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参考

 找回密码
 立即注册

QQ登录

只需一步,快速开始

搜索
楼主: 大参考

李晓鹏: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三卷)中华民族的苦难沉沦

[复制链接]
发表于 2019-6-5 16:24:45 | 显示全部楼层
  二、“仁宗”之治:又一个儒家圣君出现了

  三十九岁的嘉庆皇帝在惩处和珅及其死党方面显示了一定的魄力。毕竟当了三年多的假皇帝,憋了三年的干劲释放出来还是很给力的。但这股劲用完以后,一放松下来,就开始现原形了。

  乾隆晚年,沉溺于千古第一完美皇帝的自我设定不能自拔,什么事情都要跟历朝历代的名君圣主比上一比。看起来威福无双,其实已经掉进了儒家士大夫给他挖的坑里边。因为历史是儒家士大夫写的,要跟历史上的圣君比,那就难免要被儒家学者牵着鼻子走。

  乾隆以为,本朝一直以来没有嫡长子继承皇位,是一大遗憾。自己若能让嫡长子继位,那就是更加完美。殊不知,嫡长子制度就跟满洲体制无关,是纯粹的汉族王朝惯例。这个念头一动,在继承人选择上就开始往理学的坑里跳了。乾隆跟几个皇后所生的儿子都早死,嫡长子是没戏了,但后边那一套儒家的规矩还是跟着来了。比如皇子读书,延请理学大师授课就是必须的。乾隆啥都学康熙,唯独在儿子教育方面放松了警惕。康熙可是当着儿子们的面一再羞辱甚至暴打儒学老师的,以免让儿子们忘了满洲皇权的本质。他教育出来的两个继承人:雍正和乾隆,在这方面都精得很,绝不含糊。但乾隆就不行了,千挑万选,选了一个对儒家理论深信不疑的继承人出来。

  嘉庆年轻的时候长得很标志,也足够聪明伶俐,骑射功夫也棒,读书读得也好,又尊师重道、孝敬长辈、举止端庄,怎么看怎么都是儒家圣君的好苗子。亲信大臣们也都夸奖他贤能。乾隆越看越欢喜:就是他了,千古第一完美皇帝的完美继承人。

  在搞禅让大典之前,乾隆还有点担心:这个儿子会不会不够懂事,当了皇帝就不尊重他这个太上皇了。想不到嘉庆的政治意识非常到位,除了礼仪性事务以外,全都听由太上皇处置,每天主要任务就是在太上皇跟前端茶倒水伺候着,从来不做任何决定,俨然就是第二个和珅。这样乾隆身边就有了两个和珅,让他浑身舒坦、安享晚年。

  乾隆暗中观察自己这个继承人,越看越满意:三十五岁正值壮年当上皇帝,竟然还懂得低调装傻,果然很有政治智慧,自己没看错人!

  事实证明,乾隆还是看走了眼,他这个宝贝儿子不是装傻,是真傻。不是智商低下那种傻,是被儒家思想洗脑洗成脑残那种傻。

  收拾完和珅及其同党之后,嘉庆开始认真观察自己执掌的这个庞大帝国。以前什么事情都有英明神武的老爹太上皇做决定,现在老爹没了,他感觉到似乎有点手足无措,下令让官员们上书献计献策,建议如何治理好国家。

  很快,各地的建议纷纷呈上,但大多都是冠冕堂皇之语。只有编修《高宗实录》的洪亮吉上书非常特别,他分析川楚白莲教起义的教训,指出国家的关键问题所在。

  洪亮吉说,现在,一个方面大员出巡,每到一站都有按规矩应得的礼物,叫站规、仪程,手下也要收门包。平时在家,则有节礼、生日礼,冬天送取暖费,叫碳敬;夏天送纳凉费,叫冰敬,按年则有帮费。升迁调补的时候,还有私下馈谢的,就更多。以上这些钱,无不取之于各州各县,而各州县又无不取之于民。

  省里和府道的领导们,对于基层官员向老百姓横征暴敛的事情,全都明知故纵,要不然,门包、站规、节礼、生日礼、帮费就无处出了。各州各县也明白告诉大家:“我之所以加倍,加数倍,实是各级衙门的用度,一天比一天多,一年比一年多。”但是细究起来,各州县打着上级领导的旗号,搜刮上来的东西,上司得一半,州县揣到自己腰包里的也占了一半。刚开始干这些事情的时候,还有所顾忌,干了一年二年,成为旧例,现在已牢不可破了。

  这时候你找总督、巡抚、藩台、臬台、知府告状,谁也不会管你,连问都不问。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当中,偶然有一个两个咽不下这口气,到北京上访的,北京方面也不过批下来,让总督巡抚研究处理而已。派钦差下来调查就算到头了。试想,老百姓告官的案子,千百中有一二得到公正处理的吗?即使钦差上司比较有良心,不过设法为之调停,使两方面都不要损失太大罢了。再说,钦差一出,全省上下又是一通招待,全省的老百姓又要掏钱。领导们一定要让钦差满载而归,才觉得安心,才觉得没有后患。

  几次博弈下来,各州县的官员也明白了,老百姓那点伎俩不过如此。老百姓也明白了,上访告状必定不能解决问题,因此往往激出变乱。湖北和四川的人民叛乱,就是这个原因。

  洪亮吉说了这么多话,核心的意思,就是官逼民反,或者叫造反有理。搜刮老百姓是各级官员的共同利益所在,这就决定了老百姓告状的成功率不过千百之一二。因此,除了造反之外没有更好的出路。

  最后,洪亮吉得出结论,当前要谋天下大治,就应该学习雍正铁腕治吏——“皇上当先法宪皇帝之严明,使吏治肃而民乐生”。

  看了这种观点,嘉庆很生气,以“言辞鲁莽”为由撤了他的职,让廷臣一起审他,不过也嘱咐说不要上刑。会审的结果,廷臣们给洪亮吉定了一个“大不敬”的罪名,建议砍掉这个家伙的脑袋。最后,皇恩浩荡,从宽发落,将洪亮吉发配新疆伊犁戍边。洪亮吉老实认罪,痛哭流涕,感谢宽大处理。[1]

  经过洪亮吉一案的处理,嘉庆向天下发出了清晰的信号:雍正皇帝的手腕不会再回来了,大家不要因为我杀了和珅而想太多,那是特例。

  以“仁义”治理天下,才是嘉庆所追求的治国方针。

  对吏治问题和体制改革避而不谈之后,剩下的就是摆在明面上的财政问题了。

  鉴于国家财政亏空严重,嘉庆也开始查亏空。这是雍正乾隆都一直在搞的政策,嘉庆应该不难学习。但根据儒家思想,钱财这种东西都是次要的,君王不能贪财,像明朝万历皇帝开征商税矿税之类的做法早已被历史唾弃,君臣之间,仁义道德才是最重要的事,君主要表现得仁慈宽厚,臣下才会向君主学习,对人民也仁慈宽厚,这样就可以实现天下大治。所以,对于他父亲和爷爷的那些铁腕做法,嘉庆虽然不敢批评,但也绝对不愿推行。这也是他为什么要严肃处理洪亮吉的原因。

  嘉庆查亏空的做法是:“秘密推行,徐徐办理”,也就是不要大张旗鼓的搞,也不要搞得太急,不然显得皇帝把钱看得太重,还会增加人民负担。主要通过批示催促,让臣下慢慢的悄悄的把亏空给填上就好了。

  嘉庆四年三月,乾隆刚死掉两个月,山东巡抚就奏请皇帝下令填补亏空。嘉庆首先表示这个提议好,应该把亏空填上,然后说:

  “徐徐办理,自有成效。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培养元气胜于仓库实贮奚啻万倍!至于大吏洁己率属,各员尽革陋规,皆为善政,以此弥补足矣。捐廉罚银等事,朕不为。”

  翻译成白话,就是说:这事儿我看要慢慢来才好。只要百姓富足,你还担心什么亏空?培养元气比财政充足重要百倍!你提到说高级官员要带头保持廉洁,大家一起革除各种陋规,都是好办法。用这样的办法来弥补亏空我觉得就够了,什么罚款之类的事情我是不会干的。

  同年四月,直隶总督胡季堂又奏请严查当地亏空的有关责任人员,并主张将这些人抓到省城来勒令退赔,填补亏空。嘉庆一看,吓了一大跳,赶紧批示说:“封疆大吏当以吏治民生为重,而财赋次之,胡季堂何不知大体如此!”

  他骂完胡季堂,又接着说,你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不是让你不追查亏空,只是要“次第厘清,何必亟亟?[2]”——慢慢来,不要着急。

  这样一搞,下边就有点糊涂了,查亏空又不让追查亏空人员的责任,这还怎么查?

  五月份,户部报告,说出现了两千万两银子的亏空,他又有点急了,要求各省节约开支,研究一下怎么填补亏空。湖北布政使孙玉庭看到上谕,就提议说,干脆把亏空一万两银子以上的地方官员抓起来追赔。因为所谓的亏空,无非就是两个原因,一是钱收上来了,但是被官员贪污浪费了;要不就是该收的钱没收上来,而敢于抗拒国家钱粮的人,肯定有官员在背后撑腰。所以不管怎么算,把负责官员抓起来追赔总没错。嘉庆当然无法接受,立刻否决,告诫他“切勿孟浪”。

  最后,还是广东巡抚最先摸清楚的皇帝的心思,上奏说:以前的亏空问题很复杂,估计也查不清楚了,不必再追究责任。应该把亏空列出来,以后每年弥补一部分,逐年完成。然后让官员们廉洁奉公,减少浪费开支,这样既可以培养人民的元气,又可以让国家财政充足。

  嘉庆看了非常高兴,连连批示:说得好说得好,按照这个办法来办理,三年能有所成效,也不能说慢,如此“缓缓归款、上行下效,未有不能完之理。[3]”总之就是全靠官员自觉,问题就能解决。

  还有一些官员不太懂事,把查出来的亏空责任人员名单上报给了皇帝。嘉庆看了之后很不高兴,批示说:“若既行查办,则经手亏缺及接任虚报各员,皆当按律治罪,人数未免众多,或尚有贤员,亦觉可惜,是以宽其既往之愆,予以弥补之限。[4]”

  意思就是说:你们把这些名单报上来给我看,让我怎么办?人数这么多,法律规定都要治罪的(我要都处理了,有人被冤枉,我不就成了暴君;我要是不处理,不是又成了昏君?)。为了不让贤良官员受到冤枉,我只能表示宽容,给你们时间把亏空填上。

  官员们一看,不能报责任人名单了,那我报一下亏空情况总可以吧?皇帝要追查亏空,我们就先把亏空查清楚报给户部知道。岂料嘉庆连这个也不想看,批示说:“弥补二字,原不可直达朕前,岂可公开咨部办理?”——不准跟我讲,也不准报户部。“数目纷纷咨部,是必欲朕执法办理矣![5]”——你们上报这些东西,不是公开逼着我严厉执法,处理责任人吗?(想把责任推给我,陷朕于不仁不义,良心大大的坏了。)

  经过这样几番试探,官员们终于明白怎么办才是正确的了。各地官员纷纷上奏:我们已经查明了亏空(数字不说),理清了亏空的根源(责任人不知道是谁),制定了完善的计划弥补亏空,预计将会在六七年的时间里让亏空情况大为改善(不保证完成)。在这六七年的时间里,我们将清正廉洁、勤政爱民,为属下做出表率,相信全体官员都会在皇帝的感召下和上级的带动下,努力为民服务,圆满完成皇上下达的填补亏空的任务。

  对这样的表态,嘉庆十分满意,觉得官员们终于理解了他的苦心,批示鼓励大家辛苦工作,为完成亏空弥补计划而努力。

  六七年一转眼就过去了,大部分官员都已经调任换人,嘉庆发现原来的亏空不仅没有填上,还出现了新的亏空,又下旨赶紧研究解决。各地官员很快回奏说,这几年发生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情况,比如洪灾旱灾蝗灾火灾地震泥石流邪教造反等等,不过我们已经制定了比以前更加科学的亏空填补办法,预计再过六七年就可以大为改观了。

  就这样,反复折腾了好几个六七年,亏空只见增加不见减少。嘉庆帝脾气也是真好,就是不处理人。一转眼过了二十多年。嘉庆二十四年,河南巡抚又上奏说:不好意思亏空又增加了,但是皇上您不要着急,这两年河南大丰收,人民有钱了,就算多交点钱粮也不会影响他们的生活了。上次我们提出五年解决亏空,现在五年眼看就要过去了,请再给我们三年的时间,保证可以填上亏空。

  嘉庆批示:著照所请。并将河南巡抚的折子交给军机处备案,三年以后检查有没有完成。

  没等到三年,一年后嘉庆就驾崩了 。

  嘉庆皇帝的一生,是勤政爱民的一生。他身体很好,定期锻炼骑射,以表示不忘满洲传统。但大部分时间专心于政务。天不亮就起来沐浴更衣,开始阅读儒家经典比如《资治通鉴》,以及本朝《实录》,时刻激励自己效法古代先贤和列祖列宗,为天下后世做好表率。读完之后开始上朝,和臣下讨论国家大事,鼓励大家畅所欲言,纳谏如流。退朝后认真批阅奏章,工作到深夜,出席各种祭祀大典也总是一丝不苟绝不迟到早退。他关心农业生产、财政赤字、军队建设、廉政建设等等,不贪财不好色,不下江南不修园林不搞文字狱,力争一言一行都足以成为天下臣民的表率。他坚信只要这么做,国家天下就可以大治,因为儒家经典上是这么说的。

  他死后,大臣们对他的表现极为满意,送了他一个儒家最光辉的字眼作为庙号:仁。

  清仁宗嘉庆,也就成了一位可以与宋仁宗、明孝宗并列的“儒家圣君”。

  当然,嘉庆年间的官场和社会,也就跟宋仁宗、明孝宗时候的状态一样,以惊人的速度堕落。嘉庆喜欢表彰清廉的官员,而尽量避免惩罚贪腐官员。官员出了问题,最多就是撤换,打击面不如雍正广,力度不如乾隆严。皇帝对贪官污吏下不了狠手,贪官污吏对清官和老百姓就敢于狠狠的下手。

  嘉庆十三年秋,黄河决口,淮安一带人民流散,朝廷下诏放赈。江苏山阳县当年领得赈银九万余两,知县王伸汉一人就贪污了二万五千两。这时,两江总督铁保按照惯例派官员赴各地检查赈灾工作,派到山阳县的官员是新科进士、刚分配到江苏工作的李毓昌。

  李毓昌到达后,山阳知县王伸汉就派出自己的长随(近似生活秘书)包祥,与李毓昌的长随李祥接触,讨论利益如何分配的问题。这是官场规矩,贪污者不能独吞,监督者总会凭借自己的加害能力得到或大或小的份额。

  李毓昌的长随李祥告诉王伸汉的长随包祥,自家老爷到各乡巡视了,看到灾民濒死的惨状,十分震惊,回到县里调集户册核对后,发现了严重的贪冒情况,正打算拟文呈报呢。李祥的意思很明白:我们老爷掌握了证据,能害你们老爷,你肯花多少钱买安全?

  王伸汉立刻开出了价格,让自己的长随传话,愿意拿出一万两银子。

  没想到李毓昌是个官场新手,一心要当个清官,当即严词拒绝,还要把王伸汉行贿的事情向两江总督汇报。

  王伸汉被逼急了,派包祥出面和李祥等三人谈判,只要他们下手害死主人,重金酬谢,还要替他们另找新主人。李祥等人一想,反正李毓昌这家伙也不懂事,跟着他发不了财,不如先拿他卖个好价钱。于是他们在茶水中投毒,然后又用绳子将将李毓昌勒死,伪造了一个自缢身亡的现场。

  查赈官员自缢这种大事,论理论法都应该立刻立案调查。但王伸汉拿了二千两银票找淮安知府王毂活动,王毂再拟一道呈文到省。布政使和按察使都接受了自杀的结论,两江总督铁保也点头同意,这个事儿就掩盖了过去。然后,王伸汉通知死者家属来领棺柩,再把李祥推荐给长州通判当长随,把另外两个长随也推荐出去,又给了重金酬谢,事情就算处理妥当了。

  但是,死者的家属在遗物中发现了一份文稿,上面有"山阳知县冒赈,以利啖毓昌,毓昌不敢受"等语。李毓昌的妻子收拾遗物,发现他平常穿的一件皮衣上有血迹,疑心大起,告诉了运灵柩回来的族叔。族叔做主开棺验尸,发现了中毒症状。家属立刻进京向都察院喊冤。都察院按程序奏呈皇帝,嘉庆立即责成军机处追查,很快破案。

  最后,山阳县令王伸汉和包祥处斩。李祥和另外两个参与谋杀的长随被凌迟处死。有关领导也受了处分。李毓昌被嘉庆树为官员的榜样,亲自写诗褒扬,追加知府衔,还为他过继了一个儿子传宗接代,并赏这儿子举人功名。[6]

  在这个案子里边,嘉庆罕见的狠下心来杀了一个县官,不过也不是因为贪污,而是因为他谋杀了朝廷命官。一个知县贪污赈灾款并不是什么奇事,可以说是稀松平常,但他谋杀上级派下来检查的官员,竟然可以层层通关系搞定知府、省领导和两江总督,轻松把事情摆平,可见官场贪腐网络中官官相护程度之深,以及这个网络对清廉官员进行“逆向淘汰”的力度之大。发生这种情况,正是洪亮吉在奏折中所揭露的问题恶化的结果。

  此案发生九年后,嘉庆二十二年,闽浙总督汪志伊积极响应朝廷号召,在福建开展廉政教育活动。为了装点门面,还把浙江著名的清官李赓芸安排当福建按察使,主管吏治监察。

  汪志伊是儒家思想治国常见的那种官场投机分子。他知道皇帝喜欢提倡廉洁,平素就喜欢穿的破破烂烂,博取清廉的名声,私底下跟贪腐官员同流合污,在反腐倡廉方面坚持只动口不动手,既得同僚夸奖,又得皇帝赏识,升官极快。李赓芸当时有“天下第一清官”的声誉,汪志伊看走了眼,以为跟自己是一路人。想不到这个李赓芸不识好歹,来到福建,竟然真的动手反腐败,将好多贪腐官员抓起来审理,一时间福建官场大为愤懑,向汪志伊各种污蔑告状。汪志伊就让李庚芸改任分管民政的布政使,不再主管监察,并不时敲打,让他“成熟”一点。有一次,李赓芸来总督府拜访,乘的轿子和衣服都是新的。汪志伊就说:奢侈是孵化堕落的根源。你现在是方面大员,应该带头节俭,在衣着方面不宜过于讲究,以免重蹈以前那些贪官污吏的覆辙。

  福建布政使的养廉银是一年八千两,相当于年薪三四百万,一台轿子就算是很高级的也不会超过一百两银子,衣服就更不值钱,李赓芸用合法收入买个新轿子新衣服绰绰有余。汪志伊本人的养廉银更是高达一万八千两,年薪千万级别。他自己穿旧衣服还可以说是生活习惯,对年薪几百万的属下穿新衣服说三道四,那就显然是鸡蛋里挑骨头,虚伪矫情了。

  李赓芸对汪志伊的虚伪早有不满,当面讽刺说:“芸虽不肖,为天子大吏,稍饰舆服,诚不为过,实耻效布被脱粟之平津候以罔欺朝廷也。”[7]——我虽然没啥本事,但好歹也是三品官员,注意一下仪表没什么过错,绝不敢效仿汉朝的平津候,用伪装节俭的方法来欺骗朝廷。

  平津候“布被脱粟”是所有儒家学者都很熟悉的典故,专指假装俭朴的伪君子。历史上的平津候公孙弘是汉武帝时期的高官,既能干又清廉,不是伪君子。他看不起被儒家学者尊为大圣人的董仲舒,认为董仲舒只会清谈不会办实事。在公孙弘的建议下,董仲舒没能留在汉武帝身边,而是被派到封国去给藩王当老师。儒家学者对此怀恨在心,就把生活作风俭朴的平津候公孙弘当成伪君子的典型骂了两千多年。

  俗话说:“打人不打脸,揭人不揭短”。汪志伊的“伪君子”作风官场皆知,但谁也不会当面说破,如今被李庚芸当面揭穿,自然怒不可遏。没过多久,李赓芸在审理一个贪腐县令的时候,被该县令反咬一口,说其家奴黄元收受贿赂——有一次黄元到该县某寺庙拜佛的时候,该县令跑去拍马屁,硬给买了一些香烛钱纸。汪志伊以此为依据,将李赓芸逮捕下狱审问,暗示审案官员一定要查出问题、一定给做成铁案。李赓芸在狱中被日夜逼供,主审官员又捏造供词逼迫其画押。最终,李赓芸不堪忍受,偷偷写下为自己鸣冤的申诉状,藏在身上自缢而死。

  由于李赓芸作为清官的名声在闽浙地区实在太大,堪称清朝的海瑞。他受冤自杀的消息传开,闽浙两地为其鸣冤的人数不胜数,贡生林光天倡议数百人联合署名上访告状,终于突破重重封锁闹到了中央。嘉庆也早知道李赓芸清廉的名声,下令严查此案,这才真相大白。

  最后的结果,汪志伊被免职,主审官员被发配充军。李赓芸平反,给了一大堆荣誉头衔,结案。大清官场又一次以微小的代价,成功的淘汰了一名清官。

  李毓昌和李赓芸的下场,足以给其它官员敲响警钟:谁敢不同流合污,谁就是死路一条。

  [1]吴思,《老百姓是个冤大头》,载《潜规则》。
  [2]《清仁宗实录》卷四十七
  [3]《清仁宗实录》卷六十二
  [4]《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嘉庆五年六月二十九
  [5]《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嘉庆六年六月初二
  [6]吴思,《摆平违规者》,载《潜规则》。
  [7]【清】昭梿,《啸亭续录·卷三》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发表于 2019-6-6 17:28:56 | 显示全部楼层
  三、嘉道中衰:道光新政与汉族士绅的崛起

  嘉庆在继承人问题上,也坚持秉承儒家正统,完成了他爹的遗愿,成功把皇位传给了嫡长子。清王朝终于有了一个完美符合儒家嫡法的皇帝——道光皇帝,大家都很开心。

  道光皇帝也是一位笃信儒家治国理念的好皇帝。由于嘉庆皇帝留下来的摊子实在是太烂,国家已经穷的叮当响了。嘉庆二十五年,西北地区又出现了张格尔叛乱,大和卓的孙子张格尔勾结境外伊斯兰势力浩罕王国,想要搞南疆独立,一直闹到道光十一年才被镇压下去,这让清朝财政亏空更加严重。

  道光比他爹要强硬一点,准备搞点改革。一上台,就把自己的亲信英和提拔担任军机大臣,在英和的建议下,宣布要学习雍正皇帝,革除陋规,搞新一轮的“火耗归公”。也就是把洪亮吉在给嘉庆的奏折中列举的那些“陋规”比如门包、碳敬、节礼、寿礼、仪程、浮收、勒折等等折算一下,一部分给官员发“养廉银”,一部分取消或上交财政。这样,把官员们的非法收入变成合法收入,以此换来减少部分老百姓负担和增加财政收入的目的。

  这个改革,其实已经是对贪腐行为的第二次妥协了。雍正的改革是第一次妥协。

  雍正改革之前,官员们的收入是:法定工资+陋规等非法收入。

  雍正“火耗归公”改革以后,官员的收入变成了:法定工资+养廉银。

  其中,养廉银就来自于“陋规”等非法收入,也就是基层向老百姓勒索的“火耗”。

  按照“高薪养廉”的思路,官员们贪腐都是因为工资太低的缘故,有了养廉银,就应该不再收陋规了。一个巡抚一年一万多两银子的养廉银,相当于年薪几百上千万,怎么着也够花了。但事实情况显然并非如此,就像我们在前面讲的,几乎在“养廉银”制度刚设立的同时,官场上又立刻发明了新的名目开始收新陋规。只是在雍正的铁腕之下,情况有所收敛。

  随着时间的推移,养廉银成了一笔经常性收入,跟法定工资没有区别了。官员们在此之外又继续开辟新财源、收受新陋规,而且越收越多,超过了养廉银数倍。到了道光年间,情况再次变得不可收拾。

  道光改革的时候,官员们的收入变成了:法定工资+养廉银+各种新的非法陋规收入。

  道光的改革,就是想把各种新陋规再折算一次,换个名字变成合法的。改革的目的也跟雍正一样,一是解决下级给上级“发工资”的问题,避免官官相护;第二是在“以合法换非法”的条件下,适度打个折,去掉一些陋规减轻老百姓负担,再把一部分陋规变成财政收入用来填补亏空。

  对于皇帝想给大家的收入打折这种事情,官员们表示完全不能接受。

  在京官之中,吏部、礼部等一把手上书强烈反对。而在地方更是不得了,三大总督公开反对,其他六大总督也是暗地里反对,无一人上书支持。清朝一共就只有九大总督,封疆四方,位高权重,改革措施被九大总督一起反对,基本就没法干了。而且,其中实权最大的直隶总督和两江总督都公开反对。直隶总督方受畴、四川总督蒋攸铦这两位更是直接跑到北京来反对。

  大臣们反对改革的理由当然不是自己的收入会降低,而是声称:陋规不合法,基层官员还知道有所收敛,一旦合法,下面只会更加明目张胆。而且各地的陋规名目都不一样,非常复杂,根本梳理不清楚。如果一刀切的变成统一收入发放,无法保证公平,带来的问题更多。

  面对朝野上下一片反对之声,道光陷入困境,继续推动将会得罪整个官场,而且还推行不下去,这可怎么办?最后,仅仅过了三个月,道光皇帝决定屈服,丢卒保车,下旨说:这个主意完全是英和撺掇的,英和不知地方情形、冒昧进言、扰乱朝政,罢免其军机大臣职务,同时停止清查陋规。

  实际上,雍正的“火耗归公”还有一定合理性,因为之前的官方法定工资实在太低了。但火耗归公之后的养廉银标准已经定的非常高,清朝地方大吏的收入水平比以高工资著称的宋朝都高了,不仅足够官员们过上体面舒适的生活,还可以养活一大帮仆从。但它还是没用,说明所谓“高薪养廉”不过是不切实际的幻想。道光的第二轮“火耗归公”,完全就是向腐败屈服,不过想让官员们把贪腐收入拿一部分出来填补亏空,以免国家财政陷入瘫痪而已。但这样的改革也完全无法推动,可见当时的大清官场已经病入膏肓,无药可医。

  改革还没有开始就停止了,但财政亏空的问题仍然存在。道光想来想去,始终束手无策。最后,经过跟他尊敬的师傅——理学大师曹振镛商量以后,得出结论:解决财政亏空的唯一方案只能是节约开支,而节约开支的首要任务就是皇帝要为天下国家做出表率,带动大家一起节约。

  为此,道光发布《御制声色货利谕》,倡导“重义轻利,不蓄私财;停止各省进贡;不再增建宫殿楼阁”的节俭理念,开启了“节俭新政”。

  对于这个政策,各级官员纷纷表示皇帝圣明,我们完全赞成,没有一丝一毫的意见。

  道光皇帝以身作则,对自己严格要求。他把每年四十万两银子的宫廷开支降了一半,改为每年二十万两。皇帝的日常用度一律从简,笔墨纸砚全是普通品,而非特制。据《满清外史》记载,道光皇帝的衣服每个月才换一次。除了龙袍,他的衣服破了,一定打了补丁继续穿。

  不仅如此,他还规定,除了太后、皇帝、皇后外,妃嫔及宫廷工作人员,非节庆不得吃肉。妃嫔不得使用化妆品,不可穿光鲜的衣服。皇后过生日的招待会也极为简单,每人一碗打卤面完事儿。

  工作日里,皇帝每餐只点四个菜,朝廷官员的工作餐也不得多于四个菜。外地官员进京述职时,对勤勉能干的官员,皇帝会以赐宴表彰。但在道光朝,皇帝赐宴,仅是政治荣誉,被赐宴的官员吃了之后要自己付饭钱。

  道光皇帝以身作则奉行节俭,各级官员则效仿皇帝,大兴节俭之风。

  据《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记载,皇帝的衣服旧了照样穿,大臣们也都换上了旧衣服。皇帝的裤子破了个洞,打了补丁继续穿。朝臣也为自己的衣服打上补丁。道光年间的朝会很像是丐帮大会。一眼望去,从龙椅上坐的到地上跪的,全都衣衫破旧,个个像叫花子。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京城内的旧衣铺子生意火得不得了,所有的存货都卖得精光。起初,旧衣服的价格比新衣服低很多。随着需求的旺盛,很快旧衣服的价格与新衣服持平。有的官员把新衣服拿到旧衣铺子里换取旧衣服来穿。后来,旧衣服的价格飞速增长,竟然高于两件新衣服的价格。有些官员就在新衣服上打上补丁,在袖子上抹上油腻的物质,以显示与朝廷保持一致的节俭立场。

  皇帝在朝堂上的节俭行为和大臣的刻意模仿并没有改变整个官僚机制的运作模式。道光朝,整个国家吏治极为腐败,官吏、军人吸食鸦片、聚众赌博、嫖娼等行为极为严重。官吏的腐败程度远超前朝。清朝官场的“封口费”就是道光年间流行的。当时叫做卖奏费。如果官员渎职、犯法、贪污、有作风问题,负责纪检和监察的官吏就会整理材料,准备上奏。这时,该官员就会准备一笔钱,让其保持沉默。

  道光帝奉行的节俭美德,最终成了皇帝与大臣默契配合上演的一出闹剧。在这个过程中,唯有皇帝一人入戏了,其他的大臣则不过是陪演和看客。

  道光省钱这个事儿是著名历史典故,衍生出来很多个搞笑的野史段子,真假无法分辨。但实事求是是讲,尽管听上去有点讽刺,皇帝以身作则节俭并没有错,也没造成什么危害,而且确实省了一些钱。可以看出道光皇帝起码治理国家的责任心是没问题的。实际上,就像我们在第二卷分析的,在皇帝制度下,不管是明朝还是清朝,皇帝本人的责任心都没有问题。明朝那些皇帝是被抹黑了,清朝的由于资料保存完整,就正常多了。明清二十多位皇帝之间的差异,主要是政治路线和治国能力的差异,而不是责任心或个人品德的差异。

  嘉庆道光这种“仁义道德、以身作则”的治国模式,我们不能说它完全是错的,它只是搞错了重点。执政者在要求别人的同时,应该首先严格要求自己,这是正确的,也是基本的。但就像我们在第一卷所分析过的那样,政府存在的核心价值,是可以理性的使用暴力,以及基于暴力的强制力。这是政府和其它一些机构的本质区别。因为世界上有很多事情必须用暴力来加以解决或强制推动,人类才需要政府。如果政府放弃使用暴力,而去追求“表率”和“教化”,那么政府根本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搞道德教育,民间组织也可以搞;做道德表率,各种名人大师都可以做,影响力也不比政府小。

  有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或者最小化政府主义者声称:政府是不得不存在的恶。这种表达一度十分流行,其实是错误的。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政府是不得不存在的暴力机构。

  暴力本身是中性的,不一定是恶,为了应对恶而不得不使用的暴力是属于善的范围。

  而人类之所以需要政府这个暴力机构的存在,根源则在于人性中的恶无法通过教化来予以消除。如果人性之恶可以通过表率、教化、说服等方法消除,那么政府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即使修建公共工程、普及基础教育等工作,如果通过说服教育可以让所有相关利益方都团结起来采取一致行动,根据自己的获利程度承担对应比例的成本,那么这些事情也都可以不需要政府参与。但实际情况是做不到,靠沟通说服根本摆不平各方利益关系,因此只能是政府利用强制力收取税收,然后统一安排财政投资于公共工程和基础教育。

  在维护社会秩序、提倡仁义道德方面,凡是把教化当成主要工作来抓的政府,无一例外都必然是失败的政府。教化工作做的越多,调门越高,就越是失败。宣讲一万遍诚信,不如抓捕一个诈骗团伙;讲一万遍仁慈,不如枪毙一个杀人犯;讲一万遍廉洁,不如严惩一个贪官。把仁义道德挂在嘴边的政府领导,不是虚伪就是无能,因为真正一心为国家人民服务的官员会忙的根本没时间讲仁义道德,而是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如何合理利用政府强制力来消除社会上和政府中的恶行。恶行被消除以后,善会自动成长起来。诈骗和勒索团伙被消灭以后,人民会自己想办法创业工作踏实挣钱。政府治理如果卓有成效,很多公共工程也都可以通过社会化投资的方式来完成。

  反腐败当然也是一样。失去必要的暴力惩戒支撑的反腐败,就是无本之木、无水之源。

  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和最终负责人,特别是暴力使用的最终决策者,皇帝的首要责任显然并不是儒家学者最为推崇的道德教化,而是学会正确使用暴力来监督官僚体系,确保它能够完成国家政治路线和治国安邦的使命。

  在满洲皇权扭曲篡改理学思想的同时,理学家们也积极反攻,对满洲皇帝和满洲勋贵们进行逆向洗脑。联合政府的两大统治集团摆出一副“来啊,互相伤害啊”的架势,你让我当奴才,我让你当脑残。最终促成了统治集团的大堕落,嘉庆道光两位被儒家思想洗脑成功的皇帝都分别统治了中国二十多年,这半个世纪,是清王朝腐化堕落加速的半个世纪,也是其衰落从暗处走向明处的半个世纪,在历史上,被称之为“嘉道中衰”。

  在这一片黑暗之中,也有新的亮点开始出现。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在嘉庆中期,省部级官员中旗外汉人的数量第一次超过了满蒙。这一方面是儒家思想对皇帝洗脑的结果,让他开始淡忘满汉之分,逐步丧失了政治上的警惕性。或者说,是皇帝对天下国家的责任感加强,对满洲的责任感相对降低的结果。

  但皇帝本人的因素并不是关键,关键还是在于满蒙勋贵集团的堕落速度超过了汉族精英集团,“满人不堪用”开始成为朝野共识。就算是满蒙官员,要想办点实事,也会发现任用汉人当下属更为趁手。这里边的关键因素,是科举制度。

  满洲跟元朝不一样,科举制度在官员选拔中占了很大一部分比例。元朝前三十年无科举,后来推行了,一年也就录取几十个人,数量微不足道。而清朝,科举出身的官员在康熙雍正时期大约就占了四分之一,到后期则成为了汉族官员任用的主要方式。科举制度可以推动官僚集团内部的不断换血,让中下层精英分子可以有进入统治阶层的通道,从而有效的减缓统治集团腐化堕落的速度。

  明朝末年,科举制度腐化严重,科举士人集团自身就成了一个祸国殃民的特权阶层。满洲勋贵入主中原,刚开始拥有很强的活力和进取心,在责任心和廉洁程度方面高于明末士人集团。但是,他们没有科举制度,其特权主要通过世袭来传递,腐化速度就相当快。汉族士人集团经过康熙、雍正、乾隆的反复铁腕打击,结党营私、清谈误国的臭毛病改了不少,活力有所恢复。后来虽然也在腐化堕落,但好歹有科举制度不断注入新鲜血液,情况远远好于满洲勋贵。

  这样,两大集团的堕落速度一快一慢,经过一两百年七八代人的更替之后,满洲勋贵就堕落的比汉族精英更加严重了。军事方面,八旗尚有优势;在民政方面,文化程度更高的汉族就比满洲优势高出太多。

  在汉民族王朝,到了嘉道中衰这个阶段,就应该出现张居正、王安石这种级别的大佬出来推动后期改革变法了。经过激烈的斗争,大变法一般会得以推行,如果取得成功,王朝就会再次出现中兴。在清朝,核心决策权不可能被让渡给汉族改革家,全国层面的大改革是没法指望了。只是在省部级高官中汉人占据多数以后,地方层面出现一些小幅度的变法。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就是两江总督陶澍推动的淮北盐政改革。

  清朝的盐政,实行的是“大盐商”制度,一个盐区比如淮北地区,就被几个大盐商(当时称为“总商”)垄断,只有他们才能获得朝廷的盐引——也就是食盐销售许可证。大盐商把盐引再卖给小盐商,中间就要狠狠的盘剥一层。此外,还有一些弊病,比如为了防止私盐非法贩卖,对食盐的贩运路线也有苛刻的规定,从某盐场运往某地销售的盐,路线是定死的,必须在某个时间段通过某个检查点,检查盐引。运输的时间、路线、重量都不能有差错,否则就会被当成贩卖私盐处理。围绕食盐的生产、运输、销售,各级官员层层克扣盘剥,让食盐成本翻了好几倍,最后市场销售的盐质量差、价格贵,普通老百姓就吃不起盐。在此情况下,私盐贩卖根本禁不住,官盐卖不出去。每年政府发放的盐引数量用不完,得到的盐税也就大大受损。政府、大盐商、小盐商、官员自己的利益全都受到了损害。

  这种情况下,陶澍挑选了淮北地区来试点盐政改革。陶澍出身于汉族平民家庭,没有什么特殊背景,就是通过科举和实干,一步一步进入官场并成为了两江总督。

  陶澍的改革,核心就是取消大盐商,政府直接给小盐商发盐引,减少一个食利层级。同时,辅之以优化食盐贩运路线,减少检查站,降低运输成本,然后也对各级官吏盘剥盐业的陋规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清理整肃,又加强了对私盐的打击力度。几管齐下,官盐成本下降,价格也随之下降,大大增加了官盐的销路。改革之前的道光十二年,淮北地区只卖出去24万引(每引约400斤)盐。改革之后两年,销量猛增到了59万引。后来淮南盐区抗议,说淮北有的官盐被非法贩运到淮南来卖了。政府才下令将淮北盐引上限定在了46万引。淮北盐税也随之翻番,每年为国家增加财政收入约40万两。

  陶澍盐政改革对清朝嘉道中衰的大局并没有什么影响,但改革背后体现出来的汉族士绅集团崛起这个现象,决定了清王朝后期的发展历程。陶澍是湖南人,随着他的官运亨通,一大批湖南人物也跟着走上了历史舞台。

  陶澍有一个过从甚密的小圈子,都是志同道合的汉族士人,包括林则徐、魏源、贺长龄、唐鉴等人,除林则徐是福建人以外,其他都是湖南人。贺长龄在道光初年担任江苏布政使、山东巡抚等职,期间他看中了一个年轻的湖南读书人,资助他读书和进京参加科举考试,这个人叫曾国藩。

  嘉庆二十三年,在中央做官的陶澍巡视湖南益阳,去拜访退休在家的老朋友、前贵州提督学政胡达源,见到了胡达源八岁的儿子,认定其天资聪明、必成大器,当即拍板,将自己年幼的小女儿与之定亲。道光十九年,正式成亲,陶澍令其“倒插门”到自家读书学习。此人名叫胡林翼。

  道光十七年,担任两江总督多年、以盐政改革而名动天下的陶澍在回家省亲的途中,路过湖南醴陵,见到一副对联写的极好,就叫县令找来这幅对联的作者,竟是一个年仅二十四的乡下书生。一见之下,惊为天人。陶澍对他说:你将来的成就一定会超过我。后来将其引为幕僚,把他介绍给林则徐等人认识,还让自己年仅七岁的儿子跟其女儿结为娃娃亲,认了亲家。此人名叫左宗棠。

  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此三人将在未来那场决定清王朝命运的战争中扮演主角,以“湘军三杰”著称于世,同时也将对中国历史的演进产生深刻的影响,直至今日。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发表于 2019-6-9 11:19:31 | 显示全部楼层
  虎门销烟:小心翼翼的禁毒行动

  陶澍在1839年因病去世,未能看到鸦片战争的爆发。不过,在去世前,他也积极参与了朝廷关于如果解决鸦片问题的政策讨论。

  1838年6月,鸿胪寺卿黄爵滋上书,提出一个十分激烈的主张:所有吸食鸦片者限期一年戒烟,一年后再发现有吸食鸦片的,处以死刑。

  这份奏章是在清政府长期查禁鸦片走私和贩卖不见成效之后,试图从消费端来禁绝鸦片的一种意见。道光皇帝把它转发给各路封疆大吏,让他们谈谈看法,这也是清政府长期使用的一种决策模式。

  卧病在床的陶澍收到了这份奏章,他回奏皇帝,对黄爵滋的提议表示赞成。他的老朋友、湖广总督林则徐也是同样的意见。他们都是禁烟运动中的激进派,对鸦片的危害深恶痛疾,才会赞同如此激烈的禁烟措施。

  不过,在征求意见的二十九位将军督抚中,只有八人赞同黄爵滋,大部分人都表示了反对。道光最终还是否定了这个提议。大部分回奏表示,重点还是应该放在整顿海关的问题上,以加强打击鸦片进口为禁烟的主要手段。

  道光尊重了大多数的人意见。由于陶澍病重,剩下的禁烟强硬派中,以林则徐官位最高,又素有清廉干练的名声,道光皇帝便选择了派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州主持禁烟。

  英国等欧美国家往中国走私鸦片的活动,由来已久。鸦片是罂粟的提取物,可以入药,但可以像抽烟一样点燃之后吸食,会成瘾并且给身体造成巨大损害,成为一种毒品。在英国,鸦片用于制药和医疗是合法的,用来吸食就是违法的。清朝也是如此。英国往中国走私的鸦片,基本都是用来吸食的毒品,对此英国政府和商人都心知肚明。

  英国主要的鸦片种植地在孟加拉。孟加拉在1769-1773年饿死一千万人的大饥荒,就跟鸦片贸易有密切关系。英国人将大量的孟加拉国土地从种粮食变成种罂粟,做成鸦片卖到中国赚钱。

  一边饿死孟加拉人,一边毒倒中国人,英国人在中间把白花花的银子赚走——这恐怕是世界上最恶毒的赚钱方式了。

  鸦片走私除了严重损害中国人的身体健康以外,还导致了严重的白银外流。

  跟明朝相比,清朝的出口结构已经严重退化,从手工业制成品为主变成了农产品为主,出口利润率大幅度下降。尽管如此,由于中国土地广大、人民吃苦耐劳,在出口方面总体还是占便宜的。茶叶和生丝出口每年可以从国外赚来大量的白银。这些好处大部分被统治阶层拿走了,农民也能得到一些好处,而不至于像孟加拉人那样大面积饿死。中国当时的分配不平等程度,应该是高于英国本土,但是低于英国的殖民地。白银流入还拉高了中国国内的粮食等非出口农产品价格。清朝的税赋已经从以交粮食为主逐步的转型为了交银子为主。粮食价格持续上涨,农民可以赚到更多的银子来交税,生存压力就要小一点。这是从康熙到乾隆年间,一方面在西北大量用兵耗资巨大,一方面中国社会还能维持相对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

  等到英国人发现了鸦片走私的好处以后,白银净流入中国的情况就开始一点一点改变了。在乾隆十三年(1748年),鸦片出口已经占了英国对华出口货物的八分之一,在乾隆后期,达到了一半。到了嘉庆道光年间,把鸦片走私算进来之后,中国实际上已经处于白银净流出的状态。国内就开始出现白银通货的紧缩,用白银来衡量的粮食价格不断下降(也可以说是用粮食来衡量的白银价格上涨)。农民要交的银子数量不变而银价上涨,官员腐败造成的陋规征收还增加了,双重负担打压之下,生活就变得越来越糟糕。这也是英国使团在乾隆末年看到中国社会普遍贫穷,以及白莲教起义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追根到底,这一切的主要原因还是官僚集团腐败,它不仅直接对人民敲骨吸髓,还收受贿赂给鸦片走私大开方便之门,间接的推动了白银流出,双重增加农民负担。

  清王朝打击鸦片走私,两方面的原因都有。一方面是防止鸦片危害国人的身体,到道光年间,八旗和绿营的军官士兵吸食鸦片的比例已经非常高,直接损害军队战斗力;一方面就是为了阻止白银继续大量外流。林则徐在给道光皇帝的上奏中就说,再纵容鸦片走私,几十年后,中国将再无可战之兵,无可用之银。道光帝对此深以为然,下定决心禁烟。

  清政府之前就一直在查处走私的鸦片,但经不住官僚体系的腐败,所查获的鸦片数量从未超过年度走私总量的百分之一,对走私活动几乎毫无影响。这才有了黄爵滋的上书,建议从打击走私和贩卖转为打击鸦片消费——因为他认为对走私贩卖的打击已经被证明无效了。

  当时还有一种观点,建议干脆将鸦片合法化,中国自己大量种植鸦片来跟外国进口鸦片竞争,一体收税,就可以防止白银外流,并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但这种想法只能解决财政问题,不能解决毒品的危害——反而会大大加重,因此被道光帝拒绝。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在1838年10月被勒令退休。不过,这种解决思路一直没有消失,它会在中国两次鸦片战争都彻底失败以后死灰复燃,并成为政策实践,最终将中国变成全世界最大的鸦片种植国,彻底将外国鸦片挤出了中国市场。这是后话。

  道光皇帝经过左右摇摆,既反对将鸦片合法化的“右倾投降主义”策略,又反对将吸毒者一律处死的“左倾冒进主义”策略,采取了中间妥协政策:集中力量严打鸦片走私。于1838年11月,命林则徐前往广州禁烟。

  1839年8月18日,林则徐到达广州以后八天,通过行商向各国商人下令,三天内交出所有走私的鸦片,并出具保证书,如果以后再贩卖鸦片被逮住“人即正法、货即没官”。

  但三天过去了,毫无动静,没有任何人交出一箱鸦片,出具一张保证书。

  行商和各国商人都在观望,他们以为这次查验跟以前没什么区别,不过是中国官员准备勒索贿赂的又一次行动而已。他们并不打算交出鸦片,而是等着林则徐开价——这次检查需要花多少钱才能打点好,钦差大臣您就说个数吧。

  到了第四天,林则徐并没有开价,而是逮捕几名行商,宣布如果再交不出鸦片,就要把这几个行商处死。在这种压力下,行商们从各国商人那里拿出了1037箱鸦片上交。

  第五天,林则徐下令传讯著名的英国大鸦片贩子邓特(Dent)。结果邓特竟然要求清朝官方先出具保证书,保证他二十四小时之内可以离开,不然就不来。这种无理要求无论在清朝还是在英国都是不合法的——英国的警察传讯制度要到1856年才出现,而且直到今天,虽然有传讯不超过24小时的规则,但如果询问之后发现有违法犯罪的线索,可以延长拘留时限。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英国法律允许警方拘留犯罪嫌疑人最高可以达到28天。如果有证据,那就直接转入刑事处理流程,拘留判刑了。从古至今,没有任何一国政府会承诺传讯某犯罪嫌疑人之后,保证在24小时内可以让其离开。邓特在1840年向清政府提出这种要求纯属耍流氓,当然遭到拒绝。几个行商在官府压力下,跪在地上痛哭流涕的恳求邓特跟他们去一趟官府,也没有成功。

  到了第七天,也就是3月24日,林则徐终于下了最大决心,下令封锁各国商馆,撤走仆役,停止食物供应。同时暂停广州的所有对外贸易。警告各国商人,这种情况将一直持续到他们交出鸦片为止。

  封锁商馆之后的第三天,英国的驻华商务总监督义律获准进入商馆。义律跟商人们商量,最后决定交出全部鸦片。3月28日,义律给林则徐写信,表示经过统计,各国商人手中共有鸦片20283箱,将全部交出。

  两万箱鸦片是个庞大的数量,超过了两百万斤。而之前清朝官员查抄鸦片最高收获也就1.3万斤。此次收获几乎是此数的两百倍。也基本上相当于一年输入中国鸦片数量的百分之六十。

  林则徐收到义律的信件,当即就下令恢复了给商馆的食物供应。第一批鸦片上缴以后,又恢复了仆役服务。四十七天后,两万箱鸦片都已上交。然后,林则徐就解除了商馆封锁,广州贸易也予以恢复。

  1839年6月3日,林则徐下令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鸦片,至6月26日结束,共历时23天,销毁鸦片19187箱和2119袋,总重量2376254斤。在英国等国家动用国家力量支持毒品和奴隶贩运的时候,中国成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动用国家力量打击跨国毒品犯罪的国家,公开销毁的毒品数量创造了历史记录,这是中国的荣耀。一百多年后的1987年,联合国召开会议,宣布将虎门销烟结束的这天——6月26日,定为“国际禁毒日”。

  在这中间有一个小的插曲,就是林则徐在最初要求外商写的保证书里边有“人即正法”的用词,但当时清朝对贩卖鸦片的最高刑罚是“绞监候”,也就是判处绞刑,但并不立刻执行,等到到每年秋天集体处决犯人的时候,由皇帝勾决,然后再处死。这个条款与“人即正法”矛盾。林则徐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封锁商馆期间,就给道光帝上奏请求修改法律。在法律修改之前,林则徐没有再让外商上交保证书,而是在没收全部鸦片以后就将所有外商都释放了。

  道光帝收到林则徐的请求后,下令军机处拟定法律修改方案。6月23号,道光皇帝正式批准军机处提交的法律修改条陈,将贩卖鸦片主犯的最高刑罚从“绞监候”改为“斩立决”。这就与“人即正法”不再矛盾。修法程序走完,林则徐再让外商根据新的法律上交了保证书。

  这个插曲可以看出,林则徐在处理禁烟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尽量避免在处理过程中被英国人抓住把柄。他没有拿出钦差大臣的派头来胡乱下达强硬指令,快刀斩乱麻的解决问题。清王朝对外商是很讲法治的,对外商的合法权益保护的很好。林则徐有足够的线索相信有大量外商卷入了鸦片贸易。围困商馆的做法,类似于对涉嫌贩毒的犯罪嫌疑人采取行政拘留措施,而且不是抓捕下狱的拘留,只不过是让外商们呆在商馆中别动。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有权对犯罪嫌疑人采取暂时性的强制措施,限制其人身自由以获得进一步的信息或证据。贩运毒品这种重罪的犯罪嫌疑人,即使在英国本土也不会能获得比林则徐给的更好的待遇。

  在商馆中软性拘留四天以后,商人们坦白交代了贩毒的罪行,又交出了两万多箱鸦片,可谓人赃俱获、铁证如山。按照大清的法律,贩毒主犯绞监候,从犯也有流放充军的处罚。但林则徐却在拿到证据以后,认为这可以算是“自首”的从宽情节,将所有犯罪分子全部释放,唯一的人身处罚是宣布将其中罪行最严重的十六个人驱逐出境,不准再进入中国。又让所有犯罪分子出具保证书,保证下不为例,这个事情就算完了。两百多万斤的毒品啊,人赃俱获,竟然不抓捕一个犯罪分子。简直是从宽到不能再从宽了。在今天看来,说林则徐丧权辱国也不为过。

  在对外交往中,中国的大一统王朝总是倾向于对外国人宽大处理,给予特殊待遇。这是陆权帝国的特点决定的:内部经济结构完整,对外围国家主要从国家安全的角度考虑问题,不在意经济上的得失。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战争,对在华犯罪的外国人能宽免就尽量宽免。

  尽管林则徐如此小心谨慎,他还是低估了殖民者的厚颜无耻程度。战争终于还是来临了。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发表于 2019-6-10 15:46:15 | 显示全部楼层
  五、一败涂地:鸦片战争的进程与结局

  义律在进入商馆之前,就已经开始向英国政府建议发动对华战争。

  作为驻华代表,他深知英国政府在入侵中国方面预谋已久,不过缺少一个合适的借口而已。自从马格尔尼使团回到英国以后,大力宣传清王朝内部的腐朽和军事上的无能,欧洲人从《马可波罗游记》出版后过度神话中国,转为疯狂的妖魔化中国。在欧洲人的全球殖民版图中,中国是最后一块大蛋糕,是他们必须要拿下的。

  义律本人非常渴望战争,因为他一直觉得自己在中国处处受到歧视,堂堂大英帝国驻华总监督,连广州知府都见不到,更别说巡抚总督了,只能跟行商打交道。只有武力可以让自己在中国官员面前找回尊严。

  为了确保战争可以被挑动起来,在进入商馆之前,义律就想好了办法:让商人们尽可能多的交出他们所有的全部鸦片,并承诺英国政府会赔偿商人们的损失。英国政府当然不会真的当冤大头赔钱,在商人们的压力之下,自然会来找清政府算账。如果英国商人遭遇了如此巨大的损失——两万箱鸦片,一箱市场价格400两银子,总货值高达八百万两白银——而英国政府竟然无动于衷,那么大英帝国在法国、荷兰、美国等等欧美强国以及印度、南非等英国殖民地面前,就会颜面扫地、威信全无。

  殖民霸权必须建立在足够的威信基础上,缺乏威信就会引来无穷无尽的挑战者。大英帝国丢不起这个人。

  两万箱鸦片对林则徐而言是意外收获,他没料到能收缴上来这么多。原本计划不过是象征性的收缴一批,重点其实是让所有商人都出具保证书,为后续严格打击走私奠定基础。不料在义律的劝说和保证下,商人们一箱不剩全都上交了,除了英国,还有美国法国等国的商人也跟着上交了。事关国际颜面,英国政府不作出激烈反应几乎不可能。

  林则徐禁烟的消息传到英国,英国政府迅速做出了侵华的决定。英国首相巴麦尊在1839年的8月29日和9月21日,分别收到了义律在3月进入商馆后和4月商馆解禁后发出来的有关报告。10月1日,内阁会议就决定派遣舰队前往中国,并向印度总督下令做好接应准备。这是最早的侵华决定,理由是中国没收的鸦片是对英国商人私人财产的侵犯。

  这个理由非常无耻,公开承认英国政府认可本国商人在他国贩运毒品,其所有权受英国军事力量保护。

  11月2日,巴麦尊密令义律做好战争准备;4日,又并告知其舰队将会在明年4月份到达,以及初步的作战方针。

  ——需要注意是,虎门销烟之后三个月,1839年7月,九龙尖沙咀村发生“林维喜案”。英国水兵在村内醉酒闹事,打死村民林维喜。林则徐要求英国商务总监义律交出凶手,义律却自己轻判了事。作为惩罚措施,1839年8月15日,林则徐下令禁止一切贸易,派兵进入澳门,更进一步驱逐英人出境。很多人认为这是鸦片战争的导火索,甚至认为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是为了保护通商活动不被中断。其实,受当时信息传播速度的限制,广州方面的消息要三个月才能传到英国。战争的决定是在10月1日的内阁会议作出的,此时英国内阁并不知道林则徐已断绝了中英贸易。而且,中断贸易、驱逐英商是为了促使义律交出在中国土地上打死中国老百姓的英国罪犯。不管从今天还是当时的司法管辖权来看,英国人在中国领土上打死中国人,审判权都当然属于中国并应该适用中国法律。林则徐的要求合情合理合法。英国只需尊重中国法律,交出罪犯,贸易自然就可以恢复。指责中方中断贸易引发战争的说法,无论怎么看都站不住脚。

  1840年4月,也就是巴麦尊计划中舰队即将到达中国的时间,英国议会才收到内阁提议,开会讨论对华战争和赔偿英国商人鸦片损失问题。此时议会就算否决了内阁提议,也根本无法在战争打响之前通知舰队司令官。会议也就是走个法律程序,让侵略战争看上去更加冠冕堂皇而已。

  在这次主要负责表演打嘴仗的议会辩论中,1793年使团中最年轻的成员、当时只有13岁的“见习侍童”小斯当东此时正是国会议员。他的发言后来被认为对投票结果有决定性意义。他掷地有声的说:

  “如果我们在中国不受人尊敬,那么在印度我们也会很快不受人尊敬,并且渐渐的在全世界都会如此!”

  这句话比较赤裸裸的道出侵华战争的本质:英国主导的全球殖民秩序,不能允许一个独立的贸易主权国家存在——除非他们打得过英国的军队。

  小斯当东的发言结束后,国会响起了长时间的掌声,最终投票通过了对华开战的决议。

  林则徐在禁烟行动之前,就认真考虑过英国是否会对华开战的问题。道光皇帝给他的命令是,一方面要禁绝鸦片走私,一方面也决不能挑起战端。为此,他组织了几个懂英语的翻译,专门给他翻译有关英国的各种材料。包括英国的法令、新闻、历史等等。通过阅读这些材料,知道英国人与历史上曾经侵略中国的那些蛮夷有着绝大的不同——他们来来自另外一个文明世界,有完整的法律体系和国家体制,武器装备也相当先进。林则徐特别看重英国女王颁布的一些有关对外贸易的法令,这些法令中禁止英国商人在国外从事违法犯罪活动,要求他们遵守国家的法律,公平诚信的做生意。

  正是这些东西,让林则徐认为,英国政府不会因为本国商人在外国贩卖毒品被处罚而发动战争。更何况,他已经网开一面,释放了所有的贩毒商人。

  林则徐长期以来被很多人认为是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所谓“开眼看世界”就是指的他组织翻译的那些材料。其实明朝的学者早就开眼看世界,翻译的东西更多,还把世界地图都画出来了。林则徐两百年后再开一次眼,并没有什么神奇。神奇的是他一开眼就被狠狠的忽悠了一把,把西方殖民者的虚伪面孔当真了。

  野蛮民族虽然野蛮,但也实诚,一开口就是:兄弟们,去旁边抢钱抢粮抢人!最高明的借口无非就是:隔壁部落去年杀了我们的人,我们要去报仇。报完仇之后顺便还可以抢钱抢粮抢人,嘿嘿嘿……

  殖民者不会这么讲,他们一开口就是自由贸易、民主法治、人类命运、契约精神。不仅嘴上讲,还要搞一套正式程序把它写进法律、雇佣一批高级学者写成理论专著,昭告全世界,让外人读到这些法律和专著,一定会自惭形秽,深感自己愚昧无知。但其实际行动却跟野蛮民族没有什么区别,只要能够通过武力得到的东西,绝不会客气。那些法律条文、程序和理论,大部分时间是管用的,不是百分之百的虚假,它在百分之九十九的情况下都是行之有效的,但到了涉及到关键利益的“百分之一时刻”,就不管用了。法律可以破坏、契约可以撕毁。等到“百分之一时刻”过去,打完仗抢完钱杀完人,又会立刻恢复正常,法律和契约被重新拿出来,用于维持由战争决定的新秩序。

  这套把戏的迷惑性很强,很不容易识破。从1840年一直到今天,都有很多中国人上当,被西方殖民者拿来骗人的普世理论、法律体系、契约精神感动得痛哭流涕,积极主动为殖民者辩护,将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当成愚昧落后的表现。林则徐只有几个月的时间阅读那些匆忙翻译的材料,上一回当也就毫不奇怪了。这不是林则徐的问题,这是东西方文明交锋与交流过程中,我们必然会犯下的错误和付出的代价。林则徐不过是“开眼看世界然后被忽悠”的“第一人”而已。此后前赴后继,被忽悠或者假装被忽悠的人还有很多很多。

  林则徐被骗的很深,英国人的军舰都开到珠江口了,他还是不相信英国会挑起战争,而认为是部分印度军官收了英国商人的贿赂,跟义律串通起来吓唬他的。一再写信警告义律:你这样干你们国王定然不会饶过你的!

  1839年的9月5号,林则徐在给自己的好朋友、广州巡抚怡良的私人信件中说:替义律本人着想,他实在是毫无出路,中国方面不会理他,英国国王也会收拾他,不明白他成天还橫个啥?[1]

  1839年到达广州的确实只是少数几艘从印度临时调过来的小型战船,在跟广州沿海炮台的对轰中也没占到太大便宜。他们主要任务是火力侦查,了解一下中国方面的炮台火力水平。1840年6月,英国从本土、南非、印度等地调遣来的48艘舰船(战舰16艘,武装轮船4艘、运输舰28艘)开到,舰队上有陆军加海军共计六七千人,鸦片战争才正式爆发。

  这支庞大的舰队并没有攻击广州,而是按照既定部署,直接北上,在7月攻击并占领了宁波海外的舟山岛(定海),以此为基地再北上天津,8月份到达天津海外的大沽口,想要直接与朝廷对话。

  道光皇帝被突然出现在天津附近的强大舰队吓了一大跳,这直接威胁到了北京的安全。慌乱之中,把一切责任推给林则徐,同意将其撤职查办并恢复广州通商,以此为条件让英国海军南下,回到广州再跟新的钦差大臣琦善继续谈判。

  英国方面的作战计划并不包括攻击天津,因为他们对中国北方的海洋和陆地情况都很不了解,而且北方冬天寒冷,也不宜久留。将内阁向中国政府提出的谈判条件送达给道光皇帝之后,就南下了。

  一开始,他们并不打算回到广州,而是计划长期占领舟山岛,把这里建成一个跟葡萄牙人占领的澳门一样的商业和军事据点。

  这个计划遇到了三个意想不到的挑战。一个是人民、一个是台风,一个是疫病。英军派往大陆偷偷测量地形的军官被当地居民给抓获了,送给了清军;七八九月份又是中国东南沿海的台风季节,一艘英国运输船在执行任务的途中被台风给吹翻了,其中29人幸存下来,游到岸边,被清军俘虏。第三个问题更严重,就是英军在舟山出现了大面积的水土不服。疫病流行,共有五千多人次(不是五千多人,是人次)发病住院,其中448人死亡。三个事情加起来,还没开始认真打仗,整个英国远征军就几乎损失了百分之十!

  英军无法承受这样的代价,不得不在九月底放弃舟山,重新南下,在珠江口附近找地方休整。他们最后看中了珠江口北边、跟澳门隔海相望的香港岛,占领了香港作为基地。

  英国方面提出的谈判条件是恢复广州通商、赔偿巨额的军费和英国商人的损失、割让香港岛(原来是想割据舟山岛,临时改的)、在浙江等地增加通商口岸、英国可以在通商口岸派驻官员与中国官员直接接触等等。

  这些条件,琦善一看便知道光皇帝根本不可能同意,因此也压根没往上报告,一直与义律敷衍。1841年1月7日,英军失去耐心,正式对广州发动进攻。很快就干掉了珠江入海口沿途岛屿和山岭上的一些炮台。2月26日,攻击广州防御咽喉虎门,虎门提督关天培战死。琦善被吓破了胆,私自同意英方的各种条件,换来短暂的停战。但道光皇帝并不认可琦善的妥协,将他革职拿问,另派有皇族血统的奕山前往广州作战。

  3月18日,英方发现清方并不打算真正执行琦善同意的停战条件,遂派军舰进入广州城外的内河地区。经过20天的战斗,摧毁或占领了沿途炮台,舰队直抵广州城下。此时琦善已经革职、奕山尚未到达,在城内临时负责军事的杨芳和林则徐商议,同意先恢复广州的通商,换取英军不攻打广州城。

  5月份,奕山到达广州,负责执行道光帝强硬剿灭“英夷”的指令,于22日夜派遣一些小型船只主动向英军发动了一轮突然袭击,没有取得任何成效。英军随即采取报复措施,将奕山在沿河修建的各个新阵地全部摧毁,又派遣陆军从广州西边的三元里地区绕道迂回,偷袭广州城北的越秀山,架起火炮阵地,居高临下,将广州城置于英军火炮的覆盖之下。

  面对危局,奕山被迫低头,再次将琦善私自同意的停战条件私自同意了一遍,恢复广州通商,战争再次暂停。

  这个过程中,英军想要占领广州轻而易举,但他们始终没有这样做,关键还是迫于商人们的压力。自从1839年底以来,通商已经停止了两年,茶叶、丝绸的贸易损失极为惨重,跟着损失的是英国财政部的每年数百万英镑的税收。把广州城打烂,对商业利益伤害极大。英国的既定战略始终是将没有开通贸易口岸的长江口一带作为主战场,而在珠江口尽量少打仗,并争取尽快恢复广州通商。

  这个战略十分高明。广州地区对清王朝而言是战略边缘地区,就算把整个广东都丢了也能咬着牙承受,英军在此赢得再多胜利,也很难让清王朝低头,反而让自己损失巨大的通商利益。长江入海口一带是中国经济核心区,尤其是北方首都的粮食供应要从这里通过大运河运输,乃清王朝统治命脉所关,在这里打,对英国商业利益几乎没啥影响,对清廷却影响极大。因此,长江口才是最佳战场。

  清王朝对此不明就里,以为广州战事平息,自然天下太平。琦善和奕山,先后自作主张妥协退让,然后向道光皇帝谎报军情,声称多次取得“大捷”,而英方不过“恳求”恢复通商就会退兵。至于割让香港岛,那地方原本是个没啥人烟的海岛,没有设置政府机构管理,他们就装着不知道默认既成事实,英人占了就占了。而赔款条件,则打算私自从广州行商头上榨取,不向中央汇报。对于最关键的另开通商口岸,则对英方敷衍声称这跟广东方面无关,也不向皇帝报告。

  远在北京的道光皇帝从头到尾都被蒙在鼓里,对英军的军事优势和谈判条件一无所知,眼看战争打了那么久,虽然多次“大捷”,但总是心疼军费开支太大,而且清军没有海军,不可能彻底消灭来自海洋的“英夷”,战争长期打下去是个无底洞。他也开始打算妥协,同意以恢复通商为条件结束战争。

  事情当然不会那么简单。广州恢复通商以后,英军立刻扬帆启程,于1841年8月攻占了厦门;10月1日再次占领舟山,击杀定海镇总兵葛云飞、处州镇总兵郑国鸿、寿春镇总兵王锡鹏;10月10日占领镇海(今宁波镇海区),驻守此地的钦差大臣裕谦兵败自杀;13日,又攻占宁波。

  连续攻占了浙江沿海一大串战略要地之后,英军兵力已经十分分散,在香港、厦门、舟山、镇海、宁波等地分别驻防,可用于继续进攻的机动兵力不多。此后天气变得寒冷,少量军队继续北上既不方便又有危险,1841年这一波攻势也暂停了。清军虽然战斗力极差,总是一触即溃,但逃散之后,要将其歼灭也不可能,很快会再次集结。朝廷战争意志没有动摇,毫无认输投降的迹象。英方也明白,要在中国上千公里的东南海岸线作战,即使火力优势明显,几千人这种量级的军事力量也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集中更强大的军队才能取得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他们在舟山过了冬,这期间出兵攻占了一些小县城,没有遭到任何抵抗,但也很快发现没啥意思,主动放弃了。

  到了1842年6月,英军从本土、南非、印度等地抽调的援军到达,战舰数量达到了39艘(海军军舰25艘,武装轮船14艘),另有运兵船6艘、医疗船1艘、测量船2艘、运输船只60艘,总舰船数量超过了100艘,海陆总兵力也达到了2万人,还不包括雇佣的运输船工。这是英国在其殖民历史上一次性调集过的最强大的军队。

  主力集结完成之前,先头到达的部分就在5月开始了新一年的海战。他们在5月18日占领了杭州湾北侧、宁波对面的乍浦,再于6月8日,北上进攻了长江、黄浦江交汇处的吴淞口,攻占宝山县城(今上海宝山区)。

  主力集结完成以后,英军舰队大规模进入长江,于7月21日攻陷镇江。

  镇江是满洲驻防八旗长期驻守的军事重镇,对面就是大运河与长江的交汇处,扼守着南方粮食运往北方的咽喉。镇江失陷,也就意味着大运河漕运控制权落入英军手中。

  至8月2日,英军基本肃清和控制了镇江周边主要高地和交通关卡,确保安全以后,主力再次沿江而上,威胁南京。

  镇江失守之前,清军将领对道光皇帝总是能隐瞒问题就尽量隐瞒,每次吃了败仗都要吹嘘一番本方军队作战如何英勇,给英军制造了多么巨大的损失,然后非常遗憾的丢失了阵地。这让道光觉得虽然节节败退,似乎总还有反转的希望,在“剿”和“抚”的问题上游移不定。一直到镇江失陷,两江总督牛鉴才慌不择言,在奏章中不顾忌讳的说:

  “危迫实不可言,伏求皇上速决大计,以拯民命!”——实在是打不过,没希望了,赶快认输吧!

  道光也看清了局势,立刻批准和谈,同意了英方的全部条件。双方与1842年8月29日于停泊在南京城外长江上的英国军舰中签订了《南京条约》,主要条款包括:割让香港、赔款2100万西班牙银元[2](其中600万赔偿虎门销烟销毁的鸦片损失,1200万为赔偿英国军费,300万用于偿还英国商人的债务)、在浙江和福建增加通商口岸、英国向中国出口的货物关税需由中英共同议定、英国商人可以直接与中国人贸易不必经过行商等等。战争结束。

  [1]“然替义律着想,总无出路,不知因何尚不回头?”转引自《天朝的崩溃》,茅海建。

  [2]一西班牙银元相当于0.73两白银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发表于 2019-6-11 15:56:10 | 显示全部楼层
  六、何以家国:清军惨败的意识形态根源

  我们没有详细讲解鸦片战争的战术和战斗过程,因为没有什么可讲的。清军始终处于全面被动挨打、毫无还手之力的地位,几乎每一次战斗,都是英军军舰大炮狂轰,用半个小时到几个小时的时间打哑清军炮台,陆军趁机从侧翼登陆,彻底肃清炮台或占领城镇。

  清军的炮台几乎都只有朝向大海方向修建了防御工事,其背部和侧翼缺乏防御。大部分清军士兵被英军的大炮一通狂轰之后就溃散了。还剩一些躲在工事后边的,在陆军从侧翼或后方攻上来以后,也立刻逃散。

  清军的火炮技术落后,铸造和加工水平都很差,火药爆炸力也不行,射程近、精度差、杀伤力弱、装填炮弹速度慢。英军的火炮在海面上可以准确击中清军炮台,清军的火炮则根本够不到英军军舰,打的准不准也就没有讨论意义了。清军的火枪也是一样,都是两百年前的工艺水平,甚至更差。

  至于海军,清军基本没有,有的也只是只能在内河航行的小型武装船只。鸦片战争之前,道光皇帝曾经给广州水师提督下令,让他驱散珠江口外走私鸦片的商船,水师提督发现自己的“军舰”根本无法出海那么远去驱逐外国商船。鸦片战争中,英军船队在海上来去自如,随意选择攻击的时间和地点。清军在沿海投入了十万军队防御,但分散于数十个沿海据点,每个据点只有几千人,英军最多只有两万,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几千人,但在每一次战役中,英军都可以取得兵力优势,火力优势则比军队数量差距更大。

  在不同的战役中,清军将领有的作战英勇,有的贪生怕死,但对战争结果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勇敢的无非就是战死了,懦弱的无非就是跑掉了,反正最后结果都一样——惨败。清军方面设想出来的各种作战方案,以及修建的各种防御工事,最后证明都对战役过程基本没有影响。

  所有战役中,除广州内河之战外,主力交战的持续时间都没有超过一个白天,然后就是清军溃败、阵地失守。广州内河战斗花的时间长是因为河道漫长狭窄而且两边小炮台比较多,需要挨个清理。

  在整个几千年的中华帝国历史上,中原政权一方输得像鸦片战争一样干净彻底的战争,之前还从未出现过。这是处在上升进取阶段的近代军事力量,对处在腐朽衰落阶段的古代军事力量的碾压式胜利。

  但这种局面又是不足为奇的。在数十年前的白莲教起义中,没有地方团练切断白莲起义军的后勤保障和兵源补充之前,清军跟分散作战的小股农民军打起来都很吃力。

  镇压白莲教起义的清军与抵抗英军的清军基本上是同一水平,都以南方地区的绿营为主,也有少量的驻防八旗。投入的兵力也在十万左右。农民军跟清军比,武器装备更差、组织水平更低的、后勤保障更弱,清军尚且打不过,面对海上后勤线路安全稳定、装备近代化武器的英国正规军,打成啥样都不稀奇。

  清军最有战斗力的军队在北方,既没有投入来镇压白莲教,也没有用于鸦片战争。驻京八旗战斗力为最强精锐,没有动。然后是西北地区的八旗兵,之前刚刚在镇压张格尔叛乱中立下大功,也没有动。这两大主力,关系到清王朝的生存命脉,一个拱卫京师,一个负责监视和控制蒙古,当然不能因为南方的战事就调动过来。这是清王朝“南守北攻”战略的体现。虽然说就算投入进来,也未必能扭转战局,但战斗情况应该会有所改善。

  唯一在战斗中给英军制造了一点麻烦、带来一些伤亡的,还是八旗兵。

  所有战役中,清军只在两个地方表现得稍微有点抵抗能力,一个是乍浦,一个是镇江。原因也很简单:这两地方有八旗兵,其它地方没有。

表7-1:鸦片战争主要战役情况简表
英军死亡
英军死伤
中方士兵
中方主将
将领表现
防御工事
中方战术
镇江
39
172
八旗、绿营
海龄(满)
战死
普通城防
被动防御
广州
9
77
八旗、绿营
奕山(满)
认输妥协
坚固城防
被动防御
乍浦
9
64
八旗、绿营
长喜(满)
战死
普通城防
被动防御
三元里
7
49
自发民兵


主动进攻
广州虎门
0
43
绿营
关天培(汉)
战死
炮台联防
被动防御
定海
2
30
绿营
三总兵(汉)
全部战死
山海联防
被动防御
吴淞口
2
27
绿营
牛鉴(汉)
逃跑
普通城防
被动防御
镇海
3
19
绿营
裕谦(蒙)
自杀
山海联防
被动防御
厦门
1
17
绿营
颜伯焘(汉)
逃跑
山海联防
被动防御
镇海反攻
1
数人
绿营
奕经(满)
逃跑

主动进攻
广州内河
0
数人
绿营
杨芳(汉)
认输妥协
炮台联防
被动防御
广州反攻
0
0
绿营
奕山(满)

主动进攻
数据来源:根据茅海建《天朝的崩溃》有关内容整理

  我们将鸦片战争中主要战役按照英军死伤的顺序进行排列(见上表)。需要注意,这个死伤数据是英方的记录,不一定准确,存在少报自身伤亡情况的可能。也可能会把一些受伤后没有立刻死掉,后医治无效死亡的算成是受伤而非死亡,等等。夸大对方伤亡、少报本方伤亡,这在战争史料中是常态。但统一使用英方数据,用来排列顺序是比较合适的,因为用的是同样的统计口径。

  我们可以从表格的最右边开始看。首先,作战方式,清军主动进攻的效果最差,对依靠舰船防御没有登陆上岸的英军几乎毫无威胁。

  其次,各种防御工事的坚固与否,基本与英军伤亡情况无相关关系。最坚固的防御工事是厦门,颜伯焘耗资150万两白银、依托厦门海岸石壁、配合鼓浪屿和厦门城防组建起来的联防体系,看上去极其易守难攻,然而实战效果极差。镇海和定海有沿海山岭为依托,防御体系也很坚固,战斗效果也不怎么样。杀伤英军最多的镇江反倒是只有普通的城墙。

  将领情况方面。有守土之责的军事主将表现一致,不分满汉全都战死了。这是因为明清军事纪律都十分严厉,军事将领丢失城寨的只有斩立决一个处罚,没有任何借口,必须坚守阵地。海龄、长喜、定海三总兵、关天培都属于此类。但没有守土之责的方面大员,汉族官员全部逃跑或认输妥协,满蒙官员大部分逃跑或认输妥协,只有裕谦选择了自杀于驻防地,虽然只有一个个例,看起来似乎满蒙的抵抗意志还是要强一点。不过他们表现的差异,对英军伤亡也看不出来有什么影响。特别是定海三总兵战死之役,仅有两名英军士兵死亡。唯一拼死抵抗的方面大员裕谦,其组织的镇海保卫战,也只杀死了三名英军士兵。

  与英军伤亡关联性最强的因素是中方士兵构成。英军伤亡最严重的战役发生在镇江,第二名广州,第三名乍浦,这三个地方都有八旗兵驻守。在镇江和乍浦,清军抵抗最为顽强。不仅体现在数据上,也体现在战斗过程中。

  乍浦的城墙比厦门和定海都要低矮很多,也没有山崖,火炮数量只有厦门的十分之一,相当于定海、镇海的四分之一。乍浦守将跟其它地方一样,完全不懂英军战法,消极防御被动挨打。但是,这里创造的杀伤相当于厦门、定海和镇海的总和。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溃》中对战斗过程的描述是“大部分清军在战斗中逃跑;而乍浦驻防八旗官兵的拼死作战又使英军震惊”。如在天尊庙,一些清军仅凭借房屋和轻武器进行抵抗,击毙英军军官汤林森等人,直至该庙被火炮夷为平地。

  ——这种在被英军优势火炮持续轰击、主要阵地已被占领以后,少数士兵还坚持顽抗到底的作战情形,只在乍浦和镇江之战中出现过。

  镇江之战的对比更为明显。绿营士兵在遭到火炮轰击后立刻一哄而散,剩下八旗士兵在镇江城内依托房屋进行巷战,给英军制造了巨大的杀伤。最后,清军方面的死伤情况,八旗士兵伤亡超过30%,而绿营伤亡率只有1.6%。

表7-2:镇江之战清军部别死伤情况统计[tr][/tr]
部别
战死
受伤
失踪
京口八旗
170人
161人
24人
青州八旗
55人
65人
24人
镇江绿营
3人
6人
17人
湖北绿营
7人
8人
3人
四川绿营
3人

河南绿营
1人
1人

江西绿营

23人
数据来源:茅海建《天朝的崩溃》,三联书店,444页

  这张表里边,京口八旗是长期驻守镇江的,青州八旗是刚从山东青州调过来的。镇江绿营也是长期驻守镇江,其它湖北、四川等绿营是刚调过来的援军。伤亡率与驻守和援军的身份差异关系不大,而跟八旗还是绿营密切相关。绿营兵共计2700人,不管是镇江绿营还是援军绿营,阵亡都是个位数,基本就是在逃散之前被大炮轰击的随机损失。青州八旗只有400人,死伤失踪高达144人,伤亡率高达36%,甚至比长期在本地驻防的京口八旗(1185人,伤亡率30%)还要高。

  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溃》中将镇江八旗的抵抗归结为旗兵在这里长期驻守上百年,安土重迁,说他们是把镇江当成自己的家,所以才拼命抵抗。这个分析似乎站不住脚,不管是乍浦还是镇江,都既有本地八旗,也有本地绿营,还有援军。不同部别的士兵抵抗烈度似与在本地驻守时间长短并无很强的关联,而跟八旗绿营之分的关系更密切一些。

  在英军伤亡表中,广州之战排第二。广州是中原九大八旗驻防地之一。作者目前尚未看到反应广州八旗军作战过程的史料。不过,广州之战有一个很特殊的因素:英军以海军吸引清军防守南边的内河,陆军却悄悄从陆地上绕过广州城,突袭越秀山。而越秀地区是广州的满城所在地,由八旗驻防,越秀山上的四方炮台也是由八旗驻守。英军夺取炮台,必然要跟广州的驻防八旗交火。这次袭击有很强的突然性,清方一直以为英军只擅长海战,不懂得陆战。林则徐甚至认为英国士兵的绑腿太硬,以至于膝盖不能弯曲,在地上摔倒了就没法自己站起来。清方根本料不到英军竟然会绕道进攻越秀山。八旗守军遭此奇袭,还能给英军制造仅次于镇江、排名第二的伤亡,也必然是经过拼死奋战的结果。

  更神奇的是,在三元里自发组织起来抗击英军的老百姓,制造的杀伤在整个鸦片战争中排到了第四位。他们没有火枪和大炮,人数也不多,仅有简陋的自制刀枪棍棒,但杀伤的英军比钦差大臣自杀的镇海之战和颜伯焘花150万两银子组织的厦门之战加起来还多。

  以上的对比可以加深我们对鸦片战争中方惨败深层次原因的理解。

  长期以来,出于激发人们爱国主义精神的良好愿望,我们一直宣传鸦片战争中“爱国官兵”的奋勇抵抗。仿佛主要问题出在上层的腐败和胆小,两江总督牛鉴临阵脱逃等问题被重点强调,而中下层官兵则总是英勇抵抗的。但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溃》中做了细致的考证,从各种材料中可以看出,情况可能正好相反。那就是,高级将领的抵抗意志反而更强,总兵、提督、都统等高级武官纷纷战死在阵地上;文官大员们虽然多有逃跑妥协的,但也有很顽强的,比如裕谦,低级官员如定海县令也战败自杀,未参战官员则是清一色的一律主张打到底,反对妥协投降。总体来讲,腐败的上层在鸦片战争中抵抗意志并不算弱。

  相反,真正的问题出现在中下层,尤其是在军队中地位低下的绿营。没有守土之责的中下层一看见炮弹在身边爆炸就开始逃散,这在鸦片战争中是普遍现象。清军绿营士兵死亡数量较多的地点基本都是在小型海岛或者舰船上,在大炮的轰击下无处可逃导致的。在镇江、厦门这些有足够空间逃生的地方,无论战局如何惨不忍睹,绿营士兵伤亡比例总是低的可怜。

  1841年的广州内河之战中,沿河各炮台只要自己不遭英军攻击,对英军眼皮底下的行动就不闻不问。凤凰岗炮台在3月18日,英军攻击其他炮台的时候,一炮不发,以免引来英军火力。沙尾、猎德炮台看着英军在清理河道,未采取任何行动。大黄滘炮台守军将领在临战前一天,派人去和英军谈判,说:

  “你也不要放炮,我也不要放炮,谁都不要放炮。我可以放六次没有炮弹的炮,给我们皇帝留面子,然后走掉。”[1]

  ——对英作战的主体军队就是这样一种状态,如何指望他们能进行有效的抵抗和给敌人制造有力的杀伤呢?

  为什么满汉高层将领抵抗意志强烈、八旗兵奋勇作战,而绿营中下层则软弱溃散呢?原因也很简单,就是:谁把自己当成了国家的主人、有保家卫国的意识,谁就坚决抵抗;谁不把自己当成国家的主人、缺乏国家意识,谁就软弱溃散。

  作为满汉联合专政政府,满洲勋贵和汉族士绅们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他们有强烈的国家主人意识,对英国的无理侵犯感到非常愤概,只要能看到一丝取胜的希望,就坚决主张战斗到底。那些认输投降的官员,在战争一开始也都是坚决主战的,是在看到战争毫无取胜希望之后才改变了立场。

  八旗兵也把自己当国家主人。虽然内部腐败严重,但即使普通士兵,待遇和社会地位也远远高于普通的中国老百姓,他们知道皇帝把他们当成亲人和依靠,时不时的也有皇帝亲自批示的各种恩典银子下来。国家不仅给他们发工资,还给了土地,旗兵的地位可以世代继承。他们有足够的优越感和军人的自豪感,相信自己的奋战,既是在保卫自己的家,也是在保卫自己的国、自己的政权、自己的皇帝。

  而绿营士兵们则毫无理由相信自己为满清政权拼命有任何价值。军队的腐败、阶级的压迫、民族的歧视,这些东西重叠起来,他们在军队中受到军官的欺压克扣,他们的家庭在社会上受到豪强和官僚的剥削压迫,他们相对于八旗兵处处受到歧视:各种待遇都要差一大截,满蒙特权阶层占据了绿营的很大部分中级军官岗位,压缩了他们的晋升希望,也断绝了他们与满洲政权的感情联系。民族特权和歧视在军队以外的地方也处处存在,关于当年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故事在中下层人民中间广为流传。他们没有国家主人意识,甚至没有国家意识。对他们而言,当兵不过是领着微薄工资的一份低贱工作而已,为什么要拼命?他们甚至都搞不清楚,英国人和满人有什么区别,谁来当中国的主人有什么差异?他们甚至可能都感觉不到这个国家被入侵了,只不过是满洲政权和英国人之间的斗争,跟他们又有什么关系?家里还有妻儿老小,我为什么要为这个国家、这个政权去牺牲自己的生命?对他们来说,保家和卫国不是一体的,而是割裂的甚至矛盾的。

  在西北和西南地区,绿营士兵在八旗兵的监督和支持下,面对战斗力低下武器落后的叛军,尚且还可以一战。到了东南沿海,绿营分散在各个堡垒完全独立作战,不受八旗监督,看到英军猛烈的优势炮火,很快就开始溃逃,也就不足为奇了。有一些胆子大一点的,尚且敢于在炮台工事里边开炮抵抗,但英军陆军会从侧翼包抄过来,一旦失去堡垒的庇护,也就立刻放弃抵抗。在失去堡垒之后,还能够坚持巷战抵抗的,只有乍浦和镇江的八旗兵,也正是这个原因。

  除了八旗兵以外,真正英勇奋战的还有三元里的老百姓。但他们并非为这个国家而战,不过是英军在途经三元里袭击越秀山的过程中,沿途劫掠物资并强奸妇女,激起了村民们保护自己家园的斗志。对八旗兵而言,他们是在“卫国”,所以青州兵到了镇江也照样拼死作战;对三元里老百姓而言,他们是在“保家”。只要英军不烧杀劫掠,老百姓们对这场战争并不感兴趣。1841年,义律陪伴新派来的远征军司令前往香港,中途遇到台风,船被吹翻,他们游上岸边,被当地村民抓获。义律承诺给他们一千银元,村民们就高兴的把这些人用船送去了澳门。

  [1]茅海建,《天朝的崩溃》,263页。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发表于 2019-6-12 15:41:58 | 显示全部楼层
  七、漫漫征途:中国人民寻求民族复兴的开始

  军队丧失理想信念、没有国家意识,是鸦片战争清方惨败的主要原因。

  或者说,民族歧视、阶级压迫和内部腐化的三重毒害,让清王朝对抗英军的主体军队纪律涣散、斗志薄弱、缺乏抵抗精神,是鸦片战争惨败的主要原因。

  这个结论,有些人接受起来可能有点困难。因为双方的武器装备水平差距巨大,靠军队改变斗志就能扭转战局吗?这是相当值得怀疑的。

  我们在研究历史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的时候,无法像做物理化学实验一样,控制其它变量不变,只改变其中一个因素,然后让历史事件再演变一次。历史也没有公式,可以像数学定理一样,脱离现实也可以精确的推理出一大堆新结论。这是研究历史最大的方法问题。唯一比较靠谱的办法,就是寻找历史上发生过的其他类似事件,其他变量基本一致,但有个别变量发生了重大改变,通过实践对比来得到结论。这并不像物理实验和数学公式一样可靠,但能让我们不至于偏离真相太远。

  所以,回答前面那个疑问的方式,就是找一个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各方面都跟鸦片战争比较接近,但由于其中人的因素发生了较大改变,战争结局也就大不一样的案例。

  这个案例可以找到两个,一个是抗美援朝战争,一个是美国独立战争。

  抗美援朝战争,作战的一方还是中国,另一方还是西方发达国家。

  在武器水平的差距方面,抗美援朝的差距更大。鸦片战争双方都是用的火炮和火枪,主要是制造水平的差异,不是武器代差。英军火枪也是滑膛枪,不是线膛枪。英军在海上航行不受清军干扰,清军在陆地上的后勤和兵员运输不受英军干扰,双方后勤都有保障。抗美援朝战争中,美方的地面火力优势明显,中美在枪支弹药和火炮坦克等方面的差距和鸦片战争中的中英差距差不多。美军拥有绝对的海上控制权,中方完全没有海军和海上运输能力,这也跟鸦片战争一样。但美军多了一个东西——空中优势,这是比鸦片战争中的英军大得多的一个优势。在空中优势的保护下,美军后勤运输可以完全不受干扰,相反,中方后勤运输经常会被美军轰炸,人员安全也无法保障,后勤运输和军事行动都只能安排在晚上,条件比鸦片战争中的清军差得多。

  两次战争,美军和英军一样都是跨越海洋作战,但美军在日本有稳定的基地,军队轮换休整十分方便,打仗打累了就去日本度假过周末;英军的稳定后方在印度,更为遥远,军队调动和休整非常困难,疫情多发。现代舰船技术保障了美军的海上运输安全可靠,而英军当时军舰全是帆船,只有小型运输船只才使用蒸汽动力,军舰和运输船都面临台风威胁,有多次船只被台风吹翻的记录,其中包括军舰。

  总体来看,中方基于武器水平差异的作战环境比在鸦片战争中更差,而且是差得多。

  最后的结果:中方获胜。

  另一个对比是美国独立战争。交战的一方是北美民兵,一方是英军。北美民兵的武器装备还不如鸦片战争中的清军,也完全没有海军。只是在战争后期,得到了法国海军的支援,但此时北美方面的军事优势已经十分明显,法国人不过是来落井下石。在鸦片战争之前,美国、法国等国家都是坚决反对对华开战的,因为他们没贩卖多少鸦片,主要是靠正常贸易赚钱。如果清军抵抗得力,将英军拖入在远东长期作战的泥潭,美国、法国、荷兰等反对对华开战的国家,也一样会因为战争损害了贸易利益向英国方面施加压力,要求尽快停战。甚至趁着英军主力被拖在中国的机会,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侵占英国的殖民地,挑战其全球霸权。

  英军在北美投入了约三点五万军队镇压独立运动,兵力大大超过鸦片战争。海军方面,从英国出发前往北美,也比去中国方便的多。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利益比在中国的通商特权重要不知道多少倍,也绝对愿意投入比鸦片战争大得多的资源镇压北美独立。

  最后的结果:英军投降,承认北美殖民地独立。

  这两场战争相对于鸦片战争,武器水平处于劣势的一方,相对作战条件都比清军更差。唯一比清军更占便宜的地方,就是在朝鲜的美军和在北美的英军需要在距离海洋相对较远的陆地上作战,而鸦片战争中,英军始终以攻占沿海战略要地为主。这样,英军的海上火力支援可以得到非常有效的发挥。清军在这些战略要地与英军对抗,比抗美援朝的中国志愿军和北美独立战争的民兵们更吃亏。

  但是,即便是有海军配合,占领更多的战略要地对英军来说仍然意味着要消耗更多的兵力和舰船来守卫,不然海上运输安全就会受到威胁。沿海战略要地占领多了之后,跟深入内地作战也会有类似的不利影响。英军在1842年增兵到两万后,才敢进入长江攻打镇江和南京,就是因为需要沿途不断留下兵力和舰船保障后勤运输线路安全通畅。他们越是深入长江,兵力和火力就会越是单薄。因此,即使是沿海战略据点,也有消耗英军作战实力的作用。

  英军集中两万兵力进攻中国,必须速战速决,否则其全球范围内的殖民网络控制会出大问题。毛泽东当年决定抗美援朝,一个根本的战略判断就是: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在亚洲东北部这种偏远地区不可能持续的长时间投入太多战略资源。鸦片战争也是一样,英国的战略重点并不在远东,而在欧洲、美洲、非洲、印度。这四个地方都比中国重要的多,而这四个地方都有危险的挑战者。英国并不具备在远东陷入长期战争泥潭的战略能力。鼎盛时期的美国,在朝鲜和越南都被持久战拖得非常惨,最后不得不认输退出。1840年代的英国,在远东地区的战略忍耐力不会比二十世纪的美国更强。

  在中国沿海作战,除了军事损失以外,英军还面临着台风、疫病等问题。这是他们跨越半个地球进行远征必然会遭遇的挑战。当时英军大的舰船都是帆船,只有小型运输船才开始用蒸汽机,对抗中国东南沿海台风的能力很差。他们远道而来,在当地长期驻扎也必然会出现严重的水土不服。1840年在舟山病死四百多人,1841年在香港也爆发了疫情,大批士兵死亡;1840年一艘运输船被台风吹沉,死亡数量不详,有二十多人被清军俘虏;1841年遭遇台风,义律和远征军司令坐的主力军舰都被吹翻沉没,生还者被沿海农民抓获;还有两艘运输船被台风吹的偏离了航向,漂到了台湾,淹死和被清军抓获的共计331人。总体来看,由于英军远涉重洋而来,每停留一年,就会遇到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的非战斗减员。1842年,他们占领了更多的沿海据点、又深入长江内河区域,如果不能速战速决,非战斗性减员比例一定高于1840和1841年。若是再拖延数年的时间,其兵力损失将极为严重,后勤补给也很难保障。

  镇江之战,八旗军拼命抵抗,杀伤英军172人,自身损失571人(包含绿营伤亡),敌我伤亡比例为1:3.3。鸦片战争中,清军实际布局在沿海参战省份的军队数量是二十万,英军是两万,比例为10:1。

  清军总兵力是八十万,虽然大部分需要分散驻防,但仍有抽调潜力,尤其是最精锐主力在西北和北京还没有动。反观英国,两万军队已是其殖民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远征军。北美独立战争的时候,英军为镇压北美独立投入的兵力虽然有三万多人,但大部分是在美国本土的驻军,从海外抽调来的还不如鸦片战争多。英军要想再抽调更强大的军力参与对华作战,肯定还有潜力,但考虑到中国战场的遥远距离和战略价值,两万人的远征军应该已经达到或接近其所愿意投入资源的最高值了。

  从双方兵力和杀伤比例看,就不要说跟抗美援朝志愿军比了,哪怕清军这二十万人都能按照八旗军的抵抗意志打下去,不断按照3.3:1的比例给予英军杀伤,英军就消耗不起——就算是翻一倍,变成六七比一,英军也消耗不起。[1]而八旗军,也是严重腐化了的军队。跟绿营一样,吃空饷、年龄结构老化、官兵矛盾突出、武器缺乏保养、训练不到位等问题十分严重。他们有的,主要就是多一些国家意识罢了。

  基于当时的中英实力差距——主要是武器装备方面的巨大差距,以及战略战术和对敌情报方面的巨大差距——中方要想在鸦片战争中取得完全的胜利是很困难的。但只需要参战士兵都跟八旗兵一样,把自己当成国家的主人奋力抵抗,仍然可以给予英军以较大的杀伤,使得英国人放弃过分的要求,最终将停战条约变成一个相对平等的条约(不放弃关税自主权、不割地赔款,而只以增加通商口岸和取消行商为条件换取停战),是可以实现的。这个目标可望实现的根本,在于中国并非英国的核心战略利益所在,犯不着为了打败中国去赌国运。英国在调动其殖民历史上最强大的军队之后,如果仍然面临激烈的抵抗,因而伤亡巨大而看不到战争会在短期内结束的前景,就只能选择放弃一些过分的停战条件。

  更重要的是,“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鸦片战争的结局,让西方列强从此看透了清王朝软弱可欺的本质,此后侵略战争便滚滚而来。若通过这第一仗,军队坚决抵抗,让潜在的侵略者看到入侵中国的难度和需要付出代价,中国就可以继续掌握打击鸦片走私的主动权,并避免以后被西方列强排队入侵。这些目标,只要军队具有强烈的国家意识和坚强的战斗意志,都是可以实现的。

  反之,即使武器得到改进,跟对手差距缩小,甚至比对手武器还好一些,也同样会遭遇惨败,后来的甲午战争就将充分证明这一点。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说:军队缺乏国家意识、缺乏战斗意志,是鸦片战争清方惨败的主要原因。

  我们如此强调军队的国家意识和战斗意志是重要性,是为了什么呢?在当时的情况下,要让非八旗士兵具备跟八旗士兵一样的国家意识和战斗意志,根本就不可能,比改进武器装备困难还要大。所以,我们强调主观意志,不是为清王朝的失败惋惜,给它来个“马后炮”式的支招,更不上为了责备绿营的士兵们。它主要是为了澄清有关鸦片战争的两种错误认识。

  一种错误认识,是“武器决定论”。把双方武器水平的差距,当成失败的最主要原因。甲午战争将彻底推翻这种认识。

  另一种错误的认识,更具有迷惑性,就是“将领决定论”。也就是将战争的失败,归结于军事将领或者方面大员的软弱退让。

  不管是武器的落后,还是指挥者的愚昧或软弱,都是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但这两种“决定论”,都掩盖了战争失败的本质和核心问题。特别是后一种论点,将主要责任归结于少数将领的愚蠢或软弱,而认为绝大多数士兵们是“爱国的”、“勇敢的”,看上去非常“政治正确”,本质上却是在为清王朝的腐朽落后“打掩护”,掩盖问题的本质。

  事实情况是:绝大多数士兵,既不爱国,也不勇敢。他们一点也不愿意为大搞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清王朝卖命。这个大清国,并不是他们所爱的国。尽管我们说,爱国家和爱政府是两回事——也确实如此,但以当时人们的理解能力,他们不太可能区分这些复杂的政治概念。清王朝的统治者们,在开国之初疯狂屠杀中国人民,建国以后大力推行民族特权和民族压迫政策,又大搞“文字狱”以荒谬的理由杀人焚书,没有哪一条在中国人民看来不是在与中国人为敌。他们为什么要为了保护这个野蛮政权而去跟英国人拼命呢?

  这个问题讲不通,像鸦片战争这样,中国军队在对外战争中遇到强敌就一溃千里局面就不会改变。个别将领或官员的英勇抵抗对战争结果甚至战争过程都不会产生值得一提的影响。

  此外,阶级压迫和官僚腐败,也是军队中下层不能够团结起来抵抗外敌入侵的重要原因。这是一个立国两百年的王朝绕不开的共性问题,不独为满清所有。不过,明王朝立国两百年后,军队还能够打赢朝鲜战争以及对葡萄牙殖民者的海战,相比之下,清军在鸦片战争中的表现更为糟糕。即使在关系国运的萨尔浒之战中,在统兵文官制定的战略战术出现严重错误的情况下,底层士兵坚持浴血奋战的精神意志,也远远超过了鸦片战争中的清军。清王朝在民族压迫上问题比明朝严重的多,在宗法专制的程度上也比明朝严重的多,在官僚腐败上也比同时期的明朝严重的多。其军队在对外战争中的表现也就差得多。

  即使是鸦片战争惨败的第二大原因——武器装备的落后、对英国人战略战术等情况的无知——同样也是满清入关后,大规模屠灭城市精英人群,然后推行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对外闭关锁国和对内文化专制导致的结果。它让中国在已经加入全球贸易网络的情况下,在经过长达两百年的贸易交流之后,竟然对国外的科学技术发展、军事思想进步、海洋战略格局等情况一无所知。

  总的来说,鸦片战争的惨败,背后的根源是清王朝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也就是本书前五章所讲的那些内容最终造成的结果。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满清政权在经过对中国人民两百年的屠杀、歧视和压迫之后,却指望关键时刻中国人民为其卖命,抵抗强敌入侵,显然是不现实的。

  区分了失败原因的重要性顺序,并理清了它们背后的根源,我们才能理解此后中国在救亡图存和谋求民族复兴过程中艰苦探索的内在逻辑。

  要从这样一场输的连裤衩都不剩的战争中翻过身来,按照重要性,应该完成以下任务:

  首先,要推翻满洲皇权,结束野蛮文明对先进文明的统治,建立一个废除民族特权、消灭民族歧视、实现民族平等的政权;

  其次,要进行一场彻底的阶级革命,推翻儒家理学宗法专制,推翻腐朽的官僚士绅统治集团。

  第三,要进行一场意识形态的革命。在进行以上两个革命的同时,推动文化思想领域的大革命,彻底批判自宋朝以来形成的理学宗法思想,特别是清王朝通过文字狱建立起来的“忠君理学”,树立起来一个基于人人平等的、符合现代社会基本理念的新国家意识形态。以此为引领,实现中国人的精神解放,唤醒中国人民的国家意识、主人意识。

  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中国人才能团结起来,中国军队的面貌才能得到彻底的改观,才可能具备打退列强入侵、实现民族自立的目标。

  在民族、阶级、意识形态革命的同时,还需要不断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理论和生产技术,逐步推动科学理论化和产业工业化。但这是第二步的事情。尽管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二者看起来是交错着同步进行的,但革命先行应该是基本逻辑。在没有进行深刻的社会革命和意识形态革命的情况下,在没有获得国家安全和民族自主权的情况下,要想通过学习西方来实现民族复兴从根本上讲是不可能的。西方殖民者不会允许一个不能在战场上击败他们的大国摆脱被他们奴役和掠夺的地位。

  在完成三大革命以后,拥有强烈的国家意识、国家主人意识,并实现了官兵平等和阶级平等的中国士兵,在武器装备水平大大落后于对手的情况下,打仗是什么样子的呢?这将在一百一十年后的朝鲜战争中体现出来。

  抗美援朝志愿军战士谭炳云,重庆江津人,也是作者的老乡,1951年5月24日,在朝鲜金化东南390高地阻击敌人进攻。他孤身一人(有战友给送弹药),利用地形优势,在战斗中用手榴弹和步枪对抗美军坦克群,炸毁美军坦克3辆、汽车1辆,歼敌13名,将美军11师堵了8个小时,为大部分转移赢得时间,并且全身而退,创造了志愿军战史上的奇迹。

  1951年4月25日,志愿军某连队作战组组长刘光子带领两名新兵战士,在与英国军队的混战中,大胆冲入敌方阵地,俘虏英军格洛斯特营63人。这个格洛斯特营诞生于鸦片战争之前,在1810年参加了对埃及的殖民战争,因在不利情况下冲出重围、扭转不利战局,声名大噪,并受到皇室赏赐。在1951年4月25日的这次战役中,格洛斯特营被中国军队成建制的歼灭了,被击毙、俘虏共580余人,超过了鸦片战争的三年里清军给英军制造的伤亡总和。而这还只是格洛斯特营的损失,同一场战役中另外一个方向上的英军29旅,在这次战斗中还损失了1310人。

  在面对敌人优势火力打击的情况下,无组织的溃散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从未出现过。

  1953年的上甘岭战役跟鸦片战争的清军防御战非常像,都是我方利用战略据点固守,敌军利用优势火力猛攻。为了攻克上甘岭,美军调集兵力6万余人,大炮300余门,坦克170多辆,出动飞机3000多架次,对志愿军两个连约3.7平方公里的阵地上,倾泻炮弹190余万发,炸弹5000余枚。炮兵火力密度创造了自从火炮发明以来的世界最高纪录,超过第二次大战最高水平。鸦片战争中英军的炮火在上甘岭面前,就是过家家的水平。而上甘岭的坑道工事都是士兵们自己动手挖出来的,坚固程度跟鸦片战争中厦门投入150万两白银建设的石壁天险防线完全不能比。我方只有火炮、手榴弹和枪械,没有飞机和坦克。经过43天的战斗,阵地山头被削低两米,高地的土石被炸松一两米,成了一片焦土。最后,志愿军伤亡11500人,却给敌军制造了15000人的伤亡,成功守住了上甘岭。

  在敌军火力占据优势的情况下,清军总是一触即溃,放弃抵抗,让英军几乎零伤亡的取得胜利。为什么志愿军却可以抵抗美军高强度轰炸和坦克冲锋43天之久,并守住上甘岭、大量杀伤敌军?

  从1840年到1953年的一百一十年间,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才会让由中国人组成的军队出现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接下来的历史中,我们将会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第三卷完)

  [1]对清王朝而言,大运河的漕运被切断确实是一个可怕的威胁。但是,1842年上半年的漕粮已经运输完成,再加上各大粮仓的战略储备,北京足够支撑很长时间。由于陆地运输完全安全,北方实在缺粮,也可以通过组织更大规模、更高成本的陆地运输及时补充。中国庞大的战略纵深决定了,即使大运河被切断一段时间,也不至于动摇国家统治根基。总体而言,在中国战场上,本土作战的清朝的战略忍受能力要强于跨洋远征的英国。清朝统治者完全可以让战争再拖上几年,但前提是战场局面要让他们能看到希望。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发表于 2019-6-15 15:39:25 | 显示全部楼层
  后记 论文明史观与战略史观

  本卷从清军入关、中华核心文明遭遇外围野蛮文明入侵开始,到鸦片战争、中国遭遇西方文明入侵结束,涉及的问题变得空前广泛和复杂。既有清军的屠杀南明的抗争,又有西方的十字军东征和工业革命,还有雍正的改革和乾隆的文字狱,以及平定新疆、清查亏空、中西贸易和战争等等。这些东西放到一本书里,看起来内容十分杂乱。这些内容之间,有何内在的联系?讲这一段时期的中国历史,为什么要讲这些内容,而不是别的内容?选择的这些史料的立场、方法、标准是什么?又以什么样的逻辑来安排它们的顺序和主次关系?

  这就需要从比较抽象的史观层面,统一予以论述。

  本书所采用或试图构建的史观,主要是两个:文明史观与战略史观。前者是价值立场,后者是方法框架。

  (一)文明史观:一个价值立场

  文明史观[1],也可以称为进步史观。本书认为:人类区别于其它物种以及非生物世界的主要不同之处,就在于我们可以创造文明,也就是会基于主观意识驱动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而且,人类文明总体来讲处在不断进步之中。评判文明先进还是落后,是有标准的。

  尽管我们对这个标准的认识还需要完善,在诸多方面还存在争议,但不同的文明一定有先进和落后之分。总体来讲,先进的文明,可以创造更多有益于人类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可以让人类获得更长的寿命、更大的自由和更多的主观幸福感,这个粗略的标准大方向大体不会错。

  对文明的定义和对文明进步与否的评判标准,是本书的“公设”。就好像欧几里得假设两个点决定一条直线一样,不需要去检验它,它就是被假定为正确,是一切推理的前提和出发点。这个公设或者说假定,跟纯客观的数学公理不同,它本质上是一种“立场”、一种价值观。

  如果有人不赞成这个“公设”,认为人类并不需要更长的寿命和自由,而是尽快去天堂享受永生或者转世去过富贵生活,或者被人奴役比自由生活更幸福,或者不应该追求科技进步而应该回到原始社会去生活,或者认为人是为了完成神赋予的某种使命才来到世间“赎罪”、“受苦”的,那么我们就不与他争论了,他也没有必要来读这本书。

  只有基于这样的立场,中华文明在人类历史中的地位,以及自身的演进逻辑,才能说得清楚。

  每个民族、每个文明,都有权利以自己的民族或文明为中心来撰写历史。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历史为什么特别值得骄傲和自豪?因为我们创造了同时期人类世界最先进的文明成果。为什么讲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历史,要以中原政权直接管辖的范围为核心来讲,不是民族歧视,不是大汉族主义,而是因为它是这一历史时期文明发展的中心、高地、领头羊。

  失去了文明进步的标准,有些大是大非的问题就会被混淆。比如,一向喜欢钻牛角尖的日本学者闲来无事,搞出来了一个叫做“内亚史观”的东西。这种史观就是把亚洲内陆当成历史的中心,中华核心区成了边缘区域。这种史观认为,内亚地区“武德”丰沛,不断出现武力强大的民族——辽、金、蒙古、满洲等等——出来消灭周边一些国家,统一亚洲。这是历史发展的主线。中原地区不过是被不断消灭的外围区域而已。按照这个思路来写历史,人家也写了厚厚几大本。

  在不以文明进步为标准的史观指导下,随便找一个地方,把它作为世界中心,来写人类历史,都能编排出一大堆东西出来。犹太人还相信他们是天选民族,一切其它人类都比他们低一等,人类文明就是围绕着他们转的。

  书写中华文明的历史,不应该采用这么狭隘的视角。文明史观是一种可以普遍适用于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观。中国人在古代历史中创造出最先进的文明,并非来自于什么天选、神选,我们也不是天生就比别的民族更优秀,而是中国人民正好生活在这片适合农耕文明发展的土地上,由于我们自身的艰苦奋斗,并受地缘地理因素等多方面的影响,这才创造出来了更高的物质财富生产能力,创造出来了发达的政治文明和丰富的文化艺术成果,让人数如此众多的中国人在古代世界可以享受相对而言最好最幸福的世俗生活。我们因此而自豪,无可厚非。

  基于这样的标准和立场,如果有另外一种文明,可以比中华文明创造出更高效的物质财富生产能力,让人民可以享有更长的寿命、更自由更幸福的生活状态。那么,我们就要向他们学习,随时准备改变自己身上一切不符合文明进步方向的东西。在处于落后状态的这段历史时期内,我们也承认,中华文明就并不能代表人类文明发展的主线和主流——当然,在落后的时期,我们的文明身上仍然会保持一些领先和进步的东西,这些东西也不能盲目丢掉。

  从明王朝灭亡到新中国建立的三百年左右的时间内,中华文明就处在落后状态。我们就不能像之前一样,自认为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和高地。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在某些方面有所创新和引领,但总体而言还落后于发达国家。总之,没有欧洲中心论,也没有汉族中心论,谁的文明更先进,在主流历史叙事中谁就是中心,理直气壮、绝不心虚。这就是文明史观。

  基于这样的标准和立场,我们才能理直气壮的谴责和批判满清在征服中国和统治中国过程中,给中华文明带来的巨大破坏,并深刻反思引发这一长达三百多年的悲剧背后的原因。后金作为野蛮民族,在明王朝统治下,经常破坏国家大一统状态,到汉族地区劫掠财富和人口,将很多汉族老百姓杀掉或变为自己的奴隶。这种野蛮行径必须遭到惩罚,明王朝必须予以反击。以明宪宗和汪直为代表的人物,对后金采取“扫穴犁庭”式的主动反击行动,是正义的、进步的。反之,后金入侵中原,屠杀人民,则是反动的、非正义的。这不是搞双重标准,是一个标准,就是文明进步的标准,是看谁的做法更有利于更大多数的人类创造更好的财富和过上更好生活的标准。一个野蛮民族入侵中华文明核心区并建立政权,是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一大悲剧,是文明发展的严重倒退,它跟基于阶级革命的改朝换代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也跟民族之间是否权利平等无关。

  基于文明的视角,我们在近代来临之前,要讲述欧洲崛起的历史,而不是讲非洲、印度、美洲的发展历史,是因为欧洲文明发展超过中国了,占据了世界文明发展的主流地位。而我们观察欧洲崛起的历史过程,也并不是基于单一的国家发展来书写它的历史,而是把它当成一个文明——一个完整的物质与精神产品生产体系来看待。

  比如,如果只是按照国家的视角,中国和英国进行单独比较就是合理的;如果按照文明的视角,就是不合理不公平的。中国既是一个国家,也是一个文明。而英国不同,它作为一个国家,跟中国平级;作为一个文明,它跟中国就不平级,不能做平级比较。与中华文明平级的,是基督教文明,或者西欧文明,只有把西欧国家和他们所控制的全部殖民地加起来,才是一个跟中华文明同一层面的文明体系。从文明体系的视角,我们指出,西方殖民宗主国经济的发达和人民的富裕,是建立在对殖民地人民的残酷剥削和掠夺基础上的。这是一种和中华文明截然不同的发展模式。

  在遭遇西方文明入侵的过程中,我们同样也只有从文明的视角出发才能全面的看问题。如果只从国家的视角出发,这些战争就只是一个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跟中国古代的蛮族入侵区别不大。如果从文明的视角来看,它一方面给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是非正义和反文明的;另一方面,跟传统的野蛮民族入侵战争不同,中方失败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文明方面的大幅度落后。因此,必须先驱逐野蛮文明对中华文明的统治,同时学习先进文明的科学技术和人文思想意识形态,才可能赢得与西方文明竞争的胜利,实现国家和民族的伟大复兴。

  从文明的视角出发,我们就能把一些纠缠不清的民族、国家、宗教问题理清楚。反对落后文明统治,不是搞民族歧视和民族分裂。中华文明第二圈层的蛮族融入中华文明,也不应该被理解为“汉化”,而是现代化。

  汉族既是一个民族,也是一个文明,或者说是先进文明的民族载体。少数民族学习汉族的生产生活方式,甚至变成汉族的一部分,不是汉族融化了少数民族,而是少数民族自身的文明程度因为和先进文明的交流而进步了。在此过程中,少数民族文化中有一些优秀进步的东西,汉族也要学习。比如元明清时期,蒙古和满洲习俗反对民间殉葬、反对守寡、反对女性缠小脚,就是比同时期的汉族更先进更文明的做法。

  同样,中华文明学习其它先进文明,也不是民族自卑、不是卖国主义。抵抗西方殖民入侵,也不是对抗先进文明、拒绝进步。西方的殖民入侵,是要将中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而不是宗主国。殖民地人民的生活状态和权利保护,连中国野蛮时期的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人都不如。保护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捍卫中国人民生存发展的底线,才是我们抵抗侵略的意义所在。学习先进文明,是为了让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向西方殖民宗主国看齐;抵抗西方列强入侵,是为了不让中国人民生存状态向西方列强的殖民地看齐。二者并不矛盾。

  文明是有多样性的,对于不涉及人类基本的生存发展权利的文明成果,应该广泛的互相交流学习借鉴、长期共存发展。和平与对话是文明发展的主流和方向。民族平等、信仰自由都是先进文明应该表现出来的特征。但是,对多样性的包容不应该以破坏文明的进步为代价,不能以牺牲人类基本的生存发展权利为代价。有些民族、有些宗教,存在严重践踏基本人类权利的习俗或教义,是落后的、不受现代文明保护和宽容的。比如,有些宗教要求妇女必须蒙面,有些宗教反对未成年人接受科技启蒙教育,有些民族还在采用古代的神判法来审判刑事犯罪嫌疑人,有些民族的习惯法中强奸犯只要娶被强奸女性为妻就可以免于惩罚,还有些人以民族的名义强制本民族人民信仰某一宗教,等等,这些东西,涉及到人类的基本权利,必须理直气壮的以先进文明的名义废除之,绝不在宽容多元的范围内。文明的多样性和文明的进步标准之间,是一个辩证统一的关系,多样性必须服从一些基本的文明发展进步标准,发展进步必须以多元宽容为基本特征。以多元性否定进步性,或者以进步性消灭多元性,都是错误的。

  历史一再证明,先进的文明,对落后的文明过度宽容,最后只能被野蛮落后反噬其身。中华文明复兴之际,我们既要理直气壮的呼吁文明之间的和平与交流,又要理直气壮和全世界追求进步与发展的人士一起,推广科学与理性,反对愚昧和落后。对于反对文明进步潮流的行为,要坚决予以抵制和谴责;对于严重践踏人类基本生存权利的行为,则应该联合一切进步力量予以惩戒和打击。文明在任何时候都只是包容,而不是软弱和无底线。

  文明史观与阶级史观并不矛盾,但也略有差异。文明进步的标准是大多数人类的幸福,而在目前为止的各种社会中,经济上处于劣势的中下层阶级都占据了社会人口的绝大多数。如果统治阶层腐化堕落,没有履行好促进广大人民生活状态不断提高的责任,甚至疯狂剥夺人民创造的财富,导致民不聊生,那么,人民起来造反,推翻他们的统治,就是完全正义正确的,符合文明进步的方向。在文明史观中,没有什么神仙上帝赋予任何人统治的特权,也没有比大多数人类幸福更重要的宗教或准宗教教条。

  但是,文明史观也主张更客观的看待富裕阶层对人类文明进步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比如,古希腊的科学理论就是完全由一群有钱有闲的剥削阶级创造出来的。尽管这些人需要奴隶的服务,需要殖民地人民提供的食物和衣服来生活,但奴隶和人民毕竟没有直接参与科学研究和科学理论的创造。西方文明的基本发展模式,就是集中殖民地的财富供养一大批宗主国的有闲阶级,创造出先进的科学技术和高效的产业。目前人类文明的相当一部分成果都是这种模式创造出来的,我们对此不能视而不见,或者简单的予以否定。野蛮掠夺和文明创造在已经发生的西方历史中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无法把它们割裂开来,只强调其中一面都是片面的和错误的。当然,这个问题相当复杂,我们还需要对近现代文明发展的历史做深入了解后才能就二者的关系得出更有说服力的结论。

  (二)战略史观:一个分析框架

  有了立场,我们还需要一个分析框架。研究历史,基本的原则是要实事求是,但仅有实事求是的态度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历史上的事实太多了,而且史料也不完全等于事实。我们选择什么、相信什么,都是很大的问题。

  历史的发展,有人认为并没有什么内在逻辑,各种历史事件之间也没有什么必然的关联,历史是碎片化的。这种观点,我们可以称之为“碎片史观”。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钱乘旦举过一个例子,就是美国人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的《世界: 一部历史》。作者在前言中就说,他这本书不要体系,也绝对没有任何体系。他试图把整个世界从古到今各个地方、各种人群、所有文明、一切能够找得到的东西都写进书里。书写得非常精彩,也很耐看。但素材都是信手拈来的,并未精心挑选;如果他碰巧拈到了另外一些素材,那他就一定会写出另外一部历史了。读者看完了这本书,对世界历史的发展,脑子里仍然是一堆碎片。[2]

  还有一种史观,可以称之为“偶然事件史观”,也就是认为,历史是由一些偶然发生的特殊事件改变的。

  香港《联合早报》2017年8月刊登过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的一篇短文,认为世界历史经常是由一些突发事件造成的,那就是人类历史的关键时刻。为了证明这个观点,他引用奥地利著名文学家茨威格的《人类星光灿烂时》中的几个故事。比如,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按照茨威格的说法,只是因为一个不引人注意的小城门碰巧没有上锁,于是土耳其军队就从这个城门如同潮水一般涌进来,所以君士坦丁堡就陷落了。再比如,滑铁卢战役,碰巧法军元帅格鲁希恪守成命,普军已经投入战斗,可是他就老老实实地按照命令留在其他地方。拿破仑已经被打败了,格鲁希的军队还没上战场。还有就是十月革命,德军参谋本部允许列宁过境返回俄国,以为把他送去后就能将沙俄摧毁,但没想到把德意志帝国也摧毁了。弗格森说这些就是人类历史的关键时刻,一刹那就改变了整个历史的面貌。[3]

  另外一种史观,是我们批评得比较多的,叫“英雄史观”,也就是认为历史的发展是由少数英雄人物决定的。这种史观,上中学历史课认真听过课的中国人都知道它是错误的。在历史发展中,英雄人物确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他们必然只是一大群英雄或者说一个集团在背后支持的结果。

  受记忆力和理解能力所限,大多数人对历史的认识仅限于知道少数人物和故事,天生的容易接受英雄史观或者偶然事件史观。就好像我们前边分析的工业革命,瓦特发明改良式蒸汽机,背后是无数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上百年的积累推进。大部分人,学完中学历史课,能记住工业革命的标志是瓦特发明蒸汽机就算不错了。瓦特这个人的出现,蒸汽机被发明,背后长达数百年的科学技术和工艺水平的进步,无数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努力,他们并不了解,也不感兴趣。

  不管英雄史观还是随机事件史观,只需要专业人士稍微认真一点去考察,就很容易被推翻。无论具体某个英雄人物还是偶然事件,都并不能大幅度的改写历史。当大的趋势已经形成以后,某个人物不出现,就会有另外一个人物来代替他的作用;某个事件不发生,就会有另外一个事件发生,以此推动历史按照既定的趋势向前发展。而且,一个英雄人物的产生,背后也有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利益集团来培养他或支持他,他在很多情况下只是一个代表符号,或者说是时代的产物。至于弗格森的短文,钱乘旦教授批评说,茨威格的书是小说而非历史,以小说细节证明人类历史是由“星光灿烂”时刻决定的,那就更加站不住脚了。

  以上这些史观,可以统称为随机史观,也就是认为历史的发展并无规律可循,而是由一些随机的因素影响或构成的,不管是无联系的碎片、偶然发生的事件、从天而降的英雄,它们为什么会出现的都说不清楚,何时何地出现也全不可知,人类只能以随机的心态去看待历史。

  与随机史观相对应的,是宿命史观。也就是认为历史背后有一个神一样的力量在推动着它前进,一切都是被决定的,人类无法改变。比如,基督教宣传的世界末日论,就是最典型的宿命史观。一切宗教几乎都是宿命史观。佛教虽然不认为有神灵在主宰一切,但它认为生命就是一遍又一遍的轮回,也是宿命史观。机械唯物论不认为有神灵存在,但它认为人类社会将完全按照已经被发现的固定规律演进,最终达到一个被设计好的完美社会,没有人能改变这个历史的进程和目标,因此也是一种宿命史观。

  在随机史观中,历史没有意义;在宿命史观下,人类没有意义。

  一个好的史观,或者说,一个正确的史观,应该介于随机和宿命之间。历史有它内在的发展逻辑,但也会被一些不确定性所左右,人类在面对这些不确定性的时候如何主观应对,将会对未来的历史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总之,就是既要让过去的历史有意义,给未来以启迪,又不要束缚人类的头脑,给现在的和未来的人们留下创新探索的空间。

  目前做的比较好的是辩证的唯物史观。不过,在基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个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其现有分析框架我以为也还有可发展完善的空间。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现有分析框架的一个基本出发点。用它来作为历史分析的基本框架,看起来还是很有说服力的。但长期以来,我个人对生产力这个概念的理解,总感到有些困惑。什么是生产力呢?就是人类改造世界的客观物质力量,也可以说是生产新的物质财富的能力。按照传统的说法,它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也就是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也就是原材料)。但这个概念似乎是故意把劳动组织排除在外了,而人类作为一个社会性动物,相对于其它物种,最厉害的地方之一,就是能够进行大规模协作。采用何种形式进行协作,把劳动者组织起来,对生产能力的影响极大,说它是决定性的也不为过。还有人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实际上,生产科技和生产组织形式,是决定生产力水平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生产组织形式就算不是第一生产力,起码也是第二生产力。在把生产组织形式排除出去之后,又把科学技术当成外生变量,生产力还能剩下什么呢?几乎就是一个空壳了。

  在这个框架中,生产组织形式之所以被故意排除在外,是因为它和“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个结论矛盾。生产关系本身,就是最重要的生产组织形式。如果生产组织形式是生产力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然后又讲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那就成了循环决定论。因此只能辩证的讲,生产力不包括生产关系,而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反作用。

  在不违反物质决定意识这个最基本唯物主义原理的前提下。如果把生产力当成一个纯客观的物质力量,说它决定生产关系,是没有问题的。但这样一来,作为主观意识的劳动者也应该被排除在外,这样生产力就只剩下了工具和原材料了。如果生产力不是纯客观的物质力量,那么劳动者的体力和脑力,就可以包括进来,但同时也就应该把生产组织者的体力和脑力包含进来,也就应该把生产组织形式,也即劳动者和生产组织者的关系包含进来。这样,生产力的概念本身,就将包含生产关系的概念。这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个论断中隐含的一个内在矛盾。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句话,看起来是纯粹的客观,但在生产力的定义中,其实已经包含了明确的价值立场,或隐含的假设前提,就是一切财富都是一线劳动者创造的,与生产组织者无关。没有这个价值立场,这句话就很难实现逻辑自洽。然而最基本的社会常识告诉我们,这个假设前提是有缺陷的。生产组织者在生产过程和财富创造中显然扮演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在不考虑科学技术这个纯客观变量之后,显然,是生产关系决定生产能力,而不是生产能力决定生产关系。同样的劳动能力、劳动工具和原材料的投入,不同的组织形式所导致的产出变化是天差地别的。面对大洪水,犹太人选择躲进诺亚方舟,中国人选择组织起来治理江河,同样的体力、同样的工具,处理同样的外部问题,用不同的模式去对待,结果就完全不一样。在生产过程中,在科技水平一定的情况下,生产集团能否组建一个团结奋进、分工分配合理的组织,对社会的最终产出能力具有决定意义,其导致的差别就跟大禹治水和诺亚方舟的差别一样大,我想这是显而易见的一个事实。

  这样,我们就对生产力这个概念进行分解。把纯客观的科学技术从生产力中分解做出,把生产的主体或者说生产中的主观因素——劳动者和生产组织者以及他们的关系也从生产力中分出来,放进“生产组织”这个概念里边,而把生产能力当成一个最后的结果。按照以上概念,重组一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逻辑,更准确严谨、更符合社会客观情况且不违反基本唯物主义原理的表达应该是“科学技术水平决定生产组织形式,科技水平和生产组织形式共同决定生产能力”。

  在农耕技术条件下,生产组织可以是自耕农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也可以是地主加雇农的生产模式。在政府公共服务搞得比较好的地方,政府可以组织农民联合起来修建水利设施、公用生产工具,自耕农这种生产组织形式可能更高效;在政府组织能力较差的地方,由地主来控制土地剩余,然后投入修建公共设施,再把土地租给雇农生产,这种组织形式就可能比自耕农分散耕作更高效。两种生产组织形式都可以有,但不可能跳出技术水平的上限去搞工业生产。科学技术水平限定了生产组织形式的选择空间,技术和生产组织共同决定了农耕社会的最终生产能力。

  动态的来看,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的组织者,可能腐化堕落;地主也可能对雇农过度剥削,这可以视为生产组织形态内部的分配机制遭到了破坏,那就会破坏产生能力,让社会产出效率低下,甚至导致革命,让生产组织崩溃。在崩溃的过程中,生产能力将急剧降低。只有革命结束,重建新的生产组织形式,生产能力才会恢复;如果革命是进步且成功的,建立了更先进高效的生产组织形式,生产能力将会得到更大的解放,发展到更高的层次。在整个过程中,只需要把科技水平作为独立变量拿出来,剩下的部分,显然是生产组织关系决定着生产能力。

  我们得到这样一个简单的关系图:
图一:人类生产能力组织示意图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句话。我们在第二卷的后记以及最后几节中已经指出过,在生产关系中占据优势地位的阶级,有的时候可以决定政治决策,但并不总是如此。当政府权力在资源分配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是官僚阶层去控制生产组织者,而不是生产组织者来控制官僚集团。中国古代的帝国政治,就是典型的官僚集团控制地主和工商业资产阶级,而不是地主和工商业资产阶级控制官僚集团。

  那么,官僚集团的权力从哪里来?他们的权力来自于皇帝的授权。整个政府组织的权威和合法性,都来自于皇帝制度。皇帝的权威又从哪里来?君权来自军权,是我们在前三卷中反复指出的。帝国的开创者,都是掌握了最强军事暴力的人物。朱元璋用底层革命产生的军队当了皇帝,清王朝用满洲民族军队夺取皇权,秦始皇用秦国军队统一六国。政府都是在暴力支持下产生的。在掌握最强暴力之后,再建立政府,然后依靠继续掌握暴力和提供公共服务来维持政府。这是国家发展的基本逻辑。

  中华帝国制度,有两大形成根源,一个是以大禹治水为代表的公共生产组织需要,包括治理黄河、救济灾害、修建公共工程等等,越是艰难困苦的生产环境,越是需要有绝对权威的组织者;一个是跟战争相关的,就是组织军队抵抗野蛮民族入侵,捍卫中华农耕文明。

  实际上,这个过程带有普遍意义。政府的存在,来源于两个方向的需求:组织生产与组织暴力。

  上层建筑并不是单一的由经济基础决定,它同时还要由暴力基础决定。或者说,上层建筑是由生产组织和暴力组织共同决定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前三卷的分析中国古代政治体制的时候,将文武制衡关系作为的一个主要脉络。在古代,文臣主要代表生产组织在国家中的地位,武将代表暴力组织在国家中的地位。战乱的时候,武将地位高;大一统时间久了以后,文官的地位就会上升。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很多人想到:暴力难道不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吗?军队不是需要后勤吗?军官们难道不是地主或资产阶级的代表吗?

  这些问题,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军人当然也要吃饭喝水,军队没有物质基础无法存在,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并不足以推出一个集团所掌握的破坏能力、暴力水平由经济基础决定。暴力组织相对于生产组织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如果认为经济基础决定军事实力,那么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明王朝会被满清所灭亡。因为明王朝的科技水平更先进、生产能力更强、生产组织形式也更先进。如果经济基础决定军队力量,那么无论怎么看清军都打不过明军。

  尽管大多数情况下,经济基础比较强的一方会具有更强的军事实力,但一旦这个规律被打破,它就会改变历史的走向,扭转国家乃至文明的命运。我们不能说,经济基础决定军事实力这个规律在百分之九十九的情况下都有效,所以它就是正确的。因为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大转折大变革,都是在经济基础和军事实力出现矛盾的时候发生的。当经济实力弱的一方可以组织起更强军事力量的时候,历史就会立刻被改写,大国命运和文明前景都会发生深刻变化。从根本上看,尽管只有极低的发生概率,但说军事能力决定经济基础反而更靠谱一些。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都是一群穷的要死的人组织起来,推翻一个了人力物力超过他们成千上万倍的政权,从而扭转了王朝腐败堕落的趋势,为国家精英阶层重新注入活力,让国家重新走进上升通道。

  中国古代历史上成功的外敌入侵,也都是控制的人口、资源大大少于中原政权,生产组织水平大大落后于中原文明的野蛮民族,依靠更高效的军事组织取得的成功。

  十字军东征,也是在生产能力、科技水平、生产组织形式上都落后于伊斯兰世界的基督教世界,通过更强的军事暴力强行夺走了阿拉伯人创造的文明成果,为基督教文明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这些人类发展历史上最关键最重要的时刻,都是军事力量决定了历史发展的走向,从而决定了政权组织和生产能力的后续发展。

  如果一个理论,只能解释正常情况下的历史发展趋势,而无法解释以上这些扭转国家、文明乃至人类命运的大事件,那么它一定是不完善的、需要改进的。

  那么,军事力量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尤其是,这些转折关头的军事力量是由什么决定的呢?

  不是经济基础,也不是科技水平。经济基础和科技水平都和军事力量有极大的关系,但都不是决定性的。人类历史的大转折都是经济基础差、科技水平也差的一方在战争中取得胜利之后发生的。

  通过对整个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观察,可以发现,军事力量的强弱主要由意识形态决定。也就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中一再强调的: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不是武器,是人。人脑子里边装着什么东西,最终决定着军事力量对决的胜负。

  当然,这种决定不是百分之百的决定,其它因素不管是科技还是经济,都有很大的影响。准确的说,意识形态是决定战争胜负的第一要素,或者说其作为影响因子的权重占了第一名。科技水平可能是第二,经济实力是第三这样子。当科技水平的差距实在是太大的时候,意识形态仅有较小优势的一方也无法取得战争胜利。

  不同的意识形态决定了不同的军事组织形式,以及这种组织形式能否高效运作。满清的意识形态是煽动民族仇恨和掠夺,采取的是军民合一的部落化军事组织形式,也就是八旗制度,虽然野蛮,却十分有效。中华帝国的意识形态是基于君权神授的国家和民族意识,采取的是皇权专制加耕战合一的军事制度。清王朝后期,为了镇压农民起义,曾国藩采取宗族理学意识形态组织军队,所有军官就都是地方士绅,然后在本地招募农民组成军队。毛泽东对旧式军队进行改造,就把党支部设在连上,还在军队设置政委和士兵委员会,加强意识形态管理和发挥士兵民主意识。欧洲在近代民族国家形成之前,国王们依靠商人的资金,采用雇佣军的形式来组织战争;在民族国家形成之后,民族意识成为可靠的意识形态,这些国家就纷纷放弃雇佣军,改为义务兵役制,将本国公民组织起来作战,战斗力也因此大幅度提高。

  一个意识形态建设薄弱的军队,战斗力就会遭到严重的削弱。比较典型的就是中华帝国后期因为阶级压迫和军队内部腐化而丧失理想信念的军队,特别是鸦片战争时期的清军绿营。当士兵们不知道为何而战的时候,不愿意为统治者卖命的时候,军队就会变得毫无战斗力。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在前边说,鸦片战争清方惨败的原因既不在武器水平的差异,也不在将领和官员们的抵抗意志,而在士兵。

  同样是出身底层的中国士兵,在清王朝忠君理学和民族歧视的意识形态下,一看到英军的炮火就会一哄而散;在毛泽东思想的意识形态指引下,就敢孤身面对美军的坦克群,主动冲进英军阵地俘虏敌人。

  更极端的情况是,当政府军的士兵们被反政府的意识形态所掌握,不认可现行统治合法性的时候,就会发生兵变。比如辛亥革命时期新军的叛乱。清王朝花了大价钱训练新式军队,最后不过是给自己培养了一批掘墓人。这样,即便反动的统治者看似掌握着极为先进的武器,一旦他们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失败,这些武器不仅不能保护他们,反而可能变成推翻他们的有力工具。因此,不论武器水平多么悬殊,底层革命总是有机会取得成功。

  我们参考“科学技术水平决定生产组织形式,科技水平与生产组织共同决定生产能力”的模式,来画一个军事战斗力的因果关系传导图。
图二:人类破坏能力组织示意图

  这张图的意思也跟生产能力那个一样:“意识形态决定暴力组织形式,意识形态和暴力组织形式决定破坏能力”。其中,这里的暴力组织形式,不仅包括静态的组织结构,还包括动态的战略战术。比如,有坚强意识形态支持的军队就比较容易分散作战,采用巷战或游击战等方式可以得心应手,因为单个或少数士兵在没有外部监督的情况下也可以坚持完成战斗任务;而没有坚强意识形态支持的军队往往只能集中作战,一旦分散,就很容易出现士兵溃逃。清军在西北平原地区搞大兵团作战就比较有战斗力,在沿海作战,没有八期兵监督的绿营士兵很容易就变成一盘散沙,决定了它只能采取躲在堡垒后边放炮的战术,一旦失去堡垒就会立刻溃败。

  一个国家或者说一个文明,它所具备的力量,是“生产能力+破坏能力”的总和。破坏能力代表了“力量的暗面”,可以用来抵抗外敌入侵,也可以用来侵略他国,还可以用来镇压内部分裂和叛乱。

  我们再回到前面分析过的那句话:上层建筑并不是仅仅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它是由生产组织和暴力组织共同决定的。我们也可以说:政府的本质,是协调生产组织和暴力组织的机构,它同时提供基于生产能力的公共服务和基于破坏能力(暴力)的公共服务。生产性的公共服务包括修建各种公共基础设施、调控宏观经济等等,基于破坏力的公共服务就是国防、治安等等。

  政府以暴力为后盾,强制从生产活动中获得税收,用于支持军队等各种公共服务;又以税收为支撑,对军队加以制约和控制。但是,从根本上讲,经济资源对军队只有制约性,没有控制力。

  政府并不能控制军队,只有意识形态才能控制军队。

  在军队的力量面前,政府根本就不堪一击,一个几十人的军事小组就能冲进中央政府将所有官员干掉或者逮捕。军队之所以会服从政府,是因为军人们认可某种意识形态。因此,在政府组织中,需要有一个高于行政机构的意识形态象征。在古代,这种象征一般会是有具体形象的个人,比如皇帝,或者领袖人物;现代,则是一套体制机制,包括党派或者党派控制的立法机构,及其制定的宪法框架。中国一直强调党指挥枪,也就是坚持意识形态领导军队的意思。党在本质上是一个意识形态组织。

  我们把生产和破坏能力两个图合在一起,就得到一个更完整的框架。
图三:人类文明的核心分析框架示意图

  图中的虚线是指的意识形态和科学技术对其它方面也有重要影响,表示上层建筑也深刻影响着生产能力和破坏能力,但实线则表示其主要影响或决定的方向。

  意识形态会影响生产组织,但不是决定性的。在生产过程中,如果被压迫和剥削的人民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就会懂得联合起来斗争;如果他们被宗教观念洗脑,就可能放弃斗争,彻底的逆来顺受。公司管理中,员工如果认可公司的价值观和发展愿景,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也会得到提高。但是,生产组织主要还是经济利益驱动。这种驱动力来自于人的本能。干活领工资、买东西给钱这些经济活动不需要特别的意识形态支撑,它们会在不受暴力干扰的情况下自发出现和运转。意识形态在生产组织中并不发挥决定性作用。

  相反,在暴力组织中,要说服人去牺牲自己的生命,就很难用经济回报来实现。为了个人经济利益战斗的军队一般战斗力很差,只有能让人相信某种抽象的价值——比如国家民族尊严、阶级解放等等——比个体生命更重要,才能有效的组织起军队投入战斗。

  尽管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都同时对生产和暴力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其主要决定方向还是有重大区别的。

  在这个框架中,暴力组织不一定是为在生产中居于优势地位的阶级服务的。暴力组织和生产组织都具有自己的独立性。暴力组织和生产组织各自独立的影响着上层建筑。

  我们也可以说,一个国家或文明的上层建筑,是由它所处的自然环境、它所具备的资源禀赋,它所掌握的科技水平以及其人民所信仰的意识形态共同决定的。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句话体现的道理,只能解释这张图的左边部分,而忽略了它的右边部分。

  正是因为一个国家、民族或者文明,所掌握的暴力水平,是相对独立于科技水平、生产组织和生产能力水平的,人类历史的发展,才会如此一波三折、风云变幻。

  驱动人类文明发展的微观因素是人类的智力、体力和本能,而驱动文明发展的宏观因素核心就是两个: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当然,文明发展还会受到自然环境和资源禀赋的影响,这是一个外部基础。

  一个国家或文明的力量,主要也就包括两个:生产力和破坏力。它通过国际贸易和地缘政治关系与其他国家或文明发生关系,包括交流和竞争。

  不同国家或文明之间的关系可以表示为:
图四:不同国家、民族或文明的交流与竞争示意图

  图四中的贸易是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也包括资金往来。至于文化交流或技术交流,本质就是意识形态和科学技术通过贸易、外交、战争来输出和输入,它们是依托于贸易、外交和战争的。留学旅游等等都是服务贸易的范围。战争也是文化和技术交流的一种方式。十字军东征对西欧国家而言,就堪称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技术交流”和“文化交流”。

  图三和图四实际就是《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的分析框架,或者说分析史观。

  这个史观我们给它起个名字,叫做战略史观。因为它是从战略的视角来看待人类文明的发展、以及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和竞争。它显然不是随机性的历史观,它认为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是文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也是文明之间交流竞争的力量源泉;同时,它也不是宿命论的,不管是科学技术还是意识形态,都是人类主观创造的,也可以因为人类的主观努力而改变。

  总体而言,它是战略性的。

  战略史观不赞同英雄史观,少数天才并不能单独改变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但是,如果一定数量的人团结起乱来,共同努力和奋斗,与一定的历史条件相结合,就可能改变甚至扭转历史的走向,让文明从倒退变为进步,或者从进步变为倒退。个人的理想主义式的拼搏或牺牲对历史发展而言不会是决定性的,但也不会是无意义的。如果个人是分子,人类文明是分母,那么历史就是一个分母比分子大得多的分式,但分子并不是无穷小、分母也不是无穷大。

  与文明史观不同,战略史观本身不带有价值判断,是一个纯粹的分析型史观。在这个框架内,野蛮可以战胜文明、反动阶级可以镇压进步阶级,军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可能压过民族自立的意识形态,人类文明可能进步也可能倒退。但是,它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人民革命可以推翻专制政权,民族革命可以战胜殖民列强。

  文明史观是价值立场,战略史观是分析框架。坚持文明进步的立场标准,以战略分析的眼光去看待历史。理解了这个,我们再回头来看本书对史料的选择、分析和评价,也就一目了然了。

  传统意义上的唯物史观也是战略性的,我们的战略史观本身也是基于唯物主义的,也可以叫做加强版的唯物史观。具体名字倒无所谓,双方的关键区别在于如何看待经济基础决定论。正如我们前面指出的那样,经济基础决定论只能解释人类历史的一部分重大事件,而不能解释全部重大事件,它只在一定条件下——也就是暴力水平和生产能力一致的时候——是有效的。当暴力水平与生产能力不一致的时候,人类历史就到了大转折的关头,新的文明将会崛起,旧的文明将会衰落甚至毁灭。这样的大转折,是经济基础决定论所不能解释的,而且是直接与之矛盾的。

  本卷书的第五章,较为系统的解释了西方崛起的过程和工业革命爆发的原因。有些细心的读者显然已经注意到了,本书的解释脉络跟传统的基于经济决定论的解释模式存在重大差别。经济基础决定论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看得极为重要,而忽视了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这两个核心驱动力,也因此忽视了独立于生产能力的暴力在文明崛起中的重大作用。这样,经济基础决定论就自然的去强调,英国发生了圈地运动、欧洲出现了工场手工业这些纯粹生产组织的内容,认为这些事情,是驱动工业革命发生的根本性原因。受此思想影响的其它观点还包括,公司制度的出现或信贷扩张是工业革命发生的主要原因、全球市场的需求拉动是工业革命的主要原因等等。

  本书则并未把这些东西当成重点,尽管在总的工业革命路径图中,这些全都被视为工业革命发生的原因之一。但它们跟王权专制制度一样,主要还是欧洲在“补课”,不算是欧洲超越中国等其他文明的创新。

  在战略史观分析框架中,欧洲崛起最先是由意识形态驱动的,也就是驱动十字军东征的“基督教文明共同体意识”。十多万人在共同意识的驱动下前往东方(还有西方的伊比利亚半岛)拼死作战,以独立于生产力水平的暴力击退了伊斯兰世界的进攻,又正好赶上伊斯兰世界分裂衰落的历史机遇,从战争中得到了阿拉伯文明积累的科学技术知识和反宗教的理性意识形态。我们在介绍十字军东征的时候说“一切文明的崛起,最先都是从基于共同意识的牺牲开始的。”这句话不是煽情,而是从战略史观的分析框架中推理出来的严肃史学结论。中国近代的复兴崛起,从落后挨打积贫积弱到主权独立经济腾飞,不也是最先从基于共同意识的牺牲开始的吗?南宋亡于蒙元以后,明朝的建立和复兴,不也是从基于共同意识的牺牲开始的吗?“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古希腊科学理论和其它文明的科技成就传入欧洲以后,才点燃了文艺复兴之火。航海技术的进步,推动了全球海洋殖民网络的形成,全球市场的出现本质上是技术驱动的,而不是商业创新驱动的。诸如工场手工业这种东西,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了,汉朝时候汉武帝之前的私营冶铁工场就有几百人的规模了。明朝中后期,在纺织业、冶金业和榨油等食品产业中,都很早就有了较大规模的雇佣制手工工场。一个景德镇就聚集外来务工人员数万人。所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就是雇佣工人来干活吗,有什么特别稀奇神秘的呢?这种生产方式,汉、唐、宋、明都有,它是城镇经济和手工业经济繁荣之后的必然产物。欧洲中世纪太落后,没有出现过城镇和手工业经济的繁荣,所以欧洲的思想家们觉得稀奇,对此大谈特谈。中国没有爆发工业革命是因为中国的有钱人想不到雇人干活儿?想不到钱多了可以拿去放高利贷?不可能的。

  中国古代的大一统王朝,很早就建立了大一统市场,实现了市场经济的高度繁荣。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完善的金融网络、庞大的市场、手工业雇佣关系,全都有,但为什么爆发不了工业革命?有人就开始拿虚无缥缈文明基因说事儿。

  中国古代没有爆发工业革命的直接原因,主要还是科技水平没有发展到位。

  我们在第五章详细的回顾了瓦特发明改良蒸汽机的过程。从发现空气的存在,到在实验室中算出大气压力,到发明活塞,到写出波义尔定律,到发现比热容公式,到造出蒸汽机模型,到冶金铸铁技术成熟,到金属加工切削的镗床被发明出来。欧洲人用了两百多年才走完这个过程。而他们这两百年的路程,是建立在从东方得到了人类古文明的几乎全部科技成就的基础上的:航海技术、造纸术、印刷术、农耕技术、抽象科学的理论框架等等。这些东西,靠工场手工业和信贷扩张,是搞不定的。科学技术有独立于经济需求的发展规律。科技往生产过程转化固然重要,科技本身的发展水平更重要。

  某些社会制度可以刺激技术进步,但技术进步最核心的动力,还是的人类好奇心。科学技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通过一代一代科学家的传承,在按照自己内在的规律进步着。单就生产组织与科学技术的关系来看,科学技术是原初动力,生产组织以及围绕生产组织形成的诸多经济制度只是反作用力。

  文科生要想代替理科生来推动历史进步,那是很难的。

  工业革命是人类文明的伟大飞跃,人类经过几千年的农耕时代,几千年的技术积累,才发展进入工业时代。中国在农耕时代经济最繁荣、技术最先进,但在人类古代文明积累到快要爆发工业革命的时候,掉队了,特别是在古希腊抽象科学理论刚刚传入的时候,就被北方蛮族给灭了。所以,近代落后了,这不是很正常嘛,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认真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我们很快就能追上来了。

  不受暴力活动干涉的纯粹生产过程——包括科学技术改进和市场经济活动,是人类社会的共性特征,是超越东西方文明差异的。科学由好奇心驱使,市场经济由物质利益驱使,都直接来自于人类本能。在没有破坏力参与的情况下,科技水平会不断进步,生产分工、商品交易、雇佣关系都会自发的形成,企业家精神和劳动者创新会自然涌现,生产组织形式会不断得到改进。在这些方面,东西方文明没有区别。

  中断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因素是一定意识形态控制下的暴力行为,包括上层阶级依靠国家暴力支持剥夺中下层、获得超过其贡献的财富,也包括强大的外敌入侵,还包括西欧中世纪在基督教这种反科学意识形态统治下对科学和商业活动的限制打击。正义的底层革命或民族革命则是以暴力中断非正义暴力的运用,让生产发展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而促进生产能力跳跃式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科学创造,比如古希腊科学思想传入欧洲,以及牛顿力学、麦克斯韦方程、爱因斯提相对论的诞生等。

  中国古代的大一统会促进技术进步和市场经济的繁荣,雇佣生产关系和货币借贷会自然而然的发生发展;欧洲在其世俗化民族国家形成发展过程中,也伴随着工商业的繁荣,在这方面东西方文明并无重大差别。导致近代东西方大分流的核心原因主要是两个,一个是中国的发展被暴力打断了,一个是欧洲获得了古希腊人创造的抽象科学理论体系并由此引发了近代科学革命。

  除了这两个最重要的差异以外,推动工业革命的另一个重要动力是基于民族国家和海权国家意识形态的对外战争。欧洲在工业革命之前,消费品的生产能力并不怎么样,它自身工场手工业的那点能量根本不可能让欧洲超过中国、印度、奥斯曼土耳其率先爆发工业革命。在生产能力方面,重要的还是战争带动的军事产业,以及通过战争掠夺而来的财富资本。战争带来的资本和战争推动的技术进步,是工业革命爆发原因中仅次于科技进步的重要原因,比圈地运动和工场手工业的出现重要的多。

  从战略史观的角度来看,中国近代失败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发展出来工场手工业,不是因为中国的有钱人想不到雇佣工人来干活和开银行挣钱——也就是所谓的没有资本主义萌芽——这些东西中国古代全有。主要原因是由于理学意识形态的僵化和统治阶级腐化的双重影响,导致我们的军队战斗力崩溃,在生产力水平远远超过满洲和欧洲的情况下,在陆地战场上,失败于野蛮民族;在海洋战场上,放弃了对外扩张。失败于野蛮民族,经济基础被摧毁、意识形态倒退;放弃对外扩张,没能彻底引进消化抽象科学理论体系,没有发展起来基于海洋航行和战争的军事产业体系,这才是真正的原因。
图五 战略史观下中华文明近代衰落的主要原因示意图

  从战略史观的角度来看,中国要从近代落后挨打的境地下重新崛起,首先应该干什么呢?是学习西方发展工场手工业,建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都不是。首先是要在战场上打败西方侵略者,要在生产能力落后、生产方式落后,武器水平也落后的情况下,通过建立新的意识形态来指导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军事组织,将中国人民团结起来,突破经济基础的制约掌握更强的暴力来获得国家独立。这个新的意识形态,就是毛泽东思想;这场战争,就是中国革命和朝鲜战争。

  第二步,也不是发展工场手工业,而是赶紧建立自己的科研体系、军事工业体系和重工业体系。还有就是利用暴力夺取的国家政权,清算近代腐朽的统治阶级、清算理学思想意识形态,进一步巩固军事胜利的成果。

  第三步,在暴力问题和基础科学底子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以后,再让生产活动回到自然状态——搞市场经济,发展一般消费品的生产能力。在此过程中,不忘武备,不忘基础科研。

  欧洲崛起的历史,就是这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中国要崛起,也得这么来。这是战略史观下,文明崛起的一般规律。

  [1]文明史观最初产生于启蒙运动时期,是西方史学研究中影响力颇大的一个派别。20 世纪上半叶,有汤因比、斯宾格勒为代表的历史学家也用这个史观来解读历史。其基本观念与本书的历史观有很多相通的地方。但本书关于文明史观的阐述完全出自作者对文明和进步的理解,与西方文明史观无直接联系,在写作本部分内容的过程中也没有参考西方文明史观的专业文献。

  [2]钱乘旦,《历史学研究离不开“体系”》,观察者网专栏

  [3]钱乘旦,《充满推理、想象的历史学还算历史学吗?》,观察者网专栏

本帖子中包含更多资源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账号?立即注册

x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立即注册

本版积分规则




QQ|手机版|小黑屋|大参考 |

GMT+8, 2024-5-3 15:16 , Processed in 0.140639 second(s), 14 queries .

 

Powered by 大参考 X3.4 © 2001-2023 dacankao.com

豫公网安备41010502003328号

  豫ICP备17029791号-1

 
快速回复 返回顶部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