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鹏：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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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9-2）以德治水：弘治年间治理黄河的教训

　　二、以德治水：弘治年间治理黄河的教训

　　谈到朱佑樘的治国功绩，几乎所有的材料都要说他治理黄河的功劳。这也是弘治年间最大规模的政府行动。

　　对这个事情，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凡是写朱佑樘或者白昂、刘大夏这两个“治黄”负责人的文献，提到他们治理黄河这件事，没有一个不夸的；凡是研究黄河治理的水利专业文献，提到这个事儿，没有一个不骂的。

　　我们该相信哪一个呢？说实话我还是比较相信水利专业文献。

　　弘治二年五月，黄河在开封决口，其中一部分洪水从今天山东聊城的张秋镇附近流入了大运河。张秋在当时是大运河上一个重要的转运点，十分繁华，这一段运河也被称为“张秋运河”。因为担心影响运河漕运安全，朱佑樘任命户部侍郎白昂去治理。

　　白昂用了三年时间，会同各地巡抚知府等各官员，动用了25万人，堵住了36处决口，在张秋附近的黄河段累计修筑了七百里大堤，然后又疏通了很多支流等等，宣告治理完成。朱佑樘很高兴，封白昂为太子少保，升官为都御使。

　　但是，只过了两年，黄河又决口了，而且决口地点就在白昂耗时三年修整的那一段。张秋运河又被灌了。这还不算，第二年，张秋附近继续决口，“河水暴涨，又决于张秋运河东岸，夺汶水以入海，张秋上下渺弥际天”[1]。

　　花了三年，动用25万人，就修出来这么一个结果。虽然没有任何证据，但我怀疑治河行动相关负责人存在严重的贪污行为，偷工减料，把河堤修成了“豆腐渣工程”。不然如此规模浩大的工程，只管了两年就崩溃了，怎么也说不过去。

　　白昂是著名的清官，我们姑且相信他自己没有贪污，但起码也是渎职。但白昂什么事儿没有，还从都御使的位置上升到了刑部尚书。

　　朱佑樘一看情况不妙，决定派出他最信任的刘大夏出马。这个刘大夏可是弘治年间最有名的“贤臣”、“清官”。刘大夏这次用了一年，动用了十五万人，修完了回京，也被封为太子少保，升官、加俸。为了纪念这次治理，朱佑樘下令把张秋镇改名为安平镇，也就是希望黄河从此安定之意。

　　结果如何呢？上次白昂修的还管了两年。这次只过了一年，弘治九年，还是在那一片，“河南中牟、兰阳、仪封、考城四县黄河冲决”。史书记载，就在刘大夏治理之前，弘治六年六月，“以黄河水患免河南兰阳、仪封、考城三县夏税”。遭灾的县都是一样的，没变。

　　弘治十一年，河南开封和商丘附近黄河又决口，堵塞漕运（安平镇名字白改了）[2]；弘治十五年，山东兖州（还是在那一片，下游一点）黄河又决口，徐州以及萧县、沛县、单县、丰县各县多被淹[3]；同年，开封和商丘又被淹。

　　弘治十八年，也就是朱佑樘在世的最后一年，最恐怖的事情发生——黄河改道！“黄河忽北徙三百里，至宿迁小河口，入于漕河。”[4]

　　这次改道持续了五年，朱佑樘死后三年，黄河河道继续向北移动了三百里；一年后，又向北移动了一百二十里，然后才稳定下来。

　　应该说，以古代的知识和技术水平，黄河并不是想治理好就能治理好的。这事儿不能全怪负责治理的人。但不管怎么说，治理黄河治出这么个效果出来，非要说成是圣君贤相大有作为的证据，我觉得怎么也说不过去吧？不晓得史官们修史的时候是怎么想的。

　　实际上，根据水利专家们的观点，弘治年间的黄河治理跟后来持续不断的黄河水患之间，是存在因果关系的。也就是说：很多水灾都是可以避免或者不那么严重的，是活生生被白昂和刘大夏治理出来的。

　　为什么呢？

　　历史上黄河一直是从山东入海。在北宋末年，为了阻止金兵南侵，在今天河南安阳附近扒开黄河河道，使黄河水向南流入淮河平原，造成了巨大的灾难。黄河从此就注入淮河，用淮河河道从江苏流入东海。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夺淮入海”。

　　——这里顺便说一句，中国历史上，中原政权因为自身腐朽无能，不能阻挡外敌入侵，主动决口黄河，给江淮人民造成巨大灾难的事情发生过两次。一次就是宋朝，一次就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民国，1938年的花园口决堤。这是只有极度腐败无耻的政权才能干得出来的事。宋朝之事发生在北宋立国一百五十年以后，而民国则发生在建国26年之后，相比之下民国更为不堪。

　　“夺淮入海”之后，因为黄河泥沙淤积严重，新的河道很快就被抬高了，而北边原来的黄河故道所在的华北平原海拔是要低一些的——这也是黄河历史上一直从北边入海的原因。

　　所以，黄河又开始往北泛滥，经过一百多年，形成了南北两大支流，北边走河南从山东入海，南边还是继续走夺淮入海的路线。

　　朱佑樘面临的黄河水灾，主要是北线的决口。他当时给白昂和刘大夏的旨意是：重点解决北线对大运河漕运的威胁。因为大运河是南方往北京运输粮食的要道，需要力保。原话是：“古人治河只是除民之害，今日治河乃是恐妨运道，致误国计，其所关系盖非细故”[5]。

　　在这个治河思想的主导下，白昂和刘大夏的治理思路就都坚持一个方向：堵住北线，保卫张秋运河；同时疏通南线，尽可能的让黄河往南边流，走“夺淮入海”的路线。

　　但这个方案是违背客观规律的，因为南线河道高于北线。所以，白昂和刘大夏拼命在北线堵水、修堤坝，在南线挖沟、疏浚河道，根本没用，一发大水，黄河一定走北线，堵得越狠、水就涨的越高，冲毁之后的破坏力就越大，运河漕运在洪水期间还是会被中断[6]。最后黄河强行改道，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耗费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把黄河治理成这个样子，是不应该的。治理河流“堵不如疏”是中国从大禹治水时代就流传下来的基本经验。在地势低洼的地方拼命堵水，让它往地势高的地方流，这是十分愚蠢的。正确的方法显然是大力疏通北部河道，为洪水入海留下足够的空间。

　　反思朱佑樘治理黄河失败的原因，有以下这么几条：

　　首先，最高决策者不顾客观规律，一味的追求政绩，急于求成。

　　在制定了优先保障运河安全的同时，朱佑樘也对刘大夏说，治理黄河非常复杂，一定要全盘考虑，不能急于求成。

　　但是说完这句话，他自己又说：“然事有缓急……今春暮，运船将至，必使粮运通行，不至过期。粮运既通，方可溯流寻源……以为经久之计。[7]”

　　也就是说，不管咋样，你先把今年春天的漕运给我保住，不能耽误日期，保住了以后再来考虑长远问题。他说这句的时候是二月份，离春季结束还有两个月。这实际上是逼着下面的人去做急功近利的决定。

　　第二，朱佑樘派去治理黄河的人都不是水利专家，而是按照儒家标准来确定的“贤人”。

　　白昂和刘大夏都没有治河经验，但一直以清廉正直而出名。之所以派他们两人去，清廉应该是主要原因。因为朱佑樘一贯就喜欢这种人。他们本人也许没有贪污治河经费，但清廉不等于能干，更不等于懂得治理黄河这种专业问题。这跟朱见深不怕韩雍胡乱花钱也要让他镇守两广，派专业抚民几十年的原杰去治理荆襄，表现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用人模式。前者是按儒家道德标准来用人，后者是按照专业技术标准来用人。

　　第三，没有铁腕治吏的手段，政府效率必然低下。白昂和刘大夏不贪污，不代表治理黄河的其它官员没有贪污。

　　朱佑樘在对待官员渎职贪污等问题上一贯坚持“以德服人”，重点是提拔重用清官，树立正面典型，而不采用刑罚来惩罚和震慑贪官。因为孔子说过：“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也就是说，刑罚会制造恐怖，人们因为害怕而不犯法，但内心会变得无耻；而只有以道德和礼法来教化他们，才能让他们知道廉耻而主动停止犯罪。

　　有一件事情很能说明他的这种理念：

　　弘治十年的时候，朱佑樘信任的宦官李广死了。

　　这个李广自称会仙术，练好了可以飞升。朱佑樘对此深信不疑，虽然没让李广干政，但经常让李广给他治病，讲解养生修道的知识，对他十分信赖。李广死后，他还认为是飞升了，就派人到李广家里去看看能不能找出来什么天书。结果查出来一个账本，都是朝中大臣给李广送礼的记录，里面记着某某某送了白米若干、黄米若干。

　　朱佑樘很奇怪，说了一句堪与西晋白痴皇帝司马衷的“何不食肉糜”交相辉映的话：“这么多粮食李广如何吃得完？（广食几何，乃受米如许。）”

　　左右的侍从告诉他，这是隐晦的说法，白米就是白银、黄米就是黄金。

　　朱佑樘大惊失色——既想不到这个李广会收这么多钱，更想不到他手下的那些“贤臣”们竟然会花那么多钱去讨好一个宦官。

　　史书上说，朱佑樘因此感到十分羞愧，认为是自己迷信宦官所致——他竟然不去追究上面的行贿大臣的罪过——于是恍然醒悟，更加勤政。所以，这证明他还是一个贤君，不过是一个被宦官蒙蔽过一次的贤君。

　　这事情皇帝当然有责任，是该好好反省反省。但除了反躬自省以外，那些送钱的大臣难道就不该查一下？光靠反躬自省就能消除腐败、遏制土地兼并了？

　　在这种治国思路的主导下，文官们的日子过得那是相当舒服。他们把朱佑樘描写成千古明君，希望世世代代的皇帝都这样“圣明”下去。

　　但稍有社会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样是肯定镇不住官员们的贪心的。黄河大堤修了三年，使用寿命却只有两年，然后就彻底崩溃需要重修，里面几乎肯定存在大量的腐败。

　　第四点，就是所谓的“正人”、“清官”可能不收钱，但未必就一定大公无私，不贪图权力等非经济利益。

　　朱佑樘派刘大夏去治理黄河的时候，朝廷议论，治理好黄河，一定要做到四点：第一是疏通河道、第二是要堵住要塞；第三是要用好人；第四是“久任”，也就是治理黄河的负责人要长期任职。

　　前三点基本都是废话，只有第四点有点实际意义，它的意思就是要让刘大夏长期呆在黄河治理的第一线。我们的古人说话一般喜欢先讲大道理，而问题的重点往往放到最后，这是一贯如此的。这个建议先讲了三点废话，很明显最重要的就是第四点。

　　朱佑樘觉得建议很好，就转发给刘大夏。刘大夏很快回应，前三点完全赞成，第四点就好像被他吃了一样绝口不提。匆匆忙忙干了一年，就宣布治理成功，返回北京升官受赏了。

　　从这个事情看，刘大夏并不是没有私心的。朱佑樘虽然催着他赶紧保住漕运，但也说了，漕运保住之后要认真考虑“经久之计”。治理好黄河需要长期甚至终身的学习和实践，他不会不懂。他也许不喜欢钱，但对北京舒适安逸的生活和更高的权力仍然有所挂念，并不甘心献身于国家的黄河治理事业。这么短的时间，连黄河南线比北线高这种基础知识都没有搞清楚，就把黄河治理完了打道回府。

[1]王鏊《安平镇治水功完之碑》，《明经世文编》卷120；刘健《黄陵冈塞河功完之碑》，《明经世文编》卷53；李东阳《安平镇减水石坝记》，《明经世文编》卷54。
[2]《明孝宗实录》卷160
[3]《明孝宗实录》卷167
[4]《明史》卷83，《河渠一》。
[5]《孝宗实录》卷七十二
[6]《明代弘治年间的黄河水灾及治理》，封越健，载《资政要鉴》，北京出版社2001年
[7]《孝宗实录》卷七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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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9-3）以德制夷：蒙古入贡与王越之死

　　三、王越之死

　　朱佑樘“以德治国”的理想不仅体现在内政上，在外交上也是如此。

　　弘治元年，朱佑樘任命许进为大同巡抚。这个许进之前积极参与弹劾汪直和陈钺，被朱见深下狱审问过。按照文官集团的道德标准，有这种经历的那当然是“正人”，必须要重用的。朱佑樘一上台，他就被多次推荐，委以重任。

　　许进刚来到大同，小王子也来了。早大同城外连营三十里，自称“大元大可汗”，要求“入贡”。许进向朝廷报告情况，绝口不提兵临城下的事，而是说：“今小王子以皇上嗣统，感恩向化，遣使入贡”——原来小王子是因为受朱佑樘即位而受到感化，所以才来入贡的。

　　朱佑樘竟然相信了许进的鬼话，同意小王子入贡：以后我们可就是“天朝和属国”的关系了。

　　可问题很快出来了：小王子派了五百人来入贡，一路好吃好喝，强买强卖，几倍的赏赐都拿回去了，但没多久又带兵到河套抢劫。

　　言官们愤怒了：说好的“感恩向化”呢？

　　面对诸多弹劾许进的奏章，朱佑樘坚持认为只要我以诚待人、别人一定会诚以待我。这些破坏民族团结的声音被置之不理。

　　弘治三年，小王子大举入侵河套，两边都上阵砍人了，这下该撕破脸了吧？但在和平使者许进和热情好客的皇帝推动之下，双方关系很快恢复如初了。

　　朱佑樘和许进始终认为：可以用儒家之道来感化小王子，让他成为大明的朋友。他们有一个美好的设想：小王子统帅的蒙古鞑靼部既然承认了自己是大明的“朝贡国”，那他就可以阻挡更北方的蒙古瓦剌部落的入侵，成为中国北方的屏障。这可是堪比汉朝招降呼韩邪单于、唐朝招降突利可汗的盛事啊！[1]

　　但他们也不想想，汉朝招降南匈奴单于呼韩邪，是持续一百年以上对匈奴的残酷打击之后才取得的成果。而且招降以后，也没有指望呼韩邪单于能帮助他们防卫北匈奴，陈汤依然远征五千里把北匈奴单于斩首；唐朝招降突利，也没指望他能帮忙解决突厥问题，而是派李靖出塞三千里，杀敌上万，活捉吉利可汗。明朝根本没有这种军事优势，怎么可能天上掉馅饼，突然让一个强邻变成屏障呢？

　　在朝廷上下一片祥和气氛中，河套地区的蒙古人越来越多了。当初朱见深逼着大同军户卖儿卖女凑足战马、预征一年以上的赋税，十多万将士多年浴血奋战，王越和汪直出塞千里冒险奇袭才收复的河套平原，就这样被蒙古人不声不响的给占了回去。[2]

　　弘治八年，小王子正式撕破了对明朝的伪装，攻打甘肃、宁夏、宣府，三入辽东，基本上从西到东把“九边重镇”虐了一遍。弘治九年，又到宣府、大同、榆林一带烧杀抢掠。朱见深十多年心血稳定下来的北方安定局面荡然无存。

　　这种情况下，实在是没办法再假装小王子是北方的“屏障”了。许进此时已经被升官了，不再负责边境防务。朝廷讨论了半天，始终提不出合适的候选人。朱佑樘可是真着急了，一咬牙，做出了他这辈子最大胆的决定：

　　召回汪直！召回王越！

　　汪直又从南京回来了，从奉御重新升为太监；王越恢复爵位，再次担任三边总制。

　　朝廷这下算是炸了锅了。北方被蒙古打成狗了那都是小事，可以慢慢研究对策；汪直复出可是要动摇祖宗基业的大事，必须立刻制止。无数大臣上书强烈抗议，还有官员要求辞职，表示与汪直水火不容。

　　朱佑樘自当皇帝以来，哪里见过这种阵势？没办法，只好把汪直遣送回南京去了，不过没有贬职，还是太监。

　　这样，大臣们才勉强同意让王越复出，担任三边总制。

　　弘治十一年，王越复出后第二年，小王子再次入侵河套。王越第三次使出他的看家本领：后方偷袭。派出六千骑兵，从宁夏（银川）出发，分为三路，七十三岁的王越自带一路，避开蒙军主力，向西北行军三百里，翻越贺兰山，衔枚夜袭[3]，大败后方守军，斩首四十三级，俘获牛马六百余，焚毁各种帐篷等物资。小王子闻讯立即退兵。

　　《贺兰山后大捷》
　　　　　王越
　　兵事驱人老未闲，衔枚夜度几重关。
　　地空虎穴藏勍[4]掠，天运神机破大奸。
　　杀气平吞湖海水，威声高压贺兰山。
　　凯歌齐唱红旗舞，报道元戎得胜还。

　　进士出身的王越不仅是一代名将，也是明朝著名的诗人，其诗风以重现汉唐边塞诗的气魄与雄浑而闻名。这是他写的最后一首边塞诗，也是最后一次军事胜利。

　　这次胜利让他又一次升官，官居一品。但这些并没有什么用。文官集团针对他的打击早就在酝酿了。那个收黄米白米的李广在贺兰山大捷之前一年死掉了。朱佑樘拿着那个账本谁也没有追究，但文官们却想办法把这个事情往王越头上扯。扯来扯去，说王越几年前曾经跟李广结交，让李广在皇帝面前说好话，让他重新回到都察院当官，只是因为遭到言官上书反对才作罢。

　　这事儿有可能有。因为王越一向不太讲究，当初就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跟汪直结交，贬官回到老家后天天花天酒地，一点也不低调。现在换成了李广受宠，估计黄米白米也该送就送。

　　不管怎么说，反正就是王越一边在前方打胜仗，言官们一边在后面弹劾他勾结李广，有不法行为；另外就是领兵深入敌境，虽然打赢了，但是把军队置于危险的境地，属于贪功冒进，不可效法等等。

　　对此，如果换了朱见深，既然王越还有用，那是一定要护着的，一边要下诏安慰王越受伤的心灵，一边还要谴责言官生事——当年他就是这样保护项忠、韩雍和商辂的。但朱佑樘什么也没有做。

　　贺兰山大捷之后五个月，王越在一片弹劾声中，“忧恨而卒”，享年七十四岁。

　　王越死后，天下再无人是小王子的对手。此后关于蒙古入侵的记录，明军就只有“败绩”、“逗留不进”、“久无功”之类的记载了。

　　弘治十三年冬天，小王子再次率众南下，侵占河套。这次把王庭都搬过来了。朱佑樘实在忍无可忍，任命朱晖（威宁海之战前，被汪直和王越支开的大将军朱永的儿子）佩大将军印，统领五名正一品武将，太监苗逵监军，尽遣明军主力，兵分五路进剿。等大军开到宁夏，蒙古人已经“饱掠而去”，明军“斩首三级”，宣布取得了胜利，然后退兵。

　　但蒙古军队并没有真的撤退，不过从宁夏跑到了固原、平凉、庆阳一带抢劫。这几个地方的守将全部龟缩在城里不敢出战，任凭蒙古军队横行。朱晖带领大军慢悠悠的开过去，等蒙古人抢够了，在后面截杀了几个掉队的，斩首十二级。

　　为了这十五个首级的战功，“边民死者遍野，诸郡困转输饷军，费八十余万”[5]。

　　战后，朱晖上报了有功将士一万多人。朱佑樘全部给予赏赐，并派出太监在北京城门举行仪式，欢迎得胜归来的明军将领，给二百多人升官一级。

　　——不管怎么说，这可是贺兰山之后三年来对蒙古最大的胜利啊！

　　朱晖报功人数虽然有点夸张，好歹还有十五个首级作为支持。就在之前一年，三万蒙古军到大同一带劫掠，守军龟缩不出战。等到蒙古军队劫掠八天之后，满载而归，游击将军张俊这才带领六百人追击，连一个首级都没有捞到，就上报邀功，声称自己击退了三万蒙古骑兵。

　　朱佑樘见了奏报大喜，把张俊提拔为大同总兵！

　　这件事情实在过于荒唐，想不通朱佑樘是怎么想的。也许是当时连蒙古人退兵的时候敢于象征性的追击一下的将领都没有了，张俊还能算是比较勇敢的。除此以外实在找不到别的解释。

　　当上总兵的张俊后来再无尺寸之功，屡屡被弹劾遇敌怯缩不敢出战，朱佑樘一概不听。

　　弘治十七年，小王子主动绝贡，连派几十个人进来说几句好话就能领一大堆赏赐回去的事都懒得干了。

　　朱佑樘“以德制夷”的策略终于还是失败。

　　[1]“朝廷能与小王子通和，若汉之呼韩，唐之突利，使为外藩，瓦剌虽强，岂能越小王子而入哉？”《孝宗实录》卷九十七
　　[2]http://tieba.baidu.com/p/1931296220?pn=4
　　[3]衔枚：突袭的时候，人嘴里衔个东西，保证不开口说话，以保持安静。
　　[4]勍（读音，晴）：强敌。
　　[5]《明史·朱晖传》

尚楼

大运河造福于中国人，怎么评价都不为过，你却骂杨广是暴君，楼主的历史功夫还差得远，和犬儒根本没有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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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9-4）叶淇变法：政商结盟与“开中法”的废弃

　　四、叶淇变法：政商结盟与“开中法”的废弃

　　弘治时期边防的溃败，除了缺乏优秀的军事将领以外，“开中法”的废弛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所谓“开中法”，就是“用民间的粮食换官方食盐的制度”。

　　盐在古代是官方控制的，民间不允许制造和销售食盐，贩卖私盐是重罪，要杀头的。朱元璋在位的时候，有人建议说，边境需要军粮，但是从内地运粮非常麻烦，建议让民间帮忙运输粮食，运一石粮食到大同，就给他发一引盐（200斤）的领取凭证，也就是“盐引”。然后他就可以拿着这个凭证到沿海的官方盐场去领盐，领到之后再销售获利，弥补粮食的生产和运输成本。

　　朱元璋采纳了这个办法，并且立为制度，这就是“开中法”。

　　这个制度很有意思，有点像现代流行的“PPP（Publicand Private Partnership，政府部门与私人部门合作）”，属于“公共事务外包与特许经营权捆绑”的这么一种制度安排：运输军粮是典型的政府公共事务，而食盐专营的权利则是只有政府才能授予的权利，把二者捆绑起来，解决边关粮食问题，理念非常先进而且实用。

　　就好像现在有些地方，搞城市建设没有钱，政府就请一些投资商来投资，修建道路、桥梁等市政设施，修完之后不给钱，直接给他一块地让他自己建房子卖来弥补成本。就是一样的意思。

　　“开中法”的好处是中央政府不用直接去组织粮食运输，哪个地方需要军粮了，就申请“开中”，就让民间商人去给运过去，谁想赚这个钱谁就去。比较方便快捷。这个事儿如果政府来做，就要建立一个庞大的转运体系，养起来一大批人，非常费力，也容易产生腐败。

　　“开中法”与军屯制度一起，成为明朝边镇军粮最重要的两大制度保障。

　　民间商人对于参与“开中”颇为积极，不仅组织运粮，还有很多盐商干脆雇人在边境地区开垦土地，在当地种粮然后卖给军方，获得盐引，被称为“商屯”。这就省却了长途运输之苦。边境地区人口比较稀少，这也在客观上促进了边境的开发，大大巩固了国防。

　　但这个制度跟所有其它制度一样，随着整个国家统治集团的腐朽而问题越来越多。

　　比较典型的，就是很多盐商把粮食交给军方，拿到盐引以后，长期领不到盐。这就像现在的“打白条”，钱是应该给你，但是暂时没有，就先欠着。

　　很多有专门生产盐的“盐户”——这些人跟“军户”一样，世代以熬盐为业，国家发给他们固定的海滩用于熬盐，然后规定每年要熬多少盐，按照固定的价格卖个政府。由于国有盐场腐败严重，盐户的海滩等生产资料被权贵兼并侵占；或者政府收购盐的钱被中间大量克扣等等，大量“盐户”生活困苦甚至逃亡。盐产量因此受到影响，不能按期供应食盐，你拿着盐引也没有用，只能等。

　　另外，有很多权贵能通过特殊渠道“搞到”盐引，不走“开中”，拿着这些盐引去盐场直接领盐。这些盐就被权贵领走了，真正辛苦卖粮运粮的商人却长期拿不到盐。

　　在这种情况下，民间商人对参与“开中”的兴趣就越来越弱了。弘治四年的时候，因为小王子入侵缘故，边关需要更多的粮食，中央特批了一定额度的“开中”来给军队发粮，但是却没有足够的粮食被运过来卖给军队。这反应出“开中法”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急需改革。

　　“开中法”一直是户部管着的，改革措施也交由户部研究。这时的户部尚书叫叶淇，趁机提出了一个改革建议：改“运粮开中”为“纳银开中”，也就是商人不用运粮食到边关了，改为直接交银子到户部，户部收到银子以后直接给商人盐引，然后再用这些银子来向边关运粮。这样商人的参与积极性就能大大提高。

　　这个建议得到了采纳，并很快付诸实行。表面上看起来效果很好：商人们很开心，马上就交了很多银子到户部领走了盐引。一年之内，户部管理的国库收入增加了一百万两白银。而当时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是粮食，真正的银子也就才200万两，这一下就增加了一百万两，可以说是暴增。

　　但这个改革似乎有个问题：改革“开中法”不是为了解决边关粮食紧缺的问题么？怎么改来改去变成了户部发大财，商人很高兴，那边关的粮食问题呢？

　　答案是，边关的粮食问题就没人管了。银子交到户部以后，户部也不可能辛苦费力的去组织粮食运输，就干脆把这笔银子直接发给军队自己去买。

　　发粮食和发银子，看起来是差不多的。但以前是直接把粮食运到前线，环节很少。现在从户部发到前线，平白无故多了好几个层级。“过手三分肥”是中国官场的基本规律，而且克扣银子比克扣粮食方便得多。到了前线，还要军队自己去组织粮食采购，采购过程中又是层层回扣。最后真正能到士兵肚子里的粮食，就大大减少了。

　　不仅如此，既然可以“纳银开中”，那么还辛苦费力的在边关屯田就没有意义了。商人们撤回了在边关种地的雇工，边境地区人口迅速减少。这直接导致了边境经济萧条、粮食储备下降、粮价飞涨。户部多收的那一百万两银子，除了贪污克扣以外，还有很大程度上被边关地区粮食价格上涨给抵消了。

　　正如《明史?食货志》所言：“叶淇变法，开中法遭到破坏。两淮地区的商人从边关撤走，西北地区的盐商也干脆搬家到两淮（中国主要食盐产地）。边关经济萧条，一石米的价格高达五两银子（正常价格是一两银子左右），粮食储备也因此匮乏。”[1]

　　要解决商人不愿意参与“开中”的困境，方法是很容易想出来的：可以改变粮和盐引的兑换比例，比如以前运一石米到大同可以换一引盐，那么以后可以换一点五引盐，不就有人运了？或者是打击盐场腐败，对于不能如期交盐的盐场官员进行处罚；还有就是禁止权贵从特殊渠道搞到盐引等等。这些做法，才是“对症下药”。

　　这些措施，叶淇都不提，偏偏提了一个只对商人有利，而对边境粮食保障不利的改革建议，这是为什么？

　　因为废弃“开中法”带来的严重问题，言官们开始弹劾叶淇，揭露出来了他的很多背景：叶淇，江苏淮安人，这个地方正是中国最重要的食盐产地，盐商云集。其中著名的徽州商人集团，就靠近这里，有很多徽商到两淮来做盐业生意。叶淇家族与徽商多有通婚关系，徽州盐商大部分都跟他关系很好。

　　《续文献通考》中《盐铁》一节中记载：“盐商皆其视识，与淇言：‘商人赴边纳粮，价少而有远涉之劳；在运司纳银，价多而得易办之利。’淇然之。”

　　两淮地区靠近食盐产地，但是远离边境。在“运粮开中”的制度设计下，徽商要运粮去边境或者到边境屯田，成本都很高。而中国另外一大商人集团——晋商，也就是山西商人在这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大同、太原就在山西，另外几大边镇离得也很近，从山西运粮到边关成本很低。所以，靠近两淮的徽商反而搞不到食盐，而天下盐引大部分都归于晋商。

　　于是，徽商就利用和叶淇的姻亲关系，不断游说，请求废除“运粮开中”，改为“纳银开中”。这样，只要把钱交代户部的运司，拿到盐引，剩下的就是领盐和卖盐了。而在这方面，靠近盐产地和经济发达地区的徽商就比晋商更有优势。

　　变法之后，徽商实力大增，迅速超过晋商，成为了盐商主力。与徽商广泛结为姻亲的叶淇家族，自然也是愈加兴旺发达。

　　从叶淇变法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一个“政商利益集团”对国家政策的影响。

　　《明史》记载，叶淇是一个清官。我们姑且相信这个结论。但叶淇本人有没有收受盐商的贿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结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徽商通过各种渠道对叶淇施加影响，最终改变了政府决策。这个决策有利于集团利益而不利于国家利益。代表国家利益的皇帝朱佑樘对此全无察觉。至于因此受到损失的前线士兵，则完全没有发表意见的渠道。

　　“开中法”改革的初衷，是为了解决边防困境。结果研究来研究去，变成了徽商从晋商手中夺取利益的手段。这是一件很值得玩味的事。

　　前几年，大家都很关心出租车公司收的“份子钱”太多，导致出租车司机收入低下、生活困难的问题。各种媒体不停的报道、曝光，大家讨论了很久，最后政府决策出来：为了提高司机收入，出租车涨价——人民群众交通成本提高了，而份子钱则一分没有减少。

　　——很多政策从好的出发点开始讨论，最后却讨论出来一个跟初衷背道而驰的政策出来，看起来很荒唐，但其实这就是利益集团在背后操纵的结果。这一点，古今皆然。

　　[1]原文：“叶淇变法，而开中始坏。诸淮商悉撤业归，西北商亦多徙家於淮，边地为墟，米石值银五两，而边储枵然矣。”

日月丽天

将某些政府职能直接向社会购买
是近几年一个诺贝尔奖得主的主要研究成果
盐票制度非常合理。问题出在不能兑现盐票上。
至于后期政策的‘昏招’ 就有点体制特色了

大参考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9-7&8）清理门户：文官精英利益集团化的再加强

　　七、清理门户：文官精英利益集团化的再加强

　　除了刘大夏这种反宦官的急先锋以外，文官集团中还是有不少真正胸怀天下、能够不囿于利益集团成见的精英分子。但一旦他们试图做出违反文官集团利益的事情，就会立刻遭到打击和排斥。

　　最典型的就是王越，进士出身，又是军事天才，对文官集团掌握军权非常有用，但他竟然抛弃成见跟汪直走到一起，那就是文官集团无法容忍的，功劳再大也要给搞下去。

　　另外一个典型就是我们上一节说的，跟云南镇守太监钱能死磕的云南巡抚王恕。

　　王恕是个清官，由于弹劾钱能的事迹，受到文官集团推崇。到了南京当兵部尚书，又遇到朱见深派宦官王敬南下采购，一路上不停的骚扰郡县，勒索财物珍玩。王恕就连续三次上书揭发王敬的罪行，朱见深核实以后，下令把王敬斩首，王敬的随从充军。

　　等到朱见深晚年怠政的时候，大臣们都跟着万安混日子，唯独王恕不停的上书规劝，天天给皇帝找事。得到了一个称号“两京十二部，独有一王恕”，也就是在北京和南京的两套部委班子里面，只有王恕这个兵部尚书还没有闲着。沉溺于修仙的朱见深被他搞烦了，在给汪直降罪之后，也把王恕勒令退休。

　　这样一个人，当然被文官集团视为“正人君子”，是需要大力重用的。

　　朱佑樘一登基，就在廷臣的一致推荐下，召回王恕担任吏部尚书。

　　王恕复出以后，在遏制皇亲国戚兼并土地、宦官胡乱替人申请官职方面干了不少事情，这些也都是文官集团喜闻乐见的事情。

　　但是过了几年，把这两个利益集团的势力打压下去之后，王恕很快就和文官集团闹僵了。

　　弘治六年，是朱佑樘登基以后第一次“京察”和“大计”重合之年。京察，就是对京官进行考核，原来是每十年一次，王恕上台后改为六年一次；大计，就是对外官进行考核，每三年一次。“京察”和“大计”重合，就是对全国官员的一次大考察，这事情由吏部负责住持。王恕经过考察，列举出来两千个不合格的官员名单，予以贬斥。

　　这件事情立刻遭到了文官集团的剧烈反抗，他们完全想不到王恕在收拾“自己人”方面竟然比收拾宦官还狠。

　　宦官们文化水平比较低，只晓得告人谋反和贪污，王恕在这些方面没有任何问题，所以只能敢怒而不敢言。但文官精英们在搞政治斗争方面水平高得多，他们发现王恕在被朱见深勒令退休期间，曾经找人给自己写过传记，里面提到了不少他给朱见深上书提意见不被接受的事情。便指使一个跟王恕有过节的官员上书告发此事，说皇上你看，王恕这家伙在自传里面说你爹的坏话。说先帝昏庸，听不进大臣的意见，以显示自己正直无私。

　　朱佑樘看了很生气，下旨责备王恕沽名钓誉，并焚毁这本自传的雕板，禁止流传。王恕受到责备，请求辞职，朱佑樘立即批准。

　　赶走王恕、骂死王越，文官集团就这样逐步清理掉这些内部的“叛徒”，变得越来越“团结”。

　　八、虞台岭之败

　　弘治十八年，长期坚持省吃俭用、轻徭薄赋的朱佑樘去世了，庙号孝宗。他到死也没弄明白，为什么他如此努力，国家反而陷入了军民穷困的地步。

　　在去世之前不久，皇帝再次招问刘大夏：天下何时才能大治呀？

　　刘大夏说：这事儿不能急，只要任用贤臣，然后任何决定都听从贤臣们的建议，时间久了天下一定大治。

　　朱佑樘叹了一口气，没有再问下去。

　　他等不到那一天了。

　　朱佑樘的“老朋友”小王子听说皇帝去世，趁机大举入寇大同抢劫，连营三十里。被朱佑樘破格提拔为大同总兵的张俊终于勇敢了一次，亲自领军出战。主要原因应该是最近大同守军配备了火炮，这可是先进武器，张俊可能认为有了这玩意儿蒙古骑兵不在话下。

　　但最后的结果仍然惨不忍睹，明军阵亡达六七千人，包括两个游击将军。创造了土木堡之变以来对蒙古作战最惨重的一次失败，史称“虞台岭之败”。此时距离王越和汪直踏破蒙古王庭，才过去了二十五年。

　　事后张俊上书说他本来脚受伤了，但是仍然坚持指挥作战。朝廷经过讨论，认为精神可嘉，就没有追究他战败的责任。

　　《明史》里面在评价孝宗朱佑樘的时候，说了这么一段话：“孝宗独能恭俭有制，勤政爱民，兢兢于保泰持盈之道，用使朝序清宁，民物康阜。”

　　这段话我读过多次，每次读起来都严重怀疑作者是高级黑，对孝宗明褒暗贬。

　　因为在这段话之前，还有一句话：“至成化以来，号为太平无事，而晏安则易耽怠玩，富盛则渐启骄奢。”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说：朱佑樘从朱见深手中继承的江山，是有很多问题的。什么问题呢？就是太平无事，容易让人倦怠；经济发达，容易让人奢侈；国力强盛，让人容易骄傲。

　　所以，这个局面看起来很好，其实暗藏危机啊！

　　果然，经过朱佑樘十八年的治理，这些危机都被消除了：内忧外患，想倦怠也倦怠不了啦；开中法废弃以后，财政入不敷出，也没钱奢侈了；军事上被蒙古打成狗，也没啥资本可以骄傲了。

　　所以，从朱佑樘去世开始，此后一百多年，太监、皇帝、大臣轮流上阵，各种变法，试图挽救国家，搞得不亦乐乎，从朱元璋到朱佑樘这一段时间，明朝的历史中没有出现过以改革而闻名的人物。而朱佑樘之后，从刘瑾开始，到嘉靖、严嵩、海瑞、张居正、万历、魏忠贤等等，一大批至今耳熟能详的名人纷纷登场，这并不是偶然的。

　　明朝大变革的时代，从此拉开了序幕。

yuyue1111

楼主，继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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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10-3）武周革命：唐太宗与武则天的治国方略及其效果

　　三、武周革命：唐太宗与武则天的治国方略及其效果

　　总结完了朱国桢列举的“三大圣君”的执政得失，我们再来看一下他们的反面：历史上以残酷或者任用酷吏而出名的君主在治理国家方面的成效。

　　在大一统帝国的君主中，对官僚系统最残酷无情的当属朱元璋；

　　第二名是武则天，她“任用酷吏”的名头是最响亮的，来俊臣、索元礼、周兴、“请君入瓮”、《罗织经》这些“中国酷吏史”上大名鼎鼎的词汇，都是跟她任用酷吏的行为密切相关；

　　第三名应该是汉武帝，他手下的王舒温、宁成、张汤等酷吏也相当有名，仅次于武则天手下的来俊臣、周兴。反倒是第一名朱元璋手底下没什么有名的酷吏。主要原因是朱元璋同志是皇帝中的劳模，什么事情都喜欢自己动手，武帝和武则天手底下所有的酷吏加起来都不如他下手重。

　　如果把视界放宽一些，不仅限于古代君主，而是大一统政权的最高领袖，那么毛主席在整肃官僚集团方面的铁腕也是可以排进前三的。他的特点是发动群众运动起来打击官僚集团，而较少直接判处贪腐官员重刑。这个问题我们讲到近现代历史的时候再细说。

　　朱元璋和汉武帝的故事前面都讲过了。武则天的故事有必要再梳理一下。

　　武则天能够以女人身份当上皇帝，主要原因是她赶上了一个好时代。

　　经过五代十国和南北朝的混战，军功出身的英雄人物逐步掌握了政权，而门阀家族势力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出身于关中和西北地区——这些地方在五代十国时期战乱最为频繁——的关陇军事贵族集团成为了统治的核心力量。隋朝开国皇帝杨坚和唐朝开国皇帝李渊李世民父子，都属于这个集团。关陇贵族的势力虽然也是家族传承，但他们本来出身于平民，依靠军功获得地位，而且胡汉混血，门阀观念相对薄弱一些。唐太宗李世民编《氏族志》，把关陇贵族的家族排名提前，把中原和江南一带的传统门阀家族的排名压后。

　　李世民对门阀势力只是打压，而不是打击。他努力避免内部太多的杀戮，选择了一种休养生息的治国策略。对刚刚从战乱中恢复的中国来说，这种政策是明智的。他的“贞观之治”也像“文景之治”一样，促进了国家经济的快速复苏。

　　与继位守成的汉文帝不同，唐朝的江山有一大半是李世民打下来的，皇帝的位置也是发动“玄武门兵变”杀掉哥哥夺过来的。他强有力的控制着军队，对军队和官僚集团的腐败行为保持着高度警惕，并制定了中国历史上最严厉的反贪法律——比朱元璋还严厉，受贿15匹绢就要处死刑，15匹绢的价值无论怎么折算也值不了60两银子。但李世民不像朱元璋那样坚决执法，也不会像朱元璋那样发起火来就突破法律的限制大开杀戒。他比较能够听取臣下的劝诫，克制自己杀人的冲动，在实际处置过程中大量的用苦役和流放来代替死刑，以避免制造无法挽回的冤案。

　　魏晋南北朝混战期间，突厥等北方少数民族趁机崛起，对中原政权的安全构成了重大威胁。李世民的主要注意力其实并不在于内政，而是彻底解除来自北方的威胁。在关陇军事贵族的支持下，贞观时期的唐帝国连续不断的发动对外战争，取得重大胜利。这是“文景之治”无法比拟的。

　　后世对李世民的态度比较复杂，一些人因为他不滥用死刑和善于听取臣下意见而视之为“圣君”，像汉文帝、宋仁宗一样；但另一些比较迂腐的学者，则认为用军事政变夺取政权是“大逆不道”、对外不断发动开疆拓土的战争是“好大喜功”、“滥用民力”。这样的矛盾说明李世民是一个比较均衡的皇帝：既知道宣传仁义道德、反躬自省、任用贤人，用儒家的那一套东西来教育人民和官员；又对“人性中的恶”不报不切实际的幻想，懂得正确的运用暴力手段来解决靠仁义道德说服不了的敌人、贪官和异族。

　　唐太宗执政时期，关陇贵族和门阀家族在处于一种被控制和利用状态，但没怎么被削弱。太宗死后，没有了强势皇帝的控制，关陇贵族和传统门阀有合流的趋势，对上限制皇权，对下排挤科举出身的寒门士大夫。宰相长孙无忌是李世民的皇后长孙氏之胞弟，属关陇贵族；副宰相褚遂良出身于江南门阀家族，是传统门阀势力的代表。两人倚仗自己是太宗身前“托孤”的顾命大臣，联合起来架空皇帝，大权独揽。

　　武则天的父亲是一个无名之辈，在唐灭隋的战争中靠军功当了一个小官，然后把女儿送进宫当了低等级的才人。她应该没有得到唐太宗的宠信。因为太宗和后妃们生了35个孩子，武则天后来又给高宗生了6个孩子，二人生育能力都很强，但她没有为太宗生过一个孩子，可见太宗并未怎么宠信她。她只是找到机会跟当太子的李治勾搭上了。李治（唐高宗）登基后，才得到宠幸，想要当皇后。这个想法遭到了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的强烈反对，因为当时的皇后来自于太原王氏，属于门阀世家。褚遂良对皇帝说：你要想换皇后可以，但应该在门阀家族里面挑选，绝不能选出身微寒的武则天。

　　李治对此很生气，之前他就已经对长孙无忌和褚遂良擅权很不满了，现在竟然连换皇后这种纯粹的皇家内部事务，都要受到他们的限制，实在忍无可忍。此时，没有门阀背景的老臣徐世绩——也就是《隋唐演义》和《说唐》里面著名的徐茂公，他是农民起义出身后来归降李世民——表态支持皇帝，说“这是陛下家事，何必问外人？”

　　徐世绩是开国元勋，跟随李世民消灭窦建德、平王世充，带兵平定江南，建国后又与李靖一起征讨突厥，活捉颉利可汗，最牛的一仗就是以三千骑兵翻越阴山，大破处于鼎盛时期的少数民族薛延陀部落，斩首和俘虏五万多人，从此薛延陀部落走向衰落，直到四年后被唐军彻底消灭。高宗时期仍然在朝为官的开国元勋中，数他的战功最为突出，在军队里面最有威望。他的表态至关重要，意味着军方站在了皇帝一边。只要军方不出问题，文官系统是搞不定皇帝的。此外，很多不来自于门阀贵族的官员如许敬宗、李义府等也纷纷表态支持皇帝。李治遂下定决心，把武则天封为皇后。

　　武则天原本未必对政治抱有多大的野心，只不过想当上皇后，为此多次向两位宰相示好，希望顺利上位。但长孙无忌和褚遂良过分托大，让她明白，自己卑微的出身绝不可能得到门阀贵族的尊重，要想当上皇后、当稳皇后，必须寻找新的政治势力支持。

　　她运气很好，正好赶上了中华帝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政治结构剧变：隋唐科举制度建立以后，来自中下层的精英分子通过科举进入官僚体系，逐渐形成了一股政治势力，向正在没落的门阀贵族阶层发起了挑战。

　　武则天和李治一起，大力打压门阀贵族，先把褚遂良贬谪到边远之地，又以谋反的罪名逼死长孙无忌，清洗他们的家族和党羽，非高门士族出身的官员得到重用提拔。

　　武则天以皇帝的名义，把李世民编的《氏族志》改为《姓氏录》，规定凡是五品以上的官员就都可以入谱，只以官位来定尊卑，在官方意识形态上彻底取消了贵族门阀的特殊地位。又下令增加“殿试”，皇帝直接选拔科举考试的优胜者，加强皇权与科举精英们的直接联系，并把初唐时期每年4-7个进士的录取名额增加为20人，然后又让这些人去巡视各地，选拔推荐人才，培养独立于门阀贵族的政治势力。又新设“武举”，用比武测试的方式来选拔军官，削弱关陇军事贵族对军队的控制。

　　李治对武则天言听计从，在生病期间就把朝政完全委托给她处理。从664年起，二人同时上朝与大臣讨论政务，李治称“天皇”、武则天称“天后”，史称“二圣临朝”。其间的原因，不仅是李治被女色所惑那么简单，更重要的是武则天的政治路线与他完全一致：通过打击门阀和贵族来加强皇权。

　　李治死后，武则天以太后身份执掌大权，更无所顾忌，任用来俊臣等酷吏整肃门阀世家和关陇贵族，“海内名士，皆遭灭族，亲旧连坐流窜者千余人”，同时也把分封到各地的李氏皇族屠杀殆尽。一切准备成熟以后，就废掉儿子，自己当了皇帝，改国号为周。

　　对于女人当皇帝这种惊天巨变，仅靠政治阴谋是不可能实现的。核心原因是新兴的科举精英集团需要突破门阀贵族的压制。武则天抓住了这个历史性的机遇，与这股政治势力结盟，采取铁血政策镇压门阀贵族，把帝国官僚系统作了一次彻底的大换血。这些新任官员需要武则天长期执政以保证他们的政治地位，于是就满足了她当皇帝的梦想。等他们把位置坐稳以后，进士出身、被武则天大力提拔上来的宰相张柬之就发动兵变逼迫她退位了。此后，科举精英们垄断了文官系统，这种离经叛道的事情就不再被允许了。宋朝和明朝的太后们连专权的机会都没有，更别说当皇帝了。

　　这个过程被称之为“武周革命”。

　　——有人（如历史学家陈寅恪）把武则天的整肃行动视为山东士族对关陇贵族的攻击；而现代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则认为这是“庶族地主”对“士族地主”的革命，是地主阶级内部的革命。这些说法都有失偏颇。

　　首先，褚遂良不是关陇贵族，而是江南士族。王皇后也不是出身关陇贵族，而是传统门阀士族。陈寅恪的说法在这两个关键人物身上就立不住。

　　第二，武则天的用人原则与经济地位无关，最重要的还是通过科举考试等非血缘标准来选拔人才，排挤依靠家族势力取得官位或者军权的人物。她在当皇帝以后提拔重用的最有名的几个大臣：狄仁杰、张柬之、姚崇、宋璟等，出身各不相同，但都是通过考试进入官场的。

　　“武周革命”后，仍然有很多出身于以前的“望族”、“大姓”的人物成为政府高级官员，但他们主要是通过科举和政绩来获得的地位，而不是依靠出身。历史悠久的名门望族在教育后代方面仍然具有优势，武则天及其之后的统治者也尊重这种优势。科举制度并不是消灭名门望族，而是通过引入公平竞争避免了这些望族的腐朽和堕落，反而让他们可以为国家培养出更多的有用之才，同时也为非名门望族的人才提供晋身之道。

　　所以，“武周革命”本质上是“科举革命”，是官员选拔标准的革命，用地域来划分或者用阶级属性来划分都比较片面的。

yuyue1111

楼主，串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