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底望天读书笔记：西方哲学浅谈（二）

大参考

接：井底望天读书笔记：西方哲学浅谈（一）

　　二

　　其实有时候我们常说，人也是动物，是非常非常有道理的。

　　记得我以前在网上和一些美国朋友讨论，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一个抹黑中国人的报道，里面说某个有机农场，把员工的排泄物收集起来，用做施肥。结果就引发了一片哗然。

　　然后爱民主反独裁啥的18般武器就全部招呼出来，啥人权又被侵犯了啊，文化又野蛮了啊，等等。

　　结果有一个美国人问，那么美国这边用不用动物的排泄物啊？

　　回答，当然用啊，但是你哪能用人的呢？

　　这个美国人说，你们不知道，人也是动物吗？

　　于是全部哑口无言了。

　　人也是动物，这个是很多人常常会忘记的常识。那么人和动物其实一样，只要日子过得舒服，个个吃得脑满肠肥，于是就欣欣然，乐乎乎，也就没有啥子可以思考的了。

　　以中国自己为例，思想文化得到大飞跃的第一个时代，是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的大乱世。

　　第二个思想文化得到大飞跃的时候，是汉家宫阙、西风残照、五胡乱华之后的魏晋南北朝。

　　第三个思想文化得到大飞跃的时候，是王朝末日、八国联军、文明存亡的1900年代。

　　仿佛只有在这种残酷的动乱和痛苦之中，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理性和思维，才可以真正地将人性的光芒给激发出来。

　　前面将到对西方哲学历史的三个阶段地划分，其实更准确地说，应该是起源于希腊，从公元前6世纪到亚历山大和希腊帝国的崛起。

　　然后在罗马衰亡，基督教兴起之后，在第二个阶段是天主教教廷控制下的11世纪到14世纪的宗教改革。

　　第三个阶段，是起源于17世纪的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靠了科学的大力发展，不断地逼迫教廷让步，从而到最后把西方的思想的话语控制权从教皇的手上，夺了回来。

　　如果大家知道今天西方社会的一个政治权力架构，其实就是政教分离，所谓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这个特点是中国文化中所没有的，因为中国文化中宗教从来就没有找到这样的机会。

　　对政教分离的最终确认，其实是解决人类生活的一个最为主要的问题，那就是作为人类的个人所享受的个人自由，和个人作为社会整体的一分子需要遵循的集体和谐（其实更准确叫做规范，不过和谐好听一些）。

　　作为动物的一部分，我们人类的生活方式是比较有意思的。

　　那就是动物界这个弱肉强食的地方，个人战斗力比较强的，比如说狮子和老虎啥的，基本上是个人，或者小家庭这样的方式生存。

　　基本上是一对狮子或者老虎，带着些宝宝一起生活。当小家伙长大成人，就会被赶出家门，自谋生路。

　　另外的动物，没有这么英武，可以力拔山兮气盖世，那就只好搭伙，靠群体作战了。

　　这个例子，最明显的就是狼群。

　　如果说单独的狼，估计怎么也不是狮子和老虎的对手。可是要说训练有素、行为统一、思想一致、行动协调，这样的狼群一出动，估计狮子和老虎一家都会玩完。

　　大家估计也看到过在非洲，有时候团结一致的牛群，也可以攻打狮子。

　　从动物界来说，这样的群体，通常都是群居的。为了群体的生存和发展，基本上就有比较严格的组织纪律和等级。

　　同时在性关系上，通常是处于群交状态。当然有的动物群体，就是大王享受所有的性伙伴，其他的只有干瞪眼。

　　在这样的群体之中，最有能力的当然就是雄性中的最牛的一个，在英语中的一个词汇，叫做Alpha Male，就是理所当然的大王了。

　　大王享受各种特权，但是大王也必须能够带领大家过好日子。

　　在和其他群体争夺的时候，大王可不可发威，咬死对方的大王，就决定了这个生存团体可不可存活。

　　当然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下，大王是没有退休的机会的。大王的退休，要么就是被外敌咬死，要么就是被本群中间新崛起的大王给咬死。

　　很简单，如何你不能保证足够的战斗力，就没有在群体里生存为大王的必要。

　　那么人类的群体，基本上可以说，是介于上面描述的两种形态。

　　一个就是人类是群体的动物，大家必然要形成本身的某种社会组织结构，来保证该群体的生存和发展。

　　另一方面，人类在生存条件不断改善（通过工具的发明，也可以说是科学的萌芽状态）之后，组织的结构性的紧密度有了相对的放松，结果就允许了相当于狮子和老虎那样的小家庭的出现。

　　这种小家庭，然后大家庭，然后大家族，然后国家，等等，就形成了不同圈子的结构。

　　而且看起来，越是生存条件恶劣，群体的重要性就压倒性地压制了个人的重要性，小家庭的结构就越发不重要。相反的，一旦生存条件越容易，那么个体小家庭的权利就往往成为比较重要的东西。

　　比如在北方的草原民族，一直以来的都有一种风俗，就是男人们可以骑马到别人家的帐篷前，然后把马鞭一插，就可以享受女主人的性款待。这个帐篷的男人回来了，看到马鞭，于是就去马鞭的主人的帐篷去了。

　　这也是生存条件恶劣的群体，靠对个体权利的侵犯，来保证群体的凝聚力的做法。

　　但是个性的自由和集体的约束，这两个互相依存又互相冲突的目标，不仅在西方社会发展中，一直发生矛盾，它也贯穿在西方的思想史里面。

　　从早期的希腊开始，因为希腊的地理条件，基本上是比较贫瘠，并且到处是不适合生存的山地，形成了可以农耕居住的小谷地之间的地理隔绝。

　　这样形成的一个个独立的群体，慢慢就演变为城邦国家的模式。在这种模式里面，社会的凝聚力靠的是个人对城邦国家的效忠。

　　而且这种城邦国家模式，也被理解为当时的唯一应该遵循的模式。

　　在这种个人效忠的群体凝聚力之下，到底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受到多少限制，是要看不同的城邦。

　　其中个人自由度最大的国家，就是雅典。个人自由度比较小的国家，就是斯巴达。

　　最近大家在中国老看到斯巴达这个名字，大概外行就以为只是谐音。而真正的内行，当然就明白其中的春秋笔法。

　　不过希腊历史记载的最后结果，并非是民主的雅典，有啥世界潮流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啥的而打败专制的斯巴达。反而是个人自由度小的斯巴达，打得雅典落花流水。

　　其实不奇怪，个人自由的过分膨胀，比如造成思想的混乱，从而影响集体的行动，导致了集体能力的下降。这个时候，斯巴达的思想统一、行动一致，当然可以把雅典打趴。

　　这个也是中国人常常说的，团结就是力量。

　　这个也是在历史上，个性张扬的国家和民族，最终在竞争中失败的最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