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鹏：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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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瓜分中国：甲午战争后的国家局势

　　甲午战争以后，李鸿章被免去了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的职务，这不是因为他在《马关条约》上签字被骂成“卖国贼”——他在《中法新约》上签字后也被骂成卖国贼，但丝毫没影响他继续当总督。关键还是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直隶淮军被打残，且李鸿章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不过，直隶淮军只是损失较大，并未全军覆没，直隶以外的其它淮军也还保存着；慈禧对李鸿章的信任没有从根本上发生动摇；列强还是只信任李鸿章签字的条约。李鸿章赖以生存的三大基础都还在，因此只是被暂时的免去实权职位、权势大大削弱，还远没有到彻底下台和被清算的地步。他的内阁大学士头衔得以保留，享受着优厚的高级官员生活待遇，并继续对中国的内政外交发挥重要影响。签署《中俄密约》期间，又以“特派头等出使大臣”身份到世界各国访问，与各国元首把酒言欢、享受各种外交礼遇，回国后获授总理衙门行走，主管外交，正式恢复公职。

　　接替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的是王文韶。此人号称 “把李鸿章做过的官都做过”：李鸿章在镇压捻军过程中，转战各地，陆续出任各地总督，王文韶便往往在李鸿章去职后负责扫尾工作。他的政治出身是清流而非淮系，但升官却一再得到李鸿章的保举，接替李鸿章之后，总是能够很好的保留淮系势力、继续任用淮系人马。跟张佩纶类似，是淮系和清廷博弈合作的代表性人物。由他接替直隶总督，也就意味着清廷并未打算在甲午战败后对李鸿章和淮系势力进行切割清算。

　　《马关条约》签订以后，朝中立刻掀起了弹劾李鸿章及其手下亲信嫡系的高潮，许多调查处置的工作落到了王文韶肩上。王文韶见招拆招，对各种弹劾总是以“问题确实存在而且很严重，但具体责任人是谁说不清楚”、“某人确实做了错误决策，但说他贪污卖国，也找不到证据”等理由结案。叶志超和龚照玙这种临阵逃跑无法脱罪的，被逮捕下狱，判处死刑，也都在李鸿章的袒护下免于一死，关了几年就给放回了老家。

　　李鸿章在外交领域的地位几乎没有下降。“联俄抗日”的战略还是他制定和执行的。在签订《中俄密约》的过程中有受贿的嫌疑但无足够的证据。不过，接下来在俄国抢占旅顺、大连的过程中，李鸿章受贿卖国的证据就很充分了。

　　从沙俄灭亡后才解密的俄国机密档案来看，在强占旅顺过程中，俄国财政部驻北京代表璞科第与财政大臣维特通过电报反复协商向李鸿章及其幕僚张荫桓行贿之事。因为英国向清廷表态强烈反对租借旅顺，清廷便想借助英国的干涉来保住旅顺，举棋不定。关键时刻，俄国方面承诺向李鸿章贿赂50万两白银，以确保租借协议顺利签署。贿赂协议达成的时间是1898年的3月21日。一周后，也就是3月27日，李鸿章与俄国驻华代办巴甫洛夫在北京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第二天，璞科第即在密电中说：“今天我付给李鸿章五十万两（按北京习惯所用市平银重量），计值四十八万六千五百两（按银行所用公砝两重量折算）；李鸿章甚为满意，嘱我对您深表谢意。”29日，巴甫洛夫又密电汇报说：“允付李鸿章的五十万两昨天已照付”，标示事情“十分秘密”。[1]从俄方档案来看，行贿过程是由财政部官员直接把银子交给李鸿章，再由驻华谈判代表去向李鸿章方面求证确认，以免行贿官员有私吞贿赂金的问题。

　　李鸿章在签订《中俄密约》以后，很得意的向清廷吹嘘：“总可保二十年无事”。结果只过了两年，就发生德国派兵占领胶州湾这种赤裸裸的外国军事入侵。只是因为清军根本不敢抵抗，双方未发生交火，才只叫“强占”不叫德国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李鸿章大约觉得这都不算事儿，继续愉快的卖国，相继在租界胶州湾和旅大的条约上签字。收了俄国50万两银子，还不忘对俄国表示感谢，因为这不仅是很大一笔“洋财”，也代表了俄国人对他本人的信赖和工作成效的肯定。毕竟，在淮军实力大损的情况下，要保住自己的权势，来自列强的支持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旅大租地条约》签订后，德国皇帝就给俄国沙皇写信说：“我必须衷心地祝贺你在旅顺口采取行动所获得的胜利结果，我们二人将在渤海湾的入口处组成为一对优秀的哨兵，受到人们适当的尊敬，特别是黄种人的尊敬。”

　　英国人则对此感到有点气馁，他们原来支持日本就是为了遏制俄国势力扩张的，战前的设想是让日本和中国再打一次“中法战争”——日本从清朝手中把朝鲜抢过去，以朝鲜为基地制衡俄国。想不到清朝会被日本几乎一战击垮，俄国在东北的势力扩张速度反而加快了。英国立刻派了一艘军舰到旅顺去转了一圈，以宣示英国仍然有“充分权利防卫旅顺口和其他中国口岸”，然后又强迫清政府把威海卫租借给英国。

　　由于威海卫已经被日军彻底摧毁，军事价值大大降低。英国此举只给自己挣了个面子而缺乏实际意义，它终于被迫承认自己在华一家独大的局面已经无法维系，转而强调力保在长江流域的势力范围。

　　接着就是法国强租广州湾、日本霸占福建沿海港口等一系列事件。李鸿章在“渤海无虞”之后吹的第二个牛“可保二十年无事”又被惨痛打脸。当然他本人对此并不在乎，还借机大发洋财，强化自己的政治地位。1899年慈禧中断了戊戌变法以后，命李鸿章南下，担任两广总督，搜捕维新派和革命派——因为两广淮军的实力一直在，还是得李鸿章去指挥才最为顺手。他就在气候宜人的广州当“土皇帝”养老，一边继续卖国和镇压革命，直到1901年死掉为止。

　　李鸿章在甲午战争后权势稍减、富贵无忧的经历，表明了清朝两大当权派对甲午惨败的真实态度，那就是丝毫不知悔改，更谈不上什么醒悟，继续依靠投靠列强和压榨中国人民苟且偷生。

　　清廷在甲午战争结束之后三年才开始宣布要“变法”。之所以还要等三年，是因为当权者从根本上觉得甲午惨败没啥大不了的，跟第一次第二次鸦片战争一样，主要就是打仗打输了赔点钱。这一回好歹没让日军攻进北京，比第二次鸦片战争还强些。特别是辽东半岛失而复得，让他们更为得意，以为靠列强之间的矛盾就可以“二十年无忧”。他们没想到事情会没完没了，列强也都是“柿子捡软的捏”，谁也不愿意当真为一个无能的大清国跟另一个列强过不去，反而联合掀起了瓜分中国的高潮。等到1898年，中国沿海有战略意义的港口，除了北京的咽喉天津港以外，都被列强瓜分完了。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看得出来，这大清国离亡国已经不远了。

　　这个时候，当权者们那迟钝的神经才想起来：嗯？好像该变法了？

　　[1]《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张蓉初 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07－2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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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戊戌变法：清流派与维新派联合救国

　　明朝张居正变法是立国后210年，而戊戌变法距离清朝开国已经过了250年。立国210年的时候，清朝正好是太平天国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那个时间点它的统治危机比明朝同时期要严重的多。但清朝一直没有变法，靠着海关、厘金、鸦片的税收硬撑了四五十年。“洋务运动”主要就是买买买，谈不上什么变法。甲午战争的巨额赔款和随之而来的“大借款”利息，把海关和鸦片的税收都填进去也不够，才想起来要变法，这个时候实际上已经晚了。

　　甲午战败之后，清朝中上层知识分子中间兴起了一股讨论变法革新的热潮。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康有为、梁启超主办的“强学会”。

　　康有为出身广东理学官僚地主家庭，祖父官至连州训导，父亲官至知县，其叔父康国器通过镇压太平天国发迹，升官至广西巡抚。梁启超是康的弟子，出身于广州农村地区的普通士绅家庭。广东广州长期是中国与西方交流的门户。康梁二人都长期在广州学习生活，准备科举考试的同时，也非常注意了解国际国内的最新时事变化，尤其是对日本维新变法的情况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康有为写过几本书，其中以《日本变政考》和《孔子改制考》影响最大，前者主张学习日本的维新变法实现国家自强，后者认为孔子是中国变法改制的先驱，在国内知识分子中间很有影响。

　　1895年，康、梁以举人身份去北京参加科举考试。康有为中了进士，被授予工部主事。梁启超没有上榜。康有为就创办了一份《万国公报》，利用报纸这种在当时还非常新颖的媒体形式宣传自己的变法主张，让梁启超担任主笔。

　　康有为是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家，传统儒学研究功底极深，对西方自然科学人文思想也很熟悉，又花了数年时间翻译和研读了大量日本明治维新的著作。当时昌言变法的人很多，但真正能花十多年功夫埋头研究变法，能系统的讲清楚日本俄国变法过程和西方君主立宪体制的人没有几个，康有为在这方面当属翘楚。梁启超比较年轻，才二十出头，思想深度不及康有为，但才华横溢、文笔极佳、精力充沛，《万国公报》上的文章基本都是他一个人在写。这些文章以康有为思想为后盾，臧否人物、点评时政，在京城官员中间广为流传，影响力极大。康有为因此迅速成为各方公认的变法舆论领袖。

　　1895年11月，康有为在京创建“强学会”，组织了一帮品级较低的清流派文官共同研究中国富强之学，力推变法维新。

　　强学会得到了清流派高层的政治支持。翁同龢把维新派的政治见解向光绪皇帝做了介绍，其亲信沈曾植、文廷式等多人入会并担任“正董”、“副董”等高级职位；李鸿藻的得意门生张晓谦入会且负责主持强学会日常事务，张晓谦又推荐了袁世凯、徐世昌等一批同僚入会。张之洞的亲信杨锐是北京强学会发起人，儿子张权也入了北京强学会，这是很密切的捆绑。此外，张之洞在暂时代理刘坤一的两江总督期间，支持康有为成立了强学会上海分会，其成员一大半是张之洞的幕僚谈客。

　　清流与维新派的结合是一件值得玩味儿的事情。因为清流在甲午战前长期多角度攻击李鸿章，被很多人判定为是反对洋务运动的“保守派”。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本书在前面已经批评过。

　　清流派内部政治观点多样，其中很重要的一股力量是“真改革派”，这帮人为官清廉且理想远大，张之洞和翁同龢都属于此类。

　　清流改革派对西方了解不多，但他们从中国古代政治传统出发，认为政治体制对国家富强的重要性高于武器、技术和经济，富国强兵的改革首先要做的是加强中央集权和肃清吏治。这一点跟明朝末年的改革派代表海瑞倒是很像。李鸿章是军阀化的地方实权大佬，又是数一数二的大贪官，因此成为他们的攻击重点。

　　翁同龢与李鸿章的矛盾，长期以来被解释为所谓“帝党”和“后党”的矛盾，这是有偏差的，他们两的主要矛盾是清流改革派与淮系保守派的矛盾。

　　清流改革派的主要问题是没有实权，只是满洲权贵们的附庸，其改革思想局限性极大而且很少有能够得到实践的机会。康有为的许多改革观点，虽然源头来自于对国外变法经验的借鉴，本质上却与清流改革派的意见相通，因此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

　　面对风起云涌的变法思潮，政治立场一向模糊摇摆的刘坤一、王文韶也跟风对强学会表态支持，出钱资助强学会。

　　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之前，作为晚清体制的最大受益人，是实权保守派，重兵在握却光知道要钱、花钱和贪钱，对深刻的体制问题视而不见。等到甲午战败，淮军力量大大削弱，自己“沦落”了，跟“清流派”差不多，几乎成了满洲权贵们的附庸。这才开始转型关注“政治体制改革”，进行新一轮的政治投机。强学会成立后不久，他就派人拿着2000两银子去资助。康有为听说是李鸿章的钱，便坚决拒绝，声称自己绝不收“汉奸卖国贼”的银子。

　　李鸿章眼见维新派与清流改革派联合，却拒绝与自己合作，恼羞成怒，放言道：“若辈与我过不去，看他们尚做得成官否？”？唆使自己的亲信帮手、儿女亲家、御史杨崇伊上书弹劾“强学会”，逼着强学会改名为改为官书局，负责“译刻各国书籍”，不准议论时政，不准臧否人物，让“专为中国自强而立”的强学会违失原旨。消息传到两江，张之洞见朝廷风向有变，也随即嘱咐其幕僚，将上海强学会解散。

　　以李鸿章在甲午之后的权势，盯着强学会打压是可以的，要想打压整个维新变法浪潮则不可能做到。他的本意也就只是要收拾拒绝跟他合作的康有为，对维新变法活动并没有什么敌意，甚至还盼望着从变法浪潮中捞取政治资本——若能把甲午战败的根源归结为“制度问题”，他和他的淮系军阀集团便有望在政治上彻底翻身。

　　这样，全国各地宣传维新变法的舆论浪潮便迅速壮大起来。

　　1896年8月，张之洞让其亲信汪康年接管上海强学会经费，用这笔钱在上海创办《时务报》，又聘请梁启超担任主笔。张之洞回任湖广总督以后，下令湖北各级机构官方订阅，在提到梁启超的时候，六十多岁的张之洞甚至把二十四岁的梁启超尊称为“卓老”（梁启超字“卓如”）。在张之洞的推动下，《时务报》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份销量超一万的报纸，迅速成为宣传维新变法的舆论中心。

　　1897年冬，严复在天津主编《国闻报》，成为与《时务报》齐名的在北方宣传维新变法的重要阵地。

　　1897年，唐才常与谭嗣同在浏阳兴办算学馆，提倡新学，在长沙办时务学堂，编辑《湘学报》。次年又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

　　这些与康有为无直接关联的变法宣传活动都开展的十分顺利，没有再遭到朝廷打压。

　　光绪皇帝密切关注着这场运动。翁同龢也积极把一些维新派的著作或文章进献给光绪皇帝阅读。翁同龢对康有为评价很高，而且很早就密切关注。1888年，甲午战争之前七年，康有为托在北京做官的同乡，把《上清帝第一书》交给翁同龢，请他转呈光绪。翁同龢没有转交。这是因为康有为的做法不符合规定：平民上书需要有同乡京官的印章保结而不能 “托朋友找关系”。另外，上书中有很多不了解朝政的常识性错误和危言耸听之语，转奏会带来政治风险。但翁同龢在退回康有为奏章的同时，却摘抄了一份1500字的“精简版”留存，这说明他对奏章的内容十分重视，才会亲自手抄留存。？1895年7月，“公车上书”运动后不久，翁同龢就去登门拜访康有为。康有为不在，回来之后得知翁同龢来过，便赶紧回访。面谈之后，翁同龢在日记中写道：“此君举世目为狂生，自余观之，盖策士也。”康有为在日记中也记录了这次面谈，说：“翁常熟以师傅当国，憾于割台事，有变法之心，来访不遇，乃就而谒之……与论变法之事，自未至酉，大洽，索吾论治之书。”

　　——从这个事情来看，翁同龢对变法的态度相当积极。1895年7月，康有为还没有创立《万国公报》，名气不算大，也就是一个新科进士。维新变法的舆论浪潮还没有起来。而翁同龢是军机大臣兼总理大臣、两代帝师，竟然亲自登门拜访康有为，跟他讨论变法，畅谈了三四个小时。同一时期，翁同龢还拜访了赫德。他问赫德，现在推动其《局外旁观论》中的改革措施是否还来得及。？翁同龢在甲午战败后，四处拜访，寻求国家体制变革的可能性，对来自民间和外国的变法思想都持开放态度，绝不是什么保守派。电视剧《走向共和》中给翁同龢编了很多段子，将他描写为迂腐保守的顽固反改革派，却大树特树李鸿章的改革派形象，与真实史料不符。

　　不过，翁同龢在积极谋求维新变法的同时，却并没有向皇帝大力推荐康有为这个人。只是在光绪问起来的时候，称赞其才华“胜臣十倍”，但同时也提醒光绪，康有为言辞激进，“其心叵测”，真要让他做事可能会带来政治风险。他还担心光绪皇帝不懂“叵”字的意思，专门解释了一下，“叵测”就是不可测的意思？。

　　翁同龢对康有为的看法在清流改革派中具有代表性。协办大学士孙家鼐也在奏章中提醒变法心切的光绪：“康有为之为人不端，而才华尚富……愿皇上采择其言，而徐察其心术。”？基本意思就是：要采纳康有为的意见，但不要用这个人。

　　此后事实证明，从保护光绪和维持清王朝统治的角度而言，这样的看法相当有远见。

　　清流改革派之所以持这样的看法，是因为他们读过康有为的《日本变政考》和《孔子改制考》等书。康有为写的书都有个特点，就是“半真半假”：在做了大量研究工作的同时，又根据自己的政治倾向大量的编造或修改史料？。清流改革派看不起这种做法，据此推断此书作者品行存在重大缺陷。？因此，翁同龢虽向光绪介绍了很多维新派的思想，且早在1895年就直接从康有为手里索取了其著作，却始终未将这些书进呈给光绪。

　　此时的光绪皇帝已经在名义上“亲政”了十多年，政治经验还是有的，但国家迫在眉睫的巨大危机让他没法沉住气。他得知翁同龢明明看过《日本变政考》却不拿给他看，便大发脾气，把翁同龢骂了一顿。干脆直接下旨，让康有为把变法思想写成专折上奏。

　　1898年1月29日，康有为上《应诏统筹全局折》，全面阐述了自己的变法思想。

　　光绪抛开翁同龢这个“中间人”，直接与康有为联系，意味着他对清流改革派的强烈不满，嫌他们推动变法的速度过于缓慢。这也确实的清流改革派们的问题——他们是一群饱读诗书的文人，在官僚体系里混了几十年，又不掌握实权，动嘴的功夫强过动手的本事，面对各个利益集团的搅和与阻拦，迟迟不能采取果断行动。维新变法要指望这群人，光绪等不起、清朝等不起、中国更等不起。

　　通过与维新派的直接沟通，光绪在1898年6月11日颁下《明定国是诏》，宣布正式推行变法。这个诏书只有短短五百多个字，措辞相当激烈，应该是光绪亲自写的。五百多字的诏书，有一半在骂人，骂他手下的大臣们只见嘴动不见行动：

　　“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迩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皆经再三审定，筹之至熟，甫议施行。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试问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

　　这份诏书颁布之前，光绪跟慈禧太后做过沟通且得到了她的首肯。

　　慈禧对变法总体持支持态度。《明定国是诏》中列举的“开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这几件事儿，根本就无关紧要，谈不上多大个制度变革。建立新式学堂这种事儿慈禧主持的洋务运动搞了几十年了，现在又拿出来说无非扩大规模而已。开特科和改武科制度，都是改变一下基层行政和军事系统的人才选拔方式，对高层权力格局没啥影响，如果能把基层办事人员素质提高一点大家都乐见其成。

　　“裁冗兵”涉及到军权，看似敏感，却恰是慈禧最希望光绪来干的事。中央主持裁军，最后结果总是有利于中央集权不利于地方分权。甲午战败以后，趁机狠狠的裁掉一批淮军、传统绿营和老练军，省下来军费多练新军，是清廷早已确定的大政方针，而且早就已经开始着手干了。天津的新军都练了快三年了，不是等到戊戌年才开始干的。对训练新军，慈禧要亲自抓。而裁掉旧军，这是一个得罪人的事儿。当年曾国藩攻下南京以后，裁撤湘军就是慈禧主持的，整个过程惊心动魄。这种事儿光绪愿意出头背黑锅，慈禧求之不得。

　　与裁兵相对应是裁撤政府冗员，《明定国是诏》里边没提，但一直在维新变法的讨论范围内，之前也一直在推。跟裁兵一样，是节约财政开支的办法，也得罪人的事儿。

　　这些事儿，慈禧不仅不反对甚至很支持。她给光绪撂下一句话：只要你不把祖宗牌位烧了，不把头上的辫子剪了，我便不管。

　　有了这句话，光绪才敢大张旗鼓的开始“变法”。

　　但慈禧嘴上说不管，实际还是要管。《明定国是诏》颁布之后六天内，就以“太后懿旨”名义，下了几道命令：

　　第一、维新变法期间，新任二品及以上官员，需要到颐和园向太后谢恩。这就是不给光绪二品以上大员任用权的意思；

　　第二、任命自己的心腹荣禄代替王文韶担任直隶总督。并宣布今年秋天太后和皇帝将一同到天津阅兵，检查新军的训练情况，命荣禄准备一切。这是让荣禄掌握直隶地区的兵权，为可能出现的政治危机做准备。

　　第三、免去翁同龢一切职务，让他回家养老。其主要职位由王文韶代替。

　　翁同龢被免职，是慈禧和光绪都希望看到的。他夹在保守派和维新派之间，两头不讨好。保守派认定是他向皇帝推荐了康有为，皇帝则认定翁同龢压制了康有为以及其他少壮派维新人士。站在中立的角度说，作为军机大臣，翁同龢在甲午战败后的三年前虽然一直主张和研究维新变法，但始终没有拿出魄力来推动实际的改革，这样黯然收场也不算冤枉。

　　翁同龢的去职，标志着保守派与维新派之间再无缓冲层，双方直接冲突不可避免。

　　很快，光绪就召见了康有为。二人密谈了两个多小时。

　　会谈结束以后，光绪有重用康有为的意思，但鉴于保守派军机大臣刚毅等人的强烈反对，只给了康有为一个“总理衙门章京行走”的职位。康有为1895年中进士后，已有一个工部主事的头衔，跟总理衙门章京行走同为正六品，没有升官。此后，光绪再也没有召见过康有为。

　　不过，光绪还是给了康有为一个专折奏事之权。按规矩，四品以上才有专折奏事权，四品以下就需要皇帝特批。这为康有为将其变法思想转变为政府决策打开了渠道。

　　康有为抓住机会，开始疯狂上书。不仅自己专折上奏，还以杨深秀、郑伯鲁、徐致靖等维新派官员的名义上书，以形成“声势”，免得好像只有自己一个人在提意见一样。经统计整理，整个1898年，康有为累计上书三十多次，其中提出的大部分意见都被光绪采纳，以上谕的形式发布，成为了国家的大政方针。

　　汤志钧在《戊戌变法史》中把康有为的上书与光绪的变法上谕做了一个对比，并把对比结果分为三类，一类是已发上谕，二类是宣布“准备”但没有正式发布上谕，第三类就是没有回音。

　　康有为的大部分建议都变成了上谕发布，二类和三类只占极少数。先说没有回音的，重要的是两个：一个是立宪法、设议会；二是裁撤厘金、加增关税，把地方税变成中央税。前者涉及到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制的问题，是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根本性变革，光绪对此还缺乏准备，也不敢表态支持。后者是为了降低工商业的负担，但在甲午战争赔款的大背景下，清廷拼命凑钱还来不及，绝无可能压缩任何已有收入来源，更不用说厘金这个大税源了。至于增加关税，有利于民族工商业不利于外国企业，在列强那里很难通过。裁厘金、加关税既得罪地方势力又得罪外国列强，几乎没有实行的可能。这两个建议过于激进，连变法心切的光绪这一关都通不过，也就不存在得罪慈禧和保守派官员的问题。

　　直接发布上谕的改革措施，则都是能在慈禧那里过关的。整个戊戌维新期间，光绪去了颐和园12次，平均每八九天去一次，当面向慈禧汇报变法进程。前十次汇报的事情，慈禧全都表态支持，没有反驳过一条。这些内容包括振兴工商业、设立各种新式学堂培养新式人才、陆军改练洋操、筹建海军兵轮、推进裁军、政府裁员、改革科举、翻译西方书籍、派遣宗室王公游历各国等等。简单来说，都是些省钱和花钱的事儿，除了废除八股文、改用策论算是跟体制改革有些关系，其它的跟“洋务运动”没有多大区别，谈不上多大个“变法”。

　　真正促进慈禧和光绪皇帝矛盾激化的，隐藏在第二类中，也就是宣布“准备”施行而没有公开发布的变法措施。它们是光绪准备干，但无法说服慈禧的那个部分。第二类只有四条：裁詹事府等六衙门、开懋勤殿以议制度、准许旗人经营商业、户部编制预算并每月刊报。

　　户部编预算这个不算大事儿，就是开始准备还没来得及正式实施。准许旗人经营商业属于推动满汉平等的举措，在准许他们自谋生计的同时取消国家补助，这是很得罪人的，但也能节省政府支出，尚在慈禧可以接受的范围内。詹事府这种边缘化的机构裁掉也类似，会得罪一批领着国家工资吃闲饭的关系户，改革有阻力，但也还不至于出大问题。

　　真正激化帝后矛盾的，是“开懋勤殿以议制度”。9月13日，距离《明定国是诏》颁布刚过了九十二天，光绪宣布“准备”开懋勤殿。9月14日，光绪第十一次去颐和园向慈禧汇报此事。慈禧一反常态，无论光绪如何劝说都拒绝接受。两天后，光绪第十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去颐和园，并在那里住了两天，再次试图说服慈禧也终于无效，于9月18日情绪低落的返回皇宫。第二天晚上，慈禧也从颐和园回宫，训斥光绪，终止变法，并于次日 也即9月20日宣布重新垂帘听政。

　　懋勤殿是皇宫中的一座书房，皇帝经常在此读书。光绪 “开懋勤殿”就是在此新设立一个议政机构。这也是康有为的主张，他在奏章中将其构架表述为：“选集通国英才数十人，并延聘东西各国的政治专家，共议政治制度，将一切应兴应革之事全盘筹算，定一详细规则，然后施行”。

　　康有为一直在谋求绕开军机处，新建一个皇帝直接管理的维新变法中央枢机。在《应召统筹全局折》里边的提法叫“制度局”，因遭到军机大臣们的坚决反对而作罢，便又想了个更文雅的名称“开懋勤殿”，意思不变。

　　此事涉及到中央枢机的变革，与朱棣设立内阁、雍正设立军机处类似。明朝以前，汉唐政府都是宰相负责制，皇帝管宰相、宰相管理政府各部门。这是一个比较健康完善的构架。但到了宋朝，文官集团把宰相制度坏玩了，相权压过了皇权，文官统兵加自身贪腐，把国家搞得一团糟，使先进文明政权亡于野蛮文明。这才有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的改革，其本质是代表人民革命成果的皇权压过了代表地主士绅的相权。但宰相废除之后，皇帝直接管理行政部门精力上不允许，朱棣遂设立内阁作为补充。到明朝中后期，文官势力做大，内阁大学士逐渐成了实际上的宰相，内阁体制成为对皇权的重要约束。等到清朝建立，行政部门大多沿袭明朝，却坚决摒弃内阁体制，因其不利于满洲皇权专制。满洲刚开始采用“议政王大臣会议”作为决策中枢，皇帝需要与皇室宗亲和八旗旗主们分享决策权。后来皇权增强，议政王权力下降，康熙设立南书房，聘用一批文官负责拟旨，大政方针皆出自南书房，议政王大臣会议只讨论八旗内部事务。雍正更进一步，设立军机处作为中枢，至乾隆则完全废除议政王大臣会议体制，大权独揽。乾隆以后，君主儒家化严重，加上八旗战斗力严重下降，君权不再强势，军机大臣逐渐掌握宰相之权，内阁大学士和议政王大臣都成了荣誉职位。

　　朱棣设内阁的时候，内阁成员级别不高，主要就是一批皇帝信任的幕僚；雍正设计军机处，刚开始也是临时从各个部门抽调人手来办公，慢慢的才成了决策中枢。光绪开懋勤殿，接下来将如何操作，各方势力都一目了然。很显然，就是从政府部门抽调一批年轻的、品级较低但深受皇帝信任的官员入殿，协助皇帝处理奏章和拟定旨意，逐渐把军机处权力转移出去，慈禧控制二品大员人选尤其是军机大臣人选来确保自身权力的做法也就被绕过去了。这是慈禧和保守派都无法接受的。

　　跟朱棣设内阁和雍正设军机处相比，开懋勤殿的设想还多了一个新思路——要聘请外国专家进入中央枢机参与变法决策。这是康有为变法思路中一个比较严重的大败笔，它不仅得罪了军机处，连很多对变法持中立甚至支持态度的官员也无法接受。而康有为推荐的外国专家又极为特殊——日本离任内阁首相、甲午战争的决策者之一伊藤博文。

　　慈禧和李鸿章可能记不住日本天皇的名号，但对伊藤博文这四个字绝不可能忘记。甲午战争的日本首相，《马关条约》的日方签字人啊。这才过去三年，就请他过来给中国当变法顾问，这不是卖国是什么？其性质比把海关总税务司的职位交给英国人更严重。

　　这一建议反映了维新派在政治上的幼稚。伊藤博文不仅是一个改革者，也是一个坚定的、狂热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他与日本军国主义势力联系密切、政治背景深不可测，不是说不当首相了就成了中立人士，与学者专家无异，可以到中国来当顾问了。康有为的基本变法思路就是学习日本，其对外政治立场也比较亲日亲英，这跟慈禧和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以后制定的亲俄路线相互对立。日本是否有借助维新运动在清廷内部扶持亲日派的思路呢？伊藤博文在离开日本之前，专门与天皇密谈了两个多小时，他当真是以平民的身份来游历中国吗？这是不可能的，必定肩负了某种关乎日本利益的秘密使命。伊藤博文9月11号到达天津，光绪皇帝9月13号宣布准备开懋勤殿，二者时间如此之近，难道仅仅是一种巧合？

　　在伊藤博文访华之前，京城的政治气氛就已经十分紧张。维新派与保守派的斗争已是火药味十足。

　　此时，距离光绪宣布正式变法已经过去了三个月。这三个月里，变法上谕不断下达，然而，由于不掌握二品以上官员的任用之权，人事行政权力尽数掌握在保守派手中，上谕几乎没有人执行。官员们以各种理由推脱，对裁员裁军这种事儿，绕来绕去就一个意思：没法裁，裁了就要影响地方稳定。至于其它变法事项，大家不反对，但纷纷表示没钱，钱都拿去赔款和付贷款利息了，要想建新学校、翻译西方书籍什么的可以，朝廷给钱我就办，不给就不办。

　　保守派官员们在思想上并不保守，主要是在利益上保守。除了少数几个迂腐的清流，大部分高官并不否认学习西方、推进变法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只是一旦涉及到要裁员花钱这些影响既定利益格局的事项，就不愿意改。

　　光绪很着急，也看得出来，不动人事格局，这个法就没法变。

　　9月4号，变法之火终于烧到了人事格局这个最敏感的问题上。几天前，礼部主事王照上书，请求皇帝亲自游历各国了解变法。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等六个礼部堂官，以“言辞荒谬”为由，阻挠条陈上奏。光绪得知以后大怒，认为这六个人是在蓄意破坏他制定的广开言路、允许四品以下官民上书言事的制度，下令将六人革职。

　　9月5日，光绪任命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这四个低品级的维新派官员为军机章京、参与新政。军机章京为四品，名义上是军机大臣的助理，实则这四个人可以直接对皇帝负责。这是光绪在绕开无权直接任命二品官员的障碍，往慈禧安排的军机处班子里“筛沙子”，架空不听话的军机大臣们。

　　9月7日，上谕免去李鸿章总理衙门行走的职位，仅保留内阁大学士的虚衔。

　　光绪这三板斧——革礼部六堂官、用军机四章京、免李鸿章实职，将路线斗争升级为人事斗争，立刻激起惊涛骇浪。

　　9月11日，保守派开始针锋相对的“亮剑”。他们也利用四品以下官民自由上书言事的体制反戈一击，由湖南的一个举人曾廉上书，控告康有为、梁启超有谋反言论，请求诛杀二人。

　　曾廉的控告是有根据的。康有为、梁启超在宣传维新变法的过程中，确实讲过一些“过激”的话，很容易被抓住把柄。曾廉举报梁启超在湖南讲学的时候，给学生们的学习心得写评语，里边有一条说如果朝廷不为民做事，人民就有权反抗；又有一条说清朝初年清军在扬州的屠城行动是“独夫民贼”的暴行。这两条在清朝的法制体系下，说是煽动谋反的言论一点问题都没有。曾廉的奏章里边夹了附片，是梁启超亲笔写的批语，可谓铁证如山。

　　军机四章京看到这份奏章，被吓得半死。这种奏章压不住，压了罪过更大。经内部紧急磋商，决定把关键的附件烧掉，只把正文精简抄录上奏，并附文声明这是保守势力对二人的诬告。这样既有了转交记录，又淡化了事情的严重性。光绪看了，未作批示，留中不发，把事情掩盖了过去。

　　这一天，伊藤博文到达天津。北京城中盛传，伊藤博文将进京拜相执掌变法大权，日本也将派遣军舰到大沽口确保伊藤权柄。

　　同一天，光绪传令在天津主持操练新军的袁世凯进京陛见。

　　接连发生了这么多事，对9月13号光绪宣布准备开懋勤殿的决定，慈禧当然绝无可能同意。她应该就在这个时间点上，做好了回京再次垂帘听政的准备。

　　让慈禧最终下定决心的，是伊藤博文将于9月20日与光绪皇帝会面。她无论如何不能容许光绪与日本建立起直接的信任关系。不管是清流改革派还是维新变法派，都是一群没有兵权的书生，慈禧不怕他们翻得了天，让他们再多闹腾一段时间也没有什么关系。礼部尚书怀塔布被革职后，他的老婆是慈禧家的亲戚，天天到颐和园哭着求慈禧出面主持公道，慈禧也没理她。召见袁世凯这种事，原本就是为既定的阅兵计划做安排，不算逾越之举，距离争夺兵权还差的很远。袁世凯见完光绪，被授予了二品侍郎的虚衔，随即到颐和园谢恩。这次召见说不定本来就是慈禧的意思，因为慈禧以前也没见过袁世凯，只是按照程序来，先见皇帝再见太后而已。唯独对日本，慈禧是一抹黑，完全摸不清楚套路。日本人如何出牌，不受慈禧控制，慈禧也绝无信心可以与之抗衡。因此，必须在光绪会见伊藤博文之前进行干预，不然事态发展可能会失控。

　　几乎可以肯定，康有为在推荐伊藤博文做变法顾问的时候，心里存了拿日本人来压过慈禧一头的心思。如果伊藤博文进了懋勤殿当顾问，以后慈禧再反对懋勤殿的决策，那就是跟日本人而不是跟维新派或光绪皇帝过不去了。伊藤博文有足够的政治能量调动列强干预中国内政。康有为这个小聪明耍的很失策，把慈禧和保守派当傻子了。

　　伊藤博文9月20号陛见，慈禧9月19号紧急回宫，第二天光绪会见伊藤博文的时候，慈禧本人就旁边的房子里坐着听——会谈内容实在过于关键，慈禧甚至都不放心让太监转达。

　　在这中间起关键作用的还是李鸿章的亲家、御史杨崇伊。伊藤博文刚到天津，他就跑到天津去跟荣禄会面密谈。然后在9月17日找到总理大臣奕劻，托奕劻在第二天面见慈禧的时候转交其密折。

　　这份密折先是控诉维新派图谋不轨、祸乱朝政，然后笔锋一转，说：“风闻东洋故相依籐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依籐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

　　在密折的最后，他正式提出恳请皇太后临朝训政。慈禧收到这份密折的第二天就返回了皇宫。

　　杨崇伊只是一个御史，密折内容仅数百字，如何能有这么大政治能量呢？因为他三天前专程去天津与荣禄做过沟通，又是李鸿章的亲家兼亲信，其密折由奕劻代为转奏。这三个人正是慈禧最信任的三大重臣。杨崇伊密折实际上代表了荣禄、李鸿章和奕劻的共同意见，分量极重。

　　杨崇伊密折和伊藤博文陛见这两个事，共同终结了“戊戌变法”。

　　伊藤博文陛见之后第二天，9月21日，慈禧就宣布再次临朝训政，收回了光绪“亲政”的权力，并下令捉拿康有为及其弟弟康广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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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园杀后：康有为最后一搏

　　9月21号发生的事，还在常规的帝后权力博弈范围内。光绪本来就没啥实权，批阅过的奏章都要转呈慈禧，隔三差五就要跑一趟颐和园汇报工作。现在慈禧回到皇宫，他还能省点事儿。上谕也只是要求捉拿康有为和康广仁，并不涉及其他维新派人士。

　　但是，从9月23号起，情况发生剧变。这一天，光绪被软禁于瀛台，失去人身自由。24号，逮捕的范围扩大到军机四章京及多名与康有为关系密切的维新派人士。25号，朝廷宣布光绪“病重”，不再参加各种重要会议典礼。逮捕行动之后仅过了四天，9月28日，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六人就以“大逆不道”的模糊罪名被杀于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

　　情况恶化速度如此之快，是因为9月22号荣禄从天津带来消息：据袁世凯举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有“围园杀后”的谋反之举。这就把问题性质变严重了。

　　原来，9月13号光绪去颐和园，“开懋勤殿”的事情被慈禧否决，深感沮丧，回来后便给“军机四章京”之一的杨锐下了一道密旨，大概意思是：皇太后已经不太支持变法了，我感到很为难，如果坚持己见，像过去几天那样大刀阔斧的革职保守派大员、任用新人，可能连皇位都保不住。请你跟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诸同志商量，有没有什么两全其美的办法，既不违背太后的意旨，又能够继续推动变法。回头形成意见，通过军机处上书给我看。

　　同时，光绪也知道康有为已成为保守派众矢之的，让杨锐催促康有为赶紧离开北京，去上海办报。

　　杨锐第一时间找到康有为。康有为觉得事态严重，特别是光绪密旨中有“朕位且不能保”这句话，他认为这是皇帝在求救。要想拯救皇帝、推动变法，那就必须除掉慈禧太后。他跟谭嗣同商量，从湖南“调兵”。因谭嗣同在湖南办时务学堂的时候，有个好朋友叫毕永年。毕永年从小跟随父亲在军队长大，胆识过人、功夫了得，还加入湖南地区的会党，被封为哥老会“龙头”，手下有一批兄弟。谭嗣同进京，毕永年也一起来了。康有为叫毕永年紧急调100名精干的湖南兄弟进京，准备找机会潜入颐和园杀掉慈禧。

　　对这些惊天密谋，光绪并不知情。9月18号，光绪第二次去颐和园请开懋勤殿失败后，得知康有为竟然还在北京呆着没走，再次让林旭催促其南下。林旭面露难色，说康有为不听他的话。光绪急了，便亲自给康有为写了一道密诏，大意是说：我让你南下，实在是有不得已的苦衷，不是不想重用你。你先离开北京，好好休息、保全自身，将来再找机会，我对你寄予厚望。[1]

　　康有为看到密诏，痛哭流涕。乃下定决心要发动兵变以救光绪。毕永年的湖南兄弟还没到，即便到了也不够。康有为就想到了袁世凯。因为袁世凯曾经是强学会成员，又多次对维新派表示愿意为维新活动“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他手中掌握了七千精锐新军，康有为认为可以说服袁世凯带兵勤王。

　　此时袁世凯正在北京陛见，康有为派谭嗣同连夜秘密进入袁世凯住所，向其出示光绪皇帝给杨锐的第一道密诏并告知其“围园杀后”的计划。袁世凯被吓得半死，不敢参与。但他见谭嗣同身上藏有武器，知道如果当面拒绝，谭嗣同可能会动手杀掉自己，遂假装同意，答应回天津做准备。

　　袁世凯回到天津以后，于9月21号向荣禄报告了谭嗣同劝他谋反之事。此时慈禧已经回宫两天并宣布训政。因此戊戌变法的终止与袁世凯“告密”并无关系，但接下来光绪被软禁和“戊戌六君子”之死则与之有直接关系。慈禧如果仅是为了终止变法、拿回训政的权力，并不需要杀人，也无需对光绪采取软禁措施。她是了解到“围园杀后”的密谋之后才下此狠手的。

　　——袁世凯向荣禄报告谋反密谋的做法，长期以来被同情维新派的人们所诟病，认为他是一个可耻的告密者，出卖了变法志士和光绪皇帝。其实，袁世凯的做法从人品来讲并没有什么问题。他早期加入过强学会、后来也对维新派提供过口头支持，不管是出于真心还是政治投机，都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行动，绝不包含任何支持谋反的承诺。“围园杀后”这种事儿如果要拉拢袁世凯，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先旁敲侧击各种暗示，让他明确表态可以为了维新事业动用军队做一些违反大清法律的事并承担罪责，然后再挑明。一上来就带着武器潜入其住所，逼着他立刻表态，然后在事后指责其“告密”，显然是过于苛刻的要求。袁世凯没有为谭嗣同、康有为掩盖谋反罪责的道德义务。由于光绪皇帝从未写过任何有关兵变的密旨，从政治法律上来讲，作为清政府的高官，不管他是忠于慈禧还是忠于皇帝，他都必须报告也应该报告。

　　“戊戌六君子”被杀害的速度如此之快、罪名也很笼统，没有走正常的审判程序，这是很不正常的。清政府如此迫不及待的杀人，主要是为了“保护”光绪皇帝。给六人定罪的诏书以光绪名义发布，说他们计划“劫持皇太后”并“陷害朕躬”，也就是把光绪列为康有为密谋的受害者。这在政治上给光绪解了围。如果深入追查，查出光绪跟“围园杀后”的密谋有关联，那么接下来就要给光绪定罪，后果不仅是其皇位不保，关键是会严重削弱慈禧太后乃至清政府的统治合法性。满洲统治中国的合法性关键就是掌握了皇权。皇帝是神圣的统治者。如果光绪犯下谋杀自己母亲的罪行，满洲皇权的神圣地位就会遭受沉重打击。

　　戊戌变法对中国社会几乎没有发生任何直接的影响。它的那些变法举措，形式大于实质，跟洋务运动相比没有多大新意，即便不发生政变，也不能指望靠这些措施就可以挽救满洲统治，更谈不上让中国富国强兵了。从最乐观的角度看，也只能说是希望光绪和维新派掌权后，能进一步提出更多更深刻的变法措施。仅从他们已经提出的措施而言，毫无可能改变国家衰落大势。它之所以在形式上也彻底失败，是因为光绪变法心切，动了保守派的既得利益。保守派们反对光绪皇帝和他的变法行动，关键不是思想保守、反对学习西方，关键是拒绝改变现有的人事格局利益。而不改变这些既得利益，所谓的变法便注定一事无成。这些腐败无耻的顽固分子，根本不管什么思想信念，他们只认得暴力。不掌握比他们更强大的暴力，哪怕把道理说破天，一切都注定无济于事。

　　康有为 “围园杀后”的密谋，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即便成功，杀了慈禧太后，变法也必然中断。光绪会因为杀害自己的母亲而丧失执政合法性。“围园杀后”跟“辛酉政变”中两宫太后杀掉顾命大臣完全不是一个性质，后者是君杀臣，前者是儿弑母。儿弑母比君杀臣的性质要严重的多。满洲集团内部通不过，汉族士绅官僚集团内部也通不过。慈禧一死，康有为和光绪绝对无法控制局势，中央和地方的各种兵变、政变一定接踵而来，满清灭亡、军阀割据的局面将会提前出现。无论成功失败，“围园杀后”最终一定是会害了光绪而非保护光绪。

　　但是，对康有为的一系列“激进”决策，总体而言还是应该肯定而非否定。如果维新派只能动嘴不能动手整人的局面继续僵持下去，所谓“变法”就不过是一个骗人的幌子，结果就是光绪和维新派在台前假装变法，统治集团在幕后继续祸国殃民、鱼肉中国。康有为在“整人”这个问题上毫不妥协，坚持“设制度局”和“开懋勤殿”，一定要触动权力格局，就是拒绝当傀儡，最终逼着保守派不得不亲自动手揭开他们搞“假变法”欺骗中国人民的阴谋，暴露了他们在国家民族危亡的关头也绝不放弃一点点既得利益的真面目。在“开懋勤殿”的策划中想邀请伊藤博文当顾问是个败笔，但也只是加速了戊戌变法的失败。没有伊藤博文访华事件，维新派也照样无力推动中央枢机变革。而“围园杀后”，则不过是在“开懋勤殿”被彻底否决、变法已经注定失败的情况下，发动的拼死一搏，代表了维新志士们为了推动国家进步不可动摇的决心和意志。虽然幼稚，却也不失血性和魄力，可以说是虽败犹荣。没有“围园杀后”和它引发的“戊戌六君子”牺牲，戊戌变法的光芒，绝不会像今天这般引人注目。“六君子”的血，让无数对清政府的变法骗局还抱有不切实际希望的人们清醒了过来，坚定的走上了以革命方式推翻清政府的道路。毕永年在得知谭嗣同被杀后，就立刻转身加入革命党，参加了孙中山发动的惠州起义。从大局来看，“围园杀后”不利于光绪、也不利于清政府，但无疑有利于中国。

　　康有为以一介书生，依靠自身努力发动了席卷中国的维新变法舆论浪潮，并以运动领袖的身份将自己的思想与皇权结合，通过写奏章的方式源源不断的将个人思想转变为政府决策，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能纯粹依靠笔杆子独立干出这种惊天事业的人物，其才华和魄力绝对不容小觑。他的才华和个人品行，近些年来被舆论过度的贬低了。他虽然有狂妄自大和喜欢吹牛皮的毛病，但在治学方面下的功夫极深，纯从学术水平上，说是一代宗师也不为过。“围园杀后”这个决策，说明康有为对维新变法的研究虽然还研究的不够透彻，但毕竟没有白搞，从中国古代的商鞅变法，到近代日本俄国的变法，没有哪次成功的变法，背后是没有暴力斗争作为支撑的。像清流改革派那帮人，天天骂李鸿章，骂了几十年也没见把李鸿章骂死。不动人事格局、不掌握枪杆子，再好的变法措施都是空谈。

　　据野史记载，康有为在陛见光绪的时候，在军机处碰到了荣禄，跟荣禄有过一番对话。荣禄说，变法当然是要变的，但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哪能说变就变呢？康有为回答说：这有什么难的，杀几个一品大员，法自然就变了。

　　这番对话的真实性很难讲，但它基本正确反应了康有为的变法态度。就当时中国的局面而言，康有为不是太激进，而是太保守、太乐观了——杀几个一品大员，这个法恐怕还是变不了。杀完一品大员，还有一大批二品三品、四品五品、六品七品、八品九品、土豪劣绅、宗族势力需要收拾，这法才能有那么一点点变得了的可能。太平天国杀了多少清政府的官兵，才有了汉人掌握兵权、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学习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权力？跟一个建立在屠城和“文字狱”基础上的野蛮政权讲话，要想真的推动变法，关键时刻不敢亮剑，谁会把你当回事？康有为若不坚持斗争直到决裂，而是让光绪继续在慈禧划定的圈子里“带着镣铐跳舞”，结果就是让维新运动跟像洋务运动一样，再耽误中国几十年。

　　“围园杀后”的决策，代表了新一代维新变法人士与传统清流改革派的根本区别，清流改革派是“怎么变、提意见”，维新派则是“不让变，就亮剑”。谭嗣同在湖南的时候，通过毕永年联络会党，宣称“爱新觉罗诸贱类异种，亦得凭陵乎蛮野凶杀之性气以窃中国”等“激进”思想，已经有要干革命的意思了。后来进京参与变法，推行改良路线，基本放弃了革命的念头。但在变法面临失败的危急时刻，康有为提出“围园杀后”的想法，他便鼎力支持、挺身而出，不顾个人安危夜访袁世凯劝说其兵变，最后因此罹难。从这个意义上说，康有为、谭嗣同都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已经有一只脚跨进了革命的门槛，要对统治者动刀了。谭嗣同在湖南办时务学堂的同志唐才常，在上海组织自立军，准备发动起义推翻清政府，但保留光绪的皇帝位。这其实也是一种革命方式。自立军的活动跟孙中山的惠州起义南北呼应，也得到了孙中山的支持。

　　虽然后来康有为坚决拒绝跟孙中山等共和革命派合作，那是因为他坚信君主立宪制才适合中国的国情，而君主立宪制也是要用革命的手段才能争取到的。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就是革命的成果。不来点革命的手段，不要说推翻满清，连变法都不让你变。康有为、谭嗣同、唐才常都是“保皇派”，同时也是“革命派”。“围园杀后”是一种很肤浅的、简单粗暴的革命手段，但它终究是革命，不是改革。这跟张之洞、翁同龢等清流改革派相比，又大大的向前进了一步。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跑到日本，积极组织“勤王军”，并继续发挥其舆论宣传天赋，包括但不限于伪造光绪皇帝密旨、编造各种对慈禧不利的八卦新闻等等，不断在世界各国媒体上露面，天天喊着要打进北京城杀掉老妖婆救出光绪帝。慈禧对此极为恼怒，把大量精力花在了搜捕捉拿“康党”的问题上，客观上放松了对孙中山等共和革命派的镇压。孙中山自己也说：“清政府在康有为公开致力种种运动或采取恐吓政府的手段之际……对我们党派的注重逐渐放松，这在某种程度上正是我党的幸事。”[2]

　　可以说，康有为提的那些变法意见，看起来靠谱，其实全都不靠谱；反之，围园杀后的决策，看起来很不靠谱，其实还有点靠谱，成为了中国近代革命的先声。

　　[1]原文为“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速外出，不可延迟。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朕有厚望焉”。见汤志钧《戊戌变法史》。

　　[2]孙中山：《离横滨时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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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亥建储：光绪皇位废立的幕后斗争

　　“开懋勤殿”和“围园杀后”的决策，深刻影响了“后戊戌变法”时代的政治局势，它触发了满清统治阶层长期不愿提及的敏感话题——满汉之争，促进了晚清两大统治集团的大分裂，加速了满清政权的覆亡。

　　在为杀害“戊戌六君子”找借口的上谕中，出现了一句很不寻常的话：“该乱党私立保国会，言保中国不保大清。其悖逆情形，实堪发指。”[1]

　　上谕把“保中国不保大清”作为一个叛逆重罪公开提出来，从政治上看非常不妥当，等于公开承认中国不等于大清。之前有保守派用类似的罪名弹劾过维新派，光绪皇帝批示说，保中国就是保大清，没矛盾，只要愿意保中国的，就都是同志。这个说法很高明，有利于加强满汉团结。等光绪被软禁，上谕反过来把“保中国不保大清”当做令人发指的罪名公开，这是因为在保守派内部，一个极端派别开始影响中央枢机决策。

　　这个极端保守派的主要头目，是一些满洲皇族宗亲。他们的特点是愚蠢无知而又盲目自大，对太平天国以后的国家局面非常不满，觉得都是汉人掌权瞎搞惹出来的祸，甲午战争的结局说明汉人根本无法管理好中国，解决方案是恢复太平天国以前、康乾时期乃至清朝初年的政治格局，由满人掌握一切军政大权，就可以恢复康乾时期的荣光。汉族清流派中的理学书呆子们，也有一部分人支持这种主张，以为只要恢复忠君理学的“万古纲常”，重建满洲专制理想国，中国就会再次强大。

　　这个派别在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之前是被压制的。满洲集团内部，慈禧、奕？都算是很有政治头脑的人物，能看清太平天国以后满洲军事能力衰落的现实，深知如果不“放权”，不把实实在在的好处——包括高级军政职位和财政收入盈余——交给汉族实权派，清政府只会灭亡的更快。他们从务实的态度出发，对列强妥协投降，拿着海关的关税大把的往“洋务运动”中投入，对李鸿章等实力军阀以权位和财政转移支付努力拉拢，这才勉强维持满洲政权不倒台。满洲王公贵族们才能继续在北京城中作威作福——虽然没有多大实权，好歹荣华富贵不缺。

　　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改变了这个局面。首先是的李鸿章的淮军对日作战惨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李鸿章也丢掉了直隶总督的职位。这帮人一看，李鸿章也不行嘛！之前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他们还是服李鸿章的，就算嘴上不服心里也不得不服，但眼见淮军对日军的惨败，他们就忘掉了八旗和绿营之前是如何被太平军和捻军吊打的了，觉得自己起码能比李鸿章强点。直隶地区，淮军势力消退，满洲势力出现了大幅度的反弹，这是极端保守派势力加强的基础。

　　不过，这还不够，因为慈禧并不支持极端保守派。她不是不想重用皇室宗亲，关键是这帮人太烂了，实在提不起来。慈禧的亲弟弟桂祥，慈禧就一直想重用提拔，先去当户部侍郎，账目数字一抹黑；民政不行，那就当兵，调去当神机营统领，甲午战争派他去山海关防御，出发前连马背都爬不上过去，走了半个月也没走到山海关，不得不叫回来；没办法，派去当崇文门监督，负责收税，很快就大发横财，修了很大一座宅院，结果施工监管不到位，一把火烧了，贪污的银子全打了水漂。此君最大的爱好就是抽鸦片，不管什么鸦片，他一闻就能告诉你这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云南货还是山西货，堪称鸦片鉴定专家。一旦没钱了就把慈禧、皇帝赐的各种宝物拿出去抵押变卖。八旗子弟、皇室宗亲在当时就是败家子的代名词，这帮人能重用吗？稍微有两个脑子清楚的，肯定都赶紧提拔到重要岗位上了，剩下的那些实在是没法用。

　　这些人要是都像桂祥一样满足于抽鸦片打发日子也就罢了，偏偏还有很多眼高手低之徒，觉得自己比李鸿章还能干，在国家大事上想要插一脚，那就非坏事不可了。李鸿章虽然又贪又坏，但也是从基层一路层层竞争淘汰升上来的，个人能力绝非那般王公子弟能望其项背。慈禧对这班人的态度，一直是压制，但她毕竟是满洲的皇太后，权力合法性必须得到皇室宗亲的支持，因此也要给他们一些权力和发言的空间，维持一种微妙的平衡。

　　“围园杀后”这个事儿让慈禧颜面扫地，她在皇室宗亲中的权威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光绪是她亲自敲定的同治皇帝皇位继承人，是她亲自抚育长大的干儿子，也是她权力合法性的重要来源。现在，这个干儿子竟然想要对她动刀子，慈禧本人显然需要承担非常重大的责任。

　　光绪没有参与“围园杀后”的密谋。但在当时，清廷内部并不能确认此事。光绪先后给杨锐和康有为下过两道密诏，其中提到了自己与慈禧的政治分歧。但有没有跟“围园杀后”相关的内容呢？清廷未能追查到密诏原件，具体内容除了光绪、杨锐、康有为、谭嗣同这几个人以外，谁也不知道。康有为跑到日本，宣布光绪给了他“衣带诏”，里边有带兵勤王的内容。我们今天知道这部分内容是他伪造的，可清廷不知道。慈禧对光绪到底有没有参与密谋，只能说是将信将疑、心里没底，她不敢冒险深入追查，因此匆忙杀掉“戊戌六君子”以切断线索。但杀掉六人之后，此事就更说不清楚了。对康有为在日本公布的“衣带诏”，她多半是信了。极端保守派抓住这个问题大做文章，要求废掉光绪皇帝，另立新帝。

　　慈禧的头号亲信荣禄算是头脑清楚的，正是在荣禄的劝说下，她才决定快速杀掉“六君子”以消除隐患。她明白光绪对她权力地位的重要性。但这个一手抚育成人的干儿子竟然想发动兵变杀掉自己，实在是让她难以释怀，更何况还有康有为在日本天天喊着要来救皇帝，更让她气不打一处来。对极端保守派要求废掉光绪的呼声，她表现出一种犹豫不决的态度，甚至一度倾向于支持废立。极端保守派提出了一种方案：对外不承认光绪有“围园杀后”的罪责，而是让光绪以“病重”不能承担治理国家的重任为理由退位，另立新君。简单来说，就是“家丑不可外扬”，但对光绪这个“逆子”还是要处罚。这是一个慈禧觉得可以接受的方案。

　　慈禧态度转变，荣禄也跟着摇摆起来。当时军机处已完全由满洲大佬把持，除了荣禄，其它军机大臣都支持废立。中央枢机没意见，接下来还需要打探地方督抚们对废立问题的态度。对此，汉族督抚们当然都持反对态度。清廷公开把“保中国不保大清”作为一个罪名，已经让他们很不爽了。他们本来就被民间骂成是“汉奸”了，因此只强调“忠君爱国”而故意淡化满汉之分，结果上谕竟然也说中国不等于大清，不是坐实了他们的“汉奸”身份吗？不怕人民造反就怕主子打脸啊。曾国藩当年发布《讨粤匪檄》，也只是说太平天国反对孔子名教，只字不提要保卫大清，难不成曾国藩也犯了“保中国不保大清”的重罪？现在这帮满洲权贵们还要得寸进尺，废掉主张“保中国就是保大清”的光绪皇帝，把满汉统治联盟双方共同认可的皇权当做满洲内部事务来处理，这当然更加不可接受。

　　刘坤一写了一份《太后训政保护圣躬疏》，说“伏愿皇太后、皇上慈孝相孚，以慰天下臣民尊亲共戴之忱”，意思就是帝后一体，不能彻底闹掰。他去找张之洞联合署名，张之洞是个老狐狸，不肯签字。刘坤一也是头铁，一咬牙就自己单独上奏了。回头又给荣禄发电报，更露骨的说：“君臣之义已定，中外之口难防”，劝荣禄站在反对废立的一方。清廷怕他捣鬼，调其进京，让江西巡抚鹿传霖代理两江总督，等事情过去了再放回两江。

　　对废立问题，李鸿章始终不明确表态。慈禧再次垂帘后，极端保守派把持朝政，一直没给李鸿章恢复总理衙门行走的职务，反而派他去巡视黄河河道，干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后来，又委派他为商务大臣，负责考察各通商口岸的情况。李鸿章对此十分不满，认为是“提空名而无实际”，在1899年12月得到商务大臣的任命后，以大运河封冻为由窝在北京不动，要等天气暖和大运河解冻了再坐船南下。

　　慈禧让李鸿章当商务大臣，主要两个事，一个想办法把康有为抓回来，二是想叫他打探列强对废立的态度。当时已经定下来了，1900年1月就要册立端王载漪的儿子溥儁为“大阿哥”，也就是皇储。建储以后，是让光绪宣布因病退位，还是继续当皇帝，需要听听列强的意见。李鸿章心知肚明，故意拖着不动，跟慈禧讨价还价。他向荣禄透露自己的价码：“如必欲我询，当授我以两广总督。我先于泰晤士报传其风声，届时外宾必来贺我，询我以国事，我可就而探之。”[2]

　　建储然后废立是极端保守派的急切诉求，为了把这个事儿办好，他们也顾不得打压李鸿章这个汉族权臣了，同意了这个要求，改授李鸿章两广总督，即刻南下。李鸿章得到任命，也就不管大运河封冻不封冻，迫不及待的离京赴任。12月19号任命下来，他不到一个月就已经在两广总督府开署办事了。

　　在实权督抚的位置上，李鸿章才开始表露自己反对废立的态度。

　　1月24号（农历乙亥年12月24日），清廷正式册封溥儁为“大阿哥”，史称“乙亥建储”。驻英公使罗丰禄拍电报来问李鸿章，是否应该向溥儁发祝贺电，李鸿章回电说：“为毅皇立阿哥，无太子之名，似不应贺”。[3]

　　在地方督抚们的授意或纵容下，全国上下掀起了反对废立的抗议浪潮。特别是李鸿章的老部下、上海电报总局总办经元善（全国电报系统的总办都是李鸿章、盛宣怀挑选任命的），联合沪上各省士绅一千二百多人上奏，请光绪“力疾临御，勿存退位之思”，并称“各国有调兵干预之说”。清政府对这种民间干预皇位更迭的举动，大为震怒，下令捉拿经元善，但他提前得到消息跑到了澳门。清廷又命两广总督李鸿章负责捉拿，结果可想而知，当然是永远也捉拿不到。两年后风波平息，经元善又回到了上海。

　　与此同时，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等人也都通过各种形式向慈禧和荣禄表示：如果匆忙废立，可能引起列强干涉。

　　实际上，列强对光绪的废立并无立场。驻华外国公使们对这场废立大戏很感兴趣，拼命打听光绪的健康状况和慈禧的态度，还找了些外国医生去给光绪看病，但他们大多是抱着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八卦心态，无意深度介入。

　　俄、法两国本就支持慈禧和李鸿章，只要中国继续执行亲俄、亲法路线，谁当皇帝他们懒得管。英国在变法期间支持光绪和维新派，想把他们培养为对抗慈禧和李鸿章的“亲英派”。但是，善变的英国政府始终秉承“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这一外交信条，等他们发现慈禧仍然可以掌控全局以后，就像俄国驻京公使的报告中说的那样：“（政变以后）英国迅速地改变了对北京的政策方向，最近急剧的转向了慈禧太后及其同党一边”。英国外交副大臣也通告日本驻英公使：“至于立储，英国不打算给清廷任何劝告，因为实权早已掌握在慈禧手里，光绪是否在位，并没有多大区别。” 10月19日，英国外交大臣在于日本驻英公使加藤高明的谈话中说：“不必担心外国利益会因反对改革运动而受到特别损害，中国的政治将如以往那样发展下去。” [4]

　　此外，德国刚刚取得胶州湾，无意与清廷为难；美国更是从来不愿过多干涉中国事务。日本倒一直想拿变法和废立的问题做文章，以此搞乱中国，所以才帮助康有为、梁启超逃亡，又默许他们在日本组织勤王活动。不过，等英国表明态度，日本自知孤掌难鸣，放弃了对康有为的支持，将其“礼送出境”。康有为给英国驻华公使致信，请求“主持公议、调兵会议、速为救援”，如同石沉大海。他又亲自跑到英国去请求干预，幻想能见到女王，请“英皇能开导中国西太后”，英国政府根本就不理他。

　　显然，列强并无以废立为借口干预中国内政的计划。但慈禧和极端保守派心里有鬼，不敢从官方渠道询问外交公使，对外只说光绪病重，绝口不提“废立”二字，让李鸿章等人私底下去打听。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汉族地方督抚，便通过其外交信息优势，利用“政治买办”的有利地位，挟洋自重，借口列强干预来间接的表达自己反对废立的态度。

　　这一招很有效。慈禧这辈子最怕的就是“列强干预”，听说列强不高兴，便不再摇摆，否决了极端保守派在建储之后即行废立的计划。[5]

　　对此，溥儁的父亲端王载漪对此极其不满。如果溥儁登基，他就可以像醇亲王奕譞一样掌握国家军政大权。他跟慈禧一样，相信了李鸿章等汉族大佬的鬼话，认为是洋人在妨碍皇帝的废立。为了实现让自己儿子当皇帝目标，他决定与洋人决一死战。

　　载漪、庄亲王载勋、惇勤郡王载濂（载漪的大哥）、辅国公载濂（载漪的弟弟）这四个皇室宗亲，再加上军机大臣刚毅，是极端保守派的领袖人物，围绕他们形成了一个“端王集团”。这些人既有夺取国家权力的私欲，也有对清朝现状不满想要改变现状的雄心，以及作为满洲精英的自豪感。他们的主要问题是其才能与欲望、雄心和自豪感很不匹配，对世界和中国历史发展大势的看法也与实际情况背道而驰。

　　在端王集团看来，清朝就是爱新觉罗氏的江山，立谁当皇帝是“爱新觉罗家事”，汉人是奴才、洋人的外客，都无权干预。但是，国防军力量都掌握在汉人手里，李鸿章的淮军这种准私家军不必说，甲午之后的护卫京畿地区的新军，其统帅袁世凯、聂士成也都是李鸿章的老部下。这些人对朝廷的“忠诚”更多体现为传统中国将领对皇权的服从，也就是只听皇帝和太后的，并不把爱新觉罗皇室宗亲们当回事，端王集团指挥不动他们。而且李鸿章、袁世凯等人也从来都是对外妥协投降的思路，明里暗里的反对废掉光绪，靠不住。端王集团能指挥得动的，仅限于驻京八旗。单靠这一部分人马，不可能抵抗得住列强入侵。要打消慈禧对列强的顾虑，废掉光绪另立溥儁，那就必须另外想办法，找到一股愿意跟他们一起对抗洋人的力量。

　　正好在这个时候，山东河北等地爆发了“义和团”运动。义和团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帜，很合他们的胃口。他们遂决定利用义和团来对抗洋人，进而再次推动废立。

　　[1]《德宗皇帝实录》，卷四百二十七

　　[2]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第222页。

　　[3]谢世诚，《李鸿章评传》，618页

　　[4]汤志钧，《戊戌变法史》，404页

　　[5]本注释因涉及对建国初期某部有关光绪皇帝和慈禧的电影的讨论不符合规定而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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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梨园教案：教堂与玉皇庙的建设纠纷

　　义和团运动是跟维新变法运动一起兴起的，它们都是中国人对甲午惨败和随之而来的列强瓜分中国狂潮的反应。维新变法运动是上层的反应，希望在现有体制框架和利益格局内部做点小修小改就能让清政府走出困境；义和团运动是下层的反应，试图通过暴力来夺回本该属于中国人的权利。

　　义和团运动最先爆发于山东。要了解它的发生的根源，首先要搞清楚它和甲午之前各种“教案”的联系。

　　对甲午之前的“教案”问题，本书在“天津教案”一节中已有过评述。洋人到中国“传教”与列强殖民侵略的关系，相当复杂。我们以三次关键的侵略战争为线索来分析。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禁止外国人在中国传教。这种限制并不合理，阻碍了东西方正常的文化交流，也是满清对中国人进行文化思想控制的一种手段。西方来华传教士早在明朝，就是中国了解西方文化特别是科学技术的一个重要途径。这个途径被切断，是中国在清朝时期落后于西方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广州这种对西方开放的口岸，有少量的传教活动，地方政府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洪秀全在广州考试期间接触基督教，就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南京条约》中，没有涉及传教的问题。但到了1844年，清政府在列强压力下正式允许外国人在通商口岸传教。非通商口岸地区的传教活动还是非法的，但沿海地区的官员都知道洋人的枪炮不好惹，对传教活动的管理实际上大大的放松了。冯云山在广西被捕入狱，最后幸而得以逃脱，就跟地方官不敢过于得罪基督教传教士有关。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跟传教活动直接相关。1856年法国出兵攻打广州的借口就是法籍天主教神甫马赖在广西西林被杀。当时像马赖这种传教士，国内很多，如果只是老老实实传教，地方官都是懒得管的。但马赖跟土匪勾结、私和人命，又有奸淫妇女的罪行，被人举报到官，县令过堂审理，找了很多人来作证，双方对质，经过公开完整的司法程序，判处马赖罪名成立，然后处决。从整个过程来看，相当公正合理。

　　但法国政府以此为借口侵略中国，性质就变了。法军联合英军攻陷了广州，还把两广总督叶名琛抓走。后来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天津条约》也明确了外国人可以进入内地自由传教，且中国政府要为他们提供保护。条约在字面上当然没说传教士就从此可以作奸犯科，无视中国法律，但地方官员肯定是不大敢再秉公处理此类事件了，对传教士的违法犯罪行为尽量以息事宁人为原则。

　　这样，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就不再是“自由”而是“特权”了，不仅他们本人干了坏事官府不敢处罚，连入了教的中国教民，也可以得到教会和传教士的庇护，享有法外特权。这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教案”频发的根源。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吕实强教授在《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一书中对1860年至1874年有记录的“教案”做了全面分析，得出结论，发生“教案”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土地纠纷，也就是教会建设教堂等占用土地引发的；二是教会干涉诉讼，也就是教民和非教民发生需要政府裁决的纠纷的时候，教会就出面向官府施加压力，让官府做出有利于教民的裁决。而习俗、观念、礼制等原因引发的冲突只是次要因素。

　　在甲午战争之前，大部分教案由士绅阶层主导，事态也在可控范围内。因为清政府还没有被列强完全打断脊梁骨，处理涉外问题尚能有些骨气。士绅阶层通过跟官府沟通，多少还能为本土本乡争取点正当权益，不会任由教会欺凌。1871年，天津教案以后，总理衙门出台了一份《传教章程》，规定“传教士当服从中国法律、风俗”、“不可僭越权柄及凌辱民众”、“进教后所为不法者即逐出教外”等。这份章程毫不意外的遭到了列强政府和传教士们的一致反对，他们声称清政府的司法体系不可能公正对待传教人员，在中国传教同时遵守中国法律无异于自杀。1892年，李鸿章又搞了一个《酌拟教堂禁约十条》，内容与《传教章程》类似，再次被列强拒绝接受。但这些都是清政府限制传教士特权的努力。

　　等到1894年甲午战争打完，清政府完全被打怕了。特别是1898年，有两个德国传教士在山东巨野县的教堂中被杀，德国以此为借口出兵强占胶州湾，连带山东巡抚李秉衡被革职，一大批官员被查处。从此以后，山东各级官府几乎就对教会惟命是从，完全变成了教会欺凌中国人民的工具。士绅阶层被官府压迫，退出了参与矛盾调解的行列，让中下层百姓直接和教会冲突对抗，这才使得山东民教矛盾失控，并最终演化成了义和团运动。

　　简单来说，就是刚开始官府一碗水端平，传教士守法传教，民间和教会几乎就没啥矛盾，有捉奸犯科的传教士也不过抓起来绑送官府依法处理。清政府官员虽然很善于欺压百姓，但对涉外案件总是十分谨慎，不会拿对付老百姓的手段来对付传教士。传教士在司法诉讼中并不会吃亏。但列强和教会并不满足于被公正对待，一定要为传教士争特权，不给特权就武力威胁甚至武力入侵，打的官府根本就不敢管传教士了，转而由地方士绅出面组织对抗教会特权，于是会偶发教案。士绅与官府有沟通渠道，其行动在幕后会受官府控制和影响，民教冲突的局面总体可控。列强还是不满足，继续给官府施加压力，最后搞得士绅也不敢出头了，直接让底层百姓去跟教会对抗，教案就彻底失控了。列强逼的越紧，教会在中国特权越大，传教士和教民实际上也就越倒霉，越容易被不受清廷控制的力量打击。

　　“义和团”这个名字诞生的过程，就是这么一个传教士们不断得寸进尺最终导致基层失控的典型案例。

　　一般认为，“义和团”最先出现在山东冠县的梨园屯。这是一个总共也就300多户人家的小村庄。冠县这个地方很早就有传教士来传教，但并未发生过民教冲突。中国人对宗教总是很宽容，各种宗教都可以传，要干涉也是清政府干涉，普通老百姓根本不在乎。谁家有人入了洋教，无非是像看外星人一样的多看他两眼，表示不理解，但自家的日子还是继续该怎么过怎么过。像洪秀全那种宣布自己就是某个宗教教主的事情在中国农村地区也很多，总会有人愿意信，而那些不愿相信的乡民们也就当个笑话听，不会像中世纪的西方社会一样把非正统宗教当异端进行迫害甚至杀掉。

　　真正出问题的是，《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规定外国传教士有了在内地购置土地、建设教堂的权利，而且还是通过侵略战争获得的特权。冠县的教会组织就开始打主意，想在梨园屯建个教堂。建教堂也可以，公开合法的购买土地来建设，没人会有意见。但教会有了特权，想法就不一样了，偏偏就看中了梨园屯康熙年间修建的玉皇庙，想把玉皇庙的土地占了、再把玉皇庙给拆了建教堂。这就跟洪秀全在老家砸孔子牌位一样，属于一神教特有的排他性做法。在一神教眼里，中国的各种多神信仰都是愚昧无知荒唐不羁的迷信，统统应该铲除，唯上帝独尊。所以建教堂的同时，还得把玉皇庙给拆了才算胜利。

　　建教堂是合理合法的，但在建教堂的同时还要把代表本土信仰的玉皇庙给拆了，这就是过分的，是梨园屯民教冲突爆发的根源。

　　教会打了这个主意，又不公开跟村民商量，而是很鸡贼的让本地教民主张“分地”。因为玉皇庙的香火祭祀等开销来自于三十多亩公共土地，这是当年建玉皇庙的时候就定了的，算是村民集体所有。这些教民只要求分到玉皇庙占的那几块地，而把可以耕作的公共土地分给其它村民。村民们不明就里，觉得占了便宜，同意分地。1869年，分地计划顺利实施。结果这些教民把土地分到手以后，就宣布“捐赠”给教会，然后教会就准备把玉皇庙拆了要修教堂。

　　土地分配以后，分到土地的村民有权把他捐赠给教会，教会有权在中国拥有土地建设教堂。这没有问题。虽然教会搞到这块土地的手段很不地道，但从表面上来还会合法的。真正的问题是：获得捐赠的教会是否有权在不经过村民集体同意的情况下拆掉玉皇庙这座历史建筑？

　　一般来说，地上建筑物的所有权是跟着土地所有权走的，但改变地上建筑形态的权力并不完全归土地所有者。在大多数国家的法律体系中，要在自己的土地上搞建设，不管是拆掉老建筑还是新建房屋，都需要政府审批或者是邻居集体同意，不是说买了块土地就可以随意改变地上建筑物。比较典型的案例是2014年至2017年的 “万达集团西班牙大厦事件”，可以用来跟“梨园屯玉皇庙事件”做个对比。

　　“西班牙大厦”位于西班牙马德里市中心，建成于1953年，一直用于酒店住宿和商业办公。2006年以后，由于老旧缺乏维护、经营效益不佳等原因而停止运营，此后一直处于闲置状态。2014年，万达集团从马德里政府手中买下了这栋建筑物，并打算拆掉后重建成一个集豪华酒店、商场和公寓为一体的综合体。这个消息一出，顿时引起了一场风波，遭到马德里市民的强烈反对。2015年6月，七万余名市民联名上书坚决反对万达拆除重建的方案。根据西班牙《国家报》的解释，市民们反对的理由是：西班牙大厦是一个时代的记忆、一批建筑师的记忆、也是马德里乃至西班牙人民共同的记忆，它现在已经不仅仅是一座建筑，更是西班牙文化、历史的一个象征。这座大楼成了城市历史的标志和西班牙民众情感的归所。

　　尽管马德里政府在出售西班牙大厦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且同意万达集团的改造计划，但在对具体方案审批的环节，还是卡住了。

　　经过两年的博弈，随着马德里政府改选，新的政党上台，最终在2017年彻底否决了万达集团的改造计划。万达集团被迫将西班牙大厦低价出售，亏本退出。

　　显然，“梨园屯玉皇庙”跟“西班牙大厦”一样，都是历史建筑，是本地居民感情的维系。玉皇庙的公共属性更强，要对它进行拆除，无论土地和建筑物所有权属在谁手里，都必须经过政府审批或居民集体同意这样的程序。在“西班牙大厦”事件中，马德里政府出尔反尔，是很不讲信用的行为。而“梨园屯玉皇庙”事件中，村民们在分地的时候根本不知道教民和教会的拆建计划，一直被欺骗蒙蔽，不存在诚信问题。万达集团的拆建计划只是改变西班牙大厦的内部形态而没有改变它的用途，还是继续用于酒店和商业；教会则是直接把维系本地信仰的玉皇庙改成基督教的教堂。两相对比，19世纪后半期的中国梨园屯村民们，比21世纪的欧洲人更讲道理，而且也更有理由反对这次拆建。他们只是想要捍卫自己祖先情感和宗教寄托的归所，同时也不想像个傻子一样被教民和教会戏耍和羞辱。矛盾爆发的过错完全在教会和教民一方。

　　刚开始的斗争是依法进行的：本地士绅代表村民去找冠县县令裁决。按照西班牙马德里政府的做法，冠县政府直接下令禁止拆除玉皇庙这个公益性历史建筑就完了，完全合理。但清政府不敢公正处理此事，偏袒教民，裁定拆建行为合法。

　　士绅们不服，就组织“上访”，到知府、省里控告，同时也组织人手阻碍教堂建设。经过十多年的斗争，县政府和教民都意识到不能这样欺负人，于是做出妥协：由县政府掏200两银子，给教民们另外买块土地来建教堂。这样，教会虽然没有拿到玉皇庙那块土地，但相当于白得了200两银子，教堂还可以继续建，也是占了便宜的。

　　不过，本地教民虽然同意了这个方案，他们背后的教会却不同意，一定要把玉皇庙拆掉。县政府拿教会没办法，事情就这样僵持着。一直到1891年，整整二十二年的时间里，双方矛盾纠纷不断，但总体还控制在法律和理性的范围内。

　　1891年，湖北爆发了规模浩大的“宜昌教案”。事情原因是有小孩走失，后来在教堂里边被发现，民众认为这跟教会组织贩卖人口有关，引发民众在教堂周围抗议。这件事可能是误会，教会方面解释清楚赔礼道歉就可以了。如果真有教会人员参与人口贩卖，那就把犯罪分子交给官府处理。抗议群众的诉求无非就是教会给出解释或者处罚罪犯，并没有暴力行为。但美国传教士苏卫白竟然当街向抗议民众开枪，打伤一人，群众情绪遂不可收拾，出现了大规模毁坏教堂和教会财物的社会骚乱。

　　与天津教案不同，宜昌教案没有打死人，只有四名传教士受伤。

　　尽管如此，此事还是引发了英、法、美等多个列强的联合干涉，英法派遣军舰到宜昌、汉口示威。清政府妥协退让，以严惩带头闹事分子和赔偿各国18万两银子结案。

　　宜昌教案发生以后，清廷连发两道上谕，把教案责任归结为亡命之徒捣乱，而传教士们毫无责任，并要求各地按照这个原则处理民教冲突，威胁以后地方上出现任何教案都要追究地方官的责任。

　　这样一来，冠县这边的案子就没法继续僵持下去了。山东主教找到法国公使，施压总理衙门，要求立刻解决此事。冠县县令收到总理衙门的文书，把判决来个180度的对调：县政府给村民们200两银子找地方新建玉皇庙，教会可以继续把老玉皇庙拆了建教堂。

　　但此时的教会已经不再满足于拆建，进一步向县政府提出：必须将反对修建教堂的闹事分子全部逮捕并判刑，这事儿才算完。

　　村民这边，本来就不接受拆掉原来的玉皇庙，更何况还要捉人。

　　领头上访的士绅有六家，都是梨园屯有头有脸的大户，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的时候，还负责组织团练维护治安和协助清军，政府也给他们授予过名誉职务。他们听说政府要来捉人，就把团练重新组织起来，占领玉皇庙，准备对抗。

　　事情惊动了省政府，由山东副省长（道台）出面，亲自给这六家人施加压力，劝他们放弃对抗。在官府的压力下，这六家人选择了离开梨园屯，搬家到冠县以外的地方，以远离这场是非。在这过去二十多年的民教对抗中，六家士绅已经耗尽家产，现在又被迫搬迁，可以说是代价惨重，被当地人称为“六大冤”。

　　“六大冤”被迫离开，标志着士绅阶层作为矛盾缓冲层消失了。按照教会以及官府的逻辑来看，领头闹事的人被解决了，问题自然就解决了。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村民们并不愿意屈从于这样的强权。士绅作为介于官府和平民直接的阶层，既有为民众代言的作用，也有控制民众的作用。民教对抗二十多年，问题一直没解决，但也没闹出严重的暴力事件，跟“六大冤”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六大冤”被迫离开以后，矛盾升级、事态进一步失控，来自贫民阶层的十八个青壮年——“十八魁”成了村民们捍卫玉皇庙的新领袖。他们公开宣称：官府已经不讲理了，我们也没必要再讲理。他们不再“上访”，不再跟官府沟通——官府也不会跟这些没有身份的穷人沟通。

　　“十八魁”的斗争方法很简单，就是干扰施工，直接用武力把教会派来的施工人员赶走、修好的房屋拆毁。

　　教会方面也不服软，也组织了一批人带着洋枪来武装保卫教堂施工。这样，双方就开始了赤裸裸的暴力对抗。

　　梨园屯总共就300户人家，十八魁势单力薄，打不过教会组织的洋枪护卫队，就跑到周边地区去搬救兵。当时在山东有个比较大的民间武术组织“梅花拳”，师徒相授练习拳法武功，同时也有社会救济和维护治安的作用，成员主要是下层贫民。这种组织在清朝是非法的，但太平天国和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已经没有精力管这种事，只要他们不公然造反，就默认其存在和公开活动。十八魁跑去找到冠县名气最大的梅花拳师傅赵三多，一方面是要拜师学艺增强战斗力，另一方面是请他出面带领梅花拳的人帮忙打架。

　　梨园屯的事情闹了几十年，方圆十里八乡都知道里边的是是非非。教会飞扬跋扈，依仗官府欺压百姓，也不是只在梨园屯一个地方这么干，早就激起公愤了。梅花拳的师兄弟们纷纷表示愿意支持，要去梨园屯“助拳”。

　　赵三多此时五十多岁，出身贫苦，但随着在梅花拳内部地位的提升，成家立业，生活水平也可以比肩一般的地主士绅了。他见过清军镇压捻军的残酷手段，社会经验告诉他，参与武力对抗官府都害怕的教会可能会带来严重后果，杀头灭族之类的惨祸随时可能发生。他一开始非常谨慎，不愿意收十八魁为徒，也不让梅花拳的人卷入梨园屯冲突。但这种做法很快就严重影响了他的声誉，徒弟们觉得师傅的做法有违侠义之道，纷纷表示不满。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斗争，赵三多做出了跟真正的地主士绅“六大冤”不一样的选择。

　　他决心出头帮助十八魁。

　　为了不牵连梅花拳的其它支派，赵三多决定把自己统率的梅花拳队伍改名为“义和拳”，也就是出于道义而联合起来的拳民队伍。这就是“义和团”名字的起源。

　　这是一个艰难的、勇敢的决定。

　　1897年4月，赵三多带了两千多人奔赴梨园屯“亮拳”，与教会的洋枪护卫队正式开打。赵三多这边人多势众，很轻易的就占领并拆毁了教堂。冲突当中，有一名教会人员被打成重伤，但最后还是活了下来[1]。

　　经过这么一打，教会有点害怕了，不再强求在这个地方建教堂。官府见教会方面态度软化，也就顺水推舟，再次恢复之前的裁决：由政府出钱帮教会另外找地方建教堂，把玉皇庙的土地交还给村民。

　　此时，玉皇庙已经被拆毁了。官府告诉教会，这快土地被用于修建“义学”，也就是学堂，而不是玉皇庙。而实际情况是玉皇庙直接原地重建了。官府撒了谎，但并没有违法，因为正式裁决没有要求玉皇庙异地重建。村民们则既没有撒谎也没有违法。他们取得了土地所有权之后，有完整的权力集体决定在这里修建何种建筑物。教堂既然已经另外找地开建，玉皇庙在哪里重建就与教会无关。

　　我们不清楚教会是否了解玉皇庙原地重建的情况，反正他们认可了官府的裁决，事情在1897年的秋天看起来得到了解决。

　　不过，只过了几个月，“巨野教案”爆发，德国趁机强占胶州湾。清政府惊慌失措，应德国政府的要求，把山东巡抚在内的一大批处理“教案”不力的官员革职。这一下，教会的腰杆又硬了起来，翻脸不认账了，找到官府要求收回玉皇庙的土地，继续在这里建教堂。冠县政府再次180度大拐弯，下令拆掉刚修好的玉皇庙，把地基交给教会建教堂。

　　梨园屯村民们刚花了一大笔钱重建玉皇庙，并且把周边地区的父老们请过来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宴会庆祝对教会斗争的胜利，这么快就被打脸，在本土本乡实在没法混。大家义愤填膺，再次组织起来保卫玉皇庙，不让官兵来拆庙。

　　另一方面，教会对官府的新判决也不满意，他们要求捉拿去年4月攻击教堂施工的闹事分子，并处分之前支持村民收回地基的官员。

　　1898年初，冠县县令何士箴被迫辞职。何士箴的上司、东昌知府洪用舟去找东昌地区的传教士首领协商，建议由政府出钱来赔偿教会损失，换取他们同意不要捉拿闹事分子。因为捉人很可能再次激起严重的骚乱。但传教士们坚决拒绝，声称在肇事者被严惩之前不会讨论任何赔偿问题。当时列强正在疯狂瓜分中国沿海的港口，中国在列强眼中已经是等待下锅分食的肥肉。在山东，德国甚至逼迫清政府承认，山东主教可以享有跟山东巡抚一样的仪仗等政治待遇，地区传教士则与知府对等，总之，一个教区的领导就跟这个地区的行政首脑平级，俨然就是要把欧洲中世纪那种政教体制搬到中国来。传教士们趾高气昂，觉得在中国已是高人一等的贵族，岂肯对敢于抗拒他们意志的下里巴人们手下留情？

　　东昌知府没有办法，不得不公开下令通缉赵三多和“十八魁”首领阎书勤等人。

　　为了降低反抗力度、分化抵抗力量，东昌知府派新上任的冠县县令曹倜找到赵三多，劝他与官府合作。曹倜在其个人文集《古春草堂笔记》中记录了对赵三多说的话。

　　他说：“汝家道殷实，儿孙成立，汝何不图自保身家？纵令徒众生事，且杀人放火者另有其人，汝何必为他人作傀儡乎？”

　　官府的意思，就是要让赵三多和梅花拳不再支持十八魁，把杀人放火的责任全部丢给阎书勤等人。赵三多见还有退路，在收到了东昌知府、冠县县令以及周边几个县令的联合保证以后，把义和拳的徒弟们召集起来，宣布解散，从此不再过问梨园屯的事。这些事儿干完以后，官府给赵三多送了一块写着“禀正”二字的牌子，算是给他封了一个合法的团练领袖身份，义和拳弟子也自愿可以加入本地士绅们组织的民团。这些官府控制的团练也会经常组织操练，由士绅们出钱补贴些生活费。这样，义和拳就算被官府“招安”了。

　　1898年二月份，义和拳退出梨园屯。三月，官府才派兵进入梨园屯，拆掉新玉皇庙，宣布把地基归还给教民。不过此时梨园屯的那几户教民都已经逃走了，没人敢回来领取土地。

　　清军纪律废弛，洋商们筹办的《北华捷报》三月份报道说：“（在梨园屯）几个当兵的滋事生非，抢掠财物，人们愤怒而起，扣留了官员，不拿出银两赔偿他们的损失就不让走”。这种事情在1898年春天的山东非常普遍，因为各地都有民教冲突需要处理，官府一昧偏袒教会，然后又四下派出军队镇压老百姓的反抗，搞得天怒人怨。全山东的农村地区都是一片喊打喊杀局面，眼看就要出大事了，很多地主士绅开始逃到城里避难。

　　面对这种形势，清廷决定加大镇压力度，由曹州府镇压大刀会最得力的前曹州知府、主管刑狱的副省长（按察使）毓贤主持，准备多杀点人来稳定局面。

　　毓贤是满洲正黄旗人，功名是捐钱买的而不是科举考试取得的，从1889年开始被派到曹州当知府。他对地方民情一抹黑，最擅长的就是杀人。这种做法在乱世颇受清廷赞赏，用来对付土匪也还真有用。毓贤在曹州知府任上三个月就杀了两千多人，其中大多数是土匪等真正的刑事罪犯，但也有不少冤假错案和对革命者的残酷镇压。他在曹州处理的最有名的案件就是1896年的大刀会与教会争夺土地的冲突。

　　这此冲突的根源很简单，就是曹州本地两个大的家族争夺一块因为发洪水产生的无主土地。争端一方的刘氏家族参加了教会，依靠教会的势力占了便宜。另外一家庞氏家族，就找到大刀会帮忙。整个过程跟梨园屯村民被教会欺负，然后找到梅花拳帮忙基本一样。这种家族或村落之间为争夺土地、水源而发生械斗的事情，在中国古代非常常见。有些家族或村落之间，会有持续上百年的斗争史，其间的是是非非根本没法理得清楚。官府一般很少过问这种事情。这次是因为有教会卷入，才把问题给闹大了。

　　1896年6月，旁氏家族的族长庞三杰带着100多名家族成员和大刀会成员向教会发动攻击，焚烧劫掠了曹州和江苏交界地带的许多教堂和教民家庭。教会照例向政府控告要求处理。毓贤此时已经升任道台，曹州仍然归他管辖。接到报案，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曹州大刀会的两个领袖——刘士瑞和曹有礼抓起来杀了。山东和江苏都发布了要求捉拿并处死庞三杰的公文。庞三杰得到消息，赶紧潜逃，他的哥哥被逮捕下狱，土地被充公。庞氏家族就去找教会求情。最后双方达成协议：整个曹州一带、山东和江苏交界地区的庞氏家族十八个村四千多人包括庞三杰在内全部入教，并将部分宗族祠堂改为教堂，以此换取教会饶过庞三杰一命。

　　教会对这个结果相当满意，他们不仅所有损失都得到了弥补，还极大的扩张了在山东和江苏的势力。

　　清政府对曹州事件的处理方式简直就是混账透顶。这次冲突没有一个人死亡，主犯是庞三杰和庞氏家族，大刀会只是派人参加。刘士瑞和曹有礼两人都没有去，曹有礼更是一直反对大刀会参与此事。结果毓贤把刘士瑞和曹有礼杀了，投靠教会的庞三杰和庞氏家族却安然无恙。

　　用这种混账方式来处理涉及地方民教冲突的事件，又如何能责怪将来山东人民用更加暴力血腥的方式来对抗教会势力呢？

　　在曹州事件中，毓贤因为不分青红皂白快速逮捕并处死了大刀会的两个首领而被清政府表扬。其实这是一个大败笔。大刀会之前一直在士绅力量的控制之下，刘士瑞和曹有礼都是士绅家庭出身，在当地算有头有脸的人物。他们控制下的大刀会，跟官府一直和平相处，经常协助官府抓捕土匪和维持社会治安。当时的徐州道台在一份报告中公开承认：“近年菏泽、城武、单县、定陶、曹县等处，直无一贼，皆赖大刀会之力”。大刀会虽然偶尔也会卷入民教冲突，但一般会服从官府的裁决。这次曹州事件，大刀会成员协助庞氏家族烧毁了周边许多地区教民的房屋，但没有打死一个人，很显然是在有意控制暴力。毓贤如此简单粗暴的处理此事，把大刀会当成土匪集团对待，用“擒贼先擒王”的思路直接把首领杀掉，士绅阶层退出大刀会管理。大刀会活动转入地下，大批成员与会党、土匪合作，积极进行反政府和反教会活动。这就为两年后“巨野教案”的发生埋下了隐患。

　　“巨野教案”和大刀会有直接关联，清政府逮捕的“巨野教案”肇事者中就有原大刀会成员。曹州事件与巨野教案之间斗争逻辑也存在着明显的联系。曹州事件是公开的暴力威慑，打砸抢烧但不打死人，试图通过受控的斗争来换取教会方面低头，不要再介入本土宗族之间的土地纠纷。巨野教案同样发生在曹州[2]，是几个人摸黑偷偷进入教堂，直接杀掉两个外国传教士然后跑掉，教堂的财物丝毫未动。前者是士绅阶层控制的斗争方式，后者是土匪黑社会的斗争方式。前者被政府血腥镇压，并拒不解决教会特权问题，自然会让后者大行其道。

　　“擒贼先擒王”的模式用来对付土匪是可以的，土匪是一群亡命之徒，主要靠土匪头目带领和“壮胆”，还有很多其实是被胁迫参与的。匪首一般是心最坏胆子最大的那一个。一旦匪首被杀掉，匪群很容易一哄而散。但用来对付底层人民的反抗则用处不大。因为人民的反抗带有正义性，基本都是主动参与的，反抗领袖利益不大、风险不小，往往需要由众人推举，有威望有本事，同时也比普通人更有理性。在不解决人民合理诉求的情况下，把领袖人物杀掉，结果就是让抗争行动更加失去理性，变得更为激进和大胆。毓贤用对付土匪的手段来对付大刀会，自以为得计，其实是为民教斗争失控埋下了隐患。

　　当然，清廷和毓贤本人都不这么看。在巨野教案爆发之前，毓贤就因为剿匪有功升任山东按察使。巨野教案发生后，清廷也没觉得它跟毓贤杀掉大刀会头目有关系。反倒是觉得山东治安形势日益严峻，急需毓贤的手段，把他任命为臬司，专职镇压人民反抗，下一步就是准备让他接替山东巡抚的位置，也顺便让满人取代汉人多占据一个地方督抚的职位。

　　在毓贤的主持下，清军开始在山东地区大规模搜捕“十八魁”等梨园屯事件的领袖，清军的搜捕小队进入冠县各个村庄。1898年10月份，阎书勤的哥哥和“十八魁”的另一个成员阎士和被抓住。山东清军甚至越过省界，进入河北直隶地区，到赵三多的老家沙柳寨村进行搜捕。搜捕过程同时也是清军劫掠民财的过程，在沙柳寨，清军就趁机从被搜查的村民们那里抢走了一批牛肉。

　　沙柳寨的梅花拳拳师姚文起跟阎书勤联合起来，把义和拳的弟兄们再次召集起来对抗清军的搜捕和劫掠。义和拳解散以后，大家分散活动，也经常受到教会和教民的欺负，重新组织的呼声很高。姚文起在梅花拳中的辈分比赵三多还要高一辈，算是赵三多的师叔。他一出面，很快就召集了三百多人。

　　1898年10月25号，姚文起和阎书勤率众找到赵三多。经过谈判，赵三多同意再次出山。他们聚集了三千多人，在冠县蒋庄马场正式祭旗、公开举义。这一次赵三多又想了一个新主意，立起一面“扶清灭洋”的大旗，意思就是不想跟清政府彻底决裂。从这一天开始的，义和团运动正式进入与官府和洋教全面暴力对抗的新阶段，此后双方就开始不断的打打杀杀，一直到1900年6月西摩尔的八国联军向北京进发才停止。

　　很显然，当时的清政府并不愿意被拳民们扶助。义和团运动在一开始，就需要同时跟清军和洋教作战，而且主要的作战对象就是清军而非教会。教会也组织了一些“民团”跟义和团对抗，但人数不多、战斗力也不高，如果没有清军的帮助，他们根本不是义和团的对手。随着历次对抗中双方人员伤亡数量不断增加，仇恨升级，最终酿成大乱。

　　回顾梨园屯玉皇庙事件从土地建筑纠纷逐步发展为义和团与清军、教会全面暴力对抗的全过程，我们可以说，义和团运动的起因，无非就是四个字：欺人太甚。

　　教会、列强和清政府都干的太过分了，一点小的纠纷，教会偏要仗势欺人，不是自己强占土地房屋，就是支持教民强占土地房屋，一个宗教团体非要强行介入非宗教纠纷、谋求非宗教特权；列强作为外国政府非要干涉中国内部的民教冲突，还要让教区主教享受跟地区官员同样的政治待遇，把自己都已经淘汰的中世纪教会特权强加到中国人头上；清政府不敢主持公道甘心给教会和列强当傀儡，执法过程中还顺便还干一些抢劫民财、胡乱杀人之类的事情，视中国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如同草芥。

　　1898年1月9日，《北华捷报》第62期刊登了一个新教传教士的文章，作者在文中说：“天主教神父及其教徒又成为老百姓受压的另一个新来源，众所周知，外国神父的行为举止，一般来说，或多或少地是仿照中国官员的作风。本地人吃了很多亏以后了解到：这些神父代表着权力。”

　　山东兖州道台彭虞孙在向朝廷的长篇奏报中详细描述了“巨野教案”以后教会欺凌百姓的情况。由于人民已经意识到向官府控告教会不会有任何效果，被迫接受教会在乡村地区的权威。教会就像政府一样可以直接裁决民间纠纷，而毫无例外都是倾向于教民而不利于非教民。教会可以直接对老百姓施加处罚，最常见的就是罚款，主要形式是强迫非教民向教会“捐赠”物资，后来逐步发展到“罚席”，也就是强令非教民在教堂举办宴席，向纠纷的另一方——也就是教民公开认错。整个过程由神父主持，下令非教民手持食物，跪着向教民进献并大声道歉，同时击鼓和鸣放鞭炮。这种公开羞辱非教民和炫耀特权的做法，不可能不激起普遍的激烈反抗。

　　在三股反动势力的过度压迫下，人民才被迫组织起来反抗，反抗的形式也从合法的上访，逐步升级为聚众械斗，一直到公开举旗造反。从上访到造反，中间经过了三十多年的艰难抗争。

　　[1]《北华捷报》的记者声称有3人死亡，但后来报纸对此进行了纠正报道。只有一人受到重伤并在教会医院接受抢救。见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172页脚注。

　　[2]巨野县在清代为曹州府属县。1953年以后划入菏泽地区，现在为菏泽市下属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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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和神拳：毓贤对义和团态度的转变与袁世凯巡抚山东

　　受赵三多的影响，山东很多地方的人民起义也竖起了“义和团”和“扶清灭洋”的大旗。这些队伍彼此之间互不统属，各自为战。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朱红灯的“神拳义和团”。

　　“神拳”是非常草根的民间底层组织。周锡瑞在《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中把它称之为“大刀会的穷亲戚”。这个比喻很有意思。大刀会相对于官方的团练来说，已经算是“穷亲戚”：大地主士绅有钱，办真团练，受官府控制和资助；小地主小士绅就办大刀会，跟官府藕断丝连，经费更拮据一些。加入大刀会要交“香火费”，赵三多的梅花拳要拜师学艺也得给老师交学费。很多贫苦农民交不起，他们就加入“神拳”。“神拳”完全不需要交费，不建庙不供神，没有什么公共开支，主要就是通过念咒语和烧香的方式来表演“神仙附体”，然后就可宣布自己“刀枪不入”，学会了神仙传授的拳法，非常适合交不起香火钱或拜师费用的穷人。

　　下凡附体的神仙都是中国民间戏文中的形象，有如来佛、观音菩萨这种真正的神仙，也有孙悟空、猪八戒、二郎神这种神话人物，还有关公、赵云、姜子牙这些历史上的英雄。

　　跟白莲教、天地会一样，神拳义和团的组织高度分散，每个村庄都可以自己成立一个组织，称“坛”，每个“坛”有一个“大师兄”当领导，负责表演神仙附体的仪式。这些“坛”有的称“总坛”有的称“分坛”，但彼此之间互不隶属，仅是平时沟通联络、出了事情互相协助。神拳义和团在赵三多义和拳“扶清灭洋”的基础上增加了一套完整的仪式，方便传播和组织动员，后来传到直隶的义和团基本都是“神拳义和团”。

　　“神仙附体”的仪式很荒谬，反应了底层人民科学文化素质的严重短缺，但它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省钱：一分钱不花就能让神仙传授自己拳法。它可以迅速组织和动员底层人民加入反对洋教特权的斗争。对这种仪式要正确理解：不是底层人民被迷信思想煽动蒙蔽了之后，才去反对洋教特权。而是底层人民已经有了强烈的反对洋教特权的诉求，但不知道怎么消灭这些特权的压迫，才有朱红灯这种领袖人物利用这套仪式把大家动员组织起来去采取行动。是先有反教会特权的诉求，再去找合适的仪式，而不是先有仪式，通过仪式让大家产生原来没有的诉求。这跟白莲教造反、太平天国造反是一样的，宗教仪式和理论都是革命的工具而非源动力。不能颠倒了其中的因果关系。

　　“神拳”仪式和义和团“扶清灭洋”的口号结合以后，传播能力迅速增强，像野火一样在华北大地上蔓延开来，成了华北人民反抗洋教特权的最受欢迎的工具。受教会欺负多年的人们终于可以联合起来反抗教会压迫、出这一口恶气了。山东和河北直隶地区，到处都是义和团组织，几乎每个村庄都会设立拳坛。

　　面对这种形势，列强对清政府强烈不满，要求加强镇压。清政府不得不把刚上一年的山东巡抚张汝梅免职，任命以铁腕著称的毓贤担任山东巡抚。

　　“义和团”这个词最早其实是张汝梅提出来的。他一直主张把“拳民”收编为“团练”，在给朝廷的奏章中曾经提议可以把“义和拳”改编为“义和团”。朱红灯和赵三多把“义和拳”改名为“义和团”是在张汝梅上奏之后，不晓得有没有受到张汝梅思想的启发还是纯粹的巧合。

　　李秉衡和张汝梅这两任山东巡抚都倾向于和平处理人民反抗洋教的运动。他们很清楚这里边的是非曲直。毓贤长期处理盗贼和镇压叛乱，对民教冲突理解不够深入，在1896年处理大刀会的时候把大刀会直接当土匪来对待，很得清廷的赏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毓贤在山东布政使、按察使这些高级职位上接触到越来越多的涉外问题，见识到列强的蛮横，他的看法开始迅速改变。

　　1898年1月22日，驻扎在胶州湾的德军百余人离开驻地，进入附近的即墨县城，勒令知县朱衣绣交出地丁册籍和地方志书。朱衣绣拒绝。第二天晚上，一名在县城西门站岗巡逻的德兵，因酗酒滋事，被居民李象凤杀死。事发后，德军深夜闯入县署，将朱衣绣掳去扣押，并立逼其将李象凤擒拿处死。借此事件，德国与1898年3月强迫清政府签订《胶澳租界条约》，胶州湾沿线一百里内清军不得进入而德军可随意行动，并强租青岛99年，又在山东境内修建从胶州湾到济南、沂州两条铁路，独占铁路沿线30华里的开矿和经商优先权，正式把整个山东变成其势力范围。

　　这段时间，毓贤正担任山东布政使，全程参与了相关的交涉。作为一个有强烈民族自豪感和国家意识的满洲高官，被德国人蛮横无理的侵略行径气得不轻。

　　1899年3月，毓贤升任山东巡抚，第二天就向朝廷报告德军入侵沂州事件。这是前不久德军以传教士薛田资在日照后街头村寻衅滋事被当地人扣押三天并遭受虐待、山东矿物公司施工受阻为借口，入侵沂州府，在韩家村纵火烧毁村落、劫持士绅作人质，要求赔偿损失，并逼迫清政府答应向德英财团借款建造“天津—镇江”铁路。

　　最后，清政府再次被迫同意了德国人的无理要求，赔了七万多两银子。在谈判过程中，德军又占领了高密县城，并攻击了一个向德军开枪的村庄，杀死13人。毓贤曾经提出主张，说既然德国人被杀要赔偿，那么多中国人被杀、中国老百姓的财产被摧毁，也应该赔偿，双方互相赔偿对方的损失。这个要求当然被德国方面毫不客气的拒绝了。毓贤作为山东巡抚对德国人的愤怒也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也就是说，作为缺乏基层经验的满洲官员，毓贤刚开始并不能理解老百姓被洋教欺负的愤慨，把民教冲突理解为跟土匪打砸抢类似的行径。等到他自己作为高级官员也被列强欺负到颜面扫地之后，对义和团运动的态度才开始改变。

　　毓贤在处死大刀会两大领袖之后，吸收了一些大刀会成员进入清军，又在两年后到曹州调查大刀会的活动。通过深入调查，他对大刀会的看法也发生了改变。在给清廷的报告中，毓贤得出结论：大刀会并没有任何跟土匪一样的劫掠民财和滥杀无辜的罪行，他们与教会的冲突，都是教会方面胡乱干涉民事纠纷造成的。

　　这样，山东巡抚任上的毓贤，就采取了跟他的前任李秉衡和张汝梅基本上一样的、甚至更加宽容的态度来对待义和团。他基本上把义和团视为合法的团练，对待民教冲突，尽量公平裁决，尤其是坚持不再采用死刑来处理问题，虽然也逮捕了少数有明显暴力行为的人，但严格命令官兵在抓捕过程中不得杀死任何人，被逮捕的义和团成员也没有被处死。

　　这种怀柔政策的效果非常好。毓贤是1899年3月当巡抚的，8月份，德国主教安治泰给德国政府报告说：“多亏巡抚的保护，济宁现已恢复平静。”周锡瑞则总结说：“毓贤的政策发挥了作用……教民蒙受的财产损失很小，而且在毓贤任内，不管教民也好，还是传教士也好，都未有人员死亡。”[1]

　　但毓贤的怀柔政策只是在山东中部和南部发挥了作用，在靠近直隶的鲁西北则未能生效。因为山东中部和南部是德国的势力范围，鲁西北则有法国、美国等诸多列强势力介入。

　　德国政府在强迫清政府签署《胶澳租界条约》之后，已经对自己在山东地区的特权感到满意了。它毕竟是一个新兴的海权强国，不具备在中国这么遥远的地方建立大规模殖民地的能力，占领青岛就是它兵力投送能力的极限了。它的基本谋略是以青岛为核心，建立一个通达济南等地的铁路系统，依靠铁路控制整个山东半岛。《胶澳租界条约》签署以后，这些图谋全都在纸面上得到了满足，接下来需要花时间来修建铁路，把规划中的殖民版图变成现实。在山东半岛，德国已经从“搅局者”变成了主导者，把山东视为自己的地盘了。在自己的地盘内，它希望“稳定压倒一切”。德国的天主教教会——圣公言会，在这之前四处挑事，给政府制造各种侵略山东的口实。现在山东已经霸占成功了，教会再继续制造“教案”，那就是给政府添乱了。1898年3月胶州湾德军入侵沂州事件招致了德国政府高层的不满，认为少量兵力贸然进入中国内陆地区是相当危险的事情。而当时德国也不具备派遣大量军队长期占领山东内地的能力。

　　这种情况下，德国海军部长会同外交部，在1898年6月正式通知其胶州“总督”叶世克和教会，从今往后，德国政府将只保护“德国公民的权益……这不包括中国教民”。并强调驻扎胶州的德国军队不能成为“传教士们的临时雇员”。海军大臣在给胶州“总督”的信件中说：“毫无疑问，山东的骚乱一般来说是由天主教传教士、特别是中国教民的挑衅行为引起的。”德国公使和德国军队都不应再为教会事务出面。

　　简单来说，就是以义和团为代表的中国人民的武力抗争，逼迫德国政府承认，如果他们滥用国家力量支持教会在中国的超宗教特权，他们在山东就很难获得稳定的殖民利益。德国政府决策层还是头脑清醒的，及时叫停了在山东对教会特权的支持。加上毓贤认识的转变，清政府和德国政府在处理义和团的政策上达成了一致。在山东中部和南部地区，教会特权滥用的情况得到了有效的遏制，受此影响，义和团运动也就迅速平静了下来。

　　但这也仅限于山东中部和南部。在山东西北部，靠近河北的地区，这里不是德国势力范围，法国、美国等诸多教会势力掺杂其中，这块地方到底是谁的势力范围还说不清楚。在此之前，由于德国的教会特别横，招惹的是非也最多，出现民教冲突一般都是德国政府去找清政府施加压力，法国和美国就乐得跟在后边搭便车。现在德国政府不再保护教会特权了，德国的教会组织老实了，法国和美国这边还没转过弯来，其教会继续在山东耀武扬威，义和团的斗争矛头自然就转移到他们头上。这下就轮到法国和美国的公使去总理衙门抗议了。

　　受此影响，毓贤在鲁西北采取了跟山东其它地方不一样的政策，继续武力捕杀义和团领袖，先后杀掉了朱红灯、心诚和尚等鲁西北义和团的领袖人物。其后果也跟他在曹州捕杀大刀会领袖一样，就是“按下葫芦浮起瓢”：杀掉一个地区的领袖之后，这个地方的义和团运动就会表面上消停一段时间。但教会特权不消失，人心不平，原本追随朱红灯、心诚和尚的义和团成员，就跑到周边邻近地区，壮大邻近地区的义和团队伍，继续暴力攻击教会势力。受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裁军行动的影响，山东巡抚手里能掌握的军队数量有限，不具备全面镇压的能力。这样，问题总不能得到解决，鲁西北地区继续教案频发，暴力活动不断升级。

　　最终的结果，就是毓贤两头不讨好。鲁西北的义和团将他视为屠夫刽子手；法国和美国又认为义和团的壮大是毓贤在背后支持鼓动的结果——因为毓贤在山东大部分地区确实对义和团非常宽容友好。

　　总理衙门搞不清楚其间的复杂逻辑，在12月1日给毓贤发电报说：美国公使以前不太干预教案，现在如此频繁的跑来抗议，“其言似非无据”。意思就是已经不相信毓贤的解释了，认为毓贤可能真的在暗中支持义和团闹事。

　　12月25号，美国公使正式向总理衙门提出了“毓贤下台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的意见，并暗示可以把袁世凯的武卫右军派去山东镇压。第二天，毓贤就被免去了山东巡抚的职务并召回北京，改派袁世凯担任山东巡抚。

　　长期以来，流传着一种说法：毓贤在山东纵容义和团，而袁世凯则以武力强硬处置义和团，因此义和团在毓贤治下发展迅猛，而被袁世凯的铁腕治理得销声匿迹。这种说法是一种误解。袁世凯屠杀义和团是八国联军侵华之后的事儿，在此之前他在山东的政策跟毓贤差别不大。

　　从甲午战争到八国联军侵华期间，山东总共换了四任巡抚：李秉衡、张汝梅、毓贤、袁世凯。这四任巡抚对待义和团运动的方法可谓大同小异，没有多大区别。他们都知道义和团是被教会干涉民间纠纷和司法诉讼等非宗教特权的行为给逼出来的，解决方案就是尽可能的公正处理民教冲突，但迫于列强的压力，又不得不偏袒教会，只能尽可能的争取少用暴力解决问题。

　　在这四个巡抚中，李秉衡、张汝梅、袁世凯是汉族士绅阶层出身，只有毓贤是满人。毓贤跟这三人的区别无非就是头脑相对要简单一点，对士绅阶层的基层控制能力理解不足，刚开始拿对付土匪的手段对付大刀会，间接惹出了巨野教案，后来才明白过来。但这些都是细微差别，只要列强坚持在山东维护教会特权，这四个人的政策就都不会让列强满意。

　　袁世凯在拿到天津练兵的权力后，一直以“军人”身份示人，去当山东巡抚还把他的7000武卫军一起带去了山东。朝廷一度担心他会像毓贤一样简单粗暴的处置义和团，在上任之初不断告诫他要注意分寸。当时还很少有人知道，袁世凯并不是什么单纯的军人，而是天生的政治权谋大师。

　　袁世凯并不想用军队镇压义和团，连在鲁西北也不打算这么干。他知道民教冲突是如何爆发的，在1899年7月4日的奏章中说：

　　“（山东民教冲突）推其缘故，固由教民之强横，亦由地方官员未能持平办理……教民之气焰日张，良民之激怒愈甚，一旦发作，势同决川。”

　　这个说法跟毓贤等前三任巡抚的说法完全一致，没有区别。

　　担任山东巡抚后，袁世凯的政策思路，就是充分利用士绅阶层的力量加强基层控制，每天上报有无大量人员聚集的活动，一旦发现就坚决制止驱散。然后用武卫军控制少数交通要道，不让义和团跨区域流动。正如林华国所总结的：“通过多种手段并用，袁世凯把官、兵、勇、役、士绅、乡团等力量都动员起来了，从多方面形成对义和团的遏制”。[2]同时，他再私下动员官员和士绅，去说服教民“退教”，给教民施加压力不要惹是生非。他知道搞不定外国传教士，但很多中国教民还是对官府有畏惧心理，是可以说服的。

　　这种政策很快就稳定了包括鲁西北在内的山东局势，但仍然不能让教会满意。因为他们要的不是安全和稳定，而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1900年1月15日，外国传教士致函山东洋务局，指责山东政府没有认真镇压义和团，信中说：“各州县未闻拿获一匪”。

　　袁世凯看到这封信，回信为自己辩解，说自从他担任巡抚二十多天以来，“先后获匪十二名”，因此说我一个人都没抓是谣言。

　　算来算去，总共也就抓了十二三个人。

　　两个月后，袁世凯在另一份公函中宣布，自己当了三个月山东巡抚，已经抓获匪徒三十多人，此外还在拘捕过程中击毙了数人。

　　作为对比，直隶地区在1899年12月的一个月内，就抓捕义和团一百余人，击毙数十人。显然，在八国联军侵华之前，袁世凯并没有使用比毓贤更凶残的武力来镇压义和团。他跟前三任山东巡抚在政策方向上没有什么区别，甚至比毓贤更加宽容，只不过控制方法更为精细化，更注重与士绅阶层的合作而已。

　　按照列强对待前三任山东巡抚的标准，袁世凯这些招数也不会发挥多大作用。他上任之后一个月，就发生了一个英国传教士在山东被杀的事件，在鲁西北地区，小规模的教案仍然在继续发生。

　　1899年3月 22日，袁世凯担任巡抚三个月后，美国公使再次到总理衙门交涉，投诉说：“山东拳匪现在临清、庞庄、高唐、夏津、平原各地，每日练拳，恐吓教民，与数月前无异。可见中国并未弹压拿办。”[3]要求总理衙门继续给山东巡抚施加压力，否则将会有严重后果。

　　列强对袁世凯在山东的做法，还是很不满意。如果不是直隶地区闹出更大的事儿出来，袁世凯在山东巡抚的位置上恐怕也很难坐的稳当。

　　真正“拯救”袁世凯的，并非他在山东的政策举措，而是直隶总督裕禄。裕禄把直隶的义和团问题处理得一团糟，为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创造了口实，这让列强、清政府、义和团们都顾不上山东，集中力量参与直隶地区的斗争，也就让袁世凯获得了解脱。

　　[1]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240页。

　　[2]林华国，《历史的真想：义和团运动的史实及其再认识》，85页，天津古籍出版社

　　[3]林华国，《历史的真相》，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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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剿抚之变：慈禧对义和团态度的变化及其原因

　　裕禄是满人，跟毓贤一样，头脑有点简单粗暴而且不太懂得跟汉族士绅合作进行基层控制。他之前的履历就是在中央政府或者省级高层做官，没有多少基层历练，当然也搞不清楚义和团与土匪的区别。反正都是一批造反闹事的，铁血镇压就完了，这就是裕禄的处理思路。在义和团传入直隶地区以后，他不停的派兵四下镇压，逮捕和杀害的义和团数量是袁世凯的十多倍。最后的结果，就是义和团越镇压越多，斗争方式也越来越暴力，直至彻底失控。

　　义和团大约在1899年秋冬之际大规模传入直隶地区。然后就一路向北，经过保定逼近北京。其传播形式基本都是一个“大师兄”被邀请到另外一个村子传授拳法，聚集众人举行“神仙附体”仪式宣布“开坛”，推举出本村本坛的“大师兄”。然后大家集体到教民们的家或者教堂外边“亮拳”示威，警告他们不得再依仗特权欺负教外村民。大部分示威行动都很和平，没有发生冲突；偶尔有冲突发生，也不过损坏财物，基本不会出现人员伤亡。

　　根据周锡瑞的统计，从1899年10月到1900年5月，义和团在直隶地区并没有制造很多暴力事件。5月份，驻京美国公使向本国政府报告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义和团攻击美国传教团以及骚扰传教士所在村镇的案子”。保定的一位传教士在家信中说一切平安，根本就没有提到有义和团这回事儿。直至五月份，有记录的义和团伤人事件只有一次，造成了一人死亡，而且这个人还不是教民，应该是在冲突中被误伤致死的。此外，地方官报告了几起打着义和团旗号的抢劫事件。整整半年，情况也就仅此而已。看起来义和团方面非常注意控制暴力，不愿意轻易伤人，农民们更多的是利用义和团来自保而非向教会进攻。

　　清军和教会方面的反应要激烈得多。直隶总督裕禄一听到哪里就义和团聚集闹事就赶紧派兵镇压。五月份之前，清军已经杀死了超过50名义和团成员。教民们也在教会的组织下武装起来。教会为教民们搞到了先进的火枪，用来对付手持大刀长矛的义和团，也杀死了不少拳民。大量私藏火器在清朝是要掉脑袋的重罪，但官府却对教会网开一面，默认了这种事情。整整半年的时间内，都是官兵和教民在杀死拳民，而没有一个官兵或教民被义和团杀掉。

　　裕禄和教会的这种做法非常不理智，因为他们在人数上处于绝对的劣势。前任直隶总督荣禄在戊戌政变以后回到北京，担任首席军机大臣，同时也带走了他在直隶总督任上建立起来的军队。武卫军继续由荣禄直接控制，负责国防安全，留给裕禄管理地方治安的军队，只有很少一部分甲午后残余的淮军和练军。由于精锐都已经抽调改编成了武卫军，淮军和练军被大量裁撤，裕禄手里能掌握的军队数量极少而且战斗力也很差。这种情况下，还盲目且凶残的屠杀义和团，等于找死。

　　官兵和教会在非常顺手的屠杀义和团拳民的时候，都没有注意到义和团方面正在变得越来越愤怒，而且越来越团结。

　　1900年4月份，保定附近的大张庄村又发生了一起民教冲突。大张庄村民张洛弟请附近蒋庄的一个补锅匠给他修火石，修好之后张洛弟没有付钱。补锅匠去张洛弟家里索要，双方争吵起来。这原本是一个非常小的民事纠纷。但这个补锅匠是入了教的，这就不一样了。他声称张洛弟在争吵中言语侮辱了教会，便找了教民三十多人到张家算账，要求加倍补偿修火石的钱，而且还要在此基础上，摆五桌酒席，在教堂面前道歉，赔偿100串钱，且张家全家入教。张家拒绝接受。此后教民们又来讨要了五次，终于在第五次发生暴力冲突。张家被打死一人，打伤三人。张家人立马找到义和团帮忙，带领众人去蒋庄复仇。教民们早有准备，趴在房顶上向义和团开枪，当场杀死义和团20多人，教民方面只是房屋被毁，无人死亡。

　　大张庄事件终结了义和团不愿杀人的惯例。一个月后，在保定涞水高洛村，又一场类似的民教冲突爆发。高洛村的村长阎老福，按照本村一年一度的风俗在村中心路口搭戏台唱戏，并扎起帐篷摆好祭台邀请神仙下凡听戏。但戏台位于一个教民的家门口，这个教民就认为冒犯了他的“信仰”（再次体现一神教的排他性特征）。教民们联合起来，辱骂神像并踢翻了神台。村民们立刻反击，袭击砸毁了教堂。事情闹到官府，保定天主教主教出面干涉，官府判决阎老福赔偿教民损失250两银子，并公开宴请教民，在宴席上向教民们磕头道歉。

　　阎老福愿意赔偿银子，但他们家在当地算是有头有脸的士绅，如何能接受公开磕头认错的羞辱？他派人到邻县去请了几个义和团的“师兄”过来，开坛练拳，经过十天的准备，向教民们发动攻击。

　　这一次义和团方面终于大开杀戒，杀掉了教民20多人。

　　裕禄得到高洛村事件的报告，立刻决定派兵镇压。

　　总兵杨福同带了70多名清军紧急前往高洛村，跟数百名义和团交战，又杀死了60多个拳民，逮捕了20多人。

　　这是明显的“拉偏架”。大张庄事件义和团被杀掉二十多人，清政府对此置若罔闻。义和团的人死了就白死，教民死了就要官兵去镇压报复，加倍杀回来。实在是欺人太甚。

　　整个直隶地区的义和团都被激怒了。他们发现必须大规模团结起来才能对抗清军的镇压。成千上万的拳民接到消息，开始赶往高洛村附近集结。杨福同带领的七十多人对付不了这些源源不断而来的拳民。1900年5月22号，杨福同终于兵败被杀。

　　在跟杨同福作战的过程中，各地的义和团开始加强团结协作。大家都知道杀掉一个官府的总兵会是什么后果，接下来肯定是更大规模的军事镇压，镇压之后就是杀头灭族，没有回头路可以走，必须团结起来斗争到底。

　　5月24日，愤怒的义和团群众开始从保定高洛村一带向北京进发。

　　5月27日，义和团攻占了兵力空虚的涿州县城。然后开始破坏从天津到北京铁路。在此之前，义和团并没有破坏铁路的行为。这么做纯粹是为了阻碍清军利用铁路调动，跟敌视先进技术西方文明之类的毫无关系。

　　5月28日，义和团逼近北京丰台火车站。

　　总兵被杀、县城陷落、进军北京，清廷为之震惊。慈禧也感到害怕了，她在28号下了一道措辞严厉的镇压上渝，要求“统兵大员及地方文武，迅即严拿首要，解散协从，傥敢列仗抗拒，应即相机剿办，以昭炯戒！”

　　在慈溪和荣禄的亲自安排下，三支军队开始对保定到北京之间的义和团进行合围。分别是从北京出发的武卫中军、从天津出发的武卫前军、裕禄手下的治安军。其中聂士成统领的武卫前军是清军在直隶地区战斗力最强的国防军，数量有一万多人，参与镇压义和团的有数千人。面对这支军队，义和团不具备与之正面对抗的能力。

　　不过，义和团运动的特点就是高度分数，而且在底层百姓中间的支持度极高。拳民与普通农民根本无法区分，专业的国防军要镇压难度很大。反倒是原来那种绿营加团练的体制非常适合进行广泛的基层镇压。但现在绿营体制已经消失，团练已经全面倒向义和团，集中训练的国防精锐用来搞基层镇压实属逼不得已，有点“高射炮打蚊子”的感觉。

　　聂士成的军队进入义和团控制的地区，极难获得情报和粮食物资。从天津到北京的铁路已经被破坏，清军沿铁路前进，不断被埋伏在沿线的义和团伏击和偷袭，两三天时间就伤亡八十多人。义和团方面的伤亡更大，但他们人数众多。如果继续这样拼消耗，聂士成方面很快就会被拖垮。6月2号，聂士成决定放弃沿铁路进军的计划，避开义和团的埋伏，改走另外一条路北上与武卫中军会合。

　　经过数天的进军，三路大军终于开始对义和团主力形成合围之势。双方的大决战看起一触即发。从双方实力对比来看，义和团方面要想取得胜利的难度极大。如果清军能够抓住机会集中围剿一批义和团主力骨干分子，则直隶地区的义和团运动将会陷入一段时间的低潮。

　　6月6号，慈溪再次发布上渝，对义和团发出“最后通牒”，勒令其立刻自行解散，否则坚决剿灭。她在上渝中说：

　　“拳民以仇教为名，倡立团会，再有奸民会匪，附入其中，籍端滋扰，拆毁铁路、焚烧教堂。至铁路原系国家所造，教堂亦系教士教民所居，岂得任意焚毁？是该团直与国家为难，实出情理之外……该团应即遵奉，一齐解散……如仍不悔改，即著大学士荣禄……实力剿捕！”

　　一直到这个时候，清廷与义和团的关系，都是一种镇压与反镇压的势不两立的状态。义和团的“扶清灭洋”旗号完全没有发挥作用。清廷拒绝被“扶”，义和团是“老子偏要扶”，颇有古代权臣“清君侧”的架势，属于一种留有余地的造反行动。尽管清廷内部有大学士刚毅、赵翘舒等人奔赴涿州，与义和团谈判沟通，主张对义和团采取招纳安抚政策，但慈禧始终没有采纳过这个主张。

　　但是，只过了一周，从6月13号开始，慈禧的态度突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她命令荣禄和聂士成立刻停止进剿义和团，并承认义和团是爱国的“义民”，要求挑选其中精壮力强之人加入清军为国家效力。

　　对慈禧的这个转变，很多野史记录说是由于大学士刚毅等人从涿州带回来了几个义和团成员，当面给慈禧表演“刀枪不入”的神功，骗得慈禧相信了义和团的神奇法力以及对清廷的忠诚。这个说法并不可信。慈禧态度转变的关键原因是英国中将西摩尔率领的八国联军先头部队两千人于6月10号在天津登陆并很快向北京进军，而且还有更多的后续外国侵略军正在海上准备登陆。她多次要求西摩尔的八国联军返回天津、各国后援部队返航，都被拒绝。面对强敌入侵，当然不能再让武卫军跟义和团决战，打个两败俱伤。甚至现在要紧急从全国各地征调勤王兵马都已经来不及了：火车从天津到北京只需要五个小时，不坐火车徒步行军也只需要数天时间。因此必须让武卫军立刻转入北京和天津的防御，并紧急安抚义和团，利用他们的反洋教意识，帮助清军阻挡八国联军的侵略。慈禧对义和团的战斗力并不信任，要求军机大臣世铎等人再三考察，到底这些人能不能真打仗。但不管义和团战斗力如何，让他们协助清军总比跟清军作战更好。这才是慈禧态度剧变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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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国联军：列强入侵与慈禧反击

　　八国联军侵华，打的旗号是保卫使馆安全和镇压义和团运动。这些都是借口，本质还是想要进一步扩大在华殖民特权。甚至可以说，义和团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列强为了发动侵华战争故意“刺激”出来的。

　　列强政府都是早已世俗化的政府，并不需要屈从于教会的压力。教会在政府眼里就是政治工具，要用的时候拿出来用，不用的时候就丢掉不管。最典型的就是德国在山东半岛的教会政策：为了霸占山东，拼命鼓励教会特权，山东主教要享受跟山东巡抚一样的政治待遇，有一点风吹草动就借机抗议、发兵，要求割地赔款给特权；等到想要的特权都要到了、独霸山东的图谋基本实现，马上就宣布不再保护教会特权，反过来要求教会不要再到处惹事。

　　北京和直隶地区，是清政府中央枢机所在，列强之间彼此制衡，谁也不能独霸这块地方。所以，沿海沿江的势力范围都瓜分完了，就剩直隶还不是任何一个列强的势力范围。1899年以后，中国其它地方已经没有多少教案发生了。俄国控制着东北、英国控制了长江、法国控制着两广，他们都很注意约束教会行为，不让教会在自己的地盘里添乱。只有直隶地区，各国的教会还继续兴风作浪，索要特权、制造事端，干一些很不要脸的事，比如一有民教纠纷就唆使教民漫天要价，不仅要高额赔偿还要羞辱性的公开摆宴席道歉，甚至私藏武器弹药，制造命案，刺激中国人民起来反抗。一旦有人受不了这种压迫和羞辱，发动义和团起来对抗，他们背后的列强就像打鸡血一样的兴奋，公使立刻跑到总理衙门抗议，威胁如果清政府不能镇压义和团，他们就要派兵来自行解决。清政府被吓得半死，赶紧让直隶总督派兵镇压，结果越镇压义和团发展越快、斗争越激烈。在这中间，教会和列强都制造了很多谣言，比如毓贤在山东暗中支持义和团发展、清政府内部鼓励义和团屠杀教民等等，竭尽全力把义和团运动和清政府捆绑起来。等局势发展到一定程度，发兵侵华就成了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

　　甲午战争以后，列强都看清楚了清军的战斗力有多么的不堪一击，不再像中法战争以后那么畏手畏脚的了，纷纷摩拳擦掌，准备跟清军再打一仗。因为这将是世界上最赚钱的生意，一打完就可以索取巨额战争赔款和各种特权。

　　从甲午战争到八国联军侵华的六年里，列强的殖民掠夺主要分为这么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日本独自击垮清军，独享2亿3000万两银子的赔款，并割占台湾；第二个阶段，其它列强借钱给清政府归还战争赔款，赚取近3亿两银子的高利贷利息；第三个阶段，就是开始在沿海沿江划分势力范围。第四个阶段，势力范围瓜分完了，就要将清廷置于列强的武装控制之下，确保它成为一个完全听话的傀儡政府，方法就是出兵占领北京和直隶地区。如果这一步也顺利实现，接下来就是慢慢消化各自的势力范围，在时机成熟以后彻底瓜分中国，把中国各省变成一个一个独立的殖民地。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就会从历史中消亡。这一套侵略逻辑，跟义和团运动是没有关系的，无论有没有义和团，只要中国的军队继续像甲午战争中的清军一样不堪一击，中国历史就会按照这个路线图一步一步往下走。

　　完成第四步——完全控制清政府——就需要军事入侵，而且只能是以各国联军的方式出兵。日本一直想独吞中国，但如果它再次单独出兵，俄国和德国绝不会允许。俄德两国一个占着辽东半岛，一个占着山东半岛，日本的海军和陆军无法越过这道防线进军北京。如果俄国或德国独自去攻打北京，英国和日本又绝不会允许。但如果因为彼此之间利益不一致，就放着清政府这么大一块肥肉不去吃，那更说不过去。多方博弈的结果，只能是大家一起去打，得了好处一起分。

　　1900年3月中旬，义和团在直隶地区还没有打死一个传教士或教民，列强就开始发出战争威胁：如果清政府不能保护传教士和教民，他们就要考虑自己采取行动。这就已经是在为侵华战争做铺垫了。4月中旬，高洛村事件还没有发生，直隶地区仍然没有传教士和教民被杀，两艘英国、两艘意大利、一艘法国和一艘美国军舰就已经开到了天津大沽口外，宣布准备保护天津到北京的通道。

　　5月28号，义和团刚刚到达丰台，北京的各国公使们就提出：为了保护使馆安全，需要各国派兵进京——这些军队此时就在大沽口外的军舰上。

　　这个要求非常无理，之前签订的各种不平等条约中都没有提到过这一条，当然更不存在这样的国际惯例。正常的做法是如果担心人身安全，那就离开北京，返回自己的母国，等危机结束了再回来。就像2011年利比亚内战爆发的前夕，中国紧急从利比亚“撤侨”一样。没道理因为国家内部骚乱，外国就直接派兵进入该国首都驻扎以保护使馆或侨民。如果当时公使和传教士们要求撤离，清军完全有能力保障他们安全离开，清政府也绝对乐意这样做。

　　清廷屈从了列强的无理要求，但规定进京的士兵数量每个使馆不能超过30人。公使们对此不予理会，最终进京的军队达到了449人，包括英国、法国、德国、美国、俄罗斯、日本、意大利、奥地利八个国家的士兵，几乎超过了总理衙门规定上限的一倍，而且这些军队还带上了机关炮、机枪等重型武器，将大量枪支弹药运进使馆。这个数量和武装水平的军队，驻扎在北京内城，就在皇宫边上，已直接威胁到决策中枢的人身安全。慈禧这个时候就很不安了，清廷内部的愤怒情绪高涨，但尚可忍气吞声的接受。

　　事情当然不会就这样结束，各国的军舰在五月份之前就已经向天津开进，它们显然不会满足于只派出四百多人的卫队进京。6月初的时候，大沽口外已经聚集了24艘军舰，上面运载了大量的陆军士兵，武装占领北京的准备已经完成。

　　此时，清廷正在调集国防军精锐全力镇压义和团，双方决战即将打响。如果让清军把义和团镇压下去，侵华战争就会师出无名。八国联军比清军还要着急，列强在军舰上召开军事会议，推举西摩尔为统帅，于6月10号紧急带着500人，绕过大沽口炮台登陆，前往天津火车站抢夺了五列火车。两天后，又有一千多联军赶来，联军数量超过了两千，陆续坐火车北上。直隶总督裕禄不敢阻拦，只给清廷发了个电报，说西摩尔联军朝北京来了，而且据说后续还会有更多军队进京。

　　西摩尔大军一旦进京，清政府就将被置于列强的武装控制之下，慈禧本人也将失去人身自由。慈禧对列强已经很委曲求全了，总理衙门几乎成了各国公使的传声筒，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山东巡抚都换了三轮了，但对这种把祖宗江山拱手相让、把自己的生命安全和人身自由交给外国军队决定的事，还是无法接受。想来想去，只能把手里仅剩的一点本钱——武卫军全部押上，说什么也要阻止联军进京。

　　清廷紧急回电让裕禄“实力禁阻”，实在不行就动武，总之不能让西摩尔进京，没有商量的余地。裕禄劝阻了多次，没有任何效果，但他不敢动武。他手上那点可怜兮兮的治安军去跟联军开战等于送死，只能放任西摩尔联军坐着火车北上。

　　真正阻挡西摩尔联军的还是义和团。由于他们破坏了铁路，西摩尔只能一边修路一边前进。埋伏在铁路沿线的义和团就像几天前袭击聂士成部一样，不断的骚扰偷袭西摩尔军。这才延缓了西摩尔的进军速度，不然西摩尔联军6月13号之前就能到达北京，清廷连让武卫军停止镇压义和团的命令都来不及发出。

　　6月13号，又有俄军1700人试图北上加入西摩尔联军，但在路上遭到义和团和清军的狙击，被迫退到天津。

　　严格来说，在西摩尔联军登陆的那一刻，列强对中国的新一轮侵略就已经开始了。跟之前的使馆卫队不同，西摩尔军队是在未经中国政府允许的情况下入侵中国领土的。

　　同一时间，北京内城的公使和使馆卫队也在不断挑事儿。

　　当时，已经有许多分散的义和团拳民进入了北京外城。这部分人是负责北京外城防御的端王集团放进来的，慈禧在放进来之后才知道此事。

　　这里必须要解释一下北京外城和内城的区别。外城是市民生活的场所，达官贵人们基本都居住在内城，中央官署和外国使馆也都在内城。人们常说的“京城”就是专指北京内城而不包括外城。内城里边还有皇城，皇城里边才是宫城，也就是紫禁城。内城的城墙高大厚实、防御系统复杂坚固。而外城防御对中央枢机的安全影响不大，因此城墙相对低矮，高度和厚度都大约只有内城城墙的60%。负责京城安全的“九门提督”中的“九门”就是指的内城九门（德胜门、安定门、东直门、朝阳门、崇文门、正阳门、宣武门、阜成门、西直门），而不包括外城七门（西便门、东便门、广渠门、左安门、永定门、右安门、广宁门）。

　　外城的特点是商业高度发达，每天大量人流进出，城门管理也不甚严格。端王集团因为被李鸿章等汉族大佬蒙骗，以为洋人是他们废掉光绪帝、另立大阿哥的主要障碍，便一直想借用义和团的力量对抗洋人。他们控制了驻京八旗，有权决定放什么人进入外城，便将大批义和团放了进来。慈禧知道以后，相当不满，连续下令要求“晓谕解散”，并“严惩首犯”。不过，她的主要注意力不在这上边。毕竟列强的使馆卫队都带着机关枪、机关炮进入内城了，外城那些没枪没炮只会舞刀弄拳的义和团活动算不得什么。她重点关注的，是武卫军与涿州义和团主力的决战。只要尽快把这批组织的比较好的、数量众多的义和团镇压下去，外城的义和团活动比较容易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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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内城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其守卫由慈禧的亲信崇礼负责，直接听命于慈禧，端王集团无法控制。在6月13日之前，甚至在6月10号西摩尔联军入侵开始之后，内城一直没有放义和团进入。

　　在内城还没有放义和团进来的情况下，德国公使克林德干了一件很疯狂的事。他在6月13号这天带人主动走出使馆，殴打两个从使馆门口路过的中国人，原因是克林德觉得这两个人的装束看起来像是义和团。两人被暴打一顿之后，其中一个年龄大的逃走了，另一个年轻的被克林德抓进了使馆，绑在树上继续殴打审问，生死不明。

　　在这个高度敏感的时刻公然行凶，立刻就激起了众怒。不仅是外城的义和团情绪激动，内城的清军士兵以及朝廷内部对义和团持同情态度的人，也都义愤填膺。清政府要求克林德交人，被无理拒绝。那个可怜的年轻人从此消失，应该是被克林德打死了。

　　克林德的行为是一种赤裸裸的挑衅。很显然，这是因为他得知西摩尔的联军即将到达，以为清政府绝不敢把他怎么样，可以在中国的首都随意伤人杀人。甚至，他可能就是故意要制造冲突，为大沽口外的八国联军大举入侵提供足够的借口。

　　第二天，愤怒的清军士兵就打开了内城城门，放了一批外城的义和团进来。这些人到使馆门口抗议，被使馆卫队用加特林机枪扫射驱散，他们就在内城四下攻击教堂，主要方式就是纵火和殴打教士教民。

　　6月15号，使馆卫队开始全面出击，以保护教堂为名，在内城到处射杀义和团，杀死了数百人。他们还得意洋洋的把这次行动称之为“猎取拳民行动”。

　　也就是说，在6月15号，外国军队就已经在中国的首都四处猎杀中国人了。这种事情，不可能不激起国内稍有自尊心的官员、士兵直至底层百姓的普遍愤怒和强烈的排外情绪。

　　6月16号，进入内城的义和团拳民们在前门放火烧毁了一家西药店。大火蔓延，把前门地区的数百家商铺也一并烧了。在外城，情况更是一片混乱。很多八旗子弟、市井无赖也宣布加入义和团，跟外地进城的拳民们混合在一起，掀起了一股灭洋排外的热潮。大量外国商品、商店被焚毁，很多教民被杀。这都是克林德和使馆卫队的暴行诱发的恶果。

　　6月16号晚上，大沽口外的外国舰队向炮台守将罗荣光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他在6月17号凌晨2点之前主动交出炮台，否则他们将武力攻占。

　　罗荣光严词拒绝了这份最后通牒。八国军舰便立刻开始炮轰大沽口，经过一夜的炮战，大沽口失守、罗荣光战死。

　　大沽口炮台顶不住列强舰队的攻击是必然的。不过只用了一个晚上就失守而且几乎没有给敌舰制造有力的杀伤还是有点说不过去。关键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甲午战后重建的北洋水师拒绝增援；第二个是南岸和北岸炮台的两个弹药库都被联军炮弹击中发生爆炸，既破坏了大沽口的防御体系，也让炮台缺乏弹药可用。

　　互不救助是清军的老传统，不必多说。第二个事情才是真罕见。

　　弹药库一般位于防线后方的隐蔽位置，被炮火集中的概率极低。而南北两个炮台的弹药库都在几个小时的炮战中先后被击中爆炸，这是几乎不可能发生的事。在人类海战历史上，也就在1900年的大沽口防御战发生过这么一次，可以说是空前绝后。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敌军知道弹药库的具体位置。大沽口炮台在第二次鸦片中被摧毁过一次，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期间，耗费巨资重新修建而成。李鸿章“造不如买”的买办风格对这次重建影响很大。跟旅顺一样，其炮台体系是请的德国工程师来设计，又花了很多钱购买德国大炮等先进装备来建设完成的。当时李鸿章跟德国关系搞得很好，只想到了大沽口需要防御日本入侵，没想到会有德国入侵的一天。结果德国设计师的方案把武器库放在了容易受到攻击的位置，这次德国军舰开过来，直接就把两个弹药库给轰平了，大沽口因此迅速失守。炮台失守的速度比第二次鸦片战争快得多，这再次证明把国防经费拿给李鸿章花就等于拿着钢筋混凝土的钱去请了个裱糊匠来干活儿。

　　裕禄在6月16号晚上也收到了来自天津使馆转交的要求交出大沽口炮台的最后通牒，不过比联军从军舰上直接交给罗荣光的要晚了几个小时。这是使馆方面故意拖延的，为的是不让裕禄有时间组织援军。等他看到通牒的时候，大沽口炮战已经开始了。

　　与此同时，一份神秘的、来路不明的“八国联军战争照会”在天津城内出现，又被从江苏坐船运送漕粮到天津的官员看到并紧急派人送往北京。6月16号晚上，慈禧在看到裕禄发来的最后通牒电报的同时，也看到了这份照会。照会的内容，是八国联军提出的停战条件。

　　第一条，指明一地令大清皇帝居住；

　　第二条，由列强代收各省钱粮；

　　第三条，由列强代掌天下兵权；

　　第四条，慈禧归政于光绪皇帝。

　　这份照会不是通过使馆渠道递交给清政府的，后来各国使馆和政府也都否认有过这么一份照会。从它的具体内容和出现的时间、地点、方式来看，它最大的可能是八国联军为了诱骗慈禧主动宣战而伪造的一个陷阱。

　　八国联军在正式发动侵略战争之前，把“找借口”的工作搞得很扎实。先通过教会特权制造民教冲突，诱发义和团运动，然后派卫队进京，在北京捕杀“疑似”义和团的中国人，再开展“猎取拳民行动”，四下杀人、激起民愤，为侵略制造口实。然后，在大规模入侵之前，先给罗荣光发最后通牒，又给裕禄发最后通牒，还伪造战争照会激怒慈禧。

　　这些都是近代殖民侵略者和中国古代的北方蛮族不一样的地方。北方蛮族只想杀人放火劫掠财富，近代殖民侵略者不仅要杀人放火劫掠财富，还要诛心。他们对战争的认识，远高于古代野蛮民族，懂得战争借口和旗号的重要性：必须有足够的借口才能激发士兵们同仇敌忾的作战意志，只有把中国人包装宣传成杀人成性的、不知好歹的、盲目自大的野蛮民族，侵略战争才能持续不断的进行下去。同时，殖民政府也才能方便的赢得其国内民众对侵略战争的支持。

　　慈禧确实是被激怒了。她在6月17号的御前会议上公开宣读了这份照会的前三条，而把第四条隐去了没有读。读完之后，朝堂上哭声一片，众大臣群情激愤，发誓要与洋人决一死战。

　　恽毓鼎在《崇陵传信录》中记录说，慈禧读完后讲了这么一番话：

　　“今日之事，诸大臣均闻之矣。我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战，顾事未可知，有如战之后，江山社稷仍不保，诸公今日皆在此，当知我初心，勿归咎于一人，谓皇太后送祖宗三百年天下！”

　　慈禧在没有确认照会真伪的情况下，就公开宣读了其中的前三条，当是为开战做高层动员。实则在6月13号给裕禄的电令中，她就已经明确了和平的底线：八国联军不能进京。如果强行进军，那就只有开战。这份照会真假难辨，但八国联军勒令交出大沽口炮台的最后通牒肯定是真的，这就已经足以触发战争了。

　　尽管把话说得如此激昂，慈禧还是没敢下开战的决心。她还在等裕禄关于大沽口的进一步战报：联军到底有没有开火，战争结果如何？在收到裕禄的电报之前，她还派遣几个主和派官员进入各国使馆，要求和谈，并建议派兵把公使们送往天津，置于八国联军的保护之下。因为联军侵华的理由是保护使馆，只要保护公使安全，那就应该停止侵略。这些建议当然都被坚决拒绝。

　　裕禄足足沉默了三天才回复慈禧。6月20号，他才发来电报说，联军舰队6月17号已经开始攻打大沽口了，由于电报被切断，战况尚不明朗；同时，还有一支洋兵开始进攻天津，天津使馆内的卫队武装也开始主动出击，里应外合。裕禄的练军、聂士成武卫军和义和团正在彼此配合保卫天津。

　　慈禧收到电报，终于确认战争已经全面爆发，列强进军北京的决心不可能改变。

　　6月21日，她以光绪的名义正式发布战争动员令，宣布列强欺人太甚，朝廷被迫反击，要求全体军民共同抵抗列强入侵。

　　这份战争动员令，后来被一些人别有用心的起了个名字叫《对万国宣战诏书》。这些人违背基本的历史事实，编造了这么一个逻辑：西方列强入侵带来了先进的近代文明，中国老百姓愚昧无知掀起义和团运动反对先进文明，破坏铁路和电报等等，以为有神功护体就能抵抗近代文明。慈禧因为之前被列强打败过而长期怀恨在心，听说义和团有神功护体而又愿意“扶清灭洋”，兼之害怕列强逼迫她归政于主张学习西方的光绪皇帝，遂发动义和团杀洋人，像发了疯一样的不自量力向世界主要先进国家宣战，结果引发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这个逻辑违背事实、颠倒黑白的程度之严重，可谓令人发指，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无耻的谎言之一。

　　首先，慈禧根本没发布过什么宣战诏书，只有6月21号的这份动员令。动员诏书中压根没有出现“万国”、“八国”的字眼，也没有点名任何一个国家，更没有向八国正式向宣战。她发布的是一份给臣下的反侵略战争动员令，解释自己为什么决定抵抗列强联军的入侵，仅此而已。[1]整个战争从开始到结束，清廷和八国联军双方都没有正式宣战。

　　其次——最关键的是——这份动员令的发布时间是6月21日，在西摩尔的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十一天之后，在八国舰队炮轰并攻占大沽口四天之后，在八国联军和各国使馆卫队里应外合攻打天津三天之后。在诏书发布之前，八国联军就已经全面发动了对华侵略战争，根本不存在慈禧对外宣战引发战争的问题，她是在被逼得无路可走的情况被迫反侵略。诏书发布的时候，西摩尔的八国联军都已经打到通州了。英国距离中国万里之遥，一个英国将军带着军队杀到中国首都城下，还需要中国宣战才算引发了战争吗？列强做出战争决策并运载数万陆军到达大沽口外的时间更是远早于慈禧的战争动员令。列强是这场侵略战争的主动发动者，慈禧是被逼到悬崖边上被动应战，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第三，义和团“扶清灭洋”的口号、“神功附体”的仪式这些东西对慈禧的和战决策没有任何影响。慈禧决定应战的唯一因素就是八国联军要进京。只要八国联军大举进军北京，她就不得不应战；反之，只要八国联军放弃进军，她就不会开战。义和团运动只是八国联军侵华的借口，而不是慈禧反侵略的原因。在八国联军入侵之前，清廷从未制定过利用义和团来打压排挤列强在华势力的政策；事实恰恰相反——他们一直在坚决执行打击义和团运动的政策。在西摩尔联军进军北京之前，慈禧正在调兵遣将努力镇压义和团。

　　——慈禧对列强要求她归政光绪的照会虽然愤怒，但也跟是否开战的决策无关。只要八国联军控制了北京，她归不归政就只有形式上的意义了，反正皇权都会落入列强的控制之下。在6月17号的御前会议上公开宣读来历不明的列强照会之后，她还在派人去找公使们求和，和谈的内容完全没有提及是否归政光绪的问题，而只是反复要求退兵。

　　[1]诏书原文：我朝二百数年，深仁厚泽，凡远人来中国者，列祖列宗罔不待以怀柔。迨道光、咸丰年间，俯准彼等互市，并乞在我国传教；朝廷以其劝人为善，勉允所请，初亦就我范围，遵我约束。讵三十年来，恃我国仁厚，一意拊循，彼乃益肆枭张，欺临我国家，侵占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勒索我财物。朝廷稍加迁就，彼等负其凶横，日甚一日，无所不至。小则欺压平民，大则侮慢神圣。我国赤子，仇怨郁结，人人欲得而甘心。此义勇焚毁教堂、屠杀教民所由来也。朝廷仍不肯开衅，如前保护者，恐伤吾人民耳。故一再降旨申禁，保卫使馆，加恤教民。故前日有“拳民、教民皆吾赤子”之谕，原为民教，解释夙嫌。朝廷柔服远人，至矣尽矣！然彼等不知感激，反肆要挟。昨日公然有社士兰照会，令我退出大沽口炮台，归彼看管，否则以力袭取。危词恫吓，意在肆其猖獗，震动畿辅。平日交邻之道，我未尝失礼於彼，彼自称教化之国，乃无礼横行，专肆兵坚器利，自取决裂如此乎。朕临御将三十年，待百姓如子孙，百姓亦戴朕如天帝。况慈圣中兴宇宙，恩德所被，浃髓沦肌，祖宗凭依，神只感格。人人忠愤，旷代无所。朕今涕泣以告先庙，慷慨以示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鞑伐，一决雌雄。连日召见大小臣工，询谋佥同。近畿及山东等省义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数十万人。下至五尺童子，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彼仗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无论我国忠信甲胄，礼义干橹，人人敢死，即土地广有二十馀省，人民多至四百馀兆，何难减比凶焰，张我国威。其有同仇敌忾，陷阵冲锋，抑或仗义捐资，助益儴项，朝廷不惜破格懋赏，奖励忠勋。苟其自外生成，临阵退缩，甘心从逆，竟作汉奸，朕即刻严诛，绝无宽贷。尔普天臣庶，其各怀忠义之心，共泄神人之愤，朕实有厚望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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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庚子国难：八国联军在中国的暴行与教会特权的消减

　　1900年7月14日，八国联军在付出伤亡900余人的代价，并发射毒气炮后，攻陷天津。聂士成在战争中阵亡，武卫前军覆灭。

　　攻占天津以后，联军在天津休整了二十天，等待后续更大规模的援军到达。在这期间，他们忙于在天津地区烧杀抢掠。城破之后，联军在城门楼上架起排枪和大炮胡乱轰击试图逃出城的市民，尸体绵延好几里路，清理了三天都没有清理干净。士兵甚至把天津城外的坟墓都挖掘了一遍，因为听说有很多人把财宝藏在了里边。[1]

　　慈禧见联军没有立刻向北京进发，又看到希望，赶紧联系和谈，告知联军自己在努力保护使馆安全，请求他们不要进军北京。当然毫无效果。

　　1900年8月中旬，联军2万余人由天津进犯北京。直隶总督裕禄在北仓组织抵抗，兵败自杀。

　　8月14日，北京失陷。

　　8月15日晨，慈禧带着光绪皇帝仓惶出逃，向西逃往西安。逃亡途中，紧急指派李鸿章为与列强议和全权代表，要求“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同时发布彻底铲除义和团的命令。

　　命令发布后，清军立刻调转枪口跟八国联军一起屠杀义和团。

　　在清政府和外国侵略军的联合绞杀之下，义和团运动终于被扑灭了。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公开劫掠三日，把北京城内的财富洗劫一空，至少有十万北京市民被杀。甚至有目击者声称：“都城之内外，以及近畿一带周百余里内，约死者数百万人。”[2]有很多家庭是全家在一起被纵火烧死，然后被士兵们从灰烬中捡走剩下的金银财宝。如果有联军看不顺眼的“义和团嫌疑犯”，还要被他们押到刑房里，采用各种残酷的刑法虐待致死。联军总司令瓦德西在给德皇的报告中说：

　　“联军占领北京之后，曾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其后更继以私人抢劫……现在各国互以抢劫之事相推诿，但当时各国无不曾经彻底共同抢劫之事实，却始终存在……抢劫时所发生之强奸妇女、残忍行为、随意杀人、无故放火等事，为数极多……自‘三十年战争’以及法国路易十四之匪军（侵略德国）以后，毁坏如此之惨，还从未见过”。[3]

　　洗劫完北京以后，联军又四处攻城略地，打着剿灭义和团的旗号疯狂屠杀中国人民。一个参与此事的美国军官称：“每杀死一个义和团拳民，至少有五十个无辜的苦力或农民包括妇女和儿童被杀”[4]。与此同时，俄国还另外派兵进入东北，于7月16日制造了著名的“海兰泡惨案”，先后占领齐齐哈尔、吉林和沈阳，屠杀了数万东北居民。

　　10月中旬，德军统帅瓦德西率兵3万来华，攻占保定、张家口等地，继续在直隶地区执行针对义和团拳民的屠杀行动。

　　1900年是农历庚子年，这一系列重大事件也就被统称为“庚子国难”。

　　这些疯狂的、残暴的行为显然跟什么“先进文明”是不沾边的。它们跟西方国家在全球殖民行动中暴行一起，共同说明，近代西方文明主要是在科技方面获得了畸形进步的野蛮文明。他们对战争性质的理解固然比古代蛮族稍强一些，但也还没有达到中原核心区的华夏文明在春秋战国时期所达到的深度。各种人文思想大师的成果，对这一时期的西方文明而言，始终不过是象牙塔里的收藏品，尚未能深入社会人心，从根本上改变其野蛮本底。西方文明要在经历了规模空前残酷的两次世界大战、宗主国内部大批贵族精英分子死于战场之后，对战争残酷性才有了真正比较深刻的认识，开始注意节制其战争冲动，并在战争中开始努力执行保护平民等人道主义原则——但各种虐待俘虏、猎杀平民等事情仍然经常发生，距离中国在经过共产主义革命后到达的文明水平仍有很大差距。在此之前，他们的精神文明发育程度最多也就跟清朝中后期的满洲统治者处在同一水平线上，他们对待殖民地人民的残酷程度，在某些方面比满洲贵族们对待中国人更甚。

　　对这些暴行，西方世界供认不讳，但他们长期以来声称，这是对中国人野蛮行径的报复，是用野蛮反击野蛮。德国皇帝在派遣侵华远征军的时候，就在阅兵式上告诉士兵们说：

　　“像清国人这样，悍然置千年固有的国际法于不顾，以令人发指的方式嘲弄外国使节和客人的神圣不可侵犯性，这样的事件，在世界史上还没有过先例……你们如果遇到敌人，要以1000年前入侵欧洲的匈奴国王阿提拉为榜样，绝不宽恕，不留活口，让清国人即使在1000年以后，也不敢对德国人侧目而视！”

　　德国《科隆日报》也发表社论说：“所有的西方文明国家，现在必须武装起来报仇雪恨！一定要像消灭食人生番一样消灭清国人，将北京夷为平地。”

　　德国皇帝说的清国人违反国际法对待外国使节，《科隆日报》所称的“报仇雪恨”，主要是指的德国公使克林德于6月19号在北京的大街上被枪杀一事。这个事情被列强舆论反复炒作，成了清国“不遵守文明准则”的一件大事。实际上，克林德被杀纯属活该。他在6月13号带人冲出使馆，殴打两个无辜路人，又把一人抓进使馆继续殴打、生死不明，是北京内城局势陷入混乱的罪魁祸首。这种外国公使公然在他国首都行凶杀人的事情，才是令人发指和骇人听闻的野蛮行径。6月15号使馆卫队发起的“猎取拳民行动”，又杀害了许多中国人，克林德也是主凶之一，他还亲自带着士兵“巡街”，随意向他们认为是拳民的中国人开枪，打死打伤数人。在犯下这么多罪行之后，自己带着武器走出使馆，被愤怒的清军士兵一枪毙掉，没有一点无辜，完全是罪有应得。而且后来经过检查，他所持的手枪里边打出过一发子弹，很有可能是他本人过于嚣张，率先开枪才遭到还击的。整个事件从头到尾，都只能说明克林德是个无视国际文明准则的野蛮人，使馆卫队是一支无视国际文明准则的野蛮军队，中国人只是被动还击、维护自己的合理权益而已。

　　在列强看来，无论西方人杀了多少中国人，只要中国人一还击，杀掉一个西方人，那就是野蛮民族的野蛮行径，需要像对待食人族一样斩尽杀绝，这就是他们的逻辑和长期以来的舆论宣传方式。

　　实际上，中国人民是很善良的、很文明的、很讲道理的。他们或许没有读过很多书、没有学过很多科学知识，但他们有一样东西是列强们所缺乏的，那就是良心，几千年文明传承下来而又没有被宗教等歪理邪说蒙蔽的良心。他们每天辛勤劳作，养育自己的父母和子女，享受着世俗家庭的天伦之乐，最大的希望就是亲人平安、合家欢乐，绝不会因为一些虚无缥缈的“文化冲突”就去杀人放火。尽管其间不乏喜欢惹是生非之徒，但能让一大群中国人跨越家族和村镇的范围自发的团结起来参与暴力斗争，那就只能是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实在被欺负的太厉害太过分了，他们的敌人太野蛮太混蛋太丧尽天良了。

　　在克林德之前，还有个日本使馆的低级职员于6月11日被清军杀了。这是因为他听说西摩尔的大军与6月10日从天津出发来北京，就跟一些其他国家的使馆工作人员跑到火车站去迎接。等了很久没有等到，因为西摩尔联军已经被义和团阻拦在了半路。其他人都走了，他一个人还在火车站附近闲逛，被正在准备迎击西摩尔入侵的清军当做间谍击毙。

　　这个事情清军也没有过错。西摩尔联军在清廷明确反对的情况下，强行在天津抢夺火车进京，是纯粹的军事入侵。联军与清军已经进入了侵略与反侵略的战时状态。这个时候外国使馆的人未经清政府允许，去火车站迎接侵略军，当然应当被视为跟西摩尔联军一伙的敌方人员。从天津到北京的火车只需要几个小时，清军正在火车站附近连夜紧急构建防线，准备迎战，敌军随时可能出现，精神高度紧张。士兵们对列强的无理侵略也非常愤怒，他们下一个小时就可能被敌军的大炮或机枪打死。一个敌方人员这个时候跑到军事防线周围乱逛，不把他击毙难道等着他跑去跟西摩尔报告清军在什么地方放了大炮什么地方架着机枪？需知就在六天以后，外国军舰就精确的击中了大沽口南北两个炮台的武器库，直接导致大沽口失守。军事防线信息泄露的后果极为严重，在战时击毙出现在防线附近的敌方人员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如果这个日本人不是间谍，那也只能说是当时外国使馆的人过于嚣张，两军交战前夕还要跑到前线去迎接自己的军队，以为清军就算被列强打到首都大门口也绝不敢开火还击，结果跟克林德一样为自己愚蠢狂妄的行动付出了应有的代价。

　　跟八国联军相比，义和团和清军不仅是更正义的一方，也是更文明的一方。其中义和团的文明程度，又比清军更高一些。

　　受很多谣言的影响，义和团给很多人留下的印象，就是喜欢盲目排外和胡乱杀人。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在1900年5月12号高洛村事件之前，直隶地区义和团在兴起之后很长时间内，都没有打死传教士或者教民的记录。这一点，美国学者周锡瑞在《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是这样说的，同为美国学者的柯文在《历史三调》中专门列了一章讲“死亡”，里边引用了大量的直隶义和团杀人史料，最早的也是5月12号的高洛村事件。在此之前，义和团就是号召大家一起搞点神仙附体的仪式、练练拳法，组织“亮拳”示威而已，相当的文明。1900年3月22日美国公使到总理衙门抗议，也说的是“（义和团）每日练拳，恐吓教民，与数月前无异”，说明义和团没有乱杀人，连续好几个月的活动都只是发出“恐吓”而已。

　　而义和团所面对的，是列强、清政府、教会这些势力的凶残杀戮。清政府有军队，教会有先进的武器，他们对义和团的自卫行动不断采取暴力手段，依靠军队和洋枪杀了很多义和团成员。这才有了直隶义和团“开杀戒”的高洛村事件。

　　从另一个角度看，清政府的官兵、教民、义和团都是中国人，外国传教士实际上处于调拨离间的一方。教民也并非都是坏人，是教会依仗特权引诱他们入教，然后鼓动他们滥用特权、惹是生非，把很多原本通过民间调解或者官府仲裁能够和平解决的纠纷，转化了成为非暴力不能解决的仇恨。这中间，教会和他们背后的列强是罪魁祸首。他们一边欺负不信教的普通中国人、刺激他们起来反抗，一边给信教的中国人发放武器、鼓动他们暴力还击，最后双方互相杀伤起来，列强就有了侵略中国的借口，其行为的可恨可耻程度，才是真正令人发指。

　　在高洛村事件以后，从5月12号到6月10号之间，陆续的发生了几起传教士和教民被杀的事件。但也只是零星的事件，只有几个人死掉，跟被清军和教民杀害的义和团数量比起来，依旧微不足道。

　　义和团真正用比较粗暴的方式来对待传教士和教民，发生在6月10号西摩尔联军侵华以后。也就是列强与中国进入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状态之后。此时，列强已经是“图穷匕首现”，亮出了自己维护教会特权的真实目的了。义和团和清廷都明白了，教会如此积极的保护教民特权、列强如此热衷于干涉中国国内的民教冲突，原来是想给侵略中国找借口。教会和教民，是列强侵略中国的工具，或者说，是侵略中国的“带路党”，对列强的侵略负有重大责任。

　　6月初，北京外城公开放义和团入城。这是从5月28号之后，列强超标准派遣全副武装的使馆卫队进入北京内城的必然结果。他们违反清政府的要求，派军队进京，让清政府感到生死存亡的威胁，也激发了清政府内部从上到下的愤怒，才会出现外城守军放义和团入城的事情。使馆卫队进京是义和团大量进入北京外城的导火索，就跟克林德在使馆外边行凶杀人是义和团进入内城的导火索一样。

　　等到6月10号，西摩尔联军开始不顾清政府的反对向北京进发，侵略行为彻底坐实。反侵略的愤怒情绪在中国军民中间已不可遏制。从这时候开始，义和团才和驻京八旗一起，在外城开始清理教会势力。据杨典诰《庚子大事记》记录，6月12号“东华门教堂起火……是为义和团进京第一次肇祸也。”也就是说，在西摩尔联军入侵两天之后，义和团才第一次在外城火烧教堂。在此之前，北京外城并无义和团发动的暴力事件。

　　在战争状态下，清理本国首都向侵略者效忠的势力，是一种必然的行动。这中间出现了一些滥杀无辜的错误行为，还有一些地痞流氓混杂在其中搞打砸抢，是在所难免的。这些行为跟八国联军进入中国境内以后的暴行相比，可谓小巫见大巫。

　　义和团针对教会和教民的暴力行为随着联军炮轰大沽口、攻打天津等侵略行动而不断升级，在慈禧太后6月21号发布战争动员令之后达到了高潮。

　　从6月21号开始，清军围攻各国使馆。这也不违反“两国交兵、不斩来使”的战争规则。“不斩”和“不管”是两回事。交战一方完全有权限制敌方使者的人身自由，禁止他们通过使馆内的电报跟敌军沟通，或者强行把他们遣送出境。使馆可以视为外国领土，但外国军队都已经入侵我国领土了，为啥我军还是不能进入象征性的外国领土？各国使馆拒绝离开使馆，清军采取武力试图强行接管，作为一种战时行为，完全合理。使馆决定进行武装抵抗，双方因此进入交战状态，责任也完全在使馆一方。

　　在清军围攻使馆的同时，义和团也组织起来，在北京和直隶地区大规模围攻教堂。

　　在这些战斗中，大家发现，教会普遍大量私藏武器，很多教堂都是按照军事堡垒的水准来修建的。在联军入侵的时候，与侵略者联系密切的教会和教民们拒绝向清军和义和团交出武器，反而大规模聚集起来，依靠教堂负隅顽抗。对这些配合侵略军作战的后方武装堡垒，当然必须予以拔除。任何国家在遭遇外敌入侵的时刻，都不会允许这种堡垒存在。

　　攻打这些武装堡垒的过程中，义和团方面死伤惨重，这更激起了大家的复仇情绪。义和团和清军杀死教士教民最多的朱家河教堂战斗，发生在1900年的7月20日，正是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在天津屠杀、抢劫并大肆挖掘城外坟墓的时间。朱家河战斗中共有大约2500教民被杀，这跟八国联军在天津及其周边地区杀害的中国人相比，不在一个数量级上。

　　从6月10号西摩尔联军入侵开始，一直到12月22号清政府与联军达成初步停战协定的这段时间，国内针对外国教会、外国使馆的各种暴力行动，都属于战争行为，而非排外活动。

　　——1940年，日本轰炸珍珠岛，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对日本宣战。然后，美国政府立刻下令将在美国工作生活的四万侨民集中关押到集中营居住，因为他们担心这里边会有很多日本的间谍。这些侨民在此之前并没有依靠日本政府在美国惹事生非，也不是日本轰炸珍珠港的借口，其行为比八国联军侵华之前的中国教会和教民老实的多，却在战争状态下遭到如此对待，无数人一夜之间失去家园和财产，长途跋涉前往集中营被关押数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侨民为了证明自己对美国的忠诚，还组织了一部分年轻人到前线参加对日作战。我们可以想想，如果当时这些日本侨民拒绝前往集中营，反而拿起武器杀死一批前来驱赶他们的美军和配合美军的当地志愿者，然后构建堡垒与美军对战，美军是否会采取暴力行为来处置他们并杀掉一大批抵抗者呢？这是毫无疑问的。再反过来想，如果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以后，外国教会和教民立刻服从清军和义和团指挥和安排，甚至还跟义和团和日本侨民一样组织一批人去前线跟八国联军作战，清军和义和团是否就会少杀掉很多教士和教民呢？这同样也是毫无疑问的。以反侵略战争期间清军和义和团对待武装起来的教会和教民的事情来诋毁中国人民，作为义和团“盲目排外”、“滥杀无辜”的证据，是完全错误的。

　　教会活动与八国联军侵华之间的联系，不是中国人故意捆绑在一起的，是列强自己强行捆绑在一起的，他们侵华的旗号之一就是要保护教会活动，教会活动为列强侵华服务情况也客观存在。教会从来没把自己的活动跟政治划清界限，相反，他们一有事就去找本国政府插手干预，对于在中国享受高人一等的政治待遇长期受之泰然，还把这些特权扩大适用到入教的中国教民身上。在关系到国家存亡的重大战争中，国内大力处决敌方间谍和叛国分子是正常现象——你都对一个主权国家搞军事入侵了，还指责这个国家杀掉你潜伏在其国内搞破坏的敌特分子是野蛮行为和排外活动，这不是扯淡吗？而所谓“义和团暴行”的各种可靠史料，也几乎全部发生在这段时间内。

　　此外，绝大部分有关义和团如何滥杀无辜的记录都是“听说”而来的传言而非记录者“目睹”的事实。比如，管鹤是一个生活在天津城内的文人，天津之战期间，他带着妻儿逃出天津。途中遇到义和团盘查，经过多次询问，他都能说清楚自己和妻子的身份，就被放行了，最终安全逃出天津。这是他记录的亲身经历之事。同时，他在个人记录中又说，他从某个朋友那里“听说”，有一个妇女因为头上长的皱纹，看起来像个十字架，就被义和团当做基督教徒给杀掉了。这两个事情，一个是亲身经历的，一个是从朋友那里听说来的，当然有可能都是真的，但很显然，亲身经历的事情更为可靠，听说的则未必真实。

　　又有北京翰林院编修叶昌炽的记录，说他在1900年6月23号带妻子和孩子逃出北京，夜里住店的时候遇到十个持刀的拳民，对其严加盘问。他的妻子害怕，不敢打开马车帘子给拳民看。拳民起了疑心，大呼“二毛子！”——义和团把洋人叫做“大毛子”，把信教的中国人称为“二毛子”。被认为是“二毛子”，就可能被抓起来甚至杀掉。

　　叶昌炽连忙下车向拳民们解释，说明自己的身份以及为何出京，声称自己安顿好妻儿以后，还要返回北京继续供职。拳民们对他的解释感到满意，连声说“好人、好人”，便离开了。

　　叶昌炽在日记中也记录了自己听说的义和团滥杀无辜的事情。我们并不是说，只有亲身经历的记录才可信，从别人那里听说来的就一定不可信。这里边还存着一个“幸存者偏差”的问题，也就是被杀掉的人是没机会做记录的。但听说毕竟不等于目击，在那个动荡混乱的时代，任何事情稍微传过几次，传言的内容就会跟事实拉开很大差距。即使是时人笔记记录的内容，也会有很多夸大其词、无中生有的东西。当时除了义和团胡乱杀人的传言，还有教会贩卖儿童、用婴儿来做药、用人眼来制作照相机等更为荒唐的传言，也都被各种时人笔记郑重记录了下来。如果教会贩卖儿童的谣言不大可信，义和团看到头上有皱纹的人、使用外国物品的人就要杀掉的这类传言，又能有多大的可信度呢？

　　对这些不是亲眼目睹而只是听说得到的记录，我们必须保持警惕。一般来说，时人笔记中的“传言”，至少要满足其中一个标准才能相信：第一、如果传言直接来自于目击者，那就应该是比较可信的；第二，如果传言中的受害者或加害者有准确的姓名，或者有明确的时间地点，那也是比较可信的。反之，如果这些条件全都不满足，只是记录者从“街坊朋友”那里“听说”，“有个妇女”、“一个书生”在“某天”被“一群义和团”因为某些荒谬的原因残忍的杀掉，那么它十有八九是不可靠的。即使在不同的人所作的记录中都记录了这样的传闻，它也是不可靠的。尤其是，某些传言的情节荒唐离奇，与管鹤和叶昌炽这种亲身经历的记录差距极大，我们就更不能轻易相信。当时社会高度动荡、谣言满天飞，又距离今天只有数十年，各种笔记资料保留的特别多，如果全都不加辨别的相信，看的历史资料越多，距离历史的真相反而可能越来越远。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尽信书不如无书”了。

　　当时还有传言，说义和团杀光教民之后，要杀掉读洋书的人，吓得很多人都把家里藏着的外国书籍烧掉了。但后来并没有发生义和团滥杀藏书者的事。这只是一则谣言。管鹤家中藏有大量洋书，他的街坊邻居都知道。听到这个传言之后，好多人都劝他把书烧掉。但他还是决定冒险保存，也没人冲进他家里来检查，一直平安无事。

　　更有讽刺意味的是，因为有一种由女子组成的义和团名叫“红灯照”，就有传言义和团要求妇女都穿上红色的衣服。天津有很多妇女听信了这样的传言，为了避免被义和团伤害而穿着红衣服。结果义和团并没有根据衣服颜色杀人，没穿红衣服的妇女安然无恙，反倒是八国联军看见了那些穿红衣服的妇女后，怀疑她们是“红灯照”而开枪射杀。[5]

　　从管鹤和叶昌炽记录的亲身经历的事情来看，义和团的盘查至少是相当有耐心的，愿意认真听取被盘查者的解释。在出现误会，大呼“二毛子”之后，还能被说服，改口称对方为“好人”。这些记录说明，他们至少肯定不会像八国联军在天津城头架起枪炮扫射一样的无差别乱杀人，也不会像美军军官说的“每杀死一个义和团，就至少要多杀五十个无辜的人”这么高的滥杀比例。跟侵略军相比，义和团的拳民们是文明得多的战士。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从头到尾都是列强与清政府之间的较量。义和团的本质，是配合正规军作战的志愿者，不是正规军。在反侵略战争中，清军是正面战场的主力，义和团只起了辅助作用。这跟抗日战争期间的共产党军队不一样。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和新四军是正规军，东北抗日联军是半正规军，游击队是非正规的职业化军队，下面还有乡团、县大队这些非职业的志愿者队伍提供支持。义和团是非职业军人，连游击队都不算，就是乡团、县大队的定位。其的主要斗争目标始终是教会势力而非侵华正规军。很多人按照正规军的标准来要求义和团，并进一步嘲笑他们跟八国联军对抗是不自量力、以卵击石，这是错误的。真正应该嘲笑的是清政府的正规军，政府花了那么多钱养着，天天训练，手持从国外购买的先进武器，面对侵略军这么不经打，才是真的丢人。

　　在配合清军作战的过程中，义和团和清军经常发生摩擦。特别是聂士成的军队，刚刚沿途北上镇压义和团，杀了很多拳民，双方仇恨未消，就要联合起来保卫天津，出现摩擦在所难免。但清军应该对此负主要责任。慈禧太后在给将领们的指示中，就明确的说，打仗的时候要让义和团的人冲在前面，清军在后面压阵。显然，她最希望看到的是义和团和八国联军两败俱伤，清军主力得以保留。在实际作战过程中，清军将领们也坚决执行了这道命令。

　　根据刘孟洋《天津拳匪》一书的记录，在保卫天津的战斗中，清军“命令义和团冲在最前面，违令者处斩……当最前面的义和团成员被射杀后，紧随其后的人便会惊慌失措，试图逃跑。清军看到这种情况，就会狂怒起来，向后撤的义和团开枪射击。因此，义和团在战斗中死亡的人数众多，其中只有一部分是洋人的枪炮打死的。”[6]

　　一个义和团成员、天津西郊的农民李恩九在78岁的时候接受调查者的访问，回忆说：“我们在城里（天津）打仗时，义和团很吃亏。义和团在前，官兵在后。打起仗来，两面开枪，义和团腹背受敌，伤亡很大。[7]”

　　清军如此对待义和团，双方当然会产生仇恨和对立。义和团也会不时对清军发动反击。由于聂士成最后在天津保卫战中牺牲了，就有一些想要丑化义和团的人围绕聂士成之死大量编造谣言，说什么义和团把聂士成全家抓了起来当人质之类的，把义和团描写为大敌当前还一心报私仇、谋害爱国将领的丑恶形象。实则真打仗的时候往往都是义和团挥舞大刀长矛等落后武器冲在最前面，消耗敌人的火力，等义和团被击溃了之后，才轮到拿着洋枪洋炮的清军上阵。如果没有义和团的协助，战局只会更加的惨不忍睹，聂士成只会死的更快。大敌当前还一心想害死友军、保留实力的是清军而非义和团。

　　清军当时不仅对义和团使坏，自己内部也离心离德。大沽口炮台告急，北洋水师拒绝增援，裕禄在天津的军队也拒绝增援。聂士成帮助裕禄攻打天津使馆，清军让义和团冲在前面，义和团冲完了裕禄就让聂士成的军队冲在前面，自己的军队躲在后边放炮，拒绝冲锋，一再耽误拿下城内使馆的战机，等到城外列强的军队源源不断而来，也就只能腹背受敌、无力回天了。

　　从6月21号开始，清军驻京八旗和荣禄的武卫中军就在北京内城攻打各国驻京使馆，目的是想要把使馆公使抓起来作为人质，跟侵略军谈判。荣禄暗藏私心，担心将来战败以后列强追究自己的责任，暗中命令自己的武卫中军胡乱开炮，几千人打了几千发炮弹也攻不下一个使馆。在联军打下天津原地休整的时间内，慈禧为了向列强示好，让他们不要来打北京，又下令停止攻打使馆，改而给使馆区送食物慰问。至于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这些地方督抚，则干脆拒绝服从中央命令，联合起来搞“东南自保”，继续跟列强做生意。清廷多次要求袁世凯带兵勤王，统统被他拒绝。各方势力纷纷心怀鬼胎，不肯专心抵抗列强侵略。真正愿意为抗击外敌入侵牺牲的，只有义和团和少量的清军将士。这是这次反侵略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

　　在与八国联军的战斗中，义和团担任主力的，只有在铁路沿线狙击西摩尔联军的行动。经过几天几夜持续不断的袭击，搞得西摩尔联军死伤众多、疲惫不堪，终于在廊坊火车站放弃了火车进京的想法，转而去大运河走水路。在水路又遇到清军和义和团的联合狙击，不得不撤退回到天津。除此以外，与八国联军的其它战斗，主要都是清军打的。清廷在承认义和团合法之后，给它的定位也就是“民团”，不是国防军。团练在战争时期，主要负责维持基层秩序、协助正规军作战。义和团从来都是“民”，不是“军”。他们在组织动员的时候，就是针对教会和教民去的，从来没做过针对正规军的组织训练。在八国联军侵华期间，义和团临时被清政府用于协助清军抵抗外敌入侵。他们很好的完成了作为“民团”应该承担的任务，甚至在廊坊狙击战中还超常发挥，替清军阻挡了西摩尔联军的进攻。至于让他们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正规军带头冲锋，这绝不是民团应该承担的义务，纯粹是清政府使坏强加到他们头上的，是清军作为正规军不愿意承担战争义务的卑劣行径。义和团的战斗力和牺牲精神比清政府官方扶持的团练强了不知道多少倍。只是清军实在太烂，民团的协助这么给力，依旧在正面战场迅速溃败。

　　在承认义和团是合法团练之后，清军象征性的给义和团发放了一些洋枪。拳民们对这批洋枪非常喜欢，拿起来就用，拿着杀了不少敌人，看不出一丝一毫的“排外”意识。没有任何记录说义和团在看到洋枪洋炮以后，因为相信“刀枪不入”而拒绝使用，说明他们对刀枪不入的说法也并不大以为然，主要是拿来给自己壮胆的。所谓义和团“盲目排外”的说法实在是夸大其词。他们喜欢讲“神仙附体、刀枪不入”的原因，有愚昧无知的因素，但主要不是愚昧，主要是因为一个字——穷。穷，就是没钱。他们都是底层穷苦人，不像清军有政府财政支持购买洋枪洋炮，也不像教民有教会在背后秘密提供武器，只有自己的双手和极为简陋的武器。而他们的敌人，不论是运动前期的清军，还是列强的军队和教民，用的都是洋枪洋炮。但他们又不甘心忍受教会的无理欺辱，想要反抗，所以才用“神仙附体”的仪式来给自己壮胆和加强团结，并大力宣传洋人的洋枪洋炮并不可怕。要不是穷，谁会这么折腾？要是有钱买枪买炮，人手一挺机关枪，谁还有心思去折腾“神仙附体”，直接突突突，岂不快哉？

　　在经济落后、武器水平也落后的情况下，如何有效的组织起来反特权、反侵略、反镇压？这是一切底层革命都需要回答的问题。革命不可能上来就金钱和武器管够——真这样也就不用革命了。也不可能等到先把钱挣够了再革命——在不能拥有足够的暴力自卫的情况下，财富积累都会很快就被抢走。革命就是要解决钱不够、武器落后的情况下如何打胜仗的问题。

　　义和团提供的解决方案，是“神仙附体”和“扶清灭洋”。前者一种动员方式，后者是一种斗争策略。

　　这两个方式都有很大的缺陷。“神仙附体”这种形式用来搞动员、宣示必胜的信念勉强还可以，动员起来之后接下来的军事训练则绝不能采用“神拳”的形式，而必须是实事求是的、刻苦扎实的军事组织和训练。混乱的神仙体系和组织形式，让大量的义和团处于分散作战的状态，缺乏统一训练和指挥，战斗力难以得到提高。这也是意识形态决定军事组织战斗力水平的一个典型案例。

　　而“扶清灭洋”的错误，则是没有充分认识到满清政权的反动性质。在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已经沦为了列强统治中国的“准傀儡政权”。洋人洋教在中国土地上的特权，归根结底是清政府腐败无能，无法抵抗列强军事入侵造成的。列强不过是一群欺软怕硬的殖民者。中国这种大国，但凡本国政府稍有本事，都不会沦落到任由外国势力在国内兴风作浪的地步。要反对教会特权，关键因素是要推翻清政府，而不是与之联合。这一点，义和团运动的领袖们在开始其实头脑还算清楚，但在八国联军开始侵华、清政府鼓励义和团抵抗侵略之后，他们朴素的爱国热情被侵略者激发、被清政府利用了，丧失了对清政府反动性质的警惕。清政府倒是一直头脑清楚，打仗总是先让义和团冲在前边。义和团也当真老老实实的去冲锋陷阵，损失惨重，结果还被清军在后边放冷枪。等到北京失守，清政府立刻就向列强求和，调转枪头来屠杀义和团。对清政府敌视中国人民和它随时可能投降的这个特性，义和团领袖们缺乏深刻的认识和足够的警惕。

　　清政府迅速投降并转头屠杀义和团的行径，彻底暴露了它对内残暴、对外软弱的特性。这个无可救药的反动政府，中国人民绝不应该跟它有任何形式的合作。“扶清灭洋”的义和团消失了，华北地区又开始出现很多反清起义。

　　回顾义和团运动从发生到被血腥镇压的全过程。可以说，义和团运动的发生，几乎没有什么“文化冲突”的因素在里边。如果是两群人，一群人认为上帝存在，一群人认为上帝不存在，双方谁也说不服谁，然后就动手打起来，这叫文化冲突。但如果是一群人想要建一座新房子，明明旁边一大堆空地，却非要把另一群人早已建好的老房子拆掉，在上边建自家的房子，双方因此打了起来，这就不叫文化冲突，这叫抢劫与反抢劫。

　　本书重点分析的两大教案——1869年的天津教案和直接导致义和团运动兴起的梨园屯教案，前者是天津天主堂建设强拆天津著名道观崇禧观所埋下的隐患，后者是教堂建设强拆本地百年老庙玉皇庙带来的一系列冲突的积累，很显然，其主要性质都是抢劫与反抢劫、特权与反特权的问题，不是文化冲突。

　　义和团运动的主要属性，既不是“反侵略”也不是“反洋教”，更不是什么“忠君运动”，而是民众自发的“反特权”和“反抢劫”运动。

　　说它主要不是“反侵略”和“忠君运动”，是因为参与运动的底层人民，对甲午战争清军的惨败、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并没有什么特别强烈的“国耻”心态。两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对清政府的统治合法性都不大认可，“反清复明”的思想在底层广泛传播，底层人民从未有过要主动站出来保卫这个蛮族政权的想法，甚至也不大能理解满清政府和列强政府的差异，在他们看来这两个都是入侵中华的异族势力。在“灭洋”前面加上“扶清”两个字，无非是因为清政府过于凶残，部分领袖人物害怕它的镇压手段，想集中力量反击教会特权而已，而不是出于爱国热情。义和团不是因为清军在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中的失败而兴起的，不是想要为满洲皇帝的圆明园和李鸿章的军舰复仇，他们只是在争取自己的祖宗祠堂和土地庙宇不被教会强拆改成教堂的天经地义的合理权益、争取自己的家人不被教会教民随意欺负打杀的合理权益。在八国联军侵华的关键时刻，义和团确实积极的投入到了反侵略的战斗中去，但主要还是对列强武力干预他们反洋教特权的被动反击，并非义和团运动的初衷。很多人将义和团运动称之为“反帝（国主义）反侵略的伟大爱国运动”。这个评价不错，但主要适用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之后的义和团运动，而并不适合用来分析评价侵华战争之前的义和团运动。如果简单的用“反帝反侵略”的框架思路去研究义和团，会显得有点大而无当、脱离实际。

　　说义和团主要不是“反洋教”，是因为底层人民对基督教的正常传教活动并不反感，至少绝不会因此就想要喊打喊杀。中国人对宗教信仰非常的宽容和不在乎，各种宗教随便传，不会因为它是欧洲人传过来的宗教就要坚决反对。

　　义和团所反对的，是基督教会的超宗教特权，以及他们利用其特权对中国人民财产财富的劫掠。也就是说，教会应该是一个纯粹的宗教团体，不能它想建教堂，就随便把别人的房子拆了开建；信仰基督教的教民都应该是跟普通国人平等的人，不能一加入教会，就可以凌驾于公序良俗和国家法律之上，从此以后打官司不管有理没理都铁定胜诉。教民打了非教民，就有教会出面庇护，非教民打了教民，官府就要严惩。教会肆意干预司法和行政、非法攫取土地和财产，还要发挥一神教的排它性特征想一教独大把其它本土宗教庙宇都给拆了盖教堂，实在欺人太甚，而清政府还在帮着他们，人心不服，这是义和团运动兴起的根源。终止这种不合理的特权，是义和团最直接最重要的斗争目标。

　　义和团确实杀了不少教士和教民。但大规模杀人这个事情，是教会和教民开的头，是他们先动手杀人，才遭到义和团的反击。义和团被欺负之后的反击，都是以破坏教会教民的财产为主，一直没有把教士教民往死里整。1900年4月的大张庄事件是义和团与教会教民的冲突中第一次大规模人员死亡事件，是教民们拿着教会走私进来的火枪向义和团开火，一次性杀死了二十多人。

　　教会特权的背后，是列强的殖民侵略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因此，要反对这种特权，就不可避免的会跟列强和清政府发生剧烈的冲突。这就让义和团的行动有了“反侵略”和“反政府”的特点，但这并非它们最重要的方面，只是附带的衍生的部分。以当时底层人民的思想认识水平，还没办法把反对教会特权与反对殖民侵略、反对清政府的反动统治联系起来，是一种缺乏理论指导的自发反抗。

　　但义和团的牺牲也不是毫无价值的。义和团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它的既定目标：消灭教会特权。

　　在整个义和团运动过程中，共有大约300名传教士被杀，此外还有大约两三万教民死亡。这些人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在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之后在战争期间被杀的。外国传教士们可能并不关心中国教民死了多少，但他们肯定关心自己的人身安全。在1900年5月之前，义和团极少杀死外国传教士，这让他们相当的有恃无恐，觉得中国人特别贱，最多也就能杀杀自己人，对洋大人就都跟清政府一样是软骨头，打死也不敢反抗的，所以才不断鼓动和支持教民制造事端。直到后来他们发现义和团竟然敢连外国教士也一起杀掉，这才害怕起来。虽然八国联军杀掉了数以十万计的中国人来替他们复仇，但脑袋毕竟是自己的，人死也不能复生，这一点即使是口口声声相信死后上天堂、上帝无所不能的传教士们也不得不承认。不管事后杀掉多少中国人，他们自己死了总是一件“不划算”的事情。经过1900年的大规模流血事件，教会内部终于开始认真反思自己的行为。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以后，中国人民反抗教会特权的斗争并没有停止，只不过义和团的“扶清灭洋”口号消失了，代之以“扫清灭洋”的武装起义而已。华北地区的教案仍然不断发生。1902年的景廷宾、赵三多起义，无视清军的镇压，继续攻打教堂、杀死作恶多端的法国传教士罗泽溥，聚集了十多万人，波及直隶山东各地。这些持续的反抗行动令他们震惊。他们终于明白一个道理：教会的特权在中国是无法持续的，传教士们给本国政府侵略中国充当马前卒不会是没有代价的。八国联军不可能长久占领中国，也不可能每年都来一回，教会要在中国长久的发展，只能自己做出改变。

　　经过深刻的反思，“在庚子事变以后，教会内部对于传教方式作出了重大调整，对于教会和传教士涉足政治和外交活动作了相当的限制。”[8]

　　教会外部的反思也同样在进行。列强虽然蛮横，但有一样东西确实能触动他们的灵魂，那就是来自反抗者的暴力。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给德皇的信中说：“中国人所有好战精神，尚未完全丧失，可于此次‘拳民运动’中见之。”赫德在英国媒体上发表了一系列评论义和团的文章，他对西方世界提出警告：“这个运动已经掌握了群众的想象力，将会像野火一样烧遍全中国。”虽然义和团运动被镇压了下去，但中国人在外国特权的刺激下所爆发出来的民族主义倾向将会持续增强，让教会继续刺激这种情绪对列强毫无好处。他说：“传教士仅仅是传教士，必需限制为从事传教工作，并避免任何干预中国官方有关诉讼和调解之举。只有坚定不懈地坚持这些原则，地方人民、省级官员和中央政府的敌意，才能是非武力的。”[9]

　　尽管八国联军残酷镇压了义和团，但对义和团运动所发出的警示信息，各国并未忽视。经过教会内部和外部的共同反思，西方列强终于承认：即使从教会和列强的利益出发，教会特权在中国也不应该再继续下去了。要想在中国扶持傀儡政府并维持准殖民统治，减少教会特权对中国人的刺激是一项必要的措施。

　　1903年8月，英国驻华公使根据英国政府的训令，发出了一个”通报”：禁止各地传教士直接到官府为教徒诉讼等事出面干涉，如必需去找官府时，需由各地领事负责与中国官府交涉。美国政府也实际执行了跟英国一样的政策。1906年，法国政府宣布，放弃对在华天主教的保护权。这样，四大西方列强，英国、美国、法国、德国（1899年6月）就都先后大幅度削减了对教会特权的支持。教会在积极传教之外，把主要精力放到了发展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救济上来，不再追求保护中国教民的非宗教权利。新的教堂还在修建，但不再去强占道观或者土地庙的地盘了。

　　随着教会特权的消减，曾经在中国大地上频繁发生的“教案”也就随之消失。在华基督教经过中国人民的浴血改造，排它性特征大为削弱。

　　义和团的血，终究没有白流。

　　义和团运动，如果要简单的概括一下，无非就是中国农民被教会教民欺负的太狠了，团结起来自保，表演一些“神仙附体、刀枪不入”的法术来吓唬他们，警告他们不能再这么欺负人了。实际只是吓唬，并没有真的大打大杀。那个混乱的年代，每天被土匪杀死的人都不知道多少，直隶义和团闹了六个月，没杀死一个教士教民，这还不算是和平理性的抗争吗？整个过程，清政府一直在被列强武力威胁，被迫帮着教会教民镇压义和团。然而，就这样，列强竟然直接以保护教会和教民为借口把军队开了过来，在中国的首都开枪杀人、还要占领中国的首都，又炮轰大沽口、屠杀天津市民，一下子就激起了中国从满洲权贵到汉族官员、士绅再到底层百姓的同仇敌忾。愤怒之下，才有许多教士和教民被当做间谍汉奸杀掉，而这其中也确实有很多间谍汉奸以及作恶多端罪不可赦之徒。义和团竭尽全力协助清政府反侵略，但清军战斗力实在太烂，还有李鸿章、袁世凯等汉族大佬抢先一步投降，反侵略战争失败。清政府在投降以后掉头屠杀义和团，并跟列强一起把战争的责任推卸到义和团头上。最后，义和团被镇压，列强大发战争横财，清政府继续苟且偷生。

　　关于义和团运动，最后需要一提的是冠县义和团领袖赵三多。他因为最先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号而被载入史册。从他刚开始拒绝帮助梨园屯村民，后来又跟官府达成妥协解散梅花拳等事迹来看，这是一个相当谨慎甚至有些胆怯的人。不过他终究鼓起了勇气参与了反对教会特权的武装斗争，此后他带领的义和团队伍一直活动在华北地区反侵略的前线，参加了著名的朱家河教堂战斗，是有记录的斗争时间最长的义和团分支。

　　在清政府投降以后，赵三多的义和团也被镇压。他本人一度销声匿迹。但两年后，他再度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他与另一位梅花拳传人景廷宾宣布起义，这一次的旗帜不再是“扶清灭洋”，而换成了“扫清灭洋”。

　　经过长期而残酷的斗争，这个“扶清灭洋”口号的发明人，也终于承认：清政府是扶不了也不能扶的。

　　赵三多和景廷宾的这次起义，最终被袁世凯的武卫军和外国军队联合镇压，他本人也英勇牺牲。这次抗争为义和团运动写下了一个有价值的注脚：扶清灭洋绝不可行，要想“灭洋”，必先“扫清”；清不亡、洋必不能灭，中国人也永远不能自立自强。

　　[1]【美】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197页

　　[2]【美】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187页

　　[3]【德】瓦德西 著；王光祈 译，《瓦德西拳乱笔记》，38-54页，吉林出版社，2013

　　[4]【美】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357页

　　[5]以上有关案例均来自：【美】柯文《历史三调》。

　　[6]【美】柯文，《历史三调》，203页

　　[7]《天津义和团调查》，第132页

　　[8]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27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9]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25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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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丑条约：清廷与地方督抚“联合卖国”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以双方签订《辛丑条约》结束。

　　在条约签订前后，清廷还按照列强的要求，处置了一批积极支持义和团的主战派官员，其中就包括诛杀毓贤和流放端王载漪。

　　《辛丑条约》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清政府向各国共赔款4.5亿两，以关税、盐税和常关税作担保，分39年还清，年息4厘，本息共9.8亿两；

　　第二，划定北京东交民巷为使馆界，允许各国驻兵保护，不准中国人在界内居住；

　　第三，拆除大沽炮台和北京至渤海通道的各炮台，确保从北京到出海口的通道畅通无阻；在天津周围20里内不得驻扎中国军队，列强可以在北京驻扎防守使馆的卫队，并在京榆铁路沿线包括山海关在内的12个要地驻扎军队。

　　第一条让列强赚的盆满钵满，打了几个月的仗、累计派出了四五万军队，就挣了9.8亿两银子，比贩毒暴利多了。成本收益是甲午战争的好多倍。这是一次对中国空前的财富掠夺。

　　第二条和第三条就是把清政府至于列强的武装控制之下，特别是北京到天津出海口通道畅通和天津不得驻军这条，让外国军队从此可以随意进出中国首都，让清政府彻底变成一个傀儡政权，内政外交独立性基本丧失殆尽。

　　条约的签字人是李鸿章。李鸿章在签字的时候，还感叹说：“可恨毓贤误国至此！”

　　李鸿章的意思，八国联军侵华都是毓贤以及他背后的端王集团搞出来的。他对列强和教会炮制的谣言深信不疑，认为毓贤在山东大力鼓励义和团发展，回到北京以后又跟端王集团结合，劝说端王集团利用义和团打击洋人，帮助大阿哥上位，由此引发义和团入京和慈禧对八国宣战。

　　毓贤在回到北京后，确实积极表态支持义和团合法化。端王集团也确实有利用义和团的想法和做法。但不管是毓贤还是端王，他们的意见都对慈禧太后的决策影响不大。慈禧在得知西摩尔联军入侵之前，一直坚持武力镇压义和团。袁世凯和裕禄也一直在山东和直隶努力执行慈禧的决策，没有理会端王集团的态度。端王主要是在放义和团进入北京外城这个事儿上做了点手脚。

　　端王集团干的比较坏的事儿，是组织发动一大批八旗子弟以及附庸八旗子弟的地痞无赖加入义和团，或者是换上一身装束就自称义和团，在北京外城乱杀人。河北山东的义和团，基本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被教会和教民欺负的过分了，才奋起反抗，这些人并不乱杀人，也不盲目排外。他们有点愚昧，相信神仙附体、刀枪不入之类的迷信思想，但良心未泯，不会以杀人为乐为荣。但京城那些八旗子弟、地痞流氓就不一样，这帮人是真的良心坏了而且盲目排外。特别是八旗子弟，他们有比较强烈的“一等人”心态，没有洋人之前，全中国人都是他们的奴才，洋人的到来以后，抢了他们的“一等人”位置，因此怒火中烧。但这帮人又极为不学无术，没什么堂堂正正的办法可以与洋人抗衡。这些“八旗义和团”在北京城内，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遇到跟洋人有关的事物就滥打滥杀，干了许多坏事。他们在端王集团的指使下，喊出了要杀“一龙二虎十三羊”的口号，其中“羊”是指的在北京有驻外使馆的十三个国家，“老虎”是指的“投降派”高官代表荣禄和李鸿章，“龙”则是指的光绪皇帝。这种说法显然不是河北来的农民搞出来的，只能来自端王集团高层。

　　6月22号早上，慈禧发布战争动员令后的第二天，端王以为慈禧痛恨洋人想要让她“归政”，不会再保护光绪皇帝，便亲自带着几十个“八旗义和团”冲进皇宫，要杀掉软禁中的光绪皇帝。慈禧赶紧出面制止，把端王严厉的训斥一番，又斩杀其中一人，事情方才作罢。

　　至于毓贤，他回京后没多久就被派到山西去当巡抚。山西地处内陆，不是什么重要省份，毓贤的政治地位也就进一步边缘化。他根本就没有参与6月份以后朝廷应对八国联军的关键决策。他在收到6月21日慈禧的战争动员令以后，认真的动员组织义和团，又把山西各地的传教士及其家属共计四五十人抓到太原，于7月9日全部杀掉。在这之前，他就已经知道大沽口失守、罗荣光自杀的消息。同一天，聂士成也在天津保卫战中牺牲。毓贤此举，绝不是排外，更不是反教，而是锄奸，并带有一些为清军将士复仇的义愤在里边。他有理由怀疑，这些教士肩负着某种帮助列强侵略中国的使命，包括走私武器、提供情报和煽动教民制造社会动乱等。他绝不是因为这些教士传播了跟儒家思想或本土宗教不一样的教义而杀掉他们的。在6月份之前，从三月到五月这三个月，毓贤在山西并没有颁布支持义和团和打击教会的政策。他只是在忠实的执行清廷的反侵略动员令。如果八国联军不侵略中国，毓贤也就不会杀掉这些传教士。

　　——长期以来，很多文献在讲义和团运动的时候，不注意时间顺序，总是喜欢先讲义和团如何与教会斗争，再讲八国联军入侵，很容易给读者造成错觉：义和团相关的各种针对外国人和教民的暴力行为，都发生在八国联军入侵以前，是八国联军侵华的原因。这是错误的。所以本书在介绍大部分事件的时候都会详细考察它具体发生在哪一天，尤其是要讲清楚它发生在使馆卫队进京（5月28日）、西摩尔联军登陆（6月10日）、联军炮轰大沽口（6月17日）之前还是之后。把日期讲明白了，谁是因谁是果就不会颠倒了。结论很清楚：八国联军侵华是因，义和团和清军对教士教民的暴力行动是果。还有人说义和团运动兴起是清政府在“玩火”。如果义和团运动是火，那么6月10日之前，清政府就一直在努力“灭火”，真正“玩火”的是教会，八国联军就是火上浇油甚至往火上扔炸药。对那些信誓旦旦义和团的“野蛮行径”导致八国联军侵华的人，我们都可以问一句：你知道自己说的这些“野蛮行径”发生在哪一天吗？是在1900年6月10日西摩尔联军侵华之前还是之后？看完下面这张表格之后，相信任何理智正常的人都会相信，义和团的暴力只是对八国联军侵略行动被动的、正当的反击。义和团运动绝不是什么文化排外运动，更谈不上什么“盲目”排外、“野蛮”排外、“自大”排外，是纯粹的生存自卫行动。

　　作为一个满人，同时又是一个长期主管司法刑狱的高官，毓贤一直比较好杀。镇压大刀会、义和团的时候是这样，对待洋人传教士也是这样。他杀死的大刀会、义和团成员，比他杀死的传教士数量多得多。他为官清廉、忠君爱国、服从政令，长期坚持用残酷的手段来对付清政府的敌人，对内对外，都是一个原则。

　　至于他个人对洋人态度转变的关键，则主要是德国政府、军队和教会在山东蛮横行径造成的，既欺负老百姓，也欺负清政府，还欺负他本人。他在山东巡抚任上就想不通一个道理：义和团打砸烧杀，政府就去抓人杀人勒令赔偿，德国士兵在山东也打砸烧杀，为什么就不应该赔点钱？作为刑狱专家，他心里这个坎儿实在是过不去，结果竟然因此把巡抚的职位丢了。满洲人的野蛮高傲和中国官员的原则立场，在他身上表现出来了一种奇怪的混合，杀起洋人来也就毫不手软。我们可以说他在山西杀的传教士和教民太多太过了，尤其是不该把传教士们的家属也一起杀掉，但李鸿章说他“误国”，那是纯粹胡说八道。只有跟殖民侵略者穿一条裤子的汉奸卖国贼，才会说出这种混账话来。李鸿章说这个话，倒是很符合他的身份。

　　真正“误国至此”的，不是别人，正是李鸿章自己。

　　李鸿章对八国联军侵华和《辛丑条约》的“误国”责任，包含了至少五个方面。

　　第一个，最大最远的方面，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维护满清反动统治，加上以他为代表的统治阶层腐败无耻，直接导致了此后四十年中国持续衰弱、振兴无望，接连在反抗外敌入侵中惨败。这是他最根本的罪责。

　　第二个，李鸿章负主要责任的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以淮军为主力的清军惨败，《马关条约》割地赔款，让全世界都看清了清政府不堪一击的真相，瓜分中国的野心不可遏制。这是八国联军侵华的直接原因。

　　——在义和团运动期间，中国数以十万计的劳工正在欧美各国——主要是美国——遭受非人的待遇，被这些国家的政府和资本家折磨致死的中国劳工数量，比义和团和清政府杀死的传教士数量不知道多了多少倍，咋不见清军发动战争来给他们讨个公道？而且这事儿李鸿章比谁都清楚，他在1896年访问美国的时候专门跟美国记者谈过这个问题，呼吁美国政府加强劳工权益保护。列强的行为准则，就是欺软怕硬，他们侵略中国的原因就是中国军队太弱了，而且他们正好有空。要说毓贤杀了几个传教士，义和团组织起来反抗教会欺凌，就需要对八国联军侵华和《辛丑条约》负责，那就是个笑话。

　　第三个，李鸿章甲午战败以后，制定“联俄抗日”的战略，试图联合俄国、法国、德国制衡日本，客观上帮助了俄国侵占东北和德国侵占胶州湾。他嘴上吹嘘“可保二十年无事”，结果只过了五年，俄国、德国、日本联合起来攻破了中国的首都。这三个国家正好是这次侵华战争派兵最多的前三名。“联俄抗日”变成了“联合侵华”，其不思自强，一味主张依赖外国列强的战略路线惨遭打脸。还有他信任德国工程师设计修建大沽口炮台，结果弹药库被联军精确命中，其防御能力还不如修建之前，也对大沽口失守负有一定责任。

　　第四个，李鸿章在八国联军侵华之际、慈禧发布战争动员令以后，拒绝服从中央命令，联合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搞“东南自保”，私自与侵华列强签订和平条约，放弃抵抗，拒不为直隶地区的抗战提供支持，还为联军侵华提供了后勤上的便利。这种内部的不团结和卖国行径，是清军惨败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第五个，就是代表清政府和地方实权督抚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这五条，每一条都比毓贤的责任更大更重，他哪里有什么资格骂毓贤误国呢？

　　五条之中，需要认真分析的是第五条。从表面上来，李鸿章只是奉命行事，慈禧已经决定投降并同意八国联军的停战条件了，李鸿章不过签字画押而已，有什么责任呢？

　　实际情况要复杂的多。全中国好几亿人，一二品大员也有上百个，为什么慈禧偏偏要找远在广东的李鸿章去谈判和签字？为什么列强只认可李鸿章签字的《辛丑条约》？为啥只有李鸿章才有“签字卖国”的机会，其他人就没有这个机会呢？

　　这是因为，当时的慈禧和她管理的清朝中枢，已经不能完全代表中国了。列强要索取4.5亿两银子的巨额赔款，需要关税、盐税、常关税等诸多财政收入来源作为抵押。关税是掌握在列强自己手中的，他们不怕清政府赖账。但盐税、常关税等很多财政收入并不直接归清政府掌握。特别是在侵华战争中李鸿章等地方督抚直接搞“东南自保”，不听清廷指挥，表现出了强烈的独立性。慈禧在危亡之际为了保命，啥条件都敢答应。问题是，她答应了就算数吗？她还想从全国调兵勤王呢，地方督抚咋没几个人理她？李鸿章等人搞了“东南自保”，就说明他们在重大问题上可以不服从中央政府，列强还认可了“东南互保”的合法性，跟李鸿章等督抚签了《东南互保章程》的。如果条约没有地方督抚代表签字，战后他们会不会主张东南各省没有参战，也就没有还款义务？清政府直接破产倒台，那时候列强的条约利益将如何保证？

　　因此，《辛丑条约》决不能只有满洲高层签字，必需有汉族地方实权大佬签字，尤其是需要主导“东南自保”的李鸿章签字。李鸿章愿意服从慈禧和清廷的指使，北上谈判并在条约上签字，也就说明地方督抚还愿意认可清廷的权威、愿意为《辛丑条约》承担责任。李鸿章的角色不仅是清廷的谈判代表，也是东南各省的谈判代表。《辛丑条约》最终由总理大臣奕劻和李鸿章二人签字，就是一个代表满清中央朝廷，一个代表东南各省地方督抚。

　　李鸿章原本是可以拒绝北上的。在八国联军攻打天津的时候，慈禧就紧急命令他北上和谈，被李鸿章拒绝了。他这个时候还看不清列强的态度，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想彻底灭了清政府，所以积极策划“东南自保”而拒不北上。战争期间，他跟革命党人、维新派、英国香港总督有过联系，计划如果清政府覆灭，就在广州成立“两广共和国”，由他担任总统，并将“两广共和国”置于英国的“保护之下”——也就是给英国当傀儡的意思。但这个事儿没有得到英国政府的批准，列强之间经过斗争博弈，终究还是决定保存满清朝廷，用这个统一的老牌傀儡政权来统治中国，不再各自另立新的傀儡政府。

　　——当时不仅李鸿章这么干。张之洞也在暗中支持自己的弟子唐才常从上海来到武汉英国租界组织“自立军勤王指挥部”，一旦列强决定取消慈禧的统治权，他就跟康有为、唐才常一起，拥立光绪皇帝搞君主立宪。不过，等到列强明确继续支持慈禧后，他就跟英国驻汉口领事合作，把唐才常逮捕处死并立即向清廷汇报表功。

　　李鸿章跟张之洞一样，见列强态度已经明确，自己的“总统梦”破灭，这才接受了慈禧的第二次调令北上。但张之洞准备拥立光绪，只是背叛慈禧而未背叛清廷；李鸿章是打算直接背叛清廷，给列强当汉奸总统，比张之洞走的更远，政治投机性质更强。李鸿章从来就不是大清的忠臣，他只忠于利益和暴力。“有奶便是娘、有枪就是爹”才是他真正的人生信条。

　　如果参与“东南互保”的地方都督们此时拒绝参与和谈，清政府可能就此直接倒台，满清对中国的统治将提前十年终结。

　　李鸿章北上，就是一种政治表态，代表地方督抚们愿意通过向列强出卖国家利益来让满清继续统治中国。李鸿章北上不是因为他忠于清廷，而是他长期依靠在清廷和列强中间进行政治投机生存，一旦清廷和列强意见一致，他就失去了投机的空间，只能选择与二者合作以维持自己的权势地位。

　　在签订《辛丑条约》的责任问题上，李鸿章不是“被迫签字”，而是“联合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