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鹏：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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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4-2）反腐风暴

　　二、反腐风暴

　　朱元璋这个人出身社会的最底层，他的父母就是被元朝末年的贪污和暴政害死的，自己又当了三年乞丐，亲眼目睹了底层官吏、骄兵悍将对人民的残害。所以，对文官武将的贪污腐败和仗势欺人，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痛恨。这种情绪，不是通过读书学习能够体验得到的。

　　据野史记载，他那个时候发过誓：我若是当了皇帝，必杀尽天下贪官！

　　朱元璋有没有发过这个誓恐怕是无法考证的。但像他这个很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人——这从他后来带兵对待手下和老百姓就能看得出来——对于贪官污吏的切齿痛恨是一定有的。这种心理不需要什么证据，如果你的爸爸、妈妈、哥哥、弟弟都被贪官污吏迫害致死，正常人都必然有这种：“老子当了皇帝，一定把这些人斩尽杀绝”的想法。没有这种想法，反而不正常。

　　对这个世界上的绝大部分贫苦人民来说，这样的想法只是在泄愤。大多数人也就想想而已。实在受不了的，充其量不过一时兴起，杀掉身边几个贪官，跟他们同归于尽，对历史不会发生任何影响。

　　但朱元璋跟所有的这些人都不同：他竟然真的当了皇帝。

　　——青少年时候内心的誓言，终于可以变成现实了。

　　一个人基本的价值观人生观，都是在成年以前就基本定型的。朱元璋的父母是他十五岁的时候去世的，他到了18岁才结束流浪生涯到庙里当和尚，25岁才参加农民起义军。他有足够的时间和心智来体验家庭的幸福和家破人亡的痛苦。家庭和个人的苦难对他来说绝对不是一个可能抹去的、零星的、或者模糊的童年记忆，而必是刻骨铭心的伤痛。

　　当上皇帝以后，朱元璋在宫里设了父母的灵位。某一年各地大旱，至次年春仍未缓解，朱元璋和皇后一起减少膳食，在父母灵位前喃喃自语：“过去父母大人遭遇凶年用草夹在米中当饭吃，我哪里敢忘呢？现在老百姓又遇上了灾年，这都是我治国无能啊。”从这个事情可以看出，他对于年少时家庭的悲惨遭遇，是一刻也不曾忘掉的。

　　只有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我们才能解释，为什么朱元璋会放过那些跟他争夺天下的枭雄及其后裔，而对手下的文臣武将们大开杀戒。

　　后来朱元璋杀了许多贪官，将这些案例编辑成册，起了个名字叫做《大诰》，要求全国人民每家每户都看，以起到宣传反腐败的效果。这个《大诰》用的是很通俗的明朝白话，是朱元璋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说的，非常好懂。在专门收集武将们贪污腐败的《大诰》第四集《大诰武臣》的序言里面，朱元璋这样说道：

　　“这等官人，上坏朝廷的法度，下苦小军……那小军们苦楚，也不如猪狗。且如人家养个鸡狗及猪羊，也等长成然后用。未长成，怎么说道不喂食、不放？

　　……如今军官全家老小，吃着穿着的，都是军（军：这里指普通士兵，下同）身上来。这军便似他家里做饭的锅子一般，便似仓里米一般，又似庄家种的田一般。

　　这军官们，如今害军呵！他那心哪里是个人心？也赶不上禽兽的心。似他这般害军呵，却便似自家打破锅子要饭吃；却似露天地里放着米, 眼前吃一顿，别的都烂了，明日再要米吃，有也无？……

　　且如在京的管军官吏人等，我每日早朝晚朝，说了无限的劝戒言语。若文若武，于中听从者少，努目不然者多……及其犯法到官，多有怀恨，说朝廷不肯容，又加诽谤之言。为这般凌迟了这诽谤的人若干。

　　及自有一等不诽谤，甘心受贬，做军三二年、五七年、十数年，才可怜他，召回复职，到任都无两月，其害军尤甚前日。

　　似此等愚下之徒，我这般年纪大了，说得口干了，气不相接，也说他不醒。我将这备细缘故，做成一本书，各官家都与一本。

　　这话直直地说：军官有父母的，父母们教诫；有兄弟妻子的，便教都看了，自家心里寻思：把做自家做军，似这等过活，受得过去，也受不过去？

　　若是将心比心，情意度量到根前，果实过不去呵！

　　那做父母妻子兄弟，怎么可怜小军，发些仁慈心，教那为官的休害小军。

　　我许大年纪，见了多，摆布发落了多，从小受了苦多。军马中，我曾做军来，与军同受苦来，这等艰难备细知道。……这文书各家见了呵，父母、妻子、兄弟、朋友，怎么劝诫，教休做这等恶人，合着天理仁心了行，却不好？”

　　上面这些，都是朱元璋自己写的原话，是当时最好懂的口语，识字的人都能看明白。读起来就好像是家里一个唠叨的长辈在没完没了的劝诫年轻人：你们不要搞贪污腐败呀，会把下面搞得很苦，要有良心，不然要杀头的。

　　以皇帝的身份这样说话，我相信确实是良心话、真心话：他自己就是当兵出身，了解基层士兵的疾苦，晓得军官们是如何克扣军粮、收受贿赂、让士兵给自己家里的事当苦役……等一系列违法行径。对这些行为，自然特别痛恨，因此下手也很重，《大诰武备》后面列举了三十二个案例，大部分犯罪的军官都是被砍头抄家的。

　　另外几篇《大诰》主要是说贪官的，序言里面也都在反复强调一个意思：

　　贪官污吏把人民害得很苦，我从小就吃惯了这样的苦头，所以要坚决打击。编制这些案例集，把贪赃枉法的招数都公布出来，人民要晓得监督，官员们要晓得你们那些见不得光的行为是躲不过惩罚的。教育工作我也尽力了，每天上朝都要说，还编了那么多书来教育你们，摆事实讲道理，有人以后还要再犯的，就不要怪我下手重了。

　　有了这样的心理和逻辑，朱元璋因此也就成为历史上对贪官和权贵最为残暴无情的皇帝。

　　根据朱元璋主持制定的《大明律》，贪污八十贯铜钱就要处以死刑。大概相当于80两银子。但是后来他觉得这个标准还是太高，在具体实施中，不少官员被凌迟、阉割、剁手、挑筋，诸多汉代即遭废除的肉刑被再次起用。后来又另外颁布律令，改为贪污六十两就要处以“剥皮实草”：砍掉脑袋以后在地方衙门旁边专设的“皮场庙”剥皮，皮被剥下以后被填上稻草，摆在衙门的公座边上，起着杀一儆百的作用。

　　除了刑罚严峻以外，朱元璋还有两个方面做得很绝。

　　第一，是不避皇亲国戚、亲信朋友，一视同仁。

　　明朝开国功臣朱亮祖，被封到广东当永嘉侯。结果跟当地土豪勾结起来，欺行霸市，还诬告打击土豪的清官道同，导致道同被冤杀。朱元璋得知后下令把他和他的儿子押到京城，亲自鞭打致死。

　　还有就是朱元璋的女婿、附马都尉欧阳伦，不顾朝廷的禁令，向陕西贩运私茶。以为自己是马皇后亲生女儿的丈夫，怎么也不至于被杀头，至多也不过被罚点俸禄什么的。可是后来欧阳伦被一位小吏告发后，朱元璋立即下令赐死欧阳伦，并同时颁发通敕令，表扬告发欧阳伦的小吏。

　　为了培养和提拔人才，朱元璋专门成立了培养人才的国子监，为年轻读书人提供升迁机会。他对这些新科进士和监生厚爱有加，经常教育他们要尽忠至公，不为私利所动。然而洪武十九年，他派出大批进士和监生下基层查勘水灾，结果有141人接受宴请，收受银两、钞票和土特产品。朱元璋一边哀叹难过，一边下令将这141人全部斩杀。

　　第二，就是凡有贪污案件发生，必定顺藤摸瓜、斩尽杀绝。

　　这一招是最狠的，一旦诛连起来，就几乎无法停止。比如甲收了乙的贿赂被发现，就把甲和乙都抓起来审问，逼着他们再供出平时有无跟其他人行贿受贿的记录。这样跟这个案件本身毫无关系的丁，因为以前给甲送过钱，也会被查出来。然后再审问丁，可能丁又因为别的事情给官员丙收过钱，于是再审问丙……

　　明朝历史上——也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甚至人类历史上，杀人最多的贪污案——郭恒案，就是这么顺藤摸瓜摸出来的。刚开始只是有人揭发礼部侍郎郭恒窜通六部官员贪污江浙一带的税赋。结果一追查起来就没完没了，最后中央政府诛杀了数百名官员，地方上诛杀了上万人，除了官员，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参与窝赃、分赃的官员的亲戚朋友，最后查出来的贪污总额高达七百万石粮食，相当于全国一年税赋的四分之一。

　　这个数量是什么概念呢？2013年全国财政收入大概是12万亿，四分之一就是3万亿。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能源局长刘铁男（比郭恒的侍郎高一级）查出来贪污了三千多万。民间传说夸大十倍，说有3亿。就以民间传说来算，也需要抓1万个刘铁男这种级别的贪官才能凑够3万亿，而全中国副部级以上的官员总数也就三四千人，

　　这么大的贪污量是怎么来的呢？主要是朱元璋念及自己起兵的地区在江南一带，这些地区的 老百姓遭受的战乱最严重，同时又是老革命根据地。所以经常下令减免这些地区的税赋。比如洪武十七年，就把所有民田的赋税全免，官田的赋税减半征收。但下面的官员根本不执行，而是继续照常征收，收上来之后一起私分了。这些地方是中国最富裕的地区，每年应交的粮食都有四五百万石，多年减免的部分累积起来，数量就很惊人，而且涉及面极广，从中央到地方，从官员到地方土豪都参与了“分肥”。

　　这个数字把朱元璋都吓到了，在《大诰》里面说：真正的数量我怕说出来大家不相信，所以我只说有查实的是七百万石。历朝历代贪污的人很多，但贪污数量这么大的，还真是罕见。

　　最后，他不得不颁布圣旨，说郭恒案到此为止，不再追查了。这才停止了诛杀，因为再追查下去政府就要无法正常运转了。

　　（完。请看下集《发动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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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4-3）发动群众

　　三、发动群众

　　朱元璋不仅杀人狠，还很重视“发动群众”，这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他立了一条最特殊的规定：普通百姓只要发现贪官污吏，就可以把他们绑起来，送京治罪，而且路上各检查站必须放行。如果有人敢于阻挡，不但要处死，还要株连九族！

　　老百姓有这样的特权，这是一个以往任何统治者想都不敢想的政策，但朱元璋就是这么规定了，不仅规定了，还不折不扣的执行。

　　在《明大诰》的《县官求免于民》一篇里，就记录了农民赵罕晨将县主簿汪铎等几个官吏捆绑押送进京的案件，最终结果当然是“犯事”官吏被杀。

　　而在《大诰·民拿下乡官吏》中，则记录了常熟县农民陈寿六等将官吏顾英绑至京城面奏的案件。在这起著名的案件里，朱元璋不仅杀掉了被绑进京的官吏，还特别警告道：有对陈寿六进行打击报复的，一律族诛。而且以后陈寿六真有过失，也只有朱元璋本人有权审问他——陈寿六堪称当时的天下第一农民。

　　朱元璋这个招数，可以说是前无古人。但后有没有来者呢？有。不仅有，而且这个后来者做的比他更激进、更大胆、更彻底。

　　这个人就是毛泽东。

　　朱元璋只是把发动群众作为反腐败的一个特殊手段，实际执行的案例只有很少几个。而到了毛泽东那里，“放手发动群众”成了解决各种问题的经常性手段。不是发动一个两个，而是搞全国性的群众运动。打土豪分田地，要发动群众；搞社会主义改造，要发动群众；反腐败，要发动群众；搞文化大革命，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更是让群众起来夺权造反，天下大乱。

　　“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这就是毛泽东的豪情壮志。相比之下，朱元璋在发动群众方面，就要小气的多了。但毛是工农革命领袖，而朱是古代帝王，他能做到这一步已经是石破惊天了。

　　作为大一统国家的开国领袖，朱元璋和毛泽东是出身最贫寒的，汉高祖刘邦虽然也出身平民家庭，但在造反之前已经当上了亭长，是正科级干部。还有就是只做了七年皇帝就去世了，中间还在不断的带兵打仗，没有来得及系统的制定国家政策。只有朱毛二人是真的底层造反起家，而且当了二十年以上的最高领袖。他们做事情，就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喜欢把自己的想法和政策直接诉诸底层群众。他们觉得只有底层的老百姓才最能理解自己的苦心，也不害怕底层群众发动起来以后会造成混乱。

　　在向腐败的官僚体系宣战的过程，朱元璋要求家家户户都学习他编写的《大诰》，还规定每个乡镇都要举办专门的讲课点来讲授《大诰》。家里有人犯罪的，如果能够熟知《大诰》中的案例，就可以减一等判刑；反之，就要罪加一等。总之就是要保证他的反腐败精神能够传达到普通老百姓那里去，达到家喻户晓的目的。而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毛主席语录》也是人手一册，“反帝反修”的革命思想传遍神州大地。

　　朱元璋宣讲《大诰》的目的，不是为了神话自己，让全国人民崇拜他——《大诰》里面没有吹捧其文治武功的内容，全是刑法案例——而是为了形成一种贪官污吏人人喊杀的局面；同样，毛泽东同意林彪等人搞“个人崇拜”，把他的语录做成“红宝书”，也不是为了过一把皇帝瘾，而是为了实现他改造中国官僚主义传统的政治目的。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讲到“文革”的时候再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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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聆听！楼主给力，期待下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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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4-4）官不聊生

　　四、官不聊生

　　在朱元璋的治下，大明朝就成了有史以来第一个“官不聊生”的朝代。

　　朱元璋对官员很刻薄，甚至可以说很凶残；但是对老百姓却很宽厚。明朝的农业税收，是历朝历代最低的，严格按照“三十税一”的比例来征收农业税。这个比例只有在“文景之治”的时候被执行过，后来基本都是十五税一或者十税一。而且朱元璋还动不动就下令减免某些地方的税赋。

　　朱元璋时代和“文景之治”的区别就是：“文景之治”啥事都不干，任由地主豪强扩张势力、兼并土地，朱元璋则是逮着一个杀一批（不是逮着一个杀一个⊙﹏⊙老朱在屠杀贪官豪强方面属于战斗力爆表的类型）。

　　在这种情况下，官员的生活就很惨了。贪污会被杀掉，不贪污，由于国家税收很少，给官员发的工资自然也很抠门。一个县令的工资就是一个月900斤大米，这个水平大概相当于宋朝县令工资的一半。也是历史上官员俸禄最低的大一统朝代。

　　那这个工资到底是不是低得官员们必须要贪污受贿呢？

　　有人按照粮食价格来折算成今天的人民币，大概就相当于两千多块钱。这点钱要养活一家五六口子人，是肯定不够的。但这种算法不合理，因为粮食作为基本生存物资，一旦完全够吃以后价格就会直线下跌。在只能勉强维持温饱的古代社会，粮食比现代社会“值钱”得多。

　　我们用一种更复杂的方式来算一下：

　　一个县令一年的工资是10800斤大米，当时的土地亩产是平均不到150斤，生产这些大米需要72亩土地。

　　后来毛泽东回忆他的家庭的时候算过一笔账：“我家有15亩地，成了中农，靠此每年可以收60担谷。一家5口一年共吃35担——即每人7担左右——这样每年还有25担剩余。我的父亲利用这些剩余，又积蓄了一点资本，后来又买了7亩地，这样我家就有富农的地位了。[1]”

　　一担大概等于100斤，谷子打成大米大约要损失30%的重量，毛泽东所在的晚清时期亩产有所上升，大概每亩200斤。一家五口一年要吃35担谷子，就是3500斤，就相当于消耗2450斤大米，人均490。一个月大约40斤。一斤大米的热量大概是2000卡路里，相当于正常人一天消耗的热量。汉朝边防军的军粮是每天一斤半小米。青壮年男性吃的多一些，小孩老人和女性吃的少一些，所以一家人平均下来一人一天一斤米是够吃的，一个月就是30斤，剩下的10斤应该是用来换作肉类、蔬菜等其它家庭用度。

　　也就是说，一个县令，要养活一家五口人，只需要花费他工资的大概五分之一多一点（2450/10800=22.7%）即可。

　　当然，这是非常省吃俭用的生活方式。假设毛泽东的父亲不想积累财富，全年的粮食都用到家庭的吃穿上，那么应该可以过上还不错的生活。这只需要消耗4200斤大米即可。相当于县令工资的三分之一多一点（4200/10800=38.9%）。

　　大家都知道经济学里面有个很著名的“恩格尔系数”，就是一个家庭在食品方面的开支占家庭收入的比例。恩格尔系数达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非常富裕。

　　也就是说，按照朱元璋定的工资标准，一个县令只需要花费工资的38.9%就可以让五口之家吃饱吃好，属于“富裕”。而毛泽东的家庭当时实际花费了60担中的35担，也就是58%的收入在食品上，刚刚进入温饱线——比较符合当时中国农村中农家庭的实际情况。这也能从侧面看出，用恩格尔系数来衡量中国古代的生活水平，是基本靠谱的。

　　换而言之，一个县令不用下田劳动，在办公室里办办公务，就能赚到两个半中农家庭的全部年收入，全家吃饱吃好。如果能够注意节约，省下钱来买田买地的话，退休以后回家当一个地主富农是没有问题的。在朱元璋看来，这个标准定得一点也不低，而是相当可以的。因为他是贫农出身，这个工资够他们家全家六七口子人累死累活干上好几年了，怎么能说低呢？

　　但是，在官员们看来，这个工资标准就太低了，低得让人没有活路了。官员们是通过读书考试进入仕途的，属于人才、精英，社会地位又高，怎么能跟农民一样的吃穿用度呢？农民过年才能吃一回肉，官员家庭天天都要吃肉才行。农民可以衣衫篓缕，官员必须衣服光鲜整洁；家里还要雇佣人，办公还要雇佣书吏、幕僚，这些都要钱，都属于基本开支。光这些一年的工资就不够。还有官场上的交际，那就更不用说了。

　　朱元璋跟官员们的认识差距，可以称之为阶级意识的差异——工资够还是不够的问题，站在不同的阶级角度来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不一样的。

　　阶级意识这个东西，主要包括两个部分：阶级感情和阶级认识。前者，就是你站在什么立场上来看问题；后者，就是你的出身环境决定了你能认识到、了解到哪些情况。

　　朱元璋虽然当了皇帝，但他还是站在贫苦农民的立场来想问题，他所能了解到的日常生活，就是底层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在帝国制度下，要当好一个官员必须面对哪些具体而复杂的问题，他是不知道的。因为他没有当过官，不晓得当官也有当官的难处。他所能看到的世界，就是一个官员压迫老百姓的世界，那些官老爷们都很威风、也很腐败。所以，要求他们过一过跟农民差不多的生活，杀一杀他们的威风，在朱元璋看来就是完全应该的。

　　也就是说，不管在阶级感情还是阶级认识上，朱元璋都是从农民阶级的角度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相反，站在读书人、士大夫的立场来看，一切就完全不同了。

　　像赵匡胤，他出身军事地主家庭，虽然未必是大富大贵之家，但从小吃穿不愁，也不用学习耕田放牛。在他看来，县令这种官员，就应该过跟他小时候差不多的生活才对。而且他是一步一步升官升上来的，当过刺史、节度使，后来做到相当于宰相的位置。然后发动兵变夺取了政权。所以他相当了解做官的辛苦，知道官场上的那些“潜规则”有多么复杂。一个普通官员要在官场中生存发展，收点钱那是难免的，如果不在本人工资之外去搞点钱，用来应酬同事、孝敬上司，他在官场上基本就混不下去。收钱之后能把本职工作办好，不过分贪婪挥霍，就算是好官了。

　　所以赵匡胤制定的国策，就是给官员很高的俸禄，把大家养的舒舒服服的，而又不必承担太多的责任。这必然导致一个结果，就是农民的负担很重，过的很辛苦。他是站在官僚阶级的立场来看问题和分析问题的，所以对底层人民的疾苦，考虑的就要少一些，或者说也缺乏理解这个问题的生活体验和基础知识。

　　朱元璋每逢新进入官场的年轻官员上任，都要亲自召见，跟他算农业生产的帐：“你看你的俸禄，是多少石大米，折合成谷子是多少，要生产这些谷子要多少亩地、要多少农民辛苦干一年。然后这些谷子农民要交给国家，还要挑着走多少里地，来回走多少趟，多么多么辛苦。所以你不要嫌工资少，你一年的工资已经是农民们全家干多少年的收入了。”

　　这些帐，到赵匡胤那里，肯定是一笔糊涂账。他不可能知道得像朱元璋这么清楚，估计也没有兴趣去搞清楚。

　　[1]〔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版，第105～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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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4-5）建国后的权力斗争

　　五、山头之争

　　除了反腐败，朱元璋要做的事还很多，其中就有一件很特殊的任务：协调好开国功臣们之间的关系。

　　一般来说，会打仗的人，不一定会做好官；反之亦然。建立国家之后，论功行赏。而最大的赏赐就是官位。立下最大功劳的肯定是武将群体，但是又不能让这些武将们来治理国家，必须使用文官。结果就是：功劳大的人不一定能掌握实权，掌握实权的人在战争时期可能只是一个小官小吏。这里面就会产生非常错综复杂的关系，必须要靠皇帝来协调。

　　朱元璋起家主要依靠两个方面的人才班底，一是淮右军事集团，一是浙东士人集团。淮右地区就是淮河中下游的那么一块地方，主要是在今天的安徽省淮南市附近，朱元璋也是淮右地区出身，所以后来喜欢自称“淮右布衣”。那地方的特点就是穷，不识字敢拼命的英雄好汉比较多，跟朱元璋一起打天下的武将大部分都是从这个地方来的；而浙江一带商业发达，出文人比较多，等朱元璋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很多文人谋士来投奔他，也形成了一股势力。

　　统一中国以后，这个淮右集团和浙东集团两个“山头”的矛盾就凸显出来了。淮右集团势力大、革命资历老、武将多；浙东集团文人比较多，资历比较浅。

　　在封官的时候，朱元璋比较注意照顾山头，把宰相的位置给了淮右集团中功劳最大的李善长，位居百官之首；而把御史中丞的位置给了浙江集团的首领刘伯温，主要负责监察文武百官。相当于一个当总理，一个当纪委书记。封为公爵的人全都是淮右集团的，而刘伯温只得了一个伯爵，比公爵低了两个档次[1]。表面上看淮右集团占优，但是在下面的政府执行层面，浙东集团占了优势：重要的文官职位都被浙东集团占据——因为他们就擅长行政工作嘛。淮右的将领们大多只是得到了丰厚的赏赐和爵位，而政府实权则主要由浙东士人掌握了。

　　显然，淮右集团对这样的安排不会感到满意。因为天下是他们打下来的，是创业集团；浙江的那些文人基本都是朱元璋已经成气候了，他们才来投靠的。凭什么让这些人掌握实权？

　　很快，丞相李善长和刘伯温就爆发了冲突。李善长的一个亲信犯法，他自持军功想要为亲信免除惩罚。但刘伯温坚决不同意，最后不仅没有免除处罚，还把这个人给杀了。李善长大怒，就动用淮右集团的势力不断的攻击刘伯温，让他的工作无法开展。刘伯温被逼的没办法，只能辞职。

　　朱元璋虽然给李善长面子，同意刘伯温走人。但心里还是比较清楚的，知道里面的利益斗争。所以仍然继续让浙江集团的人物来接替刘伯温的位置。

　　接替刘伯温的人叫杨宪。这个人是搞情报工作出身，负责帮助朱元璋刺探敌情和监督将领会不会谋反的。他手里掌握了很多人的“黑材料”。这个人以前很老实，朱元璋想要了解谁的情况，他都客观公正的禀报。显示出非常良好的情报人员职业操守。

　　李善长既然用不正当的手法赶走了刘伯温，浙东集团当然要反击。搞情报的杨宪显然是最佳炮手。在刘伯温的幕后操纵下，杨宪搞了很多李善长的黑材料，通过各种渠道向朱元璋反应。

　　朱元璋本来非常信任李善长，把他列为开国第一功臣，时常把他比作萧何——帮助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的第一功臣。但经不住杨宪各方面的小报告，加上对李善长逼走刘伯温一事不太满意，就任命杨宪为副丞相，制衡一下李善长的权力。

　　可惜的是，杨宪毕竟是搞情报工作出身的，让他负责整人、监督、举报很合适，真的做行政决策就不行了。当了副丞相以后立马变得专横跋扈起来，利用手里面的权力处处与李善长为难，打击淮右集团势力，提拔重用亲信。让朱元璋非常不满。

　　在这期间，李善长故意放任杨宪在背后拆自己的台，默不作声。让他放松警惕，犯了几个很要命的错误，然后抓住证据狠狠的告了一状。朱元璋大怒，直接就把杨宪给杀了。

　　——李善长到底在朱元璋面前告发了什么事情，让朱元璋竟然立即下令处决副丞相这样的高官，谁也不知道，历史上也没有留下任何记载。我们只能说，李善长不愧为朱元璋的首席谋士，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要人命，不给对手任何机会，

　　整死杨宪之后，李善长的权势达到了顶点，百官谁也不敢与之对抗了。但朱元璋对他的不满也与日俱增——因为在收拾刘伯温、杨宪的问题上上李善长拉帮结派、争权夺利的意图太明显了。

　　李善长对朱元璋还是很畏惧的，杨宪被杀之后不久，他又下了一步自认为很高明的棋——以生病为由辞去丞相的职务。推荐他的同乡胡惟庸来接替自己。

　　胡惟庸是一个纯粹的文官，没有带兵打仗的履历，是从基层一步一步干上来的，行政能力组织能力很强。在李善长看来，由这个老乡兼亲信来当宰相，既可以保持自己所代表的淮右集团的势力，又不会让朱元璋感到有威胁，而且胡惟庸也确实能把政府的日常政务处理好，可谓“一石三鸟”的好计。

　　但这个看起来完美无缺的计划，却最终把他自己害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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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古代封爵位的次序是：公、侯、伯。子、男。明代爵位只有三个等级：公、侯、伯。李善长被封为韩国公；刘伯温被封为诚意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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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4-6）坑爹事件：六百年前的“令计划案”

　　六、“坑爹”事件

　　胡惟庸非常能干，当上宰相以后，把各项政务处理的井井有条，而且还非常善于协调淮右集团和浙东集团的矛盾，把两边都安抚的很好。

　　但另一方面，胡惟庸也并非安分守己之辈。他利用宰相高位，独揽政务。臣下的奏章，他先行拆阅，对他不利的，就隐匿不报。官员的生杀升黜，他也常常不经奏报而独断专行。一些趋炎附势之徒“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1]

　　简单来说，胡惟庸就是一个有很才能的贪官。这一类官员在中国历史上层出不穷，

　　对胡惟庸违法乱纪的行为，朱元璋应该是有所察觉的。但察觉到什么程度、有没有取得可靠的证据，这个无从得知。从历史记载来看，他了解的程度应该比较有限。因为胡惟庸敢于大胆的拦截不利于自己的奏章，而背后又有李善长代表的淮右集团支持。刘伯温已经告老还乡，浙东集团没有领袖，难以有组织的向他发起进攻。

　　不过有一件事情引起了朱元璋的警觉。洪武八年，朱元璋派胡惟庸去看望辞官在家刘伯温。结果胡惟庸看望回来之后三个月，刘伯温就去世了。

　　一时间朝野上下，议论纷纷。胡惟庸和刘伯温长期不和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传来传去，就传出来一种谣言，说是胡惟庸给刘伯温下毒把他毒死的；还有一种说法更是把朱元璋也拖下水了，说是朱元璋派胡惟庸去下的毒。

　　实际上这事儿吧，纯粹是胡惟庸运气不好。因为古代根本就没有吃下去之后，当时不知道，过了几个月才毒发身亡的毒药。这种东西只存在于武侠小说里面。有一些慢性毒药，必须每天摄入一定的量，连续吃上很久，然后才能过一段时间再致命。胡惟庸就去看望了刘伯温一回，要是下毒，不管是偷偷的下，还是御赐什么食物让他吃，肯定是吃完就丧命，不可能过了好几个月才死[2]。

　　民间当然不会管这些科学问题，谣言越传越厉害。连朱元璋都半信半疑了。就去问副丞相汪广洋知不知道这个事？

　　汪广洋是浙东集团的大佬。“深挖洞、广积粮、缓称王”的发展战略的就是他向朱元璋提出来的。这个战略对朱元璋夺取天下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本人也一直深得朱元璋信任。

　　汪广洋本来是一个很有才干也锋芒毕露的人，原来跟杨宪一起打击李善长，后来又跟杨宪搞内斗，但是杨宪被莫名其妙杀掉之后，他估计也是被吓到了，从此后就开始“韬光养晦”，既不参与政治斗争，也不提出任何建设性的意见，总之就是随波逐流，各个方面都不得罪。

　　这种做法，要是换了一般的皇帝，也就混过去了。但到了朱元璋这里，那就两说了。作为一个工作狂，朱元璋对眼皮底下的消极怠工完全不可容忍。已经为此屡次责备汪广洋了，甚至怀疑他是不是投靠了胡惟庸？所以这次问他，应该也有测试的成分在里面。

　　汪广洋对此毫无察觉，似乎想一混到底。朱元璋问起这个事情，他倒是回答的很干脆：没有这回事。

　　这个谣言当时已经传的很厉害了。既然朱元璋都亲自查问了，汪广洋你好歹认真分析调查一番再说。这样直接就给挡回去，意思很明显：害怕得罪胡惟庸。

　　朱元璋收到汪广洋的回复之后，勃然大怒，新帐老账一起算，当即就下旨说他拿着朝廷的工资不干事，严重失职。革职流放。在流放的路上，又连续下旨责备，还把革命战争时期的一些老账都拿出来说事。汪广洋走到一半，看到这些圣旨，就自己服毒自杀了。

　　由于毒杀刘伯温的传言，确实找不到什么根据，所以胡惟庸表面上仍然安然无恙。但朱元璋对他猜忌已经很深了。洪武十三年，又发生了占城国来朝贡的使者到了南京，竟然没有人管，也没有人报告朱元璋这种事。估计是胡惟庸太忙了，也可能是他手下的人平时骄横惯了，这种小国的使者贿赂没有到位，就懒得管他。

　　这个使团找不到地方住，就带着大队人马，在大街上转悠，结果宫内的太监出来买菜——朱元璋一直很关心市场物价，经常要太监给他报告菜价——给看见了。回去报告了朱元璋，

　　朱元璋很生气，因为占城这个地方很重要：在今天的越南南部。当时越南北部的安南经常作乱，占城国可以起到牵制安南的作用。人家的使者跑来进贡竟然没人管这算怎么回事？于是下旨追问，

　　胡惟庸回复说是下面的部门办事不力，下面的部门又互相推来推去。这下把朱元璋惹毛了，处理了一大批人，而且命令从此后六部直接上书言事，可以不用抄送宰相。摆明了就是不再信任胡惟庸了。

　　这个制度建立以后，胡惟庸的那些不法之事就有点瞒不住了。洪武十二年（1379年），胡惟庸的一个亲戚犯了死罪，被告到朱元璋那里。胡惟庸晕了头，竟然上书求情。朱元璋当然毫不犹豫的给杀了。

　　这年12月（农历），快过年的时候，决定性的事件发生了：胡惟庸的儿子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了一匹好马，很威风的骑着在大街上狂奔。因为他是宰相的儿子嘛，谁也不敢把他怎么样。但因为速度过快，马匹失控，撞上了对面开过来的一辆马车，当场死亡。胡惟庸悲伤加上愤怒，竟然下令把被撞的那个马车的车夫绑起来，自己操刀把车夫给砍了。

　　这事情立即变成一件轰动一时的社会舆论事件，胡惟庸想要隐瞒也瞒不住了。

　　——六百年之后，2012年3月18日。

　　凌晨4点，北京市海淀区保福寺桥附近。

　　在一条因下雪而变得湿滑的环路上，发生一起重大车祸。一个年轻男子驾驶价值数百万的法拉利跑车飙车，车辆失控撞毁，该男子当场死亡。里面还有两名年轻女性。

　　经过调查，该年轻男子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之子令谷，还在北京大学念书，不可能买得起如此昂贵的跑车。

　　这起丑闻引起了国内国外的广泛关注，令计划为了隐瞒此事，跟另一个党内腐败大佬周永康勾结。但最终还是没有瞒过去，令计划很快就被从关键职位上调离，然后被隔离审查。经过调查发现，令计划不仅贪腐数量巨大，还组织“西山会”结党营私，将许多与山西有渊源的官员拉下水。据反腐记者罗昌平报道，“西山会”的组织时间不晚于2007年，也就是说令计划结党腐败的行为至少隐藏了七年之久，令计划案发后，中央对山西官场进行了大整顿，7位省部级高官，36个厅局级官员落马。低级官员和行贿的商人更是牵连无数。

　　六百年过去了，沧海桑田、物是人非，好马变成了豪车，但除此以外，其它方面的变化好像并不是很大。

　　胡惟庸案与令计划案一样，都是一场由于没有约束好子女而诱发的“坑爹事件”。胡案接下来的发展，也与令计划案几乎一模一样。

　　朱元璋很快就得知了此事，下旨要求严查是谁杀的车夫。

　　胡惟庸请求用“赎死”的方式，一方面向车夫家属支付大笔赔款，取得家属原谅，一方面向国家缴纳大笔罚款，免除杀人者死刑。“赎死”是古代中国历朝历代都有的一项制度。汉朝的时候，司马迁因为李广利投降匈奴的事件受到诛连，应该被杀，他就凑了一笔钱免除死刑，而改为阉割之刑。这样他才忍辱负重，写成了《史记》。胡惟庸的请求并不算十分无理。

　　但朱元璋只回答了他五个字：杀人者偿命。

　　这种情况下，胡惟庸唯一可行的做法就是找一个家丁来认罪抵命。但他自己被追究责任免职几乎也是免不了的。

　　过完了春节，第二天一上班，御史中丞涂节就上书，告发胡惟庸谋反！

　　[1] 《明史·奸臣列传》
　　[2] 关于“下毒”，还有一个朱元璋背的“黑锅”。就是开国第二功臣、大将军徐达之死。他实际上是善终。但民间传说他得了背痈，不能吃蒸鹅。朱元璋偏偏赐给他蒸鹅。徐达吃完了之后当晚就病发身亡。
　　这个事儿正史上是没有记载的，当时的各种野史、笔记也没有任何记载。而是徐达死后一百多年，才在野史里面出现。
　　此事一定为假。朱元璋杀过不少开国功臣，要杀徐达并不需要用这么“委婉”的手段。更重要的是：背痈不能吃蒸鹅只是一种迷信。我问过这方面的医生，得背痈的人，就算一天三顿都吃蒸鹅，吃上一个月，也绝对吃不死。蒸鹅、煮鹅、红烧鹅换着吃、或者蒸鹅、蒸鸡、蒸鱼换着吃，也没问题，当然，生了病，吃点清淡的，应该是有好处。但总的来说，痈这种病，跟吃鸡吃鹅，还是吃鱼吃肉，并无直接关系。
　　有人进一步推测：虽然蒸鹅无毒。但徐达从这个事情可以知道朱元璋想要害死他，因此被逼自杀。
　　这样的推测也不靠谱。《本草求真》云：“鹅肉……有言服则发风发疮发毒，持论不同，臆见各一。”也就是说这个事情在古代也就是一个传言，不是共识。皇帝给臣下赐食是常有的事。但是，利用食物禁忌毒死大臣的事情在历史上没有先例，大将军徐达一生征战沙场、算无遗策，建国以后镇守北方，政治上小心谨慎，没有任何不端的言行，这样一个既聪明又谨慎的高人，仅仅因为朱元璋赐蒸鹅给他吃，就断定朱元璋想要杀他，然后也不搞清楚就自杀了。这样的逻辑实在过于荒谬，真当徐大将军的战功都是充话费送的吗？

yuyue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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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参考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4-7）孤注一掷

　　七、孤注一掷

　　这下问题就大了。如果只是放纵家丁杀人，充其量就是免官。而谋反则是灭族的重罪。

　　有人认为，这是涂节的一种政治投机。因为胡惟庸被拿下已经是铁板钉钉的了，他来个落井下石，揭发有功，就可能接替胡惟庸的位置。

　　这个推理并不合理，根据涂节告发的内容，胡惟庸的谋反他自己也参与了。对于谋反重罪，没有马上告发，一定会受到诛连。也就是说，只要涂节告发的事情是真的，他就绝不可能升官，只不过是处罚轻重的问题，最轻也是坐牢，重的就是杀头甚至灭族；如果他的告发是假的，诬告宰相谋反这种罪名更会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胡惟庸的其它违法行为可谓一抓一大把，随便弹劾他一点贪污腐败、任用私人、欺君瞒上之类的事情，证据充足内容丰富，效果又好还安全，为什么偏要伪造一个把自己搞进去的谋反案出来呢？

　　只要涂节理智正常，他的告发只能是一个原因：胡惟庸即将失势，谋反的事情眼看就要包不住了，早晚要泄露。这才抢先告发，希望能够凭借首告之功，免除死刑。

　　朱元璋立即下令逮捕胡惟庸、涂节进行彻查。案情很快就弄清楚了：胡惟庸内与御史中丞涂节、御史大夫徐宁密谋，外与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勾结。陆费二人之前曾经因为贪污和其它违法行为，被朱元璋贬职外放，心怀不满。胡惟庸趁机与他们联系，结成同盟准备谋反。这五个人很快就被处决，胡惟庸被灭族。涂节虽然首告，但实际参与并长期隐瞒谋反案，等到快要出事了才被迫举报，仍然未能逃过死刑的惩罚。

　　杀掉胡惟庸的第二天，朱元璋就宣布废除中书省，不再设丞相职位，由六部直接向皇帝报告。

　　有人推测，朱元璋为了废除丞相，所以才炮制了胡惟庸谋反案。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他并没有必要这种做。更合乎常理的推测是：胡惟庸独断专权和长期向他隐瞒各种重大事务的情况被揭露出来以后，让朱元璋看到了丞相制度的弊端：由一个人来统领百官，极易造成皇帝的信息渠道被堵塞，

　　废除丞相之事，朱元璋应该已经考虑过很久，直到胡惟庸事发，才最终下定了决心。

　　从表面上看，胡惟庸谋反这个事情，十分违反常理。这家伙就是一个文官，资历也很浅，无法调动军队。朱元璋指挥千军万马作战的时候，他也就是在地方上搞点行政工作。怎么会生出这天大的胆量来谋反呢？这不是找着被灭九族吗？

　　一直以来，就有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冤案。朱元璋无非是把胡惟庸当成一个棋子，用他来达到废除丞相或者屠杀开国功臣的目的。

　　从现有的史料来看，胡惟庸谋反证据确凿，是个铁案。但硬要说这些证据全都是严刑逼供搞出来的，我们也没办法反驳，毕竟这事儿已经过去了六七百年，要探究真相很难。不过，如果只是分析动机和可能性，我认为：胡惟庸确实有动机谋反，而且是有可能取得成功的。

　　首先，胡惟庸毕竟是从乱世混出来的。杨宪被杀之后，他接任丞相，仍然敢于有所作为，甚至专权独裁、收受贿赂、任用私人、隐瞒奏章。而不是像汪广洋一样唯唯诺诺、缩头自保。说明他胆子肯定不小。

　　其次，他干了这么多违法乱纪的事情，能够隐瞒朱元璋一段时间，但要想长期甚至永远的隐瞒下去，几乎不可能。朱元璋对待贪污腐败的态度天下人都知道，连驸马爷、开国功臣都能斩杀，贪污八十两银子就要杀头。那么，等到这些事情被朱元璋知道以后，杀掉他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在这种情况下，胡惟庸就有三种选择：

　　第一，是放弃所有的利益，不收钱、不追求任何特权、子女亲戚也不能跟着沾光，领着朝廷的死工资，累死累活的做事。

　　第二种是不当宰相了，像李善长一样称病退休。

　　这两个选择利益牺牲极大，胡惟庸当然舍不得。就算舍得，因为之前已经有案底了，也不能保证朱元璋不会算老账。退下来或者不收钱之后，利益格局发生变化，他被人告发的可能反而更大。

　　这样看来，如果胡惟庸不想坐以待毙、那么就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谋反。

　　胡惟庸是很喜欢权力的，让他主动退下来太难了；胡惟庸又很有才能并勇于任事，让他坐以待毙也不太可能。从这个角度来看，他有足够的谋反动机。

　　历史上造开国皇帝的反的人并不少。也有成功案例。比如李世民造他父亲李渊的反就成功了，杀掉了哥哥，然后逼迫李渊退位。后来李世民的儿子也造反，开国功臣侯君集还参与了。汉高祖手下的英布也是公然造反，刘邦亲自带兵镇压，英布还硬碰硬的跟刘邦打了一仗。

　　当然，侯君集和英布都失败了，但起码说明：不是说开国皇帝很厉害，大家就不敢造反。总有胆子大的人想要拼命一搏，有的是被逼的，有的则是经不住皇权的诱惑。胡惟庸应该是二者兼而有之。

　　除了胆量和动机以外，胡惟庸也是极聪明的人。面对诛九族的风险，他一定会仔细思考：谋反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

　　从表面上看，没有兵权的文官宰相想要推翻武功赫赫的开国皇帝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但是，朱元璋这个开国皇帝很特殊。

　　他反腐败的动作太大了，杀人太厉害。以至于整个官僚集团，包括武将集团、皇亲国戚，都没有安全感。这些文臣武将们，绝大多数不甘心过一种朱元璋给他们安排的生活：比以前朝代的官员工作更辛苦，工资和特权却最低。他们大部分都或多或少的有贪污腐败、欺压百姓、滥用特权的行为。在帝国制度下，这样干实在太容易了，稍微有点权力，不用自己主动的去敲诈勒索，自然会有人通过各种人情关系来诱惑他们腐败。要拒绝这种诱惑，意味着要撕破很多亲戚朋友的面子，反而是一件很难下定决心的事情。

　　所以，他们也就跟胡惟庸一样，时刻担心被朱元璋发现，然后杀掉。按照朱元璋的性格，从位高权重到满门抄斩，随时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没有人喜欢过这种提心吊胆的生活。

　　“江山是兄弟们一起打下来的，皇帝都让你作了，为什么就不许我们吃好点喝好点？”

　　这应该代表当时很多文臣武将们的心声。

　　像吉安侯陆仲亨，很早就随朱元璋起兵，在攻打太平、南京等战役中都立下大功。洪武三年的时候，从陕西回京，本来是办私事，不是公务，却擅自调用驿站的马车。朱元璋听说以后大怒，说：“国家刚刚经过战火，人民才开始重新成家立业，负责为驿站提供马匹的家庭生活还很艰苦。把马都拿给你拉车了，他们自己的生活怎么办？”就罚他去山西捕盗。平凉侯费聚也是立下过大功，后来去苏州做官，每天贪图酒色，苏州治理毫无起色。朱元璋就罚他到荒凉的西北地区去招降一些零散的蒙古部落，还是没啥成绩。因此屡次被朱元璋责备。这两人都对朱元璋非常不满。胡惟庸请他们到家里喝酒，喝完之后说：“咱们三个以前都干过不少贪赃枉法的事，万一被揭发出来怎么办？”二人感到很惶恐，立即同意为胡惟庸谋反准备军马。[1]

　　有了这样的背景，胡惟庸要谋反，成功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他就能够很容易就拉拢一大批“有前科”的文官武将来参与这种灭九族的冒险。

　　后来追查出来的证据表明，胡惟庸结党的范围相当广，跟大部分官员都结成了利益同盟：官员们同意在重大问题上与胡惟庸保持高度一致，向皇帝封锁对胡惟庸不利的消息。而胡惟庸则保证他们的官位特权，出了事情给他们摆平。

　　这种同盟关系并不等于谋反。但这些职业官僚们应该很清楚：丞相结党意味着什么？

　　官员之间结党联盟，都是为了争夺权力。比如唐朝末年的牛李党争、北宋后期的新党和旧党之争。两大利益集团对立，一方如果不结党，就会被另一方轻易打倒。

　　胡惟庸当宰相的时候，浙东集团的三个大佬：刘伯温、杨宪已死，汪广洋形同废人。胡惟庸代表的淮右集团势力如日中天。特别是汪广洋死后，胡惟庸任“独相”，没有副丞相来分他的权力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胡惟庸，还要不断的结党，这是很不正常的——百官都是你的手下，你还去跟他们结党干什么？

　　显然，矛头不是对准某一些官员，而只可能是对准皇帝。

　　胡惟庸的意图如此明显，但几乎所有的官员都站在了他这一边。要么积极参与，要么默认，至少也是保持了沉默。这说明，朱元璋的肃贪行动，确实是到了众叛亲离的程度。他已经站到了整个官僚集团的对立面。

　　除此以外，胡惟庸有理由相信自己可以得到军方的支持。他当丞相本身就是李善长推荐的，后来还跟李善长的弟弟结成了儿女亲家。他不停的通过李善长的弟弟去说服李善长与他结盟，共同反对朱元璋。

　　李善长坚决拒绝了——因为他认为这一定会失败。但他没有告发胡惟庸，一方面他可能认为只要自己没有实际参与，就算胡惟庸案发，他作为第一功臣，也不会受到诛连，所以没有必要告发；另一方面，也说明他对朱元璋当了皇帝之后的很多做法是不以为然的。

　　胡惟庸当然不会轻易放弃，而是用更大的利益来诱惑李善长，承诺事成之后，封他为淮南王。李善长似乎对此很心动，不过仍然拒绝。但他的态度逐渐发生了转变，最后说了一句：“我老了，等我死后，你们自己看着办吧（汝等自为之）。”这句话的意思其实很明白了：他不会参与谋反，但如果胡惟庸谋反成功，军方将保持中立。

　　在这种情况下，胡惟庸谋反成功的可能性就比较可观了。只要他能够想办法杀掉朱元璋，然后拥立一位愿意跟他合作的亲王——首选当然是太子朱标，如果他不合作，也可以一并杀掉或者废掉再选一个。然后，宣布废除朱元璋制定的各种“恶法”、“酷刑”，保证大家可以像宋朝一样俸禄丰厚，想怎么贪污就怎么贪污。那么，文官集团一定会表示支持。李善长只要确认朱元璋已经死了，就会站出来稳定住军队，

　　我们要知道，当时明朝开国才十多年，官僚集团和人民都还没有形成忠于朱家天子的心理。如果我们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提前把朱元璋想象成建立两百多年大一统王朝的开国皇帝，那么他当然是不可动摇的。而实际情况是：他不过是一个刚刚扫荡完群雄的军事领袖而已。没有人知道明朝的命运会是像唐朝一样，还是像秦朝一样。如果胡惟庸政变成功，扶持一个傀儡皇帝，利用中央枢机的权威逐步诛杀朱家子孙和其它忠于朱元璋的势力，这个天下是姓朱还是姓胡那就不一定了。王莽、杨坚、武则天都是这样成功上位的。

　　当然，实际情况肯定会复杂的多、困难的多。最大的可能是天下大乱、重新陷入军事混战。忠于朱元璋的军队和服从傀儡皇帝的军队将会展开一场大战。鹿死谁手还很不好说。但对胡惟庸来说，成功的可能性至少是存在的。真的成功了，他就是新一代开国皇帝，这种诱惑太大了。无论如何，总比当一个随时可能被处死的宰相要好得多。

　　[1] 《明史·奸臣传》

大参考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4-8）血流成河

　　八、血流成河

　　从这个层面来分析，胡惟庸的谋反，并非偶然事件。不是他一个人或者少数几个人的阴谋，而代表了整个官僚集团对肃贪行动的反击。他们要维护自己的利益和特权，默默的站在丞相胡惟庸背后，或积极参与、或冷眼旁观，希望朱元璋这个“暴君”的统治能够尽快终结。

　　但是很不幸，他们遇到了中国历史上最强硬，同时还最长寿的开国皇帝。

　　胡惟庸案发的时候，只诛杀了很少的几个官员。但是随着不断的追查，朱元璋发现此案涉及面之广令人震惊。整个官僚集团在胡惟庸的带领下，在长达七八年的时间内，有计划有预谋的向他封锁消息，想把他变成一个高高在上的聋子和瞎子。

　　朱元璋是一个很有系统性思维的领袖，喜欢从制度上来解决问题。郭恒贪污案之后，他就下令，以后财务记账必须用大写的“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来记录，而不再使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以避免账目很容易被涂改。这个改革至今还在影响我们的生活。杀掉胡惟庸之后，他也很快就决定废除沿用了上千年的丞相制度。

　　随着胡惟庸案的深入，朱元璋进一步发现：废除丞相还是不够。胡惟庸案不是宰相专权这么简单的问题，而是整个文官集团的问题。所以，很有必要在整个官僚体系之外，另外建立一套独立的监察系统。

　　在此之前，历朝历代的政治制度，都是“皇帝-文官-武将”的治理结构。武将负责打仗。除此之外，文官集团负责一切。除了行政权力以外，司法和监察的部门也是在文官系统内部设立的。这样很容易形成所有文官团结起来向皇帝隐瞒消息，结党营私的局面。

　　杀掉胡惟庸之后两年，洪武十五年，朱元璋下令对禁卫军进行改编，改为“十二卫”。也就是十二支有特别权力的皇帝卫队。其中最重要的是“锦衣卫”，负责监督百官，集情报、逮捕、审判和执行的权力于一身。锦衣卫的统领由皇帝直接任命，不需要经过文官系统的选拔，也就是不需要走“科举-低级官员-高级官员”的升迁渠道。这样他们就不容易和文官集团建立起稳固的利益同盟。

　　锦衣卫的监察权力完全来自于皇帝的直接指挥，一切情报直接向皇帝汇报，也不需要通过六部或御史。

　　锦衣卫设立以后，源源不断的情报被送到朱元璋案前。胡惟庸谋反案背后的整个官僚群体也就无所遁形了。各种腐败、结党……历历在目。

　　随后发生的事情，应该是朱元璋深思熟虑的结果。胡惟庸死后，他通过两年的追查发现问题的轮廓；然后设立锦衣卫想把这个问题彻底搞清楚，又通过两年的时间掌握了胡惟庸结党的详情。在这四年之间，胡惟庸案看起来已经平息了，诛连的数量其实比较有限。官员们不知道的是：朱元璋一直在观察、分析，思考该如何解决问题。

　　应该说，大部分官员是抱着一种“法不责众”的心理与胡惟庸结党的：反正大家都结党，我不参与就会被孤立，被胡惟庸整。如果胡惟庸谋反成功，我说不定还有危险。就算失败了，事情暴露出来，总不能那么多人全都杀了吧？无非也就诛杀那么几个核心人物，其它的人只能是法不责众嘛，对不对？

　　还有，你朱元璋竟然允许草民捆绑官员进京问罪，收六十两银子就要剥皮实草，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

　　遇到一般的皇帝，这个事情也就这样了。皇帝总是要通过官员来治理国家的。北宋王安石变法的时候，为了减轻人民的生活压力，削减了部分大官僚大地主的特权。保守派直接就质问皇帝：你是通过小民来治理国家，还是通过官员来治理国家？神宗皇帝竟无言以对。

　　朱元璋应该认真考虑过官僚集团结党反对他的原因，也必然考虑过如果全都严厉惩处可能会有什么后果。他可以只惩罚少数头目，向官僚集团作出妥协，放宽对腐败问题的惩处力度。这样反而对维护皇帝的权力地位有好处。汉朝、唐朝、宋朝这些大一统帝国的反腐败标准比他所坚持的要低得多，照样立国数百年。

　　但作为一个从尸山血海中成长起来的贫民皇帝，他终于还是作出了不一样的决定。

　　在做出这个决定的过程中，他一定不止一次回想起父母兄弟惨死的悲剧。

　　1966年，毛泽东突然返回韶山滴水洞居住了11天，与世隔绝，除了偶尔与工作人员闲谈外，不与任何人说话。11天后，他走出滴水洞，说了一句话：“又要去白云黄鹤的地方了。”便到武汉畅游长江，向世人宣告自己身体仍然非常健康，足以领导中国。然后返回北京，发动了震惊世界的文化大革命。

　　——洪武十七年，胡惟庸死后四年，朱元璋颁下圣旨，彻底搜捕胡惟庸余党。“胡党”之狱大兴。

　　杀三万人。

　　凡是跟胡惟庸结党的官员，不管是积极参与者还是默许旁观者，全部被杀，整个官僚体系被血洗一空。受诛连的还有很多跟胡惟庸等有经济往来的豪门大族。

　　大处决持续了五年。最后被杀的，就是“开国第一功臣”李善长。

　　1356年，二十七岁的朱元璋和四十岁的李善长第一次见面。朱元璋是初出茅庐的农民起义军的领袖，李善长是远近闻名的文士。朱元璋问：天下大乱，何时才能平定？

　　李善长回答道：秦末战乱之时，汉高祖出身普通百姓。他生性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胡乱杀人，五年就建成帝王的基业。现在的情况和秦末相似。将军倘若效法汉高祖，天下便可轻易平定！

　　朱元璋深以为然，从此将李善长作为首席谋士，军国大事，悉以咨之。朱元璋在前方打仗，总是留李善长在后方镇守。李善长也总是能够维护后方稳定，并保证后勤物资输送。开国以后，朱元璋坚决把李善长排在所有战功赫赫的武将之前，并说：“善长之功，吾独知之。”

　　是啊，在这腥风血雨的十多年里，二人不知道有多少次促膝长谈，纵论眼前的军事、古今的得失、未来的方略。李善长之于朱元璋，就如同萧何之于刘邦、诸葛亮之于刘备。原本应该成为一段流传千古的君臣佳话。

　　但是，这个故事最终还是以悲剧结束了。

　　从他们第一次见面的对话来看，李善长只是想着如何帮朱元璋夺取天下。他提出不胡乱杀人、知人善任等谋略，更多的是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的。等到天下平定以后，这些谋略不再需要，李善长也就变得贪图权位、心胸狭隘起来。下级官员稍微触碰他的权威，就会遭到打击报复。逼走刘伯温、整死杨宪。都是出于派系斗争的需要，而不是为了国家的公义，

　　而朱元璋则是一个理想主义色彩比较浓的人。这从他主动把自己唯一的根据地和大部分军队交给郭子兴就能看得出来，他做事情不纯粹是出于策略的考虑，道德考虑的分量也相当重。当了皇帝以后，仍不失平民本色，省吃俭用、疯狂工作，一心想把国家治理好，成天担心的就是跟他出身一样的农民像遭到像元朝官员那样的迫害，在反腐败方面的力度可谓前无古人。这一点，是李善长完全想不到的，因为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

　　所以，李善长慢慢的把朱元璋看成一个暴君，不愿再与之合作。而朱元璋则对李善长的所作所为感到越来越失望。这一对创业君臣开始渐行渐远。直到朱元璋发现，李善长被胡惟庸多次策反竟然隐瞒不报，甚至说出“汝等自为之”这样的话来，这才终于起了杀心。

　　公元1390年，洪武二十三年，韩国公李善长因卷入胡惟庸谋反案，族诛。全家七十余口，尽斩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