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鹏：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三卷）中华民族的苦难沉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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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假封秦王：大西军联合南明抗清的曲折传奇

　　李自成的大顺军力量基本退出历史舞以后，另一只农民起义军的力量开始在舞台上重新出现了。

　　大西军余部自从张献忠死后，从四川撤退进入云南，并且推举出了新的领导人孙可望，保持了内部的团结。在孙可望的带领下，大西军在云南休整了近两年的时间。这两年的时间也没闲着，主要是搞根据地建设，扫荡了云贵地区的小军阀，委派地方官员，建立了比较完整的行政系统，开科取士、鼓励开荒、招兵买马等等。经过两年的建设，大西政权对云南地区的统治已经十分稳固，社会安定、兵精粮足、农业生产迅速发展。

　　一切准备完善以后，孙可望决定带兵北上，参与全国抗清的大业。当时孙可望的身份是盟主，还没有称王称帝。出于策略考虑，他决定承认南明皇帝的“正统地位”，请求永历帝朱由榔加封他为秦王。张献忠从秦地也就是陕西地区造反出身的，在成都称帝之前，曾经自称秦王。孙可望希望以此封号来取得张献忠在大西军中的权威领导地位。

　　张献忠有四个义子，老大孙可望、老二李定国、老三刘文秀、老四艾能奇。其中，李定国和刘文秀分别拥有一支势力强劲的嫡系队伍，独立性较强，称“西府”和“南府”。孙可望老大的地位不够稳固。他一方面觉得南明皇帝的旗号可以用于号召其它抗清力量，共同抵抗清军；一方面也觉得可以从南明皇帝那里获得一个爵位，名正言顺的节制李定国和刘文秀。

　　1649年，孙可望派出亲信杨畏知等人前往广东，于四月六日到达肇庆，请求朱由榔封秦王。

　　这对永历朝廷来说，是一件天上掉馅饼的大好事。此时清军已经重新占领了江西、湖南，何腾蛟被清军俘杀，江西的金声桓、王得仁兵败自杀，李成栋亲自北上与清军作战，在一个多月前战死，情况十分危急。突然冒出来一支有钱有粮有地盘的生力军愿意拥护南明朝廷，共同抗清，简直就是救命稻草，应该不顾一切的紧紧抓住才是。

　　但朝廷重臣和地方军阀们却不这么看。李成栋的义子李元胤害怕大西军加入政权后影响他对皇帝的控制力，指示其控制的傀儡大臣上书提议“可望贼也，不可以封”。贵州军阀因为担心大西军抗清需要经过他们的地盘，害怕丢失地盘，也力主不可封。忠于皇帝的文官们则拿出祖制，声称明朝祖制就是异姓不能封王，孙可望是反贼头子，当然就更不能破例。

　　朝臣当中也有一部分人赞成封王，但数量不多而且没有实权，无力改变局面。杨畏知这边一看封秦王肯定没戏了，就给朝廷建议能够封个大西王之类的两字王——一字王是亲王、两字王是郡王，虽然低了一级但好歹有个王爵他们也好回去交差。朝廷又对这个建议继续展开热烈讨论……

　　就这样，在清军四处扫荡反清势力的局势下，南明政府为了该给孙可望封个啥头衔这个事，争论了好几个月。最后，朝廷决定，只给孙可望封一个公爵，给李定国和刘文秀封侯爵。而且还使了个阴招，就是声称等将来谁抗清有功之后再封王爵，也就是故意挑拨孙可望与李定国、刘文秀的关系，将来谁功劳大谁就封王。

　　对这一决定，杨畏知无可奈何，只能在干耗了几个月之后，带着封公爵的诏书垂头丧气的往回走。

　　堵胤锡当时还在带着刘国昌出征，得知消息，深知如果只封公爵，双方必定决裂。于是半路拦下杨畏知等人，紧急给皇帝连续上了两封奏章，阐明利害，请求封为两字郡王“平辽王”，并加封李定国、刘文秀为公爵。永历皇帝收到堵胤锡的奏章，终于壮着胆子同意了。

　　对于孙可望能否接受二字王的封号，杨畏知还是感到并无把握。等他忐忑不安的回到云南的时候，却发现大西军上下一片喜喜洋洋，各地军民都沉浸在朝廷将孙可望封为秦王的喜悦之中。

　　杨畏知当时就蒙了，这算是怎么回事？

　　一打听，明白了。原来是“西勋”陈邦傅干的“好事”。

　　之前，陈邦傅和瞿式耜一起拥立了朱由榔称帝，自以为功高盖世，可以把皇帝控制在手中号令天下。不料李成栋“反正”以后，朱由榔就去了肇庆，瞿式耜也跟李成栋的“东勋”一派搞到一起去了，这让他倍感失落。

　　朱由榔在广西称帝的时候，陈邦傅搞到了一些任命地方官员的空白诏书，用来给自己的亲信封官，或者拿来卖钱。得知孙可望请封秦王而永历朝廷争议不休的消息，陈邦傅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拉拢孙可望、打击“东勋”和瞿式耜，于是拿出还没有用完的空白诏书，以皇帝的名义加封孙可望为秦王，在上面瞎写一通不伦不类的胡话，比如“朕率天下臣民以父师事王”、命其“监国”，赐“九锡”、“总理朝纲”、“节制天下文武兵马”等等。然后又铸造了一枚“秦王之宝”的金印，派手下冒充朝廷使者，抢先送往云南封孙可望为秦王。

　　孙可望看到“诏书”，大为感动，想不到南明皇帝君臣竟然胸怀宽广、礼贤若渴至此。他安排了隆重的仪式，亲自郊迎使者，对着诏书磕头称臣，带领三个兄弟和众将士一起高呼万岁，再登上秦王宝座，接受大家的跪拜祝贺。然后，用黄布把诏书内容抄成很多份，布告其治下各州县，令各地军民欢庆三天。这一系列仪式表明孙可望统辖的大西军和云南全省都已经尊奉南明永历朝廷，孙可望本人的领导地位也得到肯定，大西军内部团结也因此得到了加强。[1]孙可望随即下令三军整装待发，准备奔赴抗清前线作战。

　　然而，杨畏知等人的归来，打破了这个美好的愿景。

　　孙可望得知事实的真相以后，极为愤慨。他已经把受封秦王的事情搞得云南全体军民众所周知，突然要降为二字王，必然颜面扫地、权威尽失。这种事情对于一个领袖人物来说，完全是不可以接受的尴尬和侮辱。但他还是希望能够避免决裂，选择了暂时封锁消息，把陈邦傅的诏书内容抄一份送往南明朝廷，并附上解释，说明自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已经受封秦王、公告全省，无法改变，请朝廷重新发一个诏书真封秦王。

　　平心而论，孙可望在这个事件中没有任何过错。这完全是南明政权内部斗争搞出来的荒唐事儿。甚至连陈邦傅的空白诏书也确实是皇帝发的，盖的章也是真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上面写的内容就是具有法律效力。就跟我们在一份空白支票上签字一样，人家拿去随便填个数字，银行都应该照单支付，并不用承担法律责任。孙可望也确实没有任何退路，不可能再受封二字王。他的要求也不过分，就是真封秦王，让他在面子上名分上过得去，而对于陈邦傅诏书中那些过分吹捧的待遇名分，则可以去掉。

　　但南明朝廷方面竟然毫无灵活性，坚决拒绝真封秦王。

　　孙可望深感羞辱，决定将错就错——既然你朝廷不肯另发新的诏书，我就认准了原来那个诏书合法有效，不仅当秦王，还要“监国”。把那个诏书又抄了好多份，宣布自己已经尊奉永历朝廷，现在奉旨征讨满清，而且还“节制天下兵马”，沿途明军必须服从秦王和监国调遣。

　　云南附近的贵州、四川、广西这些地方的军阀被这个诏书搞得一愣一愣的：朝廷确实把孙可望封王了，只是头衔上有争议，内中细节大多数人并不清楚。但不管咋样，永历朝廷本来就管不住各地军阀，诏书细节自然无人关心。军阀们只认打。孙可望和李定国带兵进入贵州，刘文秀进军四川，一路都是打过去的。

　　孙可望消灭了贵州本地军阀以后，又仿照云南的做法，快速在贵州地区建立起来了一套垂直行政管理系统，鼓励开荒、维护治安、征兵收税等工作很快就有条不紊的开展起来。

　　刘文秀进入四川，也十分顺利。之前，永历朝廷任命了“四川巡抚”李乾德。李乾德拿着诏书，找到在四川保卫战中击败了满清亲王豪格的川南军阀杨展。杨展控制的地区是当时四川生产发展的最好、社会秩序最安定的。这都要归功于杨展的治理才能。李乾德拿着朝廷的诏书，就想叫杨展交出钱粮管理等民政权，只管军事，当然遭到拒绝。杨展建议他去重庆，那里被清军扫荡后，人口稀少，目前既没有清军也没有军阀势力，他可以自己去开府征兵，管理一方，也算是为南明政府收复失地。杨展表示可以提供钱粮支持。

　　重庆是从东部入川的门户，清军如果要再次攻打四川，很可能走这条路。李乾德没有胆量去守卫重庆，于是秘密联络另外两个小军阀武大定和袁韬，由李乾德出面办招待，请杨展吃饭，设下埋伏，将杨展乱刀砍死。三人合谋吞并了杨展的地盘。

　　——杨展被害事件，跟袁崇焕擅杀毛文龙类似。杨展也是一个在乱世中自力更生成长起来的抗清英雄。他可以在乱世中把川西地区治理得井井有条，也能在战场上击败满洲亲王统帅的大军，却因为不愿意轻易接受无能无耻的文官精英的所谓“节制”，而被非法阴谋杀害。明末腐朽的统治阶层，总是一再主动消灭那些能够也愿意拼命拯救国家民族的伟大人物。不对他们的罪行进行彻底的清算和反思，中华民族永无真正的复兴之日。

　　用无耻手段夺取杨展地盘的李乾德、武大定等人不得人心，川西川南局势持续动荡不安。刘文秀的大军来到以后，纪律严明、深得民心。武大定和袁韬派兵抵抗，被迅速全歼。剩下的小军阀也就很快荡平。

　　孙可望下令逮捕李乾德，送往贵阳，要亲自审问他杀害杨展的罪行。李乾德走到半路投水而死——也有一种说法是被痛恨他的士兵丢进水中淹死的。不管咋样，总是死有余辜。

　　这样，在很短的时间内，贵州全省和四川的西部、南部就落入了大西军的控制范围。

　　[1]顾诚，《南明史（下）》，446页。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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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桂林大捷：李定国西征与孔友德败亡

　　大西军不断告捷的同时，永历朝廷正在清军的攻势下日渐陷入绝境。朝廷在给不给孙可望封秦王的问题上态度强硬，在清军的铁骑面前却硬不起来。随着李成栋的败亡，清军逼近肇庆。永历朝廷只能祭出最后一个法宝——跑路。再次从肇庆跑回广西梧州。

　　清军兵分两路，一路由平南王尚可喜与靖南王耿继茂（耿仲明之子）带领南下进攻广州，经过十个月的围攻后占领广州，屠城十日，杀七十万人；一路在孔有德的带领下进入广西，兵锋直指桂林。桂林守军在清军来到前就已经一哄而散，但桂林留守大学士瞿式耜认为自己有守土之责，不愿逃跑，跟桂林总督张同敞一起在总督府喝酒，等着清军到来。二人被俘后都拒绝投降，随即被杀。

　　——瞿式耜跟何腾蛟一样，是明末那种不怕死但又愚蠢无能的士大夫代表。他极度仇视农民军，在打击忠贞营和反对给孙可望封王方面态度强硬，跟何腾蛟惺惺相惜，是何腾蛟在朝廷中的内因。但自己留守桂林多年，清军来临的时候连个像样的抵抗都组织不起来，只能喝酒等死，被俘以后又自比文天祥，以为一死就可以流芳千古，实在是可悲可笑。

　　桂林既失、梧州空虚。永历朝廷被迫向之前在内斗中被边缘化的“西勋”陈邦傅求救，于1650年11月，进入陈邦傅控制的浔州。但陈邦傅跟郑芝龙一样是个投机分子，当初参与拥立朱由榔，也不过是为了搞点诏书来卖官鬻爵发国难财，一看到清军打过来，立刻就决定叛变。

　　陈邦傅比郑芝龙还要再无耻一点，没打算放走皇帝，而是想把朱由榔作为礼物献给清军。

　　得到密报的朱由榔不顾倾盆大雨，连夜逃亡南宁。陈邦傅没有抓到皇帝，恼羞成怒，把宣国公焦链抓住杀掉，投降了孔有德。

　　南宁没有军队，永历朝廷在南宁只能坐以待毙。这个时候，他们终于想起孙可望来，王公大臣们达成一致意见，同意封孙可望为一字王。但他们仍然认为必须坚持原则，不能封秦王——因为秦王是两百多年前朱元璋给他的儿子朱樉的封号，不能再封，只能给孙可望封“冀王”。

　　孙可望接到诏书，哭笑不得。他当然不可能接受冀王的称号，再次将诏书置之不理。

　　1651年2月，清军进入柳州，向南宁进军。永历朝廷已经无处可逃，危在旦夕。孙可望派五千人前往南宁保护皇帝，杀掉了几个坚持不能真封秦王的顽固派大臣。朝廷终于服软，同意给孙可望封秦王，并进入大西军的地盘寻求庇护。

　　大西军内部很多人建议将皇帝接到孙可望驻地贵阳安置，这样显得对皇帝足够尊重，也方便控制。孙可望考虑再三，还是拒绝了。很大的原因应该是之前封秦王的争议把他恶心到了，让他对这个朝不保夕还要傲娇到底的小朝廷没有一点好感。还有就是孙可望个人气量也有问题，容不得身边有一个需要跪拜汇报的皇帝——即使是名义上的也不行。他最终决定将永历皇帝安置在了贵阳西南两百多公里外的安龙。这是个千户所，也就一个小镇的规模，居住条件很差。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为大西军内部分裂买下了伏笔。

　　秦王封号的问题既然已经解决，连皇帝本人也为大西军控制，农民起义军终于掌握了抗清斗争的主导权。内部安定、准备充足的大西军随即开始正式向清军发动进攻。1652年初，孙可望派李定国、冯远征带兵八万，从贵阳出发，向西进军湖南、广西。

图片来源：顾诚《南明史（下）》，第505页，光明日报出版社。

　　李定国先去打湖南。清军负责统领湖南的续顺候沈永忠抵挡不住，紧急向在广西的孔友德求救。孔友德如果发兵，可以对大西军形成南北夹击之势。但他对大西军的战斗力不以为然，以为跟南明军阀一个层次的，再加上以前跟沈永忠有点矛盾，于是拒绝发兵救援。沈永忠经不住大西军打，接连丧师失地，又接到清廷“不可浪战、移师保守”的密旨，便带兵一路撤退回了岳阳，包括长沙在内的湖南大部分地区被大西军收复。

　　收复长沙后，李定国迅速掉头南下攻击广西。只用了几天时间就攻占广西湖南交界处的战略重镇全州，全歼其守军并击毙守将，占领了进出广西的咽喉要道。一心想当“广西王”的孔友德这时候才发现自己成了瓮中之鳖，紧急带领桂林守军北上，在兴安县的重要关口——严关——布下防线，希图扼险据守，但很快就被大西军击败，伤亡极为惨重。孔友德逃往桂林，大西军也跟着追上来把桂林包围。

　　七月二号，桂林城破，孔友德无处可逃，自杀于家中。

　　投降孔友德的陈邦傅也在城中，被大西军俘虏。孙可望下令将陈邦傅父子押送贵阳，剥皮处死，然后将人皮送往安龙向永历皇帝告捷。

　　陈邦傅伪造诏书、假封秦王，挑拨大西军与朝廷的关系，又预谋劫持皇帝投降满清，诱杀宣国公焦链，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孙可望向朝廷报捷，也有尊崇之意。接下来就应该是皇帝下诏对秦王大力表彰，皆大欢喜，双方因为假封秦王事件闹僵的关系得到改善。但人皮送到安龙以后，永历朝廷的一个御史李如月竟然上书皇帝，弹劾孙可望未经朝廷批准就用酷刑滥杀国家重臣，可见其乱臣贼子的本性不改，应该剥夺王爵并免去一切职务。

　　永历皇帝看到奏章极为震惊，采取了“留中不发”的方式，也就是不予批复，当作没看见，试图把这个事情掩盖过去。李如月见自己的弹劾奏章没有得到皇帝批示，就抄了几份到处散发，还生怕孙可望不知道，专门给孙可望派驻安龙负责监视皇帝的官员送了一份。

　　孙可望果然被大大的激怒了，下令逮捕李如月并按照跟陈邦傅一样的办法处死。这个李如月也是宁死不屈，一直大骂孙可望为乱臣贼子到断气。

　　桂林大捷、击杀满清藩王，本来是天大的好事，很多敌视农民军的人物和势力也开始对大西军刮目相看。这本是农民军和南明政权消除隔阂，团结协作的大好时机。结果被这个李如月这么一闹，加上孙可望意气用事、反应过度，双方矛盾更加难以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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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两厥名王：战略性的胜利曙光

　　大西军进攻湖南的消息刚一传到北京，清廷就对此极为重视，决定派遣主力分兵两路发动反攻。一路由吴三桂带领，从陕西汉中进入四川，攻击刘文秀部；一路由满洲理政亲王尼堪带领，南下湖南进攻李定国部，同时密令沈永忠退守岳阳保留实力，等待援军。

　　吴三桂进入四川后，迅速攻击占领了成都重庆等地。但等到刘文秀集结完成发动反攻，其兵力过度分散的毛病就暴露出来，不断被刘文秀击败。吴三桂见势不妙，放弃成都重庆，全部收缩到四川北边的保宁府固守。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通过退守的方式集中兵力，同时可以诱敌深入，在距离敌人补给线比较远的地方寻求战略决战。

　　刘文秀不知是计，在连续打了多个胜仗以后对局势的判断过于乐观，没有想到清军主力还基本保持完整，战斗力很强，贸然决定全面包围保宁府，试图一举全歼入川清军。

　　史学家顾诚在《南明史》中认为，此时刘文秀的最佳策略是暂缓进攻，转而安心经营成都重庆等地，同时派小股部队不断袭击骚扰清军从汉中到保宁府的后勤补给线。成都平原沃野千里，多年来因为战火而荒芜，一旦经营妥当，可以作为反攻中原的后勤保障基地。保宁府地方无法供养五六万清军主力，一旦补给线受到威胁，时间长了之后吴三桂只能选择退回陕西。

　　这个见解是正确的。即便刘文秀要坚持进攻，也应该以把清军赶出四川为目标，攻城的时候集中力量攻其一侧，留出北边的口子，逼迫清军北逃，而不是追求围城歼灭。因为双方的兵力差不多，清军以逸待劳，围城决战显然对大西军不利。

　　大西军完成对保宁府的包围以后就开始攻城，果然伤亡惨重。清军被困城中，无路可逃，只能决一死战，集中力量从南门出击，一举击溃大西军。然后乘胜追击，夺取了四川全境。大西军损失过半，剩下不到三万人在刘文秀带领下回到云南。孙可望对此大为不满，借机解除了刘文秀的兵权，将他调离昆明，发往外地闲住。

　　与此同时，李定国部也和救援湖南的清军接上了火。

　　由亲王尼堪带兵的数万大军，以满蒙士兵为主，是清军绝对的主力。尽管有孔友德败亡的教训在前，他们还是没有将农民起义军放在眼里。李定国见尼堪进入湖南后快速推进，毫无停留休整之意，知他必定有轻敌之心，于是故意示弱，不断放弃州县，并通过小规模的溃败来诱敌深入，在湖南南部的衡州府（今衡阳市）附近集中全部兵力布下埋伏。尼堪对此全无知觉，于1652年11月23日大摇大摆的进入了李定国预先布置好的伏击圈。

　　李定国从前中后三个方向同时对清军发动突袭，长途奔波的清军顿时大乱。混战之中，尼堪落马身亡，连同他的副手和护卫也被击毙。清军损失惨重，逃回长沙。

　　尼堪是当时满清三大理政亲王之一，地位仅次于多尔衮和济尔哈朗。李定国一战击杀满清理政亲王，震动天下。加上之前藩王孔友德的战败自杀，在短短数月之间，清军两大名王丧命于大西军之下。这极大的提高农民军在反清士民中的声望，是一个极好的扭转抗清斗争战略局面的机会。

　　——尽管看起来清军已经占领了中国的绝大部分地区，抗清力量被压缩到贵州云南以及福建沿海等边缘区域，但清军过度深入南方、战线被拉的太长的缺点也因此出现。就好像刘文秀与吴三桂争夺四川一样，虽然一开始刘文秀占据了四川绝大部分地区，把吴三桂压缩到保宁府这个最后的据点，但清军主力保存完好，集中力量给予刘文秀部以极大的杀伤，一夜之间就可以扭转战略局面，并很快夺取整个四川。战争的胜败并不由占领的地盘大小决定，而是双方的有生力量的对比来决定。大西军如果能够在华南地区大规模的消灭清军主力，则收复失地并不困难。

　　明军的有生力量早在清军入关之前就已经基本丧失殆尽了，主要是在萨尔浒之战中损失约四万人，随后在丢失辽东的过程中又损失了差不多数量的精锐。这样，明军传统的“九边”精兵就基本丧失。然后，通过开征每年五百万两的“辽饷”，重新组建了关宁军和毛文龙的东江军。东江军在袁崇焕杀了毛文龙以后丧失了战斗力，其精锐力量后来跟随孔友德、耿仲明等人投降了清军；关宁军一直消极抗战，在“飞毛腿”祖大寿以及吴三桂等人的带领下先后投降清军。

　　最后的明军主力，是在镇压农民起义军当中成长起来的地方军队，包括洪承畴、卢象升、孙传庭等带出来的军队。孙传庭和洪承畴的兵力在宁锦决战中被清军歼灭，洪承畴投降满清；孙传庭后来又在陕西重新训练了一批新兵出来，被大顺军消灭；卢象升则在清军入塞的战斗中阵亡。

　　这样，清军入关之前，真正有战斗力的明军主力实际上已经全部被消灭。所以李自成从陕西出发，能够在数月之内就快速占领北京，就是因为明朝已经没有有战斗力的军队可以作战了。后来清军入关，击败李自成以后，势如破竹，极快的速度征服了华北地区，也是同样的原因。

　　真正有战斗力的抗清军队，只有李自成的大顺军、张献忠的大西军和郑芝龙的海军。南明那些临时拼凑的杂牌军以及地方上的一些小军阀，数量不少，但在清军面前都是不堪一击的。清军入关后，打的第一场硬仗是在潼关与李自成亲自带领的大顺军决战。双方损失都很大，如果不是阿济格和吴三桂的另一支主力从北边攻入陕西，潼关之战清军未必能够取胜。此战胜利后，清军夺取陕西，然后追杀李自成，基本瓦解了大顺军的实力。

　　剩下的还有郑芝龙的海军。尽管郑芝龙本人放弃抵抗投降，但在郑成功的带领下仍然是一支相当有实力的军队，在福建浙江沿海给予了清军很大的杀伤，后来还从荷兰人手里收复了台湾。鲁监国朱以海的部队被清军打垮以后，也到郑成功那里去寻求庇护，让他拥有了号召东南抗清势力的政治资源。不过郑氏集团作为“海商-海盗”集团，一直不愿意为了恢复明朝做太多牺牲，总以保住自己的海上利益为宗旨，其抗清战略始终以防御为主，也基本不与其他抗清势力配合协同。郑成功本人甚至一度打算与清廷议和接受封号。

　　最后一支敢于向清军主动进攻并以恢复中原为目标的正规军，就是大西军。经过在云南贵州的根据地建设和休整，它有较强战斗力的军队数量大概是十五万，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各控制五万，刚一出山就给予了清军主力迎头痛击。

　　反过来再看清军的主力，其核心是满洲八旗，加上一部分的蒙古骑兵，也即正宗的“八旗军”，总共五万人左右。满洲士兵成长于冰天雪地的东北山岭之中，极耐苦寒，以狩猎为生，身手灵活且善于协作，是天生的战士，加上足够野蛮未经文明开化，打起仗来不顾生死，越是血腥的场面越是兴奋，如同野兽。经过训练以后，战斗力极强。这支军队只能由满洲亲王统帅。之前多铎（豫亲王，努尔哈赤第十五子）与李自成潼关决战然后攻克扬州、豪格（肃亲王、皇太极长子）进入四川击杀张献忠、济尔哈朗（郑亲王、努尔哈赤弟弟的儿子）南下湖南抓获何腾蛟，以及这次尼堪（敬谨亲王、努尔哈赤的孙子）南下与李定国交战的部队，都是这同一支部队。他们长期驻扎在北京，根据全国局势四处调动，负责解决最棘手的抵抗势力。

　　清军第二档次主力是在辽东时期形成的汉军，主要由辽人组成，包括投降的东江军和关宁军。这支军队主要由清军入关之前就降清的孔友德、耿仲明、尚可喜、吴三桂这四个被封王的汉族叛将统领。这支军队入关之时的数量也在五六万左右，后来经过扩张整合，总数应该在十到十五万，但精锐还是那五万。从大同出发经延安进攻李自成的清军，主要就是吴三桂的关宁军。在与大西军交战的时候，这支军队主要分为三路，一路在吴三桂统帅下从陕西进入四川、击败刘文秀，约五万人；一路是南下广东、在广州屠城的耿继茂、尚可喜部，不到五万；一路就是孔友德带领下进入广西的人马，也不到五万。

　　这就是清军征服中国的家底。此外的一些军队，也就是清军入关以后投降的汉军，都属于杂牌军，既没有多少战斗力，忠诚度也不高。用来留守地方，镇压小规模的反抗可以，遇到大西军主力，不堪一击。而且一旦战略形式发生逆转，随时可能再次叛变。

　　大西军和清军对决的胜负手，并不在于占领了多大地盘，关键在于谁能消灭对方主力。李定国能够两厥名王，取得桂林大捷和衡阳大捷，关键在于清军过度深入中国南方腹地，既不适应气候，也不掌握人心，其骑兵优势在南部山区又很难发挥，距离北方根据地也很遥远，长途奔袭十分疲惫，已成强弩之末。大西军突然出兵湖南，切断孔友德归路，瓮中捉鳖将其歼灭，然后利用清军轻敌之心，对其核心主力予以痛击，战略局面一下子就变得对大西军极为有利。

　　此时，孙可望已经自带五万精兵进入了湖南，加上李定国的八万人，大西军在湖南已经对清军形成了绝对优势，只需抓住清军核心主力予以大部歼灭，则进入广东的尚可喜、耿继茂部自然成为瓮中之鳖，无处可逃，被消灭是早晚的事。这样，清军满蒙主力大部被歼、孔友德部被全部歼灭、尚可喜耿继茂部被全部歼灭，清军就只剩下吴三桂一部完整的主力部队，以及少量满蒙八旗余部。各地反清力量必然受到鼓励风起云涌，新降汉军也会跟着叛乱，那么恢复南方肯定就没有问题了，恢复中原也并非不可能。

　　实际上，在李定国阵斩尼堪之后，就有很多之前被迫进入山区打游击的小股抗清部队受到鼓舞，出山攻打州县并取得了胜利；还有像之前陈邦傅手下的一些将领，也纷纷宣布“反正归明”。许多归隐山林，放弃抵抗的南明高官将领也纷纷重新出山，拜见李定国，共商反攻大计。这代表了南明各方势力终于放下阶级矛盾，开始承认大西军的主导地位，各方力量团结程度可望进一步加强。此外，还有大顺军余部在夔东、郑成功在东南沿海，也摩拳擦掌，准备发动更大规模的反攻。

　　可以说，看起来在抗清斗争最黑暗的时刻，却出现了获得战略性优势的曙光。其关键就在于清军在南征过程中，所取得的胜利几乎都是对南明杂牌军的胜利，看起来占领的地盘很大、杀的人很多，其实抗清力量中最精锐的大西军一直在西南地区休整，以逸待劳。尽管这并不是孙可望等人刻意谋划布局的，但在战略上确实起到了诱敌深入然后聚而歼之的效果。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曙光最终被证明不过是回光返照。大西军很快也走上了内斗和分裂的道路，痛失好局、功败垂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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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禁海之祸：从厦门登陆战到台湾陷落

　　李定国主力被歼灭后，清军将主力转移往福建，展开对郑成功的攻势。郑成功无法在福建沿海立足，于1661年带兵攻打台湾，从荷兰殖民者手中夺取台湾作为自己的根据地。

　　1662年，清军主力向郑成功在沿海最后的据点——厦门岛发动总攻。这一次投入作战的仅满族士兵就有一万多人，非满族士兵约三万。但清军不善海战的弱点暴露了出来，仓促组建的舰队在海战中被郑成功消灭，登岛部队也几乎被全歼。这一仗仅有史料记录的满洲将领阵亡就超过了八十人，普通士兵更无法计算。

　　厦门之战让清廷被迫放弃快速消灭郑成功的思路，转而采取坚壁清野战略。1662年，清康熙元年，辅政大臣鳌拜下令从山东省至广东省沿海的所有居民内迁50里，并将这些地方的房屋全部焚毁，不准沿海居民出海，禁止一切非官方的海上贸易，以断绝郑氏集团从大陆获得任何经济来源。

　　这个命令得到了坚决的执行，除了可以驻军管理的城市外，靠近大海五十里内的小镇和村庄全部被毁灭，拒绝迁徙的人民被屠杀一空。当时人的描述是“令下即日，挈妻负子载道路，处其居室，放火焚烧，片石不留。民死过半，枕藉道涂。即一二能至内地者，俱无儋石之粮，饿殍已在目前……”——也就是沿海居民被强制内迁的时候，死亡人数超过一半，剩下的人就算能够到内地，也往往因为缺乏粮食而饿死。

　　为了方便管理，清军又纵火烧山，尽可能的将森林树木焚烧干净，以禁绝任何走私行为。然后，又沿途设立碉堡，派兵驻守，有敢越过五十里边界的人立刻诛杀，无须经过任何审判甚至警告。无数普通百姓因为不小心越界而被杀害。阮旻锡《海上见闻录》中说“上自辽东，下至广东，皆迁徙，筑短墙，立界碑，拨兵戍守，出界者死，百姓失业流离死亡者以亿万计”。

　　这个野蛮的禁令将中国最繁华的东南沿海五十里变成了几乎寸草不生的蛮荒之地。这是除了大规模屠杀以外，北方蛮族入侵给中华文明造成的又一巨大破坏。一直到二十年后的1683年，清军训练好海军，在汉族将领施琅的带领下，攻下台湾，这一禁令才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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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三藩肇乱：汉奸们主导的回光返照

　　在禁海令期间，还有一个“插曲”，就是“三藩之乱”。1662年厦门海战之后，清军入关的精锐只剩下吴三桂、耿精忠（耿继茂的儿子）、尚可喜这三个汉族藩王控制的辽兵。清廷对他们极尽笼络，吴三桂被封为平西王，镇守云南、兼管贵州；耿精忠为靖南王，镇守福建；尚可喜为平南王，镇守广东。三藩之中，吴三桂实力最强，入关主力保持的相对完整，还收编了不少大顺军、大西军余部。

　　三大藩王在其地盘内拥兵自重，军权政权一把抓，基本上就是土皇帝，不仅不向中央交税，每年还要朝廷拨付大量军费，供养他们的军队。一开始，对于他们的各种要求，清廷总是尽量予以满足。但随着全国局势的稳定，清廷开始逐步减少对三王的财政补贴，并限制其特权。

　　1673年，平南王尚可喜以年老多病、不适应南方的气候为由，上书请求回到老家辽东地区养老，同时请求让他的儿子尚之信继承王爵，继续镇守广东。清廷批准了尚可喜返回辽东的请求，但又说尚可喜既然还活着，王爵当然不宜由儿子继承。如今尚可喜要回辽东，平南王府这一套编制也应该跟着去，广东就不能再由平南王镇守了。

　　尚可喜本人对这个安排倒没什么意见，准备收拾收拾带着大家启程了。吴三桂却很受震撼，感觉这是朝廷要削藩的信号。他可不想跟尚可喜一样回辽东养老，还想在云南继续享受土皇帝待遇，并且让吴家子孙世代镇守云南。他就联络靖南王耿精忠，给朝廷上书，说我们也都想学习尚可喜回辽东养老，请朝廷批准。

　　这个上书的意思，是以退为进。因为云南还有不少小规模的少数民族叛乱、福建方面仍然面临台湾郑氏集团的威胁，吴三桂和耿精忠认为朝廷不敢仿效广东，撤去云南和福建的镇守藩王。实际上是想以辞职相胁迫，逼着朝廷表态：吴三桂和耿精忠及其子孙，可以永远镇守云南和福建，请你们放心。

　　奏章送到北京，在朝廷中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一派主张趁机撤藩，一派主张向吴、耿妥协，确认他们长期镇守的地位。最终，刚刚亲政不久、年仅19岁的康熙皇帝决定撤藩。吴三桂和耿精忠遂联合发动叛变。尚可喜拒绝参加叛乱，但他的部将们想留在广东而不是去辽东养老，就在尚之信的带领下发动兵变把尚可喜软禁起来，参与吴三桂叛乱。这就是“三藩之乱”。

　　三藩之乱刚开始的时候声势浩大，吴三桂的老部下四川总兵吴之茂、陕西提督王辅臣也起兵响应。甘肃、四川、云南、广东、福建，再加吴三桂打下来的贵州、广西、湖南，有八个省被叛军控制。

　　不过，吴三桂的汉奸名声实在过于响亮。一个是献出山海关引清军入关，一个是从缅甸引渡永历皇帝到云南处决，这两个事情天下皆知。由他来“反清复明”实在有点搞笑。除了三藩及其亲信部将外，很少有其它势力响应。吴之茂和王辅臣只能勉强控制住四川和甘肃的局面，无法分兵出省。

　　三藩内部也问题重重——尚之信软禁其父，道义上不能服众，能控制广东局面已不容易，没有能力分兵北上配合吴三桂；耿精忠那边还需要防备台湾郑氏家族的进攻，也不敢把主力派出福建北伐。这样，“三藩之乱”虽然看起来声势浩大，其实只有吴三桂有机动兵力可以跨省发动主动攻击，其它几省只能消极防御，清军的机动空间就很大了。清廷三管齐下：主力挺进湖南北部，与吴三桂隔江对峙，遏制吴军攻势。同时派兵进入陕西，进攻王辅臣所在的甘肃平凉，重点解决对首都侧翼的威胁。对尚之信和耿精忠，则以优厚的谈判条件稳住，力劝他们放弃造反。

　　清廷对三藩的叛乱准备不足。康熙决定撤藩的主要出发点是他认为吴三桂不会造反，而不是想要刺激他造反。此时距离清军入关已经过去了三十年，入关的那一波八旗精锐早已老去。入关后成长起来的新生代满洲士兵，因为其一出生就享有特权地位，生活优越，虽然仍然会参军打仗，但已经不再具备父辈那种可怕的战斗意志。满洲新一代八旗兵战斗力大幅度下降。康熙皇帝只能大力提拔使用汉族将领，以此填补战斗力空缺。

　　清军仓促南下，新生代将领和士兵都缺乏战争经验，吴三桂如果大胆北上与清军主力决战，胜负尚未可知。但吴三桂已经六十三岁了，他手下的将领也大多年老，在云南贵州安家乐业多年、子孙满堂，不愿意冒险，倾向于利用有利局面与清廷和谈，争取划江而治，或者继续镇守云南也可以。这样，有利的战略时机迅速丧失。

　　没过多久，王辅臣在清军的围困和劝降下放弃抵抗，清廷侧翼威胁解除，战略局面立刻改观。尚之信见局势不妙，跟清廷达成妥协，接受平南王的爵位，不再造反。郑氏集团派兵开始进攻福建——两边都打，既打清军也打耿精忠，但也没有真想要反攻大陆，而是趁火打劫，从沿海抢夺物资运回台湾。耿精忠为避免腹背受敌，也宣布不再造反。吴三桂立刻面临着南北夹击的极大困局。

　　不过，清军的战斗力断代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几次主动进攻均以失败告终。双方在湖南对峙数年，都没有太大的进展，局势非常胶着。一直到1678年，这年春天，六十七岁的吴三桂病重，在衡阳仓促登基称帝，然后开科取士、修建皇宫，过了一把皇帝瘾，五个月后就病死了。

　　吴三桂死后，他手下的将领吴国贵等人派遣使者回云南，想要将吴三桂的孙子吴世璠接到衡阳来继承皇帝位——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作为人质长期住在北京，开战以后就已被康熙下令处决。但云南方面的留守将领觉得把小皇帝掌握在手里更有利于自己的荣华富贵，坚决反对。吴国贵在衡阳召开会议，众将领都想念云南的妻小和财富，想要趁机回家，于是和云南方面达成妥协，共同到贵州拥立吴世璠登基，只留下少量兵马留守湖南。至此，三藩之乱的战略胜负手才彻底明确。清军很快收复湖南，进军云贵，最终在1681年攻克昆明，平定了持续八年的叛乱。

　　在平定三藩的过程中，清廷的旨意已不再要求对抗拒者一律屠杀。“守城必屠”的军令不复存在，它是满清在入关建政的过程中逐步走向文明化的一种体现。但清军喜好屠杀无辜百姓的习惯仍然没有纠正，朝廷的态度无非是从公然鼓励转为既不提倡也不惩罚。康熙十八年（1680年），湖南浏阳县知县曹鼎新在给朝廷的上疏中就说：“自甲寅吴逆倡乱……以至王师赫怒，整兵剿洗，玉石难分，老幼死于锋镝，妇子悉为俘囚，白骨遍野，民无噍类”。一些汉族大臣如魏象枢等人，试图学习明朝士大夫，向皇帝进言要求处理纵兵屠杀百姓的将领，遭到了康熙皇帝的痛斥。康熙在圣旨中为此类暴行公开辩护，说叛乱地区的士绅百姓“轻负国恩，相率从逆”，因此“田庐荡析、家室仳离，皆其自作之孽”[1]。

　　从1621年夺取沈阳，一直到1681年攻克昆明，清军对中国人民的大规模屠杀持续了六十年，至此才宣布告一段落。但在此后小规模的各种军事镇压中，各种“玉石俱焚”、“不分民贼”、“杀男留妇”、“民无噍类”的杀戮记录仍然不绝于官方史料。

　　回顾清军入关到最终荡平三藩之乱的过程，满清以不到五万的核心军事力量征服一个四亿人口的文明大国，最关键之处，就在于汉民族内部的“不团结”。大部分的仗都是汉奸带着打的，大部分人也是汉奸军队动手杀的。像姜瓖、李成栋、金声桓、吴三桂这种，先为了个人或小集团利益而投降叛国、甘当汉奸，为异族卖命残杀本族同胞，然后又因为对清廷给的待遇不满而再度反叛的投机分子，是最可耻最可恨的一群人。我们不能因为他们曾经“反正”，而对他们的投机品质给予任何正面评价。特别是吴三桂发动的“三藩之乱”，已经基本不再具有恢复中华的性质，而是大一统王朝的内部叛乱，清廷的镇压具有很高的正义性。

　　此外，还有许许多多像郑芝龙、陈邦傅这种只想保守自己势力地盘的军阀，力量也不容小视，但他们不愿意服从大局配合其他抗清力量作战，甚至随时准备以保住自身权势为条件投降清朝。清廷就根据局势，先以议和相诱，稳住他们，然后寻找时机集中兵力各个消灭。

　　所有内部矛盾中，最关键的还是南明政权和农民军的关系问题。南明政权对农民军的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那就是——你死我活。受理学思想影响，明末士大夫阶层对宗法等级制度有一种宗教式的绝对信仰。那些以暴力打破等级制度、以下犯上的“乱贼”，在他们眼里就是一群弑君杀父的禽兽、违背最高天理的异端，比存在“华夷之别”的野蛮民族还要可恶。但凡清廷还给他们留着一条活路——或者他们自己还在幻想可以有活路，他们就绝对愿意积极联合包括清军在内的各种力量镇压农民起义军。即使真的无路可走，勉强依靠农民军苟延残喘，也不断的制造事端，在农民军内部搞挑拨离间，破坏团结。这中间有一大批像史可法、何腾蛟、瞿式耜、李如月这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脑残，以为自己有理学思想加持，只要不怕死，干什么都是正义的，死后可以名垂青史供万世敬仰，其实除了搞内部斗争和拼命破坏与农民军的合作，啥事儿也干不成。

　　真正值得我们去反思和总结的，是农民军力量在这场斗争中的策略及其失败的原因。革命力量在与反动力量共同抵抗外敌入侵的过程中，必须掌握斗争的主导权。大顺军盲目发动怀庆战役，引火烧身，给南明政权暂时解围却害了自己。在李自成死后，他们内部没有推举出新的领导核心，分裂成为几十支相互独立的部队，像土匪一样接受“招安”，完全服从南明反动政权指挥。这是大顺军失败的根本。

　　反之，孙可望立足于自身根据地建设，然后利用南明皇帝的旗号联合其它抵抗力量，对拒绝服从的反动军阀和顽固分子，坚决以武力消灭，以斗争促合作，这才是正确的道路。大西军在抗清斗争中取得的战果也因此最为辉煌。

　　但孙可望个人私心太重，没有打好南明皇帝这张牌，特别是不把皇帝接到身边控制，为反动势力利用皇权在农民军内部挑拨离间提供了机会，这是最大的败笔。如果皇帝就在孙可望身边，也就不会出现李定国绕过孙可望直接向皇帝报捷的问题，孙可望以皇帝的名义给李定国封王或下达命令也更为方便，孙李内讧说不定可以避免。后来，在红军革命时期，毛泽东和张国焘在草地会师时候的斗争中，红军也一度走到了类似于孙李内讧的边缘。张国焘也像孙可望一样，先试图用优势武力来对付革命同志，然后又在斗争失败后选择了投降敌人，证明了他是一个投机分子而不是纯粹的革命者。幸运的是，中共革命最终由毛泽东而不是张国焘来掌握领导权，历史的发展这才变得完全不一样了。

　　[1]《清圣祖实录》卷79十八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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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卷-2-1

　　一、李约瑟难题

　　明朝崩溃和南明抗清运动不断失败的过程，同时也就是清朝兴起和清军节节胜利的过程。中华核心文明惨遭破坏和大幅度倒退的过程，也就是满洲文明不断进步的过程。

　　在征服中国的过程中，满洲民族迅速从落后的狩猎部族文明阶段进化到农耕帝国的文明水平。由于没有受到腐朽的理学思想污染，且内部特殊利益集团尚未发育成熟，这个处于上升期的民族表现出旺盛的活力，诸多优秀的帝王将相不断出现，并且善于任用汉民族优秀人才和政治制度来治理中国，这让他们在短时间内掌握了大约相当于中国秦汉时期的国家治理能力——在某些方面超过了秦汉，比如有了科举制度；在某些方面则要落后于秦汉，比如对思想文化的控制远远不如汉朝开明自由，但总体上是差不多。秦汉时期，也是汉民族积极进取，建立帝国体制和强大的军事力量，快速开疆拓土的时代。

　　清朝的建立对满洲民族来讲是一个极大的进步，相对于三百多年前征服中国的蒙古而言，也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满洲勋贵们成功的克服了所谓“胡人无百年国运”的魔咒，统治中国长达两百六十八年，让清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三长命的大一统王朝，仅次于唐朝和明朝。就其陆地疆土的广阔程度而言，清朝远远大于汉朝和明朝，跟唐朝、元朝在伯仲之间。

　　但对汉民族而言，这却是一个巨大的退步和长达两百多年的噩梦。中华文明因此倒退了至少一千年，某些方面甚至倒退了两千年——比如思想文化方面的自由程度连春秋战国时期的水平都达不到。

　　对清朝的疆域广大、统治时间长和它对人民的屠杀、思想文化的控制等如何做一个综合的评价和衡量——也就是孰轻孰重？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我们继续从文明的视角来思考这个问题。

　　就目前为止的人类文明发展史来说，我们有几个基本的判断。比如，从游牧和渔猎文明走向农耕文明是一种巨大的进步，这一条不赞成的人应该不多。第二条，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也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这一条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

　　中华文明在从游牧和渔猎文明走向农耕文明的过程中，是领先全世界的。不仅进入农耕社会的时间领先，更重要的是在农耕时代建立了古代社会最发达的政治体制、最辉煌的经济成就、最长久的和平稳定，并供养了数量最庞大的人口，开拓了广阔的疆域。这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骄傲的。

　　不过，在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的过程中，中华文明大大的落后了。这种落后，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发生在古代经济最繁荣的中国？也就是好多人喜欢讨论的所谓“李约瑟难题”——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此问题，其主题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称之为李约瑟难题。

　　这个所谓的难题其实一点也不难。之所以会成为难题，是因为它的答案，很多人出于利益原因不愿意讲，甚至还想办法不让人讲。

　　只要讲清楚明清换代之际，中国人所遭受的人类文明史上空间绝后的大屠杀[1]，这个难题其实就不是难题了。

　　明清换代，人口从四个亿给杀到还剩不到一个亿，尤其是在经济文明最发达的江南华南地区出现大规模屠城，城市精英人口损失殆尽，面对野蛮暴政稍有点反抗精神的人都会被全家老小一起杀掉，沿海五十里内的人民和城镇被尽数毁灭，这种情况下，哪里还有可能爆发什么工业革命呢？如果英国在十八世纪刚刚发明珍妮纺纱机的时候，突然遭到北欧海盗的入侵并被征服，在各大城镇疯狂屠城，令其损失一半以上的人口，它能爆发工业革命吗？

　　中国未能爆发工业革命的直接原因，如果只挑选一条，那就是明清换代。一个处在工业革命爆发前夜的文明，突然遭到北方蛮族的入侵，对其人口进行了毁灭性的屠杀。《天工开物》等诸多本土科技典籍因此失传，《几何原本》等西方科学名著的翻译被迫中断。被屠杀的人口中，也许就有类似于牛顿、笛卡尔、莱布尼茨这样的人物，或者是可以启迪他们发明创新的师友，还有很多可以发明诸如珍妮纺纱机、蒸汽机的能工巧匠。总之，就是整个东南沿海的手工业创新体系被彻底摧毁。工业革命在短期内（一两百年）爆发的可能性自然就消失了。

　　当然，这只是直接原因，它是背后还有很多更深刻的间接原因。核心还是汉民族内部精英的集体堕落，不管是理学思想的僵化、官员的腐败、财富阶层的自私、东林党的无耻、孙承宗和袁崇焕的愚蠢、农民起义军的不团结和战略失误……这些都值得深刻反思。也包括西方殖民活动带来的白银货币冲击、中国的背靠大陆面向大海的地理特征等客观因素。但最后所有原因汇总起来，让北方蛮族入侵成功，杀遍中国，这是一个总阀门——它最终切断了、关闭了中华文明自主进入工业文明的发展路径。

　　我们分析历史无论如何强调各种间接原因、客观因素，这个总阀门绝不能跳过去不讲或者有意无意的淡化。只有把这个总阀门的前因后果讲清楚，中国历史的脉络才能说清楚、讲透彻。也许会有人说我们记仇，或者煽动历史仇恨之类的。那毕竟是古代社会的事情，也过去好几百年了，记仇是不应该的。关键在于：不讲明白，就会不停的有人乱甩黑锅，把中国近代落后的根源甩到中华帝国的皇帝专制制度、科举考试制度、朱元璋杀功臣、明朝海禁、中国人的劣根性之类的东西头上。我们可以不记仇，但不能乱背锅。这个锅背错了，我们反思历史的方向就会发生错误，会对我们未来道路的选择产生深远的影响。

　　[1]蒙古扩张过程中可能也杀了差不多相同数量的人，但那是整个欧亚大陆的人口损失，清灭明过程中的屠杀毫无疑问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国家内部出现过的最惨重的人口灭绝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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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筚路蓝缕：中华民族开发江南的千年历程

　　改成换代的大屠杀结束后，经过从康熙到乾隆上百年的稳定和平时期，中国人口再次恢复到了约四个亿的水平。这段时期在当时就被统治集团美化为“康乾盛世”，直到今天，把它抬得很高的人也不少。但同样是四亿人口，此时的四个亿和明朝中后期的四个亿，已经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了。那个处于工业革命爆发前夜的经济繁荣、科技发达、人民富裕、思想文化开明的文明已经回不来了。从“康乾盛世”一直到鸦片战争前夕，整个中国都处于一种被高度僵化的专制体制牢牢控制的、物质和精神双重贫困的状态，一种社会经济结构与思想文化发育长期停滞的死气沉沉的状态。

　　为什么同样是四亿人，会处在那种完全不同的文明发育状态呢？

　　人口数量的高速增长，一般被认为是古代太平盛世的标志性现象。战乱时期，人口减少；和平时期，人口增加，这是最自然的道理。不过，人口数量达到阶段性高峰，只是盛世的一个标志，是其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就好像今天的印度和中国，都是十亿多人口。但中国可以说是盛世，而印度绝对不是盛世，两个国家的经济繁荣程度不在一个层次上。甚至有网友戏称，中国有十亿人口，而印度是有一亿人口和九亿畜生。截至2018年，大部分印度人口都处于赤贫和营养不良的状态，文盲占了大多数（六到八亿），有一半的人口连厕所都没有而只能露天大小便，这在21世纪的中国人听来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跟清朝在西北地区开疆拓土一样，印度凭借人口和国土优势在南亚也是一霸，吞并锡金、脚踢尼泊尔、拳打巴基斯坦，还可以干涉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内政，牛皮哄哄的。但在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等实现了工业化的现代强国面前，它就是一只弱鸡。大家都并不太把它当回事儿。它对现代文明和全球经济进步的贡献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明末的中国是全球经济贸易中心，中前期还有郑和下西洋，开人类大规模远洋贸易之先河，晚期郑芝龙的海军依然是海上一霸，控制马六甲、菲律宾到日本区域的海上贸易；而清朝的中国则跟今天印度在全球的地位差不过：区域性强国，世界二流国家，到后期连印度都不如。

　　印度之所以如此落后却又这么多人口，是因为它有足够多的土地可以养活这么多人，只需要自然繁衍生殖就会出来这么多人。但它有了这么多人，却依然贫穷落后，是因为它经济结构和科技水平落后，农业农民占的比例极高，工业化没有完成。中国的土地养活十几亿人口也基本到了极限，但我们完成了工业化，高端装备制造业和前沿科技产业高度发达，科技水平已经位居世界前列，所以不仅人口众多，而且人民生活富裕、国家强大、国际地位高，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强国。

　　“康乾盛世”和明朝中前期的永乐盛世、中后期的嘉靖-万历盛世相比，也是类似的情况。

　　清朝人口之所以能够快速达到四个亿的水平，是因为明朝经过两百多年对江南地区的开发，已经开垦出来了能够养活四亿人口的土地。战乱可以让土地荒芜，但也很容易重新耕作。把森林改造成耕地很难，把山坡修成可以灌溉和蓄水的梯田也不容易，修建水库和灌溉水渠就更需要很多人团结协作的艰苦努力。但是，这些工作完成以后，把荒芜了一二十年杂草丛生的耕地从新开垦、种上粮食则相对容易很多。甚至，大部分土地也不会因为人口锐减而被抛荒。三个人的地一个人也能种，无非是广种薄收，种的粗糙点，少施肥少浇水，亩产低一点，等人口增加了再精耕细作也不迟。战争对农业的破坏可以在较短时间（几十年以内）快速恢复过来。

　　中国人口之所以能在明朝和清朝达到四个亿，是中国人民数千年来持续不断对中华大地进行开垦和修建各种农田水利设施的结果。

　　春秋战国之前的时代，中华地区整体开发程度都不高。秦国在关中平原和四川地区修建水利工程应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通过对关中平原的开发，让关中地区成为中国土地产量和人口密度最高的区域，也成为统治中国的核心区域。秦和西汉都建都于此。

　　随着黄河中下游的进一步开发，中国经济重心开始往华中华北一带转移。东汉定都洛阳，位于长安以东，更方便获得华北华中地区的粮食物资供应。但洛阳附近缺乏完整的地理屏障系统，在战争时期不是一个很容易防守的城市，到东汉末年终于被战乱破坏。

　　出于战略安全考虑，隋唐再度定都长安。但关中地区土地过度开发、供养能力下降的趋势不可逆转。隋炀帝修建洛阳为“陪都”，多次带领全体中央政府官员前往洛阳办公，以解决物资保障问题。

　　唐朝时，中央政府的实际所在地经常会搬迁到洛阳。唐太宗李世民曾三次来洛阳处理政务及外事，在洛阳宫居住两年之久。唐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高宗李治即位。永徽六年（公元657年）和武则天一同来到洛阳，在此处理国家大事，以洛阳为“东都”。实际上唐朝的都城已从长安徙至洛阳了。唐玄宗在位44年，也都洛阳10年。唐朝末期出于安全考虑，仍旧以长安为首都，但已无力控制华北地区的藩镇势力，最终被依托华北平原经济能力的军阀消灭。

　　此后，北宋定都华北地区的开封，标志着关中平原的最终衰落。开封也是一个缺乏险峻地理屏障的城市，但北宋只能选择这里，作为组织抵抗辽国南侵的总指挥部。北宋采取了“强干弱枝”的集权政策，财政和军事资源完全由中央政府掌握，在没有收复北京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去长安就相当于把整个华北地区拱手让给辽国。一旦华北沦陷，关中也无法自保。

　　一直到北宋，中国的经济重心始终在北方，在黄河流域，只是从关中逐渐往黄河中下游转移。南方的开发程度不算高。

　　究其原因，我们在《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的第一卷一开篇就已经讲过。因为长江流域阳光和水分都过于充足，森林茂密，而又多山地丘陵，在上古技术条件下开垦难度远大于相对干旱而平坦的北方。但南方地区温暖的气候和充足的水资源决定了，一旦开垦成熟，土地产量可以数倍于寒冷而又缺水的北方。因此，我们秦汉唐宋时代的祖先，一边开发北方的土地，一边抗击北方蛮族入侵，还在干一件很重要的事——不断的开发南方。这个开发过程非常缓慢，持续了数千年。

　　开发成熟的南方土地，一年可以播种两季甚至三季，其产量可以达到北方的两三倍甚至三四倍。这样，对南方的开发就在很大程度决定了中国古代和平时期能够达到的人口上限。

　　开发南方是一种隐形的国力扩张，在战略上的重要性往往被历史学家忽视。因为南方地区从上古时代就已算是中国的一部分。相反，对长城以北地区的征服，在版图上看起来很好看，但对人口数量和经济实力的影响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两汉时期，中国人口大约五六千万，绝大部分都在北方。那时候连四川、湖南、江苏的很多地区都被视为蛮荒之地。《史记》里面就说“楚（湖北、湖南）越（浙江、江苏）之地，地广人稀”。诸葛亮在东汉末年进入南蛮地区七擒孟获，号称“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其渡过的“泸水”其实就是金沙江，也就是上游段的长江，在今天四川泸州境内。过了泸水，就被视为“不毛之地”了。孙权平定山越，史料记录的交战地点包括今天扬州、苏州等地的山野地区，也就是说这些地方还居住着很多野蛮部落。可见当时江南地区的开发，主要是据点式的，局限于大江大河的冲击平原和交通枢纽周边，大量的地区还处于蛮荒状态。曹操曹丕父子控制华北地区，实力最为强大，刘备和孙权控制着汉中、四川和江南地区，都不是曹操的对手，本质上是这些地区的资源保障能力远不如关中和华北。

　　东汉末年和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战乱、五胡乱华，大量精英人口南渡，极大的加强了江南地区的开发，奠定了盛唐繁荣程度超越汉朝的经济基础。到了唐朝，全国峰值人口七八千万，比汉朝多出来的两三千万人口数量基本都在南方。

　　中晚唐时期，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主要影响的是北方，东南地区受的影响很小，成为中央政府最重要的税赋来源。白居易在《苏州刺史谢上表》中称：“当今国用，多出江南。江南诸州，苏为最大。兵数不少，税额至多。”唐朝把州分为七等，一等为“辅州”，集中在“长安-洛阳”附近地区；“雄州”为二等，是首都区域以外最高等级的州。唐中期以前全国只有六个雄州，全部在北方。公元778年，唐朝增设苏州为江南唯一的“雄州”。这是江南地区在国家版图中地位上升的重要标志。

　　北宋末年，全国人口高峰时期达到一点二亿，其中南方人口达到约五千万，南北方人口基本平衡，标志着南方的开发已接近北方的水平。但此时经济中心仍然在黄河中下游平原，首都开封一带。后来，女真和蒙古南侵，战争和屠杀让北方人口剧烈减少，降低到了一千万以下。南宋控制的江南、华南和四川地区高峰期人口数则达到五六千万，南方经济大幅度超过北方——南宋时期不仅南方农业发达，海洋贸易也开始兴盛起来，这是更大的进步。

　　但南方的开发空间仍然很大。一直到明朝，中国南方地区享受了两百五十年以上的超级太平盛世。经过两百多年持续不断的开垦，加上农田水利技术的进步，对南方的开发才完全成熟，不仅耕地数量大大提高，亩产量也达到了新的高度。加上四川、云南、贵州在内的南方人口超过了三亿，而北方人口则在一个亿左右，相比汉唐宋，新增的人口主要在南方。

　　明朝定都北京，是为了战略安全考虑，方便抵抗北方蛮族入侵，但首都的物资供应则主要依赖大运河从南方运输过来。南京、苏州、广州等南方中心城市的人口，都超过了首都北京。大一统王朝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分离。汉唐时期盛极一时的关中平原，到明朝已成为比较落后的西部边陲。

　　明末时期到达中国的西方传教士留下了很多关于南方开发情况的记录，在华南地区“一切可以被开垦的土地都被开发了出来”、“没有一尺土地没有被开垦”、“中国是一个差不多所有耕地都被开垦出来的国家”……此类说法极多。

　　1556年前后在广州居住的克鲁士在《中国志》中说：“在印度的若干地方有大片未开垦的土地，而在中国则不一样，人人都能享受他的劳动成果。所以在中国，一切下种后能收获的土地都开耕了。不宜于谷物的山地，生长着极好的松树，可能的话也在树间种植豆类……那土地的出产极富庶，食物及维持生活的各种必需品都很充足，原因在于中国的主要粮食是大米，在全国产量极丰，有很多一年两收或三收的大稻田。”

　　1575年到达中国的西班牙修士拉达在《记大明的中国事情》中说：“我们没有见到任何野生动物，因为我们到过的地区没有留下任何荒地……他们的农田是灌溉的，河流水渠处处皆是……在一茬庄稼收割的时候，别的谷物已经在种植……土地是肥沃的，物产丰富而人口众多。”拉达说的地方是福建，这里一直是沿海比较贫穷的山区省份，其开发程度尚且如此，其它南方地区就更不用说了。

　　此外，云南贵州地区，在明朝以前一直被视为蛮荒之地。但在南明时期竟然可以供养孙可望领导的十五万精锐大西军，成为抗清运动后期的核心根据地。后来吴三桂经营云贵，也可以据此与清军主力对抗八年之久，可见明朝中后期云贵地区的开发也已非常成熟。万历年间的文人谢肇淛的《五杂俎》里就说：“滇中沃野千里，地富物饶”。需知三国时期诸葛亮经营四川，其时成都平原号称沃野千里，也就只能供养十万常备军。

　　南方的开发是明末人口能够增长到四亿的主要原因，其它如什么红薯等高产农作物传入中国、大幅度提高亩产之类的，都不是主要原因。红薯因为营养低口感差，从来没有成为过养活中国人的主粮，南方吃米北方吃面才是主流，都是中国人民自己培育出来的粮食品种。明末的十二亿两千多万亩的土地（官方统计数，实际应该不止），不用种红薯也足以养活四亿人口。中国人是依靠自己数千年的辛勤开垦和自身农业技术进步来支撑起这么多人口的，不是靠的外来农作物。

　　总体而言，古代社会人口数量主要由农业产量决定，农业产量主要由耕地数量和亩产能力决定，亩产能力主要由土地肥沃程度和农田水利技术决定。清朝经过“康乾盛世”一百多年的和平以后，人口能达到四个亿，就是因为有明朝两百五十年南方大开发的底子。有了这个底子，只需要保持国内和平，人口就会自然繁衍生殖，逐步增长到这个数量。把四亿人口杀的还剩不到一个亿，还能重新生养出来四个亿，主要就是靠的明朝的农业底子。

大参考

　　要创造盛世，光靠农业还远远不够。农业剩余始终有限，“无农不稳，无工不富”。古代没有大工业，但手工业及其衍生的商业的重要性也很高，既创造财富也解决就业。农业耕作创造的剩余所能养活的人口，如果不能转为手工业和商业人口，那就会变成吃闲饭的，国家经济发展也会掉入“低收入陷进”——人口数量很多，但活着也就是有一口饭吃，人民生活普遍陷于赤贫，谈不上吃的舒服，活的有滋味，更谈不上创新和进步。高效手工业，在今天看起来是很低端的，在古代社会则是对种植业的重大产业升级，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富有程度。

　　手工业的技术进步和繁荣，比农业增长难度大得多，也更脆弱。满清大屠城，把精华城市人口大规模的屠灭之后，要想像恢复农业耕作一样，恢复城市手工业的繁荣，那就是很难很难的。扬州城外若有一块土地被抛荒了，后来者很容易就可以复垦耕作；若扬州城内有一批最新改进的纺纱机，被一把火烧了，制造者和工匠们也在屠城中被杀了，后来再到扬州城居住的人们恐怕根本就不知道有过这样的纺纱机存在，也就更无法再制造出这样的纺纱机了。就好像《天工开物》失传一样，很多很多的先进手工业技术跟随着被屠杀的城市人口和被焚毁的城镇一起，永远的消失了。

　　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二月，康熙第二次南巡经过苏州等地后，他有这么一番议论

　　“又夙闻东南巨商大贾、号称辐辏。今朕行历吴越州郡，察其市肆贸迁，多系晋省之人、而土著者盖寡。良由晋风多俭、积累易饶。南人习俗奢靡、家无储蓄。目前经营仅供朝夕。一遇水旱不登、则民生将至坐困。苟不变易陋俗、何以致家给人足之风。”[1]

　　这段话翻译成白话的意思是：

　　“我以前一直听说东南地区富商云集、经济发达。但是这次我亲自到苏州等地考察，发现市场上做生意的大多数都是山西人，本地人非常少。想来应该是山西民风淳朴，商民爱好节俭，所以容易积累财富。南方人喜欢奢侈享受，家中便没有储蓄，经营生活都只顾眼前，一旦遇到水灾旱灾等损失，立刻就破产而陷于贫困。我看这种陋俗必须改变，不然南方人民没法过上富足生活。”

　　康熙二十八年，距离江浙地区战争结束已经过去了三十年，然而康熙皇帝亲自调研却发现，这些地方的商人富豪，竟然大部分都是从北方山西过来的，这是咋回事呢？

　　康熙皇帝对此的解释是南方人不注意积累财富——这当然是他臆想出来的，毫无道理。明末时期江南的繁荣持续了两百年，是全球手工业贸易中心，富甲天下，说明南方人完全有能力创造和积累巨大的财富。江浙本地人到了康熙年间却穷困潦倒，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那些比较富有的城镇人口，包括商人和手工业老板，在明清换代的大屠杀中被杀的差不多了，城市中的财富也被劫掠一空。康熙时代的南方城市本地人，大多是改朝换代以后从农村进入城市的“新市民”，没有经商和做手工业的传统，更没有积蓄可以投资。因此，当老板的几乎都是跟随清军南下的山西商人及其后代。

　　——晋商早在明末就跟满清有密切的商业合作关系，特别是满清征服蒙古以后，其领土直接与山西相连。满清通过他们获得了许多重要的军事物资，也获得了不少军事情报。入关以后，清政府将其中“功劳”最大的八人封为“皇商”。这八大皇商全是山西人。这些人实际上就是大汉奸。他们凭借政治特权，迅速填补了江南地区被屠杀以后的工商业空白，这才有了康熙皇帝所说的，江南地区的市场上做生意的尽是山西商人。

　　城镇先进手工业遭到毁灭性破坏的结果，造成了明末“嘉万盛世”和清朝“康乾盛世”同样是四亿人口，但一个富一个穷、一个先进一个落后、一个繁荣一个停滞。这种结构性的差距，可以从外贸结构上的巨大差距看出来。

　　明末对外贸易中，出口产品是以手工业制成品为主的，而且高端产品占了很大比例。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黄启臣在其论文《明代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的高度发展》中对明朝中后期的进出口结果做了分析。在进口方面，“明中叶以后，由于西欧各国陷入战乱灾荒、瘟疫之中……这些国家根本没有什么民生产品可以打进中国市场……除了各国的土特产如胡椒、苏木、象牙、檀香、沉香、葡萄酒、橄欖油等货物外，主要的和大量的是银子作为流通手段输入广东和中国各地。也就是说，外国商人是携带大量银子来广东购买中国货物贩回国内去倾销的”，

　　而出口的产品结构，“明中叶以后，市舶贸易的出口商品……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236种之多，包括手工业品、农副产品、矿产品、动物和肉製品、干鲜果品、中草药品和文化用品等八大类，其中手工业品共127种，占总数一半以上。这就说明，明代中国的手工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很强的竞争能力，并受到世界各国的称赞和欢迎。”

　　樊树志在《晚明史》中举了几个比较生动的例子：“1591年菲律宾总督发现，菲律宾群岛上土著居民因为服用中国衣料，不再种棉织布……1592年这个总督报告西班牙国王说，中国商人收购菲律宾的棉花，转眼就从中国运来棉布。棉布已成为中国货在菲律宾销路最大的商品。”

　　——这个例子说明明朝的贸易形式还很高级：从国外进口原材料，经过加工再出口制成品，占据了产业链的高端环节。

　　《晚明史》中的另一个例子表明，第一代殖民帝国西班牙的衰落可能也与明朝的手工业竞争力太强有关：“中国对西班牙殖民帝国的贸易关系，就是中国丝绸流向菲律宾和美洲，白银流向中国的关系。至迟到1580年代初，中国的丝绸就已经威胁到西班牙产品在美洲的销路了……墨西哥本土蚕丝业实际上被消灭了。邻近墨西哥的秘鲁也是中国丝绸的巨大市场，中国丝绸到秘鲁的价格只抵得上西班牙制品得三分之一。从智利到巴拿马，到处出售和穿着中国绸缎。中国丝绸不仅泛滥美洲市场，夺取了西班牙丝绸在美洲的销路，甚至绕过大半个地球，远销到西班牙本土，在那里直接破坏西班牙的丝绸生产。”

　　——很可能正是由于明末纺织品的竞争力，西班牙才始终没有利用全球市场发展起来发达的纺织业，其产业结构长期停留在依靠倒卖美洲白银和中国商品赚钱的“空心化”状态。这才为后来英国依靠纺织业崛起留出了空间。

　　但是，到了同样是四亿人口的康乾盛世，中国的对外贸易结构就发生了巨大的逆转：从以出口高端手工业制成品为主，变成了出口农副产品为主。康熙乾隆年间，中国对外贸易的最大宗不再是纺织品，而是茶叶和生丝（未经纺织的蚕丝）。

　　厦门大学历史学教授庄国土在《茶叶、白银和鸦片：1750—1840年中西贸易结构》一文中讲到：“1716年（康熙五十五年，明朝灭亡后七十年），茶叶开始成为中英贸易的重要商品。两艘英船从广州携回3000担茶叶，价值 35085镑，占总货值的80％。18世纪20年代后，北欧的茶叶消费迅速增长，茶叶贸易成为所有欧洲东方贸易公司最重要的、盈利最大的贸易，当时活跃在广州的法国商人罗伯特·康斯坦特说：‘茶叶是驱使他们前往中国的主要动力，其他的商品只是为了点缀商品种类。’”

　　根据中华书局《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一册提供的数据，从1760年到1799年（乾隆去世的这一年），也是“康乾盛世”最鼎盛的年份，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中，茶叶和生丝合计的货物价值一直占了92%以上，最高的年份达到了95.6%（见下表）。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前夕也没有发生什么改变。

表：东印度公司自中国输出的主要商品（货值单位：两·白银）

年度	出口商品总货值	茶叶		生丝		茶叶和生丝占总货值	土布		其它
		货值	占总值	货值	占总值		货值	占总值	货值	占总值
1760-64	876846	806242	91.9%	3749	0.4%	92.3%	204	0.1%	66651	7.6%
1765-69	1601299	1179854	73.7%	334542	20.9%	94.6%	5024	0.3%	81879	5%
1770-74	1415428	963287	68.1%	358242	25.3%	93.4%	950	0.1%	92949	6.5%
1775-79	1208312	666039	55.1%	455376	37.7%	92.8%	6618	0.5%	80279	6.7%
1780-84	1632720	1130059	69.2%	376964	23.1%	92.3%	8533	0.5%	117164	7.2%
1785-89	4437123	3659266	82.5%	519587	11.7%	94.2%	19533	0.4%	238737	5.4%
1790-94	4025092	3575409	88.8%	275460	6.8%	95.6%	34580	0.9%	140643	3.5%
1795-99	4277416	3868126	90.4%	162739	3.8%	94.2%	79979	1.9%	166572	3.9%

　　数据来源：中华书局《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一册，275页，1962年版。

　　纺织品等手工业制成品出口的背后，是高度发达的手工业体系；而茶叶和生丝出口的背后，是种茶和养蚕这种传统的农业体系。不同的出口结构反映了中国经济结构发生的重大变化。明末的欧洲人到中国贸易是冲着纺织品等手工业品来的，“康乾盛世”时期的欧洲人到中国贸易则是冲着茶叶和生丝等原材料来的。

　　明朝灭亡的时候，英国的纺织业在全世界的地位微不足道。1640年，明朝灭亡前四年，威尼斯大使称，“在世界各国的眼中，英国只不过是一个毫不起眼的民族，因而无足轻重。”[2]英国崛起成为全世界最强大的纺织品大国的时间，就是从明朝灭亡到“康乾盛世”结束的这个时间段——工业革命正好爆发于“康乾盛世”后期。

　　英国纺织业的崛起当然主要是依靠他们自己的努力——通过建立中央集权，集全国之力与西班牙、法国在海上和各个大陆进行了一场又一场战争，通过巨大的战争牺牲夺取他们的殖民地和市场，同时以战争和市场开拓推动技术革命，这是英国近代崛起的根本。但外部的机遇也不可忽视。在产业上，整个欧洲的纺织业其实一直都有两大竞争对手，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印度。印度的纺织品当时在全世界也很畅销，但产品质量不如中国，价格也便宜一些，走的是低端路线，中高端市场则基本被中国占领。

　　对印度，英国人搞了个又能经商又能打仗的东印度公司[3]，直接用殖民征服的方式把它变成自己控制的地盘，从而干掉了这个竞争对手。中国的纺织业竞争力则是满清“帮忙”摧毁的。北方蛮族的大屠杀将中国从手工业产品出口大国杀成了农产品出口大国，为英国纺织品占据全球市场和工业革命在英国爆发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经此一役，东方文明的大衰落和西方文明的大崛起才变得完全不可逆转。

　　[1]《清实录康熙朝实录》康熙二十八年二月乙卯

　　[2]约翰·吉林厄姆：《克伦威尔》，李陈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63页。

　　[3]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600年。1670年，英国国王查理二世发布了五条法律，授予东印度公司自主占领地盘、铸造钱币、指令要塞和军队、结盟和宣战、签订和平条约和在被占据地区就民事和刑事诉讼进行审判的权利。

大参考

　　4.御驾亲征：反击准格尔叛乱

　　摧毁重建后的南方手工业虽然无力再参与全球竞争，让中国失去了进入工业化社会的机会，但将恢复起来的江南农业和手工业资源，用来支撑对北方内陆落后的游牧民族的征服，那还是绰绰有余的——这也是来自北方的满清统治者最看重的东西。

　　1682年收复台湾、彻底解除了来自南方的威胁以后，清廷迅速调转枪头，对北方的敌人展开战略攻势，在1690年发动了乌兰布通之战。

　　满清是先征服蒙古，再入关征服明朝的，满洲皇帝同时也是蒙古的大汗。满蒙联盟是满清统治中国的根基。入关后，清廷把几乎全部兵力和战略资源都放在对中国南方的征服上，也就放松了对蒙古的控制。在这个时间窗口里边，蒙古内部的叛乱势力迅速成长，到了必须要大规模武力解决的地步。

　　叛乱势力来自于西北地区的准格尔部。其领袖葛尔丹是成吉思汗的后裔，一心想再造祖先的伟业，先后征服哈萨克、灭叶尔羌汗国，称雄西域，又趁清军南征的空档向东击败了漠北蒙古的诸多部族，建立了准格尔汗国。到了1688年，他们进攻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部，继而进军内蒙古乌兰布通，已经开始对北京构成威胁。1689年，清军两万人向葛尔丹发功攻击，结果几乎全军覆没。

　　这种情况下，康熙皇帝宣布亲征，亲自统帅十万大军与葛尔丹决战。

　　康熙皇帝亲自给葛尔丹写信，邀请他到乌兰布通和谈。葛尔丹不想和谈，但他认为这是捉拿皇帝的好机会，就像他的祖先也先在土木堡之战中擒获明朝皇帝一样。康熙也知道他会这样想，邀请和谈的本意就是以皇帝为诱饵让葛尔丹进入包围圈。但走到半路，康熙患了疟疾，无法继续前进，只能返回北京养病。临走前，他把军权交给他的哥哥福全统帅。

　　福全对军事不大在行，跟葛尔丹部刚一接触，就想派兵迂回包抄一下葛尔丹的侧翼，但没组织好，移动过程中自乱阵脚，被葛尔丹抓住机会用骑兵冲杀，清军死伤惨重。后来又搞了几次正面冲锋，也以失败告终，白白折了几员猛将。

　　但清军毕竟人数上占优，尤其是火炮弹药储备远远超过对方。福全也很快学老实了，组织好防御，跟葛尔丹对轰大炮。葛尔丹的火器主要是俄罗斯援助的，火力并不差但弹药数量非常有限，轰完了之后就只能坐以待毙，如果从防御工事中撤退立刻就会被清军骑兵追杀。而且他也知道还有更多的清军正在赶来，两难之下，他假意表示愿意投降，派使者过来跟福全谈条件。福全轻信了葛尔丹的鬼话，下令停火，开始互派使者谈判。刚谈到天黑，葛尔丹就带着大军跑路了。在北京的康熙皇帝听到消息，气的咬牙切齿，福全回来后遭到严厉斥责，此后再也没有被委以过重任。

　　这一仗清军伤亡大大超过了葛尔丹，不能算是胜仗。但葛尔丹运气太差，在西归途中军队感染了瘟疫，死亡数千人，比被清军打死的还多。走到半路，又得到消息，他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反动政变登上了汗位，葛尔丹无法回到汗国首府，只能停留在漠北休整。

　　1696年，康熙皇帝经过六年的准备，再次亲征，穿越蒙古大漠突然向葛尔丹发动攻击。大一统王朝的皇帝亲自越过阴山远征漠北，在中华帝国历史上只有明成祖朱棣这么干过。康熙敢这么干，除了具备惊人的勇气和魄力以外，在战略上也是确有把握。他掌握的军事情报十分准确，而且兵力上占据绝对优势。葛尔丹号称有三万人，实际战士只有五六千人。而康熙带领的三万多人都是八旗精锐，还有精心训练的火器营，双方实力悬殊。

　　葛尔丹看到皇帝的大旗和满山遍野的清军，立刻就决定向西逃跑。但康熙已经在西边给他布下陷阱。一支清军骑兵部队在西边与葛尔丹“偶遇”，清军只有三四百人，看起来像是普通的巡逻队。葛尔丹想吃掉这支小股部队出出气，结果被引进了准备好的包围圈，在昭莫多（今外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南郊的宗莫德市，与三百年前朱棣击败蒙古瓦剌部骑兵的地方十分接近）被从宁夏出发的另一路清军主力伏击。这支清军有四万多人，很轻松的就将葛尔丹部大部分歼灭。葛尔丹带领残兵败将向北逃窜。

　　清廷向可能收留葛尔丹的各方势力施加压力，誓言不抓获葛尔丹决不罢休，因此无人愿意收留他。1697年，康熙皇帝到达宁夏，准备第三次亲征。但他很快得知，葛尔丹已经在逃亡中死去。

　　葛尔丹的死亡并不意味着准格尔部的臣服。策妄阿拉布坦成为了新的准格尔汗。登基之初，他曾经积极与清军合作消灭葛尔丹，但等葛尔丹死后，就迅速与清廷决裂，谋求建立自己的霸业。

　　策妄阿拉布坦不敢再贸然东进，而是换了一个方向，开始打西藏的主意。1717年（康熙五十六年），他派出六千士兵从伊犁河谷出发，在荒无人烟的戈壁和青藏高原上经过超过三千公里的秘密行军，于次年春天突袭拉萨，杀掉拉藏汗，在卫藏[1]地区建立了统治。

　　消息传到北京，清廷立即从甘肃和宁夏分别调派了几千兵马进藏。但兵力太少而且准备不足，一路被准格尔军伏击全军覆没，另一路被迫仓促退兵。这样，清廷就只有从内陆地区集结主力发动大规模反攻才可能取得胜利。

　　此时康熙皇帝已经六十三岁高龄，不可能再去青藏高原亲征。1718年十月，康熙将十四皇子胤禵（音：提）封为“大将军王”，按照天子出征的规格待遇，统领各军；又任命四皇子胤禛（音：真）的小舅子（注意这一身份）年羹尧为四川总督，负责后勤保障。清军于1719年，从四川、青海、甘肃三路发兵进攻拉萨，每一路的兵力数量都是准格尔军的好几倍。次年，终于将入藏的六千准格尔军队大部歼灭，恢复了对西藏的统治。

　　这场胜利极大的提高了十四皇子胤禵的威望。当时康熙还没有立太子，“大将军王”的封号和天子出征的规格，让大臣们普遍认为胤禵就是皇帝最中意的继承人。胤禵自己也颇认为太子之位非自己莫属。他刚到西北，就找一个人称“张瞎子”的算命先生张恺给他算命。张恺说胤禵有“九五之尊”的命，到了39岁就贵不可言了，而此时胤禵32岁。胤禵大喜，格外赏了张恺一笔银子。

　　1721年，胤禵统兵十余万，号称二十四万，向位于新疆北部的准噶尔本部发动攻势，年羹尧也跟着升任川陕总督，继续负责后勤。

　　清军的攻势势不可当，一度占领乌鲁木齐，开始积极筹备进攻位于阿勒泰山附近的准格尔首府和布克赛尔（位于今新疆伊犁塔城地区）。策妄阿拉布坦紧急派遣使者与清军议和。

　　1722年11月，康熙将胤禵被召回北京，商量应对方案。考虑到阿勒泰地区过于遥远，十多万大军的后勤运输非常困难，康熙最终决定接受议和。胤禵带着和谈的使命再次前往他在甘肃平凉的前敌指挥总部。

　　只要和议达成，胤禵就算完成使命，可以回到北京。按照他的功勋和康熙对他的宠爱，太子的位置在他看来几乎已是囊中之物。

　　但他刚刚走到甘肃，就得到消息：在位六十一年的康熙皇帝去世了。

　　更令他震惊的是，他同时也被告知，四皇子胤禛已经继承了皇位。

　　新皇帝命令他交出兵权，立刻返回北京。

大参考

　　五、博学鸿儒：笼络汉族士大夫

　　康熙生前没有册立太子，也没有公开指定皇位继承人，也没有写下书面的遗诏。而是——非常蹊跷的——由去世前在他身边的一等侍卫、步军统领[1]隆科多口头转达遗命给皇四子胤禛，宣布让胤禛继位。由于隆科多听取遗命的时候没有其他高级官员在旁边作证[2]，胤禛继位的过程就显得十分的扑朔迷离。有很多人认为是隆科多伪造了康熙遗命，甚至有传言说是胤禛下毒害死了康熙后篡位的。十四皇子胤禵对此尤其不服。

　　这就是清朝最著名的一桩政治悬案：雍正继位之谜。

　　康熙死前是不是真的想要传位给四皇子呢？这个问题除隆科多和胤禛以外，别人已无法确切的知道了。

　　康熙本来很早就立了太子的，只是后来又给废了。

　　早在康熙十四年，康熙皇帝本人才刚二十一岁的时候，他就宣布将其两岁的爱新觉罗·胤礽（音：仍）册立为太子。当时康熙的大儿子叫胤禔（音：支），是普通妃子所生，算庶长子；胤礽是老二，但是皇后所生，是嫡长子。

　　——这个看起来很平常的决定其实很不正常。因为满洲没有立太子的传统，更谈不上按照汉人的嫡法来立太子。

　　清王朝的创始人努尔哈赤生前没有指定继承人。他有十多个儿子，其中有四个被封为和硕贝勒，地位最为崇高，分别是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和四贝勒皇太极。努尔哈赤死后，大贝勒代善不愿意继位，而力推四贝勒皇太极。经过四位议政大臣和八旗的八位旗主（含四大贝勒）开会讨论，最终确定由皇太极继位。

　　皇太极后来称帝，把和硕贝勒都改封为亲王。议政大臣和亲王们组成的“议政王大臣会议”成为帝国最高决策机构。这里边实际上有两拨人：议政大臣是皇帝提拔的亲信，更忠于皇帝本人；亲王们则是皇室贵族，并兼任旗主。

　　努尔哈赤建立的八旗制度，是一种军政合一的管理体制，旗主既是军事统帅又是民政长官。一个旗就是一个独立王国，旗人及其家庭完全听命于旗主，打仗的时候服从旗主指挥，平时向旗主交税并服从管理。旗主是一种介于部落酋长和分封制下的国王之间的职位，虽然听命于大汗或皇帝，但独立性很强。

　　八旗之中，皇太极真正能够直接管理的只有正黄旗和镶黄旗，其它六旗掌握在宗室手中。很多军国大事，皇太极必须和亲王、旗主们商议才能决定，并不能完全独断专行。皇太极逐步加强议政大臣的实力，打压宗室权力，让正黄旗和镶黄旗的军事力量显著高于其它六旗，从而推动满洲政体从部落军事贵族制度向帝国体制转型。

　　皇太极生前也没有指定继承人。他死后，宗室贵族与议政大臣们在皇位继承权上发生了矛盾。以索尼、鳌拜为代表的议政大臣坚决要求立皇太极的长子豪格为帝，宗室贵族们则希望让皇太极的弟弟、正白旗旗主多尔衮继位。

　　宗室贵族的实力更为强大，但大臣们的能量也不容小视，没有一方能取得绝对优势。双方剑拔弩张，随时可能爆发内战。为避免出现流血内讧，多尔衮选择了一个折中方案：自己不继位，也不让豪格继位，而是让皇太极最小的儿子，年仅五岁的福临继位，自己担任摄政王。这样既满足了大臣们让皇太极后人继位的要求，实权又可以掌握在以他为代表的宗室贵族手中。

　　这是一个非常富有政治智慧的妥协，它确保了满洲高层内部团结，为清廷夺取天下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福临（顺治皇帝）继位不到一年，就传来了李自成大军攻破北京的消息，清军遂在多尔衮的统一号令下入关，参与中原争霸。

　　随着清军连战连捷，统一中国的势头越来越明显，多尔衮的威望和权势也跟着迅速提高。他先让皇帝管自己叫“皇叔父摄政王”，然后又改成“皇父摄政王”，俨然成了皇帝他爹，以至于有人根据“皇父”这个称呼认为多尔衮跟福临的母亲孝庄太后有一腿。[3]顺治五年，多尔衮发动政治冤狱，以阴谋篡位的罪名将豪格幽禁而死，索尼和鳌拜都被判处死刑，然后免死降职降爵。

　　如果清军最终统一中国，多尔衮以此巨大的功勋勒令福临让位，自己当皇帝，完全可行。从很多迹象来看，他也在为此积极准备：所用的仪仗全都跟皇帝一样，其命令未经皇帝签字盖章就可以直接称圣旨，还把自己已去世的生母追封为皇后。

　　顺治七年的时候，多尔衮在一次到塞外狩猎游乐的过程中，意外从马背上掉下来摔死。这样，潜在的政治危机结束，顺治皇帝开始掌握实权，并清算多尔衮，公布他的十四条罪状，然后掘墓鞭尸，褫夺一切尊号。

　　顺治皇帝在二十四岁的时候感染了天花，这是满洲人进入中原地区以后遇到的一种可怕而常见的传染病，死亡率非常高。皇帝本人也未能幸免于难，从发病到死亡只有五天时间。临死前，顺治指定由七岁的三皇子玄烨继位。

　　玄烨就是康熙皇帝，他被选中的主要原因是曾经感染过天花。当时的人们虽然不懂免疫理论，但也根据经验知道，只要得过天花而没有死的人，就会终生对天花病毒免疫。顺治的这个决定是为了保证皇位的稳定，也被大臣和宗室贵族们接受。

　　一直到康熙继位，清朝都没有册立过太子。胤礽是清朝第一个太子。

　　康熙打破惯例，在二十一岁的时候就给自己立太子，而且还是嫡长子，主要目的是为了拉拢汉族士绅，做出一个正儿八经当中国人皇帝的样子。

　　1767年是三藩之乱的第三年，清军和吴三桂在湖南对峙，双方胜负尚未可知，很多势力都在骑墙观望。清廷急需加强跟接受清政权统治的汉族士绅搞好关系，用今天的话来说就要是做好统战工作，稳住他们不要跟随吴三桂造反。特别是满洲八旗战斗力下降的现象非常突出，明清换代时期一起打天下的汉族将领大多老病不堪，还有很多跟着吴三桂叛乱了，康熙不得不大量提拔任用一大批年轻的汉族将领。这一批新人手上没有屠杀汉人的“血债”。用黑道的规矩来说，就是没有“投名状”。要确保他们的忠诚度，康熙就必须得做出一副自己是不分满汉的“天下共主”的姿态出来，不仅是满洲人的大汗，还是全中国的皇帝。

　　康熙在这方面下的功夫很足。立太子，而且按照汉人的嫡法立嫡长子，就是这一套统战大戏中的一个方略。清史专家姚念慈在《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一书中认为：“正是在三藩之乱期间，清廷标榜汉化、满汉一体的做法才逐步进入高潮”。立太子后两年，康熙又设立南书房，延请汉族名儒给他讲解经史子集，担当政治顾问。年底，又颁下自己亲自撰写的《御制日讲四书解义序》，展示在学习儒学方面的心得体会。

　　《御制日讲四书解义序》是一篇纲领性的政治文件，康熙借此向全天下宣布：清朝将遵从理学道统，并将皇位的合法性来源归结为道统。开篇第一句就是：

　　“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道统之所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

　　然后，康熙按照理学思想回顾了孔孟之道与君王治理天下的关系，说明“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而自己的政治责任就是“进于唐虞三代文明之盛”。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忠于理学理想的圣君形象。

　　1770年，三藩之乱的第六年，吴三桂刚刚在湖南称帝，康熙就立马搞了一个“博学鸿儒科”，网罗和拉拢汉族士绅中的文化名人。

　　“博学鸿儒科”这个名头是康熙自己想出来的。有两个典故，一个是唐明皇李隆基搞过“博学鸿词科”，在已经考取进士的人里边，再由皇帝亲自挑选一批更高级的人才；第二个典故就是刘禹锡的《陋室铭》“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把这两个典故合起来，把“鸿词”改为“鸿儒”，既表示效法唐朝，又比唐朝还要尊重士人。光是“鸿儒”这个词就足以令儒生们感到光宗耀祖，更何况是皇帝钦点。康熙可以说是把汉人知识分子的这点虚荣心研究透了。

　　皇帝下令各地官员推荐人才，不管有没有取得过功名，只要才学足够高，都可以推荐来参加“博学鸿儒科”的考试。黄宗羲、顾炎武、李颙、傅山等拒绝跟清廷合作的大儒名士自然全都被列入了推荐名单。黄宗羲、顾炎武直接以自杀相威胁拒绝参加，并拒见任何清廷的官员。李颙也不愿意来，康熙亲自去陕西拜见他，被拒之门外。康熙也不生气，亲笔写了一块匾额“志操高洁”送给他。傅山的经历更有趣，地方官直接把他强行装进轿子里抬到北京参加考试。他就一直躲在轿子里不出来，有王公大臣去探望，就装疯卖傻。康熙知道后，说既然进了北京，就算参加了考试，把傅山封为“内阁中书”，然后让人把他再抬回去。

　　最后，中央批准的一百七十个举荐名单中，有一百四十多人来到北京参加考试。朝廷旨意下来，说来的都是名士，旅途劳顿不利于发挥才华，而且天气也冷，写字手抖，先休息几个月，明年开春再考。休息期间朝廷提供优厚的食宿，并按照高级公务人员的工资标准发放生活补助。等到春暖花开，这些人被请进皇宫，皇帝亲自接见并主持考试。考试之前，先大摆宴席请大家吃一顿好的。席间康熙讲话，说诸位都是闻名天下的大儒，不需要考试就可以为国家效力，所以这次考试不是为了选人，只是走个程序，让大家展示才华的。考试的题目就是简单写一篇文章或者诗词就可以。

　　有一些人不愿意跟清廷合作，但迫于地方官压力不得不来走个过场，就胡乱瞎写，写出来的诗词不合韵律，还有的文章里边有不少犯忌讳的言辞，故意给清廷难堪。康熙对这些全都不以为意，宣布这一百四十多人全被录取为翰林，并参与编撰《明史》，工资待遇从优。一些名儒还被安排去给太子当老师，向未来的皇帝讲授儒家经典。有的人被录用以后坚决要辞官回家，也一律批准。

　　康熙这一手玩的很漂亮，为自己在汉族士人中间树立起了很好的名声——不介意满汉之分，尊重理学和儒家知识分子，俨然有上古明君的风范。连黄宗羲这种死硬派也被感动了，虽然自己没有出山，但同意弟子万斯同到北京参加《明史》写作班子，后来又把儿子黄百家也派了过去，并在自己的文章中赞扬康熙是“圣天子”。

　　通过此类办法，康熙强化了自己在汉族士绅中的认同感，有效的巩固了清政府的执政基础，推动了清政府从一个蛮族入侵政权，向满洲勋贵与汉族士绅联合专政政权的转变。

　　康熙的这些做法，有着强烈的“权术”成分。不能说它完全是虚伪的，但若要是说主要是出于对儒家治国理念的真诚推崇，那也大错特错。

　　康熙虽然把嫡长子立为太子，还延请大儒给太子当老师，讲解儒家经典，但把门面装点足了以后，实际行动却大打折扣。按照明代立太子的规矩，太子四岁以后就要出阁读书，找儒学名师负责教育。但康熙把这个时间推迟了十年，一直到太子十五岁才出阁。在这十年间，康熙亲自对太子进行教育，先教满文和骑射，再教汉语。康熙晚年对此决定有过解释：“恐皇太子耽于汉习，所以不任汉人，朕自行诲励。”出阁读书以后，又专门指定一个汉语不太好的满洲学士达哈塔负责监督指导，给他的任务是“导以满洲礼法，勿染汉习”[4]。

　　太子的第一任儒学老师汤斌，已经六十一岁了，是闻名天下的大儒。皇太子刚开始对老师态度还很谦恭，一看汤斌，就给赐座，让汤斌坐着讲。宋明时期，老师给太子上课，也都是坐着讲的。但到了第二年，从《康熙起居注》中的记录却发现，老师们已经统统变成了站着讲，每天从天亮站到天黑。而且，一旦太子开口说话，就要立刻跪下。太子背书的时候也算说话，也要跪下。老师要跪着捧着书本，等太子背诵完毕，才能起来回到原处。

　　史料中没有讲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但太子读书这种大事，能让规范流程发生这么大变化的，只有皇帝。康熙对让大臣来给太子上课这个事一直不大放心，在太子出阁的典礼上公开讲，自己很担心会有人借此机会“欺隐蒙蔽、肆行奸诡、离间父子”。他对各个细节都非常关心。根据姚念慈的考证，太子上课的地点一直在随着康熙的办公地点的变动而变动，以方便皇帝随时过来检查教学情况。[5]康熙自己也说：“自皇太子就学以来，朕于听政之暇，时时指授，罔或有间。”[6]基本上就是每天都要过问。老师们是坐着讲还是站着讲，他不仅是心知肚明，而且几乎可以肯定就是他敲定的规矩。

　　夏天的时候，天气很热，讲读仍然必须继续进行，汤斌等几位老师都是六十多岁的老学究，他们常常昏倦的几乎晕倒。有一次，真有老师晕倒了。康熙知道后，不是慰问，而是派人过来当着太子的面训斥几位老师，说：“我把太子委托给你们教育，你们到底是想坐着讲还是站着讲？应该跟我说清楚。太子没有我的意思，当然不敢叫你们坐下。”这种毫不讲理的混账话，跟在博学鸿儒科的恭谦下士形成鲜明对比。老师们被吓得不轻，只能说：“我们才疏学浅，怎么敢坐着讲？大家都主动请求站着讲。” [7]从后来《起居注》记录看，站着讲和跪着听成为了定制，没有再改变。

　　又过了一段时间，康熙突然出现在课堂上，当着太子的面，命令汤斌等几位老师回答经书中很偏僻的典故和词语，并命令汤斌背诗。结果，他们有的答不出来，有的背不全，令汤斌等人十分窘迫。[8]经过这样几次折腾，汤斌可能也明白了皇帝的意思——自己就是来装点门面用的，不能真当老师。于是，他在日记里边记录自己给太子上课的心得体会就变成了：“日聆皇太子讲解，臣学亦有进益。躬亲圣人，乃臣之大幸也！”——皇太子变成了老师和圣人，给汤斌指导理学研究了。

　　给太子当老师的第二年九月，汤斌就因病去世了。此后，康熙又指定了一些老师给太子上课，但多以研究汉学的满人为主，汉人大儒就用的很少了。

　　除汤斌外，其它皇子的老师的遭遇也差不多。康熙二十五年四月，皇帝在瀛台教皇子们射箭。负责给皇子们教汉学的老师徐元梦是个书呆子，并不懂骑射，皇帝叫他挽弓，他死活拉不开。康熙斥责徐元梦无能，徐元梦就说自己是文官，不会拉弓很正常。康熙听了勃然大怒，当着皇子们的面，令侍卫将徐元梦摔倒在地，予以痛打，令其身受重伤。事后，又下令将徐元梦抄家，将其父母发配到黑龙江。为了不耽误儿子们的学习，当天夜里，康熙又让医生为徐元梦治伤，天亮了就要继续去给皇子们上课。

　　第二天，下着大雨，徐元梦带着伤跪在皇宫门前的泥水之中，痛哭哀求，说自己父亲为官几十年，十分清廉，家产只有五百金。如今父母年老多病，请求皇帝让他代替父母前往黑龙江，为皇帝披甲效力。康熙对徐元梦的哀求感到满意，下令收回成命，而此时徐元梦的父母已经被装上囚车向黑龙江进发了。[9]

　　徐元梦的噩梦还没完。过了几年，康熙在批阅皇子们的课业的时候，发现有文辞不通的地方，就认为是徐元梦没有给教育好，下令把全体儿子集合起来，到乾清宫外一起监督宫廷侍卫把徐元梦杖责三十大板[10]。

　　老师没当好，给点处罚是应该的，毕竟教育皇子是很重要的责任。但康熙似乎特别喜欢当着皇子们的面羞辱他们的老师，这就不同寻常了。尤其是杖责徐元梦那一次，刻意下令所有皇子都要过来观看。这是一种什么心理呢？我们把康熙在开“博学鸿儒科”中的举动和对待皇子老师们的态度对照起来看，能够得到什么结论呢？

　　开“博学鸿儒科”是大规模的政治宣传，所以康熙把恭谦下士、虚怀若谷的戏演的炉火纯青。但对关系到自己亲儿子的教育问题，那就不能“假戏真做”、“误入歧途”。一方面要让儿子们学会统治汉人的必备技术，另一方面又不能让他们受到“污染”，把儒家经典上的话当真，忘了谁是主子谁是奴才，忘了统治天下的真理是暴力而不是儒学。所以，就要经常性的羞辱一下教授皇子的老师，通过这种方式来告诉皇子们：这些老师讲的东西不过是有用的工具，决不能当成真理推崇尊重。特别是徐元梦这种人，实际上也是满洲血统，但醉心儒学，连拉弓都不会了，那就更要当着所有皇子一而再、再而三的收拾处理，确保孩子们对此留下深刻的印象。

　　两相对比，康熙对待儒学和汉族知识分子的真实态度，主要是尊崇还是利用，也就昭然若揭了。

　　[1]步军统领，全称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五营统领，又称九门提督，是清朝的驻京武官，设立于康熙十三年（1674年）。主要负责北京内城九座城门（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安定门、德胜门、东直门、西直门、朝阳门、阜成门）内外的守卫和门禁，还负责巡夜、救火、编查保甲、禁令、缉捕、断狱等，实际为清朝皇室禁军的统领。此职位直接关系到皇帝的人身安全，一般由皇帝最亲信之人担任。
　　[2]胤禛当皇帝多年以后，在《大义觉迷录》中称跟隆科多一起听取遗诏的还有康熙的另外几个儿子，唯独没有他自己。但此事只有胤禛自己说，别无他证，另外几位皇子也没人出来说过有没有这个事儿。
　　[3]这种猜测并不荒唐，因为满洲跟蒙古一样，有“收继婚”的习俗，就是哥哥死后嫂子再嫁给弟弟。这在满洲风俗中，被视为是弟弟帮去世的哥哥照料遗孀的正确方式。侄儿死后妻子交给叔叔，叔叔死后婶子嫁给侄儿，在满洲风俗中都完全没有问题。后来豪格死后，多尔衮就宣布把豪格的妻子娶过门，以示自己没有介意当初和豪格争夺皇位的恩怨，还积极照顾他的遗孀。
　　[4]《康熙起居注》二十六年六月初七。
　　[5]姚念慈，《康乾盛世与帝王心术》，96页，三联书店。
　　[6]《康熙起居注》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
　　[7]同上。
　　[8]《康熙起居注》，第二册。转引自李亚平《帝国政界往事（前清秘史——在历史的转角处）》。
　　[9]《国朝先正事略》，第九卷。
　　[10]《满文朱批奏折》，康熙四十六年二月初五日、二月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