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鹏：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三卷）中华民族的苦难沉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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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欧洲崛起

一、千年黑暗

　　明清换代前后中国在世界地位的巨大变化，是中国自身的衰落与欧洲文明的崛起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二者之间又存在一定程度的因果关系。理解中国自明末到近代衰落的过程，也就必须了解欧洲近代崛起的过程，这两个问题是一体两面的关系。

　　工业革命爆发的核心区域——欧洲西部地区（含英国），在古代历史上一直是落后的蛮荒之地。尽管欧洲在崛起以后，把古希腊拉来算成自己的文化祖先，但古希腊人跟近代欧洲人既没有血缘关系，也不生活在同一地方，也不使用同源文字（英文、法文、德文都来源于拉丁文，古希腊文则独立于拉丁文）。不同文不同种不同地，这样乱认祖宗总不大好。不要说认祖宗，认师傅也不太合适，因为古希腊人从未跟西欧人的祖先有过接触，没给他们教授过文化知识。西欧人是通过阿拉伯人的典籍才知道有古希腊文明这回事儿的，此时古希腊都灭亡超过一千年了。

　　近代欧洲人有三大祖先：拉丁人、日耳曼人、盎格鲁-撒克逊人。他们在欧洲从南到北分布，一个比一个落后。拉丁人生活在地中海北岸，日耳曼人生活在欧洲内陆，盎格鲁-撒克逊人生活在欧洲北部以及周边海岛上。拉丁人曾经在意大利半岛建立了罗马共和国（公元前509～公元前27年）和罗马帝国。在拉丁人眼里，日耳曼人就是北方蛮族，盎格鲁-撒克逊人则比日耳曼人更落后。

　　罗马帝国后来把版图向东扩张，进入中东两河流域地区，但很快就因为版图太大而分裂成了东西两个罗马帝国（公元395年）。在此过程中，日耳曼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则一如既往的生活在野蛮状态。到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被日耳曼人灭亡，欧洲进入了中世纪。

　　公元1世纪，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统治的巴勒斯坦省诞生。这是西方历史的一个大转折，基督教最终征服了整个欧洲。这个过程，就好像蒙古人征服中亚以后，反而被这些地方的宗教——伊斯兰教所征服一样。拉丁人在征服了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地区以后，反而被这一地区的一神教所征服。

　　我们要了解西方文明，了解人类文明史，一定要理解什么是一神教。

　　一神教跟多神教相比，不是神的数量多少那么简单，而是一种根本性的跃迁。宗教这个东西，我们中国人把他叫做迷信，这个称呼是很贴切的，体现了宗教的本质。关于宗教最经典的论述当属马克思的名言：“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心境，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总的来说，宗教就是相信有某种神灵的存在。这种认识当然是完全错误的，一切神灵都是人自己想出来的。人创造了神，而不是神创造了人。人类之所以要创造神这个概念，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对自然世界的认识深度不足，认为有些自然现象背后有超自然的力量在主导；第二是对生老病死的恐惧，希望死后可以有神来让灵魂永远存在。这两个原因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发达和理性的发展会逐渐淡化，但不会彻底消失，所以宗教总会或强或弱的在人类社会存在。宗教势力高于世俗势力的社会就是神圣社会，反之就是世俗社会。

　　原始宗教都是多神教，原始人类凭借想象力创造了很多各种各样的神灵来分管不同的事务，它的特点是直观好懂。但问题也很突出，因为神灵的直观形象很显然都是根据人类或者动物描绘出来的，这样，神的威严和高高在上的地位就很成问题。而且，那么多神灵，彼此之间又有矛盾和冲突，神的意志无法统一，又会出现一个逻辑问题——神为什么会有不同意见？彼此意见都不统一的神灵有何资格能让人类服从？只要人类理性稍微加以反思，多神教就会漏洞百出。

　　照着这些问题追问下去，很自然的就会想到一种解决方案：只承认一个最高神，万事万物都由最高神创造。最高神不是人形，也不会是我们看到的任何物体的形态，它是一种精神、一种意志，看不到摸不着却能创造一切、主宰一切。有时候它会派出使者到人间，或者让人类听到它的声音，或者以各种超自然的力量展示神迹等等，但这些都是神与人沟通的方式，而不是神存在的形式。到了这个层面，一神教就诞生了。

　　一神教是宗教发展的高级阶段，它和多神教不是一和多的区别，而是高级和低级的区别、抽象严密和直观松散之间的区别。一神教在理论上更有说服力，能大大提高信徒的信仰忠诚度，有利于塑造共同意志。多神教在一神教面前，就好像街头混混遇到正规军一样，很容易就被打的落花流水。

　　当然，对多神教逻辑漏洞的追问，也可以不按照一神教的思路来回答，照样可以达到逻辑更完善和思维层次更抽象的境界，那就是用泛灵论——也就是“万物皆有灵”的思路来回答。这个“灵”不是妖魔鬼怪也不是上帝神仙，它跟我们看到的任何人或物质都不一样，它是无所不在的、永恒的存在，但它不像上帝、安拉等最高神一样具有主观思维活动，而是类似于一种客观规律一样的东西存在于人和物质的表现背后。人类不需要服从灵的指挥，但是应该去思考“灵”的规律，以求得在精神层面的解放和永生。这就是佛教的回答思路，也可以说是对神学问题的哲学化回答。这种回答模式更接近神不存在或者神不能主导人类社会的世俗化回答模式。这样，东方的中国人以世俗化思路对待多神论，西方人以一神教思路对待多神论——这是两种截然相反的回答，冲突严重。而夹在东西方之间的印度人创造了佛教，并经过中华文明影响改造，成为了东西文明冲突的缓冲层。

　　一神教最初是位于中东沙漠地区的游牧民族——犹太人创造的。它之所以诞生在沙漠地区，可能跟沙漠地区自然状况比较单一有关——不利于人类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发挥，但有利于促进人类的抽象思维。

　　犹太一神教诞生以后，很快就消灭了犹太人内部的其它多神宗教，极大的提升了民族凝聚力。统一了信仰的犹太人在一神教旗帜下建立了自己的独立国家——以色列联合王国。不过，犹太教被打上了强烈的犹太民族印迹，其教义认为犹太人是上帝选中来统治世界的优秀民族，其它民族没资格信仰犹太教，这就限制了它的对外传播。

　　公元前一世纪，罗马帝国征服了以色列地区。也差不多在这个时候，犹太教的一个教派对教义进行了重大修订，宣布“上帝爱世人”，也就是上帝的恩典不是只给犹太人的，而是可以恩泽全人类。这个教派后来就变成了独立于犹太教的基督教——因为传说其创始人是耶稣基督，是最高神上帝在人间的化身。但历史上是否真有耶稣其人，并无法考证。

　　基督教作为一个向全人类开放传播的一神教，很快就战胜了罗马帝国内部的其它宗教，成为主流宗教。世俗政权感到了威胁，试图取缔基督教，但他们缺乏像中国的法家、儒家、道家、墨家这一整套发达完整的世俗意识形态体系，世俗文明发展程度与中华文明相去甚远，取缔基督教的努力很快就失败了。帝国皇帝也成了基督徒，定基督教为国教，禁止其它宗教传播。日耳曼人的文明程度比拉丁人更低，对一神教的抵御能力更差。他们在毁灭罗马帝国以后，也跟着被“感染”了基督教。最终，整个欧洲都被基督教所征服。此后，整个欧洲就进入了漫长黑暗的中世纪。

　　在长达一千年的时间里，教会统治着欧洲，长期维持着极为落后的封建农奴制经济形态。人民虽然被教会和封建领主联合起来剥削和压榨，却因为宗教的毒害，长期陷于愚昧和冷漠，没有任何反抗意愿；精英阶层醉心于宗教，也没有任何创新进取的意愿，整个社会在科技、生产、体制、思想文化方面都是一团死水。人民生活极度贫苦，由于医疗卫生条件极差，很容易既爆发大规模的疫情，造成大面积的死亡，其人口数量长期维持在极低的水平。当中华文明在创造汉唐盛世的时候，欧洲文明却全面停滞乃至倒退，看起来没有一点希望。

　　欧洲开始发生改变的契机是来自伊斯兰文明的威胁。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外来的威胁终于让欧洲开始发生了一些改变。

　　伊斯兰教的诞生受到了犹太教和基督教传播的影响。阿拉伯半岛靠近以色列，这里的游牧民族阿拉伯人原来也是信仰原始多神教，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传入，让他们开始接受一神教信仰，产生了一神倾向的哈尼夫派。哈尼夫派承认独一神，相信天命、复活、惩罚和报应，注重个人隐居修炼，过着禁欲的生活。哈尼夫思想是伊斯兰教思想的先驱。

　　公元七世纪初的时候，穆罕默德正式创立了独立于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新一神教——伊斯兰教。伊斯兰教的最高神为安拉，穆罕默德自称是安拉派到人间来传教的使者。

　　伊斯兰教的诞生比基督教晚了五六百年，在世俗化方面比基督教要更先进一些。穆罕默德刚创立伊斯兰教的时候，做法跟耶稣传播基督教差不多，主要就是组织一批信徒来一起传教，宣讲末日审判和死后复活的观念，警告多神教徒如不归顺安拉，将在末日审判时遭到惩罚，堕入火狱，归顺安拉者将在后世得到奖赏，进入天堂，等等。

　　但是他在麦加的传教活动遭到了上层阶级的镇压和其它教派的抵制，并不成功，被迫带领信徒离开麦加，前往阿拉伯半岛的另一个地区麦地那。

　　在《圣经》中，基督教的创始人耶稣在传教过程中也遭到了罗马统治下的犹太傀儡政府的迫害和其它教派的诋毁，他选择了自我牺牲，被政府处死，而不是奋起抵抗。但穆罕默德在遇到类似困难的时候，则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在麦地那，穆罕默德改变了传教方式，他不仅负责宣讲教义，还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在这里搞了一整套政治经济体制，并且建立军队。这样，他就不仅是一个耶稣式的宗教领袖，同时还是一个政府和军队的领袖，伊斯兰教也随之呈现于政教合一的特点。可以说，跟基督教相比，伊斯兰教是一个在教义源头上就强调政教合一的一神教。“麦加-麦地那转型”是伊斯兰发展的关键节点。

　　这个教义特点在当时比基督教要先进。从我们现代社会的观点来看，政教合一非常落后，政教分离才是现代社会的进步方向。但我们今天说的政教分离，内涵的意思是政高于教，世俗政权权威高于宗教首领，这样才算进步。如果政教分离的特点是教高于政，那就比政教合一更落后。

　　一个社会从宗教和世俗的视角来判断其先进还是落后，至少有四个大的阶段：

　　最落后的阶段是“有教无政”，人们除了信仰宗教根本就没有政府组织来提供任何世俗化的公共服务，一些落后的原始部落，巫术和祭司统治一切，便属于此类，还有比如解放前的中国西藏社会，就是这样，寺庙是一切公共活动的中心，基本没有政府组织；

　　第二阶段是“以教为先”，它包括“政教分离”模式和“政教合一”模式。政教分离模式下，教会和政府都有，但教会居于统治地位，中世纪的欧洲属于此类。“政教合一”模式下，宗教领袖兼任政府首脑，他首先是教宗，但也负责管理政府和军队，在宗教领袖以下，寺庙和政府办公场地往往是分开的。在这个阶段，一般来说政教合一体制比政教分离体制更好，因为宗教领袖拥有最高权威，由他兼任政府实权首脑可以方便政府推动各项世俗化的公共服务，包括征税、战争和兴建公共工程等。

　　第三个阶段是“以政为先”，也包括“政教合一”和“政教分离”两种模式。政教合一模式就是确立国教，禁止其它宗教，但政府领袖兼任宗教领袖，或者宗教领袖需要由政府首脑任免。这是一种准世俗化的国家体制。

　　而“政教分离”模式则是完全的世俗化国家体制。没有国教，世俗政府拥有最高权威，允许宗教信仰自由，一切宗教都必须服从世俗权威，政府首脑和官员不信教或者不世代属于固定的教派。

　　世俗化国家体制的初级形态是宗法制的西周王朝，以宗法祭祀代替宗教；中级形态是帝国制的中国，以“君权神授”克制宗教权威；中高级形态是现代西方发达国家政府，政府官员不固定的属于某个宗教或教派；高级形态则是现在的中国——必须是无神论者、不信仰任何宗教者才能获得政府和军队的实权职位，一切宗教都要无条件的服从无神论政府的管理——这也是人类文明发育到现在的最高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类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军队的战斗力、基础设施的建设能力、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都将是无与伦比的。我们现在距离充分发挥这种文明形态的潜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其优势已经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了。

　　除此以外，还有第四阶段，就是“有政无教”的阶段，也就是政府禁止宗教传播和宗教活动。这个阶段目前尚未有过成熟的实践，已有的一些短暂实践都以失败告终，可能是它过于极端，不符合畏惧未知与死亡的人性，也可能是人类的文明和理性尚未发育到可以进入这一阶段的程度。但“无教”也可以理解为“没有宗教组织”而不是“没有宗教”，宗教完全变成个人事务，不再与任何公共事务发生关系，这样的一个社会应该是可以期待的。

表：人类社会世俗化发展阶段一览

世俗化发展阶段	主要模式	形态与实例
1.有教无政		原始部落、古代西藏
2.以教为先	政教分离	中世纪欧洲
	政教合一	神权共和时期的阿拉伯帝国
3.以政为先	政教合一（准世俗化）	世袭政权时期的阿拉伯帝国，宗教改革后的欧洲民族国家
	政教分离（世俗化）	宗法制（西周）
		帝国制（汉唐明）
		启蒙运动后建立的近现代西方政府
		现代无神论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
4.有政无教	没有宗教组织	尚未出现过成熟模式，利弊未知。在个别共产主义革命化国家有过短暂实践。
	没有宗教

　　中世纪的欧洲社会，基本上还处在“政教分离，以教为先”的阶段。它的情况比中世纪的西藏能强一点。它是政教分离的，教会系统由“罗马教廷-总主教区-教区”组成，政府体系则主要是国王和封建领主。但国王权力不大，封建领主们对教会的忠诚度往往高于对国王的忠诚度。在中下层心目中，教会地位高于政府，国王或封建领主如果被教会宣布剥夺教籍，就很难再得到手下的支持，地位难保。教会还有司法权，他们的宗教裁判所比国王的法庭拥有更高权威。人们的主要公共活动围绕宗教来展开，在诸如军事、水利等世俗公共事务方面投入的资源很少，教会垄断了文化知识来源，人民基本都是文盲，其对世界的认识几乎全部来自教堂神父的口头教诲。

　　这样一比，伊斯兰教当时就很先进了，宗教领袖还要兼任政府首脑和军事统帅。政府管理和军事行动天然就是理性的，不能靠“神启”来解决问题，打仗的时候如果以做法祈祷为主，肯定是要很快完蛋的；修建公共工程也需要理性的组织。这样，麦地那时期的伊斯兰教，在世俗化方面天然就比基督教更为先进。

　　有了政府治理和军事组织的加持，穆罕默德的一神教威力大增。他不再单纯的依靠宣讲来传教了，而更多的依靠由政府税收支撑的军队来打击阿拉伯半岛上的各种原始多神教。政教军合一的一神教对付原始多神教，就好像架着机枪开着坦克的正规军对付一群赤手空拳的街头混混一样，完全是碾压式的。伊斯兰教很快就统一了阿拉伯半岛，并且在穆罕默德去世以后，形成了阿拉伯帝国，雄霸中东。

　　——在用武力统一阿拉伯的过程，穆罕默德的诸多关于暴力和杀戮的言行，也被记入伊斯兰经典《古兰经》，把屠杀异教徒和遵从圣训紧密连接了起来。这就给伊斯兰教注入了难以抹去的暴力基因，为它后来的落后和极端化发展埋下了伏笔。在政教分离的现代社会，当伊斯兰教失去政教合一的政权来组织并控制暴力以后，就极为容易变成滥用暴力的极端宗教。这是当前全球恐怖主义盛行的重要宗教根源。当然，这是后话。

　　在公元七八世纪的中东地区，这种政教合一的组织优越性十分明显。阿拉伯帝国的世俗化程度相当高。穆罕默德死后，是“四大哈里发”时期。哈里发即是政教合一的国家领袖。四大哈里发的宗教色彩还比较重，这段时期也被称为“神权共和”时期。但第四任哈里发——穆罕默德的侄儿阿里死后，继任者不再是教内高层，而是帝国的实权派地方军政长官——叙利亚总督穆阿维叶。这标志着世俗势力超越宗教势力成为国家的主导力量。穆阿维叶建立了帝位世袭制，国家最高权力由世袭君主掌握，史称“倭马亚王朝”。阿拉伯帝国也就从“政教合一，以教为先”发展到了“政教合一，以政为先”的阶段。倭马亚王朝存在了八十多年，被阿拔斯王朝取代，这也是一个世袭政权。

　　在准世俗化政权的领导下，阿拉伯军队所向披靡，帝国版图扩张到最大。阿拉伯帝国的扩张，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政权而不是伊斯兰教的扩张。在被征服地区，非伊斯兰教徒并没有被强迫改变信仰。事实上，阿拉伯统治者往往并不鼓励被征服地区的人民改信伊斯兰教，因为国家向非伊斯兰教徒征收的赋税，要比向穆斯林征收的高一些，如果人民大量皈依伊斯兰教，则意味着阿拉伯帝国的财政收入将大大降低。

　　——对税收的喜爱压过了传播宗教的热情，也说明了阿拉伯帝国的世俗化倾向。

　　直到公元750年，他们在中亚地区遇到了真正的世俗化帝国——唐帝国。恒罗斯一役，阿拉伯人倾国来战，以五倍以上的优势兵力对抗唐朝两三万边防军，竟然损失惨重。恒罗斯之战后六年，阿拉伯帝国就出现了分裂，扩张停止，开始衰落。

　　阿拉伯人虽然打不过唐军，但收拾教高于政的基督教势力（似乎还不能称之为国家？）还是绰绰有余。他们向西扩张十分顺利，占领了中东、埃及以及整个北部非洲地中海沿岸，然后跨过直布罗陀海峡，占领了西班牙伊比利亚半岛。基督教的势力范围被压缩到欧洲中部。

　　准世俗化的阿拉伯人文明程度大大超过了欧洲人。我们在第一卷提到过的“百年译经运动”即发生在世袭政权时期，这一时期的阿拉伯人大力吸收中国、波斯、埃及、罗马、希腊等古文明成果，将西方文明推向了一个新高度。

　　占领了西班牙的阿拉伯人从东方引入水稻、甘蔗等农作物以及大量蔬菜与水果品种，并大兴水利，使西班牙南部的农业迅速发展。他们将造纸术传入西班牙，使得书籍的数量与人民识字率暴涨，以至于一位到过此地的荷兰学者曾感叹地说“几乎每个人都能读书写字”。

　　阿拉伯帝国在西班牙的统治中心科尔多瓦是当时欧洲最繁华的城市，纺织和冶金业高度发达，皮革制品畅销欧洲。市内有图书馆70座、公共澡堂300个、居民人口达到50万（巴黎在1348年人口也只有20万）。用石头铺砌的道路长达十几公里（此时的巴黎道路还只是烂泥路）。入夜时分，城内大街明亮如昼，大街两旁的建筑物灯火通明，热闹繁华，而欧洲的伦敦、巴黎等城市几百年后都未达到这样的水平。欧洲人曾经惊叹科尔多瓦是“世界的明珠”。

　　总之，当时的基督教世界和阿拉伯世界相比，只能算是野蛮民族，跟中国的唐王朝就差的更远了。当时的唐长安城人口超过一百万，是全世界最大的都市和经济中心，农业和手工业技术动辄领先西方数百年甚至上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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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字东征

　　面对伊斯兰世界的咄咄攻势，基督教世界产生了恐慌。

　　公元十一世纪初，当时阿拉伯帝国自身也四分五裂了。突厥人建立的塞尔柱帝国开始在中东称霸。塞尔柱突厥也信仰伊斯兰，并尊哈里发为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对基督教世界而言，他们和阿拉伯人没什么区别——反正都是来自伊斯兰的威胁。

　　强大起来的塞尔柱帝国开始向东罗马帝国发动攻势，东罗马皇帝战败被俘。东罗马帝国政权的世俗化程度比西边要高一些，其国教是东正教，已经跟西欧的天主教教廷公开决裂。数十年前，东正教的大主教和天主教的教皇互相宣布开除对方教籍。但危难时刻，东罗马还是决定向同属于基督教文明的罗马教廷求救。

　　罗马教皇手里没有军队，也不懂军事，但唇亡齿寒的道理还是懂的。西班牙已经沦陷，东罗马要是也完了，西欧就被伊斯兰势力东西夹攻，岌岌可危。1096年，收到东罗马的救援请求后，教皇向整个欧洲发出了“总动员令”。

　　在他那声情并茂的演讲中，教皇乌尔班二世呼吁他的信徒们到东方去同异教徒斗争，夺回被突厥人占领的圣地。他说，突厥人在“上帝的国度中大肆蹂躏”，一切等级的人都必须迅速行动起来，“将这个邪恶的种族从我们兄弟的土地上消灭干净”，如果东罗马被“卑贱的、退化的、给魔鬼作奴隶的种族”征服了，那将是“怎样的奇耻大辱啊”！

　　为了驱使农民和城市贫民参加十字军，教皇欺骗他们说：东方的土地“遍地流乳与蜜”，耶路撒冷是另一个“充满欢娱快乐的天堂”。他同时宣布：参加十字军的人，死后将会直接升天堂，不必在炼狱中受熬炼；无力偿付债务的农民和城市贫民可免付欠债利息，出征超过一年的可免纳赋税。

　　动员令通过教会系统层层传达了下去。动员效果出奇的好。当时的欧洲，农民和城市贫民生活极其悲惨，穷困潦倒，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还大多欠了一屁股高利贷，卖儿卖女也还不清。封建领主对他们生杀予夺，其权利毫无保障，基本上就是生不如死。这种状态如果发生在中国，几乎肯定会爆发大规模革命。但底层革命这种奢侈品只有世俗国家才会出现，欧洲人民被一神教思想洗脑，对教会和封建领主的压迫毫无怨言，活的再苦再累也绝不会考虑暴力革命，只盼望着尘世的苦难结束以后可以进入天堂享福。但就算这种虚无缥缈的幻想，教会也要再卡上一道——他们宣布，没有经过教会批准，宽恕所谓的“原罪”，人死后是不能上天堂的。而要想得到批准和宽恕，就得给教会捐钱或者购买赎罪券之类的鬼东西。

　　这种状态下，教皇宣布只要去参与东征，债务利息可以豁免、死了以后还能上天堂，而且东边还遍地都是金银财宝，死活都划算。全欧洲人民的热情都被调动了起来，繁华都市、宁静小镇、穷乡僻壤，无数对生活已经绝望的贫苦人几乎是一听到动员令就开始准备出发了。此外，还有一些王公贵族、封建领主，他们出于对宗教的虔诚信仰，变卖家产、购置武器，也参与到这次东征中来。很快，就汇聚了一支十几万甚至数十万人的大军，浩浩荡荡的向东方进发。

　　这是欧洲历史上最庞大的一支军队，不过数量无法确切统计，因为他们没有统一的指挥和纪律。教会只负责开空头支票，既不出钱也不出人。远征军中的很大一部分人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出生地方圆几十公里的地方，突然就仓促向中东出发。没有军费，缺乏后勤，路途遥远而陌生。大部分远征军死在了路上，根本没有看到敌人。

　　最后，还是有差不多十万人到达了战争前线。更神奇的是，他们居然还打了胜仗，而且是连战连胜，攻下了东方巨城耶路撒冷，并且在中东地区建立了四个王国，在这些地方恢复了基督教的统治。

　　这确实是一次虔诚信仰的胜利。这支由最穷苦的欧洲人和富有牺牲精神的贵族所组成的军队，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也为欧洲的划时代崛起奠定了第一块基石。它也向我们表明：一切文明的崛起，最先都是从基于共同意识的牺牲开始的。

　　这就是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这支军队因为人人身上都缝着象征天主教信仰的十字标志而被称之为“十字军”。

　　第一次东征最大的赢家看起来是教会。它一毛钱没花，就动员了一支不受国王和封建领主控制的军队去东方远征，而且还打赢了，展示了基督教对欧洲社会巨大的影响力。教会的承诺也成真了，远征军真的从东方抢了一大笔财富回来，证明东方确实是金银遍地。远征军大部分是非常虔诚的信徒，用抢回来的财富还清了自己的债务，剩下的基本都捐给了教会。教会动动嘴皮子就取得了不世的功业和巨大的财富。

　　但历史的辩证法很有意思，从长远来看，十字军东征最大的影响就是极大的加强了欧洲社会的世俗化力量，为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奠定了基础，沉重的打击了教会权威。也就是说，教会实际上是十字军东征中损失最大的一方。

　　教会虽然从第一次东征中名利双收，但仗毕竟不是它打的。真刀真枪上战场的是王公贵族、封建领主和底层贫民，到前线参战的王公贵族和领主们因为身份高贵、装备精良而且军事经验丰富，很自然的成了军事领袖。

　　战争这个东西，天生就是世俗化的。战争的目标是尽可能的杀死敌人获得胜利。实践证明，不管是上帝、真主还是佛祖保佑，人的脑袋被砍掉了都是要死的，死了之后就只能躺在地上一动不动让敌人从身上踏过去，而且也没有什么法力可以让死人再活过来。要想在战场上送敌人去见上帝而不是自己去见上帝，那就必须按照客观世界的规律来，用理性的方法解决武器制造、粮食运输、战术安排、工事建设等现实问题，这些就跟教会的工作无关，而天然跟世俗政府的主要工作——管理生产、生活、建设、分配密切相关。

　　十字军东征锻炼了一大批王公贵族，他们开始掌握更多的军事资源，积累了更多的威望，具备了和教廷叫板的能力。一些胆小怕事不敢参战的贵族被耻笑、被教廷处罚，地位下降，客观上推动了世俗权力精英阶层的一次优胜劣汰。

　　在随后的第二次第三次十字军东征过程中，还有好几位国王亲自出马，远征东方。包括英格兰国王“狮心王查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红胡子”腓特烈一世、法国国王腓力二世等等。特别是“狮心王查理”，他与埃及阿尤布王朝国王萨拉丁的巅峰对决成了基督教世界和阿拉伯世界共同传唱的经典故事。这些代表世俗王权参战的人物，他们有的死于征途，有的获胜归来。但无论生死胜败，对欧洲王权的强化作用都十分巨大。

　　而且，随着一次又一次的东征，十字军将士对基督教的虔诚度不断下降、世俗需求不断升上。第一次东征的将士愿意把钱财都捐给教会，到后来大家就没那么傻了，有钱还是要留着自己花。到了第四次东征，十字军干脆不去打伊斯兰势力了，改而进攻东罗马帝国，把同样信仰基督教的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洗劫一空，狠狠的发了一笔横财——当然，抢的钱也不再捐给教会了。教会也没脸要，他们宣布把这一批十字军全部开除教籍。

　　第四次东征是很有名而且很关键的，标志着世俗化的力量已经在十字军中取得了支配性的地位。

　　这次洗劫君士坦丁堡的幕后推手是威尼斯商人，他们也是十字军东征培养起来的世俗力量。

　　威尼斯位于意大利东北部，面向地中海，在公元十世纪的时候还是一个不大起眼的海港小镇。它是东罗马帝国的在西欧的一块飞地领土，于公元七世纪获得独立，建立威尼斯共和国，主要从事东西罗马帝国之间的海上贸易活动。

　　十字军东征需要向中东地区运输人员和物资，从威尼斯出发走海路比走陆路更加方便快捷。通过为十字军提供运输服务，威尼斯才迅猛的发展起来。根据统计，到十字军东征结束时，东方运往欧洲的商品增加了十倍。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开始组织的时候，指挥者想着海路方便，干脆不仅物资运输走海路，军队也走海路算了，就给威尼斯商人下订单让他们造船。但最后来参战的人数只有预计的一半。人数不够，成本就凑不齐——十字军东征的路费都是参战者自己掏钱。正好这个时候，东罗马帝国在打击迫害威尼斯商人，商人们想报仇，便趁机开出条件：去东罗马抢钱来抵路费。这帮十字军竟然同意了！双方一拍即合，就去东罗马抢钱去了。

　　他们刚开始没打算搞攻打君士坦丁堡这种大动作，也就抢几个沿海的富裕港口就完了。但攻下第一座城市以后，东罗马帝国的王子找到他们，说自己在皇位竞争中落败了，如果十字军愿意去打君士坦丁堡，他就当内应，事成以后他当皇帝，君士坦丁堡的财富归十字军。威尼斯商人和十字军大喜过望，里应外合把君士坦丁堡给打了下来。事成以后不仅抢到了钱，还把东罗马帝国的领土也分了一部分走，很多重要的贸易港口被给划归了威尼斯共和国。

　　——这也是十字军东征带来的第二个影响：极大的促进了西欧地中海沿岸的贸易繁荣，以威尼斯商人为代表的商业资产阶级崛起。商人重利，是典型的世俗化势力。通过十字军东征，西欧的国王们掌握了军权，商人们掌握了财富，两大世俗力量很快就发现双方在对付罗马教廷方面是绝配。他们联合起来，敲响了中世纪的丧钟。

　　十字军东征第三个大的影响，是促进了阿拉伯帝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的传入西欧。在农业方面，稻米、甘蔗、棉花都是由十字军带回欧洲的。其中，特别是棉花的引进意义重大，后来工业革命就是从棉纺织业开始的。西欧正是在十字军东征期间才第一次引入了棉花。历史记载的西欧第一次棉花进口发生在1125年的威尼斯，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以后三十年。

　　在军事和航海技术方面，中国人发明的火药、指南针以及阿拉伯人的各种航海技术，也都在十字军东征期间传入到了欧洲。

　　在理论知识方面，十字军在洗劫耶路撒冷和君士坦丁堡财富的同时，也顺便把大量的书籍带回了西欧——十字军大部分是文盲，但其精英领导层文化水平还算不错，他们在宫廷学校受过严格的学院教育。这是十字军与纯粹的野蛮民族区别最大的地方。欧洲王公贵族们知道文化典籍的重要性，没有像蒙古人毁灭阿拉伯帝国一样，只留下能工巧匠而把图书付诸一炬。在底层士兵疯狂抢劫财富的同时，精英分子则热衷于把一摞一摞的阿拉伯图书运往西方。

　　这些图书当中，包含了阿拉伯“百年译经运动”的成果。由阿拉伯人花费差不多两百时间整理的人类古代文明的几乎全部科学与人文知识，都被带到了欧洲。教会、国王、商人们都从不同角度组织学者对这批文献进行研究学习。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手稿等等都在这一时期被欧洲人所知。《几何原本》在1120年，也就是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以后二十五年从阿拉伯语翻译成拉丁语。到1278年，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也几乎被全部从阿拉伯语翻译成了拉丁语。

　　在这个过程中，欧洲学者宣称他们“发现”了被毁灭上千年的古希腊文明。也就是说他们从阿拉伯典籍中学到的科学与人文知识，并不是从阿拉伯人那里抢过来或者偷过来的，而是原本就属于东罗马帝国统治地区的希腊人的。阿拉伯人从希腊人那里学了过去，现在不过是物归原主罢了。

　　从古代典籍和考古证据来看，古希腊文明肯定是存在的，但欧洲人在“重新发现”古希腊文明的过程中，到底往里边注了多少水分，那就不得而知了。古希腊地方很小，养活不了多少人口，当时的书写和记录工具也很原始，典籍数量不可能太多。比如亚里士多德全集多达300万字，整个古希腊典籍加起来恐怕有上千万字，这还是经过上千年的战火之后保留下来的部分，原始典籍的数量更是天文数字。在中国发明的造纸术大规模运用之前，以古希腊地区以及和它有直接贸易往来地区的人口数量和生产力水平，基本上不可能生产出足够的载体来记录它们。实际的情况应该是：亚里士多德可能只写了几十篇文章，几千字几万字都有可能，或者只留下来一份杂乱的提纲目录，后来的欧洲学者结合阿拉伯人的其它典籍，给“扩写”了，整成了几百万字。

　　当然了，不管欧洲学者们是出于什么心理，也不管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把从欧洲以外的文明中学到的东西算到古希腊头上，反正这些东西他们是学到手了。

　　阿拉伯翻译运动搞了两百年，十字军东征又搞了两百年。足足四百年的时间，人类古文明的主要文化成果终于穿过整个欧亚大陆传到了西欧。然后，蒙古帝国适时出现，把东边的南宋，以及西边的阿拉伯帝国留下的一串文明国家给灭了，阿拉伯的典籍也被蒙古人一把火烧了。中古时代欧亚大陆上最落后的西欧成了幸存的人类古文明继承者。

　　——十字军东征的同时，还有一个“收复失地运动”，也就是十字军“西征”，向西收复了伊比利亚半岛，基本把伊斯兰势力赶出了欧洲。然后在这个地方形成了葡萄牙和西班牙两个基督教国家。“收复实地运动”跟十字军东征一样，从中获得大量阿拉伯帝国的科学技术和图书典籍。这些收获我们把它们统一算成十字军东征的影响，不加以区分。

　　随着先进的航海技术传入欧洲，进一步繁荣了地中海沿岸的贸易，威尼斯和热那亚等港口的商人们掌握了惊人的财富，供养了一大批学者为他们的利益从事研究。文艺复兴运动从十四世纪开始（十字军东征结束于十三世纪末），在意大利出现，打的旗号是复兴古希腊的文化，本质上就是以文艺的手段反对教会的禁欲式洗脑，推动社会的世俗化进程。大量的男女裸体雕塑绘画等艺术出现，米开朗基罗一手收钱给教廷画神圣壁画、一手自己搞裸体雕塑作品比如《大卫》；提香也是一样，一边收教会的钱画神话故事，一边收商人的钱画裸体美女；薄伽丘的《十日谈》则用讲色情故事的方式揭露教会的荒淫无耻。

　　继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以后，在公元十六世纪，德意志地区又兴起了宗教改革运动，宣称人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来解读《圣经》和与上帝对话，这就更加直接的针对罗马教廷了。

　　随后，宗教改革之风吹到法国和英国，法国的加尔文派、英国的国教出现，都在宗教意识形态上摆脱罗马教廷的绝对权威，国王的力量因此大大增强，欧洲社会世俗化的道路彻底打开。

　　国王们掌握了军队。以前，他们还要依靠封建领主上交的赋税才能养得起军队，现在则依靠沿海地区的商业资产阶级就能掌握足够的资金。商人们希望建立起统一的市场，打破封建割据。双方联合起来，开始拿封建领主开刀，在各自国家建立起来了君主独裁的中央集权制。欧洲封建制度开始瓦解，农奴变成了自由农民。在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比利时等民族国家形成，在政治体制上基本达到了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水平，或者是阿拉伯世袭帝国时期的水平。

　　——欧洲内陆的德意志地区商业发展缓慢，在国家统一方面也相对滞后，到十六世纪中期才在十字军东征留下的条顿骑士团基础上形成了世俗化的普鲁士国家，要到十九世纪才由普鲁士的“铁血首相”俾斯麦出来统一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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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航海时代

　　民族国家形成以后，有了专制王权加持，欧洲也就跟中国春秋战国时期一样，一边互相征战、一边开疆拓土。法国和西班牙打、西班牙和荷兰打、荷兰跟英国打、英国和法国打、法国跟普鲁士打……常年战争不断，乱成一锅粥，各方面又合纵连横，组成各种联盟打欧洲大战，什么百年战争、三十年战争、七年战争等等，都是春秋战国那一套。战争进一步增强了各国的民族认同和专制王权。在开疆拓土方面，春秋战国是“尊王攘夷”，联合收拾北方的野蛮民族。欧洲则是开拓海外殖民地，建立海上霸权。

　　海外殖民地的开拓与航海技术的传入和发展有关，也和国际局势的变化有关。蒙古帝国由于文明程度太低、疆域太大，很快就土崩瓦解了。阿拉伯帝国没有像中国一样，通过新王朝——明朝的建立再度复兴，而是从此一蹶不振，直到现在。取代蒙古人的是文明程度较低的突厥人。他们也信仰伊斯兰教。突厥人建立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逐步统一了中东地区，并在1453年攻陷君士坦丁堡，消灭了东罗马帝国。

　　奥斯曼土耳其崛起以后，地中海地区的生意就不好做了。奥斯曼土耳其的文明发达程度虽然比不上阿拉伯帝国，但也建立了有效的行政体系，懂得组织生产和做生意，比蒙古帝国强多了。欧洲地区不生产棉花，十字军东征以后，意大利依靠从中东进口棉花发展起来了初步的棉纺织业，产品再销往欧洲和地中海沿岸。意大利历史名城佛罗伦萨就是在这一时期通过棉纺织业兴盛起来的。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棉纺织业已经相当繁荣，还辐射到了内陆，。北方德意志地区的棉纺织业也跟着发展起来。但是好景不长，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控制了棉花产地以后，发动“贸易战”，对欧洲搞棉花禁运，把当地的棉花以及从亚洲进口的棉花全部截留下来，用于发展自己国内的棉纺织业。

　　这样一搞，意大利和德意志地区刚刚兴起的棉纺织业马上就死翘翘了。除了棉花，好多商品也被禁运，地中海沿岸的贸易迅速衰落。欧洲人刚刚习惯了穿棉衣而不是麻布和兽皮，这下又要退回去，那是相当不爽。这样，欧洲就迫切需要寻找新的贸易路线，特别是需要找到通往当时最重要的棉花产地和纺织业中心——印度和中国的路线。

　　欧洲人运气不错，正好赶上航海技术已经发展到了可以在大洋上航行的程度。而且，通过学习阿拉伯人或中国人掌握的世界地理知识，让他们知道绕过非洲可以到达印度和中国。此外，欧洲人通过研究古希腊文献，也知道了地球是圆的，如果一直向西航行应该也可以到达印度或中国。

　　于是，在王公贵族和新兴的商业阶层的资助下，介于地中海和大西洋交界处的西班牙、葡萄牙这两个国家开始不断派出船队，从东西两个方面寻找通往印度或中国的航线。

　　向东的一支，主要是葡萄牙王室提供支柱，他们沿着非洲航行，最终在1488年绕过非洲最南端，又在1497年（明孝宗弘治十年）到达印度并成功返回，带来了东方的香料、黄金、纺织品，打通了欧洲人期盼已久的贸易航线。

　　向西的一支，主要是西班牙王室提供支持。他们利用意大利人的航海技术，雇佣意大利船长哥伦布，带着西班牙女王给印度君主和中国皇帝的国书，在1492年起航，在几个月后到达了美洲大陆。哥伦布在这里没有找到印度君主和中国皇帝，不过他还是坚信自己到达了“东印度群岛”，也就是印度东边的一些岛屿，再往前找找就能找到印度了。他把美洲大陆上发现的原住民叫做“印度人”，用西班牙语发音就叫“印第安人”。

　　后来，另一位航海家阿美利家（Americ）在1499-1504年间对南美洲东海岸进行了考察，提出哥伦布发现的其实是一个新大陆。这个观点很快被广泛认可，这片新大陆也就以他的名字命名为美洲（America），后来又成了美国的简称（美利坚合众国，United States ofAmerica）。

　　从1519年到1522年，一支由西班牙王室资助的、由葡萄牙探险家麦哲伦率领的船队第一次完成了环球航行。他们在中途征服了中国南边的一个岛屿，把它变成西班牙的殖民地，以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名字给它命名为“菲律宾”。不过麦哲伦自己死于当地土著的反抗，船队剩下成员完成航行回到了西班牙。

　　这一系列航线的开辟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全球性的贸易网络。

　　在这个贸易网络里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中国的明王朝都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西方殖民者们暂时拿他们没办法。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海军在红海附近跟欧洲船队打过很多次仗，想要切断从印度到欧洲的航线，战争的结果是欧洲人落败，只能选择从更危险的印度洋深处绕着走。奥斯曼土耳其发现无法切断海上贸易通道以后，也就放弃了对地中海沿岸的贸易禁运政策，甘愿当中间商，把印度的纺织品、香料等卖到欧洲。但为时已晚，海权时代已经来临，海路运输的成本优势非常明显，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衰落也就不可避免了。

　　另外一个“硬骨头”是中国，生产能力极为强悍而又无法用武力征服。他们通过日本人和中国沿海海盗搞“代理人战争”——倭寇入侵，结果被明政府很快剿灭。葡萄牙和西班牙先后派出舰队前往中国，又都被明朝海军击败。这样一来，欧洲殖民者就只能老老实实的跟中国做生意，把他们从南美洲发现的银矿运到中国购买纺织品等手工业品，然后到全世界贩卖。这样，纯粹从经济上来看，中国意外的成为了欧洲人开辟的全球贸易网络的最大受益者，全世界差不多一半的白银都通过贸易形式流入中国，沿海纺织业等手工业高度繁荣。

　　但是，除了这两块硬骨头以外，世界其它地区在欧洲人的殖民入侵面前缺乏抵抗能力。非洲和美洲基本还处在原始社会，极为容易征服。印度处在农耕社会，棉花种植和棉纺织品生产能力很强，但它没有形成统一的集权制国家，四分五裂。它的北方被从中亚内陆入侵的突厥和蒙古混血民族征服。征服者信仰伊斯兰教，但印度本地人信仰印度教。印度教是比较原始的多神教，强调灵魂的转世和再生，为种姓制度的合理性辩护，信徒习惯于逆来顺受，缺乏反抗精神和战斗力。莫卧儿帝国主要控制北方，对印度南方控制力很弱。南方地区分布着很多小的封建主，他们在殖民者的炮火面前也没啥抵抗力。

　　这样，欧洲殖民者就以美洲大陆、非洲、印度建立起来一个他们可以完全控制的生产贸易网络。他们从南美洲开采黄金和白银，在北美洲建立奴隶制的种植园，种植各种农作物向全世界销售；在印度组织棉花的种植和生产，然后将印度纺织品卖向全世界——当然，除了中国。种植园在南美和非洲也有，但主要还是集中在北美洲，主要是因为那里出于温带、气候比较合适，就是我们在第一卷讲的，南美洲和非洲的森林过于茂密，要么就是荒漠，适合搞大规模农业的地方不多。

　　非洲的作用是为美洲的种植园提供劳动力。殖民者跟非洲的贵族们合作，大量掠夺黑人去美洲当奴隶。这么做的原因是美洲严重缺乏劳动力，那里的原住民印第安人因为殖民者的屠杀以及欧洲传过去的天花、鼠疫等病毒的感染而死亡殆尽——美洲大陆因为长期与欧亚大陆隔绝，印第安人缺乏抵抗欧亚大陆这些可怕病毒的免疫力。黑人对这些病毒的抵抗能力较强，寿命虽然短但身体十分强壮，又几乎处在原始社会阶段，缺乏反抗意识，因而成为种植园奴隶的最佳选择。

　　这样，西方殖民者新建了一套十分完整的包括货币生产、农业生产和手工业品生产的经济系统。它独立于中东和东亚两大传统古文明——奥斯曼土耳其和中华帝国。这套系统成为工业革命爆发和西方基督教文明崛起的重要基础。

　　这里需要特别注意一个问题，就是：在从1497年到1765年这两百多年的时间里，欧洲本土都并没有什么先进的消费品生产能力。

　　欧洲不是全球主要的手工业品生产基地，不是最高效的生产基地，也不是最高端消费品的生产基地——这些头衔全都属于中国，第二名是印度。连奥斯曼土耳其的纺织品产量都比欧洲更高。斯文·贝克特在《棉花帝国》中写道：“在整个17和18世纪，欧洲的棉纺织工业并不特别突出。在英国和欧洲其它地方，棉纺织业几乎停滞不前。”

　　英国、西班牙、法国都有一点毛纺织业，但即使在圈地运动以后，它在全球纺织品市场的份额仍然微不足道，对各国的财政贡献也少的可怜。英国人、西班牙、葡萄牙、法国都一样，主要是依靠殖民掠夺而非国内生产来获得财富。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时代，英国人发明珍妮纺纱机以后，欧洲在纺织业的生产水平上才后来居上，但产量占据第一还要更久的时间。

　　殖民者在这个新贸易体系中扮演的是“贸易中间商”和“生产组织者”的角色，他们在美洲和印度组织生产——在美洲直接搞奴隶制种植园，在印度则是先搞贸易，然后逐步通过武装侵略配合强买强卖的方式直接控制棉花种植业和纺织业。美洲、非洲和印度人民基本没有享受到贸易繁荣带来的的好处，他们的资源价值和劳动剩余基本上全部被欧洲殖民者拿走了。

　　殖民者能拿走这些财富的原因有两个。首先——最重要的——他们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世俗化君主专制体制，相对于美洲、非洲和印度来讲，是颇为领先的国家能力组织方式。同时，其航海技术和枪支火炮技术相对于这些地区而言也足够先进。体制和技术两个因素结合，让殖民者的军事力量取得压倒性优势。

　　但仅有这个原因还不够，蒙古帝国征服了大半个欧亚大陆，连接了中国和中东两大经济体，武装力量也足够强大，却并不能形成庞大的贸易生产体系。欧洲国家相对于蒙古帝国来讲，最大的区别并不在于武力和控制范围，而在于其文明程度更高。他们对三个大陆（印度算次大陆）的控制是先进文明对落后文明的征服。

　　在这套跨越四个大陆的体系中，欧洲是暴力中心、科技创新中心、金融与管理中心。它以暴力、科技和金融管理创新来控制生产贸易。

　　欧洲当时的科技创新并不关注如何生产有用的消费品，而是集中于更关键的航运和热兵器领域，包括天文观测、罗盘、造船、弹道轨迹、火药配方、枪炮铸铁、金属加工的理论和技术等等。其最先处于全球领先地位的产业是造船业和武器制造业。

　　无论是造船还是造武器，其产品都不直接出口赚钱，而是用于运输，输出商业贸易服务，负责把各大洲联系起来；或者用于征服，输出暴力。

　　此外，基于商业繁荣，欧洲人创新了诸如银行、债券、期货、股票等金融手段和公司体制等管理手段。他们把这些手段运用到全球市场的生产贸易中去，提高全球市场的生产效率并且从中获得控制权和高额利润。欧洲崛起的“第一桶金”来自十字军东征，基本上是纯暴力，把阿拉伯人的财富和科技文明抢了过来；第二笔财富则来自大航海，它是基于暴力、科技、金融、管理的综合运用。

　　这段时期的欧洲，跟今天的美国十分相似。美国是现在全球的暴力、科技和金融管理中心，但并非生产制造中心。它拥有最庞大的军费开支、最先进的武装力量、最强大的金融体系、最雄厚的科学技术研发实力，但它不是全球生产制造中心。其地位和财富来自于向全球输出暴力、金融管理和科技，以此将全球生产制造体系创造的实体财富纳入囊中。与十六十七世纪的欧洲不同的是，美国曾经是全球制造业中心，工业产值世界第一，但随着制造业利润的降低，制造业向国外转移，国内产业结构逐步向军工、金融、高科技方向集中。而大航海时代的欧洲则相反——它的生产制造能力一直就很弱，先占据了暴力、科技和金融的制高点，然后再利用这种优势来发展它的生产制造能力。这种变化跟美国方向相反，但内在驱动力其实是一样的，即不同产业利润率的变化。美国人放弃制造业是因为它利润不如军工金融高科技，欧洲人追求制造业则是因为它可以创造更多的利润。

　　在大航海时代的一开始，也就是十六世纪，纯粹的暴力抢劫最赚钱。西班牙人在南美洲直接开金矿银矿，把这些财富抢过来就发大财，完全不用管什么生产贸易。他们在美洲烧杀抢掠，跟蒙古帝国的扩张过程没有很大区别。

　　但是，抢劫行为不可持续，金矿银矿很快就开采完成。到了第二个阶段，大约十七世纪，最赚钱的是贸易，也就是在几大洲之间，中转运输各种货物倒买倒卖。贸易不如抢劫来钱那么直接，但是也比实实在在搞生产要轻松。荷兰是第二时期的最大赢家，他们依靠发达的航运贸易获得了“海上马车夫”的称号，其背后的支撑就是荷兰高度发达的造船业和金融商业市场创新。今天我们熟知的各种金融产品如股票、期货的交易市场，最初都是荷兰人搞起来的。他们还搞出来全世界第一次金融投机泡沫——郁金香泡沫。

　　但是，经过两百年的发展，到了十八世纪，倒买倒卖也没有那么赚钱了。航运技术不断进步、航线不断开辟和成熟，从印度运到欧洲的纺织品和香料这些东西，欧洲人已经司空见惯，价格也从奢侈品水平降低到了普通消费品的水平。用经济学术语来说，就是市场发育成熟，超额利润就逐步减少甚至可能消失了。

　　到了第三个阶段，欧洲人才开动脑筋，把印度的纺织品生产也“抢过来”，不让印度人赚生产环节的钱了，这个钱也要自己赚。一直到1730年左右，英国才开始大力发展棉纺织业，当时东印度公司的一份报告声称英国人“开始在英国仿制印度棉布”[1]。这个时候欧洲人要想抢印度人的生意是十分容易，因为全球贸易网络都控制在他们手中，而且他们也是印度沿海地区的生产组织者。他们派人到印度把棉纺织技术学过来，然后，就纷纷开始开始禁止从印度进口棉布。

　　这就类似于当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对意大利和德意志搞棉花禁运，一下就把印度棉纺织业脖子卡得死死的。

　　——这个过程，也很像今天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的过程。就是美国人觉得他们在高科技、军工、金融上赚的钱还不够，觉得中国从制造业当中赚的钱太多了，要想干掉中国的制造业，让制造业“回流”美国，把这份钱也一起赚了。中国如果想要避免跟当年的意大利、德意志和印度相同的命运，就必须有足够的武力能够控制自己的全产业链环节，保障原材料、能源、粮食等等方面的安全，同时还要发展独立的军工、高科技和金融产业，确保不被“卡脖子”。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大力提倡“一带一路”的重要意义，也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大力发展海军力量、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意义。没有这些东西，我们就算不被武装入侵，也会因为产业链条主要环节被掐断而失去发展动力。

　　[1]【斯文·贝克特】《棉花帝国》，53页，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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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合纵连横：英国崛起背后的地缘政治与战争

　　在西欧殖民时代的第三个阶段，英国崛起了，成为了全球霸主，拥有最广阔的殖民地，号称“日不落帝国”。此前先后崛起的西班牙、荷兰、法国都成了英国人的手下败将。

　　很多人以为，英国崛起的原因是“圈地运动”，较早的建立了先进的资本主义工场生产关系，或者是率先用保护民权的《大宪章》限制专制权力、建立了代议制的现代政体等原因。但这些解释都有问题。

　　首先，英国毛纺织业跟欧洲其它国家一样，在国家经济中的地位不高，相对于欧洲其它国家也没有显著优势，并不足以支撑它在大国竞争中取胜。至于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云云，英国在这方面比欧洲其它国家都要落后，意大利、法国、荷兰都比它早。

　　英国建立民权保护和代议制政体，那都是崛起大势已定之后的事情。十三世纪的《大宪章》是英国的封建贵族们想要复辟封建领主制的历史倒退，主要是用来维护封建领主和教士特权的，不利于国家力量的集中整合，是英国在“英法百年战争”中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对英国崛起发挥是负面作用。在“英法百年战争”结束一直到1688年的光荣革命之前，专制王权才是英国近代崛起的根本——1649年英国革命之后虽然短暂的废除了国王，但革命领袖克伦威尔建立了个人独裁制。

　　从欧洲内部来看，英国的崛起，是地缘战略优势的结果。并非由其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特殊性所决定。

　　十字军东征结束以后，意大利地区发展最快，商业繁荣加上文艺复兴，是经济和文化中心。然后，紧靠意大利的法国和德意志也随之崛起。宗教改革最先萌发于德意志，然后是法国。

　　在中世纪，各国国王的领土关系非常复杂，并没有一个很清晰的国家版图。封建领主在选择向哪个国王效忠这个问题上有很大的自主权，各国王室名义上的统治范围会随时根据婚姻、血缘关系等方面的变化而变化。由于国王实权不大，教会和封建领主才是真正的统治者，这种名义领土的变化一般不会引发严重的冲突。但是等国王权力加强以后，情况就不一样，王权范围必须说清楚，不能含糊，也不能变来变去。

　　1337年，十字军东征结束后四十六年，从封建制向君主专制体制转型中的法国同英国发生战争。这场战争的本质，是新兴的法国王权需要明确法国的主权界限，把一些在法兰西土地上的英国王室领地夺回来。

　　战争断断续续进行了长达116年，史称“英法百年战争”，是世界持续时间最长的战争。战争前期，英国人用长弓对付法国的骑兵，占据了优势。但到了后期，法国人用从东方学过来的新型火炮对阵英国长弓，反败为胜，把英国王室在欧洲大陆上控制封建领地全部抢走。这场战争奠定了法兰西民族国家的版图、形成了法兰西民族意识，在这场战争最艰难的阶段，出现了一位抗击英军的女英雄贞德，她也就以“圣女贞德”的名字成为了法兰西民族精神的象征。

　　英国在战败后失去了欧洲大陆的一切领土，这才正儿八经的成了一个岛国。后来的历史证明，这对它而言反倒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它从此可以专注于发展海军力量而无需再顾及陆军，在海权时代来临的时候，成了最大的受益者。

　　1485年8月，在法国长大的英国王室后裔——亨利·都铎在法国国王查理八世的支持下，率军队登陆英格兰，杀掉英国国王，夺取了王位，建立了都铎王朝。都铎王朝拒绝承认《大宪章》，转而开始学习法国，建立专制王权，完善法律体系，集中国家力量参与大航海时代的殖民掠夺和商业活动。英国这才走上了崛起之路。

　　1534年，都铎王朝也学习德国和法国开始搞宗教改革，最终废除了天主教在英国的统治地位，建立了英国国教，由国王兼任国教最高领袖。英国完全脱离了罗马教廷的控制，成为一个新教国家，专制王权达到顶峰。

　　这段时期也是大航海时代的第一阶段，西班牙是海上之王，并凭借殖民带来的财富成为欧洲之王。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提出“普遍帝国”的构想，想要统一欧洲。他支持法国的天主教徒反对宗教改革，派兵入侵法国并击败了法军，还一度占领了巴黎。对英国，菲利普二世更异想天开，向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求婚，想通过婚姻关系成为英国国王。

　　为了对抗西班牙咄咄逼人的攻势，英国和法国抛弃了百年战争的恩怨，联合起来。

　　英法两国实力不如西班牙，但很快就发现了西班牙的命门——尼德兰。

　　西班牙人当时除了会在南美洲开矿，做贸易也很厉害。但贸易主要是它的北方领土——尼德兰地区在搞。尼德兰这个地方，也就是今天的荷兰和比利时所在地，位于法国北部、面向英吉利海峡。它拥有非常优良的海港——阿姆斯特丹，这里是欧洲第一大河莱茵河的入海口，欧洲大陆面向大西洋的最佳港口。意大利衰落、大航海活动兴起之后，尼德兰就成了全欧洲最繁荣的地区，既是商业贸易中心，又是造船业中心，其每年的造船量是英国和法国加起来的两倍。

　　尼德兰跟西班牙本土中间隔着一个法国，也是中世纪乱七八糟的王室婚姻血缘关系搞出来的王权飞地。受到德意志和法国宗教改革的影响，尼德兰人也搞了宗教改革，不再服从罗马天主教。西班牙是天主教从伊斯兰教手里夺回来的地盘，为了推动本土的去伊斯兰化，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不断使用宗教裁判所来收拾异教徒。菲利普二世拿出对付伊斯兰的手段，在尼德兰也开了宗教裁判所，大力屠杀新教教徒。这就激起了尼德兰人的强烈不满。而且尼德兰是西班牙的经济最发达地区，每年交的税最多，商人们早就想独立。在英法两国的煽风点火之下，尼德兰在1566年爆发了独立革命，其北方行省宣布建立联省共和国，也就是后来的荷兰，与西班牙派来的军队展开激战。

　　图：尼德兰地区（深色部分）在欧洲的位置示意图

　　革命爆发以后，英法两国积极参与。英国与荷兰组成联合舰队在海上与西班牙开战，法国也招募荷兰人参加法军，在陆地上与西班牙开打。在失去了最重要的港口和造船基地以后，再加上英法两国的海陆夹攻，西班牙最终无力回天。1588年，英国海军击败了西班牙最引以为傲的“无敌舰队”；1594年，法国军队收复巴黎，将西班牙军队逐出了法国。此后，西班牙的战略局面急转直下，最终在1609年被迫承认了尼德兰独立。

　　失去了尼德兰的西班牙国力急速衰退，退出了欧洲争霸的行列。

　　在尼德兰革命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荷兰共和国成了大航海第二阶段的海上霸主。鼎盛时期的荷兰，拥有1.5万艘商船，商船吨位占当时欧洲总吨位的3/4。同时，其海军力量也十分强大，军舰数量比英国多一倍，比英国和法国加起来还多。他们组建东印度公司，在南亚迅速扩张，占领了一大批武装商站；又驱逐葡萄牙人，夺取了马六甲海峡的控制权，印尼建立殖民地，并开始进犯中国沿海，与明朝海军多次发生冲突；他们占领了南非好望角，修筑要塞、营建殖民地，遏制了欧洲通往印度和中国的要道。

　　——我们也可以想象，如果西班牙和荷兰始终是一个团结一致的国家，其力量之雄厚，英国是肯定没有机会在十八世纪崛起的。它再怎么搞圈地运动，搞资产阶级革命也没戏。

　　荷兰强大起来以后，英法两国又调转枪头，联合起来收拾荷兰。

　　在工业革命之前，从1651年到1674年，英国和荷兰总共打了三次大规模的海上争霸战争。每次都是英国主动挑起来的，第一次是禁止荷兰船队运输进口到英国的货物，第二次是抢占荷兰的海外殖民地，第三次是直接不宣而战偷袭荷兰海军。第一次荷兰海军没做好准备，战败，后面两次都击败了英国。但不论胜负，最后双方和议的结果都对英国有利。

　　荷兰不断的承认英国的贸易权力，不断把殖民地割让给英国。第二次英荷战争，英国人把荷兰人在北美位置最好的海港城市——新阿姆斯特丹给抢了，改名为新约克（New York），也就是今天的纽约。荷兰人也忍了，最后同意英国拿南美洲一块无关紧要的殖民地作为交换就完事儿了。

　　荷兰人如此好脾气的原因很简单：法国人总在荷兰背后捣乱。荷兰领土面积很小，缺乏战略纵深，无法组织一支强大的陆军与法国对抗。在保留海外殖民地和本土安全之间，荷兰人只能选择后者，通过向英国服软来换取他们向法国施压退兵。特别是第三次英荷战争期间，1672年，法王路易十四派遣12万大军进攻荷兰，占领荷兰大部分的国土（七个省有五个已基本沦陷），围攻其首都阿姆斯特丹。荷兰人面对亡国危机，被迫扒开拦海大堤，水淹阿姆斯特丹，以几乎自杀的方式赶走了法军。

　　荷兰是“低地国家”，其主要国土低于海平面，扒开拦海大提，几乎全国被淹，农田、房屋和基础设施基本就完蛋了，国力大损。虽然在海战中连战连捷，让英法海军损失惨重，避免了亡国的命运，但也从此退出了海上争霸的行列。

　　西班牙和荷兰退场以后，接下来就是英国和法国的终极对决了。

　　1754年至1763年，英法在美洲、非洲、亚洲等地的海域全面开战，史称“英法七年战争”，以区别于十四十五世纪的“英法百年战争”。

　　在战争开始的1756-1757年间，英国海军处于劣势，不断被数量少于自己的法国海军击败。

　　但情况很快发生逆转，那就是——法国人在地缘政治上最危险的敌人——德国崛起了。

　　当时德国还没有统一，但大航海的影响经过两百多年已经深入内地，普鲁士也开始分享海外贸易的收益，在武器现代化方面也干的不错。法国为了遏制普鲁士崛起，一直跟德意志范围内的第二大邦国——奥地利眉来眼去，不断干涉德意志内政，阻止德国统一。普鲁士对此意见很大，双方之间已经打过好几回仗了。这次，普鲁士又趁着英法交战的机会向法国挑战。

　　战争范围迅速扩大，奥地利加入了进来，德意志其它封国也联合起来对付普鲁士，俄罗斯对普鲁士宣战。衰落多年的西班牙也来凑热闹，它选择了站在法国这一边，在海上挑战英国，想要趁机恢复一下两百年前的荣光，不过很快就被打的落花流水，把占领了上百年的老殖民地——古巴也丢给了英国，羞耻的退出了战争。

　　这场战争中最惨的是普鲁士，它面临法国、奥地利和俄罗斯三面围攻，经过数年的战争，不断丧师失地，国力几乎耗竭。到最后，全国十四岁以上的男性全部参战，农村荒芜无人耕种，商人则由于没有交易而破产，依靠英国的援助勉强维持，崩溃近在旦夕。

　　最后关头，奇迹发生：1762年，俄罗斯伊丽莎白女皇病逝，她的侄儿彼得三世继位。

　　彼得三世的母亲来自俄罗斯皇族，但父系来自德意志贵族。他是俄罗斯著名的改革雄主彼得一世（也就是彼得大帝）的外孙，但并不在俄罗斯长大，而是跟随父亲在瑞典长大。

　　彼得大帝大力加强专制王权和中央集权，打击教会势力和封建贵族特权。他唯一的儿子彼得洛维奇被反改革派煽动，反对改革路线，意图谋反，失败后被囚禁而死——这跟汉武帝的情况很像，反动势力搞不定皇帝就想办法搞定继承人，古今中外都是一个套路。彼得大帝死后，没有儿子，后边的继位就乱掉了，改革派和封建贵族反复斗争，推举自己属意的皇帝。折腾了好几轮之后，彼得大帝的三女儿伊丽莎白依靠政变上台，算是把皇位坐稳了。伊丽莎白一辈子没结婚，没有孩子，但她决心让彼得大帝的后人继承皇位，而当时还在瑞典的彼得三世是彼得大帝唯一在世的男性后裔，就从瑞典接过来当皇储。

　　彼得三世连俄语都说不明白，对俄罗斯国家也没啥感情，但作为德意志贵族后裔，他对德国统一这件事情非常有感情，疯狂崇拜立志于统一德国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他一上台就跟普鲁士媾和，战争期间占领的普鲁士领土全部归还，然后宣布俄罗斯加入普鲁士一方作战。战争形势立刻倒转，奥法联军兵败如山倒。

　　彼得三世只在俄罗斯皇位上坐了半年，主要就是帮了普鲁士一把，然后就被忍无可忍的俄罗斯贵族们发动政变囚禁而死。政变后，俄罗斯退出了跟普鲁士的联盟。但战略局势已经无法改变，法国被迫向英国和普鲁士低头，将整个加拿大都割让给英国，从印度撤出，只保留5个市镇，并承认普鲁士占领的两个德意志封国合法，以此与英普达成了和议。

　　至此，通过多次反复合纵连横，英国战胜了欧洲大陆的主要竞争对手，其殖民地遍布北美、南美、非洲、南亚、东南亚等地，成为了全球殖民霸主，进入全盛时期，成就了“日不落帝国”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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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海权帝国

　　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的时间，最晚也是在1763年战胜法国之后——注意这个时间点，它是工业革命爆发之前十三年，当时英国人甚至连珍妮纺纱机都还没有发明出来。如果把它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作为崛起的起点，那么它就发生在工业革命之前两百年。英国称霸大半个地球背后的原因，跟工业革命是一毛钱关系都没有的。

　　不仅跟工业革命无关，跟自由贸易也无关。

　　1763年的时候，英国已经开始着手发展棉纺织业。为此，国会立法禁止国外的棉纺织产品进口到英国。1772年，一个叫布莱尔的人因为“将非法物资带入其住宅”而被定罪判刑，这里的“非法物资”其实就是印度棉布。1774年，英国议会规定，除了用于转口贸易的棉布以外，其它一切不是在英国生产的棉布都禁止在国内销售。[1]之前为了对付荷兰，还出台过《航海条例》，不准运往英国的货物用荷兰的商船。这些全都与自由贸易的精神背道而驰。

　　实际上，欧洲其它国家也差不多。从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的两三百年间，统治欧洲的经济思想是重商主义，也就是强调尽可能多的从外部获得金银等贵金属货币，把金银的拥有量当成国家强弱的标志。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不管是法国、荷兰、西班牙还是英国，都想尽一切办法减少进口并增加出口。对于凡是本国能生产的货物，一律不准进口或者动辄百分之好几百的高关税。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为了制止太多的白银流向中国，还出台过禁止本国商船往中国运输白银的法令。他们在全世界运输货物到处销售，恨不得打开每一个国家的市场，为此不惜采用武力和屠杀，唯独对自己网开一面，坚决不开放本国市场。

　　——可以肯定的说，西方国家近代的崛起，跟贸易有关，但跟自由贸易无关。

　　大航海时代，所有崛起的国家，没有一个允许自由贸易，没有一个制定的关税壁垒低于其亚非拉主要贸易伙伴。

　　英国能战胜欧洲其它竞争对手，主要是地缘上的因素。不管是西班牙、荷兰、法国，都是大陆国家，一半面向海洋一半面向陆地，无法用全部国家资源来发展海军，必须至少用一半的力量来用于陆地防卫。英国作为一个海岛型国家，可以全力发展海军，没有后顾之忧。这在以争夺海外殖民地为核心的争霸赛中，是关键性优势。它每一次重大胜利，都是跟对手背后的国家结盟而取得的：打西班牙和荷兰就联合法国，打法国就联合普鲁士。这样，英国在土地资源面积相对狭小、生产能力相对落后的情况下，仍然可以确保胜利，甚至在海战中战败之后也照样可以令对手低头。

　　英国在工业革命之前的崛起，本质上是海权的崛起，是海权对陆权的胜利。

　　我们在本书第一卷的开头，就讲了海权与陆权的区别。人类历史上的帝国或文明，可以根据控制模式的差异分为海权型和陆权型。

　　汉唐时代的中华帝国是典型的陆权型帝国：军队几乎全部是陆军，物资运输和政治经济控制也完全依靠陆地和陆地上的河流。这种帝国形态的特点就是随着陆地交通路线的扩张，不断扩展帝国边界，形成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其首都位于陆地的中心，周围由高山河流组合的地理屏障保卫，按“首都—郡治—县城—乡镇”的网络状格局一层一层往基层辐射，形成“中心-外围”的网状分布。

　　海权型帝国则与此完全不同。它以海军为主，政治经济控制方式以海洋航运为主。这种帝国的形态特点是：不形成一个大一统帝国，控制中心与外围地区之间是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关系。这是海路交通特点决定的：运量大、时间长。大运输量可以保证物资交流和军事征服，但无法满足日常行政的效率需求。像中国古代那样八百里加急或者五百里加急，由皇帝和中央政府垂直管理的模式无法实现。只能是充分授权，要么是委派军政大权一体的总督，要么就干脆维持一个傀儡政权。

　　在海权型帝国体系中，宗主国的首都一般都位于海岛或者大河与海洋的交汇处。那些殖民地的中心据点也是一样的特点。这些据点再依靠交通枢纽优势发展为中心城市，向内陆地区辐射其政治经济控制能力。整个帝国围绕海洋形成一个环状分布。帝国直接控制的地区几乎完全位于沿海，较少深入内陆，只通过沿海港口枢纽与内陆发生联系。

　　海权型帝国和陆权型帝国一个很直观的差异，就是帝国范围内的国家数量。陆权型帝国基本上就是一个国家，而海权型帝国看上去有很多的独立半独立国家。研究陆权型帝国相对比较简单，就研究这一个国家就可以了，大差不差，国家边界和经济分工体系的范围基本重合；而研究海权型帝国则不一样，必须超越国家的范围，在其整个经济分工体系中去研究问题，不然一定出现严重的偏见。作为控制中心的“宗主国”，在陆权型文明的标准来看，它不是一个完整的国家，而是更接近于陆权型帝国的“首都”。理解西方近代崛起，只盯着欧洲国家内部那点儿事，就如同我们今天本来想研究中国，但却光盯着北京和上海，就会发现“中国”人均学历之高、生活之富裕、医疗条件之好、建设密度之强、高科技产业和高端服务业之发达，早就超英赶美了。如果再把北京上海的政策，当成中国崛起的经验向全世界推广，那就更要犯方向性错误。

　　古代中国一直是一个典型的陆权型国家和文明。受此影响，中国人看待其它国家和文明的时候，也习惯性的以陆权型思维去分析，特别是喜欢就一个国家论一个国家，而不是把海权型帝国控制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放进来一块儿看。这是我们不能正确理解西方近代文明成就的一大根源。

表：海权型与陆权型帝国（文明）差异

	海权型	陆权型
控制网络	宗主国-沿海据点-内陆	首都-郡县-乡镇
空间形态	环形，外陆内海	圆形，外海内陆
国家形态	宗主国-殖民地-半独立国	单一国家
中心国产业结构	军工、金融、商贸	全产业体系
政治经济中心城市位置	海岛或大河入海口	内陆中央地带
代表国家	古希腊、威尼斯共和国、大英帝国	中华帝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土耳其等

　　西方历史上，比较典型的海权型帝国主要有三个。

　　第一个是上古的希腊诸国，也即古希腊；第二个是中世纪的威尼斯共和国；第三个就是近代英国人建立的“日不落帝国”。

　　古希腊出现在大约公元前800年左右。这是西方近代理性文明的源头之一。[2]

　　古希腊位于地中海东北部、欧洲的东南部，其控制中枢是阿提卡半岛的雅典。这是一个很小的城邦国家，主要依靠发达的航运业，在地中海——主要是爱琴海——周边建立了一圈殖民地。

　　从地图上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典型的环状帝国（文明）结构。

　　地图上的边界只是它的直接殖民控制边界，而不是经济边界。它占领的都是海岸陆地，其中主要是近海的港口城邦——比如特洛伊，其控制范围是据点式的。通过控制沿海枢纽据点，其经济控制力可以深入内陆，从内陆地区攫取农业资源。所以雅典这么大个小城邦，尽管它的直接领土要种粮食养活自己都困难，但却发展起来了高度的文明。其生存资源和财富完全依仗海外殖民港口以及它所辐射的内陆地区。其城邦居民几乎不从事农业手工业等生产性行业，主要就是造船、商业。还养活了一大批贵族学者，天天就研究天文地理、人生哲学等等。这让它的数学和哲学高度发达，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都诞生于此。

　　雅典共和国本质上不是一个国家，而是环地中海文明的首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古希腊文明并非是雅典人所创造的文明，而是集合了古埃及和两河流域古文明成果，在环地中海劳动人民的共同供养下，所形成的次生文明。雅典及其周边城邦在环爱琴海建立殖民地，大搞农业种植园，并贩卖奴隶。雅典的城邦公民们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奴隶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他们中很多人看起来不过是普遍老百姓，但本质上是整个环爱琴海帝国的贵族阶层和奴隶主阶层的一员。亚里士多德和他的学生们悠闲研究学术的奢侈生活方式，也是建立在奴隶制和不平等贸易基础上的。

　　雅典人依靠先进的科技，在海上基本上没有对手。但它有一个命门，就是陆地防御。北方的野蛮民族马其顿人在公元前四世纪左右崛起，征服了雅典。古希腊文明因此灭亡。

　　威尼斯共和国的情况我们在前面提到过。威尼斯就是一个小岛，面积只有约400平方公里，比北京市海淀区的面积还要小一些，是香港面积的三分之一，海南岛面积的九十分之一，岛上有五六万居民，鼎盛的时候有15万左右。在中国就是一个县城的规模。岛上大部分青壮年男子都是水手。金融和航运是威尼斯的主要产业，世界上第一家商业股份制银行就在这里诞生。

　　威尼斯是作为东罗马帝国在西欧的贸易据点发展起来的。独立建国以后，又赶上十字军东征的东风，进一步兴旺发达，依靠第四次十字军的帮助和自己的海军，征服了地中海北部沿海的一些地方，还向意大利内陆扩张，获得了一些地盘，成了当时欧洲的经济文化中心。中东和埃及等地的物产，通过这里卖向全欧洲。十字军东征以后从东方传过来的先进科技文化，很多都是通过威尼斯商人们组织学者研究消化，然后再传向欧洲的。威尼斯可以说是古希腊文明的衣钵传人，各方面都跟雅典共和国像极了。

　　鼎盛时期的威尼斯版图如上图深色部分所示，就是沿海分布的一些零零散散的殖民地和贸易据点。从普通人的习惯思维来看，一个国家怎么可能长这样？鸡零狗碎的，不是开玩笑嘛？然而它真的长这样，而且存在了超过一千年，政府、军队、法院、税收体系，无不具备，是人类迄今为止唯一一个存在超过一千年的共和国。它诞生于687年，当时中国还在唐朝太后武则天的统治之下，直到1797年，也就是清嘉庆二年，乾隆去世之前三年，才被拿破仑征服，宣告亡国。

　　——跟威尼斯同时存在的另一个海权国是热那亚共和国，也在意大利，情况跟威尼斯差不多，也是沿海占领一大堆殖民据点。后来跟威尼斯在海上争霸，打了很多的海战，最后被威尼斯击败衰落了。在1298年的一次海战中，有个威尼斯海军士兵被热那亚方面俘虏，给关了起来。他在监狱里无事可做，根据自己从中东商人那里听来的一些故事，写了一本书，编造自己亲自去中国游历并在元朝做官的经历，叫《马可·波罗游记》，里边大力吹嘘中国元朝的繁荣昌盛。出版以后在欧洲引起轰动，成为了欧洲人开辟大洋航线寻找中国的巨大动力。发现美洲新大陆的哥伦布就是这本书的狂热爱好者。

　　威尼斯虽然本土面积极小，但对欧洲文明乃至人类文明贡献很大。其一千年的存在绝非偏安一隅苟且偷生换来的，威尼斯人跟奥斯曼土耳其打了一百多年的海战，为捍卫基督教文明立下过汗马功劳。东方文明西传的中转站、点燃文艺复兴之火的导火索、现代银行业的发源地、专利权制度的发源地等等，这些称号都可以归属于威尼斯共和国。

　　威尼斯的衰落跟雅典不一样。雅典在一个半岛上，有陆地进攻路线。威尼斯是一个海岛，没有陆地进攻路线，海军足以保卫其安全。它的衰落是因为位于大陆的外围殖民地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一点一点吃掉了。没有外围殖民地的生产支撑，它的金融和海上贸易就是空中楼阁，迅速崩溃。

　　理解了雅典和威尼斯，我们再来理解工业革命前的大英帝国甚至整个欧洲殖民强国集团，就比较容易了。它就是加大号的雅典和威尼斯。

　　上图深色部分是英法七年战争之后、美国独立战争和工业革命之前的英国殖民版图，英国本土在这个版图中面积和人口都微不足道。整个帝国环大西洋和环印度洋分布，英格兰岛看起来就像是帝国的首都。

　　基于海权建立起来的帝国也就一贯是长这个样子。中心地区基本不搞生产，只负责军事控制和经济金融控制，在外围殖民地搞种植园、贩卖奴隶、开工场……都是从雅典时代起就形成的模式。

　　由于宗主国人数比较少，能从数十倍乃至数百倍的人口和土地中榨取财富，宗主国的人民生活水平就会显著高于外围殖民地。这些人民只从宗主国一国的视角来看只是普通老百姓，但从整个殖民帝国的视角来看，他们还带有贵族和奴隶主的属性。

　　在宗主国内部，精英阶层对普通公民是比较慷慨的，随便漏一点残渣剩饭就够他们过上高于殖民帝国平均水平的生活了。这些财富向下溢出的方式，主要通过宗主国高昂的物价和服务业价格来实现。宗主国对外树立起很高的贸易壁垒，保护本国的农业和手工业。至于服务业壁垒，则通过禁止价格低廉的外来移民的方式实现。宗主国的物价水平很高，人力成本更高。这样，他们的农民、工人、餐厅服务员等等就可以从富有阶层的消费和投资中获得较好的收入。这也可以理解为富有阶层的一种“赎买”形式：花钱买平安，避免底层暴动。而殖民地人民，因为有海洋相隔，无关宗主国的治安，则无权享有这种福利待遇。

　　物价只是财富在宗主国内部再分配的一种形式。还有高福利制度，高质量的教育和医疗水平等等。人民受教育程度会因此得到提高，这会进一步强化其经济竞争力。

　　在政治上，情况类似。宗主国人民的权利保护也会大大好于殖民地。由于生存资源的分配没有那么极端，政府的专制权力就没那么重要了。政治权利会走向分权化和民主化，大家争的不是一个你死我活的问题，而是一个钱多钱少的问题，而且分的还是别人的钱，那么就可以坐下来好好商量，没必要打打杀杀了。这样，专制君主的重要性就没那么高，毕竟大家都是贵族嘛。贵族共和是一种很适合海权帝国体系中的宗主国的政体。但是，如果有人认为这种政体是普世价值，被殖民被奴役的国家也适用那就错了。殖民地的生存资源争夺太激烈了，还要通过殖民体系往宗主国供奉剩余财富，资源分配在这些地区就是一个你死我活的关系。一旦过度民主化，战乱和分裂就不可避免。

　　就整治体制而言，雅典是奴隶主们的民主共和，威尼斯是商人贵族们的民主共和。这两个海权帝国实际控制范围巨大，但只有城邦中的几万人可以享受民主共和这种“政治奢侈品”。雅典的体制现在说不太细了，好多东西真假难辨。但威尼斯是有可靠史料记载的，其政权控制在几个大的商业贵族家族手中。当时有一本公开发布的“黄金簿”，只有记录在黄金簿里边的几个贵族家族成员才有被选举成为高级官员的权利。这几大商业贵族家族彼此争权夺利，但大家的财富其实都是从海外抢来的，足以保证彼此生活富裕，没必要在本土动刀动枪搞再分配，就搞个共和体制出来轮流坐庄，几大家族各自掏一点钱出来养活一个政府，维护一下本土的治安，提供一些必要的公共服务就可以了。这就是海权帝国民主共和体制形成的根源与实质。

　　古代陆权帝国则无法“享受”贵族共和，因为它的政治边界和经济分工的边界是基本重合的。陆地交通条件下，商业物资的运输、军队的派遣、行政命令的传达，在成本和时间效率方面基本一致。首都地区和核心经济区没有海洋保护，周边地区如果有一个独立政权，随时可能打过来。也就是宋太祖所说的“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边远落后地区的农民起义，一旦成了气候，也很容易威胁首都和经济中心区。这种情况下，陆权帝国要长治久安，用“宗主国-殖民地”的模式就不可能，必须把落后地区也一起纳入直接管理范围。在管理范围内，高中低端的产业都有，不管是军工金融，还是农业手工业，都要大而全，形成完整的产业体系。至于外围的未征服地区，则不管是贸易国还是朝贡国，对帝国的经济影响几乎可以忽略。

　　把全产业和全阶层都纳入一个国家体制内管理之后，要维持首都地区过度的富裕和政治特权就很困难，必须照顾偏远落后地区和底层人民的基本利益。也就是说必须把帝国作为一个整体来通盘考虑分配问题。在整个帝国范围内，生产分配一体化，接近于零和博弈，生存资源的竞争就高度激烈，一不小心就是革命或战乱。这就只能立一个专制君主起来，树立一个绝对权威，遏制贵族阶层的欲望，在全国范围内分配资源和财富，控制阶层差异和地区差异，以保证社会稳定。

　　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也是一样。海权宗主国有海洋保护，不太容易遭遇外敌入侵，专制君主的作用也就没那么重要。陆权帝国外围基本都是野蛮民族环绕，游牧民族的骑兵随时可能入侵，酿成亡国灭种的巨祸。绝对君权就显得至关重要。

　　因此，单独拿海权宗主国和陆权帝国来比较是不合理的。在相似的技术水平条件下，海权宗主国的人民富裕程度、人身权利和私有财产受保护程度以及政治发言权，都必然高于陆权帝国。威尼斯鼎盛时期人口也就十五万人左右，用整个环地中海地区的财富去供养他们，外围殖民地的人民就只能当奴隶。而中华帝国鼎盛时期的明末，人口四个亿，人均生活水平若与威尼斯的十五万人比，应该是不如的，但如果与整个环地中海地区平均水平比，则远远超过。如果从中华帝国挑选出百分之一的富裕阶层跟威尼斯的十几万人比，同样要远远过之。

　　即使在清朝，中国文明严重衰落、中国社会高度贫苦的时刻，英国使团眼中的清帝国人民生活，那也只是拿处在殖民帝国金字塔最顶尖的英国人来比才相形见绌。比如，张宏杰就在《饥饿的盛世》中举例说：

　　“18世纪工业革命前期，英国汉普郡农场的一个普通雇工一日三餐的食谱如下：早餐是牛奶、面包和前一天剩下的咸猪肉；午饭是面包、奶酪、少量的啤酒、腌猪肉、马铃薯、白菜或萝卜；晚饭是面包和奶酪。星期天还可以吃上鲜猪肉。

　　工业革命后，英国人的生活更是蒸蒸日上。1808年，英国普通农民家庭的消费清单上还要加上2.3加仑脱脂牛奶、1磅奶酪、17品脱淡啤酒、黄油和糖各半磅，还有1英两茶。

　　……乾隆时代，民众吃糠咽菜的记载比比皆是。

　　据《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农民卷》介绍，普通英国农户一年消费后，可剩余11镑，约合33-44两白银。而一个中等中国农户一年全部收入不过32两白银，而年支出为35两，也就是说，辛苦一年，还要负债3两，才能过活。所以一旦遇到饥荒，普通人家会立刻破产，卖儿卖女的情况十分普遍。”

　　是的，当时英国的农夫比中国的农民生活得好，英国城市居民比中国的城市平民生活的好，确实如此。但他们统治下的殖民地人民生活水平，则比清朝更糟糕。

　　在英国使团鄙视中国人处于半野蛮状态的同一时间，英国等欧洲殖民者正在非洲发动“猎奴战争”，用暴力将大批黑人从非洲贩运到美洲去当奴隶。据统计，平均每运到美洲一个黑奴，被会有十个黑人被猎杀或者死于长途贩运。四百年间，有一千万黑奴被运往美洲，非洲因此损失一亿人口。当时的中国底层人民生活再悲惨，也远远好于那些黑人。

　　实际上，就在英国使团出使中国之前二十三年，英国统治的印度孟加拉地区就出现了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饥荒。而饥荒爆发的主要原因，就是英国人从莫卧儿帝国手中夺去了孟加拉地区的控制权以后，在这里强制减少粮食的种植，改为种植蓝靛、罂粟等作物，蓝靛是用于染料加工纺织品的，罂粟则是用来加工成鸦片向中国出口的，都是服务业英国全球殖民贸易体系的。1768年，孟加拉地区出现粮食歉收，1769年又遭遇旱灾。气候变化影响农业收成在古代原本是很常见的，但由于粮食种植面积已经被极度压缩，到了只够生存的极限，当大面积歉和灾害收出现的时候，就不可避免的要大面积饿死人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完全不顾孟加拉人的死活，当他们发现人口减少带来税收降低之后，甚至进一步将农业税收从50%提高到了60%，也确保公司上交给英国财政部的钱不至于减少。实际上，在大饥荒的这几年，东印度公司的收入一直都是在上升的。从1769年到1773年，孟加拉地区有一千万人死于饥荒。

　　所以，英国农夫和城市居民相对中国人更为富裕悠闲的生活，主要不是它有什么民主共和制度，而是包括那一亿黑人和一千万孟加拉人在内的广大殖民地人民的生命和血汗的贡献。英国当时全国人口也就是六百万人，英国在海外殖民地所奴役的人口至少有一个亿，也即至少是每十五个被奴役人口供养一个英国人，他们的生活当然过的不错。当马格尔尼的得意洋洋的声称英国正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的时候，英国统治下的殖民地人民正在饥荒和死亡中挣扎。

　　中国当时有三亿多人，比英国所有殖民地人口加起来还要多，只有把英国的所有殖民地和宗主国加起来才能构成一个跟中国同等规模的全阶层全产业链的完整生产和分配体系。

　　中国也有外围属国，但经济社会运行不受与属国的贸易关系影响。外围属国主要是国家安全作用，中央帝国不仅不压榨其财富，还得给他们不少补贴，以免生事。而宗主国离开殖民地，其经济系统就会立刻瘫痪。所以，要搞中英对比，那就得用整个大英帝国殖民系统来跟中国比才合理。

　　在中国，一个四五口之家，如果还能再雇佣十五个劳动力（每个劳动力背后也有三四个家人，这样算下来正好一比十五）给自己干活的人，那就是地主富农；如果扩大一点范围，雇佣四五个七八个劳动力的也算，至少也是中农。如果把占中国人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贫农和城市底层人民刨出去以后，专门拿中农以上的中国人跟英国人比平均生活水平，清王朝也未必就会输。

　　中国人民从来都是自己养活自己，从来没有依靠海外殖民掠夺发家致富。

　　[1]《棉花帝国》，50页。

　　[2]如前所述，它被灭亡以后其文献资料在欧洲消失了上千年。十字军东征以后，被西欧学者从阿拉伯典籍中从新发掘了出来。发掘过程中肯定有不少弄虚作假、夸大其词的地方，但有关希腊文明的大体情况应还是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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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工业革命

　　海权文明的发展模式，可以总结成一句话：“不顾死活谋发展，集中力量办大事”——不顾殖民地绝大多数人民的死活，将他们创造的财富集中起来，供宗主国一小撮人发展更高层级的文明。

　　海权宗主国发达的根子建立在对外掠夺的基础上。但它同蒙古、满洲这种野蛮民族的侵掠又有根本性的不同。跨越海洋的殖民，必须以较高的科技水平为基础，靠成吉思汗或者努尔哈赤这种天才的军事组织者来完成野蛮民族对发达地区的“逆袭”是做不到的。由于宗主国在文明程度上高于殖民地，掠夺而来的财富，就不会被简单的消耗，而是在奢侈享乐、铺张浪费之余，还有很大一部分被投入到教育与科学事业中去，将文明推到一个超越当前平均社会发育和技术发展水平的新高度，形成一个“创新孤岛”。

　　古希腊的科学和哲学理论发育程度之高，在那个时代是冠绝全球的。中华文明在整体上高于古希腊，但在科学和哲学的前沿理论方面仍然有所不如。古希腊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发育出来了基于抽象思维的科学理论体系，这是中华文明长期以来没有内生形成的。

　　这套科学体系有两大柱石，一是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将几何元素抽象为符号，然后采用通过“公理推出定理，从定理得出推论”的模式，构建一个完整而内洽的抽象科学理论体系。我们中学所学的几何和数学课本，都是按照这个框架来编写的。

　　第二是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它是研究思维形式及其规律的科学，可以让思维推理过程变得高度严谨。

　　这两个东西是一切科学研究的基石。

　　中国古代科技虽然发达，几何学和逻辑学的很多亮点都出现过，但遗憾的是始终没有发育出这么一个完整的“公理-定理”和逻辑学体系出来。这是一大遗憾，也是我们必须承认的相对于西方文明的一大弱点。古希腊文明有被近代西方人夸大的地方，但这两个创造的存在毋庸置疑。

　　科学体系在古希腊出现，除了海权掠夺的财富被用来供养一大批无所事事的“闲人”以外，可能也跟海洋航行自身的特征有关系——海洋和沙漠一样，都是十分单调的自然环境，有利于抽象思维。还有就是，海战与陆地战争相比，对几何和数学计算等科学知识有更高要求。总体而言，海权文明可能确实更有利于基于抽象思维的科学体系的产生和发展。

　　古希腊在科学和逻辑学方面的“单兵突进”并未能开花结果，转变成高效的生产能力。其主要生产基地在海外殖民地，而科学研究中心在雅典。在那个时候，生产与科研要想跨越海洋的结合起来几乎不可能，“创新孤岛”效应明显。而且，古希腊的学者们也非常乐于脱离现实，追求“学以致知”而非“学以致用”，将科学和哲学研究当成纯粹贵族化的精神娱乐，并不在意这些成果能否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这种脱离实际的态度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中国古代的大多数技术改进都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生产效率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农业、手工业、冶金业发达程度领先西方的时间持续数千年。但由于缺乏脱离实践的纯科学思维支持，生产技术的改进始终未能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突破，手工业无法跃升成为近代工业，也就为中国近现代的落后埋下了伏笔。

　　由于未能将先进的科学转变为物质财富的生产，古希腊文明也就未能进一步发展壮大。在被马其顿征服后彻底消亡，只留下一些文献材料流传下来。

　　十字军东征以后，威尼斯人成为了古希腊文明向欧洲传播的中介。富有的威尼斯商人资助了大量有关科学、艺术和哲学的研究，成果斐然，点燃了文艺复兴之火。但威尼斯面积比希腊诸共和国的面积还要小，也未能实现将抽象科学方面的成就向生产实践转化。

　　又过了几百年，等希腊文明之火传递到第三代海权帝国——英国的时候，抽象科学与生产的结合终于发生，引爆了彻底改变人类社会面貌的工业革命。

　　在从威尼斯向英国传播的过程中，欧洲大陆也是一个中转站。欧洲大陆有广阔的生产空间，与英国具有相同的文化背景和历史传统，涌现出伽利略、笛卡尔、莱布尼茨等顶级数学与科学大师，农业和手工业规模也都比英国大，却依旧未能率先突破工业革命的临界点。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战争。

　　自从专制王权兴起以后，欧洲大陆上就烽火不断。以下是大航海时代开启以后，欧洲大陆的主要战争：

	持续时间	战争发动方	应战方	战争缘由
意大利战争	四十五年（1494-1559）	法国、教皇国、神圣罗马帝国、西班牙	那不勒斯王国、威尼斯共和国、奥地利、英格兰	奥地利哈布斯堡王室与法国瓦卢瓦王室为争夺欧洲（主要是意大利）的霸权
尼德兰独立战争	四十三年（1566-1609）	西班牙	尼德兰共和国、英国、法国	尼德兰独立（见前文“合纵连横”），英法与西班牙争霸
三十年战争	三十年（1618-1648）	西班牙、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并得到罗马教皇和德意志天主教诸侯以及波兰立陶宛王国的支持	法国、瑞典、丹麦、荷兰、英国、俄罗斯，并得到德意志新教诸侯和波希米亚、特兰西瓦尼亚支持	由神圣罗马帝国的内战演变而成的一次大规模的欧洲国家混战，欧洲几乎所有国家都卷入战争，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全欧洲大战。
遗产战争	一年（1667-1668）	法国	西班牙、荷兰、英国、瑞典	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王后是西班牙国王腓力四世之长女，1665年腓力死后，路易要求继承西属尼德兰的遗产，引发战争
法荷战争	六年（1672—1678）	法国、英国	荷兰	英法联合打击荷兰霸权的战争中的陆战部分（见前文“合纵连横”）
奥格斯堡同盟战争	九年（1688-1697）	法国	荷兰、神圣罗马帝国、瑞典、英国等	路易十四挑起的又一次欧洲争霸战争，又称“大同盟战争”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	十三年（1700-1713）	英国、奥地利、荷兰、葡萄牙、普鲁士等	法国、西班牙	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绝嗣，王位空缺，法国波旁王朝与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争夺西班牙王位
大北方战争	二十一年（1700-1721）	俄罗斯	瑞典	俄罗斯为夺取波罗的海的出海口及与瑞典争霸的战争
四国同盟战争	两年（1718-1720）	英国、荷兰、法国、奥地利	西班牙	英国、荷兰、法国、奥地利反对西班牙收复意大利发动的战争
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	四年（1740-1748）	普鲁士、法国、西班牙等	奥地利、英国、俄罗斯等	围绕奥地利王位继承权而展开的欧洲争霸战争
英法七年战争	七年（1756-1763）	英国、普鲁士	法国、荷兰、俄罗斯	英法争霸（见前文“合纵连横”）

　　欧洲整个17世纪、直至18世纪中期一直在打仗。有学者做过统计，整个17世纪欧洲大约只有3年没有大的战争，前50年中有1年没有战争。后50年有2年没有战争。

　　这些战争大多十分惨烈。在三十年战争之前，交战各方都喜欢用雇佣军。雇佣军不是本国公民，谁出钱就为谁作战，纪律极差，一路烧杀抢掠，对经济破坏巨大。三十年战争中，战前德国人口1600-1700万，战后降至1000-1100万，人口损失五六百万之巨，比例高达30%。

　　也有死人不那么多的战争，比如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虽然打了四年，但大规模交战只有两次。因为这段时期欧洲军事思想流行“消耗战”——不追求正规军正面硬碰硬，转而追求用军队彻底毁灭对方的后勤保障基础来取得胜利。军队之间不直接开打，比拼谁更能毁灭对方的农业、手工业和交通系统。

　　不管哪种模式，长期战争对欧洲大陆都是灾难。法国的首都被西班牙占领过，荷兰的首都被法国围攻过，还自己放海水把全国淹了一遍。各国本土都曾经多次大面积的沦为外敌入侵的战场焦土。这种“内线作战”的战争模式对欧洲大陆的经济体系是高度破坏性的。

　　战争有力的推动了欧洲与军事相关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武器水平不断升级，新式的望远镜、火枪、火炮等不断被发明和改进。但这些科技进步始终没有得到转化成为工业生产力的时间窗口。

　　在这数百年的大混战中，只有英国做到了独善其身。英吉利海峡保护了它。从英法百年战争结束，一直到工业革命爆发，三百年的时间里，其本土没有被任何外敌入侵。即使它在百年战争中是战败的一方，但主要的战场都在法国。一百年的仗打下来，法国人口损失近半，英国则没有什么损失。此后，英国不断卷入欧洲战争和海上霸权争夺，但开战的地方不是海上就是别人国家，英国始终保持着“外线作战”的优势，自身农业和手工业体系一直保持完好。

　　在来自东方的科学技术和理性哲学逐步往西传播的过程中，英国位于“阿拉伯→威尼斯→意大利半岛→欧洲大陆→英伦三岛”这个传播链条的最末端，受到影响的时间最晚、变革起步最慢。但长久的本土和平使其科技水平和生产能力后来居上，特别是以纺织业为核心的手工业长期积累进步没有中断，这就为科学理论最终转化为工业革命创造了极好的条件。

　　在1642年到1648年期间，英国内部发生了革命。但内战对经济的伤害远远小于外敌入侵。国王的军队和革命者的军队主要是战场厮杀，劫掠和屠杀行为较少发生，双方通过几次大的战役决出胜负，革命军处决了国王，建立共和政体，统治阶层内部换上新鲜血液，国家体制效率活力增强，战争就结束了。

　　——英国革命的时间和明末农民革命的时间几乎完全一样。但英国有英吉利海峡保护，革命战争没有给外敌入侵带来可乘之机，政权更迭平稳顺利，科技与手工业创新没有中断。而明朝没有海峡可以用，受东林党内斗的影响，长城防线未能阻挡北方蛮族入侵，革命成果被满清入关破坏，科技进步与手工业创新体系因此毁灭。1650年，也就是英国革命军领袖克伦威尔就任护国公，宣告革命成功结束的这一年，清军正在广州搞大屠杀，杀光了广州城内的七十万居民，将这个连接东西方贸易网络的中心节点城市变成了一座空城和废墟。

　　中国被摧毁了，印度被征服了，奥斯曼土耳其被海洋航线绕开了，欧洲大陆一片战火。所有的这些好运气加起来，在航海技术的进步将人类带入全球大分工时代后，英国人率先拿到了进入工业时代的入场券。

　　1776年，英国人瓦特发明了改良蒸汽机，让通过燃煤获得的蒸汽动力可以用于包括纺织工业在内的许多普通轻重工业领域。这是人类生产方式的革命性变化，正式拉开了工业革命的序幕。

　　蒸汽机是近代科学理论与实验的产物，它不是直接从产业实践中产生的。蒸汽机的发明历史，几乎就是一部欧洲近代科学发展史。

　　蒸汽机的基本原理我们先介绍一下，就是往一个带活塞的容器里边注入蒸汽，推动活塞往外运动，然后再让蒸汽冷却下来，蒸汽遇冷就凝结成水，器皿里边就会出现真空，压力急剧下降，器皿外部的大气压力就会把活塞再压回来。然后再注入蒸汽，再冷却……这样循环，活塞就会不停的前后运动。在活塞上连根杆，就可以输出动力，推动或者拉动别的机器运动了。

　　蒸汽机的发明有三大关键。第一，要理解真空和大气压力的关系，这是物理学和数学要解决的问题；第二，要能做出来可以反复推动的活塞装置，摩擦力要小但又不能漏气，这是材料学要解决的问题；第三，要把整个过程做成一个可以长期反复使用的机械，这是机械工程学要解决的问题。

　　威尼斯人把十字军东征带回来的阿拉伯书籍翻译到欧洲以后，开始逐渐对欧洲在科学和宗教方面产生影响。但是，这种影响的速度相当慢。主要原因是缺乏高效的传播媒介。欧洲最早的造纸厂出现在西班牙，是阿拉伯人搞的，十字军收复西班牙以后，造纸术开始在欧洲传开了。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欧洲没有印刷术，书籍传播只能依靠手抄。由于传抄成本高昂，只有教会和王室高级人员才能接触到。阿拉伯典籍首先影响的是宗教和王权，科技方面的影响还很小。

　　一直到十五世纪中叶，1455年，德国人古登堡受到中国印刷术的启发，发明了适合字母文字的活字印刷术。古登堡的妻子来自威尼斯的孔塔里尼家族，这是记录在威尼斯共和国“黄金簿”上的高级贵族。通过这层关系，古登堡了解到了东方的印刷术，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改进。这个改进相当大，远远超过了中国古代印刷术的最高水平。总体来看，东方印刷术对古登堡只起到了启发作用，大部分技术都是古登堡独立发明的。古登堡也因此成为现代印刷术的创始人。

　　造纸术和活字印刷术结合，又经过近百年的发展，阿拉伯典籍才开始大规模影响欧洲的科学发展。1564年，伽利略出生于意大利一个破落贵族家庭，1575年随全家迁居佛罗伦萨，进入修道院学习。1581年，他进入比萨大学（就是著名的比萨斜塔所在地方）学习。

　　比萨拥有优良的海港，也是意大利历史上四大海权共和国之一，与威尼斯、热那亚并列。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时候曾经派出过120艘船舰组成的舰队参与，也顺便在沿途建了一些殖民地。但衰落的比较早，十三世纪的时候就被热那亚给打垮了。十五世纪的时候，依靠纺织业发展起来的意大利中部城邦佛罗伦萨从陆地上征服了比萨，利用比萨的海港和海军建立了新的海权殖民体系，佛罗伦萨也就成了意大利历史上第四个海权共和国。比萨的科学与理性氛围浓厚，比萨大学收藏的阿拉伯典籍也很多。

　　在比萨大学读书的这段时间，伽利略接触到了古希腊科学文献，然后就疯狂的沉迷其中不可自拔，最终成为名垂千古的大科学家，在物理学、数学、天文学方面都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有很多发明，包括望远镜、温度计等等。他最有名的理论著作是《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话与数学证明对话集》。这里边的“两门新科学”是指的材料学和动力学，正是蒸汽机发明的两大最重要科学基础。

　　伽利略有个学生叫卡斯特利，毕业以后去了罗马大学。1627年，卡斯特利招了一个学生兼助手叫托里拆利。托里拆利在卡斯特利的指导下，深入研究伽利略的《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话与数学证明对话集》，随后写出了《论重物的运动》一书。

　　在一次拜访伽利略的时候，卡斯特利把这本书给伽利略看了。伽利略大为赞赏，把托里拆利招来给自己当学生和助手。托里拆利刚到比萨不久，伽利略就卧床不起。托里拆利负责记录伽利略的口述笔记并加以整理。三个月后伽利略去世，托里拆利实际上成了伽利略的关门弟子。

　　伽利略提出过空气也有重量、真空可以存在的理论，但是没有进一步证实。托里拆利在伽利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实验。1643年，他用玻璃管加水银柱的方式实现了真空，验证了空气有重量的事实，而且提出大气压力大约相当于76厘米水银柱的压强。托里拆利的水银试管真空实验，是现在所有中学物理课本都会介绍的几个经典实验之一。

　　受托里拆利理论的影响，1650年，德国的工程师盖利克制成了活塞真空泵。

　　1662年，法国有个科学家利用盖利克的活塞来检验空气的“弹性”，也就是看空气能不能膨胀或被压缩。实验结果显示空气没有弹性，他写成论文发表了。这篇论文被英格兰皇家学会的主席罗伯特·胡克看到，在学会的一次会议上做了介绍。胡克是最早提出万有引力理论的科学家，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就是在胡克的启发下发明的。不过后来牛顿拒绝承认，跟胡克成了死敌。

　　会上，一个叫波义尔的学会会员当即提出异议，认为这个实验有问题，活塞的摩擦力太大了，只需要把活塞做的更滑一些，实验结果可能就会不一样。波义尔在1641年去过意大利访学，研究伽利略的科学理论和实验，在这方面颇有心得。他只用了两周时间，就做出来了一个改进版的活塞装置，并在学会上公开演示，证明了空气有弹性。随后，又准确的算出受到挤压时空气体积的变化与压强变化的关系。他把这个关系写成了数学公式，这就是科学史上著名的“波义尔定律”。

　　此时，法国著名物理学家和数学家克里斯丁·惠更斯正在英国游学，还成了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他参加了波义尔展示其新活塞装置的讨论会，亲眼目睹了这次科学史上著名实验过程，对此印象深刻。回到法国以后，也开始研究空气活塞和真空泵的有关理论。

　　克里斯丁·惠更斯出身法国贵族，家里世代从事外交工作，其祖父给法国国王当过外交助理。他却对外交不感兴趣，转而投身科学。他有个学生兼助理，叫丹尼斯·巴本。前面那些科学家的研究在丹尼斯·巴本这里终于开花结果。1679-1695年之间，巴本基于惠更斯、波义尔等人的研究，发表了几篇论文或研究通讯，提出了蒸汽机的运行原理，并造出了实验室模型。

　　丹尼斯·巴本跟前面提到的所有科学家一样，是纯粹的学者。他没有任何非研究类工作经历，一辈子在法国、英国、威尼斯、德意志的大学研究机构之间换来换去，担任研究岗位或者教职。

　　有了巴本的理论指导，工程技术人员才开始进入蒸汽机的研制领域。两位英国工程师——托马斯·塞维利和托马斯·纽科门分别在1698年和1712年，根据巴本的蒸汽机理论和模型，各自独立制造出来了早期的工业蒸汽机。这种蒸汽机将蒸汽转化成动能的效率很低，只有在煤矿附近这种能源价格极其便宜的地方才能使用，主要用来给矿井排水。

　　纽科门蒸汽机比塞维利的更先进，在构架上也更接近于巴本的实验室模式，它是瓦特蒸汽机的直接原型。

　　纽科门蒸汽机的主要缺点是：蒸汽多次冷凝之后，气缸壁上会粘上很多水，此时再把蒸汽注入气缸，蒸汽在注入过程中就会被快速冷凝，这会损失很多热量。

　　1764年，瓦特在苏格兰首府格拉斯哥大学担任“数学仪器制造师”，负责给学校维修各种实验器材之类的机械。当时格拉斯哥大学就有一台纽科门蒸汽机，但是坏掉了。大学原本决定把它运到伦敦去修理。瓦特知道以后，就决定自己先动手试试看能不能修好。在修理过程中，发现了纽科门蒸汽机的效率损失问题。

　　瓦特出身于造船世家。受大航海活动的影响，造船业是过去几百年英国最发达的行业。他的父亲在苏格兰港口小镇格林诺克有一家自己的造船作坊，但生意不佳。瓦特自小学了一身造船的手艺，长大后去伦敦一家仪器修理厂当学徒。学成以后，他想回到苏格兰自己开一家修理店。但当时苏格兰的封建行会势力还很强大，开店必须经过修理业行会批准。瓦特的申请被拒绝了，这让他生活陷入困境。

　　1757年，格拉斯哥大学给了瓦特一个机会，让他在大学校园里边开一个维修车间，并给了他一个“数学仪器制造师”的头衔，帮学校维修各种器械。这就不算是自己开店，不违反行会规矩。

　　在格拉斯哥大学里，瓦特结识了物理学家与化学家约瑟夫·布莱克。布莱克在物理学上的主要贡献是区分了热量和温度这两个不同的概念。他由此提出了“比热容”的理论，创立了测定热量的方法“量热术”。“比热容”这个概念也是今天学习中学物理必须掌握的内容。

　　用约瑟夫·布莱克的理论，可以计算出水变成蒸气和蒸汽冷凝之间需要消耗和释放的热量。这个理论对瓦特改良蒸汽机有很大启发。也可能正是因为布莱克对蒸汽热量的研究，让瓦特对修理纽科门蒸汽机产生了兴趣。

　　瓦特把气缸和冷凝器分离，在气缸外边加上夹层，里面注入蒸汽给气缸加热，保证气缸温度比较高，气缸壁不会过多积水。后来，又设计了抽气泵，把气缸中冷凝后留下的水快速抽走。通过这一系列改进，大大的提高了蒸汽机的效率。

　　但是，随着蒸汽机机械效率的提高，对材料的要求也更高了。活塞运动速度加快以后，更好的活塞材料和更好的气缸壁加工变成了技术瓶颈。

　　几经周折，瓦特最终找到了伯明翰一间铸造厂老板马修·博尔顿合作。博尔顿的家里世代都是工匠，他因为娶了一个有巨额财产继承权的老婆而大发横财，然后积极投资实业，之前收购过几家冶金工厂。博尔顿认为蒸汽机前途无量，就出资和瓦特合伙成立公司，他一方面给瓦特投资继续改进蒸汽机，一方面也帮忙解决了活塞和气缸的冶金材料铸造问题。

　　这样，蒸汽机的最后一个技术难题就剩下金属加工了。要把气缸内壁和活塞外壁切削加工得足够光滑，形状也完全一样，刚好能够严丝合缝的组合在一起而不漏气，还能在蒸汽和大气的压力下不断来回滑动，向外输出巨大的动力，加工难度非常高，传统工艺无法满足需求。

　　瓦特对此束手无策，只能干着急。

　　1775年，这个技术终于出现了。它来源于军事工业。

　　海战需要的火炮对精度要求很高。基于欧几里得几何学发展起来的弹道学、空气动力学等知识有力的促进了英国海军火炮技术的进步。除此以外，金属加工也是制造火炮的必备技术。炮弹和炮膛的关系就跟活塞与气缸的关系一样——尽可能的不漏气而又足够光滑。海军一直在努力改进炮膛加工工艺。英国海军的一位舰长约翰·威尔金森多年来一直专研此道。他出身于金属工匠世家，从海军退役后回家接父亲的班，管理钢铁厂。这家钢铁厂一直在为海军服务。经过多年不懈努力，威尔金森终于在1775年造出了一台可以前所未有的精度加工炮膛的机器——空心圆筒镗床。

　　镗床的最早设想来自于文艺复兴，是意大利艺术家兼科学家达芬奇最先构思出来的，后来在军事领域广泛运用，主要由水力驱动，用来加工炮膛。威尔金森镗床也是在军用镗床基础上进行的改良。

　　威尔金森和瓦特在知道彼此的发明之后都很高兴，因为镗床需要蒸汽机驱动，而蒸汽机需要镗床加工。双方密切配合，1776年，威尔金森做了一台再次改良的镗床，用来给瓦特加工活塞和气缸。威尔金森是铸铁专家，在材料方面也对瓦特有所帮助。1806年威尔金森去世前，特意为自己设计铸造了一口铁棺材，以凸显自己在铸铁和金属加工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

　　把蒸汽机造出来以后，瓦特和博尔顿意识到，如果改良的蒸汽机要用于除了矿井抽水的其它领域，就必须将活塞的前后运动转变成为圆周运动，用来驱动齿轮。当时已经有个叫约翰·斯蒂德的人发明了这个技术而且申请了专利。瓦特想要取得斯蒂德的专利授权，但斯蒂德的开价太高，瓦特感到无法接受。

　　五年之后，1781年，也就是乾隆皇帝处死理学家尹嘉铨的那一年，瓦特和博尔顿公司雇佣的一名工程师设计出绕开斯蒂德专利的新技术，可以把活塞前后运动变为圆周运动。蒸汽机才开始大规模的在非矿山行业中推广运用。起初，主要用于金属加工，包括驱动威尔金森发明的镗床来制造更精密的火炮。这些高精度的新型火炮将在英国入侵中国的鸦片战争中大显神威。

　　1785年，蒸汽机开始运用于纺织业。

　　手工业的时代结束，工业的时代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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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罗马法系：来自远古的西方王权与法制传统

　　从以上故事我们可以看出，瓦特蒸汽机的发明并非一个工匠的奇思妙想，背后是数百年物理学、数学、材料科学日积月累进步的结果，无数科学家、工程师和工匠都为此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海权殖民行动所带动的造船业和军工产业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既培养了人才又提供了技术。瓦特不过在这场数百年的接力赛中，拿到最后一棒的那个人。即便是瓦特自己，其技术能力的形成，也跟出身于造船业家庭以及在仪表制造厂的工作密切相关。

　　需要注意的是，在与蒸汽机有关的科学研究过程中，意大利、法国、威尼斯、德意志、英国的研究机构和学者都参与其中。但是，当进入工程制造和产业应用阶段以后，所有创新都发生在了英国。这就和英国能够远离欧洲战火，产业体系发育比较成熟而且技术进步可以长期积累有关。

　　前面这张图将工业革命的发展路径做了一个大概的表示。箭头只能说明主要的影响方向，为了不让读者被太多交叉的连接箭头迷惑，出于美观整洁的考虑，各种因素之间的互相影响并没有完全标注出来，比如世俗化人文意识对科学家和工程师们的思想解放作用等。但作为一个总结性的示意图，在帮助读者形成一个完整概念方面，应该是大差不差了。

　　从这张图中可以看出，总的来说，工业革命是一个系统性的产出，并非一时一人一国之力。它是人类古代文明发展和融合到一定程度之后的必然产物，人类所有的古代文明都为工业革命的爆发做出了贡献。英国成为工业革命的爆发地，偶然之中有必然，必然之中有偶然。

　　这张图中大部分的内容前面已有文字分析。还需要补充的一点就是西欧地区自己的国家与法制传统。

　　在被基督教征服以前，罗马帝国也曾经是一个海权和陆权结合的大帝国。后来虽然被北方蛮族灭亡，但北方蛮族也受到了罗马文明的深刻影响，建立了一些王权国家。英国、法国、神圣罗马帝国的框架都是那个时代形成的。受基督教影响，再加上北方蛮族落后的封建体制，在教权和封建领主的上下夹攻之下，王室权力逐渐被架空、国家法制虚废，但它毕竟还是有王室、有法制传承，只不过成了摆设而已。这些被当做摆设的力量在十字军东征以后被重新唤醒，总比没有这些摆设和传统，完全新建一个王权和一套法制要容易的多。

　　罗马帝国的前身的罗马共和国。罗马共和国是一个典型的海权共和国。罗马共和国的前身是罗马王国。罗马王国又是一个陆权国。这中间一波三折，最终成为了欧洲文明的一大起源，也需要做一个必要的了解。

　　罗马最早就是一个农耕部落，在与其它部落的战争中，逐渐变成一个君主制国家。其地方靠近地中海，国家扩展到海边以后，开始逐步进行海上殖民活动，演变成为海权国家。一些大的商业家族兴起，然后联合起来推翻国王统治，把国家变成了典型的海权型贵族共和国。他们在地中海周边四处殖民和征战，国力日益强大。

　　跟雅典共和国、比萨共和国一样，这种背靠大陆的海权共和国很容易受到来自内陆军队的攻击。在反击北方蛮族的过程中，罗马共和国陆军统帅的势力不断加强，又开始从海权型帝国逐渐向陆权型帝国转型。陆军将领凯撒在与日耳曼蛮族的征战中不断取得胜利，获得了极大的威望，最终在公元前49年带兵南下，占领首都罗马，结束了罗马的贵族共和体制，建立个人军事独裁。这标志着陆权力量战胜了海权力量。尽管凯撒被贵族共和派发动政变刺死，但帝国转型的大势已无法改变。政变的最终结果是：凯撒的外甥、养子屋大维夺取政权，建立世袭独裁元首制。罗马共和国也就变成了罗马帝国。

　　罗马帝国是一个以陆权为主的国家，主要依靠陆军向北和向东征服欧洲大陆，辅之以海权统治着地中海对岸和中东地区的一些沿海殖民地。其中央集权程度和君主权力也小于建立在纯陆权基础上的中华帝国。

　　罗马帝国除了给欧洲留下了王政基础以外，对人类文明的另一大贡献就是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罗马法体系。

　　罗马法系和中华法系并列，是古代人类的两大法制体系。中华法系以刑法和行政法最为发达，罗马法则以民法和商法最为发达。罗马法对商业交易的法律保护走在了古代文明的前列，这是海权传统与陆权帝制相结合的产物。相比中华法系，罗马法在财产保护和鼓励创新方面优势突出——当然，它跟海权国的贵族共和体制一样，是建立在对殖民地的人权和财产权保护得更差的基础上的。受罗马法保护的罗马公民在整个帝国中都可以算是贵族阶层而不是一般的平民。中华帝国因为是大一统全阶层帝国，国家内部法制一体，不存在宗主国法律和殖民地法律的区分，不得不为了保障分配公平而强化政治权力在财富分配中的作用，因此法律对私人财产权的保护力度比罗马法要差一些。

　　欧洲王权复兴以后，罗马法制传统也跟着一并复兴了，经商开公司之类的事情，可以得到比较完善的法律保护，这为商业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有限责任公司的兴起，让投资者对公司的经营责任只以实际投入的资本为限度，亏损风险不会让投资者的其它资产受到影响。这极大的鼓励了民间财富投资于商业冒险和创新。博尔顿投资瓦特的蒸汽机事业，也是以有限责任公司制度为基础的。

　　这中间有一个很值得一提的法律创新，就是专利权。罗马法中没有专利权的规定，它最早出现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但明显受到了罗马法重视民商事权利保护的影响。

　　在重商主义时代，王权复兴必须要依靠商人的财富支持。跟中国不同，欧洲王权长期被封建领主架空，它很难从农业获得可靠的税收支持。商人和商业活动对王权就显得更加重要。来自商人的支持当然附带政治交易，就是以王政保护商人们的经商特权。其中一项，就是特许经营权。比如英法百年战争期间，英国国王亨利三世就把在波尔多（现属法国）生产花布的特权授予一名商人，为期15年。条件是该商人给国王一大笔授权费，用于同法国的战争开支。

　　这种特许经营制度后来和技术发明结合起来，产生了专利权制度——谁搞出来了什么技术创新，可以申请专利，在专利有效期内（一般是十到二十年），其他人未经专利所有人许可，不得使用这个专利技术。

　　1474年，威尼斯共和国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专利权法《发明人法规》，此后一百年，许多重要的工业发明，比如碾米机、提水机、排水机、运河开凿机等等都获得了十年的专利权保护。提水机和排水机的发明后来跟早期的纽科门蒸汽机结合，用于矿井排水，为蒸汽机的初步应用创造了技术条件。

　　1624年，英国颁布了《垄断法》，建立了较为规范的专利保护制度，重点保护发明专利，最长保护期限为十四年。专利保护在英国深入人心，珍妮纺纱机、纽科门蒸汽机、瓦特蒸汽机这些重要发明的发明人都在第一时间就申请了专利。

　　专利保护制度对欧洲技术创新浪潮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技术创新者可以利用专利获得巨大的收益。同时，专利申请以公开为前提，申请专利就意味着公开所有技术细节。在保护期结束以前，所有人都可以学习研究；专利保护期结束以后，其成果就可以被所有人不受限制的使用。这就既鼓励了发明创造，也有利于新技术新发明的传播推广。特别是瓦特在发明蒸汽机以后，跟博尔顿合作大规模生产蒸汽机，并且对其持续加以改进。在专利保护期结束以后，瓦特和博尔顿的公司仍然继续生产蒸汽机销售。瓦特和他的子孙们都从中发了大财。这对后来的发明人是一个极大的鼓励和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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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文明三劫：蛮族入侵对中华文明的巨大伤害

　　讲清楚了工业革命的来龙去脉，我们回头来分析中国未能发生工业革命的原因，就可以理解的更深入了。

　　我们在前文将明末中国称之为“处在工业革命爆发前夜的文明”，将工业革命未在中国爆发的主要的直接原因归之于北方蛮族的入侵，这个结论是否可靠呢？

　　根据对欧洲崛起历史的回顾，我们将工业革命爆发的条件做一个归类。哪些是中国已经具备的条件，哪些是不具备但是有潜力内生发展出来的，哪些是很难内生发展出来的？

　　明末的中国，最大的优势是发达的手工业体系。这是英国工业革命之前相对于欧洲大陆最主要的优势。在当时，欧洲完全没有像样的纺织业，中国的手工业产品在全球市场上对欧洲出于碾压性优势。冶金技术方面，欧洲也落后于中国。

　　中国海军在海战击败了葡萄牙西班牙的军舰以后，缴获了一批火炮，发现其制作精良，就积极仿制，因为中国的冶金水平更高，仿制出来的火炮比缴获的反而更准更耐用。钢铁产量方面，中国也是欧洲的几十倍，欧洲一直到工业革命以后，钢铁产量也没有达到中国明末的水平。

　　造船业方面，欧洲比中国略强。欧洲海军可以远道而来，中国当时还缺乏在大洋上航行的经验。但在中国近海的一系列海战，包括明军与葡萄牙西班牙、郑芝龙船队与荷兰的海战，中方都取得了胜利。尽管中国占据了主场优势，但也表明，双方的造船技术就算有差距，也绝不会太大。

　　总体来看，就产业基础而言，包括纺织、造船、冶金等关键领域，中国在明末已达到或接近工业革命爆发前的水平，没有什么问题。像珍妮纺纱机这种与科学理论无关的纯粹工艺进步，随着时间的推移，应该用不了多久就会被创造发明出来。珍妮纺纱机是一个人同时纺八个锭，明末时候已经可以一个人同时纺三个锭[1]，差距不大了。更何况此时距离英国工业革命爆发还有一两百年的时间，欧洲这时候纺一个锭的效率和质量都不如中国。

　　这方面的优势在清军入关后被摧毁。前文所列举的明末和清中期出口物品的种类差异即是这一结果的表现。

　　相比之下，明末中国差的最多的东西是科学理论体系。这个东西不仅是明末缺，回顾整个中华文明史，确实一直未能发明建立在抽象思维基础上的科学理论体系。而且，很显然，它是工业革命爆发不可或缺的基础。工业革命不是依靠传统手工业内部自身的技术改进就能出现的，必须和抽象的、系统的科学理论和严格的科学实验相结合，才能出现。

　　没有产生科学理论体系的文明是否就注定无缘工业革命呢？显然并非如此。工业革命是人类古代几大主要文明成果交流融合的产物。它不是哪一个文明自己独立内生出来的，创造科学理论体系的古希腊文明早就灭亡了。我们看英国，它的科学体系也不是内生的，不是英国人搞出来的。西欧历史上一直到十字军东征之前，都没有这个科学体系，也不知道古希腊科学理论体系的存在。他们也是从外部引进学习而来的。

　　既然欧洲人、英国人的科学理论体系是通过翻译古希腊科学典籍得来的。中国人也可以通过学习引进建立近代科学理论体系。明末时期的中国，发展近代科学理论的基础，比同时期的欧洲其实更好。

　　16世纪末来华的耶稣会教士利玛窦在一封信中说：“中国人非常博学，医学、自然科学、数学、天文学都十分精通。他们以不同于我们西方人的方法正确地计算日食、月食。”

　　中国传统科技的特点是跟生产结合密切，有人说我们有技术而无科学，虽然有失偏颇，但也不为无见。中国的技术水平很高，基于技术的科学知识也非常丰富和先进，主要问题是缺一个“总抓手”，也就是没有一个“公设-定理-推论”的抽象科学体系来把这些技术知识上升成为近代意义上的科学。这个总抓手，主要就是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和亚里士多德逻辑学中体现出来的这一套思想。

　　当时，徐光启就和李之藻合作，就已经翻译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前六卷。在此之前，在1621-1627年建，李之藻就与葡萄牙人傅汛际合译亚里斯多德名著《寰有铨》6卷、《名理探》10卷。其中，《名理探》就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译本。徐光启和李之藻等人，还列了一个篇幅浩大的翻译规划，准备成规模的把更多西方科学典籍翻译成中文。明末已经出现了翻译西方科学典籍的潮流，翻译过来或正在翻译中的科学书籍相当多，具体名单我们在第二卷中已经列举过了。

　　在徐光启的科学思想中，“翻译”是基础，是向西方先进科学文化学习的必由之路。徐光启为了学习西方科学，向利玛窦表示愿意皈依天主教。但皈依以后，他根本不去关注西方宗教典籍，而是首先选择翻译《几何原本》。可见当时中国的科学家们，在一碰到西方知识的时候，就已经能够立刻明白中国的差距在哪里，能迅速抓住问题的关键。

　　徐光启说：“《几何原本》者，度数之宗，所以穷方圆平直之情，尽规矩准绳之用也。……由显入微，从疑得信，不用为用，众用所基，真可谓万象之形囿，百家之学海。”

　　——意思是说：“《几何原本》中的数学知识，是数学研究的典范，将方圆平直的关系说的很透彻，在各种测量中都有很大用处。它从显而易见的地方入手逐渐推导深入，从假定的公理推出可靠的定理。看上去没有直接的用途，但其实是所有知识应用的基础。世界万物的形状，都可以用它来描述；诸子百家的知识，都可以从中受益。”

　　对《几何原本》，徐光启认为“百年之后，必人人习之，即又以为习之晚也”、“窃意百年之后必人人习之”。即认为它必将是百年后中国人人必读之书，成为中国人的基础读物。我们今天人人上中学都要学习几何，就与徐光启的预言一致，只不过晚了三百年。徐光启说这句话的时候，距离工业革命还有一百五十年。他的百年之后，若中国人真的人人都学习《几何原本》，作为科学知识的启蒙，其实一点也不迟。

　　在以《几何原本》为代表的数学理论系统建立起来以后，再围绕它建立近代科学体系就顺理成章了。1628年，徐光启在给崇祯皇帝的上疏《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中，提出“度数旁通十事”的建议。这个“度数旁通十事”，就是改变现有“历局”重点围绕天文观测来研究历法的现状，变成以数学研究为核心，建立十大学科研究体系。这十大学科包括治历、测量、音律、军事、理财、营建、机械、舆地、医药、计时。基本上把当时中国和西方的科学知识全都包括了进来。

　　徐光启的思路很清楚，就是立足于现有皇家历法研究机构——历局，对它进行改组和扩编，建立一个类似于国家科学院的机构。原有的天文机构其实就带有科学院的性质，天文学、数学、气象、农学等相关知识都要研究，以确定历法和指导农业生产。它的主要问题是两个，一是以天文观测为中心，而不是以抽象的数学理论体系为核心；一个是研究的范围太窄，主要就是天文、气候和农业，还有很多科学门类没有。从这两个方面着手改进，徐光启可谓目光如炬。

　　“历局”作为一个现成的天文观测和历法研究机构，里边科学研究人员不少，又有国家预算支持，一改组就是现代科学院。可谓顺理成章。崇祯皇帝批准了这个奏议，它应该是已经在推动实行了。但当时内忧外患，推进力度必然十分有限，等到明朝灭亡，自然也就中断了。

　　徐光启的这个思想比英国领先很多。他上书以后十七年，也就是1645年，英国皇家学会才成立。而且，这个“皇家学会”其实跟英国皇家无关，就是个科学家的自发性民间组织，是一个只有十二个科学家参加的研究小组而已。1660年，才正式被国王查理二世批准为一个研究机构。此时距离崇祯批准徐光启改组历局已经过去了二十二年，明朝都灭亡了十多年了。至于早期的“皇家学会”这种小规模的科学家自发组织，明末的江南早就有了，徐光启和李之藻都是这个研究圈子的成员。

　　很多人说，中国文化强调直观思维，不擅长理性思维，会排斥科学理论云云。其实不然，中国作为世俗化最彻底的古代文明国家，对科学研究在文化上是最为宽容的。抽象科学既不发端于基督教文明，也没发端于中华文明，是一个已经消亡的上古文明遗留下来的宝藏，谁都可以拿过来用，谁拿过来用都不丢人。甚至还有人说什么一神教有利于抽象思维云云。这就有些过分臆测了。真正排斥科学理论最厉害的，恰恰是一神教，是那个时代的欧洲。

　　跟同时代的大科学伽利略相比，中国科学的领军人物徐光启待遇要好得多。他是吏部尚书、内阁大学士，相当于副总理。由科学家担任副总理主管国家科技研究工作，这个支持力度是很大的。这也是中国传统世俗化治理传统的重大优势。当时伽利略在欧洲可是一直被罗马教会迫害。教皇保罗五世在1616年下达了著名的“1616年禁令”，禁止伽利略以口头的或文字的形式保持、传授或捍卫“日心说”。1633年，他又因“反对教皇、宣扬邪学”被罗马宗教裁判所判处终生监禁——后改为在家软禁，并在整个天主教世界禁止出版或重印他的著作。至于科学家布鲁诺在1600年被火刑烧死、理性主义哲学家康帕内拉被监禁27年，那就更恐怖。

　　但科学理论仍然在欧洲继续发展。不是因为有一神教支持，而是因为它符合人性，符合人类的思维模式和思维逻辑。不论在何种文化下，理性的学者一旦理解了它，就会自然的产生出对它进行深入研究的热情。这种热情来自于人性中最深层次的欲望之一——求知欲，一旦被点燃，就极难被扑灭。是科学带领欧洲人冲破了一神教统治的千年黑暗，而不是一神教滋润了科学让它茁壮成长。

　　能够扑灭这种求知之火的，只有最野蛮的暴力。像教会那种个别的火刑和监禁都不能解决问题，必须是大规模的屠杀和系统化的反文明政策——比如乾隆的文字狱才能成功。

　　古希腊灭亡于北方蛮族马其顿。它的遗产后来点燃了阿拉伯文明之火，但被蒙古人所毁灭。同样的，中国人引进学习西方近代科学的热情也被北方蛮族扑灭了。

　　中国作为古代文明中世俗化程度最高的文明，天然的对科学理性研究最具有宽容性。明朝中后期中国科学家的研究环境，比同时期的伽利略好了不止百倍。儒家是世俗化思想，即使是僵化了的理学思想，在理论根源上也并不排斥科学。确实有一些——也可以说很多——保守的士大夫看不起科学理论，不屑于去研究，对徐光启的倡议不感兴趣，这是事实。但也仅此而已，这跟基督教要用火刑和监狱来反科学那完全是两回事。中国士大夫对科学理论的最低评价无非就是“奇技淫巧”——看不上而已，不会说它反动、错误、危险。明末时期，不管是理学还是心学学派，都有大量的学者热情研究近代科学。

　　中国这种宽容的世俗文明碰到充满理性之美的理论科学，再加上沿海商业的高度繁荣、出版业的高度发达，简直就是干柴烈火。可以想见，如果给徐光启等中国科学家再多个几十年的时间，将西方科学经典大部分翻译完成，它必定会像推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冲破欧洲中世纪的黑暗一样，助力“心学革命”冲突保守落后的理学思想的禁锢，让中国发达的手工业、先进的技术型知识与抽象的科学理论体系相结合，爆发出巨大的能量。这是毋庸置疑的。

　　至于罗马法系对民权和商权的保护意识、知识产权制度等等。它属于中国比较不完善，但是内部也在逐渐发展起来的东西。

　　在这方面的欠缺，中国可以向西方学习。工业革命就是几大文明汇合促成的，古罗马以法治见长、古希腊以科学见长、古中国以世俗化文化和应用技术见长。西方搞工业革命，要学习中国的应用技术和建立世俗政权；中国搞工业革命，就可以学习西方的民商法制度、科学理论。取长补短，理所应当。

　　最根本的是，罗马法并不神秘，其根源无非来自于商业的繁荣和商人政治地位的提高。本质上是王权和商业资产阶级结合的产物，不是什么学不来的“文化基因”。王权这个东西对近代欧洲是稀缺资源，需要十字军和商人的支持才能发展起来，对中国来讲不是稀缺资源，反而是中国的优势。中国的问题是皇权此前一直是和农业密切结合的，国家税收也主要来自农业，要跟商业和工商资产阶级结合，必须要突破一些既得利益集团势力的阻挠。

　　明朝中后期，也包括南宋时期，沿海商业贸易和手工业发达以后，商人阶层兴起，他们自然的就产生了一种要跟王权结合的动力。心学理论就是新兴市民阶层、商业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这种思想追求打破农耕时代的宗族关系网络，把伦理道德建立在“人心”、“良知”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宗法等级制度基础上，反映了城镇化和商业时代人口流动加速所带来的宗族网络解体的新社会基础。它和西方的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思想在大方向上完全一致。

　　心学思想的代表人物李贽，批判道学家的虚伪和官僚集团的腐败无耻，他的著作在当时的江南地区是超级畅销书，极为市民阶层所喜爱。心学官员海瑞上任应天巡抚，发出的第一个告示就要求准许寡妇改嫁。此外，如《金瓶梅》、《肉蒲团》、《拍案惊奇》等带有色情内容的小说公开出版并热销，就类似于文艺复兴时期《十日谈》热销一样，是新兴阶层冲破中世纪保守思想牢笼、讽刺理学家和官僚权贵们的虚伪、追求人性解放的表现。李贽讲学，主张男女心性平等，吸引大量女性追随者，这就比同时期的欧洲更为进步超前了。

　　晚明诸子的思想启蒙运动声势浩大。心学学派与理学学派的交锋震动朝野。然其在朝堂上政治斗争不过是冰山一角，社会民间的影响更多更广。在这场中国历史上千年不遇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涌现出许许多多不同的流派和思想家。仅心学就分为七大派：江右学派、南中学派、闽粤学派、北方学派、楚中学派、浙中学派、台州学派等。理学思想流派更多，有极端反心学的，也有主张与心学融合的，有一心论道的，也有主张与商业科技等融合的“实学”等等。王守仁、王畿、唐顺之、聂豹、王艮、“天台三耿”、李贽、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方以智等人文思想大师叠出。黄羲之的《明儒学案》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学术史专著，它以王守仁心学发端发展为主线，一共记载了明代210位学者的言论思想。晚明诸子人文思潮的冲突激荡程度，在整个中国古代史上，只有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可以相比。

　　思想家与科学家辈出，儒学内部思想革新和西方科学思想引进交相辉映，昭示了一个大变革时代的到来。它是东南沿海商业与城镇化勃兴、开始融入全球大分工贸易网络的产物，也是中国自身人文思想和科技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

　　在这样的大时代背景下，不管是通过改革的手段也好，还是革命的手段也罢，只需假以时日，沿海地区市民阶层和商业资产阶级的实力必然会很快发展壮大，冲破理学思想、官僚豪强的阻挡，与皇权结合。明末商业税收很少，但真正的普通商人和市民并不是不交税，而是被东林党背后的官僚豪强集团拿走了。李贽的富国强兵理想，代表了这个新阶层希望直接把自己缴纳的税收与国家力量结合的愿望。钱被东林党拿走，就变成了豪强们奢侈享乐的财富；被国家拿走，就可以向北积极防御北方蛮族、向南大力发展海上军事力量，像西方一样，以海上军事力量为先锋，开拓全球市场分配全球资源，这才是商人们最希望看到的局面。

　　如果像李贽、海瑞这样的心学学派当权，一方面大力肃清官场陋习，一方面推动重商政策，等到商业税收成了帝国的重要财税来源，受过良好教育的商人和市民子弟大规模进入官场做官，一系列保护商业交易、知识产权的法律和政策自然就会不断出台，也是必然的结果。

　　这种苗头也早有所显露。比如，朱元璋曾经下过死命令：后世子孙绝对不准修改他制定的《大明律》。但万历十六年就硬给改了，他也不能从坟里爬出来揍人。这次修改中有一条新规定：在人身关系方面，长期给人打工、签订长期劳动契约的，雇主和工人的关系适用“雇工人”条款；短期打工的，适用“凡人”条款；从小养育长大的，适用“主奴”条款。这条修订虽然没规定雇工和雇主平等，但也否认了二者是“主奴”关系。长期合同工作为“雇工人”的权利比“凡人”要低一等，但是比“家奴”要高一等。临时工则跟雇主完全平等。这显然反应了当时工商业发展后新兴市民阶层的利益诉求。

　　在知识产权意识方面，随着出版业的兴旺，出版商的版权意识也在崛起。明朝中后期的书坊在自家图书的扉页上，都会写上一点威胁盗版者的话，比如“本衙藏板，翻刻必究”、“倘有翻刻，千里必究”、“坊间不许重刻”、“敢有翻刻，必究”、“倘有无知利徒，影射翻刻，势必闻之当道，借彼公案，了我因缘”等等。这些内容，实际就是知识产权方的权利申明。在实际操作中，也确实有版权方发现盗版，到官府告状，盗版方被判毁版赔钱的。明末清初著名的文学家李渔就多次亲自出马打击盗版，将盗版者告官或者索赔的事情都干过。不过这种案例很少，距离保护专利权的法律体制还很遥远，只能说是有所萌芽而已。

　　这些粗浅的版权意识，必须和民商权利保护意识的整体提高、司法体制的改进相结合，才可能进一步发展成为类似于西方的专利保护制度一样的东西。即使没有满清入关，在西方爆发工业革命之前，中国内部能否自身发展出来专利权制度，也是一件很不好说的事情。

　　但我们并不需要以某一个具体的“弱项”或“缺项”来判决明末东南沿海经济继续正常发展能否进入工业革命。因为当时我们已经融入了全球分工网络，不管是科学理论还是民商事法律制度，都可学习借鉴。

　　本书所说的中国的工业革命前景被满清入关所中断，并不是说，如果满清不入关，中国就能“完全内生”的“提前于西方”爆发工业革命。“内生”和“提前”都是不一定的。中国在南宋灭亡以前，对西方处于全面领先地位，经济实力、法律制度、人文思想、科学技术等等，都大大领先。如果南宋以后中国不出现两次被北方蛮族征服的情况，我们还可以讲“提前”和“内生”。南宋灭亡后，明朝虽然复兴，但已经失去了全面领先的位置，只是局部领先，与西方互有优势而已。这种情况下，“内生”和“提前”就无法保证了。但以明末中国经济的开放程度和自身的实力，在不断借鉴西方先进文明成果的条件下，没有北方蛮族入侵，而是像英国一样纯粹依靠内部革命实现统治阶层换血，中国必然会继续朝着科学理论持续进步、产业水平持续改进、文人思想持续解放、法律体制持续完善的方向前进。不管是与西方同步爆发工业革命，还是在西方提前爆发工业革命的情况下，我们及时学习跟进，中国都完全可以与西方同步进入工业社会，在十八十九世纪参与全球新版图构建，成为人类工业化和近代化的重要受益者和贡献方，而不至于在工业革命和大航海时代落后挨打，沦为半殖民地。这个结论，我认为是有把握的，可以做出的，绝不是狂妄自大、也绝不是出于狭隘的民族心理胡乱给满清甩黑锅。

　　那些认为满清入关对中国经济社会破坏有限，甚至认为满清入关让中国变得更加强盛的人，那些不愿意接受明末有四亿人口、满清入关至少造成了两亿人口死亡的人，就必须要回答以下问题：

　　为什么明末对外出口以手工业制成品为主，而在工业革命爆发以前，清朝的出口就变成了以茶叶和生丝这样的农产品为主了？

　　明末学者翻译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和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等西方科学与哲学经典，并掀起了翻译西方典籍的高潮。为什么这个翻译浪潮在满清入关后终止了，《几何原本》剩下两卷的工作要到明朝灭亡后两百年才完成？

　　为什么晚明诸子百家争鸣的盛况，在满清入关以后就消失了？

　　回顾西方从野蛮落后到工业革命的历史，这三个问题显然不是文明发展的小事，而是至关重要的大事。这三个问题正好关系到工业革命爆发最重要的三大基础性条件：发达的商业和手工业产业体系、近代科学理论体系、将个人从封建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人文思想体系。

　　满清入关，以落后野蛮的文明征服先进发达之文明，以大屠杀毁灭中国商业与手工业高度发达的城镇经济体系；以“要货不要人”的思路闭关锁国，中断了东西方的科技与文化思想交流；以体制化的“文字狱”之网和阉割后的“忠君理学”意识形态封杀了中国人文与科技思想的创新之路。中华文明遭此三大劫难，再要想奋发有为，何其难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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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北守南攻：中国古代地缘政治战略变迁

　　跟明朝相比，清王朝比较拿得出手的，也就只剩下版图巨大、幅员辽阔这一点了，算是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一份有价值的遗产。但考虑到英国以海岛小国，在大航海时代竟能凭借海权优势建立跨越六大洲三大洋的“日不落”帝国版图。清军所占领的那些人烟稀少只能长草的北方荒原，跟大航海和工业革命所可能带来的利益相比，意义也就没有那么大了。

　　中华文明是一个发端于黄河流域中上游的农耕文明。在一开始，它四面八方都是蛮族，所谓南蛮、北狄、东夷、西胡。经过上千年艰难的战争和开发，到了秦汉时期，终于基本战胜了南蛮、东夷和西胡，将农耕文明扩展到葱岭以东、阴山以南的整片低海拔地区。最主要的威胁，就剩下北方了。这种扩张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农耕技术进步和地理屏障的构造综合作用的结果。狄夷并不是都被消灭了，很多是实现了农耕化，也变成了华夏文明的组成部分。

　　北方的威胁始终无法消灭，主要是因为那些地方实在不适合农业耕作，无法建立定居文明。西北方的新疆地区虽然看起来更加遥远，甚至还有大片比大漠更加荒凉的沙漠戈壁，但受葱岭、天山等高大山脉的影响，这些地方冬天不至于过度寒冷，山上积雪定期融化，形成地表水或地下暗河，可以形成据点式的农耕区域。在农耕区域驻军，搞军事屯垦，也可以实现长期管理。而北方的大漠既荒凉又寒冷，只适合游牧民族生存，而且战略纵深极深极广，漠南漠北南北东西纵深都有数千公里，中原政权无法建立稳定的控制。

　　这种条件下，如何对付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就成了农耕帝国最重要的战略问题。

　　既然完全的征服不可行，剩下的战略选择其实只有两种：消极防御和积极防御。

　　所谓消极防御，就是修建长城和堡垒，军队躲在高大的城墙后边，等着游牧民族来进攻骚扰。依托城墙进行防守，仅在他们退兵的时候出去追击一下，其它时间基本不出城墙。

　　所谓积极防御，就是只把城墙和堡垒当做休整和后勤保障据点。军队不定期的主动出击、远征大漠，对那些不愿意臣服于中原政权的势力，进行反复打击，一直到打服或者打散为止。打击完成之后，退回长城或堡垒据点休整。

　　很显然，只有积极防御才是应对北方蛮族威胁的正确方式。消极防御只会让北方游牧民族逐渐内部统一，形成强大的政权，然后集中力量对长城沿线的关键据点进行运动式打击。中原政权无法在数千公里的战线上，比大漠骑兵更快的速度集中兵力防御，只能被动挨打，最后防御体系必然崩溃

　　汉唐时代，主要执行的就是积极防御战略。由于统治阶级积极进取、内政清明、技术先进、军力强大，国家安全和内部繁荣都得到了很好的保证。这才创造了强汉盛唐的伟大文明。

　　在向北积极防御的同时，华夏农耕文明其实在向南积极开拓。这就是本卷第三章“开发江南”所讲的，农耕技术从干旱少水之地，逐步向湿润炎热的区域扩张。这种扩张是真正的扩张，而不是积极防御，是把蛮荒之地永久性的变成农耕区域和中原政权的郡县制管辖范围。它在地图上看不大出来，不像漠北地区一样，建一个都护府或者册封一个汗王，就算国家疆域在地图上就“扩张”了一大片。那种“扩张”其实不是扩张，是防御，最多算是据点控制。在南方地区的开发和扩张，是沿着大江大河，先在优良港口建立据点式控制，然后开发周边冲击平原，再逐步占领小块平原，并依托交通要道建立城池堡垒，然后深入山野地区，开垦梯田修建水库，把山地野蛮民族转化为农耕人民，最终实现编户齐民，将整个地区纳入郡县制大一统的范围。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军事征伐也是必不可少的手段。

　　不过，南方地区以丘陵为主，又被河网分割，当中原政权在一些主要据点站住脚以后，周边山地蛮族就无法统一起来对抗农耕文明的扩张。军事征伐不会表现为北方那种气势恢宏的大规模战役，动不动就是十多万大军深入大漠上千里，一战歼灭敌军多少俘获牛马多少等等。大兵团南下的战争，自从秦始皇开通灵渠征服南越以后就很少了。剩下的主要是润浸式的，小股部队的长期深入作战。这个过程也相当艰辛，而且极为漫长。但最终的成就沉淀下来了，建立起来了比北方的黄河文明更为繁荣的长江-珠江文明，实现了农耕文明内部的跨越。可以说，自远古传说中黄帝派遣使者到南方建立统治，到舜帝亲征三苗并死于征途，到楚国越国逐步融入中原，再到秦始皇派大军征服南越，到诸葛亮平南蛮、孙吴平北越，一直到西晋南迁，到了唐朝中后期，中华农耕文明终于基本实现了从干旱文明向湿润文明的过度。

　　湿润文明相对于干旱文明，首先体现在单位土地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然后，在此基础上，就能发展出更加繁荣的城镇和手工业体系。也可以养活更多的科技和人文研究者。这些都是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过度的必要前提。另外三大古文明：埃及、两河和印度河文明，都发源于干旱地带。在干旱文明时代，它们尚可勉强与中华文明并驾齐驱，在一些局部领域可能还比中华文明更为领先。但它们都未能成功的发展到湿润文明，就被周边的蛮族征服和消灭了。随着南方的开发，汉唐帝国作为干旱文明与湿润文明并存的农耕文明，其疆域之广阔、人口之众多、经济之繁荣远远超过了三大古文明地区的水平。这是中国人民艰苦奋斗、军队将士英勇奋战的结果，也是中国在地理方面优势的体现。黄河长江两大河流相隔如此之近，而江南以南又是广阔的大海，没有更多的力量可以威胁中华文明向南扩张的步伐。

　　与干旱文明相比，湿润文明同时也能供养数量更为庞大的军队。依托江南地区的农业和手工业产出，以及更大的人口基数，中原政权实际上具备了相对于北方蛮族更为明显的战略优势。

　　但历史并未朝这个方向发展。上千年历史沉淀下来的糟粕力量开始发挥作用，从内部侵蚀中华文明的肌体。从唐朝后期开始，封建宗法制时代遗留下来的儒家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中华民族积极进取的尚武精神开始衰退，精英阶层被湿润文明创造的物质财富所诱惑，文官阶层做大，军队战斗力下降，逐渐放弃了向北积极防御的战略，转而采取消极防御战略，甚至投降绥靖政策，以割地纳贡称臣的方式换取北方的暂时安宁。

　　北宋的经济高度繁华，税收收入和人口数量都超过汉唐，也可以养活比汉唐数量更为庞大的常备军。但在东北打不过辽国，只能纳贡称臣；西北方打不过西夏，就在以范仲淹为代表的自作聪明的文官们的主持下，疯狂修建堡垒，大搞堡垒战术。由于西夏实在人口太少、土地极为贫瘠，北宋方面依靠百倍于对手的财力和人力投入，历时上百年，勉强耗过了这么一个蕞儿小国。西夏的国土开始逐步萎缩。但北宋最后也没消灭掉西夏，仅仅是取得了战略优势，范仲淹等人就在过去一千多年里被儒家学者吹成了文能治国武能安邦出将入相的全才型战略大师。这种目光短浅的消极防御战术耗尽了北宋的战略力量，西北方的堡垒花钱再多建得再牢靠也没法搬到东北方。当女真人的金帝国在东北方崛起以后，就长驱直入，把北宋给灭了。西夏在北宋灭亡后又继续存在一百年，对此不知鼓吹堡垒战术的文官们会作何感想？

　　后来，南宋偏安一隅，将黄河流域尽数丧失，变成了一个纯粹的湿润型文明国家，其经济实力、人口数量、科技水平仍然大大高于金国和蒙古。

　　在此过程中，中华文明也开始了从湿润型农耕文明向海权文明的进军。

　　中华文明所在的区域，地理排列十分“整齐”，北方是适合游牧民族的荒原，中间是适合农耕文明发源的干旱大河黄河，往南是适合干旱文明向湿润文明发展的长江，再往南就是适合从陆权文明向海权文明发展的大海。受此影响，中华文明在南宋之前的发展轨迹也非常清楚，就是从干旱往湿润进军，从陆权往海权发展。发展空间越来越广阔。

　　早在唐朝，中国的航海技术已经发展到可以沿着海岸线长途运输的水平了。通过近海航线的开辟，跟东南亚、南亚乃至中东地区都建立了贸易关系，宁波、泉州、广州等港口兴起。到了南宋，海洋贸易已经十分兴盛，沿海地区逐步超越长江内陆，成为中国的经济重心。

　　但令人遗憾的是，南宋统治阶层仍然继续不思进取、苟且偷安，继续执行消极防御政策，拒绝积极进攻收复故土，甚至连积极防御也无力执行。由于没有将湿润文明和海洋贸易所能带来的战略优势转化成为真实的军队战斗力，最终被蒙元所灭。这个过程，就好像雅典被马其顿消灭、罗马帝国被日耳曼蛮族消灭一样。一个非海岛型的文明，即使海权力量再强大、文明再发达，如果在陆地上防御能力出现缺陷，就会遭遇灭顶之灾。

　　幸好，以朱元璋为代表的中国人民奋起战斗，终于消灭了野蛮政权、恢复了中华正统，才让中华文明没有像古希腊古罗马一样被彻底毁灭。

　　明朝的建立，再次实现了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的大一统。朱元璋定都南京，但他的儿子，驻守北京的朱棣在他死后发动兵变夺取了皇位。这也可以理解为北方军事力量的一次胜利。由于地理上的因素，南方经济虽然繁华，但被山地和江河切割，很难组织大兵团进行快速机动。北方黄河流域虽然土地产出更少、人口更少，但兵团机动性更强，而长江的宽度又不足以抵抗北方大兵团南下，因此要保卫长江-珠江的湿润文明和东南沿海的海上贸易，大一统政权必须有效的统治北方，并抵御长城以北的蛮族军队南下。

　　这种情况下，朱棣决定将明朝首都迁往北京。这是中国大一统历史上第一次，政治军事中心和经济中心分离。这种分离是逼不得已的，是中华文明的范围扩大了一定程度以后必须出现的分离。

　　这个时候，朱棣为明王朝制定的战略在总体回到了汉唐的轨道：向北防御、向南扩张。防御，还是积极防御，朱棣多次亲自带领大军深入蒙古大漠，将蒙元政权从新打散成为游牧部落；扩张，也是积极扩张，以国家力量建立强大的海军，组织大规模船队下西洋，扩张贸易航线，并在马六甲等地方建立军事据点控制海上航线。开启了中国从海洋贸易走向海权帝国之路。

　　这个战略更汉唐在总体上一致，但过力度和汉唐相比有所变化：向北投入的力量减少了，向南投入的资源更多。北方始终以长城防线为主要防御范围，在西北方不再积极进取，基本放弃了汉唐时代在中亚的霸权，收缩了在新疆的控制。在南方则投入了更多的力量从事航海活动。这种变化，是疆域扩大和经济中心发生转移之后必须做出的抉择，也是非常正确的选择。

　　明朝中前期的中国实际上处在一个比较尴尬的时期，就是航海技术和火器的发展，还没有完全成熟；全球贸易分工网络，也还在萌芽阶段。工业革命，就更是遥遥无期。要利用先进的火枪和火炮碾压野蛮民族，暂时还做不到。航海贸易要创造足够财富支撑北方军事行动，也还差一些。所以，明朝再强大，也不可能做到南北两个方向同时积极进取，一方面在西北方恢复汉唐的强盛，一方面在南方海洋上纵横驰骋，这是做不到的。必须有所取舍。

　　唯一正确的做法就是朱棣的战略：建都北京，向北积极防御；发展海军，向南积极进取。以南方为主攻方向，等到航海技术、火器技术发展成熟，航海贸易高度繁荣以后，再回头去扫荡北方那些还只会骑马射箭的落后文明，就易如反掌了。

　　当然，朱棣不可能预见到航海技术的进步和工业革命的爆发。他的战略只是根据当时的技术水平和形势所做的决定。实际上，“北守南攻”的战略格局经过千年演变，时间跨度太长，不可能是某一个政治家，甚至也不是某一个精英集团能够定下来的战略。它是由文明发展的内在动力所推动的。人类文明的发展，就是一个追求创造更多物质财富，享受更美好世俗生活的过程。北方游牧民族总会想着南下，享受温暖地带的农耕定居生活。那些真的南下进入黄河流域的游牧民族，也确实逐步变成了农业民族。寒冷干旱的黄河流域之所以一度比湿润温暖的长江流域更发达，那是技术条件限制，没办法。一旦农耕技术发展到位，人民自然会喜欢居住在更加温暖、物产更加丰富的南方。文明的重心必定会往南转移。“向北防御、向南开拓”是不可抗拒到的历史潮流。当中华文明发展到可以进行远洋贸易的时候，自然也会立刻发现海洋贸易的优越性，继续走向海洋、走向海权。

　　就好像植物有趋光性一样，文明也有“趋光性”，即主动向着物产更加丰富、气候更为舒适、交通更加便利的方向生长。

　　汉唐时期，中华文明还以干旱文明为主，王朝定都长安，在向北积极防御的同时，还向西北方向进行了积极开拓。这个时候，西北方向战争不断、名将辈出。因为南方开发还不成熟，尤其是海洋贸易航线还没有出现。西北方向的“丝绸之路”的国家最重要的对外贸易通道。尽管汉唐帝国对外贸并没有多少依赖，但那毕竟也是一条财富通道，是连接另外一个文明地区的唯一路线。因此才值得投入那么多兵力去开拓进取，而且在无法彻底征服的地区，还要搞好关系，不惜采用“和亲”的手法来促进团结稳定。“和亲”的主要目标并非边境安全，而是贸易通道的安全。以汉唐的实力，维护边境安全只需要军队就可以了，而贸易通道延伸太长，远远超出了边境范围，日常商旅往来，也不可能每次都派军队一路保护，那就没办法，必须要交“过路费”。

　　所以，汉唐的军事优势，在北方战线上，相对于明朝是更大的，但是汉唐要搞“和亲”而明朝不搞“和亲”。不是说汉唐更软弱而明朝更强硬，也不是汉唐更开明而明朝更保守，关键在于是否需要保护贸易通道。到了明朝，海洋贸易路线已经取代了“丝绸之路”成为国家对外贸易的主通道，陆地贸易由于成本太高变得不划算了。这个时候，国家的正确战略就是在北方搞好军事防御就可以了，“和亲”之类的就无所谓了，没必要跟北方蛮族搞一家亲。反而应该搞封锁，严防先进技术和战略物资流入不愿意臣服中原政权的北方蛮族手中。这就跟西欧本来被奥斯曼土耳其封锁了贸易通道，但是等到他们通过大航海绕过奥斯曼土耳其之后，就反过来对奥斯曼土耳其的纺织品搞禁运是一样的。

　　明朝中后期，朝廷关于是否要跟蒙古“互市”的争议，其实都是细枝末叶的小事儿。汉唐那是主要贸易通道在那个方向，必须得把从贸易中赚的钱拿来分一点给周边小国或者游牧民族，大家一起发财，中原政权和商人们赚大头。北宋和明朝后期的“互市”则主要是单方面让利，是军队战斗力下降后被迫妥协退让的无奈之举。如果宋明军力优势可以比肩汉唐，那就应该对北方那些不老实的游民部落搞贸易封锁，专心发展海洋贸易就行了。

　　时代形势发展变化，国家战略也相应需要发生改变。到了湿润文明和海权文明时代，还抱着干旱文明时代的战略战术不放，那就是食古不化、保守落后了。

　　明成祖朱棣的战略基本就是立足于这个转变，对汉唐战略的一个微调。向北防御、向南开拓的整体方针不变，但减少了在西北方向的进取开拓，加强了在海洋上的投入。这显然是正确的。

　　尽管战略正确，这仍然是一个相当惊险的操作。不仅要南北兼顾，还涉及到了从陆权到海权的转型。在陆权时代，不管黄河干旱文明还是长江-珠江湿润文明，那都是陆权型文明，依靠陆军保卫就可以了。北方的军队可以调往南方，南方的军队也可以调往北方，路途虽然遥远，总还有个战略腾挪的空间。如果大力发展海军，在海上投入过多，北方战略资源不足，也没办法把海军调到北方去跟蛮族骑兵作战。反之，在陆军上投入太多，平时北方没有大的战事，也就只能白白耗费资源，不可能调到南方去远征大海。在海陆两条战线无法协同的情况下，国家军事开支也必然大幅度增加。

　　因此，要用好朱棣的战略，就要求统治阶层必须有清醒的危机意识，时刻考虑南北双方战略投入的均衡，并保持有力的中央集权，集中调度利用好国家资源，算好一本大帐，不能算小账。

　　但是，朱棣死后，儒家文官集团掌权。后来又爆发了土木堡之变，武将勋贵集团势力损失殆尽，文官利益集团更是一党独大。为了遏制武将勋贵集团，控制皇权，他们恢复并加强了两宋时期“以文制武、消极防御”的错误策略。向北，积极防御被放弃，文官领袖于谦依靠高大坚固的城墙保卫北京城的功绩被吹上了天，长城防线也跟着全部改为龟缩政策，军队分散在九边重镇消极防守，避免让任何一个武将或者皇帝本人能够一次性的统帅一支过于庞大的军队。文官集团中真正能征善战、积极进取的人比如跟太监汪直密切合作的王越，也遭到打压和内部清洗。这种消极防御政策，让北方游牧民族开始逐步实现内部统一，势力日渐强大。

　　最后，在东北方向独当一面的武将李成梁被污蔑攻击，丢了兵权，努尔哈赤趁机壮大。萨尔浒之战，不懂军事的文官大将统兵，分兵冒进，遭遇惨败。明廷陷入文官党争，满清趁机占领辽东，并统一蒙古诸部落，形成了满蒙一体的强大北方政权。面对巨大压力，文官领袖孙承宗一拍脑袋，“发明”了堡垒战术，在山海关到锦州一带狂修堡垒，号称收复了好几百里的失地。其徒子徒孙如袁崇焕等人，坚信堡垒加大炮足以战胜满洲，无需使用职业武将去血战沙场。他们以“不服文官节制”的罪名杀掉了主张以运动战加游击战收复失地的武将毛文龙。然后，清军绕过东北方的“孙承宗防线”，直接从北方长城入寇，围攻北京、血洗中原。袁崇焕手足无措，终于被下狱处死。但文官集团仍然拒绝反省，继续耗费巨资维持宁锦防线，满洲就继续绕过这片堡垒连续入塞，最后利用锦州“围点打援”，彻底消灭明军主力。消极防御战术一败涂地、害死了明朝。

　　在南方，文官们声称郑和下西洋劳民伤财，经过十多年的斗争，终于把下西洋的官方船队给停了。然后力推海禁政策，一边不准国家政权参与，一边禁止普通商人下海，地方豪强联合海盗集团垄断沿海贸易，将大航海时代的财富尽数纳入私囊。国家财政因此损失惨重。由于无法从航海行动中获得财富，也就无力投入巨资发展近代化的远洋海军，全球版图被西欧列强瓜分殆尽。中国只依靠自己数千年积累下来的先进手工业技术，在西方列强构建的全球贸易网络中发了一笔洋财。但这笔财富也继续被东南豪强们拿来奢侈享乐，未能转变为富国强兵的根基。

　　这样，尽管明朝中后期的国家战略实际上还是“北守南攻”，但已经从“积极防御加主动开拓”变成了“消极防御加被动开放”，南北两个方面都被束缚住了手脚。北方放任野蛮民族统一壮大，南方放任西方列强纵横海洋。永乐时代海陆双重霸权的辉煌一去不返，终于落得了一个神州陆沉、海权拱手的可悲局面。

　　在东西方文明即将开始大碰撞的前夜，我们回顾一下中华文明在农耕时代的发展历程，这也是对《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前三卷书内容的一个总结。我们借用《易经》中几个与龙有关的卦辞来做个形象的概括。

　　第一阶段：见龙在田。在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农业耕种开始孕育华夏文明，我们的祖先从游牧与渔猎进入农耕时代。“夏”的甲骨文形象就是一个拿着农业工具的人的形象。到西周，确立了基于宗法制的封建国家体制，中华世俗化国家成型，农耕文明基本发育成熟。

　　第二阶段：龙战于野。春秋战国时代，农耕文明走向强盛，诸子百家思想争鸣，向外扩张和内部征战并立，长达五百多年的大混战之中，华夏民族意识和文明意识形成，郡县制出现，为大一统国家的建立奠定基础。

　　第三阶段：飞龙在天。汉唐时期，大一统帝国体制建立，大一统盛世出现，从黄河文明逐渐扩展至“长江-珠江”湿润文明，农耕文明进入中高级发展阶段。另外三大古文明都止步于干旱文明。中华文明一飞冲天、雄睨天下。

　　第四阶段：潜龙在渊。两宋时期，农耕文明至湿润文明后发展到鼎盛，中华文明继续向南迈向海洋，开始从古代农耕型陆权帝国向近代化海权帝国转型。

　　第五阶段：亢龙有悔。元明清时期。往南深入发展以后，海权初具但陆权尽失，龙首向南而龙尾在北，尚未遨游大海，先被北方蛮族抓住了尾巴，使南宋亡于蒙元。中华文明的南征之路遭遇巨大挫败。朱棣上台以后，迁都北京，政治军事中心回到北方，如同巨龙回头，先巩固北方防御再图南下，构建一个海权和陆权均衡发展的战略格局。

　　遗憾的是，这一战略再度遭遇失败。清军入关，“北守南攻”之局未成。在北方蛮族主导下，国家战略被强行扭转为“南守北攻”：以南方地区的物产和财富，驱动满洲铁骑征服亚洲内陆，将北方版图扩展到极大。南方则几乎完全放弃海军发展，执行消极防御和思想文化上的闭关锁国政策。

　　满洲时期的军事成功，和汉唐时期的军事成功，虽然在地图上看起来差不多，但有着本质的区别。汉唐时期，海上既无敌人也无贸易，南方为大后方，北方为国家经济中心，向北积极防御，向西打通丝绸之路，连接两河文明，战略价值极大。满清时期，丝绸之路中断，强敌崛起于海外，贸易通道也早已改走海路，南方为国家经济中心，此时再倾尽国家财力征战于西北，岂不大误？还有人说什么清朝统治者再造汉唐盛世，并将乾隆与汉武帝、唐太宗相比，也是荒谬。汉唐西征，顺文明大势而行；满洲北略，逆文明大势而动。一顺一逆，高下可判。用满清在西北的武功，与汉唐相比，便是现实版的刻舟求剑、东施效颦。一千年沧海桑田，时移世易，中华文明的巨轮早已扬帆南下，欲于当年燕然勒石之处再造汉唐飞龙在天之功，其可得乎？

见龙在田：从三皇五帝到西周时期

龙战于野：春秋战国时期

飞龙在天：汉唐时期

潜龙在渊：两宋时期

亢龙有悔：元明清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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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白莲起义：虚假盛世的落幕

　　在英国使团看清乾隆盛世真面目的同时，中国人对满清专制统治的忍受能力也几乎到了极限。马格尔尼前脚刚走，中国后脚就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清革命。

　　1795年，当了六十年皇帝的乾隆觉得自己的皇帝瘾已经过足了，想当个太上皇玩玩，谦虚的表示自己绝不敢超过圣祖康熙皇帝在位六十一年的历史记录，将于明年禅让皇位给儿子。

　　第二年的正月，禅位大典隆重举行。乾隆的十五子登基成为皇帝，改元嘉庆。

　　乾隆对自己的这个做法极为得意，因为它开创了大一统王朝和平禅让的先河，自己也因此成为中华帝国历史上最完美的一位皇帝。

　　乾隆这个人时运实在不错，禅让的时间选的很好，刚宣布把年号改为嘉庆元年，川楚地区的白莲教大起义就爆发了。这样，清朝中期规模最大的人民起义就不是在乾隆年间爆发的，而是在嘉庆年间爆发的。乾隆六十年太平盛世，没发生过什么大的人民起义，起码听上去名头不错。

　　起义爆发的地点，就是荆襄地区，这个地方位于四川和湖北交界处的三不管地带，历朝历代都是统治的薄弱环节。这里的地理特征我们在第一卷已经介绍过了，明宪宗时期的荆襄起义也是在这里爆发的。不过，明朝那个叫荆襄起义，清朝这次却不能叫荆襄起义，因为它很快就突破了荆襄地区的范围，席卷四川、湖北、陕西、河南四省，历时九年，成为清朝由盛转衰的转择点，规模和影响都大大超过了明朝的荆襄起义。清朝官方管它叫“川楚教乱”，现在则一般称之为“川楚白莲教起义”。

　　明朝荆襄起义的一大原因是政府对荆襄地区不予管理，出现灾荒也不去救济，饥民就与盗贼结合造反。清朝则是政府管得太狠。乾隆中后期，全国吏治极度废弛。湖北、四川两省当然也是贪腐盛行。各级官吏无不贪赃枉法、欺压百姓。湖广总督毕沅还与湖北巡抚福宁、藩司陈望之等朋比为奸，民间称之为“毕不管，福死要，陈倒包”。至于下级地方官吏，更是上行下效、变本加厉。荆襄地区流民很多，在山区自行开垦耕地为生。官府的差役就经常以各种名义进山巡查。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缴纳国家钱粮必须自己前往县城去交，但是山区农民因为因路途遥远、山路险峻，负担不起到县城上缴钱粮成本。一旦延误了交粮的时限，差役就会来追缴。当然这只是巡查的名义之一，还有很多别的名义。

　　差役的巡查权力几乎不受限制，可以随意勒索被巡查的山民。一旦遇到巡查，很多山民就会被逼到倾家荡产的地步。山民们不是在编本地户籍，被差役欺凌，也无处申诉。当时进山巡查的票是可以卖钱的，差役拿到巡查山民的票据，就知道要发一笔财了。还有人提前花钱把巡查票囤起来，一旦遇到有巡查的机会，就可以优先被委派。

　　总之，跟普通老百姓比起来，山民的生活更艰苦，受到官府的压迫更厉害。这种情况下，主张穷苦人互相帮助救济的民间宗教——白莲教就在荆襄地区迅速传播开来。

　　白莲教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创立于南宋。佛教以佛祖座下的白莲花为最干净神圣之物，它的教名就从此而来，声称信教之人死后可以去往白莲净土。其主要特点是教义通俗易懂，既拜佛祖也拜祖宗，没什么清规戒律，只要诚心念经烧香，就会有弥勒佛保佑，特别容易被下层人民接受。最关键的一点，它没有公认的宗教首领，谁都可以打着白莲教的旗号、拿着白莲教的经书，宣布自己是弥勒佛转世或者什么神仙转世，召集一帮信徒就成了个白莲教社。中国官方也一直搞不清楚白莲教跟别的民间宗教有啥区别，凡是遇到有各种不知名的宗教聚众起义的，就一律称之为白莲教。其实白莲教跟各种民间自创宗教相比，也就是多了一些成文的经书，显得高大上一些，各地教社有个固定通用的名号，看起来声势更为浩大，其他方面没啥区别。它从来没有结成过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组织，总是各自为政，仅在声势上互相呼应。自南宋到清末，白莲教一直活跃在造反第一线，反宋、反元、反明、反清，谁在台上它反谁。专业造反五百年，从来未成功，一直在努力。

　　除了造反以外，白莲教还可以用来干很多事，比如组织黑帮、管理家族等等，当然也有真的出家修行的，那就跟普通佛教流派差不多了。

　　清朝中期这次造反的这个白莲教，跟之前历史上出现过的白莲教有什么关联并不重要，也没法说清楚。它只是一个造反工具，不是造反原因。这一次的白莲教，主要是以强调底层人民互相帮助的教义为特征出现的，在起义过程中，它是荆襄地区流民团结抗清的一个精神纽带。起义初期，很多起义军打着白莲教的旗号，可以不用带粮食，走到哪里都有山民愿意接济，这极大的方便了起义军的活动。

　　不过，它吃亏也吃在教义。没有一个公认的领袖，起义军内部山头太多，几十支不同的队伍在四川湖北等地流窜。走到哪里吃到哪里的办法也很快就行不通了，山民们也经不住这样吃。

　　尽管如此，清军在一开始还是无法应付这些四处流窜但数量众多的反叛力量。清军正规军以八旗为核心和精华，绿营为辅助。八旗军擅长平原作战，对山区很不适应，而且主力驻扎在北方，南方力量很薄弱。绿营腐败严重，待遇又差，也没把自己当国家的主人，类似于满人的汉族雇佣军，离开了八旗的支持和监督，就基本不会打仗。更何况八旗腐化堕落的更厉害，战斗力严重下降。镇压小规模起义往往被军事将领视为发财贪污的大好时机，疯狂花销国家军费，“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成为常态。清军将领进入荆襄山区，照样每顿饭都要吃山珍海味、好酒好菜。

　　这种情况下，白莲教起义就越闹越大，开始走出山区，攻占了一些平原地区的县城。八十多岁的乾隆已经老眼昏花，只管吃斋念佛，想要咒死起义军领袖，除此以外别无他法。和珅跟川楚地区的贪官污吏本来就就是一体，除了贪污和拍马屁外别无所长。在嘉庆五年之前，起义军都一直在发展壮大之中。五年正月，起义军在嘉陵江附近大败清军，斩杀清军提督朱射斗。提督是清军绿营最高级别武将，为从一品，全国只有十二个陆军提督。朱射斗之前在平定苗民叛乱、远征尼泊尔等战役中战功赫赫，也成了此次起义击杀的清军最高级别将领。

　　不过，情况正在逐渐发生改变。

　　此战之前一年，嘉庆四年的正月，乾隆去世，嘉庆皇帝正式亲政。他亲政第二天就下令逮捕和珅，然后抄家，抄出来一千一百万两银子的家产——民间传说有八亿两，过于夸张，但一千一百万两的数字了还是创造了中华帝国历史上贪污抄家的最高纪录。五天以后，和珅被下令自尽。随后，嘉庆皇帝对川楚地区的军政吏治进行整顿，一大批依靠给和珅行贿和拍马屁的官员将领被撤换。这种情况下，清军的战斗力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朱射斗战死，其实表明清军负责镇压川楚起义的将领已经开始能拼命打仗了。

　　与此同时，作为联合专政集团的第二大党，汉族士绅也开始发力，弥补清军战斗力不足的弱项。嘉靖三年，进士出身的合州知州龚景瀚上《坚壁清野并招抚议》，建议设置团练乡勇，令地方士绅训练，负责清查保甲、坚壁清野，地方自保，办团练的经费都由地方士绅自己负责。朝廷一直很忌讳汉人掌握武装力量，即使是小规模的团练也不行，但迫于白莲教起义的威胁，批准了这个奏议。这就开创了清朝汉族团练的先河。汉族士绅们开始掌握独立的军事力量。尽管这只是一个萌芽，但影响十分深远。后来曾国藩镇压太平军，就是从学习镇压川楚教乱的地方团练开始的。直接结束清王朝统治的力量就起源于此。川楚团练-曾国藩湘军-李鸿章楚军-袁世凯新军，这是一脉相承的。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幕僚，袁世凯是李鸿章的亲信。最后由袁世凯出面逼迫清帝退位。这些势力无一例外，都是在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中成长起来的宗族士绅力量。

　　地方团练的兴起切断了起义军和普通老百姓的联系，老百姓被士绅武装逼着进行坚壁清野，起义军很难再从地方上和平的获得补给了。其小股分散作战的特征，正好被各地小型团练武装所克制，流窜作战的方式很快就不灵了。

　　这样，起义军在山区小股分散作战，有地方团练克制；一旦进入开阔地区，集中力量，就有恢复了战斗力的清军主力围追堵截。很快就陷入了绝境。

　　乾隆和和珅死后一年，嘉庆六年下半年，起义军的活动范围就已经被压缩到了川楚交界处的一些崇山峻岭之中，人数也下降到了两万多人。到嘉庆九年九月，起义被完全镇压了下去。

　　这次起义花掉了清政府两亿两白银，创造了中华帝国历史上战争花钱的最高纪录，将乾隆后期积累的七千万两财政盈余全部花光，中央和地方财政再次出现大面积的亏空。如此惊人的军事开销，主要是清军腐败造成的，很显然大部分银子都被贪污浪费掉了。明末明军平定杨姓土司叛乱，也就花了一百多万两银子；后来两次进入朝鲜跟日本作战，时间持续八年，也就花掉了四百多万两银子。此后，清王朝的财政状况就再也没有好转过，一直处于严重亏空的状态。

　　这次起义，彻底曝光了所谓乾隆盛世下民不堪命的真实生存状况，并昭告天下，中国人民的反抗精神并未因为大屠杀、文字狱和“忠君道学”的多重打击而消失。战争中，两名从一品提督被起义军击毙，此外还有四百多名中高级将领阵亡，清军腐化堕落的状况暴露无余。此战以后，清王朝财政亏空，汉族武装势力开始崛起，统治阶层内部势力关系开始被颠覆，军队战斗力在经过短暂的好转以后又迅速恢复原状。因此，这次川楚人民大起义，而不是鸦片战争，才被视为清王朝从盛到衰的转择点。连跟小股分散作战的流民武装作战都被打的如此狼狈不堪，将来遇到坚船利炮的英帝国正规军的时候，清军一路惨败也就丝毫不令人惊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