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海洲：打击欺诈上市不能靠承诺

大参考

　　11月30日，中国证监会正式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对照今年6月证监会下发的《征求意见稿》以及今年9月13日证监会内部闭门会议提供的《内部讨论稿》，这次正式发布的《意见》，明显强调了对欺诈上市行为的监管，这也是《意见》的最大亮点所在。

　　这实际上也是证监会作出的正确决策。因为对于IPO制度的改革完善来说，如果不能有效地对欺诈上市行为进行监管与打击，那么这样的IPO制度是不完善的，其执行的结果必然会给市场带来大量的问题，包括IPO公司欺诈上市的前赴后继。一直以来，A股市场的IPO制度就是这样一种有着严重弊端的制度。所以，这次证监会发布的《意见》，抓住了IPO制度的要害所在。《意见》用大量的条款来加强对欺诈上市行为的监管工作。

　　比如，作为一种事前监管，在预披露阶段就规定发行人相关信息及财务数据不得随意更改。发现发行人、中介机构报送的发行申请文件及相关法律文书涉嫌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的，移交稽查部门查处，被稽查立案的，暂停受理相关中介机构推荐的发行申请；查证属实的，自确认之日起36个月内不再受理该发行人的股票发行申请，并依法追究中介机构及相关当事人责任。

　　又如，《意见》规定，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应在公开募集及上市文件中公开承诺，发行人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判断发行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将依法回购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且发行人控股股东将购回已转让的原限售股份。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责任主体应在公开募集及上市文件中公开承诺：发行人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并且，为了增加承诺的有效性，《意见》还规定要强化对相关责任主体承诺事项的约束。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等责任主体作出公开承诺事项的，应同时提出未能履行承诺时的约束措施，并在公开募集及上市文件中披露，接受社会监督。

　　可以说，为了加强对发行人欺诈上市行为的监管，证监会这次在《意见》里下了很大的功夫，从而使得证监会对欺诈上市行为的监管看起来非常缜密，也有可能在实际IPO过程中取得一定的成效。

　　但也存在明显的软肋。那就是证监会对欺诈上市行为的监管，是建立在当事人承诺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法律法规的基础上。比如要求发行人承诺在出现欺诈上市行为时，将依法回购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发行人控股股东则承诺购回已转让的原限售股份。但问题是这种承诺是不能代替法律法规的，如果发行人与其控股股东，不守承诺，监管部门似乎也奈何不得。实际上在中国股市，上市公司与大股东不守承诺的事情比比皆是。虽然《意见》也强化对相关责任主体承诺事项的约束措施，但这些约束措施能否最终约束当事人，能否保证承诺的兑现恐怕也是未知数，对于那些欺诈上市的公司来说，难保其承诺的约束措施不是欺诈。

　　这个问题凸现出来的是《证券法》滞后所带来的尴尬。因为目前《证券法》对欺诈上市行为的打击明显不力，所以这才有了《意见》要求当事人进行承诺的做法，以便通过当事人的承诺来弥补《证券法》的短板。但承诺与法律终究是两回事，而且对欺诈上市行为的打击更应该要依法进行。在这个问题上，中国股市有必要向美国学习，用严刑峻法来保护股市的健康发展，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当然，鉴于《证券法》的修改需要时间，因此，作为一种过渡时期的措施，要求当事人进行承诺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但从A股市场的长远发展来看，这种承诺的做法越早中止越好。进一步讲，即便证监会有意推行这种“承诺”的做法，那也需要有法律作保障。如果没有法律来保驾护航，“承诺”也不排除成为废纸一张。因此，尽快修改《证券法》，加大对欺诈上市行为的打击力度，才是当前中国股市打击欺诈上市行为的正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