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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大参考

李晓鹏: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三卷)中华民族的苦难沉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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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4-17 16:56:27 | 显示全部楼层
  (根据写作进程,全书提纲目录有所修改,本节上一节为 2-15联合专政)

  一、乾隆十三年

  雍正当了十三年皇帝后去世。死的很突然,八月二十号发病卧床,身体尚好,还能正常处理公文,二十二号突然恶化,次日凌晨就驾崩了。其死因很有可能是吃了太多丹药,中毒而死。

  雍正一向笃信佛道,喜好炼丹。清朝内务府的《活计档》中记录,从雍正八年到十三年这5年间,皇帝先后157次下旨向圆明园运送炼丹所需物品,包括大量矿银、红铜、黑铅、硫磺等。当时在圆明园内为雍正炼丹的道士有好几个,其中最主要的是张太虚和王定乾。雍正死前的12天,《活计档》中曾记录:总管太监陈久卿、首领太监王守贵一同传话:圆明园要用牛舌头黑铅二百斤。

  黑铅是有毒金属,过量服食可使人致死。100公斤黑铅运入圆明园,十二天后雍正就在这个园子内突然死去,很有可能是丹药中毒造成的。

  为了避免康熙晚年诸子争位的情况重演,雍正很早就确定了“秘密建储制度”:由皇帝亲书立储谕旨一式两份,一份密封在锦匣内,安放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另一份皇帝自己保存。待皇帝驾崩时,由御前大臣将两份遗旨取出,共同拆封,对证无误后当众宣布由谁继位。这样,皇子们不知道谁是太子,野心就会得到遏制。但又有明确的遗命可查,可以避免康熙去世后传达遗诏过程不够公开透明、继承人合法性遭疑的情况。

  雍正死后,大臣们很快就按规定找到两份圣旨,内容一致,由四皇子弘历继承皇位,也就是乾隆皇帝。整个过程十分平稳有序,没有引起任何争议。

  尽管是秘密立储,但弘历就是皇位继承人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弘历年幼时候就特别聪明可爱,被还在当亲王的父亲送进皇宫,由康熙亲自抚育教养。老年康熙对其异常疼爱。雍正把这层关系视为自己被康熙选择为继承人的证据或原因之一,也因此对弘历特别重视。雍正元年,宣布秘密立储不久,就派十三岁的弘历代替自己祭拜景陵,暗示储位已定于弘历。

  雍正五年,弘历唯一的哥哥弘时因为放纵不谨的罪名遭到处罚,并被过继给胤禩当儿子,丧失继位的可能,弘历的储君地位更不可动摇。雍正八年,弘历二十岁。他将十四岁以来所写的诗文以及与师傅们研讨经史的论文心得,精心挑选,汇成一辑,取名为《乐善堂文钞》公开出版。雍正朝几乎所有的中央枢机大臣都为这本文集作序,包括鄂尔泰、张廷玉、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贝勒允禧等,还包括唯一有可能挑战弘历继承权的弟弟弘昼。所有序言都把弘历吹捧为德才兼备的圣贤。这么大的政治动作,显然得到了雍正的支持。

  弘历的储君地位如此明显,各方势力都在他身上没少花功夫。官僚权贵们对雍正改革的诸多抱怨源源不断的传进他的耳朵,儒学老师们也猛灌迷魂药,让他相信按照儒家的“仁政”思想治理国家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如此种种,让弘历对乃父的为政措施积累了诸多不满,一上台就快刀斩乱麻一样进行纠偏。雍正改革中的很多措施被废除。

  士绅一体纳粮当差的政策首当其冲,“官户”、“宦户”纷纷恢复,雍正十二年以前需要追缴的钱粮全部豁免;新开垦土地的丈量也停止了。胤禵以及胤禩、胤禟的儿女等被囚禁的宗室贵族都放了出来并恢复爵位,蔡珽等很多因为党争腐败等问题被下狱的官员也放了出来。

  乾隆下令清查历年的亏空案,只要发现犯罪情形“有一线可宽者”,就豁免其罪,已经被抄家没收的财产,如果还没有变卖的,就一律归还。共有2100多名官员因此出狱、复职或者返还家产。唯一从严的纠偏就是把《大义觉迷录》收回并销毁,列为禁书,曾静和张熙被立即处决,因为这本书让很多皇室宗亲以及汉族官僚们感到很丢人。

  没有纠偏而是大力推广的是“养廉银”,乾隆把它的覆盖范围扩大到了京官和军队,让军队主官和在京的高级官员也可以像地方政府主官一样享有高新养廉的好处——看起来官僚权贵们并没有在乾隆面前说过养廉银的坏话。

  对于乾隆初年的宽松政策,史书中如此记载道,“所颁诏令,善政不绝,四海之内,无不欢呼雀跃。”即便是来进贡的高丽国使者也在一书中写道:“雍正有苛刻之名,而乾隆行宽大之政”。勋贵、官僚、士绅们对此十分满意,甚至有人认为,新皇帝什么都好,就是性格有点过于软弱。

  从乾隆继位之初一直到乾隆十三年,弘历都看起来是个很符合儒家理想的好皇帝,臣子们做错了事能原谅就原谅,尽量宽大处理,受到上下官员们的一致好评。这段时期的乾隆很像晚年康熙,他自己也非常喜欢回忆在皇宫中受康熙教诲的故事,对自己严苛的父亲却几乎绝口不提。

  然而从乾隆十三年开始,一切都变了。他变得冷酷残忍,不再宽容。张宏杰在《饥饿的盛世》中说:“从这一年开始,乾隆回到了雍正的老路上。”

  实际上,乾隆不仅是回到了雍正的老路上,而是比雍正还要严苛甚至残忍。

  这种转变并非偶然,它有一个相当长的积累过程,也可以说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乾隆极其聪明且非常有责任心,从小熟读中国历史,对各朝各代尤其是明朝覆亡的教训颇为上心。前期的宽仁主要是被儒家圣君理想蒙蔽了眼睛,对现实政治抱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期望。他很快就发现,官僚集团对不起这份宽仁。

  乾隆四年(1739年),工部奏报,为“粘补”太庙里面的灯笼,申请领银三百两。这件小事夹杂在工部上报的几十件大事当中,谁也想不到会被皇帝注意。孰料乾隆精力过人,虽然每天要阅读上万字的奏折,从头到尾却不会忽略一字。看到这个数字,他就感觉这笔钱用于“粘补”灯具,似乎稍多了些。遂朱批询问,此灯不过是粘补修理,怎会需要这么多银子?

  工部勾结内务府,在皇家工程中滥支滥报,已经成了习惯。工部官员含糊其词地回奏说这是预支银,将来按实用金额再行报销,余下的银两自会交回。乾隆看了勃然大怒,下旨说,工程开销,都是先估后领,查遍工部档案,从来没见过有没花完交回来的记录。“该堂官等竟以朕为不谙事务,任意饰词蒙混,甚属乖谬。”

  为太庙一灯几百两银子的小事,乾隆小题大做,整个工部衙门全堂都被降罪。工部满汉尚书、侍郎等官员或遭降级,或被调用,最轻的也受到罚俸处理。[1]

  更为严重的是,雍正年间基本刹住了的贪污之风又开始抬头了。乾隆六年(1741年)前后,先后发生了布政使萨哈谅贪污税款、提督鄂善贪赃受贿、学政喀尔钦贿卖生童等贪污案件,让乾隆十分震惊。

  乾隆六年三月,山西巡抚喀尔吉善弹劾山西官员贪污不法。他说,山西布政使萨哈谅收取钱粮税款时,提高税率,平时则擅作威福,纵容家人。并且举报学政贿卖文武生员,买有夫之妇为妾,声名狼藉,廉耻荡然。

  对这份弹劾奏章,乾隆十分气愤。他批示说:朕自登基以来,信任大臣,体恤官员们的辛苦,增加俸禄,厚给养廉。以为天下臣工,自然会感激奋勉,实心尽职,绝不致于贪污腐败以犯国法。不料这些人如此秽迹昭彰,赃私累累,实在是我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我以至诚待天下,而这些人敢于腐化无耻到这种地步,这不是把我看成“无能而可欺之主乎?”[2]

  ——这次批复说明,乾隆已经开始认真反思自己的宽仁政策了。

  随着官员腐败程度加深,已被雍正解决的财政亏空的问题也卷土从来。乾隆十二年,他总结说:

  “朕观近年来亏空渐炽。如奉天府尹霍备任内、则有荣大成等五案。山西则有刘廷诏之案……”[3]

  他分析原因说,这是因为大家见我办理政务往往从宽,所以“遂一以纵弛为得体”——都以为管理属下就应该宽容放纵。

  乾隆的这些抱怨和警告,并没有引起官僚集团的重视。几乎没有官员注意到:一直和善可亲好说话的皇帝,内心早已憋了一肚子火,在等待一个爆发的时机。

  这个时机在乾隆十三年到来了。

  除了前面的积累以外,三件大事交叠发生让乾隆十三年成了关键性的转择点。

  第一件事是鄂尔泰去世和张廷玉请求退休。

  鄂尔泰是乾隆十年病故的,张廷玉在十三年的时候也已经七十六岁。在这一年,张廷玉第一次以老病为由向皇帝请求退休。尽管皇帝予以慰留,但其精力确实已大不如前,无法再承担中央枢机的日常行政工作,只能隔几天来上一次班。一年以后,他又再次乞休,乾隆也发现他真的没法做事,就准了他回家养老。

  雍正给乾隆留下来的这满汉两大辅臣既是行政高手、又是官场老手。对乾隆来说,他们是非常能干的帮手;另一方面也是他权力的掣肘、是满汉两大官僚集团的代表。乾隆跟他的父亲和爷爷一样,对臣下结党问题高度警惕,在倚重二人的同时,时刻不忘进行敲打,有时还会处罚几个他们的亲信以示警告威胁,以免满汉官员围绕二人结成朋党。但总的来说,官僚集团透过他们跟乾隆沟通交流,乾隆通过他们让官僚集团执行任务,都比较顺畅,好多矛盾问题可以得以有效的缓冲。

  两大重臣一死一病,没有了好帮手的乾隆就能更直观的感觉到官僚系统的衰败无能,也让他可以不受制约的放手整顿官僚队伍。

  第二件大事是金川战役的接连失利。

  金川地区位于今天四川西部的甘孜阿坝,是藏区和四川平原的过度地带。这个地方很小,“东西长二、三百里,横约数十里”,人口不过数万人,分为大金川和小金川,两地都有自己的土司治理。

  乾隆十一年(1746年),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劫夺小金川土司泽旺﹐经清朝干预后释还。次年,莎罗奔又攻明正土司(今康定)等地,乾隆命川陕总督庆复派兵前往“弹压”。

  没有想到,在金川这个弹丸之地,清军竟然连连失利。庆复耗师糜饷,却未能成功,被调回京城,由张广泗代替。张广泗到了金川,就弹劾庆复有隐瞒军事失败的罪行。

  但张广泗的进展也不顺利,乾隆十三年春,乾隆除了不断增兵增饷,还派他最信任的首席军机大臣讷亲前去指挥,协助作战。但讷亲不懂军事,遥坐营帐中指挥,跟张广泗闹矛盾,二人互相弹劾。讷亲乱下命令,张广泗明知其命令违背军事常识,也故意不说,等着看他笑话。清军先胜后败,讷亲只好上书皇帝请求采用久围之计,军事行动的成功变得遥遥无期。

  到乾隆十三年的时候,金川之战累计投入兵力二十多万,耗银两千多万两,战局还是没有扭转。乾隆甚至听说,3000清兵竟然被几十个人就打的抱头鼠窜。

  官僚系统的腐化堕落,乾隆尚可以容忍。战争的失利那是赤裸裸的打脸,让皇帝颜面扫地,无法忍受了。经过反思,他正确的认识到:正是因为自己的宽容,才导致官员不正之风盛行,军纪废弛、军心懈怠。

  一般认为,金川战役受挫是乾隆执政风格剧变的最关键因素。

  第三件大事,就是富察皇后去世。

  富察皇后以贤惠著称,跟乾隆感情极好。但她也是个很不幸的人,跟乾隆生下两个儿子,都先后夭折,因此大受打击,变得抑郁寡欢,在三十七岁的时候去世。乾隆对此极为伤心。

  这是一个导火索般的事件,成了一个爆发点。

  皇后治丧期间,皇帝查看相关文件,发现里边的满文文本将汉语“皇妣”一词给翻译成了“先太后”。“皇妣”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女性远祖,一个是皇帝已故的母亲。乾隆认为这个词在文件中的意思是前者,翻译者理解错误,给译成了后者(后来证明实际上没错,是乾隆自己理解错了)。此时乾隆的生母皇太后还活的好好的。乾隆刚死了老婆,现在又发现有人咒他死老娘,当然大发雷霆。当即将刑部尚书阿克敦照"大不敬"议罪,判了个斩监侯(死缓)。刑部其他的官员全部被问罪,包括满尚书盛安、汉尚书汪由敦、侍郎勒尔森、钱阿群、兆惠、魏定国,均革职留任。

  错别字事件刚过,乾隆又抱怨光禄寺筹备的祭品不新鲜。光禄寺卿、少卿全部降级调用。工部因办理皇后册宝"制造甚用粗陋",侍郎索柱降三级,涂逢震降四级。礼部因为在祭文上,少了王公行礼的阐述。尚书海望、王安国降二级留任,其他堂官也分别受到处分。

  接下来就是最倒霉的两大总督——江南河道总督周学建和湖广总督塞楞额。这两个封疆大吏,因为违反了国家礼制、在皇后丧礼期间剃发,竟然被皇帝给赐死了。

  国丧期间不准剃发是满清祖制,但之前并没有认真执行,连皇帝死了都不管,更别说皇后了。周学建是因为他岳父来访,想剪个头发好看点,被政敌举报下狱。乾隆原本打算判个死缓,但周的政敌又继续落井下石,弹劾他有贪污河道工程款的问题,就改成了赐死。塞楞额更倒霉,连贪污的罪名都没有,纯粹就是因为剃头理发被举报而赐死的。因为乾隆认为丧礼期间不剃头乃满洲礼法,汉人不遵守尚可从宽,满人不遵守就必须从严。

  料理完皇后的丧事,再来处理金川战役的三员主将:庆复、张广泗和讷亲。

  连剃头都要赐死,打败仗就更不消说,三人全部被判处死刑。庆复是佟国维的六儿子,袭封一等公,刑部按贻误军机律论斩,乾隆改为赐死,给了他一条白练自己上吊。张广泗不是满洲勋贵,没有特权,直接斩首。讷亲是乾隆亲手提拔起来的第一军机大臣,其祖父遏必隆是开国元勋,张广泗被杀的时候他还在金川前线。乾隆派特使带着遏必隆留下来的“遏必隆刀”到金川阵前,令讷亲以此刀自裁。

  [1]张宏杰《饥饿的盛世》,31页,重庆出版社,2016。
  [2]《清高宗实录》卷18,癸酉
  [3]《清高宗实录》卷35,丙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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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4-19 15:18:14 | 显示全部楼层
  二、铁腕治吏

  旬月之间,连杀四大总督加一个首席军机大臣,为清朝立国以来所仅见,朝野上下大为震动。

  然而大家更想不到的是,这只是一个开始。从十三年开始,乾隆杀起大臣来根本收不住手,成为明清两朝历史上诛杀大臣第二多的皇帝。当然,第一名是朱元璋,这方面谁也没法跟他老人家比。乾隆能干到第二名,那也是相当凶猛了。

  乾隆掌权六十三年,总共杀部级(从二品)以上高官五十三人,名单如下:

  1.兵部尚书、步军统领鄂善(以收受俞长庚贿赂,六年四月令自尽);

  2.浙江巡抚常安(以婪赃纳贿,十三年七月处绞);

  3.湖广总督塞楞额(以身为满洲大臣违制剃头,蔑礼犯法,十三年九月令自尽);

  4.江南河道总督周学健(以违制剃头,并徇私纳贿,十三年十一月令自尽);

  5.川陕总督张广泗(以办理金川军务狡诈欺罔,有心误国,十三年十二月处斩);

  6.保和殿大学士、袭一等果毅公讷亲(以经略金川军务乖张退缩,老师糜饷,误国负恩,十四年正月命自裁);

  7.文华殿大学士、川陕总督、袭一等承恩公庆复(以捏报焚毙金川土司,欺朦了局,十四年九月令自尽);

  8.四川建昌镇总兵许应虎(以临阵退缩,失陷城寨,畏贼如虎,密请让地撤营。十四年十月处斩);

  9.四川提督李质粹(以焚毙金川土司一案,附和庆复,扶同捏饰,十五年正月处斩);

  10.四川松潘镇总兵宋宗璋(以明知班滚逃亡下落,不复搜擒,致令远遁,种种欺饰,十五年正月处斩);

  11.驻藏副都统、前四川巡抚纪山(以事事顺从珠尔默特那木札勒,纵令恣肆妄行,致珠逆被诛后,都统傅清等为乱党所害,十六年三月令自尽);

  12.甘肃巡抚鄂昌(受胡中藻文字狱一案牵连,查出所著诗稿《塞上吟》语含怨望,二十年五月令自尽);

  13.山东巡抚鄂乐舜(以前在浙江巡抚任内勒派商捐,二十一年三月令自尽);

  14.署□□提督、江南狼山镇总兵傅魁(以擅杀率众来投之贼首莽噶里克,欺诳邀功,二十二年四月处斩);

  15.江苏布政使彭家屏(以收藏逆书,并所刻《大彭统纪》命名狂悖,二十二年七月令自尽);

  16.湖南布政使杨灏(以侵扣谷价,贪黩败检,二十二年九月处斩);

  17.云贵总督恒文(以借贡献为名,短发金价,并纵容家人勒索门礼,二十二年九月令自尽);

  18.山东巡抚蒋洲(以前在山西藩司任内亏短库项,恣意勒派,二十二年十一月处斩);

  19.山西布政使杨龙文(以亏短库项,恣意勒派,二十二年十一月处斩);

  20.领队大臣、副都统顺德讷(以从征回部疏防霍集占等脱逃,二十三年九月处斩);

  21.兵部尚书、靖逆将军觉罗雅尔哈善(以征讨回部玩误乖张,失机偾事,二十四年正月处斩) ;

  22.绥远城将军保德(以贪黩败检,二十四年六月处斩);

  23.参赞大臣、镶黄旗汉军都统、袭三等信勇公哈宁阿(以从征回部玩误失机,二十四年十月令自尽);

  24.湖北布政使沈作朋(以前在湖北臬司任内纵盗冤良,二十八年七月处斩);

  25.喀什噶尔办事大臣、工部侍郎觉罗纳世通(以妄自尊大,凌辱回众,于乌什叛变,复办理种种悖谬,三十年五月处斩);

  26.阿克苏办事大臣、副都统弁塔哈(同上);

  27.和阗办事大臣和诚(以重利盘剥回人,贪婪败检,三十年七月处斩);

  28.陕西巡抚和其衷(以前在山西巡抚任内,于升任阳曲令段成功弥补亏空一案徇纵营私,三十一年十月处斩);

  29.东阁大学士、云贵总督杨应琚(以办理缅匪失机偾事,三十二年闰七月令自尽);

  30.福建巡抚李因培(以前在湖南巡抚任内,于武陵令冯其柘亏空钱粮,扶同徇隐,三十二年十月令自尽);

  31.参赞大臣、副都统额勒登额(以有心退缩,贻误军机,致将军明瑞等阵亡,三十三年四月凌迟处死);

  32.云南提督谭五格(同上,处斩);

  33.正白旗满洲副都统高恒(以前在两淮盐政任内侵蚀官帑,三十三年十月处斩);

  34.福建台湾镇总兵王巍(以贼匪黄教竖旗焚杀一案,措置乖张,三十四年五月处斩);

  35.署贵州巡抚良卿(以威宁牧刘标亏空一案,骫法婪赃,三十五年二月处斩);

  36.湖南巡抚方世俊(以前在贵州巡抚刘标货物,并于开矿受贿盈千,三十五年十月处绞);

  37.云南布政使、前广西巡抚钱度(以支放库款,克扣平余,婪赃数万,三十七年七月处斩);

  38.武英殿大学士、四川总督阿尔泰(以贻误军务,并勒属派买,短发价值,克扣养廉,三十八年正月令自尽);

  39.参赞大臣、前理藩院尚书、一等成勇靖远侯富德(以扣罚士兵银两,冒滥行私,并写列参单,有心诬陷,四十一年五月处斩);

  40.兵部侍郎高朴(以命往叶尔羌办事,勒索回民财物,并开采玉石,串商牟利,四十三年十月处斩);

  41.休致大理寺卿、前山东布政使尹嘉铨(以妄为伊父奏请予谥,并从祀文庙及著述中多狂悖语,四十六年四月处斩);

  42.浙江巡抚王亶望(以前在甘肃藩司任内捏灾冒赈,侵蚀监粮,四十六年七月处斩);

  43.陕甘总督勒尔谨(以失察王亶望侵蚀案,并收受属员代办物件,四十六年七月令自尽);

  44.甘肃布政使王廷赞(以王亶望一案通同捏饰,四十六年九月处绞);

  45.山东巡抚国泰(以贪纵营私、勒索属员财物,四十七年七月令自尽);

  46.山东布政使于易简(以扶同国泰贪婪欺饰,四十七年七月令自尽);

  47.闽浙总督陈辉祖(以隐捏抽换王亶望入官财物,并贻误地方,四十八年二月令自尽);

  48.江西巡抚郝硕(以进京陛见勒属馈送银两,四十九年七月令自尽);

  49.福建海坛镇总兵郝壮猷(以台匪林爽文滋事,参将瑚图里被贼拦截不接应,致失凤山县城,五十二年四月处斩);

  50.福建陆路提督、一等义勇伯柴大纪(以嘉义县被围案内贪纵营私,酿成事变,五十三年七月处斩);

  51.浙江巡抚福崧(以两淮盐运使柴桢侵用盐课一案,通同侵染陋规,五十八年二月处斩);

  52.闽浙总督伍拉纳(以婪索盐务陋规并属员馈贿银两,六十年十月处斩);

  53.福建巡抚浦霖(同上)。

  简单统计一下,乾隆因为军事责任杀从二品以上大臣十九人,占36%;贪腐问题杀三十一人,占58%;文字狱问题杀三人(鄂昌、彭家屏、尹嘉铨),礼制问题杀一人(倒霉的塞楞额)。军事责任和反贪是乾隆诛杀大臣的主要原因。

  诛戮大臣的高峰是从乾隆十三年到四十八年,杀部级以上高官四十六人,平均每年约1.3人;而在十三年之前,只杀一人;四十九年后到去世的十四年间,只杀了6人,平均每年0.4人。这些都是副部级以上大员,中低级官员被处决的,就更多了,数不胜数。

  乾隆时代可以对应的分为三个大的阶段:从登基到乾隆十二年,是宽仁时期;从乾隆十三年到乾隆四十八年,是刚猛政治期;从四十九年到他去世,是老年怠政期,其标志性事件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贪官和珅被封为一等男爵并陪同南巡。

  乾隆十三年前,皇帝对全国的死刑犯一直努力宽容,能不处死的,尽量不处死。但到了十四年的秋决,他一改前态,大批勾决,连以前多次批准缓刑的老犯人也一起杀掉。乾隆十五年是皇帝四十大寿、十六年是皇太后六十大寿,按照以前的惯例,死缓犯人一律不处决。但乾隆却宣布,贪污犯却不在宽容之列,该杀还要照常杀掉。

  在清查亏空方面,他也把老爹的办法重新捡了起来,亏空官员必须用家产填补,填不上的,挪用亏空欠一千两的、贪污亏空欠八十两的,就要除以死刑。

  二十三年,乾隆顶着巨大压力,正式废除了他父亲制定的《完赃减等条例》。新的法律规定,只有贪污不足一千两的,才可以完赃减等;贪污数量超过一千两的,就立刻斩首,不再适用完赃减等政策。这就要了不少官员的命。

  诛杀高官的数量只是一个比较极端的指标,乾隆在整顿吏治方面颇为投入精力。他将不称职的官吏分成八类:年老、有疾、浮躁、才力不及、疲软无力、不谨、贪、酷,并给予不同的处理。乾隆一朝,因考绩不合格受到降级或处分的官吏达六万多人,主要也是集中于乾隆十三年到四十九年这段时间。在严格管束官僚集团方面,中年乾隆在明清两朝也仅次于朱元璋。在淘汰不合格官员的同时,一大批年轻、有干劲、没有朋党关系的官员被快速提拔了上来。

  在比雍正更为严厉的吏治整顿之下,清王朝这台专制机器的效率得到了极好的发挥。

  首先是财政收入开始高速增长。乾隆中期,在四处征伐、赈灾救济和兴修工程等巨额开销的情况下,户部存银却长期保存在逾七千万两的水平,是雍正去世时的三倍,也超过了雍正中期的最高水平。

  然后就是大规模的赈灾救济。乾隆熟读中国历史,对饥饿的农民多次推翻一个超级王朝的事情印象深刻,在救灾赈民方面非常舍得花钱。张宏良在《饥饿的盛世》中甚至说:“乾隆是传统社会中采取救灾措施最为得力的统治者”。康熙年间曾经截留两百四十万使漕运的粮食用于救灾,雍正年间也不过二百九十万石,而仅从乾隆元年到二十年,就动用了一千三百多万石的漕粮来救灾,是康雍两朝之和的两倍还多。乾隆五十年出现全国性的灾情,就动用了一千四百万两银子来救灾,占当年全国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

  乾隆多次讲,救灾是“国家第一要务”,“赈恤一事,乃地方大吏第一要务”。尤其强调,督抚偶尔玩忽职守,尚可宽免,唯独瞒报灾情一事,一定要从严治罪。

  乾隆二十六年,山东德州发生水灾。大雨一连下了七个昼夜,城中粮食供应中断,无数人饥饿难耐,聚集到官府的粮仓请求救济。当时山东督粮道彦希深到省城出差,他的手下不敢自作主张。因为擅自动用国家库粮是重罪,跟钱库亏空一样,不但要丢官,还要自己掏钱赔补。彦希深七十多岁的老母亲力排众议,决定开仓放粮。事后,彦希深被山东巡抚弹劾。乾隆看到了,把山东巡抚骂了一顿,说他不知道轻重。亲自下旨把彦母封为三品诰命,所放粮食准许报销,不用赔补。彦希深也因此进入乾隆的选拔视野,一直升官,做到了督抚的高位。

  与救灾类似的“民生工程”——水利设施的建设也在高效推进。

  乾隆十八年,黄河在铜山决口,河道总督高斌奉旨治理。高斌是乾隆的皇贵妃高佳氏的父亲,算是国舅爷。因为这层身份,他做事情就不太上心,加上年纪也大了,把河道总督当成养老的位置,做个甩手掌柜。结果属下李屯、张宾二人明目张胆的贪污公款,导致河工没有按期完成。乾隆得知以后,勃然大怒,命令立刻将李屯、张宾二人处斩,同时又因为痛恨高斌“负恩徇纵”,命令把他也捆起来,一同押赴刑场“陪斩”。

  乾隆特意嘱咐行刑官员,要制造将高斌也一并斩首的假象。高斌眼见李张二人被砍掉脑袋,吓得心胆俱裂,全身瘫软倒在地上。负责监斩的钦差大臣,此时才说高斌只是“陪斩”,实际上死罪已免。其后,高斌果然日夜住在工地上,一刻不敢休息地监工,两年后,活活累死在大堤上。

  按照这种监督执行力度,乾隆中期水利工程的进展效果一直不错。河南至商丘黄河河堤新筑170余里,清口及江南运河疏浚,江南淮阳运河挑浚,江苏宝山至金山242里长的块石篓塘和浙江金山至杭县500里海塘建成。这于民生安全和农业生产大有好处。

  以上种种,都为清朝国力在乾隆中期达到极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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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4-22 17:01:24 | 显示全部楼层
  三、平定西北

  乾隆治国理念的变化,因内政和战争两个方面的原因而起。内政在严肃整顿吏治之后很快好转,而军事绩效的检验,则还要等待时机。

  杀掉讷亲等人之后,金川之战很快就取胜了。但这跟严肃军事纪律本身没有直接联系,而且是因为乾隆派出了前甘陕总督岳钟琪。

  大金川土司莎罗奔跟岳钟琪颇有渊源:康熙末年清廷用兵川藏地区,莎罗奔曾带兵随征,当时的清军统帅正是岳钟琪。雍正元年,岳钟琪又奏请朝廷授予莎罗奔“金川安抚司”印信。莎罗奔在前期虽然顶住了清军二十万人次的兵力进攻,自身也损失惨重,眼看皇帝连杀三员主将、决心把战争打到底,又听说是岳钟琪来带兵,就顺坡下驴,向老领导请降。乾隆接受了投降,命两大土司仍然负责管理旧有的土地和人民,不得再起战端。这个结果与其说是投降,不如说是停战协定。金川战役就这样草草结束。

  真正的考验在乾隆十八年到来了。

  这一年,清王朝最顽固的敌人——准格尔汗国内部出现了分裂。新的汗国首领达瓦齐,宣布讨伐不服从指挥的杜尔伯特部。杜尔伯特部首领三车凌为了寻求活路,不得不带领其族人三千余户、一万多人离开故土,向清王朝请求庇护。

  乾隆皇帝认为这是消灭准格尔汗国的天赐良机。他把三车凌封为亲王,又于十九年五月在承德避暑山庄亲自召见,多次长谈,认真询问准格尔汗国的内部情况。谈话的结果加强了乾隆的信心:准格尔汗国由于内部斗争,正处于历史上最衰落的时期,现在是彻底解决准格尔问题的最佳战略时期。如果不乘机动手,再过几年其内乱平定,必然会再次成为清王朝的大患。

  这个决定罕见的遭到了满汉重臣们的一致反对,满朝文武只有他的小舅子傅恒赞成出兵。

  大臣们的意见之所以如此一致,是因为,之前,雍正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栽了跟头。

  雍正登基之初就遵从康熙遗命,与准格尔达成了和平协议。但准格尔方面并没有完全遵守协议,藏匿青海叛乱领袖罗布藏丹津,在西北地区扶植反清势力,不断制造事端。

  雍正六年底,准格尔大汗策妄阿拉布坦去世,他的儿子继承汗位。雍正认为新汗登基,权威不足,正是打击准格尔的好时机,于雍正七年初,命令甘陕总督岳钟琪出兵攻击准格尔。

  但实际情况并不是雍正想象的那样,准格尔内部十分团结,对战争准备充分。

  岳钟琪被准格尔方面发出的假情报欺骗,以为敌人主力在吐鲁番一带,于是兵分两路。战斗力最强的一路从天山西路进攻吐鲁番,另一支则翻越天山从北路进攻准格尔首府伊犁。结果,西路军被一些散兵游勇拖延在炎热荒凉的吐鲁番一带,准格尔主力却秘密埋伏在翻越天山的必经之路——博克托克岭峡谷。伏击之下,清军北路军几乎全军覆没。西路军后来虽然攻占了乌鲁木齐,为雍正扳回了一些颜面,但总体得不偿失。

  博克托克之战后,准格尔乘胜反攻。清军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计谋将准格尔大军引入埋伏圈发动伏击,在光显寺(今蒙古国鄂尔浑河上游)大败准格尔主力。准格尔方面损失了大约一万人。

  从军队死伤来看,清军在博克托克损失五万,准格尔在光显寺损失一万,相比之下清军损失更大。但双方国力对比过于悬殊,五万人对清军来讲不算大事,而且只是偏师,核心主力西路军仍然保持完好。光显寺之败对准格尔却是伤筋动骨之痛,被迫主动向清廷请和。双方在雍正十二年再次停战,开始和平谈判,乾隆四年,和议达成。一直到乾隆十九年,和平已经持续了二十年之久。

  现在,乾隆想效法他的父亲,在双方已有和议的情况下,趁着准格尔内部虚弱的机会再次发动战争,当然会遭到激烈的反对——大家都害怕博克托克峡谷的悲剧重演。

  但乾隆认为现在的情况和雍正七年已经完全不同。雍正七年只是根据新汗继位这个事情,臆断准格尔内部不稳定。而这次是实打实的部落首领带着一万多人来投诚,他亲自询问并了准格尔的内部情况,可以确信过去数年准格尔内部的汗位争夺早已不限于政治斗争,而是引发了长期内战。综合之前就获得的各种情报,这一判断的可靠性毋庸置疑。

  就在皇帝和重臣们热烈争议之际,准格尔内部的战乱进一步升级。大汗达瓦齐跟他最重要的盟友——他的侄儿阿睦尔撒纳之间爆发战争。阿睦尔撒纳战败,于乾隆十九年七月,带领其部下四千多户共计两万人向清朝投诚。阿睦尔撒纳在热河避暑山庄觐见乾隆,力陈内乱情形,恳求清廷立即出兵讨伐达瓦齐。

  阿睦尔撒纳的到来让清廷结束了争议,决定立刻发兵。

  乾隆二十年二月,清军五万大军以阿睦尔撒纳为前锋,进军准格尔。

  连年内乱的准格尔各部无法团结抵抗,在阿睦尔撒纳的号召下,很多部落选择了直接向清军投降。几乎没有经过像样的战斗,清军便成功占领了准格尔首府伊犁。达瓦齐带领一万多人向西逃窜,被清军追上击溃。达瓦齐被俘获,送往北京。乾隆没有杀他,后来还把他封为准格尔亲王,最终老死京城。

  这是一场看似完美的胜利。但阿睦尔撒纳跟他的祖先策妄阿拉布坦一样,有自己的野心,向清朝投诚不过是想借助清军的力量来夺取汗位。达瓦齐被俘之后,清军由于粮食后勤难以长期保障,也就退回了内地,只留下五百人驻守。乾隆希望废除准格尔汗位,改由四大部落分割管理,从而实现“分而治之”,以消灭准格尔对边疆的威胁。阿睦尔撒纳大为不满,在数个月后发动兵变,杀掉了五百驻军,自称准格尔汗。

  撤退回甘陕地区的清军主力被迫再次出征。这一次的进展就很不顺利。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上一次进兵为了抓住时机,没有做充足的后勤准备,乾隆特批前线将领可以“因粮于敌”,或者向周边蒙古部落暂时“借用”一些粮食,战后补偿。其实就是允许军队沿路依靠抢掠来获得补给,所谓战后补偿之类的不过是空头许诺。所以第一次进兵看似顺利,其实不仅准格尔部落,周边其他蒙古部落也深受其害,心怀怨恨。第二次进兵又很仓促,军队继续靠抢掠为生,这一下不仅准格尔各部的抵抗异常顽强,连周边其他蒙古部落也开始反抗。

  这次进兵开始后没多久,对清廷一向十分忠诚的喀尔喀蒙古也爆发了一万多人的叛乱,还有二十三个喀尔喀蒙古王公商议聚会,准备全族反清。乾隆闻讯大惊,立刻下令清军退兵,转而去镇压喀尔喀的叛乱,同时向蒙古王公们写信承认错误,表示将会立刻停止“因粮于敌”的政策,才把事态平息了下去。

  乾隆总结教训,改变作战方式,从内地调集大量粮食囤积到天山前线,足够大军三四年之用。经过差不多一年的后勤准备,这才第三次发兵。

  第三次进兵在刚开始仍然十分艰难,准格尔各部落的抵抗异常坚决,甚至在主力被击溃后,还出现了大量的游击战。但乾隆的运气不错,准格尔内部爆发了天花,这个可怕的流行病毒杀死了大约百分之四十的准格尔人,这让他们彻底丧失了抵抗清军的能力。

  天花是一种很古老的流行病毒,容易在炎热和人群密集的地区爆发疫情。中原地区的汉族已经跟天花打了两千多年的交道,拥有免疫力的人比例较高,并且已经初步掌握了对抗天花的办法,就是“种痘”。“种痘”在本质上跟今天的疫苗是一个原理:就是从天花病人的病斑(被称为“痘”)上获取天花病毒,经过稀释,通过喝水或者呼吸的方式让健康人染上微量的天花病毒,然后就会得比较轻微的天花,死亡率很低。一旦被感染者熬了过来,就可以获得对天花病毒的终身免疫力。满洲人在入关后,进入温暖的人口密集地区,也大量感染天花病毒,死亡率很高。一直到康熙十七年,康熙皇帝知道了汉族的“种痘”免疫法,在满族人中间大量推广,这才比较彻底的解决了问题。满洲人也才跟汉族人一样,变得不太容易感染天花。

  准格尔人与内地人接触较少,对天花缺乏免疫能力。这次准格尔天花病毒的大爆发,很有可能就是清军第一次进兵伊犁的时候带过去的。准格尔人完全不懂得任何天花预防和治疗的技术,死亡率奇高。

  经过三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加上一定的运气因素,乾隆终于完成了他的祖父和父亲未竟的事业,彻底征服了准格尔汗国。此后,清军趁胜追击,征讨位于天山以南新疆地区的大小和卓势力,也最终荡平,从而将整个新疆完整的纳入清朝版图,并且保持了较高程度的控制力。这是乾隆对中华民族的一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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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4-25 10:26:42 | 显示全部楼层
  四、佛教长城

  乾隆对于这样的成就并不满足。准格尔人的反抗太激烈了,而且多次降而复叛,让他很难感到放心。为了一劳永逸的彻底解决问题,他下达了对反叛部落进行彻底屠杀的命令。

  清军在搞大屠杀方面一直很有心得。准格尔故地上的部族几乎被全部消灭,土地为之一空。不过,要说乾隆杀光了准格尔人,那也未免过于夸大。早期投降后一直没有叛乱的杜尔伯特部就耕牧如常,还有达瓦齐被俘之后,其亲信部族被迁往陕甘地区,也没有遭到屠戮。这部分大约占了其总人口的百分之十。此外,还有大约百分之二十的准格尔人逃到了俄罗斯、哈萨克等地。也就是说准格尔人有百分之三十活了下来,没有被灭族。另有百分之四十死于天花。死于战乱和屠杀的只有百分之三十,其中很大部分参与了军事抵抗。完全无辜被杀的应该在百分之二十以内。这种量级的杀戮跟当年准格尔人的祖先在征服欧亚大陆过程中所进行的屠杀不在一个数量级上。

  屠杀政策并没有灭绝准格尔人,但确实造成了在原准格尔汗国范围内人烟稀少的状况,北疆地区出现了人口真空。

  对乾隆的这个决定,后世争议很大。大部分人持反对和强烈谴责的态度,但也有人认为它确实长期性的、彻底的解决了准格尔汗国对清帝国的威胁,有力的维护了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总体来看是一个利大于弊的决定。

  从后来的历史来看,准格尔人的威胁确实是永远消失了,但准格尔这片土地和它周边地区的叛乱却并没有消失。这片被清空的土地上,在数十年的时间里,很快就重新聚集起来了很多人口,从乾隆年间到新中国成立后,爆发了数不清的叛乱,一直到今天,都还是国家反分裂政策重点关注的地区。所以,要说依靠把土地上的人口清空就永久性的解决了问题,恐怕是言过其实的。

  乾隆对准格尔的军事行动,总体来讲相当成功,堪称雄才大略,但最后的这一次屠杀,则有点用力过猛,不仅未能根治新疆分裂问题,反而给国家造成相当长远的伤害。

  我们在前面讲过,人类古代文明按照基本的世界观价值观来分类,主要有两个大系,即中华世俗文明和西方神圣文明。中华世俗文明就以中国世俗政权统治区域为核心的文明,这一文明的基本特征就是承认世俗政权的权力高于宗教,人的世俗生活的优先性高于对神灵的崇拜。西方神圣文明主要就是宗教权力高于世俗政权,主要是四大宗教的传播区域: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印度教。其中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是一神教,与中华世俗文明隔阂最大,与中华文明极难融合。佛教是中华文明与印度文明交流融合的产物,跟一神教相比,它是哲学色彩比较重的宗教,在向中国传播的过程中,受中华文明影响,与世俗社会不断结合,哲学化特征不断增强、神圣性色彩逐渐淡化。最终,在一神教神圣文明和中华核心区域的世俗文明中间,出现了一个“佛教缓冲区”。这个缓冲区,跟中华文明走的更近,很大部分可以视为中华文明的第二圈层。

  对核心区的中华世俗文明而言,这一道缓冲区就好像一道无形的意识形态长城一样,提供了对一神教文明的防护,避免中华世俗文明与一神教文明的直接冲突。这一道缓冲区,也就被中国学者们称之为“佛教长城”。

  在北方和西北方,是蒙古化的藏传佛教,它抵御着来自北方的俄罗斯天主教文明和西边的伊斯兰文明的传播;在西南方向是西藏的藏传佛教,还有泰国、缅甸、斯里兰卡等传统佛国,抵御着来自海上的伊斯兰教的传播。直到今天,缅甸佛教徒还在和信仰伊斯兰的罗兴亚人存在激烈的冲突,这些佛教徒为抵御伊斯兰信仰从西南方向向中国渗透发挥着重要作用。

  西北方的“佛教长城”尤其重要,因为它是伊斯兰发源地通向中国腹地最重要的交通要道。从公元七世纪到乾隆年间,这一千年的漫长岁月里,在帕米尔高原和天山山脉一带,反复上演着伊斯兰文明和佛教文明冲突的血与火之歌。

  伊斯兰教原本是起源于阿拉伯半岛的单一性民族宗教,随着阿拉伯帝国的建立和扩张,开始向中亚地区的非阿拉伯民族传播。它向中亚传播的时间,正是中国唐王朝的前期。中亚属于唐朝鼎盛时期的控制范围,双方发生冲突不可避免。

  公元751年,唐朝安西都护府的军队与阿拉伯帝国军队在怛罗斯(今中亚哈萨克斯坦一带)发生战斗。这是双方第一次正面交锋。唐军约三万人,阿拉伯帝国联军约十五万人[1]。战争的结果是阿拉伯战死约七万,而唐军损失(战死或被俘)一万五千余人。唐军虽然杀伤了数倍于己的敌人,但终究寡不敌众,率先溃败,主将高仙芝带残兵逃离了战场。从战役层面来讲,阿拉伯人取得了胜利。

  但是,怛罗斯之战对唐朝来讲只是边防军发动的一次小战役,对阿拉伯来讲却是倾国来战,战争的巨大损失让阿拉伯人放弃了在中亚与唐朝争霸的图谋,改而求和。此后唐朝在中亚继续维持扩张,从战略层面看,胜利仍然属于唐朝。

  真正让双方实力发生改变的是安史之乱。唐朝国力从此走向衰退,无力再维持中亚地区的霸权,中亚地区最终还是落入了阿拉伯帝国手中。

  阿拉伯帝国的鼎盛时期也只维持了不到一百年,然后就走向衰落和分裂,退出了中亚腹地,但伊斯兰教却留了下来,成为中亚人的主要信仰。作为中亚与中华内地过度地带的新疆地区,就成为了伊斯兰势力和佛教势力交战的主战场。

  新疆被天山划分为两大块区域,天山以南为南疆、以北为北疆。唐朝灭亡后,五代十国和北宋这段时间,南疆为李氏家族所建立的于阗王国所统治,北疆为回鹘人(维吾尔人的祖先)建立的高昌回鹘汗国所统治。这两个政权都是佛教政权,其中于阗王国一直坚持认为自己是中国的地方政权,长期不断的派遣使者向中原王朝进攻和汇报工作,从唐末到五代一直到宋朝都未曾断绝。高仓回鹘也愿意向中原王朝表示臣服。

  葱岭(帕米尔高原)以西,是回鹘人建立的另外一个汗国——喀喇汗王朝。这是个伊斯兰政权。喀喇汗王朝对内部疯狂迫害佛教徒,对外则不断攻击信仰佛教的于阗王国和高昌回鹘。喀喇汗王朝背后有很多伊斯兰国家提供支持,而于阗王国却一直得不到来自北宋王朝的任何支持。经过数十年的战争,于阗王国被喀喇汗王朝灭亡。这样,南疆就被基本伊斯兰化了。但高昌回鹘抵抗住了喀喇汗王朝的扩张,北疆地区仍旧以佛教为主。
  公元十三世纪,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帝国横扫中亚,无论佛教国家还是伊斯兰国家都被蒙古帝国灭亡。蒙古人的文明程度非常低,所过之处虽然杀戮惨重,却反而被所征服地区的宗教信仰所征服,一部分被伊斯兰化,一部分被佛教化。总的来讲,靠近或位于中国的部分多信仰佛教,进入中亚的多改信了伊斯兰。在新疆地区,南疆以伊斯兰为主、北疆以佛教为主的局面没有因为蒙古帝国的扩张而发生根本性变化。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明清。

  对中原内地来讲,北疆的位置更加重要,因为通往中亚的贸易通道主要是从北疆走。南疆的伊斯兰化对“佛教长城”而言还不是决定性的破坏,最重要的壁垒在北疆。

  明朝未能有效的控制新疆,其在新疆的统治据点哈密多次失去。但明朝始终努力在新疆扶持愿意效忠中原政权的势力。一般来说,信仰佛教的势力更乐于亲近中国,信仰伊斯兰的势力更希望脱离中国。在明朝的影响下,新疆地区佛教势力逐渐占据上风。到了清朝初年,卫拉特蒙古——也就是准格尔人,在北疆建立了准格尔汗国,称霸中亚,并很快征服了南疆地区,将其主要宗教首领大小和卓[2]作为人质带往北疆软禁,确保汗国对南疆的控制。这标志着新疆地区乃至中亚地区佛教势力对伊斯兰势力重新取得了压倒性优势。

  但是,清军最终消灭了准格尔汗国,还把大小和卓给释放了。这无异于放虎归山,大小和卓不但没有感恩,反而立即发动叛乱,试图脱离清朝独立。

  大小和卓的叛乱最终被镇压,清廷在南疆也建立了强有力的控制。但这些都无法弥补清军在北疆大屠杀所带来的严重后果,那就是——“佛教长城”被摧毁了。

  乾隆皇帝对伊斯兰教可能带来的问题有一定认识,他在南疆推动政教分离,禁止和卓家族成为部族首领,在北疆也严格防范南疆部族迁入,还试图从内地迁移人口去填补准格尔人留下的空白。但内地汉人很难适应北疆的寒冷的气候,真正大规模进入北疆的是祖先来自中亚地区的东干穆斯林。这样,北疆地区很快就完成了伊斯兰化。

  “佛教长城”在最关键的地方被打开了缺口,伊斯兰教便像决堤的洪水一般,沿着河西走廊向中原内地传播,甘肃、宁夏、陕西等孕育中华文明起源的早期华夏核心地区伊斯兰化程度也开始迅速加强。

  相对于佛教和各种中国本土宗教,明清时期的伊斯兰作为一种在境外发育成熟的一神教,其组织动员能力强,对中华文明的认可程度低,更容易成为少数野心家煽动国家分裂的工具,更容易与境外敌对势力勾结制造动乱,此后数百年的历史将一再证明这一点。特别是在近代俄罗斯蚕食中国西北部疆域的过程中,有很大一批伊斯兰教徒充当内奸和帮凶,抢夺中国领土、残害中国人民,这些都与乾隆屠灭准格尔的决策存在关联。

  ——实际上,伊斯兰教大规模向中国渗透有两次高潮。一次是蒙古灭亡南宋以后,一次就是清朝乾隆屠灭准格尔汗国以后。这两次高潮都与中原政权覆灭于北方少数民族的事情重叠,并不是偶然的。来自北方的野蛮民族对中华世俗文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让中华文明在抵御一神教入侵方面的能力大为下降。同时,蒙古和满洲都位于中华文明第二圈层而非核心圈层,对外来一神教的文化认同程度要高于核心圈层,其统治阶层中存在一大批信仰一神教之人,他们在推动一神教在中国的传播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蒙元时期,中亚回回在中国的地位甚至高于汉人,这显然极大的便利和推动了伊斯兰在中国的传播。

  正因为如此,我们对乾隆平定西北的事业,做一个总体评价,应该是“功大于过、功不掩过”。“功大于过”是指他在关键时刻的战略决策被证明是正确的,让中原政权在新疆建立了有力的统治,为后来新疆成为中国稳定的疆域奠定了重要基础。而“功不掩过”是指他在征服准格尔以后,毫无必要的发动了野蛮的大屠杀,毁掉了“佛教长城”,为此后上百年甚至更长时间西北地区的局势增添了极为不利的变数。所谓“画蛇添足”、“过犹不及”,正是对乾隆西北军事行动决策的绝佳描述。

  征服准格尔以后,最好的办法应该还是乾隆在阿睦尔撒纳叛乱之前制定的决策:废除汗国体制,将准格尔大汗家族全部迁往内地,留下四个部落分而治之,然后驻军管理。只是五百人太少了,应该再多一些,至少应该比驻藏大臣手下的两千兵力更多,并效仿汉唐进行军事屯垦。

  尽管这样做,准格尔人的潜在威胁就不会“彻底”消失,但相对于东干穆斯林对南疆穆斯林的制衡作用,准格尔人的力量显然更为强大。而且,他们与中华文明更为亲近。准格尔人既有脱离中原政权独立的倾向,也有抵御中华文明以外的势力入侵的作用。从长远来看,留下更多的准格尔人应该更有利于新疆的稳定繁荣。

  准格尔灭亡后,穆斯林建立的浩罕王国在中亚迅速崛起,弥补了准格尔留下的权力真空,并开始不断向新疆渗透侵略,成为乾隆死后嘉庆道光年间新疆乱局的主要源头。

  [1]中国方面的记录是唐军三万,阿拉伯军队二十万;阿拉伯方面说唐军七万,阿拉伯军队十五万。我们都采用记录本方军队数量的数字,较为可靠。

  [2]和卓是波斯语的汉语音译,意思是“圣裔”,就是专指伊斯兰教创始者穆罕默德的子孙,后用来称呼伊斯兰教学者和大阿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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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4-27 19:43:53 | 显示全部楼层
  五、“文治”风暴

  平定准格尔的消息传回内地,朝野上下一片欢腾。不仅满洲勋贵得意洋洋,汉族士大夫们也深深感到“与有荣焉”,发自内心的对乾隆皇帝歌功颂德,称赞他的武功足可与汉武帝和唐太宗相比。

  他们想不到的是,乾隆皇帝在杀完准格尔人之后,接下来要收拾的对象正是他们。

  乾隆二十四年,大小和卓之乱被平定、新疆问题全面解决以后,乾隆皇帝颁下《御制平定回部告成太学碑文》。这篇由皇帝亲自拟定的碑文记录了他平定准格尔和大小和卓叛乱的伟大功勋,同时也提出下一步的治国方略,那就是“始之以武、终之以文”。

  大部分官员并不会注意到这八个字的政治含义。乾隆的意思其实很明确:清王朝外部最重要的敌人已经被武力消灭,接下来就要对内部的不安定因素动手了。

  搞完武功搞文治。乾隆文治的核心就是三个字:文字狱。

  乾隆时期的文字狱,是整个清朝文字狱的最高潮。据《清代文字狱档》统计,康熙亲政时期皇帝主抓的文字狱大案只有一起,也就是他晚年处理的戴名世《南山集》案;雍正年间有五起,而乾隆年间的文字狱案则高达78起。康熙和雍正搞的文字狱加起来还不到乾隆的一个零头。

  其中,乾隆年间的文字狱案,又主要集中在乾隆二十二年到四十九年,共70起,平均每年2.5起。22年之前的,只有7起,平均每三年一起。乾隆四十九年后的十多年间,只有一起文字狱案。

  平定准格尔是乾隆大兴文字狱的一个阶段性新起点。康熙发动《南山集》冤案、对汉族知识分子从宽仁走向严酷也是在他消灭葛尔丹之后。对满清来讲,它统治中国的基本思路就是“分而治之”。真正的满洲八旗能打仗的就是那么几万人,要统治数亿人口、上千万平方公里的大国,首先就必须处理好第一大民族汉族和第二大民族蒙古族的关系。其原则也可以很简要的总结为八个字——“联蒙制汉、以汉制蒙”。

  满蒙联盟是清朝统治的根基,所以喀尔喀蒙古要叛乱的消息才能让乾隆皇帝吓得亲自写信道歉。汉族人造反的时候,就是满蒙联军联合镇压;蒙古人造反的时候,就以中原的经济资源为后勤保障支持大军进剿。

  正因为如此,清廷最高统治者在战略上,对付蒙古人和对付汉人的节奏必须要分开:康熙消灭葛尔丹之前就对汉族知识分子比较和颜悦色,雍正一开始对准格尔用兵就放松追缴积欠,乾隆在消灭准格尔之前也是一样。清朝的“文字狱”高潮在准格尔汗国彻底灭亡之后才到来,正是这种战略思路的体现。

  跟康熙朝、雍正朝那种针对个案严厉打击的方式相比,乾隆二十二年到四十九年的文字狱是一个系统工程,乾隆皇帝以其缜密的思维、酷烈的手段,来达到消灭汉民族历史记忆、建立服务于满洲专制统治的新意识形态体系的目的。

  乾隆二十二年四月,此时,清军已经第三次进入准格尔汗国,阿睦尔撒纳被击溃后逃亡中亚。乾隆皇帝也结束了他的第二次南巡,正在北返。在江苏与山东交界处,有两个灾民跪在御驾队伍面前告状,说河南西部遭遇了严重的水灾,但夏邑县的县令孙默和河南巡抚图勒炳阿联合起来隐瞒灾情。

  乾隆派亲信去夏邑县秘密调查,发现灾民们说的都是事实,河南的灾荒情况预计的还要糟糕。按照他一贯的态度,隐瞒灾情是不可饶恕的重罪,立刻下旨将图勒炳阿革职,充军乌里雅苏台,夏邑县县令孙默也革职查办。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乾隆的处理就是相当英明果断的。但他跟他的父亲雍正、爷爷康熙一样,喜欢“为民做主”的同时,也对来自人民的“主动维权”保持着高度警惕,而绝不会像朱元璋一样信任老百姓并且鼓励他们上告。处理官员的同时,乾隆就下令严刑拷打这两个上访的灾民:背后有没有人指使组织这次告御状事件。

  真正最穷苦的那部分老百姓,要知道皇帝巡视的路线,并且翻山越岭按时拦住御驾队伍,肯定超过了他们的能力。经过审讯,这两个灾民承认得到了当地秀才段昌绪的资助,状子也是段昌绪写的。乾隆得知后,就立刻下令地方官去逮捕段昌绪。

  逮捕的命令比革职官员的命令更先到达夏邑县。夏邑县县令孙默知道瞒报灾情的后果必然极为严重,但他也知道摆脱困境的方法——把案情往皇帝更关注的方向引导。地方上的秀才们平时都喜欢讨论政治,写一些时评或者保存一些政治历史类的书籍,一旦可以从段昌绪家里搜出来有政治问题的文字,那么就可以将功补过、逃过一劫。

  奉旨逮捕段昌绪的时候,孙默就亲自带人把段家上上下下所有带文字的东西都检查了一遍,还真让他给找到了“好东西”:吴三桂讨清檄文。

  孙默大喜过望,立刻将它飞马汇报图勒炳阿。图勒炳阿又添油加醋的写了一份密旨,以八百里加急送往乾隆皇帝行在。

  乾隆看到这份文件,脸色立刻就变了。案情开始往孙默设想的方向发展:皇帝果然收回了对图勒炳阿和孙默等人的处理决定,认为他们虽然有瞒报灾情的行为,但能侦破这种反清大案,“尚属能办事之员”,功大于过,“缉邪之功大、讳灾之罪小”,不必革职,继续留任。直隶总督方观承奉命前往河南,会同图勒炳阿办理此案。

  之前,退休高官彭家屏向乾隆汇报过图勒炳阿隐瞒水灾的情况。彭家屏的老家就在夏邑县。乾隆据此认为他必然与此案有所关联,在给方观承谕旨中特别注明了一句:将彭家屏家也一起查抄,看看有没有类似的谋逆文字。同时令彭家屏进京,由皇帝亲自审讯。

  严刑拷打之下,彭家屏承认自己家里也保留着一些明末的野史文献,如《豫变纪略》、《南迁录》等等。但收藏这些书在当时并不算什么严重的罪行。而且这些东西在抄家之前,就已经被彭家屏的儿子一把火烧毁了,啥也没查出来。最后只查出来彭家屏自己的文集《大彭统纪》。经过审理,刑部认为其书名狂悖,里边遇到跟清朝皇帝名字相同的字也不避讳,更是大逆不道。

  最后的结果,段昌绪被处斩,彭家屏赐死,儿子斩监侯。乾隆特别下旨,既然彭家屏如此关心老家的百姓,那就把他的家产和土地全部没收,分给灾民、用于救灾。

  随后,地方官员向乾隆汇报说,当地老百姓得知这样的处理结果,感动得痛哭流涕,“黄童白叟,跪听宣扬,踊跃扣头、欢声动地”,称此为“千古未有之鸿仁”,痛骂段昌绪等“逆徒败类”,纷纷表态,从此以后,一定会善良守法,永不上访,以此报答圣恩[1]。

  这个案子很好的展示了乾隆作为中国皇帝和满洲头目的双重身份。他对自己的定位首先还是满洲头目,其次才是中国皇帝。尽管他很重视民生疾苦,在赈灾救济方面一直颇为慷慨,但只要跟满洲专制统治出现矛盾,甚至都不是直接的矛盾,他一定毫不犹豫的把后者放到更优先的地位。这也向帝国全体官僚传达出清晰无误的信号:文字狱问题已经成为皇帝关心的重点,借此立功、补过,都是不错的手段。

  受到段昌绪、彭家屏案的影响,全国各地很快掀起了文字狱的浪潮,官员们纷纷开始查找各种“逆书”,以此向皇帝表功。

  乾隆二十四年,也就是彻底平定南疆的这一年,乾隆下令成立《通鉴辑览》编修馆,编订一部“政治正确”的新的中国通史,以首席军机大臣傅恒、军机大臣来保、内阁大学士尹继善和刘统勋四人为总裁,设副总裁七人、提调官十五人、收掌官五人、纂修官十二人、校对官十人、总校官十二人,写成的书稿随时上呈皇帝批阅,规格高、规模大。

  对于编修此书的目的,乾隆在其撰写的序言中说,康熙之前就有《御批通鉴纲目》作为对历史研究的最高指示,但只是提纲,没有对旧有的史书进行修订,所以他才编了这套书,对自从黄帝以来四千多年的历史,按照“大公至正”的标准进行编写,以此为天下万世君臣学习的典范。

  这套书的核心思想,就是要强调臣民对君主的绝对忠诚,并论证满清入主中原的合法性。乾隆三十三年,全书完成,以《御批历代通鉴辑览》的名义颁行天下,要求天下士人认真学习,历史研究必须以此为准绳。

  编书期间,清王朝还在西南边跟缅甸打了一仗。起因是缅甸方面不断的侵略骚扰云南地区。战争持续了五年,清军屡战屡败、死伤惨重,乾隆连续斩杀了好几元前线大将,又派出自己最亲信的小舅子、首席军机傅恒到一线指挥,也未能扭转局面。傅恒也在前线染病,返回北京后不久就病死了。但缅甸方面更无法承受长时期的战争损失,最后还是主动求和。乾隆三十四年,双方达成和平协议,云南边境恢复了安宁。

  乾隆三十八年,编完新版中国通史、整了十几个文字狱大案的皇帝感到“文治”的力度尚有不足,不能体现他开创的伟大盛世的气魄。经过反复构思,他决定把文字狱和编书两件事再推向一个新的高度。这一年,乾隆下令编纂《四库全书》,要将全天下所有的书都搜集起来,编一部中国历史上规模最为宏大的类书。

  当然,编书既是目的,也是手段。以编书为理由,也可以趁机对全天下流传的各种图书做一个摸底,搞清楚到底有哪些是有问题的,为日后彻底“净化”文化思想做准备。为此,他还在收集图书的谕旨中特别强调,文字忌讳问题将会被宽容,不会追究进呈者的责任。

  收集图书的命令颁布下去,地方上很快就送上来里一万多册图书。乾隆亲自翻阅,看了很久,却发现这些图书竟然全都是“政治正确”的,没有一字一句触犯“文字禁忌”的地方。他也就明白了:这都是地方官员精心挑选的结果。尽管谕旨说了不要怕犯忌讳,但帝国的官员们都是人精,谁也不想真的呈上来一本有政治问题的图书,给自己找麻烦。

  对此,乾隆颇为懊恼,因为这样就无法达到他以编书为由禁毁各种反动书籍的目标。他下旨指责各地官员,收集了这么多书,岂有“竟无一违碍字迹之理”?他要求各地加紧搜查,“如有不应存留之书,即速交出”,否则“并于该督抚是问”。这就把话头挑明了,编书运动的面纱被撕下,变成了赤裸裸的“查办禁书运动”。

  这场禁书运动,乾隆采取了认真的规划:先礼后兵、先软后硬。主动上缴的违禁图书并不追究责任。三十九年十月,广东方面率先报告,从一个叫屈大均的人家里搜出来几本违禁图书,经过审理,要求将案犯斩首——这也是之前文字狱的一贯处理方式。但乾隆这次特别宽大,在谕旨中说:

  这次鼓励民间上交藏书,本来就说了有违禁字词的也不追究责任,但大家并不积极,可见还有所担心。如今屈家私藏违禁文字被查出来,我看应该从宽处理。违禁的书籍当然要坚决销毁,但案犯可以不用追究刑事责任。这样才可以昭告天下:连被搜出来的都不处罚,主动上交的就更不必担心了。[2]

  在皇帝的督促和鼓励下,不断的有违禁图书被查找了出来。截至乾隆四十一年,仅江西一省就查出来八千多部违禁图书,全部送到北京销毁。全国送往北京销毁的图书数万册。

  ——这一年,也就是乾隆四十一年,我们需要特别注意,它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重要的年份之一。它是公元1776年。这年,英国人瓦特发明了高效率的蒸汽机,工业革命在英国爆发,亚当·斯密出版了《国富论》,为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奠定了理论基础,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而中国的皇帝和他手下的官僚精英们,最关注的却是如何继续查抄更多的违禁书籍,以禁锢全体中国人的头脑,以使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完全符合满洲专制统治的需要。

  查抄的“成果”仍然不能让乾隆满意,当了四十年皇帝的乾隆早就明白:单靠宽大仁慈和督促并不能解决问题。

  在鼓励宽容的方式发挥完作用以后,恐怖和残暴的手段开始登场。

  乾隆四十二年,当工业革命的浪潮开始席卷英国的时候,乾隆皇帝也开始将他的文字狱推向了最高潮。

  这年十月,查抄违禁书籍最为得力的江西巡抚海成又报上来了一份跟“文字狱”有关的奏章。江西新昌县有个举人叫王锡侯,根据《康熙字典》编了一部新的字典——《字贯》,将《康熙字典》里边的字排列顺序进行了优化,可以方便读者查阅。他有个仇人叫王泷南,是远近闻名的无赖,向县令举报此事,说王锡侯竟敢认为康熙皇帝主持编订的字典有缺陷,擅自修订,属于大逆不道。县令不敢怠慢,赶紧上报巡抚。

  海成是满洲人,文化水平不高,很喜欢鸡蛋里挑骨头找文字毛病,有事儿没事儿都往政治问题上扯,所以他查抄的禁书数量全国第一。但把《字贯》拿过来一看,就是一本纯粹的字典,没有任何政治立场,甚至可以说除了字词排列顺序以外几乎没有任何主观立场。他就给皇帝写了一份报告,说王锡侯只能算是“狂妄”,大逆不道还算不上,因此建议革去王锡侯的举人头衔,然后审理。同时,他还将《字贯》一并上呈。

  《字贯》总共有四十本,厚厚的一摞,全是枯燥乏味的文字注释。日理万机、已经六十七岁高龄的皇帝竟然真的打开仔细查阅,看看里边有没有违禁用语。他先读完序文,内容与海成奏章介绍的一样。后边就是字典正文,没什么可看的了。但在字典正文和序言之间,夹了一篇“凡例”——这是所有字典都会有的,相当于查阅说明,是纯技术性的东西,告诉读者这个字典有多少部、字词按照什么规则排列等等。海成和县令审查的时候应该都是直接跳过去就没看了,连那个举报的无赖都没有注意到。想不到乾隆竟然连这页也不放过,仔细读了,果然让他给找出来了问题。

  在这份“凡例”——也就是字典查阅说明中,王锡侯告诉读者,由于本朝皇帝的名字分别是玄烨、胤禛、弘历,所以遇到这些字都需要“避讳”,少写一笔或者改成读音、字形类似的字。读者在本书中看到类似的不通顺的地方,需要自己加以注意。

  就是这么一条说明,王锡侯在提醒读者要避讳的时候,把玄烨、弘历等字正常写了一遍,自身却没有“避讳”。

  乾隆看到这里,勃然大怒,立刻批示将王锡侯押送进京,交刑部严审治罪。同时下明旨严厉斥责海成玩忽职守:首先,查抄违禁图书的上谕已经下达多年,如此大逆不道的文字,竟然没有查抄出来,而是等着有人举报才被动发觉,这是严重失职;第二,对这种涉及文字的“大案”,竟然不尽心尽力的审查,漏掉了书中的关键违禁字句,只看到序言里边的“狂妄”之语,就更是“双眼无珠”。试问海成,“尊君敬上之心安在?而于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之义又安在?”总之,就是“天良尽昧”,对不住国家给督抚发放的优厚待遇。

  这一通狂骂之后,乾隆又下令将海成革职、交部议罪。

  审议的结果,刑部建议将王锡侯凌迟处死,家产没收,几个儿子统统处斩,其它近亲属各自除以重刑。海成斩首。

  乾隆这才下令“宽大处理”,王锡侯凌迟处死改为斩首,几个儿子改为斩监侯、秋后处决,近亲属免罪。海成斩立决改斩监侯。

  这一通处理下来,官场震惊。大家震惊的并不是王锡侯被处斩——这都是文字狱的常规套路,而是江西巡抚因为一个不小心,转眼就被免职下狱,几乎给问斩了。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以前无非是查出文字狱有奖,没查出来也没啥。

  文字狱这种事情实在是有点伤天害理。所以,只要不是真的发现赤裸裸的反清文字,相当部分官员不愿意干搞得太过分,无非不拿文字狱来邀功请赏罢了。但现在大家发现,如果不走极端,稍微有一点不注意,随时就可能从高官厚禄沦为阶下囚,甚至掉脑袋。一想到皇帝大人连厚厚的四十本字典的“凡例”都会仔细审阅,所有人都会禁不住后脊梁冒寒气。

  这显然正是乾隆皇帝想要通过王锡侯案达到的效果。

  在这种恐惧的支配下,地方上大大小小的官员们终于被驱动了起来。他们放下手头一切工作,疯狂查抄民间一切文字,日夜不停的亲自阅读查出来的各种书籍的每一个细节,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给自己带来灾难的文字问题。

  从王锡侯《字贯》案开始,文字狱大案的数量开始直线上升,乾隆二十二年到四十二年之间每年只有一两件皇帝亲自批示的大案,乾隆四十三年陡然增加到了七件,四十四年十件,四十五年七件,四十六年五件,四十七年4件,四十八年4件,四十九年1件,此后每年就不到一件了。文字狱的最高潮,就是从乾隆四十三年到四十八年这六年。

  数不清的图书被源源不断的送往北京,位于紫禁城武英殿前的字纸炉不分昼夜的燃烧。在军机要员的监督下,这些图书全部化为灰烬,与其一同消失的,是整个中华民族在诸多记忆。

  ——与此同时,在欧洲,斯密的《国富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等思想启蒙书籍正在大力印刷销售。瓦特建立了自己的公司,将他发明的改良型蒸汽机批量化生产销往全国各地。法国人齐弗瑞则正在试图将改良型蒸汽机用于水上运输,世界上第一艘蒸汽驱动的轮船已经开始在里昂的颂恩河上实验。工业革命加海上霸权的时代正在开启。整个欧洲社会,都在为此而疯狂。

  对这些事情,中国的精英们一无所知。他们在忙于创新查抄禁书的方法。各地设立了“书局”,但并不是为了传播书籍,而是专门负责查禁书籍。教职人员的主要责任不再是教书,而是毁书。浙江巡抚将下令政府所有教职人员返回老家,深入亲戚朋友家中,宣传交出违禁图书的必要性,并且把缴书的成绩作为将来升官的依据。受此启发,各地官员也纷纷让下属“上山下乡”,深入穷乡僻壤、山村农户,挨家挨户搜查藏书,整个大清王朝几乎被翻了个底朝天。

  民间也跟着陷入了恐慌。家家户户都深知藏有可能带有违禁文字的书籍随时会给自己带来杀身灭族之祸。不用等到官吏前来查抄,很多人就自己在家里先找一遍,把所能找到的书籍不加区分一律烧毁,以免给自己带来灾难。这毁掉的就不仅是违禁思想,而是思想文化本身。整个民族的文化程度因此遭受了及其严重的破坏。

  这种非理性的恐慌正是乾隆所期望的。

  乾隆四十三年,乾隆看到徐述夔所著《一柱楼诗》中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 一句,认为“去清都”就是想要消灭清朝之意,“明朝(诗中此处应读为朝阳的朝,发一声)”就是“明朝(朝代的朝)”,整句诗连起来,就是希望明朝复兴、清朝灭亡之意,大逆不道。徐述夔及其儿子已死,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参与其诗集出版校对的五人被判处斩立决,后改为斩监侯。徐述夔的两个曾孙和三个孙媳妇,给功臣之家为奴。为其诗集作序的毛澄仗一百、流三千里。江西布政使陶易也读过这句诗,但认为没有问题,想要放过徐述夔一家,跟海成一样属于玩忽职守、丧尽天良,革职下狱,判处斩立决,皇帝“加恩”改为斩监侯。

  戴昆是康雍时人,早已身故,地方官查办禁书时,发现他的书中有“长明宁易得””、“短发支长恨”这样的句子,上报之后,被刨坟戮尸。他的孙子戴世道六十多岁了,因刊刻了这本书,“奉旨斩决”。湖北黄梅人石卓槐书中有“大道日已没,谁与相维持”、“厮养功名何足异,衣冠都作金银气”之句,不过发了点牢骚,被凌迟处死,亲属缘坐。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有人告发卓长龄(康熙时人)著有《忆鸣集》,“忆鸣”二字,实寓“追忆前明”之意,结果卓长龄之孙卓天柱因私藏禁书,“从宽”改斩监候,秋后处决。[3]

  乾隆皇帝智商极高、心思细密,精通中国文化与历史,对中文诗词的理解绝无困难。早年的时候,他还曾经信誓旦旦的说过“朕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4]在向全天下征集图书的时候,还假意宣称文字错误完全可以理解和宽容,甚至特别宽赦了屈大钧一家。但在某些特定时期,却随便根据几个字就捕风捉影的胡乱杀人。像“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明明就是在拍统治者马匹的文字——“明天期待着像大鹏展翅一样,飞往大清王朝的首都”,竟然被他曲解为反清复明。这显然并不是因为他心智会间歇性的出现问题、陷入某种疯狂的精神状态,而完全是出于精心设计的通盘谋划,是纯粹理性的决定。

  他明知有很多文字并没有政治问题,但仍然故意扭曲解释,残忍的杀掉一批无辜之人,以此达到在官员和人民中间制造恐慌的目的。这是一种刻意制造出来的文化恐怖政策。因为光靠官员查抄书籍,尚不足以彻底摧毁敌视满洲统治的思想文化根基,只有全民的非理性恐慌才能做到这一点。而制造非理性恐慌的方式就是非理性的杀戮——没有人知道杀人的规则和底线,也就无人敢抱有任何侥幸心理。

  [1]《清代文字狱档》,1008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
  [2]《清代文字狱档》,135页。
  [3]张宏杰,《饥饿的盛世》,177页,重庆出版集团,2016年。
  [4]《着孙嘉淦查明谢世济注书具奏谕》(《实录》、《圣训》“法祖”门卷三三),载《清代文字狱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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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4-30 18:37:30 | 显示全部楼层
  六、消灭记忆

  根据历史学家的估计,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官方销毁了大约十五万册图书。而民间因为恐慌而自行销毁的数量,则完全不可估计。但这些都只是明面上的损失,真正的损失是潜在的。那些被“文字狱”的恐惧所中断的新思想文化创造,才是中华民族最大的损失。类似于《国富论》、《社会契约论》等应该在工业革命和海上霸权时代出现的思想文化著作,连萌芽的机会也不可能有了。

  此外,在被销毁的书单中,还有大量的明代军事书籍。因为这类书籍里边关于汉民族和少数民族作战的记载实在是太多了,很容易就可以找到文字犯忌讳的地方。满洲人以骑射征服中国,自然也看不上这些科技。但同时也需要警惕汉人利用这些兵法和科技。清朝的时候,民间练武都只许练拳脚不准练兵器,各种兵书自然也需要加以禁绝。兵法之类的东西烧了也就烧了,问题是军事书籍中间还有许多军事科技的记载,也随之消失。

  军事科技不仅是用来打仗,它也是一个国家科技知识的重要载体,人类历史上的诸多重要技术进步,都是来自于军事领域。军事科技的失传,对一个国家的文明进步而言同样也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这是继明清换代大屠杀之后,中华文明遭遇的第二次毁灭。它是那次大屠杀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延伸,它以那次大屠杀的暴力为后盾向思想文化开刀,其根本目标则是消灭因为大屠杀所带来的政权合法性疑问。

  除了焚毁书籍,乾隆还系统的对明代档案进行销毁。明代两百多年保留下来的档案大约有一千多万份,但经过乾隆的销毁,目前仅存3620余件。

  绝大部分有关明朝的历史记忆被彻底消灭了,后人永远也不可能再知道上面记录的关于明朝的很多事情。从档案被销毁的特点来看,主要是明朝前期和中期的档案。后来仅存的三千多件,几乎都是天启、崇祯时期的档案。乾隆将明朝永乐盛世、仁宣之治、嘉万盛世等鼎盛时期的档案销毁,只保留其衰落腐朽时期的档案,显然是为了贬低明朝。我们也可以据此推测,明朝鼎盛时期的社会经济发达程度,应该比今天我们能够通过历史材料看到的高很多。

  由于我们已经看不到这些档案,也就不知道我们今天到底不知道什么。就好像一个失去某些记忆的人,他当然不会知道自己到底失去了什么。

  消灭记忆的工作做的很细,连地方志书也进行了严格的审查和重新编辑。雍正和乾隆都亲自审查过新编的地方志,确保关于入关屠杀等各种对满清不利的记录都被删除得干干净净,参加过抗清斗争或者卷入过“文字狱”的文人言行也不准出现了地方志中。大批明朝编写的地方志失传。

  不过,偶尔有一些蛛丝马迹保留下来,让我们可以从中窥见一些我们可能失去的民族记忆。这里举一个比较重要的例子:郑和下西洋的范围和路线。

  郑和下西洋的档案(准确的说应该是明朝官方航海档案,有一些路线可能不是郑和船队开拓的)现在已经消失了。明宪宗时期,反对再次下西洋的文官刘大夏曾经宣称这些档案找不到了,但那只是欺骗皇帝的一种策略。南京图书馆古籍部的《明史稿》抄本是最早成书的清朝官方《明史》稿本,在这本书中,就有关于郑和舰队的不少描述,是已知明代资料中没有出现的。也就是说,在明清换代以后,清朝开始组织编写《明史》的时候,这批档案应该还在。

  此后,销毁明朝档案的唯一记录就是乾隆编修《四库全书》时,销毁了不少于1000万份明代档案。这样看来,乾隆应该是郑和下西洋档案消失的“真凶”。

  明朝末年的时候,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他于1601年向万历皇帝进献了一份《坤舆万国全图》。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有美洲大陆的世界地图,因为上面有利玛窦的署名,大家也就认为利玛窦是根据欧洲航海大发现的成果画的这份地图。

  但根据李兆良等学者的研究,情况十分蹊跷。那就是:这份地图的精确度大大高于同时期的欧洲世界地图,尤其是上面关于美洲东岸和澳大利亚的地形记录,比同时期欧洲人绘制的地图要精确的多。澳大利亚是在1606年,被西班牙航海家托勒斯发现的,而利玛窦在1601年的地图上就把它绘制了出来。

  此外,利玛窦是意大利传教士,他被教皇派往中国传播天主教。但这副地图上,意大利半岛上竟然既没有标注教皇所在地梵蒂冈,也没有当时意大利最著名的城市、出了好几任教皇的佛罗伦萨。米兰、锡耶纳等文艺复兴后兴起的重镇也都没有,意大利的地形也画的不对。实际上,《坤舆万国全图》上的欧洲是文艺复兴以前的欧洲。

  比较好玩的一个细节是,地图上在意大利旁边写了一段介绍教皇的文字“此方教化王不娶,专行天主之教,在罗马国,欧罗巴诸国皆宗之”。这句话竟然只说教皇“不娶”,也就是不结婚,对天主教义只字不提。一个传教士,向中国皇帝介绍罗马教皇的重点是他不结婚吗?利玛窦再糊涂也不至于这么写。这句话显然是一个中国人写的,只有把教皇当成“异邦人士”,持猎奇心态,关注世俗生活超过宗教信仰的人,才会在介绍教皇的时候把他有没有结婚当成关注重点。
图:《坤舆万国全图》意大利部分,来自李兆良《坤舆万国全图解密》

  这些奇怪的迹象表明,《坤舆万国全图》不可能是利玛窦根据欧洲当时的地理知识绘制的。最大的可能是,他只是把他在中国得到的诸多地理知识加以综合起来,与中国当时的知识分子共同绘制,然后以自己的名义进献给皇帝。之所以是利玛窦而不是中国学者进献了这样一份地图,应该是当时以东林党为代表的理学士大夫们一直把郑和下西洋当成劳民伤财的典型,绝不希望皇帝对外部的世界知道的太多,以免激起皇帝再次组织官方航海活动的兴趣、与东南地方豪强们控制的海上贸易“争利”。

  这份地图上的一些中国地名也和明朝前期的历史联系密切。比如在越南北部这个地方标注为“安南国,古交趾也”。这是整个地图唯一的一个在注明地名的同时,还要再注明它原来的另外一个名字。它应该是在改名之后不久,新旧地名共存的时期才会出现的现象,为的是不让读者混淆。交趾从中国独立出去、成为“安南国”是明朝宣德三年,郑和下西洋活动的后期。利玛窦进献地图在交趾独立为安南国之后一百七十多年,当时已经无人再会用交趾来称呼安南国,他绝无必要在全图一千多个地名中单独把安南的旧地名标出来。

  整个地图标注中国东南沿海发达城市不多,相反在中国东北方和云南地区有大量非常偏僻的小地名被密集的标注了出来。比如在长城以北地区标出了“连云碛、苍松峡、远安镇、清虏镇、土刺河、榆木川”等一连串小地名,经李兆良考证,这些地名只在朱棣远征蒙古的史料中出现过,后来就再也没有任何政治经济上的重要性。而云南在明朝历史中被重点关注,也是朱元璋、朱棣时期的军事征服,以及宣德年间安南的独立,还有就是云南当时是从西洋地区往中国北方运送物资的一大通道,郑和也是云南人。沿海经济发达以后,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的物资改走海路,此后一直到万历年间云南都不再有军事政治上的重要性。
图:《坤舆万国全图》中国东北部,来自李兆良《坤舆万国全图解密》

  而且,《坤舆万国全图》在西班牙的上方有一段文字:“(欧罗巴洲)去中国八万里,自古不通,今相通近七十余载云。" 中国与欧洲首次官方交往始于1342-1347年,欧洲教皇派50名教士来华,时为元朝,下数70余载,正好是郑和时代。
图:《坤舆万国全图》西班牙部分,来自李兆良《坤舆万国全图解密》

  从这些迹象可以推测,利玛窦很可能是在南京和北京居住期间,看到了明朝前期官方航海记录的档案,根据档案中的地理信息,与中国学者共同绘制的这一辐《坤舆万国全图》。由于介绍教皇和意大利的内容都没有改动,利玛窦对地图绘制所作的贡献应该非常少,绝大部分功劳应该归功于中国学者。

  如果这种推测成立的话,那么,明朝时期的中国人就比欧洲人更早发现美洲和澳大利亚,并且还对美洲东岸的海岸线进行过精度相当可靠的测绘。明朝中前期,官方或民间的航海活动,其范围远比今天我们知道的更加广阔,那个时代中国的航海科技、海洋文明的发达程度,也必然大大超越我们今天在《明史》中所能了解到的程度。

  但真实情况到底如何?为什么《坤舆万国全图》上的地理信息会超过那个时代欧洲人所知道的范围?明朝中前期中国人探索海洋和世界的范围和航海技术到底达到了什么程度?这些原本应该属于中华民族的光荣历史,已经随着官方航海档案的焚毁而永远从我们的记忆中抹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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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5-2 10:20:29 | 显示全部楼层
  七、忠君理学

  乾隆毁掉了中国文化的很多东西,同时也保存并大力宣扬很多东西。他秉承康熙、雍正的政治路线,将与鼓吹“忠臣孝子”思想的有关文字文化保存了下来,理学思想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大行其道,很多新的文化艺术作品也纷纷围绕“忠臣”和“孝子”两大主题粉墨登场。以满洲军事暴力为后盾、汉族理学思想为意识形态指引的满汉联合专政政权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巩固。

  不过,康、雍、乾三位皇帝也都头脑清醒的看到,联合专政的前提必须是满洲勋贵第一、汉族士绅第二;暴力第一、理学第二。这种排序跟宋明理学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的冲突,为此,必须对传统理学思想进行改造,才能使其更好的适应和服务于大清专制统治的需要。乾隆也跟康熙、雍正一样,在大搞文字狱的同时,十分注意推动打击“假道学”的活动。

  道学就是理学的另一个说法,其称谓变迁我们在第二卷中已有介绍。早在宋明时期,就有“假道学”的说法。但它跟清朝皇帝反对的“假道学”不是一个意思。宋明时期的“假道学”,是指的某些道学家非常虚伪,坚持宽以待己、严于律人,满嘴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但这只是对道学表面上的打击,无非是说道学对个人的品行要求过高,甚至有些违反人性,很大一部分提倡道学的人自己也做不到。

  清朝皇帝所反对的“假道学”,则要深刻的多。

  理学家所倡导的圣人般的道德标准,比如不贪财不好色,以天下兴亡百姓安乐为己任等等,固然十分苛刻高调,但在理学理论上那是“真理论”,是理学学者必须努力通过修身养性、格物致知等方法达到的境界。很多人做不到,不代表理论不对,真的有很多笃信理学的人做到了,或者说是尽最大努力去做了。

  理学真正深层次的问题,是它里边有一个“假理论”。这个理论不是标准太苛刻大家做不到,而是它本来就是用来骗人的,即使最高级的理学学者也心知肚明那是假的,是整个道学理学学派压根就不打算做到的。这才是真正的“假道学”,或者可以称之为“道学假”。康雍乾所反对的,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假道学”,而是“道学假”。

  理学中的“假理论”是什么呢?就是两个字——忠君。

  道学-理学理论的本质,是文官集团寻找自身独立性乃至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大一统国家形成以后,外部军事威胁降低,行政系统重要性上升。文官集团依靠对经济社会的掌控能力,可以有效制约军事权力。他们就需要一种理论来为自己的地位提供支撑。这就是道学。

  道学跟传统儒学的区别就是特别强调“道统”,把对天道的解释权交到了儒家圣人手里,也就消解了皇帝对天道的代理权。所以,从根本上讲,道学跟忠君是天生敌对的,它的根本就是只忠于天道而不忠于皇帝。

  拿到天道的解释权以后,儒家士大夫们就可以对上对抗皇权,对下搞宗法专制。

  对皇帝,他们正气凛然,把“忠君”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但对“忠君”这个词的解释并不是听命于皇帝,而是“致君尧舜”,也就是把皇帝培养成尧舜一样的君主。根据儒家经典,尧舜的标准就是“垂衣裳而天下治”,出席礼仪活动、给天下臣民做好孝敬父母管教儿女的表率,然后剩下的具体政治决策全都交给文官们去做。像明朝末期那种不准皇帝挑选太子、不准皇帝巡视边防、不准皇帝巡视江南,没事儿就上书把皇帝从人品道德到生理能力从头到尾数落一顿,都是“忠君”的表现。而跟皇帝也一条心,比如在万历立太子事件中倾向于支持皇帝的申时行、王锡爵等人,则被认为是乱臣贼子。

  对自己,道学理学理论要求他们按照圣人的标准做事,不贪财不好色、认真学习道学,以天下和平百姓安乐为己任——但无需接受外部监督,主要靠自己修身养性来实现。

  对老百姓,他们要求绝对服从,按照宗法原则进行管理。儿子绝对服从父亲,父母死了要守孝;妻子绝对服从丈夫,丈夫死了要守寡甚至殉葬。然后,从家庭伦理推出宗族伦理、国家伦理——族人绝对服从族长,人民绝对服从官僚。不然就是禽兽不如。因为这些都是天理。

  在这套意识形态体系中,文官-地主士绅集团处于最舒服的状态,是国家真正意义上的统治者。

  道学理学的理论核心,一言以蔽之——“虚君臣、实父子”。君权只是他们推行以宗法专制制度的一个幌子。这个理论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它强调知识分子的人格独立和思想独立,主要体现在“虚君臣”这个诉求上;它也有强烈的反动意义,就是通过“实父子”来强化宗法专制对人民的控制力。

  这套理论在宋朝,以及明朝中后期得到了比较完整的应用。理学文官主导国家治理内政,把经济搞得比较繁荣,社会也相对比较安定,这是他们的一大成就——当然皇帝、武将、太监、心学学者等也都有很大贡献,不独是他们的功劳,只是说他们确实也有功劳。但问题也很突出:宗法宗族制度固然有利于社会稳定,也极大的加强了社会两极分化、阶层固化,人的个性自由和创造精神也无从谈起。宋明理学,总的来说,是一个官僚集团和地主士绅阶级剥削和压迫人民的意识形态工具。

  这套意识形态主导的社会很不稳定。“虚君”以后,一方面国家没有一个最终责任主体,官僚士绅们失去皇权的监督,对下权力又不受限制,其腐化速度惊人;另一方面,军事集团的力量被过度削弱,宋明的士大夫们大搞“文官统兵”这种怪胎政策,国家军事力量因此被严重削弱。最后,宋明都完整的亡于北方野蛮民族入侵,让中华文明遭遇了空间的浩劫。

  改变这种不稳定状态,主要有两个方向。

  一个是心学学派所倡议的改革,把“虚君臣、实父子”改为“虚君臣、虚父子”。也就是彻底改革宗法伦理和它的上层建筑,既不要君主专制也不要宗族统治,把个体从家族宗法中解放出来,以人的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为基础重建一套新的伦理体系,建立一个新社会。西方是通过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来实现的,现代社会治理的诸多基本理念——自由、法治、民主等思想都源自其中。心学革命与之类似,是中国通过内部改革走向近代化的思想先声,也是明末东南沿海商业手工业高度发达背景下新兴市民阶层的呼声。

  ——心学思想与理学思想都是儒家思想,两派在打着“忠君”的旗号干着“虚君”的勾当方面是比较一致的,大哥不说二哥,五十步笑百步。但心学更强调知识分子的人格和思想独立,并且把这种独立性推广到全体人类,喊出“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的口号,打破少数圣贤对天道垄断解释权,力图推动为普通人争取平等自由的社会改革。

  这个方案遭到了理学士大夫们的疯狂反对,东林党是他们的典型代表。他们认为明末社会的一切乱象都是宗法伦理未能得到彻底贯彻的结果,主张用宗法专制来管理和控制新兴的工商业市民阶层。心学则是霍乱人心的学问。心学革命最终未能成功,其失败的过程我们在第二卷中已有详细介绍。心学革命的失败也就意味着明朝失去了通过和平改革进入近代社会的可能。

  第二个改革方向,就是把“虚君臣、实父子”改为“实君臣、实父子”。也就是牺牲理学思想中追求知识分子人格独立的原则,引进一个掌握强大暴力但认可宗法专制的独裁君主,借助他和他背后的军事集团的力量来维护宗法专制,对内镇压人民反抗、对外保障国防安全。这样,理学士大夫们的日子就比宋明过的要差一些,不得不在独裁君主面前卑躬屈膝当奴才。再吹嘘自己掌握了“道统”、可以跟君权对抗,就只能被拉出去砍脑袋。但好处是换来了安全感,消除了军事力量不足带来的不稳定性,他们在做完奴才之余,可以更加放心大胆的剥削和压迫百姓、族人和妻妾。

  理学士绅们最终半推半就的选择了这第二条道路。有“推”的一面,因为它实在不如宋明时代舒服,但更多的是“就”的一面,南明时期的“联虏平寇”战略便是其最佳体现。

  康熙在宣布尊崇理学道统的同时,也开始了对理学思想的改造。主要的方式就是以自己的名义对理学经典进行辑录注解,他重用李光地等汉族学者,编辑了《周易折中》、《性理精义》、《朱子全书》等书,钦定为理学权威著作。他还对宋明理学进行了一些批判,主要是指责一些理学学者空谈道统,对现实事务一窍不通,于国家人民无益,将汤斌、张伯行等人斥之为“伪理学家”,“徒拾浮词,沽名要誉”。只有踏踏实实做官做事,把皇帝的旨意认真落实执行的才是“真理学”。此外,他还通过对理学经典文献的“考证”,又结合“格物致知”的方法,得出结论:儒家文明发源地的泰山,其龙脉来自于满洲起家的长白山脉。[1]总之,就是要以满洲皇帝的身份兼任“理学教主”,掌握对理学思想的最终解释权。

  总的来说,康熙的动作还算比较温和,对理学的某些批判也并非全无道理。

  到了雍正,改造力度进一步加强。雍正反复向臣下强调,理学的核心就是“忠君”,“为人臣者、义当惟知有君”。而忠君的标准就是绝对听话。他直截了当的说,人臣要无时无刻与皇帝统一思想,不许有自己的独立意志。

  雍正在《御制朋党论》说:欧阳修写过一篇文章叫《朋党论》,要是他活到今天,非收拾他不可。欧阳修主张君子要寻找志同道合之人多交朋友——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大臣身心都应该属于君主,不应该交朋友,而应该全身心的投入到服从君主意志的工作中去。朋党问题是宋明覆灭的主要原因,要根除朋党,就需要全国上下必须统一思想。要统一思想,那么一切是非标准就应该由皇帝决定。如果大臣们都能坚持以皇帝的好恶为好恶,以皇帝的是非为是非,就不会结党了。[2]

  在这套理论指导下,儒家学者的人格与思想独立便无从谈起。雍正抓住了“伪道学”的根子,就是把道学中“忠君”的虚假口号做实。这让道学家们有口难辨,因为理学经典确实讲了要忠君。他们总不能说:我们讲忠君本来就拿来骗皇帝的,你怎么能当真呢?

  雍正反的“伪道学”其实才是“真道学”,因为“真道学”本来就是“伪忠君”。伪才是真,真即是伪,这很有点佛家辩证法的意思。

  到了乾隆这里,“忠君理学”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提出了“奸臣-名臣一体论”:名臣跟奸臣一样,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奸臣当然坏,但名臣的出现,同样说明君权式微,非国家社稷之福。所以,本朝既不允许奸臣出现,也不会允许名臣出现。也就是说,所有臣民不分大小,都应该只是皇帝卑微听话的奴才。

  乾隆训诫大小臣工、读书士子,对道学只有努力学习和躬身实践的义务,决不允许以“道统”自居。有些官员在民间颇有政声,在其离任以后,地方上就会有人民或士绅为其立生词、德政碑,以示怀念。乾隆认为,这些东西都是臣下想要抛开皇帝另立道统的迹象,下令将各地为清朝官员所立的祠堂和功德碑全部摧毁。

  乾隆四十六年,退休的大理寺卿、著名理学家尹嘉铨给皇帝上书,说本朝自顺治康熙至今,已经出现了好几位名扬天下的理学名臣,比如汤斌、范文程、李光地、张伯行等。他们的思想言行,都是理学思想的伟大典范,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因此建议让他们“从祀孔庙”,也就是在孔子牌位旁边给他们也留个位置,受后人一起祭祀,以起到“光大圣道”的作用。尹嘉铨还把自己的父亲也列入了从祀孔庙的候选名单。

  乾隆皇帝看到这份奏章,勃然大怒,在上面批示“大肆狂悖、不可恕矣!”

  尹嘉铨立即就被逮捕并抄家。乾隆抄家的特点就是重点不在财产而在文字。这次抄尹嘉铨的家,乾隆特别指示,尹嘉铨“丧心病狂,实出寻常之外”,所以更要格外注意他平时妄自撰写的文章。所有诗册书信等,都要细心搜查。

  尹氏是理学世家,家中藏书自然不少。经过搜查,总共查出书籍310套、散书1539本,未装订的书籍一柜,书板1200块,以及书信113封。乾隆亲自带领了一批翰林学士,仔细审读这些文字。[3]

  审查的结果,果然找到了数十处违禁文字。其中最重要的有两处。

  第一处,是尹嘉铨撰写了一本《名臣言行录》,把清朝的一些名臣包括张廷玉、鄂尔泰列了进去,记载了他们的一些言行还做了点评。这种做法显然违反了皇帝关于本朝无奸臣也无名臣的旨意,而且这些大臣的言行朝廷已有记录,其褒贬朝廷已有定论,尹嘉铨竟敢私自再做记录点评,这就是在朝廷决议之外另立善恶功过标准,试图把“道统”的解释权从皇帝手里拿走。

  第二处,其著作中有一句:“朋党之说起而父师之教衰,君又安能独尊于其上?”显然是在攻击雍正的《御制朋党论》,为欧阳修的《朋党论》辩护。这句话体现了“真道学”——也就是雍正乾隆反对的“假道学”——的基本思想:士大夫要根据自己对道义、天道的理解团结起来,然后才在此基础上尊君。这是乾隆决不能接受的。

  此外,尹嘉铨书信中还有“为帝者师”等语,原本也是理学士大夫们自我标榜吹嘘的话头,乾隆抓住这句话大做文章,颁下谕旨让诸大臣评议:你们说说看,尹嘉铨的道德文章配做朕的师傅吗?大臣们一致表示,皇帝陛下学识渊博、天降英明,应该是全天下人的老师,而尹嘉铨不学无术、卑鄙下流,竟然妄想给皇帝当老师,实在是大逆不道、罪该万死。

  最后,刑部照例判处尹嘉铨凌迟处死,满门抄斩,女性为奴等等。再由皇帝大发慈悲,只将尹嘉铨绞死,家人宽免。其所有著作全部销毁,并通令全国搜查其著述有无流传,也一律追缴销毁。[4]

  经过康雍乾三代帝王的的努力,“忠君理学”终于成功替代“道统理学”,实现了对传统理学思想的“去其精华、取其糟粕”,建立了一个完美契合满汉联合专政体制的意识形态体系。君主独裁和宗法专制浑然一体。

  这个过程中,理学士绅们确实受了不少“委屈”,因为他们在国家中的地位从老大变成了老二,降了一级。但借助满洲人的野蛮暴力,他们得到了一个稳定的宗法社会,既不担心外敌入侵丢人现眼,也不担心人民造反——这些事儿都由八旗军事集团帮他们搞定,可以放心大胆的骑在中国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这个最终的结果,他们还是满意的。

  意识形态工程完工以后,一个空前强大和完善的“宗法专制理想国”终于构建完成。满洲统治集团通过与汉族士绅在权力分配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成功联合,跳出了中国历史上“胡虏无百年国运”的诅咒,大大超越元朝不足一百年的寿命,建立一个在空间和时间上都足以与汉、唐、明相提并论的超级帝国。

  [1]《御制文集第四集》卷27《几暇格物篇》:“朕细考形势,深究地络,遣人航海测量,知泰山实发龙于长白山也”,“长白山之龙,放海而为泰山也”。
  [2]张宏杰,《饥饿的盛世》,196页。
  [3]张宏杰,《饥饿的盛世》,190页
  [4]《清代文字狱档》,第六缉,349-4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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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5-6 15:33:18 | 显示全部楼层
  八、带头贪腐

  到了乾隆四十七年,七十多岁的皇帝终于对自己的“文治武功”感到满意了。一些犯忌讳的文字送到皇帝那里,也不再要求深究,有时候奏报者还会被皇帝骂一顿无事生非。这样,文字狱的数量就迅速减少。到了乾隆五十年,他公开宣布,对“字句瑕疵,朕从不肯有意吹求。”上谕一下,全国文字狱便迅速中止。

  实际上,在年过七十以后,乾隆不仅放松了文字狱,对日常政务的处理也松懈了下来。他把国家大小事务都交给和珅,自己开始享受物质生活。和珅是满人,从小就接受精英训练,精通满、汉、藏、蒙四种文字,为人聪明伶俐、办事干练,本来是御前侍卫,被乾隆发现其才能后就迅速提拔成为国家重臣。他不仅负责处理国家政务,还负责帮乾隆皇帝管钱。

  清朝皇帝的开支同明朝一样,都相对独立于中央财政。皇帝要追求享乐,动用户部的钱很不方便,每次都要公开下旨。明朝皇帝朝户部要钱一般都会被讨价还价一番,打个折,也可能直接被顶回去。清朝大臣虽然不敢这么干,但皇帝公开要钱总是一件没面子的事。只有皇帝自己的钱包——也就是内务府钱库——搞得鼓鼓的,花钱享乐才比较方便。清皇室的财源主要是三大块,第一块是皇室庄园收入;第二块是部分关税(包括海关和内陆税关)和盐税——户部和内务府按照一定比例分;第三块是各种产业经营以及理财。前面两块是常规的,第三块弹性较大。和珅是一个经商天才,非常善于投资理财,在他的打理下,皇室产业蒸蒸日上。

  和珅还创造性的把“议罪银”制度化,代替传统的“罚俸”。地方官员犯了错误,只需要给皇帝交一笔“议罪银”就可以免罪或者减轻处罚。这笔银子跟“罚俸”有两大区别,第一是数额很大,动辄数万两银子;第二是——最关键的——不进户部,直接进内务府落入皇帝的腰包。“议罪银”制度化,相当于把乾隆二十三年废除的“完赃减等”制度又重新恢复,而且变得更糟糕,因为它没有计算规则,和珅说多少合适就多少合适。比如前内务府总管西宁,因为替皇帝做生意时“办理不善,商人拖欠甚多”,皇帝一怒之下,要砍他的头。还是和珅帮忙,从中说和,对皇帝晓以人头卖不了钱的道理,议定西宁交八万两罚款了事。这八万两定得很准确,正好把西宁家刮得精光。

  官员们很欢迎这个制度,毕竟钱财乃身外之物,保住官位和性命更重要。不少大臣主动要求交纳议罪银。河南巡抚毕沅以“未能迅速搜获要犯”,自请罚银两万两;陕甘总督勒尔谨以“失察客商走私玉石”自行议罪,缴银四万两。最夸张的是河南巡抚何裕城主动报告,自己有一次不小心,把香灰弄到了朱批奏折上,因此“惶惶不可终日”,请求罚银三万两。手笔之大连皇帝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遂降旨说:没有那么严重,加恩宽免银两万两,交一万两上来就可以了。[1]

  “议罪”的银子,相当于官员向皇帝个人的贿赂。这些银子当然全都来自于对民间的搜刮,而且会层层放大,督抚交一万两,就会向州县索取三五万两,州县官员就敢向百姓勒索十万两。在此过程中,和珅自己也大收贿赂、中饱私囊,成为仅次于皇帝的全国第二富豪。

  晚年乾隆享乐的另一个大头就是收受地方官员的各种“贡品”。

  当官员们发现皇帝对贡品的关注程度高于违禁文字以后,立马就拿出查禁违禁图书的劲头来向民间搜刮各种奇珍异宝。

  进贡的借口很多:皇帝出巡,经过地方,大臣迎驾进贡,称“迎銮贡”;皇帝每年去热河避暑,大臣们进贡,称“木兰贡”;大臣们进京觐见皇帝,所献贡品称“陛见贡”。皇帝提拔加恩,所献贡品,称“谢恩贡”;有时,皇帝想要某种东西,又实在没有借口,就干脆称“传办贡”。乾隆四十五年,皇帝七十大寿,全国掀起进贡狂潮。进京献贡的车辆多达三万多辆。这些贡车为了抢先进京,争夺道路,打着火把日夜兼程,数百万平方公平的土地上,各条官道一路灯火辉煌、铃响马嘶,场面极其壮观。

  最受乾隆喜欢的包括各种古代书画、西洋钟表和精制玉器瓷器等高级工艺品。广州地区进口的钟表价格因此暴涨。目前收藏在故宫的上万件古玉,大多数都是乾隆时期由各地官员进贡的。全国各地的书画珍品也大量涌入皇宫。乾隆最开心的事情就是鉴赏书画之后在上边盖上自己的各种印章,或者题词,今天故宫收藏的几乎所有古字画上都能看到乾隆的印章或字迹,有些玉器瓷器上也会刻上他的题词,因为被后人讽刺为“盖章狂魔”、“题字狂魔”。
图:元 赵孟《人骑图》。上面章几乎全是乾隆盖的

  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个皇帝在搜刮奢侈品、艺术品方面能够与乾隆相比。张宏杰干脆将乾隆称之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收藏家”。

  为了表示“客气”,皇帝一般会退回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贡品。这些退回的部分,就成了官员们的合法收藏。打着“办贡”的旗号向民间搜刮勒索的风气,自然也越来越烈。

  乾隆还特别热爱到各地巡视,尤其以六次下江南而闻名。在其中青年时代,这种巡视以政务目的为主,视察各种工程、民生情况等等,也有宣示满洲皇权的政治含义。但到了乾隆中后期,就逐渐演化成为一种声势浩大的享乐活动,所过之处,各地官员疯狂进献金银美食、奇珍异宝,营建行宫豪宅,以博取皇帝和他身边亲信——主要是和珅——的欢心。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将乾隆下江南的巡视队伍称之为“蝗虫集团”,可以说是非常形象了。

  在清王朝这种君主绝对专制的体制下,特别是经过“文字狱”和对“伪道学”的严厉打击以后,官场精英们注定只能是一群无耻的投机分子。他们缺乏高尚的政治理想——这个体制也不允许他们有这个东西,有的只是投机钻营的私欲。其中固然不乏能干之员,但真正有操守的人却极少。这种情况下,政府的行政效率只能靠皇帝本人支撑。当皇帝强势、聪明而且高度负责的时候,可以爆发出惊人的高效率。中青年时期的乾隆就是这样一个典范:他精力旺盛、责任心强,每天天不亮就穿戴整齐在大殿看书,等待大臣们来上班奏事,然后一直工作到深夜,几乎没有休息。每一份奏章都会仔细阅读批示,尽量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被臣下欺隐的细节。而一旦皇帝本人松懈下来,官僚们没有任何责任心支撑其完成本职工作,就会立刻以惊人的速度腐化堕落、消极怠工。像明朝那样,明武宗朱厚照外出巡视边关或者嘉靖皇帝热衷修道,文官们仍然能够极力维持政府效率的情况,不会在清朝出现,起码绝不可能在乾隆朝出现。因为明朝的文官是把自己当成天下国家主人的——他们确实也是,清朝的官员则不可能有这种主人意识——他们也确实不是。

  如同管理一家公司一样,拿死工资上班的人和有股份分红权的人,干活的态度往往大不一样。帝国管理中,集权与分权的关系,也与此类似。由于政府治理比公司治理更强调理想信念而非个人收益,官僚集团的主人意识对政府效率的影响只会更大。再加上满清特有的民族特权和民族歧视体制,“代理人效应”自然更为突出。

  乾隆中前期,承接雍正时代的良好风气,又有皇帝本人励精图治,官场尚属清廉高效。平定准格尔之后,皇帝把工作重心放到了“文治”问题上,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去审读各种违碍文字,正儿八经的政务花的时间也就少了。大家也看明白了,不管是救灾还是反腐,在皇帝心头的分量都比不上“违碍文字”。官场的腐化开始不断扩大,到乾隆四十五年之后,更是一发不可收拾。

  乾隆前期,贪污案件极少发生。偶有发生,贪污额亦不大。到了中后期,腐败案接连爆发,涉案金额成倍、成十倍增长,官员贪污动辄数万、数十万。窝案串案迅速增多,腐败呈集团化公开化趋势。大家对腐败已经不以为耻,反以为常。办一件事,安排一项工作,升一次官,枉一回法,需要多少钱,都有心照不宣的规定。为了自保,腐败者在政治上拉帮结派,经济上相互牵连,结成了利益同盟,呈现出明显的群体性,即“窝案”、“串案”。乾隆四十六年到四十九年,朝廷一连查出了五起贪污大案,都是“办一案,牵一串;查一个,带一窝”。常常是一人犯案,会导致一省官僚体系瘫痪。[2]

  四十六年的甘肃冒赈大案,甘肃官员们知道皇帝在救灾方面花钱一直很慷慨,就以救济旱灾的名义集体私分数百万两公款,持续七年之久,全省知县以上官员全部参与,也没有一个官员举报。如果不是西北发生大规模叛乱,中央军队进入甘肃后发现长期下雨,此事绝不会暴露。更神的是,首犯王亶望被抄家以后,负责审理此案的闽浙总督(清朝九位最高级的封疆大臣之一,统管福建、浙江、台湾三省军民政务)陈辉祖竟然王亶望家里的贵重珍玩给“掉包”私吞,替换成一些普通物品充公入库。乾隆皇帝之前接受过王亶望的“贡品”,按照退回三分之一的惯例,有几件看上眼的好东西也忍痛割爱,退了回去。他亲自检查抄家上来的物品,想把那几件好东西再挑出来把玩把玩,这才发现问题。一查之下,陈辉祖和他的弟弟陈严祖一边查案一边大力贪污受贿,而且福建还查出来巨额亏空。程辉祖兄弟二人都被处死。

  另一个牵连出来的重臣的是已经去世的军机大臣于敏中,他生前在乾隆面前积极主张为甘肃赈灾减免钱粮、开放捐输、拨放救灾款等等。于敏中是《四库全书》总裁,著名理学家,以清廉正直而出名,也是张廷玉之后担任军机大臣时间最长的汉人,深受乾隆信任。但他死后,发生家人争夺财产的事情,闹到了中央。乾隆派人调查,发现于敏中竟然积累了超过两百万两银子的家产——相当于今天的两到三亿元人民币。需知明朝第一权臣张居正当十年首辅,死后被东林党攻击为生活奢侈、贪污腐化,抄家才抄出来家产十万两,即使考虑通货膨胀因素,于敏中的家产也是张居正的好几倍。乾隆一直疑惑于敏中的巨额家产从哪里来的,直到甘肃冒赈案发,才知道其中奥妙。虽然人已经死了,不再治罪,但把他的牌位撤出贤良祠,以昭儆戒。

  从这个贪腐大案中可以看出,当时官场之腐败无耻、胆大妄为。总督、巡抚、军机大臣尚且如此,下边的情况就更不堪问了。

  而这些贪腐的总根源,其实就在皇帝本人。从国家体制来看,皇帝和皇室的合法收入是有范围有界限的,皇室的婚丧嫁娶等关系国家礼仪的个人事务也可以找国库出钱,超过这个范围向臣下索取“议罪银”和贡品,严格来讲都属于贪污受贿。皇帝大开贿赂之门,手下的官员们想不贪腐也不可能了。当时全国最大的贪污犯就是皇帝本人,第二大贪污犯就是他最信任的大臣和珅。这两大贪污犯高高在上、平安无事,下边的贪官多杀几个少杀几个,对贪腐大局都是无济于事的。官员们得到的教训无非是如何更好的隐蔽自己,以及如何更好的讨好和珅和皇帝以保障安全,而不是放弃贪腐、改走正途。[3]

  [1]张宏杰,《饥饿的盛世》,234页。
  [2]张宏杰,《饥饿的盛世》,239页。
  [3]——在打击贪腐方面,朱元璋、雍正、乾隆是三个不同的样本。朱元璋下手重、打击面广,对自己和亲信要求也严格,并且敢于发动群众;雍正下手不重(相对朱元璋和乾隆),但打击面很广,对自己和亲信要求也很严格,只是不敢发动群众;乾隆下手重,但打击面不广(相对于朱元璋和雍正),而且对自己和亲信搞特殊,对老百姓的举报高度警惕和怀疑。从最终效果来看,朱元璋反腐败的效果最好,雍正次之,乾隆最差。这三个样本可以给我们很多启迪。其中有三点比较值得深思:第一,鼓励人民群众主动揭露和打击特权腐败行为,对反腐败意义重大,顶层与底层在反腐败问题上的有效互动是政府清廉高效的重要保障;第二,广泛打击和杀一儆百两种手段应该配合使用,其中,扩大打击面广可能比对大案要案杀一儆百更有意义;第三,对自己和亲信不能搞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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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5-8 20:23:42 | 显示全部楼层
  九、闭关锁国

  对自己缔造的这个“盛世”,乾隆本人可谓相当满意——疆域广大、人口众多、社会安定、君权稳固,皇帝本人也长寿健康,实在是挑不出一点毛病出来。他自己也在诏书中反复夸耀:“得国之正、扩土之广、臣服之普、民庶之安,虽非大当,可谓小康”,还将自己跟汉武帝、唐太宗、元世祖、明太祖等人比较——综合来看他们似乎都不如自己文治武功如此完美。

  不过,乾隆八十大寿的这一年,内阁学士尹壮图的一道奏折破坏了乾隆自我陶醉的好心情。尹壮图在奏折中说,三年前他父亲去世,自己回云南老家守孝,一往一返穿越大半个中国,发现国家问题严重:“各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自己在经过直隶、山东、河南、江浙、广西、贵州等地时,问起大家对政府的看法,“商民大多数皆蹙额兴叹”,而且,各省皆有亏空。请皇帝派遣大员去认真调查,严加整顿。,

  乾隆看了非常生气,在奏折上批示道:“竟似居今之世,民不堪命矣?” [1]

  他当天就下达长篇谕旨,公开尹壮图的奏章,然后说:朕当皇帝已经五十五年了,自谓勤政爱民、无愧于天下,天下万民断断不至于泯灭天良而心怀抱怨。要是尹壮图所言属实,那我这五十多年的皇帝岂不是白干了——都被大小臣工所蒙蔽,对外间的实际情形,竟然全不察觉?

  为此,他跟尹壮图打赌,派钦差大臣带着尹壮图一起到全国各地巡查,看看到底是哪些官员声名狼藉?哪些地方府库亏空?哪些人民怨声载道?

  打赌的结果毫无悬念,当然是尹壮图输。他跟着钦差大臣走了一圈,各地官员严防死守,啥也没查出来。尹壮图因为“协诈欺公、妄生异议”被刑部判处死刑。老皇帝开恩,只给了一个革职留任的处分。还是他自己知趣,主动要求辞职回家赡养老母,得到批准。

  尹壮图的口是被堵住了,理学文人们也乐得将乾隆时代描写为国强民富的盛世,因为他们也是这个盛世的受益者。但其真实的情形,还是被一些人记录了下来。这些人的记录,超过了“文字狱”所能打击的范围,因而得以流传。

  尹壮图上书之后三年,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3年七月,英国贸易使团在马嘎尔尼勋爵的带领下到达中国天津大沽口。他们以向皇帝贺寿为由,请求进京觐见,想说服皇帝增加对英国贸易的口岸数量。因为目前对英国贸易的口岸只有广州一处,他们希望可以在浙江沿海的宁波,以及北方的天津等地增设口岸。此外,如果可能,还希望得到一个沿海岛屿用来存放货物,并且派遣外交使臣常住北京,还有就是减少外贸管制,取消洋行中介,让英国和中国商人可以直接交易。

  乾隆同意了他们朝觐的请求,因为如此遥远的国家来向天朝进贡,是伟大盛世的一个标志。而且,他一直知道西洋的钟表机器非常精巧,但以前都是广州洋行转手购买而来,这次西洋的国王亲自挑选进贡的物品,应该会比洋行买的更好一些,这是他尤其期盼的。

  但觐见的结果双方都不太满意。英国使团送来的钟表等工艺品并不比广州洋行的更精巧。英国人还送来了火枪、大炮、天文仪器、战列舰模型等,用来展示他们高超的科技成就。但乾隆皇帝拥有几十种非常精巧的火枪,并且可以非常熟练的用于狩猎,英国当时的火器并没有达到可以让他惊叹的程度。至于天文仪器和战列舰模型,由于翻译上的困难,英国人最终并没有让乾隆搞清楚它们到底厉害在哪里。

  马嘎尔尼提出的请求被全部拒绝。这倒跟乾隆对“贡品”是否满意关系不大。

  清政府对欧洲国家的贸易政策,并不是皇帝心情好坏的产物,而是基于整个国家长远战略利益的考虑

  清政府并不反对对外贸易,乾隆皇帝个人的收入有很大一部分就来自于关税跟户部的分成。所谓清朝统治者盲目自大、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的说法也并不准确,康熙就认真学习过西方的数学和近代科学知识,乾隆也特别喜欢广州进口的西洋钟表等工艺品。

  清朝统治者真正担心的问题是:西洋人不如朝鲜、日本等传统属国那么可靠,汉人可能会和西洋人勾结起来反抗满洲的统治。所以,清朝对外贸易的基本思路并不是简单的闭关锁国,而是:货物可以随便买卖,人不能随便进出。

  为此,他们才限定英国人只能在广州通商,而且不许直接跟中国普通商人做买卖,必须通过政府指定的“洋行”进行代理交易。英国的商品能卖给洋行,洋行再转卖给中国商人;英国商人要买东西也只能给洋行下订单,由洋行去采购来卖给他们。

  这种限制和担心的根源,在于满洲人自己在海洋军事和贸易方面的无能为力。

  满洲和蒙古人受生活习惯、科技文明程度——也可能包括生理特征——的影响,并不适应热带和海洋上的生活,所以,在中原驻防八旗的九大驻地中,最南边的广州和福州两地没有满蒙士兵,只有汉军。清军长期以来也一直没有自己的海军。明清交战的时候,明朝利用海军优势,从山东半岛向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运输战略物资,支撑起来了毛文龙在皮岛的抗清活动。郑成功父子割据台湾抗清,清朝也只能采取“禁海迁界”的野蛮政策来隔断他们和大陆的经济联系,在军事上长期无能为力。

  后来,郑成功手下的海军将领施琅叛变投清,才帮助清政府建立起来自己的海军,成功收复台湾。

  尽管如此为清政府卖命,这支汉人统帅的军队也并不能让清政府放心。由于满洲将领不具备指挥海军的能力,满蒙士兵也很难参与海上作战,清政府在收复台湾以后,也就基本停止了海军发展,以防止汉人独立掌握一支有实力的军队。清朝中前期的水上军事力量,主要以内河和沿海巡防的传统水师为主,实力很弱。

  收复台湾之后一段时间,海禁政策被放宽了。施琅1683年收复的台湾,到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朝廷就决定以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四个城市为对外通商港口,允许外国商船前来互市贸易,管理来往商船,征收关税。此后三十多年,东南沿海贸易一直比较自由,经济恢复的也很快。

  但是,到了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清政府的海洋贸易政策再次收紧。

  这年的12月25日,康熙与大学士、九卿们突然聊起了海防的事。康熙说,以前江苏巡抚张伯行奏报,内地之民出海带大米很多,朕怀疑这些大米都卖到了海外。而海外有吕宋(今菲律宾)、噶罗吧(今印尼)两处地方,吕宋为西班牙所占,噶罗吧为荷兰所占,两处藏匿盗贼很多,内地之民载米而去,不仅把船卖了,有时人也留在那里,致使内地粮食、船只、人口流失严重。

  第二天,即12月26日,听政结束后,康熙再次就海防发表了长篇大论,以此为标志,拉开了清朝新一轮闭关锁国的序幕。

  康熙说,他以前下江南,访问苏州船厂得知,每年造船出洋者千余艘,而回来的不过十之五六(言外之意,船卖到海外了)。吕宋、噶罗吧从明朝开始就有汉人聚集,已成为海贼。张伯行所说出海贩米,虽未尽可信,但不可不防,因此,应禁止商船去南洋贸易。

  说到这里,大概臣工们也有点糊涂了:所谓的卖船卖米,不过是捕风捉影的猜测而已,即便有这样的事情,只要出海时严格盘查即可,现在居然要为此禁止南洋贸易,是不是有些小题大做了?

  康熙也清楚大家的疑虑,于是做出了总结性发言:

  “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

  单从这句话看,康熙已经预料到西方国家将会是中国之患。看起来他很有洞察力。

  但说完这句话,他却突然跳过贸易话题,大谈满汉关系。他说:

  “汉人心不齐,满洲蒙古数十万人皆一心。朕临御多年,每以汉人为难治,其不能一心之故。”[2]

  ——注意,这里的“心不齐”和“不能一心”不是指汉人内部不团结,而是指他们跟清政府不是一条心,也就是对满洲政权忠诚度比较低的意思。

  结合上下文,康熙这番话的意思是:西洋国家是中国大患,可汉人与大清国心不齐,还跑到西洋国家控制的南洋卖米卖船,人还留在那里,如果与西洋勾结,那就麻烦了。

  康熙由此说出了他内心深处的真实顾虑:如果是满洲蒙古人去跟西洋人做生意,那我是可以放心的,但现实是跟西洋做生意的尽是汉人,那么就很危险了。可见,康熙的“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并不是洞察到西方国家的崛起,不过是预想汉人将来可能会和西人勾结起来威胁清朝统治的意思。

  为了防患于未然,那就要想办法禁绝汉人与西洋国家的勾结,限制双方基于贸易的沟通交流就是必然选择。正如道光年间《重篹福建通志》所说的那样:“设禁之意,特恐吾民作奸勾夷,以窥中土。”

  12月26日讲话结束后不久,康熙就下达了南洋禁海令。禁海令的关键并不是禁止贸易,而是禁止沿海地区居民擅自出海,并禁止外国人在中国长期停留,也就是禁绝汉人和海外国家的直接交流。一切贸易必须在政府的严厉监督下进行,确保贸易双方只有财货交流而没有思想、文化、科技、武器、感情等其它交流。

  如同对内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一样,清政府对外也同样坚决执行分而治之的政策。在通商方面,俄罗斯人被指定在张家口进行贸易,朝鲜经沈阳入口,苏禄经厦门入口,缅甸由云南入口,越南由广西入口,琉球由福建入口,日本由宁波入口,葡萄牙、英国经澳门、广州入口。

  乾隆中期,大量英美商人开始尝试到浙江贸易,主要以宁波为口岸。地方政府开始并不禁止,后来规模搞得比较大,引起了朝廷的警觉。乾隆在二十一年下令说:“国家绥远通商,宁波原与厦门无异。但于此复多设一市,恐积久居留内地者甚众。滨海要地,殊非防微杜渐之道。”[3]最终停止了浙江福建等地的对英美贸易。

  从乾隆的话来看,禁止开放更多口岸,关键还是担心西洋人“居留内地者甚众”,危害滨海国防安全。究其根本,还是因为满洲军事力量对海上商业活动无力控制,又不愿意交给汉人去控制的缘故。

  这种政策可以与明朝末年对比,一方面明政府直接控制的海军本身就比清朝强大,另一方面朝廷对海上的民间军事武装也不是很担心,放任郑芝龙这种大型海商海盗军事集团壮大,最后招安了事。究其缘由,关键还是统治者的权力合法性高,没有清朝这种满汉之分的心病。这种情况下,沿海贸易高度开放,海防安全也一直没出过问题。后来的历史也证明,郑芝龙集团确实一直忠于明朝——虽然是独立性很强的军阀,但在对外维护国家主权甚至开疆拓土方面则从不含糊。满清统治者就没有这种自信——他们聪明的认识到自己不应该有这种自信——因此才以严防死守的思路来处理对外贸易问题。

  总之,尽管清政府的贸易通商具体政策在不同时期偶有变化,但严防汉人与西洋人交往、对外国人采取分而治之的大宗旨没有发生过改变。以乾隆的精明,当然也绝不会因为英国方面派了一个使团过来给他送礼贺寿就改变这个大战略。礼物能否让他高兴最多只能影响他拒绝英方要求的措辞口吻。由于对礼物不太满意,乾隆的谕旨写的相当不客气,一点面子不给。这让后人误认为乾隆不过是出于天朝上国的自大或者跟英国人生气才放弃了对世界开放的历史机遇。这显然夸大了主观因素和偶然因素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

  乾隆对英国很重视,也知道英国在西洋各国中属于强国,甚至意识到拒绝对英国放宽贸易政策可能引发战争。就在回信拒绝英国国王放开通商的请求之后,他又下了一道旨意,专门叮嘱沿海省份督抚加强军备,预防英国人的请求被拒绝以后闹事:

  “英吉利在西洋诸国中较为强悍,且闻其向在海洋有劫掠西洋各国商船之事……该国王奉到敕谕后,或因不遂所欲,藉词生事。不可不预为之防。”[4]

  也就是说,乾隆回信拒绝放松英国贸易政策,绝对不是漫不经心或头脑发热。他把这封回信当成一个严肃的政治决策来对待,前因后果都想的很清楚。所谓“天朝物产、无所不有”只是一个乾隆给自己找的一个堂而皇之的借口,核心的原因是还是为了防止桀骜不驯的英国人和汉人勾结,让已经被文字狱洗过脑的汉人再生出什么不端的想法,危害满洲统治。

  [1]《清高宗实录》,卷1367,丁酉
  [2]《清圣祖实录》,卷41,壬子
  [3]《清高宗实录》,卷516,乙亥
  [4]《清高宗实录》,卷1435,谕军机大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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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5-11 12:20:29 | 显示全部楼层
  十、盛世饥馁

  英国使团希望中国放宽贸易政策的目标没有达到,但仍然受到了非常隆重的接待。他们沿途认真观察了中国社会现状并记录了下来。这些记录成为我们今天突破“文字狱”的藩篱,了解乾隆时期中国社会真实情况的珍贵材料。

  英国人一登上中国的土地,马上发现了触目惊心的贫困。接待的官员雇佣了许多老百姓来到英使团的船上,为英国人端茶倒水,扫地做饭。英国人注意到这些人“都如此消瘦”。“在普通中国人中间,人们很难找到类似英国公民的啤酒大肚或英国农夫喜气洋洋的脸。”这些普通中国人“每次接到我们的残羹剩饭,都要千恩万谢。对我们用过的茶叶,他们总是贪婪地争抢,然后煮水泡着喝。”

  中国官员送来的食物过多,并且“有些猪和家禽已经在路上碰撞而死”,所以英国人把一些死猪死鸡从“狮子号”上扔下了大海。岸上看热闹的中国人一见,争先恐后跳下海,去捞这些英国人的弃物。“但中国人马上把它们捞起来,洗干净后腌在盐里”。

  使团成员约翰·巴罗在《我看乾隆盛世》中说:“不管是在舟山还是在溯白河而上去京城的三天里,没有看到任何人民丰衣足食、农村富饶繁荣的证明。……房屋通常都是泥墙平房,茅草盖顶。偶尔有一幢独立的小楼,但是决无一幢像绅士的府第,或者称得上舒适的农舍。……不管是房屋还是河道,都不能跟雷德里夫和瓦平(英国泰晤士河边的两个城镇)相提并论。事实上,触目所及无非是贫困落后的景象。”

  更为可怕的是随处可见的弃婴。道路两旁、河道中央、垃圾堆上,随时都有可能露出一只苍白的小手。使团成员约翰·巴罗说:“在京城一地每年就有近9000弃婴……我曾经看见过一个死婴的尸体,身上没有系葫芦,漂流在珠江的船只当中。人们对此熟视无睹,仿佛那只是一条狗的尸体。而事实上如果真的是一条狗的话,也许更能吸引他们的注意。”

  人民的悲惨生活与官场的奢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官员对于吃饭真是过于奢侈了。他们每天吃几顿饭,每顿都有荤菜许多道。”虽然底层社会中很少发现脸色红润的人,但政府高官中却不乏胖人,这些达官贵人们生活中的主要内容就是吃。

  官员们对人民的权利毫无概念。在船只行使于内河时,英国人注意到,官员们强迫大批百姓来拉纤,拉一天“约有六便士的工资”,但是不给回家的路费。这显然是不合算的,许多百姓并不想要这份工资,拉到一半往往连夜逃跑。“为了找到替手,官员们派手下的兵丁去附近的村庄,出其不意地把一些村民从床上拉出来加入民夫队。兵丁鞭打试图逃跑,或以年老体弱为由要求免役的民夫的事,几乎没有一夜不发生。看到他们当中一些人的悲惨状况,真令人痛苦。他们明显地缺衣少食,瘦弱不堪。……他们总是被兵丁或什么小官吏的随从监督着,其手中的长鞭会毫不犹豫地抽向他们的身子,仿佛他们就是一队马匹似的。”

  英国人在中国所见到的房子,只有两种,一种是大富之家,一种是贫寒人家。“所经过的地方以及河的两岸,大多数房子都是土墙草顶的草舍。也有很少一些高大、油漆装饰的房子,可能是富有者的住所。很少看到中等人家的房子。在其他国家里,富有者和赤贫之间,还有着许多不同等级的中等人家。”英国人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贫富差距之大,是他们见过的国家中最厉害的。

  英国人说:“中国没有中间阶层,这个阶层的人,因拥有财富和独立的观念,在自己的国度里举足轻重;他们的影响力和利益是不可能被朝廷视而不见的。事实上,中国只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英国人很容易地了解到,在中国,所有的富人几乎同时都是权力的所有者。也就是说,中国人的财富积累主要是靠权力来豪夺。

  英国人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接触过中国人,那些人看起来都很正常。在菲律宾群岛、巴达维亚、槟榔屿,“和其他我们东印度公司属地”,中国移民的“诚实跟他们的温顺和勤奋一样出色。……在那些地方,他们的发明创造和聪敏似乎也跟学习模仿的精确一样出色”。然而,生活在自己国家的中国人,却远没有海外中国人那样活泼自然,也缺乏创造力。他们比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更胆小,同时也更冷漠、麻木和冷酷。

  英国人分析说,这是中国统治者精心塑造的结果:“就现政权而言,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其高压手段完全驯服了这个民族,并按自己的模式塑造了这个民族的性格。他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完全由朝廷的意识形态所左右,几乎完全处在朝廷的控制之下。”

  马戛尔尼对中国政权的结论更广为人知:“这个政府正如它目前的存在状况,严格地说是一小撮鞑靼人对亿万汉人的专制统治。……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他时,他们实际上正在成为半野蛮人。”

  马戛尔尼还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

  “这是一个华丽的废墟,上层生活和平民百姓的生活水平差距简直太大,社会已经开始有了些许动荡,而这一切也正是由于平民们已经快无法维持自己的正常生活。所谓的盛世,无非是给外界的一个假象罢了。”[1]

  实际上,英国人看的情况在当时的中国应该还算是比较好的,因为他们经过的主要是交通要道和沿海城镇,算是中国经济较为富裕的地区。在广大内陆和农村地区,中国人民的生活状态只会更加糟糕。腐败的官府和严酷的宗法体制之下,占中国绝大多数的底层人民生活得极为悲惨。三四亿人口依靠庞大的土地数量产出的粮食勉强糊口,几乎所有生产剩余都被强制征收用于战争或上层经济的奢侈生活,他们的一切权利被剥夺殆尽,不过像牲口一样的生活和繁殖,为奴隶主们所驱使。

  乾隆皇帝认为只要自己愿意花大钱救灾、愿意狠心斩杀一批贪官污吏、详细阅读奏章中的每一个字以免被臣下欺隐就可以让老百姓生活小康的想法,显然过于幼稚了。

  他跟雍正一样,喜欢标榜“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雍正大约是两句都做到的,乾隆在中后期也就只能做到前半句了。但不论皇帝如何勤奋,如此庞大的帝国,他一个人能够直接管理的事务其实是极为有限的,大部分事情他没有精力去过问,甚至毫不知情。更何况,乾隆的时间精力并非优先用于民生。他坚决打压来自民间的任何主动申诉或抗争,不给予人民任何主动保护自己的权利,还通过强化理学宗法来加强对人民的控制,并且把满洲统治特权置于一切民生政策之上。这些因素综合起来,最后的结果,就是官僚集团缺乏道德理想,投机主义和机会主义成为主流;面对官僚士绅的压迫,人民缺乏任何有效的申诉和防卫手段;只有极少数贪腐特权案件会因为偶然因素或者官场权力倾轧的缘故被暴露到皇帝面前,官僚士绅们绝不会因此吸取任何积极的教训,只会快速的演化成为将人民创造的一切财富剥夺殆尽以供自身享乐的特权集团。满洲政权、官僚特权、宗法族权成为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所谓的“康乾盛世”,不过是满洲勋贵、汉族官僚、地主士绅们享乐的盛世,对普通中国人民而言它不仅不是盛世,反而是一个炼狱。

  把晚明时期到达中国的传教士们记录的中国,与乾隆年间到达中国的英国使团的记录之间进行对比,可以看出中国在经过明清换代以后所发生了巨大变化:从令欧洲人羡慕的文明昌盛之邦,变成了悲惨落后的野蛮之地。

  [1]本节内容根据张宏杰,《饥饿的盛世》中有关引用转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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