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鹏：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三卷）中华民族的苦难沉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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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山文祸：重启文字狱

　　尽管康熙对太子的教育如此煞费苦心，但皇太子最终还是没有教育好，至少是肯定没有达到康熙的期望。

　　到了1708年，康熙四十七年，这个时候三藩之乱也平定了、台湾也收复了，连葛尔丹也死了十年了，政权稳固、天下太平，康熙对汉人的嫡法这类东西也就不太上心了。这年九月，在带领诸皇子外出巡视和围猎的过程中，他突然宣布废掉太子胤礽，而且也没有随即册立新太子。这就恢复了清朝不立太子的老传统。

　　废太子后三年，1711年，康熙又把消失多年的“文字狱”也捡了起来，围绕戴名世《南山集》兴起大狱，撕下了最后一张对待汉族知识分子的温柔面纱。

　　所谓“文字狱”，就是从文人们写的文章里边挑毛病，如果发现有怀念明朝、同情抗清斗争或者讽刺清政府的文字，那就是大逆不道的罪状，抓起来轻则流放充军，重则杀头甚至灭族，非常残酷。是满清统治者控制人民思想，维护专制统治的一大法宝。

　　清军入关以后，顺治年间，就搞了好多文字狱，像什么函可《变纪》案、毛崇悼刻坊制艺序案、黄毓祺诗词狱案、冯舒《怀旧集》案、张晋彦诗序案等等，案犯也基本都被流放或者杀掉。

　　顺治皇帝非常看重当年那些反对多尔衮继位、坚持必须立皇太极的儿子当皇帝的索尼、鳌拜等人，认为他们是真正的忠臣，死前就让他们当了顾命大臣。康熙继位时才六岁，朝廷决策都由顾命大臣决定。索尼年老，不太管事，朝政大权落入鳌拜之手。鳌拜是武将，尸山血海里杀出来的功名，在收拾知识分子方面下手尤其狠毒。康熙刚一继位，就闹出来一个庄廷鑨的《明史》大案。浙江富商庄廷鑨在他主持修编的《明史》中，把南明的历史也当成明朝历史讲，还用的是南明年号，没用清朝的年号，还讲了不少满清大屠杀的黑历史，结果被人告发。清廷一口气杀了七十多个参与此书编纂的文人，连带着刻板的、校对的、贩售的也一块儿杀了，数百人被株连流放。

　　登基八年后，十四岁的康熙擒拿顾命大臣鳌拜，夺回实权，开始亲政。四年后，三藩之乱爆发，康熙立太子、设南书房、开博学鸿儒科、颁《御制日讲四书解义序》，竭力拉拢汉族士绅，“文字狱”自然也就跟着放松，言论出版自由的尺度搞得相当大。顾炎武在诗文集中记了庄廷鑨《明史》案，又记录了自己如何以死相拒参与官修《明史》。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说，“华夏”和“夷狄”是“天下之大防”。“夷狄”乃“异类”，“歼之不为不仁，夺之不为不义”——这简直在公然号召汉族人民起来造满洲的反。而顾炎武和王夫之的著作都在这段时期结集出版了。

　　还有在政治上极为敏感的、记述明清换代历史的著作，如季六奇的《明季北略》、《明季南略》成书于康熙十年（1671年），温睿临的《南疆逸史》成书于康熙四十年（1701年）。这些书也都顺利出版，没有遭到“文字狱”迫害。

　　宽松的政策一直持续了数十年，是清朝中前期思想文化最为宽松的时期。康熙皇帝也因此在文人中间赢得了“圣天子”的美誉。大家觉得坏事都是大奸臣鳌拜干的，皇帝绝对好皇帝。

　　不过，等到三藩平定、葛尔丹败亡之后，康熙对汉族文人的态度就没那么和蔼可亲了，戴名世《南山集》的案子一报上来，立刻就下令严查，而且亲自调阅戴名世的《南山集》，给案子定了性。

　　《南山集》里边有一些怀念明朝的内容，放在之前的宽松时期，完全不会有问题，但皇帝翻脸要严查，那就没有道理可讲，刑部立刻开始抓人拷问，数百人因此下狱。

　　审查的结果，自然是写这种文章的人罪大恶极、丧尽天良、死有余辜。作者戴名世被判凌迟处死，其他相关人员如给文集作序的、印刷的、推广的等等，或斩首、或流放东北为奴，妻女也一并为奴，总共牵连了三百多人。

　　康熙同意审查结论，但为了表示皇帝的仁慈，所有案犯降一级从宽发落：戴名世凌迟改斩首；其它从犯原来判处斩首的，改为跟妻子儿女一起流放东北，给披甲人为奴；原来判处流放的，改为就近给旗人为奴。

　　“南山案”标志着清廷开始重启文字狱工具来对待汉族士人，思想文化专制政策再次加强。从康熙晚年到他的儿子雍正皇帝，再到乾隆皇帝，文字狱之风将越刮越烈。康熙只是开了个头，真正大规模的文字狱，还要再等几十年。等到清军彻底消灭准格尔汗国、解除了来自西北方的威胁之后，才由康熙的孙子乾隆来放手发动，那时候的中国文人才能真正体会到什么叫腥风血雨、斯文扫地。

　　摆在老年康熙面前最大的难题，仍然是太子的废立和继承人的安排问题。这将耗尽他晚年几乎全部的精力。对付不满满清廷统治的文人，可以简单杀掉了事；但对付那些想当皇帝的亲儿子们，却要麻烦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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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九龙夺嫡

　　根据康熙的说法，废太子的导火索是因为他疼爱的皇十八子因病早夭，令他非常悲痛，其他皇子也都很悲痛，唯独太子却一副无所谓的态度，完全没有一点兄弟之情。在遭到康熙斥责以后，毫无悔意，竟然还顶嘴，回到自己的住处后大发脾气。康熙就新账老账一起算，多年以来对太子的种种不满彻底爆发，痛下决心把他给废了。

　　康熙总结胤礽的恶行，首先是穷奢极欲、生活放纵；然后是脾气暴躁，喜欢殴打虐待身边的侍从，甚至有一些王公大臣也被他羞辱殴打过。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第三条：私自结党，觊觎皇位，特别是在最近这一次巡视围猎过程中，经常在晚上到皇帝的帐篷外窥视偷听，图谋不轨。康熙甚至担心自己的人生安全也随时会出问题。

　　当然，这都是康熙自己说的，真假难辨，外人无从知晓。

　　——明朝皇帝要想废太子或者立一个不符合嫡法的儿子当太子，那是千难万难。明代宗朱祁钰想把在土木堡之战中被俘虏的明英宗朱祁镇的儿子朱见深废掉，立自己的儿子当太子，跟大臣们讨价还价折腾了很久，大臣们死活不同意，就是废不了。最后皇帝开了个脑洞，派太监给内阁和六部的大臣们行贿送礼。虽然钱不多，大臣们一看这成何体统？皇帝向大臣行贿？说出去丢国家的脸面，再闹下去不知道还要搞出啥荒唐事儿出来，没办法才同意了皇帝的要求，把太子给换了。一百五十年后，朱见深的孙子的孙子万历皇帝不想立长子，想立自己宠爱的郑贵妃生的小儿子为太子，东林党就死活不同意。这帮人有理学思想护体、江南豪强撑腰，刀砍不进水泼不进，威逼利诱统统不管用。最后皇帝认输，只能立长子为太子。

　　到康熙这里，根本不跟大臣商量，直接在狩猎途中把大家召集起来发个通知就可以了。大臣们只能大眼瞪小眼——几十年的嫡长子太子啊，国之储君，啥具体罪状都没有，也不经过有司审理搞点证据或口供出来，说废就废了？

　　康熙可不管这些，发完通知以后，就下令把胤礽监禁起来，并由长子胤禔负责监管。

　　然而，康熙还是低估了这一决策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随着四十七年九月太子被废，诸皇子中潜伏已久的权力野心随即浮出水面，令康熙有些措手不及。

　　最先露头的是长子胤禔。康熙将废太子交给胤禔临时监管，让他以为这是要立自己为太子的暗示，按奈不住内心的冲动，不断以汇报胤礽的情况为由到康熙面前试探口风。康熙痛恨他野心膨胀，当面予以痛斥，把众皇子召集起来申明绝不可能立胤禔为太子。

　　胤禔可能确实是脑子不太好使，见自己没有希望，就想再拥戴一个新太子，自己也能沾点光。皇八子胤禩（音：四）在高层中间颇有声望，对胤禔也积极拉拢。胤禔自作聪明，跑去跟康熙说：“著名相术大师张明德给胤禩相过面，说胤禩有大贵的面相。”希望以这种鬼神之事打动康熙，立胤禩为太子。又说：“父皇如果想杀掉胤礽，不必亲自动手。”

　　这完全是在给胤禩帮倒忙。康熙一听就火了——原来胤禩也在结党图谋太子的位置，而且这么快就把胤禔也拉入伙了。他立即下令去把张明德抓起来审问明白。经过调查，张明德不仅说过胤禩要大贵的话，还曾建议胤禩谋杀胤礽，并表示自己认识一些武林高手，可以随时待命，只不过被胤禩拒绝。

　　谋害太子是谋逆的重罪，张明德被凌迟处死。胤禩知情不报，也被康熙当众训斥。

　　胤禔连续两次愚蠢的举动，给了废太子翻盘的机会。皇三子胤祉（音：只）和皇四子胤禛一直跟二哥胤礽关系不错，没有很大野心，如果胤礽顺利继位，他们也能跟着沾点光。若是换个比他们年轻的太子，说不定将来反受猜忌。胤礽被监禁后，老是托人给康熙带话喊冤。康熙烦了，就说以后谁也不许再给胤礽带话。胤礽知道了，就说再带最后一句：“父皇说我的各种错误，我都承认。但说担心我谋害他，我确实没有动过这个心思。”胤禔当然拒绝转达，但胤禛认为这句话意义重大，坚持要去汇报。康熙听了之后很高兴，说胤禛做得对，应该转达。

　　这句话很关键，大大的改善康熙对废太子的态度，当时就下令解除胤礽的镣铐。同时也让胤禛在康熙心目中留下了注重兄弟感情、遇事知道轻重的好印象。

　　废太子后一个月，十月十五日，跟太子关系最好的皇三子胤祉发动反击，向康熙举报：胤禔有“厌胜”之举。

　　胤禔可能早就跟胤礽有过什么无法和解的过节，所以一再想谋害胤礽。他的方法也很弱智：找了个喇嘛叫巴汉格隆的，用“厌胜法”诅咒胤礽早死。也就是在一个小木头人身上，写上胤礽的名字、生辰八字等信息，心口和头部钉上钢针，偷偷的放到被诅咒者的居室内，然后喇嘛日夜念经做法。据说这样，过一段时间后，被诅咒者就会疯疯癫癫，不治身亡。

　　胤禔找的这个喇嘛以前还给胤祉提供过服务，向胤祉透露了这个消息。胤祉立刻就向皇帝汇报了。宫廷侍卫们去胤禔和胤礽的住所搜查，当真搜出来不少厌胜道具。这下康熙可算是知道他的宝贝儿子们有多能耐了，下令革除胤禔的王爵，并把他圈禁起来。

　　康熙比较迷信，各种忌讳讲究特别多。他的这些儿子们名字都比较奇怪，尽是生僻字，什么“禵、祉、禩、禛”之类的，不仅不好认，连读音都分不清，就是因为康熙一定要所有儿子的名字里边都带福字旁“礻”，含有祭祀、祈福的意思。此外，他还要求皇子们不得在给大臣延请医生救治的折子上署名，以免给皇子们带来疾病。杭州织造孙文成有一次因为误把请安的奏折同奏报普陀寺长老病故的折子放在一起，就被康熙痛骂一顿，为此还把折子撕得粉碎，不留痕迹。苏州织造李煦也曾把请安折子和提督病故的奏报混在一处，也被康熙骂了一顿。胤禔用相士的说法来推荐胤禩，就是看准了这一点。

　　“厌胜”这个事儿爆出来后，康熙心里就犯起了嘀咕：看来胤礽荒淫暴虐的举动事出有因，说不定就是被胤禔的法术给整的。第二天，就召见了胤礽和皇八子胤禩，说自废太子以来发生的事情都不要再提了，都过去了，胤礽解除监管，迁至咸安宫安养。

　　大臣们看到皇帝对废太子态度有所转变，就有人秘密上奏请求复立太子。十一月初八，康熙对此提出警告，叫诸大臣不要妄自猜测投机，讨好胤礽，立谁为太子完全“在朕裁度”，臣下不得干预。

　　可是，仅仅过了六天，十一月十四号，康熙突然又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把文武重臣召集起来，让大家推荐太子。

　　这个弯儿拐的太急，大家都有点猝不及防：这不刚警告过我们不得干预吗？莫不是在考验我们有没有听话？纷纷说：“此事非人臣所宜言。”不敢表态。

　　康熙信誓旦旦的说，众爱卿不用担心，除了被圈禁的皇长子胤禔，诸皇子都可以随便推举，我绝不追究责任。又拍着胸脯保证，谁得到的支持最多，我就让谁当太子——“众意属谁，朕即从之”。既然你们觉得当场表态不太方便，那就回去花点时间仔细思考，过两天每人写个推荐名单来看。

　　这番鬼话骗过了不少大臣，把大家争权夺利的心眼激活了：关键时刻，如果能推举一个对自己有利的皇子当接班人，那可是好处大大的啊！大学士马齐最积极，跑到内阁，对另一位大学士张玉书说：“众议欲举胤禩”，意思就是要众人保举皇八子。内大臣鄂伦岱、理藩院上书阿灵阿、户部尚书王鸿绪、工部右侍郎揆叙等暗中商议，在手掌上写“八阿哥”三字到处给人看。经过这样一番串联，最后送到康熙面前的推荐名单，几乎全是写的皇八子胤禩。

　　康熙立刻就翻脸了，明确告诉大家：胤禩绝不可立！转而怒斥胤禩到处妄博虚名，把皇帝的恩德据为己有。

　　从推举事件的前因后果来看，康熙搞这次民意测验——准确的说是“官意测验”——并不是真的想让大家推举优秀皇子，而是想对各个皇子拉帮结派的情况做一次摸底。摸底的结果让康熙确信，胤禩结党的情况比他想象的还要严重。

　　十一月二十九日，康熙再次召集众皇子开会。开会的主题只有一个，就是继续痛斥胤禩。他声色俱厉的告诉儿子们：皇位不是可以随便窥视的。胤礽被废以后，大家就都说胤禩好。春秋大义，人臣不可谋逆，逆则必诛。胤禩奸柔成性、狂妄自大，怀有想当皇帝的野心。对此我早就一清二楚。他结党营私，阴谋夺嫡，现在已经全部暴露。

　　随后，下令锁拿胤禩，严加议处。

　　这番话激起了与胤禩关系最铁的皇九子胤禟和十四子胤禵的不满。胤禟对胤禵说：事到如今，你我还不说话吗？

　　胤禵年方二十，平时最受宠爱，听到此话，就对康熙说：八阿哥没有此心，我们愿意为他担保。

　　康熙想不到儿子们还敢当众跟他顶嘴，火气更大了：你们指望他日后做了皇帝，给你们封个亲王吗？我看你们是梁山伯的义气！

　　胤禵不服，抗言申辩。康熙怒不可遏，拔出腰刀说：我看你是想死！

　　皇五子胤祺跪着上前抱住康熙的腿，其他皇子也跟着磕头请求饶过胤禵。康熙扔下腰刀，操起侍卫手中的板子开始打胤禵。胤禟过来劝阻，也挨了两巴掌。最后，康熙下令将胤禵打二十大板，将胤禟和胤禵一起赶出乾清宫。紧接着，又削去皇八子胤禩的贝勒爵位，废为闲散宗室。保举胤禩最积极的大学士马齐被撤职拘禁，王鸿绪被责令退休。

　　杀鸡儆猴之后，康熙放出狠话：今后谁敢保举胤禩的，有一个杀一个。

　　康熙之所以如此大动肝火，是因为胤禩确有结党夺嫡的重大嫌疑。这次朝堂抗辩的主角皇九子胤禟和十四子胤禵就是“八爷党”的核心成员。

　　康熙曾长期以允禩为界，将八皇子以上皇子，视为年长皇子；将九阿哥以下，视为年幼皇子。康熙四十二年后，皇帝外出时，必指定部分皇子留守京师，综理政务，相当于代理皇帝。现存满文档案显示，在四十八年以前，只有皇八子胤禩以上才会有此机会。满清宗室的爵位分为八等，其中前三等属于高级爵位，分别是亲王、郡王、贝勒。到康熙四十七年，贝勒就只封到了胤禩。此时，皇九子胤禟及以下都自认不可能成为太子。胤禟和胤禵就团结在对他们最好的八哥胤禩周围，为其谋求太子之位而共同努力。

　　胤禟是皇子们中间的“首富”，最爱敛财，善于在灾荒时期囤积居奇哄抬物价，也喜欢向地方官员敲诈财物或者收钱办事儿。这些钱就拿来为胤禩提供财政支持。连胤禩找道士来相面或者算命的钱都是胤禟代付。胤禵年少聪颖，骑射功夫一流，在诸皇子中最为得宠，从小康熙就喜欢带着他围猎巡游。他就负责在皇帝面前替胤禩说话，党同伐异。

　　胤禩天生的善与人结交，一开口就让人如沐春风那种。他跟胤禟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敲诈勒索之类的坏事儿都让胤禟去干，自己拿着胤禟的钱做好人。王公大臣们的亲信手下个个都得了他的好处，自然天天在主子们面前说好话。

　　还有几个皇子也参与了“八爷党”，如十皇子胤？，但政治能量较弱，非核心成员。

　　这些情况，当时康熙只能说是有所察觉，未必完全掌握。不过，他有一点很清楚：胤禩在办理各种政务的时候，喜欢迎合讨好王公大臣，表现出宽容仁慈的作风，这是胤禩能够赢得大臣们集体推荐的主要原因。

　　废太子后，康熙将处理废太子随员的工作交给胤禩办理。前内务府总管凌普是废太子乳母的丈夫、“太子党”核心成员，长期仗着太子权势横行不法，跟想要讨好太子的各种势力利益往来很多，如果深挖，涉及的面会很广。胤禩为收买人心，就包庇凌普，准备草草结案。这就让那些通过凌普结交太子的大臣们松了一口气，纷纷称赞八阿哥贤明。

　　这种事情，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调查清楚，然后交给皇帝决断，皇帝想株连就株连，想放过就放过，所谓恩威出于主上，绝不应该自作主张。一般来说，在查清案情的基础上，还要故意把罪定的重一点，让皇上可以开恩减刑，把严酷的责任揽过来，把仁慈的名声归于主上。审理戴名世《南山集》案的时候，刑部就是这么办的。

　　康熙看清了胤禩的动机，当时就说：“八阿哥到处妄博虚名，凡朕所宽宥及所施恩泽处，俱归功于己，人皆称之。[1]”因此特别反感胤禩，决心掐断他当太子的念想。

　　康熙这个决定应该说是正确的——皇位继承人决不能靠讨好大臣来获得政治资本。皇帝要对天下国家负最终责任，是官僚权贵集团的最终监督者，在打击贪污腐败、结党营私、谋逆作乱等方面须要下得了重手。能够站到皇帝面前的高级官员个个都是人精，每人背后都有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让他们投票选主子，什么贤能、英武之类的理由都是借口，核心还是利益。好说话、易通融的皇帝才符合大家的共同利益。在共同利益面前，大臣们罕见的消除政治成见、打破满汉隔阂，一起给胤禩投票。

　　经过投票测试和朝堂抗辩事件，康熙深刻体会到立储问题处理不慎可能带来的危险。他熟读中国历史，对齐桓公死后诸子争位、秦始皇死后李斯假传圣旨谋害长子扶苏、隋文帝病危时被太子杨广害死、李渊被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逼迫退位等事件了如指掌。这些事情现在似乎随时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这令他不寒而栗。他说，如果处理不好，等他死了，这些儿子们就要学习齐桓公诸子，把父亲的尸体放在皇宫内，然后穿上盔甲、拿起刀枪争夺皇位。又说，胤禩的党羽“阴险至极，即朕亦畏之”。甚至怀疑自己能否善终，说：如果有一天，皇子们中间有“行同狗彘之阿哥”，为了讨好八阿哥胤禩，发动兵变逼迫我传位于胤禩，那我就只能含笑自杀，也绝不会传位给他。[2]

　　这些话充分说明，康熙已把形势估计得非常严重。外戚、贵胄、朝臣都卷入了进来，随时可能爆发非常事件。这其实应该怪康熙自己：废太子过于仓促武断，才有这一场政治危机。为快速平息事态，他决定把胤礽重新立为太子。因为，不立太子，结党夺嫡的事情就压不下去；立胤禩又绝对不可接受；立其他儿子，一方面自己也没有拿定主意，一方面也难以服众。胤礽被“厌胜术”所害，说不定还能恢复正常。

　　胤礽复立，首先要感谢他大哥胤禔的智商不怎么在线，其次要感谢胤禩在政治上不成熟，过早暴露野心。这对他来说是一次机会，历史上被废掉的太子还能够复立的实在是不多。但胤礽好像真的着了魔，丝毫不知悔改，以前怎么干现在还怎么干，照旧纠集党羽、扩充实力、打击异己。至于骄奢淫侈、贪渎财货，一样也没有改。还派家奴到富庶省份，向地方官索要贡物和美女，稍微不能满足他的要求，就向皇帝诬告，要求处罚。

　　康熙表面上对太子的行为予以容忍，暗中加强对太子言行的监控，出巡围猎等都把他带在身边，不再像以前一样让他留守处理政务，以防不测。

　　这样坚持了三年多，康熙准备成熟，于五十一年十一月，再次把胤礽给废了，“太子党”再次遭到清洗。亲太子的步军统领托合齐下狱死，死后挫骨扬灰，不准安葬。托合齐死后，这一关键职位由隆科多继任。

　　有了三年的缓冲期，第二次废太子没有再发生比较重大的政治风波。康熙也想明白了，下定决心不再立太子，一方面耐心观察选择合适的继承人，另一方面，在几个主要的潜在候选人中间“搞平衡”，不让任何一个皇子的势力过大，以免威胁自己人身安全。这种状态持续了十年，直到六十一年他去世为止。

　　康熙去世之时，长子胤禵和八子胤禩早被夺爵，二子胤礽被废且处于圈禁状态，这三个明显不具备继位资格。皇六子、十一子已死。老五、老七、十二子这三个一直淡泊名利，没参与什么政治斗争，也没啥势力，康熙晚年没给他们安排过什么政务活动，不可能被康熙列入候选范围。剩下的被封贝勒以上爵位的皇子还有老三、老四、老九、老十、十三和十四子。

　　其中，老三胤祉跟太子关系好，一直被视为太子党成员。康熙第一次废太子的时候专门把他从北京招到行在，说：“胤祉平日与胤礽甚相亲穆，所以找胤祉来者，因有所质问。”后来他举报胤禔厌胜，也算是坐实了支持胤礽。胤祉汉文学修养很高，还喜欢研究历法，主编了《古今图书集成》，跟汉族知识分子关系融洽，但在军政圈子里边没啥势力。以康熙的执政思路，不大可能选中一个汉化程度高、文人气质重的儿子继位。康熙晚年，一直在安排他编书，有时也会派胤祉和四皇子胤禛参与各种重要政治活动，一般都是以胤禛为主、胤祉为副。老三落到了老四后边，不像是要让他继位的合理安排。

　　老九胤禟、老十胤？和十四子胤禵都是铁杆的“八爷党”成员。胤禩被夺爵后继位无望，胤禵因最受康熙宠爱，逐渐成长成为新的核心。老八、老九、老十共同支持胤禵继位。以“大将军王”的旗号征讨准格尔部，是胤禵可能继位的强烈信号。

　　十三皇子胤祥是四皇子胤禛的小弟，从小在胤禛身边长大，一直跟着四哥混，不太显山露水。

　　这样算下来，可能被康熙选中继位的就只有四皇子胤禛和十四皇子胤禵了。

　　在这两人之中，康熙临死前到底选择了谁呢？根据各种史料，无非是以下这么几种可能。

　　第一种，胤禛害死康熙篡位。民间传言“圣祖皇帝（康熙）在畅春园病重，皇上（胤禛，雍正皇帝）进献了一碗参汤，不知何故，圣祖皇帝就崩了驾，皇上就登了位。”[3]

　　这种说法不太可能。康熙处心积虑不立太子，在皇子间搞平衡，就是为了防止被谋害篡位。病重时刻，一个有继位可能的皇子进献人参汤，他应该不会不认真检查一下就喝下去。对胤禛而言，进献参汤下毒，康熙喝不喝、怎么喝都不是他能控制的。有可能不喝，也有可能被查出来有毒，那就是谋逆大罪，一家老小必死无疑。反之，他不下毒，获得皇位的可能性也有，说不定还大些。胤禛理智正常，毫无理由要用不可控性这么高的行动来拼命一搏。更何况这种说法只是民间传言，没有证据。

　　第二种，隆科多假传圣旨。康熙本来说传位给十四皇子胤禵的，隆科多直接就去找胤禛告诉他皇帝已经死了，赶紧进宫继位。这种可能性也很低。

　　隆科多可以算是胤禛的“舅舅”。因为胤禛是虽然是德妃所生，但由康熙的第三位皇后佟佳氏抚育，算是皇后的养子。隆科多是佟佳氏的弟弟。舅舅支持侄儿继位，似乎理所当然。

　　但隆科多同时也是佟国维的儿子。投票选太子的时候，国舅爷佟国维并没有投票支持自家外孙，而是力挺皇八子胤禩。胤禩被夺爵后还坚持上书为胤禩说好话，为此遭到康熙训斥。胤禵是“八爷党”力推的皇位候选人，隆科多如实传旨让胤禵继位，照样有他的好处。我们甚至可以推测，康熙在二废太子后选择隆科多担任步军统领、九门提督这个关键职务，就是考虑到他在胤禛和“八爷党”两边都有出路，不会轻易投靠某一方。

　　其实，不管谁继位，当康熙把传达遗命的任务交给他的时候，无论遗命是胤禛继位还是胤禵继位，隆科多作为继位合法性的证明人、传达人，都一定会被新皇帝记一大功，重重有赏，政治地位大幅度提高。

　　有研究者认为隆科多在康熙死前就跟胤禛搭上了手，加入了“四爷党”。这个论断的史料证据不足。即便真如此，他也不会是“四爷党”核心成员。真正的铁杆四爷党，都是所谓“藩邸旧人”——在胤禛府上中给他当过奴才那一群人。他们跟胤禛十多年甚至几十年的主奴情分，出去做官也要依靠胤禛在背后支持，利益捆绑紧密。与这些人相比，隆科多只是一个“外人”。

　　隆科多出身高贵，祖先跟着努尔哈赤创业，世代皇亲国戚。姐姐当皇后，收养了一个皇子，这对他来讲是个普通寻常的事儿，不必着急攀龙附凤。他之前跟胤禛交往并不密切，反倒是跟老大胤禔关系不错。就算临时加入“四爷党”，最多不过是为未来打点基础，对胤禛的忠心有限。甚至可能是他在伺候康熙的过程中，明确观察到康熙已经选中了胤禛为接班人，再去投靠的。

　　总之，从各个角度来看，隆科多都没有必要吊死在胤禛这跟绳子上，积极主动冒抄家灭族的风险，假传圣旨、帮助胤禛篡位。

　　最重要的是，康熙并非猝死，从发病卧床不起到去世最少有三天的时间，中间头脑清醒，还在不断的召见臣僚和口述旨意。从生病记录来看，应该是感冒。六十九岁的老年人死于冬季流感很正常，死前他应该有充足的时间安排后事。如果想传位给胤禵，那么就会发明旨，招胤禵从甘肃返回北京。这就需要内阁拟旨，然后兵部驿站传送，有一套规范的流程。康熙如果着急办，最多一两个小时就能办完。隆科多不是内阁大学士，也不是兵部尚书，不可能一手遮天阻挡圣旨传达。

　　——既没有强烈动机，也没有足够的权力，隆科多假传圣旨之说很难成立。

　　第三种，就是康熙的遗命确实就是传位给胤禛，隆科多也就是老老实实的传达康熙遗命而已，因为这是他最正确而又最安全的选择。这应该与历史事实最为相符。

　　康熙是个绝顶聪明而且精通权谋的皇帝，当了六十一年皇帝，对中央机构运转方式了如指掌。他晚年两废太子、十年不立太子，把立储问题当成头等大事。最后关头用什么方式传位，他有十年的时间反复思考。只要不是心脏病突发或者被谋害这种意外死亡，他一定知道该怎么办。

　　保障自己遗命准确传达并得到执行的方式，最合理的就是像胤禛后来回忆的：召集除胤禛外的其它几个皇子，说明他选中的继承人是胤禛。有这么多皇子做见证，皇子们之间势均力敌，互相掣肘，事情就不会改变。“八爷党”们就算不服，因为核心人物胤禵出兵在外，不可能发动兵变，胤禛就可以顺利继位。最后安排隆科多传达遗命，也就是个形式。有这么多皇子见证，隆科多没法假传圣旨。

　　传遗命的时候之所以只召见皇子，没有重臣，应该是为了避免出现鳌拜这种顾命大臣专权的情况。康熙在五十七年的自述中就讲过“唐太宗定储位于长孙无忌，朕每览此、深为耻之”。可见他早已决心不让储君的选择和重臣发生直接联系。隆科多只算亲近宠臣，不算朝廷重臣，可以调动禁军，但对大局无力掌控，由他来传达遗命，有利于继位过程不出乱子，又可以避免他以顾命大臣自居、干涉皇权，可以说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安排。

　　这中间唯一有些蹊跷的是：根据雍正回忆，康熙给诸皇子和隆科多讲完以后，又单独召见了胤禛，但没有当面告诉他已经被定为接班人，只是讲了讲自己的病情，说了些闲话。

　　为什么不当面说，一定要死后隆科多转达呢？好像不太合理。但也有可能是康熙觉得大事已定，该交代的都交代完了，人生最后时刻还想享受一些父子温情，不想谈政治。或者是有什么忌讳，什么“两龙不相见”之类；也可能是替胤禛着想——知道自己即将成为皇帝，又知道父亲即将去世，不知道是高兴还是悲伤，场面会比较尴尬，干脆就不说也罢。总之可能性很多，虽有些蹊跷却未超过合理的限度。胤禛的回忆总体来看是各种史料说法中最合理、最可信的一种。

　　[1]《清圣祖实录》卷234，四十七年九月辛丑条。
　　[2]《清圣祖实录》卷261，五十三年十一月甲子、乙丑条。
　　[3]《大义觉迷录》，卷3

大参考

　　八、择贤而立

　　胤禛被选为接班人，有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胤禛比胤禵年长且身份尊贵，轮序当立。皇长子被圈禁、二子被废、三子沉迷文学历法，接下来具备掌握帝国中枢能力和最有资格的就是老四了。胤禛由皇后抚育，身份尊贵，可以算是嫡次子。嫡长子被废，就该轮到他（康熙除胤礽外没有其他皇后所生的儿子）。老三胤祉是普通嫔妃所生所养，地位低于胤禛。康熙虽然可以不受嫡法约束，但汉族士绅毕竟势力很大，“以儒治汉”是基本国策，嫡法尊卑仍是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

　　十四子胤禵跟胤禛是同一个生母，由于没有皇后亲自抚育，地位也就差的很远。胤禛早早的就被封为亲王。而胤禵一直就是个贝子，连贝勒都不是。“大将军王”并非正式的王爵。一字王是亲王，二字王是郡王，“大将军王”是不伦不类的三字王，相当于郡王和贝勒之间的临时性爵位，出征的时候用一下，仗打完了，可以进爵二字郡王，也可能就撤销了。康熙就算不把汉人的嫡法太当回事，对满洲自己的宗室爵位制度肯定是上心的。如果要胤禵继位，至少早早的就该给个王爵或者贝勒才行。胤禛受封为贝勒是二十一岁，而胤禵三十二岁了还是个贝子，这个差异就很明显了。

　　第二，康熙跟胤禛的感情好。

　　胤禵很受宠爱，但胤禛也不差。康熙三十七年，废太子之前十年，分封诸皇子的时候，康熙点评过几个成年皇子，说：

　　“大阿哥养于内务府总管噶禄处，三阿哥养于内大臣绰尔济处。惟四阿哥朕亲抚育，幼年时微觉喜怒不定。至其能体朕意、爱朕之心、殷勤恳切、可谓诚孝。五阿哥养于皇太后宫中，心性甚善，为人淳厚。七阿哥心好，举止蔼然可亲。乃若八阿哥之为人，诸臣奏称其贤。”

　　这里没有提已经当了太子的老二。除老二外，只有老四是他和皇后亲自带大的，亲情自然与其他儿子不同。点评的话最长，用的词汇最好——“能体朕意、可谓诚孝”。

　　细看这一段评语，已经微微露出对老八的不满——“诸臣奏称其贤”——大臣们都说你贤明。这就有一点“我的看法现在不讲，我可未必这么看”的意思藏在里边。老五和老七，主要就是心好、人品不错，其它方面也没啥可说的。对老大和老三就没有评语，看起来不大上心。

　　整个评语，康熙显然最喜欢老四，其他皇子都差的有点远。就这样，胤禛还不太满意，上书说：父皇您说我小时候喜怒不定，可我现在都长大成年，已经学会稳重了。您这可是给我封爵的时候的正式评语，这个点评对我影响很大，请求把“喜怒不定”的说法删掉。

　　这就有点侍宠撒娇的味道了。康熙也立刻同意，在正式文件中删掉了这一句，只在《起居注》里边还记录着原话。

　　第三，胤禛既不是太子党，也不是八爷党。康熙两废太子、厌恶胤禩，对皇子们与二人结党的行为十分警惕。胤祉算半个太子党；胤禵、胤禟则是众所周知的“八爷党”。这三个人中其中一个当了皇帝，康熙对胤礽和胤禩的政治决定就可能会被推翻。特别是立胤禵，几乎可以肯定胤禩会得到重用，这显然是康熙不愿意看到的。胤禛跟两边的关系都不错，但不属于任何一党，最符合康熙的期许。

　　第四点，也是最关键的一点：胤禛的行事风格符合康熙对下一任皇帝的定位，符合帝国下一阶段的战略需求。

　　胤禛的作风跟康熙最讨厌的胤礽和胤禩正好相反。胤礽贪财暴虐，胤禛作风正派，没有劣迹。胤禩喜欢卖弄恩惠，博取宽仁的名声，胤禛处理政务的时候比较严厉，能够秉公办理，不怕得罪人。

　　一次，有个常在（低级嫔妃）去世，太监曹之璜在出殡过程中向官员勒索银两，没有得逞，就殴打抬夫，致使棺木落地。康熙让胤禛审理。胤禛给定了一个大不敬的罪名，把太监杀了。对此，他解释说，这是因为太监不法勒索钱财的事情很多，所以要用重刑，以儆效尤。

　　对待大臣，也是一样。康熙四十八年，他陪同皇帝出巡。途中康熙责备鄂伦岱等人结党。鄂伦岱是个纨绔子弟，仗着自己是国舅爷佟国纲（佟国维的哥哥）的儿子，世代贵族，对皇帝的警告不以为然。康熙特别生气，胤禛就在旁边说：“乱臣贼子，自有国法。若交与臣，便可即行诛戮！[1]”一开口就要杀皇亲国戚。这跟胤禩喜欢在皇帝面前替大臣们求情说好话形成鲜明对比。

　　康熙五十二年，顺治皇帝的惠淑妃去世，葬礼规格出了问题，被康熙发现，又让胤禛查办。胤禛很快就出了调查结论，说葬礼由工部和光禄寺负责，内务府也有参与，就把三个部门的一二把手全部牵连进来议处，让工部尚书、侍郎、光禄寺卿、内务府总管、署总管事等几个高级官员都挨了处分。这种出了问题就直接追究一把手责任的做法很能得罪人，但正是康熙认为皇帝应该具有的品质。

　　康熙在位六十一年，亲政五十四年，主要的精力放在了战争上。先是镇压三藩之乱，然后收复台湾、平定葛尔丹、打击准格尔，中间还在东北雅克萨跟俄罗斯打了好几次小规模的胜仗，签订《尼布楚条约》，割让了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承认俄罗斯占领西伯利亚的合法性、允许俄罗斯对华贸易，以此换取俄罗斯放弃对葛尔丹的支持。经过这几番收拾，国内国际的局势基本平定，国家的战略中心必然要从大规模战争走向内部治理。但不幸又发生废太子事件，此后也再没有多少心思能放到内政上。这就需要他的继承人来完成从征战到治理的战略转折。

　　胤禛年长稳重，有丰富的政务经验，一向主张以严刑峻法来整治贵族和官僚，显然是推动这一战略转型的最佳人选。

　　五十一年（1712年）以后，康熙对胤禛越来越信任，差使也越派越多。在登基六十年大庆时，他就派胤禛代替自己到盛京（沈阳）三大陵祭祀。盛京三陵，即爱新觉罗家族远祖的永陵、太祖努尔哈赤的福陵和太宗皇太极的昭陵，是大清王室的祖坟。康熙去世前，他又代父于冬至日到南郊祭天。这两次都是极其重要的国家大典，主持人一般来说只能是皇帝。可以奉派恭代的皇子，差不多已被暗示为储君了。

　　胤禛没有带兵经历，这对清帝国而言已不是一个问题。胤禵倒是一把打仗的好手。但到了大一统时期，并不需要让一位优秀的大将军来当皇帝。康熙将胤禵先后派往西藏和甘肃，是看中了他的的军事才能，但同时又派胤禛的“藩邸旧人”、铁杆心腹、小舅子年羹尧当四川总督和甘肃总督负责大军后勤，显然带有力量制衡的意思。胤禛继位后，胤禵想要造反也会被扼住咽喉，成功的希望渺茫。这种均衡的局面应该是康熙故意设计的，并明显的指向他有意让胤禛继位。

　　康熙受立储问题冲击很大。太子倾注了他不少精力和感情，十五岁出阁读书以前都是亲自教诲，“三藩之乱”期间还因为太子病重而七天不处理政务，亲自照料。太子被黜令其心血尽废，内心十分痛苦，为此还生了一场重病。晚年自述一生经历，他把四十七年废太子作为自己人生精力的最大转择点：“康熙四十七年，大病之后，过伤心神，渐不及往时。”[2]

　　皇帝是官僚贵族们的最后监督者。皇帝的弦一松，权贵们的腐化堕落就会无法遏制。康熙晚年的内政问题，比较突出的表现有三个。

　　一个是“火耗”等陋规加重。所谓“火耗”，就是一种附加费，借口碎银子收上来以后要重新融化、铸成大银锭，中间会有些损耗，所以原本交十两银子的税，要多收一定比例（比如百分之五）银子，用来弥补损失。真实的火耗微乎其微，基本都成了地方官员的“小金库”，一部分落入私囊，一部分用来给上级送礼。刚开始火耗比例只有百分之五左右，随着官员们的胃口越来越大，火耗比例就持续上升。康熙后期，火耗平均达到了正税的百分之三十到四十，最高的是河南地区，达到了惊人的百分之八十。这还是可以公开说的，真实执行的比例更高，有“（正税）一两有派至三两、四两、五两、六两以至十四（两）[3]”，加派比正税能多出好几倍甚至十几倍。更搞笑的是，征收火耗比征收正税钱粮还严厉，正税可以拖欠，因为是国家的；火耗不能拖欠，因为征上来都是官员自己的。

　　第二就是各地财政亏空严重。火耗收了很多，人民负担很重，国家的钱粮却总是被拖欠，或者被官员们以救灾等名义贪污挪用，因此账面上应该有的钱粮和实际有的钱粮就出现了巨大差距。财政危机也是一个王朝开始走下坡路的普遍表现，一般会带来剧烈的财税体制改革。唐朝的两税制、北宋的王安石变法、明朝的刘瑾变法和张居正变法，都是财政亏空压力下出现的。清查亏空成了康熙晚年最重要的内政活动，但大部分不了了之。在去世前的最后一年，康熙只能感叹道：“近见天下钱粮，各省皆有亏空。”普遍在几十万两的水平，最高的陕西则超过了百万两。省下面还有州县，也大部分亏空。此外还有税关亏空、盐课亏空等等，其中两广盐课亏空达到了一百八十万两。[4]

　　第三就是士绅利用特权转嫁税负问题突出。满清征服江南以后，对江南士绅征税是比较严厉的，比明末厉害多了。但三藩之乱爆发后，康熙开始以“宽仁”缓和满汉统治阶层的内部矛盾，政策就开始放松了。官员们在老家的亲属可以列入“宦户”、“儒户”，享有一定的优免钱粮和劳役的特权，但从法律上讲一般只限于直系亲属。实际执行过程中，他们往往不断扩大这种特权，把少交搞成不交，把七大姑八大姨统统纳入优免范围等等。这样，地方钱粮和劳役的负担就全部转嫁到了无权无势的平民头上。

　　以上这些问题，在汉朝、唐朝、明朝中后期全部出现过，都是一个王朝官僚体系腐化带来的必然现象。总的结果就是：政府没钱、人民穷困、官僚贪腐、权贵钱多地多不交税。

　　康熙中期，随着三藩之乱被镇压，“反清复明”的大本营台湾被收复，抗清斗争在高压下逐渐转入地下。此外，康熙也废除了一些带有强烈殖民性质的野蛮法令，主要是停止圈地和追捕逃人。这样，民间的反清起义就比较少了，国家进入一个相当和平稳定的时期——毕竟四亿人杀的还剩一个亿，有点骨气的基本都杀光了，剩下的都是有口饭吃就绝不会造反的“良民”。明末留下来的荒地多得很，可以养活四亿人的土地让一亿人来耕种，吃饭需求不难满足。

　　到康熙晚年，在官僚体系的压迫下，因为阶级问题而非民族问题导致的底层暴动开始不断出现了。

　　康熙五十年，江西永新县陈显五领导暴动，次年浙江沿海“海盗”不断杀死清军。五十六年，河南兰宜县、阌乡县发生暴动，湖广地区也有官员报告一次大规模的暴动在准备初期被发觉。五十九年，山东盐贩和农民联合暴动。同年，朱一贵在台湾发动农民起义并杀死总兵，称帝，有众数万。[5]汪景祺在《西征随笔》中记录，康熙年间，陕西“万泉令瞿某……私派扰民，聚数千人围城，斩关而入，焚其公堂”。

　　这些暴动都被很快扑灭，规模也不算大，距离帝国末期那种遍地造反的局面还差的很远，属于大一统王朝中期的问题苗头。

　　此时距离清军入关已经过去七十多年，创业者群体已经全部去世，连创业者们亲自调教出来的第二代也基本老去，第三代成为统治阶级的主体。中国古代一直有“富不过三代”的说法。第三代人的进取精神和能力水平比创业者都要差很多，到这个时候，贪污腐化的问题就会变得比较严重，王朝出现中期危机。但精英集团的腐化还不到无可救药的地步，健康力量仍然很强大，一般会出现铁腕人物来推动改革。跟立国一百多年甚至两百年以后的大变法比起来，这种改革比较容易取得成功，并推动国力进一步往上走。

　　汉朝在立国六十年后，汉武帝继位，然后就开始大搞酷吏政治，为打击匈奴和“昭宣盛世”奠定了基础。武则天制造告密箱“铜匦”鼓励人民上访的时间是公元686年，距离唐朝建立正好七十年，此后便开始大用酷吏整治门阀权贵，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基础。明英宗朱祁镇任用太监王振整顿官僚体系，距离明朝建国过去了也差不多七十年。由于“土木堡之变”，这场反腐风暴中断，三十年后再由朱祁镇的儿子明宪宗朱见深来任用太监汪直继续整顿，成效显著。新中国在十八大（2012）后掀起反腐风暴，距离建国也就过去了六十三年。基本上都是这个时间点。

　　对当时内政的积弊，康熙大体是知道的。但他老了，在政治决策上越来越趋于保守，精力也越来越差。“安静”、“宽仁”下的“不生事”，成为其晚年的基本执政方针，任何大规模的内政改革都被搁置不议。腐败、亏空、造反等奏章他都看到了，也批复了，但只追求把事情从表面上快速解决，眼不见心不烦就行，不想去探究背后的深层次矛盾，给自己找事儿。对高级官员的腐败行为，基本上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实在闹大了，一般都是罚俸或者降级，最多也就革职了事，并不会有更严厉的处罚。

　　康熙五十年三月，他就说：“兴一利，即生一弊。古人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职此意也。”又说：“治天下务以宽仁为尚。”到了五十六年，他又说：“为君之道，要在安静。”体现出比较典型的老年人心态。

　　但康熙毕竟在青少年时期就经历过鳌拜专权和三藩之乱的艰难时光，对政治军事斗争的残酷性心知肚明，知道这些话都是自欺欺人之言。五十七年的时候他颁下了一道圣旨，自述平生，算是一个正式的政治遗嘱。他说：儒家学者总把尧舜禹汤当成“无为而治”的圣君，但舜和禹都死在出征或巡视的路上，可见他们其实也很操劳，那种认为帝王应该“崇尚无为、清静自持”的说法根本就是立不住脚的。还有人认为，帝王应该总览大纲，不必管的太细。但朕并不同意这种观点。“一事不谨、即贻四海之忧；一时不谨、即贻千百世之患。” [6]

　　晚年的康熙，一方面理性的认识到国家问题繁多，帝王有责任下大力气去解决；另一方面又忍不住想从“清静无为”的论调中给自己的精力倦怠找借口。

　　最终，他把“清静无为”留给了自己，把整顿和改革的责任交给了四十四岁的儿子胤禛。

　　公元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胤禛在其父死后受遗命登基称帝，他把自己雍亲王的封号和名字中的“禛”合起来，定年号为“雍正”。胤禛，也就是雍正皇帝。

　　雍正继位，首先要好好的感谢一下隆科多，不仅任命他为总理事务大臣、吏部尚书，还用下圣旨的方式封他为“舅舅”。此后，雍正各种正式文件里边提到隆科多，都是“舅舅隆科多”。

　　这是在模仿康熙管佟国维叫“舅舅”的先例——康熙是佟国维的姐姐佟皇后所生，他的皇后又是佟国维的女儿，所以佟国维既是康熙的舅舅又是康熙的岳父。雍正以此来提醒大家：自己跟康熙一样，是佟皇后（佟国维女儿）抚育的嫡子，继位合法性不容置疑。

　　胤禵返回北京后，拒绝向新皇帝下跪，雍正也就以此为借口给了他个处分，让他到遵化去给康熙守陵。西北地区的兵权被移交给了年羹尧。

　　根据康熙生前的决策，雍正和策妄阿拉布坦达成了和议，大规模的西北战事结束。但曾随清军入藏的青海和硕特部右翼首领罗卜藏丹津不满朝廷的战后封赏，认为给左翼部落领袖的封赏太重，明显是在打压他在和硕特部的地位，就趁着西北地区撤军的空档，在青海叛乱。雍正把胤禵的“抚远大将军”头衔加到年羹尧头上，命他和参赞大臣岳钟琪一起带兵平叛。年羹尧和岳钟琪很好的完成了任务，只用七个月就彻底镇压了这场波及整个青海的叛乱。

　　这一仗如同一场及时雨，证明了胤禵在西北的军功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新皇帝只需派一个总督出马，照样解决问题。雍正在批示报捷的奏章中把年羹尧夸上了天：“不但朕心倚眷嘉奖，朕世世子孙及天下臣民当共倾心感悦。若稍有负心，便非朕之子孙也；稍有异心，便非我朝臣民也。”

　　——内有禁军首领隆科多，外有抚远大将军年羹尧，雍正把核心兵权掌握好，皇帝的位置算是坐稳了。

　　[1]《雍正朝起居注》，三年二月二十九日条。
　　[2]《清圣祖实录》，五十六年辛未。
　　[3]《李中丞遗集》卷三，《请澄清吏治疏》。转引自冯尔康《雍正传》。
　　[4]刘凤云，《康熙朝的督抚与地方钱粮亏空》，《清史研究》2009年第三期。
　　[5]冯尔康，《雍正专》，78页，人民出版社。
　　[6]《清圣祖实录》，五十七年辛丑。

大参考

　　九、雍正革新

　　雍正当皇帝，自诩最大的优势就是当了几十年的皇子，经常参与各种政务，但又不是储君，可以冷眼旁观，对官场上的各种“潜规则”了如指掌。他自谦的说，自己各方面都不如先帝，唯一的优势就是对“下情”的了解比七岁就当皇帝的父亲更深刻。所谓“朕在藩邸四十余年，凡臣下结党怀奸、夤缘请托、欺罔蒙蔽、阳奉阴违、假公济私之习，皆深知灼见”。

　　对帝国体制的弊端以及解决方案，他早就有了一套很系统的想法。所以，刚把皇帝的位置坐稳，就迫不及待大刀阔斧的干起来。

　　雍正的改革措施，核心有那么几个关键词，在历史上都是叫得响的：皇帝专权、铁腕反腐；清理亏空、高薪养廉；摊丁入亩、追缴拖欠。

　　先说皇帝专权，这是他推动改革的“顶层设计”。主要是两个，密折制度和设立军机处。

　　密折制度是清朝特有的。明朝的大臣们给皇帝上疏都要先经过内阁看过，内阁把处理意见附上一起送给皇帝，皇帝只要让秉笔太监照着抄一遍就行了。上疏和批复还要抄到邸报上，全国公开发行。涉及军事机密的不公开，但也需要大臣们看过，不能单独给皇帝一个人看。这对皇帝的权力是个极大的限制。清朝大臣可以向皇帝秘密上奏，但未形成制度。到了雍正这里，专门搞了个小匣子，把它发给谁，谁就有了“密折专奏”的权利。不仅总督巡抚有，好多重要地方的知府也有，此外还有皇帝的亲信，大约有一千多人可以向皇帝上密折。密折只能亲笔写，不能让别人代笔，写好以后放进匣子里贴上封条，由皇帝亲自拆开阅览。皇帝看后如有批示，也用这个匣子封好发回去。整个过程决不允许第三人看到匣子中的内容。

　　这种做法可以减少上书人的顾虑、鼓励大胆之言，皇帝的命令也可以高效传达执行，减少不必要的争议。更重要的是，它可以鼓励告密，避免臣下联合起来蒙蔽皇帝。总督无权知道巡抚给皇帝说了什么，巡抚也无权知道知府给皇帝汇报了啥。这比明朝的锦衣卫、东厂西厂还要厉害，告密者就是日常在身边工作的同僚或下属，而且直达皇帝，防不胜防。有密折专奏之权的高级官员，必须及时向皇帝交代跟自己有关的一切重要事务，因为身边随时可能会有人密折上奏，神不知鬼不觉的告发。

　　加强皇权的第二个办法是设立军机处、架空内阁。内阁制度是明朝留下来的，用人、办事都有好多老规矩，指挥起来很不方便，办公地点还在皇宫外边，皇帝传个话都得太监跑半天。搞个军机处，代替内阁职能，设在皇宫里边，紧靠皇帝寝宫养心殿，确保吃饭睡觉之余都可以随叫随到。大臣们到军机处办公算兼职，由皇帝临时从各部们抽调，不涉及品级和职位的变更，用起来也方便。

　　这两招都有利于皇帝集权，同时也极大的加强了皇帝的工作量。特别是密折制度，没有经过内阁筛选和批注，那就只能自己读自己批。这个工作量就直追朱元璋废除宰相、没有内阁的那段时间了[1]。雍正也就和朱元璋并列为中国古代皇帝的两大劳模[2]。

　　康熙帝喜爱出行，巡视围猎之类的活动很多。雍正当了皇帝后，把这些全停了，往后余生，就天天窝在皇宫里批奏折，哪儿也不去。每年只有自己过生日的这一天休息，每天睡觉不足六个小时，剩下的时间几乎全在批奏折。自谓“各省文武官员之奏折，一日之间，尝至二三十件，多或至五六十件不等，皆朕亲自览阅批发，从无留滞，无一人赞襄于左右。”

　　十三年之间，雍正光批示就写了一千多万字，每年一百万字，每天三千字，比我用电脑写这本书还快。

　　跟朱元璋一样，雍正也以对功臣重臣下手比较狠而出名。

　　最先被雍正拿来开刀的，就是为他坐稳皇位立下大功的“藩邸旧人”年羹尧。

　　雍正原本很器重年羹尧，把西北和西南地区的军政事务悉数交给他办理。陕西、甘肃、四川的官员任免都由年羹尧说了算，让年俨然成了“西北王”。

　　除了西北西南的事以外，很多关系全局的国家大事，雍正也会咨询年羹尧的意见。如需将陕西官员调往他省，还会问“你舍得舍不得？”，“据实情奏来，朕依尔所请敕行”。四川陕西以外官员的使用，也经常征求年的意见。青海平定之后，雍正招年羹尧进京，期间与总理事务大臣马齐、隆科多一同处理军国大政，俨然成了总理事务大臣。至于各种赏赐恩荫，就更不必说。

　　这些不仅是对年羹尧功劳的奖赏，也是雍正的自信，认为年羹尧跟了自己几十年，对其才能和忠心了如指掌，可以放心。在密折中，他对年羹尧说：“朕不为出色的皇帝，不能酬赏尔之待朕；尔不为超群之大臣，不能答应朕之知遇。”又说，咱们要一起成为君臣知遇的“千古榜样人物”。颇有点“与君共勉”的意味。

　　不过，就好像李善长辜负了朱元璋一样，年羹尧也辜负了雍正。他在西北任人唯亲，结党专权、排斥异己，又大开贪腐之门，勒索纳捐人员额外银24万两、补缺官员感谢银40万两，虚假报销四川军需银160万两、加派银56万两、西宁军需银47万两等等，此外还收受各种请托贿赂，并包庇家人亲信违法贩卖私盐私茶、木材、马匹等等。向跟他平级的督抚、将军等发公文，一律用令渝的格式，俨然上下级关系；西北地区的蒙古部落首领，朝廷会封一个公爵或王爵以示羁縻，在名义上级别比年羹尧高，见了年也得下跪；他给别人的东西，叫“赐”，别人给他送东西，叫“恭进”；吃饭叫“用膳”、请客叫“排宴”……都是皇帝对臣工的这一套讲究。俨然就是西北的皇帝了。

　　年羹尧的种种不法行为，逐渐传到雍正耳朵里。

　　对于是否要严肃处理年羹尧，雍正后来回忆说：我辗转反侧，帝王诛戮功臣的事情历史上很多，人们总说这是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但如果为了保全功臣的虚名，我就对年羹尧违法乱纪予以宽容，则“废常典而亏国法”，将来如何惩罚其他违法犯罪的官员呢？[3]

　　雍正对年羹尧寄予过极大的期望，所以一旦失望之后，处理起来也相当冷酷无情。雍正三年四月，年羹尧被调离西北，担任杭州将军。在皇帝的示意下，各大臣纷纷弹劾举报年羹尧的不法事迹。经过审理，定了几十项死罪，年羹尧先被革职，后被勒令自杀。长子年富被处斩，十五岁以下的儿子被充军。本人及二子家产被抄没，共计一百五十万两收归国库，用来弥补陕西省历年的财政亏空。父亲、兄弟等近亲属担任文武官员的，均被革职。一些亲信党羽也分别被处以死刑、流放。西北地区的“年党”被一扫而空。

　　接下来挨整的是舅舅隆科多。隆科多也是恃宠而骄，干了一些贪赃枉法的事儿，而且还预先转移家产到亲友和西山的寺庙里——他知道雍正好抄家，想提前准备好退路。这事儿被雍正知道了，更加下定决心进行处理。隆科多的情节比年羹尧轻一些，被“永远圈禁”，相当于无期徒刑。没有彻底抄家，只是查出来贪赃受贿数十万两，从家产中追补。长子被革除了爵位，次子被罚往东北充军。圈禁一年多以后，隆科多死于禁所。

　　上台三年，就干掉协助自己登基的两大功勋柱石，雍正整顿吏治的魄力可见一斑。

　　年隆二人是皇帝主抓的典型，而对全国吏治影响最广的，则是清查亏空。

　　雍正正式继位前，内阁草拟了一份登基诏书，照例大赦天下，其中就有赦免官员亏空的条文。雍正直接就给删了。登基一个月后，即下令户部清查全国钱粮亏空。之前康熙也查亏空，但各级官员总各有各的托词，不是救灾就是失火，或者支援边疆军事行动等等，康熙总是表示理解、一再予以蠲免。雍正深知这里边的门道：用一点正经开销掩盖大部分非法的挪用贪污，细查起来费时费力，最后总是不了了之。他的办法就是“一刀切”：不接受任何借口，只要亏空就是非法的，必须在三年内填上，填不上就从重治罪。

　　怡亲王胤祥和隆科多奉命查办。雍正对胤祥说：你要是查不清楚，我就另外找人来查；再找人来查也查不清楚，我就亲自来查。

　　胤祥不敢怠慢，查出来户部亏空二百五十万两。雍正责令历任户部尚书、侍郎、司官、部吏分担其中一百五十万两的赔偿，另外一百万两再由户部逐年填上。清查当中涉及到贵族和高官的，也绝不轻饶。康熙第十二子胤裪为了弥补亏空，被迫变卖家产；十子胤？赔了几万两银子之后声称没钱赔了，雍正就下令抄家。

　　中央查完，就查地方。凡是查出来亏空而责任人填不上的，就一律抄家。雍正元年，被抄家的地方要员就有：江苏巡抚、山西巡抚、湖广按察使、江苏织造、湖广布政使、河道总督等。雍正抄家总是一抄到底，先抄衙署，再抄原籍老家，还陪不完的就抄宗族亲戚——因为贪官往往转移家产或者为亲戚提供好处，所以要承担连带责任。有官员不能完成亏欠而自杀，雍正说，畏罪自杀是牺牲自己而“留财货为子孙之计”，更要严审其家属，抄家决不能因为自杀而停止。

　　清查亏空过程中涉及到贪污的，一经告发，就立刻革职离任。因为如果把贪官留在任上弥补亏空，他就会拼命勒索百姓钱财来填上，所以要先离任再赔钱。

　　雍正三年，湖南巡抚报告说，该省官员已经被革职了一大半；雍正十年，直隶总督李卫报告说，全省县级以上官员，在任超过三年的寥寥无几，主要原因就是被撤职的太多。估计雍正追查亏空撤职的官员数量，应该可以追上朱元璋“明初三大案”杀掉的官员数量了。

　　由于抄家力度大，雍正得了个“抄家皇帝”的外号。民间打牌，也多了一种胡牌的方法，叫“抄家胡”。所以隆科多要提前转移家产，也实在是被雍正抄家的气魄给吓到了。

　　抄家、革职、杀头，这些传统反腐败的招数都用上了。此外，雍正还搞了一个前无古人的治吏新模式：耗羡归公、高薪养廉。

　　所谓“耗羡归公、高薪养廉”，就是把火耗这种在正税之外官员们私自加派的附加费，变成正税的一部分，然后用它来给官员们发“养廉银”。

　　雍正认为，这样干的好处，一方面可以降低老百姓的负担，火耗的征收比例可以摆在明面上讲，比官员们私自加派的比例要低一些。第二个方面，火耗都是下级向上级一层一层“上贡”的方式，在官僚体系内部分配的，下级给上级送火耗银子，上级就有责任保护下级，自然就是官官相护、层层包庇。国家把火耗收上来，统一发放，那就是朝廷的恩典，上级就不欠下级的人情，可以秉公办事。

　　第三个方面，就是可以高薪养廉，让清廉的官员也有一笔合法可观的收入，不会因为清廉而穷得有失体面，也就可以起到鼓励为官清廉的作用。

　　明清两代，官员的法定俸禄水平是差不多的，跟唐宋比起来都差的远。这是朱元璋开的头，因为他是贫农和乞丐出身，在他看来工资够一家人吃饭穿衣就应该满足了。不过我们在第一卷也算过账，朱元璋定的工资水平在明初其实还算合理，县令的收入可以比得上富农或中小地主。后来是因为通货膨胀，工资却长期保持不变，到了明朝中后期才变得确实很难养活一家老小了。像海瑞那样的清官只能天天吃素，还得自己在衙门后院种菜，衣服也破破烂烂，到市场上买两斤猪肉都会成为新闻，确实有失体统。明朝中后期到清朝，火耗等陋规收入已经成为皇帝默许的官员合法收入，只要不在这之外再去贪污受贿，就算是清官了。

　　清初的法定俸禄水平比朱元璋定的标准还要低，官员收受陋规自然很快就变得极为普遍。

　　雍正把这一套“潜规则”变成了“明规则”。“养廉银”的标准定得很高，县令的法定年薪只有四十五两银子，大概也就相当于今天四五万块钱，但养廉银的标准是：发达地区一千两，云南贵州甘肃等落后地区也有五六百两银子，相当于年入五六十万到一百万，而且还是税后。知府的年薪是一百零五两，养廉银则是两千两；巡抚的年薪是一百五十年，养廉银高达一万两，相当于一千万元了，绝对是高收入。总督年薪一百八十两，养廉银则在一万五到两万之间，经济最发达的江南地区，总督养廉银高达三万两。

　　耗羡归公的银子，除了用来发养廉银，还可以结余一部分拿来给地方政府当办公经费。

　　耗羡归公以后，官方公开征收的火耗比例比之前私自征收的下降了大约一半。这在短期内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官员们的实际收入，从明面上来看，应该是下降了。雍正元年，山东巡抚黄炳就向皇帝报告说自己一年收的陋规是十一万两，改革后山东巡抚的“养廉银”只有一万五千两，缩水百分之八十多。

　　当然，这只是理论上。

　　没有证据表明，有了“养廉银”后，官员们就不收陋规了，或者说，他们的实际收入就真的下降了。我们有理由相信，在短期内，这确实起到了鼓励清廉风气、降低老百姓负担的效果。但它跟历史上所有的反腐败制度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快失效。

　　在“火耗归公”和“养廉银”制度实施后三年，山东省官员被告发还在继续收陋规。雍正下令把山东巡抚黄炳革职，并让他的亲信大臣田文镜去审理此案。田文镜审查发现：山东全省依然陋规盛行，是普遍现象而不是个人违规，不过把火耗改了个名字，叫杂费。比例倒是降低了，只有百分之三，一千两银子加收三十两。

　　最晚到乾隆中后期，也就是改革之后三四十年，就可以非常确定，官场风气已经完全恢复到雍正改革以前的状态，甚至更糟。“养廉银”制度在清朝被永久保留了下来，大家拿着高额的工资，继续该贪污贪污、该腐败腐败。这跟宋朝的时候给官员发高工资并未能有效遏制腐败是一样的。

　　还有就是，养廉银只限于地方主官，具体包括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学正、道员、知府、知州、同知、通判和县令[4]，其它的政府职位就没有养廉银。具体办事儿的低级官吏收入水平保持不变，依旧没法养家糊口，所以该怎么收黑钱还继续干，养廉银对他们没有影响。京城的官员没有养廉银，雍正给他们发双俸，也就是工资加倍，跟养廉银比起来差远了，京官主要收入来自地方官员送礼的陋习也没有改变。雍正的“高薪养廉”，只在重要节点上改善了一些问题，未能深入和涉及全局。

　　很显然，官僚体系的腐化问题不是依靠高薪可以解决的，严刑峻法依旧必不可少。雍正在清查亏空的时候喜欢抄家，但对于非亏空的贪腐问题，抓的并不太严。从现存史料来看，雍正年间真正因为贪污而被从重治罪的官员很少，主要还是以罚款为主，交不够罚款的再抄家革职就到头了。跟康熙相比，雍正对贪腐行为的打击无非就是罚更多的款、抄更多的家、撤换更多的官员。[5]尤其是在雍正三年，制定了“退赃减刑”的政策，贪污行为只要把赃款全部退回来的，就可以减刑一等。由于可以查实的贪污款往往只占实际贪污数额的一小部分，这让官员们的贪腐风险得以大大降低。

　　火耗归公后继续收陋规的黄炳及其下属并没有受到更严厉的处罚。雍正阅读了田文镜的报告后，通令全国，严禁这种行为，警告如果再发生，一定会把违反的人“置之重典”——也就是“下不为例”的意思。

　　从后面的情况看，并没有人因此而被“重典”。一次圣旨警告就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不大，应该还是雍正一再手软的缘故。这就跟底层造反出生的朱元璋差的有点远。

　　当然，罚款、革职、抄家的威慑力也不小，雍正的改革对于提高官僚队伍的整体廉洁程度和办事效率，仍然发挥了很大的积极作用。拿他跟朱元璋比，那是很高的标准，跟一般的中兴雄主比起来，还是可以的，起码比王安石和张居正强多了。毕竟他是皇帝，而且是清朝的皇帝，宋朝明朝的皇帝和宰相加一块儿也没他权力大。

　　除了整顿吏治以外，雍正还把治理的范围扩大到整个绅衿阶层。对危害老百姓的势力，他认为有四个：贪官、劣绅、土豪、强盗，“此等之人，不能化导惩戒，百姓不获安生。”土豪和强盗都是犯罪分子，用酷吏收拾就可以了。对绅衿阶层就要麻烦一点，整顿措施主要围绕税赋公平来展开。

　　对士绅们滥用免税特权的陋习，雍正宣布革除一切“儒户”、“宦户”，差役的减免严格的只限于获得生员（科举秀才以上、国子监监生等具有做官资格的人）和官员本人，其家人亲戚一律不得减免。对之前以各种借口拖欠的钱粮，严加追缴，光一个苏州府就关了一千多人。之前拖欠的，一般的分十年补上。再有拖欠的，有功名的革去功名，超过八十两的，就要抓起来坐牢了。

　　影响更深远的改革则是“摊丁入亩”，也就是把丁税（人头税）并入土地税，不再按照人口户数收税，只对土地征税。这样，土地多的人就要多缴税，而没有土地的人就可以不交税，这也加重了绅衿的负担，降低了普通农民的税负。

　　“摊丁入亩”在中国税制改革的历史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不过意义也不宜过分夸大。

　　这个改革的起因是康熙晚年停止新收人头税，也就是所谓“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有些人为了夸大康熙的功绩，把“滋生人丁”四个字给删了，说他“永不加赋”。其实康熙只是不增加人头税的意思，不是永远不增加任何税赋。要说“永不加赋”，朱元璋才是真正的“永不加赋”，他宣布3200万石大米的收入足够政府一切开支，此后永远不再增加政府收入。此后两百多年，明朝政府的经常性收入从此就一直固定在这个数量上，只有在战争期间才会临时加派军费。万历崇祯时期的“辽饷”、“练饷”等加派，也是按照土地来分摊的，是农业税而不是人头税。

　　雍正的“摊丁入亩”，是在人头税总额已经固定死的情况下，把它平均分摊到土地上。就算没有雍正的改革，人头税也不会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增加了。它一次性的改变了中央财政的分摊方式，促进了税负公平，而长远影响则很小，并没有产生出来一种相比明朝和康熙时期具有革命意义的新税收体制。它对统计数据的影响倒是很直观：人口统计数量迅速翻倍。明末和清朝中期基本都是四亿人口加十多亿亩土地，但官方统计数据明末是一亿人口加十二亿亩土地——人少地多；而清朝中后期则是四亿人口加八点五亿亩土地——人多地少。“摊丁入亩”让人口数量变得真实，土地数量则在清朝长期保持不变。看来士绅们很快就学会了通过隐瞒土地数量的方式来逃避税收和转移税负。这也就是所谓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雍正在“摊丁入亩”之后还试图再搞一次全国土地大清查，并于雍正五年开始在四川试点。但遭到了士绅豪强的激烈反抗，垫江、万县等多地出现聚众反抗清丈的情况，雍正七年，准格尔汗国与清军爆发了新一轮战争，为拉拢士绅阶层，试点方案没有继续推广至全国。“雍正革新”也就跟着结束，实际上只持续了七年。

　　“摊丁入亩”之初，有督抚反对，说：今天把人头税并入土地税，将来肯定会再次开征人头税，而已经并入土地的人头税也不会再减掉，所以长远来看这种改革只会增加老百姓的负担。这跟“火耗归公”是一个道理：不准私征“火耗”以后，官员们就改收“杂费”，而且已经归公的火耗还要继续收。对此，明末清初的学者黄宗羲就总结过一个“黄宗羲定律”：每次税费改革都会把很多私派合并到正税，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大家就会有意无意的忽略新的正税其实包含了之前的各种杂项收费，又会用各种名义开征新的私派杂费，这样反而会增加人民的税收负担。

　　——从这个角度看，不管是朱元璋的“永不加赋”还是雍正的“摊丁入亩”，过了一段时间之后都会失去作用，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任何指望从税收制度上进行改革就能一劳永逸实现公平的思想都是虚幻的。税收改革的成果总会被统治集团的腐败堕落和财富精英的巧妙规避所消耗。所以，治吏永远比治税更重要。治财是标，治人是本。税制是这样，其它法律制度也是一样。法是死的，人是活的，指望搞一个完善的法律出来，就可以一劳永逸是不现实的。《荀子》所说的“有治人，无治法”就是这个意思。

　　不过，只要改革措施正确，短期内总会解决些问题。雍正“吏治+税制”的综合改革，提高了官僚体系的行政效率，在总体上不增加老百姓负担的情况下，大幅度的改善了国库收入，基本上解决了大规模财政亏空、钱粮拖欠的现象。康熙去世的时候国库只有八百万两银子，雍正上任第一年就给整到了一千七百万两，雍正五年则达到了五千万两。地方上也钱粮充足。为后来乾隆在西北地区大规模用兵、最终消灭准格尔汗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内阁是朱棣设的，主要原因就是无法跟他爹一样每天拼命批奏折
　　[2]其实崇祯更拼，不过他是亡国之君，工作量是刀架在脖子上逼出来的，绩效也很差，就不列入劳模评选范围了
　　[3]《雍正朝起居注》，三年七月十八条。
　　[4]后来乾隆仿照“火耗”改养廉银的办法，将军队“吃空饷”的陋规改为养廉银，范围限于武将主官。
　　[5]在著名历史小说《雍正王朝》一书中，作者二月河为了突出雍正铁腕反腐败，给他安了不少杀贪官的桥段，基本都是虚构。比如书中说首辅张廷玉的弟弟张廷璐因为泄露考题而被腰斩，其实张廷璐只是卷入监生罢考案被撤职，没过多久又官复原职，在雍正年间一直当官当得稳稳的，病死于乾隆六年。山西亏空案杀巡抚诺敏则完全子虚乌有。诺敏在康熙年间就去世了，当时的山西巡抚叫诺岷，负责在山西追查亏空，是他查别人的亏空而不是自己被查。诺岷在巡抚任上没有被处罚过。后来因病申请退休，雍正没有批准，只让他回老家休养。休养期间，被人弹劾，说：多年前，康熙皇九子胤禟的手下李大成殴打百姓，诺岷负责审理，故意袒护李大成。诺岷因此被免职，后于雍正十二年病故。我也一直不赞成读所谓的“历史小说”或历史影视剧，因为作者经常会在关键之处虚构瞎编，把读者搞迷糊。喜欢历史又喜欢小说的读者，可以读那种纯架空纯虚构的真小说，以及严肃认真的非小说，尽量远离那种把历史和虚构含糊的混到一起的东西。

大参考

　　十、皇权之巅

　　雍正的改革，基本上把当年王安石期望的“民不加赋而国用足”变成了现实，大体上取得了跟张居正改革类似的成效，甚至还要更好一些。整个改革过程也十分顺利，没有引发政局或社会动荡。作为一次由皇帝直接推动的改革，雍正也既不需要像汉武帝和武则天一样大规模任用酷吏，也无需像明英宗或明宪宗那样冒天下之大不韪重用太监，只需要在正常的体制中不断下达命令、任免官员，就可以贯彻自己的改革意志，剥夺官僚权贵集团和地方豪强的非法利益。

　　雍正革新能取得如此成效，跟清朝独特的政治格局密切相关。

　　我们在前面两卷讲过几个概念：第一，皇权来自于军权，对军队的控制是皇权专制的基础；第二、文武相互制衡有利于皇权稳固。换句话说就是：军队对皇帝忠诚度越高，皇权越强；官僚集团内部越分裂，皇权越强。反之，则皇权会被削弱。这两个规律在清朝都表现为有利于皇权，将皇帝的权力推到了中国古代大一统王朝的最高峰。

　　首先，清朝核心军事力量对皇帝的忠诚度极高。因为清朝是外族入侵政权，满洲勋贵内部十分清楚：必须保持高度的团结才能统治中国。满洲军事力量如果出现分裂内讧，必然导致满洲丢掉中国的统治权。康熙在内部讲话中就一再强调：我们能征服中国，就是因为汉人不团结，而满洲团结。

　　满洲要保持团结的第一条原则，就是完全向皇帝效忠，确保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一切行动听指挥。

　　在皇帝这边，他也清醒的知道，满洲武力是其权力的根本保障。像明朝和宋朝那种，皇帝信任文官超过武将，文臣们在儒家道学理学思想的指导下团结起来就可以压过武将集团的情况，绝不可能在清朝出现。康熙和雍正都讲过，八旗乃本朝的根本。清朝皇帝和军队之间的信任默契程度，大大高于宋明乃至汉唐。

　　——清政府军事独裁政权的色彩很浓。满洲军事勋贵们掌握着国家的核心权力，中央枢机是军机处而非内阁，地方上的最高大员为总督，是有军权的。总督往往由满洲军事勋贵集团的人物担任，通过密折制度直接向皇帝汇报并接受指令，不必经过文官内阁。汉唐的太守和节度使都有军权，宋朝取消节度使以后，地方政府就不再有掌握军权的大员了，明朝也是一样。在这方面，清其实和汉唐有类似之处：勋贵们的权力地位高于政府官员。只不过它的军事统治精英集团由外族入侵形成，文明程度落后，并且推行民族歧视和相关的思想文化专制政策，这让清朝在对外战争中的军事功绩可以比肩汉唐，但在内政治理方面和汉唐相比则呈现出高度僵化和保守停滞的特征。

　　此外，清朝的文武制衡格局也很稳固。汉人文化程度高，文臣中汉人较多；武将中满洲八旗占据绝对优势。这样，文武之间不仅有专业差异，还有民族隔阂，双方绝不可能团结起来对抗皇权。汉族文官们背后是士绅阶层，控制着国家税赋的主要来源。对蒙古、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的军事行动，只有得到来自江南地区的钱粮支持才能确保胜利。文官集团对满洲勋贵们也有一定的制约能力。

　　我们先从军事体制来考察满汉关系。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之前，清朝中前期的军事力量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八旗、绿营。

　　八旗军队分满八旗、蒙八旗、汉军旗。满洲和蒙古一体，待遇基本一致，占了八旗兵力的一多半。汉军旗人主要是在清军入关以前就归附满清的辽人后裔，入关后降清军功卓著的也有少量特批入旗的。两边俸禄水平一样，但一些特殊补贴往往就只限于满蒙八旗，比如婚丧嫁娶，满蒙士兵有补贴，汉军士兵就没有。汉军旗将领不能统领满蒙八旗，满蒙将领却可以统领汉军旗。

　　八旗入关的时候十万，后来发展到二十万，分为驻京的禁旅八旗和外地驻防八旗。其中驻扎在北京的十万，是最强核心。驻京八旗基本全部是满蒙士兵，汉军极少。这说明满洲统治者对跟自己利益捆绑最紧密的汉人也始终保持着警惕。后来，八旗人丁滋生太多，国家财力养不起了，从乾隆中期开始，朝廷就让一部分汉军出旗为民，把吃财政饭的位置留给满人。这里边也是体现的满洲优先。

　　驻防八旗也是十万，满蒙汉都有，分为三大分支：一支驻守东北地区，保卫满洲的老家，设盛京将军、吉林将军和黑龙江将军；一支驻扎在新疆蒙古西藏等边疆地区，包括伊犁将军、驻藏大臣等；一支驻扎在中原内地，用于控制汉族。东北驻防都是满洲兵，后两支为满汉混合。

　　中原驻防八旗主要分布在九个军事重镇，设九个将军——山西绥远将军、浙江杭州将军、江苏江宁将军、福建福州将军、湖北荆州将军、陕西西安将军、甘肃宁夏将军、四川成都将军、广东广州将军。其中杭州、荆州、西安，满兵多过汉军；广州和福州这两个最南边的地方只有汉军驻守——这可能是满人不习惯南方亚热带气候的缘故；其它地方基本上是满汉参半或者汉军多过满兵。

　　每个将军驻地大概有数千兵力，加上家属家奴就是几万人。在有旗兵驻扎的地方，主城里边还要再专门隔离出一个“满城”，修建高大坚固的城墙，专供八旗士兵及其家属家奴居住，生活与军事训练一体，汉民不得进入。西安满城占了主城墙内面积的百分之四十二，南京占了百分之二十。

　　图：西安满城地图

　　驻防八旗和驻京八旗都由国家财政全额供养，法定待遇一样，不需要也不准从事工商业等活动。但驻京八旗有入关时圈占的大量旗地，驻防八旗一般没有土地。驻京八旗生活保障程度大大优于驻防八旗。

　　绿营兵力总共有六十万，是八旗兵力的三倍，因为跟随八旗出征的时候用绿色的旗帜而得名。绿营士兵大部分是汉族，但将领大部分是满蒙旗人。根据兵部奏报，至乾隆三十八年，在直隶、山西、陕西、甘肃、四川五省副将至守备1826人中，满洲、蒙古在绿营者，已经超出原定额647名的一倍以上。据此推算，一千八百多个绿营将领中，满蒙人士至少占了一千三百个名额，比例超过70%。如果把汉军旗也算进来，八旗将领估计会占绿营守备以上指挥职位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它总体上就是一支由八旗将领指挥的汉族军队。

　　尽管如此，清廷对绿营仍不放心。为防止绿营威胁八旗军事优势，三倍于八旗的绿营兵力被大规模分散开来，确保他们除非得到中央的统一调遣，否则无法集中作战。绿营的驻地非常分散：一个营的编制在200人到1000人之间，每个营又分成几个“哨”，每个“哨”又分为很多个“汛”。营兵的实际驻地是“汛地”。一个汛地一般只有几十名甚至十几名士兵，跟现在的武警和警察局差不多。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溃》中说，在他见过的史料中，一个汛地最高人数为200人。总督、提督、总兵驻地的直辖部队称“标”，相当于总部，兵力比较集中，也就几百人的规模，不超过一千人。

　　绿营平时的主要任务是维护治安，镇压小规模叛乱，兼顾军事训练。遇到要打大仗的时候，再临时抽调集结，在满蒙将领为主的指挥体系下作战，战争一结束就再度分散。在待遇上，绿营也大大低于八旗。

表：清军普通士兵主要待遇等级对比

	出征行装银	阵亡抚恤金	攻城第一人赏银
驻京八旗	30两，不分骑步	150两，不分骑步，再给寡妇发放原俸禄一年。随军打杂人员满蒙100两，汉军70两。	府城500两，县城300两
东北八旗	20两，不分骑步
中原与边疆八旗	骑兵20两，步兵15两
绿营	骑兵10两，步兵6两	骑兵70两，步兵50两	府城250两，县城150两

　　资料来源：陈锋 《清代军费研究》（第二版），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跟绿营相比，八旗是国家花大价钱养着的精锐，虽然一代不如一代，战斗力不断下降，但除了三藩之乱期间，战斗力都大大高于绿营。康熙打击葛尔丹、胤禵进剿西藏和新疆、年羹尧镇压青海叛乱，真正的大仗硬仗都还是以八旗军队为核心去打的。绿营平时扮演治安部队的角色，战时只能起配合作用。

　　清朝皇帝的军权结构可以用下图来表示：

图：清朝军事组织结构图

　　这种根据民族和旗民的区分层层隔离的军事组织格局，保证了皇帝对军队的绝对控制。在这套体制下，满蒙将士、汉军旗人、汉族将士，彼此互相隔阂猜忌，没有皇帝的指令，不同的军队无法横向联合，也就没有任何一个军事将领可能掌握能够威胁皇权的力量。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隔离掣肘和一盘散沙有很大区别，因为它的层级关系很明确，有核心有外围。满蒙八旗的战斗力还是硬的，作为核心军事力量内部十分团结；汉军旗对皇帝的忠心也一支没有动摇过。正因为如此，清军才能在对外战争中一直保持着比较好的战绩。一直到1865年、清军入关后两百二十年，僧格林沁指挥的最后一支满蒙八旗精锐被捻军歼灭以后，清朝皇帝的权力才开始被逐步架空。

　　以上是军事权力格局。在行政系统内部，满汉分立的互相掣肘作为一种体制安排也广泛存在。

　　在中央枢机，顺治时期和康熙顾命大臣专权时期不用说了，权力尽在满洲勋贵；康熙亲政时期，其倚重的辅政大臣勒德洪、明珠、索额图、马齐等全是满人；雍正时前期是胤祥和隆科多，中期胤祥，后期鄂伦岱，尽是满人。期间有一个张廷玉是汉人，曾经担任内阁首辅、军机大臣，但并无个人政治势力，既没有提出过什么重大政策建议，也没有主持过什么具体工作。其当官的格言是“千当万当，不如一默”，也就是在讨论国家大事的时候永远保持沉默。他的职责就是把皇帝口述的命令变成正式诏书。在其晚年回忆录中回忆自己的工作方式：

　　需要拟旨的时候，就把我叫进去，皇上隔着帘子口述大意。我就跪着趴在地上开始记录，有时候也会给个茶几。写成草稿以后，当场递给皇上看。每天这种情况有十几次。[1]

　　雍正重用张廷玉是因为他每次写出来的诏书，都完美符合自己的真实意图，而且沉默寡言，能够保守机密。张廷玉的角色是首席秘书而非首席大臣。

　　在日常政务中，处理边疆地区事务的理藩院，权力完全由满人掌握。六部设两个尚书（部长）、四个侍郎（副部长），满汉各占一半，品级和职权一样。但主要决策都由满人尚书和侍郎决定，汉官主要就是负责执行而已。康熙在召集高级官员讨论的时候，都是让满官先发言，讨论完了之后再问一句：汉官有无话说？大部分情况是没话说，那就讨论结束，开始落实执行。

　　对满官和汉官的政见差异，康熙做过几次正式表态，他说：“满汉论事，往往不能和衷。汉官每谓满官偏执。若汉官肯实心为公，据理辩论，满官岂有不从之理？”[2]又说：“大小汉官，凡事推诿满官，事之得当，则归功于己；如事失宜、则卸过于人。至于入署，不待事毕，诿于满官，只图早归、宴会嬉游。不为国家尽力担当、料理公务。”[3]总之就是问题全都出在汉官身上，满官专权决策的地位得到了康熙的全力支持。

　　在地方上，康熙六年之前，督抚完全由旗人担任，六年之后开始任用汉人，但比例不高。“自顺治四年至雍正十三年，共九十二年，八旗人员之任督抚者，汉军则十居其七，满洲十居其三，蒙古仅二人”。八旗以外的汉人担任督抚的“十无二三”[4]，也就是不超过百分之三十。在地方大员上，汉军旗人占了明显优势。

　　基本上，当时的政治格局是：满洲人主要集中在军事要害部门和中央枢机，汉军旗人在地方驻防军队和封疆大吏中占据优势[5]，比如雍正时期掌管西北军政大权的年羹尧和他的接替者岳钟琪都是汉军旗人；旗外汉人在军队中只是在士兵数量上占优势，在政府中则主要担任低级官员或高级副手。

　　清朝中前期皇帝的军事和行政权力结构可以用下图来表示：

图：清朝军事与行政结构图

　　在这个权力结构中，皇帝的决策自由度极高。他们一方面坚定的依靠八旗勋贵，保证国家暴力机构的绝对忠诚；一方面又会经常利用汉族文臣来对勋贵们进行必要的打压制衡，给予某些汉臣以很高的待遇，赢得汉族士绅的经济支持。比如康熙就重用理学名士李光地，并暗地里授意他出面弹劾包括明珠在内的多名满洲勋贵。李光地死后，追封太子太傅、入祀贤良祠。雍正和乾隆也都重用擅长文秘工作的张廷玉，让他多次担任首席军机，死后还陪祀孔庙。

　　当打手、当秘书、当招牌，是满洲皇帝对汉族理学大臣的主要定位。满汉和文武两边势均力敌，皇帝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文武分立和满汉隔阂的多维度结合进一步加强了皇权。军权的核心在满洲，但汉人也掌握一部分军权；文官多汉臣，但满人中也有能干的行政高手。还有汉军旗人在中间作为缓冲。所以清朝满武汉文的关系也不是绝对的。这种多维度的交错，让官僚集团的内部斗争更加复杂，连小规模的团结都很难实现，也就无力对高高在上的皇权构成制约。

　　雍正革新能够如此顺利的推进，这就是最根本的体制原因。只需要他足够勤奋努力，改革思路清楚，愿意没日没夜的批阅奏章，整个体制就会按照他的意志去运转。他想收拾年羹尧就收拾，想整治满洲皇族勋贵就整治，想打击江南士绅就打击，想抛开内阁设立军机处就设立，被打击整治的势力都无法与其它力量联合起来对抗他的改革意志。

　　[1]“凡有诏旨，则命廷玉入内，口授大意，或于御前伏地以书，或隔帘授几，稿就即呈御览，每日不下十数次。”《澄怀园主人自订年谱》，卷2
　　[2]《清圣祖实录》，卷79，辛卯
　　[3]《清圣祖实录》，卷79，甲戌
　　[4]【清】福格，《听雨从谈》，卷3.
　　[5]这是乾隆中期以前的情况，汉军旗在满洲和汉人之间充当缓冲层次。随着时间的推移，满洲人口数量增加，汉族士绅势力崛起，夹在中间的汉军旗地位逐步下降。汉军旗人被大量强迫出旗，其中央和军事职位大部分被满蒙旗人填补，地方行政职位则被旗外汉人填补。到清朝后期，汉军旗的地位已基本可以忽略，八旗就意味着满蒙。旗民差异也就基本可以视为满汉差异。

大参考

　　十一、模范督抚

　　雍正改革能够取得成功，还有第二个重要的原因：新兴的满清统治集团具有积极向上的活力，同时，清末农民起义对腐朽的明末统治精英集团给予了猛烈的冲击。这一兴一亡之间，在雍正任人唯贤的人才路线下，八旗精英和汉族中下层中一大批优秀人物脱颖而出，为改革提供了新鲜的血液。

　　文明的先进程度和健康程度是两个不同维度的概念。明末的中原文明比满洲先进，但同时又比满洲腐朽，统治阶层结党营私、腐化堕落、不思进取，活该灭亡。若农民起义军可以取而代之，则新的王朝文明就可以既先进又健康。满清入主，那就只能是落后但相对健康了。

　　雍正年间，最受重用的大臣是鄂尔泰，姓西林觉罗，是血统纯正的满洲镶黄旗人。他在康熙三十八年，二十岁的时候通过科举获得了做官资格。这在文化水平总体落后且依赖特权的满人中间十分罕见，照理该一路飞黄腾达才是。但此后二十二年，一直没有得到什么要职。康熙六十年，已经四十二岁的鄂尔泰，在内务府员外郎（副厅级）的位置上停顿六年未有进步。他作诗感叹道：“揽镜人将老，开门草未生”，“看到四十尤如此，便道百年已可知”。

　　殊不知，在这感慨落魄的时刻，早有一位亲王看中了他，也就是雍亲王胤禛。

　　之前，胤禛找他帮忙办点人情事。这在普通人看来，正是攀龙附凤的好时机，不料鄂尔泰却直言拒绝，说：“皇子宜毓德春华，不可结交外臣”。如此耿直的得罪亲王，鄂尔泰仕途不顺的原因也就不难理解了。

　　因为这个事儿，雍正记住了鄂尔泰，刚一登基，就把他找来谈话，说：“汝以郎官之微，而敢上拒皇子，其守法甚坚。今命汝为大臣，必不受他人之请托也。”[1]

　　就这样，鄂尔泰时来运转，升任江苏布政使，再调任云南巡抚，雍正四年就当上了云贵总督，并且兼管广西，俨然“西南王”。鄂尔泰在任上果然奉公执法、不受请托。他在西南地区最大的功绩就是“改土归流”：把大量土司自治的少数民族区域改成了政府委任的“流官”直接管理的行政区。鄂尔泰以政治手段为主，辅之以坚决的武力镇压，经过多年努力，云南、贵州、广西的土司体制被完全废除，全部纳入州县管辖。相关经验后来陆续推广到四川、湖南、湖北等地。这也是雍正朝名垂青史的一件大事，对推动中国多民族国家的融合发展有重要意义。

　　雍正十年，鄂尔泰被召进京，封伯爵，越过张廷玉担任内阁首辅。鄂尔泰哥哥的女儿，由雍正出面做主，嫁给了怡亲王胤祥的儿子。雍正说：你鄂尔泰和胤祥是我最信任的两个人，你们为了避嫌很少有私下交往，如今奉旨联姻，以后就可以多多往来了。

　　雍正死时，鄂尔泰又被任命为顾命大臣，后来继续被乾隆重用，任总理事务大臣、军机大臣等要职，直到乾隆十年病逝。可谓善始善终。

　　鄂尔泰始终受到雍正的宠幸，其间秘诀，他对官场同僚说：“（皇上用人行政）无甚神奇，只是一个至诚……我辈身任封疆，只须实心实力为地方兵民计，即所谓酬恩……一切观望揣度念头皆无所用，一并不能用。”雍正得知后，大为感动。

　　——雍正曾经表示希望跟有几十年交情的年羹尧做千古君臣知遇的典范，可惜年羹尧未能正确理解雍正，恃恩枉法，终于身死名裂。但鄂尔泰与雍正非亲非故，却真正做成了千古君臣知遇的榜样，可知雍正对年羹尧所言非虚了。

　　另一个深受雍正重用的大臣是田文镜。

　　田文镜是汉军旗人。他的情况跟鄂尔泰很像，跟雍正非亲非故，没有交集，在康熙年间也一直不得志。他在康熙二十二年从九品县丞做起，在地方上干了几十年，最高当到了知州。四十五的时候调到中央当户部员外郎，跟四十二岁的鄂尔泰一个级别，但职位稍好。

　　不过，很快他就开始倒霉。康熙五十五年，中央派其巡视江南盐政。田文镜巡视的结论，认为盐商逃税现象严重，应该改革盐政、提高征税。这个奏议得罪了盐商利益集团。朝廷讨论的结果是田文镜的意见很好，但执行起来问题很多，把奏议冷处理，然后把田文镜调任内阁侍读学士——级别不变，从实权职位调到了研究职位。然后田文镜就在这个位置上呆了很多年，一直到康熙去世，他已经六十一岁高龄。这是一个应该等着退休回家养老的年龄。

　　雍正对田文镜巡视盐政的奏议印象深刻。雍正元年，有人弹劾山西巡抚德音隐匿山西的受灾情况，就又派他去巡视。田文镜回来后如实揭露了德音隐匿灾情的情况，雍正很高兴，罢免德音，让田文镜去当山西布政使，负责救灾。雍正二年，升任河南巡抚。

　　田文镜刚到河南，就赶上一桩棘手的大案。

　　当年，因为筑黄河堤防需要动用民工，河南封邱令唐绥祖制定了“士民一体当差”的政策，即按照田地数量来出工：每一百亩田出一个人工，凡有田者一律出工，绅衿也不例外。

　　命令一下，老百姓拍手叫好，因为地主和富户家的土地多，出工的人就多，普通百姓土地少，很多家才出一个民工。

　　这个政策遭到了当地士绅的反对。他们声称“征收钱粮应分别儒户、宦户”，强烈要求根据人数而不是田亩数来分摊差役。封邱生员王逊、武生范瑚等人拦截唐绥祖，要求改变政策。唐绥祖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家里能出秀才以上生员的家庭，一般都是乡绅地主。他们决定以罢考的方式反对士民一体当差政策。五月，河南省举行县试，河南学政张廷璐奉旨到开封监考，封邱众监生在考场上闹事。武生范瑚把少数应试者的试卷抢去，当众撕毁，以此表示对士民一体当差制度的抗议。雍正得知后，派钦差大臣沈近思前往河南，与张廷璐、道台陈时夏会同处理。

　　张廷璐、陈时夏、沈近思这三个人都是科举出身的汉族士绅，主张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来解决问题，他们在审理此案时不坐堂，反而与诸监生座谈，称他们是年兄，求他们赴考，认为只要考生们去考试，这个事情就过去了。

　　张廷璐是内阁首辅张廷玉的亲弟弟，背景非常深厚，一般人不敢得罪。但田文镜却力主严惩罢考者，上书弹劾张廷璐等人。雍正同意田文镜的意见，把罢考的主谋范瑚等斩首，将张廷璐和陈时夏撤职处理。这样，田文镜就把张廷玉为代表的科举士人集团彻底得罪了。但打击士绅特权的改革也因此推广了下去。

　　田文镜基本就是一个“孤臣”——除了对皇帝负责以外，其他概不卖账。山西、河南、山东等地被他参劾下台的贪官、庸官数以百计。年庚尧、隆科多权势正隆的时候，也在他这里碰过钉子，不管是“年选”还是“隆选”的官员到田文镜这里都吃不开，他们也对田文镜不满。有一次，田文镜弹劾地方官员贪污，涉及到户部，就连着户部官员也一起告发。总之就是从中央到地方、从满洲到汉人、从勋贵到士绅，各种势力全得罪了一遍。各方面弹劾田文镜的奏章像雪片一样的飞到雍正案前。

　　雍正不为所动，继续重用田文镜，让他从河南巡抚升任河南山东总督——这个职位以前没有，就是专为田文镜设立的，让他兼管两省清查亏空和摊丁入亩的改革。

　　田文镜后来也终于出了问题，未能像鄂尔泰那样善始善终。他以孤臣自居，行事逐渐走向极端，凡是对他政策的批评都被视为政治攻击，听不进各方面意见。雍正七年，河南发生灾荒，田文镜尚未知情的情况下，周边督抚就向皇帝报告了这件事。田文镜认为这是对他的新一轮政治攻击，同时也可能是士绅拒绝交税的借口，没有查清问题，就片面听取下属报告，一口咬定河南没有发生灾情，拒绝采取任何赈灾措施。

　　雍正经过调查，发现河南确实灾情严重，就另派户部侍郎王国栋前去赈灾。田文镜受到雍正责备，感到脸上无光，上奏祈求病退。雍正批准他离职休养，一年后又让他回任原职。雍正十年，田文镜再次因病请求退休，得到批准，不久去世。雍正下令把他埋葬在自己的皇陵附近，谥号端肃。

　　田文镜以揭露别人瞒报灾情起家，以自己瞒报灾情失势结束，颇具讽刺意味。雍正最终还是保全了他，因为这毕竟不是恶意隐瞒，只是失职。他有过于固执和严酷的毛病，但工作认真负责，在帮助雍正清洗贪官污吏、打击士绅特权、推动财税改革等方面冲到了第一线，甚至在抓捕盗贼、维持治安方面也成绩突出，总体贡献比鄂尔泰更大。萧一山在《清代通史》中虽然也认为田文镜“为政苛细，居心忮刻”、“严酷武健，勤求苛刻”，但还是肯定了其实心任事，吏治整肃的一面，承认在其治下“境无贼寇，道不拾遗。抑富豪而安贱民，禁衿绅苛虐佃户，皆善政也。”

　　鄂尔泰和田文镜是雍正革新最重要的两大重臣。雍正自己也在朱批中说：“若天下督抚皆能如鄂尔泰、田文镜，则天下允称大治矣。”甚至说：“假如诸臣之中，不得田文镜、鄂尔泰，则朕之罪将何以谢天下也。”把自己的功过是非跟二人紧密的捆绑在了一起。

　　[1]【清】爱新觉罗·昭梿《啸亭杂录》，卷10，《宪皇用鄂文端》。

大参考

　　十二、任人唯贤

　　除鄂尔泰、田文镜外，雍正的“第三宠臣”则当属李卫。

　　李卫是一个纯粹的汉人，家里很有钱，从小没怎么读书，也没参加过科举。他的官是靠捐出来的，就是给朝廷捐钱用于军费等紧急开支，捐的多了就给个官做。这是清朝一种比较常见的做官途径和重要的战时军费来源。

　　雍正看中李卫的原因跟鄂尔泰、田文镜一样：敢于得罪权贵。袁枚《小仓山房文集》中记录了李卫在康熙年间干的一件事：有一个亲王管理户部事务，每收钱粮一千两，就要加收十两银子的“平余”，性质跟火耗差不多。担任户部郎中的李卫劝阻无效，就在户部走廊旁边搞了一个柜子，把这些平余银放进去，柜子上写上几个大字“某王赢余”，搞得该亲王很狼狈，终于停止收取。

　　这些事儿引起了雍正的注意，一上任就把李卫升任云南盐道，二年升布政使，三年升浙江巡抚，五年升浙江总督，七年加兵部尚书衔、授太子太傅，十年任直隶总督，一直到雍正去世。

　　李卫是个粗人，文化水平低，在政治决策过程中很少提出独立的见解，这是他不如鄂尔泰和田文镜的地方。他是一个极好的执行者，雍正对他的评价是“操守廉洁、勇敢任事”，在清查亏空、弹劾庸官方面表现突出，但限于政治才能，其最擅长的还是“捕盗”，也就是追捕盗贼、打击恶霸，维护社会治安和公正。他跟田文镜一样，上级下级各种人都敢得罪，包括鄂尔泰和田文镜。他跟田文镜两人互相看不上。鄂尔泰的弟弟鄂尔奇犯法，也被李卫弹劾撤职。

　　科举出身的人当中，也有很多被雍正重用的。最突出的当然是内阁首辅张廷玉。此外还有李绂，江西科举第一名。这还是个心学专家，以陆九渊和王守仁为宗师，后来被梁启超评为“陆王派之最后一人”。康熙年间一直做政策研究工作，编修、主考、翰林等等，一直做到内阁学士。

　　雍正看上李绂的原因没有史料记录，反正一上台就把他提拔为吏部侍郎。

　　第一次掌握实权的李绂立刻就得罪了权势正盛的年羹尧。年羹尧的儿子年富捐钱修建军队营房，事情报到吏部，讨论如何奖赏。吏部官员趋炎附势，纷纷表态应该按照军前立功的标准从优予以封赏。李绂以没有先例为由坚决反对，硬给顶了回去，让年羹尧颜面扫地。后来李绂推荐的官员，就不断遭到遭到年羹尧打压。

　　这样看来，李绂被重用的原因应该也是跟鄂尔泰、田文镜、李卫是一样的了。他后来又担任广西巡抚、直隶总督，也是雍正革新的重要执行者。

　　在直隶总督任上，李绂和田文镜发生了激烈冲突，成为朝野关注的一件大案。

　　田文镜在河南，大力弹劾贪官庸官，得罪了一大批人。因为他是旗人、又不是科举出身，那些被弹劾的科举文官就造他的谣，说他心怀嫉妒，“不容读书之人在豫省做官”。

　　雍正四年，李绂从广西巡抚调任直隶总督，经过河南。一路上，科举官员们就拼命向李绂告状，把河南的情况描述的暗无天日。李绂信以为真，当时就发作了，见到田文镜的时候面斥他“有心蹂践读书人”。然后就上奏雍正，弹劾田文镜，说他信用奸邪、排斥贤能，并举了两个听说的例子，一个是重用“市井无赖”张球当知州，一个是把康熙四十八年进士出身的好官员黄振国诬陷下狱，然后害死狱中、杀人灭口。

　　雍正派人到河南调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张球确实有贪赃枉法的行为，田文镜用人失当；第二，黄振国比张球更坏，不仅贪污，还利用权力害死多人，田文镜弹劾的很对。更重要的是：黄振国还活着。所谓杀人灭口纯粹道听途说、子虚乌有。这是李绂的硬伤，跨省越权弹劾朝廷重臣，却不做认真调查，连案件主要当事人没有死都不知道就给皇帝上奏。

　　明朝末年的党争，跟不讲证据的“风闻弹劾”制度有密切关系：一个给事中根据传闻、不做调查，就可以弹劾内阁首辅或封疆大吏，把朝廷人事斗争搞得不可收拾。清朝皇帝对此一直高度警惕。康熙中期对言官风闻言事放松过一段时间，后来又收紧了。没有确实的证据就弹劾大臣，在清朝是一大忌讳。

　　而且，即使在明朝，风闻弹劾也是给事中、御史等专职监督人员的权利，朝廷重臣说话还是很谨慎的。直隶总督越权弹劾河南巡抚这种大事情，手里没有过硬的证据就上奏，确实很不正常。张球也不是什么“市井无赖”，不过跟田文镜和李卫一样没有科举出身而已。李绂这么做，显然已经超过了“发公愤”的范围，带有很强烈的科举士人集团结党向田文镜发难的意思。

　　雍正刚开始只想各打五十大板，责备田文镜用人失察，并让李绂承认错误，这个事情就过去了。田文镜承认了错误，李绂却拒绝认错，一再为自己辩护。雍正就把他调离直隶总督的要职，改任工部侍郎。

　　几个月后，御史谢世济公开上奏弹劾田文镜，内容和李绂的密折几乎一模一样。雍正认为谢世济肯定是受了李绂的指使，在搞党争，决心查个水落石出。

　　严审之下，谢世济始终拒绝承认受了李绂的指使，但仍然被革职并发往东北阿尔泰军前效力。

　　不知何故，过了三年，在东北充军的谢世济突然承认自己弹劾田文镜是受了李绂和前任四川巡抚、直隶总督蔡珽的指使。蔡珽跟李绂关系密切，他们在四川和广西当巡抚的时候互相支持，都是年羹尧的政敌，也都因为年羹尧倒台而升官。黄振国到河南做官是蔡珽保举的，而李绂跟黄振国又是科举“同年”。这一下，结党的事情就被坐实。雍正对科举士人结党一直高度警惕，将其称之为“唐宋元明积染之习”，认为“师生同年之联络声气、徇私灭公，惑人听闻之邪说，其害于世道人心者更大。”[1]得知谢世济的招供，立刻就下令将李绂和蔡珽革职下狱，重新再审张球和黄振国案。

　　审理的结果，张球和黄振国都贪污，但黄振国利用职权整死过五个人，张球手上没有人命。黄振国被处斩。张球、谢世济、蔡珽、李绂都被判处死缓（斩、绞监侯）。李绂被抄家，发现其家中简陋，别无长物，甚至夫人的首饰，都是铜制品，没有金银玉器。雍正知道后，就赦免其罪，让他去主持修书。蔡珽被查出来有收受贿赂和故意包庇黄振国罪行的问题，就一直关着，到乾隆年间才被放出来。

　　李绂和蔡珽都是科举出身的汉人，行政能力出众，在年羹尧权势最胜之时敢于与之斗争，也因此得到重用。但他们身上确实沾染了科举制度的陋习，未能完全从公心出发对人对事，犯了结党政争的大忌，因此未能善始善终，十分可惜。

　　纵观雍正的用人，在他的“明星督抚”中，有满人、汉军旗人、旗外汉人，有科举出身也有非科举出身，但基本都跟他不是府邸故旧，反倒是得罪过他的鄂尔泰受恩最重。对真正的“藩邸旧人”，雍正也不是不用，年羹尧就被重用过，但犯了重罪，照样严惩，而且惩罚力度比一般官员还要更严格些。此外像魏经国、戴铎、傅鼐、博尔多、沈延正这些没有犯错误的旧人亲信，在他当皇帝以后也就是正常使用，没有破格提拔、成为明星官员。

　　在藩王时期跟雍正关系密切而后又被重用的，只有一个怡亲王胤祥。从胤祥在清查亏空等方面的表现来看，雍正用他并非只是出于信任私人故旧。

　　胤祥跟鄂尔泰、田文镜等人有几个共同点：敢得罪人、清正廉洁、做事拼命。

　　中央清查亏空，主要是胤祥在负责。由于力度太大、处罚太严，让胤祥背上了喜欢整人的“坏”名声，雍正还专门出来为胤祥正名，说这些都是我的意思，胤祥不过是严格执行罢了。胤祥跟隆科多、年羹尧等重臣很注意保持距离，没有私下往来，雍正看不过去，叫年羹尧多跟胤祥结交。年羹尧去了一趟怡亲王王府，回来跟亲信说：怡亲王府外边看着富丽堂皇，里边却破破烂烂，可见其矫情虚伪。[2]这番话从年羹尧嘴里说出来，反可证明胤祥确实是个不追求奢侈享乐之人。

　　胤祥做事总喜欢事必躬亲。他负责工部事务，就喜欢自己带着助手去河防工地巡查。到了雍正八年病重，才不得不委派他人代为前往。当时，胤祥对其一同办理水利的下属说：“本图遍治诸河，使盈缩操纵于吾掌之上，岂期一病沉废，已矣何言。”三个月后，胤祥就因病去世了。这番话听来让人不胜感慨，其事业心之旺盛、责任心之强可见一斑。说胤祥是为国操劳而英年早逝的也不过分。雍正对他的宠信，他当之无愧。[3]

　　将这些人物故事综合起来看，雍正在用人方面确实做到了不分亲疏、任人唯贤、奖惩分明，可谓十分难得。

　　[1]《上谕内阁》，四年十月十二日谕。
　　[2]《永宪录》卷3,196页。
　　[3]从这个角度说，雍正时期的第一宠臣当属胤祥，而非鄂尔泰。不过胤祥是皇室，康熙的亲儿子、雍正的亲弟弟，不仅是臣，还有“君”的属性，也就不好单纯把他放到“宠臣”序列中做比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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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整治朋党

　　雍正在用人方面争议不大，有一些争议也比较好解释。比如对年羹尧，就有传言说是因为年羹尧治军严肃，阅兵的时候皇帝下令众将士卸甲休息，无人敢动，年羹尧令旗一挥，大家就卸甲如山。雍正感到军权受到威胁，才收拾年羹尧。这是无稽之谈，年羹尧对军队的控制力，远远达不到让皇帝恐慌的地步。而且年羹尧回京也没带兵，雍正也没阅过兵。

　　不过，在涉及到皇室问题的时候，有些事情就不那么好解释了。但它确实是雍正年间的一桩大事，不能不说。

　　老八胤禩在雍正上台后曾被封为廉亲王、总理事务王大臣。这一般被认为是雍正为了稳住“八爷党”采取的斗争策略。胤禩自己也说：“皇上今日加恩，焉知未伏将来诛戮之意？”在胤禩被重用的同时，“八爷党”的主要成员接连遭到打击，老九胤禟被罚往西北由年羹尧看管，胤禵被软禁于景陵读书。老十胤？刚开始没事儿，后来被派往蒙古办事，他托病拒绝前往，就被雍正革去爵位，后来涉及到清查亏空的事项，又被抄家圈禁。

　　处理完年羹尧、隆科多案以后。雍正对老八和老九发动了凶狠的打击，颁下《御制朋党论》，宣布胤禩和胤禟一直不思悔改、结党营私，将二人夺爵圈禁，并勒令其改名，胤禩改名为“阿其那”，胤禟改名为“赛黑思”[1]。二人都在一年内死于禁所。胤禩党羽阿尔松阿、鄂伦岱等多人被处斩。

　　从处理结果来看，雍正对“八爷党”相当凶狠。因为康熙传位遗命的事情一直说不清楚，很多人都认为这是雍正清理政敌的残酷手段，之前重用胤禩不过是一种分封瓦解“八爷党”的策略。这种“阴谋论”猜测是很难辩驳的，其可能性无法否认。

　　但也确实存在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雍正仍然在试图公正的对待胤禩。

　　康熙生前多次打压训斥胤禩，说他结党谋逆，定性很严重。雍正继位，完全可以维持这个结论不变——忠于先皇遗命，不改于父之道，大家都没话说。他一上台就重用胤禩，可能是真的欣赏他的才干，不计前嫌，希望能为自己所用。因为胤禩确实聪明能干，这一点有口皆碑。

　　但胤禩的表现很快就让雍正失望了。主要问题有两个。

　　第一点，胤禩继续卖弄恩惠，不严厉执行雍正整顿吏治的政治决策。这不一定是胤禩故意要跟雍正对着干，可能就是出于本性：他原本就是一个喜与人结交的性格，做事情总爱给人留情面。比如，胤？被派遣去蒙古办事，走到张家口就拒绝前进。雍正让胤禩处理，胤禩的结论是处罚胤？的下属，然后让胤？继续去蒙古。这就是在给胤？留余地、留情面。

　　大臣受圣旨外出办理国家大事，半路抗旨，这是重罪，杀头也不为过。因为是皇亲国戚就网开一面绝不是雍正的风格。这个决定被雍正驳回，让胤禩重新拟定，第二次才决定给胤？夺爵革职的处分。有人说这是雍正故意给胤禩难堪，让他亲自处理自己的“八爷党”成员。但从雍正收拾年羹尧和隆科多的事情来看，他至少是亲自做了表率的：越是亲信越是要从重处理。他只是按照同样的标准来要求胤禩，未必就是故意敲打苛求。而且胤禩本来就分管理藩院，蒙古事务就该他管。雍正说胤禩自从当总理大臣以来，“所办之时，皆要结人心，欲以恶名加之朕躬”。又说他在清查工部钱粮亏空事务时，总是不断宽宥，以招揽人心。这种批评跟康熙对胤禩的批评完全一样，应该确有其事，是胤禩自己的老毛病一直就没改。

　　第二点则更严重一些，就是胤禩仍然私底下跟以前的“八爷党”秘密联络，结党营私。

　　这种联络不一定是想要谋反这么严重，可能只是提拔自己亲信、巩固政治势力、捞取政治利益。但即便如此也是严重违法的。

　　这种私下联络结党的行为被抓到了很多证据。胤禩知道自己身居容易遭疑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被任命为国家重臣，正确的做法是严格要求自己，比法律规定的标准更高，与以前的私人亲信杜绝往来，以避嫌疑，学习田文镜做一个“孤臣”。这是既正确又安全的做法。但他并没有这么做，最终让雍正下定决心整治。

　　至于胤禟，这确实是个坏人。除了结党，他的干的坏事还有一箩筐。康熙年间就以喜欢敛财而出名，勒索官员、收钱办事、囤积居奇等罪过，数不胜数。被发往西北软禁，依旧纵容手下殴打百姓、勒索钱财等，种种恶行，将其圈禁至死，一点儿也不冤枉。

　　相反，在康熙末年与雍正直接竞争储位是胤禵，各种传言也是说康熙要传位于十四子，没说传位给老八的。而且胤禵还掌握过军队。雍正若是为了打击皇位竞争者，胤禵应该死的最快最惨。但胤禵确实没干过什么坏事，就一直被软禁着，除了参与“八爷党”活动和见了新皇帝不下跪等礼仪问题，雍正也没栽赃他别的罪名。雍正死了他都没死，被乾隆放出来，恢复爵位和待遇，又享受了二十年的荣华富贵，是“八爷党”核心成员中结果最好的。

　　此外，还有大学士马齐。他在投票选太子的活动中，公开积极支持胤禩，跟佟国维、阿灵阿、鄂伦岱搞串联，为此还被康熙处分。雍正上台后被任命为总理事务大臣，后来又当军机大臣，一直到雍正去世都位高权重，并没有被牵连打击。可见只要在储位之争结束后，认真踏实为国家办事，不再搞结党的人，雍正是可以放过甚至加以重用的。

　　从这些情况来看，雍正对宗室贵族的任用和打击，恐怕并不一定全是出于权谋之心了。

　　——如果胤禩在总理事务王大臣的位置上，像胤祥一样拼命干活、不结私党、严查亏空、严厉执法，雍正是否会像对待胤祥和马齐那样对待他呢？这就不是一个可以从史料中推出可信结论的问题了，只能由历史爱好者们自行判断了。

　　[1]很多人认为这两个名字本身一定是侮辱性的，民间多以为“阿其那”在满文中的意思是“狗”，“赛黑思”的意思是“猪”。但据学者考证，这两个词的意思迄今也尚未明了，可以肯定的是满文中的猪和狗并不与这两个发音类似。胤禩的儿子也被迫改名为“菩萨保”，这个名字是满族常用名，不带有贬义。雍正让他们改名应该主要是不准体现皇族特点，变成满洲平民名字，改后的名字不一定是侮辱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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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大义觉迷

　　我们在前面比较详细的讲了雍正用人行政的故事。介绍了那么多中国古代帝王，给雍正的篇幅是最多的。这倒不是说雍正是古往今来最伟大或最重要的一个皇帝--雍正革新只是在清朝的地位比较重要，在整个帝制时代的中国史中的地位，其实并不高。用这么大的篇幅来写，主要还是因为史料比较丰富的缘故。雍正革新的过程，不仅有《实录》，还有完整的《起居注》、《上谕内阁》、《朱批谕旨》等诸多第一手资料完整的保留了下来。

　　我们想写秦始皇、汉高祖、汉武帝、唐太宗、武则天、朱元璋、明宪宗，一手资料都极其缺乏，明朝还有《实录》保存下来，之前的连实录都没有，只有干巴巴的“正史”，基本也就是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正史只能告诉我们皇帝干了哪些大事，而对于他们的决策背景、整人动机、用人标准、个人品行等问题几乎只能是一抹黑。这些正史的编纂也从来不注明文献来源，皇帝说的具体某一句话是官方档案还是野史笔记？我们都不知道的。而且，作为亡国之后的文官所修的史书，正史中往往含有强烈的抹黑皇帝品行、鼓吹文官操守的倾向，《资治通鉴》更是不惜引用黄色小说的内容来证明皇帝大多荒淫无耻，其可靠程度大为可疑。《明史》也从野史里挖来一段万贵妃在后宫强行给妃子们打胎的荒唐故事，幸亏有《实录》证伪。《明史》之前的正史，这样的问题可能更多。

　　比如，《后汉书》说刘秀手下的名将耿弇喜欢屠城，“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一个人带兵屠了三百座城。这个黑纸白字记录于权威正史的事情是不是真的呢？我们根本没法知道。《后汉书》是东汉灭亡后两百多年，由南朝的文臣范晔编纂的，此时距离耿弇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四百多年，四个多世纪。耿弇带兵打仗的时候本来就是改朝换代的乱世，没有官方档案。东汉建立后，可能对他的经历做过一些整理记录。一百多年后，北方战乱，董卓把首都洛阳城焚烧一空，强行迁都长安，官方资料几乎不太可能被保存下来。又过了几十年，西晋灭亡，五胡乱华，这期间洛阳等北方城市又反复被战乱破坏。晋室南迁，仓皇逃命之际，恐怕也带不走多少历史文献资料。后来东晋又灭亡，刘裕建宋。经过这样一番折腾，范晔对四百多年前西汉改朝换代时期的战争情况能掌握多少可靠的资料呢？也许耿弇是一个爱民如子的好将军，根本不屠城。“屠城三百”只是几个世纪文献传抄中“破城三百”的笔误。也说不定东汉末年哪个文人从某处听到个谣传，就在个人笔记里记了一笔。这个笔记正好逃过战火被范晔看到：这可是两百多年前的古书，珍贵资料啊。然后就写到《后汉书》里，耿弇就成杀人狂魔了。此类可能性是没法忽略不计的。

　　因为这样的原因，我们认知历史往往需要“以今推古”，也就是以今天的人类行为动机去推想古代人的行为动机，用资料详实的时代的故事去推想资料匮乏时代的故事。大力推动改革的强势皇帝大体应该是怎么做的？雍正就是个资料丰富的样本，把雍正看得仔细深入一些，对明清以及以前的历史也可以加深认识。这是一种不得已的方法，但总比拿着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的记录就深信不疑好得多。

　　当然，比较遗憾的是，清朝的特殊性很强。离我们最近、资料保存最好的一个大一统王朝，是一个落后的少数民族建立的，这个历史事实没办法改变了。我们只能尽可能剔除一些清王朝的特殊性，从中多发掘一些普遍性的东西，作为参考。

　　雍正作为满清皇帝，有些东西还是很特殊的，这种特殊性同时会带来正面和负面的影响。正面的东西，前面讲了；负面的东西，也不可避讳。这通过雍正年间一个极为特殊的政治案件可以观察出来。

　　这个案件发生于雍正六年。这一年，大约应该是雍正对自己的改革进程满意度最高的时刻。清查亏空、追缴积欠和摊丁入亩的改革已基本完成，国库存银从他登基时候的七百万两飙升到了创纪录的五千万两。鄂尔泰在雍正四年正式提出改土归流的设想，经过一年多的实践，成果卓著，对部分反抗土司的军事镇压也取得了成功。年羹尧、隆科多和胤禩都已经死了，其政治势力完全土崩瓦解。这都是在没有引发任何社会或政局动荡的情况下实现的，边疆和军队也很稳定。胤祥和田文镜都还健在，跟鄂尔泰、李卫、张廷玉等他最信任的大臣们一起生龙活虎的推动着改革进程，一切看起来十分美好。雍正完全有理由对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

　　然而，这年十一月初，甘陕总督岳钟琪发来的一份密折，显然大大的破坏了他的好心情。

　　这份密折上说，有个叫张倬的给岳钟琪送来一封信，煽动他反清复明。

　　有人想造反倒不是啥新鲜事儿，让雍正感兴趣的是那封信中的一些内容。岳钟琪说信里边的东西过于大胆狂悖，如果没有皇帝的明确指示，他绝对不敢上奏御览。雍正大为好奇，就把那封信要来看了一下。这一看不得了，那可真是气的七窍生烟，心脏病都差点犯了。

　　这封信里边不仅讲了清军入关后的大屠杀，用“华夷之辨”的思路否定了清政府的合法性，还专门针对雍正本人大搞人身攻击，有罪名有细节，说他杀父篡位、奸淫母妃、谋害兄弟、荒淫好色、酗酒贪财、残害人民，是一个禽兽不如的昏君暴君。这些内容都已在民间广为流传，但应该没人敢向雍正汇报，里边的内容简直让他大开眼界。

　　读完之后，雍正应该不仅是暴怒，而且还深感委屈--老子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阅读好几万字的奏章、写几千字的批示，累死累活治理国家。为了老百姓好好生活，不惜得罪各种亲戚、朋友、权贵、士绅、土豪，怎么民间就这样说我？

　　看完这封信之后，雍正立刻就奋笔疾书，写道：“朕览逆书，惊讶坠泪，梦中亦未料天下有人如此论朕也”。他大力为自己喊冤，一口气写了上万字，逐一反驳这封信的中荒谬说法。然后命内阁把它抄写百份，每省九份，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学政、高级武官等人手一份。这份上谕完整的记录于《雍正起居注》，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长也最奇特的一份圣旨。

　　与此同时，岳钟琪通过各种威逼利诱，最后不惜自己亲自出马演戏，向张倬发誓，声称自己即将按照信中所说的举兵造反，需要和作者联络，才从其口中套出了这封信的作者信息。原来，张倬本名张熙，写信的人是他的老师曾静。

　　曾静是湖南乡下的一个穷书生，自号“蒲谭先生”，年轻时参加过科举，但没有得到过任何功名。到中年的时候，听说了一个大儒叫吕留良，读了他的一些书，里边讲了一些南明抗清故事，大讲“华夷之辨”、主张反清复明。曾静深为叹服。

　　清初大屠杀以后，四川人烟稀少，大量良田抛荒，湖广很多人移民去四川，也就是清朝历史上有名的“湖广填四川”。曾静的老家正好位于从广东、湖南去往四川的一条交通路线上，有机会跟很多往来于四川和湖广的过路人交流，听说了很多民间传闻。关于雍正的各种故事即来源于此。他还多次听人说，西北有个岳公，是岳飞的后人，甚爱百姓、得民心。

　　曾静把这些信息组合起来，认定反清复明的大业注定会在甘陕总督岳钟琪手上实现。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去告诉岳钟琪：作为岳飞的后人、汉族的高官，你不仅在西北得人心，在四川、湖南、广东等地也很受拥护，大家都盼着你出来挑起反清复明的大旗。只要你举旗一呼，这些省份的人民一定跟随你起义，“六省一呼而定”。

　　曾静在写信之时就已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他在家看到逮捕他的士兵冲进来的时候，大喊：“蒲谭先生死于此！”想要马上自杀，但被兵丁拦住。后来搜他的身，在内衣上还写着自己的姓名字号--这通常是自知死期不远的人的做法，据说这样他们在阴间就不会被认错。

　　从这个角度来看，曾静是一个勇敢的反抗者。

　　但他毕竟也是一个没见过世面的书呆子，经过一段时间的审问之后，精神防线终于崩溃，完全认罪、深表悔恨，问什么说什么。

　　这种谋反重案，案犯的认罪态度其实不影响判决，一般都是凌迟加灭族。远亲或者未成年的男孩里边给留个活口就算法外开恩了。那些看到雍正万字上谕的大臣们也都一再上书，要求严惩曾静和张熙。

　　雍正却另有一番想法，在给鄂尔泰的密折中，他说，这次要搞个“出奇料理”，用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方法来处理此案。他写完那封万字上谕还不够过瘾，针对曾静信中的各项罪名，让内阁专门搜集整理了一大批政府档案--主要是雍正批阅的各种奏章，用快马送往湖南给曾静看。后来下令把曾静、张熙押送北京，在刑部大牢里继续阅读，并且不断的派人前往监狱质问曾静，让他讲读后感。

　　比如，曾静说雍正贪财，用五分铜五分铅的雍正铜钱替换掉了六分铜四分铅的康熙钱，掠夺民间财富。雍正就把商议制作新钱时候的各类奏章给曾静看，铜锌的比例是他和大臣们反复讨论过的：康熙钱铜含量过高，民间往往会把钱币融化铸成铜器销售，导致市场钱币流通不足，铜钱与银子比价失衡，才改成的铜五铅五。事实证明改革后铜钱和银子的真实兑换比例比康熙钱更接近官方标准。这项改革是为了方便货币流通，而非政府敛财。

　　曾静又说雍正残暴好杀，雍正就找了很多刑事案件的奏章给曾静看。这些奏章显示，对各种刑事大案，皇帝总是一再指示要反复认真审理，不可冤杀滥杀，对死刑的批准也总是非常谨慎。

　　满脑子圣贤书的曾静被这些政府决策文件的复杂程度所震惊，在读后感中深刻反省自己的错误认识，把雍正歌颂成为尧舜一样的圣君。

　　最后，雍正把他的上谕、对曾静的质问及其回答以及给曾静看的部分档案材料汇编成册，名曰《大义觉迷录》，颁行天下。并宣布赦免曾静和张熙的罪行，让他们到全国各地做巡回演讲，宣讲其错误认识的来源以及经过深刻反思后对皇帝、对清朝的新认识。

　　雍正下令，将《大义觉迷录》列为天下人必读书目，其推行方式跟朱元璋推广《大诰》类似：“通行颁布天下各府、州、县、远乡僻壤，俾读书士子及乡曲小民共知之，并令各贮一册于学宫之中，使将来后学新进之士，人人观览知悉。倘有未见此书，未闻朕旨者，经朕随时察出，定将该省学政及该县教官从重治罪。”

　　《大义觉迷录》主要是两个内容，一个是为满清夺取天下的合法性辩护，声称满清并不是从明朝那里夺取的天下，而是明朝被反贼李自成消灭以后，清朝来帮助中国人民消灭乱贼，然后被拥戴为新的统治者的，合法性极高。这是康熙定的调子，属于强词夺理。天下大乱，明王朝治下的各方势力展开混战，胜利的一方问鼎中原、再造大一统本身没有问题。问题的核心是野蛮的大屠杀，以及对先进文明的毁灭破坏，这才是“华夷之辨”的本质，对此雍正完全避而不谈。

　　另一个内容是为雍正本人辟谣，树立他合法继位、辛勤工作、不好酒色、心系万民的正面形象。这一点倒是比较靠谱，摆事实讲道理。雍正能够对听信谣言污蔑自己的人手下留情，把各种皇室内幕公之于众，并且列举事实材料跟全天下人讲道理，说明他在继承皇位和完成皇帝的职责方面应该确实问心无愧，很有些光明磊落、心胸宽广的人君风范。这是好的方面。

　　但坏的方面则要突出的多。雍正本人可以光明磊落，对待清王朝执政的合法性却没法光明磊落。他可以原谅曾静对自己的污蔑，但对影响曾静的“反清复明”思想家吕留良则绝对不能原谅。他作为一个个人可能是正直、宽容和讲道理的，但作为满洲统治集团的总头目，这个集团凶横残暴的本性就必须要通过他的政令来体现落实，以维持满洲政权的准殖民统治。

　　被赦免的只有两个人，因为此案而被牵连甚至杀戮的人则数十上百倍于此。

　　已经死了几十年的思想家吕留良，被认定为案件的罪魁祸首。吕留良及其儿子、当时已故进士吕葆中、已故吕留良学生严鸿逵被戮尸枭示。吕留良活着的儿子吕毅中、学生沈在宽被斩首示众；吕留良和严鸿逵的孙辈遣送到黑龙江宁古塔给披甲人戍边士兵为奴，女的为军妓，男的为杂役。案中被牵连的黄补庵已死，妻妾子女给人为奴，父母祖孙兄弟流放三千里。

　　而为吕留良著作刻书印刷的人车鼎臣、车鼎贲，以及一些与吕留良有过思想交流的、收藏吕留良书籍的人，也被处死。吕留良的门人有的被革去举人、监生、秀才功名的，有的妻子被流放千里之外。吕留良学生的学生，吕留良的同乡也丢官的丢官，丧命的丧命--而以上这些所有人，都从未跟曾静见过面，更未参与或预知其谋反行动。

　　总的来说，雍正的“出奇料理”，就是把一桩谋反案硬生生的搞成一次大型“文字狱”。对于此案的处理，法司的意见很明确：曾静和张熙的行为构成谋反，必须杀掉；而吕留良是著名大儒，其文章著作康熙年间就被举报过。康熙当时正在笼络汉族士人，对此宽宏大量的表示不予追究。现在吕留良都死了这么久了，当然就更不应该追究。

　　如果雍正按照刑部的意见处理，那就是正常的打击谋反，放到任何一个朝代都是合理合法的，跟清朝是不是少数民族统治没关系。如果他要特别开恩，饶了曾静和张熙，那就是圣恩浩荡，也没问题。但放过曾静的同时，大力株连杀戮与吕留良相关的人，不仅不能有助于提升人们对清朝统治合法性的认可，反而进一步暴露了其野蛮的准殖民政权性质。

　　民间对雍正的看法并没有因为《大义觉迷录》而改变，却记住了他残害吕留良一家的事实，以至于在他死后，人们普遍相信：这是吕家有一位逃过株连的四姑娘学习多年武功以后，潜入皇宫割掉了雍正的头颅。“吕四娘传奇”也成了从清朝一直到二十一世纪数百年长盛不衰的传说故事。

　　更为恶劣的事情还在后边。《大义觉迷录》公布后，在读书人中间引起了激烈的反响。大部分讨论经过官僚集团过滤都变成了歌功颂德的文章，但也有个别“非正常”言论被反应了上来。湖广总督的幕僚唐孙镐写了一篇措辞激烈的揭帖，为吕留良辩护。唐孙镐幼稚的认为雍正收拾吕留良是因为没有认真读过吕留良的书，如果读过，一定会为吕留良的理论所折服。他认为雍正的政绩已经足以支撑清朝统治的合法性，不需要打击吕留良并毁灭他的思想。他要求总督代他上奏皇帝，并表示愿意到御前跟那些污蔑吕留良的人公开辩论。湖广总督不敢隐瞒，只得先把唐孙镐逮捕下狱，再用密折把揭帖寄给雍正看，并表示自己坚决反对揭帖内容。

　　雍正对此的回复是：“可将伊此论密予消灭，不要说曾奏闻。不可令人知有其事。可将伊设法或杖毙，或令他法处死，暗暗外结可也。”[1]也就是说，把唐孙镐的文章秘密销毁，别让外人知道，更不要说跟皇帝上奏过，并设法将唐孙镐秘密处死，再找别的借口结案了解。

　　这种完全枉顾一切法律和程序、直接密令杀人的做法，用来对付一个给自己写信提意见的读书人，实在骇人听闻。可见雍正在清王朝的合法性问题上，终究还是心虚的。《大义觉迷录》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他个人澄清名誉，而非真的有信心跟天下人讲清楚“华夷之辨”的大道理。

　　为了清除吕留良思想“遗毒”，又引出来很多新的“文字狱”。昆明书生黄琳写文章为吕留良辩护，被处死。江苏巡抚怀疑本地名士徐骏可能跟吕留良有过书信往来，就去搜他的家，没有发现任何证据，但抄出来徐骏的日记、诗文，里边有很多对清朝不满的文字，其中有“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一句更是被认为是讽刺清朝统治者没文化。雍正下令将徐骏处决，其所有文稿全部焚毁。江南地区还有别的文人世家也被搜查，下场与徐骏类似。[2]

　　[1]《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卷十七。转引自史景迁《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
　　[2]史景迁，《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第十二章。

大参考

　　十五、联合专政

　　雍正既是满洲准殖民军事统治集团的总头目，又是中华帝国的皇帝，这两个身份的叠加让他在做行政决策的时候看起来具有“精神分裂”的特征。

　　我们在前面说了，朱元璋和雍正是古代皇帝中的两大劳模，他们都极为勤奋的工作，想把国家治理好，并且以铁面无私，对待违法乱纪的官僚权贵下手比较狠而出名。这是他们的相似之处。但一个是底层革命出身的英雄，一个是世袭的满洲皇帝，他们又有着一些本质的区别。

　　朱元璋敢于让普通老百姓参与打击官僚集团，专门发布法令鼓励受到政府迫害的平民把腐败官员抓起来绑到南京处理，后来真的有人这么干了，朱元璋就真的把官员杀了而且给了奖励。朱元璋喜欢群众聚集起来找他，群众集体上访都不需要官府发“路引”：“虽无文引，同行人众，或三五十名，或百十名，至于三五百名”，只要各处关口要津查问清楚是入京的，即刻放行，不得阻拦，否则一律杀头。雍正则绝对不敢这么干，再苦再累，反腐败也只能由他自己来反，民间若是敢于对抗官府权威，就一定要残酷镇压，连聚众抗议领头者都要处死，更别说闹到南京来了。

　　朱元璋大力鼓励出版自由，取消了一切出版审查制度，还给书籍出版业免税，没搞过一桩“文字狱”。雍正则完全相反，极为害怕民间政治言论，借吕留良案将“文字狱”的威力推到了一个新高度，打击杀戮范围之广超过了顺治、康熙两朝。

　　朱元璋要求家家户户学习《大诰》，想让老百姓都知道如何协助朝廷反腐败；雍正要求家家户户学习《大义觉迷录》，想让老百姓都知道清朝统治如何伟大以及他本人如何辛苦工作和英明决策，发表反对意见的就杀掉。

　　雍正身上这种既想维护老百姓利益又害怕人民的看似分裂矛盾的地方，其实正是它所代表的清政府政权性质的反应。

　　清政府的本质，是入侵中原的落后民族——满洲的军事勋贵们和中原汉族地主士绅阶层联合专政的政权。在入关之初，作为军事征服者，它的殖民性质很重，联合专政的性质比较轻微。满洲军事集团的利益压倒一切，他们对汉族士绅和老百姓都是同样凶狠，各地的大屠杀并不区分士绅和百姓，通过战争和屠杀掠夺了明王朝数百年积累的天量财富。大屠杀、剃发令、圈地令和追逃令是其殖民政权性质的集中体现。

　　大规模的战争结束以后，这种殖民掠夺的政策仍然在延续。圈地和追逃不再是主要矛盾，主要矛盾变成了军事集团的资源索取与士绅地主聚集财富之间的矛盾。钱粮征收力度空前增大。明朝末年，各地拖欠国家税收五六成是常见现象，而且富人有钱有地还可以有特权逃税，转嫁到穷人头上。到了清初，这种情况就绝对不允许出现，哪怕欠一两银子也会被抓起来关进牢房。这对明朝末年国家财政积贫积弱的状况是一种纠正，但也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

　　清军刚刚入关的时候，曾经吹嘘过要废除明朝的苛政——主要就是苛捐杂税，宣布把万历崇祯时期因为战争而增加的“辽饷”、“练饷”等各种杂派全部废除，只征收正税。顺治皇帝亲自宣布“永不加赋”。这是一种政治号召，当真忽悠了不少东林党人。东林党就喜欢减税，一听新主子要减税，立刻就喜滋滋的投降了。

　　那时候清军真减税，也真不缺钱，因为都是直接屠城了，先杀人后拿钱，哪里用征税这么麻烦？等江南大屠杀结束，又缺钱了。“永不加赋”的大旗也就立了一年，然后就开征所谓的“九厘银”。什么叫“九厘银”呢？就是明朝末年，万历和崇祯以“辽饷”、“练饷”、“剿饷”等名义加派的田赋，所有杂派加起来，在正税之外总共是每亩地还要交九厘银子。清政府就按照这个标准，在田赋里边增加九厘银。

　　清初的正税原本也是完全照搬的明朝，再加上九厘银，就等于明朝末年的最高标准税赋。也就是“清朝的正税=明朝的正税+明末所有杂派”。清朝的最低收税标准，就是明朝末年的最高收税标准。

　　明朝的正税用于供养官员和军队，战争经费是杂派里边出的。清朝把“九厘银”并入正税了，全部用于日常供养官员和军队。这样，明清财政关系的公式又可以写成：

　　清朝前期的日常开支=明朝末年的日常开支+明末战争经费

　　后来，雍正把火耗归公，用来给官员和军官们发养廉银，这就相当于又加派了一次。

　　这个公式就成了：

　　清朝前期的日常开支=明朝末年的日常开支+明末战争经费+火耗归公

　　这些都是日常开支，用来给政府和军队发工资搞采购。遇到战争，还要再加派。

　　根据陈锋在《清代军费研究》中的考证，清朝战时军费的来源很杂乱，包括军需的强取与私派、田赋的预征和加征、盐课的加征、房屋税等新加派、捐纳报效等。

　　其中，田赋的预征可以认为会用战争结束以后的田赋减免来抵扣。而陈锋所说的田赋加征主要就是“九厘银”——刚开始以战时经费的名义加征，后来变成了正税的一部分。为避免重复计算，就不考虑。这样，清朝的政府总收入（不含江南织造等皇帝内帑收入）

　　清朝前期的政府总收入=明朝末年的正税收入+明末战争经费+火耗归公+战时经费

　　其中，

　　战时经费=军需强取和私派+盐课加征+临时新加派+纳捐报效

　　军需的强取和私派是无法计算的，动不动就要求地方供应粮食银两若干、提供多少船只、车马、军需服装、武器等等，完全没有规则，一切以满足战争时期的军队需要为准。比如顺治江南总督马国治就报告，其任上两年之内就先后征调民船两千多艘。顺治十七年，工科给事中报告：“河南地方，陈德兵马经过，勒派车辆即逾四万余金。……闽浙用兵，百姓摊派之苦：供兵、供马、解草料、解铁钉、解油碳……十室九空。”

　　盐课加征，就是提高盐税。顺治年间，长芦盐课高出明朝万历年间3.8倍、山东高出1.6倍、两淮两浙各高出一倍。

　　新的加派，就是开征与人口田地无关的新税种。比如康熙为了镇压三藩之乱，就新增了房屋税、牙税、牛驴猪羊税等税收。康熙十五年，对全国所有的门面房，不管里边有多少间房子，只看临街的门面，一个门面加收二钱银子。康熙二十年又对房屋征税，平房一间四钱银子、楼房一栋六钱银子。这些各种新的加派都用于战争开支。[1]

　　至于纳捐和报效，本质上就是卖官。捐多少钱就给个官做，这个在清朝中期甚至成为了清政府战时军费的主要来源。历朝历代也都有纳捐，但主要是给头衔，很少有实缺。比如明末捐钱可以被封为南京留守中央政府的内阁中书，或者锦衣卫指挥使等头衔，行政系统的实权职位是不能捐的，只能由科举文官担任。清朝就不一样，头衔可以捐，实职也可以捐，不过实职的价格要高一些，不仅县官可以捐，连知府、道员、巡抚都可以捐，根据职位的肥瘦程度明码标价，同样级别的官位，京官就比地方官便宜，因为地方官捞钱的渠道更多。捐官数量大约占了清朝官员的四分之一强，跟科举文官比例基本差不多。对满洲勋贵们来说，捐官和文官都是一样的奴才，负责给他们打工敛财，捐官的钱如果比文官征的税多，那就是捐官更划算。这也是清政府准殖民性质的一个体现。

　　清朝中前期的名义税负本来就比明末要高。而且，明末还可以各种拖延，地方上能收齐个五六成，就算完成任务了。清初则必须严格执行，百分之百的收取，少一两银子都不行，比张居正改革时候的力度更大。再加上清初经济萧条、人口大幅度减少，这样一来，人民的平均税收负担就严重增加，至少是明末的三四倍。江南地区的士人抗议税收负担太重，也确实有它的道理，跟明朝末年那种低税收还要耍无赖的做法有很大区别。

　　所以，清军入关之初高喊的“永不加赋”其实就是一个骗人的幌子，不仅明朝收的正税杂派一样没少，还多了好多。看到这种情况，很多刚投降满清的东林党也开始后悔。比如著名的东林领袖钱谦益，在南明做高官，平时最爱讲气节，清军一来他就投降，被封为礼部侍郎。民间给他编排了个笑话，说他在妻子柳如是的鼓励下准备一起跳河殉国的，跳之前脱鞋试了一下水，对妻子说“水太凉”，就缩了回去，改而降清。

　　钱谦益降清后，发现预期中的特权好处并没有兑现，汉人礼部侍郎在满官面前屁都不是，发点牢骚又被“文字狱”牵连逮捕坐牢，老家的土地也不减免钱粮，终于后悔。但他也不敢公开反抗，只能偷偷摸摸的跟反清势力联络，想再次投机捞取好处。这些行径在其死后被乾隆发觉，下令剥夺一切荣誉，列入《明史·贰臣传》。

　　对士绅阶层的不满，清政府采取强硬措施予以镇压。顺治十八年，江苏巡抚朱国治就逮捕了拖欠钱粮的士绅一万三千五百十七人。上报朝廷以后，辅政大臣索尼、鳌拜等下令：凡欠钱粮者，无论多寡，为官者降级，有功名者废黜。顺治十六年的全国科举考试第三名（探花）叶方霭因为家里只拖欠了一厘银子，也被革去功名。江南地区因此流传“探花不值一文钱”的说法。这就是著名的“江南奏销案”。

　　同时发生的还有“哭庙案”：江南士子借着悼念刚驾崩的顺治皇帝为由，一起到孔庙前哭诉然后到巡抚衙门向朱国治抗议征收钱粮太狠。清廷以非法聚众闹事的罪名把十八个领头的著名文人给杀了，其中包括金圣叹。这个事情我们在第二卷就讲过。

　　从剃发、圈地、追逃和征税来看，顺治时期和康熙辅政大臣执政时期，清政权基本是一个纯粹的满蒙军事独裁政权，其统治权威只依靠军事暴力而不依靠地主士绅。军事集团凭借暴力疯狂向士绅集团索取财富，基本不留余地。

　　三藩之乱爆发后，清廷终于明白完全依靠军事独裁无法长久的统治中国，因为军事集团内部也会有内讧。吴三桂等人的兵马是清廷征服中国的核心力量。没有完善的意识形态统领，没有以文官主持的经济后勤体系来制约军事集团，军事统治集团内部就会不断出现军阀或藩镇威胁中央集权。而鳌拜这样的满洲勋贵则可能直接威胁皇权。为此，亲政后的康熙皇帝改变执政策略，彻底废除了圈地和追逃法令，又大量吸收汉族士绅进入统治集团，大讲满汉一体，公开宣布遵从儒家意识形态。

　　三藩之乱的战争结束以后，康熙又相应的降低了钱粮征收力度。这就推动了清廷从军事独裁政权向联合专政政权转变。其中，叶方蔼被革掉的功名又被恢复，还不断的升官，做到了刑部侍郎（副部长）。

　　不过，满蒙军事集团和汉族士绅的联合专政始终是有顺序的，满蒙勋贵们处在优先地位，汉族士绅们只能是第二等。这就有点像有些议会制国家，第一大党不能占据绝对多数，就跟第二大党组成执政联盟，共同组阁，政府首脑由第一大党的党魁担任，实权部门也掌握在第一大党手里，但第二大党也可以分到一些非实权的政府职位。

　　康熙晚年积累的诸多内政问题，我们前面分析了两大原因，一是康熙本人年老体衰、精力不济，没有去严厉整顿，一个是统治集团内部的逐渐腐化堕落。此外还有第三个原因，就是满洲勋贵们对汉族地主士绅集团的故意放纵，尊重他们作为第二大执政势力的地位，允许他们像明末一样，以各种形式拖欠一些钱粮，从而巩固执政联盟，共同统治和剥削中国人民。

　　但这种放纵是有限度的，必须以不威胁军事统治集团的核心利益为前提。士绅拖欠钱粮，导致国库空虚、军费不足，这就不可接受了。这才有了雍正上台大力追缴积欠，并推动摊丁入亩和“士民一体当差”的改革，再配合“文字狱”，对汉族士绅势力进行新一轮打压，是对康熙晚年政治路线的一种“纠偏”。这是雍正“精神分裂”的深层次内因。

　　这种打压必然带来一个后果：既让马儿跑，又不想让马儿吃草。

　　满洲勋贵们必须依靠汉族士绅来治理中国，同时又要向他们“抽血”来供养自己。这对矛盾如何解决呢？满洲勋贵们人数少，而且多集中在中央枢机，直接向人民抽血难度很大，必须要有汉族士绅做代理。显然，解决的方案只有一个，就是允许士绅阶层更猛的向中国人民“抽血”。只要抽血量大于他们向满洲勋贵的输血量，他们就会感到满意，而继续忠于满洲政府。

　　雍正的改革，在财税征收这条线上看，确实不利于汉族士绅，不管是追缴清欠还是摊丁入亩都是如此。但对其成就，也不宜吹的太高。最早的摊丁入亩康熙五十五年就在广东试行了，雍正只是在人头税固定的情况下给分摊到田亩里边，最后全国田亩数量也没理清楚。“士绅一体当差”只有田文镜在河南山东认真搞了，李卫在江南也搞但力度不如田文镜，其它地方的督抚并没有认真跟进，基本上以应付为主。大规模清理亏空到雍正七年基本结束，清缴积欠到九年也基本结束，后面的都是扫尾工作。后来他还想继续搞土地清丈，结果四川几乎出现暴动，吓得他赶紧下令停止全国一切土地清丈计划，改成只报新开垦的土地。这也意味着改革进入“深水区”，再搞下去就会危及统治基础，第二大执政势力或者说执政代理人要造反了。

　　雍正改革财政税收成效的顶峰是雍正六年，中央库存银达到六千万两。但从雍正七年以后库存银就开始下降，因为对准格尔用兵的花费，以及清理亏空和追缴积欠的力度放宽，到十三年雍正去世的时候，库存银只有两千四百万两[2]，相较高峰期下降了一半多。

　　即便如此，雍正对汉族士绅阶层也依然是一边多要钱、一边给好处，以确保执政联盟得以巩固。

　　雍正给予汉族士绅的好处，主要就是赋予他们更多的宗法特权。

　　雍正二年，皇帝亲自编纂的《圣谕广训》正式颁行，要求各地大力宣讲，各地童生入学的第一件事就是学会背诵和默写《圣谕广训》。

　　《圣谕广训》的核心思想，是强化宗族宗法在基层治理中的地位，它的第一句就是“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雍正鼓励修建宗族祠堂和编纂宗族家谱，以强化和扩大宗族势力，并下令在族长之外再设立“族正”，配合族长管理宗族内部的纠纷，监督族人的行为是否符合宗法要求，相当于宗法警察。雍正五年，他又下令修改法律，规定：宗族按照宗法族规处死族人，若此人确实该死的，为首者只受仗责；就算罪不至死的，为首者也可以不用偿命，而是根据死者罪行的轻重对为首者量刑，然后再减一等处罚。

　　这条规定极大的扩张了宗族在基层控制中的势力。连杀人都可以被宽容，宗族内部的其它人身控制和处罚方式就更不必担心国家司法介入。

　　我们再把雍正的这种做法和朱元璋进行对比。

　　朱元璋也极为重视基层治理，在《大诰》中规定了严格的邻里监督制度，且人民离开家乡外出还需要当地官府出具“路引”。若乡里有游手好闲之徒，或出现没有路引、来路不明的陌生人，邻里有责任及时向官府举报，也可以直接抓起来送官。如果没有举报，出了案子邻里还要担责任。这些治理模式固然很严，却都没有把它跟宗族联系起来。朱元璋始终以邻里关系作为基层治理的主线。

　　朱元璋有个特点，就是不管啥规章制度，到最后老百姓觉得问题还是解决不了的，都可以到南京来找他，且人数不限，三五百人都可以。但到了晚年，确实有点精力不济，应付不过来说，感叹说：“民间词讼皆赴京来，如是连年不已。”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去世的前三个月，朱元璋将多年实践的基层治理经验总结成《教民榜文》颁行天下，想尽量把矛盾解决在基层。里边的规定也没有宗族什么事儿，而是采取“里老人”制度来规范乡村治理。

　　“里老人”中的“里”是明朝的基层组织，一百一十户为一里，里长一般由纳税大户担任，原本的责任是完成钱粮和差役的。现在每个里新设“老人”一职，负责司法裁决。老人的选任标准是年老德高，一般在五十岁以上，由村民推举，公认品德高尚、为人公正的每个里选三个或五个，负责裁断乡村地区的普通纠纷。除了谋反等“十恶”大罪，以及强盗、杀人这样重罪，其它纠纷都要先通过里老人裁决，然后才能向上申诉告官。里老人枉法裁断的，按照《大明律》出入人罪处罚，实在不行其它里老人还可以一起把他绑缚北京交给皇帝处理。[3]

　　跟朱元璋相比，雍正的基层治理方针显然特别突出政权与宗族的结合，以此加强社会控制。这种做法，配上康熙推崇理学的政治路线，极大的赢得了汉族士绅的欢心，进一步巩固了满汉特权阶层的联合专政。特别是宗族司法权这种实打实的好处，足以抵消他们因为多交钱粮而带来的不满。他们可以利用这种特权，轻而易举的将多交的钱粮从被压迫的族人中间掠夺过来。他们只要在满蒙勋贵们面前当好奴才，回到家族内部就可以生杀予夺、作威作福。这样，刚打算吃后悔药的东林党后裔们又回心转意，不再偷偷摸摸支持反清复明，转而继续给清王朝当忠臣孝子。

　　从康熙的《御制日讲四书解义序》到雍正的《圣谕广训》，清王朝在意识形态上基本完成了从暴力统治向以暴力为后盾的理学专制的过度。

　　专制政权和专制族权的紧密结合，成为了清王朝维稳长寿的一大法宝。

　　[1]陈锋《清代军费研究（第二版）》，第七章，武汉大学出版社。
　　[2]此数据来自乾隆朝军机大臣阿桂《论增兵筹饷疏》，《清经世文编》卷26。昭梿《啸亭杂录》记录为雍正去世时留下库银三千万两。《啸亭杂录》的记录一般认为是比较可靠的。但阿桂的记录为正式官方文件，且距离乾隆继位时间更近。特别是他在乾隆十年曾担任主管银库的郎中，对库银记录做过核查，此数应该最为权威。
　　[3]朱声敏，《理想与尝试：明初里老对地方官吏的权力牵制》，载《广西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