的道理。他并不是贪玩昏庸不理朝政，把所有国家大事都交给魏忠贤。《熹宗实录》中有记录的天启皇帝出席早朝，与大臣们讨论政务的次数就有一百九十多次，平均每个月两到三次。东林党执政时期、整肃东林党时期和魏忠贤完全掌权的时期，上朝的频率都差不多。魏忠贤是通过努力工作、表现出色才逐步赢得皇帝信任的。所以天启临死之前才觉得最重要的政治交代，就是要继续重用魏忠贤。有魏忠贤在，他就放心了。

　　这里面的过程，天启皇帝知道，魏忠贤也知道，但是即将继位的信王朱由检不知道。

　　作为藩王，朱由检完全不能过问朝政。兄弟之间感情很好，逢年过节朱由检都要进宫向哥哥请安。但这种礼节性的联系，完全不能提供任何有效的信息渠道，让朱由检知道真实的宫廷内务和高层决策机制。

　　这种情况下，东林党造谣的威力就发挥出来了。他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到处宣传，魏忠贤如何联合客氏迷惑皇帝、迫害忠良，在宫内杀死宠妃、迫使皇后堕胎，甚至图谋篡位等等，把魏忠贤描写成了心理变态、祸国殃民的“权阉”。

　　当天启皇帝握着朱由检的手嘱咐他魏忠贤忠贞能干、可计大事的时候，朱由检虽然表面点头称是，内心却完全不以为然。在他看来，自己这个哥哥已经被魏忠贤迷惑，晕了头、中了邪，竟然临死还要为魏忠贤这种极品坏蛋说好话，真是昏庸的可以。

　　接下来，朱由检进宫当皇帝，甚至在自己兜里揣了一张大饼，宫中的什么东西都不敢吃，因为害怕魏忠贤要给他下毒毒死他。晚上睡觉睡不着，起来转一圈，看见有侍卫太监带着刀，就把他的刀借来放到自己枕头边上才能睡着。

　　实际上，魏忠贤什么事儿也没有干。他对天启皇帝的去世极为悲伤，几乎是伤痛欲绝，守着天启的棺木痛哭了好几天，到最后都哭不出声来了，就盯着棺材发呆。至于接下来的事情会怎么发展，他也没有做任何安排，反正等着新皇帝下命令就行了。

　　就这样，朱由检还被吓得自带干粮进宫当皇帝，可见他被东林党的谣言忽悠的有多么厉害。

　　正式登基以后，崇祯皇帝朱由检也就开始一步一步的削弱魏忠贤的势力。

　　崇祯始终生活在被东林党谣言所塑造的并不存在的政治阴谋当中，一方面想干掉魏忠贤，一方面又害怕把魏忠贤惹急了会杀掉自己谋反篡位。崇祯对文官集团编写的历史教材诸如《资治通鉴》这些东西估计应该是认真学习过，对上面描写的铲除奸臣的套路比较熟悉。小心翼翼的以各种理由先排除魏忠贤的亲信。而对于各种弹劾魏忠贤的奏章，一方面假装不采纳，一方面对这些人提拔重用。魏忠贤当然很快就明白新皇帝的意思，就一再主动提出辞职。崇祯则认为这是一种试探，假惺惺的加以挽留。

　　最后，崇祯觉得已经布置成熟了，这才接受了魏忠贤的辞职，将魏忠贤发往孝陵闲住。

　　魏忠贤一走，东林党立刻发动更大规模的弹劾，之前杨涟的“二十四罪”又被翻出来重新弹劾一次。崇祯皇帝立即决定，派锦衣卫去将魏忠贤逮捕回京受审。在锦衣卫还没有到的时候，魏忠贤知道消息，就在半路自缢身亡了。

　　魏忠贤死后，东林党人迅速被崇祯提拔重用，重新掌权。东林党的反击是极为残忍的。魏忠贤虽然死了，仍被下令肢解，悬头于河间府。客氏先是被发往浣衣局洗衣服，没过多久又被下令鞭死。魏忠贤的亲信魏良卿、侯国兴、客光先等都被处死，并暴尸街头，还抄了他们的家。那些与魏忠贤结盟的官员们被打成“阉党”，包括兵部尚书崔呈秀在内的二十五人被处决，十一人被判处充军戍边，其余二百余人分别被判流放、徒刑、革职等处罚。东林党全面起复。在他们记录的历史中，朝廷再次出现了天启初年那种“众正盈朝”的局面：政治清明、人才济济，国家大有希望。

　　东林党上台，除了人事变革以外，还要把魏忠贤在位期间的恶政加以废除，最重要的当然是减免盐课和商税，召回各地的税监，保障大盐商和其它商人的利益。然后，对魏忠贤制造的各种冤案加以平反，黄山采木案中的吴养春一家，没收的财产六十多万两银子全部退还给吴家，期间各种被贪污罪名整肃的东林党人的财产也都要退还。

　　这样一整，中央财政马上就非常缺钱了。为了省钱，东林党人提出了两个方略，第一是减少军费开支；第二是裁撤部分驿站。东林党的根据地东南地区的驿站很重要，当然不能随便裁，但是西北地区的驿站，实在是没什么用，所以就被大幅度裁撤了。

　　这两个方略很快就引发了两件小事。

　　第一件“小事”是军费被压缩以后，辽东军饷很快就不够了。崇祯元年的八月，宁远爆发兵变。当时宁远守军的粮饷已经拖欠了四个月，计五十三万多两银子。新上任的辽东巡抚毕自肃连续九次上疏，请求拨付买马款、买军械款、赏金、月饷，但户部没有下拨任何资金。士兵们冲进辽东巡抚衙门，将毕自肃、总兵朱梅等捆绑起来索要粮饷，衙门里面的敕书、旗牌、文卷、符验等，散碎狼藉，荡然无存。毕自肃无力解决，上吊自杀。

　　宁远兵变发生的时间，距离天启皇帝去世已经一年，距离魏忠贤自杀已经八个月。而粮饷的拖欠时间是四个月，其责任显然在崇祯皇帝和重新当权的东林党头上，怪不到魏忠贤头上。魏公公当政的时候军饷都是按时足量发放的，从来没有因为缺饷发生过兵变。

　　第二件“小事”就是西北地区的驿站被裁撤以后，有个叫李自成的驿站工作人员失业了。他走投无路，选择了造反。

　　这两件事在当时还看不出来对明帝国有什么影响，士兵哗变和农民起义都是帝国的常态，时有发生，绝大部分都闹不大的。要再过几年，大家才知道它们会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

　　重获政权的东林党人显然还没有意识到这两件事的危害。他们掌握了政权、减免了商税，还有第三件大事要做，就是重新掌握军权，恢复孙承宗当年制定的辽东军事战略。

　　完成这个任务的最佳人选显然是袁崇焕。他是孙承宗军事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又被魏忠贤“迫害”而遭免职。于是，在崇祯元年五月，经过东林党党魁、内阁次辅钱龙锡的推荐，朝廷决定从新启用袁崇焕为蓟辽督师。

　　崇祯皇帝亲自接见了袁崇焕。根据东林党人之前制造的舆论，袁崇焕已经被描绘成了一个足以与古代名将相提并论的伟大统帅，对国家和民族绝对忠诚，战功赫赫、英勇无畏，深受不白之冤而又毫无怨言。崇祯皇帝从儒家学者编写的历史书当中得知，以前的很多朝代之所以会灭亡，都是因为皇帝荒淫昏庸、猜忌残害忠良所造成的。所以他决定对面前这个忠诚的统帅完全信任、毫无保留的予以支持。

　　召见袁崇焕的时候，崇祯问他，你有什么平辽方略？从从实奏来。

　　袁崇焕说：具体的方略我回头写成奏本上奏陛下，但我敢保证，只要陛下充分相信的、给我足够的权力，我就能五年平辽！外患可平，全辽可复。

　　召对的时候，东林党那帮内阁大学士都在旁边，个个听得欢欣鼓舞，齐声称赞：袁崇焕肝胆见识确实不凡，真是一位奇男子！

　　不过也有一些大臣对五年平辽的许诺表示怀疑。趁皇帝去上厕所的间隙，兵部给事中许誉卿就问：袁督师，你这五年平辽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计划方略？

　　袁崇焕笑着说：没什么，不过让皇上高兴高兴罢了（聊慰上意）。

　　许誉卿一听就傻眼了，说：这种军国大事怎么能随口乱说？到时候皇上按照这个时间来考核你怎么办？

　　袁崇焕好像明白了什么——刚才的牛皮吹的有点大了。所以等皇帝回来以后，袁崇焕就开始对“五年平辽”进行解释，大谈各种困难，必须满足很多条件才能五年平辽，第一是钱粮要充足，第二是要允许我有不受干预的人事任免权，第三是要让我免受朝廷言官的攻击，可以专心打仗。

　　崇祯听得很专心，听完之后站起来说：没问题，这些东西我都给你保障。

　　钱粮方面，辽饷每年四百八十万两，粮食每年一百二十万石。除此以外，崇祯一次性再从内帑中拨给一百二十万万两，再发铠甲四十万万副，红夷大炮十门。崇祯还专门叮嘱工部侍郎，以后供应给袁崇焕的武器上面都要刻上监造官员和工匠的印记，质量不好的据此追究责任。

　　人事权力当然全部给足，下旨让袁崇焕节制四镇：蓟门、辽东、天津和登莱。崇祯下令兵部尚书和吏部尚书务必在人事问题上配合袁崇焕，并赐予袁崇焕尚方宝剑，并把山海关总兵满桂和辽东经略王之臣手里的尚方宝剑收回来以统一事权。

　　至于免受言官攻击这个事儿，崇祯许诺说：“朕自有主持，卿不必以浮言介意。”

　　袁崇焕估计也没想到崇祯会如此爽快的答应这么多条件，一时想不出什么条件来推脱，只能说些臣一定不辜负皇上的信任之类的话。召对就此结束。

　　尽管崇祯如此信任袁崇焕，袁崇焕内心并未真的想着要五年复辽，他不过把皇帝的召对当成了一种礼节性的场面话。而具体要该怎么办，心里其实已经有数了。

　　作为一个在官场混了多年的文官，他知道，真正提拔他的人不是崇祯皇帝，而是文官集团，是东林党。在进京以后，被崇祯召见之前，他还去见了另外一个人：东林党党魁、内阁大学士、“阉党逆案”的主持人钱龙锡。

　　袁崇焕不算是东林党人，他在内政方面没有什么具体的主张。但他是东林党大佬孙承宗提拔上来的，算是跟东林党有渊源。这次东林党大力推荐他起复担任蓟辽督师，是看中了他之前的两个表现。第一个，就是跟毛文龙矛盾很深，曾经主张东江移镇，又派人去挖过毛文龙的墙角，被毛文龙告发；宁锦之战后，毛文龙增加军饷，袁崇焕则被免职，二人几乎就是势不两立了。第二个，就是袁崇焕曾经主动遣使去跟后金和谈。

　　袁崇焕和钱龙锡密谈了很久。地点是在钱龙锡的家里。这才是真正决定未来辽东方略的谈话。

　　双方都知道，边将结交近侍是死罪。嘉靖年间三边总制曾铣和内阁首辅夏言就是这条罪名被处决的。所以这次谈话的内容是绝密的，除了袁钱二人外无人知晓。袁崇焕当然也绝不打算在皇帝面前透露一个字。

　　只是根据后来袁崇焕的供词，我们可以大体知道密谈的最后结果。双方就解决辽东问题的方略基本达成一致，明确了袁崇焕此次督师辽东需要完成的主要任务——杀毛议和。

大参考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二）67.杀毛议和

　　六十七、杀毛议和

　　袁崇焕出关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平息宁远兵变。士兵哗变这种事情，有钱就好处理。皇帝给了他一百二十万两的内帑，用一小部分给士兵们发拖欠的工资，然后把带头闹事的人杀掉，问题就解决了。

　　第二件事，就是把老冤家满桂一脚踢走。满桂在宁远之战后跟他平分战功，宁锦之战后受到表彰而他却被免职，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宁远之战后袁崇焕就想把满桂赶出辽东，但经略王之臣竟然坚决反对，把他留在了山海关。现在王之臣已经走人，袁崇焕成了辽东老大，满桂就别想在辽东呆下去了，他的山海关总兵一职被赵率教取代。还好朝廷还有人认可满桂的才能，把他调到大同当总兵去了，让袁崇焕眼不见心不烦。

　　第三件事，就是再次派兵占领锦州，又开始重新修建锦州、大凌河、右屯等城堡。

　　第四件事，大力削减蓟州镇和山海关的兵力，调往关外，充实锦州等地的防守。蓟门镇的兵力从三万多人削减到了一万多人。这就造成了蓟镇兵力薄弱的情况，把天启和魏忠贤大力加强的蓟门防御体系给破坏了。

　　第五件事，就是派人与皇太极秘密议和。

　　第六件事，就是对东江实施禁运。袁崇焕下令，所有开往朝鲜、皮岛方向的船只，不管是官方的运输船还是商船，都必须取道宁远、觉华岛。只有到宁远取得辽东督师的关防以后，才允许出海。因为天津、登莱等地都归袁崇焕节制，这一条命令被执行得相当彻底。

　　从后来发生的事情来看，这后面的四件事，每一件都是在为金兵从蓟门镇突破长城防线攻打北京创造有利条件。所以后来有很多人怀疑袁崇焕是汉奸。但从现有的证据来看，他还真不是。其实这四件事都可以从文官集团的一贯策略中推出来。

　　像议和这种事儿吧，文官集团就特别喜欢议和。北宋对辽国有“檀渊之盟”，秦桧要杀岳飞议和、史弥远要杀韩侂胄议和，都是一贯的风格。和平当然是好东西，但如果一个国家原来固有的领土都被别人抢走了，议和实际上就是承认别人的侵略成果嘛，更何况还要每年倒贴钱，这肯定有问题对不对？就好比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占领东三省，咱们也跟日本议和，不仅东三省不要了，每年还给日本一大笔钱让他别来侵略我们，那不就是卖国吗？

　　核心的原因其实还是打仗打不过，越打越吃亏。其实中原政权的人口数量、战争资源、技术装备都比少数民族政权要有优势，怎么会打不过呢？关键就是文官集团自己不行，内部腐败不说，还要防范武将。为了防止武将勋贵掌权，宁可对外议和，也不能让武将掌兵，立下收复故土的盖世功勋。

　　对文官集团来说，他们去指挥战争，最有把握的就是修城。把城墙修的又高又厚，然后躲在城墙后面指挥大家防守，不管是放箭还是放炮，都比较简单。袁崇焕的坚城大炮战略就是文官统兵的必然选择。打野战对文官来说太难了，要排兵布阵、穿插包围，打埋伏、反包围，佯攻、佯败，冲锋、反冲锋，不断调整战术应对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尤其古代战争，往往还要统帅带头上阵跟敌人对砍，必须经过长期马步骑射的训练和积累大量的实战经验，非行伍出身的专业武将不能胜任。

　　所以，大部分文官只会打两种仗，一种是对农民起义这种战斗力很差的队伍，官兵处于绝对优势的时候，他们就会指挥武将“分兵合围、大举进剿”，这是我们前面讲萨尔浒之战的时候分析过的；第二种就是面对战斗力很强的北方骑兵部队的时候，他们带出来的兵，就只能缩在城墙里面固守，根本不敢也没有能力跟对方野战。

　　在城墙里面固守的问题就是：无法大规模的消灭对方有生力量，也无法恢复已经失去的领土，最好的结果就是维持现状，把现有的防线守住。这种消极防守策略一般都会使自己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因为野战能力更强的攻击方可以选择的策略太多了，可以围点打援，也可以绕过难啃的防线攻击你的后方，或者攻击你的首都等战略要地迫使你出城救援，实在不行就长期围困，切断你的食物来源，活活饿死你。

　　正确的防守必须是城墙堡垒防御和主动进攻相结合的方式。比如明宪宗时期，王越守卫河套的那种模式，虽然没有大规模清理河套的实力，但小股精锐部队具备较强的野战能力，蒙古骑兵南下的时候，能够时不时的抓住机会偷袭其后方，迫使他撤兵回援，此时城内的守军就可以追击斩杀其殿后部队。这才是积极防御，才能真正防守的住。不然好几千里的长城，敌人可以随意集中兵力攻击任何一个点，几万兵马怎么守？

　　除了王越这种极少数天才以外，大部分文官将领都不会训练和指挥部队进行野战。这样，消极防御带来的被动挨打的局面也就无法改变，因此只能求助于议和。袁崇焕在辽东混了那么多年，城外有敌人的时候从未出过城，连野战打起来是什么样都没见过，更别说自己去指挥了，所以非常迷信坚城大炮战略，这必然导致他积极主张议和。东林党当然也完全支持。

　　除了要议和以外，东林党还想国家少收商税，想省钱，所以还需要减少军费。但是东林党又跟整个文官集团一样，有贪污的毛病，军费里面也少不了他们的一份。这样一算下来，宁远锦州防线是孙承宗开创、袁崇焕建设的，都是自己人，这个钱可以大手大脚的花，大家该贪污继续贪污，但是其它地方的军费就要坚决裁撤，比如蓟门镇和东江镇等等，虽然一直很穷，但还必须继续裁减。这就跟让腐败的官僚体系去征税一样，越是有钱的官绅豪强之家越不交税，越是没有背景的穷人越要多交税。

　　所以，袁崇焕督师辽东，实际上是代表东林党去执行他们的辽东战略：为了防范武将，坚持文官统兵，必须实施消极防守的策略，推动议和；为了省钱，必须裁撤蓟门镇和东江镇的开销；为了贪污军饷，必须继续在修筑锦州等城堡上大手大脚花钱。不用假设袁崇焕是汉奸卖国贼，也能想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干。

　　反过来看，东林党和袁崇焕要杀毛文龙的理由也很简单了：毛文龙身为武将却不受文官节制，直接向皇帝负责，该杀；毛文龙家在海州，自从他抗金以后全家老小各种亲戚几百口人都被后金杀了，他跟后金有血海深仇，绝对不会赞成跟后金议和，该杀；毛文龙天天想着主动进攻，不停的向朝廷索要军饷，想要在东江组建一支庞大的军队彻底消灭后金，花钱太多，该杀；毛文龙因为军饷不足，多次向皇帝举报文官集团克扣贪污东江镇军饷的事情，该杀。

　　毛文龙有这四大该杀之罪，文官集团早就看不惯他了，这还不仅是东林党的事儿。魏忠贤当政时期，文官集团就一直各种弹劾毛文龙，但是天启皇帝和魏忠贤能镇得住文官集团，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到了崇祯这里，魏忠贤被干掉，文官集团中的极端分子东林党上台，他们就决心向毛文龙下手了。

　　其实这个事情还是有可能和平解决的——只要皇帝下令把毛文龙撤职让他回家养老就可以了。但崇祯皇帝在别的地方糊涂，偏偏在这个问题上一点不糊涂。

　　在天启七年九月，崇祯刚刚登基，毛文龙上疏抱怨受到的不公平待遇，请求辞职。崇祯批示安慰他说：你远驻海外，孤悬敌后，备尝艰苦，屡次建立功勋。忠诚不二的心迹不言自明。我正对你寄予厚望，怎么能在这个时候要求让别人来接替呢？还希望能更加奋发努力，来让我宽慰。

　　在崇祯元年三月，毛文龙上疏说粮饷器械都不足时，崇祯皇帝又安慰他说：毛总兵在海外劳苦，我非常想念（“该镇劳苦海外，朕甚念之”）。现在内地的粮饷，都已经陆续发送解运，海天寥阔，不会送一次就够了。我会严禁解运官员侵占贪污，一定要让饥饿的军队填饱肚子。

　　在崇祯元年五月，毛文龙再次上疏陈述自己处境之艰难时，崇祯再次安慰他说：毛文龙本就是激于大义，挺身而出，开辟东江的抗金基地数年，这其中的苦心，我是深切了解的，别人的诽谤议论，何足置辩。

　　在崇祯元年七月，毛文龙就军队数量问题上疏辩白，说上次朝廷派大臣来东江检查，只认可有三万六千名士兵，其实还有很多地方他没有去查验，东江兵远远不止这个数。崇祯虽然没有明确否定大臣核验的结论，但也对毛文龙的申诉表示理解。他回复说：辽民为了避难，屯聚在海岛之上，扛上锄头就是百姓，接受盔甲器械就是士兵（“荷锄是民、受甲即兵”），不能和内地招募军队规定军饷当成是一回事情。你应该乘机奋勇，等有了显著的功劳，谁能用糜饷作为借口来攻击？我寄于深切期望。

　　还有崇祯元年十二月毛文龙再次上疏说被诽谤的冤枉，崇祯依旧下旨勉励他尽力去建功，人言自然平息，不必太理会那些诽谤。[1]

　　崇祯之所以会干掉魏忠贤，而坚决保毛文龙，是因为魏忠贤的问题比较复杂，涉及到的高层内幕他当藩王的时候不知道，所以相信了东林党的谣言；但毛文龙的问题比较公开透明，各种来往的文件都会摘录到塘报邸报上发布，大家都能看得到，他的功劳和东江镇的战略地位非常明显，任何不带偏见、真心为国家考虑的人都很容易想清楚。

　　所以，给袁崇焕尚方宝剑的时候，崇祯把满桂和王之臣的尚方宝剑收回来了，却没有收毛文龙的，就是明确毛文龙还是归皇帝直接管。他以为这样就可以保住毛文龙。

　　但是他想错了。东林党人的无耻已经突破天际，超过了崇祯想象力的范围。

　　通过崇祯的批示和尚方宝剑的处理方式，东林党也算是看明白了：不要说让崇祯杀毛文龙，就连让他把毛文龙撤职都不可能。那么，要实现明金和议，除了背着皇帝把毛文龙杀掉以外，就没有其他选择了。

　　为了诱杀毛文龙，袁崇焕才决定对东江实施禁运。所谓船只需要到宁远获得批准才能驶往东江，其实根本没有船只获得过批准，不论官船民船，所有运输渠道都被切断。

　　东江镇孤悬海外，在北方寒冷的海岛和山岭之中建立根据地，靠自己屯田是无法自给的，士兵以及部分难民的吃穿都要依靠后方的接济。袁崇焕这一招，就是断了大家的活路，连续八个月的物资禁运，让东江出现了大量饿死人的情况。毛文龙在塘报中所称：“东江缺粮，饿死多命”、“东江各岛绝粮，地上又无野菜，兵丁饿死”，出现了兵丁想要夺船逃亡的事件，而且为了争夺船只，自相残杀。

　　这些事情被后金获悉，又趁机发兵来打，东江兵“粮饷不敷，士皆菜色，马匹甲胄器械全无”，难以与之为敌，导致大量被东江恢复的领土又再次失去。

　　在战争史上，将士在前方打仗，后方官员腐败无能而后勤供给不足的情况多有发生。但像袁崇焕这种，为了内部斗争的需要，主动对自己国家孤悬海外的士兵和人民实施物资禁运，不惜将他们饿死在前线的事情，可谓古今罕见，必须无耻狠毒到一定境界才能干的出来。不管毛文龙有罪没罪、该不该杀，袁崇焕的这种手段，都是对国家和人民的严重犯罪，被千刀万剐也一点不冤枉。

　　更让人完全不能想象的是，袁崇焕一边禁运饿死自己的将士和同胞，一边却拿出大量的粮食布帛去接济已经背叛明朝、投降后金、与后金结成同盟的喀喇沁蒙古部落。

　　喀喇沁蒙古部落的位置正好位于后金与蓟门镇的中间，后金要从攻打蓟门，必须经过喀喇沁的地盘。喀喇沁在一段很长的时间内都是明朝的藩属，与后金为敌。但是天启七年，后金打朝鲜、打毛文龙的时候，袁崇焕不仅不去援救，还跟后金议和。这让蒙古部落对明朝非常失望。王之臣当时就跟朝廷报告说，蒙古部落对此提出了严重抗议：“你汉人全没脑子……你自家驮载许多金帛，着喇嘛替他吊孝求和，反倒教别人与他为仇，我等不如也投顺罢了！”[2]后来皇太极通过军事政治压力，逐步的也就招降了这些部落。

　　从崇祯元年的三月，到崇祯二年的一月，包括喀喇沁在内的漠南诸多蒙古部落先后投降后金，与其达成盟约。盟约的内容明确规定：

　　“各部蒙古诸贝勒……若征明国，每旗大贝勒各一员、台吉各二员，以精兵百人从征，违者，罚马千驼百。”[3]

　　有了这样直接针对明朝的军事同盟条约，喀喇沁部落就跟后金可以视为一体，都是明朝的敌国了。

　　这个事情我们不知道袁崇焕是否清楚，但大同总兵满桂的情报非常迅速，在盟约还在准备的过程中，他就向皇帝报告，称喀喇沁部、速不的、伯彦二部等三十六家全部叛变投敌，归附后金。崇祯曾经派人去争取过，希望这些部落改变主意，但是被拒绝了。

　　所以，袁崇焕在崇祯二年三月，还以救灾为名，卖给喀喇沁部等蒙古部落粮食、布帛等物资，就是在资敌。蒙古部落从袁崇焕这里买了大量的粮食布帛运走，不仅自己吃，还拿去帮助同样面临严重粮食短缺的后金。实际上，根据到前线视察的官员汇报，在蒙古部落派来买粮买不的队伍中，就有上百女真人混杂在其中。崇祯皇帝当时对袁崇焕十分信任，基本上他奏报什么就批准什么。唯一的一次驳回袁崇焕的请求，就是这个事情，而且措辞极为严厉，不容商议：

　　“着该督抚严行禁止！……如有疏违，以通夷罪论处！”

　　但是袁崇焕并没有遵守这个圣旨，仍然继续偷偷摸摸的卖米给喇沁部落。他的理由是，蒙古这边饥荒严重，如果不接济他们，他们就会倒向后金。同时他向皇帝保证，喀喇沁部“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

　　袁崇焕之所以敢下这样的保证，并不是觉得喇沁部会忠于明朝，而是因为，他认为后金正在积极争取与明朝议和。根据袁崇焕自己一厢情愿的想法：如果议和成功，后金根本就不会来打明朝，当然也就不会有喀喇沁部协助后金入犯的事情发生了。

　　当时的情况看起来确实如此，皇太极对议和的事情再次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什么条件都好谈，对袁崇焕在锦州和大凌河堡的工程也不那么介意了。他崇祯二年二月二十八日的求和中表现得非常谦卑，说：“我等小国，岂敢征讨大国耶？”又说：“我愿和好，共享太平。是以诚心遣使，如何议和，听尔等之言。”

　　显然，皇太极在说谎，因为就在他写这封信的同时，他跟蒙古部落的盟约里面明确规定了“若征明国”的战争条款。他正在积极为远征明朝做准备。

　　至于具体的条件，皇太极在四月二十五号的信中简直就是对明朝卑躬屈膝了：“尔铸金国汗印与我。至於以修好之礼、相馈财帛，尔等计之。勿待我如察哈尔汗，则我不能允。”[4]他竟然请求明朝赐给他金国汗印，这就是愿意向明朝称臣。而且连每年向明朝索要的钱，也不再像上次一样狮子大开口，什么黄金十万两、白银一百万两之类的，提都不提了——你们看着给就行了，比给蒙古林丹汗（察哈尔汗）的条件好一点就可以。

　　皇太极怎么会突然变身和平主义者了呢？他刚刚收降了蒙古三十六部，正处在发动进攻的绝佳位置上，好好的议什么和？

　　显然，诚心议和是不可能的。议和的目的无非那么几个，一个是骗点钱来花，一个是让明朝方面放松警惕，三是让那些蒙古部落知道明朝已经无意与后金为敌，加速他们征服蒙古的步伐。

　　皇太极不仅给袁崇焕写信，还给朝廷写信。当时兵部尚书王在晋坚决反对与后金议和，他回复说：没有议和，只有投降。投降之后，归还全部辽东土地、人民以及叛徒，才有和平。不然只有大兵进剿一条路。

　　这个王在晋不是东林党，天启初年就是兵部尚书，因为反对孙承宗建宁远-锦州防线，给贬到南京去了。这是因为天启皇帝支持孙承宗，跟魏忠贤没关系。但魏忠贤被打倒以后，他被东林党错误的当成受魏忠贤打压的“忠臣”给提拔了回来，继续当兵部尚书。东林党在这个关键人事安排上看错了人，议和的事情因此遭到严重挫折。

　　袁崇焕得知议和遭到王在晋抵制，非常生气，就私底下写信给钱龙锡等权臣说：要想辽东做事方便，非换掉王在晋不可。

　　没过多久，东林党大佬、内阁大学士刘鸿训因为收受贿赂，在任命惠安伯张庆臻总督京营的诏书上面增加了四个字——“兼辖捕营”，就是把北京的巡捕治安也划给张庆臻管了。买官卖官在当时已是常事，但这个刘鸿训也太大胆了，直接就让内阁中书篡改皇帝诏书。很快被人举报，事情败露。刘鸿训被下狱审问，又查出来一堆其它的贪污受贿的事情。

　　这个案子本来是东林党自己犯的事情，跟王在晋没关系。但他们把王在晋给牵连了进来，刘鸿训被皇帝免职，王在晋也跟着被削籍为民。[5]

　　新任兵部尚书王洽是个真正的东林党，上了魏忠贤《东林点将录》的。袁崇焕给王洽写信说：“辽东议和，内阁已有主张。现在王在晋被拿下，就剩毛文龙了。他要是能同意议和当然好，要不同意的话，只能把他杀了。我愿意当这个提刀之人。”  [6]

　　——这句话是现存文献资料中关于“议和与杀毛文龙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这个结论的重要证据，是袁崇焕自己白纸黑字写在跟东林党人的秘密通信中的，无可辩驳。

　　经过几个月的封锁，东江镇的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了。袁崇焕这个时候对毛文龙说，我可以给你粮饷，但是你要多宁远来一趟，有些事情当面商议一下。

　　毛文龙意识其中的危险，但还是去了。

　　去了之后，双方谈了半天，没谈出什么结果。袁崇焕给了毛文龙一些粮食，就放他回去了，说下个月亲自去东江视察，看看情况才能决定给你们发多少粮饷。

　　崇祯二年的六月，袁崇焕带兵前往辽东半岛最南端旅顺海外的一个小岛，叫双岛。他要在这里再次会见毛文龙。

　　袁崇焕之所以在宁远放过了毛文龙，是因为如果在宁远杀了毛文龙，无法向皇帝交代。宁远是他的大本营，他完全可以把毛文龙抓起来，然后向皇帝请旨如何处置，无需杀掉。所以必须进入东江镇的防区，才能以情况紧急、不得不先斩后奏的借口，告诉皇帝自己在毛文龙的地盘无法把他带走，只能冒险杀掉。

　　但是，如果真的去东江镇大本营皮岛、铁山、云从岛这些地方，那又太危险，可能杀不了毛文龙，甚至自己陷入危险境地也是可能的。所以袁崇焕经过精心考虑，才挑选了双岛，这里既算是东江镇的防区，又远离皮岛，没有什么东江兵驻守，是下手的最佳地点。

　　毛文龙因为上次从宁远平安归来，也就放松了警惕，没带多少人就去了。袁崇焕早已经布置妥当，在那里等待多时。他以有机密事情相谈为由，让毛文龙的亲兵在帐外等候，然后把毛文龙带到在山上设立的一个大帐之中，随即下令左右将毛文龙拿下。

　　袁崇焕拿出尚方宝剑说：皇帝赐我尚方宝剑，有专杀之权，就是为了诛杀你这种乱军之将！

　　不容毛文龙辩驳，即下令：推出帐门斩首！

　　--------------------------------------------------------------------------------
[1] 杜车别：《明冤》，212页，三联书店，2013年版。原始出处为《崇祯长编》。
[2]沈国元，《两朝从信录》
[3]《清太宗实录》卷五
[4] 书信内容记载于《满文老档》
[5]此事见王在晋《三朝辽事录》：“有通官参将张定者进京至兵部讲款，余时为本兵立叱之，知余不可绐也。崇焕乃致语众宰王公射斗曰：要边上做事须易本兵，王公密告余，旋图避路，而奸党构谋借惠安敕书事，侍御吴玉与余为难矣。”
[6]原文见《崇祯实录》：“关东款议，庙堂主张已有其人。文龙能协心一意，自当无嫌无猜，否则，斩其首，崇焕当效提刀之力。”

大参考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二）68.金兵入塞

　　六十八、金兵入塞

　　袁崇焕未经皇帝批准擅自杀掉毛文龙这个事情，性质是极为恶劣的。毛文龙是持尚方宝剑代表皇权节制一方的大将，没有皇帝明旨就杀掉他跟造反没啥区别。中国古代持皇帝符节、代表皇帝执掌一方兵权的将领被称为节将，节将除了皇帝谁都不能杀，这是常识。明朝立国二百六十年，节将杀节将，尚方宝剑杀尚方宝剑，这是头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时代，没跟皇帝说一声就杀掉节将而没有造反投敌的大臣，好像也只有袁崇焕一个。用杜车别在《明冤》中的话来说，这突破了“任何一个还有法律的国家的底线”。

　　其实，即使没有尚方宝剑，毛文龙是大将军、都督、总兵，是一品官，而袁崇焕是兵部尚书、蓟辽督师，是二品官。虽然有以文制武的惯例，二品文官未经皇帝批准就杀一品武将也是不可想象的。

　　这件事的恶劣程度，远远超过了秦桧杀岳飞。秦桧再怎么冤枉岳飞，可是把该走的法律程序都走完了才下的手。也就只有史弥远在上朝路上截杀韩侂胄可以与之相提并论了，但它给国家带来的危害又远远超过了史弥远杀韩侂胄。

　　袁崇焕杀毛文龙的时候，应该是有伪造圣旨的嫌疑。他说，他下令杀毛文龙的时候，对毛文龙及其手下将领声称：“皇上赐我尚方宝剑正为此也！”这个“为此”可以作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说皇帝泛泛的授权袁崇焕整顿军队纪律、统一事权，事实也就是如此；但在当时的情形下，恐怕很多人都会理解为是崇祯让袁崇焕带着尚方宝剑来杀毛文龙，有这么一个具体的旨意。这种含混其词的说法，既可以事后逃过伪造圣旨的罪名，又可以镇住东江诸将，让他们不敢马上反抗。

　　杀了毛文龙之后，袁崇焕安抚他手下的各位将官，给东江发了一大笔粮饷。然后才紧急向崇祯汇报。他自己在奏章中也承认：“文龙大帅，非臣所得擅诛”，所以向皇帝请罪。

　　在这封奏章中，袁崇焕上来就把东林党给卖了。他说：“九卿诸臣无不以此为虑，臣谓徐图之。辅臣钱龙锡为此一事，低回过臣寓私商。臣曰：入其军、斩其帅，如古人作手，臣饶为也。”

　　当时九卿诸臣大部分都是东林党及其盟友，钱龙锡则是东林党魁。袁崇焕用公开上奏的方式，把幕后密谋直接给捅了出来，告诉天下人：这事儿是六部九卿在背后支持的，内阁辅臣钱龙锡是主谋，我只是执行人。

　　此言一出，就把东林党跟自己绑在了一起。东林大佬们如果要想卸磨杀驴，把杀毛文龙的责任全推给袁崇焕就不可能了。这个黑锅必须大家一起背，要没事大家都没事儿，要完蛋大家一起完蛋。

　　然后，他又把崇祯也拖下水，说我对东江实施禁运等一系列针对毛文龙的措施，都是“赖皇上大纵神武，一一许臣”——全都是皇上您批准的。这段话说的相当含糊，比如东江运粮要经过宁远，崇祯确实知道。但他完全不知道袁崇焕是想借此来杀毛文龙。袁崇焕把这些事情混在一起，让不知道内情的人看了还以为是崇祯在背后指使。

　　崇祯收到这份奏报以后，大为震惊。但内阁和九卿确实是早就想干掉毛文龙了，东林内部对此已有准备，他们当然尽力为袁崇焕掩饰，声称毛文龙罪有应得，袁崇焕此举实在是逼不得已等等。

　　崇祯此时已没有选择：朝廷文官集团意见一致，袁崇焕手握重兵，毛文龙又已经死了救不活了。他只能承认袁崇焕的行为合法，下旨谴责了毛文龙的罪状，并夸奖了袁崇焕一番。这个事情从表面上就算过去。

　　应该说，杀毛文龙之后的局面和崇祯皇帝的最后决定，都在东林党和袁崇焕的算计之中。从给毛文龙罪名、策划杀毛，到时机、地点、方式的选择，无一不恰到好处，看起来很惊险，其实每一步都算的很准。在皇帝明确要保毛文龙的情况下，愣是把人杀了还要皇帝表彰追认，可以说是内斗杀人的经典之作。

　　但是，以“内斗内行、外战外行”为特征的东林文官集团，千算万算，有一点确实没算好，就是皇太极并不愿意配合他们演这么一出好戏。

　　得知毛文龙被杀，后金方面置酒狂欢。毛文龙是崇祯二年六月初五被杀的。十月初二，毛文龙死后不到三个月，没有了后顾之忧的皇太极准备完成，亲自带领数万大军开始远征。

　　在喀喇沁部落的带领下，金兵从北方绕过了关宁防线，到达蓟门镇防区，十月二十六日开始发起进攻，于十月二十七日攻破喜峰口，长城防线失守！

　　当时不仅蓟门镇守军不足，山海关的守军数量也很少，大部分都被袁崇焕调往关外了。山海关总兵赵率教得知军情，紧急带着四千兵马前往支援。但是很不幸在路上遭到了后金的伏击，全军覆没，赵率教战死[1]。

　　袁崇焕对金兵入寇一事毫无察觉。虽然他之前提出过这种可能性，但实际上没有做任何准备，对后金的这一次行动完全一抹黑。金兵突破喜峰口的时候，他并不在宁远，而是在沿着锦州到山海关一带巡视军队。金兵突破喜峰口长城之后三天，才收到紧急报告，开始准备支援。

　　十一月初一，袁崇焕带了九千骑兵从山海关入关。此时金兵已攻克了遵化，开始向蓟州进军。崇祯皇帝对袁崇焕仍然非常信任，把阻截后金进攻北京的前线指挥权交给了他，各路援军都归他指挥。袁崇焕信心满满的向皇帝保证，他一定可以把后金拦截在蓟州，“必不令越蓟西一步”。

　　但令人费解的是，袁崇焕自己带兵进入蓟州城以后，却下令把各路援军纷纷派遣到其它地方去：让昌平总兵尤世威带兵返回昌平，守卫皇陵；让宣府总兵侯世禄去三河，守卫通州；让蓟辽总督刘策带兵去守密云；又让大同总兵满桂带兵去北京，协助京营守城。看起来根本不像要在蓟州拦截金兵的样子。

　　后金也非常配合袁崇焕，根本就没有去攻打蓟州城，直接就从城边绕过去了，直奔通州！蓟州防线一仗没打就被金兵突破。

　　袁崇焕这种反常做法，有人就怀疑他是不是通敌，故意放后金过去。其实根据袁崇焕一贯主张的“坚城大炮”战略，他这样做是必然的——带兵守住蓟州城，等着金兵来打，有坚固的城墙，后金肯定一时半会儿打不下，就跟宁远之战和宁锦之战一样。所以他才信心满满的跟皇帝保证，绝不让后金越过蓟州。根据宁远的经验，九千人守城是足够了，所以连援军都不需要，各自回去守各自的城去。

　　但他完全想不到，后金会直接绕过蓟州。

　　为什么当年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不绕过宁远直接去打山海关，而这次要绕过蓟州去打北京呢？因为宁远到山海关只有一条路，绕过宁远，山海关打不下来，金兵的后路就很有可能会被切断，被包饺子。而且辽西走廊一边是山一边是海，被围困以后完全无法取得后勤补给，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但是北京南边和东边都是大平原，绕过蓟州以后，后金的骑兵就进入华北平原，可随意纵横驰骋，四处攻城略地获得补给，明军很难围堵。袁崇焕对运动战毫无所知，只想着占了个城市人家就一定会来攻打，所以才会犯下这么低级的错误。

　　袁崇焕得知金兵已经南下去打北京了，这才赶紧带兵出城去追。在半路遇到了金兵，对方隐藏在山林之中，不知道有多少。袁崇焕不敢贸然下令进攻，对峙了半天，只能下令放炮。一通炮火之后，对方开始撤退。袁崇焕也不敢追，继续在原地等候。直到确认金兵已经走远了，才命令部队继续前进。实际上这是一支后金的殿后部队，只有两百人。就这两百人，白白的阻挡了袁崇焕一天的时间。这事儿是袁崇焕身边的亲信周文郁在《辽西入卫纪事》中记录的，后来为袁崇焕鸣冤的程本直在《白冤疏》也这么说。可见袁崇焕和他带出来的关宁军胆小无能到何种程度，离开了城墙和大炮，就不会打仗了。

　　就这样，金兵一路根本没有遇到阻截，畅通无阻的打到了北京城下。

　　袁崇焕又赶紧带兵到了北京城下，要求皇帝让他带兵进城。他还打算继续依靠北京城来搞好防守。

　　崇祯皇帝当然拒绝了这个请求——北京城城墙那么高那么厚实，分内城外城两道城墙，还有好几万京营守卫，需要你那九千骑兵来守城么？而且，袁崇焕受命指挥援军阻截后金，竟然遣散援军，没有跟后金打一仗就让金兵顺利通过蓟州、三河直抵北京城下，这种诡异的行为，已经让崇祯皇帝和北京城内的许多大臣们开始严重怀疑他的忠诚度了，岂能让他再带兵进城？

　　后金打到通州的时候，北京方面收到情报，说金兵一路宣传是袁崇焕把他们带进来的。后来有人以为这是皇太极的反间计，想要除掉袁崇焕。其实像袁崇焕这种对手，皇太极应该生怕他被换掉或者打死，爱护还来不及，怎么会搞什么反间计呢？比较合理的推测是：这种说法不过是金兵对袁崇焕的嘲讽——如果不是他杀了毛文龙、裁撤蓟门镇和山海关的兵力、遣散援军、龟缩防守，他们怎么会如此轻松的杀到北京呢？所以就开玩笑说：“我们是袁督师邀请来的！”结果被当成情报送给朝廷，搞得好像后金还挺重视袁崇焕似的。

　　后金主力到达北京，就在京城北面的德胜门跟满桂和宣府总兵侯世禄带领的宣府大同援军展开激战，京营在城墙上负责放炮放箭提供支持，互有杀伤。袁崇焕带兵来到以后，就驻扎在京城东边的广渠门。皇太极并没有派兵去打他。但三贝勒莽古尔泰一看，哟，关宁军来了！欢迎欢迎！就带了两千人冲了过去。想着用这两千人就顺手把关宁军给灭了算了。

　　关宁军果然是一触即溃。根据周文郁的记载，袁崇焕差点被后金兵砍中，他和袁崇焕身上都中了好几箭，幸亏盔甲比较厚，才没有大碍。而且，王承胤带领的一支部队竟然“徙阵南避”——也就是连总司令袁崇焕被围攻，关宁军的其它部分竟然还开始逃跑，而不是前去救援。这种一碰到金兵就开跑的风格，也是关宁军的一贯特征。

　　在城楼上观战的京营实在看不下去了，副总兵施弘谟、袁信带了两营兵马从左安门出城，从南面突袭金兵。莽古尔泰想不到侧翼会突然出现一支援军，措手不及，金兵被击溃，死伤近千人，京营也付出了数百人伤亡的代价。

　　广渠门之战是开战后明军取得的第一次胜利。崇祯皇帝很高兴，拿出内帑两万两银子奖励了京营的诸位将士，施弘谟、袁信一人得了五十两。

　　广渠门之战的当天晚上，袁崇焕再次要求带兵入城，再次被拒绝，只能在城门下扎营。但是袁崇焕本人和主要将领被允许入城。进城的时候，袁崇焕提出一个奇怪的要求：带一个喇嘛随同他一块进去，而且态度坚决。

　　这件事是一个历史之谜。那个喇嘛是干什么的、跟袁崇焕什么关系不知道。从之前的历史记载来看，袁崇焕派人去给努尔哈赤吊丧就派了一个姓李的喇嘛去，后来皇太极跟袁崇焕秘密议和，皇太极又派了一个姓白的喇嘛充当使者。那个时候藏传佛教已经大规模传入蒙古，后金的王公贵族们也受了影响。喇嘛往往成为王公贵族们的亲信，充当翻译、使者等角色。那这次要带进城的喇嘛是袁崇焕这边的，还是皇太极那边的呢？

　　这个喇嘛不太可能是袁崇焕这边的。因为袁崇焕进北京城，不需要带翻译，带自己这边的喇嘛没用。应该是皇太极那边的。

　　这样的话，也就是说，袁崇焕在入关以后的某个时间，竟然跟皇太极接上了头，还让他派了个喇嘛过来。而袁崇焕要带他进城的目的也不难猜测，就是作为皇太极的使者直接跟内阁甚至皇帝沟通议和事宜。兵临城下之际，这个喇嘛的出现相当可疑，以议和的名义在北京城里面干点奸细内应之类的事情也是可能的，所以无论袁崇焕如何请求，都被朝廷坚决拒绝了。

　　第二天皇帝召见袁崇焕、满桂等人，主要是加以勉励，没有说什么别的事情。袁崇焕在大臣们面前大谈金兵如何厉害，声称除非议和否则无法退敌，但是见了皇帝，却绝口不提。看起来他仍然是希望文官们先达成议和的共识，再去逼着皇帝接受。大臣们对此表现的十分冷淡。他不知道的是，京城里面关于他通敌的传闻早就已经传的沸沸扬扬，文官集团内部也出现了对他怀疑猜忌的声音。上至高官勋贵们，下至普通京城老百姓，因为他们在京畿地区的庄园等财产蒙受巨大损失而对袁崇焕极为不满。

　　决定性的时刻在十一月三十日到来。

　　这一天，满桂仍然带兵在城下与后金交锋。打着打着，打到了关宁军驻防的城门附近。混战之中，飞来几支箭正中满桂。满桂当时还以为是金兵所射，等战斗结束以后，拿下箭头来检查，发现竟然是关宁军射的。去年崇祯接见袁崇焕的时候，曾经吩咐所有供应关宁军的武器都要有工匠和监造官员的名字，因此十分容易辨别。

　　满桂大惊失色，因为他之前一直跟袁崇焕有过节，而且对袁崇焕通敌的传言也有所耳闻，不知袁崇焕是想报复自己，还是真的通敌。不管哪一种，都是极为严重的罪行。再联想到其擅杀毛文龙之事，更加不敢怠慢，连夜进城向皇帝禀报。[2]

　　看到满桂的箭头和身上的伤势，崇祯皇帝终于彻底对袁崇焕失望了，自从毛文龙被杀以来的所有疑惑积累起来，压垮了他对袁崇焕的全部信任。

　　“袁崇焕辜负了我。”崇祯皇帝对自己说。

　　=========================================================
[1]赵率教援蓟，并非出自袁崇焕的授意，应该是自己决定或者奉旨前往。袁崇焕的奏章中说：“臣于十月二十九日，在中后所一闻蓟警，即发援兵，而赵率教于臣牌未到之先，奉旨坐调即行”。
[2]关于满桂受伤这个事情，《明史》上说是京营在城墙上放炮误伤的。但是《崇祯实录》里面说的很明白：“桂前被流矢，视之，皆袁军矢也。崇焕按兵不动，物论籍籍。”《明季北略》说的更清楚：“清兵攻南城，崇焕复不战，独满桂以五千人与清一日二十战。清兵益盛，桂不支而走，经袁营，竟不出救。俄桂中流矢五，三中体，二中甲，拔视，乃袁兵字号。桂初疑清将反间，伪为袁号耳。及敌骑稍远，细审，果为袁兵所射，大惊，入奏。”
《崇祯实录》成书于清朝顺治年间，距离此事不过二十年，作者掌握了大量的奏章，应该当时就在明朝中央政府工作，用记流水账的方式记录了崇祯皇帝的日常政务材料，这是最权威最客观的；《明季北略》成书于康熙初年，距离此事约四十年，是一本专门记录明朝与后金战争的史学专著，也是很权威可靠的，里面记录的很多历史事实，都可以跟《三朝辽事录》、《两朝从信录》等史料相互应证。
而且，而崇祯在朝堂上当众质问袁崇焕为什么射伤满桂，这个事情很多为袁崇焕辩护的史料也都记录了此事。此时满桂就在北京。对于逮捕袁崇焕这种重大决策，崇祯不可能听信传言，连满桂本人都不问一下。所以满桂被关宁军箭伤的事情，应该是真的。
而《明史》成书于清乾隆年间，距离满桂受伤时间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其间多次因为清朝皇帝的意见而修改，雍正上台大规模修订一次，乾隆上台又大规模修订一次，里面政治性、主观性的东西很多。
《明史》排除了满桂受伤与袁崇焕的关系以后，把袁崇焕被捕归结为皇太极的反间计。说是皇太极抓了两个太监，然后故意让他们偷听到后金派人去跟袁崇焕联络的对话，再故意让两个太监逃跑回到北京城。崇祯因为听信了太监的话，就把袁崇焕抓起来杀了。这个故事明显是编造的，是模仿《三国演义》中《蒋干盗书》的情节编出来的。崇祯上台以后，就撤回了军队里的太监监军。京城在刚得知金兵进入喜峰口以后就开始戒严，后金能从哪里抓到皇宫内的太监？金兵入塞之前，天启皇帝时代，长城以外也就宁远锦州有几个太监监军，都呆在城里没有被后金抓过。除此以外，他们还能去哪里抓太监？而且仅仅两个被捕的太监的说法，就临阵逮捕大将，崇祯也不可能这么笨——万一太监是被后金策反，当了奸细呢？
《崇祯实录》里面说广渠门之战击败金兵的是京营，而误伤满桂的是袁崇焕；《明史》正好颠倒过来，说误伤满桂的是京营，在广渠门打赢了金兵的是袁崇焕。综合参考多种史料，《崇祯实录》的记载有多种史料可以印证，比如《明季北略》以及户部《度支奏议》中关于奖赏京营的档案记录等。《明史》成书时间最晚，里面的说法又是孤证，应该是故意篡改的，把责任推给京营，把功劳送给袁崇焕。这也是《明史》故意篡改历史的一大证据。

大参考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二）69.空饷黑幕

　　六十九、空饷黑幕

　　第二天，十二月初一，崇祯就召见了袁崇焕，当着满桂的面问他：那个箭伤是怎么回事？然后又进一步追问：为什么要杀毛文龙？为什么一仗没打就让金兵到了北京城下？

　　袁崇焕对这三个问题都无法回答。

　　箭伤满桂的事情，应该是误伤。这是关宁军训练水平太低造成的——远远的看见有金兵就瞎放箭，没想到射中了正在与金兵激战的满桂。这个事情袁崇焕可能都不知道，也就无法回答。

　　杀毛文龙的原因之前已经上疏解释过了，现在皇帝再翻出来问，显然是不再接受之前的解释了。他也无法回答。

　　一仗没打就让金兵打到北京城下，是因为关宁军没有野战能力，只能凭坚城固守。想不到金兵竟然不攻城，绕道直接打到北京来了。这个问题其实就是袁崇焕无能，也没法辩解。

　　崇祯见他久久不说话，也就不再多说什么，下令锦衣卫将其逮捕下狱审问，并把各地援军的指挥权交给了满桂。

　　关宁军的二把手祖大寿眼见着袁崇焕被逮捕，出城以后立刻就带着关宁军往宁远走。《明史》里面说他“毁山海关出”，连宁远都没有停留，只奔锦州而去。

　　这个事情说明，关宁军将领也跟袁崇焕一样，目无法纪到了何等地步！国家的首都正在被敌国大军围攻，军事将领竟然带着部队逃离前线。不管是为袁崇焕鸣不平，还是害怕自己受到牵连，都不能成为理由。这种做法也同样突破了“任何一个还有法律的国家的底线”。

　　关宁军临阵脱逃，朝野震动。崇祯只能下旨去请求袁崇焕给祖大寿写信劝他回来，又请关宁军的创建者孙承宗出面写信给祖大寿，保证绝不追究责任，求爷爷拜奶奶一样的，才把祖大寿和他的关宁军请回来。

　　从北京到锦州，再从锦州回来，虽然是骑兵，怎么也要十多天。这十多天北京城下没有关宁军，其实也没什么事儿。回来了之后，也没跟后金开打。后金见北京城防坚固，无机可趁，就在华北地区到处攻城略地，“良乡破、固安屠、房山下、迁安陷”，京畿地区的人民惨遭杀戮。金兵在抢夺了大量的财物和人口之后，从容北上，再从喜峰口出塞。

　　这个过程中明朝最大的不幸，是满桂将军在与后金作战的过程中，因为被关宁军射中的伤口迸裂，落马而死。自从辽东陷落以来，在实际战斗中能带兵与后金野战而不至于吃大亏的将领，只有毛文龙和满桂二人。现在这两个人都死了，后金的那些贝勒将军们再无对手。

　　这次后金入塞，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事，就是从头到尾关宁军都只有九千兵马入关。根据袁崇焕之前上报的材料，关宁军有十二万多人。但后金都打到北京城下了，竟然只出现了九千人，还有十万多干人什么去了？就在辽西走廊呆着看热闹？

　　有人猜测袁崇焕是骑兵先行，想在北京城下拖住金兵，等着步兵赶来大军合围。但是步兵还没有到，袁崇焕就被捕下狱了。

　　这个猜测不靠谱。因为袁崇焕是十月二十九号接到金兵入塞的战报，是十二月一号被捕下狱的，中间隔了三十一天。从宁远到北京城路程大约八百里，而且沿途基本都是大路，步兵一天走八十里平路肯定没问题，十天就可以赶到。万历四十八年，四川石柱司总兵秦良玉带兵从今天重庆石柱县出发前往北京，路程大约三千五百里，十月初二出发，十二月十八日抵京，总共走了七十六天。按照这个速度，从宁远到北京最多也就十九天。但从重庆到北京，中间要翻越很多大山大河，而宁远到北京都是大平路。所以无论怎么算，十五天赶到是必须的。而实际情况是三十天了都还没见踪影，可见根本就没有什么大部队赶来增援。

　　皇太极亲自带主力部队绕道千里、虚国远征。如果关宁军真的有十二万人的话，不管是带九千还是两万人马入卫京师，剩下十万人从宁远锦州出发去攻打沈阳，绝对是收复辽东的好时机。但他们也没有这么干。

　　从各方面史料来看，真实的情况应该是，关宁军将领们吃空饷情况严重，上报了十二万多人，实际上只有六七万人。孙承宗因为“柳河之败”下台以后，魏忠贤的亲信高第当辽东经略后不久，就上报朝廷，说原来孙承宗声称关宁军有十一万多人，现在核查只有五万九千人，差了一半。

　　孙承宗对此的回应是：你说只有五万九千人，那你以后就按照五万九千人领饷吧。

　　高第没过多久就服软了，上疏承认错误。如果真的按照五万九千人领取粮饷，估计马上就会发生军队哗变了。这里面涉及的利益太庞大，从内阁辅臣孙承宗，到负责管理发放粮饷的户部等中央机构，再到关宁军各级将领，都从中有利益，一旦认真查起来，恐怕难免地动山摇。

　　高第的上疏，应该是在魏忠贤指使下干的。这是魏忠贤想要在军队中整肃贪腐行为的信号。当时王化贞为了逃过丢掉广宁的罪责，已经背叛东林党，向魏忠贤提供了不少东林党贪污军饷的证据。高第上疏以后，紧跟着就有好多所谓的“阉党”轮流上疏，要求清查关宁军的粮饷花费情况。但这一阵浪潮最后没有转化成实际行动，应该还是天启皇帝保了孙承宗一把。

　　大规模侵吞军饷在明朝末年是普遍现象。根据户部《度支奏议》，在宁远军粮中核查出来的，就有宁远委官闫栋在崇祯元年、二年、三年供侵吞米豆四万多石（七百多万斤）；崇祯二年海运厅书役王昌等侵吞米豆两万多石；崇祯五年又查出来董懋夔、叶有光等侵吞米豆八千多石，等等。

　　毛文龙死后，朝廷继续给皮岛发军饷，根据《度支奏议》：“（崇祯）三年分岛粮饷十五万余，实收不过八万，侵没几半，法纪何存？”——军饷送到皮岛之前就被侵吞了一半，这还不算到了之后被将领们再侵吞的部分。在当时，军饷一到，立即全部进入官员手中，士兵分文未得的情况也很正常。[1]所以毛文龙不断向皇帝举报军饷被贪污，情况应该属实。文官们要对毛文龙下杀手，这也是原因之一。

　　正是因为关宁军从上到下都在贪污军饷[2]，所以空额问题尤其严重。关宁军吃空饷的比例，除了高第的奏议外，还有几条证据。

　　崇祯四年八月，金兵围攻大凌河堡，崇祯皇帝命令当时的山海关总兵吴襄（吴三桂的父亲）出兵救援。吴襄对皇帝说“臣罪万死，臣按册兵力八万。核其实三万余人，非几粮食不足以养一兵，此各边通弊，不自关门始。”崇祯说三万也不少了，比后金男丁都多，也可以打一仗的。吴襄又说：“若三万人皆战士，成功何待今日？臣兵不过三千人可用耳。”（《绥寇纪略补遗》）

　　这段话吴襄给出的比例是：关宁军按照八万人拿军饷，实际只有三万多人，而能带出去打仗的只有三千人。能战斗的士兵占领饷的比例不到二十分之一！

　　此外，明末著名官员、《几何原本》的翻译者徐光启在做官的时候，曾经核查过通州昌平等地的军队，也给过一个数据：登记在册的军队数量是一万零六百人，但实际只有7616人，其中大部分都是老弱病残（应该有一些是地方军官临时拉来应付徐光启检查的），能够拿得动武器上阵杀敌的大约两千人，真正可以训练成精锐的不过一两百人。[3]

　　孙承宗时期，关宁军空额占了大约一半，而吴襄时期则占了三分之二；袁崇焕时期，按照十二万人拿军饷，还能有九千人入卫京师，如果加上赵率教全军覆没的四千人，好歹出现了一万三千人，占了十分之一还多。孙承宗和袁崇焕在吃空饷方面，跟吴襄比起来还算是良心。

　　把吃空饷的数据扣掉，袁崇焕时期关宁军留在辽西走廊的真实数量应该也还有五六万人，也不少。但是为了执行孙承宗的堡垒政策，袁崇焕从山海关到锦州，修筑了前屯、中前所、松山、杏山、小凌河堡、大凌河堡、右屯等等大大小小十多个堡垒，每个驻扎个两三千人，再加上宁远、锦州、山海关各一万多，六七万人就没了。

　　这种分兵驻守的堡垒政策，把数万兵力彻底分散，守卫的时候每一处都处于劣势，进攻的时候又难以抽调机动兵力，真打起仗来，守也守不住、攻也攻不出去。所以袁崇焕带九千人入关，应该已经是当时他能抽调的最大兵力数了。

　　——按照这种方法养兵打仗，明朝如何能够不灭亡呢？

[1]转引自林美玲，《晚明辽饷研究》，114-116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2]在侵吞辽东军饷方面，孙承宗和袁崇焕应该都是有份的。孙承宗一直没被查处过，作为东林大佬，《明史》里面当然大力为他粉饰。但是在《明史?马世龙传》里面还是透出了些蛛丝马迹。《马世龙传》里面这样说：
孙承宗以内阁辅臣的身份统率着关宁十多万兵马，手下使唤的将校有几百人，每年开支军费几百万两白银。那些有求于孙承宗的人，都要走马世龙的门路。有些人因为没有达到目的，而怨恨马世龙……那些忌恨孙承宗的人也大都通过抨击世龙来拆孙承宗的台。孙承宗上书为马世龙辩护：“别人说马世龙贪污、荒淫、剥削他人，我敢说一百遍保证没有这些事！”天启皇帝因为孙承宗的缘故，没加追究马世龙的问题。
——马世龙是孙承宗的铁杆亲信，孙承宗甚至为他向天启皇帝请求尚方宝剑。马世龙因此成为第一个获得尚方宝剑的武将，毛文龙只能排第二。马世龙被大量弹劾存在贪污受贿的问题，孙承宗坚决力保马世龙，称“敢以百口保其必无”，把话说死了，查都不让查。这里面应该是有问题的。领导自己不亲自收钱，让秘书亲信来干这种脏活，是常见手法。
至于袁崇焕，地方官的抄家报告上说，自从他被逮捕下狱之后，他唯一的弟弟袁崇煜就“罄家而西，绝迹莞邑”——带着全部家产跑路了，只留下房屋等不动产。所以钱财没有抄到多少，但是抄出来了一个东西——盐本。这个东西只有官方认定盐商家里才有。明末盐商没有不是巨富的。在明末经营盐业就跟今天开银行一样，需要的钱不是一点半点，而且有钱政府也不一定让你开，必须既有钱又有足够的关系才行。袁崇焕出身并不富有，家里成年男子只有弟弟袁崇煜和侄儿袁兆基，袁崇煜负责管家。从袁崇焕中进士到下狱不过十年，家里就就成为盐商，财富积累速度显然不正常。
[3] 徐光启：《廵历巳周实陈事势兵情疏》，载《皇明经世文编》，卷四百八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