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鹏：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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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5-4）分封之弊

　　四、分封之弊

　　显然，本文的作者是更倾向于相信第二个的。

　　不过，即使第二个观点成立，也不是说诛杀功臣的动机完全不存在。作为一个专制皇帝，朱元璋在搞“家天下”方面是有私心的，而且私心还不小。最能体现其私心的，就是把他的二十六个儿子全都封王。亲王的俸禄是每年1万石，文武两大开国功臣李善长和徐达的俸禄也才每年4000石。

　　亲王们享有各种特权。朱元璋也会教育他们要勤俭节约、爱惜人民，但真的犯了错误，并不会像对待大臣一样刑罚伺候。最关键的是，亲王们还掌握兵权，负责守卫战略要地。可见朱元璋从制度设计上就对武将不太信任，只有把朱家的子孙都派到全国各地去镇守，把军队都掌握在亲儿子们手里，他才感到放心。

　　从这个角度来看，朱元璋在厉行反腐败的过程中，有没有 “搂草打兔子”一样的顺便杀掉一些个让他不放心的开国功臣呢？这是有可能的。

　　在朱元璋的统治下，各种贪污腐败和特权行为都可以被揭发，唯独他的儿子们的特权无人敢言。洪武九年的时候，负责观测星象的官员禀报，星象有变，不利于国家。朱元璋就下诏请求大家上书提意见。大部分提意见的奏折都没事，五花八门什么意见都有。只有一个叫叶巨伯的人上书批评他：“分封太侈，用刑太繁”。说诸王的分封“城郭宫室亚于天子之都，优之以甲兵卫士之盛。”而且警告说“分封逾制，祸患立生。此臣所以为太过者也。”

　　这就触动到了分封诸王的问题，朱元璋看完勃然大怒，说：“这个家伙竟然敢离间我父子亲情，我要亲手用弓箭射死他。”后来叶巨伯被关进诏狱，迫害致死[1]。分封问题也就成了洪武年间最大的政治禁忌。

　　所以，要说朱元璋的反腐败完全就是为国为民，没有利己的动机，肯定不客观，也超越了朱元璋作为专制皇帝的历史局限。我们不能因为他大力反腐败，就把他描写成高大全一般的人物。

　　但是，我们又能不能就因为有这些问题就认为：整个洪武三大案的主要目标是为了诛杀功臣呢？我看也得不出这样的结论。

　　《明朝那些事儿》里面说：估计是朱元璋小时候吃苦太多，目睹兄弟姐妹饿死，所以特别心疼子女，生怕他们受苦。

　　这个心理推测有一定道理：父母吃苦长大，然后就过分宠爱小孩是常见的事。

　　不过，要是细说起来，朱元璋的分封也并不是完全的自私溺爱。

　　皇帝的儿子封王是历朝历代的制度。按照分封的规则，爵位顺序是王（亲王、郡王）、公、候、伯。刘伯温的诚意伯俸禄是每年240石，汤和的中山侯俸禄是1500石，洪武十一年晋封信国公，俸禄涨到了3000石；而李善长的韩国公俸禄是每年4000石，基本上，爵位提高一个档次，俸禄至少翻一番甚至更多。按照这个标准，郡王的俸禄就应该在6000石，亲王的俸禄则应该超过1万石。

　　至于亲王的特权，在帝国制度下也是符合传统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是中国古代法制的最高理想。而王犯法，是不能与庶民同罪的，必须特殊处理。《史记·商君列传》里面讲商鞅变法，坚持法制理想，对于太子犯法，他的处理方式是：把太子的师傅抓起来代替太子受刑。就这样，后世还把商鞅作为依法治国的典范。也就是说，按照今人的法治观念，朱元璋做的当然不对；但按照中国古代的法制标准——即便是最理想的标准，朱元璋的做法也没有问题。

　　这样算起来，朱元璋给他儿子们的待遇符合历朝历代的制度惯例，并未特别优待。只不过因为他对官员腐败和特权行为要求特别严，大大超过了历朝历代的标准，但对亲王的待遇却未加限制。这才显得他对儿子们额外厚待，没有一碗水端平。

　　至于兵权的问题，也不是只信任亲儿子那么简单。按照朱元璋的设计：亲王只掌握出征的兵权，而没有调兵和练兵之权，军队调令必须由中央兵部发出，同时，军队的日常训练由地方指挥使负责，指挥使由中央任命。只有朝廷下令出征打仗的时候，亲王才能接管军队。而且，亲王所在的城市的守卫工作由中央统一管理，亲王要离开驻地城市必须中央批准。此外，亲王也没有征收钱粮、管理地方的权力，这些权力由布政使行使。

　　也就是说，朱元璋设计了一套复杂的军事指挥规则：军队的训练、出征、钱粮后勤和治安守卫工作分别属于不同的机构，亲王只掌握其中一部分权力。这样既可以防止武将专权，也能够防止亲王造反。皇室宗亲与武将相互制衡，只有中央枢机才能统一安排调度。而汉朝“七国之乱”前的制度是封王掌握其封国内的一切军政权力，朱元璋的分封与汉朝的分封有着本质差异。

　　从这个角度来看，朱元璋不仅不信任功臣武将，对自己的亲儿子们，也并不十分信任。

　　他真正相信的是制度，在军权上，出征、守备、训练、后勤分离；在政府权力上，则是行政权与监察权分离。

　　更高明的是，他不仅是把这些权力分开了，而且试图去隔绝掌握这些权力人之间的“旋转门”问题，也就是让不同出身背景的人掌握不同的权力，彼此之间难以交流。科举出身的文官负责行政、钱粮；武将掌握军队的训练和底层指挥；皇室宗亲负责镇守与出征；禁卫军负责监察。

　　这一套制度确实设计的不错，朱元璋自己也很满意，颁布法令，让后世子孙千万不要更改他的制度。声称只要他们严格遵守这一套制度，就能保证大明王朝江山永固、世代相传。

　　[1] 《明史》，列传第二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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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5-5）东厂太监

　　五、东厂太监

　　不过，事与愿违。

　　朱元璋刚一去世，他的这个制度设计就被儿子和孙子来了一个大改动。

　　新皇帝是朱元璋的孙子，亲王们都是他的叔父，害怕镇不住。就在大臣黄子澄、方孝孺等人的劝说下，开始削藩。结果引发了燕王朱棣造反，史称“靖难之役”。

　　这一次与汉朝的“七国之乱”不同，朱棣造反成功，赶走朱允炆自己当了皇帝。然后，继续削藩，把诸王的兵权全都取消了。

　　后来，朱棣还设了“内阁”帮助皇帝处理政务。内阁首席大臣——也就是“首辅”——再次扮演了类似于丞相的角色。被朱元璋废除的百官领袖这个职位死灰复燃了。

　　这些能不能算是朱元璋“人亡政息”了呢？

　　我看还是不能算。因为，这些调整只能算是微调，并没有违背朱元璋确立的基本制度建设方向——在借重文官内阁的同时，朱棣又加强了独立监察机构的力量。

　　朱棣先是恢复了锦衣卫的审讯权。

　　洪武二十年，也就是锦衣卫设立五年之后，朱元璋下令焚毁了锦衣卫的刑具，取消了锦衣卫的审讯权。只保留其监察和逮捕的权力。其原因，应该是锦衣卫在胡惟庸案和郭恒案中大量采取刑讯逼供，整出来了不少冤案。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应该是有不少证据比较确凿的冤案反应到了朱元璋那里，他发现锦衣卫的这种审讯特权虽然有利于破案，但同时也太容易制造冤狱了。所以才做出这个决定。

　　——从这个事儿也可以看得出来，朱元璋真不是存心想制造冤狱杀那么多人。而是他发明了锦衣卫这个制度，这个制度本身会导致监察权力失控。等他看到问题之后，立刻就从制度上进行了纠正。

　　朱棣是造反起家，把他父亲指定的皇位继承人干掉了自己当皇帝，合法性就差一点。所以他一上台就恢复了锦衣卫的审讯权，作为镇压反对派的工具。

　　当了皇帝以后，朱棣还干了一件大事，就是把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主要原因是北方的蒙古老是来骚扰，首都设在南京很不利于抗击蒙古入侵。如果国家的主要兵力都放在北方，而皇帝本人却在南京呆着，也不利于皇位的安全。朱棣自己就是负责镇守北方的亲王，从北京起兵造反一路攻陷南京的。他也不能容许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但南方是中国的经济中心，迁都以后他对南方的政治军事力量也很不放心，何况确实有很大的反对力量反对他迁都。为了坚决镇压反对迁都的力量，并在迁都以后保持政治稳定，在正式迁都之前一年，也就是永乐十八年，朱棣设立了“东厂”。直接由自己的亲信太监来负责管理。并设立南京镇守太监一职，负责搜集南方地区的情报随时向皇帝报告。

　　东厂是一个跟锦衣卫一样的监察机构，负有情报搜集、逮捕和审讯的权力。它跟锦衣卫最大的不同是它的负责人是亲信太监，平时就住在皇宫内，可以随时向皇帝作口头汇报、听取皇帝的口头指示。而锦衣卫因为没有阉割，不可能让他们住到皇帝身边，不然后宫就乱套了，所以他们的报告还是需要走行政程序，通过奏折的形式。指挥起来不如东厂方便。

　　东厂既负责监察百官，还负责监察锦衣卫。也就是属于更高级别的监察机构。

　　对于被阉割过的官宦掌握监察权力，文官集团是深恶痛疾的。他们既有生理上鄙视宦官的理由，又嫉妒这些人不通过辛苦的科举考试就能掌握权力。所以文官士大夫们编写的各种文字材料上，无不把东厂描写得无比黑暗，里面的人无一不是人渣。

　　没有经过科举、缺乏文化固然的太监的缺点，但有没有被阉割过，似乎与人的品行操守并无可靠的联系。我们不能因为这一点，就片面听信文官士大夫的一面之词，把东厂太监们都想象成无恶不作的大坏蛋。

　　实际上，正是因为不走科举道路、而且生理上有不可恢复的缺陷，宦官对于监督文官这个职责，可以说是非常适合。因为他们跟文官集团基本上不会有职位交换，因而也就难以建立起稳定可靠的利益联系。对东厂，我们要客观的看待它：它就是一个监察机构，是明王朝制度设计中的重要一环。在这一点上，它和御史台、大理寺、都察院、六部等普通政府部门没有什么本质区别，本身并不带有特别的罪恶。

　　现在的史书谈到锦衣卫、东厂的时候，大多数会称之为“特务机构”。“特务机构”这个词本身未必就是贬义的，不过现在一般都当做贬义来用，暗示这个机构主要干一些侵犯人权、侵犯隐私等见不得人的勾当。但在明朝，“特务”能侦查什么情报？没有国民党反动派准备破坏国家建设，也没有境外反动势力搞“和平演变”。对蒙古、建州女真这些敌人的间谍行动都是文官机关负责，剩下的“特务机构”还能刺探什么情报？实际上就只剩下两个事情可以向皇帝告密：一是武将或诸王谋反，二是官员腐败或者隐瞒过失。

　　谋反的事情除了朱元璋时代，非常罕见——那时候也没东厂。这样，东厂这个所谓的“特务机构”，剩下的主要任务就是搜集对文官集团不利的情报：谁腐败、谁搞特权营私、谁制造了冤案、谁执行中央政策不力等等。东厂也有逮捕审讯的权力，但主要针对官员，不负责镇压人民的反抗。这种机构按照现在我们所理解的“特务”概念来看，不能称之为特务机构，而更接近于监察机构或者反贪局的这么一个职责。

　　一百多年后，大臣杨涟弹劾大太监魏忠贤的时候，在奏章中写道：“东厂原以察奸究贪为常，不以扰平民也。自忠贤受事，鸡犬不宁。”也就是说，即使在杨涟这种极端反对宦官专权、豁出命去跟魏忠贤死磕到底的人眼里，东厂的日常工作——至少在魏忠贤当权以前——也是“察奸究贪”，而“不扰平民”。

　　总之，设立东厂，是朱棣为了镇压政治反对派以及加强对文官集团的监督，设立的合法合理的监察机构。是朱棣对朱元璋政治设计的一个改进。

　　朱元璋的制度过分强调皇帝的作用——取消丞相以后成天没日没夜的干活，相当于把以前丞相和皇帝两个人干的活自己一个人干了。朱棣受不了这个，一般皇帝也肯定受不了。更何况朱棣还比较喜欢带兵亲征，出去打蒙古。所以他不得不更加倚重文官集团，设立内阁，给他们更多的决策权；对应的，就加强锦衣卫和设立东厂，保证文官权力受到更严格的监督。相对于朱元璋的制度，朱棣的改革更为合理。它不需要一个神一样的皇帝，只需要一个普通才干的皇帝，就能驾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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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四权论:皇帝，官权，族权，民权啲论述入骨三分。一般读者看完都基本能理解。非常有幸能看到这种优质啲文章。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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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现实，太阳底下无新事，仍然不可避免的一次次轮回，人性真是有点让人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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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5-6）洪武之治

　　六、洪武之治

　　把前面这些个事儿讲清楚以后，我们再来全面的评价一下朱元璋和他制定的政策。

　　首先讲他的缺点。就是叶巨伯那篇奏折里面总结的八个字“分封太侈、用刑太繁”。由于分封太多、亲王权力太大，最终导致了朱元璋死后很快就爆发了朱家内部争夺皇位的内战。这说明他设计的分封制度有很大缺陷，能力不足的皇帝难以驾驭。还有就是这显示了他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大公无私的人，对自己的儿子是很有私心的。这是他的局限性。

　　第二个就是“用刑太繁”。反腐败当然是好的。但如此大规模的诛连和杀戮并不完全必要，里面无疑有很多很多的冤案。贪污腐败在帝国制度下是不可能禁绝的。甚至可以说有很大的合理性。

　　官员贪污，并不一定意味着他就会把好事办成坏事，把有利于老百姓的事儿办成危害老百姓的事儿。有的时候，他只是从办好事中间收一点好处，事情还是办得好的。这种好事坏事的界限比较模糊。

　　官员贪污腐败这个事情的是非曲直太复杂，这里也不必细说。总之，在古代官场，要求官员完全不贪污是做不到的。人情、官场都说不过去。不接受官场的潜规则，自己很有可能先被淘汰出局了。所以，对贪污数额不大的，即使被揭露出来，也应该以教育、警告、处分为主。死刑应该只适用于少数性质比较恶劣的案例。

　　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朱元璋对腐败官员的处罚力度都超过了必要的限度。他过于急切的想要建立一个完全或者说几乎没有贪污腐败的政府，先是杀人太多，然后激起了官僚集团的剧烈反抗，导致了胡惟庸谋反和蓝玉谋反这种大案，然后又杀了更多的人。这里面一定有大量的冤案，也有大量犯了错误但是罪不至死的“准冤案”。其结果，大量的精英人才被杀，或者不敢出来做事。其负面影响不可低估。

　　像《明史》中记载的朱元璋在位时期的几个著名“清官”，如礼部尚书吴琳、弘文馆大学士罗复仁等等。这些人是真清廉，吴琳退休回家自己下田种庄稼，罗复仁一直住在一个破房子里面，刷灰都要自己动手。这种人朱元璋最喜欢。有一次他亲自跑到罗复仁家里去看，连个平整一点的凳子都没得坐，回来就赐给了他一座豪宅。罗复仁跟朱元璋说话，经常直言不讳的批评他的各项政策，老朱从不介意，还像普通官员一样称呼罗的外号“老实罗”[1]。

　　但是，吴琳罗复仁这些人，在国家高官的位置上，也没有做出什么突出的贡献。按照朱元璋的风格，他们肯定不会偷懒，一定是勤勤恳恳，尽心尽力的完成了本职工作，不能称之为“庸官”。但作为正部级以上的高官，我们除了要求他勤勤恳恳以外，确实是可以要求更多一些的。

　　到了最后，朱元璋留给皇位继承人朱允炆的人才班底，像黄子澄、方孝孺这些人，也都是类似于吴琳、罗复仁这样的“老实人”。这些人确实不贪污不腐败，也绝对忠于皇帝，拼命工作不怕苦不怕累，后来宁死也不投降朱棣。从这个角度来看，朱元璋看人很准，选对了人。但问题是他们无能，丢掉了政权，朱元璋交给他们的核心任务没有完成。这就是再怎么清廉、再怎么忠君、再怎么肯干也不可弥补的错误。

　　所以，“分封太侈、用刑太繁”确实是朱元璋的两个大问题。分封太侈，则人心不平，反腐败的公信力大幅度下降，而且导致了地方军事势力做大；用刑太繁，则人才凋零，有才干的人或者被诛连杀掉，或者避祸不出，留下一些老实巴交的书呆子来治理国家。这两个原因共同导致了靖难之役的战乱，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的灾祸。

　　朱元璋的反腐败，力度之大、用刑之严，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显而易见，腐败并未根绝。他自己在晚年也感慨：我当皇帝以来，大力惩治贪官，但是怎么杀也杀不完。早上杀掉一批，晚上就又有人贪污。刚刚任命的官员，都清廉正直，当官久了，全都又奸又贪。

　　以上这些，都是事实。但我们能不能因为这些，就说朱元璋的肃贪行动就是失败的，甚至错误的呢？

　　我们首先要想一想：治国反腐，怎样才算是成功了？

　　有很多人，论及朱元璋反腐，总喜欢拿两条理由来说他失败了。第一条就是没有彻底根除腐败，杀了那么多人，还是没能杜绝腐败，所以反腐行动失败了；第二条，就是所谓的“人亡政息”。也就是朱元璋死后，他制定的严厉的反腐法律就再也没有被执行，贪污八十两不再可能被处死，贪污再多也没有剥皮实草一说了。《大诰》也不再作为处理官员的法律依据。官场腐败很快就恢复到了跟以前朝代差不多的“常态”。所以，反腐行动失败了。

　　但是，我以为，仅凭这两点，并不能得出朱元璋反腐失败的结论。

　　反腐成功还是失败，不能以是否“彻底根除腐败”为标准。当今世界上的主要国家——也可能是全部国家——都做不到彻底根除腐败。很多所谓的“民主国家”如菲律宾、印度，腐败现象仍然极为严重。发达国家如英美、日韩等国，腐败行为同样屡见不鲜。为什么到了朱元璋这里，就有那么多人一定要求他根除腐败才算成功呢？拿着今天都达不到的标准，去要求六百年前的老朱，显然过于苛刻了。

　　由于缺乏具体的统计数据，我们无法对朱元璋的反腐效果做精准的评估。但可以肯定的是，朱元璋的反腐行动极大的震慑了官僚集团，极大的降低了官员的腐败状况，具体多少，不好说。

　　我们假设，有可能原本官员们收受贿赂的比例是99%，经过朱元璋的整顿，降低到了80%——仍然有绝大部分官员是腐败的。如果是这样，可不可以算取得了成功呢？我觉得可以算成功。

　　或者说，本来官员们都是明目张胆的收受贿赂，原来敢一次收一百两银子的，现在只敢偷偷摸摸的收，每次最多只敢收50两。算下来整个官僚集团一年少收的贿赂可能有几百万两甚至上千万两银子。这算不算反腐败取得成功了呢？我觉得也可以算。

　　还有，有可能原来官员们胆子很大，人命官司都敢收受贿赂给摆平了；现在胆子变小了，普通的民事案件比如强买强卖别人的土地，他仍然敢于徇私枉法，但是涉及到人命的案件，因为影响大，就不敢胡乱判决了，必须秉公办理。这样算不算反腐败取得成功了呢？我觉得也可以算。

　　——反腐成功不成功，并不是看有没有“根除”腐败，而是要看它在多大程度上减轻了腐败现象和它带来的危害。

　　至于说“人亡政息”，也是一个过于理想化的标准。

　　是不是只要当权者死了之后，有一些政策没有被遵守，我们就能说他“人亡政息”了呢？我看不能这样说。

　　朱元璋死后，主要的政治设计、制度安排都延续了下去。一些个别的政策制度被后人修改了，不管是改好了还是改坏了，都上升不到“人亡政息”的高度。即使像隋文帝杨坚那样，选了一个暴君儿子当继承人，把隋朝搞垮了。我们也不能说他就“人亡政息”了。他为中华帝国制定的一系列重要制度被唐王朝继承了，才有了后来的大唐盛世，也可以算是成功的。更何况朱元璋建立的大明王朝延续了两百多年才灭亡，给中国人带来了两个多世纪的和平稳定。怎么能说“人亡政息”呢？明明是“人亡政兴”嘛。

　　《儒林外史》里面有一段话很有意思，是一个卖酒的店家说的。 “小老还是听见我死鬼父亲说：在洪武爷手里过日子各样都好。二斗米做酒，足有二十斤酒娘子。后来永乐爷掌了江山，不知怎样的，事事都改变了，二斗米只做得出十五六斤酒来。’ ……怎得天可怜见，让他们孩子们再过几年洪武爷的日子就好了！”这个小说情节当然不能作为证据，但似乎也可以作为民间对洪武年间生活状态的一种记忆和评价。

　　“官场潜规则”这个词的发明者、历史学者吴思就说：“血洗之下，洪武年间的官场乃是整个明朝最干净的官场。[2]”后来又说：“应该怎么评价洪武年间的贪污腐败程度？朱元璋自己的主观感觉是问题很严重，抱怨贪官污吏怎么就杀不光，但是后代百姓的主观评价却是：那会儿比现在好多了。[3]”也就是说，朱元璋对治理腐败有点要求太高，虽然自己老觉得没有达到目标，其实对帝国时代的中国老百姓来说，已经非常满意了，比他们记忆中的任何时代都要好。

　　除了反腐败，朱元璋还做了很多事情——每天批阅20万字的奏章不是白干的。

　　首先，除豪强。他也跟汉武帝一样，无情的打击地主豪强的利益。利用行政手段搞强制迁徙，使豪族地主离开原有土地，集中到濠州、京师、山东、山西等处，把他们的一部土地入官，一部分分给农民。在明初三大案中，跟官员勾结的豪强家族被诛杀殆尽。

　　——这事儿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了不得的大事。但在朱元璋手里，因为他反腐败太厉害，收拾豪强竟然成了“搂草打兔子”一样顺手就搞掂的小事。

　　第二，建军屯。他下令边防军在本地屯田，平时一边进行军事训练一边耕田，这样就可以生产大量的粮食供应军队，避免从内地运输粮食的麻烦，也减少了农民的负担。

　　第三，丈田亩，朱元璋用20年时间，任用大量监生，大规模地举行了土地的清查丈量和人口普查，为农业决策，提供了真实可靠的第一手材料。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情。中国历史上，由于豪强贵族经常采用隐瞒土地、庇护人口的方式来逃税，所以真实的田亩和人口数量长期都是一笔糊涂账。只有把田亩测量清楚，才能保证国家税收公平，不然征税就只征到平头老百姓身上，而拥有万亩良田的大地主却不用交税。

　　自从东汉豪强地主称雄以来，一千年多中，无数政治家梦寤以求却没能做到的事情，朱元璋做到了，而且很成功[4]。

　　第四、修水利。1356年，郭子兴去世以后，朱元璋刚刚当上主公，军队上的事儿还没有顾得过来，就下令设营田司，专门负责修建农田水利。后来又定一条规矩：凡是关于农田水利的奏章，第一时间呈报。相当于现在中央每年的第一号文件，一定是农业，就是表示中央对农业最重视。经过多年的努力，到洪武二十八年十二月未，统计“开天下郡县塘堰 凡四万九百八十七处。河四千一百六十二处，陂渠 堤岸五千四十八处”。[5]

　　此外，还有大规模的组织赈灾。因为古代农业基本靠天吃饭，我们前面说了，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多发的国家，那么大的疆域，每年总有几个省不是旱灾就是水灾，随之而来的就是大面积的饥荒。所以朱元璋每年都会根据灾害情况，组织跨省调运粮食救灾。

　　——以上这些工作，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就是要有一个相对比较廉洁高效的官僚体系去运作。如果官员腐败，不管是修水利还是救灾，都会从善政变成暴政。像元朝治理黄河，统治者也是好心，结果治理出了农民大起义，把元朝给推翻了，就是官僚集团腐败造成的。朱元璋的大规模反腐行动，为这些工作的顺利实施奠定了最重要的组织基础。

　　比如测量天下田亩。朱元璋是派国子监的监生下去干的。这个制度很有新意——测量是技术活，不需要很有经验也能做，关键是不要被豪强收买。所以朱元璋不让地方官去量，而是初出茅庐的书生去干，就不太容易跟地方豪强勾结。但这些人也可能收受贿赂，那怎么办？《大诰》里面就有处理方法，我们在前面讲过了：有一次朱元璋派了几百个监生出去考察黄河灾情，最后查出来有141人接受宴请、收受贿赂。朱元璋下令：141人全部杀掉。所以，历朝历代都丈量不清楚的田亩，到了朱元璋这里轻松搞定。以前老是量不清楚不是技术问题，而是腐败问题；腐败问题一解决，马上就量清楚了。

　　朱元璋的做法虽然粗暴，但确实有效。而且他也不是只会杀人，还会辅之以各种制度设计来系统的解决问题。严刑峻法与制度设计，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才是老朱的高明之处。

　　到了洪武二十六年，全国耕地达到800万顷，比北宋巅峰时期的500万顷还多出了300万顷；人口达到6600万人，比元朝巅峰时期的5900万人增加了近600万[6]。考虑到朱元璋清查土地和人口比较彻底，可能未必超过这么多。但这个数据至少可以说明：朱元璋只用了二十六年，就把国民经济就从战乱后百废俱兴的局面，治理得接近甚至超过元朝和北宋的鼎盛时期。这是了不起的政绩。

　　洪武中期的一首民谣也反映了当时经济发展、社会安定的局面：“山市晴、山鸟鸣，商旅行、农夫耕，老瓦盆中洌酒盈，呼嚣墮（音：辉）突不闻声。[7]”首都南京的人口，开国时候只有20万，到洪武二十七年的时候已经突破了70万，各种商业贸易和手工业都极为繁荣。这一段时期，因此也被称为“洪武之治”。

　　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百度“朱元璋 反腐败”，前面好多页全都是反思“朱元璋反腐败为什么失败”的文章。我左看右看，就看不出来他哪里失败了？天下大治，民生幸福，国祚绵长。怎么就失败了呢？

　　——一个出身最贫困家庭的叫花子，立志要杀尽天下贪官，在天下大乱之中崛起，统一中国，当了皇帝。在位三十一年，杀掉贪官无数。然后，他和那些反腐败剩下的官员们一起，建立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帝国的辉煌延续两个多世纪。为中国人带来了历史上最长的和平与繁荣的时光。皇帝本人也活了七十多岁，善终。这叫失败，那我很想知道什么叫成功？

　　我们评价一个政治家的执政成败，不能用绝对的、理想的标准去评价。而应该结合时代背景进行客观的评价。反腐败成功不成功，主要看最后有没有给人民带来好处。从提高政府效率、增加老百姓的安全感、公平感和生活质量的标准去看。我们可以说：朱元璋的反腐行动，是成功的，而且是极大的成功。

　　我觉得，现在那么多人不惜忽视如此显而易见的事实，也要一口咬定朱元璋的反腐行动是失败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们认为朱元璋杀人太过分、太恐怖了。为了避免这种恐怖血腥的情况再度发生，所以一定要把整个反腐行动的成效否定掉。

　　我认为，这种做法是一种掩耳盗铃的行为。朱元璋的反腐败，从最终的效果来看，就是成功的，我们不管立场如何，首先要学会尊重事实。后世在借鉴学习的时候，对待贪腐行为，该严刑峻法就是要严刑峻法；另一方面，这里面可能有很多冤案，而且带来的恐怖气氛导致政府人才素质下降，这些错误和教训也要充分吸取。我们不会因为肯定朱元璋的反腐成就，就要简单复制他的政策，而是应该在他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学习好他“严刑峻法与制度设计两手抓”的成功经验，反思其简单粗暴、过度株连的教训，争取比朱元璋做得更好。这样，才是真正实事求是的态度。

　　前面我也说，吴晓波说他想穿越回宋朝。这一点很明智，高级知识分子要穿越回到古代，就是宋朝最舒服；但是普通老百姓要穿越呢？宋朝就很糟糕。对内，官员们待遇丰厚、贪污腐败、横行霸道；对外，不断的丧师失地、年年巨额纳贡，这些成本全都要从普通老百姓头上出。

　　所以，如果你不能去做官或者攀上官员豪强家族当靠山的话，就不要去宋朝了。去哪个时代最好呢？应该就是去朱元璋的时代最好。谋反案或者贪污案这些事情跟小老百姓是沾不上边的，不用担心杀头灭族之祸。相反，税收很低，农业税和商业税都是三十税一，此外，朱元璋还特别规定，对于农业生产工具和人民日常婚丧嫁娶需要使用的布料、舟车等物品，一律免税。不管是种田还是做点小本生意都比较容易。

　　遇到灾年的时候，皇帝就会下令：今年这个地方不用交农业税了，休息一年，甚至运粮来救灾，也是有的。

　　没有文字狱。相反，书籍的印刷和销售，是国家鼓励发展的行业，跟前面的农具、布料、舟车一样，完全免税。江南地区的私人书商多如牛毛。

　　对外战争不太多，而且总是取得胜利，作为大明的子民，还是很有荣誉感。

　　底层官员肯定还有贪污行为，但是跟历朝历代相比，要收敛许多。小的委屈忍一忍也就算了，真有特别不公平的事情，把你逼急了，拿着《大诰》，联合乡里相亲们去县衙闹一闹，威胁要把官员绑到北京去治罪，多少应该是有点效果的。

　　对古代世界的底层老百姓来说，这已经是最理想的社会了，不是吗？所谓清明盛世，难道不就是说的这样的时代吗？

　　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儒林外史》里面那个店家的父亲那样为什么会对孩子们说：

　　——再过几年洪武爷的日子就好了。

　　公元1389年5月，洪武三十一年，七十一的皇帝突然生病，长期卧床不起，在病榻上留下遗嘱，一切丧事从简：

　　“长祭仪物，毋用金玉，孝陵山川因其故，毋改作。天下臣民，哭临三日，皆释服，毋妨嫁娶。诸王临国中，毋至京师 。”

　　（祭奠物品，不要用金玉；选定的陵墓保留现有的山川形势，不要对山形河流进行改动。天下臣民哀悼三天就可以结束了，不要妨碍婚丧嫁娶。各个亲王在自己的封地哀悼，不要到南京来 。）

　　6月24日，朱元璋去世。

　　[1] 载《明史》，《列传第二十五》、《列传第二十六》。
　　[2] 吴思，《新官堕落定律》，第24段，载《潜规则》一书。
　　[3] 凤凰网，《对话吴思》
　　[4] 吴晗，《朱元璋传》。
　　[5] 蔡小平，《明代洪武永乐时期的荒政概述》，载《防灾科学学院学报》，2013年9月
　　[6] 陈梧桐、彭勇，《明史十讲》，第3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7] 朱彝尊，《明诗综》，卷一百《南丰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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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一帝，一代伟人，朱元璋！为600年后的世界留下大量的财富。

大参考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6-1）大明盛世

　　第六章、大明盛世

　　一、远迈汉唐

　　朱元璋死后，他的事业由朱棣继续推进。

　　我们知道，汉朝初年的时候，国家经济实力比较弱，人口和马匹都比较稀少。所以先搞了几十年的休生养息。到了汉武帝继位的时候，国库里面已经堆满了钱粮，马匹和盔甲也已经有好几十万。这个时候，汉武帝才开始大规模的开疆拓土。

　　朱棣面临的情况与汉武帝相似。洪武后期，国家税收已经超过了每年三千万石，是元朝时候的两倍。再一次出现大量的粮食堆在仓库里烂掉，穿铜钱的线朽坏都用不完的情况。

　　总之，就是人口、钱粮和马匹这些发动战争的基本资源都已经非常充足。

　　不过，朱元璋的洪武之治，比文景之治要厉害得多。文景时期只是内政休养，对外毫无建树。而朱元璋在统一了传统的中原地区以后，先是派邓愈出兵甘肃青海，夺去了西域地区，这是自唐朝以后，汉民族王朝再一次控制西域地区；然后宣布从元朝手里接管西藏，在拉萨设立乌斯藏卫，相当于厅级军政管理机构，后来改为乌斯藏都指挥使司，上升到省部级。这也是汉民族建立的王朝第一次统治西藏，唐朝对外军事作战最强悍的唐太宗时期，面对西藏也无可奈何。

　　洪武四年，朱元璋又派沐英出兵云南，取得胜利，历史上第一次把云南全境（还包括今天缅甸东北部的一部分）纳入中国版图。超过了元朝，更超过了唐朝。洪武十三年，又让蓝玉带兵翻过长城进攻北元，再次取得重大胜利，基本消灭了北元反攻中原的能力。

　　由于朱元璋实在过于生猛——三十年如一日天天加班工作十几个小时不是白干的，留给朱棣发挥的空间不是很大了。他要想像汉武帝那样开拓那么多北方疆土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朱棣还是干出了很多超越汉武帝的成绩。

　　首先，亲自带兵出征蒙古，每次都是五十万大军，军粮的供应源源不断。这种战争能力已经超过了鼎盛时期的汉朝和唐朝。由于实力实在过于强大，五次出征全部都毫无悬念的获得了胜利。把北元打成了鞑靼，也就是说，把它从国家形态打回了部落形态。然后又把鞑靼打分裂了，分裂出来瓦剌和兀良哈两个部落。

　　朱棣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亲自带兵翻越长城北上，到塞外大漠与游牧民族决战的大一统皇帝。

　　在北方每次都派出五十万大军的同时。在南方，仍然在不断的用兵。永乐五年，大将军张辅率军征服越南北部，朱棣下令设立交趾布政使司。这是中华帝国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把越南北部地区正式纳入版图。

　　在南北两个方向同时开疆拓土的同时，朱棣又派亲信太监郑和率领巨大的船队出海，船只数量超过两百艘，最大的宝船载重量可达一千吨，船队总人数超过两万七千人。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上力量。郑和船队穿过中国南海，经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中国军队第一次进入印度洋。这一次远征虽然没有直接扩张土地，但灭了很多海盗，把一些不听话的国王抓回国杀掉，大大的增加了中国对印度洋贸易通道的控制能力，并在今天的印尼北部、靠近马六甲海峡的地方设立了旧港宣慰司，作为明朝的一个外派机构负责处理南海周边国家的朝贡事务，把印度洋周边的一些小国也纳入朝贡国的范围。

　　明初有海禁政策，但这并不是闭关锁国。只是禁止私人商船出海，对外贸易由政府垄断。外国商人来华贸易必须由本国政府带领，以“朝贡”的名义来华，然后由市舶司检查货物，组织牙行（也就是贸易中介）来交换货物。在印尼设立“旧港宣慰司”的地方原来海盗横行，极大的威胁马六甲海峡附近的来华船队。朱棣下令郑和带兵去给灭了，这才设置了这么一个机构来管理“朝贡”事务。所谓朝贡，核心就是贸易。一个朝贡团往往有数百人，真正的官方使者一般就几个，剩下的全是商人。朝贡的物资和贸易的货物价值相比，也只占极少一部分。

　　“朝贡贸易”这个制度也是朱元璋建立的，作为海禁政策的配套制度。他实施海禁的目的是因为当时日本经常有流浪武士在沿海抢劫（倭寇的起源），还有就是张士诚、方国珍，还有元朝等敌对势力的残部还在一些海岛上没有清剿干净，禁止私人下海是为了断绝这些敌对势力的补给。现在有些人就凭借这一点就认为朱元璋头脑僵化保守、是中国落后的根源云云，这是很大的偏见。

　　朱元璋在实施海禁的同时就建立了朝贡贸易制度。这个制度的本质是搞“贸易资格认证”：只有被认证为“朝贡国”的国家，才能带队来华贸易。而“朝贡国”的资格认证核心就是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明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不能支援海外敌对分裂势力。像日本老是有倭寇，朱元璋就不准它来朝贡，其实就是对日本搞经济制裁。

　　——说到这里，不得不插一句。我们现在很多人不是从人类的常理去理解古代社会，而把古人想的很幼稚可笑。比如这个朝贡，小国家不远千里来朝贡，只要给中国很少一点礼品，就能获得丰厚的赏赐，看起来完全是为了满足统治者的虚荣心搞的劳民伤财的制度。其实古人也是很实际的，朝贡历朝历代一直就跟贸易紧密结合。远邦小国不远万里来朝贡，不是图的赏赐，而是可以趁机带一个大商团过来搞贸易。这对中国人民和外国人民都有实实在在的好处在里面。至于贡品和赏赐，主要是象征意义。明朝的市舶司每次都会对朝贡货物估价，然后征收高达50%的关税（估价时候双方会讨价还价，实际税率一般会低于50%）。这笔收入远远超过赏赐物品的价值。最有意思的是，当时南洋跑到中国来“朝贡”的使臣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中国人，主要是福建潮汕一带的。他们跑到南洋去经商，发财之后让当地的国王封他们一个官，一转身就变成“贡使”运着大批货物到中国来贩卖。比如正统三年（1438）年，爪哇“朝贡团”的三个使者：马用良、殷南和文旦，都是福建龙溪人。

　　郑和下西洋跟近代西方的大航海一样，都是为了扩展贸易。《明史》里面的记载，郑和下西洋新增朝贡国三十多个。其实背后的实际意义就是增加了三十多个贸易伙伴。而且，郑和航海才是真正的出于贸易目的，打击消灭的都是海路上的强盗，没有掠夺沿线地区的资源，没有建立殖民地；西方的大航海则一半是贸易，一半是掠夺和殖民。

　　中国近代的衰落，跟明朝的海禁政策并没有直接关系。郑和下西洋，是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贸易拓展活动。郑和第一次下西洋的起因，郑和的随从马欢在《瀛涯胜览》里面记载的很清楚：广东人陈祖六等人在马六甲的旧港附近当海盗，“甚是豪横，凡有经过客人船只，辄使劫夺财物据”，阻碍了海外朝贡船队。朱棣接到报告，下令派兵剿灭。这才有了郑和第一次下西洋。第一次出海的首要任务就是把陈祖六给抓住送到北京斩首，并顺便消灭了沿途的其它海盗。

　　据马欢记载：“（在扫荡了旧港地区的海盗之后）则立排栅，如城垣，设四门更鼓楼，夜则提铃巡警。内又立重栅，如小城，盖造库藏仓廒，一应钱粮顿在其内，去各国船只回到此处取齐，打整番货，装载船内，等候南风正顺，于五月中旬开洋回还。”简单来说，就是在马六甲建立了一个贸易中转站，包括警卫设施、港口装卸设施、货物仓库、食宿供应点等。按照西方人的主权观念，到了一个新地方插个旗子就算领土的延伸。中国都跑到这里来驻军建楼，那当然就是中国领土。印尼的旧港也就成为迄今为止中国领土的最南端。

　　此后郑和的多次下西洋，军事任务大大减少，就改为运输大量的货物去沿线各地交易，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以贸易为主、兼顾外交与航路治安巡逻的船队。当时船队主要往外输出瓷器、丝绸、茶叶、漆器、金属制品、铜钱等，中国换回的主要是珠宝、香料、药材、珍奇动物等。从海外进口100斤胡椒，当地价值1两，回到国内出售20两，利润十分丰厚。除了胡椒外，其它进口商品的利润也都在十倍以上。

　　郑和在28年间7次下西洋，平均每四年就去一次，每次往返就要一年多。之所以那么喜欢往西洋跑，肯定不是朱棣被“朝贡”上瘾了。如果只是为了满足虚荣心，跑一两趟就可以了。这里面真正的原因是：这是一件赚大钱的买卖。 “所奉献及互市采取未名之宝，以巨万计”。是赚钱赚上瘾了，所以才每隔三五年就要跑出去一次发一笔洋财。下西洋在朱棣时期成了一种定期的官方贸易活动，跟西方的大航海一样，主要是经济利益驱动的。[1]

　　除此以外，朱棣还完成了迁都，把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在北京修建了紫禁城——这也是中国大一统王朝中唯一的一次迁都。

　　为了迁都，除了修缮北京城，还把北京附近的长城修筑了一遍以保障安全，把大运河重新疏通了一遍以保障粮食供应。此外又组织了大规模的图书编撰活动，编成了《永乐大典》，全书两万两千多卷（目录占60卷），11095册，约3.7亿字，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庞大的百科全书。

　　明朝之前的任何一个朝代，要想同时做这么多事，几乎一定会耗尽国力。但朱棣不仅把这些事都干成了，而且明朝依然保持非常强盛的势头，民间依然非常富裕。没有爆发任何值得一提的农民起义。从中可以窥见，朱棣时期中华国力之强，实在是已经超过了唐朝和汉朝。至于北宋，则更不值得一提——和明朝相比，北宋就不能算是一个大一统政权，因为它连中华帝国核心区域范围内的燕云十六州都没有收回来，这里从春秋时代起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从疆域的广阔程度来看，朱棣时期的明朝是远远超过汉朝的，跟鼎盛时期的唐朝相比，在东北部差不多，在西北地区则有所不如（这应该和唐朝首都在西安有关，对西域控制力更强），但是在西藏、云南、越南则有了新的拓展，至于对南洋、西洋的控制力和影响力更是远远超过了唐朝。

　　朱棣统治下的明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唯一一个无论在海洋还是在陆地上都拥有无可争议的霸权的时代。直到六百年后的今天，中国有了第一艘航母，开始营建自己的蓝水海军，要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距离当年明朝在海洋上的霸主地位，还差的很远很远。

　　大明盛世，才是中华文明真正的巅峰。

　　这里面有很大的功劳，应该归属于郑和下西洋。海洋贸易的拓展，为帝国提供了巨大的财富。这笔收入是以前的朝代都没有的。明朝学者严从简在其《殊域周咨录》中曾记载道:“自永乐改元，遣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毕至。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库市。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羡。”

　　这笔财富到底有多少？现在不能具体估计，因为郑和下西洋的官方档案后来被人故意销毁了。不过有案可查的是：朱棣时期中央政府官员以及部分地方政府的俸禄从米变成了郑和贸易带回来的香料。比如以前是每个月工资100石米，那么根据米价和胡椒的价格折算，就改成发胡椒了。这些胡椒一直发到朱棣的儿子的儿子的儿子朱祁镇上台，国库里面还有大量库存。

　　胡椒当时非常稀缺，拿到之后很容易高价卖出去，而且同等价值胡椒的重量和体积也比米要小得多，便于运输携带。这样，国家财政就可以节约下来大量的粮食用于战争——战士们的食物不能用香料代替，但官员发的米大部分不是用来吃而是用于购买其它消费品，所以轻便稀缺的西洋香料更为合适。

　　不过，由于贸易量太大，导致了胡椒等香料价格的下降，而折算米价的比例一直保持不变，到了朱棣后期，差价已经很大，官员们的工资因此贬值严重，对这种办法越来越不满意，成为了他们反对郑和下西洋的一大动因。而直到两个世纪之后，西方才出现了类似的现象。“17世纪初英国东印度公司也把来自海外的大量胡椒配给股东，带来市场价格的低落。而英国皇家也曾因积存胡椒太多而感到棘手。”[2]

　　所以，到了朱棣的时代，中华帝国突然变得比以前都要强盛许多，关键就是海洋霸权的扩张。这一点，是朱棣对中国历史的突破性贡献，也是他远超汉武帝的地方。朱棣时代的中国，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农耕帝国，同时还是一个海权帝国。如果他开启的这种大规模官方远洋贸易活动不被中断，那就没有后来西方崛起什么事儿了。至于它为什么会中断，我们在后面讲到刘大夏销毁郑和航行资料的时候再详细分析。

　　除了西洋贸易以外，“大明盛世”还有很大一部分功劳应该归属于朱元璋。他像文景之治一样搞休生养息、轻徭薄赋，但是他又不像文景之治一样，留下严重的豪强问题给汉武帝收拾；他也不像文景之治一样崇尚无为而治，而是修建了遍布全国的农田水利工程，核查清楚了全国的田亩。

　　当然，最重要的是，他建立了一个古代中国历史上最清廉的官僚体系。

　　后来毛泽东说：治国就是治吏。

　　朱元璋的成功就是对这句话的最好诠释。

　　我们前面说过，帝制时代的中国，不是封建社会，是郡县社会、官僚社会。从中央、郡（省）、县，一直到乡、里。官僚体系决定着中国人的组织程度和资源调配的效率。一旦这个体系变得清廉而高效，幅员辽阔的中国农耕社会就会被有力的组织起来：一家一户辛勤耕织，一乡一里兴修水利；县城里制作农具和衣物，省城里发展工业与贸易……所有这些资源通过税收、兵役的形式，一点一滴的汇聚起来，就会化成一支浩浩荡荡的军队，横扫蒙古的骑兵，翻越西藏的雪山，穿过热带的丛林，西渡流沙，南行巨浪。威震四海，所向披靡。

　　朱元璋和朱棣父子二人，就是这样建立了中国历史上国力最强大、幅员最辽阔、经济最发达、人民最幸福的一个朝代。

　　到了清朝的时候，康熙皇帝南巡，到达南京，惊叹于那里的兴盛繁华。到朱元璋墓前祭拜，提笔写下了“治隆唐宋”四个大字。这说明，即使不希望人民怀念明朝的清朝统治者，也不得不折服于朱元璋的功绩。

　　后来编订《明史》，清朝的史官们给了明成祖朱棣这样的评价：“六师屡出，漠北尘清。威德遐被，四方宾服。幅员之广，远迈汉唐！”

　　所以，朱元璋和朱棣父子二人为中国所开创的盛世，并不是我们今天想象出来的。清朝初年的时候，上至皇帝下至百官，都对此非常清楚，说得也很明白：朱元璋休养生息、反腐倡廉，在经济上“治隆唐宋”；朱棣利用朱元璋打好的经济基础，南征北战，在疆域上“远迈汉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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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以上关于郑和下西洋的史料考证，大都来自于《郑和下西洋中断事实考证》，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作者万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2] 《郑和下西洋中断事实考证》，万明。

日月丽天

博主除了名字很奇怪之外，确实牛人一枚
像红楼梦一样，前几十章节天马行空、意犹未尽，看的很是过瘾。
有独到的角度和视野
后几十回借古喻今，说不出来的感觉。。。

中华几千年文明以农业为基础，配套的政治建筑也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
但是对于极度的贫富不均和阶层固化这两个主要的周期律揭示的也比较明了
当今社会所不同于古代的极大不同在于工业化带来各个层面、政治文化军事和古代截然不同。
工业化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虽然很短，但是发明了百分之九十以上产品。在这个经济及生产力的基础之上的政治建筑也会截然不同。意思就是我们的文化天性是选择大一统的政治，但是这个政治文明的过程目前也仅仅是开始。我们的政治文明达到阶段性的超越西方，目前尚不敢言
第二个是资本产生及资本依托的技术的产生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现象。马克思原来的研究由于当时的局限性，肯定达不到真理的程度。货币成为一个国家最大的商品的属性，这种竞争只是刚刚开始的进行时。未来何如，谁也不敢断言
第三个是主导文化和道德的选择会是社会稳定的一个基石。如果不是大革命的前夜，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选择民主自由和东方选择孝悌廉耻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一个稳定社会阶段所需要的。
     
有些东西师从于历史，但是由于社会根本要素的改变尚需要像井田制、科举制产生
这样的理论惊天人物和相应政治魄力人物的产生
单纯的从明朝吏治角度诠释政治不能摆脱几千年来的宫廷政治的范畴。这是农耕经济的选择。在工业经济、现代金融和信息全透明的大环境下看对一个政体来说，宫廷斗争模式也未必是成本最低和效率最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