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鹏：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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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2-6）打倒“走封派”

　　六、“走封派”

　　秦王朝灭亡的主要原因是皇帝的暴政。

　　秦始皇嬴政是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他把目光放的很远，想为自己的王朝、为华夏文明开创千秋万岁的基业。一统中国之后，就很快制定了统一文字、度量衡、货币等影响中国数千年的决定。他建立的郡县制沿用至今——省和县依然是中国最重要的两级地方政权。

　　除此以外，他还在北面修建长城，修建从首都咸阳通往蒙古地区的军事物资通道“秦直道”，向南派大军征服了南越，开凿灵渠，将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纳入帝国版图。把中华帝国的“骨架”搭建起来了。

　　这些军事行动和公共工程如果一件一件的去做，就是非常伟大的政绩，但是他把几乎所有的事情都集中起来一块干，这就超过了人民所能承受的极限。变成了暴政。

　　单纯做这些，也许还不至于把帝国推向灭亡。但是他还在骊山修建规模浩大的陵墓和阿旁宫。

　　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大型工程的兴建、个人的穷奢极欲，这三个方面加起来，让人民不堪忍受。秦始皇死后一年，就爆发了陈胜吴广起义。

　　这就像是点了一把火，农民起义立刻风起云涌。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的贵族后裔也趁机加入了进来。形成了全面开花的叛乱形势。

　　此时，中央政府的主力兵团正在远离中原主战场的地方：有三十万军队在蒙古地区和匈奴交战，有五十万大军在南越。这个时候版图太大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主力兵团来不及回来扑灭叛乱，叛军联盟很快抵达了战略要地函谷关。中央政府只能临时把在骊山修建宫殿的民夫武装起来，组成军队出战。这种军队的战斗力可想而知，很快就在巨鹿之战中被项羽率领的楚兵团击败。

　　随后，农民起义领袖刘邦带兵攻入首都咸阳，秦王朝灭亡。秦王朝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底层暴动推翻的中央政权。

　　刘邦战胜项羽建立汉朝以后，他和他的继承人，就吸取了秦朝灭亡的经验，开始搞“休生养息”：对外向匈奴屈服，用和亲政策代替战争，对内什么工程也不搞，皇家用度也十分节俭。基本上就是除了管管治安以外，政府什么事情都不干。这就是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黄老政治”，也就是体现了传说中黄帝和老子的治国理念。这段时期主要是从汉文帝到汉景帝时期，因此又被称为“文景之治”。

　　对于“文景之治”，后世说起来一般都会津津乐道。但它同时也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为汉王朝的覆灭埋下了隐患。

　　这个问题就是土地兼并和地方豪强势力发展壮大。

　　我们现代人想象“黄老政治”、“文景之治”这些东西，很容易把问题想得很浪漫：政府什么都不管，大家就埋头种地搞生产，然后就国家富足了人民也生活好了，简直就是童话世界一般。

　　其实那个时代的人跟我们现在一样，是生活在现实世界而不是童话世界的。现实世界的人性并不完美，是有贪婪之心的。很多事情政府不管，就会有人钻空子占便宜，而不是所有人都老老实实的埋头搞生产。地方上的一些地主大户，对上贿赂官员，对下雇佣家丁打手，兼并土地，称霸一方。《史记·货殖传》里面记载：“大富霸一郡，中富霸一县，下富霸一乡一里”——基本上就是几十年的休生养息下来，每个郡县都有了独霸一方的地主豪强。

　　当然，官员们自己也不会闲着，跟地主豪强结合，买房置地搞得不亦乐乎。最后的结果就是《汉书》里面说的，“文景之治”结束后的汉武帝时期，已经形成了“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严重情况。几十年经济大繁荣的好处并没有落到底层老百姓身上。

　　汉武帝在对匈奴的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把主要精力放到国内事务上来，开始严厉整治豪强。方法主要有两个：一是杀，二是迁。所谓迁，就是把豪强地主强制迁往西北落后地区，发给他们一大片荒地自己去开垦，原籍的土地由政府没收，分配给当地农民。当时迁徙豪强的标准主要就是：家产三百万钱以上的，而且家里房子占地面积和高度超标的，一律迁走——按照财富数量来划线整人，很有点搞阶级斗争的味道。

　　——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在苏联搞农业集体化的时候，采取了跟汉武帝几乎一样的政策：把雇佣超过3个人、拥有农业机械的富农全部迁往边疆落后地区，没收他们的土地归集体农庄所有。相比之下，汉武帝标准要宽松的多：汉朝的300万钱可以购买上千亩土地，远远不止需要雇佣三个人。

　　武帝的铁腕引起了利益阶层的强烈反抗。他们对皇帝没有办法，就攻击政策的执行者。那些被汉武帝派往各地捕杀豪强的官员被称为“酷吏”，纷纷被各种贪污举报或政治诬告下狱。

　　最严重的事情发生在公元前91年，汉武帝的“酷吏”江充跟太子发生了激烈冲突。太子刘据一向为人敦厚，但是长期处在深宫之中，对地方和底层的情况缺乏了解。豪强地主阶层既然搞不定皇帝，就把希望寄托在“接班人”身上，不停的通过各种渠道向他反映酷吏如何迫害老百姓，制造人民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的惨剧。

　　实际上，酷吏们迫害的并不是普通底层百姓，而是土豪黑社会分子。这里面冤案肯定很多，“酷吏”收黑钱搞栽赃整人的事情也不少，这是不可避免的。汉武帝一方面任用“酷吏”，一方面“酷吏”们只要被证据确凿的举报犯有贪污或者滥杀的罪行，也坚决惩处。这是解决问题的正确做法。

　　以刘据的社会阅历，不可能了解老百姓和豪强的区别，他认为他的父亲是在跟秦始皇一样搞“暴政”，国家可能会像秦朝一样灭亡——他可不想当秦二世。因此，刘据就处处与“酷吏”为敌。他不懂得，他的父亲其实是在努力修补帝国制度的一个重大缺陷。

　　当时汉武帝已经66岁了，健康状况也不好。江充等人害怕武帝死后他们会被整肃——这几乎是一定的。他们利用汉武帝生病去城外的宫殿修养的机会，以搜查“巫蛊”为名，从太子府里面搜出来了一些针扎小人，上面有武帝的生辰八字之类的东西，想要以此为证据告发太子想咒死皇帝早日继位。

　　刘据得知以后，慌乱之中竟然发兵将江充等人杀掉。江充的亲信逃脱，急报太子谋反。

　　武帝起初并不相信，派人去了解情况。刘据起兵杀人之后头脑发昏，不是第一时间派人向武帝通报，而是占领宫城，大肆搜捕江充余党。武帝的使者被吓得不敢进入城内，根据外围的情况就认为太子已经谋反。武帝这才下令发兵。刘据也是横下一条心，竟然跟他父亲派来的军队硬拼。汉武帝的军队是当时地球上最强大的武装力量，刘据那点乌合之众不够看，最后兵败自杀。

　　汉武帝死后，豪强势力反攻，一切恢复到汉朝初期的情况。一百年后，皇太后的侄子王莽——他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儒家知识分子，生活简朴，以建立一个儒家理想国为人生目标——利用太后的信任和个人声望夺取皇位，又开始了新一轮抑制豪强的改革。王莽试图把全国土地收归国有，然后平均分配。但是他的权力并不巩固。改革方案比汉武帝还要激进，却远远没有汉武帝的威信和政治才能。改革失败。王莽本人也被杀掉，汉朝后裔刘秀夺回皇帝位，继续依靠豪强势力执政。

　　除了土地兼并以外，汉朝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始终没有建立起合适的官员选拔制度。那个时候还没有科举制，主要是靠下面推荐和上级考察相结合，也就是所谓的“察举制”，后来又叫做“举孝廉”：让有孝心的人进入官场，让清廉的官员被提拔。

　　孝和廉这个东西是很容易弄虚作假的。什么样的人能被“察举”，能当上“孝廉”，没有一个说得清楚的标准。越是地方豪强子女，越容易打通关节，被地方官员“推举”。还有就官员之间互相推举：你提拔我的孩子，我提拔你的孩子。这是必然出现的结果，直到今天中国的官场也存在这种情况。

　　随着时间的推移，举荐豪强子弟的行为越来越赤裸裸，不是豪强出身的家庭弟子基本失去了做官的机会。最终形成了豪强问题的加强版：门阀政治。

　　豪强主要是在地方上称王称霸，“门阀”则是一些超级大豪强，在中央也能称王称霸了。这些家族的子弟仅凭出身就能获得中央的高级职位。比如后来跟曹操争霸的袁绍，他们家就号称“四世三公”，也就是连着四代人都担任正国级的“三公[1]”领导职务。这样的门阀家族，一般被称为“士族”。

　　到了这个份上，皇帝的权力就基本被架空了：地方上被豪强控制，中央政府官员由门阀世袭。豪强，是郡县这一级的武装地主；门阀，就是国家级的豪强。秦始皇建立的把生产资料所有权和政治权力分开的郡县制度也随之失效，封建制度“复辟”。

　　所谓“封建复辟”的意思，就是说：商周时期的封建制度，指的是“封土建制”——分封大片土地的人同时被授予土地上的政治治理之权；尽管这个制度被郡县制代替了，但通过土地兼并的方式，大片的土地再次集中；并且，有大片土地的人利用政治腐败和察举制变成了政府官员，或者政府官员利用权势霸占大片的土地，地主阶级和官僚阶级合二为一，最后形成豪强和门阀集团。

　　这个集团的特点——政治权力和生产资料所有权一体化——跟商周时期或欧洲中世纪的封建领主的特点是一致的。这个集团掌权，就可以称之为封建制度复辟，皇帝制度名存而实亡了。

　　秦朝的皇帝和商周的国王有什么区别呢？最大的区别就是商周的国王通过诸侯来治理国家，诸侯的位置是世袭的，而且在诸侯的封地内部，政治军事经济都由诸侯说了算；而秦朝的皇帝，则直接选拔官员来管理国家，政令畅通无阻，官员只是职业，不能世袭。当皇帝失去了选拔官员的权力，只能根据世袭血统来分配权力的时候，皇帝制度就退化成了跟国王制度差不多的东西。

　　我们套用今天大家比较熟悉的话语来分析这个事儿：按照帝国政治设计，官僚集团是应该和地主阶级脱钩的，也就是说做官的就不应该去当地主，当地主的不应该做官。只有这样，政治权力才能制衡经济权力，保障社会公平。如果官员们不能抵制经济利益的诱惑，通过被动的受贿，或者主动出击强取豪夺别人土地等形式，变成了大地主。慢慢的，他们的利益就跟地主一致了——希望掌握土地多的人同时也掌握政治权力，也就是恢复封建制度。

　　随着土地兼并的扩大，地主和官僚勾结的情况日益严重，汉武帝逐渐的发现：在他的官僚集团内部，形成了一个“走封建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人希望帝国回到封建主义的道路上去，让大土地所有者在其拥有的土地范围内代替政府行使权力，这个是不利于帝国统治的，对皇帝不利，对老百姓也不利，只对豪强地主和腐败官员有利。为了打击这些“走封派”，武帝任用酷吏，杀贪官、徙豪强，大搞“阶级斗争”：把大地主的土地没收了分配给农民。

　　——从这个角度来看，汉武帝和毛泽东有很多相似之处。对于他们早年指挥军队南征北战的武功，大家争议不大，都认为他们雄才大略，为国家做出来重要贡献；但是对于他们晚年在整治“走资（封）派”的问题上，争议却很大。汉武帝的太子坚决反对他的政治路线，毛泽东也和他的“接班人”刘少奇发生了激烈冲突，最后把刘打倒。汉武帝任用“酷吏”江充、王温舒等人来把豪强集团杀的人仰马翻，毛泽东则任用康生、“四人帮”搞得天翻地覆。江充等人搜出来假人污蔑太子谋反，“四人帮”则整出来材料说刘少奇是叛徒。

　　最后，汉武帝一去世，他手下的“酷吏集团”就被整肃；毛泽东一去世，“四人帮”立即被逮捕判刑。时间相隔了两千多年，很多基于人性的政治经济规律，其实还在发挥着作用。而关于汉武帝和毛泽东“晚年错误”的争议，也将会继续下去。

　　[1]“三公”指负责政府管理的宰相、负责军事指挥的太尉和负责监察的御史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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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2-7）魏晋风度

　　七、魏晋风度

　　东汉王朝建立一百六十年后，黄巾起义爆发。地方豪强武装很快就把这次农民起义扑灭了。但是豪强势力也因此坐大——以前他们只是和政治结合，现在则进一步掌握了军队。中央政权因此完全失去权威，国家进入了豪强武装主导的军事割据时期。

　　各地军阀互相征战的结果，曹操集团占据了北方的黄河流域，刘备集团占据了四川和汉中地区；孙策孙权集团占据了长江中下游地区。这些人都是依靠豪强地主的支持，靠镇压黄巾起义起家的。但他们都不是来自于最高贵的豪门望族。这也说明，豪门大族经过上百年的权力世袭，已经非常腐朽，不能培养出具有卓越才能的乱世英雄。

　　三个军事集团的领袖都陆续采取了一些抑制豪强的政策措施。由于国家没有统一，他们也不可能采取像汉武帝那样彻底的手段来整治豪强，否则有政权被内外势力勾结起来颠覆的危险。

　　公元220年，大权独揽的汉朝丞相、北方军事集团的首领曹操去世。他的儿子曹丕和门阀家族达成政治交易：确定“九品中正制”，主要按照家庭出身的高贵程度来作为选拔官员的主要标准。也就是否认了他父亲抑制豪强、任人唯贤的政策，重新在制度层面认可了门阀大家族的政治特权。

　　作为回报，这些大家族支持曹丕称帝，逼迫汉献帝禅让。汉朝灭亡。

　　曹丕背叛了他父亲的政治路线，通过跟门阀政治结合的方式来篡夺皇位。同时也埋下了他的魏帝国灭亡的种子。

　　曹家并不是门阀世家。曹操的父亲曹嵩是大太监曹腾的养子[1]，虽然也做到了副国级的“九卿”高位，后来还花钱买了一个“三公”的头衔，也算是位极人臣了，但只有一代人的积累，不能算是“世家”或者“士族”。特别是曹腾属于宦官集团，更是被门阀世家看不起。

　　士族、世家一定要世代做官，而且有大量的土地，有一个由无数大中小豪强地主组成的家族集团，依靠家族共同的政治经济实力来支撑权力。像司马家族，人家的祖先在项羽的时候就被封王，后来子孙世代居于河内，是当地最大的地主集团，在东汉中后期每一代人里面都有正部级以上官员。这才能成为门阀士族。宦官都是最穷人家的孩子才被迫阉割入宫，是直接从皇帝那里获得权力，从本质上是跟门阀家族的权力来源冲突的。

　　曹操的父亲虽然是“三公”，但曹操本人只做到了一个议郎的小官，类似于今天中央部委的正厅级巡视员，没什么实权。作为正国级领导的儿子，这个位置算是很低了。

　　黄巾起义、天下大乱，曹操自己拉起一支队伍南征北战，统一了中国北方。军权在握，门阀大家族们不得不向他低头。他们仍然跟对付汉武帝一样，在“接班人”身上做文章。利用曹丕和曹植争夺继承权的机会，跟两个接班人都结成了政治同盟。曹丕主要依靠司马家族、曹植主要依靠弘农杨氏、清河崔氏。最后不管谁上位，门阀政治一定复辟——原因不在于继承人的政治立场，而在于他们没有曹操的军事权威，要想平稳执政必须要有政治家族支持。

　　曹操定下来曹丕继位以后，就杀掉了杨修和崔琰这两大家族的代表人物，但这无济于事，家族势力不因为死掉某几个人就消亡。九品中正制确立以后，门阀家族很快就联合起来对付皇帝。曹家毕竟不是豪强士族，大家觉得政权还是掌握在自己人手里可靠。魏帝国建国46年后，大权在握的司马家族仿照曹丕的手法，逼迫皇帝曹央禅让，建立了晋帝国。

　　晋帝国是一个纯粹由门阀家族建立和统治的政权。经过数百年的发展，这些特权家族已经非常堕落，家族上层从一生下来就锦衣玉食，等着朝廷给官做，根本不知道民生疾苦为何物。皇帝司马衷听说农民因为没有粮食而饿死，却问“他们为什么不吃肉？”就是这个背景下闹出来的笑话。所以晋帝国从一开始就不具备一个新朝代的那种革新气象，它能够统一中国，主要原因是南方的政权也被豪强家族控制，变得同样腐朽。地方豪强势力并无兴趣维护刘备和孙权后人的统治，反而很倾慕“九品中正制”，北方的大军一到，他们就投降了，

　　刚刚完成国家统一，晋帝国内部就爆发了“八王之乱”。司马家的八个亲王为了争夺皇位，在各自的豪强势力支持下展开内战。这再一次证明，封建制度不可能维持国家统一。允许地方豪强掌握武装力量，国家一定陷入混乱。

　　商周时期，封建制度能够基本得到维持而不至于发生全国性的大混战，主要是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低，各地之间的道路交通也不发达，诸侯国要想对外发动战争，后勤物资运输线跟不上。所以这种分封的状态可以勉强维持。中央政府本质上只是最强大的诸侯国，由它来组织各国共同对抗蛮族入侵；还有就是起到一个仲裁机构的作用，协调诸侯国之间的矛盾，减少内部战争。

　　周王国消灭了商王国，其实就是周部落战胜了商部落，成为华夏部落联盟的首领。商部落的人被强制迁徙到中国各地，他们失去了故土，就开始利用原来的部落关系在各个诸侯国之间做生意，所以后来的生意人就被叫做“商人”。而西周的最后一个国王，为了博宠妃开心，玩“烽火戏诸侯”，点起烽火召唤诸侯国国君一起来抵抗蛮族入侵；后来蛮族真的来了，诸侯以为他还在玩，就不理他，西周也就灭亡了。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诸侯国可以养活更强大的军队，更多的道路被开拓出来，跨国长途物资运输成本大幅度降低，“商人”可以很方便在各个诸侯国之间做生意。这个时候，分封制度就失去了存在的生产力基础。诸侯国之间开始大打出手，大诸侯国不停的吞并周边的小国。到了战国后期，粮食产量和交通条件已经可以支持数十万人的兵团在整个黄河流域自由行动，中国统一的条件也就成熟了，“天无二日、国无二王”的时代来临。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取代了诸侯割据的分封制。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案例。

　　到了魏晋时期，农业生产和道路交通更为发达，各地的封建割据势力都可以随时发兵四处征讨，他们之间不可能和平共存。任何势力只要稍微强大一点，都会趁机想要消灭周围弱小的邻居，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安全感。所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就是这个意思。

　　中原地区的混战为北方少数民族入侵创造了条件。公元315年，晋帝国建国五十年后，首都洛阳被匈奴攻陷，被迫迁都到南京，西晋灭亡，东晋建立。在北方，五大少数民族和汉民族纷纷建立政权，彼此之间继续混战，史称“五胡乱华”。阶级矛盾、政治矛盾、民族矛盾集合在一起冲突杀戮，整个国家陷入了空前的黑暗。

　　偏居江南的东晋帝国仍然继续搞它的门阀政治，内部始终动荡不安，直到公元420年亡于军事政变。此后南部中国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合称“南朝”。在这期间，门阀政治维持不变。

　　在“九品中正制”时期，也就是魏帝国、西晋、东晋，以及南朝的统治下，门阀士族过着一种非常舒服而又糜烂的生活。他们不了解民间疾苦，不懂得人生抱负，每日醉生梦死，养了一大批文人墨客，玩弄诗词、书法、音乐这些东西。因为他们从生下来就不缺钱，所以自恃清高、鄙视物质生产生活，形成所谓的“魏晋风度”。

　　比较典型的就是东晋著名的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他们出生于琅琊王氏，这是一个兴起于山东的门阀世家，西晋战乱的时候家族集体南迁，因为拥戴东晋第一任皇帝司马睿有功，成为东晋数一数二的大家族。他们父子二人从小养尊处优，几乎生活不能自理，除了练习书法以外什么都不会，但是国家仍然根据出身给他们大官做，又当刺史又当将军的。他们既不懂政务也不会打仗，只不过领着国家的俸禄继续玩书法，纠集一大批“名士”成天吟诗作赋、喝酒寻乐，然后感慨人生苦短。名篇《兰亭序》就是这么写成的。

　　琅琊王家还出了一个很有名的人，叫王衍，他是西晋末年的宰相，竟然以从不过问国家大事为荣，而是天天跟人清谈老庄哲学。最有名的典故就是：他嘴里从来不会出现“钱”这个字，因为他觉得钱这种东西太庸俗了。有一天他的妻子跟他开玩笑，趁他睡着的时候在床上床下都堆满了铜钱，心想他起床看到了肯定会说“钱”字。结果他起来以后就说：除却阿堵物！也就是“把这个添堵的玩意儿给我挪开”。后来就有很多文人骚客喜欢向王衍学习，把钱称之为“阿堵物”以显示自己清高。

　　西晋灭亡后，王衍被俘，对方的将军石勒问他西晋灭亡的原因。他却说我是研究老庄哲学思想的，从来不过问国家大事，啥都不知道。石勒这个人出生底层，从小就被当作奴隶贩卖，父母都死于暴政的迫害，听到这里勃然大怒，说：“你是国家的宰相，做了几十年的大官，名动天下，竟然宣称自己对国家事务完全不知道。好好一个国家，就是被你们这种人弄垮的。”于是把他活埋。

　　所以说，魏晋时期这种所谓的“风度”，并不是什么值得追慕的好东西，不过是权贵阶层生活糜烂的产物。王衍们的“风度”，是建立在石勒这种底层老百姓的悲惨命运基础上的，二者之间有因果关系。这些“魏晋名士”之所以自命清高，并不是他们真的不喜欢钱财和权力，有更高的理想和追求，不过是钱财和权力来得太容易的缘故。

　　（本节完。下一节：杨坚复辟）

　　[1]有一种说法，说曹操是西汉第二任宰相曹参的后代。2013年，复旦大学历史学和人类学联合课题组经过对汉代丞相曹参的家族基因的验证分析则显示，曹参与曹操的家族基因没有关系。还有一种说法说曹操的父亲原来姓夏侯，也被基因验证否定。现在看来曹嵩应该是曹腾从他们家的亲戚内部过继的，曹家没有显赫的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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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2-8）杨坚复辟

　　八、杨坚复辟

　　东晋和南朝的那一串帝国还在南方继续玩门阀政治的时候，中国北方经过超过两百年血流成河的大混战，终于把豪强地主的势力消灭的差不多了。少数民族的汉化以及与汉民族的混血，也基本完成，

　　公元439年，鲜卑民族建立的北魏统一了北方。北魏孝文帝大力推行改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均田制。这个后面再说。另一个很重要的改革，就是在农村地区建立“三长制”：五家为邻，设一邻长；五邻为里，设一里长；五里为党，设一党长。这“邻长”、“里长”、“党长”并称“三长”，职责是检查户口、维护治安、征收田赋、组织大家服兵役与徭役，属于准国家公务员，由县政府统一管理。

　　这个“三长制”的意义很大，打破了西汉末年以来的地主豪强实际上的封建割据。

　　我们知道，秦朝是彻底的国家一管到底，地方上不仅有郡县两级，乡里面还有里长、亭长，亭长、里长直接由县令任命，是领国家工资的公务员。[1]

　　汉高祖刘邦就当过亭长，相当于今天的乡长。他负责组织本地区的农民去首都服劳役，给秦始皇修建宫殿，正好看到了秦始皇的仪仗队经过，还感叹说：“大丈夫就该如此。”有一次他又带人去服劳役，结果很多人中途就逃跑了——因为秦朝劳役负担太重。刘邦管不住。按照秦朝的法律，这种情况下他会被治罪甚至可能砍头。刘邦一咬牙，干脆带着剩下的人进山里当土匪去了，等到陈胜吴广起义以后，他这才带着土匪下山来攻占老家的县城，宣布“起义”了。

　　汉朝建立以后，继承了秦朝的乡村管理制度。但是到了西汉末年和东汉时期，地方上的豪强地主势力坐大，里长、亭长基本上就形同虚设了。这些名义上的国家官吏实际上就管不着乡村地区了，都是豪强地主说了算。

　　从东汉末年开始的战乱，地方豪强纷纷成立私人武装，建设山寨碉堡等等，保卫自己的地盘，管理土地上的人民，中央要征税征兵等等都要通过这些豪强。这种体制被后世称为“宗主督护制”。北魏现在强力推动“三长制”，就是努力恢复秦朝的中央直管农村的体制，用来取代宗主督护制。标志着中央权威的回归。

　　534年，北魏又分裂成了东魏和西魏。这两个魏国又分别被北齐和北周取代。然后北周灭掉北齐，再次统一北方。

　　公元581年，北周皇太后杨丽华的父亲杨坚，利用皇帝年幼的机会掌握了大权，逼迫皇帝禅让，建立隋帝国。九年后，杨坚下旨发兵南征，消灭了南朝，统一中国。

　　杨坚篡位的过程顺利的出奇：他既没有立下过什么军功，也没有治理国家的政绩，从亳州主管被提拔到宰相的位置只有一年，就先后杀掉北周的主要宗室成员，顺利登上皇帝位，篡位前后都没有发生过一点政治动荡。堪称权臣篡位的最佳典范。

　　杨坚能够这么顺利的篡位，主要是背后有汉族精英集团的支持。

　　经过两百多年的民族融合，虽然表面上北魏、东西魏、北周的皇帝都还是鲜卑族，但这些少数民族的人数很少、文化程度跟汉民族比起来也差的很远。汉民族主要是受门阀政治的祸害太深才导致“五胡乱华”的。门阀势力被消灭以后，来自普通家庭的汉民族优秀人才很快就进入到了国家统治阶层。到了北周的时候，行政和军事权力大部分都已经掌握在汉人手中。

　　比较典型的就是杨坚的父亲杨忠。他在乱世中利用自己的勇气和才干，一步一步从流民、士兵成为国家最重要的军事统帅。

　　这些汉人对中国长期处于异族统治之下是不满意的。在这种情况下，杨坚以杨忠儿子的身份，代表汉民族重新夺回皇权，顺理成章。他只不过是完成了汉族复辟的最后一击，鲜卑政权在此之前其实早已被汉人接管了，除了皇帝是鲜卑族以外，其它实权派几乎都是汉族。所以杨坚并不需要做很多复杂的策划，直接把皇帝家的亲戚抓起来杀掉就完事了。军方和文官集团方面都没有表示异议。

　　[1]亭长、里长跟郡守、县令的主要区别是：郡守和县令回避制度，本地人一般不能当本地的县令，但亭长、里长则基本都是本地人。县令以上的官员是国家正是编制，会跨地域调动、升迁，而亭长、里长则不会纳入这个官员序列，属于基层自治机构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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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2-9）科举革命

　　九、科举革命

　　经过了三百多年的大分裂之后，统一中国的杨坚就像秦始皇一样，做出来很多影响中国上千年的改革。诸如制定完备的帝制法律体系《开皇律》、确立三省六部制等等。但其中最重要的，是建立了科举制度。这个制度成为了门阀政治的终极克星，为后来的大唐盛世奠定了最重要的制度基础。

　　杨坚对帝制时代中国的影响，仅次于秦始皇。可以说，杨坚是一个具有秦始皇优点而没有秦始皇缺点的伟大君王。他跟秦始皇一样雄才大略，但是却注意节俭，爱护民力，废除苛刻的刑罚。他发动战争和修建工程主要都是从国家民族的利益出发，只求达到目的，不求好大喜功。他也没有耗费巨资为自己修建奢华的宫殿，陵墓修建标准只相当于汉朝的公卿而不是皇帝。

　　经过杨坚二十年的努力，中国完全复兴：版图、人口、耕地面积都达到了历史上的最大规模。从各方面来看，隋朝都将成为一个辉煌的大一统王朝。

　　不过它运气不好，遇到了中国历史上头号暴君杨广。

　　如果说杨坚有秦始皇的优点而没有他的缺点，那么杨广则正好相反：有秦始皇的缺点却没有秦始皇的优点。父子两个正好完全优缺点互补。

　　我们前面说了，秦始皇同时干了三件事，超过了人民的承受能力，导致国家覆亡：对匈奴和南越的战争、修建长城和秦直道、修建超大规模的宫殿和陵墓。杨广在这三个方面一点不落的全干了：三次远征朝鲜、修建大运河、营造东都洛阳。

　　按照隋帝国当时的国力，杨广如果只干其中任何两件事，帝国都不太可能灭亡。但他实在太猛了，三管齐下，终于引起了跟秦末农民大起义一样遍地开花的大暴动。最后由李渊李世民父子出来终结了混战，建立唐朝。

　　唐帝国借鉴了从北魏以来各个朝代的制度探索，力求彻底避免毁灭汉朝的门阀政治。最重要的制度有两个：均田制[1]和科举制。

　　首先讲讲均田制。它是为了抑制土地兼并，从经济根源上掐断门阀家族的基础。

　　唐代田令规定，每户最多可以占有多少亩田地，有一个青壮年男子的家庭上限大概是100亩。超过上限的要收归国有，不足这个数量的可以向官府申请补足。

　　实际操作过程中，不太可能真的补足上限——这太理想化了，建国初期，由于战乱，官府手里有一些无主的荒地，没有土地的农民可以申请一点；如果某地大部分人都很缺土地，而有个别家庭土地太多的，则需要拿一点出来分配给没有土地的本地户籍农民；还有就是缺少或没有土地的人可以自己去开垦荒地，垦出来归自己，通过申请授田的方式取得官府的事后承认。总之，就是想办法保障大部分小农家庭都有一块可供糊口的土地。

　　这个制度还限制了土地占有的上限，超标部分是违法的。按照法律要收归国有，然后再分配给没有土地或者不够上限的农民。

　　不同品级的官员所能拥有的土地数量的上限不一样：亲王最多可以有1万亩土地，一品官（正国级）可以有6000亩土地，而最低的九品官（科级）只能有200亩，是普通家庭上限的两倍。

　　官员违规侵占老百姓的土地，一亩以上就会被打六十大板，最高的处罚是发配到边疆做两年苦役。这对于地主和官员勾结进行土地兼并是一个威慑。

　　唐太宗李世民的时候，泽州刺史张长贵、赵士达，各占泽州境内良田数千亩，被举报之后，土地就被没收分给贫民。唐太宗的儿子李治登基，有人举报顾命大臣、当朝宰相褚遂良低价强买别人的土地，褚遂良即被贬职到地方上去当刺史——连宰相都会被贬职，可见唐朝前期对土地兼并管理之严格。

　　比均田制影响更为深远的就是科举制了。

　　有了这个制度，国家终于可以比较独立客观的选拔政治人才了。科举制度主要是一个“门槛”，进入官场以后还是要按照别的规则来决定升迁。但是这个“门槛”本身明确了官僚集团的准入条件：有钱的没钱的，大地主、小地主、普通农民家庭的人，只要科举能够得到好的成绩，就可以进入官僚集团。这就从制度上切断了政治权力和经济实力之间的关系。也就不可能再有可以世代做官的家族出现了。

　　科举是人类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政治发明，它标志着帝国制度开始走向完善。中华帝制相对于封建国家最重要的一个进步：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分立，有了非常坚实的制度基础。基于财产继承的经济阶级不再与政治统治阶层直接相关。中国从此有了一条供来自社会中下层的杰出人物进入统治阶层的常态通道，无数英雄人物开始通过这条通道来践行自己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而无需等待天下大乱的时机。

　　由于有了这么一条大通道，阶级之间有了流动的可能性。像东汉末年那么强悍而顽固的门阀政治就不可能再次出现。

　　——注意我们这里说的被消灭是享有做官特权的门阀世家，并不是消灭了名门望族。后来还有很多“书香门第”，一个家族能够连续不断的出现高官名士，那是因为他们具有良好的家族教育传承，能够持续的培养出优秀的后代。这种“门第”对社会进步是有益的。

　　没有了可以独霸一方的封建门阀家族，国家统一变得更为容易。从汉朝灭亡到隋朝统一，足足经过了三百七十年的时间，接近四个世纪。这个时间太漫长太恐怖了，这是中华民族的大黑暗时期。春秋战国的混战，至少出现了诸子百家这样伟大的思想盛况；而门阀政治下的内战，则只有腐朽轻浮的“魏晋风度”。

　　自从隋文帝杨坚建立科举制度以后，中国改朝换代的混战大大缩短，

　　从唐朝灭亡到北宋统一中国，只用了七十年。此后，宋元明清四个大统一王朝之间都是“无缝连接”，再也没有出现过旧的王朝灭亡、新的王朝尚未建立的大混战时期。即使把农民起义的时间算进来，从唐末黄巢起义到北宋统一只用了九十年，元末农民起义爆发到朱元璋统一中国，只用了不到二十年；从明末农民起义爆发到清朝统一中国，也只用了不到二十年。

　　这是因为，地方上已经没有了封建割据势力，同时，优秀人才都被吸收进了垂直管理的官僚系统，新政权只要摧毁旧的中央政权，很快就能统一中国，并且继续沿用原来的管理体系。这使得中国人可以在帝制时代享有更长的和平时光，使得中华民族成为了古代世界生活最为幸福的民族。中华帝制也因此成为人类古代历史上最为成功的国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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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唐朝法令中并没有“均田制”或者“均田令”的叫法，这个名称是后人把北魏的均田制套用过来的。唐朝基本的土地制度安排是跟北魏的均田制一脉相承的。

大参考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3-1）盛极而衰

　　第三章、帝国宿命

　　一、盛极而衰

　　唐朝充分借鉴了前代的经验教训，以郡县制为骨架，以均田制抑制土地兼并，以科举制促进政治平等，把帝国制度推向了成熟。中华文明也迎来了它最辉煌的时代：盛唐。

　　然而这个伟大的朝代，终究还是消失了。在历史上存在了二百八十九年，在打破了秦、西汉、东汉、隋、西晋这五个大一统王朝的生存记录之后，永远的消失了。

　　秦朝和隋朝亡于暴君，两汉和晋朝亡于门阀。

　　那唐朝亡于什么呢？

　　唐朝亡于“帝制的绝症”——一种帝国制度无法解决的致命缺陷。

　　帝制的绝症，有点像人类的癌症。它是一种“高级病”。在人类古代医疗史上，几乎没有癌症记录。但是到了现代，癌症成了人类的第一大死因。所以就老有很多人觉得，是我们现代人生活方式“不健康”，想要过古代那种青山绿水的生活。但是实际上全世界癌症发病率最高的国家，就是环境最好的国家。像新西兰、挪威、澳大利亚这些空气环境极好、人均收入又高、医疗条件又好的国家都是癌症发病率排名前十的。中国根本排不进去。而全世界癌症发病率最低是非洲地区。这是为什么呢？

　　后来医学界研究发现，癌症其实是跟人的年龄密切相关的一种病变。人的身体几乎每天都会产生几个癌细胞，但人在四十岁免疫系统比较强，可以杀死癌细胞，得癌症的概率极低，而过了七十岁以后，免疫系统逐渐下降，得癌症的风险就会急剧上升。所以环境好、收入高、医疗水平高的国家癌症发病率比非洲高得多，关键是人家寿命长。人只要活得足够长，早晚会得癌症。如果将来人均寿命超过一百岁了，癌症发病率还会更高。

　　所以，癌症这个东西，是现代文明导致的“富贵病”。在近代以前，世界各国的人均寿命很少超过四十岁，由于医疗条件太差，还没有得癌症就死了。现代社会像澳大利亚、挪威啊这些国家人均寿命都超过八十了，所以癌症就成了第一大致命疾病。

　　唐朝灭亡的原因，就跟发达国家的很多人死于癌症一样：把帝国制度的各种缺陷都完善了，王朝的寿命延长了，以前没有灭亡过帝国的致命问题就出现了。而这个问题又近乎于绝症，帝国制度无法根治，只要达到一定时间就一定会导致一个王朝的覆灭。

　　从表面上看，它叫“土地兼并”。而它的病根，则存在巨大的争论。关于病根的争论，对中国命运影响极大。不深入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就无法理解朝鲜战争以后毛泽东做出的许多重要决定以及它们对中国的影响，包括社会主义改造、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等。而近年的房地产泡沫和反复风暴，也与它密切相关。对这个病根，我们将来后面做更详细的分析。

　　总之，这个致命的疾病，从表面上看，就是土地兼并到了一定程度，农民大量的失去土地，同时却还要继续承担承重的税收和劳役负担。这就让他们越来越难以生存，最后就只能采用暴力反抗。农民起义就发生了。

　　发生农民起义是帝国的常态，即使在各种治世、盛世也屡见不鲜。只不过在正常年景，老百姓虽然生活艰难，勉强还活得下去。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很快就会被政府镇压下去。只有当土地兼并成为一个普遍性的社会问题的时候，小规模的农民起义才会像火种一样，迅速蔓延开来，无法扑灭、最终烧遍整个中国，推翻一个大一统王朝。

　　中国的帝制朝代最长的也没有超过300年。如果对应人的寿命100岁的话，立国210年的朝代大概就相当于人的70岁。基本上“70岁”以前的帝国都不会爆发毁灭性的农民起义，像东汉只持续了一百多年，虽然爆发了黄巾起义，但不到一年就被豪强地主武装扑灭了。

　　西汉的统治持续了210年，刚好到“七十岁”这条红线，土地兼并问题已经很严重了，大规模农民起义的临界点眼看就要到了。但是王莽出来篡夺了皇帝位，开始土地国有化改革，由于政策失误而彻底失败，这才诱发了大起义。所以，西汉还差了那么一点点才能死于“癌症”，就被治病心切的庸医王莽葬送了，可以算是死于一次“医疗事故”。

　　西晋东晋的灭亡都是因为门阀政治。北宋一百六十八年、南宋一百五十二年，期间农民起义不断，但都没有毁灭性的的大起义，秦朝、隋朝是由于出现了暴君而“突然死亡”。元朝并没有完全汉化，蒙古贵族对汉民族的压迫太厉害，它实际上也是亡于暴政。

　　剩下三个：唐朝、明朝、清朝，都是“年过七旬”以后才爆发毁灭性的底层暴动：黄巢起义爆发于唐朝建立后二百五十七年；明末农民起义的起点——“王二起义”爆发于明朝建立后二百五十九年；清末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于清朝建立之后二百三十二年——稍微提前了一点，这应该和鸦片战争有关，西方的入侵加重了底层人民的痛苦，让大革命提前来到，

大参考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3-2）黄巢起义

　　二、黄巢起义

　　有很多人认为唐朝是亡于藩镇割据。应该说藩镇割据对唐朝伤害很大，但真正毁灭它的，还是农民起义。

　　军权和地方政权分开，是帝国制度的一大基石。唐朝因为疆域很大，和边疆地区信息往来时间很长，为了方便对外作战，就在边疆地区设立节度使，集中掌握地区的军政大权，统管数郡，最终导致了中央权威丧失、节度使军事割据的局面，史称“藩镇割据”。

　　唐朝中后期的地方势力大概可以分为三种：

　　中央政府在关中地区，东北方面的藩镇是第一种：割据势力，不听从中央调遣，也不上交赋税，类似于独立王国；这些藩镇主要集中在河南河北一带。但是他们并没有完全独立，中央政府有时候也会派遣一些地方官过去，或者调出来一些官员到别的地方任职。只是掌握军政最高权力的节度使中央无法委派，而是由本地的军队自己拥立。这些节度使自己收税自己花，养活军队，负责抵御东北方面的少数民族入侵。应该说他们虽然不服从中央，但还是完成了自己的边防责任。

　　第二种是西北边的藩镇。这些藩镇负责维护西北边疆的安宁。西北地区边防任务很重，但经济远远不如河南河北一带发达，自己的赋税无法养活边防军。所以他们没办法脱离中央独立。

　　第三种是东南地区，这个地方赋税很充裕，但是没有边防责任，那个时候唐帝国还没有面临海上威胁，这些地方没有什么军队，也不可能搞军事割据。

　　所以，唐末的局面，就是东北藩镇自己养自己，中央政权用东南地区的赋税来养着西北地区的藩镇。

　　黄巢起义爆发于东北方向的藩镇割据地区。这个地方骄兵悍将中央管不着，无法无天，老百姓负担最重。但这些地区兵力也最强大，起义军很难生存。他们就从藩镇突围，向南进入没有军事藩镇的东南地区：浙江、安徽、福州、广东等地。

　　这个策略非常成功。东南地区物产丰富，又没有主力部队。起义军一路走一路抢钱抢粮，沿途农民也跟着参与进来，队伍越拉越大。最后积累了百万之众。

　　这个时候，黄巢才挥师北伐，很快就攻陷洛阳和唐王朝的首都长安。

　　应该说，起义军这一路都非常顺利，因为东北方向的藩镇军队对国家事务不感兴趣，任凭黄巢在东南地区发展而不加干预。西北地区的藩镇军队又离得太远。这是起义军能够一路顺风顺水的重要原因。

　　攻陷长安以后，形势就完全变了。关中离西北方的藩镇很近，从西面和北面调兵过来都很容易。黄巢在江南地区横扫一遍就很快北上，属于流寇作战，没有建立自己的赋税管理系统，军队一旦离开，就无法从江南地区获得补给[1]。百万大军困守关中，粮草短缺，又要面对西北方面赶来的唐军主力。他的失败就不可避免了。

　　关于黄巢攻取帝国首都反而导致失败的问题，还可以多讲几句。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在黄巢以前一直是“龙兴之地”。周王灭商的根据地就是这里。后来秦统一六国也是从这里出发的。

　　关中这个地方的特点，我们在前面说过：中华文明的发源地，早期农业开垦最容易的地区。西安附近的黄河、渭河冲击平原沃野千里、物产丰富。而且它又周围被崇山峻岭环绕，向东只有一条狭窄的通道通往河南中原地区。这条通道上先后修筑了函谷关和潼关。要从关中地区向东攻占河南，比较容易；反之，要从河南向西攻打关中，就比较困难。所谓易守难攻，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占领了这个地方，中原地区势力强大的时候，可以闭关自保；中原衰落，出兵函谷吞并中原，就可以一统天下。

　　秦末农民战争推翻秦朝以后，当时很多人劝楚霸王项羽定都长安，但项羽是个缺乏政治头脑的军人，说：“一个人富贵了如果不回故乡，就如同穿锦绣衣裳在黑夜里行走，有谁知道呢？”他坚持把首都定在靠近老家的山东徐州。结果项羽刚走，被他赶到汉中的刘邦就派兵把长安占领了。

　　刘邦打仗的水平不如项羽，在中原地区跟项羽交战屡战屡败。但丞相萧何在关中源源不断的给他提供人员物资的补给。这就让他一直立于不败之地。项羽虽然不断的打胜仗，实力却越来越弱。徐州那个地方地处中原之地，四周都是大平原，无险可守的。后来刘邦派韩信北上占领河北。刘邦从西面进攻、韩信从北面进攻，最终形成合围之势。在徐州南面一百公里的“垓下”将项羽军队围歼。刘邦因此夺取天下。

　　南北朝的时候，北周定都长安，很容易的就把定都河北的北齐灭掉了。也是一个意思。

　　隋文帝杨坚篡夺北周皇位以后，继续定都长安。公元613年，暴君杨广第二次“御驾亲征”朝鲜，在河南负责军需供应的杨玄感发动兵变。杨玄感的谋士李密建议他立刻占领长安，杨玄感拒绝，最后兵败被杀。李密后来自己当了山东农民起义军的领袖，当时杨广跑到扬州“南巡”去了，长安再度空虚。他的谋士也建议他赶紧占领关中地区，李密考虑到手下的将领和士兵大都是山东河南一带的人，远离家乡可能叛逃，也拒绝了这个建议。结果没多久李密也同样失败[2]。

　　跟李密的谋士同时看中关中的，是镇守太原的李渊李世民父子。他们抓住机会从太原起兵，沿着山西吕梁山脉和太行山中间狭小的山谷，出其不意的进入关中平原，一举攻陷长安。然后以此为根据地，向东消灭了占据洛阳的王世充和占据河南山东的窦建德，很快统一中国。

　　但这个“得关中者得天下”的规律在黄巢占领长安以后失效了。而且是永远失效了。此后再也没有政权可以凭借关中平原夺取天下，再也没有大一统政权定都长安。到了今天，关中已经成为了中国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

　　这里面很重要的原因是：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已经开发得很充分了，而且修建了大运河把长江下游跟黄河中下游连接起来，这两个广大区域的物资产出数十倍于关中平原，足以在中原地区养活百万大军。这样的军事力量翻山越岭进入关中地区毫无困难，关中“易守难攻”的地理优势丧失，而关中平原面积狭小、粮食产量低、跟中原地区交通不便的缺点就凸显了出来。

　　黄巢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他攻陷长安以后就登基称帝——因为按照历史规律，取得长安就可以当皇帝了。但很快被赶来勤王的唐军击败，黄巢被杀。不过他的部下朱温投降唐朝以后，唐僖宗把他封到开封当节度使。开封这个地方是大运河连接黄河的交通枢纽，从黄河和长江下游运送的粮食物资都在这里中转。朱温因此坐大，然后密谋再次叛变。这一次朱温吸取黄巢的教训，很注意在洛阳-开封一带营造根据地，逐步的消灭唐军主力，最后再去攻打长安，取得成功，

　　公元907年，黄巢死后11年，朱温杀掉唐朝皇帝自己称帝，改国号为梁。唐朝灭亡，享年289岁，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命的大一统王朝，没有之一。

　　[1]根据历史记载，黄巢本来打算在广东建立根据地搞地方割据的，但是北方来的士兵无法适应当地潮湿炎热的气候，爆发了大规模的疫情，死亡超过一半。黄巢这才被迫仓促北上。
　　[2]这个故事也说明，当谋士给人出高明的主意相对容易，自己做最终的决断其实很难。

大参考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大历史视角下的中国崛起（3-3）苟且偷生的大宋

　　三、苟且偷生

　　朱温是农民起义出身，本人是个文盲，虽然很有打仗的天才和谋略，但个人品行极差。当了皇帝以后竟然把他所有的儿媳妇召进宫乱伦。后来他的儿子发动兵变把他杀掉。然后就是天下大乱，经过了七十二年的五代十国混战之后，赵匡胤的北宋政权再次统一中国。

　　我们前面说过，汉朝建立后，就会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搞休生养息；隋朝建立后，就吸取汉朝灭亡的教训，搞均田制和科举制；唐朝建立后，又吸取隋朝灭亡的教训，继续搞修生养息。这样逐步的推动帝国体制的完善。

　　宋朝建立以后，当然就要反思总结唐朝灭亡的教训，搞制度改革。

　　这一回，总结错了。

　　跟很多人一样，赵匡胤把唐朝灭亡的原因归结为藩镇军事割据，而不是土地兼并。

　　赵匡胤的家庭背景是军官，家里比较富裕，从小就学习骑马射箭，家里还给他请教书先生教他念书，成年后又资助他四处游历，可以说是文武双全、见多识广。这个人性格平和、心胸宽广、待人厚道。但是家庭出身决定了他对民生疾苦的了解只是停留在纸面上，缺乏切身体会，

　　“五代十国”当中的“五代”，是指的唐灭亡之后的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北方主要的帝国。总共存在了72年，也就是平均存在了不到15年。每个帝国都只有两任或三任皇帝，然后就被军事将领推翻。赵匡胤自己就是军事将领出身，依靠兵变把后周的第三任皇帝推翻了自己当上皇帝的。他面临的危险非常现实：宋朝也可能很快被手下某个武将发动兵变推翻。

　　在　这种情况下，赵匡胤的选择是理所当然的：他把制度建设的重点放在如何抑制军事将领的权力，保证皇帝集权上面，而对于土地兼并问题，则毫不介意——宋朝从一开始就完全允许土地自由交易，也没有搞过任何形式的均田制。

　　赵匡胤这个人很厚道。他死后留下了三句遗言，刻在石头上，放在一间密室里，只有新皇帝登基以后才能打开来看。宋朝灭亡后，大家才知道上面写的啥：

　　第一，不杀后周皇帝的后人；

　　第二，不杀文官；

　　第三，不增加田赋。

　　这三条，可以说上对提拔自己当大官的后周皇帝很厚道，中对文武百官很厚道，下对黎民百姓很厚道。这确实是个厚道人。

　　除此以外，他还对跟自己一起打天下的武将很厚道。虽然很担心这些人将来可能发动兵变，但仍然采用了“杯酒释兵权”的方法而不是屠杀的办法来解除了他们的兵权，然后给他们高官厚禄以享受人生。

　　“不杀文官”和“杯酒释兵权”这两个事儿，被后世长期津津乐道。但所谓“过犹不及”，这两个政策搞得太绝对，危害也不小。

　　文官犯了政治错误，或者说话触怒了皇帝，这个不杀自然是好的。但要是严重的贪污腐败、违法乱纪呢？武将交出兵权，就让他去享受良田美宅，要是他在地方上欺压百姓、祸害一方呢？

　　这个问题赵匡胤没有回答，或者说虽然想过，但是不在乎。在他看来，帝国最主要的还是得到官员和军事将领的支持。实际上，有的时候，对官僚、对权贵厚道，就是对人民不厚道。这个矛盾总是存在的。宋朝不杀文官，可不是不杀普通人。不仅杀，而且杀的比唐朝汉朝更加残酷。“凌迟处死”这个酷刑就是从宋朝开始成为国家法定刑罚的，专门用来对付人民造反的。

　　赵匡胤的这些厚道做法，被后世的文人夸成了一朵花；而后来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大批处决违法乱纪的官吏，则被描写成了暴君。文人们给他编派了很多故事，比如谁谁谁写文章或者作诗出现“光”“秃”这样的字眼就会被他抓起来杀掉，因为他以前当过和尚、心理变态云云。而这些故事，其实都是子虚乌有的[1]。

　　说到底，还是因为历史的话语权掌握在读书人手里，赵匡胤牺牲老百姓的利益来照顾文官士大夫，文人就说他好；朱元璋牺牲文官的利益来照顾老百姓，文人就说他暴虐、没人性。仅此而已。

　　宋朝政治制度的基本理念，就是高官厚禄，把文官武将都养的舒舒服服的，然后利用复杂的权力制衡，官位和职位分离，将领和军队分离。官位决定你的俸禄，但具体做什么职位则根据需要临时委派。军事将领也由文官担任，平时在家养尊处优，跟军队不接触，需要打仗了，朝廷给予临时授权让他带某个军队出去。下次打仗，将领和军队的搭配又会换一下。所谓“兵不习将，将不知兵”，就是说的宋朝。

　　这个制度设计的目的，就是任何官员都无法专权、任何将领都无法专兵，永远不会威胁皇帝的地位。

　　这样的制度安排说明，赵匡胤把权臣和武将视为对皇权最大的威胁，而把人民反抗和蛮族入侵的威胁视为次要威胁。

　　结果，北宋只维持了168年，就被北方的金国消灭了。两个皇帝被金兵俘虏，虐待致死。开封城内数万人被金兵劫走，沦为奴隶。当然更惨的是北方的老百姓，不断遭受战乱之苦。

　　有宋一代，对外战争可谓有败无胜，打一次输一次，动不动就被对方屠杀十几万人，毫无获胜的希望。而且北宋的农民起义爆发频率也很高。文学名著《水浒传》描写的就是北宋年间农民起义的故事，里面把北宋政治黑暗、官逼民反的现实揭露得很清楚。不过宋朝有一个很独特的办法对付农民起义：招安。给农民起义的首领封官许愿，然后让他们带着起义军去前线跟辽国、金国军队打仗，打光了完事。用今天的话来说，就叫：用民族矛盾转嫁阶级矛盾。

　　中国历史上最窝囊、最黑暗的大一统朝代，西晋第一、北宋第二。跟“魏晋风度”一样，北宋在文学艺术上面成就很高。前段时间，著名财经作者吴晓波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如果能穿越到过去，他最想生活在宋朝。这个选择是很明智的，因为宋朝最尊重知识分子，只要是有点名气的文人，都给官做，俸禄也很高，可以随意兼并土地、营建豪宅、蓄养奴婢，同时又不用认真干活，而且言论自由，批评朝政批评皇帝都行，保证不杀头，真把皇帝惹毛了就把你从中央贬到地方当县令，继续作威作福，有机会还能亲自去指挥一场战争，对着地图一通比划就能调动千军万马，打输了死个万把人丢上几个城池也不会被处罚。这种日子谁不想过呢？

　　不过，如果你只是一个普通人，那最好别去宋朝。你们家的土地或者房产哪天被某个当官的文人说占了就占了，老婆说抢了就抢了，没有人管的。税负沉重就不说了，征的税都用来养一帮擅长琴棋书画的官员去了。遇到征兵上战场，突然派来一个没打过仗的指挥官，在地图上一画，直接给指挥到敌军埋伏圈里去那也是常有的事。实在混不下去想造反的话，抓起来就是凌迟处死。好不容易把这些苦难都熬过去，金兵打过来政府不抵抗就跑了，留下你全家被烧杀抢掠。

　　当然了，北宋比西晋还是要强很多，因为有了科举制度，进入文官集团至少需要精通儒家经典。而儒家是积极入世的，强调对国家社会的责任。所以北宋的官员除了吟诗作画，多少还能干点正事。像王羲之父子那样只会写书法，或者王衍那样只会清谈道家哲学，于军国大事百无一用的人，无法进入国家管理层。

　　北宋被金国灭亡以后，赵家的一个亲王在南方称帝，定都杭州，史称南宋。南宋继承了北宋的全部制度和苟且偷生的立国精神，将民间抗金武装领袖岳飞杀害，以此换取了跟金国的议和。偏居东南一隅150年，最后亡于蒙古。

　　南宋的经济相当发达，首都临安（杭州）的繁华程度甚至超过了唐朝的长安。主要原因是海上航行用的罗盘技术已经成熟。可以进行远洋航行。海上贸易因此兴盛。除临安外，泉州和广州的外贸也十分发达。当时已经可以跟东非和中东地区建立贸易联系。商业的繁荣，以及和中东地区的文化交流，大大的促进了科技进步。由于对外贸易的需求，各种冶金、瓷器、纺织等城市手工业部门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大规模的土地兼并以后，农民流离失所，进入城市还可以从事商业手工业，大大的缓解了社会矛盾。

　　这是南宋扭转局面的历史性机遇。如果统治集团不是那么腐朽无能，完全可以利用海权来对抗蒙古帝国的陆权优势。但内政的腐败让他们不仅陆军打不过蒙古，竟然连海军也打不过蒙古，这还能有啥可说的？

　　公元1279年，南宋海军和蒙古海军在广东江门附近的崖山海域展开决战。蒙古海军以少胜多，只用了一天就全歼南宋海军。丞相陆秀夫背着年仅7岁的皇帝跳海，南宋灭亡。

　　由于两宋的立国时间都在150年左右，时间太短，土地兼并和官僚腐败的程度还没有恶化到农民活不下去的程度，没有机会死于“帝国之癌”。

　　[1]明初的几个著名“文字狱”故事都不见于官方档案，是两百多年后的野史中出现的。经过后代学者考证，几个流传最广的“文字狱”故事的当事人都不是死于“文字狱”。

　　比如：满清乾隆年间的赵翼在《廿二史札记·明初文字之祸》中摘引《闲中今古录》说：“杭州教授徐一夔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帝览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雉发也，‘则’字音近贼也。”遂斩之。

　　经考证，杭州地方志里面记载，徐一夔在朱元璋去世之后还在杭州做地方官，徐一夔在朱元璋死后，还给别人写过墓志铭。此则故事为假。

　　再比如，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还是引用《闲中今古录》说著名僧人释来复的诗句中“有‘殊域’及‘自惭无德颂陶唐’之句。帝曰：‘汝用'殊'字，是谓我'歹朱'也，又言'无德颂陶唐'，是谓我无德，虽欲以陶唐颂我而不能也’。遂斩之”

　　根据明朝档案记载，释来复是因为卷入胡惟庸谋反案被杀，与写这首诗无关。

　　凡是能够考证的朱元璋文字狱故事，都被考证为假。有一些无法考证的野史故事，没有时间和背景，也并不可信。

　　除此之外，朱元璋在各种公开的官方文件中，多次回忆自己当过和尚的贫贱出身，像“空门礼佛,出入僧房”这样的文字，还下令刻在石碑上流传后世。他自己也写过几首谈僧论道的诗。可见他对这个事情，毫无避讳之意，说他因为别人提到他当过和尚的经历（还不是直接提到，而是出现光、秃这种字）就杀人，没有道理。

大参考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3-4）大元进士

　　四、大元进士

　　消灭南宋统一中国的元朝并非标准意义上的大一统王朝。它只是部分实现了汉化，建立了表面上的皇帝制度和郡县制。但蒙古统治者信仰藏传佛教，而对儒家思想不甚重视，大部分元朝皇帝和蒙古官员只是初通汉语，重要而复杂的问题还是要翻译成蒙文才能理解并作出决策；虽然也有科举制，但立国三十年多后才开始采用，六十多年里面只用科举选拔了1300人，占官员总数的不到百分之一。蒙古贵族始终占据了大部分实权职位，而且有严格的等级制度，把汉人列为下等人对待。蒙古官员由于文化水平极低，贪污腐败程度惊人。

　　元朝的统治只持续了不到一百年就被农民起义推翻了。

　　这个事情也说明，中国不是那么好管理的。我们老说中国多么专制独裁，其实，帝国制度远远不是专制独裁那么简单，有很高明、很复杂的设计在里面，有很大的合理性，比如早在公元前，汉朝就举办过专门讨论国家盐铁专营制度的讨论大会，由来自去全国各地的专家和中央官员一起开会研讨盐铁专营制度的利弊得失——到底是国家管得多一点好、还是民间经营多一点好？会议参与者分为“市场派”和“计划派”，爆发了激烈的争吵，最后“市场派”的观点占据上风，中央根据会议精神适度放宽了盐铁生产经营的管制。今天我们轰轰烈烈的讨论“国进民退”或者“国退民进”的话题，我们的古人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把各种好处坏处都想过了，还开学术研讨会讨论，还有论文集《盐铁论》保存下来。从中就可以看出，帝国制度设计是何等的精密细致。

　　这样一套复杂的制度，要是没有一大批杰出的人物来构建、推行和操作，换上一群没文化的皇帝和官员来简单模仿，国家很快就会灭亡。西晋的门阀、元朝的贵族，都证明了这一点。

　　这里面有一个事儿非常有意思。就是元朝科举录取的那1300多个进士，大部分行政能力很强——比蒙古贵族高了不止一个档次。有很多人为官相当清廉，官声极好。而且后来元末农民起义的时候，很多担任地方官的进士积极组织镇压或抵抗，成为了元朝的“中流砥柱”。

　　1354年，十余万农民起义军围攻安庆。淮南行省左丞余厥带领少数随从冒着危险从小道绕开起义军，进入城内。然后组织数千人，亲自带队突击，杀人无数，冲破对方四十三座栅寨，连斩对方十三员大将，战斗力爆表。安庆之围遂解。此后，余厥又领军与数万农民军打了大小七十多仗，坚持了七年。

　　而余厥这个人，其实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儒生，由于家庭贫穷，从十三岁才开始读书。但极为勤奋好学，嗜书如命，在科举考试中位列全国第二名，以进士及第的身份进入翰林院，参与了《辽史》《宋史》《金史》的编撰工作，平时喜欢研习经史之学，专门针对五经写过几本注释和讲解的书，还著有《青阳文集》四卷。做官的时候就以廉洁而著名。谁也想不到这种书呆子竟然还能带兵打仗，而且“亲冒弓矢”——也就是拿着刀冲到第一线砍人。跟汉朝的班超一样，投笔从戎，英勇善战，可以说是出将入相之才。

　　此外，还有像江州道总管李黼，他是泰定四年（1327）年的状元。泰定十二年，十余万江南的农民义军北渡长江，驻守在江边的元军不战而溃，威顺王宽彻普化弃城而逃，武昌、瑞昌相继失守，江西大震。李黼收拾残兵进行抵抗，只有几千人。他发现农民起义军队伍混乱，没有任何标记识别敌我。于是抓住这个机会，让手下的士兵全部涂黑面部，亲自率军反击，杀敌两万，追击六十余里。成功的解除了江州之围。

　　但这些人的个别努力改变不了大局，只能坐守孤城，看着周边的起义军越来越多。元朝灭亡的时候，包括李黼、余厥在内的42个进士宁死不投降起义军，“死节”、“殉难”，忠勇程度远超蒙古贵族。如果不是他们，元朝在大起义的冲击下坚持不了17年。可以想象，如果元朝能够全面采纳科举制度，大规模录用科举人才，在中央和地方都有一大批像余厥、李黼这样的人来主持工作，一定不会只有100年的国运。

　　这些进士们的表现说明，中国的科举制度，是一种非常好的选拔古代国家管理人才的制度。而对于这些为元朝“尽忠死节”的汉民族进士们，尽管我们可能跟他们有不一样的民族立场或者阶级立场，还是应该对他们的忠勇表示敬佩。

大参考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4-1）另类暴君朱元璋

　　第四章 布衣天子（上）

　　一、另类“暴君”

　　代元而立的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出身最贫寒的大一统皇帝[1]，他父母早亡，当过和尚、当过乞丐。

　　人的生活习惯，基本都是成年以前就形成的，后来很难改变。朱元璋小时候吃苦太多，后来当了皇帝，也异常的简朴，吃穿什么的全不讲究，打补丁的衣服从来不换；而且非常勤政，基本上就是一个工作狂。

　　以洪武17年9月14日到21日八天为例。在这八天里面，朱元璋平均每天大概要批阅20万字文件，处理423件事。此外，还要每天上朝接受的面奏，接见各地来京的百姓，接见定期朝觐的官员等等，其辛苦，可以想象。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4-1）另类暴君朱元璋

　　朱元璋处理国事，常常废寝忘食，吃着饭就停下来，想起哪一件事情，就写在纸条上，马上贴在身上，因此，他穿的衣裳时常贴满了条子，如同长满了羽毛一样。在他的后宫和殿堂的墙上，也都贴满了条子，事情办完后才取下。他还写过一首诗：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4-1）另类暴君朱元璋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4-1）另类暴君朱元璋

　　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4-1）另类暴君朱元璋

　　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一丈犹拥被。

　　朱元璋从来不以自己的贫寒出身为耻，相反，非常引以为荣，动不动就跟人说：我当年在庙里当和尚的时候、我当年在大街上要饭的时候……如何如何。以此来教育臣僚和儿孙们要理解民间的疾苦。

　　前面我已经说过，关于“文字狱”的传说都是子虚乌有的，历史上的朱元璋并没有真的因为谁提到光啊、秃啊什么的就胡乱杀人。这个人是很有英雄气量的，不然也不可能从乞丐开始奋斗，团结那么多英雄好汉跟他一起干革命，把元朝推翻当上皇帝。

　　就这样，还有很多人说朱元璋是“暴君”。

　　中国历史上有两大暴君，隋炀帝和秦始皇。这两个暴君都毁掉了一个国力强盛的大一统王朝。而朱元璋这个“暴君”不仅没有毁掉自己创造的王朝，反而让它绵延二百七十六年，是中国历史上仅次于唐朝的第二长命的大一统王朝。

　　我们就要想一想：朱元璋这个“暴君”跟秦始皇、隋炀帝有什么区别呢？

　　秦始皇和隋炀帝，都是同时大干猛干三件事把帝国毁灭的：大规模的对外战争（匈奴、南越和三征高丽）、大规模的公共工程（长城和大运河）、大规模的宫殿皇城建设（阿旁宫和东都洛阳）。让人民活不下去了，这才叫暴君。

　　那朱元璋呢？三件事他一件都没有大干：统一以后就很少打大仗了，也不搞什么伟大工程，也不大修宫殿，个人生活也比较简朴。

　　称帝以后，按照历朝历代的管理，皇帝使用的车舆、器具等物应该用黄金装饰。朱元璋下令全部以铜代替。主管的官员报告说用不了很多黄金，朱元璋却说：“我不是吝惜这点黄金，而是提倡节俭，我应该自己带头。”

　　洪武元年，蕲州进竹簟，他命退回，又告诫官吏：没有命令，蕲州就来进献竹簟，这个先例不能开，如果一开，天下都会争着进奇巧之物以讨好，“则劳民伤财自此始矣”[2]；

　　洪武六年十一月，潞州贡人参。他又说：人参得来不易，过去金华进香米，太原进葡萄酒，我都制止了，国家的任务就是养民，为什么要贪口腹之欲而使人民劳困呢？下令退回。[3]

　　没有了个人的享受，他当皇帝的乐趣就是每天没玩没了的批奏章、开会。照说皇帝这个职业，干得再好也没法往上提拔了，也没人给他发加班工资，但他就是这么拼命，有啥办法？

　　但就是这样，朱元璋作为“暴君”的名头却非常响亮，几乎跟秦始皇、隋炀帝齐名。这是不同寻常的。

　　主要原因，是朱元璋对官员非常粗暴、残忍，杀掉了很多大臣和地方官员，包括一些跟他一起打天下的开国元勋。在明初三大案[4]——胡惟庸谋反案、郭恒贪污案和蓝玉谋反案当中，就有累计六万人被处决，几乎全部都是官员、武将或者他们的亲戚朋友、

　　有人说，朱元璋是有系统有计划的杀掉开国元勋，防止他们以后造反。不过这种程度的杀戮似乎毫无必要，历史上开国皇帝去世以后儿孙顺利继位的情况很多，并不需要对开国功臣搞系统的“肉体消灭”。此前王莽、杨坚、赵匡胤篡位，都是利用新皇帝年幼无知的机会才取得成功的，被篡位的皇帝年龄都在10岁以下——汉末帝2岁，北周静帝9岁，后周恭帝7岁。朱元璋的太子朱标在明初三大案拉开序幕的时候已经年满二十岁。朱标是在洪武二十五年因病去世的，死的时候已经三十八岁了， 而此时胡惟庸案和郭恒案都已经结束。

　　朱标死后，新的皇位继承人，朱标的儿子朱允炆也已经十五岁。蓝玉案爆发的时候，朱允炆已经十六岁，属于成年人，可以独立主持政务了。其时朱元璋身体仍然十分健康。且此时还在世的功臣都已经六十多岁，就算活过朱元璋恐怕也没有力气造反了。为了朱允炆的皇位而继续杀掉所剩不多的几个老臣也无必要。

　　还有一种说法是，朱元璋为了加强皇帝独裁、彻底消灭相权对皇权的制约，所以才这样残暴。因为三大案中牵连最广的是胡惟庸案（杀了三万人）。朱元璋杀掉胡惟庸之后，就宣布不再设宰相这个职位，由皇帝直接管理中央各个部委，彻底废除相权。

　　这个观点也有问题，胡惟庸案的追查持续了十多年，而朱元璋是案发之后第二天就宣布不再设丞相一职。大规模的诛连则发生在废除宰相之后四年。废除宰相这种事情，只需要朱元璋下一道圣旨就能解决——事实也确实如此。开国皇帝在制定国家制度方面的权限很大，没有“祖制”这种东西管着。像秦始皇取消分封制，刘邦恢复分封制，杨坚建立科举制度、赵匡胤取消武将的兵权等，其影响都远远大于设不设宰相，都没有遇到什么激烈的反对。后来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决定取消国家主席这个职位，也是一锤定音，说取消就取消了。设不设宰相，设几个宰相，稍微强势一点的皇帝就能自主决定，何况是朱元璋？

　　即使上面几个原因（解决皇位继承的隐患、加强个人独裁、消灭相权等）都存在，最多也就诛杀一些功劳比较大、地位比较高的官员和武将即可。仍然没有必要对地方上的中下层官吏进行大规模的处决。

　　由于无法从权谋的角度来解释，有一些历史研究者（比如《中国人史纲》的作者柏杨）就只能把它归结为朱元璋的个人性格缺陷，说他心理极度阴暗、以杀人为乐趣、性如蛇蝎等等。

　　但是，朱元璋对跟他争夺天下的人却非常宽容。像朱元璋的主要敌人陈友谅，他在的儿子陈里在陈友谅战死后自立为王，继续跟朱元璋对着干。最后战败投降，朱元璋并没有杀掉他，而是封了一个侯爵养着，善终；另外一个农民起义领袖方国珍，跟朱元璋打过仗，还投降过元朝，后来失败了被抓住，朱元璋也没有杀他，也是封了爵位养着，善终；

　　另一位著名农民起义领袖、“大夏国”国王明玉珍，投降朱元璋以后也是善终，后来他的儿子明升又不听话想造反，朱元璋派兵攻击，明升投降，也没有杀掉，封了个侯爵养着。又后来，明升暗地里透露出不少对朱元璋的不满，被举报，朱元璋也不过把他们全家派遣到朝鲜去生活，以免日后生乱，他给高丽国王下旨，对待明升一家“不为官、不为民”，简单来说就是掏钱养着，别授予实权，明升最后也是善终。

　　吴王张士诚兵败被抓，朱元璋也没有杀他，而是关起来，派亲信谋士李善长去劝降，张士诚只要点点头说我投降了，就也会被封个爵位养着，但他骨头很硬，始终拒绝投降，而且把李善长骂的狗血淋头，差点打起来。朱元璋还是没杀他，最后是他自己在监狱里自杀了。   

　　朱元璋后来回忆起这些事情，还对张士诚颇有惋惜之情。他说[5]：

　　“元末天下大乱的时候，有抱负又有道德的人，就努力保全人民的生命和住所；无志无德的人，就烧人房屋杀人性命。所过之处，荡然一空。当时天下有十几个大的势力，无志无德的人占了大多数。只有江南的张士诚，虽然在乱世，仍然不失雄心和理智，施行德政和仁政。可惜他用人不当，他的兄弟也不成器，才被我打败。但……（所有这些势力）最后归降我的人，他们的父母妻子，我都保全了，让他们可以生儿育女、建立宗祠。”

　　——这样一个人，会是蛇蝎心肠、以杀人为乐的变态吗？

　　在历史上，农民起义的领袖当中，确实有一些非常残暴的。比如隋朝末年农民起义的领袖朱粲，每攻陷一地必屠城，然后直接就把人肉当成军粮。但这些残暴的人物一般闹不大，很快就会灭亡。

　　这里面的原因也不难理解：残暴的人，士兵和将领只是出于恐惧服从他，但不会为他效忠，一旦有机会一定逃走，上了战场一打输了就会投降。他的队伍也得不到老百姓的支持，军队的凝聚力和后勤补给能力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这样的军队，是不可能长久的。

　　朱元璋的主要对手陈友谅。他通过一系列阴谋诡计杀了自己的主公和朋友，夺取起义军的领导权。看起来诡计玩的很成功，但下面很多人是不服的，敢怒不敢言。结果在和朱元璋决战的关头，部队内部就出现了分裂，好几个大将临阵倒戈投降朱元璋，而且这几个大将在反过来跟陈友谅作战的过程中尤其勇猛，杀红了眼，要为主公和老朋友报仇。这成为陈友谅失败的重要原因。

　　中国历史上，出身社会底层而能够一统天下的，三千年来只有三个人：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和毛泽东。其中又以朱元璋的出身最差。朱元璋能够完成如此高难度的动作，除了他的谋略和机遇外，至少有两点非常重要：

　　首先，这个人非常仗义、慷慨。他在郭子兴手下打仗的时候，作战很英勇，胜利了之后从来不去抢财物。后来当了头目，战利品一律上交，上头的奖励一律分给大家。很得人心。这让他在军队里面名声很好，引起了主帅郭子兴的注意，这才得到了被迅速提拔的机会。

　　后来郭子兴受人蛊惑，怀疑朱元璋的忠诚，先把他关起来，过了几天又给了他很少的兵力去攻打元军重兵把守的定远城。但朱元璋竟然真的把定远打下来了。而郭子兴自己却打了败仗，不得不跑来投奔朱元璋。朱元璋此时有充足的理由把郭子兴拒之门外，但他不仅没有这么做，反而把城池也交给他，又给他留下三万兵马。自己带着剩下的部队去另外打了一个城市来当根据地。

　　在乱世，这种随便交出兵权的行为是很罕见的。如果说不要战利品之类的还有收买人心的嫌疑的话，直接交出根据地、交出兵权的行为，肯定是很真诚的。也就是说，朱元璋这个人很懂得感恩，而且不记仇，他的做法只有一种理由：郭子兴这种人成不了大事，我不会跟着你混了，但我感谢你把握从普通士兵提拔成为将军，作为回报，我在你最困难的时候把军队、城池都交给你，从今后咱们两不相欠，就此别过。

　　这种做法，有英雄之义，又有英雄之略。可见朱元璋是一个既有本事，又有情义的人，所以才有那么多武能安邦、文能治国的英雄人物跟着他出生入死。

　　第二点，就是朱元璋的军队在农民起义军中是纪律最好的。

　　农民起义军一般来说纪律比较差，打仗前后都喜欢沿路抢掠财物和妇女，甚至屠城。郭子兴的军队就非常缺乏纪律，朱元璋多次制止其他将领攻城后抢劫财物妇女的行为。他被郭子兴猜忌，还关了起来。主要就是因为这些做法触动了郭子兴身边亲信的利益，在郭子兴面前说他坏话。

　　后来朱元璋自己当了主公，对部队管束更为严厉，为此多次诛杀违反军纪的士兵或者将领。在1356年攻打镇江之前，为了严明军纪，他按照谋士李善长的策划，以放纵士卒的罪名把大将军徐达抓起来，并宣布要以军法处斩。此时，李善长出来求情，众将不知是计，也一起求情。于是朱元璋就顺水推舟，说看在众人的面上，暂时免去徐达死罪，不过要徐达攻下镇江后，做到不烧不抢，方可完全赦免徐达之罪。众将看到朱元璋对待主将尚且如此严厉，不敢不严守军纪，这样，朱元璋的军队打到哪里，都容易得到老百姓的支持。

　　总之，就是从各个方面来看，朱元璋都不大可能是一个天性残忍好杀的人。对上级，他知恩图报；对手下，他公正大方；对老百姓，他注意保护；对竞争对手，也不赶尽杀绝。当了皇帝以后每天勤于政务，生活简朴。

　　这么样一个人，怎么就成了杀人如麻的“暴君”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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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比朱元璋还要贫寒的是“五胡乱华”时候抓住王衍的那个石勒，他当时是汉赵帝国的将军，后来自己也当了皇帝，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出身奴隶的皇帝。他建立的后赵帝国基本统一北方，但未能统一中国。
　　[2]《大明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之十四》
　　[3]《大明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之八十六》
　　[4]另有一种说法是明初“四大案“，还有一个空印案。这个案子影响很大，但真正最后被处决的只有数百人，与另外三个杀人过万的大案不在一个数量级上。
　　[5]原文见《大诰三编?指挥林贤胡党第九》：“昔者天下大乱，有志有德者，全民命全民居；无志无德者，焚民居而杀民命，所过荡然一空。天下群雄以十数为之，其不才无志者，诚有七八。惟姑苏张士诚，虽在乱，雄心本智，为德本施仁。奈何在下非人，兄弟不才，事不济于偃兵。然而相从者父母妻子。当归我之时，各各见存。其余从诸雄者……诸来从朕者……妻室为之已有，男女岁为之生产，祖宗后嗣已立。。”

yuyue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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