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鹏：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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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7-4）政通人和

　　四、政通人和

　　成化年间荆襄治理的这场大戏基本落幕。我们来对前面讲的这些个故事做一下回顾和总结。

　　首先，从朱见深登基的第一年开始，帝国军队就不停在四处征战。大的战争有两广大藤峡，两征荆襄，宁夏平叛，小的还有四川、湖南、建州女真等等。北边对蒙古的防卫作战也从未停止过。看起来烽烟四起、内忧外患。但与此同时，关中平原、黄河中下游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这些粮食主产区和经济核心区却一直在享受着连续一百多年的和平与繁荣。特别是江浙一带，可谓歌舞升平。江浙地区都不怎么种植粮食了，因为经济效益比较低，而大规模的改为种植棉花等经济作物。粮食主产区逐步转移到了长江中游的洞庭湖、鄱阳湖一带，所以有“两湖熟、天下足”的说法，而江浙则被称为“衣被天下”，也就是棉花种植和纺织业占据了统治地位。

　　此外，各种商业贸易手工业也极为发达。成化时期是瓷器发展的鼎盛时期，“成化瓷”在收藏界是一个专有名词，成华瓷有2个主要品种，一个是青花，一个是斗彩。青花就不说了，大家都知道。“斗彩”是成化年间才烧制成功的，颜色比青花更为丰富，一般是以青花为底色，间以其它五种色彩，大有青花与五彩争奇斗艳之势，故称之为“斗彩”。2014年4月，“成化斗彩鸡缸杯”在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以2.81亿港元的天价成交，刷新了中国瓷器价格的世界纪录。

　　这种一边歌舞升平、一边狼烟滚滚的局面，彼此之间是有因果关系的：边远地区的战争，就是为了保护核心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千百万将士的牺牲，换来的是中原人民的安居乐业；同时，核心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可以有力的促进生产，为战争提供充足的粮食和物资。二者互为表里。和平来之不易。

　　在这样一种局面下，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制度的作用就很明显了。战争一个接着一个——两广、四川、东北、荆襄、宁夏、蒙古……必须根据军情的紧急程度和重要性，在上千公里的跨度上，来回调动成建制的军队，让他们翻山越岭、南征北战，同时还要不断的任命或撤换将领，并大规模的调度和运输后勤物资。在交通和通信条件如此落后的时代，要完成这样的任务，没有一个可以统筹全局的中央政府来组织协调，没有一个享有绝对权威的独裁君主来拍板定案，没有一个执行力很强的地方官僚体系来征兵调粮，是不可想象的。

　　第二个问题，我们要想：在荆襄地区，之前处于无政府状态，流民们自己耕种自己吃，不需要向官府交税纳粮，也不用承担劳役兵役，没有专制政府压迫他们，为什么还会不断的发生暴乱？反而是让他们纳粮当差，多养活一个很庞大的官僚集团（新设的县、知府、巡抚、行都指挥司）之后，反而社会稳定、民生幸福了？

　　这个问题，得从两条线来思考。一个是正面的，一个是负面的。

　　从正面来说，帝国政府不是光拿钱不干活的，而是要干很多很多的事，提供一些很有价值的公共服务。荆襄这个地区，虽然全是崇山峻岭，但同时又是四省交汇之处，具有很好的商贸发展条件，政府就来组织内河运输、修建道路。

　　商旅往来，必须要有良好的治安环境，政府就来修建驿站和卫所，保护治安、打击盗贼，商业经济才能真正繁荣。

　　荆襄地区土壤肥沃、环境恶劣，好年景容易大丰收，坏年景就民不聊生。这里气候潮湿，粮食保质期不超过两年，一旦连续两年受灾就必然出现大规模的饥荒。政府就负责从全国范围内调运粮食：灾年从外地调入粮食赈灾，丰年把粮食调往外地，把荆襄地区纳入到整个几百万平方公里的生态系统里面来综合平衡，问题就容易解决的多——这也是只有大一统的中央政府才能具备的好处。

　　从反面来说，人性总是有好有坏，无政府状态不可能产生世外桃源，只会产生土匪社会。人一多了之后，就一定会有坏人欺负老实人，强取豪夺、不劳而获。在有人群的地方，政府不去收税，强盗就会去“收税”。西汉时期的文景之治，政府除了治安基本啥都不管，结果就是地主豪强横行州县；荆襄地区连个管治安的政府都没有，结果就是比西汉的豪强政治更坏的“土匪政治”。政府不管，自然有人来管。这些人可不喜欢什么“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田园世界，而是“大块吃肉、大秤分金”的自在生活。没有野心的，就打家劫舍、呼啸山林；有点野心的，就占山为王、称孤道寡。无政府状态的荆襄地区，是一个弱肉强食、盗贼云集的“世外桃源”。这种世外桃源，才是真正的世外桃源，陶渊明所描写的那种世外桃源，在现实社会是无法存在的。

　　无政府绝不代表人民的自由，而是代表强盗们的自由。政府，就是把必要的暴力集合起来加以理性的管理和使用的这么一个机构。没有政府，就意味着暴力行为的泛滥和非理性的使用。荆襄地区在政府建立之前，人民并非真的是自己种粮自己吃，而是必须向其他暴力机构缴纳更沉重的赋税。这种赋税可以体现为被抢劫、被迫入伙当土匪或者参与叛乱等等。

　　所以，在荆襄地区建立政府，不是平白的新增一群官老爷们来让老百姓养着，而是用一群更能干的、组织的更好的、负有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和民生幸福责任的人来取代原来的那一批山大王、土皇帝。这就是为什么新增好几套军政组织，不仅没有增加人民负担，反而大大促进荆襄地区稳定和繁荣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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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明朝分析的这么透彻，是准备让帝国借鉴明朝的一些制度吗？
信息时代的社会治理和农耕时代的社会治理还是有很大差别的，首先就是人的素质必须要大幅度提升，海量的信息充斥社会的时候，每个人要有基本的判断能力和挑选能力，而这需要靠教育；第二是社会的公平性必须得到保障，就是我党提出的实现共同富裕，这个目标不能变，而且要做的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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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7-5）专家治国

　　五、专家治国

　　第三个问题，就是荆襄地区治理的成功，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是个别天才人物——比如朱见深和原杰——拍脑袋就搞好的，还是背后有一套系统而复杂的制度来促成的？

　　我们来回顾一下荆襄治理历程。项忠平叛以及之前的事情先不说。治理行动的起点，是国子监祭酒周洪谟的《流民图说》。国子监就是国家培养干部的最高学府，“国子监祭酒”周洪谟就相当于中央党校校长。他平时喜欢与人讨论时事政治，荆襄问题是当时的热点，周洪谟也是比较有名的“荆襄问题研究专家”。《流民图说》就是他研究历史地理，结合当前荆襄地区的实际情况搞出来的研究成果，背后还有国子监的一大帮人在为他提供研究支持。

　　这个研究成果通过左都御史李宾递给皇帝。其过程十分类似于今天的政府智库影响国家决策的方式。皇帝认为讲的很好，就找来原杰去负责执行。

　　既然把原杰派下去，就说明“荆襄治理”要从研究层面转入到实践层面了，成为国家重要战略。于是各个方面都开始研究这个国家战略，写成奏章递上来出谋划策。通过官僚体系的筛选，把好的再提交给皇帝。就跟现在总书记提出国家要实行“一带一路”战略了，就有无数的智库研究机构开足马力研究“一带一路”该如何建设，然后把研究报告递给各个级别的领导。这些领导读了觉得好的，再层层筛选上报，一直递到最高层作为决策参考。在这些奏章中，就有文会的那篇文章得到了朱见深的特别重视。这些材料又被转发给原杰，由他来负责最终的实践。

　　而原杰能够取得成功，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四川、陕西、湖北、河南四个省的地方官员为他提供了大量的流民户籍与水文地理资料。这些资料，又是之前很多年、很多人调查积累下来的。如果没有这些基础，六十岁的原杰累到死也搞不清楚荆襄地区到底有多少流民、分布在哪些地方。

　　有了这些制度还不够。元朝也有类似的制度，但是一个黄河治理就把自己搞死了。关键还要看用什么样的人来参与这一套制度的运行。我们来看看参与荆襄治理的这些人，他们是如何被选拔和培养成为这场变革的主角的。

　　不管是白圭、项忠，还是周洪谟、李宾、原杰，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进士，也就是都是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人才。其中白圭和周洪谟是“进士及第”，也即科举考试全国前三名，比今天的省高考状元厉害多了。

　　科举考试主要考儒家经典，考试形式在明朝就是著名的“八股文”。八股文格式要求非常严格，能够用八股文的形式写一篇意思通顺、道理明白的文章难度极高。在八股文考试中获得高分，说明这个人智商很高、思路清楚、学习能力分析能力强，可以熟练的阅读政治经济文献和写作政府公文。而且有上进心、有自制力，从小就懂得刻苦读书学习而不是游手好闲。在一个大部分人都是文盲的古代帝国，这些人就是人才中的人才。让他们来治理国家，政府的效率才有保证。

　　但即使经过了严格选拔，他们也只是刚刚取得做官的资格，必须要从较低级别的职位做起，做出成绩了才会被提拔到高位。像原杰中了进士之后，先是到南京当御史，然后再提拔到北京来参与实际政务。过了两年又派到江西去负责抓捕江洋大盗。因为成绩显著，才被升官，到山东赈灾。后来又负责黄河治理。三十多年的各种考验和锻炼，让他从饱读诗书的进士，变成了处理灾害问题和治安问题的专家。这才被选中派到荆襄地区去主持工作。

　　项忠也是一样：中了进士之后，先从刑部的主事（正处级）做起，干的好了再提拔为副局级的员外郎。在土木堡之变中被俘虏，自己找机会偷了一匹马逃了回来。后来被派到广东去当公安和司法厅副厅长（按察司副使），参与了镇压瑶民的起义，表现良好，开始进入统兵文官的序列。此后又到陕西当按察使，带地方军成功镇压了羌族叛乱。又被提拔到中央大理寺工作，被朱见深看中，开始指挥大兵团作战，在平定宁夏满俊叛乱中立下大功，这才获得了统兵25万征讨荆襄的机会。

　　周洪谟则是走到另外一条道路：进士及第以后，因为文笔好、博闻强记，所以安排他在国子监工作。长期从事修编历史经典、研究时事政治、给皇帝讲课等事务，远离一线行政，重点负责研究，一步一步被提拔到国子监祭酒的位置上的。他能够提出荆襄治理的策略，就是因为他负责修编《地理志》，梳理历朝历代的地方人文地理沿革，从中发现了汉朝和东晋治理荆襄的典故，这才提出来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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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7-6）储君之路

　　六、储君之路

　　除了这些人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人物不能漏掉，就是皇帝朱见深。他既不是科举考试考出来的，也不是经过基层锻炼一级一级提拔成皇帝的。他的出现又是出于偶然还是必然呢？

　　中国帝制时代皇位虽然是世袭的，但并不是说大家就只能碰运气，指望坐上皇帝的位置的人天生的雄才大略。对于储君——也就是太子——有一套非常成熟的培养体系。

　　在明朝，太子要每天参加早朝，看着皇帝如何跟大臣们讨论和处理政务。早朝凌晨五点就开始，一般是开一个时辰也就是两个小时。这是政务观摩。就跟现在很多公司的董事长会让自己的孩子从小就参加董事会一样。香港富豪李嘉诚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培养他的两个儿子的。如果今天让一个小孩从六岁开始就旁听政治局会议和国务院常务会议，听上十年，政治能力估计也不会太差。

　　退朝以后，内侍就要负责监督太子读书。先读四书五经或者《帝范》等讲道理的书，然后读史书。每天读什么、读多少，都有一套文官班子专门给列定计划，还要经过皇帝批准。到了吃午饭的时候，就休息，练习一下骑射作为锻炼放松。下午开始，就有专门的讲师——一般都是翰林院或国子监的高级官员，比如周洪谟这种——来给太子讲课，讲的内容就是上午看的部分。讲完课之后，内侍再监督着太子把讲课的内容温习一遍。

　　每隔三天，就是一个“温书日”。这一天，老师不来讲课，也不用看新的内容。而是把前三天的内容复习一遍。

　　然后，还要练习书法，春夏秋三季每天写一百个字，冬季每天写五十个字。遇到重要节日、天气太冷或太热的时候，可以暂停。皇帝会不时的来考察太子的学习情况，让他回答问题或者出一些题目让他写“命题作文”来应对。

　　从这一套学习程序来看，非常的科学：讲究先预习、再学习、当天复习，然后每隔三天再整体复习一遍。很符合我们现在所说的“艾斯浩宾遗忘曲线”的规律，可以保证学习效果。

　　从学习的内容来看，首先是四书五经这种讲大道理的书，然后就是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的弟子真德秀写的《大学衍义》一书，里面的目录包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六大部分。

　　《格物》里面包括《明道术》和《辩人才》两章；

　　《致知》里面包括《审治体》和《察民情》两章；

　　《诚意》和《正心》谈的是个人道德修养，没有分章；

　　《修身》则包括《谨言行》和《正威仪》两章；

　　《齐家》则包括《重正妃（挑选和管理好后妃）》、《严内治（管理好太监）》、《定国本（管理好太子和其他儿子）》、《教戚属（管理好外戚和亲属）》四章。

　　这一套东西，把治理国家的基本注意事项给讲清楚了。

　　学习这些大道理的同时，太子还要读历朝历代的史书，包括《左传》以及《史记》以来的断代史和《资治通鉴》。读的都是原文，不像咱们今天这样，中学历史学的都是经过严重简化的、干巴巴的历史教材。

　　除了这种标准的经书和史书外，太子还要学习之前的皇帝专门为教育储君而写的一些资料。比如唐太宗李世民写给儿子李治的《帝范》，明太祖朱元璋编写的《储君昭鉴录》、明成祖朱棣编写的《文华宝鉴》及《圣学心法》，还有明宣宗朱瞻基编写的《帝训四书》等等。此外如《贞观政要》等优秀政治经典也是必读书目。

　　这些都是朱见深当太子期间被要求反复学习的材料。多年太子当下来，对中国历朝历代的治乱得失，已经是相当清楚了。可以说，一个当过几年太子的人，对中国历史的了解程度，达到文科博士的平均水平当无问题。朱见深刚一当上皇帝，就为《贞观政要》写了一篇序言，大谈自己要学习唐太宗治理好天下的理想。这篇序言现在已经成为《贞观政要》的一部分，在大部分版本上都可以找到。读了之后就知道，那古文功底和政治学功底已是相当了得，不能拿今天十七八岁高中毕业生的水平来评判。

　　除了跟着上朝学习和读书写字以外，皇帝还会随时派遣太子去处理一些政务，或者辅助大臣处理政务。比如朱元璋下令逮捕蓝玉审判的时候，就是皇太孙朱允炆带着吏部尚书去审的。朱棣到漠北去打蒙古，期间就由太子朱高炽代为处理政务。后来朱高炽当了皇帝，则把儿子朱瞻基派到南京那个“留守中央政府”去锻炼。此外明朝还有个特殊传统，就是皇帝本人要带着太子去拜访农家，了解农民的生活疾苦，这是朱元璋传下的惯例。

　　所以，当太子是很辛苦的，早上五点跟着上朝，然后不停的读书学习一直到天黑，要全面学习治理国家的各种必备知识，要参与很多政务处理，出席诸多礼仪大典。此外还很有危机感，虽然废掉太子的情况很少发生，但只要发生了，这个太子基本上都会死的很惨。因此必须谨小慎微、认真学习，不能让皇帝对自己的能力和态度产生太大的怀疑。

　　经过这样的培养，这样的人坐到皇帝的位置上，才能具备治理国家的能力。

　　朱见深基本上就是完整的按照这一套训练程序教育出来的皇帝。他当太子的时间很长，从土木堡之变前被立为太子，在朱祁钰当皇帝之后三年被废掉；朱祁镇“夺门之变”后又接着当了七年的太子。累计当了十年太子。这个时间足够把太子必读的各种经典文献很认真的读上好几遍，思考如何才能治理好国家。废太子的经历也让他有足够的危机感，观摩朝政、学习经史和实习政务的时候不敢有丝毫懈怠。所以在十七岁当上皇帝以后，一上台就能大刀阔斧的处理一批不堪用的文臣武将，然后不断的调兵遣将来平定国内的各种叛乱，并主持完成荆襄地区的治理变革。他的这种能力并不是天生的，而是一套完整的培训程序培养出来的。[1]

　　[1]太子的这一套培养制度，虽然也很有章法，但跟科举制度和文官选拔制度比起来，可靠性要差得多。因为皇帝首先是靠血缘关系来继承的，皇帝去世的时候太子年幼，根本没有来得及接受培养就登上皇帝位的，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或者太子培养得好好的，突然生病死了——朱元璋的太子朱标就是这种情况，临时立一个新太子，没来得及培养好就登基了，也是有的；还有皇帝死后没有儿子或者被俘了，只能从皇室宗亲中挑选合适的人来继位，这个人之前没有接受过任何当皇帝的培训（提前接受那是谋反），明朝就有三位——景泰帝朱祁钰、嘉靖皇帝朱厚熜和崇祯皇帝朱由检。

　　太子培养制度，只能算是皇位继承制度的一个辅助制度，不是皇帝选拔的核心制度。皇帝继承的核心，是在古代的生产力水平和人民文化素质很低的条件下，用明确的规则（嫡长子继承制）来认定皇帝人选，杜绝为了争夺最高权力而发生大规模内乱，并以“君权神授”的理论来确保皇权的绝对权威，以高效调动帝国军事经济资源，组织战争或对抗自然灾害。

　　也就是说，即使皇帝素质平均比较低，给帝国造成的损害也要小于为了争夺皇位而造成的破坏，所以不得不选择这种制度。皇帝素质能培训高一点最好，实在培训不好，也勉强可以接受。帝国养一个昏君的成本总比开打内战要强。只有出现杨广那样的暴君，皇帝继承制度才应该中断。太子培养制度只能弥补皇帝制度的某些不足，而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也就是无法保证皇帝的素质都足够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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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7-7）鸟尽弓藏

　　七、鸟尽弓藏

　　在处理荆襄问题的同时，扑灭大藤峡起义的韩雍还在两广坚守。

　　朱见深用人似乎有一个特点，就是倾向于支持第一线的军事总指挥，对于朝廷的议论不太理睬。韩雍想进大藤峡就让他进，项忠不想增兵宁夏就不增兵，在荆襄地区制造大规模的死亡也不管。总之，把决策权留给第一线。这是一个好习惯，比较符合现代管理原则，华为公司的老板任正非就老爱说“让听得见炮火的地方做决策”，跟朱见深的用人之道是一样一样的。

　　韩雍平定大藤峡之后，由于精锐兵力调往宁夏，两广的叛乱形势很快又出现波折。大藤峡内叛军再次聚集，其它叛乱势力也跟着反扑，攻略州县。朝廷的言官们马上就一拥而上准备痛扁韩雍，雪片一般的弹劾奏章涌到朱见深面前，内容无非就是韩雍赵辅等人虚报军功、隐匿贼情等等。对这些弹劾，朱见深回复道：“捣巢剿贼大功已成，余寇复叛，韩雍又进剿矣，科道官如何妄劾？”一概不听。

　　相反，对于韩雍的各种奏议，朱见深一律批准。并且在成化六年，在两广设立总督，任命韩雍为两广总督，全面负责两广军政事务。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开府的总督，以前的总督就是临时协调跨省军事事务的中央特派员。开府之后，就成为了有稳定编制的地方军政一把手。后来又很多有名的大臣都在两广总督的位置上干过，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李鸿章了。

　　韩雍这个两广总督当得很爽很过瘾。因为朱见深总是毫无保留的批准他的一切奏议，包括庞大的军费开支和各种人事任免。韩雍威仪极大，出行总是一整套军事仪仗队跟着，两广地方官员跟他汇报事务必须跪着说话，所有政务军务一概独断专行，俨然就是两广的皇帝。军事花销也如流水一般。朝廷的言官没玩没了的弹劾，韩雍也曾经上书辩解过：两广地方多少数民族，这些人不服教化，只认两样东西：银子和拳头。所以恩威并施，对听话的，就大把的撒银子；对不听话的，就血腥镇压。地方长官要时刻显示自己的威风和严厉，那些少数民族的首领不仅不会觉得过分，反而心悦诚服。

　　这个见解朱见深完全支持。两广地区在韩雍的统治下，局势日趋平稳。两广少民，把韩雍敬若神明，不敢再有叛乱。

　　到了成化九年，广西镇守太监黄沁弹劾韩雍贪欲纵酒，滥加奖赏，胡乱开支花费。这些事儿其实已经被言官弹劾过很多次，对韩雍来说都已经虱子多了不痒了。但这一次，朱见深的反应很迅速：先是派人去调查，调查完了之后认为情况属实，立即下令韩雍致仕（也就是退休回家），相当于彻底罢官。

　　接替韩雍的新总督不到两年就在任上去世。成化十一年（派原杰去治理荆襄的前一年），经朝臣推荐，朱见深任命甘肃巡抚朱英为两广总督。这个朱英在朱祁镇时期就参与过镇压两广叛乱，后来又调到甘肃去处理少数民族问题。他的特点是比较善于治理，而军功并不突出。从朱见深先是完全信任韩雍，但突然把他撤职，再派朱英出场来看。他的思路其实跟处理荆襄是一样的：先派项忠血腥镇压，迁徙流民，把流民迁徙得差不多之后，再派治乱专家原杰去筹划地区的常态化治理。韩雍的作用，就跟项忠一样，等两广基本平定以后，朱见深就不再容忍他在两广作威作福、胡乱花钱，而是派出一个抚民专家去完善地方治理结构。

　　朱英任两广总督以后，首先就是把韩雍的仪仗队取消了，出行只带少数的几个护卫。然后约束告诫手下的将领，不得夸大叛乱者声势，随便请求出兵以邀战功。

　　除此之外，朱英的政策跟原杰非常相似，主要就是“编户齐民”：招抚瑶族、僮族这些少数民族，把他们纳入地方户籍，按照里甲制度进行管理。愿意编户的，免除三年徭役。马平、阳朔、苍梧诸县的少数民族全都望风归附。有一个人叫“李公主”的叛军首领，长期凭恃地势险固与政府对抗，也派儿子归顺。朱英将他们安置在永安州居住，并承诺他的子孙可以世代在官府里面有公务员编制。此后归附的就一天比一天多，总共四万三千多户、十五万余少数民族转化为户籍人口。两广地区的治理情况得到了极大的改观。

　　韩雍在的时候因为花销太多太滥，两广财政已经非常困难。朱见深看起来对韩雍很“够意思”，其实是纯粹的对事不对人，看中的就是他能够强力镇压叛乱。等到镇压的事儿基本结束，马上就翻脸不认人让他回家养老去了。相反，朱英是个理财能手，为官清廉、注意节约，巡抚甘肃的时候，多年下来节约了三十万两军费。到了两广，“改剿为抚”降低了大量军费开支，把少数民族纳入户口编制以后，又有了新增的赋税来源，两广地区的财政局面迅速改观。两广从依赖中央拨款，到自给自足，等朱英辞任的时候，还留下了四十万两的财政盈余。

　　从荆襄和两广的治理来看，朱见深的用人和治国之道思路清楚，方法得当。其战略才能与政治手腕对挽救陷入危局的明帝国起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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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8-1）太监汪直

　　第八章：太监汪直

　　一、厂公年幼

　　如果朱见深在成化十三年（1477年）去世，那么他的功绩一定会在正史上被大力歌颂，被誉为一代明君。

　　除了两广、荆襄和宁夏外，赵辅于成化三年在东北血洗建州女真，王越于成化九年在河套大破蒙古。四面八方的征讨均获得重大胜利，荆襄、两广地区纳入常态化治理，一扫土木堡之变以来的危局、乱局，重拾天下升平之势。

　　但是，从成化十三年起，朱见深的形象就迅速黯淡了下来，在文官们记录的历史中变成了标准的昏君，以至于这样一位雄主竟然逐渐被人淡忘。

　　因为这一年，他授权太监汪直建立了西厂。

　　汪直，广西瑶族人。成化三年，韩雍平定大藤峡以后，挑选了一批幼童和女子作为战利品进献到朝廷。汪直是其中之一，进宫之前就阉割了。

　　当时皇宫并不缺宦官。宦官在明朝政治地位很高，宫内有一整套为皇帝服务的宦官机构，不仅是生活服务，主要还是协助处理政务，权力很大。此外，出兵打仗有监军、战略要地有镇守太监。太监是宦官的高级职位，下面还有少监、监臣、奉御、长随、典簿等等，跟文官机构一样分为很多等级，从底层做起一级一级往上爬，有固定的工资收入不说，混到一个小有权势的职位机会还是不小的。一些贫苦家庭如果孩子比较多，又不能供养他们念书考取功名，就会自行阉割一个争取送进宫，就有机会将来做官。不仅自己的生计不愁，还能扶植整个家族。自行阉割的人太多，根本招不完，在明朝都成了一个社会问题，为此专门下过禁令：不准民间自行阉割。

　　韩雍进献的这一批幼童，必然是经过精挑细选的“宝贝”，不是送进宫来充数的。就跟攻打外国抢到一批奇珍异宝进献皇帝一样，是比较罕见的物品。在这一批幼童和女子中间，还有一个姓纪的女子被分配去管理后宫的仓库，因为偶然的机会被朱见深看见，马上就给“临幸”了，为朱见深生下了一个儿子，就是后来的明孝宗朱佑樘。从这个事情也可以看出，韩雍挑的这批人至少都是相貌很不错、颜值很高的。汪直应该也是那种皮肤白嫩、眼睛大大的，一看就叫人喜欢的小孩，才有资格从广西那么远的地方被送到皇宫来。[1]

　　汪直进宫的年龄，史书上没有记载，但必然是极小，以至于完全记不得大藤峡惨祸。不然这种叛军的后代，父母亲戚都被明军屠杀殆尽，把他放到皇宫里面，万一心存怨恨，哪一天对皇帝动手，韩雍就得吃不了兜着走。

　　十年之后，也就是成化十三年，内阁首辅商辂弹劾汪直，奏章里面说：“今汪直年幼，未谙世事，只凭韦瑛等主使”。《宪宗实录》在记录汪直开西厂的时候，也用的是“年幼最得宠”。“年幼”这个词不可能用到十四岁以上的人身上。又过了两年，汪直出外领兵打仗的时候，《宪宗实录》才说他“年少喜功”，可见记录者的态度很严谨，把“年幼”和“年少”区分的很细。据此可以推测，在成化十三年，汪直建立西厂的时候，年龄应该不超过十四岁。成化三年进宫的时候，则最多只有四岁。

　　刚进宫，就被分配去伺候万贵妃。万贵妃这种皇帝独宠的后宫显贵，肯定有很多人争抢着要去伺候她。这么一个从广西送过来的、没有任何背景的三岁小孩能够获得这个机会，只可能有一个原因：长得好看、聪明伶俐。要么是万妃亲自挑选的时候看上了，要么是朱见深后者手下人想送给她讨她开心，不管哪一种，都要汪直长得足够好看才行。

　　前面我们说了，成化二年的时候，已经三十五岁的万妃刚生了一个小男孩，到了年底还没有满一岁就去世了。可以想象万妃心里的那种悲痛。没过几个月，送来一个跟她儿子年龄差不多的小男孩，天真浪漫、聪明可爱，天天陪在身边。肯定是母爱大爆发，当亲儿子养着。朱见深那个时候也是一样，既有丧子之痛，又为万妃伤心。见着有这么一个可爱的小男孩在万妃身边，也必然极为宠爱，在感情上把他视为自己和万贵妃的孩子一般。

　　没过几年，汪直就被朱见深封为御马监太监。

　　太监，就跟今天的“总监”一样，是一个大部门的负责人。御马监是宦官机构中权势仅次于司礼监的部门，跟兵部一起，共同掌管天下兵马调动。御马监太监与兵部尚书权力相当。根据史书记载，汪直被封为御马监太监的时间不会晚于成化十年，那时候汪直也就十来岁。[2]朱见深直接把一个十岁小孩封为正部级高官，不可能是昏了头想让他干什么大事，应该就是纯粹的宠爱，赏个大官哄他开心——注意是朱见深哄汪直开心，而不是相反。御马监的事务还有其他太监管理（兵部尚书也经常不止一个，各自分管一块）。

　　到了成化十二年，京城里面发生了一系列怪事，主要是闹妖怪，搞得人心惶惶，其中还有妖人跟宫内的太监勾结混入皇宫，被发现了杀掉。

　　这一系列事情，引起了朱见深的警觉，就跟朱元璋发现占城贡使到南京来没有人跟他报告一样，怀疑官僚机构给他汇报的情报有所隐瞒。就派十二三岁的汪直带着两个校尉（低级武官，应该是给汪直当保镖的），化妆成普通市民，骑着毛驴或者骡子，出宫去打听消息。“大政小事，方言巷语，悉探以闻”。

　　汪直足够聪明伶俐，打听到了很多有价值的消息，又没有暴露身份，朱见深非常高兴，觉得可以好好的用一下汪直。

　　这样过了半年多，朱见深觉得时机成熟，正式下令成立“西厂”，任命不到十四岁的汪直担任西厂提督，派韦瑛等人给他做助手，再从锦衣卫等机构调一批人员来负责具体的侦查、抓捕、审讯等工作。之所以不直接任命汪直当东厂太监，而是另开一个西厂，主要原因应该是汪直“年幼”，东厂是司礼监管着的老牌监察机构，任命升迁都有一套程序管着，比较麻烦，所以干脆新设一个，让汪直放手去干。

　　西厂成立后，办的最轰动的一件案子就是“杨晔案”。杨晔是杨荣的曾孙，在福建担任建宁卫指挥（军分区司令）。杨荣就是朱瞻基在位的时候著名的“三杨内阁”之一，被视为文官的楷模。杨晔的父亲杨泰当过相当于军分区副司令的职务（指挥同知），已经退休。这家人在当地横行霸道、侵占田产，还参与东南沿海的走私活动，积累了巨万家资。接连闹出了好几起人命官司，地方官员不敢管，但终究还是被个别实在看不下去的官员透露给了御史，被御史弹劾。朝廷派了刑部主事王应奎和锦衣卫百户高崇去福建调查。

　　这个事儿本来汪直不知道的。但是杨晔携带巨资到北京行贿，因为有杨荣的老关系，基本把高级官员都打点到了，想要摆平此事。汪直是皇帝最宠信太监，也被列入行贿名单。钱送到了韦瑛那里，韦瑛就向汪直汇报了此事。汪直一听，这还了得？立即下令西厂派人去把杨晔抓起来审问，很快牵连到了其叔父兵部主事杨仕伟和姐夫礼部主事董序。

　　这样的案子，老道的办案者会知道适可而止，否则牵连度太大，会一发不可收拾。可不到十四岁的汪直哪里懂这些？连番审问下来，朝中重臣几乎全被牵扯在内——这事儿要是犯在朱元璋手里，估计又是杀的血流成河了。

　　西厂没有审判权，只能把审讯结果提交朱见深。朱见深下令移交法司审判，杨泰被判斩罪。杨晔则已经死在了西厂大牢。朱见深命太监钱喜和韦瑛去抄了杨晔的家，财产全部充公。但是宽宥了杨泰的死刑，只把他废为平民。杨仕伟、董序被贬官。派去福建调查的王应奎和高崇也收了杨泰的贿赂，被汪直派人在返京的路上当场搜了出来，下狱论罪。高崇病死在狱中，王应奎发配边疆充军。

　　从这个案子，我们可以看出明朝中期官场的腐败情况：高官子弟在地方上横行霸道无法无天，出了人命先是摆平地方官，被告到京城，又先后贿赂调查人员和中央高级官员。这跟曹雪芹的《红楼梦》里面的“薛蟠杀人案”是一样一样的，是帝国官场的常态。如果不是年幼无知的汪直坚持追查到底，这个事情一定不了了之。

　　按照常理，贪污受贿好歹是件见不得光的事情，朱见深没有杀掉杨泰，也没有进一步追究其他受贿官员的责任，可以算是网开一面了，收钱的人起码应该低调一点才是。

　　但实际情况正好相反，文官集团认为收点钱摆平人命官司并不算什么，唯独对于一个小太监竟然敢逮捕和审讯“文官楷模”杨荣的子孙，感到非常愤怒。经过商议，先由首辅商辂起草，以内阁名义联名上书；然后由兵部尚书项忠起草，六部九卿联名上书，弹劾汪直，要求裁撤西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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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0世纪，北京门头沟出土过一块墓碑，上面记录了一个叫李质的太监生平，是跟汪直同一时期由韩雍从广西进献进宫的，其经历可以作为一个对比：“朝廷命将出师讨断藤峡。兵踰化州路，公方髦髧，不知趋避，为过兵执去。主将见公容止与众迥异，报捷后乃进于朝。宪宗纯皇帝见而悦之，乃付御用监太监廖公寿名下。”（齐之鸾《明故神宫监太监李公墓志铭》）里面明确提到“髦髧”，也就是年幼的意思；进献的原因是“容止与众迥异”，也就是长得好。进宫后，朱见深亲自挑选，觉得不错，就让御用监太监负责抚养。据此推测，汪直也可能是朱见深见了觉得乖巧可爱，或者很像自己和万贵妃所生的孩子，才把他派给了万贵妃。
　　[2] 跟汪直同时进宫的李质，按照其墓志铭记载：“成化丙申，自长随升奉御。癸卯，升尚衣监右监丞，给乾清宫事。弘治庚戌，转升惜薪司右司副佥押署事。癸丑，升司丞。乙卯，升御用监右少监。戊午，升太监”。
　　也就是说，这个人在成化三年（公元1467年）进宫，成化十二年才被从长随升为奉御，十九年升为监臣；弘治九年（1493年）升为司丞；弘治十一年升为少监，弘治十四年（1498年），升为太监。从进宫到升为太监，经过了六个职级，用了三十一年。对照汪直十岁左右就直接当上御马监太监，可见其提升之速。

大参考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8-2）西厂有“罪”

　　二、西厂有“罪”

　　内阁的弹劾文章把西厂的各种“罪恶”都列了一遍，但大部分都说的比较虚，主要说西厂到处抓人捕人，闹得各级官吏惶恐不安，严重干扰了政府和军队的正常运转等等。但抓的人到底是不是有问题，则往往避而不谈。

　　比如，里面说了这么一件事：

　　“西厂官校分布沿河一带，遇有船到即加盘问。间有公差官员被其搜捡，以致往来客商军民人等闻风惊疑。”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西厂办事人员在通往北京和南京的运河要道上盘查来往船只，甚至连有公干的官员的船都敢查。吓得商人军民等人都不敢做生意了。

　　在文官集团看来，宦官竟敢检查官员的船只，简直就是大逆不道的行为。

　　但西厂为什么要查这些船呢？奏章里面没说。但别的史料里面有记载，《宪宗实录》里面抄录了一份奏折，是汪直把盘查船只的情况奏报朱见深以后，朱见深又下令都察院长官、左都御史李宾（就是替周洪谟上奏《流民图说》的那个李宾）等人去复查，李宾等人回复的奏折。里面说：

　　“汪直派遣韦瑛等缉访事情，发现有很多官员，坐船经过运河的时候，依仗权势，向沿途州县、驿站索取力夫拉船、装卸货物的情况十分严重。御史郭瑞巡按北京周边地区的时候，不仅不能制止这种情况，反而自己也这么干。而且，那些办理公差的官员们所乘的快船，往往超过实际需要，用一索十，甚至多至上百艘，里面往往夹带私盐或者其它贵重货物。所过之处扰民严重……大臣们经过讨论，认为汪直所奏事项切中时弊，应该及时下诏禁止，御史郭瑞应依法治罪。”[1]

　　汪直做的事情，其实是在大力纠正明朝官场的一大恶习，就是滥用驿站、假公济私。我们前面讲胡惟庸谋反的时候讲过：吉安侯陆仲亨从陕西返回北京，滥用驿站的车马，被朱元璋罚去山西捕盗。这种特权是一贯就有的。就跟今天官员公车私用一样。到了明朝中期，问题已经十分严重，如汪直所奏：官员们以出差公干为名，用十艘甚至上百艘官船运输私盐、货物来回贩卖，运输成本、人员吃喝全都算到驿站或沿途州县的接待经费上，赚的钱归自己。

　　这个事情对明帝国来说是非常要命的。到了一百多年后的崇祯时期，官员们滥用驿站的行为越来越严重，国家财政难以支持庞大的驿站支出。为了保住辽东的军费开支，不得不裁撤了一些驿站，结果导致了一个叫李自成的驿站工作人员下岗，然后他就参加农民起义把明朝推翻了。

　　西厂盘查官船的行动，是利国利民的好事，目标就是对准的官僚集团的腐败行为。这种事情也就西厂敢查。大臣们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但还是把它列为西厂的一大罪状。他们理直气壮的说：

　　“（西厂的很多做法）固有一二似为禁革奸弊，奈非祖宗旧制。所革未多，其失人心则已甚矣。若不早为除革，一旦祸兴，卒难消弭。”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文官集团再腐败，也不能让宦官来监督。因为这不符合祖宗旧制（宦官监察文官是朱棣开创的体例，不晓得他们说的祖宗旧制是哪个朝代的祖宗旧制）。如果不马上革除，就会失去人心、祸国殃民。

　　列举了这么一通罪名以后，奏章最后还加了一条：

　　“去岁七月以后，有妖物伤人，当时人言必有应验。及立西厂，惊动人心，一如妖物伤人之时。以此观之天道，预先示儆，不可不虑。”

　　这些饱读儒家经典的士大夫肯定都知道孔子有一句很有名的教诲：“敬鬼神而远之” 。为了弹劾太监，也顾不得那么多，直接把妖魔鬼怪都扯上了，说前段时间京城闹妖怪就是应验到西厂身上，西厂就是妖怪。

　　奏章里面也指出了一些西厂办案的真实弊病，主要就是用刑过重、而且刑及妇女，还有就是有时候半夜抓人、或者堵在政府门口把人就带走了等等。

　　作为一个新设立的监察机构，这些问题应该是都确实存在的。但没有道理认为，西厂干的比朱元璋时代的锦衣卫或者朱棣时代的东厂更过分。之所以西厂如此令人恐慌，真实的原因应该是锦衣卫和东厂属于老牌监察机构，经过与文官集团近百年的“互动”，各种“潜规则”已经建立得很“规范”了，早就跟文官集团同流合污了，出了什么样的案子用多少钱、走谁的关系摆平都很清楚。突然蹦出来一个不收钱、不按规矩出牌的小太监，别人给他送钱还要把人家抓起来审问，大家才感到非常震惊，如同发现妖怪一样，必须马上消灭。

　　内阁重臣、六部九卿联名弹劾的分量是非常重的，里面还有不少威胁皇帝的话：

　　“往者曹钦之反，皆由逯杲（读音：录稿）生事，有以激之。人所共知，可为明鉴。”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朱祁镇“夺门之变”后，司礼太监曹吉祥的侄子曹钦造反，就是因为锦衣卫逯杲想要查他才激出来的。皇帝陛下可要三思。

　　问题是：曹吉祥曹钦本来就干了很多为非作歹的事情，锦衣卫依法行使监察权是正确的，商辂等人竟然说曹钦造反就是锦衣卫逼出来的。那意思就是说应该放任曹吉祥和曹钦乱搞，他们就不造反了？

　　言下之意，朱见深你竟然让汪直反腐败，就不怕贪官们造反吗？我们内阁忠心耿耿、清正廉洁，当然不会造反，但是还有很多手握重兵的边镇武将、甚至皇亲国戚也被西厂查了（奏章里面提到过），他们会不会造反，我们就不敢保证了。

　　这个逻辑其实还比较符合事实——胡惟庸造反不就是朱元璋反腐败搞出来的么？朱元璋要看到商辂等人敢这么威胁皇帝，估计能气的从坟里爬出来灭他们十族。

　　还有：“（让西厂随意盘查来往船只）以此货物不通，将来京师公私费用何以仰给？”

　　这句话的威胁是比较实在的。文官集团掌管着天下钱粮运输，要是借口西厂查船导致运输出现问题，让北京粮食供应不足引起内乱，实在逼急了他们是有可能这么干的。

　　这个奏章还有一个蹊跷之处，就是连汪直出门带的随从太多这种事都要当做罪状来弹劾，却绝口不提杨晔死在西厂大牢的事情。

　　西厂自建立以后，逮问过不少人，但真正死在西厂大牢里的人只有一个，就是杨晔。

　　这可是西厂用刑太重最主要的证据：活活打死朝廷命官、军分区司令，简直骇人听闻。即便杨晔犯了死罪，也不能未经法司审判就给打死了啊？

　　全天下都知道这次弹劾行动的导火索就是杨晔案，而杨案中最不利于西厂的情节就是杨晔死在西厂。但奏章里就是不提。

　　不仅奏章里面不提，《宪宗实录》里面也只说杨晔死在西厂，没说他是被刑讯逼供致死的。至于所谓他遭受什么“弹琵琶”的酷刑之类，都是一百多年后的野史里面说的。所以就有人怀疑杨晔有可能不是被刑讯致死的，而是某些人为了避免他招供的高级官员太多，牵连太广，想办法秘密干掉的。

　　如果奏章如果只谈问题不举例，那么回避杨晔案还可以理解。但里面提到了一个案子，说西厂不经过合法程序擅自抓捕三品大员、浙江左布政使刘福。“刘福系正三品官，擅拏擅放，恣意所为，紊乱朝政莫大于此”。此人进京办事，有人想陷害他，向西厂诬告。汪直就派人去把刘福抓起来审问，查了几天发现没这回事，就给放出来了。

　　这事情其实可以说明汪直办案公道。如果换成别人，就算没证据，可能为了面子也要编出点罪名，或者严刑拷打整出来点罪名。刘福从西厂出来，也没说被严刑拷打、缺胳膊少腿。大臣们连这个事情都要说，偏不说杨晔之死，尤其显得奇怪。应该主要还是心虚。

　　朱见深看到这份奏章，勃然大怒，派司礼监掌印太监怀恩到内阁质问诸大臣：

　　“用一个小太监查案就会天下大乱吗？这个奏章是谁主使？”

　　第一个问题问的很有道理：高官子弟在地方上打死人可以花钱摆平不会天下大乱，各级官吏滥用国家经费贩卖私盐不会天下大乱，用一个小太监来查一下就要天下大乱，哪有这种道理？

　　内阁早就预料到了朱见深的反应，四个阁臣：商辂、万安、刘珝、刘吉异口同声的说：太监干政就是会导致天下大乱，这是祖传真理，毋庸置疑。至于弹劾行动，则是内阁和诸大臣出于公愤的联合自发行为，没有人主使。

　　怀恩其实也对汪直很不满，因为西厂抢了东厂的权势，而东厂是归司礼监管的。他马上就变了口气，说：“那我就这样回禀皇帝了。但回头皇上追究起来，你们可不要改口啊！”四人保证绝不改口，怀恩这才回去禀报朱见深。

　　第二天，六部九卿联合署名弹劾西厂的奏章也递了上来。朱见深这次没有发火了，因为他知道，不用问，此事肯定是有预谋有组织的行动，而且文官集团态度坚决。

　　内阁和六部九卿一起闹事可不是开玩笑的。朱见深毕竟没有朱元璋的威望和魄力，想了想，还是退一步算了。下令关闭西厂，汪直仍回御马监，韦瑛被贬谪戍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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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都察院左都御史李宾等奏：有旨命臣等看详太监汪直所遣官校韦瑛等缉访事情。瑛等访得，官员人等，舟经运河，倚恃势豪于滨河州县，多索人夫皂隶为害甚酷。御史郭瑞巡按北直隶，在其境内不能禁约，反令官府奉承，宜加之罪。且公差人所驾马船快船，用一索十，多至百余艘，往往夹带私盐重货。所经之处尤被扰害，至于势豪违法，中盐侵夺民利。其京官又多不顾名节、交通府县。若收粮者卖法取利、克减官粮，其弊多端，并宜禁约。臣等议直所奏深切时弊，请揭榜晓谕。御史郭瑞合依律问罪。”《宪宗实录》

大参考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8-3）反戈一击

　　三、反戈一击

　　汪直感到非常委屈，就跑来跟朱见深哭诉，说：“这个事儿不是内阁的意思，司礼监太监黄赐、陈祖生是福建人，收过杨晔的钱，我怀疑是他们在背后唆使的。”

　　朱见深一看：哎呀，心肝宝贝受委屈了。别伤心别伤心，看皇帝叔叔怎么帮你收拾坏人。随即就下令把这两个倒霉的家伙贬到南京去了。

　　朱见深根本就没有去调查黄、陈二人是否参与此事，完全是为了哄小汪直开心才把他们贬走的。这个旨意甚至比撤西厂的命令还要提前发出。怀恩再次跑到内阁去传达皇帝表示妥协的意思的时候，商辂很高兴，连声说：“谢谢太监帮忙”。怀恩说：“先生别高兴的太早，西厂还没关门呢，我方已经损失两元大将了（吾辈数人已折其二）。”

　　怀恩的警告是有道理的，朱见深关闭西厂不过是以退为进。文官集团的进攻来势太猛，他不宜硬顶回去，需要观察一下形势。

　　官员们的态度很快就出现了分化。六部九卿的弹劾奏章找大臣们一起签字的时候，其实就有问题。项忠是兵部尚书，奏章就是他住持起草的。但签字的时候他却说，吏部是六部之首，应该先让吏部尚书尹雯签头一个。项忠的手下的就去找尹雯，尹雯说这事项忠倡议的，为什么他不签第一个？那人就把项忠的理由说了。尹雯大怒：“今日才认得六卿之长吗？”意思就是说，你们平时不把吏部当回事，现在需要人去跟汪直火拼了，才想起来把老子推到第一线挡枪啊？

　　究其原因，还是因为项忠为人骄傲，当了兵部尚书以后一直没把其他部门的领导放在眼里。从他荆襄平叛中那封与群臣对骂的奏章就能看出来，这是个喜欢得罪人的主儿。

　　项忠跟汪直闹僵，也是一样的原因：有一次汪直坐着轿子，带着一大队人马从大街上经过，正好跟项忠的轿子迎面而过。汪直不知道是项忠，就这么过去了。过了之后才发现——可能是手下人告诉的，于是连忙带着队伍追回去，跟项忠打招呼并道歉。

　　这应该是很给面子了。但项忠既不下轿、也不理会，给汪直难堪。估计他是这样想的：你一个小太监见了尚书大人竟然敢不下轿请安，现在追回来也是失礼。汪直当然也生气了：给你脸不要脸，你以为本太监怕你？以后再在路上碰到别说打招呼了，直接就跟项忠抢道。二人关系很快就形同水火。

　　尹雯虽然最后还是在奏章上签了字，但随后就派人告诉韦瑛，说这个奏章是项忠写的，他是被迫签字。这表明在文官集团内部，对于撤销西厂一事，也是有不同意见的，并非铁板一块。

　　西厂撤销的第二天，都察院的长官、左都御使王越，找到内阁大臣刘珝和刘吉质问：“汪直行事公道，像黄赐这种人专权纳贿，如果不是汪直，谁能把他赶走？商辂和万安在内阁任职时间长，是非很多，所以对汪直有所忌惮。二位刚刚入阁，为什么也要参和这里面的是非？”（汪直行事亦甚公。如黄赐专权纳赂，非直不能去。商、万在事久，是非多，有所忌惮。二公入阁几日，何亦为此？《明史·王越传》）。

　　刘珝就不说话。刘吉反驳道：“我们弹劾西厂，是为了朝廷，不是为了个人。你说汪直行事很公道，那朝廷还要公卿大臣做什么？（不然，某等言事，为朝廷，非为身谋也。设使汪直行事皆公道，朝廷置公卿大夫欲何为？《明史·王越传》）”

　　这番话听起来正气凛然，但逻辑很有问题：汪直做的事是在抢大臣们的饭碗，不管他做事公道不公道，都必须要弹劾。

　　话讲到这个份上，王越也就无言以对了。

　　经过这么几个事情，让朱见深看到，内阁和六部九卿其实并不团结。尹雯摆明了不支持项忠；都察院的两位长官——王越和另外一个左都御史李宾，明显意见冲突；刘珝面对王越的质问默不作声，说明他心里面未必十分支持商辂的奏章，很有可能也是被迫签字。

　　只要文官集团不团结，就比较好办了。

　　被贬到南京的黄赐应该是确实收了杨晔贿赂的，汪直这么说、王越也这么说，阁臣也不否认。朱见深决定把他作为突破口，授意东厂重新抓起来审问，很快就把项忠给供了出来。御史的弹劾奏章也恰如其时的出现，把项忠各种大小过失一股脑翻出来。

　　朱见深下令将项忠交法司审判。项忠坚决不认罪，但法司仍然判他罪名成立，贬为平民。至于具体是什么罪名，正史里面没有记载。从黄赐的这条线索来看，应该还是“杨晔案”的延伸。

　　由于韦瑛被贬去戍边去了，汪直手下一时没有得力的助手，非常不爽。朱见深就跟他说：韦瑛是个粗人，那些大臣跟他没法沟通，所以才一定要把他赶走。我建议你去找个文字好的又能干的来给你帮忙。

　　汪直就去找。有人跟他推荐说锦衣卫吴绶不错。汪直把吴绶找来，让他写了两篇文章，看了之后非常满意。跑去跟朱见深说：找到了。朱见深随即下令把吴绶破格提拔为锦衣卫指挥使，主管镇抚司。镇抚司是锦衣卫里面负责抓人和审讯的部门，是锦衣卫的核心部门。朱见深这么干，其实就是把锦衣卫交给了汪直管理。

　　这两件事释放出来了很明显的信号：汪直没有失宠，皇帝仍然打算继续重用他。

　　御史戴缙和王亿看到了这个苗头，就上疏为汪直辩护：“太监汪直厘奸易弊，允合公论。汪直所行，不独可为今日法，且可为万世法。”

　　更绝的是，这篇奏章还针对商辂所说的北京闹妖精是应到西厂身上，反驳说：“自古人臣，一遇灾变，辄自修省，以回天意。乞令两京大臣自陈去留。”

　　也就是说，闹妖精这种不祥之兆不是你们说要应到西厂就应到西厂的，古代大臣遇到这种情况是要反躬自省的。我们建议让各位大臣自己上奏反思自己的过错，说明自己该留任还是辞职。

　　戴缙和王亿在此之前都跟汪直没有交往的记录，而且都是级别比较低的御史，平时都是外地巡视，很少回京，也没有跟汪直直接沟通的渠道。从当时的形势来看，这次上奏有一定的投机性质；但也可能是他们本来就觉得西厂反腐败干得好，原来不敢说话的，受到项忠被逐、吴绶升官的鼓舞，才决定出头为汪直申冤。

　　具体戴缙和王亿怎么想的不知道，反正朱见深看了之后大喜过望，马上下令重开西厂，汪直任西厂提督。而且表示同意奏章所言，让大臣们上奏“自陈去留”。

　　闹妖怪这种事情，本来就不是政治斗争所宜言。商辂非要扯进来扣到西厂头上。这下被反戈一击，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既然皇帝都说了京城闹妖怪大臣也有责任，让大家自陈去留，作为内阁首辅总不能说自己表现良好、没有责任吧？商辂只能上奏请求辞职。朱见深立即批准。跟着被赶走的，还有左都御史李宾等十几位在弹劾西厂中表现积极的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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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8-4）狠心治国

　　四、狠心治国

　　汪直复出，火力更猛。

　　第一个开刀的，就是南京镇守太监覃包。

　　南京镇守太监是代表皇帝镇守南京的，在太监排名里面仅次于司礼监掌印太监和御马监太监，一定是皇帝非常信任的人物。这个覃包也是朱见深当皇太子期间就伺候过他的。因为这一点，才负责镇守南京。本来汪直没去查他，而是派亲信韦瓒（韦瑛的弟弟）去福建继续查杨晔案涉及到的地方官员。韦瓒走到南京附近，就听说了覃包最近闹出了人命案，仔细一打听，原来是他用上百艘官船往北京运送私盐，行至河南河北交界处的武城县甲马营时，巡查人员向武城县令报告。县令派典史率人盘查，覃包拒绝检查，让手下殴打典史，打死一人，打伤多人。

　　韦瓒深知案情重大，就在南京滞留了几日，搜集一些与此案相关的一些情报。结果被覃包的耳目发现，说有人在四处打听您打死人的案子。覃包马上叫人去把韦瓒给抓了起来，一搜果然搜出来不少材料。刑讯之下，韦瓒承认自己是“假冒”西厂办事人员来调查的。覃包于是把韦瓒押送北京，交付西厂处置。

　　汪直立即向朱见深告发此事。朱见深下令将覃包逮捕，经过核查事情属实。汪直坚决要求判处覃包死刑，朱见深刚开始表示同意，但后来经不住覃包不断的托人说情，还是宽宥了他，改为革职，罚往孝陵司香（负责每天给朱元璋的坟烧香，是低级太监的工作，跟前东宫太监王纶被贬往孝陵种菜是一样的处罚，司香比种菜能轻松一点）。

　　接下来，就是驸马懋凯指使手下打人，致伤人命。汪直接到报告，让吴绶把懋凯下锦衣卫大牢，审问属实，奏请朱见深法办。朱见深说：懋凯不守法度，恣意非为，看在公主的份上，姑且从轻发落。革去驸马冠带，穿着普通监生的衣服去国子监读书习礼，每年减少五百石的俸禄。

　　从上面几个汪直处理的案子来看，他收拾的都是一般人得罪不起的皇亲国戚、权势太监、高官子弟等。汪直谁的面子也不给，把帝国最大的几个利益集团全部得罪了一遍。几个大案办下来，对这些无法无天的权贵应该是有所震慑的。而对这些人的处置，又都要上报朱见深批示。汪直只有侦查、逮捕、审讯之权，审判和定罪则必须经过文官掌握的“三法司”（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1]，而最终如何处理还是皇帝拍板。实际上，这才是明朝所谓“宦官专权”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情况：宦官只是皇帝监察百官的工具，而不能架空皇帝的权力。

　　成化十三年十一月，西厂复开之后不久，汪直上奏：

　　“最近捕获大量盗贼，多是各地军户逃跑潜住在京师的人。这些人多冒名投托，游荡作乱，无所不至，因为没有户籍，难以管理。如果令官校缉访捉拿，难免会惊疑扰民。

　　请求诏命都察院发文，限其一个月内到官府登记。首次被告发的仍发回原卫所州县服役，免究其罪。如果隐匿不报，被查出来的，发配到偏远的边疆，并且罪连其投奔的主家。如果真是因贫困难以返乡的，审查其来历没有问题，可以编到北京附近的卫所，发给食粮，使其得所。”

　　这份看似普通的奏章包含了大量的信息，与西厂的建立有重大关联，需要详细分析一下。

　　首先，汪直在奏章里面提到了大量军户的逃亡。这个军户，是朱元璋建立“军屯”制度的产物。这些人的户口种类是“军户”，世代以当兵为业。国家在驻军地附近发给他们土地，自己耕种、娶妻生子，需要上交粮食充作军费，还要定期参加军事训练和出征。子孙后代也必须有固定的参军名额，保证兵源供应。这样国家就可以减少从内地招兵和运粮的麻烦。

　　随着军队的腐败，军官们大量的侵占普通士兵的土地、克扣士兵粮饷，这些“军户”该交的粮食和参军的义务还是得承担，他们就很难依靠军屯制度生存了，因此被迫大批逃亡。

　　这些人逃离其户口所在地以后，就成了无业游民。其中就有跑到荆襄地区聚集的，还有跑到东南沿海进城打工的。还有一部分人，则跑到了北京。因为国家首都就业机会多嘛，到某大官人府里当个杂役什么的比较容易。这跟今天很多人到北京当“北漂”有相似之处。当然二者差别还是很大，今天的流动人口现象主要是国家工业化拉动了城市化，它是建立在农村地区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的基础上的。

　　但明朝中期的流民问题，并不是农业生产率提高的结果，而是整个官僚体系腐败、土地兼并加剧的结果。军屯的破坏只是其中一种情形。还有很多普通农民也面临着同样的窘境：土地没有了，但税赋和徭役还要继续承担。这些人只能逃离户籍所在地。于是才有了大量流民出现。北京也成了重灾区。

　　从这份奏章透露的信息来看，前面所谓的北京地区不断闹妖怪，还有妖人勾结宦官进入皇宫被发现。这些事情不是什么“不祥之兆”，而应该是北京地区治安形势恶化的表现。各种三教九流的非户籍人口都跑到北京呆着，鱼龙混杂，肯定会不断的闹出各种妖蛾子出来。朱见深居住在皇宫，对治安状况此类小事应该是不知道的。文官们也不会向他汇报。只有出现像荆襄叛乱这种大事了，才会报告到皇帝面前。等到北京地区不断的发生各种诡异事件，连朱见深都听说了以后，他才警觉起来，于是派汪直乔装出宫打听消息。

　　这种初步尝试的结果，一方面让朱见深对汪直的办事能力更为信任，另一方面也让他发现原来社会问题比文官们报告的严重得多，必须想办法整顿。这才决定建立西厂。西厂成立后，汪直上奏所谈的事情最多的有两种，一种就是权贵腐败的大案要案，另一种就是如何处理军户逃亡问题和完善边疆地区的军事制度。后面这一条主线是一直都有的，这也是朱见深密切关注的问题。

　　从这个角度来说，西厂的设立，并不只是朱见深宠爱汪直这么简单，而是明朝中期官场腐败和土地兼并加剧的必然产物。

　　建国之后，朱元璋当了十多年皇帝，慢慢发现文官集团太腐败，靠不住，于是建立了锦衣卫；等朱棣上台，发现锦衣卫也容易跟文官集团走的比较近，也不是很靠得住，又另外建立了东厂；到了朱见深时代，太监们也跟贪腐集团同流合污了，于是又不得不挑选最亲信的太监来另外成立西厂。这已经是皇帝与官僚集团较量的第三个回合了，实际上，这也是皇帝手里面的最后一张牌了。在反腐败这条道路上，皇帝真的快成孤家寡人了。

　　朱见深的治国思路，到目前为止可以很清楚的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成化九年之前，这个阶段的核心任务是“治乱”，也就是先把各种地方叛乱紧急镇压下去，恢复基本的和平局面，为后续治理打下基础，在两广、荆襄、宁夏、建州、蒙古发动的一系列战争都是在这个阶段完成的；

　　第二个阶段是成化十年到成化十二年，这个阶段的工作重点是“治民”，从韩庸致仕开始，国家政策从军事镇压向地方治理变革转变，其最高潮就是荆襄地区的治理；

　　第三个阶段是“治吏”。重点区域的治理形势全面好转以后，朱见深的注意力就转移到全国的整体治理问题上来了。从成化十三年建立西厂开始，朱见深利用自己亲自培养的太监汪直，对严重腐化的权贵势力进行打击。

　　为了治理好这个国家，朱见深确实也是够累的。主要应该是心累。他在不同的阶段任用不同的人物，每到一个新阶段阶段，都必须狠心跟前一个阶段并肩作战的战友们决裂。也就是现在说的“不换思路就换人”。

　　为了当个好皇帝，他必须把尽心伺候自己多年、最亲近的太监王纶狠心罚去做苦役，而重用李贤等文官大臣；为了从战争转向治理，必须强迫默契配合多年的韩庸退休养老；为了重用汪直，必须将自己独具慧眼、冒天下之大不韪提拔起来的项忠下狱治罪——从史料记载来看，项忠案有可能是幕后黑手制造出来的一个冤案，而这个幕后黑手就是皇帝本人。

　　还有就是商辂，这是明朝历史上官方认可的唯一一个“连中三元”的大才子——也就是在地方的科举考试中得了第一名“解元”，到中央科举考试中再得第一名“会元”，然后再在皇帝亲自主持的金銮殿殿试中获得第一名“状元”。

　　商辂是朱祁镇点的状元。土木堡之变，朱祁镇被俘，商辂与于谦等人一起拥立了朱祁钰。然后，朱祁钰想要废掉朱见深另立自己的儿子为皇太子。在此过程中，商辂是支持朱祁钰的，并得到朱祁钰的重用。朱祁镇复辟后，把商辂贬为平民。

　　朱见深登基以后，认为商辂很有才能、做事公允，将他官复原职，并提拔进入内阁。凡是有人提到商辂当年参与废立太子之事的，朱见深总是予以严厉谴责，说：“唐太宗可以重用魏征（李世民杀掉哥哥李建成当上皇帝，魏征是李建成的旧臣），我重用商辂有何不可？”商辂确实很能干，颇有政声，提了很多改革建议都被朱见深采纳。李贤和彭时去世以后，就让他当上了内阁首辅。从“连中三元”到百官领袖，朱见深帮助商辂实现了读书人的最高理想，成为中国科举制度只有在理论上才能出现的完美代表。

　　现在，为了一个十四岁的小太监汪直，又要把商辂赶走。

　　朱见深守着一个比自己大十七岁的万贞儿尚且终生不渝，却在国家治理中一轮又一轮的翻脸不认人。想必他也不是无情的人，每一次辞旧迎新，心里应该并不会很好受吧。

　　[1]刑事审判权在刑部，“交付法司”一般是指交到刑部审理。大理寺负责复核刑部的审判结论，为冤假错案平反等。都察院负责监督审判过程。重大案件则需由着三个部门会审，称为“三司会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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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贪局、纪委，反腐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在信息化时代，可以建立起全民监督制度，而制度的落实又需要官僚阶层。反腐的目的就是建立一个高效的官僚阶层，没有执行层，好的理念无法实现，通过教育和学习，提升官僚阶层的素质，建立他们的信仰，是最终实现建成共同富裕的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