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湖渔夫：市场信息论（三）

大参考

市场信息论（三）

清湖渔夫

　　信息与资本循环：利润的秘密之一

　　市场是人、企业或者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交易关系或者借贷关系体系。从资本的起源我们可以看到，资本既产生于这个体系，亦即为了获得差价的投机活动出现，同时又意味着以私人占有为前提下,单个人、家族与社会组织及其占有的商品与货币在且仅在市场中向资本转化。这些新出现的资本的种种社会形态依赖于商业这种社会分工出现，同时资本的种种社会形态随着商业这种职业的独立和专门化而逐步发展和完备。资本最一般的社会形式就是企业，企业是作为占有者的某个人或者一群人，以及他们所占有的对象——商品或者货币的统一体；它们既作为市场交易关系或者借贷关系的承载主体，又为了维持和扩张自身的存在，不得不去织造这些交易关系或者借贷关系的出现，客观上推动了交易关系或者借贷关系体系——市场本身的发展。

　　在以商品交易关系为例的讨论中，我们确认了信息传递、交流与释放等等的信息流动对商品交易关系的形成和完成的不可或缺。在资本循环的起点，某个企业作为买方，与一组其他的企业或者个人发生交易关系，也就是用它的货币去购买一组商品或者服务（同样作为劳动产物的无形商品），这就是它的资本预付部分。而在资本循环的终点，这个企业又作为卖方，与另外一组企业或者个人发生交易关系，也就是将它的一组商品或者服务卖出去，从另外一组企业或者个人手中换回货币，这就是它的资本回流部分。因此从这个企业的市场生存环境来观察，我们可以发现，企业的资本循环不过是以这个企业自身为中心展开的交易关系束，交易关系束以资本预付和资本回流为界限分为两个部分。由于信息流动对交易关系的意义，信息流动同样对以两个交易关系束为基本内容的产业资本循环不可或缺。

　　就以这个企业为中心的资本循环而言，信息流动在资本预付和资本回流的过程中普遍发生。作为认知的主体或者信息交流的主体，企业既是资本循环过程中两个交易关系束的结点，又是两个信息流动过程的桥梁，而且信息流动是围绕着以它为中心的交易关系束中的各个维度的具体交易关系展开的。在资本预付阶段，它与作为卖方的一组企业或者个人进行信息传递、交流与释放，作为一种社会组织的认知域体系与这些企业与个人的认知域发生交叠，并且相互传达自己的信息或者意愿，商品与货币不过是被它们的意志所支配，纳入不同的交易关系过程。在资本回流阶段，它与作为买方的一组企业或者个人的信息流动过程亦然。在商品与货币的匹配的交易过程中，这个企业的报价不过是该组织意志的体现，同时企业将这种意志作为信息的内容向对方传递，在资本预付的过程中他将作为买方的报价向一组卖方传递，并且在信息交流过程中与卖方达成一致，进而形成买进价格和完成他们的交易关系，一组商品的所有被支付的货币数量总和构成这个企业的资本预付，从而抽象的意志或者意愿，以一定比例的商品与货币的物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资本回流的过程中类似。一个完备的资本循环过程结束或者利润实现，很显然是以在资本预付阶段的一组交易关系和在资本回流阶段的另一组交易关系的共同完成为充分必要条件，在以资本循环为背景的这两组交易关系束中，任何一个维度的交易关系的完成与否，对于整个资本循环过程的演进，都会产生不同的甚至致命的影响，最终导致过程结果的各异，赢利或者亏损。

　　在市场体系中，人们一般情况下是以货币作为获得自己生存资料的手段的，从而为了生存下去并且获得更好的生存基础与条件目的，也就开始追逐更多的货币；利润不仅是资本的占有者主体本身的生活来源，而且也是资本自然积累的来源。以私人占有为前提的个体生存优先意识通过企业的投机活动得到凸显，个体的生存优先、获得更好更多的生存物质与条件的意识转化为企业这个社会组织的共同意志，也就是扩大资本回流与资本预付的差额的企图，或者说利润欲望。企业的利润欲望在它所处的可能与实际形成的市场交易关系或者社会关系的结构中，通过企业的行为与信息交流，在它买方报价和卖方报价的差异上反映出来。这是这个企业首先从一批人买进商品，然后将商品向另一批人销售的主观条件。

　　这个企业面对的一组卖方与一组买方，是通过这个企业共存于一个特定的交易关系结构中,这个结构就是资本循环的社会结构。与这个企业在不同时间和空间上对立的所有买方，以及所有卖方，因为他们各自的认知域在时间和空间上隔离，为这个企业的报价变化提供了前提或者条件，在它寻找和面对卖方的时候，通过信息交流尽量压低自己的买方报价，并且以这个报价与不同的卖方成交；而在它在另一个时间或者空间上寻找和面对另一组买方的时候，通过信息交流提高自己的卖方报价，并且以这个报价与不同的买方成交。换言之，这个企业的作为买方和卖方的不同报价，是通过与不同的对象进行不同的信息交流达成的，俗话说“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或者“与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资本循环过程是商人或者企业的行为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商人或者企业的利润意志或者欲望通过商人或者企业与不同的对象的不同信息交流体现出来，面向它的卖方去证明和解释他的买方报价的“合理性与公平性”，并且劝诱对方接受，而在另一个时点或者地点面向它的买方去证明和解释他的卖方报价的“合理性与公平性”，劝诱买方接受；同时因为商人或者企业与它不同买方、不同卖方各自的行为相向互动并且形成不同的交易关系维度，从而资本循环过程也就是一个社会性过程。在资本预付和资本回流的不同阶段，企业充分利用了它的市场卖方对手们以及市场买方对手们的认知域在时间与空间上的隔离或者极少交叠的特点，建立起以自己为中心的交易关系束和信息流动的体系性机制。这是这个企业首先向一批人买进商品，然后将商品向另一批人销售的客观条件。

　　因此在资本循环过程中的两个不同阶段，信息流动不仅是商人或者企业的行为天然的一部分，而且因为信息流动的差异性而产生的交易行为与交易关系的差异性，对资本循环的结果产生影响，或赢或亏，两个阶段交易过程因此也成为商人或者企业从劳动产品获得生存与发展来源的分配过程。这就是利润的秘密。

　　这方面最典型与最纯粹例子就是古代的长途贩运，商人以及他的商队，从一个地方的不同的人手中采购一批货物，针对这些不同的人或者卖方，他们或者用通常的地区价格采购，或者利用当时的社会环境释放信息以影响对手并压价采购。经过长途跋涉与运输之后，到达另一个地方，针对不同的买方，他们或者以通常的更高的价格销售，或者利用当时的社会环境进行信息释放并且哄抬价格。很显然，采购地的人们和销售地的人们在空间上因为距离遥远和贩运时间的推移而产生信息隔离，而商人可能成为两地之间一个时间段之内唯一的信息桥梁或者渠道。商人的这种在两地信息交流过程中的路径唯一性和社会联系中的独特地位为他从两地人们的手中渔利提供了现实条件，而如何扩大差价则看商人们自己选择何种手段与套路，选择释放什么样的信息和将信息的细节交流到何种程度，从而引起他的对手们是否按照他的意愿采取行动。

　　哈耶克曾列举了特定时间和地点的知识的重大作用：如一个靠不定期货艇的空程或半空程运货谋生的人，或者其全部知识几乎就在于知道一种即时机会的地产掮客，或从不同地方商品价格的差价获利的套利人，他们都是以不为他人所知的对一瞬即逝的情况的专门了解在社会中起重大作用的。

　　在西方经济学中有一种观点认为企业是一系列契约(合同)的组合，是个人之间交易产权的一种方式，一个完备的契约是指这种契约准确地描述了与交易有关的所有未来可能出现的状态，以及每种状态下契约各方的权力和责任。实际上，企业作为资本的现实和个体形态，它也是一种社会组织。因为它们仍然是以组织内部的复杂交织的人际联系或者劳动协作关系为基础的一种人与人的关系的结构，从而体现为一组契约关系，但是这组契约关系却远远无法替代在这个组织内部已经发生甚至尚未发生的种种行为。因为人们依据其获得的信息展开行为，信息与行为的互动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契约中的种种条款——责任与义务——只是给信息交流勾画了粗略的途径和给相应的行为方式提出一个指引。因为个人之间、组织内部的子组织之间的认知域的交叠和开放都是有限的，人们只会提供与工作有关的信息，在组织内部向他的同事开放他的认知域的有限部分，但是基于人们的个人利害区分和对企业的利害区分的不一致性，并不是每个人所有的行为和信息交流都会和企业的组织目标相关，从而也就远远超越这组契约的意义。比如劳动合同及相应的管理制度，不仅要规定工人上下班的时间、每月的工资，还要说明工人每天在什么地方干什么具体的工作；不仅要规定工人通过努力达到预定产出水平时应该得到的工资报酬，还要规定在未达到预定产出时对应于每一项努力水平应该获得的报酬等等。即使是绩效评价本身也是由人来掌握和执行的，绩效评价部门的人员，也只能够根据观察到的或者通过信息交流得到的信息采取行动。因此，企业的组织行为是一种构成这个组织的一群人的信息与行为的互动系统，这个企业如果与其他的企业发生交易关系，则实际关系的形成和完成取决于两个组织相关人员之间的复杂的信息交流与行为互动，它们的交易关系形成可能被认为成功，也可能被认为失败。而企业的存续所要求的资本循环的完成与否，因此也依赖于在资本预付和资本回流两个阶段交易关系束的实际构建。契约本身是一种信息，同时是人们相互交流的结果。在私有观念的环境中，信息本身的诸多特殊性和人的相应行为选择，天然受限于人的主体自主和自利性，并且与企业的组织目标——通过资本循环牟利——相区别。

　　信息的资本化与价格

　　因为人的认知域的封闭性和信息被它们的主体——人——传递、交流与释放的社会性，所以信息在某个时间或者空间上被独占或者个别占有。和其他的人类劳动成果一样，信息同样是人的身体活动的产物或者劳动的产物，是人们对外界认知的产物或者观念化的产物。在一个社会内部，如果他将占有的信息通过特定的人与人的联系或者关系途径向他人传递。对信息的个人占有或者控制，不同的主体之间的认知域的交叠也即是我们通常而言的信息流动，这种信息流动，依赖于人与人之间形成劳动协作关系或者社会联系，通过人的行为达成，并且成为在一个社会体系中人的身体活动或者劳动的参考、提示或者依据，进而引导人的行为或者劳动。

　　在以个人、家庭甚至社会组织的生存优先意识凸显为前提的私有化的社会环境下，由于人和社会组织认知域的封闭性、他或者它与其他人或者社会组织的社会联系或者关系的特定性，信息被私人或者社会组织占有。因为所有的这些企业、个人与其他社会组织都必须从市场体系中获得生存来源，而且或者生存来源的标志是卖出自己作为商品的东西获得货币，再用货币从市场体系中获得自己的生存与劳动所需。在市场体系中只有信息本身作为一个要素，被它的实际占有者意识到这种信息对其他人或者社会组织的行为成败的重要甚至关键性的作用，那么他作为信息的私人占有者就会开始凸显他的信息传递者的地位，他会考虑对认知域是否开放，通过什么样的途径与方式向作为特定的信息接收者——人或者社会组织进行信息传递、释放与交流。这些特定的信息接收者的实际获得与否、信息是否从传递者向接收者转移控制，对他们构成重大利害变化，趋利避害的考量也就会促动对信息的购买，从而开始与信息传递者的信息交流和行为互动过程。因为信息流动对人的活动与劳动本身的影响，以及在这些影响下相应的后续劳动或者活动对它们的占有者的生存产生利害关系，信息的封闭以及信息在什么样的方式上流动，也就成为他们的独占者的自觉行动。比如是否让他人得知某条信息，为了获得某种对自己有利的社会行为结果对某些信息进行选择性甚至误导性的透露，或者对他的信息接收者的后续信息交流行为进行某种限制（最常见的是保密细则或者条款）等等。

　　因为信息流动在构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或者关系的不可或缺，或者信息流动本身就有社会性，在市场体系中信息也就作为一个必要要素参与资本循环，从而开始影响甚至左右企业的基于自身利害关系的部分行为甚至所有行为。这个要素之所以必要，是因为相关的信息流动是否发生、信息真实性程度、以什么样的方式流动等等，对企业行为的发生与不发生、以什么方式做出行为反应、企业的资本循环成败等等成为前提或者条件。在信息私人占有的基础上，企业为了获得这种前提和条件以趋利避害，也就为信息的商品化提供了充分的意愿与动力。信息在企业的资本循环过程中作为资本预付或者回流的一个组成部分发挥作用。在市场中作为主体的企业、个人与其他社会组织，他们也是信息的买方与卖方，对作为商品的信息，和其他商品与货币之间的交易关系一样同样会有报价，他们同样会对信息的流动与否进行定价；因为它们之间各自交易关系维度的特殊性，依不同的交易关系维度和人们的行为组合，实际的交易价格形成同样是交易关系内涵中的一维，而且是一个交货过程与结算过程相向而行的人的行为机制。信息因此具有不同的报价和交易价格。

　　信息在商品化的同时，因为它们或者作为一个要素参与了某个企业的资本循环过程，作为资本预付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资本化。因为信息交流-行为互动反应的系统性或者有机性，资本为了确保这种过程的方向和结果促成其循环目的的达成，在调整自身的行为的同时通过信息交流引导人或者社组织行为与自己相向而行，从而两者向着利润的目标演进，在此过程中同时降低资本预付或者提高其资本回流。比如同行企业向对手内部知情者收买商业情报、企业为专业研究报告付费或者购买专利；或者信息本身作为一种商品被出卖而加入资本循环过程，成为资本回流的主要组成部分而资本化，证券投资咨询公司向参与股市投机者们收取讲座与指导费用、报社向它们的分销点销售报纸等等。对定价后的信息的货币预付如果作为资本预付的一部分，构成企业本身的信息成本，如果作为资本回流的一部分，则转换成购买他的企业（买家）的信息成本或者费用；这就是通常的“信息成本”说法的来源。

　　正如不是所有的人类活动或者劳动都会被清晰地定价一样，只有在劳动者作为一种资本预付的物的要素在劳动时间内加入资本循环过程、在他与企业的雇佣关系中他的劳动力才成为商品，同时被定价。同样因为对信息作用本身的认定差异，以及是否会促动对信息的私人占有意识的凸显，不是所有的信息在加入资本循环过程的同时会被作为一个要素独立出来并且清晰地定价。即使资本循环的过程中，不同情形的信息交流对资本循环的顺利进行与完成的作用也是千差万别的，有的信息交流对企业而言不可或缺，比如企业内部的业务会议；有的对企业而言会可有可无，比如两个主管之间相约到那个餐馆去撮一顿；有的则与企业不相干，比如某个员工在工作间隙与他的家人或者朋友打电话。

　　因为人或者企业作为资本循环过程的主体，而信息本身作为行为或者认识活动的产物，不同的信息交流也就必然地在资本循环过程中持续地发挥不同的作用，对人的活动或者劳动及其产物的信息的定价，视在资本循环过程中发挥作用的不同的情形而大相径庭。信息或者与资本循环的其他要素混合在一起发挥作用，此时的信息是与人或者组织的行为或者与所买卖的商品一起被混合定价的，或者作为商品成为自资本循环的一个独立要素发挥作用。被私人占有并且他们的主人认识到某些信息对某个企业或者社会组织产生不同的利害关系，这个企业或者社会组织也有作为信息接收者的强烈要求或者意愿，独占信息的主人与这个企业或者社会组织就信息及其流动发生交易关系，在可能的程度上尽力扩大人或者社会组织对自身利与害的认知，推动人们作为或者不作为，在行为过程中采用一种模式或者组合而摒弃另一种模式或者组合。因此信息的私人占有者（传递者）对倾向性的信息交流和互动行为进行报价，信息及其流动作为商品同样成为与货币交换的对象而货卖识家。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社会明星的名气及其收入的巨大的现象产生曲解，比如影视明星的高片酬和体育明星的高工资，是因为他们的名气。在这里仍然是一个对信息释放的定价问题。社会明星的名气高，常常意味着他们拥有巨大的拥趸人群，而且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会受到这个拥趸人群或者追星族的关注，也是在明星与拥趸群之间的信息释放渠道被稳固地建立起来，从而这种信息释放模式被影视公司或者体育公司加以利用，从而促进这些公司的资本循环；明星本身的被雇佣及其释放信息的过程，一起被这些公司作为资本预付的一个组成部分被定价，明星的体力和脑力付出本身和常人之间并无区别，他们的高片酬和高工资的来源的绝大部分，是因为经由他们的信息释放过程，这些公司循着这种信息流动的途径与渠道，建立公司与他们的客户群（其中包含广大的明星拥趸群）的一组交易关系，卖出门票和转播权，进而完成自己的资本回流过程。更清晰例子也就是明星担当某个公司产品的广告代言人，在这里公司对广告代言支付的酬劳，实际上就是对信息释放的定价，支付的酬劳也就是企业销售费用的一部分。

　　斯蒂格勒在《信息经济学》一文中提出了最优信息搜寻理论和信息传播理论，并奠定了不完全信息经济分析的基础。斯蒂格勒研究的是搜寻最低价格,它涉及价格分布和搜寻成本这样两个问题。由于消费者所获得的价格分布的信息通常是不完全的，因而人们往往面临两种选择：搜寻最低价格和随机购买。搜寻必然存在成本。随着搜寻次数的增加，消费者的边际收益递减，而追加搜寻的成本则会递增。在消费者了解各种可能的卖方价格的情况下，最好的搜寻策略是继续搜寻直到从另一次搜寻中获得的收益小于它所导致的费用。罗斯查尔德（M.Rothschild）的最优截止价格规则(Optimal-Stopping Rule)说明，在价格分布未知的前提下，最优搜寻截止价格是搜寻的边际成本等于搜寻的边际收益时的价格。

　　对于最优信息搜寻理论和信息传播理论,我们应该发现的问题是，首先，所谓的价格分布或者说潜在交易对手的报价分布，不是天然已知的，人们不经过充分的寻找和信息积累过程，就无法获得一个个潜在交易对手的信息，这是搜寻者本身能够比较的前提，而且所谓的价格分布不过是已形成的交易价格的时间或者空间记录，这种记录在未来的以及不同的地点上是处于变化状态，搜寻者熟知价格分布的假定毫无疑问是先验的，因为他无法尽知其潜在交易对手们在当前和未来某个时刻的所有实际想法和行为。因此随着搜寻活动的开展，搜寻者体力或者脑力的付出是随着时间的增加而逐步累积的，但是这些人的行为或者活动（体力或者脑力的付出）未必能够定价，因为搜寻者对此的估价也只能来自于已有的经验的支持或者将已积累的类似的定价信息作为参照，而且因为他在社会关系未形成的状态，即使有估价，也是无法得到他人的承认或者认可的。因此相应的搜寻成本之说也就是空穴来风。他们想象中的价格与成本比较过程在实际的人的行为过程中并不存在，所谓的理论也就是一种海市蜃楼式的思维。

　　我们再来看看西方信息经济学中关于信息被混合定价的例子。斯蒂格利茨在劳动力转换模型强调，企业有强烈的动机采取各种措施将工人的工作转换次数控制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上；企业的措施之一是确定一种工资水平以阻止工人转换工作。从资本预付的角度而言，企业提高工资的幅度自然不高于过高工作转换率导致的招聘费用和培训费用，从工人的角度而言，因为在寻找新工作岗位的过程中，他依然得支付相关费用，比如信息费、交通费和抽出专门时间的应聘面试费用，如果找到新的工作岗位提供的工资甚至与原雇主支付的工资相差无几，那么他就失去了辞职的动力。从信息交流和行为互动的角度而言。企业提高工资，在于缩小本企业与其他企业的工资差距，从而抵制来自挖角企业的通过传递高工资信息来策动本企业工人辞职的企图，同时通过变更工资条款的信息释放来稳住那些潜在的辞职者。对于工人而言，他们则是两个企业信息的接收者，根据自身的利益对这些接受的信息进行比较，从而决定辞职或者不辞职。在这里，信息的潜在定价是包含在资本预付的计量之中的，比如可能（对本企业）或者实际（挖角企业）产生的招聘广告费用、本企业可能支付给培训师的费用。本企业在资本循环过程中降低资本预付的努力，是在实际的信息流动和行为互动的种种实际状态的选择中达到的，企业由此产生对自己最有利的信息交流与行为反应。

　　斯蒂格利茨还提出，不具备信息的一方可以通过调整合同的形式来“筛选”有信息的一方。即保险公司可以提供一系列的保险合同（即不同的保险费率和免赔额的组合）让投保人选择，比如让买保者在高自赔率加低保险费及低自赔率加高保险费两种投保方式间作出选择，从而达到区分不同风险类别的投保人的目的。再或者可采用目前最流行的方法——实行保险折扣，即规定一定比例或数额的保险赔偿由客户自己承担，这样会有效地减少投保人的冒险行为，比如虽然买了医疗保险但没病就不会随便去医院。还有常用的办法是尽量获得更多的信息，比如定期检查火灾投保者的防火安全系统以确定或调整保费、指定医疗保险投保人到某一医疗机构进行健康检查作为确定保险费的依据等。

　　这是关于保险企业资本回流方面的例子。保险公司通过差别化的保险合同条款组合，一方面使得保险费收入来自于具有不同行为特征的客户群，通过向他们传递不同的信息（差别化的保险合同条款），策动他们与保险公司的行为互动。而且保险公司对信息的隐含报价，也是包括不同的保险费率之中的，一旦交易成功，也就在保险费的支付之中转化为价格，同时策动投保者的行为按照合同的意图进行，即奖励安全行为，惩罚冒险行为，并且向自己及时和比较充分地传递信息；而对于不同行为特征的投保人而言，他们找到适合自己的保险公司的过程简单化了，而且与保险公司的信息交流过程（讨价还价）也简略了很多。另一方面，保险公司在资本回流方面，通过差别化的保险合同条款组合的信息传递，更快地找到对应特征的最大数量的投保人，从而将保险保障服务销售出去，获得最大的资本回流。（待续）

参考文献：
《企业与产业资本循环》，清湖渔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