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鹏：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三卷）中华民族的苦难沉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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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子：赵烈文的预言

　　公元1867年，清穆宗同治六年。这一年，曾国藩五十七岁。

　　三年前，这个湖南出生的汉族文人，破天荒的被清政府授予了一等侯爵，并世袭罔替。其它如太子太保、大学士等荣誉头衔，更是不一而足。这些惊人的荣誉，当然都是为了表彰他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功劳。

　　不过，朝廷宠幸看起来总是那么反复无常。就在去年，因为镇压北方的捻军起义长期未见成效，他又被严旨责备，丢掉了剿捻督师、钦差大臣的头衔。但念其劳苦功高，朝廷也不再追加其它更严厉的处罚，让他回任镇压捻军之前担任的两江总督，管理中国最为富庶的江南地区。

　　曾国藩不仅战功赫赫，而且知人善任，他在镇压太平天国期间提拔的将领很多在仕途上走的不错，多有担任巡抚总督等封疆大员，可谓门生故吏遍天下，权势惊人。甚至有坊间议论，曾国藩若是举旗一呼，召集门生故旧、湘兵楚勇，推翻满清朝廷，恢复汉人江山，自己当皇帝，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跟这些耸人听闻的传言不同，曾国藩本人并没有什么野心，一心一意要做个忠臣，为清廷鞠躬尽瘁。到任两江后，便立刻投入到了造轮船、办铁厂的“洋务运动”中，积极引进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和工业设备，使出浑身解数挽救这个在内忧外患中千疮百孔的大清帝国。

　　公务倥偬之外、茶余饭后之间，与脾气相投的幕僚闲谈古今人物、指点天下大事，也是曾国藩的一大爱好。

　　六月二十日这天，晚上八点过，曾国藩又来找他的心腹幕僚赵烈文叙谈。他对赵烈文说：“最近北京那边有朋友过来，讲了一些京城的新闻。说现在北京很乱，抢劫杀人之类的大案时常发生，已经到了明火执仗的地步；大街上乞丐成群，有些穷人家的妇女甚至连裤子都穿不起。京师之地，竟然民穷财尽到了这样的地步，恐怕天下会有异变。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赵烈文对曾国藩说：“天下一统已经很长时间了，盛极而衰、合久必分是必然之理，无法改变。现在朝廷权威犹在，各方势力仍然不敢轻举妄动，短期来看，国家应该不会很快土崩瓦解。据我观察，将来真正的异变，肯定是中央政府先垮台，然后天下无主，陷入军阀混战。这样的剧变大约会在五十年内发生。（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这一番直白的预测大出曾国藩意外，一时半会儿竟然不知道该说点什么。皱着眉头愁了半天，才憋出一句：“那是否可以效仿西晋和北宋的故事，南迁避祸，延长国运呢？”

　　赵烈文摇头道：“恐怕只会一次性覆灭，无法重复西晋和北宋故事了。（恐遂陆沉，未必能效晋宋也。）”

　　曾国藩仍不甘心，说道：“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本朝的历任皇帝都工作努力、勤勤恳恳，对天下国家非常负责任，与前朝的皇帝不同，是不是可能避免这样的命运？或者起码国运比前朝更为长久一些？

　　对这个“君德”之说，赵烈文毫不客气的给驳了回去：“本朝君德确实比较正，但也已经享国两百多年，回报不可谓不丰厚。真正的问题在于本朝在建国初期，杀人太多，夺取天下的手法过于简单粗暴。后来的皇帝虽然努力以德泽加以弥补，但相对于当年惨重的杀戮而言，还远远不够，不可能因此扭转天道。（君德正矣，而国势之隆，食报已不为不厚。国初创业太易，诛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难知，善恶不相掩，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

　　这番话说的很露骨，把清朝政治中最敏感的话题抛出来了。话说至此，曾国藩无力再辩，只得叹气道：“那我就只能日夜忧叹，希望自己早点死掉，以免亲眼看到国家社稷覆灭了。（吾日夜望死，忧见宗祐之陨。）” [1]

　　这段对话被赵烈文记录在当天的日记中。曾国藩死于1872年，赵烈文死于1894年，都未能看到清王朝最终的结局。直到四十六年后的1912年，清朝终于灭亡。覆灭的方式是清帝退位，清政权一夜灭亡，没有再割据偏安的机会。此后果然天下大乱，中国陷入了旷日持久的军阀混战之中。赵烈文的预言，精准的让人吃惊。

　　仔细回顾这次对话，赵烈文的预言，有一个根本出发点：两百多年前清朝统一中国的方式，对王朝最终的命运，有很大影响，那就是——杀人太多，简单粗暴。这让清廷的统治合法性相当脆弱，一旦中央权威垮塌，王朝就会在迅速土崩瓦解，不可能还有机会偏安一隅、割据一方。

　　赵烈文，江苏常州人。常州位于扬州和嘉定之间，北距扬州约一百公里，南距嘉定约一百五十公里。明清换代之际，清军南侵，以“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为代表的大屠杀给江南人民留下了惨痛的记忆。后来的满清统治者虽然不惜利用“文字狱”来试图彻底消灭关于那场大屠杀的一切文字记录，但这样的“努力”，终究还是失败了……

　　[1]赵烈文，《能静居日记（二）》，1068页，岳麓书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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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卷-1-1）亿万生灵

　　第一章 改朝换代

　　一、亿万生灵：明末人口总量估算

　　改朝换代，哪有不死人的道理？但清朝定鼎，杀的人确实也太多了。

　　明清换代，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毁灭事件之一，只有蒙古帝国崛起的过程所造成的死亡人数可以与之相提并论。根据杜车别（孙海宁）在《明末清初中国人口减少之谜》中所作的估计，直接或间接死于清军屠刀之下的中国人，超过了两亿。这就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全球死亡人数的总和。

　　一直以来，很多历史学家、人口学家认为，明朝末年中国的人口当在六七千万左右，最多也就一点几亿。但明朝初年的人口就已经达到七千万——洪武二十六年，朱元璋为了制定收税标准，对全国户口和土地进行过普查登记，根据这个普查资料可以推算出明朝人口大约在7000万左右。这个数字是很靠谱的，因为当时国家已经统一了二十来年，各级行政机构运行成熟。在朱元璋的治理下，政府机构的清廉高效保持的相当不错。

　　此后两百多年，明朝内部始终保持总体的和平稳定，人口应该会持续增长。具体的增长率，明朝之前，北宋时期的人口增长率，从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80年）到宋徽宗大观三年（公元1109年）的129年间，人口的平均年增长率是千分之九点二，人口达到了一亿一千万。明朝之后，中华民国时期，人口的平均年增长率是千分之八点二。明朝的社会稳定程度超过了北宋和民国，增长率只会更高，不会更低。

　　即使按照千分之八的增长率计算，明朝经过两百多年的和平时期，人口总量也可以从七千万增长到五亿，即便增长到两三亿以后增速放缓，打个折，超过四亿总是没有问题的。

　　这么多人，当时的生产力能否养得起呢？答案是不仅养得起，还能丰衣足食甚至奢侈享乐。就土地的供养力来说，明朝后期张居正主持变法，对天下田亩进行测量统计，明朝全国耕地面积是12亿2542万亩。耕地测量的数字是拿来给国家交税用的，只会少量不会多量。明末农耕技术高度发达，江南地区亩产可以达到四五百斤，北方地区也可以达到两三百斤，偏低的估计是全国平均亩产260斤（郭松义《明清时期的粮食生产与农民生活水平》），偏高的估计是平均可以达到400斤（杜车别《明末清初人口减少之谜》）。即使按照260斤算，一亩半土地的产量养活一个人绝无问题。

　　明朝中后期，大量的耕地并没有被用来种植粮食，而是用于种植经济作物比如棉花、桑树等等，以促进手工业的发展。耕地之所以用于经济作物的种植，那也是在粮食够吃的基础上才能有土地剩余。经济作物普遍种植和手工业的高度繁荣，也说明当时不存在土地供养人口能力不足的情况。

　　12亿亩的耕地，只需要一半的土地也就是六亿亩用来种粮食（实际比例更高），就可以养活4亿人没有问题。剩下的用来种植蔬菜油料、动物饲料或者棉花桑树等为手工业服务的经济作物，供四五亿人吃穿用度，完全没有问题，而且还可以创造极大的农业剩余，供上层阶级奢侈享乐。

　　为什么明末的实际人口数量会大大高于官方的统计数据呢？

　　明朝征税实行土地税和人头税（含劳役）并行的制度。土地数量曾经多次重新丈量，以作为征税的新依据。但征税的户口，两百多年从未进行过大规模的重新调查登记，都是各个地方根据人口的死亡出生等每年进行调整。这种调整到了中后期已经完全沦为形式：一年一年原样照抄，或者随意做一点增减的调整，以免看起来没有任何变化。登记在册的纳税和服劳役的户口数，洪武二十年是一千零六十五万户；到了两百年之后的万历六年，竟然还是一千零六十二万户，还少了三万户。

　　纳税人口和实际人口之间的比例，万历年间出使中国的西班牙人拉达在《记大明的中国事情》中举了两个实际的例子：“有个叫夏苏的人对我们说，他户内有七十人，但他只纳七个人的税；另一个人对我们说，他户内约六十人，他只交四个人的税。”在这个记录中，第一个例子的纳税人口与实际人口的比例是1比10；第二个例子是1比15。若是1比15,则7000万的纳税人口，就要对应超过十亿的真实人口；若是1比10，则对应七亿的真实人口。就取一比十，再打个八折，也已经超过五亿了；若打个六折，也就是一个纳税人口后面还隐藏着五个未纳税人口，人口总数也可以超过四亿。这样的估算很粗略，样本也太少。但确实可以从另一个维度支持了我们根据人口增长率算出来的结论，也就是明末人口在四亿到五亿之间是合理的。

　　除了总量的计算以外，对4亿人口的空间分布，杜车别在《明末清初人口减少之谜》中也有详细的测算和史料分析。当时全国最大的城市是南京和苏州，人口大约三四百万；杭州、北京、广州则在两百万左右。这种估算有第一手史料作为依据，比如，史书记载，杭州最主要的粮食供应仓库，每两个月就要消耗60万石粮食，这个数量足够养活200万人；1650年清军在广州屠城，事后和尚收集尸体就收了七十万具。

　　一般地区级别的商业中心城市或政治中心城市，如扬州、济南、福州、开封、武昌、临清、南昌、西安等，人口则在百万左右。此外，府城、州城的人口数当在十万至五十万之间，县城人口在两万到十万之间——崇祯元年，湖北荆州公安县一场大火就烧掉了五千多间房子，受灾人口在2.5万以上。而公安县只是一个偏僻的普通县城，不是区域商业或交通中心。

　　公元1558年，陕西华阴县地震，死亡人数统计出来，有名有姓的竟然超过了83万！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人口死亡最多的一次地震记录。陕西在明朝属于偏远地区，人口和华北、四川、华中、江南等地比起来是比较稀少的。一场大地震，震中只在县城而不在省城西安，就死亡约百万人，当时中国人口密度之高可以想见。我们可以作一个对比，1920年，宁夏海原地震是人类有记录以来烈度最高的地震，也就死了24万人。

　　此外，当时还有很多乡村集镇，这些集镇在沿海地区因为手工业发达的缘故，也可以聚集大量的非农业人口——江西景德镇就聚集了数万制作瓷器的工人。[1]明朝有一千四百多个县，若县城平均人口五万，就有七千万城镇人口。再算上大中城市和商业手工业集镇，则明末中国城镇人口超过一点五亿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再看农业人口，根据明朝典籍《沈氏农书》和《补农书》中数据，嘉兴、湖州地区一位常年雇工可耕种稻田八亩，同时再负责管理桑田四亩，一个人可耕作的土地是12亩。何良俊在《四有斋从说》中提到，松江地区，西边平坦的土地上，一对夫妇利用水车等工具，可以种植25亩地，若勤劳肯吃苦可以耕作30亩地；但东边是丘陵地形，耕作施肥引水都非常麻烦，一对夫妇就只能种植5亩地了。全国各地平原耕地和山地上的耕地的比例不太好说，若简单算术平均一下，（30+5）/2=17.5亩。但一般来说平整的耕地往往用于种粮食，坡耕地则用于种植经济作物。即使考虑平地种粮、山地种桑的特点，人均可以多种点地，全国平均下来一对夫妻耕作二十亩地应该是上限。再参考“一个常年雇工可以耕种稻田八亩，桑田四亩”，雇工应该是男性，耕种能力更强，女性耕种数量较少，主要起辅助作用。则男女平均大致每人平均可耕种约10亩地——男性12亩，女性8亩，不会更高了。明朝12亿多亩的耕地，就需要一亿两千万的劳动力（含女性）。

　　古代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例大致是50%，另外一半就是十五岁以下的青少年和五十岁以上的老人。1.2亿劳动力，大约就对应两亿四千万的总人口。但明朝的城镇人口中“流民”居多，也就是没有城镇户口，从农村进城务工的农民。“流民”必然以青壮年为主，老弱更多的会留在农村，则农村人口中老弱的比例会更高一些，这跟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农民工进城，老人妇女儿童往往留在农村是一样的。这样，农村人口两亿五千万肯定是有的。把农业人口和城镇人口相加，也有四亿人。

　　总体而言，我们用多种方法进行估算，明末人口数量都应该在4亿人到5亿之间。基本逻辑是：明朝初年有七千万人，经过两百年的和平，就算按照北宋和民国的增长速度打个折，也可以轻松超过四个亿；再看土地产量，养活四亿人口很轻松；再看城市人口数量，各种一手资料的抽样调查表明，它可以支持四亿人口的推论，四亿人分布在什么地方可以说清楚。至于官方统计的人口为什么会大大低于四个亿，也有合理的解释。以4亿为基数来计算明清换代的人口损失，只会少算不会多算。

　　[1]更多相关资料参考《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2卷中对明末经济繁荣状况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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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李晓鹏博士，主要著作有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一卷、第二卷、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中国的产业政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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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卷-1-2）底线战争

　　二、底线战争：明清换代的三方交战模式

　　这4亿多人，到了清朝统一中国之后，还剩多少呢？

　　顺治十二年，中国人口统计数据大约是7000万。康熙四十三年，“三藩之乱”后二十多年，统计结果是一个亿。到了乾隆二十七年，中国人口达到2个亿。顺治十二年，天下还没有完全平定，统计数据偏差可能较大。但乾隆二十七年的数据应该是很准确的，因为乾隆的父亲雍正皇帝推行了“摊丁入亩”的税收改革，取消了人头税。税收只和土地挂钩，不再和人口数量挂钩。人口统计不再需要瞒报来逃避税赋了。按照和平时期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来倒推，“三藩之乱”结束以后，也就是清朝初年最后的腹地大规模战争结束后，全国人口应该在1个亿左右。

　　从4亿多人减少到了1个亿，这就是明清换代的人口损失。三亿人口的死亡，绝大部分都是清军造成的，也即清军直接或间接杀掉的人数应该不少于两亿。

　　为什么清军应该对明清换代的人口损失负主要责任？

　　明清换代，主要是三股势力作战：明军、清军（1636年之前为后金）和农民起义军。农民起义军和明朝政府军之间的战争，是一场“文明人的战争”，双方极少对未参战人员进行有组织的无差别屠杀，对人口总量的影响不会很大。

　　明军军令极严。嘉靖时期，剿灭沿海倭寇的浙江总督朱纨因为未经批准就杀了九十六个在交战期间违反禁令向倭寇销售食物和淡水的商人，被告到了皇帝那里，就被临阵撤职，逮捕进京问罪，朱纨愤而自杀。崇祯三年，后金围攻北京，进京勤王的山西巡抚耿如杞，因为军队缺乏粮饷而放纵部下沿途抢劫，在北京解围后即被判处死刑。到了后来，中央政府财政破产，完全没办法给军队发放粮饷，只能放任部队的劫掠行为，军队纪律废弛，抢劫成为普遍现象，奸污杀人等事情时有发生，但仍然没有对平民的无差别屠杀行为，甚至连大规模杀降的事情都没有干过。

　　农民军由吃不饱饭的贫民和领不到工资的士兵组成。他们的打击对象主要是地方豪强士绅，对普通百姓不仅不会烧杀抢掠，反而发放救济、免除赋税。在起义初期，因为鱼龙混杂，一些地痞流氓土匪强盗也趁火打劫，干了一些烧杀抢掠的事情，但很快就被战争形势所淘汰——要么被纪律更好的农民军消灭，要么因为失去民众支持而被明军镇压。

　　由于农民起义最后失败，目前能看到的历史记录都是仇视农民军的文人们写的。他们把农民军描写得特别坏，走到哪里都是一路杀人放火过来。但就算在这样的文献记录中，我们也可以发现，真正无差别滥杀的行为基本没有，无非都是一些“杀掠甚惨”、“焚杀甚酷”之类的修饰词汇。《豫变纪略》是亲历过明末农民战争的的文人郑廉所作，基本立场也是反农民军。这本书里边，提到李自成军队攻克过的城市总共有五十四座。根据杜车别的整理，这些被攻克的城市，郑廉大概有三种记叙模式[1]：

　　第一种是说贼破某城，某知县骂贼而死，某举人骂贼而死，或者是投井自杀之类，没有滥杀的记录。这种情况占了四十五个，比例为83%。

　　第二种情况是除了点名被杀的官员士绅以外，还要加上一句“杀掠甚惨”、“死者甚众”之类的话。这种情况的城市有五个，占9%。

　　第三种情况就是说“合城屠戮”、“怒而屠之”、“屠某某城”，这种情况的是四个，占8%。

　　但是经过仔细的考证，第二种和第三种情况的城市中，大部分都是修辞性质的渲染，没有实际事例。比如对李自成军队打下襄城县的记载说“当是时，全军覆没、合城屠戮”。但分析上下文，“合城屠戮”其实只是为了跟“全军覆没”对仗而做的修辞，并非实指屠城。根据郑廉的记载，襄城县被破以后，参与守城的一百九十多个生员被割了鼻子作为惩罚。连守城的人都不杀，当然也就没道理屠城。唯一靠谱的就是归德府，城破以后，有组织的杀了一万多人，原因不明。大规模杀戮的比例是五十四分之一。

　　起义军不仅不滥杀百姓，对官员士绅也会加以区分。郑廉记载，商水县城有一个乡绅张质，在山西当过知县，很有清廉的名声，退休在家。商水县被起义军攻破以后，军中有很多山西人，感激他在山西时候的德政，不但不杀，反而请入营中款待。起义军围攻开封的时候，专门开了一条逃生通道，放出城中妇女老幼三万余人。围攻商城县，也是一样，《豫变纪略》里面还记录了当时守城的知县和生员王承统的一段对话。知县说，这些乱贼还知道网开一面，是不是也有仁慈之心啊？王承统说，那不过是让老百姓都跑掉，好削弱守城的力量而已。

　　——围城的时候，城里人越多，粮食消耗越快。守城的一方，一定会把青壮年都组织起来参与守卫，不会放他们逃走。即使围城的一方故意放人，能从城里逃走的也只能是老弱，不会削弱守城力量。放走平民对攻城弊大于利。兵法虽然有“围师必阙”的说法，但开一个口子是为了让被围的敌人放弃抵抗逃跑，在逃窜中好予以冲杀的。起义军放开一个口子却不在两边布下埋伏杀人，当然是因为怜惜普通百姓而不是为了方便攻城。

　　总之，明军和起义军双方虽然彼此恨之入骨，但大体上还是遵守了“文明的底线”，无差别大规模屠杀的情况极少发生。尤其重要的是，当时中国的经济中心和人口最密集的地区是东南沿海，包括今天的江苏、浙江、上海、福建、广东以及安徽、江西东部，明末农民军主力从未进入过这些地区。明军与农民军反复拉锯的主战场一直在人口相对较少的河南、河北、山西、陕西等地。因此，战争对全国人口总量的影响不会很大。即使把饥荒的因素考虑进来，人口减少也应该在千万这个数量级。

　　——与此相对照的是元末农民起义的人口损失。元末高峰时期人口数量不足九千万[2]，朱元璋洪武二十三年约7000万。绝对损失人口约两千万，比例大约四分之一。纯粹的农民战争对人口的破坏基本就是这个量级。而明军的纪律比元军好的多。明军和农民军交战于西北、华北、华中地区，没有波及明末人口最密集的江南、华南地区，其涉及到的总人口也就一亿多不超过两亿，人口损失数量可以与元末互相印证。

　　相反，满清对明朝的征服，则是一场“野蛮人的入侵”，有组织的屠城和对抵抗地区人民的无差别屠杀成为了一种常规做法，以此作为彻底消灭对方战争潜力和抵抗意志的战略工具，这才导致了超过两亿人的死亡。[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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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杜车别，《明末清初人口减少之谜》，中国发展出版社，37-47页。

　　[2]北宋人口高峰在宋徽宗时期，金兵南侵之前，大约1.2亿。此后金灭辽、灭北宋、南侵（女真军队杀遍了当时中国经济最繁荣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一系列的屠杀导致人口锐减），战争连续不断。然后又是元灭金（中国北方人口被屠杀殆尽）、灭西夏、灭南宋（人口高峰不到6000万）。元灭南宋后，中国人口应在六千万以下。从元朝统一中国（1278年）到元末农民起义爆发（1351年）之间，只有七十三年的时间。所以元末高峰期人口不会超过一个亿（《元史》记载的户口数推出来的高峰人口数也就六千万）。对照主流学者对元朝人口的诸多估算证据和结论，对元末高峰期人口的不超过九千万应该是靠谱的。

　　[3]还有一种说法，说明末中国发生了一场空前的大瘟疫，造成了人口减少超过一半。这样的说法经不住史料考证。在当时的各种第一手史料中，包括现在能找到的墓志铭，有名有姓的人死于瘟疫的比例低于千分之一。在大臣们的奏章中，也找不到有爆发大瘟疫的记录，没有一支明军曾经报告过因为瘟疫而大规模减员。所谓大规模瘟疫，不过是后来满清统治者为了掩盖其屠杀行径而编造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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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李晓鹏博士，主要著作有《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一卷、第二卷，《这个国家会好吗》，《重现伟大中华史》、《中国的产业政策》、《中国的产业规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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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卷-1-3）修罗杀场-清军征明中的屠杀记录

　　三、修罗杀场：清军征明中的屠杀记录

　　清军在明末清初对人民的大规模屠杀，从1619年萨尔浒之战后占领辽东地区开始，一直到1681年康熙镇压“三藩之乱”为止，持续了大约六十年。主要的屠杀行动可以分为那么几个大的阶段：

　　1.“辽东杀”

　　征服辽东之后，努尔哈赤颁布“圈地令”，剥夺大量辽民的土地归满人所有，建立田庄，将无数辽民变为庄丁——实际上就是农奴。习惯于自由耕作的辽民不堪忍受，不停的奋起反抗或者逃亡。努尔哈赤不断下令进行屠杀。

　　1623年六月，努尔哈赤听说复州汉民人数增加，和明朝“派来之奸细”暗通书信，准备叛逃，便派遣大贝勒代善等率兵两万前往。，将男人全部杀光，带回大量子女、牲畜。

　　1624年正月，努尔哈赤连下九次汗谕，遣派大批八旗官兵，查量汉民粮谷，凡每人有谷不及五金斗的，定为“无谷之人”。努尔哈赤认为“无谷之人”对生产粮食贡献不够，活着就是在浪费粮食，于正月二十七日下令将这些人全部杀掉。

　　1625年十月，努尔哈赤再次下达长谕，指责汉民“窝藏奸细，接受札付，叛逃不绝”，历数镇江、长山岛、川城，耀州、鞍山、海州、金州等地汉民武装反抗事例，宣布要斩杀叛逃之人。他命令八旗贝勒和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官将，带领士卒，各去自己辖属的村庄，凡系抗金者，一律处死。各将遵令，“分路去，逢村堡，即下马斩杀”。

　　经过持续多年的多次反复屠杀，辽东汉民几乎死亡殆尽。萨尔浒之战前辽东人口大约一千万，逃亡了约两三百万，粗略估计辽东屠杀数量在四百万左右。

　　2.“入塞杀”

　　辽东汉民被屠杀太多，以至劳动力严重不足，后金境内出现了“粮荒”。袁崇焕杀掉毛文龙以后，没有后顾之忧的清兵开始不断绕道蒙古，从喜峰口等地攻入长城以内，沿途不断的屠杀和劫掠人口，让河北山东等地为之一空。比较惨重的包括崇祯十二年攻克济南，屠杀约一百万人；崇祯十五年攻克临清，屠杀约八十万人。

　　这里面有一个鲜明的对比，就是赵州，先后被李自成的军队和清军攻克过。根据明朝官方报告，起义军攻克之后的情况是“流寇犯赵，举人李让等死焉”——杀了以举人李让为代表的那么几个人；而清军攻克赵州之后的情况是“虏破之余，城内士民不满三百”——杀得还剩不到三百人，有名有姓可查的死者两万五千二百多，被掳走的四千八百多，还有一些寄居、旅居没有登记的人口死亡无法统计。

　　屠城之所以是普遍现象，直接原因就是清军有“守城必屠”的军规。攻城的时候只要敌方不投降，那么攻克以后一定屠城，以此制造威慑力。屠城对清军而言不是“泄愤”，也不是“习惯”，而是“军事纪律”。如《清实录》记载，顺治五年（1649年）郑亲王济尔哈朗南征的时候，圣旨就命他：“抗拒不顺者，戮之；不得以而后降者，杀无赦。”[1]这就是军令，不是下令屠某一个城，而是一个原则性的军事纪律。后来济尔哈朗在湖南屠城，就是依据的这个军令。

　　这也是北方野蛮民族的老规矩，成吉思汗时代就是这么干的。不过，清军所屠的并不限于城，乡村地区照样进行无差别屠杀；而且投降的也不一定不屠，比如河北永平城，虽然投降了，但后来明军打过来清军不打算守卫，临走之前还是屠了城再走的，为的是不给明朝保留人口资源。

　　在1644年从山海关入关之前，清军共有六次越过长城入塞杀掠，其中大规模劫掠人口的有四次，累计劫掠人口超过一百多万。根据赵州屠城和劫掠人口的数据，劫掠数和屠杀数大约为1:6。则这四次入塞屠杀和劫掠人口就在八百万左右。另外两次没有劫掠人口的数据，但沿途诸多地方也被屠城烧杀。每次人口损失就算只有一百万。清军入塞所造成的人口损失也在一千万以上。

表：清军入塞后、入关前的代表性屠城事件（部分）

被屠之城	时间	死亡人数	相关记录
山东济南	崇祯十二年	约100万	“今春二月间……奔赴济南，但见城中焚杀已空，残尸烧埋已尽……泣思百万惨屠，全家泯灭。”（浙江巡抚熊奋报告）；“由黄河以抵济南……皆奴氛寥落、途次杳茫……全齐皆灰，臭气道路，血积盈衢。”（山东巡抚王国宾报告）；“臣之祖母、臣之叔祖、臣之兄姊奴婢共计四十六名口，俱死于烽焰之中”（山东督粮道邓谦南报告）。
山东临清	崇祯十五年	约80万	“生员存者三十八人，三行商人存者席明源、汤印、汪有全共七人，大约临民十分推之，有者未足一分。其官衙民舍，尽皆焚毁，至今余烬未灭。两河并街路，尸骸如山若颠，岂能穷数。城垛尽皆拆毁”（兵科抄出察办剿虏事务吴履中报告）；“盘踞十六日，杀掳百姓几尽”（山东东昌府推官刘有澜报告）
获鹿县（今河北石家庄）及其周边十六州县	崇祯十一年	获鹿县城中留下姓名的死者两千余人	“本道所属十六州县，戊寅虏入，无一不经残破，重以三载奇荒，兵燹孑遗同归于尽。”（井陉兵备道臣杨汝经报告）；“颅山血海，辨认无从……收残骸剩渍，分男女为两巨塚，合葬于城之南北野。”  （杨汝经为获鹿县死者合葬大墓所写的墓志铭，此墓碑上刻有名姓的死者两千余人）
任县（今河北任丘）	崇祯十三年	屠杀后剩下不到一百人	“虏至而即陷也……颓垣败屋相望，城中菜色之民，不满百人。” （保定巡抚黎玉田报告）
庆都、栾城、赵州、柏乡、唐山等	崇祯十一年末到十二年初	城墙长二十多里的城市被屠后只剩二三百家，数万户籍人口只剩一千余人	“臣所过地方，如庆都、栾城、赵州、柏乡、唐山之属皆一望莽荡……入其城邑，鸡犬寂寥，有瓦砾而无室家，有荆蓁而无烟火……有谓城垣广阔至二十余里，而城中居民不满二三百家者……有谓编审人户向来数万，近止千余”（兵科抄出察理广平府属龚鼎孳报告）
河南范县	崇祯十五年	不详	“虏遂由城西南角攻陷。可怜寥寥士民，横被屠戮。加以土寇乘机焚抢，祸变频仍，岂惟死徙不免，亦且杀掳殆尽”(兵部武库清吏司吴一元报告)
河北良乡县，固安县，张家湾，香河县	崇祯二年	不详（若按照每个县城五万人算，当有20万。张家湾为明朝大运河枢纽，人数更多）	“良乡县，固安县，张家湾，香河县，招降不从，攻取后悉诛之”（《满文老档》）
河北永平城	崇祯二年	不详	“阿敏、硕托将城内归降汉官巡抚……悉戮之，并屠城中百姓，收其财帛，乘夜弃永平城而归”（《东华录》）

　　注：以上只是列举几个现有的史料，并不全面，根据杜车别在《明末清初人口减少之谜》中提供的材料整理。

　　3. “南征杀”

　　清军入关占领北京后不久即南下，进入中国经济最发达人口最密集的江南地区，照样守城必屠。

　　“南征杀”主要是三个阶段。首先大开杀戒的就是扬州城，也即著名的“扬州十日”，杀了大约八十万人。后来清军统帅多铎以此屠杀来威慑南京官员百姓，在《谕南京等处文武官员人等》中说：“天兵至维扬……官员终于抗命，然后攻城屠戮……嗣后大兵到处，官员军民抗拒不降，维扬可鉴。”《清顺治实录》中也记载，扬州城破以后，“其据城逆命者，并诛之”。南京后来开城投降，避免了被屠城的命运。

　　占领南京以后，满清统一中国的优势已经十分明显，很多地方望风而降。清政府有望以相对比较和平的方式实现改朝换代。但当时掌权的摄政王多尔衮眼见军事征服进展顺利，得意忘形，悍然颁下“剃发令”，要求所有男人把大部分头发剃光，只保留后脑勺一根长长的小辫。从汉族的审美标准来看，极为难看。凡是不愿意剃头的，一律除以死刑。

　　“剃发令”在辽东地区就执行过，为的是区分哪些辽民真的屈服于满清的统治，哪些不愿意。当时就遭遇到了辽民的激烈反抗，“剃发令”的执行本身也导致了清军对辽民的多次屠杀。现在江南再次执行，江南地区的人民再次群起反抗——人民的反抗并不仅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头发，而是无法接受清军仅仅因为留头发就要杀人的暴政。大部分起义者并不是因为自己被逼着剃头而造反，而是因为看到有很多人仅仅因为不剃头就被杀害而造反。清军也就掀起了第二阶段的屠城潮，著名的“嘉定三屠”和“江阴八十一日”就与人民反抗“剃发令”相关。

　　此后，南明各路抵抗军与清军在南方进行反复拉锯，江西、安徽、福建、广东等省份的城市也因此也因此被清军多次屠城，这是南征屠城的第三个阶段。

表2：清军南侵代表性屠城事件（部分）

被屠之城	时间	死亡人数	相关记录
江苏扬州	1645年	超过80万	即  “扬州十日”，《扬州十日记》、《明季南略》、《扬州城守纪略》、《谕南京等处文武官员人等》诸多史料记录
上海嘉定	1645年	10万至20万之间	即著名的“嘉定三屠”，主凶为清军将领李成栋。第一次是抗拒剃发令起义，城破后被屠；第二次是新近拥入城市的人民和屠城受剩下的居民再次反抗，城破后再次被屠杀；第三次是明军攻城赶走清军，清军反攻后再次屠城。
江苏昆山	1645年	数万人	昆山县人民杀知县阎茂才，起兵反清。七月初六，清军破城，随即屠城，士民死难者达数万人。“总计城中人被屠戮者十之四，沉河堕井投缳者十之二，被俘者十之二，以逸者十之一，藏匿幸免者十之一……杀戮一空，其逃出城门践溺死者，妇女、婴孩无算。昆山顶上僧寮中，匿妇女千人，小儿一声，搜戮殆尽，血流奔泻，如涧水暴下”（《研堂见闻杂记》）
浙江嘉兴	1645年	约50万人	根据《嘉兴市志》记载，是年闰六月六日。为反抗清军暴行，嘉兴民众揭竿而起，乡的明翰林学士屠象美、明兵科给事中李毓新主其事，降清的明嘉兴总兵陈梧反正任大将军指挥义师，前吏部郎中钱棅助饷。二十六日城陷，逃不出的居民除大批年轻妇女被清军掳掠和一些僧人幸免外，几乎全遭屠杀
江苏江阴	1645年	约20万人	1645年夏江阴人民为抵制剃发令，在江阴典史阎应元和陈明遇、冯厚敦等人领导下进行的反清斗争。因为前后长达81天之久，故被称为“江阴八十一日”。城内死者九万七千余人，城外死者七万五千余人，江阴遗民仅五十三人躲在寺观塔上保全了性命。（韩菼，《江阴城守纪》）
江苏常熟	1645年	不详	“虏遂由城西南角攻陷。可怜寥寥士民，横被屠戮。加以土寇乘机焚抢，祸变频仍，岂惟死徙不免，亦且杀掳殆尽”(兵部武库清吏司吴一元报告)
江苏苏州	1645年	不详	《明末清初乡绅经济生活的变迁》：“当时吴郡（今苏州）八邑，只有太仓州和崇明县没有遭到屠城” ；“顾师轼：《吴梅村年谱》顺治二年条（转引自明末太仓士人朱昭芑《小山杂著》）：“七月初四屠嘉定，初六屠昆，十二日屠常熟，吴郡县七州一，崇明悬处海外，六邑五受伤夷，惟一州为鲁灵光之独存。”
浙江金华	1646年	约5万人	根据《浙东记略》、《临安旬制记》、《金华府志》和《金华县志》等记载，1646年5月，满清军队攻占浙东府县，南明钱塘江防线沦陷。金华人民在督师大学士朱大典带领下据城而战，誓死不降。清军攻陷金华后屠城。大约有五万人被屠杀。
安徽泾县	1646年	约5万人	安徽南部地区一系列大屠杀的代表。根据《明清史料》等记载，1646年皖南人民不能容忍清政权的剃发易服而发动起义，反抗满清统治，后被镇压。清军提督张天禄、池州总兵于永绶在皖南地区展开报复性屠杀，其中以泾县尤甚，大约有五万人被屠杀。
江西赣州	1646年	约20~40万人	根据《赣州府志》、《赣县志》、《行朝录》和《仿指南录》记载，1646年三月，满清军攻占赣州后，江西总督万元吉、武英殿大学士杨廷麟等与六千守城将士殉国，清军屠城。大约有四十万人被屠杀（也有说法是二十万）。史称赣州之屠。
福建平海	1647年	不详	根据《明清史料》、《南明史》等记载，1647年南明绍宗皇帝殉国后，遵奉鲁监国的义师在闽浙两地依然相当活跃。是年七月，南明同安伯杨耿领兵一度收复平海卫。清援军赶到后，杨耿兵被迫撤退，平海卫百姓惨遭屠杀。被屠杀百姓人数不详。
福建邵武	1648年	不详	《郑成功档案史料选集》等记载，1648年江西金声桓、王得仁反正归明后，福建义民举兵响应，攻占邵武县城后，复为满清兵所败，城中起而响应的绅民惨遭屠戮。
福建同安	1648年	约5万人	《郑成功档案史料选集》等记载，1648年李成栋反正后，闽南地区复归明朝旗下，但闽系将领多为排斥。是年七月满清军队进攻同安，郑成功援军因风向不利受阻。同安城破后，守城将士悉数杀身成仁，满清军队屠城，血流沟渠。大约有五万人被屠杀。史称同安之屠。
江西南昌	1649年	约20万人	明军守南昌，被长期围困，城中粮尽，出逃百姓皆不分青红皂白为清军所杀。城破后守城将士殉国，满清军将城中百姓屠戮一空。大约有二十万人被屠杀，史称南昌之屠。
江西信丰	1649	不详	根据《西江志》等记载，1649年，“嘉定三屠”的主凶李成栋叛清投明后二次入赣，为满清军所败，退守信丰。满清军攻破城池，李成栋仓促撤退，在回师过程中阵亡。满清军入城后对城中居民滥加屠杀。被屠杀的无辜居民人数不详。史称信丰之屠。
湖南湘潭	1649年	约20万人	清郑亲王济尔哈朗带兵突袭湘潭，城破后屠城。逃到乡下的文人汪辉记载：清军从正月二十一日开刀，“屠至二十六日封刀”，半个月后他进城看到：“尸骨纵横，惨不可言。……市上人民不止二三十，城中不满百人。”康熙初，《湘潭县志》收录的一件碑文也说：“六年正月，万骑自长潜渡，屠其城，尸坟起，与垣檐平。”
广东广州	1650年	约70万人	又称庚寅之劫，清平南王尚可喜与靖南王耿继茂指挥的清军在围城近十个月后，经过惨烈的战斗，终于攻破广州城，随后对据城死守的广州居民进行了长达十二天的大屠杀。死亡人数根据收尸的和尚统计至七十万。（《广东通志》、《广州市志》）；《清史稿·卷二百三十四》记载“继茂与可喜攻下广州，怒其民力守，尽歼其丁壮”；黄佛颐的《广州城坊志》引用清人方恒泰《橡坪诗话》的记载：“城前后左右四十里，尽行屠戮，死者六十余万人。”
广东南雄	1649	约2万人	根据《岭表纪年》、《南雄府志》记载，1649年清军从江西南下进攻广东，偷渡梅岭后，派遣间谍进入南雄放火并打开城门。守城六千余名将士战死战，约有两万人被屠杀。
浙江舟山（定海）	1651年	约2万人	南明鲁王朱以海盘踞舟山群岛，使其成为浙东抗清武装活动中心。1651年（辛卯年），清浙闽总督陈锦分三路大军来进攻定海。城陷后，清军挨家挨户搜捕，不分军民一概屠杀。定海城血流成河，18000余具尸体累累相枕。史称“辛卯之难”。
广东潮州	1653年	约10万人	1653年，满清“潮州总兵”郝尚久反正归明，响应李定国大军。李定国兵败西撤后，郝尚久势单力薄。满清军队在包围潮州一月有余，攻陷府城后屠城，大约有十万人被杀。
云南永昌	1659年	不详	根据《清世祖实录》和《明清档案》记载，1659年满清军队进入云南，分路攻打南明防线。满清军队沿途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永昌一带周围百里无人烟。被屠杀的无辜居民人数不详。史称永昌之屠

　　根据《清世祖实录》和《明清档案》记载，1659年满清军队进入云南，分路攻打南明防线。满清军队沿途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永昌一带周围百里无人烟。被屠杀的无辜居民人数不详。史称永昌之屠

　　此类屠杀除了一般性的历史记录以外，还有部分残存的家谱可以为证。江阴范氏家族是当地大族，其族谱从第1世到第31世，历时九百多年，其中保留下来比较详细的是从第11世到第31世，几乎完整的涵盖了明清两个朝代。这个族谱里边把家族的所有男性的生卒年月都记录下来。根据族谱记录，其17、18世的男性有超过一半死于清军的江阴大屠杀[2]。这样一个大家族应该遍布江阴城乡各地，男性死亡达到一半，说明江阴城中的居民应该确实是被几乎全杀光了。

　　4.“平叛杀”

　　随着南方地区的抵抗日益激烈，北方那些原本投降满清的军事将领也趁机起事。这些人造反，很多因为是对清军入关以后，自己的地位、待遇没有得到保障，看见全国反清斗争掀起高潮，也就跟着造反。

　　比较典型的就是大同总兵姜瓖。1644年，李自成带兵从陕西出发攻打北京。起义军进入山西，攻克太原以后，姜瓖就投降了李自成。后来清军入关，他又杀掉起义军将领，将大同、朔州拱手让给满清。清廷任命他继续当大同总兵。

　　但是，1648年，多尔衮派遣英亲王阿济格坐镇大同，借口大同汉人拒绝剃头梳辫，成天动手杀人，对汉族官员更是视如奴仆，非打即骂，就连姜瓖也经常受到指责。阿济格贪财好色，经常抢掠富户，并到处物色美妙女子。有一次，一个有身份的新娘被阿济格的兵从轿中抢走，姜瓖亲自找他们要人，被撵打了出来。姜瓖不能再忍，勃然大怒，率亲兵到他府上见人就杀。吓的阿济格从城墙逃走。

　　姜瓖知道自己闯了乱子，迟早要灾祸加身，索性一不作二不休，准备反清。他接收了大同周边残存的明军，很快聚起数万人马。1649年，姜瓖在城门树起反清复明的大旗，自称平狄大将军，奉明正朔，易冠服，又在文庙里供起了明太祖朱元璋的神位。他在神位前首先带头拔剑割掉自己脑后的辫子，紧接着拉出几个满清的小官吏在孔子像前砍头祭天，公开造反。

　　清军围攻大同十个月后，才把大同攻克，然后就开始屠城。这次屠城的死亡人数应该在二十万以上。此外，朔州、浑源等跟随姜瓖反清的地方也都先后被被屠杀一空，根据《清世祖实录》记载，“顺治六年，大同、朔州、浑源三城，已经王师屠戮，人民不存”。这一波屠城的地方还有山西汾州、太谷、泌州、泽州等地，统称“汾州之屠”，大概屠杀了四十万人。

　　此外，还有一些地方势力响应姜瓖起事的，地方百姓也跟着遭到屠杀。比如陕西蒲县，根据《清世祖实录》记载，1649年满清“延安营参将”王永强响应姜瓖，反正归明，义军势力在陕北迅速扩大。满清调集陕西大军三路围剿，王永强战败殉国。蒲城居民固守不降，满清军破城后就大肆屠城，史称“蒲城之屠”。类似情况的还有山东曹州等。清军在镇压“三藩之乱”中的暴行，也属于此类。

　　5.“镇压杀”

　　除了地方军阀势力的叛乱以外，各地的老百姓也纷纷起义，反抗满清的残暴统治。这些起义与地方势力在战略上遥相呼应，但正义性更强。人民不是政治投机者，他们豁出命去反抗只是为了生存、自由和尊严。

　　除了李自成死后的大顺军余部和张献忠死后的大西军余部以外，全国各地各种人民反清起义风起云涌，几乎是无一乡无起义、无一年无暴动。就屠杀人数而言，这个部分的数量应该是最大的，比前面所讲的诸多屠城事件高出许多。但因为都是持续不断的小规模战斗，遭到屠杀的往往是一些偏远乡镇，记录十分零散，因此一直所受的关注度不高。

　　记录这些天量小规模镇压屠杀的史料，主要集中在《明清史料》之中。《明清史料》全称是《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刊明清内阁大库残余档案》，是第一手档案。目前已经整理出版的总共有十编之多。每编共有十本，每本一百页，每编一千页。但这只是经历过晚清战乱特别是英法联军、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大肆焚烧劫掠后剩下的残余档案，原始档案数量应该是残篇的数百倍乃至上千倍。

　　要在这么多档案中将几乎每个月乃至每一天都在发生的屠杀行径整理出来，需要的工作量极大。目前还没有人完整的做过这个工作。杜车别在《明末清初人口数量减少之谜》中，对已经出版的部分中大约两千页的记录做了梳理和部分摘录。这大概也就相当于清朝官员和统治者自己记录的顺治年间的屠杀罪行，也就只能占据其整个罪行的万分之一二的比例。但即便如此，也已经非常骇人了。

　　据杜车别书中所载，《明清档案》中有关的记录大概是这样子的，比如，顺治三年一月十日的《江宁巡按毛九华揭帖》说：“江宁城外，九十余村，有王壒、孙壒、金牛六塘、聂村、陶村、邓村、龙都八村借练乡兵为名，敢犯天兵、遂经剿洗。”

　　这个揭帖，就是顺治三年（1646年）一月江宁巡抚向皇帝报告，最近南京城外有八个村庄的人民起来造反，被镇压之后屠杀一空。

　　顺治五年山东的曹县反清大起义，由李洪基，李化鲸等人领导，拥立明朝宗室，立年号为天正。这次起义的情况在顺治五年十一月十六日的《河道总督杨方兴揭帖》中汇报，说反贼聚集了“数十余万人”，然后经过镇压“城中贼党尽皆诛戮无遗”——杀了个精光。

　　顺治五年四月五日的《浙江福建总督张存仁揭帖》中叙述清军对汀州连城县进行灭绝性大屠杀的时候说：“贼……逃奔无路，躲藏民房，举火烧死甚众，在城叛贼概行诛戮”。又比如顺治七年十二月《宣大总督佟养量揭帖》里在叙述清军围攻剿杀五台山一带地区的抗清义民的时候说“职于顺治七年九月十一日……于四山各要路分兵进剿如打围之势……其不投诚者，概行杀戮。”

　　顺治三年到五年间，甘肃地区人民同样因为反抗“剃发令”而遭到杀戮，人民不堪忍受不断起义，相继占领了兰州、甘州等重要城市。清军攻城后，又在兰州和甘州屠城，分别杀了几十万人。这类屠城与南征屠城区别不大，属于“标准流程”，不用细说。不过《明清史料》中同时也记录了这次镇压中对乡村地区的屠杀。顺治六年的《署甘肃总兵张勇为恢复甘州塘报》里，总兵张勇向朝廷汇报说：“我兵奋力赶杀，回逆乡周围二十里血流成川，尸积如山……入山搜剿，十九夜剿洗已尽，于二十日收兵入城……甘州内外肃清，地方恢复。”在这场镇压中，“屠城—屠乡—搜山”构成了一个完整杀戮链条。对于这一类大肆吹嘘自己疯狂杀人的奏章，朝廷总是予以鼓励奖赏。

　　除杜车别外，另一位对《明清史料》档案有过详细研究的学者是李光涛，他参与了《明清史料编》10 编的编辑工作。在清军的屠杀问题上，其结论对杜车别完全一致：

　　“这十一本史料（《明清史料》甲编、丙编），几乎每页都有清军屠杀人民的事件记录。这些报告杀人的奏章，所得到的皇帝批示，几乎也都一样：知道了，有功的官兵请兵部按功论赏。”

　　“这十一本史料，在整个顺治期间的档案中所占的比例，不过千分之一二。但在这千分之一二中，杀人之酷烈就已经可见一斑了。”

　　“流寇杀人很多，但主要杀的是富人、官吏以及不愿意投降之人，还有就是暴怒之时会妄杀多人。但清军不同，见人就杀，专以杀人为目的。”

　　“（清军对四川的屠杀）……先后持续了数十年，凡是不愿意服从的、不愿意剃发的、躲进深山不愿意编户为民的，都被杀掉。然后赤地数千里，比张献忠杀的人多了十倍二十倍都不止……清军屠杀中国之惨，绝非李自成、张献忠等可比。”[3]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2卷中，我曾经引用过明末清初的诗人丁耀亢在清初写的一首诗《古井臼歌》，但只引用了其中四句回忆明神宗万历时代的内容。其实这首诗主要是写的作者经过一个无人村落所发出的感慨。全文如下：

　　道旁废墟存古井，石上绳痕吊水影。犹有石臼无人舂，倾侧墙隅如覆鼎。
　　忆昔村民千百家，门前榆柳荫桑麻。鸣鸡犬吠满深巷，男舂妇汲声欢哗。
　　神宗在位多丰岁，斗粟文钱物不贵。门少催科人昼眠，四十八载人如醉。
　　江山鼎革成新故，物化民移不知处。空村古鬼起寒磷，荒原野火烧枯树。
　　井中白骨成青苔，舂碓之人安在哉？此物曾经太平日，如何过之心不哀？

　　全文翻译如下：

　　我路过一个村落，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废墟。道路旁边有一口古井，上面还吊着绳子，井中也还水波涟涟。旁边还有一个石臼，但是已经无人舂米了。很多房屋的墙壁都已经倒塌，整个村子就好像一口铁鼎被推翻在地一样。

　　我记得之前这里曾经有成百上千户人家，家家户户门前种着榆柳和桑麻。街头巷尾，鸡鸣狗叫，男人舂米、女人打水，欢声笑语充满了整个村落。

　　前朝神宗年间的时候，一斗米才几文钱，各种东西都很便宜，很少有官员税吏上门催缴钱粮，每天都可以睡得很踏实。神宗在位的四十八年里，人们生活得简直就是如痴如醉啊！

　　如今，江山易主，村落成为了废墟，居民们也不在了。村落上空，只有孤魂野鬼在飘荡，荒草丛生、古木枯萎。

　　那水井中，还有死人的白骨，上面长满了青苔，他们就是那些曾经在这里舂米打水的人们吗？这口古井和这个石臼，都曾经见证过太平时节的美好时光。从它们旁边走过，叫我如何不感到伤心呢？

　　这个曾经居住上千人的庞大村落，在三十多年内彻底荒废，变得完全空无一人。再看看井中白骨，可知这只能是遭清军“剿洗”而屠杀一空造成的。结合《明清档案》中的众多记录，可以想见，当年中华大地上有多少这样的村落，从曾经的世外桃源变为只有野鬼游荡的废墟。

　　[1]《清世祖实录》卷40.

　　[2]《澄江范氏宗谱》，卷首，1985年。转引自《1370-1900年江南地区人口变动与社会变迁——以江阴范氏家族为个案的研究》，彭希哲、侯杨方，载《中国人口科学》，1996年第3期。

　　[3]李光涛，《明清档案论文集》。转引自杜车别《明末清初人口减少之谜》，序言。原文为文言，已经白话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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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李晓鹏博士，主要著作有《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一卷、第二卷，《这个国家会好吗》，《重现伟大中华史》、《中国的产业政策》、《中国的产业规划》等。广告联盟

大参考

　　（第三卷-1-4）四川惨屠：谁才是四川人口灭绝的主凶？

　　4.四川惨屠：谁才是四川人口灭绝的主凶？

　　在明朝核心版图中，抵抗到最后的是四川地区，被杀戮最惨也是四川地区。明朝末年，四川地区大约有三四千万人口。经过清军的屠杀，到了康熙初年，最后只剩下数万人——最少的说法是不到两万人[1]，最多的说法是八万多不到十万人。

　　四川大屠杀的责任，满清以及投降满清的汉奸们把它完全栽赃给了张献忠。但张献忠是1646年死的，此时距离康熙十九年（1680年）四川人口最低点还有三十多年。张献忠死后，他手下的部队很快就离开了四川，前往广西云南等地。随后，清军肃王豪格就带数万人马入川，试图占领四川。如果此时四川人口已经被张献忠屠杀殆尽，豪格应该很顺利的就占领四川才对。

　　但实际情况是，在大西军离开四川的情况下，豪格的大军仍然大败而回。击败豪格军队的是四川地方军阀杨展。豪格是清军名将、皇太极的长子，参加过满清征服蒙古的一系列战役，后来又在锦州之战、松山之战等一系列关键性战役中立下过战功。张献忠就是在和豪格交战的过程中被击杀的。要想击败豪格亲自带领的大军，所需要的兵力和后勤保障能力必须非常高。如果四川人口都被张献忠杀光了，哪里来的人力物力对抗豪格的大军呢？

　　杨展所统治的地区不仅兵精粮足，而且还大量救济过从清军占领地区逃过来的难民。光是救济难民就用了上百万石粮食。一般救济难民的粮食不可能是把每人一年的口粮都尽数发下，救济一个月也足够渡过难关了。则按每人救济粮为三斗计算，救济的川西、川北难民的数量就达到300万人以上，如果把银子的救济也算上，就更多了。也就是说，张献忠死后，光是从川西、川北地区跑到川南地区的难民就有三百万以上。四川人口明明还多得很嘛，哪里被杀光了？

　　杨展后来死于四川军阀的内讧——四川其它地区的军阀实力也不弱，没被张献忠杀光。

　　由于军阀之间的矛盾，豪格虽然败走川南，但清军仍然可以控制四川北部一部分地区，还任命了四川巡抚，负责管理和军事镇压。四川巡抚李国英在顺治五年（1648年）的报告中说：“不意王驾凯旋，寇党又复四起，……全川皆贼，已成燎原之势。” 两个月后又报告说：“肃王平定凯旋之后，余孽蜂起，无地无贼。”这里的“凯旋”当然是自吹自擂，意思就是豪格的大军撤出四川以后，整个四川到处都是抗清起义，到了“全川皆贼”、“无地无贼”的地步。若是川人都被张献忠杀光了，这些让四川巡抚紧急向中央求援的“贼”是从哪里来的？

　　大西军在云南广西等地站稳脚跟以后，张献忠的继承人孙可望又派遣刘文秀带兵杀回四川。黄宗羲《永历纪年》说：“蜀人闻大军至，多响应。于是，重庆、叙州诸府县次第皆复。”黄宗羲是东林党一派，非常仇视农民起义，后来又派儿子和弟子去帮满清撰写《明史》，没有道理为大西军说好话。如果张献忠在四川疯狂杀人，蜀人听说张献忠的军队又回来了，跑都来不及，又如何会“多响应”呢？

　　四川人民遍地的反清起义行动和积极欢迎大西军杀回四川，表明了两个事实：第一，张献忠死后，四川人还多得很；第二，四川人民对杀掉张献忠、赶走大西军的清军并不卖账，反而很欢迎大西军回来抵抗清军。可见就算张献忠在四川有屠杀行为，跟清军比起来也不在一个数量级上，对此川人心里是有数的。

　　关于张献忠到底有没有在四川大屠杀的历史考据非常多，已经争论了上百年，诸多的材料辨析已被翻来覆去的拿出来争论，我们不细讲，这里只做一下总结。支持“张献忠屠蜀”文献记录，大概可以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遭遇屠杀的人物或其后代记录的。张献忠在四川确实杀了很多人，但主要是明朝的宗室、官员、地主、豪强，以及他们组织起来对抗农民起义军的军事力量。这批人同时也有最有文化的一群人，后来很多人的后代投降满清。他们把自己家族所受的屠杀记录下来，中间再夹杂一些道听途说的骇人之语，都很正常。从入川之前的事迹来看，张献忠杀人比李自成更狠一些，手段也更为残暴，在四川连续与南明政府军、各路军阀和地主豪强武装反复征战，杀人肯定不会少。但不能说明张献忠进行过类似于清军“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样无差别的大屠杀，更不能说明四川人口从几千万减少到几万人主要都是张献忠干的。

　　第二种就是详细描写张献忠在四川进行无差别大屠杀的材料。如果这些材料的记录是真实可信的，那么张献忠屠蜀当然也就真实存在。但遗憾的，经过满清长达上百年的“文字狱”，今天能看到的基本上都已面目全非。比如记录张献忠屠蜀最详细的《绥寇纪略》，它的作者吴伟业并没有到过四川，而是根据一本叫做《鹿樵野史》的来历不明的野史写的。而且写完之后，“为不肖门生邹漪窜改十五，遂无完本。”——在清朝编写《明史》的时候搜集史书，吴伟业的学生邹漪对《绥寇纪略》进行了全面的修改，十成文字中有五成文字被篡改了。这种材料确实难以采信。

　　在《明史》撰写过程中，除了《绥寇纪略》，另一重要参考文献是毛奇龄的《后鉴录》。毛奇龄这位仁兄我们在第二卷就介绍过他了，是《明史》重要的编纂者，万贵妃给明宪宗的后宫堕胎的“故事”就是他写到《明史》里边去的。这家伙更像是一个小说家而不是史学家，他记录的“历史”里边，有很多其他任何地方都看不到的故事。比如关于明太祖朱元璋死后殉葬的记录，明朝各个时期的史料里都没有记载殉葬人数，只有毛奇龄的《彤史拾遗记》精确的说是四十六个人，天晓得这么精确的数字他从哪里看来的。

　　毛奇龄在《后鉴录》里面对张献忠杀人的方式进行了有趣的总结，比如用狗去闻犯人，狗走到谁跟前就杀人，叫“天杀”；派军队分屠各州县，叫“草杀”等等。别的文献都没有，就毛奇龄编写的野史里边有。按照《后鉴录》记录的张献忠各种五花八门的奇怪杀人方式所杀人数的总和，竟然超过了六亿人。这种材料显然是不可信的。

　　第三种材料最独特，就是外国传教士的记录。有很多人其它材料都不相信，但觉得外国传教士的记录实在是不能不信。杜车别对此作了有说服力的考证：外国传教士对张献忠屠蜀的记录集中体现在《圣教入川记》这本书中。但这本书的作者法国人古洛东出生于1840年。也就是这本书的成书时间是四川大屠杀发生两百年之后。书中有关张献忠屠蜀的记录是从别的地方转载过来的。转载的来源是安文思的《一六五一年中国著名大盗张献忠暴行记》。另外一本外国传教士《鞑靼战记》里边，也记录了张献忠屠蜀的事情，但内容也同样来自于安文思的这个文章。安文思是总来源。

　　安文思是葡萄牙传教士，他在清朝初年去过四川传教，还在张献忠的军队里面担任过官职，他是有资格来记录四川大屠杀的。不过，在大西军失败以后，安文思被清军逮捕了，1662年被送往北京，遭到了严刑拷打，受夹棍二次，并被判处绞刑。但不知何故，清廷最终没有杀掉安文思，后来甚至让他陪伴年少的康熙皇帝。根据其他传教士写作的《安文思传》，安文思很花了一番心思，学了不少西方工匠的本事（可能是制作钟表之类的），用来讨好康熙皇帝。最后安文思因为受夹棍的双脚旧伤复发而死。

　　显然，安文思写作《一六五一年中国著名大盗张献忠暴行记》的时间只能是他被清廷逮捕并酷刑逼供之后。这段时间，他开始醉心于学习工匠技术讨好康熙皇帝。这种情况下写出来的抹黑张献忠的文献，可信度不高。

　　实际上，张献忠从未占据过四川全境，不具备进行全域性屠杀的基本条件。通过对各方面史料做去伪存真的分析，大体可以得到张献忠入川到阵亡之间的行为轨迹：他在1644年从重庆方向进入四川，后来攻占成都，然后以成都为中心向四周攻城略地。这一时期的张献忠，一心想把四川当做根据地，还在成都登基称帝。他只对明朝皇室和官员进行杀戮，对百姓是很好的，采取了开科取士、治安保甲、鼓励开荒、严惩官员贪污等一系列手段试图建立有效的治理机制。

　　后来，各地地主豪强联合南明政府军进行反扑，张献忠的控制范围迅速萎缩。到了1645年3月，只有成都和保宁府（川北地区）两个地方还在大西政权的控制之下。在接连丧师失地之后，感到失败在所难免的张献忠开始情绪失控，不断采取滥杀和酷刑的方式来对待他认为不可靠的人。但主要是军队和政权内部清洗，没有对普通老百姓进行无差别屠杀。

　　最后，张献忠认识到成都已不可能守得住，打算往西南方向撤退。撤离之前，张献忠命令部队到各地尽可能多的抢掠钱粮，对拒不交出钱粮的一律处死。这是张献忠最接近于发动无差别大屠杀的一次，但还是以抢掠钱粮为主，不以杀人为主。而且他手下的起义军将士相当部分并不愿意如此滥杀，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白文选等主要将领都跪地请求张献忠收回此命令，被张献忠拒绝。但既然执行层反对这个命令，虽然勉强执行也一定会打很大的折扣。但既然执行层反对这个命令，虽然勉强执行也一定会打很大的折扣。

　　张献忠过度的内部清洗和对成都地区进行劫掠的路线让他众叛亲离，并最终导致了他的失败。大部分四川籍的士兵害怕被杀而逃亡。保宁府守将刘进忠是四川人，拒绝执行清洗和劫掠的命令，干脆向清军投降。

　　最后，张献忠毁掉成都城墙，将城内焚烧一空，北上与清军交战。这支没有了道义信念支撑的农民军部队严重丧失战斗力，在跟豪格带领的清军交战时一触即溃，张献忠战死。

　　——张献忠的失败说明：农民起义军一旦丢掉自己的作为暴政反抗者的正义立场，就一定会很快覆亡。

　　张献忠死后，大西军南下前往云南贵州一带。在行军路上，主要的将领召开会议，推举孙可望为新的首领。孙可望上任后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将支持张献忠进行内部清洗和劫掠普通百姓的汪兆龄等人处死。此后，大西军纪律始终很好，在云南开辟根据地，后来又北上抗清，一直很受老百姓拥戴，没有再出现过公然纵兵劫掠滥杀的事情。

　　纵观整个过程，张献忠有可能进行大屠杀的时间，只有他在成都称帝到他死亡的两年；进行屠杀的地点，只可能是成都一带。因为只有成都府是他能实际控制的，保宁府刘进忠也是张献忠部下，但他拒绝执行屠杀士兵和劫掠百姓的命令。

　　过度猜忌并屠杀起义队伍内部的四川将士、派兵无差别劫掠百姓财物和焚毁成都，这些账无疑应该算到张献忠头上。张献忠也从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最终成为了令人唾弃的起义队伍的败类和耻辱。

　　但是，张献忠杀人数量相对于整个四川地区三四千万的人口总量而言，仍然只占了极少的一部分，其滥杀无辜的区域也只是四川地区的一小部分。“张献忠屠蜀”这个表达方式总体而言不符合历史真实，最多只能叫张献忠屠成都。四川大部分地方、大部分人口不在张献忠暴行的侵害范围内。

　　大西军败走云南，豪格乘胜占领了成都。然后，豪格带兵南下，败于杨展等人，向北撤退回陕西。杨展收复成都。没过多久，清军又来打成都，杨展认为成都没有守卫的价值，主动撤走。清军再次占领成都。这次占领之后，清军向朝廷做了汇报，说城里只有一千多人，整个城市已经残破，没有占领价值，决定撤回到绵阳。

　　成都作为四川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明末时人口应该在两百万以上。等清军第二次占领的时候，只剩一千多人。两百万左右的人口损失是谁造成的？只有张献忠、豪格和杨展有可能搞过大屠杀。杨展以仁义著称，把川南治理的很好，又是四川本地势力，几乎不可能。剩下就只有张献忠和豪格。谁干的？

　　这个事情现在无从考证，不过清军马上又干了一件很缺德的事儿：他们在做出撤退回绵阳的决定后，把城中幸存的那一千多人也给杀光了。这是他们自己向朝廷汇报的奏折里写的，没啥可疑。

　　我们在前面讲清军“入塞杀”的时候，举过一个例子，就是清军曾经占领永平城。永平城是投降的，所以占领的时候没有屠城。但后来明军打过来，清军决定撤退，临走的时候还是屠了城，把官员和百姓全部杀光，把财富全部带走，不给明朝留下人口资源。可见清军不仅有“守城必屠”的军事纪律，还有撤退屠城的习惯。

　　这样看来，豪格撤出成都的时候，屠城的嫌疑很大。就算大部分建筑和城墙已被张献忠焚毁，豪格也很有可能再屠一遍，以免给杨展留下人口资源。

　　此外，豪格从四川撤退回陕西，在路上足足走了七十天。这个时间长的不可思议，感觉不像撤军，倒像是在旅游。从成都到陕西汉中，正常行军二十天足够了。多出来的五十天时间，豪格的大军干啥去了？很可能就是根据撤退屠城的习惯，沿途不断屠杀主要的城池并劫掠钱粮，不给敌人留下资源。考虑到第二次占领成都后，清军连城里边残存的一千多人都不愿意留给对手，都要残忍的杀掉，他们在此后二三十年与南明军、大西军和吴三桂反复争夺四川以及镇压人民起义的过程中，将四川各地人口屠杀殆尽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也只有他们有能力、有动机这么做，而且也有足够多的“前科”。

　　萧一元在《清代通史》中考证，1647年，刑科给事中陈调元在给皇帝的揭帖中提到清军在四川的军事行动时说：“不得已而动大兵剿之，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全城俱歼，或杀男留妇。”这也说明，清军在四川等地镇压反抗的过程中，将起义地区的普通百姓一并杀掉或“杀男留妇”是习惯性做法。四川地区人口损失，应该主要是清军造成的。

　　[1]康熙十九年，四川松威道王骘在给康熙的上疏中说四川“自荡平后，修养生息，然计通省户口，仍不过一万八千余丁，不及他省一县之众”（《清史稿》卷二百七十四，《列传六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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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李晓鹏博士，主要著作有《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一卷第二卷、《中国的产业政策》、《这个国家会好吗》等

大参考

（第三卷-1-5）文明三问：对清军开国大屠杀的辨析与反思

　　五、文明三问：对清军开国大屠杀的辨析与反思

　　清军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的大屠杀，是人类历史上极其罕见的暴行。与张献忠在成都地区的暴行不同，它与个人品质无关，也不是偶发现象，而是时间长达半个世纪、范围覆盖整个中国（西北到甘肃宁夏，东北到辽西辽东、东南到广州福建、西南到云南贵州）、连续几代人（从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顺治一直到康熙）的有组织的大规模人类屠杀事件。

　　这是一个证据充分的历史事实。不过，如何看待这个事情，却有很大争议。尤其是清王朝统治了中国两百多年，并且缔造了巨大的帝国版图，后来又代表中国参与了抵抗西方殖民入侵的战争。清朝灭亡后，满族也继续留在中国境内生活，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

　　有一种观点认为，为了维护民族团结和继承清王朝留下来的国家版图，对这段历史尽量就不要去提了，甚至故意掩饰清军暴行，将人口减少的主要原因归结为瘟疫、农民起义等；而另一种观点则截然相反，认为这就是一场异族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满清政权是伪政权，不能代表中国。

　　前者就不必细说，历史终究是历史，为了政治正确而故意掩盖甚至扭曲这么重要的一段历史显然是不对的。我们叙述历史，总会有所选择。因为历史事件实在太多、历史资料实在太丰富了，不可能全都讲。但选择也要有个底线，对于如此大规模的、证据确凿的人口屠杀视而不见是不行的。

　　对于后一种观点，则需要详细辨析一下。

　　满人（女真）起家的地方是建州三卫。这三个卫是明成祖朱棣亲自下令设立的军事驻防机构，属于明王朝“皇帝-五军都护府-都指挥司-卫-所”五级军事系统。建州地区属于明朝版图，没有疑问。这跟金灭北宋、蒙古灭南宋都不一样——金和蒙古建立政权之前并不属于北宋或南宋版图。努尔哈赤的父亲和爷爷，都曾经担任建州卫的首领，也带着其部族士兵跟随明朝辽东总兵李成梁到处征战。努尔哈赤年轻时候还在李成梁的家里当过侍卫。相比一般的册封，这种从属关系要密切的多。因此，后金政权的建立，是典型的明王朝内部叛乱。所以努尔哈赤一宣布建国，明朝就要派兵去打他，这不是侵略，是平定叛乱。它跟万历年间的播州叛乱性质差不多：播州从唐朝开始就由杨姓吐司进行管理，居民以苗民为主，明朝在这里设立播州宣慰司，但历任指挥使都由杨姓土司世袭，跟建州三卫情况是一样的。播州之役也是平叛战争，不是侵略战争。

　　清灭明，是叛乱成功，不是外国入侵。

　　但仅从国家内部叛乱和平定叛乱的角度来分析明清换代肯定是不够的，它无法解释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规模的屠杀。我们必须换一个新的视角——文明的视角来看。

　　古代中华文明的主要特质是农耕文明，农耕核心区域是几大平原——关中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四川盆地、珠江三角洲平原、辽河平原等。这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域。围绕着中华文明核心区域的，包括蒙古高原、东北大小兴安岭一带、青藏高原、云贵高原等非农耕区域，生活着许多以游牧、渔猎为主的少数民族，这些地区是中华文明的外围区域或第二圈层，同样属于中华文明的范围。再往外，就是朝鲜半岛、日本、中南半岛等地区，是中华文明的辐射区域或第三圈层，相对于中华核心文明独立性较强，但也深受中国文化影响，属于广义的中华文明范围。

　　曾经征服过中原地区的蒙古和女真民族，都生活在中华文明的第二圈层。他们对中原地区的征服，相对于汉民族而言，可以称之为异族入侵。但如若从人类文明的宏观视角来看，仍然是中华文明内部的战争，是中华文明内部相对落后野蛮的部族对核心区域文明部族的征服。满清与明王朝的关系，比蒙古和南宋的关系更加密切，这种内部征服的性质也就更明确。

　　基于以上分析，对于满清征服明王朝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我们认为它至少具有以下两重性质：

　　首先，这是一场中华文明内部不同民族之间争夺统治权力的战争。对中华文明核心圈层——中原地区的人民而言，这是一场侵略战争。但相对于中华文明第二圈层以外的地区而言，战争的胜利者——无论是谁——对外可以代表中国。就好比今天如果美国入侵中国，对中国人而言这当然是侵略战争。但如果从外星人的视角来看，这又是人类文明内部争夺统治权的战争。如果有一天外星人入侵，不管那个时候美国是老大还是中国是老大，都要在捍卫全人类的旗号下统一起来抵抗侵略。

　　其次，这是一场落后消灭先进、野蛮征服文明的战争，是一场非正义的战争。它导致了中华文明的大倒退。绝对不能将中国军民的反抗斗争看成是违反历史潮流、反对国家走向大一统的分裂行动。中国军民对清军入侵的抵抗、对清政府暴政的反抗，是先进文明对野蛮文明的反抗，具有反侵略战争和抗暴斗争的双重属性，总体而言具有高度的正义性。

　　这两个性质同时存在。这对我们理解清王朝建立以后的历史发展脉络，具有重要意义。

　　要理解清楚这两个性质的判定，我们还需要作进一步深入的思考，回答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什么文明？

　　第二，不同的文明是按照什么原则来区分的？或者说如何界定不同文明的地理或民族范围？

　　第三，文明之间先进与落后的判断标准是什么？

　　我们先给文明下一个定义：文明，是由主观意识驱动的物质与精神产品创造系统。

　　文明是一个创造系统，它由主观意识驱动。没有主观意识，纯粹由自然界的力量形成的金银矿产、花草树木、鱼虫鸟兽……都不算文明。这里的“主观意识”比人类意识的概念更加广泛，不是只有人类才能创造文明，如果有外星生命，他们也可以创造文明。如果人类灭亡了，还有别的动物进化成为智慧生物，他们也可以创造文明。

　　动物也有主观意识，但它们只能觅食捕猎，不从事生产，更没有文化艺术等精神产品的创造。因此，一些高智商动物的聚集比如猴群、狮群，虽然群体内部有简单的社会关系，也不能算文明。

　　只会刀耕火种，没有文化艺术等精神产品创造的原始人类算不算文明呢？考虑到主观意识与自然力量的区别，我们认为，必须要有精神产品的人类群体才算是文明。精神产品的门槛可以很低，在石壁上画出简单的线条代表太阳、月亮、花草树木都可以算，不需要有文字，但是必须要有，光知道捕猎和播种还不能算是文明。

　　文明是一个系统。系统这个概念很模糊，可大可小。已知最大的文明系统就是人类文明，可以把整个人类社会都包含进来。再次一级的文明就是几个文明大系——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希腊文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等等。中华文明内部，我们也可以说有汉族文明和女真文明、蒙古文明的区别。最小到多小？一个人，既能种地又能写字，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都会创造，算不算一个文明？从概念来看，可以算。不过细分到这个层面就没有多大的研究意义了。

　　文明的划分，主要是两个标准：物质生产方式、精神文化特质。根据物质生产方式，可以分为游牧文明、渔猎文明、海洋文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等等。古代中华文明从有文字以来都属于农耕文明。

　　精神文化的范围比较广泛，但其核心应当是主流的世界观、价值观，也就是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类存在的价值这些基本问题的回答。据此可以分为蒙昧文明、神圣文明、世俗文明等等——蒙昧文明信仰原始宗教、神圣文明信仰有完整理论体系的高级宗教、世俗文明允许多元化宗教信仰并认同世俗政权高于宗教权威。

　　蒙昧文明比较落后，物质生产和精神文化创造力都很弱，很早以前就开始被淘汰或边缘化。中古时代的文明大系主要就是两大文明体系：中华世俗文明体系和中华文明以外的神圣文明体系。神圣文明主要包括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印度教文明等。[1]

　　一般来讲，围绕在先进文明周边的蒙昧文明，在生产方式、政治体制、文化宗教等方面都会受到先进文明的影响，不算是独立的文明系统，而是先进文明系统的外围圈层。满清（后金）领袖学习中国传统搞登基称帝，并大量使用汉人参与政治治理，从中原地区学习了先进的冶金和武器制造工艺，又依靠与中原地区的贸易获得大量先进生产工具……从这些角度来看，满清（后金）属于中华文明外围圈层当无问题。

　　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回答第三个问题：判断一个文明相对于另一个文明是先进还是落后的标准是什么？我们说满清统一中国，是一个落后文明对先进文明的入侵，我们凭什么这么讲？

　　再次回到我们对文明的定义“物质与精神产品创造系统”。显然，先进的文明，就是能够以更高的效率生产物质产品，创造更高水平的精神文化产品的的文明。

　　物质产品的生产效率比较好衡量，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社会生产力。明朝中原和东南沿海地区的生产力水平远高于还处在渔猎社会的女真，这一点毋庸置疑。

　　但精神文化产品比较不好对比衡量。若是说艺术的话，毕加索的画和《清明上河图》哪个更“先进”？这个没法说。一个社会文化的核心产品并不是艺术品，而是它的社会制度。社会制度是社会文化的核心，尤其是政治经济制度——也就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在精神文化层面衡量文明先进与否的最重要指标。

　　不过，政治经济制度的先进与否同样十分难以客观衡量。中原地区的政府治理体制和商业贸易机制肯定比女真部落制更加先进，这一点似乎显而易见。但仍然需要一个可定量对比的标准来证明这一点。尤其是清王朝跨越了古代和近代，等到后来中国面临西方殖民入侵，还面临日本侵略的时候，这种先进与落后的对比就更加复杂了。

　　我们必须从更深刻的层面来思考这个问题：不管是物质产品还是精神产品的生产创造，都应该是为人——也就是人类文明中的那个“主观意识”来服务的。让“主观意识”生活得更幸福应当是文明的价值所在。

　　物质产品的生产效率比较，应该以对人类有益而非有害的物质生产为标准。因此，以伤害人类为目的而制造的武器，不应该成为衡量文明先进与否的标准。战争双方谁使用的武器更先进，与双方谁先进谁落后无直接关系。

　　社会制度的先进与否应该以提升人类幸福的能力为标准。我们认为，有利于延长人的生存寿命、改善人的身体健康，提高人的人身自由和精神幸福感的制度是比较先进的制度；反之，就是比较野蛮落后的制度。这些标准，在一些细微的和涉及到主观体验的地方，会存在无穷无尽的争议，越是到现代社会，争议就会越大。不过在古代或近代社会，就相对比较简单一点。我们可以认为，在先进与落后的评判标准方面，至少有一个共识：越是先进的文明，就越会审慎的对待人类的生命和身体完整。这应该是很基础的标准。喜欢大规模屠杀人类或者广泛采用肢体刑罚的文明，显然比努力控制大规模屠杀或取消了肉刑的文明更加野蛮。[2]

　　通过对“文明三问”的回答和分析，我们得出结论：明清换代的战争，其首要性质，是中华文明内部落后的渔猎文明对先进的农耕文明的征服。

　　同一个国家内部的民族之间是相互平等的，但文明之间，却有先进与落后之分。或者说，不同民族的文明程度存在先进落后之分。如果仅立足于民族视角来分析明清战争，那么任何一个中国版图内的民族，都有权利参与统治权力的争夺，清王朝的建立就和朱元璋推翻元朝、朱棣靖难之役没有多大区别。从国家民族的角度来看，我们就只能将清军统一过程中的大屠杀看成是改朝换代的正常事件，甚至为了强调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而故意忽略、掩盖甚至美化其大屠杀行为。反之，如果从民族视角去揭露清军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就很容易把它跟狭隘的大汉族主义联系起来，甚至认为清王朝的历史不属于中国历史，而是中国人被外族殖民统治的历史。总之，就是在国家和民族的分析框架内，有诸多重要且尖锐的矛盾无法得到合理解释。

　　只有从文明的视角来解释，才能说清楚。这场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大屠杀，其首要性质不是民族矛盾，而是中华文明内部两个不同发展阶段的文明的冲突。野蛮落后的文明对先进的文明的征服，是人类文明的倒退；反之，先进文明对落后野蛮文明的征服和统治，则是人类文明的进步。相对于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域——农耕地区，满族还处在比较野蛮落后的文明发展阶段，其生产方式以渔猎为主，部落制、奴隶制色彩浓厚，其军事体制中还保留了“守城必屠”的野蛮规则。因此，明清换代是一次十分典型的历史的倒退，这种倒退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大量曾经生活在先进文明中的人口被疯狂屠杀，连带着无数先进科学技术和人文知识的毁灭。[3]

　　国家内部的不同文明程度的民族间冲突，不影响国家领土在主权层面上的继承关系。在文明发展上，明清存在巨大的断层；但在领土主权上，建州三卫叛乱成功，满清作为中国内部的一个地方性民族政权最终夺取中央政权，对中国以外的国家而言，它又是合法的明王朝继承者。无差别屠杀是野蛮落后的行径，必须受到谴责。但汉民族夺回政权以后，或者推翻清朝建立一个各民族在政治上一律平等的国家治理体系以后，新政权继承的仍然是清王朝的领土版图，而不是明王朝的领土和版图。

　　[1]古希腊罗马文明也是世俗文明，但它最终被蒙昧文明、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所毁灭。

　　[2]这个标准推导不出废除死刑或肉刑就一定比没有废除的文明更先进。如果保留死刑可以有效的威慑暴力犯罪，减少因为暴力犯罪而带来的死亡案件的发生，那么保留死刑的文明就可能比废除死刑的文明更先进。我们所用的标准应该是把文明看成一个整体，计算平均水平得到的结论。单纯的刑法体系，只是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宽松的刑法在减少对罪犯的死刑或肉刑的同时，实际上增加了伤害普通人生命或身体完整的犯罪，全社会总体来讲被暴力伤害致死或致残的人增加了，那么废除死刑、肉刑的文明就比没有废除死刑、肉刑的文明更加野蛮落后。

　　[3]实事求是的讲，民族差异仍然是此次大屠杀的一个重要原因。民族认同在古代社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汉民族的反抗确实有很多是利用民族差异来发动和组织的。满清以只有十几万人口的数量入住中原，对如何统治数百倍于自己的不同民族人口自然会产生恐惧，一时间也很难想清楚用更为理性的手段来区分汉民族内部各种不同类型的反抗，不分青红皂白的大规模屠杀就是这种恐惧和无所适从的反应。但如果民族间的文明程度差距缩小，这种规模的屠杀是可以避免的。比如蒙古在征服中国北方的过程中进行了类似于满清入关后的大屠杀，但经过几十年的政治体制中国化以后，在南下征服南宋的过程中就没有再采取大屠杀的手段，也同样取得了成功。从概念上讲，民族差异其实包含了文明差异，我们所说的民族视角，是指将文明程度差异剥离以后的民族差异，比如语言不通、习俗不同、血缘特征不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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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李晓鹏博士，主要著作有《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一卷第二卷、《中国的产业政策》、《这个国家会好吗》等

大参考

　　七、闯王之死：“联虏平寇”战略下的两败俱伤

　　把这三个角度阐述明白以后，我们再来讲明清换代的故事，就会清楚很多。在整个过程中，农民起义军或者来自民间的反抗，在阶级视角和文明视角两个层面都具有强烈的正义性。人民的反抗应该成为那个时代的历史叙事主线，并予以充分肯定。著名历史学家顾诚在《南明史》中，开创了以农民战争为主线来叙事明清换代的历史研究模式，是有关明清换代的经典著作。

　　南明政权是一个明末反动统治阶级苟延残喘的地方割据政权。这个反动政权极度仇视农民起义军，在一开始的基本战略就是“联虏平寇”——联合清军消灭起义军。只是由于清军拒绝与之联合，反而主动进攻南明政权，南明才不得不采取消极防御的措施，与清军开战。但它至始至终都拒绝联合农民起义军共同抗清，只要稍有喘息的机会，就向起义军发起攻击，或者想办法挑拨起义队伍内部的矛盾，制造内部分裂。南明政权内部，高层忙于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各路军阀势力各自为政，而且大部分势力缺乏抵抗到底的决心，骑墙投机心态盛行，一旦形式有变就随时准备投降满清。

　　精英阶层无法实现团结一致，是中国人民的抗清斗争失败的主要原因。

　　崇祯上吊自杀、李自成在北京登基称帝以后，明王朝即宣告灭亡，大顺政权暂时成为明朝的“法统”接替者。由于清军入关，大顺政权放弃北京撤退回到陕西，中国便进入了包括满清、大顺、大西、南明等多个政权割据一方、逐鹿天下的局面。此时南明不是正统、满清不是正统、大顺也不是正统，谁打赢了谁就是正统，暴力成为最终和最直接的规则。

　　大顺军撤退以后，华北地区曾经投降大顺的地方军阀和豪强们立刻反攻倒算，杀掉大顺军将士，然后向清军投降——这些反动的、无耻的、腐朽的明末统治阶级，关键时刻毫不含糊，在民族大义和阶级利益之间坚决选择了后者。清军招降各路军阀豪强后，势力大增。

　　在清军与大顺军争夺陕西河南等地的时候，江南地区的南明政权乐于袖手旁观。大部分南明高官不是蠢就是坏，希望双方两败俱伤。他们不知道，清军其实是把他们当成头号消灭对象的。清军没有预料到起义军的战斗力和斗争意志都会大大超过南明政府军。因为南明皇帝有朱明血统，他们就把南明政权作为其统一中国的最主要障碍，起义军只列在第二位。

　　等山西河南基本平定以后，清军分兵两路，以满蒙军事力量为主的主力十余万人由多铎统帅南下，准备一举消灭南明政权；另一路由英王阿济格、吴三桂带领，从大同出发，南下前往延安，从北面攻打李自成的根据地陕西——这是当年李渊李世民父子在太原起兵反隋，南下攻占长安的路线。

　　多尔衮的这个决定在战略上犯了错误：他把两支主力在空间上长距离分开，跟当年的萨尔浒之战一样，很有可能在局部丧失兵力优势，遭到重创。尤其是把最强的战斗力分到南下，而实际上当时农民军的战斗力已经远远高于南明政府军了。

　　但大顺军方面并没有抓住这个机会，他们也犯了一个很严重的战略错误。在多铎大军刚刚开始南下，还没有深入南方腹地与南明军交战的时候，大顺军立刻组织在河南怀庆等地展开反攻，连续攻克济源、孟县等地。清军怀庆总兵金玉和带兵出战，全军覆没，金玉和及其副将、参将均被大顺军击毙。大顺军乘胜进攻怀庆府的府城沁阳，清军卫辉总兵祖可法带兵增援，也被围困于城中。消息传到北京，摄政王多尔衮大惊失色——这是清军自袁崇焕杀掉毛文龙后遭遇过的最严重的失败。

　　怀庆战役在局部取得了胜利，但在战略上却是极大的错误和败笔。我们不清楚它是李自成安排的，还是当地大顺军自己发起的。总之，怀庆战役改变了多尔衮对整个战局的战略判断，他意识到农民起义军才是威胁清军统一中国最可怕的敌人。他立刻命令多铎的大军停止南下，转而向西，去攻打潼关。这样，李自成在陕西就面临着两路大军夹击的不利局面。

　　李自成原本计划在延安附近与阿济格的清军展开战略决战。阿济格兵力只有八万，而且有很大部分是刚投降的大同守军，远道来袭，如果双方在延安附近决战，大顺军集中十多万精锐，以逸待劳，获胜的把握很大。重挫阿济格的军队之后，由于多铎带领的清军主力深入江南地区，被南明军队拖住，那么大顺军乘机反攻，清军北方空虚，就会面临非常危险的境地。

　　李自成退出北京以后，几乎没有在山西河北地区组织抵抗就快速撤退进入陕西，地盘虽然丢的多，主力损失其实不大，在战略上似乎有诱敌深入的意思。从这个角度来看，怀庆战役很有可能不是他部署的，而是留在河北的大顺军自己发动的。这也暴露了大顺军在组织上的严重问题——由于从陕西进攻北京和从北京撤退的速度都太快了，指挥系统出现严重的脱节，从而导致了“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的悲惨结局。

　　等清军主力不再南下，而是向潼关开拔以后，形式就很严峻了。潼关守军只有不到一万人，无法抵抗。李自成犹豫再三，决定放弃延安决战的设想，带领主力南下守卫潼关，试图先在潼关击退多铎的军队，再回过头去打阿济格和吴三桂。

　　李自成做出南下潼关的决定以后，此时最大的胜负手其实已落到了南明政府手中。多铎带兵前往潼关，清军能调动的部队几乎全部都指向了陕西方向。此时清军在河南、河北、山东兵力十分空虚，少量的守军也几乎都是新降的原明朝军队。南明政府手握数十万兵马，若发兵北上，地方守军大部分会骑墙观望，甚至闻风而降。多铎大军首尾难顾，如果掉头去打南明军，大顺军就可以趁胜追击；如果不掉头，北京空虚，局面更危险。

　　很显然，南明高层绝不会有救援起义军的觉悟。有几个地方官员倒是上书南京请求发兵北伐，但遭到了的严厉斥责。南明兵部尚书史可法的思路更是清奇，竟然建议派兵前往陕西，会同清军一起剿灭大顺军。不过这些争议都没有实际意义，因为南明各路军阀拥兵自重，中央政府根本就调不动，不管是“联虏平寇”还是“北伐中原”，都只能在奏章上过过嘴瘾。

　　清军与大顺军在潼关展开激战。经过大约二十天的战斗，双方仍然不分胜负。李自成多次主动出击，希望快速击退敌军，然后回师再去打阿济格，但都以失败告终，只能依靠潼关固守。

　　从多铎带兵前往潼关，已经过了一个月。在此期间，南明军队坐山观虎斗，落得清闲。一个月后，阿济格和吴三桂带领的另一路清军已经越过延安南下，即将进入关中平原，逼近西安。大顺军主力在潼关，西安空虚。大顺政权的许多物资，以及军官们的家属都在西安。如果西安失守，坚守潼关就没有意义。1645年1月，李自成只能将主力撤出潼关，返回西安。

　　李自成撤退后，潼关守将马世耀立刻向清军投降。

　　清军在接受投降后，设下埋伏，将七千降军全部杀掉。事后，他们声称这是因为发现马世耀派出奸细联络李自成主力回援，里应外合夹击清军，因此马世耀是诈降，清军被迫杀降。

　　——这个借口不太可能是真的。如果诈降是李自成的谋略，那么必然会提前说好里应外合的方式，无需投降以后再来联络。如果不是李自成提前做好的安排，潼关守军投降以前不通知李自成，而是在投降以后，再派人去追李自成，请他带兵返回夹击清军，李自成绝不可能相信，等于多此一举，给清军送上杀降的理由。当时的情况，大顺军主力还在，清军占领潼关后需要继续追击，没有时间慢慢消化这刚投降的七千人马，也不可能把他们留在潼关，这应该才是清军决定杀降的主要原因。

　　李自成回到西安后并未久留，只是带走了家属和物资，南下经蓝田、商洛往襄阳撤退——这是当年刘邦带兵攻打咸阳的路线。

　　清军不战而占领西安。然后，由阿济格、吴三桂南下追击李自成，多铎部回头再去打南明。

　　李自成败退以后，南明政权看热闹的好日子就结束了。多铎统兵南下，1645年4月25日攻克扬州，杀兵部尚书史可法，屠城十日——此时距离潼关战役只过了三个月。然后，弘光帝朱由崧出逃安徽芜湖，南明政府高官打开南京城门投降清军。多铎命降将刘良佐带清兵追击朱由崧，于5月22日将其活捉，后押送北京杀害。

　　在多铎南征的同时，阿济格也带兵对李自成进行穷追猛打。大顺军连战连败，不断往南撤退。在1645年5月4号这一天——也就是“扬州十日”屠城的最后一天——李自成带数万人马行军到湖北通山县九宫山下，自己带了二十八个骑兵外出侦查，不料遭遇当地团练的袭击。这些团练是当地的地主豪强组织起来保卫本地不受流寇侵扰的，他们以为这二十多人是普通流寇，仗着人多一拥而上，李自成在混战中不幸身亡。

　　李自成没有儿子，也没有指定过继承人。在清军的连续追击中，许多重臣名将要么战死，要么投降。李自成死后，大顺军内部没有再出现一个公认的皇位继承人，大顺政权也就宣告覆亡。大顺军余部分散到各个地方，继续坚持抗清。

　　南明这边，朱由崧被捕以后，潞王朱常淓在杭州被拥立为监国——因为朱由崧没有立即被杀，皇位暂时还没有空缺，所以只能监国不能称帝。

　　潞王朱常淓，就是之前被东林党认为非常贤能、应该取代朱由崧继承崇祯皇位的那个。现在，由于朱由崧被俘，东林党“立贤”的理想终于变成了现实。事实证明，朱常淓不愧为东林党看得上眼的人物，在软弱无耻方面跟东林党有的一拼。他一上台就主张割让江南四郡给清军，以谋求议和，当然被满清拒绝。然后他就决心降清。清军围攻杭州的时候，将士们还在浴血奋战，他竟然亲自到城墙上以酒肉劳军——不过不是犒劳南明军，而是清军。还在为保卫监国而战的将领们目睹此情景，极为愤慨，随即放弃守城，转而南下拥立鲁王朱以海为新的监国。

　　6月14日，朱常淓开城投降，被押送北京。他在北京又上疏清廷“恭谢天恩”，自称：我原来的驻地卫辉地区被李自成等草寇侵害，不得以南下到杭州避祸。幸而“王师南下，救民水火，即率众投诚”，对清廷给以“日费”和“房屋”感激不尽，表示要每天全家穿着草鞋布衣、烧香拜佛，祝颂清朝统治者“圣寿无疆”。

　　即便这样摇尾乞怜，清廷仍不打算放过他。把朱常淓关押了几个月之后，清廷宣布发现朱常淓“私匿印信、图谋不轨”——跟在潼关杀降的借口差不多——把朱常淓处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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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李晓鹏博士，主要著作有《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一卷第二卷、《中国的产业政策》、《这个国家会好吗》等

大参考

　　八、隆武皇帝：郑芝龙海商集团的政治投机

　　朱常淓投降以后，南安伯郑芝龙会同吏部尚书黄道周等几位高官，在福建拥立了朱元璋的第九世孙朱聿（音：玉）键担任监国。二十天后，朱聿键在福州正式登基称帝，改元隆武。这就是南明政权的第二任皇帝——隆武帝。

　　差不多同一时间，鲁王朱以海在浙江绍兴宣布监国，史称鲁监国。这是两个互相独立的政权。朱以海没有称帝，但也没有承认隆武政权。

　　拥立隆武皇帝的关键势力是南安伯郑芝龙。他本来是东南地区的海商。我们在上一卷讲过，明朝虽然名义上有“海禁”，但那是专门对付没有特权背景的普通商人的，是东南豪强集团垄断海外贸易、规避海关税收的一个借口。真实的东南沿海地区，海外贸易高度发达。有背景有靠山的海商，生意做的富可敌国。郑芝龙就是依靠豪强集团的政治支持，在西方殖民者——主要是荷兰和西班牙——以及日本、中国三者之间做生意，还时常劫掠其它商船，既做海商又做海盗，从中大发横财。到了1627年，郑芝龙已经可以控制超过700搜商船，而且拥有自己的海上武装。这一年，为了争夺对台湾的控制权，跟驻守台湾贸易据点的荷兰守军打了一仗，取得胜利。

　　六年后，也就是1633年，郑芝龙的海军在福建金门附近再次打败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舰队，获得了对台湾海峡的控制权，对经过台湾海峡去往浙江、日本等地的商船收取保护费。鼎盛时期的郑芝龙拥有三千艘商船，手下船员水兵超过二十万，是整个东南亚地区当之无愧的海上霸主。

　　郑芝龙一直把东南沿海地区的明朝官员笼络的不错。等他势力壮大以后，明朝政府海军实际上也无力跟他正面抗衡，经过长时间的谈判，终于达成招抚协议。郑芝龙被任命为海军游击将军，后来又升任总兵、都督。郑芝龙就把他的驻地从台湾移回福建，在晋江安海镇建府，带着他原来的海军打击其它小股海盗，维护沿海治安，成效显著。荷兰人多次试图联合其它势力挑战郑氏海军的霸权，都被击败。海上贸易的好处，大部分落入郑芝龙集团手中，每年白银收入超过千万两，接近明朝全国财政收入的一半。

　　明朝灭亡以后，南明对于郑芝龙更为依赖，封他为南安伯、福建总镇，负责福建全省军务。朱常淓投降以后，最有资格担任监国的应该是桂王朱由榔——他是明神宗万历皇帝的直系孙子，是弘光帝朱由崧的堂弟，也是万历皇帝后裔中的唯一确定还活着的男性，跟明朝皇帝的血缘关系最近。朱聿键只是朱元璋儿子的后裔，跟皇帝血缘已经很远了。但当时朱由榔远在广西，郑芝龙急于争取拥立皇帝的功劳，便选择了朱聿键。

　　朱聿键称帝以后，郑芝龙被册封为南安候，负责南明所有军政事务，达到了自己政治生涯的顶峰。郑家的亲戚也都跟着封侯封伯，权倾朝野。

　　隆武帝朱聿键是一个比较有血性的皇帝。还在当藩王的时候，得知清军围攻北京，就不顾藩王不能带兵的大忌，自己召集了一支军队北上勤王。结果被崇祯皇帝严厉谴责，不但不准他北上，还把他的唐王王爵褫夺，给了他弟弟。一直到朱聿键当监国，这个王爵也没恢复，还在他弟弟头上。

　　朱聿键登基之后，立刻就想带兵北上去跟清军作战。但郑芝龙是海盗海商出身，只对海上利益感兴趣，并不想把自己的老本放到陆地上去跟清军火并。他拥立朱聿键无非还是为了保住自己在福建沿海和海上贸易的好处。郑氏家族掌握皇帝以后，就开始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到处出售高级爵位，狠狠的赚了一笔。朱聿键北伐的要求，被完全置之不理。皇帝得不到一兵一卒的支持，只能干瞪眼。

　　吏部尚书黄道周是一个忠臣，自己筹集了一万两银子以皇帝的名义征兵，竟然召集了一支上万人的队伍。出征之时，隆武帝除了给他一些可以用来封官的空白诏书，一两军饷也拿不出来。君臣二人洒泪而别。这支缺乏钱粮也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军队，很快就被清军歼灭，黄道周殉国。

　　朱聿键得到消息，决定不顾郑氏家族的阻拦，自己带兵北上与清军作战。郑芝龙这次竟然予以放行，还给了皇帝几千兵马和一些粮饷。其实他私底下已经决定降清，放走朱聿键不过是不想背上出卖皇帝的骂名。

　　带着几千老弱病残的朱聿键从福建出发，想前往湖南寻找督师何腾蛟，那里还有一支忠于隆武政权的强大武装。这支武装主要来源于李自成在湖北九宫山被杀以后留下的大顺军残部。李自成死后的大顺军余部是十多支不同队伍的联盟，将领们都对自己的队伍有独立指挥权。李自成的义子李进和李自成的妻兄高一功是其中比较有权威的领袖，但其权威都尚不足以被大家拥戴继承李自成的皇位。

　　大顺军攻破北京、逼得崇祯皇帝上吊自杀，被南明政权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湖广总督何腾蛟是顽固的理学士大夫，非常敌视农民起义军，但他手下只有一些地方小军阀，被大顺军打的落花流水。这让他不得不接受其学生和亲信、湖南巡抚堵胤（音：印）锡的意见——招抚农民军。

　　堵胤锡是南明官员中少见的英雄人物，具有战略眼光并且始终以民族大义为重。他明白腐朽的南明政府军战斗力低下，特别是军事将领大多腐败无耻而且目光短浅，不能成为反清复明的依靠，只有和农民军结盟才可能取得胜利。

　　取得何腾蛟的同意后，堵胤锡主动联络李进和高一功，希望能够与他们联合抗清。他只身一人进入大顺军军营，讲明忠孝大义，慷慨激昂，主张联合抗清，情意恳切。高一功等人被堵胤锡的诚意感动，经过内部商议，决定抛弃前嫌，以明军的旗号参与抗清斗争，称“忠贞营”，接受堵胤锡统一调遣。

　　这样，湖南地区就一下子“出现”了十几万的精锐南明军——也就是忠贞营，加上一些小军阀，号称三十万大军，成了忠于南明政权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何腾蛟也跟着加官进爵，被加封为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和五省督师。朱聿键想去湖南，就是这个原因。

　　郑芝龙在放走朱聿键后，接受了满清闽粤总督的头衔，投降满清。清军一路南下，追着朱聿键到处跑。1646年8月，朱聿键在福建汀州被清军抓获。他拒绝投降，多次试图自杀未果，最终绝食而死。

　　郑芝龙北上迎接清军。他本以为自己既然被封为闽粤总督，就可以继续在福建沿海当土皇帝——这也是他降清的主要动机。清廷当然不会让这种实力派人物继续盘踞一方，找了个理由把他带回北京，封了个侯爵软禁起来。郑芝龙的儿子郑成功一开始就拒绝跟随父亲北上去迎接清军，得知郑芝龙被带往北京，便立刻再次举兵反清。

　　清廷多次让郑芝龙给郑成功写信劝降，都被郑成功拒绝。失去利用价值的郑芝龙及其家人先是被囚禁，然后被流放到东北宁古塔服苦役，最后在康熙年间被全部处斩。这个风云一时的海上霸王，政治上的投机者、投降满清的汉奸，终于还是落得了一个悲惨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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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李晓鹏博士，主要著作有《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一卷第二卷、《中国的产业政策》、《这个国家会好吗》等

大参考

　　九、五省督师：李成栋反正与湖南的再丧失

　　隆武皇帝死后，他的弟弟唐王朱聿鐭在广州登基称帝，年号绍武。与此同时，桂王朱由榔在两广总督丁魁楚、广西巡抚瞿式耜的拥立下在广东肇庆宣布监国，随后跑到了广西梧州登基称帝，年号永历。绍武政权和永历政权彼此不承认，还互杀使者。不过这个争议随着清军南下很快结束——1646年12月14日，清军攻破广州城，绍武帝拒绝投降自杀，绍武政权只存在了一个多月就灭亡了。

　　隆武-绍武一脉覆亡，朱由榔以万历皇帝孙子的身份担任皇帝，便不再有任何争议。不过他的日子也很不好过。清军打下广州城后，又相继攻取东莞、肇庆等地，然后进兵广西，在1647年攻占了梧州。朱由榔又紧急逃亡桂林。

　　到了1648年2月，情况突然出现了几乎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转机——统帅十多万大军、从浙江一路打到广州的清军将领李成栋竟然宣布“反正”，也就是归降南明。南明不费吹灰之力就突然将广东和半个广西重新“收复”。

　　这个事件根源于清军内部的矛盾。在辽东时期和入关初期，满清统治者对于手下的汉族将领是很舍得重用重赏的，辽东时期从山东带兵投靠满清的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都直接给封王，吴三桂献出山海关也给封了王。但打到后来，特别是李自成被杀、弘光帝被俘以后，清廷觉得统一天下的大势已定，对汉族将领的功劳也就不再那么重视。李成栋带兵扫荡浙江，然后一路从福建南下，攻克广东全省，进军广西，先后擒获隆武帝朱聿键和绍武帝朱聿鐭，可以说是功高盖世。按照之前的标准，封侯甚至封王都是可以的。就算不封王侯，起码应该给一个两广总督这样的高级官位。结果清廷竟然连广东巡抚的位置都没有给他，两广总督和广东巡抚的职位由兵力和功劳都比李成栋小得多的满人将领佟养甲担任。李成栋只得到了一个广东提督的头衔。按照李成栋统帅的兵力和他打下的地盘，这个职位简直就是羞辱性的。

　　1648年的1月27日，满清任命的江西总兵金声桓、副将王得仁率先宣布“反正归明”。原因跟李成栋一样，就是在带兵投降满清以后，清廷给他们的封赏没有达到预期。金、王二人在清军攻取江西的过程中功劳最大，屠杀四十万人的“赣州之屠”就是他们干的。他们满心以为凭借屠杀同胞的功劳，能够换来总督和巡抚的位置，结果只被任命为总兵和副总兵。朝廷还另外派了一个巡抚来管着他们。二人遂发动兵变，杀掉巡抚，归降南明。

　　清廷当时打压新投降的汉族将领应该是普遍现象。金声桓、王得仁反叛以后，江西、湖广、福建等地很多新降的汉军将领纷纷响应。李成栋看到这个局面，也在同年的二月份宣布“反正”。

　　李成栋的反正，极大的改变了双方军事力量对比，全国抗清形式为之一变。

　　除广东全省直接变成南明的地盘以外，最为有利的局面出现在了湖南。湖南东边紧靠江西、南边紧靠广东。孔友德、耿仲明、尚可喜这三个汉族藩王带着清军主力已控制了湖南的主要城市，眼看江西有变，直接威胁南京浙江一带，这是清廷绝对不能接受的，于是紧急将三王主力调往江西镇压金声桓、王得仁的叛乱。这一下清军留在湖南的兵力就很少了。而何腾蛟在湖南及其周边有忠贞营等近三十万军队，完全可望一举收复湖南主要城市。这样，在战略上就可以使广西、广东、湖南、江西连成一片。然后江西以逸待劳防备三王主力，再以广东和湖南之兵救援江西，就有很大的希望围歼三王。

　　堵胤锡看清了这样的局势，立刻带手下兵马在湖南发动反攻。1648年4月收复常德。同一月，清军将领陈友龙在靖州宣布“反正归明”——原因也是孔友德另外找了个人来当靖州的一把手，引起陈友龙不满。陈友龙占领靖州城以后，又连克州县，与占领常德的堵胤锡呼应，对省城长沙形成威胁。

　　但偏偏在这个时候，五省督师何腾蛟出来搅混水了。他自己的嫡系部队已经被孔友德等人打的落花流水，逃出了湖南，跑到了广西桂林跟永历朝廷混在一起。眼见堵胤锡和陈友龙两路大捷，他也命部下带兵进攻广西全州。李成栋反正后，全州当时已成孤岛，清广西巡抚和总兵带兵退入湖南永州固守。何腾蛟的军队收复全州后，北上又去攻打永州，但战斗力太差，长期围困却无法攻克。

　　湖南是在何腾蛟手里丢掉的。现在收复湖南的大好时机出现，何腾蛟却发现自己的嫡系部队竟然连一个湖南城市都打不下来，不由得对堵胤锡和陈友龙心生嫉妒。特别是陈友龙，在降清以后曾经带兵去攻打过何腾蛟的老家，俘虏了他的家属（并未杀害）。何腾蛟于是公仇私仇一起报，下令其嫡系、南安候郝永忠从广西柳州出发，北上靖州地区袭击陈友龙部。

　　郝永忠声称自己北上攻打辰州，路过陈友龙防区的时候突然发动攻击。陈友龙毫无防备——谁也想不到这还需要防备——全军溃败，带着残兵败将逃往广西向永历朝廷告状。

　　在这种关键时刻，作为南明最高级别军事长官的何腾蛟竟然干出丧心病狂的混账事，实在令人震惊。陈友龙既然溃败，不仅乘胜进攻长沙的计划破灭，他攻下的那些州县也被清军重新占领。堵胤锡在常德的军队再次成为孤军。

　　不过，没过多久，好消息再次传来。原先被三王主力击败，退入湖北四川交界山区的忠贞营也在堵胤锡的调遣下反攻进入湖南，号称“数十万”，具体多少不详。九月，忠贞营与堵胤锡在常德会师，然后连战连捷，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攻克了长沙府所属的大部分州县，只有长沙和浏阳还在清军的控制之下。长沙城成了孤岛。

　　从十一月十一号开始，忠贞营开始围攻长沙。此时长沙守军只有三千人，忠贞营和堵胤锡部数万人马日夜攻城，一边放箭一边“掘城凿洞”，志在必克。长沙总兵徐勇在城头督战时也中箭受了重伤，忠贞营攻克长沙已是指日可待。

　　但就在长沙城即将被攻破的时刻，何腾蛟紧急下令忠贞营和堵胤锡撤围，前往江西救援金声桓部。

　　这个莫名其妙的命令也是何腾蛟嫉妒心发作的结果。长沙是在他手里头丢的，他觉得一定要在自己手里头收回来，不能让堵胤锡和忠贞营抢了头功。

　　堵胤锡是何腾蛟的直接下属，还曾经是他的学生，没法跟何腾蛟硬抗，只得服从命令撤围。但何腾蛟的嫡系此时距离长沙还很远，根本就没机会打到长沙城下。

　　何腾蛟对此并不在意，以为长沙空虚，早晚必为自己所取。坐镇湘潭，不慌不忙的指挥嫡系四下攻打一些几乎无人守卫的州县，慢慢“包围”长沙。却不知清廷并不是白痴，知道湖南空虚，调走三王主力的同时，就派遣郑亲王济尔哈朗统帅满洲主力从北方南下增援湖南。何腾蛟情报闭塞，对此一无所知。到了第二年（1649年）一月，济尔哈朗大军进入湖南，何腾蛟的嫡系部队纷纷望风而逃，所收复的州县几乎全部丧失。清军从俘虏中得知何腾蛟在湘潭，济尔哈朗亲自带领精锐长途奔袭，突然将湘潭包围。何腾蛟来不及逃走，只能带兵死守，但只守卫了一天就被清军破城。

　　城破之后，清军按照守城必屠的规矩，在湘潭屠城八日，约二十万人死于刀下。

　　何腾蛟被俘以后，倒是很有气节，拒绝投降，于十一月27日被杀于湘潭流水桥下的一个小坡下。据说行刑之前时他猛拍地上的石头，把手掌都拍烂了，大呼：“可惜！可惜！”也不知道他可惜个啥。

　　对何腾蛟之死，我们只能说一句活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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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忠贞余响：堵胤锡之死与忠贞营的败落

　　湖南既失，不久又传来江西省会南昌被清军攻破的消息。忠贞营和堵胤锡部救援江西的使命自然无法完成，进退失据，在清军的追击中损失惨重，只能分头撤退进入广西。本地军阀和南明政权的官员认为他们是来抢地盘的，不仅拒绝提供帮助，还发兵攻击。忠贞营受到重创，在广西停留了一段时间后，最终再次回到四川湖北交界处的夔东山区，以游击作战的方式，坚持抗清，称“夔东十三家”，一直到康熙年间才被清军扑灭，是坚持到最后的南明抗清武装。但因为力量薄弱，并未能对全局产生重大影响。

　　李成栋“反正”以后，永历皇帝朱由榔决定回到当年宣布监国的广东肇庆，将自己置于李成栋的庇护之下。这个危在旦夕的小朝廷一天也没有忘记搞党争。广西军政势力因为拥立朱由榔称帝有功，称“西勋”，代表人物是庆国公（广西军阀）陈邦傅和内阁大学士、前广西巡抚瞿式耜（音：四）；李成栋在广东这边的势力称“东勋”，代表人物是李成栋和他的义子李元胤。在“西勋”内部又分为两派，瞿式耜代表的一部分小军阀地盘受到大军阀陈邦傅威胁，因此他又经常与“东勋”联合起来打压陈邦傅。

　　这几派人物彼此勾心斗角，又都把一心抗清的堵胤锡视为威胁。堵胤锡所带领的残部是南明正牌政府军，竟然也遭到沿途军阀的袭击。他进入广西，就被广西军阀攻击；进入广东，就被广东军阀攻击，损失惨重，带着残兵败将回到肇庆。

　　朱由榔倒是很信任堵胤锡，让他入阁辅政。但皇帝本人就没有实权，内阁辅政说话就更没有人听。堵胤锡不断被以“丢失湖南”等罪名弹劾，深感自己难以在朝廷立足，自请再次带兵北上抗清。朱由榔知道留他在身边于事无补，加封他为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兵部尚书、总督直省军务等一大堆高级头衔，派他出征。但跟当年朱聿键派黄道周出征一样，朝廷没法给堵胤锡一两银子。各路军阀都拒绝派兵，只有忠贞营残部的刘国昌愿意跟随。

　　1649年11月，堵胤锡因心力交瘁，死于征途。

　　堵胤锡死后，刘国昌带兵退回广东，再次被本地军阀势力袭击，被迫进入广东山区。后来广东陷落，他还以打游击的方式继续抗清。但也跟“夔东十三家”一样，无法对大局产生任何影响。

　　忠贞营将士们的爱国热情和抗争精神是令人敬佩的。他们的抗清斗争，为明末农民起义增添了值得自豪的一笔。但他们终究还是失败了，其主要教训就是在李自成死后没有建立起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在跟南明政权的联合中放弃了太多自己的独立性。围攻长沙，让撤退就撤退，让调往江西就调往江西。他们被堵胤锡个人的人格魅力所折服，却看不到背后整个南明政权的反动本质。最后的结果就是，十几万很有战斗力的军队，分散作战，给南明政府军当炮灰。清军打过来的时候，政府军先跑；进攻的时候，政府军先去抢功劳；撤退的时候，地方军阀还要袭击他们。这种情况下，忠贞营的快速败亡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革命战争中，外部势力趁火打劫的情况是随时可能发生的。当内外部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时候，革命者一方面要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积极与以前的敌人联合；一方面又绝不应该忘掉反动势力一刻也不会忘记消灭革命势力，因此决不能放弃自己的独立性，而应该加强内部团结，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执行自己的战略路线，对待反动势力则坚持以斗争求团结，实现双方在战略上的积极配合，而绝不是无条件的服从。这个问题在后来日本侵华战争中再次出现：中国共产党人为了抗日大局，不计前嫌与国民政府建立统一战线，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央政府，红军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和新四军。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内部就出现了两种路线的斗争，一种是所谓“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路线，主张全面接受国民政府的指挥，那就跟忠贞营差不多了；而毛泽东则认为，国民党代表了中国最反动最腐败的势力，视共产党人为不同戴天的敌人，绝不会真心与共产党联合抗日，如果完全服从国民党指挥，就只会被他们调动去消耗牺牲，甚至可能出现国民党联合日军剿灭共产党的可能性。因此必须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党制定的抗日战争路线，先以敌后游击战为主配合正面战场，进入相持或反攻阶段以后再打运动战。八路军和新四军只是在战略上与国民党军队配合，不服从国民党方面的直接指挥，并且要时刻防备国民党破坏统一战线、袭击我军的行为。

　　中国共产党最终选择了毛泽东的战略路线，没有再犯当年忠贞营所犯下的错误。通过强化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八路军坚持独立作战，既与正面战场积极配合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又保持并壮大了自身实力。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继续革命斗争，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了新中国，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在抗战过程中，国民政府果然不断找机会试图消灭共产党领导的军事力量，双方多次发生小规模的交战，尤其是发生了国民政府强制调动新四军然后在其行军路线上设下埋伏，将新四军大部分消灭的“皖南事变”。这些事件也说明，如果共产党人没有采取独立自主的抗日战略，其下场也就可能跟忠贞营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