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湖渔夫：市场信息论（五）

大参考

市场信息论（五）

清湖渔夫

　　西方信息经济学批判

　　在以人为主体的市场体系中,资本实质不过是具有占有物或者财产差别的人，而非物。市场作为一种人类的社会化生存方式或者经济组织形式，其基本展开也就是资本循环过程，既在这种经济组织方式中维护和实现生存资料与条件的私人占有方式，又将一个个的劳动片面化的人的生产与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这个体系中的所有人群的个人行为、组织行为或者群体行为都成为经济活动的必然内容。西方的种种信息经济理论，毫无疑问是以在市场环境为其基本背景的，因此这些理论不过是在资本循环的各个枝节或者资本循环过程的某个片段上展开它们的逻辑体系。现在我们继续对本文中尚未提及的一些理论进行简略考察。

　　1、逆向选择理论

　　阿克尔洛夫的《柠檬市场》一文首次提出了逆向选择理论。在旧车市场上，卖者知道车的真实质量，买者不知道，只知道车的平均质量。因而只愿根据平均质量支付价格，但这样一来，质量高于平均水平的卖者就会退出交易，只有质量低的卖者进入市场。结果是市场上出售旧车的质量逐渐下降，买者愿意支付的价格进一步降低，更多的较高质量的车退出市场。这样，剩下的都是低质量的车（柠檬）。于是只有低质量的车才能成交，在极端的情况下，市场会导致萎缩和不存在。这就是西方信息经济学中所谓的逆向选择。

　　阿克尔洛夫的分析首先是从一个虚设的逻辑起点开始的，也就是卖方是唯一一个，即使知道车的平均质量也不足为奇，问题是卖方只愿根据平均质量支付价格的假设起点是不严谨和不周延的。因为他既然是旧车市场很多二手车的经营者，那么他也就是在以买卖旧车为生，因此他的旧车购进价格对他的卖方报价会产生影响，也就是他自己有在任何一辆旧车上扩大这个商品买卖差价的冲动，即使他是代销，代销的手续费收入也会在与处理旧车的委托人的协议中尽量与代销旧车的价格挂钩，因此它与买方的交易价格的确定，因为他自己而会受到旧车从其他人手中购置价格的影响，他与到来的买方的信息交流活动，在他的立场而言会围绕着扩大利润或者收入的目标进行。其次，除非罕见的情形，比如将旧车铺整体转让，这个卖方围绕着旧车的销售不是一个批次全部卖光的，而是与陆续到来的买方，就买方选择的合意车辆，逐一进行信息交流和讨价还价，卖方报价由高到低，买方报价由低到高，最后他们之间达成一致的意愿并且形成交易关系，产生实际的交易价格，对于各个特定的买方而言，仅仅是买方自己看中的旧车才对买方有意义，而其他未被看重的旧车的卖方报价高低对买方会起多少参照作用却是个题外话。其次，按照平均质量支付价格的假设，毫无疑问受到了传统的均衡观念的影响。尽管它作为唯一的卖方，也只能表达单方面的意愿而未必是共同意愿，而不同的买方却是在不同的时间渐次到来的，而且他们之间并不存在信息横向流动的途径，他们是分别与卖方达成一辆辆不同的旧车的交易和形成一个个交易价格，因为交易关系的不同，对这些价格进行平均，对于理论的成立并无多大的支持意义。在这里，因为买方之间的信息交流并不存在，买方的行为与报价相互之间不影响，这里的信息交流途径是众多买方与唯一卖方之间的向心辐射状的，在交易时间上买方也是先后到达卖方所在位置，在各自不同的交易关系基础上导致了不同的交易价格，而不是冥冥之中的某个“均衡价格”。再次，所谓逆向不过是逆交换对方之向，而对于选择者自己来说，趋利避害的原则和理性人特征从来都没有被违逆过。由于卖方给予自己的意愿将好车收藏起来、只卖出质量差的坏车，可能是卖方的一个选择；或者因为买方无法满意,买方即使到达旧车存放场所,也会转身而去；这个所谓的“逆向选择”从人的自利行为方面观察不足为奇，更不应成为一个特定的问题，因此也不值得西方的经济学大家的大书特书。

　　2、信号传递与甄别理论和分离均衡论批判

　　斯蒂格利茨与罗斯查尔德（Rothschild）1976年合写的《竞争性保险市场的均衡》被西方经济学界誉为研究逆向选择问题的经典论文之一，是对阿克洛夫和斯彭斯工作的一个自然补充。在这篇文章中，他们以保险市场为例，研究了没有私人信息的代理商（保险公司）在信息不对称的市场中如何行动才能改进他们的结果（即解决逆向选择问题）。具体说，投保人知道自己的风险状况，而保险公司并不清楚。斯蒂格利茨提出，不具备信息的一方可以通过调整合同的形式来“筛选”有信息的一方。即保险公司可以提供一系列的保险合同（即不同的保险费率和免赔额的组合）让投保人选择，比如让买保者在高自赔率加低保险费及低自赔率加高保险费两种投保方式间作出选择，从而达到区分不同风险类别的投保人的目的。

　　在具体的保险合同签订或者保险关系形成之前，不同种类的保险合约的设计和公布出去，不过是保险公司的单方面意愿表达或者信息释放。这是针对不同类型特征的潜在投保人的信息释放过程。不同的保险合约设计与公布是保险公司根据以往的经验和信息收集，对潜在的投保人群进行分类后产生与传递的信息，因此所谓信号的甄别，也就是这些不同的投保者对保险公司的信息释放的回应过程，由此两者合成他们的信息交流过程。从潜在投保者的角度考察，保险公司与投保者之间的关系，与旧车市场上的一个卖方和多个买方之间的关系高度相似，保险公司对潜在投保者的分类的做法同样可以用于在旧车市场上购车者依据车的不同品牌进行分类。尽管斯蒂格利茨与罗斯查尔德可能想显示他们的理论与阿克尔洛夫的理论的不同或者进步，而实际上这两种理论面临的实际市场情形确实高度一致，结论的差异似乎来自于他们所选取的观察点以及在整个活动过程中凸显了不同的信息构成要素。

　　因为对投保者分类，保险公司似乎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中与这些投保者构成交易活动的双方。同样因为受到所谓贝叶斯-纳什均衡理论的观念束缚，于是所谓的分离均衡论就出笼了。贝叶斯-纳什均衡理论可能是分离均衡论的基础，而贝叶斯-纳什均衡则是建立在概率论基础上的，也就是大量独立事件发生背景下某些倾向性事件发生的可能性。首先，概率自然是人们对这些事件的信息进行收集处理后的统计分析结果，而我们知道信息交流是有成本的，收集信息的难易和接近事情真相的程度都是值得考虑的问题，这些构成样本背景的事件又是否相互之间就毫无关联呢？其次，单纯的数学过程似乎无法替代人的社会行为过程，因为在经济领域的事件，绝大部分是人或者社会组织的行为的结果或者产物，在搞清楚这种社会性过程之前，用静态的数学模型去替代这种过程可能是武断的，因为我们还无法证实两个过程之间是否具有拟合性；这种拟合性即使存在，也是否能够在分析中堪用？

　　分离均衡论实际上暗含了多种信息交流情境下买卖双方的行为互动。不具有私人信息的一方可以通过调整合同“筛选”拥有私人信息的一方，或者说诱使拥有私人信息的一方显示其私人信息，只不过是保险公司面向不同潜在投保者的一个信息传递和行为片段，并无神秘之处，具体保险关系的形成还要包括更多的信息交流与行为反应。如果“分离均衡论”能够成立，那么本来依照不同的交易关系形成的交易活动，都可以被界定为一个所谓的“市场”，不过这个“市场”常常只有一个买方与一个卖方，而他们与其他交易关系上的其他买方或者卖方，因为空间和时间隔离、信息传递途径缺乏，也就毫不相干。分析逻辑还得回到特定交易关系维度上来。

　　3、委托代理理论批判

　　在委托代理理论中，一般而言,委托人、代理人都是给定的。而张维迎（1994，1995）提出了委托代理关系中更为基本的问题：在一个特定组织中，谁应是委托人，谁应是代理人？或者说，委托权应该如何在不同成员之间分配？他认为，在现实的组织中，信息不对称是相互的。以企业为例，企业中有直接的生产者，也有制定生产决策的经营者。经营者不易完全观测生产者的行为，工人更不易观测经营者的行为。张维迎证明，最优委托权安排的决定因素是：企业成员在生产中的相对重要性和监督上的相对有效性。如果经营者在生产上更为重要，如果经营者监督生产者比生产者监督经营者更容易，则将委托权分配给经营者是最优的。这一模型对古典资本主义企业及合伙制企业的委托权安排都作出了合理的解释。从而他的论文一度被认为是委托代理理论中最著名的篇章之一。

　　但是这种理论，不过是描述了资本循环的社会关系结构中的一个片段和部分，简言之，不过是在解释资本与劳动的交易活动的一个特殊种类，所谓的委托人，不过是资本占有者，所谓的代理人，不过是对企业有经营技能的一类特殊劳动者，代理人为企业工作或者出卖劳动，而委托人在雇佣代理人并且付给报酬（亦即工资），代理人的特殊劳动能力因此与他们的劳动条件——作为资本的物的要素的企业财产和雇员——相结合。在他的逻辑中，也暗含着两个方面前提，第一个是财产或者财富的占有差别，财产或者财富的私人占有者因为他们的财产或者财富而成为委托人，并且因此获得支配这些财产的权利，授权行为的产生或者对私人财产的处置权力，在这种特殊的劳动雇佣关系中被让渡，从而产生一组以财产或者财富占有关系为前提的和董事与经理班子之间的劳动雇佣关系。第二个暗含的前提是评价标准，这个标准不过是基于资本增殖的所谓“效率”标准。所谓委托权分配给经营者的优劣，却是以对财产占有这个人有利还是不利，多利还是少利为衡量尺度的。因此他的逻辑是在这两个暗含前提的背景下将潜意识中认定合理的问题予以“逻辑”的证明，将问题本身显性化，从而绕了一圈，用委托代理安排有效率的“结论”去自证“效率”标准这个前提本身。

　　经营者和生产者的相互不易观测，不过是说明他们之间认知域相互封闭，而且相互之间的信息交流也是有成本的。因为财产占有的差别，委托人显然因为能够支付他们力所能及的成本，在这种关系中具有相对优势地位。且有内部的管理过程，也是在人与人之间发生的，同样不过是一种社会组织内人群中特定的信息-行为的连续互动模式，获得信息的成本源于企业（资本）对信息与行为的定价，委托人获得代理人的所有的详尽充分的信息不仅因为他们之间认知域的封闭性而困难重重，即使企业花费了高昂的代价也未必能够如愿。获得信息本身是为资本循环或者企业盈利服务的，经营者仅仅需要的是为完成企业的资本循环所必需的代理人的那部分行为发生，与代理人的信息交流和对代理人行为的引导也以此为限。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交流并不存在所谓的信息对称或者不对称的问题，他们获得对方的信息依赖于他们之间的认知域的相互交叠情形以及实际发生信息交流过程，出于各自的自利性考虑，他们对所传递的信息都会是选择性的，相互作为信息接收者也带有自利的倾向性，比如委托人对代理人的行为及其结果鸡蛋里面挑骨头，代理人对委托人报喜不报忧。他们之间的信息交流，是循着他们之间的劳动雇佣关系维度展开的，正是因为他们在信息交流上对一些信息内容的相互认可并且达成一致，比如责任与义务的关联、奖惩制度的确立，所以才推动后续交易活动的进行和劳动雇佣关系的确立和完成。

　　4、道德风险理论批判

　　一般而言，风险是指对阻碍或者破坏资本循环的顺利完成和利润目标达到的种种行为或者因素，单独或者综合发生作用的程度，这是一种主观上的判断指标。风险概念被泛用于整个西方经济学体系。在西方信息经济学中，通过信号传递和甄别理论对事后隐藏信息或隐藏行动的研究，由此导致了道德风险理论。道德风险是指，在签约时交易双方的信息是对称的，签约后由于非对称信息，代理人在促进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会做出不利于委托人的行动，而委托人又不能观测到会给自己带来风险的代理人的这种行动。根据引致因素的不同，阿罗将道德风险划分为隐藏信息道德风险和隐藏行动道德风险两种类型。他们常常将拥有私人信息(交易一方拥有，他人难以观测或无法验证的一类信息)的一方称为代理人，另一方称为委托人。对隐藏行动所导致的道德风险问题的研究发展成为委托-代理理论。道德风险理论的核心在于激励机制设计。维克里探讨了拍卖机制对私人信息的揭示作用。莫里斯探讨了最优所得税问题，对于隐藏信息模型以及税收机制问题做出了突出贡献。这些研究都是分析隐藏信息道德风险的经典案例。而在隐藏行动道德风险的研究中，莫里斯奠定了委托—代理理论的一般框架。

　　实际上，两类道德风险的分析，不过是对交易关系的形成和完成与否、资本循环过程进行在信息流动、行为或者活动是否足备的描述。在隐藏信息风险方面，实际上任何两个买方与卖方之间因为他们自身认知域的封闭性和相互之间联系或者关系的时间或者空间条件，他们之间的信息交流始终是有限的，没有任何一个人或者组织，向他人开放自己的认知域的全部，将自己接收和积累的所有信息传递给对方。出于自利和自我保护目的，他们向对方传递信息都是选择性的，试图引发与自己有利的对方的行为选择，信息传递与释放的充分性仅仅体现或者局限于促使达成自己目的的交易活动开始并且持续下去。而在隐藏因为风险方面，因为交易活动的买卖双方各自的利益目标和自身的利益结构构成差别迥异，对接收的信息的理解和研判也是各有其法，因此对对方将采取何种行动的预判与在未来行动中能够观察和了解到的结果也就大相径庭，然而因为对方按照自己的利益采取观察到的或者没有观察到的行动，对双方已达成的契约或者协议产生偏离，进而损害或者阻碍自身利益的实现。在这里道德范畴被强行引入经济分析中来，道德风险理论的研究者们并未意识到在交易活动和资本循环过程中人的主体地位，并未意识到交易双方的利益连接点是他们信息交流和相向行动的基础，而交易双方的利益的诸多分歧和追求同样是他们隐藏信息和逆向选择的基本动机。在市场中人们的所有活动中，交易达成被认为当然，而更多的双方在某个时间地点未达成交易或者交易活动半途而废，却被人们视而不见。道德风险范畴的出现，当然基于资本占有者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但是道德追究未必能改变自利的人们的行为，也就成为利益可能受损一方的感观信息和一种被所有人随时拿来滥用的工具。

　　5、契约理论或机制设计理论批判

　　西方信息经济学的研究者们认为，道德风险理论的核心在于机制设计。他们还认为，任何一个激励机制都面临着两个约束：1.个人理性约束或称为参与约束。激励机制必须提供足够的激励，使得代理人参与该机制所确定的经济活动时得到的效用，比拒绝时所得到的效用要大，这样代理人就有足够的动力参与该机制所确定的经济活动。2.激励兼容约束。在隐藏信息条件下，激励机制必须提供足够的激励，使得代理人“说实话”(即真实显示其私人信息)时得到的效用，比“不说实话”(隐藏其私人信息)时得到的效用要大，这样就能消除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信息非对称的状况，以及由于隐藏信息所导致的道德风险问题。一种机制，当它能够使得所有代理人都按照该机制所确定的交易活动行事，并最终达到该机制所确定的目标时，它便被称为可实施机制；能够同时满足参与约束和激励兼容约束这两个约束的机制时，则被称为可行的可实施机制。

　　所谓的个人理性约束，实际上是在私有观念的社会环境中产生的，理性的标准也就是满足私利或者因自利而自律，在市场中这种个人理性约束同样是以财产占有差别为隐含前提的，是私有资本范畴的另一种表述。所谓激励兼容约束，无非是通过利益的给付、给付数量或者方式的变化，通过信息交流，引起利益的给付对象按照利益给付者的意志或者意图发生对应性行动，在市场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报价信息的交流，利益的相互给付足以促动买卖双方相向选择和行为，从而他们之间的交易关系建立和执行完成。斯彭斯认为，只有当真假信号对发布者的成本差异足够大时，真实信号才可发挥作用；不过他是从信息传递者的方向观察他的利益给付，真实信号才可发挥作用则是指信息接收者的行为变化。

　　可行的可实施机制概念的提出，在西方经济学中是一个创举，因为他将人的信息交流和行为过程完整地置入考察的视野，这种进步会推动经济学回归人本主义。可行和可实施，意味着在参与某个机制或者社会行为过程的某个人群的利益因为他们的行为互动而增加，在此基础上进行他们的利益实际分割，并且参与人还接受在这个过程中的付出与代价。在市场体系中，可行的可实施机制不过是以人为主体的交易活动或者资本循环过程的另类表述，一组契约不过是一组交易关系，一个机制不过是由参与者的一组互动的行为构成的。

　　在市场中，契约不过是制度的初级形式，因为一个契约，不仅是参与各方的信息交流的阶段性成果，更是一种参与各方的行为规则，他们彼此约定每个人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干多少和怎么干，行为的后果由参与者们相互评估，彼此监督，奖励和惩罚可能来自参与者中的任何一方，以利益鼓励利益，以损害制裁损害。综合了诸多契约的机制同样是个更高级的行为模式和规则体系，一旦维系这个机制的利益结构发生调整，相应的机制结构也会发生变化，甚至瓦解和消失。

　　在保险公司和投保者的契约或者行为机制的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互动情形和利益结构的变化，比如保险折扣，规定一定比例或数额的保险赔偿由客户自己承担，这样会有效地减少投保人的冒险行为，虽然买了医疗保险但没病就不会随便去医院。定期检查火灾投保者的防火安全系统以确定或调整保费、指定医疗保险投保人到某一医疗机构进行健康检查作为确定保险费的依据等。保险公司在花费成本的前提下采用利益调整刺激的方式奖励安全行为，惩罚冒险行为。

　　一般来说，在接收的信息有限的条件下，委托人能观察到代理人的工作结果，但委托人不能观察到活动本身，因而对代理人支付的报酬就必须以能观察到的结果为基础。人们经常把股市叫做“晴雨表”，人们根据他们能够接受到的有限信息采取自利行动。他们因为经济教育的原因认为，企业所拥有的股票价格在股市上的波动往往会反映出企业的经营状况，经理经营不力一般都会导致股票价格下跌，投资者就会抛售手中的证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用脚投票”制度或者机制。

　　斯蒂格利茨在讨论诉讼活动中还发现：一个法律不考虑诉讼前的自选择问题，它必然是低效率的。诉讼当中的逆向选择：由于打官司很费力，只有相信自己有足够赢的把握的人，才会去打官司。法院里的案件肯定是那些原告胜诉率很高的案件，而原告胜诉率低的案件已经被这个无效率的法律驱逐出司法市场了。法律诉讼机制同样是可行可实施机制，胜诉率低的原告实际上自行退出原告地位，但是他未必不会被作为被告构成机制的参与者，在这里，无论是他作为原告或者被告，他仍然根据自己的利益行事，考虑诉讼费用和时间，根据自己能够得到的信息采取行动。

　　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者们将被占有的客体的商品与货币作为他们的研究对象，而恰恰无视了占有这些商品与货币的主体的人，因此他们经济研究也是脱离经济的本质——为了人的生存——本身的，他们在经济研究中所阐述的市场关系，也就流于一种现象上的物与物的关系因此种种的数学或者函数关系也就被臆想出来，不仅将占有商品和货币的主体——人及其社会性的行为过程隔绝在视野之外，而且将物与物的关系悄然替代人与人的关系，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庞大逻辑体系。当然，因为认知域的封闭性和信息交流本身的固有特点，完全信息与不完全信息的范畴对立与逻辑分野同样是无中生有。而在西方信息经济学中，信息的范畴同样是散乱和模糊的，信息不再是体现在人的行为与活动的产物，在人类社会系统中附着在“人”这个主体上发挥作用，而是作为一个静态的物的因素具有神秘的功能和生命力，“自然”地产生作用；即使是被迫提到人的主体作用，对信息-行为互动的社会性过程的看待也是主观和肆意曲解的；或者他们对某个现象或者过程的片段浸润甚多，对应于不同现象的理论却是各个孤立的，也就无法成为一般和彻底的理论。（续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