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鹏：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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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8-5）思想僵化

　　五、思想僵化

　　尽管朱见深有心治吏，但作为一个在深宫中长大的皇帝，对腐败危害的痛恨程度和反腐败的魄力跟朱元璋比起来还是差的很远。其成绩比起来他的“治乱”和“治民”来说，也就要差一点。

　　对杨晔父子这种跟他没什么直接联系的官员，他下手相对来说要重一些。虽然免除了死刑，但抄了家，杨家基本就败落了。还有几个被判充军，也算是比较重。到了自己的亲信太监覃包这里，同样是腐败加人命案件，只作革职处理，没有抄家或者充军。最后轮到驸马爷，人命案件也就加强学习、罚几百石米就算完事，已经轻的不能再轻了。

　　相比之下，汪直在反腐败方面比朱见深要激进得多，对涉嫌腐败的官员用刑很重，而且屡次要求死刑。但都被朱见深否决。从最终处罚结果来看，朱见深主要还是希望通过斥革一批腐败的官员，换上一批相对清廉的官员来实现吏治的清明，而对通过严刑峻法来震慑腐败兴趣不大。

　　至于汪直的态度，十四五岁的他对腐败和清官应该抱着一种比较单纯的看法，类似于清官是好人，贪官是坏蛋之类。他是万贵妃和朱见深共同培养出来的。朱见深本人就对圣君贤相那一套儒家理论非常重视，后来专门给皇太子朱佑樘写了很多大谈儒家理想的信进行教育。结果培养出来一个儒家理想色彩很重的皇帝。

　　汪直受朱见深的影响，对文官集团中的精英分子实际上是很敬佩的，一直积极向文官集团靠拢，学着大臣们的样子，向皇帝上奏提出各种治国平天下的政策建议，而不是仅仅满足于抓贪官。在路上遇到项忠，虽然错过了，还要追回去打招呼并且道歉。看起来应该是一个有礼貌有教养的好孩子。

　　《明史》里面说，嘉兴知府杨继宗以廉洁而出名，有一次进京朝觐，汪直想去拜访他，吃了个闭门羹。朱见深就问汪直：在这批朝觐的官员中，有谁比较清廉？汪直说：这里面不爱钱的，只有杨继宗。

　　没过多久，杨继宗就被破格提拔为浙江按察使（分管法律治安的副省长）。在浙江任上，他把镇守太监张庆得罪了。张庆的哥哥张敏是朱见深身边的亲信太监（就是《明史》和《明朝那些事儿》里面说的把朱佑樘秘密抚养长大的那个张敏），就想在朱见深面前说杨继宗的坏话。刚提到杨继宗的名字，朱见深就问：“你说的就是那个不爱钱的杨继宗么？”张敏听了吓得不轻，不敢再往下说了，下来赶紧给张庆写信说：不要惹杨继宗，皇帝知道这个人。

　　还有一次，汪直到外地巡视。各地官员见了都恨不得往死里巴结奉承，只有河南巡抚秦纮不怎么认真接待，摆出一副很瞧不起太监的样子。回到北京以后，朱见深问：地方上有没有什么贤能的官员？汪直说：我看只有秦纮是有真本事的，其他人都是溜须拍马之徒。朱见深听了就笑起来，拿出一份奏折给汪直看：竟然是秦纮弹劾汪直的，说他出巡阵势太大，随员数量和接待标准都严重超标。汪直见了就连忙请罪，说秦纮奏得对，并不改变对秦纮的评价。秦纮也很快被为提拔。

　　从这些事情看得出来，汪直并没有让自己站到文官集团的对立面，像项忠这种战争英雄和杨继宗这种清官几乎就是这个十多岁的小孩子崇拜的偶像。但是他的偶像们却辜负了他。项忠的反应前面已经说了。杨继宗则做的更过分。

　　汪直多次想去拜见杨继宗，都被他以公务繁忙为由拒绝了。过了几年，杨继宗的父亲去世了，回家服丧。这下该有空了吧？汪直就直接跑到杨继宗家里去了。见面之后，汪直很开心，用一种带点开玩笑的亲昵口吻跟他说：“原来杨继宗就长这个样子啊？”

　　想不到，杨继宗冷冰冰的来了一句：“我是长得不怎么样，但身上的东西一件不缺，没有辱没祖宗。”

　　跟一个太监说这种话实在不是一般的过分啊。

　　汪直也没有说什么，就告退了。

　　后来汪直也没把杨继宗怎么样。朱见深又多次提拔他，有点想重用的意思，但是始终没有什么突出的政绩，最后不得不放弃努力。杨继宗之所以能进《明史》，就是因为他说了这句话，被认为是不阿附权宦、正直刚毅的典型。除此以外，他当了一辈子官，没有干过什么值得历史记载的事情。

　　从项忠和杨继宗的态度可以看出，文官集团内部，有一种反宦官的非理性狂热：完全脱离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不惜违反基本的礼仪，都不能跟宦官沾上一点关系。然后就会被文官集团赞扬为刚直不阿，有古大臣之风。

　　这些事情说明，到了朱见深时代，文官精英的“利益集团化”倾向已经非常明显：一切以集团划线，而不以国家利益来区分善恶，凡是试图从文官集团手中拿一点权力出去的，都是十恶不赦的坏人。

　　有些文官中的精英分子可能本人很清廉，也很支持反腐败等强国安民的措施，但如果把这些事情交给他们集团之外的人来做，那么就决不允许。这种是因为，宦官与文官的斗争已经持续了一千多年，而历史一直是由文官来书写的，后代的儒家知识分子通过阅读这些被扭曲了的历史，即使完全出于正直公正的考虑，也会站到坚决反对太监干政的立场上来。他们一切以书上说的为准，即使现实情况——太监汪直的所作所为本身是明显利国利民的——与书本知识明显矛盾，也拒绝反思。这种做法正是他们思想僵化的表现。

　　一个国家的精英分子，如此思想僵化、党同伐异，这个国家是很难治理好的。

　　类似的事情很多，像汪直这么聪明的人，应该很快就发现，不管他做的事情是好是坏，文官集团都是不会接纳他的。那些他以前钦佩的英雄、清官，大部分其实也就不过尔尔，再加上朱见深在处理贪官的问题上，总是毫无道理的一再从轻处罚，他费心侦破的各种案件，往往起不到期望的效果。这种“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局面，让年少的汪直越来越感到厌倦了。

　　正好在这个时候，边境传来消息：镇守辽东的陈钺和马文升起了冲突。陈钺想要严厉打击建州女真，而马文升则主张和平共处、以安抚为主，不准陈钺生事。两人互相弹劾，闹得不可开交。汪直就上奏请求去辽东看看。朱见深刚开始不同意，只让汪直派人去调查。但效果并不理想，最终还是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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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8-6）成化犁庭：屠灭建州女真

　　建州女真是消灭北宋的金人后裔。他们居住在中国和朝鲜边境夹角的一块地方，大致在吉林省西部。建州女真是女真族中最靠近明朝边境的一部，也是文明程度最高的一部，已经进入了农耕社会。北边还有什么海西女真、野人女真那就是纯粹游牧民族了。

　　明朝在朱棣的时候征服了这一地区，设立建州卫，任用女真人来管理。后来又采用“分而治之”的办法，分出来了建州右卫和建州左卫，与原来的建州卫并称“建州三卫”。到了朱祁镇时代，国力衰落，建州卫的首领李满住联合建州三卫，反叛明朝，开始不断的入侵辽东地区。

　　他们一会儿要求参加朝贡贸易，一会儿又说明朝给的朝贡条件不够优惠，所以跑到边境来抢东西，强烈要求提高入贡的人数和货物数量。反复闹了很多次。

　　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朝廷一直存在争论，主战派认为女真人不服管教，应该好好教训教训；主抚派认为女真叛乱都激出来的，应该给予更多优惠，这样他们就不闹了。

　　两派观点各有各的道理：明朝的朝贡贸易制度确实比较僵化，每年来朝贡的次数，每次来的人的数量、货物数量都有限制。堵住了通过贸易赚钱的路子，人家就只能动手抢。但是女真人确实不是很讲信用，之前给过不少优惠，但真的到了有机会抢点钱粮的时候，又会忍不住干一票；抢完之后又表示道歉，说不好意思上次没忍住，以后我们一定好好入贡。

　　汪直到辽东调查一番之后，很快就成为了坚定的主战派，弹劾马文升。

　　马文升倒并也没什么过错，他跟陈钺主要是“路线斗争”，一个主战一个主抚而已。但朱见深见了汪直的奏章，立即把马文升下狱论罪。因为朱见深本人也是骨子里的铁杆鹰派。从对付荆襄流民的手腕就能看得出来，他不太相信和平主义，比较倾向于用暴力解决问题。成化三年下令进剿建州女真的时候，朱见深的命令是：“捣其巢穴，绝其种类”。“绝其种类”四个字基本就算是种族屠杀令了。

　　成化三年那次已经杀的比较狠了，大将赵辅率军五万，兵分三路进剿建州女真。同时，朱见深又命令朝鲜派出军队，全力配合明军进剿。经过一个月的围剿，明军斩首六百三十余人，俘虏二百四十余人，李满住（后来建州女真改称“满洲”，就是从他的名字而来，即“李满住的建州女真部”之意）和他的儿子被朝鲜军队斩杀。另外一个首领董山（建州右卫首领，努尔哈赤的五世祖，也即曾祖父的爷爷）也被明军设计抓获，在押送途中董山试图逃脱被杀。

　　在这次征讨中，铁腕无情的朱见深杀掉了满清最重要的两个祖先，难怪其功绩后来被《明史》大力抹杀。

　　十年过去了，建州女真逐渐恢复实力，又开始以朝贡贸易受阻为理由，不断侵犯明朝边境。

　　明成化十五年（1479年）十月，朱见深批准了汪直的申请，再次下令进剿建州女真，由汪直监督军务，抚宁侯朱永为总兵，巡抚陈钺参赞军务，统帅大军，征剿建州。这次远征，汪直是实际上的统帅。传统规矩是文官统兵，但文官陈钺只是“参赞军务”而不是“提督军务”，武将朱永与他平起平坐，汪直才是最后的仲裁者。

　　十二月，汪直等上奏报捷：“建州贼巢在万山中，山林高峻，道路险狭。臣等分为五路，出抚顺关，半月抵其境。贼据险迎敌，官军四面夹攻，且发轻骑焚其巢穴。贼大败，擒斩六百九十五级，俘获四百八十六人，破四百五十余寨，获牛马千余，盔甲军器无算。”（《宪宗实录》第一百九十七卷）

　　辽东地区的十二月（农历）是极为寒冷的，野外夜间温度可以到零下二十度以下，白天气温也在零度以下。在这个呵气成冰的季节，明军用半个月的时间翻越白雪皑皑的长白山山脉，然后对据守山寨的女真人发动进攻，必然是一场十分艰苦的战斗。这是从小在皇宫中长大的汪直从未体验过的。但初次出征，就取得了明朝历史上对建州女真最大的一次胜利。

　　这场战争的很多具体细节后来在各种史料中被删除了。因为建州女真的后代最后取代明朝统一了中国，由他们来负责整理明朝的历史。所以汪直和朱见深在《明史》里面都被黑的一塌糊涂。尤其是汪直，本来文官集团在记录历史的时候就很喜欢抹黑太监，加上他又把清朝皇帝祖宗的老巢给一把火烧了，清朝的史官们在黑汪直的时候那叫一个肆无忌惮，功劳什么的能抹杀就抹杀，过错什么的能放大就放大，他的任何行为都从最阴暗的角度去分析。

　　比如，陈钺看不惯某人，不断的在汪直面前说此人的坏话，想让汪直去给皇帝告状，说了半年汪直都没理会。结果这个人生病退休了。《明史》里面竟然把这事儿也当成了汪直的污点来记载，说这个人运气好运气好，还好退休了，不然肯定要被汪直陷害。这种逻辑也确实是醉了。

　　正因为如此，这么一个文能治国、武能安邦的少年英雄，竟然在史书上成了无恶不作的所谓“权宦”。

　　不管怎么黑，1479年的这次远征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血洗之后，建州女真消停了一百年。一直到努尔哈赤时代，才重新崛起。从中华民族的发展史来看，它只能算是一场内战。但跟镇压荆襄、两广的叛乱一样，它对维护国家整体和平，保障中华文明核心区的民生幸福具有重大意义。

　　这次进剿，以及上一年陈钺在反击女真入侵中取得的胜利，再加上成化三年赵辅的那一次，合计三次对女真的军事胜利，在历史上被称为“成化犁庭”，也就是“在成化年间，明朝对女真部落进行了毁灭性打击，就好像对一片长满花草的庭院，用牛拉着犁翻过一遍一样”，清理得干干净净。汪直只是负责了其中一次，整个过程真正的主导者还是皇帝朱见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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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8-7）奇袭威宁海

　　七、奇袭威宁海

　　朱见深大加封赏三位统兵将领。回到北京后，朱见深又让他掌管十二团营，也就是京城戍卫部队。这是明朝最重要的精锐，原来一直是亲信武将掌握，再派亲信太监监督，皇帝才能放心的。但朱见深竟然直接让太监掌管，可见其对汪直信任之深。更何况此时的汪直，还掌握着西厂和锦衣卫，朱见深简直就是把身家性命交给了汪直保卫。

　　不过，对这样的荣耀和责任，汪直好像并不怎么放在心上。出去征战了一回之后，他就彻底的迷上了边关战火，对内政事务不那么上心了。没过多久，他又请求朱见深派遣他和王越共同去防守大同。

　　王越，就是汪直被弹劾后第二天跑去跟内阁争执的那个都察院长官。他跟韩雍、项忠一起，是朱见深时代最能打仗的三员大将。这三个人都是进士出身，真想不到考八股文怎么能考出来如此生猛的家伙，而且一下就是三个。而在这三个人当中，最厉害最生猛的，就是王越。

　　历朝历代，非军功不能封爵。明朝也是如此。而文官虽然有军功，一般也不封爵。但实在功劳很大的，也可以封爵。整个明朝276年的历史上，科举出身的文官被封爵的只有三个人，都姓王。第一个是朱棣时期的王骥，第二个就是王越，第三个则是心学大师、正德时期平定宁王叛乱的王守仁。

　　王守仁是王越的忠实粉丝。他对人讲过一个故事，说他在考进士之前做了一个梦，梦见王越亲手赠给他宝剑，把他激动的不得了。后来，王越在家乡病逝，朝廷命王守仁去给王越修建坟墓。王守仁尽心竭力，很快就把墓修好了。王越的家人很感激他，要给他钱。王守仁坚决不收。他们就把王越生前用的剑送给他。王守仁想起之前做的那个梦，大吃一惊，不敢推辞，就收下了。后来他就跟王越一样，成了明朝最后一个被封爵的进士。

　　这个王越确实是个奇人，在满朝文武都敌视汪直的时候，唯独他跟汪直走得最近。此时王越已经五十多岁了，而汪直才十三四岁，论年龄可以当汪直的爷爷。但二人经常一起聊天，谈的非常热络，而且应该是聊得很深入。后来汪直跟王越闹矛盾。王越还威胁汪直：你再不给我面子，我就把当年你跟我讲的宫廷秘闻捅出去。汪直很快就服软了。

　　等汪直被弹劾，第一个出头为他说话的，就是王越。

　　在认识汪直之前，王越早就已经军功赫赫了。韩雍和项忠在南方平叛的时候，负责在北方防守蒙古的就是王越。由于主力南下，北方相对空虚，但王越还是不断的取得胜利。

　　应该说这些胜利基本都是小胜，因为当时蒙古已经开始恢复强大，而明朝军屯制度废弛，明军主力又在南方，防守已经非常费力。只是因为王越实在水平太高，每次蒙古入侵，总能抓住机会出奇兵收拾他们一下，所以看起来竟然对蒙古占据了胜利。等到成化八年，项忠平定荆襄的战争基本结束，朝廷就开始不断的给王越施加压力，要求他把蒙古人彻底赶出河套地区。

　　河套，就是阴山以南、长城以北的黄河中游平原。这个地方是明朝的传统势力范围，已经农耕化，是重要的粮食产地，但也有未经开垦的大片草原。汉民族和蒙古等少数民族杂居于此。

　　阴山以北的蒙古草原冬天非常寒冷，所以蒙古人就经常回到这里来“过冬”，顺便抢劫一把（也可以说主要是来抢劫的，顺便过冬）。蒙古骑兵越过阴山过来并不容易。但明军也不好在长城以北进行防守，基本就是据守在“大同 -榆林-银川-张掖”这一带的长城据点，建立了“宣府、大同、太原、榆林（延绥）、固原、宁夏（银川）、甘肃（张掖）”七大军事重镇，跟防守建州女真的蓟州和辽东两镇一起，并称为“九边重镇”。蒙古人来了，就出长城进行打击，打完了又回到边镇守着。所以，这里就成了蒙古和明帝国反复争夺的地区。

插图：明朝“九边”重镇分布图

　　王越上书表示坚决反对“搜套”行动。因为他很了解明军边防废弛的情况，认为现有兵力不足以清空河套的蒙古人，目前可以河套边镇总共才有八万军队，这是远远不够的。要“搜套”起码也要十五万军队。但是朝廷议论的结果，原来北边打建州女真和南边打荆襄的时候，边镇军队也就四五万，你王越都能不停的打胜仗，现在守军增加到八万了还不行？还想要十五万？肯定是你畏战。弹劾的奏章也是一个接一个。

　　朱见深比较信任王越，把这些奏章都压下来了。但王越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如果不能尽快取得一个重大的胜利，可能真的要获罪了。

　　事实证明，对王越这种军事天才，给他施加点压力，潜能是无限的。被逼急了的王越一咬牙，拼了。成化九年九月时候，趁着蒙古（鞑靼部）可汗满都鲁大举入侵河套，王越探听到了满都鲁把后方驻地设在红盐池（河套地区的一个湖泊）附近，于是决定冒险绕过蒙古骑兵主力，突袭其大后方。王越派刘聚等人带领一万余人拖住满都鲁的主力，自己亲自带领4600精锐，昼夜兼程，两天两夜急行军800余里，奇袭红盐池。

　　在距离驻地还有二十里的时候，蒙古军发现了王越，一方面紧急派人告知满都鲁，一方面集结余部出战。王越轻骑突击，很快突破了对方防线，斩首三百五十余级，获驼马牛羊器械物资无数，把搬不走的各种物资如帐篷房屋等一把火烧了个精光。

　　满都鲁接到后方被袭击的消息，急忙率军撤退。刘聚早就按照王越的安排在路上设下了埋伏，一路不断追赶伏击，又斩杀两百余人。满都鲁等返回红盐池的时候，发现妻子畜产已荡尽，全军“相顾痛哭”。急红了眼想要报仇，开始追击王越。

　　满都鲁也是气晕了头：从红盐池派人送信再到他返回红盐池用了很长的时间，突袭部队难道不是应该早就跑远了么？眼看着王越的帅旗就在前方，当然要不顾一切的冲上去报仇。

　　结果是，被王越带进了埋伏圈，打败了。

　　这一仗打得蒙古军队心惊胆战，数年内不敢再进入河套地区。王越冒着巨大的风险，以身诱敌，虽然没有全面的“搜套”，但前后只动用了约两万军队，就基本达到了让蒙古骑兵远离河套地区的目的。

　　这是数十年来对蒙古取得的最大胜利，朱见深非常高兴。为了表彰王越的功绩，专门设了一个“三边总制”的职位给王越，也就是甘肃、宁夏、延绥（榆林）三大军事重镇的总指挥，各镇的总兵、巡抚都要听其节制。

　　由于这一仗打完之后蒙古人就基本不怎么来河套骚扰了，朱见深很快又打起了“鸟尽弓藏”的小心思。成化十三年，也就是逼走韩雍之后的四年、从荆襄召回项忠之后两年，朱见深把王越也从边关召回北京，让他当起了都察院的长官，取消了他的兵权。而派“工程专家”余子俊前往榆林地区大力修建长城。这说明朱见深对河套地区的安全状况已经比较满意了，希望从积极进攻为主，向巩固防守转型。

　　这个时间，正好赶上汪直开设西厂。王越就跟汪直勾搭上了，卷入了西厂撤销和重开的一系列风波。对这种战争英雄，汪直一向十分崇拜；对王越来说，跟汪直结交，除了意气相投之外，应该也有利用一下汪直，重新带兵打仗的意思。因为汪直是皇帝最信任的人，而且很容易就试探出来这个小孩子对战争充满了向往。

　　陈钺和马文升在辽东闹矛盾的时候，王越就撺掇汪直，带上他去辽东打仗。但陈钺也看中了汪直对皇帝的影响力。汪直到辽东的时候，陈钺带兵出城五十里相迎，一路巴结奉承兼说马文升的坏话。二人一拍即合，决定共同征讨建州女真，就没带王越去。

　　等汪直从辽东回来的第二年，也就是成化十六年，蒙古骑兵又开始来骚扰了。因为两年前满都鲁去世，没有儿子。蒙古（鞑靼部）就拥立了新的大汗，七岁的巴克蒙图（明朝一直很萌的把他称之为“小王子”）继位。满都鲁的皇后满都海，根据蒙古风俗，又嫁给了巴克蒙图，继续当皇后，成为蒙古的实际统治者。

　　这个叫满都海的女人非常强悍，经常亲自带兵冲锋。在蒙古文献中，被描写为神话般的女英雄：武艺高强，能征善战，政治军事才能出众。32岁的她坚持立巴克蒙图为大汗，一方面是因为巴克蒙图是“黄金家族”成员，也就是成吉思汗的直系后裔；另一方面巴克蒙图年龄幼小，有利于她掌权。这两个动机，都说明满都海是一个很有雄心的女人，后者是为自己，前者则是为整个蒙古的复兴，二者并不矛盾。

　　满都海带着年幼的巴克蒙图南征北战，不断教育他如何才能承担起复兴蒙古的责任。经过两年的战争，基本上平息了因为满都鲁去世带来的汗位之争。蒙古鞑靼部落又重新团结起来。红盐池之战的伤痛逐渐被忘却。蒙古军队再次南下，开始入侵河套地区。

　　王越瞅准了机会，让汪直去请朱见深派兵征讨。

　　朱见深一般来说总会在第一时间批准汪直的申请，这次也不例外。汪直被任命为监军、朱永为总兵，王越 “提督军务”，前去征剿。

　　对这次出征，王越和汪直应该是早有预谋的。一年之前，汪直就上过一道奏章，说大同在朱棣朱瞻基时代，有军马一万五千匹，但是最近几十年没有清点过，现在不知道还剩多少，请边境守将清点，数量不足的及时补齐。

　　这一检查，果然发现大同军马数量严重不足。为了把马匹补齐，层层摊派，搞得很多军户卖儿卖女才能完成任务。这件事情被史官郑重记录下来，作为汪直的一大罪状。

　　成化十六年五月，户部又上报：全国各地大量积压食盐米粮，这是由于汪直之前曾上奏说边饷紧缺导致的。

　　从军马和米粮的事情来看，汪直和王越早就商量好要在边境打一场大仗了——现代战争，判断对方军事意图的一个方式，就是观察对方有没有大规模的进行后勤动员。如果只是调动军队，那么很可能是虚张声势。2014年乌克兰危机期间，俄国总统普京宣布在乌克兰边境搞军事演习。西方情报机构的很快获悉这次演习没有大规模的派遣医疗人员，说明应该是真的军事演习，没准备真的打乌克兰。

　　等到朱见深真的批准出征的时候，汪直和王越已经提前做好了一切准备。

　　王越非常清楚蒙古和明军的实力对比，正面的硬碰硬作战明军并不占优势。这一次他打算故伎重演。

　　经过探听得知，巴克蒙图的王庭在威宁海子附近。这个地方不属于河套地区，而是要北上翻越阴山山脉才能到达。这对骑兵偷袭是非常不利的。阴山以北是蒙古人完全控制的地区，跟河套地区的红盐池不同：道路与环境皆不熟悉，后勤补给和接应部队也完全没有，万一路上碰到蒙古骑兵那就只能是活该倒霉。

　　对这些问题，王越肯定是经过了充分的考虑和估计，不可能是纯粹想赌一把，并且跟汪直反复商量过。这两个岁数差了四十岁的人能够聊到一块儿，很大原因就是因为他们都有足够的冒险精神。二人应该是一拍即合，并这个计划感到十分兴奋。

　　大将军朱永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以治军严谨而著称。他们估计朱永不大可能同意这种冒险作战，所以找了个借口把他支开了：说要分兵两路攻击蒙古，让朱永带了两万人，前往河套地区寻找蒙古骑兵的踪迹；然后王越和汪直从宣府和大同抽调最精锐的两万部队，从大同奔赴威宁海子方向。

　　这又是一个寒冷的冬天。两万大军白天隐藏、晚上行军，沿途不断布下伏兵准备接应，经过二十七天的秘密行动，大约有一万骑兵到达威宁海子附近。

　　在发动总攻的前夜，突然下起了漫天大雪。王越和汪直各自统帅一路，分道向王庭发起攻击。由于天黑而且下雪，敌人对此完全没有察觉。上万明军从天而降，很多人从睡梦中惊醒，起来抓起衣服就跑。

　　这次雪夜突袭彻底摧毁了蒙古王庭，斩首四百三十余级[1]，俘获马驼牛羊六千，“小王子”巴克蒙图逃脱，但是皇后满都海被杀。

　　自从朱棣去世以后，蒙古在对明朝的作战中完全处于进攻的一方，所有战斗都在明朝境内的河套地区开打。不管打赢打输，抢完了就退回大本营休息。这一次明军竟然翻过阴山摧毁王庭、击杀皇后，对因为军队腐败而长期处于守势的明朝来说，不可不谓之奇功。

　　这次胜利还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就是朱祁镇被蒙古俘虏期间，就被关押在威宁海子。朱见深当然特别高兴，破格把王越加封为“威宁伯”，可以世袭，让他成为明朝历史上第二个以文官封爵的人；至于汪直，因为是太监，则只能增加俸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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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斩首数量和杀敌数量不是一个概念。斩首数量需要战后由专门的报功官清点才算数，而且老人和妇女儿童是不算的。但是战场混乱，再加上放火烧掉不少尸首，斩首数量一般会远远少于实际杀敌数量。特别是奇袭作战，取胜后需要尽快撤退，没有足够的时间打扫战场。
　　对比万历年间明朝攻打平壤的战斗。明军先是攻克了平壤，然后又在城外设伏兵大败日军，战后是明军控制战场。后来明军报功在平壤斩首1250颗，后来的伏击又斩首360颗，一共是1610颗。 防守平壤的小西行长兵力大约有15000人，战役结束后小西全军只剩6520人（桑田悦《简明日本战史》），减少了8500人，死亡数量应该不会低于6500人。在明军有充裕时间打扫战场的情况下，取得首级和杀敌的比例也就1:4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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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8-8）帝国铁骑：冶金技术与中原王朝的盛衰

　　八、帝国铁骑：冶金技术与中原王朝的盛衰

　　讲到这里，我们对历朝历代中原王朝与北方蛮族交战的“成绩”做一个对比和分析。

　　汪直和王越取得了震动朝野的空前胜利，但实际也就斩首四百三十余级。之前的红盐池之战，还要少一点。此外其它时间对蒙古骑兵作战，能够斩首一百以上，就算是大功了。虽然说杀敌数一般会比斩首数要多一些，但即使翻个三四倍，也不过几百一千的，不算太多。

　　如果我们看一看汉朝，每一次重大胜利都是斩首一万多甚至好几万，动不动就长途奔袭上千里攻击匈奴骑兵主力部队。甚至到了东汉中期，外戚专权和门阀政治都很严重了，对外战争仍然不断取得辉煌的胜利。东汉中期的外戚窦宪，率军进攻匈奴，出塞三千里、斩首一万三千级，燕然勒石而还；一年后继续出征，这次更厉害，出塞五千里打败匈奴，斩首五千余级。从这个角度看，明朝中期最强大的时候，军队的战斗力也比东汉中期差的很远很远。

　　我们真的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吗？

　　本书的目的当然不是讲战争故事或者军事战略，核心还是讲政治经济关系。但军事行动在古代社会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古代文献资料缺乏，政府的腐败状况与人民实际生活水平很难查证。一般来说，对外军事行动的成绩，是检验内政清明与否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标。

　　军队体系不大可能独立于国家政治经济体系之外独立的保持清明或腐败。一般来说，腐败低效的政府，其军队战斗力就弱；而政治清明时代的军队战斗力则比较强。这个规律应该基本靠谱。

　　但是，当我们用这个指标来跨朝代进行比较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影响军事胜负的因素，除了政府效率、经济实力外，武器装备的技术水平差异也会起很大的作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农耕地区的武器生产水平，跟周边蛮族的武器技术水平，差异很大。

　　比如，秦汉时期我国的军事装备技术大大领先于匈奴等少数民族。而到了宋明时期，这种技术优势基本消失了。如果不考虑这个因素，仅凭对外军事作战的成败来评价秦汉和宋明的政治经济体制的优劣、得失，那就可能会得出秦汉时期的政治制度比宋朝、明朝更先进的结论，而这样的结论就可能是有失偏颇的。

　　汉朝对匈奴作战的成绩相当惊人，远远超过后来的唐朝、宋朝、明朝。动不动就是千里奔袭，一战就斩杀上万匈奴骑兵。到了明朝，即使有重大胜利，斩首数也都是按百来计算的。这个差距真的有这么大吗？明朝的士兵和将领们跟汉朝比就弱到这个程度吗？

　　由于很难解释这个差异，有些人就干脆往比较虚无的“尚武精神”这种层面上扯。觉得中国春秋战国、秦汉时期，华夏民族尚武精神强烈，勇于对外作战，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有的说是与异族混血了、有的说是被儒家文化侵蚀了、有的说是被专制政权奴化了……总之，就变得软弱可欺了、更加贪生怕死了云云。

　　“尚武精神”这种东西，实在是过于虚无缥缈。明朝军人就比汉朝军人更怕死？我是不太相信。就算真有差异，也不能是打一仗杀人上万和杀人上百这种数量级的差异啊？

　　真实的原因是：秦汉时期，中国的冶金技术极为发达，而包括匈奴在内的西北少数民族的金属武器很少、质量也很差。汉朝的军队去打匈奴，就跟两千年后的鸦片战争英军打清军一样，存在巨大的武器代差。汉军的箭是铜箭头或者铁箭头，而匈奴骑兵的箭则很少有金属箭头，主要都是木料或竹子削尖的箭，很难穿透汉军的皮制盔甲。汉军还有一部分铁制盔甲，匈奴的箭头无法穿透、刀也砍不进去。相反，汉军的铁箭头要穿透匈奴的皮革盔甲，则轻而易举。

　　此外，汉军的弓弩在关键部位也是铜或者铁所制，精确度和射程也远非匈奴可比。秦汉时期弓弩的机芯不仅是金属制成，而且已经成了标准件，可以在不同的弩架之间互换。

　　汉军的刀刃是钢，而匈奴的刀一般都是质量很差的铁，二者一碰上匈奴刀就得断。

　　在这种情况下，汉朝的大军一部分人穿着铁制铠甲，大部分人带着金属箭头的箭、金属机芯的弩，拿着百炼成钢的长刀，横行大漠，就好像今天的我们带着一只装甲部队，人人都手持冲锋枪，到大平原上去跟一群拿着手枪的对手交火。根本不用担心孤军深入，横行几千里都没有问题。只要找到对方的主力部队，交战的过程不会太激烈，不过类似于一场简单的屠杀。

　　司马迁在《史记》里面就记载，西域之地的人“不知铸铁器”[1]。

　　西汉末年，大将军陈汤远征两千多里，擒斩匈奴单于，立下盖世奇功。后来回到长安做官。有一次皇帝问他：前线有部队跟乌孙国的军队打仗，战斗很激烈，我们该不该派兵支援？

　　陈汤就说：“夫胡兵五而当汉兵一，何者？兵刃朴钝，弓弩不利。今闻颇得汉巧，然犹三而当一。”[2]

　　这句话很明白的说了汉军的武器优势：西北少数民族“兵刃朴钝，弓弩不利”，武器差距之大，五个胡兵才能抵得上一个汉兵。后来“颇得汉巧”，也就是说向汉朝学习了一些技术过去，但是仍然有差距，三个胡兵才能抵得上一个汉兵。陈汤根据双方兵力推测，这次乌孙的兵力并没有达到汉兵的三倍以上，所以肯定能打赢，不用派援军。没过多果然战报传来，如陈汤所料。

　　汉武帝的时候，派李陵本去给李广利的骑兵部队送粮草，但李陵不想干这种没有技术含量的活，主动提出要带五千步兵去漠北扫荡匈奴王庭（胆子够大的）。武帝竟然同意了（可见武帝也没怎么把匈奴骑兵的战斗力太当回事）。结果他们真的在阿勒泰山附近遭遇到了匈奴单于主力。单于亲自带领三万骑兵对李陵的军队发起攻击。

　　李陵用弓弩向匈奴骑兵射击，匈奴骑兵死伤数千人，被迫退却。单于又惊又怒，连忙派人去叫援军。最后会合了八万骑兵，向李陵发动总攻。这才取得胜利。

　　李陵被迫撤退。匈奴紧追不舍，追击了五六天之后，又付出了上万人的伤亡，等到李陵把弓箭全都用完了，才最终歼灭了李陵部队，就这样还有四百多人突围跑了回来。

　　如果双方武器装备在同一水平线上，八万骑兵在大漠上追击四五千步兵，绝不可能是这个状况，应该是像狼群对付几只离群的羊羔一样轻松。换句话说，匈奴八万骑兵的战斗力，也就相当于汉朝五六千步兵的战斗力。陈汤说的汉兵可以“以一当五”都是保守估计，是东汉才会出现的情况。所以，像卫青、霍去病这些人，带着四五万骑兵去讨伐匈奴，基本就没有什么打败仗的可能，取胜的关键是要在粮食耗尽之前找到对方主力。只要找到了，战斗的过程并不激烈，轻松杀敌万人以上。

　　在西方，如两河流域，开始冶铁的时间比中国早。但中国古代的钢铁冶铸技术，从战国时期开始，就长期处于领先的地位。战国时期出现了“干将”、“莫邪”这种宝剑，就是因为中国已经可以冶炼硬度极好的钢了，青铜剑和普通铁剑在它面前一碰就折。到了汉朝，钢的生产技术就进一步成熟和产业化了。

　　公元一世纪时，罗马博物学家普林尼在其名著《自然史》中说，就世界范围而言，“虽然铁的种类很多，但没有一种能与中国（汉朝）来的钢相媲美”[3]。

　　匈奴完全无法抵挡装备钢铁武器的汉朝骑兵的攻击，不能在中国的北方草原立足，不得不向西方迁徙。由于西方的炼铁技术远远落后于中国，也没有杀伤力很强的弓弩，面对学习了部分汉朝冶金技术的匈奴骑兵，无法抵抗。匈奴人翻过阿尔卑斯山，对罗马帝国多次发动侵略战争，被罗马人称为“上帝之鞭”。匈奴单于阿提拉被西方历史记载为恐怖的“阿提拉大帝”。西罗马帝国因此灭亡，欧洲进入中世纪的封建领主时代。

　　——有人喜欢拿罗马军队跟秦汉时期的中国军队比战斗力，还很认真的比较战术、兵种、阵型什么的。这是不用比的，武器是硬伤。

　　古代西方一直没有开发出铸铁柔化技术和炒钢技术（魏晋时期的诗句：“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就是说的这种技术），兵器一直使用块炼铁。块炼铁是铁矿石在较低温度下还原而成，矿渣较多，需要多次锻打将矿渣排出。但锻打也有极限，不能超过二三十次，这里还有金属疲劳问题。所以，块炼铁制品整体来说还是含有比较多的杂质。

　　当时西欧最好的铁出在西班牙，因为那里有很好的铁矿。从西班牙罗马时期古墓出土的两把铁剑，一把硬度仅有95~135HV，还不到秦朝青铜剑的一半。另外的一把剑含碳稍高，约0.2%~0.3%，但它的硬度也只有70~117HV，还是不如秦剑。可这已经是公元前二世纪了，已经到中国西汉时期，环首铁刀已经开始取代剑，各种渗碳技术、热处理技术已经大量使用了。

　　罗马的金属热处理技术其实很差，出土的铁剑都没有经过淬火。中国战国时期的普通士兵用的铁剑都经过淬火，而且湖南长沙杨家山出土的春秋晚期钢剑甚至有回火组织了，这是在淬火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更先进的热处理技术。到了公元4世纪（东汉都灭亡了），罗马的大多数铁刃硬度还是没有达到秦剑的水平，更不要说跟汉刀比了。当时欧洲最长的剑是凯尔特长剑，刀刃长度60厘米，而罗马士兵用的剑则只有30厘米，只能刺不能砍，因为硬度不够。而秦剑长度可以超过1米，又能刺又能砍。[4]

　　所以，在汉军面前像羊群一样被屠杀和驱逐的匈奴骑兵，到了欧洲就势不可挡，直接导致西罗马灭国。这是因为此时中国与欧洲的武器技术水平完全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除了冶金水平，还有人提出过，有可能汉朝的军队有马镫，而匈奴骑兵没有马镫，骑兵就很难在马背上稳定的使用武器。但是这个论点缺乏证据，史书上没有匈奴骑兵下马步战的记载。而且，马镫的工艺很简单，只要汉朝军队装备了，匈奴很快就能学会。因为每次战争双方都会有俘虏，匈奴那边有很多前汉军将士帮他们训练骑兵。双方军队的装备不会在这些没有技术含量的地方存在巨大差距。

　　但冶金技术非常复杂，不是抓几个俘虏就能掌握的。冶金有一个很长的产业链。从采矿、选矿、炼铁、炼钢等有一整套工艺流程，每一个环节都需要专业化的技术人才，差一个环节都炼不出来好钢。比如，炼铁炉的温度如果能突破一千度，达到一千二百度，练出来的铁的纯度就会高很多，碳的比例也会更容易控制。而如何达到并保持这样高的温度，同时炼铁炉不至于炸裂，就是一件难度很大的事情。战场上被俘虏的士兵和将领是搞不清楚这些东西的。

　　从河南巩县铁生沟遗址看，汉朝的时候在钢铁冶铸方面已经有了一套完整的生产设备，有藏铁坑、配料池、铸铁坑、淬火坑等，仅其冶铸炉就有炼炉、排炉、反射炉和锻炉（炒钢炉）等20余座；而且有了选矿、配料、入炉、熔铁、出铁、铸造锻打等工序之分。[5]

　　从汉武帝时期开始，就建立了“盐铁专营”制度。国家投入大量资本，雇佣各地能工巧匠，从事钢铁冶铸。高度集中的国有钢铁冶炼体制，保证大部分钢铁产能都被用来装备军队。

　　钢铁冶铸业分布面很广。在东北、新疆、四川、云南、两广等沿边地区，都发现有汉代的钢铁冶铸遗址。而且，钢铁冶铸作坊规模宏大。汉武帝以前，一些官营冶铸作坊就“一岁功十万人以上”[6]；私营冶铸作坊也常常“一家聚众或至千人”[7]。河南南阳瓦房庄遗址，原是汉代重要的铁官所在地，其生产作业区的面积达十二万平方米，共有大炼炉十七座。

　　所以，冶金技术是极为难以学习的，冶金产业就更难复制。要想达到规模化生产满足大规模的军事消耗，那么就必须打造一个完整的冶金产业链，建设固定的钢铁生产基地。这些东西少数民族学习起来很慢很慢。汉朝在这方面的领先地位，保证了他在战场上的长达数百年压倒性优势。

　　经过缓慢的学习，到了唐朝，少数民族的骑兵给汉民族制造的军事压力就大大增加了，吐蕃和回纥都有攻陷唐首都长安的记录。到了宋朝，可以确定金帝国的骑兵和蒙古骑兵已经完全配备了优质的金属箭头、盔甲和战刀，在骑兵装备上不再落后于宋朝。蒙古帝国能够横扫欧亚大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所以，在明朝，要想再现汉朝时候对匈奴的那种辉煌战绩，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朱棣远征蒙古，每次都要带三十万以上的大军，少于这个数，就无法保障安全。这不是明朝比汉朝落后，明朝军人没有汉朝军人的血性，核心原因是对手的装备已经升级了：原来是我们带着装甲部队去打人家的血肉之躯，现在是装甲部队打装甲部队。

　　明朝军队去对付两广瑶民叛乱，在非常险恶的山行地貌中征战，也能斩首两万多。如果让王越和汪直在汉朝带着骑兵去打匈奴，一仗斩首上万人相信也不会是什么难事；反之，让卫青、霍去病到明朝来，要想一仗打死四五百蒙古骑兵，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讲到这里，就会自然的产生两个问题。

　　第一，为什么少数民族的武器装备在进步，而中原王朝的武器装备两千年了进步并不大，从原来的差距巨大到现在的差不多？这不也说明了后来的朝代进步缓慢吗？

　　第二，按照这个逻辑，宋朝在对金帝国和蒙古的战争中总是丧师失地，是可以用武器装备的技术水平来解释的，本文前面对宋朝的政治体制的批评还能不能成立？可能宋朝跟汉唐一样，还是很强大，但是它的对手——辽帝国、金帝国和蒙古帝国却比匈奴和突厥强大多了，所以它才被少数民族灭亡了，而跟它的治理结构无关？

　　我们先来思考第一个问题。

　　中国的冶金技术一直都在进步，但是像春秋战国时代那种革命性的进步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在没有革命性变革的情况下，模仿者一定比创造者进步的更快。

　　就好像工业革命的爆发之后，西欧国家在几个世纪的时间内取得了相对于其它民族——比如中国——的压倒性优势，建立了全球范围内的霸权体系。但是很快——大概一百多年的时间——中国就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和制度，赶了上来。西方国家过去一百多年进步也很大，但进步再快也比不上我们学习和模仿的速度快。因为学习总是比创新难度要低。现在，西方发达国家总体来说仍然处于技术优势地位，但我们与西方的差距已经很小很小，他们要想像一百年前一样欺负中国那就是不可能的了。

　　用一句很流行的话来说，就是“世界是平的”。先进技术总是会不停的从先进地区往落后地区传播，一直到基本拉平为止。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在残酷的古代生存竞争中，周边的民族也一直都在学习和进步。我们保持了两千年的强大和文明传承已经很不容易了，要想两千年里都像汉朝那样轻轻松松派个军队出去就追杀人家几千里、斩首上万，这是不现实的。

　　第二个问题，宋朝积贫积弱，不仅是相对于它前面的唐朝和后面的明朝而言，相对于同时期的其它力量来说，也是如此。

　　比如，宋朝始终无法收回燕云十六州。有人说是宋朝的养马的地方被西夏和辽国占领了。没有好的战马，所以无法取得对辽国骑兵的优势。因此，收不回来是正常的；还有人说，辽金当时的冶金技术也赶上来了，换了唐朝也照样打不过；还有人认为，宋朝的时候，少数民族已经学会了组织国家政权来发动战争，不像匈奴突厥那样还是游牧民族。等等。

　　这些因素都是存在的，而且确实会影响战争双方的实力对比。但是，这能不能成为北宋积贫积弱的主要原因呢？

　　完颜阿骨打时期的女真部落是非常落后的。北宋为了对付辽国，派人过去传授女真冶金、攻城等相关技术。然后女真就迅速强大，很快把辽国消灭了，建立了金帝国。同样一个敌人，人口数量少得多的徒弟都能很快把辽国灭国，师傅反而被打的落花流水，能用技术来做借口吗？北宋的战马数量再少，还能比女真起兵灭辽的时候战马少吗？

　　实际上，北宋并非没有养马的好地方。关中平原就是养战马的好地方。汉唐时代天下无敌的骑兵战马都是关中平原养出来的。而关中平原一直在北宋的控制之下。只不过因为战火的破坏，经济比较萧条而已。赵匡胤还提出过迁都长安的想法，但是因为大臣们坚决反对而作罢。北宋统治者只顾在开封地区享乐，不愿意辛苦的去开发关中平原，这能怪得了谁呢？

　　还有就是面对金兵的铁骑，北宋军队总是一触即溃，毫无还手之力。但岳飞的民间武装兴起以后，在位于平原地区的郾城，杀得金兵伏尸十五里。这样的胜利并不是偶然的，而是连战连捷，从杭州地区一路把金兵赶回到开封，让金兵哀叹“憾山易、憾岳家军难”。莫非岳飞掌握了特殊的冶金技术，或者找到了养战马的好地方？还是金兵突然丧失了有组织的政府支持？显然，都不是。在岳家军的战绩面前，各种技术原因都显得苍白无力。原因只能是北宋自己的政治经济体制问题了。

　　在少数民族掌握了先进的冶金技术、建立了先进的政治制度的情况下，中原王朝不能再现汉唐的荣光，是可以理解的。但至少也应该像明朝一样，完全收复并稳固的守卫中华文明核心区。因为在这个区域里面，它的地理形势决定了，中原政权的后勤补给线是有优势的。在后勤占优势的情况，武器也不落后，粮食产量与人口数量是对手的数十倍甚至数百倍，然后打仗竟然打输了，显然是政府腐败无能。

　　明朝立国一百年后，还能轻松的血洗建州女真、翻越阴山击斩蒙古皇后；立国两百年后，还能远征朝鲜、把日本人赶下大海。像北宋和南宋那样从建国开始到灭国，就不停的被辽国、西夏、金国和蒙古轮流虐，北宋军队跟前代比比不过汉唐，跟后代比比不过明朝，跟同时代的比又比不过岳家军、完颜阿骨打的女真，那就只能在自己的制度身上找原因了。

[1]司马迁《史记·大宛传》
[2]《汉书?陈汤传》
[3]《秦汉与罗马》，徐波著，黄山书社。这本书中同时也批驳了一个流传很广的谬论——在电视剧《汉武大帝》中也错误的采用了：汉朝的冶金技术是从西域学过来的。这完全颠倒了历史事实。中东地区炼铁的历史确实比中国早，但长期停滞不前，完全没有掌握炼钢的技术。炼铁技术到了战国时期中国已经远远领先于世界上其它地区。汉武帝时期根本不需要去西域学习炼铁，而是完全相反：是西域学习汉朝的炼铁技术。
[4]《古代西方铁兵器的技术指标及与同时期中国的比较》，http://bbs.tianya.cn/post-no05-26295-1.shtml
[5]《河南巩县铁生沟新石器早期遗址试掘简报》，载《文物》1980年05期
[6]《汉书?贡禹传》
[7]《盐铁论?复古篇》

yuyue1111

人生在世，何以为荣，为国建功立业，为自己的理想去奋斗，即使血染沙场，此生又何憾，读（8-7）奇袭威宁海有感。

yuyue1111

人生在世，何以为荣，为国建功立业，为自己的理想去奋斗，即使血染沙场，此生又何憾，读（8-7）奇袭威宁海有感。

日月丽天

科学技术是 第一生产力的论断非常接近于真理。尤其是在军事武器技术方面，非常的明显和直白、直接作用和影响战争结果。
武器水平近似的情况下，更突出系统和谋略的对抗。
近代空天技术和金融的崛起，边疆的维度更是产生了更大的变化。
现下比较容易 发生的征战 ，由于核武的出现、会更加容易的产生于 金融战
这种杀人不见血的战争
近在咫尺

大参考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8-9）英雄末路：汪直被贬与朱见深怠政

　　九、英雄末路：汪直获罪与明宪宗晚年怠政

　　把武器问题分析完了，我们还是来说汪直。

　　仗打完以后，汪直和王越就留在大同负责大同守卫了。这对两人来说都是一件很开心的事：王越本来就只喜欢带兵打仗，汪直也厌倦了京城的政治斗争。过了一年，小王子带着大军到大同来复仇，被击败；第二年又来了，又被击败，而且这次损失惨重，因为余子俊的长城修好了。这段长城修在了传统的长城外边，进来的时候没人防守，出去的时候就有人了，被搞了一个关门打狗。第三年，就没再来了。

　　在王越和汪直的共同努力下，河套平原地区的安全是比较有保障了。王越负责练兵和布防。而汪直则开始整顿军屯，各种腐败和怯战的军官被他大批的弹劾下马。按照这个节奏，如果给二人更多的时间，清除军队内部的腐败问题，恢复被侵夺的军屯土地，那么就可以对蒙古发动更大规模的战争，瓦解它的战斗力。像朱棣时代一样，让北部边境安宁四五十年。

　　但他没有得到这样的机会。由于长期不在北京，西厂的工作几乎陷于停顿。没有汪直的西厂，跟东厂就没有什么区别了。成化十八年，朱见深再次下令关闭了西厂，同时取消了汪直十二团营的指挥职务。在这之前，汪直自己把吴绶弹劾下马了，因为吴绶涉嫌贪污。这样，他也就失去了对锦衣卫镇抚司的控制权。变成了一个单纯的大同镇守太监。

　　嗅觉灵敏的文官集团立即就察觉到这些变化。首辅万安上了一道奏章，说现在大同已经很安全了，但是榆林地区防务还比较薄弱，建议把王越与榆林的镇守总兵许宁对调一下。

　　这是很阴的一招，看起来平淡无奇。从朱见深的角度来看，这样也好，因为二人在一起兵权太重。虽然他很信任汪直，但对王越则未必放心。但他不了解许宁，而万安是了解的——这是一个典型的老兵油子，他跟汪直在一块儿肯定要出事。

　　没多久，巡视大同的御史郭镗就汇报说：汪直和许宁已经水火不容，干了很多荒唐事。比如，汪直认为应该在A处布防，许宁认为应该在B处布防，汪直就把军队从B处调往A处，许宁马上又下令从A处调往B处，汪直又下令回到A处……这样反复调动好多次，让士兵疲惫不堪。后来二人吵架互不相容，决定把军队一分为二，一人指挥一半。等等。

　　从这些事情来看，有可能许宁是受人指使故意跟汪直过不去，而汪直则是年少气盛，跟许宁赌气胡闹。郭镗的奏章上来以后，群臣讨论的结果，认为这样严重危害边防安全，建议把汪直调开。

　　朱见深批准了这个意见，下令把汪直调往南京担任御马监太监。职位没有降低，但实权是彻底没有了。

　　从大同往南京的路上，汪直在驿站里遇到一个以前认识的地方官员。因为记得之前巡视地方的时候在他那里吃得不错，就找他要东西吃。那个官员招待了汪直一顿，汪直吃得很高兴，跟他聊天，说现在皇帝什么意思还不清楚，去了南京也不知道会怎么样。然后又说明天我坐你的车走吧。第二天那个官员就起了个大早，蹑手蹑脚的上了车，生怕搞出动静来惊醒汪直，偷偷摸摸先跑了。

　　《明史》记录这个事儿是为了描写汪直失宠以后不受待见的凄凉景象。但从中也可以看出来，汪直为官比较清廉：从大同到南京并没有带多少东西，没有自己的豪华马车，行李少到可以跟别人拼车走。这跟很多官员换地方的时候，总要带上几十车的家产形成了鲜明对比。从贬到南京之前历次弹劾汪直的奏章来看，没有一次提到过贪污问题。汪直的清廉应该是出名的，连最痛恨他的人也在这方面挑不出毛病。

　　到了南京以后，文官集团非常确信汪直已经失宠了，于是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弹劾浪潮。朱见深最终同意给汪直降罪——也就是弄权、迫害官员、危害国防等罪名，下令把汪直贬为奉御。这是一个很轻的处罚，奉御是正六品官，相当于正处级或者副厅级[1]。在南京当奉御，又没有实际的职位，就相当于退休闲住。

　　紧接着，王越也被弹劾获罪，剥夺了爵位和官职，他的儿子们也全部被免职。陈钺则早在汪直获罪之前就被贬官了。

　　汪直获罪后第二年，小王子探听到大同守将换人了，就带兵前来试探。许宁呆在大同不肯出战，任凭蒙古兵四下抢掠。这是边关老兵油子的一贯作风：等蒙古人抢够了撤退的时候，再出去追击杀几个走得慢的邀功。过了几天果然有人来报告，说发现有一小队蒙古兵押着一大群牛羊在外面不远处经过。许宁大喜，认为是落单的可以欺负一下，倾城而出跑出去抢功。不料中了小王子的埋伏，死伤上千人。许宁吓得连大同城都没跑回去，而是带着败军跑到就近的一个小城里面躲了起来。还好小王子不了解情况，如果趁胜攻击，大同就要丢了。

　　这么一场惨败传到北京，大家都知道就是把王越和汪直赶走造成的。但谁都不敢说，怕皇帝知道了召回二人。就这么着，文武百官都知道的事情，愣是把皇帝瞒了个严严实实。

　　——这个事情可以看出，皇帝一旦失去了可靠的耳目，就会被文官集团蒙蔽到什么程度。

　　大家都盼着许宁能找个机会打个胜仗，那么就能把这次惨败糊弄过去。但这个许宁实在是个草包，以后再有蒙古兵过来，依然缩在城里不敢出去。就这么瞒了一年多，终于还是被御史告到了朱见深那里。

　　朱见深看到奏章气得发抖，拍着桌子骂娘。下二人于锦衣卫狱，判处死刑。但终究还是经不住万安等人反复求情，最后只是贬职了事。

　　他也没有提启用王越或汪直的事情。

　　朱见深为什么要将汪直贬谪、降罪，而且在大同惨败之后也不再启用呢？很难从史料中找到可靠的解释。比较合理的推测有那么几个：

　　首先，朱见深明白，文官集团跟汪直是势不两立的，早晚都要收拾他。汪直做的事情越多，得罪的人也就越多，将来被反攻倒算得越厉害。与其等到文官集团彻底摊牌，或者下一任皇帝来动手，不如自己早一点把他贬谪降罪。这样其实对汪直是一种保护。

　　汪直和王越都没有受什么苦，没有下狱、没有交法司审判，就是直接降职或者夺爵。王越在得知自己获罪的时候，听说朝廷的使者来了，一度想自杀，为的就是不被下狱遭到羞辱。但听了诏书的内容，其实没什么，相当于强迫退休，也就无所谓，回家酒肉伺候去了。相反，汪直获罪后，还有人想继续弹劾他，反而会被朱见深收拾，下狱的下狱、贬职的贬职、罚俸的罚俸。

　　第二个原因，就是朱见深开始逐渐丧失进取心了，并不想再有什么更大的作为。

　　汪直被贬的时候，朱见深已经当了十九年的皇帝。

　　十九年是一个很长的时间，足以磨平一个人的斗志。初登大位时治国平天下的激情慢慢消退。他越来越对修仙拜佛还有春药这种东西感兴趣。太监梁芳得到重用，这个家伙以给皇帝炼春药而出名；还有李孜省，因擅长研制长生药和修道讨得了皇帝喜欢；首辅万安，则悄悄的给皇帝进献了春宫图。此外还大举修建佛寺，封了很多和尚道士为西天佛子、大国师、禅师、真人、高士等等，数量有一两千人。

　　与此同时，汪直却还在边关锐意进取，不断的跟各方面闹矛盾，对越来越沉迷于佛道的朱见深来说就是在添乱了。把汪直调走，可以平息各种争议，过几天清净日子。

　　不管怎么说，汪直获罪以后，朱见深就算是基本消停了。

　　——这也是皇帝终身制很难克服的弊端：乾纲独断的皇权固然会让人兴奋，但时间长了总会让人倦怠。像朱元璋这种一口气干上三十年不歇气的皇帝太少了，只有创业君主才能做得到。后世子孙在皇宫里面长大的，能像朱见深这样坚持十七八年已经是不错了。

　　经过“治乱、治民、治吏”之后的朱见深，好像丧失了人生的奋斗目标。明朝著名的“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时代开始了。以内阁首辅万安为首的文官集团，把汪直整下去以后，就乐得天天糊弄鬼。站着茅坑不拉屎。每天喝喝茶聊聊天、收点贿赂、研究一下佛法道术之类就把日子混过去了。

　　还好，他们也没干什么大的坏事，天下还算太平，边境也还算安宁。

　　四年后，万贵妃和朱见深相继因病去世。“成化中兴”的时代结束了。

　　朱见深去世后，庙号是宪宗。谥法：“创制垂法曰宪；刑政四方曰宪；文武可法曰宪”。能够让国家从混乱中重新确立制度和秩序，刑罚与文治并用以恢复国家强盛的才能称之为“宪”。宪宗，也就是中兴之主的意思。[2]

　　[1]明朝的品级制度是九品十八级。每一个品有两级，比如二品分为正二品、从二品两级；三品也分为正三品、从三品两级。但是不能简单的对应为现在的正职和副制的区别。而且武将品级最高，一品二品的高级武官极多；文官品级较低，但正二品的兵部尚书比一品武将权力大得多；宦官品级更低，御马监太监只有正四品，权力实际上于兵部尚书差不多。
　　明朝官员的职位设计和品级制度与现在差别很大。明朝的品级对应现在的官员级别，只能根据实际职位和权力，跟现在的官员的职位对应，再转换成级别，得到一个大概差不多的模糊结论，精确对应是不可能的。
　　[2]历史上用这个庙号的还有唐宪宗和元宪宗，也分别是唐朝和元朝中期努力实现帝国中兴的皇帝。

大参考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9-1）尧舜之君：弘治皇帝的人生理想及其破灭

　　一、尧舜之君：弘治皇帝的人生理想及其破灭

　　1487年，成化二十三年九月，朱见深的儿子朱佑樘继位，改年号为弘治。

　　第二年，也就是1488年，为弘治元年。

　　跟《明史》里面软弱昏庸的朱见深形象相反，朱佑樘在历史上博了一个好名声。“明有天下，传世十六，太祖、成祖而外，可称者仁宗、宣宗、孝宗而已。”也就是说，明朝历史上十六个皇帝，除了朱元璋和朱棣这两个创业君主外，可以称为好皇帝的，也就是“仁宣之治”的仁宗朱高炽和他的儿子宣宗朱瞻基，然后，就是孝宗朱佑樘了。

　　但是，就好像《明史》过度贬低了朱见深一样，这个评价也过度拔高了朱佑樘，有失偏颇。

　　朱佑樘跟朱见深一样，是一个严格按照帝国储君培养制度训练出来的皇帝。五岁被立为皇太子，十七岁登基，接受了十二年的储君教育。培训的时间长度和登基的年龄都跟朱见深一样。唯一差的就是朱见深当废太子的那四年经历。

　　事实证明，挫折教育还是很重要。四年的磨难，让朱见深对人性的阴暗面有切身的体会。虽然推崇孔孟之道，立志做一个儒家贤君，但政治手腕是很厉害的，为了达到目的随时翻脸不认人。对手下的大臣恩威并施，既敢于放手让他们去干，又晓得用太监去盯着他们老老实实干活。

　　少了四年挫折教育的朱佑樘就有点偏理想化。在他的知识范围内，帝国就应该是一个儒家思想描写的世界，圣君贤相就能治理好一切。

　　刚一上台，朱佑樘就效法当年的朱见深，把他父亲晚年留下的弊政大刀阔斧的加以解决：首先是把那帮国师、法王给赶走了，并处死了最受宠的和尚继晓；然后，把梁芳下狱，把李孜省流放，把万安罢官，先后驱逐了一千多名声不好的各种大小官僚。

　　这些事儿都做完之后，又启用了一批史书上所称的“正人”，也就是公认为品德高尚的儒家官员来治理国家，包括刘健、王恕、谢迁、徐簿、刘大夏、李东阳等等。

　　皇帝特别勤政，除了坚持天天上早朝，还增加了午朝，还开辟了文华殿议政，利用早朝与午朝之余的时间探讨治国方略，努力听取臣下的意见而不独断专行。他也从来不用“廷杖”来处罚臣下。每天批阅奏章到很晚，从来不让太监代劳。勤俭节约、不修宫室，不近女色，专宠张皇后一人等等。

　　总之，朱佑樘在竭尽全力做一个儒家学者向他描述的那种理想君主：仁慈、勤政、品德高尚、从谏如流……

　　他这么累死累活严格要求自己，最后到底取得了些什么成绩呢？

　　弘治十七年，也是朱佑樘去世之前一年，首辅李东阳被派遣到山东曲阜祭孔，在路上做了一些调查，发现问题严重，回来以后写了一份奏章说：

　　“臣奉命匆匆一行，正好赶上大旱。天津一路，夏麦已经枯死，秋禾也没有种上。挽舟拉纤的人没有完整的衣服穿，荷锄的农民面黄肌瘦。盗贼猖獗，青州一带的治安问题尤其严重。从南方来的人说，江南、浙东的路上满是流民逃户，纳税人户减少，军队兵员空虚，仓库里的粮食储备不够十天吃的，官员的工资拖欠了好几年。东南是富裕之地，承担着税赋的大头，一年三饥就 到了这种地步。北方人懒，一向没有积蓄，今年秋天再歉收，怎么承受得了？恐怕会有难以预测的事变发生。”

　　朱佑樘读了奏章之后大为震惊。

　　他想起来一件事：之前多次想任命刘大夏为兵部尚书。刘大夏称病推辞。当时刘大夏年近七十，被重用多年，中央地方都干过，阅历十分丰富。后来皇帝下了死命令，才勉强接受。

　　朱佑樘问刘大夏： “朕好几次任用你当兵部尚书，你好几次以病推脱。这到底是为什么？”

　　刘大夏回答得也很直接，说：“臣老了，而且有病。依我看，天下已经到了民穷财尽的地步，万一出了乱子，兵部就要负起责任。我估量自己的能力不足以解决问题，所以推辞。”

　　读了李东阳的奏章，朱佑樘想起来了刘大夏的这段话，连忙召见，想问个究竟。

　　朱佑樘问：“上次你说天下已经民穷财尽。可祖宗开国以来，征敛有常，怎么会到今天这种地步呢?”

　　刘大夏说：“问题就在于征敛无常。譬如广西每年取木材，广东每年取香药，都是数以万计的银子。这类小事尚且如此，其它就可想而知了。”

　　朱佑樘又问军队的状况，刘大夏说：“和老百姓一样穷。”

　　朱佑樘又想不通了，说：“军队驻扎每月发口粮。出征还发出征补贴，为什么会穷呢?”

　　刘大夏说：“那些将领们克扣军粮的比例超过一半，又怎么会不穷呢?”

　　朱佑樘听了叹息道：“朕当皇帝已经很久了，竟不知道天下军穷民困，我凭什么为人之主呀！”于是下诏严禁。不过，从后来的情况看，仍旧是禁不住。

　　——现在我们知道在位十七年的皇帝究竟被糊弄到什么程度了：原来他眼中的世界只是祖宗常法和正式规定构成的世界。的确，按照正式规定行事，军民都不该这么穷。按照儒家理想，皇帝自己都很节约，下面就不会有贪官。问题在于，儒家的理论大家嘴上都在说，实际上却未必照办。而皇上对圣人不讲书上不写的社会实际运行机制几乎全然不知。他可真天真呀。[1]

　　只能说，这十七年皇帝几乎白当了。

　　刘大夏和李东阳都被史书称为“贤臣”。贤臣的标准之一就是敢跟皇帝说实话。这当然是好的。但问题是：治理国家不能说完实话就完了，关键还要抓落实。而这一点，儒家的观点就是：皇帝做好表率，忠孝仁义礼智信，下面就必然是“世风日正”，父慈子孝官清将勇。皇帝的旨意符合天道、顺应民心，官员当然会努力执行，天下必然大治。

　　但实际情况显然并非如此。实际情况是，皇帝和大臣们在朝堂上一本正经的研究国家大事，大臣们畅所欲言，皇帝从谏如流。然后大家说：皇上圣明。

　　散会以后，形成决策布置下去。下面很快就报告上来：中央的政策既正确又及时，我们坚决执行，以前的弊病得到了充分纠正，民心大悦，形势一片大好。

　　而实际上，下面几乎什么也不做，该收钱摆平人命官司的继续收钱，该打死人抢占民田的继续开打。一切事情，都在官僚集团内部按照潜规则继续运转。皇帝自己天天在皇宫省吃俭用、拼命干活。

　　[1] 《皇帝也是个冤大头》，吴思，《潜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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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什么来解决这种政令不出的局面呢？只有形成一个高效的执行政府！如何形成高效的执行政府？反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