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方彬：若有良知，请“枪口抬高一寸”

大参考

　　有个小故事曾经传播甚广。

　　二战后，因为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开展了你死我活的斗争，因此出现了东西德和“柏林墙”。柏林墙即将倒塌前的1989年2月的一个傍晚，东德士兵亨里奇向企图偷越柏林墙的青年克里斯-格夫洛伊开枪，致其死亡。

　　柏林墙被推倒后，东西德统一。格夫洛伊家人起诉亨里奇。法庭上，律师为亨里奇辩护：执行命令是军人的天职，亨里奇只是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没有罪错。这个辩护是有说服力的，二战结束时，纽伦堡“世纪大审判”，结果就是纳粹党卫军受到的惩罚要重于国防军，背后的理念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但主动杀人与被动杀人存在巨大差异。

　　面对在场已经默认亨里奇无罪的人们，法官西奥多-赛德尔阐述了这样一个观点，迅即改变大家的价值判断：作为军人不执行上级命令有罪，但打不准无罪。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当发现有人翻墙越境，你可以举枪瞄准射击，但却有把枪口抬高一寸的权利，因为这反映出你主动承担起良心义务。赛德尔还说，在我们这个世界，除法律外还有良知。当法律和良知冲突之时，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尊重生命，就处于良知的范畴。听了赛德尔的话，士兵亨里奇停止辩解，向格夫洛伊的家人真诚致歉。法庭以蓄意射杀格夫洛伊判处亨里奇三年半徒刑。

　　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存疑，因为法律支持道义，但法律不是道德道义，不能以道德的名义判罚。尤其是德国法律属于大陆法系，不似英美法系那样以“判例”构成法律体系（英国法律中有一支系叫衡平法，是以公平与正义作为自己的逻辑起点和基本法则），德国法律突出反映政府干预与社会利益的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特点。这甚至与同属大陆法系的法国法律有所不同，法国法律突出强调个人权利，反映的是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特点。

　　既然事件存疑，为什么笔者仍然引述？因为这一生动故事中存在启示当下中国的思想内容。在具体分析前，我们再借美国“水门事件”中的故事阐明道理。“水门事件”从发生到轰动全美，越发展越不利于尼克松，为了挽救败局，尼克松责承司法部长理查德森罢免检察官考克斯的职务。理查德森以辞职拒绝。副部长拉克尔·肖斯接任司法部长后，仍然面临这一要求，同样因拒绝执行总统命令而辞职。三号人物博克代理部长，勉强答应罢免，但最终仍然选择辞职。其逻辑和观点在于：执行命令是职责要求，辞职是良知和道义的驱使。

　　很显然，当下中国的制度设计、人文环境、价值系统皆不支持上述理念和行为。即便如此，我们仍须正视一些无法绕过的根本性问题：中华民族要实现复兴，精神世界和价值系统该注入何种人文因子？塑造大国国民，怎样正视国民性，特别是存在的缺陷，同时找到弥补方式和突破路径？

　　如果从主责方分析，则应当由执政者和社会精英推动一场现代启蒙运动。如果正视现实，理性判断，现阶段则应当倡导民众自觉。因为“大政府小社会”的制度设计，决定了我们的政府承担了一切社会管理责任，甚至是帮助民众思想和进行价值判断。既然是政府替民众思想，也便不鼓励民众进行独立思考，尤其不鼓励进行超越政府设定空间的思考。

　　不鼓励民众进行“主流思想”之外的思想，而民族人文品质的提升又离不开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之间的矛盾该怎样化解？根本依靠政治文明的演进，但这个演进过程离不开每一单个人的参予，尤其是承担起属于自己的那份责任。其间，政治家和思想家要承担更大责任，要付出更大代价，小人物则承担能够承担的责任和代价。如何保证小人物勇于承担？动力出自良知。

　　这种良知在具体社会行为中如何表现？比如，当代中国缺少大思想家，没有大思想家引领，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就不会走出更远，然而大思想家的思想又难免与现实发生冲撞，到这时就考验管理者的良知。社会规律和规则决定了，管理者要抑制思想家前进的步伐，以避免与社会发生过大冲突，这实际上是履行职责，但抑制不是消灭，要避免把抑制化作消灭，需要良知作保证，即将“枪口抬高一寸”。

　　当国家和民族行进在民主道路上，过程中有时会出现停滞甚至倒退，所有单个的人在国家动向面前微不足道，即无法改变大趋势，但要基于良知，我们都应有所作为，其一是对引导文明前进方向，推进社会进步的先行者以呵护，避免他们过早地由先驱化作先烈。

　　当上司要求我们做违规律甚至反人性的事情，基于种种原因我们又不得不屈从，比如强权对弱势阶层的碾压，作为小人物你很难选择“牺牲自己，保全他人”，但却可以做出力所能及的事情——把伤害降到最低限度。这需要良知作支撑，作保证。

　　……

　　只要这个良知存在，就能“枪口抬高一寸”。换言之，只要我们拥有良知，就有追求真善美的动力。否则，我们一定与我们所处的社会一起堕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