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连狼：医生参与贩肾，何止是人性泯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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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北京市一中院对一起非法买卖人体器官案件做出终审判决。这起被称为全国最大的贩肾案，涉及51枚肾脏，涉案金额1034万余元。令人吃惊的是，除了组织者、中介、掮客之外，更有多名职业医生卷入其中，参与手术；而北京一家三甲医院干脆就是肾脏移植地点。

　　这一案件是不是“全国最大”，并不重要。如果依然缺乏积极、有效的治理，“最大”云云，相信很快就会被后来者“超越”。就在此前不久，江西南昌青山湖区法院不就披露了一起贩卖23个肾脏的大案吗？！公众愤怒的声讨还没有消停，却又曝出一起涉及医生、三甲医院的贩肾丑闻。

　　举凡类似贩肾案件，组织者当然是罪不容赦的首恶，其游走于法律禁地，来往于供需双方，上窜下跳，左右逢源，在伤害众多供体健康的同时，从中牟取暴利。

　　不过，与组织者相比，众多职业医生，以及京城三甲医院的公然参与，击穿了医护行业的职业伦理底线，给公众带来了更深的隐忧。

　　目前我国器官短缺问题十分严峻。据卫计委数据显示，国内每年约有100万人等着“换肾”，约30万人等着“换肝”，等待心、肺、小肠、脾、胰等其他器官移植的约有20万人，而有幸能顺利进行器官移植手术的只有1.3万人。供体不足是国际社会普遍面临的难题，而由于法律法规的缺失，这一点在中国表现得更为突出。为了解决供体来源的不足，我国只能大力提倡公众志愿捐献器官。然而，器官移植是一个非常敏感而复杂的领域，由于相关法规的模糊表述以及可操作性不强，也使现实中本就少量的捐献一次次流产。供体不足，也催生出非法器官买卖市场。

　　医生也贩肾，果真如本案中个别医生表述的那样，只是做一台手术，别的并不知情？这样的说法显然是在装傻充愣。一者，国家对医生在院外实施手术有着明确的程序规定，即便今后允许医生“多点执业”，也不可能许可医生到出租屋进行手术；再者，人体活体器官摘取同样有着明确的禁止性规定，在长达三四年的时间里，摘取51枚肾脏，怎么可能毫不知情？

　　据报道披露，那些参与摘肾的医生，表现得十分“职业”、“专业”：“有手术就做，做完拿钱就走，别的不多问”。给钱就什么都做？为什么不问问情况？显然是心知肚明，不需要问；借道生财，不想追问。这一细节的披露，恰恰暴露出涉案医生以牟利为目的、践踏职业伦理，甚至甘做帮凶、谋财害命的恶劣行径。

　　而医疗机构涉案，更是直接打通了非法摘肾“合法化”的通道。由于有了京城三甲医院的主动合作，那些从隐秘渠道输送来的肾源，可以堂而皇之地“洗白”。尽管这家三甲医院需要一年30例手术来保住换肾资质，但这并不是院方公然接纳黑肾源的理由。医疗机制不合理，可以通过正常渠道表达申诉，一旦向黑肾源敞开了大门，则必将助长人体器官买卖的风气。

　　因此，加强对医护人员、医疗机构的管理尤为显得重要。一方面，医者德为先，医生不应该成为一种工具，而是应该明辨是非，恪守法律、人伦的底线，真正践行救死扶伤的宗旨；另一方面，相关部门对于医疗机构、医护人员的管理也应该跟上，不能片面追求经济利益而放任自流，危害社会。

　　罪恶的发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发生后民众的麻木、有关部门的冷漠，导致罪恶得不到及时制止，伤害依然继续。江西非法卖肾团伙被端了，但留给全社会的思索却刚刚开始，无论是对相关医院的追查，还是曝露出来的机场安检问题，甚至是对监督、执法部门的追责、相关捐献模式、法规的完善，都有待于各级政府举一反三，铁腕行动，正本清源，还民众一个文明、安定、健康、法制的生存环境，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