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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lameihua

李晓鹏: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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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4-23 10:55:44 | 显示全部楼层
  裁撤湘军:曾国藩与清廷的政治角力

  被授予节制江西、浙江、江苏、安徽巡抚之权的曾国藩,陆续推荐沈葆桢任江西巡抚、左宗棠为浙江巡抚、李鸿章为江苏巡抚。但这三个人一上任就都开始谋求自己的独立地位,不大听曾国藩的话了。

  沈葆桢是林则徐的女婿,道光二十七年的进士,然后进了翰林院,也是个理学书呆子性格,生活节俭、为官清廉。翰林院时期,就跟曾国藩相识。后来,沈葆桢到江西做官,遇到太平天国起义,动用林则徐的老关系积极联络各方镇压,屡立战功,深受朝廷和曾国藩重视。1861年,曾国藩邀请他前往安庆大营,委以重用,不久就推荐他担任江西巡抚。

  ——这里顺便说一句,道光皇帝倡导节俭,效果不彰,后世以为笑谈,编了很多莫须有的笑话出来嘲笑他。但从长远效果来看,其实还不错。道光朝提拔起来一大批生活节俭的书呆子官员,曾国藩、叶名琛、沈葆桢等等,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中都成了顶梁柱。所以我们在第三卷说,道光提倡节俭是没错的,错误的是不能光提倡节俭而不用更严厉的刑罚来处置贪腐。但提倡节俭总是比不提倡要好,皇帝以身作则比不以身作则要好,这一点是清楚的。如果因为听了道光皇帝带头节俭的笑话,就以为领导人不该以身作则勤俭节约,那就大错特错了。

  江西是湘军重要的后勤基地,曾国藩让沈葆桢去当巡抚,就是让他干好后勤工作的。想不到沈葆桢到了巡抚任上,竟然翻脸不认人,只对朝廷和江西负责,不对曾国藩负责了。屡次扣押江西解送湘军的洋税和漕粮折银,曾国藩亲自写信索取也不管用。

  1862年四月下旬,曾国荃、彭玉麟等部湘军主力,沿长江水陆并进,直抵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城下,开始包围天京。为了进一步缩小包围圈,曾国藩不断增兵,1863年七月时统兵已超过十万人,每月需饷不少于50万两,这还不包括购买弹药、枪械等花费。沈葆桢此举,简直就是在曾国藩背后捅刀子。

  为了维持湘军系内部团结的局面,曾国藩咬着牙忍了,没跟沈葆桢较劲。

  但是,沈葆桢得寸进尺。1864年二月,沈葆桢上奏朝廷,请求将江西厘金全部归本省征收使用,不再给曾国藩军营。果真如此,意味着曾国藩军饷每月将减少20万两。这就直接撕破了湘军系人马内部团结的面纱,慈禧十分高兴。

  沈葆桢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曾国藩作为两江总督,有照顾自己“嫡系”的嫌疑。在整体饷银短缺的情况下,挤占其它湘军的钱粮倾尽全力照顾曾国荃部。比如,1863年4月,给曾国荃的信中,曾国藩先说发了八万两银子和七千石粮食过去,然后吹嘘说:“它营正在载饥载渴之时,弟处已有苟美苟完之乐”[1]。甚至还有已经确定发往其它湘军营地的钱粮,半路被曾国藩截住发给曾国荃的。1864年4月,李鸿章支援鲍超的九万两银子,被曾国藩半路拦下送给曾国荃,并写信说“弟得此项,如贫儿暴富,可过好节矣。[2]”曾国荃因为有曾国藩偏心供应,粮食充足,甚至还开设了赈民局,救济饥民以显示自己的功德。曾国藩听说,赶紧飞书制止,说:“赈局以速停为是,恐外间以弟军甚富也。[3]”

  曾国藩的这些做法,有集中资源攻打南京的战略考虑,但照顾弟弟的私心也很明显。攻破南京被视为“天下第一大功”,将围攻南京的任务单独交给曾国荃,让其他部队负责外围配合,也是一种偏心。湘军其它将领内心不满,不便明说,直到沈葆桢这个书呆子出来打抱不平,直接给南京的湘军扣钱,才把内部矛盾暴露了出来。

  曾国藩既难堪又愤怒,上奏反驳沈葆桢,威胁说沈葆桢此举导致湘军人心惶惶,围攻天京大局有面临决裂的危险。面对曾国藩近乎弹劾的批评,沈葆桢被迫请辞,但朝廷并未接受,让沈葆桢继续担任江西巡抚。南京军情如此紧急且重要,户部却采取折中调和的办法,决定将厘金一半给湘军一半留给江西。这就完全是赤裸裸的在打脸曾国藩,因为之前圣旨明白说了江西巡抚归曾国藩节制的,一见湘军系内部不和,立刻就不认账。

  此时,左宗棠和李鸿章分别带兵,在浙江和江苏进展顺利,有了自己的势力,很多事情不再与曾国藩商议,就直接向朝廷汇报。朝廷不动声色,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架势,实则看在眼里、乐在心里。后来,干脆直接下令让李鸿章带兵去打南京城,抢曾国荃的战功。李鸿章明白其中奥妙,以江苏军务紧急为由推脱拖延,保全了曾氏兄弟最后的面子。

  等到南京城破,朝廷第一时间谴责曾国荃放走了城中一千多人。曾国荃想要搞沿途旌旗招展快马向北京报捷的仪式,也被否决。然后,朝廷又要求曾国藩解释南京城中“圣库”财富的下落。种种紧逼,令曾国藩十分难堪。

  没过不久,清廷又收到了一份 “大礼”:浙江巡抚左宗棠上书,揭发曾国藩对朝廷撒谎——洪秀全的儿子洪天贵福并未如曾国藩所说的那样死于南京,而是逃走了。左宗棠在浙江发现了其踪迹,没有先告诉曾国藩就直接上书朝廷。这个事情搞得曾国藩更加狼狈,上书为自己辩护,说左宗棠攻克杭州的时候也放走了不少太平军,南京走失个把人也正常。左宗棠闻讯大怒,又接着上书攻击曾国藩纵兵劫掠南京财富等事。曾左二人从此决裂。

  左宗棠是湘军统兵大将,比沈葆桢实力高出许多,有他跟曾国藩翻脸,湘军造反是决不可能了。朝廷对此极为高兴,再次利用此事对曾国藩进行敲打警告。曾国藩则日夜忧心“兔死狗烹”的历史故事在自己及其家族身上重演。前思后想,造反绝无成功的希望,也违背自己忠君理学的信仰,于是决定自去羽翼以求自保。他先主动上奏请求裁撤湘军,又让曾国荃称病辞官,请求回老家修养。朝廷很快批准了这些请求,并同意不再追查南京城财富的下落,又给曾国藩封了一个一等侯爵、曾国荃封一等伯爵。双方达成政治妥协:湘军嫡系解散,换取湘军劫掠财富合法化和曾氏兄弟高官厚禄。

  曾国荃有个爱好,就是每攻下一座城池,都要请假回家一趟。实则就是把劫掠的财富运回去,购地建房,在老家风光一把。这次走的时候比较狼狈,但南京城里的钱财也没少抢,回到家里,再次狠狠的风光了一下,心情很快好了起来。湘军其它将领士兵的情况也差不多,整个解散过程十分顺利。

  接下来,曾国藩被调离两江,负责镇压北方的捻军。

  [1]《曾国藩全集》,第20册969页。,转引自《曾国藩评传》。

  [2]《曾国藩全集》,第20册1115页,转引自《曾国藩评传》。

  [3]《曾国藩全集》,第20册1099页,转引自《曾国藩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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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4-25 11:32:07 | 显示全部楼层
  镇压捻军:李鸿章与淮军集团的崛起

  捻军并不是一支军队,而是北方地区很多很多小股反政府武装的统称。他们一边反政府,一边也劫掠百姓,尤其是富户,带有一定的土匪性质。

  不过,捻军不是土匪,而是贫困地区的人民自救组织。早期的捻军大概每股只有数百人,都是一个地方的同乡,宗族和地域联系密切。不同的捻军队伍彼此独立行动,主要依靠骑马在平原地区劫掠,抢完就走,偶尔也会袭击政府官员和小股清军。他们最主要的劫掠对象是周边富裕地区的富户,劫掠所得拿回老家供父老乡亲们生活,平时也在村里建“土围子(土圩)”保护父老乡亲不被土匪劫掠或官兵侵扰。捻军在本土本乡的人眼里就是劫富济贫、保家为民的英雄,但在外地士绅们眼里就跟土匪没有区别。

  对捻军,曾国藩有个评价很中肯,叫“捻无大志”,也就是说他们不像太平天国那样有革命纲领,以推翻清政府为目标,不过是想要满足自己短期生活所需。因此捻军数量虽然众多、波及整个华北,但其实并不足虑,关键问题还是要镇压太平天国。

  捻军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开始试图走向联合,推举“盟主”,由力量最大最强的队伍领袖担任。1850年代初期,一个捻军盟主已可以纠集五六千人的队伍。

  河南最大的捻军首领叫张乐行,是捻军中比较有政治军事头脑的一个。1855年,趁着太平天国席卷东南,河南多路捻军在河南安徽交界处的雉河集聚会,推举张乐行为首领,称“大汉明命王”,建黄、白、红、黑、蓝五旗军制,各路捻军俱听调遣,又发布告示和《行军条例》,使捻军有了统一的组织和领导,算是正式起义反清。

  但张乐行这个“大汉明命王”也就是个大号盟主。他不具备洪秀全、杨秀清这样的权威,手下各路人马还是自己家乡宗族利益至上。《行军条例》里边有禁止奸淫、打劫的文字,但只是一个字面原则,实际无法执行。各部一起打仗可以,但要是让某一路承担危险的任务,为大局做出牺牲,那就很难办到。此外,还有一些大股的捻军没有参加联盟,继续独立行动。

  这种联合固然壮大了声势,也招来了更多清军正规军的镇压。清廷委任河南籍进士、兵部给事中袁甲三为帮办团练大臣,统领河南绿营和团练来镇压张乐行。

  袁甲三有个侄儿叫袁宝庆,也跟着他到河南参战。袁宝庆有个过继的儿子,叫袁世凯。这次镇压捻军的任命,是袁甲三、袁宝庆给袁世凯积累军事政治资本的关键起点。

  松散的捻军联盟打不过袁甲三统一指挥的清军,张乐行被打的灰头土脸,从老根据地淮北逃入淮南。正好1856年发生了天京事变,石达开出走,太平军实力受到极大的削弱,负责安徽军事的陈玉成和李秀成感到有必要联络捻军合作反清。李秀成先是招降了李昭寿,然后,通过李昭寿的牵线搭桥,张乐行也同意与太平军联合。1857年初,李秀成、张乐行联手夺取了安徽霍邱县城。李秀成把霍邱交给张乐行管理。张乐行大为感动,决定接受太平天国的册封。

  但捻军内部出现了分裂。蓝旗旗主刘饿狼反对留在淮南地区跟太平军联合作战,要求带兵返回其淮北老家。因为捻军在进军淮南协同太平军作战的时候,清军和团练抓住机会洗劫了他们在淮北的老家。捻军的地域宗族观念极重,他们没有太平军那样远大的革命纲领,可以从广西一路杀到南京。一听说老家被毁,就都着急要回去。

  张乐行是捻军中比较“有大志”的,懂得联合反清的意义和必要性。不过他身上匪气也很重,在跟刘饿狼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就直接把刘饿狼杀了。这种做法激化了矛盾,大约有四五万捻军返回了淮北老家,继续过那种平时在村镇固守,不时出去劫掠谋生的生活。

  留下来的捻军在张乐行指挥下,配合陈玉成和李秀成的太平军主力,参加了围歼湘军李续宾部的“三河大捷”,算是他们为太平天国运动做出的最大贡献。张乐行也被太平天国封王。

  这次辉煌的胜利之后,张乐行带兵返回淮北,想劝说其它捻军领袖再次追随自己,共同协助太平军。他发布了一篇布告。在这篇布告里,张乐行对大家说:捻军“各思苟安之计,回家固守土圩,徒知抢掳,利己之私,久则足以自毙”。[1]

  这些话显示出张乐行本人很清楚捻军的问题所在,但它没有收到什么效果。张乐行最终无功而返,陆续又有很多大小旗主带着自己的兵返回老家。

  最后的结果,张乐行和太平军方面互相抱怨。张乐行抱怨太平军轻视自己、没有给予足够的资源支持;李秀成抱怨张乐行听封不听调、军事纪律败坏。实则他们两个人都是很有大局观念的英雄人物,捻军溃散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地域宗族思想强烈。在清朝彻底的文化破坏和严厉的宗族体制下,底层老百姓缺乏文化、视野狭隘,仅依靠本能进行反抗无法真正大规模团结起来推翻清政府。“捻无大志”不是捻军中个别领袖没有想当皇帝的大志,而是他们作为一个群体缺乏天下国家的大视野大格局。

  张乐行没过多久就因为叛徒出卖而遭杀害,捻军运动也步入低谷。

  1864年南京城破以后,一些太平军余部北上与捻军结合,把正规军建设的经验和战法传授给了捻军,让捻军的战斗力出现了一次飞跃,不断击败清军。此时袁甲三已经病故,清廷只得派出最后的八旗,也就是僧格林沁在八里桥战役中被英法联军歼灭后的残余部队,投入华北战场试图剿灭捻军。但这支残部也打不过捻军。1865年5月,僧格林沁在山东曹州被捻军设计围困,僧格林沁突围失败,被杀于乱军之中。

  这一下清廷是真没办法了,北方已无可用之兵,唯有南军北上,方可救急。朝廷于是想出来一个“湘淮分治”的主意:让已经解散了湘军嫡系部队的曾国藩为钦差大臣,带领李鸿章的淮军去“剿捻”。同时,让李鸿章接替曾国藩的两江总督之职,为剿捻做好后勤保障工作,以期曾李之间既能彼此配合、又能互相制衡。

  曾国藩能带领湘军击败太平军,有两个关键因素,一是有洋人的大炮支持湘军水师在长江上的优势,二是有洪秀全这个军事白痴帮他干掉了杨秀清、石达开、李秀成这些一流名将,在安庆和南京消极死守,等着湘军依托水师顺江而下挨个消灭。就其本人的军事战略水平而言,最多也就只能算个二流。他自认为最大的本事就是“结呆寨、打硬仗”,循序渐进、稳打稳扎的去跟敌人打阵地战。这个招数以坚船利炮为后盾,对付洪秀全的龟缩战术还是有用的。但现在对付以骑兵为主的捻军就不灵了。华北平原上没有水师大炮给他撑腰,捻军战术灵活行动迅速,“结呆寨、打硬仗”不管用。他指挥淮军在华北平原上到处挖沟筑墙,想要把捻军困死,毫无成效。这也说明曾国藩的战略水平跟孙承宗、袁崇焕、范仲淹是一样的,运动战不会打,只会阵地战:围城和守城。范仲淹的堡垒战术被西夏搞得灰头土脸、间接葬送了北宋;孙承宗、袁崇焕的堡垒战术直接葬送了明朝。曾国藩跟他们比,主要是运气好,有洋人和洪秀全帮忙。离开了列强和“猪对手”的帮助,他就束手无策了。捻军没有南京城这样的基地供他围剿,而是灵活机动,在他精心构筑的防线内不停穿插,越闹越大,从华北波及甘肃、陕西、四川地区。

  1865年10月,朝廷终于失去了耐心,下旨严厉责备曾国藩:

  “办理一载有余,贼势益形蔓延,现在关中又被复扰,大局糜烂至此!不知该督何颜以对朝廷?”[2]

  这是曾国藩受过的最严厉的责备,吓得他茫然不知所措,几天几夜睡不好觉。还没等他回复,朝廷的第二道命令又到了,宣布将曾国藩免职,回京接受质询,其职权暂时由李鸿章接替。

  湘军系的特点是私家军、封建军,其淮军分支就只有李鸿章能指挥得动。曾国藩是湘军系老大、李鸿章名义上的恩师,但也指挥不灵。一些淮军将领擅自行动,只向李鸿章报告,不向曾国藩报告;或者收到曾国藩的调遣,还要先去征求李鸿章的意见,李鸿章说可以动才动。其中,又以淮军二号人物刘铭传最难约束,先是私自带部与绿营发生火并,杀了绿营五十多人,打伤一百多人,囚禁绿营提督陈国瑞。没过多久,又因为感觉自己的部队骑兵缺乏,干脆直接伪造曾国藩的命令,把归属八旗的托伦布马队调过来,占为己有。李鸿章对这些做法,总是一再袒护,甚至给曾国藩写信,索取对刘铭传、杨鼎勋这两支淮军中最精锐部队的指挥权,还想把最富裕的苏州、上海的军饷专供自己直接指挥的部队,把安徽、南京的军饷给曾国藩。

  曾国藩被气得不轻。李鸿章的这些做法,不仅是“护犊子”,更有严重的“背信弃义”之嫌。南京城破以后,曾国藩在朝廷压力下,亲自敲定了“裁湘留淮”的战略:以湘军大幅度裁减换来淮军得以保全。一方面是因为湘军目标太大,另一方面也是对李鸿章的信任。“裁湘”,让朝廷不必担心曾国藩功高震主;而“留淮”,又可以让朝廷有所顾忌,不敢轻易“兔死狗烹”。一裁一留,曾国藩的权谋之术玩的炉火纯青。李鸿章在与曾国藩协商“裁湘留淮”策略的过程中,多次信誓旦旦、感恩戴德的向曾国藩保证:湘淮同源,本是一家,以后淮军是我的,也是老师您的,绝对服从调遣。

  结果,湘军刚一裁撤完毕,曾国藩真的亲自指挥淮军,立刻就出现指挥不灵的情况,李鸿章还在背后推波助澜,这让曾国藩如何能不怒气冲天呢?

  继“阿思本舰队”事件后,曾国藩再一次丢下说话四平八稳的作风,很不客气的教训了李鸿章一通,说:既然淮军目前归我指挥,你就应该一切放手不管,如果你有不一样的意见,应该直接跟我讲,而不是直接去给你的老部下下命令。你的那些老部下对我的部署有意见,也应该向我解释,而不是找你来跟我说情。

  接着,曾国藩又上纲上线的说:我曾某人统领湘军,手下很多人都自立门户,为什么你李鸿章手下的淮军将领看起来都没什么雄心壮志呢?你自己扪心想一想,是这些人本来就没有雄心大志,还是你平时的管理方法有问题?

  一番教训之后,曾国藩讲了一句在所有私人书信中都没有说过的“重话”:“常存为父为师之心肠,或责之,或激之,无非望子弟成一令名,作一好人耳。[3]”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李鸿章一天到晚把我恩师长恩师短的叫,还说什么恩师如父,我今天摆出师父的口气责备你一下,无非是希望自己的弟子能够当个好官、做个好人罢了!换句话说,你小子别在我面前玩这些小人伎俩,我看你既不是好官,也不是好人。

  李鸿章收到这封信,这才有所收敛,不再明目张胆的对淮军事务作直接干预。但曾国藩发一通火,也并不能改变自己指挥淮军打仗不顺利的局面。朝廷见情势危急,也就顾不得“湘淮分治”的战略考量,让李鸿章直接到北方来指挥淮军。曾国藩依旧回去当两江总督,负责给淮军搞后勤。

  这样,曾国藩依旧负责嫡系湘军控制的地盘,李鸿章来带自己的嫡系淮军,这个关系才算理顺了,镇压捻军的仗才有的打。

  李鸿章打仗的水平并不比他的恩师强多少,但他运气好。刚一上任,就遇到了捻军内部分裂:原属太平天国的一派继续“胸怀大志”,主张继续在中原地区与清军主力周旋,寻找机会推翻清朝;原来的那帮老捻军领袖还是“流寇主义”思想,觉得关中地区清军兵力薄弱,可以去那里发展,本质上是不想啃“硬骨头”。曾国藩1866年9月被免职,捻军主力1866年10月就分裂成了东西两部,实力大损。李鸿章果然鸿运当头,抓住机会把东捻军镇压了下去。西捻军则主要由左宗棠的楚军负责镇压,李鸿章的淮军提供协助。

  曾国藩在围攻安庆期间推荐了三大巡抚:江西巡抚沈葆桢、浙江巡抚左宗棠、江苏巡抚李鸿章。这三个人都出自曾国藩幕僚。其中两个很快就与曾国藩决裂,只有李鸿章一直在表面上对曾国藩十分尊敬。究其原因,有两个。第一个是沈葆桢和左宗棠都是眼睛里容不得沙子的正人君子,对曾国藩偏袒自己弟弟的私心十分不满;李鸿章则是个没底线的权谋家,对这种问题并不介意。

  还有第二个原因,就是曾国藩给李鸿章的好处不仅比沈、左二人更大,而且比给曾国荃的还大。攻克南京这个事儿,被视为平定太平天国的第一大功劳,咸丰皇帝死前甚至留下遗言,谁能攻下南京就给谁封王。但在讲究实力的乱世,再大的功劳也是虚的,只有兵马钱粮最实在。后来真的攻下南京,朝廷立刻食言,只给曾国藩封侯,拒绝封王。这个侯爵也没啥实际好处,曾氏兄弟的嫡系解散后,曾国藩的实际政治地位立刻就下降。对此,曾国藩自己也看得清楚。所以,当上海方面士绅和列强联合要求曾国藩派兵支援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不是李鸿章,而是自己的亲弟弟曾国荃。因为这是比攻克南京更大的好处,上海那个地方是全国财富汇聚之地,又有列强撑腰,一过去肯定马上发达,手上有钱,不愁练不出一支强军,还能跟让朝廷都害怕的列强搭上线,这才是最实在的好处,比攻克南京的功劳实在多了。

  但曾国荃是个目光短浅的人,光惦记着南京城里的财富,还有朝廷封王的空头许诺。坚决不肯去上海,一定要争打南京的功劳。曾国藩说不服他,这才退而求其次让李鸿章去了上海。李鸿章到了上海之后,立刻就跟上海的买办集团和列强搭上了线,淮军集团钱粮充足、兵强马壮,李鸿章也成了湘军系的头号实力人物,连曾国藩都要让他三分。对这个局面,他是很满意的,一点也不嫉妒在南京城下啃砖头的曾国荃。

  曾国藩利用职权照顾自己亲弟弟,把湘军钱粮大量送给曾国荃,帮他扩军、购买军火,独占攻克南京的功劳。湘军系其它将领看在眼里,大都心怀不满,因为他们的军队吃不饱,功劳也争不过曾国荃嫡系,纷纷抱怨曾国藩偏袒私人。沈葆桢和左宗棠与曾国藩决裂的由头,最先都是冲着曾国荃去的:一个断了曾国荃的军费,一个告发曾国荃放走了幼天王。而李鸿章不存在这种心理,他的钱粮比曾国荃充足、士兵吃得比曾国荃部还饱,个人权势地位直逼曾国藩,因此一直对曾国藩感恩戴德、绝无怨言。

  左宗棠除了跟沈葆桢一样反感曾国藩的私心以外,还额外多了一点在军事水平上的鄙视。左宗棠是一流的军事家,看不起只会“结呆寨、打硬仗”的曾国藩。但就是这么一个二流的人物,竟然夺取了镇压太平天国的第一大功劳,左宗棠不服。

  后来曾国藩死了,左宗棠送了一副挽联:“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欺无负平生。”

  人死了当然要说点好话,但从挽联来看,左宗棠认为曾国藩比他强的地方只有两个,一个是“知人之明”,也就是发现和任用人才。曾国藩发掘的最大的人才就是他左宗棠,此外还有左宗棠的得力干将刘松山也是曾国藩培养起来的。在动员一大批同道来一起做一番大事业方面,曾国藩确实很厉害,这也是他最值得后人学习的地方。尽管在处理自己嫡系和非嫡系方面没有搞好,导致了湘军系内部分裂,但总体而言没有危及大局。“知人之明”当之无愧。

  至于 “谋国之忠”,在为清王朝尽忠这方面,左宗棠自认不如曾国藩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褒是贬就不好说了。

  ——这里再补充一点,毛泽东早年也评价过曾国藩,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这句话后来被吹捧曾国藩的人反复引用。实则毛泽东说这句话的时候只有24岁,时间是1917年,还在湖南第一师范念书,没有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也完全没有一点政治军事经验。此时曾国藩是湖南历史上最有名、成就最大的人物,一个师范学校的年轻学生对其表示钦佩并不奇怪。1918年,毛泽东从湖南师范毕业,到北京大学担任图书管理员,开始接触十月革命的思想,后来参与共产党的建立,又组织秋收起义,带兵上井冈山,其政治军事思想才开始成型。从此以后,就再也看不到毛泽东对曾国藩有任何正面评价,不管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都是如此。相反,他最主要的敌人蒋介石倒是曾国藩的忠实信徒,在提倡理学、屠杀人民和“结呆寨、打硬仗”方面深得曾国藩思想的精髓。面对蒋介石以优势军队步步紧逼的“堡垒政策”,毛泽东指挥红军灵活穿插,采用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式,多次突破蒋军的“围剿”,又以农村包围城市、优先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战的战略,避开了蒋介石希望打的“硬仗”,把一座座看起来坚不可摧的“呆寨”轻松夺取。曾国藩支持理学,毛泽东反对理学;曾国藩屠杀人民,毛泽东依靠人民;曾国藩喜欢阵地战,沿交通要道一步一步攻打重要据点,毛泽东喜欢在运动战中寻找敌人的弱点然后集中兵力消灭敌军,为此不惜放弃重要的阵地和城市;曾国藩组建湘军喜欢以同乡管理同乡,大搞“兵为将有”,毛泽东建设人民军队主张“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共同的理想走到一起”,不分地域不搞山头。毛泽东军事思想,正是曾国藩治军用兵路线的最大克星。从李鸿章到袁世凯,最后到蒋介石,曾国藩的徒子徒孙们统治中国的局面,便是被毛泽东终结的。成熟之前的毛泽东,“独服曾文正”;成熟之后的毛泽东,“独克曾文正”。这才是二者关系的完整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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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4-26 21:01:53 | 显示全部楼层
  天津教案:曾国藩死里逃生与李鸿章总督直隶

  回到两江总督任上的曾国藩,继续负责为李鸿章等镇压捻军起义提供后勤支持,也办了一些仿制西洋枪炮的“洋务工作”。后来,李鸿章因为到处带兵镇压各地人民起义,又从直隶总督调任云贵、四川等地。朝廷对曾国藩长期掌握两江政军大权始终不放心,再次以直隶总督空缺为由,把曾国藩调离两江。在直隶总督任上,他碰到了“天津教案”,处理中国人和洋人传教士的纠纷。

  《天津条约》规定,外国传教士可以在中国自由传教,也可以自由购买土地兴建教堂等教会设施。教会背后有列强撑腰,清政府不敢得罪,很多人把加入教会当成了避免自己遭受政府官吏或地方士绅欺压的一种手段,但同时也有部分地痞流氓借助教会势力侵占土地、欺凌百姓。老百姓与教会的矛盾日渐加深,各地不断爆发各种攻击教会或传教士的“教案”。

  具体到天津教案来讲。它的起因是1869年,天津法国传教士在繁华的三岔河口地区建造教堂,卖弄特权,强行拆除本地香火鼎盛的道观——崇禧观以及附近一带的民房店铺,使许多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教堂建成以后,法国传教士网罗了一批地痞恶霸、流氓无赖为教徒,为非作歹,欺压百姓。民间对此怨言极大。

  1870年4、5月间,天津发生多起儿童失踪绑架的事件。6月初,天气炎热,疫病流行,法国天主教仁慈堂收容的中国儿童,因发生瘟疫大批死亡。育婴堂中有三、四十名孤儿患病而死,教堂将之葬于河东盐坨之地,尸骸暴露,惨不忍睹,引起群众愤恨,每天有数百人到坟地围观,挖出孩子的尸体查看。

  正好在这段时间,天津不断发生迷拐儿童事件。1870年6月20日,一个叫武兰珍的人贩子被当地居民抓住,扭送官府。武兰珍供称系受望海楼天主堂一个叫王三的教民指使,一时民情激愤,舆论大哗。同时,民间开始传言“外国修女以育婴堂为晃子,实则绑架杀死孩童作为药材之用”等谣言,反洋教情绪高涨。士绅集会,书院停课。

  第二天清晨,天津知县刘杰带着武兰珍去教堂对质,发现该堂并无王三其人,武兰珍所描述关押儿童的房子样式,也跟教堂中的房间对不上。知县把教堂工作人员叫出来让武兰珍指认,武兰珍也指不出自己认识的人。据此,官府认为武兰珍的话并不可信,教堂方面没有参与人口贩卖。但此时群众已经无从分辨真假,教堂门前聚集的民众与教徒发生冲突。

  听闻教堂门口发生冲突,清军将领崇厚和法国驻津领事丰大业同时带着武装人员向教堂进发。崇厚原本是在劝架的,也有保护外国人的意思。但丰大业实在是过于嚣张,根本不管这些,向崇厚和刘杰开枪,打伤其随从。

  这一下场面就控制不住了,愤怒的群众当场就把丰大业及其随从打死,然后又打死了10名修女、2名神父、另外2名法国领事馆人员、2名法国侨民、3名俄国侨民和30多名中国信徒,焚毁了望海楼天主堂、仁慈堂、位于教堂旁边的法国领事馆,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其他4座基督教堂。

  教案发生后,法、英、美、俄、普、比、西7国联衔向清政府提出"抗议"。1870年6月24日,外国调集军舰至大沽口进行威胁,法国公使领衔,七国公使向总理衙门抗议,要求严惩肇事人员和责任官员。

  曾国藩受命紧急前往天津处理此案。经过调查,确实找不到教堂参与婴儿贩卖的证据,至于杀死婴儿制造药材之类的说法就更加荒谬。最后,通过跟法国方面交涉,决定处死为首杀人的16人,充军流放25人,并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革职充军发配到黑龙江,赔偿外国人的损失49万两白银,再派官员出使法国道歉。

  外国教会在中国收养婴儿,建立“育婴堂”,十分普遍。当时中国社会弃婴现象严重,教堂方面大量搜集弃婴,主要目的是在其死前给婴儿“洗礼”,宣布他皈依了基督教,上帝又多了一个信徒。这些婴儿在被父母遗弃之后,绝大多数便已经没有继续活下去的希望,教会此举虽然荒唐,但肯定不是什么罪行。洗礼前后,一般会给这些注定要夭折的婴儿洗个澡吃点东西,也确有一部分婴儿会因为教会的救助活下来,这是实实在在的善行。即使卫生条件没搞好出现疫情导致大批儿童死亡,总体还是功大于过的,最多不过善恶相抵。绝不至于到需要群体暴动对教会人员进行屠杀的程度。天津官府和曾国藩多次调查,都没有发现教会搜集的婴儿中有被人贩子从正常家庭拐出来卖的,这应该大体符合事实。受贫困和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弃婴很多,养育弃婴就大大超过教会的能力——所以才会有大量婴儿死亡,教会并不需要花大钱参与儿童贩卖,至于杀人做药之类,就更不可能。这些谣言长期广泛传播,并被很多人深信不疑,一方面是因为教会仗势欺人的形象已深入人心,各种丑化他们的谣言也就更容易大行其道,另一方面也反应了东西方文化交流过程中的误解和底层人民群众科学素养较低的现实。

  西方传教士到中国传教,跟列强殖民入侵有联系,但不是一回事。他们明朝的时候就来传教了,其主要动力是宗教热情而非殖民利益。在对待太平天国运动的态度上,传教士群体主要倾向于支持太平军,而列强政府则支持清军——传教士比他们的政府更有良心。在传教过程中,有一些不法分子欺凌百姓,政府不管,有人出于义愤打死了为民除害,这是一种带有正义性的反抗。但正义的反抗也不应该无节制的杀人放火。

  “天津教案”的是是非非,至少包含了三个层面:

  第一个,天津教案的直接导火索是法国领事丰大业先开枪挑事,群众当场把丰大业及其随从打死,这是完全合理的反击。

  第二个,打死丰大业以后,愤怒的天津群众烧毁了很多教堂和财物,这可以算成是对当年传教士为了建教堂强拆道观和民居的报复。这也带有相当的合理性。

  第三个,不仅打死法国领事、烧毁教堂,还另外打死了五十来人,这属于暴力行为失控,超过了合理的范围。这种失控的部分,跟贩卖婴儿、杀人制药等谣言的长期传播有关,可以说带有“文化冲突”的成分。其中至少有一部分打砸和杀人的举动,应该受到法律惩罚。

  经过曾国藩审理,最后以处死16人和赔偿49万两银子结案,这里边有偏袒教会、畏惧列强的成分,不能说是公正处理,但并不算非常过分。

  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天国期间,直接下令杀死的中国人成千上万,间接制造的死亡就更多,但并未因此遭到责罚,反而节节升官。这一次只杀了16个人,却意外的遭到了朝廷的斥责。从天津到北京,到处都有人骂曾国藩给国家丢人、向洋人屈服。朝中“清流派”不断上书弹劾,骂他媚外、没骨气。在京的湖南同乡会把他书写的、悬挂在湖广会馆的楹联也给砸了,并宣布开除曾国藩的会籍。朝廷也打算以“不协舆论”为由将曾国藩免职。

  曾国藩杀了一辈子人,手上冤案无数,这次可能是他杀人错误最少的一回,结果竟然因此丢官,也实在是讽刺。此事让曾国藩感到十分丢人,因为骂他骂的最凶的主要就是那些在理学上跟他最志同道合的一批人——越是这种人越是跟西方宗教势不两立。至于朝廷方面,一方面不敢得罪外国人,一方面也需要向清流士绅们妥协,对一个帮助他们保住了江山却放弃兵权的曾国藩,可以像扔一双破鞋一样把他扔掉,用来消弭保守派清流派的怒火,也算是把这个大清忠臣的最后一点剩余价值榨干吃尽了。

  处理完教案之后的曾国藩,于朝廷、士民、洋人三面不讨好,身心疲惫、重病卧床,感到来日无多。

  在去天津之前,他就已经预料到这个结局,提前写好遗书准备殉国。

  在遗嘱中,曾国藩说:“外国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难和协,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余自咸丰三年募兵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

  但曾国藩终究还是没有成功“殉难”。关键时刻,湘军系出马救了他。

  就在曾国藩写好遗书的第二个月,朝廷派出的两江总督“疑似”被湘军系势力给杀掉了。清廷紧急将曾国藩调回两江处理,而把李鸿章调任直隶,负责继续解决天津教案。

  这对曾李二人而言都是一件极为幸运的事情。曾国藩躲过了追责,李鸿章则得到了他垂涎已久的直隶总督之职。相比之下,李鸿章运气更好一点,因为他刚一上任,欧洲就爆发了普法战争。法国在这场战争中被普鲁士击败,国王拿破仑三世被俘虏,国内又爆发巴黎公社革命,紧接着首都巴黎被普鲁士军队占领,法国政权也从第二帝国变成了第三共和国。发生这种惊天巨变,法国根本顾不上发生在中国的教案。本来这次教案中死的法国人最多,法国已经调集军舰准备以此为借口进攻天津,开打“第三次鸦片战争”了。结果李鸿章上任不久,大沽口外的军舰就撤走了,法国领事对中方的处理意见从激烈抗议变为毫无意见。清廷不明就里,以为是李鸿章外交能力卓越,可以不战而屈列强之兵,此后在外事交涉方面对其极为倚重,李鸿章也从此在直隶总督的位置上稳稳的坐了二十五年之久,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晚清第一重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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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李晓鹏博士,主要著作有《重述伟大中华史》(原名《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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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4-28 15:53:01 | 显示全部楼层
  两江刺马:湘军势力绝地反击

  被杀掉的两江总督是马新怡。

  马新怡不是湘军系人马,而是镇压捻军起义的袁甲三手下。经袁甲三一再推荐,才从知县一路升到了安徽布政使(第一副省长)的位置上。1864年,南京城破之际,马新怡被任命为浙江巡抚。这是朝廷往湘军系里边“渗沙子”的安排,把镇压捻军的北军人马往湘军系地盘渗透。后来左宗棠带兵去西北平叛,马新怡又取代左宗棠升任闽浙总督。

  等到1868年捻军被镇压,清廷终于决定把曾国藩再次调离其两江老巢,让马新怡去做两江总督。马新怡没有什么军功,主要是文官履历。在乱世之中,竟然从浙江巡抚干到闽浙总督,再到两江总督,很明显是清廷在故意利用马新怡这颗棋子逐步架空湘军系势力。

  两江地区是中国最为富庶的地区,国家的财赋有一半来自于此,上海这个最重要的对外贸易中心也位于此地。两江总督一直被称为“天下大缺”、“枢廷部臣衣食所系”。湘军系人马从湖南等内陆贫穷地区,沿江而下镇压太平天国,一方面将两江财富疯狂劫掠归为己有,一方面也占据了两江地区的众多军政职位,成为了盘踞在两江人民头上的军阀利益集团。两江地区的财富,也被湘军系人马视为“禁脔”,不容他人染指。两江总督的位置,则是保证湘军系人马权势的关键。

  南京城破后,曾国藩在朝廷压力下主动请求解散了嫡系部队,湘军系实力大损,清廷趁机恢复了在南方地区的部分权威,才能让马新怡这颗棋子从浙江巡抚到闽浙总督步步紧逼。对此,湘军系也一直没强势反抗,但要拿走两江总督的位置,那就触及底线了。

  据马新贻的儿子马毓桢回忆说,在接任两江总督前,马新贻曾经到北京朝见慈禧,当面请求“训示”。觐见慈禧出来后,马新贻惊恐失态、大汗淋漓,甚至连朝服都被汗水湿透了。

  一般来说,出现这种情况,说明这名官吏因办事不力,受到了严饬,即将面临丢官的厄运。

  但奇怪的是,慈禧太后最亲信的太监安德海亲自送马新贻出门,一直到宫门口,还执手相嘱,依依不舍。按照经验,这是官员深受皇太后信任、委以重托的表示。

  如此前后矛盾的情况,居然同时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着实令人费解。

  按照当时的惯例,马新贻久未进京,应该到处会见京城的大小官员,但面见慈禧后,很快就离开了北京,并且专程请假回家“祭祖”,在山东菏泽老家与兄弟们告别之际,马新贻将自己的两位哥哥叫到身边,对他们说:

  “我此去吉凶难料,万一有不测,千万不要到京告状,要忍气吞声,方能自保。”

  尽管这次陛见的具体内容已经无从得知,但结合马新怡的表现来看,很显然,慈禧给他安排了一些非常凶险的任务。有野史干脆认为,就是让马新怡去追查当年湘军从南京城内劫掠的财富。慈禧应该不会去纠结旧账,但能让两江总督处于危险境地的任务,在当时的背景下则只可能是跟打压湘军系势力有关。

  马新怡到了两江,迅速清理太平天国战争后的土地遗留问题,鼓励人民开垦抛荒土地,却又同时规定:外地进入两江的军事人员不得占有江苏土地。此外,又把自己的亲信、老上司袁甲三的侄儿、袁世凯的父亲袁保庆调到两江,担任营务处总管,负责训练新军,并统领长江的江防水陆军队,以强化社会治安为由,大力逮捕处决了一大批在长江两岸横行不法的“黑社会分子”。这些做法严重得罪了两江湘军势力。

  曾国藩虽然解散了围攻南京的湘军,但他创立的湘军水师并未解散。毕竟水师只能在长江活动,不能北上造反,保留下来没有大问题。这支水师的统帅是曾国藩的亲信黄翼升,曾国藩晚年纳妾的事儿都是他一手操办的,可见二人关系之亲密。马新怡上任后的一系列举动,就是冲着这只军队去的,被袁保庆捕杀的“黑社会分子”,其实就是在湘军水师庇护下形成的黑恶势力,其中很多是当年被解散之后没有返回原籍的湘军士兵。

  ——本书引言里边讲了清朝三大帮会组织:白莲教、天地会、青帮。湘军解散以后,大量士兵没有返回原籍,在长江两岸加入了天地会、青帮组织,极大的强化了会党力量,衍生出来了哥老会、红帮等新兴会党。这些士兵经过专业军事训练,又与湘军水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让长江两岸成为秘密会党发育最强大的地区。会党组织鱼龙混杂,势力庞大,后来革命党人对其进行思想和组织渗透,借助其力量成功发动武昌起义,成为推翻清王朝的一大契机。清廷逼迫曾国藩遣散湘军,看似在表面化解了危机,实则湘军势力已成,人心思变,不裁是军阀,裁了是会党,最终满清还是死在了这股力量手中。

  马新贻在江宁练了四营新兵,规定每天操演两次,专习洋枪、抬炮、长矛,每月二十五校阅。加上袁保庆新练的水上部队,都是明显要在两江培养一支独立于湘军、忠于朝廷的新军队。这支新军练成,两江恐怕就没有湘军系人马的立足之地了。

  1869年7月26号这天,马新怡举办“阅射”活动,公开观看新军操练骑射,地点就在新建总督衙门前。有很多老百姓来看热闹。总督等高官阅射的地方与民众围观的地方是完全隔离的。偏偏这一天来的“围观群众”特别多,挤得太厉害,把隔离栅栏都给挤坏了,场面有些混乱。马新怡为了不影响阅射,只得允许民众也进到栅栏里边观看。

  阅射完毕,马新怡带着护卫往总督府走。突然,从旁边窜出来一个人,大声喊冤,还有上前递信的动作。老百姓拦路喊冤是常见情况,尽管能跑到两江总督面前喊冤的人不多,但也不是绝对没有。侍卫和马新怡都放松了警惕,侍卫们也没有以最快速度冲上来。不料那人在喊冤信里藏着一把利刃,对准马新怡的心脏部位就是一刀,又准又狠。等侍卫们冲过来的时候,为时已晚,马新怡很快就抢救无效死掉了。

  刺客叫张汶祥,行刺以后并没有逃走,而是丢下武器束手就擒,笑道:“用兵千日、用兵一时”[1]。无论如何审讯,也总是胡言乱语,每次审问编的故事都不一样。最后也查不出来到底咋回事。

  清朝立国以来,从未发生过总督巡抚这种高官被刺杀的事情。朝廷派员去查,始终查不出来幕后是否有人主使,调查结论认为只是张汶祥的个人报复。

  这个事情是不是湘军系势力所为呢?没有确凿的证据。张汶祥之前在浙江太平军中当过兵,后来觉得太平军快完了,又去投靠湘军提督黄少春,后被遣散。曾国藩给朝廷的报告说是“酌给盘缠回籍”。但他拿到遣散费以后,跟很多湘军士兵一样,并没有返回原籍,而是留在当地加入了会党——正是马新怡、袁保庆重点打击的对象。他跟湘军势力确实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站在慈禧的位置看,她必然会在第一时间想到可能是湘军干的,是湘军对她的严重警告:两江重地是无数湘军流血牺牲打下来的,不容其它势力染指。不管有没有确凿证据,作为一个政治家,她都必须从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并按照这个假设来采取应对措施。如果再继续任用非湘军系背景的官员主管两江,湘军兵变也不是不可能。湘军现在力量薄弱,造反很难成功,但如果被逼兵变,最后两败俱伤,清王朝从此四分五裂的危险极大。

  唯一稳妥的办法,就是让曾国藩再回两江。

  回任之前,曾国藩进京陛见。这次陛见的待遇搞得不错,慈禧三次接见,又赐“入坤宁宫吃肉”,太后生日这天又在朝房赏赐了点心,都算是大臣的殊荣。

  陛见的时候,自然要谈起刺马案。

  根据曾国藩的记录,慈禧旁敲侧击的问道:“马新怡这事岂不甚奇?”——这句话隐藏的后半句应该是:这么奇怪的事情,你是不是可以给我什么解释?

  曾国藩知道慈禧在想什么,当然不会正面回应,只管跟着打哈哈,说:“此事实在甚奇。”——别问我,我啥也不知道,我也觉得奇怪呢。

  慈禧又说:“马新怡办事很好。”——朝廷让他担任两江总督是因为他能办事,不是为了打压你和你的湘军人马,你们要理解。

  曾国藩跟着说:“他办事和平、精细。”——我很理解朝廷的用心,回去一定做好安抚解释工作。

  两句话下来,慈禧试探清楚了底线:曾国藩不会承认刺马案与湘军系有关,但也不愿进一步扩大事态。二人彼此无话,曾国藩退下,陛见结束。

  回到两江,曾国藩跟朝廷派来的刑部尚书郑敦谨一起,继续审问刺客张汶祥。审问的过程,都是郑敦谨在问,曾国藩一言不发,全程旁听。审了好多天,郑敦谨问曾国藩的意见,曾国藩只回了他一句:还是按照之前的审理结论来吧。

  郑敦谨目瞪口呆,亦无可奈何,只得与曾国藩共同上书,维持原来的审理结论,即此案没有幕后黑手,是张汶祥个人行为。

  一同参与审理的还有两个人,一个是马新怡的亲信孙衣言,另一个就是袁保庆。对曾国藩和郑敦谨的结论,孙、袁拒绝签字认可。曾国藩干脆在上奏中直接就不提二人参与审理这个事儿。朝廷也立刻就接受了曾国藩的结论。两江总督遇刺的惊天大案,最后就以杀掉刺客结案,不再深究。

  郑敦谨完成使命回京,曾国藩按照规矩派人去给他送一千两银子作为“路费”。清朝大臣出京办案,回程的这笔钱都是必不可少的。但郑敦谨竟然拒收,看来他对这个结论也很不满,不愿落下收受钱财、替曾国藩销案的口实。

  从此后,朝廷不再敢安排非湘军系官员担任两江总督,而是由曾国藩、彭玉麟(湘军水师创建者)、沈葆桢、左宗棠、曾国荃、刘坤一(江忠源部下)等湘军实力派人马轮流坐庄。其间有过两次例外,一次是甲午战争期间刘坤一北上参与战事,由湖广总督张之洞暂时代理过一段时间,然后就是1906年到1909年期间,满洲旗人端方被任命为两江总督。前一次只是暂时署理,没有引发任何问题。第二次则完全破坏了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以后的国家权力划分格局,是满洲新一代权贵谋划从汉族官僚手中夺回实权的举动。此次任命之后没过几年,清朝就灭亡了。

  也就是说,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以后,清廷只有两次真正意义上的“违规出牌”,踢开湘军系任命两江总督,以强化中央权威,一次是马新怡,一次是端方。第一次任命的结果是总督没了,第二次的结果是清朝没了。曾国藩对清朝还是忠诚的,但他带出来的这个湘军系利益集团在维护自身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则毫不含糊。镇压太平天国以后,清廷得力于列强的支持,尚能维系表面的国家统一和中央权威,不至于像唐朝一样陷入藩镇割据,但地方势力尾大不掉的局面已成,不可能再回到从前了。

  [1]梁绍辉,《曾国藩评传》,285页,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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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4-30 17:34:11 | 显示全部楼层
  抬棺西征: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壮举

  曾国藩在两江总督任上又干了两年,因病去世。

  遣散嫡系湘军后,曾国藩已无力左右大局。真正有发言权的,是两个继续掌握兵权的湘军系大佬:掌握淮军的李鸿章、掌握楚军的左宗棠。

  左宗棠在南京城破后即与曾国藩翻脸绝交,李鸿章则始终以曾国藩的学生自居。左宗棠和李鸿章也自然对付不到一块儿去。朝廷乐得继续“搞平衡”,利用二人矛盾以维持中央权威。

  左宗棠出身贫寒,天资聪明、自视甚高,因为喜欢专研军事、地理等“杂学”,科举考试始终表现一般,考了很多年也就是个举人。后来干脆放弃科举,回乡务农去了。机缘巧合,因为一副有才气的对联而得到了两江总督陶澍的注意,与其结为儿女亲家,又经陶澍推荐与林则徐结交,林则徐也对左宗棠的见识才气大为赞赏。

  受陶澍、林则徐的青睐,左宗棠成了湖南名士,各路人物争相拉拢。1852年萧朝贵、杨秀清先后带兵围攻长沙期间,左宗棠受湖南巡抚张亮基邀请进入长沙,负责指挥守城。太平军不久就放弃长沙北上攻打岳阳、武昌,左宗棠也因此立下大功。张亮基调走后,他继续在湖南巡抚骆秉章手下做事。

  张亮基、骆秉章深知左宗棠的才干,委以重任。这样,左宗棠虽然名义上只是一个四品幕僚,实则相当于“副巡抚”,很多时候是在直接代行巡抚职权。左宗棠恃才放旷,当真摆出“副巡抚”的架子,对湖南的道台、总兵等品级高于自己的官员颐气指使,甚至呵斥痛骂,得罪了不少官员,终于遭到参劾,说他以书吏的身份弄权、欺压朝廷命官、扰乱湖南。朝廷对这种事情十分忌讳,想把左宗棠杀掉了事。经骆秉章、胡林翼、曾国藩接连上奏力保,才逃过一劫。不过,经过这次弹劾,左宗棠在湖南待不下去,这才去给正在围攻安庆的曾国藩当幕僚。

  李秀成攻破江南大营、占领苏州以后,曾国藩在主力继续安庆的同时,需要更多兵力对付李秀成、李世贤部,于是派左宗棠回湖南招兵。左宗棠在湖南巡抚做了多年幕僚,名气大、关系广,他招兵就不再像传统湘军一样只在本土本乡,而是面向整个湖南省招募了五千人;他不要求理学书生带兵,而是从招募来的士兵中挑选武艺高强、熟悉兵法的担任将领,号称“楚军”。李秀成和陈玉成南北两路“西征”武昌期间,左宗棠带兵在江西击败了李世贤,威胁到李秀成从湖北返回江苏的撤退路线,逼迫李秀成放弃攻克武昌的计划,提前带兵返回了江苏。

  江西太平军势力基本肃清后,左宗棠开始准备带兵进入浙江。此时浙江大部分地区已被太平军攻占,李世贤部正在围攻杭州。尽管朝廷一再催促,左宗棠还是决定见死不救,因为曾国藩已经推荐他担任浙江巡抚,而现任浙江巡抚王九龄还在杭州城内组织抵抗。救了王九龄,浙江巡抚的位置归谁就不好说了。一直到杭州城破,王九龄自杀身亡,左宗棠才大举入浙,以巡抚的身份给自己抢地盘。

  左宗棠治军严肃,个人操守也很好,从来不干屠城、杀降之类的事情。李鸿章苏州杀降以后,大批太平军将领都选择了向左宗棠投降,也因此得以保全。

  但左宗棠也就只能管好自己亲自指挥的楚军精锐。浙江、福建还有众多绿营清军以及帮助清军镇压太平天国的外国雇佣军、海盗、土匪、团练等等,对这些军队的暴行,左宗棠无力控制。他的军队虽然战斗力强,但没有像李鸿章一样依靠上海列强和买办的支持,势力发展也因此远不如淮军。

  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后,左宗棠升任闽浙总督。其先后管理的福建浙江地区,民生恢复的速度也比曾国藩、李鸿章控制的江苏、江西地区要快的多。

  1866年,捻军分裂为东捻和西捻两路以后,李鸿章专心镇压东捻。西捻军进入陕西,与当地的穆斯林贵族叛乱结合,声势越搞越大。朝廷放眼望去,天下能打仗的也就只剩下左宗棠的楚军了,于是任命左宗棠为甘陕总督,负责镇压捻军和穆乱。

  左宗棠先与李鸿章一起消灭了西捻军,再回过头来对付穆斯林贵族叛乱。

  西北地区的穆斯林贵族叛乱是一个整体,不仅包括甘陕地区,还包括更遥远的新疆,西南地区的云南也受到波及。自从乾隆毁灭了准格尔汗国以后,中国西北边陲屹立上千年的“佛教长城”崩塌,整个西北地区迅速被伊斯兰化。作为一个外来一神教,其教义在明清时期中国化程度不高,信徒对中华文明的认可程度也比较低,更愿意将伊斯兰教发源地中东地区视为精神母国。加上伊斯兰天生强调以暴力方式建立政教合一的宗教政权(见本书系第三卷),又不像基督教那样经过近代宗教改革,西北穆斯林上层中长期存在脱离中国独立建立伊斯兰国家的思想,并积极与境外伊斯兰势力勾结来达到目的。满清对这种离心倾向一直采取恩威并施的方法,一方面给其宗教高层和封建贵族很高的待遇,一方面对叛乱行为铁血镇压,先后镇压了大小和卓叛乱(乾隆年间)和张格尔叛乱(嘉靖道光年间),才把局面暂时稳定下来。等到太平天国起义,全国局面陷入混乱,这帮人就又开始趁机搞分裂,于1862年发起大规模暴动。

  甘陕地区的暴动,在初期混杂着一些回族群众自发反抗清政府暴政的正义斗争,对这部分斗争,可以称之为“起义”。但原教旨一神教的意识形态控制力实在强大,在其驱使下,运动很快就被宗教极端分子和上层分裂分子掌握了领导权,变成了一场针对不信教群众的无差别屠杀和国家分裂运动。据估计,在这场暴动中甘陕地区有上千万不信教群众被屠杀。

  与此同时,眼见清军被太平军、捻军和甘陕地区的穆斯林叛军拖住,无力干预新疆局势。新疆的穆斯林贵族也积极联络国外势力发动分裂叛乱。南疆地区的穆斯林贵族建立了五个军阀割据的宗教封建政权,一边屠杀不信教的中国人民,一边彼此之间互相厮杀。南疆地区的喀什葛尔封建主向中亚地区的伊斯兰国家——浩罕汗国请求迎回张格尔之子布素鲁克(张格尔是新疆伊斯兰教白山派首领,大和卓波罗尼都之孙,具有和卓家族的血统),以获得宗教权威。浩罕汗国接到请求,干脆决定入侵新疆,派该国军官阿古柏带兵抢占了喀什葛尔。阿古柏也趁机自立为汗王,陆续消灭其它割据政权,侵占了南疆大片地区。

  西北穆乱和太平天国运动,在名义上,都是一神教意识形态主导,但一个是非正义的宗教叛乱,一个是正义的阶级革命。很多人搞不清楚二者的本质区别,要么受传统革命史观影响,一概称之为“起义”,要么出于维护中华文明的角度,将二者一概视之为外来宗教入侵诱发的暴动。这两种认识都是错误的,二者都有人民革命和宗教暴乱的因素存在,但两个因素在运动中的主次关系不同。太平天国运动,是“人民掌握了宗教”,人民利用宗教来进行反满反官的革命活动;西北穆乱,是“宗教掌握了人民”,宗教极端势力和贵族势力利用普通穆斯林群众的反抗意识来组织暴乱,以建立政教合一的分裂政权为目标。二者的关键差别有这么几个,如下表所示。

  表:太平天国与西北穆乱主要性质判断对比

太平天国
西北穆乱
主导意识形态是否是否外来宗教
不是。拜上帝教是中国人创立的、并由中国人掌握最终解释权的独立宗教。洪秀全、杨秀清等所宣称的个人宗教地位远高于国外同源宗教的在世教宗。
中东地区传入的外来宗教,中国人无权修改其宗教经典,最高宗教圣地在外国,教徒以有资格出国朝拜为荣。
一神教意识形态是否经过世俗化改造
冯云山在“天国”理想前边加了“太平”理念;杨秀清、萧朝贵通过“天父天兄附体”将大量中国多神教因素渗透其中;革命纲领从宗教理想为主变为中国传统的追求天下太平和“反满反官”为主的世俗化革命纲领。杨秀清公开宣布《圣经》有错误,禁止出版。洪秀全对《圣经》大幅度修改后再次出版,宣布上帝有人的形状。洪秀全在后期试图将国号改为“上帝天国”的命令被普遍抵制、无法执行。
一神教原教旨色彩仍然十分浓厚。各教派之间虽然对教义的理解有差异,但均将原始创教经典《古兰经》视为一个字不可改动的神圣经典,无人敢像拜上帝教修改《圣经》一样修改《古兰经》,更不敢公开宣布《古兰经》中有很多错误。
领导权掌握在什么人手中
杨秀清、洪秀全、萧朝贵、冯云山、李秀成等出身于社会底层的普通百姓
封建贵族和宗教世家
是否有分裂中国的诉求
没有,明确以追求推翻清政府建立新的大一统政权为目标
以分裂中国、建立宗教割据政权为目标
是否与入侵中国的殖民列强勾结
没有,且明确拒绝了英法列强要求承认不平等条约的合作条件,同外国雇佣军和英法联军等殖民军队进行了英勇无畏的斗争
将中亚伊斯兰国家军队引入新疆,甘陕地区的叛乱首领与俄国勾结,云南地区的伊斯兰叛乱首领主动请求英国支持其独立建国
是否对不信教群众进行无差别屠杀
没有。军事纪律严明,注重保护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只消灭清政府官员和军队,不对不信教或者信仰其它宗教的人进行无差别屠杀
有,且数量巨大
结论:主要性质
伟大的人民革命、阶级革命
极端宗教暴乱、国家分裂叛乱
  1870年,阿古柏占领乌鲁木齐、吐鲁番,把势力扩展到了北疆。受此影响,北疆最西边的伊犁地区与中国内地已无法连通。俄国趁机出兵占领,宣布它是在替清政府暂时“代管”伊犁,等将来清军可以重返伊犁以后再归还中国。按照俄国的算盘,清政府已经衰落至此,当然绝不可能有机会重返伊犁,这句话是不可能兑现的,不过为侵略中国的行为打个漂亮的幌子。英国是支持清政府的,但它认为以清政府的实力,无力顾及新疆,便背弃尊重中国主权的承诺,承认阿古柏政权,以制衡俄罗斯在中亚的扩张。

  左宗棠花了四年时间平定了甘陕局势。左宗棠带兵,一向坚持不杀降、不屠城,在处理甘陕问题上,也是一到陕西就给朝廷上奏,说打击对象“只分良莠,不分回汉”,也就是说要严格按照有没有参与暴动来划线处理,不按照宗教信仰和民族身份来无差别打击。当时西安城内的回民被陕西巡抚严格控制,没有参与暴乱。一些主张报复或者害怕留下后患的官员主张把城内回民一并杀掉,左宗棠坚决制止了这样的提议,西安回民最终得以安然无恙。但是,叛军对不信教群众的屠杀行为已是天怒人怨,这种仇恨情绪左宗棠是压不住的。随着清军节节胜利,报复性的杀戮也未能避免。

  平定甘陕以后,新疆问题摆上了台面。1873年,甘肃暴乱头目白彦虎被楚军击败,带领残部跑到新疆,投入入侵中国的阿古柏旗下,充当侵略者的走狗。这也表明,甘陕暴乱和新疆问题是密切联系的,甘陕叛乱高层把宗教联系看得比国家认同重要的多。不解决新疆问题,甘陕也无法实现长治久安。左宗棠遂主动上书朝廷,请求带兵平定新疆。

  这个事情本来是顺理成章的,但在1874年6月,日本借口琉球居民被台湾岛居民杀害,出兵入侵台湾。这一下引起了清廷对海疆防御的警觉。英法毕竟遥远,日本可是近在咫尺,将来很有可能成为心腹大患。为此,清廷内部产生关于“片面海防”和“海防塞防兼顾”的争议。甘陕关中地区直接威胁北京,平定这些地方的叛乱谁都无话可说。但新疆距离遥远,用兵成本极高,还有得罪俄国的危险,在内忧外患如此严重的情况下,是否还有必要耗费巨资冒险去收复新疆?

  以直隶总督李鸿章为代表的“片面海防派”认为,中华帝国以前以陆地塞防为主,但自从鸦片战争以来,强敌从海外入侵已成为常态,帝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必须调整战略,以海防为主。主张放弃新疆,全心经略海疆,投巨资发展海军和加强沿海防御。

  左宗棠反对这种意见,主张“海防与塞防并重”。中国毕竟是一个大陆国家,海路必须兼顾。新疆关联到两个地方:蒙古和甘陕。在地理上,帕米尔高原构成了中亚和俄国势力入侵中国的巨大地理屏障。外敌占有新疆,也就越过了帕米尔高原那些海拔六七千米的雪山阻碍,之后再通过蒙古高原进军北京就非常容易,通过河西走廊威胁关中更是必然。现在海疆没有大事,局面尚且稳定,正好趁机一举收复新疆,然后再专心海防建设,不然来自西北方向的威胁没完没了,在甘陕地区持续陈兵防御,花钱更多,海防最终也搞不好。

  左宗棠的意见是正确的。新疆的战略地位确实不如海疆重要,这一点李鸿章说的没错。但问题的关键是不能以妥协退让的方式直接放弃。敌人的欲望没有止境,阿古柏得了新疆,接下来必然祸乱甘陕;俄国得了新疆,接下来必然觊觎蒙古,你还能往什么地方退?这也就是苏洵《六国论》中所说的:“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则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奉之弥繁,侵之愈急。”左宗棠的意思跟毛泽东说的“打的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一样,面对外敌入侵,必须先狠狠的打回去,让敌人吃到苦头,才能再来谈和平共处。敌人一亮剑你就退让,永远不会有和平安定。李鸿章一辈子,宏篇大论的战略文章写了很多,看起来很有气势和眼光,但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总是犯糊涂——有时候是真糊涂有时候装糊涂——外国列强一旦要“亮家伙、来真的”他马上就主张妥协退让。新疆之议只是一个开始。

  朝廷最终接受了左宗棠的意见。这里面有个关键因素是左宗棠不仅道理讲得好,还坚持要亲自带兵进新疆,承担全部战争责任。这种关系国家命运的抉择,道理说破天,如果无人愿意站出来承担责任,往往会在互相推诿中消耗时间,永远没人敢拍板。既然左宗棠愿意解决一切问题并承担全部责任,朝廷拍板的压力就小了很多。

  新疆这个地方的特点是:干旱且大部分地方都是沙漠和戈壁滩,但它却主要是个农耕区域而非游牧地区;距离关中平原比蒙古更远,但交通却比蒙古更加便利。由于深处内陆,受青藏高原和帕米尔高原包围,海洋季风吹不过来,常年少雨干旱,但是,周边雪山众多,雪水定期融化形成宝贵的淡水,流到地表的部分会迅速蒸发,只有地下的暗河可以经常性利用。有帕米尔高原阻挡来自西伯利亚的寒风,冬天也远比蒙古高原温暖。这样,在有山体遮挡冬季暴风雪的地方,就会形成一片适合农业耕作的区域。这些区域数量不多,面积不大,基本都集中在帕米尔高原西侧和天山两侧,养育不了很多人口。新疆整个区域地形落差巨大,高山非常高,无法翻越,但高山之间的谷地海拔很低且十分平坦,交通实际上非常方便。军队可以快速运动。连接新疆和关中平原的河西走廊,是一条宽阔的山谷,沿途灌溉农业发达,大宗物资运输畅通无阻。整个新疆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呈一个“横着写的Y字型”分布,天山是“一横”,南疆北疆是两个分叉。天山北侧有一个“古城”,可通往乌鲁木齐;南侧最主要的据点是哈密和吐鲁番,也是入疆主通道。哈密在天山东端,是新疆进入河西走廊的咽喉;吐鲁番在天山中部,是个分叉路口,连接南北疆,往西北走通往乌鲁木齐,再往西就是伊犁;从吐鲁番往西南走就进入南疆。

  汉唐时期,中原政权的军队从关中出发,沿着河西走廊征服西域南北,然后在那些小片的农耕区域进行屯垦,就地解决部分粮食问题,以保障丝绸之路贸易通道的安全。宋朝积贫积弱,连关中平原和华北平原都不能有效控制,也就谈不上关心河西走廊和蒙古的安全,跟新疆就隔得更远。明朝收复了燕云十六州,恢复了对关中平原的完整控制,在新疆天山山脉的东端哈密建立军事据点,以巩固国防。由于此时丝绸之路已经中断,海上贸易成为主流,主要的军事威胁又来自北方的蒙古,明廷只满足于控制哈密以拱卫关中,集中力量组织郑和下西洋等海外扩张活动,没有再进一步恢复汉唐时期的西域边疆。

  满清以北方蛮族征服中原,先征服蒙古再南下灭明,满蒙联盟是其统治根基。新疆对清朝的重要性便远高于明朝。对明朝而言,蒙古是敌国;对满清而言,蒙古是第二本部,是八旗兵的主要兵力来源,仅次于东北,必须保。这也是康熙和乾隆倾尽全力也一定要消灭准格尔汉国的主要原因。这种战略方向的转变,我们在第三卷已做过分析。

  针对新疆的特殊地理情况和当时清朝面临的处境,左宗棠制定了“缓进速战、先北后南”的策略。也就是花长时间做好后勤保障工作,然后集中优势兵力快速进军,速战速决,以减少长途运输带来的巨大花销。阿古柏在北疆势力薄弱,乌鲁木齐为新疆经济中心,周边区域是新疆最大的粮食产区,又联通伊犁,及时收复具有战略意义,所以应先收复北疆(主要是乌鲁木齐)再收复南疆。

  1875年,左宗棠被任命为钦差大臣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择机出塞平叛新疆。左宗棠花了一年又四个月的时间准备,大量精简老弱士兵,在哈密就地开展屯垦,又从河西走廊、新疆东部、河套平原等地大量采购军粮囤积,甚至还找了几个俄国商人购买来自伊犁的粮食。

  其间最重要的其实是筹措军费。左宗棠想直接找英国等西方列强借款,初步预计要借1000万两。战争经费的特点是峰值高,“枪炮一响,黄金万两”,但不是每年都有,仅有极少数年份会有大规模战争。“一次举债、分期偿还”也有利于把战争成分平均分摊到各个年份,减轻战时财政压力。通过举债来打仗的做法是近代欧洲国家的惯例,也算是国际先进经验。

  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天国期间就开始不断向国外银行借钱来支撑军费,但之前一般都是几十万两的水平。最大的一笔战争借款是台湾防御战。1874年,日本借口琉球问题侵略台湾,朝廷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去台湾负责防卫,沈葆桢找汇丰银行借了200万两银子来解决军费问题。左宗棠就去跟沈葆桢商议,把这里边的程序搞清楚。但想不到,竟然被沈葆桢给顶了回去。

  ——曾国藩手下镇压太平天国的四大湘军名臣,李鸿章、曾国荃是一路人,做事情喜欢公私兼顾,以权谋私有一套;左宗棠和沈葆桢是一路人,有公无私、清正廉洁,不搞阴谋诡计。曾国藩位于中间,自己不收钱敛财,生活也很简朴,但会照顾自家兄弟,功劳和钱粮都优先给曾国荃,其他兄弟在湘乡老家利用其权势代理诉讼、包办钱粮等多种方式疯狂敛财、横行乡里,他也明知故纵。至于其部下各种贪腐劫掠,也一概纵容。所以沈左二人与曾国藩决裂,彼此之间又惺惺相惜,私交甚好。

  沈葆桢当船政大臣是接替左宗棠的位置。左宗棠离任前往陕西的时候,极力向朝廷推荐“此事(船政)非沈葆桢不可”。但沈葆桢完全不考虑左宗棠推荐自己出山的“恩惠”,坚决不同意左宗棠借外债。不仅不同意,还主动上奏朝廷公开反对,说借钱用来搞建设可以,用来打仗不行,因为搞建设能赚钱,打仗其实最后还是财政还钱,反而多出来很多利息,增加国家财政负担。

  沈葆桢此举,实则是“片面海防”和“海塞防兼顾”争议的持续。沈葆桢做事从来都是对事不对人,虽然在操守人品上与左宗棠心心相通,但在国防战略上,他更倾向于李鸿章的“片面海防论”。当了那么多年船政大臣,又亲自前往台湾组织防御,沈葆桢对来自日本的威胁比谁都感受强烈,而对在遥远的西部边疆大举用兵不以为然。在他看来,为了海疆防御向外国借钱可以,为了新疆借钱那就不值当了。为此,沈葆桢开始跟李鸿章走近,鼎力支持其海军建设计划,而与左宗棠疏远了。

  朝廷看到沈葆桢的奏折,最后决定户部出200万两,各省出300万两,允许左宗棠借外债500万两,用于西征军费。各省的300万两没法按时凑齐,只给了大概100万两,左宗棠就拿着800万两银子先开打了。后来又于1877、1878、1881三次举债,总共借了接近2000万两银子的外债,才最终解决了收复新疆的军费开支。

  真正进兵的过程非常顺利,一切如左宗棠所料。1877年4月正式出兵,从肃州到乌鲁木齐路程超过两千里,远征军在路上就走了四个月,8月中旬开始围攻乌鲁木齐外围要塞古牧地,用了五天时间攻克。消息传到乌鲁木齐,敌军直接弃城逃跑。北疆(除伊犁外)在11月初全部荡平。此时新疆入冬,部队在北疆休整并就地解决粮食问题,第二年春天出兵南疆,也是一路势如破竹,阿古柏自杀身亡。1878年1月,除伊犁外,全疆恢复。

  战局如此顺利的原因,首先是清军准备充分,粮食弹药充足,且武器先进。阿古柏手下有五万军队,且三分之一是骑兵;清军只有两万,骑兵比例不足五分之一。但阿古柏军队的火器大部分还是火绳枪,其中有一万支左右的后装击发枪,也全是老式单发枪。清军直接从美国进口的斯宾塞步骑枪,又称“后膛七响洋枪”,可以七连发。这对于单发步枪而言就是碾压性优势。

  跟镇压太平天国一样,清军真正的优势是重武器而非轻武器。其主力火炮是左宗棠所称的“螺丝开花炮”。所谓“螺丝”就是拉了膛线的炮,“开花”就是炮弹能爆炸,炮弹也因此从圆形变成了尖头,方便后装击发。这东西比传统滑膛炮轻便许多,运输方便,射速更快,威力巨大而且准确度很高,非常适合用于远征军攻城。

  比后膛炮更先进的重武器是从美国买的加特林机枪。它是美国人加特林在1862年发明的,是马克沁机枪发明之前最先进的机枪,虽然比较笨重,但每分钟可以射出600多发子弹,这在晚清战场,简直就是穿越武器。

  这些新式武器在英国德国俄国等列强的军队中都还没有大量装备,说左宗棠的西征军已是当时全世界装备最先进的陆军也不为过。

  左宗棠平定甘陕期间就已开始谋划收复新疆,提前在西安和兰州建设了兵工厂,生产需大量消耗的弹药,避免花大价钱进口和从沿海高成本运输。这样,那些先进武器的弹药供应也相当充足。

  要办成这些事儿都要花大价钱,左宗棠不惜举借巨额外债,就是为了赢得在装备方面的优势。

  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阿古伯的军队是侵略军,战斗意志极低。浩罕人占据了几乎全部中高层职位,用“拉壮丁”的方式在占领区强制征兵,又征收极重的税负,搞得人民苦不堪言。清朝之前在新疆一直是财政补贴,是倒贴钱而不是征税,驻军开支全部来自中央国防经费或屯垦,不用本地居民出一分钱,甚至连士兵都来自内地而非本地。两相对比,民心自然倒向清军这边。这样,阿古柏政权的基层士兵跟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绿营士兵一样,缺乏国家主人意识,毫无意愿为这个侵略政权拼命,属于被逼着上战场,只能在长官的监视下躲在城墙堡垒后边消极防御,没有主动作战意识。被清军的猛烈炮火一通狂轰,堡垒出现缺口,立刻就一哄而散。相反,清军主力——楚军内部的满蒙特权现象已不复存在,士兵的工资待遇比八旗兵还好。太平天国以后,满洲特权被限制在中央枢机,普通中国人对民族歧视的感知已经很淡薄了。士兵们的国家意识较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的绿营军队有极大提高。加上左宗棠治军严谨,手下将领也都比较公正廉明。双方军队的战斗意志差距极大。

  第三个原因是阿古柏跟明末的孙承宗、袁崇焕,北宋的范仲淹等不懂军事的文官统帅一样,采取了分散消极防御的“堡垒战术”。将五万兵力分散在十多个大小不等的城市或要塞,消极等待清军进攻。让数量仅为自己三分之一的清军几乎在每一场战斗中都占据了兵力优势,被清军集中火力挨个轻松攻破。

  消灭阿古柏以后,清政府乘机要求俄国兑现承诺,交还伊犁。俄国刚开始态度强硬,清廷则准备妥协。左宗棠坚决反对,摆出一副要拼了老命的架势,亲自带兵从肃州出发前往新疆,增兵到4万人,还给制作了一口棺材,命人从肃州一路随军抬到哈密,说自己已经快七十岁了,不打算活着回到中原,一定要收复伊犁。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左宗棠抬棺西征”。俄罗斯继续增兵伊犁,并派出黑海舰队的军舰到东南沿海巡逻,以示威胁。天津、辽宁和山东也拉响了战争警报。双方似乎剑拔弩张,一场大战一触即发。

  清廷考虑再三,还是不敢跟俄国打仗,将左宗棠调回北京。俄国这边其实也是虚张声势,因为它刚跟土耳其打完第十次俄土战争,打是打赢了,但旷日持久、消耗巨大。战后,英国、德国、法国等列强跑来干预,逼着它吐出了大部分胜利成果。它与西欧列强争夺巴尔干半岛的局面高度紧张。俄国人民对连年战争带来的痛苦极度不满,革命形势高涨,革命派和保守派都对沙皇不满,多次发生沙皇遇刺事件。这个时候在新疆大规模动武实在危险。伊犁之所以能长期被清朝控制,就是因为它从中亚过去非常困难,而从乌鲁木齐过去十分方便。一到冬天,从俄国前往伊犁的通道就会完全中断。伊犁本地的物资并不足以支撑大规模的战争消耗。万一战局不利,跑都没法跑。装备了最新式枪炮的清军消灭阿古柏所表现出来的战斗力绝对不是开玩笑的。1875年,阿古柏在北疆的扩张引起了俄国的警惕,集结了2万军队准备对付阿古柏。俄军对阿古柏军队的战斗力评价是比较高的,想不到会被清军像开推土机推土一样的轻易铲平。加上主帅左宗棠抬着棺材要来拼命,想快速击败清军几乎不可能。

  这种情况下,俄国方面也表示愿意谈判。最后,几经波折,双方终于在1881年2月达成一致,清朝向俄国支付900万卢布的军费,以换回伊犁。

  ——和约签订一个月以后,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遇刺身亡。如果清廷不召回左宗棠,坚持在伊犁用兵,可以肯定还能谈出来更好的条件。

  1882年到1884年,清俄双方又签订了一系列边界和通商条约,双边形式趋于稳定。从1880年开始,清政府开始大规模裁减塞防军费,并停止将海防经费用于偿还西征债务,国防战略正式向以海防为主转型。左宗棠先西后东、先塞防后海防的思路变成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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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5-5 18:13:42 | 显示全部楼层
  丁戊奇荒:一场鸦片引发的空前巨灾

  收复新疆取得巨大胜利的同时,在中国北方内部地区,却在上演了一幕罕见的大规模饥荒。这场饥荒是中国历史上和平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大约有一千多万人饿死,另有两千多万灾民逃荒乞讨。饥荒发生在1877至1878年。1877年为丁丑年,1878年为戊寅年,史称“丁戊奇荒”。

  大饥荒爆发的直接原因,是华北地区连续三年的旱灾。但中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高度频发的国家,每隔几十年就会发生一次大区域性的水旱灾荒,政府和民间都有很丰富的赈灾抗灾经验。只要不是大规模战争,通过政府救济和民间自救,基本上都可以避免饿死数百万人这种极端灾难。“丁戊奇荒”能够创下千万级的饿死人历史记录,“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罂粟的大规模种植极大的压缩了粮食种植面积,让华北地区的粮食生产处于一种“刚刚够吃”的“紧平衡”状态。当连续的旱灾导致大规模粮食歉收以后,就会出现严重的饥荒。从根本上说,它的西方殖民入侵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

  我们在第三卷“海权帝国”一节中讲过,从1769-1773年,孟加拉地区爆发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饥荒,有超过一千万人饿死。这次饥荒的主要原因,就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地区强占大量土地种植罂粟,用于制造鸦片向中国出口,导致该地区粮食产量不足。在自然灾害爆发以后,东印度公司为了保障上交给英国财政部的利润,不仅不降低农业税比例反而还提高了。上千万孟加拉人民成了全球殖民贸易体系的牺牲品。

  一百年后,沦为半殖民地的中国再次爆发大饥荒,刷新了孟加拉大饥荒的历史记录。

  跟孟加拉大饥荒相比,“丁戊奇荒”爆发的根源是一样的,但具体表现形式有所不同。它主要不是殖民者造成的,而是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在无力抵抗西方殖民入侵的情况下,为了攫取更多的财政收入以维护其反动统治而采取的一系列荒唐无耻的应对政策的后果。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被迫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长期的鸦片进口在国内培育了一个巨大的毒品消费市场,鸦片上瘾人数激增,各大城市鸦片馆如雨后春笋一般的出现。地方政府和农民们都很快发现,种植罂粟比种粮食来钱快得多。一亩地大概可以收获50两鸦片。地方政府可以从鸦片交易中“抽厘”也就是收取厘金,每50两鸦片的厘金是一亩土地税的差不多20倍之多。农民们也发现,种植一亩罂粟在缴纳完各项税赋之后,收入也大大高于粮食。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农业结构开始迅速“毒品化”。

  在1874年之前,清政府没有明确放开种植罂粟和熬制鸦片,严格来说它还是违法的。但地方政府在利润驱使下,根本不管这些,中央政府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中国所有的省份都开始大规模种植鸦片。

  这种情况下,一种打着“爱国”幌子的可怕论调开始在决策层中占据上风。它实际上是鸦片战争之前“弛禁派”思想的延续和加强,认为反正打不过列强、禁不了鸦片进口,不如干脆彻底放开国内鸦片种植,跟进口鸦片竞争,好歹可以富民和增加政府税收,不至于让鸦片贸易的好处都让洋人赚走了。不仅在官场,在民间也有很多人持类似观点,其中就包括青年时代的孙中山和洋务运动时期著名的改革思想家郑观应。

  最终影响决策的是淮军大佬李鸿章。他在1874年上书请求放开民间鸦片种植,“暂弛各省罂粟之禁”,理由是“不但夺洋商利权,并可增加税项”。而且还进一步发挥想象力,说等国产鸦片替代了进口鸦片之后,再全面禁止鸦片就不会受列强干预,比较易行。

  在李鸿章等人的推动下,清政府终于在1874年正式宣布种植罂粟和制作鸦片全面合法化。

  面对外国疯狂的毒品进口,不去想怎么自强自立以根绝其进口走私,却幻想在国内合法大规模种植跟国外毒品“抢市场”,以更大规模的、更廉价的毒品来毒害更多的中国人,换来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这种思路竟然在太平天国战争以后成为清朝朝野精英阶层的共识,实在是骇人听闻。此时中国整个精英阶层的不可救药可见一斑。一个支持在本国进行大规模毒品种植和生产并在本国销售的政府,哪里能有一丁点统治中国的合法性呢?

  在这一轮疯狂的罂粟种植浪潮中,西南地区的四川、云南、贵州种植数量最大。贵州因其特殊的气候土壤条件,所产鸦片质量最好,比进口鸦片更受欢迎。云南省种植比例最高,超过三分之一的土地用于鸦片种植。“天府之国”四川产量最大,据学者估计,大约占了全国鸦片产量的40%。巨大的鸦片产量成了后来北洋时期云南、四川等地军阀割据的重要经济基础。

  华北和西北地区土地相对贫瘠,产量远不如南方地区,但种植面积也很大,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尤为严重。陕西八百里秦川,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竟然也是“遍地罂粟”。1877年,山西530万亩耕地中,土质最好的60万亩,全部用于种植鸦片。《温洗马戒吸食鸦片栽种罂粟说》一文中说:“今自罂粟盛行,每县之田,种罂粟者不下十之三四,合全省土田计之应占十五万顷。”

  在正常年景,这种“毒品化”的农业结构看起来问题不大——粮食够吃、种植鸦片又能多赚钱,地方政府和农民都很满意。在李鸿章管理的直隶天津口岸,1875年鸦片进口量占进口总量的比例为15%。而在李鸿章刚上任的1870年,这个比例是30%。五年时间下降了一半,李鸿章的“进口替代战略”看起来颇为成功。各地政府的隐形财政收入也因此大增,“小金库”爆满。

  但“鸦片替代”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不论官府还是民间的粮食储备都因此大幅度下降,一旦到了大灾之年,粮食就会极度短缺、大规模的饥荒遂不可避免。此外,大量吸食鸦片的“瘾君子”身体状况变得很差,缺乏抵抗饥荒的能力,这也极大的提高了饥荒带来的死亡率。

  就在李鸿章上书议定鸦片种植合法化之后三年,“丁戊奇荒”爆发了。

  时任山西巡抚的曾国荃在奏章中说:“此次晋省荒歉,虽曰天灾,实由人事。自境内广种罂粟以来,民间积蓄渐耗,几无半岁之种,猝遇凶荒,遂至可无措乎。”

  “人事”的核心,就是以李鸿章为代表的后太平天国时代统治精英,对外无力抵抗列强的鸦片输入,对内不顾人民死活,在国内纵容和推广鸦片种植的无耻行径。

  接替曾国荃担任山西巡抚主持救灾的张之洞也赞同鸦片加重饥荒的观点,在奏章中说,经过调查,山西恒曲这个地方鸦片产量最多,饿死的人数也最多。其时担任甘陕总督的左宗棠也认为陕西地区的饥荒“乃鸦片之一大劫”。

  张之洞在调查报告中写道:“晋患不在灾而在烟。有嗜好者,四乡十人而六,城市十人而九,吏、役、兵三种几乎十人而十矣。人人枯瘠,家家晏起。堂堂晋阳,一派阴惨败落景象,有如鬼国,何论振作?”

  若张之洞的调查准确,中国社会当时吸毒比例实在是高的吓人——城郊地区40%,城市地区90%,政府基层吏员和士兵差不多百分之百都在吸食鸦片。当然,这个比例肯定不是总人口比例,而应该是成年男性中的吸毒比例,但即使考虑到这一点,张之洞的调查结论依然足够触目惊心。张之洞甚至不顾忌讳,在奏章中用“鬼国”一词来形容当时的局面。以毒化整个民族为代价来实现“鸦片进口替代”,可以说是丧心病狂,几乎就是对中国人进行有步骤的种族灭绝。

  左宗棠收复西北的军事行动,其军费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外债和各省的财政划拨。英国人控制的海关税收和各地的“鸦片财政”是支持左宗棠在新疆军事行动的重要经费来源。尽管晚清精英阶层在收复新疆方面功勋卓著,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它是以丧权辱国和毒化中华民族为代价来实现的。在对外无法独立自主、对内不能革故鼎新的情况下,这样的军事胜利并不能扭转整个国家民族的整体衰落沉沦的大势。

  左宗棠本人倒是一直坚决反对鸦片种植合法化的。他跟张之洞两人是晚清禁烟派的代表人物。在左宗棠和张之洞的主持下,新疆、甘肃、陕西和山西都大力施行了铲除罂粟、退田还粮、禁食鸦片的运动。1883年,山西全省的鸦片种植都已经基本禁绝。但是,他们个人的努力不能改变大局,随着“丁戊奇荒”的惨痛记忆逐渐淡去,以及左宗棠和张之洞先后调离,这些地方的鸦片种植都在很短的时间内恢复。到1906年,满清灭亡前五年,国产鸦片58.4万担,而进口数量仅为5.4万担,国产数量达到了进口的十倍以上,鸦片的自给率达到91%。鸦片种植和生产成为了中国的支柱产业,中国的鸦片产量和消费量超过了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满洲政权为了维持其统治,将中国变成了全球第一大毒品生产国。这个数据再次证明太平天国的英雄志士们推翻清朝的革命行动是多么迫切、必要和正义。中国作为鸦片生产大国和消费大国的状况,一直持续了近百年,从晚清延续到了北洋军阀和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直到中国共产党革命成功之后才被彻底改变。

  “丁戊奇荒”期间,没有爆发大规模的人民起义,这一事实被很多人津津乐道,认为是政府和民间士绅组织救援得力的结果。救灾搞得好不好,显然应该是以救了多少人来衡量,而不是以有没有人造反来衡量。一场饥荒下来,饿死一千万人,还非要说救灾组织得好,当然是胡说八道、枉顾基本事实。正确的说法应该是:由于中央政府统一调度能力低下加上官僚士绅们的腐败无能,各地救灾组织混乱,才让这么多人饿死。此时的中国社会组织动员能力,已经陷于一盘散沙,跟明朝末年万历时期的赈灾、清朝中期乾隆年间的赈灾比起来,差的太多。明朝万历四十三年、四十四年的大饥荒无论持续时间还是影响范围都与“丁戊奇荒”类似,但在万历皇帝的积极组织调动下,不仅没有爆发大规模暴动,也没有出现成千上百万人饿死的情况,这才能叫赈灾得力。

  如同我们在“革命之源”这一节中所分析的那样,老百姓并不会仅仅因为“吃不饱饭、活不下去”而造反。中国的老百姓大多数都是善良而正直的,如果仅是个人运气不好,他们即使饿死也不会去危害社会。革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长期以来,儒家所书写的历史极为不愿意承认人民革命是因为统治阶级腐败无耻造成的,而是片面去强调“天灾”的影响。每到改朝换代天下大乱的关头,正史上都会反复强调全国各地出现了“大灾”,导致饥民遍地,才出现了大革命。以至于许多人都有类似的看法:王朝末期的大革命主要都是因为人口无节制的增长、粮食不够吃造成的。对明朝之前的历史,我们已经无法考证其真伪了,官修正史里边说啥就是啥了。但明清时代的史料还算丰富,可以对照分析。万历年间的大饥荒,并没有引发大革命。太平天国起义,也并不是大规模的自然灾害诱发的,甚至太平军从广西到南京的大进军,所过之地都没有大规模饥荒。大饥荒既不是大革命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清军入关南下、征服中国期间,遍地都是老百姓造反,也跟有没有饥荒没关系。大革命主要是因为统治阶级对人民的过度压迫所诱发的。“丁戊奇荒”这种确实是由自然灾害引发的大饥荒,老百姓并未因为粮食歉收而怪罪政府,一吃不饱就要造反。饥荒可能会诱发革命,但大革命爆发的主要原因,一定是人为的社会不公正,以及老百姓能够普遍的认识到这种不公正与当权精英腐败无耻之间的联系。

  “丁戊奇荒”没有诱发大革命,首先是经过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的“优胜劣汰”,新一代统治精英腐败无耻程度有所好转,官民矛盾也就没那么突出,像李鸿章和盛宣怀这两个晚清巨贪,在这个时候都还没那么坏,在赈灾过程中干了一些实事,参劾了一批老官僚,换上了一批淮军系新势力,这些“新人”一开始确实比老官僚要清廉能干一些;其次是有胆量敢造反的人物被二十多年的镇压活动杀得差不多了,也就是说这一代中国人中间敢造反的那一批人早跟着太平军和捻军反了,剩下的多是比较老实好欺负、饿死也不敢造反那种,新一轮大革命只能由下一代中国人来完成;第三就是鸦片大规模种植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比较复杂,要让这个年代的华北地区老百姓认识到“清政府腐败无能——不能抵抗列强入侵——无法禁烟——只能放开鸦片种植——粮食储备不足——灾年大饥荒”这一长串因果链条,超过了底层人民的认知能力。既然老百姓不觉得自己饿肚子是官府的错误造成的,也就不会大规模造反,饿死了也只怪自己命运不幸而已。

  简单来说,就是,老百姓吃不饱饭,并不一定造反,须要能想明白吃不饱饭背后的原因跟统治者的关系,才会造反。纯粹为了谋生存而违法犯罪,只会让人变成土匪,不会让人成为革命者。老百姓无法正确认识大饥荒的根源,也缺乏英雄人物来带头和组织,才是“丁戊奇荒”没有诱发大革命的主要原因,清政府和民间的赈灾行为只是次要因素。我们不能拿有没有爆发革命来作为赈灾效果好坏的检验标准。“丁戊奇荒”反应了当时中国社会赈灾能力低下,远远低于明清大一统时期的正常水平。有些人拿着“没有爆发革命”来作为当时官僚士绅们赈灾有功的证明,是基于错误的逻辑和对中国历史的错误认识做出的错误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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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5-8 11:38:43 | 显示全部楼层
  甲申易枢:中法战争与慈安太后暴亡带来的洋务运动大转折

  “丁戊奇荒”和平定西北的战争结束后,南方与法国的战争又爆发了。这一次是海陆两个方面的对决。

  事情的起因是法国从1860年代开始侵略越南,想把越南变成其殖民地。而越南在历史上长期是中国的属国,不断向中国求救。1880年代之前,法国主要集中力量侵占越南南部,对中国西南边疆安全尚未构成威胁。清廷自顾不暇,也并没有为越南提供实质帮助。1880年后,法军开始往北方进犯,与清军的冲突就不可避免了。

  在此之前,越南境内一直有一支“中国军队”在帮助越南抵抗法军侵略。这支军队叫“黑旗军”,原本是广西境内天地会起义军,首领刘永福。太平天国被镇压以后,1867年,清政府任命冯子材为广西提督,镇压广西境内的起义。冯子材也是广西天地会起义军出身,后来投降清军,跟着向荣从广西一直到南京江南大营,经历了两次太平军踏破江南大营之战。李秀成踏平江北大营的时候,冯子材奉命带了5000人去江北支援,结果被李秀成打的几乎全军覆没,只有三百多人跑了回来。虽然老是打败仗,但毕竟在一流高手面前走过招,水平还是锻炼出来了。

  天地会的战斗力比太平军差了很多。在冯子材的攻势下,广西境内的天地会起义军土崩瓦解,刘永福被迫带着数百人退入越南境内。天地会的队伍都以各种颜色的旗帜来表明“山头”,刘永福用的是黑旗,因此被称为“黑旗军”。

  一同退入越南的天地会义军有很多。越北山区土地贫瘠,养不活那么多军队,这些队伍之间为了争夺生存地盘也不断发生火并。刘永福最后胜出,越南政府也默认了他的存在,还给他封了官。1873年,法军进犯越南北方重镇河内。法军不到200人,就把越军7000人打的屁滚尿流,丢掉了河内。越军紧急向黑旗军求救。1873年12月,刘永福带领兵1000南下。他先派了一小撮越军前去挑衅,法军统领安邺轻敌中计,带着二十多人就出城应战,在城外的纸桥这个地方被黑旗军包围。安邺及其副手等五人在战斗中被击毙,剩下的突围逃回河内。这场战斗被称为“第一次纸桥之战”,尽管只击毙了法军五人,黑旗军这边也牺牲了七人,规模不大,但却是近代以来东亚军队第一次击败西方列强的正规军——太平军虽然击毙过法军少将,也击败过“常胜军”这种外国雇佣军,但没有取得过对英法联军的战役胜利。当时正在搞维新变法的日本对这一战极其注意,在报纸上大肆报道,将刘永福宣传为跟诸葛亮一样的名将。

  黑旗军随后包围河内。法国当时在越南投入的兵力还很少,前锋部队一出战就被干掉了指挥官,受此挫折,被迫退出了越南北部。

  过了十年,法军卷土重来。这次由海军上校、交趾支那舰队司令李威利带着军舰,从海上登陆占领了河内。1883年5月,刘永福再次南下,双方又在纸桥这个地方开打,史称“第二次纸桥之战”。这一回法军没有很轻敌,派了400多人出战。刘永福这边经过十年发展,增加到了3000多人。这一仗法军输的更惨,死伤两百多人,李威利也被当场击毙。这是太平天国之后中国军队击毙的品级最高的列强军官,完成这一壮举的同样是革命军,而非政府军。

  第二次纸桥之战前,清政府就已经应越南方面的请求,派军进驻越南北部。但清政府并不想打仗,李鸿章一直在与法国代表谈判,清军没有参加纸桥之战。

  1882年11月,李鸿章正式会见法国驻华公使宝海,双方经过两天的谈判,快速达成和平协议草案,史称“李宝协定”,大体条款是清军退出越南,但法国保证不侵入越南北部,给清军留下“安全缓冲区”。李鸿章对这个条款非常满意,和谈氛围也很融洽,便安心等着法国政府签字生效。

  等了一个月,宝海突然通知李鸿章:法国议会拒绝了这个草案,议和终止。战事随即重启。李鸿章大惊失色,赶紧派人去找宝海抗议,宝海却躲起来拒不接见,也不再回复李鸿章的任何信息。

  原来,法国内阁倒台,强硬派总理茹费理上台,鼓吹对华发动全面战争,在国会通过了一笔军费拨款。但是,法国从全球调集援军需要时间,为了避免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遭到清军攻击,才派宝海与李鸿章“和谈”,以优厚的承诺换取休战。求和心切的李鸿章果然上钩。宝海在后来给法国外交部长的信中说:“这一允诺(李鸿章承诺的和平条款草案)的第一个效果是使中国部队撤离东京(河内),退至边境,从而使我们在众多敌人包围而陷于灭顶之灾的河内驻军解脱出来”。

  12月,远东法军已完成了增兵,便立刻终止和谈,向驻越清军发动进攻。两日后,清军战败撤退,法军占领越南山西。中法战争正式开打。

  中法战争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1861年“辛酉政变”后长期跟慈禧共同垂帘听政的慈安太后在1881年突然暴病身亡。

  慈安太后一直比较低调,大臣陛见的时候基本都是慈禧在说话,她最多寒暄两句家常,外界对其政策主张和人事偏好了解很少。但清廷的军政决策方向确实在慈安去世前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直接影响了中法战争乃至中日甲午战争的结局。我们还是需要透过极少的史料对这位低调的太后做一些分析。

  一般认为,慈安权力欲望不高,倾向于放手让恭亲王奕?全面主持政务,两宫太后尽量少干预决策。慈安作为咸丰的正宫皇后,政治地位要略高于慈禧,对权力欲极强的慈禧是个制约。其性格温和,懂得抓大放小,跟慈禧的关系也还可以。两宫太后一个幕后一个台前,总体而言合作多过斗争。

  不过,慈安也并非什么事儿也不管。1869年,慈禧有个宠爱的太监叫安德海,借口预备同治帝大婚典礼,再三请求慈禧太后派他到江南置办龙袍、预备同治皇帝婚礼所用之物,获得慈禧许可。清朝一直有太监不奉差遣不准离京的惯例,慈禧点头同意之后,也没想着要给安德海发放正式公文。不管在慈禧还是安德海看来,这些规矩根本管不到自己头上。慈禧想给自己亲儿子办一个豪华婚礼,这是她派安德海南下的主要原因。结果安德海走到山东,就被山东巡抚丁宝桢以没有公文擅自离京的罪名给抓了起来,并上奏朝廷。朝廷反应极为迅速,以军机处密令的形式让丁宝桢将安德海“毋庸审讯即行就地正法”。这显然不会是慈禧做的决定,只可能是慈安拍板。甚至有野史传言说丁宝桢抓捕安德海就是慈安和奕?在幕后策划的。慈禧吃了个哑巴亏,也得到了教训,从此后加强了对身边亲信的管束,同治皇帝的婚礼也搞得相对节俭。当时有个英国记着专门跑到北京参观中国皇帝大婚,他说:“(接亲队伍的)花轿上看不到粗俗的珍珠和黄金饰物,相反,它的整个装饰效果显得既质朴又贞洁。正因为这花轿队伍的朴实无华,我听见别人说,跟中国其他的皇帝婚礼相比较,这次显得寒酸。”

  这个事儿也看得出,慈安虽然低调,在关键问题上不含糊,明白对掌握最高权力的人而言,各种大政方针其实都是小事儿,管好制定大政方针的人才是关键。她的任务就是管好慈禧和奕?——或者说协调好慈禧和奕?的关系,其他事儿其他人一概不管不问。

  有了慈安的支持,恭亲王奕?才能放手做一些动作比较大的改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镇压完太平天国以后,听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汉族大臣的建议,积极推行“洋务”,大力购买外国先进武器,建立近代化的兵工厂仿制西洋轮船枪炮,以及派遣留学生出国和开办新式学校培养洋务人才、改组绿营训练新式军队等等。这一轮改革被后世称之为“洋务运动”。前文提到,得益于鸦片战争以后的对外贸易繁荣,清政府海关和厘金税收暴涨,通过“洋务运动”,新增的财政收入很大部分被用于这些富国强兵的事业之中,而不是被满洲权贵和贪官污吏浪费掉,算是不错的成绩。左宗棠带兵西征收复新疆,从俄国人手中讨回了伊犁,便是“洋务运动”的最大成果。历代大一统王朝,在经过太平天国这种规模的打击以后,还能把局面搞成这样的,实在罕见。这一时期清廷是同治皇帝和光绪皇帝在位,也被清廷得意的称之为“同光中兴”。

  同治皇帝在1875年死去,没有儿子,也没有亲弟弟,按照嫡法,就应该由血缘最近的堂弟——也就是其父咸丰皇帝最亲的弟弟的嫡子继位。这跟明朝正德皇帝朱厚照死后,由他的父亲明孝宗朱祐樘的弟弟的儿子朱厚熜继位一样。咸丰是道光第四子,最亲的弟弟是道光第六子奕?(第五子已死且无后)。奕?正好有一个嫡子,且已经成年。但如果这样,奕?的地位就很尴尬,他要么辞去一切职务,要么就得天天向自己儿子磕头请安,或者当太上皇。无论哪一种都会造成政治剧震。奕?还非常讨厌自己这个大儿子,认为他不学无术、行为荒唐,不配当皇帝。最终,皇位由道光皇帝第七子奕譞的嫡子继承,这就是光绪皇帝。光绪此时才四岁,在继位之前先被安排过继给咸丰皇帝当儿子,继承咸丰的皇位,两宫太后的地位也就得以继续保持。奕譞也很识相的主动上奏请求辞去一切职务,获得批准。

  奕譞的王妃是慈禧的妹妹,光绪即由其所生。因此一直有传言说光绪继位是慈禧故意安排的,让自己外甥当皇帝。但从嫡法来看,若奕?的儿子不继位,接下来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就是光绪,没有排除其他更有资格的候选人。皇帝从亲儿子变成外甥,这对慈禧的权力地位并不更有利。慈安的地位也并未因此削弱,两宫之间的权力制衡格局并未因光绪继位而发生改变。

  一直到慈安去世,慈禧才真正全面掌权,其两大缺点就逐步暴露了出来。一是胆小、怕打仗,尤其是跟列强打仗,遇到需要做抗击侵略的战争决策就开始哭,说得最多的就是“不愿再经咸丰故事”;二是铺张浪费,喜欢疯狂花钱给自己修园子、办寿宴。这两个缺点其实也是一体两面——因为贪恋权位富贵,也就更害怕失去权力地位。

  慈禧精于权谋、热衷抓权。有低调、节俭的慈安在幕后制约着,她有精力也有能力去试着办些正事,但失去慈安的制约,很快就跑偏了。后来在北洋水师建设过程中,天量的国家经费被慈禧挪用于颐和园工程建设、给自己办六十大寿庆典、给光绪皇帝办理大婚,成为了中日甲午战争清方惨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慈安一直健在,像捕杀安德海一样及时出手予以警示,慈禧不可能搞得这么过分。所以我们才说,慈安的去世对甲午战争的结局也有很大影响。不过这是后话,从近期来看,慈安去世对中法战争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恭亲王、左宗棠失势和李鸿章被重用这个问题上。

  慈安是否在对外问题上持有比慈禧更强硬的态度呢?直接的史料是没有的。两宫太后之间的沟通,没有任何史料记录。不过,慈安跟主张强硬的左宗棠关系更好,慈禧跟主张对外妥协退让的李鸿章关系更好,这倒很明显。左宗棠在西征期间,得到了清廷的有力支持。回到北京以后,陛见两宫太后,慈禧竟然以身体不适为由缺席,慈安单独接见了左宗棠。

  进京之前,左宗棠在城门口被守城太监拦住,索取4万两银子才让进京,声称这是外地大臣进京陛见的老规矩,官位越大交的越多,左宗棠这种级别的标准是10万两,4万两银子已经是很给面子了。左宗棠怎么会吃这一套?坚决拒绝,为此跟守城太监对峙了五天,最后一分钱没给进了北京。这个太监为什么如此大胆?背后是谁在撑腰呢?难道真的是不给钱就见不到太后,慈禧在采用如此低劣的手段敛财?如果不是,左宗棠收复新疆名震天下,一个太监如何敢当真把他拦在北京城外五天之久呢?

  慈安与左宗棠的会见场面相当融洽。她对左宗棠嘘寒问暖、关怀备至,说的左宗棠这种硬汉也忍不住流下眼泪。慈安问左宗棠为何流泪?左宗棠只推说是人老了眼睛不好,又被路上的风沙刺激所致。慈安便让太监把咸丰皇帝用过的一副墨镜拿过来给左宗棠戴上,以遮挡眼泪。左宗棠就戴着这幅墨镜出了宫。第二天,左宗棠被任命为军机大臣。

  这次召见之后,只过了几天,慈安太后就突然去世了。

  当天晚上,左宗棠等少数重臣被召进宫,提前通报慈安的死讯。听到这个消息,他当场就激动起来,大声说:我几天前才见过太后,她说话还跟平时一样好好的。我不信她就这么死了,一定事有蹊跷![1]

  唯一能让慈安非正常死亡的,只有慈禧。左宗棠这个话,就等于是公开怀疑慈禧谋杀了慈安。第二天上朝,几乎所有的大小臣工,都躲着左宗棠,生怕跟他沾上关系,受到牵连。

  慈禧有没有谋杀慈安?很多野史都这么说,但并没有一个是真正可信的。不过,此事确有蹊跷:在左宗棠进京这段时间,慈禧就称病不出,内廷传言慈禧已经病的不行了,可能很快就会死掉。突然消息传出,太后病故,大家第一反应都以为死的是慈禧,但实际却是身体一直正常的慈安暴病身亡。那么,慈禧是不是在装病,在后宫安排密谋呢?

  以上这些推测没有可靠的史料依据。但无论如何,慈禧对左宗棠的反应,必然非常愤怒。左宗棠功劳太大,手下将领多掌握地方要职,不能随便处罚。留着左宗棠,对湘军、淮军势力也是个必要的制衡。但架空其实权还是有必要的。在军机大臣的位置上,左宗棠不管要推什么政策就是推不动。过了一段时间,左宗棠自己也明白怎么回事,以身边不适为名请求告老还乡。慈禧没有同意,把他外放去做了两江总督。在湘军的地盘,左宗棠也干不了什么大事。

  就在两江总督任上,中法战争爆发。左宗棠闻讯立刻上书请求亲自前往越南前线与法军作战。

  这时候左宗棠手下没兵。他的楚军精锐在西征以后一部分遣散,一部分留在了西北驻防——这也是朝廷对付曾国藩湘军的套路,以战争结束为名遣散主力,解除楚军对中央权威的威胁。左宗棠要去前线,就要再次征兵。

  慈禧仍然不愿意让左宗棠再次领兵。她跟李鸿章一样,希望以妥协退让的办法与法国议和。但朝中那些“清流派”官员都支持左宗棠,以奕?为首的决策中枢则在和战之间摇摆不定。多方角力的结果,左宗棠的老部下王德榜被派往广西,就地征兵八个营,组成“恪靖定边军”配合广西淮军参战。而左宗棠本人出征的意见被否决了。

  楚军精简后驻防西北,李鸿章手下的淮军就成了清廷仅有的可以调动的正规国防军。奕?提议让李鸿章带兵去越南,至少是派淮军主力南下。李鸿章便以诸如水土不服、兵力不足、北方防务压力大等各种理由推脱。当时广西提督是淮军将领黄桂兰,只有广西淮军可以参战,其它部分则坚决不动。

  ——曾国藩和左宗棠都是“老实人”,老老实实出力给清廷打江山,打完了清廷说把军队遣散就遣散了,两人都没有怨言。清廷自以为聪明,实际上是把真正忠心的势力打压了下去,剩下来的就是李鸿章这种阴谋家。李鸿章对曾国藩和左宗棠的命运看得很清楚,功劳再大也不如个人实力大管用,为国家拼命把自己军队打残了,结果就是鸟尽弓藏。所以淮军改成国防军,吃着朝廷的喝着朝廷的,但不能给朝廷卖命,必须保存实力。让他的军队拿着洋枪洋炮去镇压拿着刀枪棍棒的农民起义军可以,去跟列强开仗那是绝对不行。

  慈禧不开口,奕?调不动李鸿章,只能以广西淮军为主力,拼凑一支队伍去跟法军开打。王德榜新招八个营,大约3000人;另外还有部分广西云南等地的“练军”。所谓“练军”,就是太平天国以后绿营裁汰改组重新训练的地方军队。楚军和淮军已改组为国防军,称“防军”,新练的绿营就是“练军”。练军在管理体制方面模仿防军,但跟防军相比,军饷待遇和武器装备都要差一大截。

  这支临时拼凑又缺乏统一指挥的部队大约有两万人,当然打不过法军一万六千多正规军。黑旗军战斗意志比清军强,但也就3000人击败法军400人的能力,以他们的装备和训练水平,不可能以少胜多。两边开打,清军不断溃败。

  1884年4月,在法军连续击败清军、占领越南北部重镇兴化之后,慈禧终于出手,以指挥不当为由,解除了奕?的军机大臣和总理大臣职务,其主要助手宝鋆勒令退休,其它军机处成员也被降级。这样,慈安、慈禧两宫主政时期的政治班底被彻底铲除,主导“同光中兴”的中央枢机全部换人,换上了一大堆慈禧的亲信:礼亲王世铎主持军机处,庆郡王奕劻主持总理衙门。这个奕劻原来是慈禧的秘书,主要负责给慈禧写一些私人信件,比如慈禧和弟弟桂祥通信。他没有什么学问,更谈不上有啥行政才能,但写得一手好字,又善于为慈禧保守机密,因此青云直上,当上了总理大臣,后来甚至成为首席军机大臣。他在这些掌握清朝命运的关键位置上伙同亲信和家人大收贿赂,赢得了“晚清第一巨贪”的名声。慈禧重用奕劻,就是因为他能力平庸且忠心耿耿,不会像弈忻一样对自己的权威构成威胁。

  此外,慈禧又特别指示,遇有重大事件,世铎和奕劻应先与慈禧的妹夫醇亲王奕譞商办。

  ——醇亲王是皇帝生父,不方便担任正式职务,不然出席朝会的时候还要给自己儿子磕头,出现忠孝伦理冲突。慈禧这样安排就是为了让奕譞掌权。

  1884年是农历甲申年,这一事件也就被称为“甲申易枢”。

  “甲申易枢”,是洋务运动由盛转衰的分水岭。满洲贵族和汉族理学士绅群体经过太平天国革命的优胜劣汰之后,焕发出来的短暂活力消退,重新进入全面堕落的轨道。喜欢修圆子、办豪华婚礼的慈禧代替了节俭低调的慈安;热衷于给慈禧修园子的醇亲王和“晚清第一巨贪”奕劻代替了勤勤恳恳的奕?;妥协自保、贪婪无耻的李鸿章代替了抬棺西征、廉洁奉公的左宗棠。收复新疆的辉煌胜利,也就成了清廷覆亡前的最后一次回光返照。

  [1]【美】贝尔斯 著,《左宗棠传》,哈尔滨出版社,2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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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5-8 11:39:19 | 显示全部楼层
  《李福协定》:法国人对李鸿章的战术欺骗

  “甲申易枢”之后只过了十天,李鸿章再次经过“艰苦”的谈判,与法国代表福禄诺达成和平协议,史称《中法会议简明条约》或《李福协定》。主要内容是清军从越南撤退,中越边境对法国开放通商,中国不干预法国和越南签订的任何条约。对应的,法国承诺不侵犯中越边境,在跟越南的条约中不出现“伤碍中国威望体面”的内容。与“李宝协定”不同,《李福协定》是双方政府正式签字生效的双边条约,不是草案。

  《李福协定》体现了李鸿章的战略意图,就是在实质上放弃中国对越南的宗主权,不干预法国对越南的殖民,换来中法之间的和平。中国没有割地赔款等额外损失。这是一个不平等条约,但总体而言不平等的程度比较轻微。

  如果这个协定得到落实,那就说明李鸿章的思路是正确的。中越之间的宗主国和附属国关系确实已经落后于时代了,“天朝上国”的思想不能再有,加上中国实力衰落,借机解除对越南的保护义务,以此换取和平,问题不大。至于开放边界通商,也不是什么坏事。

  但李鸿章又被骗了。体面停战只是他一厢情愿的、愚蠢的幻想。殖民列强不是靠平等交往吃饭的,更不会受条约义务的约束。清军在战场上节节败退,要想通过谈判拿到平等条款从而体面的退出战场绝不可能。《李福协定》跟“李宝协定”一样,只是法国方面对李鸿章的战略欺骗,根本就没打算遵守,不过希望以此让越南政府不再对清政府抱有幻想,放弃对法国的抵抗。因为法国和越南方面的条约谈判也在同一时间加紧进行。

  签订完《李福协定》之后,法国内阁总理茹费理亲自给李鸿章发电报,称赞他是“为国名臣,深于阅历,所见两国公共利益,并未来之事,竟与我辈相同”。李鸿章受宠若惊,对自己竟然被列强头目夸奖极为高兴,回电拍了茹费理一通马屁。

  就在双方互拍电报表扬之后,福禄诺突然找到李鸿章,拿出来一份新的文件,上面列了三个“补充条款”要求李鸿章认可。其中的关键是第二条:要求清军分两批限时二十天和四十天撤退,且期间不得干预法军消灭越军、黑旗军的任何军事行动。

  李鸿章被这个突然出现的“最后期限”搞得有点不知所措,随即表示清军很难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好撤退准备,具体时间还需要法国另外派人来详细商议,又说法兵不宜急于前进,就算遇到“华兵”也应该尽量避免开战。

  福禄诺一再坚持要李鸿章接受,李鸿章则坚持不接受。最后,福禄诺没有表态是否放弃这三条要求就离开了天津。

  ——这是李鸿章的说辞。法国方面的说法是,李鸿章最终同意了这三条临时补充的条款。

  综合各方史料,李鸿章的说法应该更接近真相——他还不至于糊涂到私下同意这种类似于最后通牒的条款。但就算事情如李鸿章所说,法国代表临行突然书面提出要求,未能得到满足,在没有承诺放弃要求的情况下就直接走了。这不是小事儿,直接关系到双方是保持和平还是继续开战。李鸿章竟然认为既然自己没有同意,那就没事了,也就没有向朝廷报告。

  《李福协定》签订的消息传到越南,越方主战派得知清军即将撤离,自知无力回天,放弃了抵抗。《李福协定》签署后二十天,越南政府跟法国签订了第二份《顺化条约》,正式承认法国对越南的殖民统治。

  《顺化条约》签订之后六天,法国就借口李鸿章同意的撤兵期限已到,下令法军进军越南北部“接收”清军凉山营地,又枪杀前来送公文交涉的三名清军人员,开炮攻击清军营地。清军被迫反击,双方在凉山附近的北黎地区开战,互有死伤,史称“北黎事件”。法国随即宣布:清军违反了中法协定、没有按时撤军,因此《李福协定》无效。

  从整个过程来看,就是法国先欺骗李鸿章,让他同意撤军,再拿着协定去威胁越南方面投降,同时留下三条含混不清的“临时补充条款”,在越南投降以后找借口跟清军继续开战,其目标很明显是不仅要获得对越南的殖民统治,而是要抛开英国挑起“第三次鸦片战争”,从而挑战英国在华一家独大的地位,获得更多的对华殖民利益——因为你第一次、第二次鸦片战争都输的很惨嘛,凭什么不让人家来打第三次呢?

  李鸿章愚蠢短视,以为放弃越南就可以保住中国,被法国人玩弄于股掌之间,连着骗了两次。他也不动脑子想一想,清军在越南战场节节败退,凭什么法国政府会同意签署《李福协定》这个看起来还算平等的条约?他还真以为自己运筹帷幄、交涉得力,为国家争取到了利益。后来日本人又把这个戏法接过去玩了一次,让李鸿章以为放弃对朝鲜的宗主国地位就可以换来对日和平,结果朝鲜丢了不说,日军还找借口在朝鲜跟清军开战,然后继续入侵中国。套路都是一样的。区别是中法战争的时候左宗棠还没死,李鸿章尚不能总统全局,中日战争的时候左宗棠已经死了十年,“洋务运动”的底子也差不多被李鸿章败完了,两次战争的结果才大不相同。

  整个过程,法国方面对李鸿章的表现十分满意,从此李鸿章在西方列强中间赢得了“擅长外交”的声誉,此后各路列强侵略中国,但凡需要跟中国谈判,都强烈要求李鸿章出面。之前,在俄国归还伊犁的谈判中,刚开始俄国是跟满洲贵族代表崇厚谈的。俄国对崇厚挺满意,谈的结果是伊犁周边很多地区划归俄国,只把伊犁城交换清政府,外加一大堆俄国在西北地区的特权。但崇厚签完条约刚一回国,就被朝廷清流官员弹劾,以“丧权辱国”的罪名被判处斩监候,签的条约清政府不认账,派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去重新谈。曾纪泽态度极其强硬,在莫斯科跟俄国人磨了好几个月,磨得俄国人非常难受,最后在左宗棠兵威下被迫同意交还伊犁全境。

  中法谈判,曾纪泽又被派往巴黎。法国方面对曾纪泽非常不满,向李鸿章告状。李鸿章就上了一个折子,说曾纪泽得罪了法国人,恐怕“此后难商后事”,让清廷把曾纪泽给调去英国当大使,由李鸿章本人亲自上场。

  经过这几轮折腾,列强心里有数了。像崇厚这种无能的满洲贵族,虽然好对付,但说了不算,有卖国的才能但是没有卖国的实力;曾纪泽、左宗棠这帮汉族新贵,又太不好对付;只有李鸿章能兼二者之长,即有卖国的才能又有卖国的实力,他签的条约既能体现列强的利益清政府还认账。法国借口三条“临时补充条款”撕毁《李福协定》以后,清廷虽然对李鸿章没有汇报补充条款之事非常愤怒,连续下旨责骂,言官们骂李鸿章的话比当年骂崇厚难听多了,还有人建议把他发配到越南军前效力,但清廷敢把崇厚判处斩监候,对李鸿章,连个处分都没敢给——因为他是淮军领袖、国家支柱啊,把李鸿章逼急了大清政权能不能保得住都是个问题。所以说,卖国也要看实力。没有实力,卖个国人家都不愿意让你来卖。李鸿章凭实力卖国,对外取得列强的支持,对内镇得住反对势力,是他能在晚清政坛长期屹立不倒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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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5-10 17:49:20 | 显示全部楼层
  马尾海战:福建水师全军覆没

  “北黎事件”以后,法国方面狮子大口开,要求中国军队立刻撤出越南,并赔款法方军费两亿五千万法郎(约合白银三千八百万两),又威胁说,法国将占领中国一两个海口当作赔款的抵押。这相当于正式宣战前的最后通牒。

  面对法国的无耻威胁,清廷方面主战派势力占了优势,让左宗棠出山的呼声高涨。左宗棠第二次奏请去前线督战。但慈禧还是不太信任他,不愿交给他统兵实权,只是宣布将左宗棠调回北京,再次担任军机大臣,参与对法战略制定。慈禧仍然想妥协,只是不敢再公开派李鸿章出面,不然会被言官舆论骂死,遂改派接替左宗棠担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荃出面,李鸿章在幕后操纵。

  曾国荃不熟悉外交,也不愿意替李鸿章背黑锅,就跟法国代表磨洋工;法国方面也没打算真谈,双方都依旧在按照开战来作准备。

  法国方面的进攻方向很明确,除了在越南北部继续进攻,还公开宣布要占领一两个中国海口。广州和上海是各国通商要道,英国等列强在华关键利益所系,不能打。北方海域过于遥远,法国单独进攻成本太高、风险太大。剩下两个明摆着的选择:福建和台湾。清政府也有针对性的进行防守布局。

  越南方向,淮军广西提督黄桂兰兵败自杀,淮军广西巡抚潘鼎新奉李鸿章“战胜不追,战败则退”的密令,不战而退,导致中越边界的镇南关失守,被革职。淮军二号人物、两广总督张树声也引咎辞职。清廷任命山西巡抚张之洞总督两广,统筹广西战事。张之洞到任后,选择了由前广西提督、已经67岁的老将冯子材再次出山统领楚军、淮军、练军各路人马。

  福建的沿海战略要地是闽江入海口的水师基地,原本由左宗棠筹划建设,但他去西北打仗的时候没用自己人接替,而是推荐沈葆桢主管。沈葆桢后来在塞防和海防问题上倒向李鸿章,又因为西征借款问题与左宗棠疏远,左宗棠对南洋水师建设的影响力下降。在双方力量均衡的地方,清廷见缝插针,安排何璟担任闽浙总督,何如璋担任南洋船政大臣。这两人都是不属于楚军、淮军派系的文官。眼见要跟法国打仗,清廷又紧急从中央派遣一个钦差大臣前往督战。经过多方博弈,最后选中了没有军事背景的“清流派”代表张佩纶。

  所谓的“清流派”,就是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中央政府工作的汉族文官。这些人不像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这样握有兵权,绝大部分也缺乏地方实权履职经历,本质上是满洲勋贵的附庸。相比腐烂透顶的八旗子弟,他们起码智商合格,能把中央政府的日常政务撑起来。清廷也有意利用他们来制衡李鸿章等实权派,一有机会就把他们派往地方担任要职以加强中央权威。清流派经过科举选拔,其中有不少能干的,也不都是书呆子。严格来说,曾国藩、沈葆桢都可以算是道光年间的朝廷“清流派”。慈安慈禧主政时期,清流派中最优秀的是张之洞,很早就被派往地方历练,先后担任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等要职。冯子材去广西主持抗法就是他在两广总督任上敲定的。后来在湖广总督任上主持修建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等都取得了不错的成效,是“甲申易枢”后的洋务运动后半段为数不多拿得出手的成果。连毛泽东也说:“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这是很高的评价。

  张之洞去地方历练以后,在京清流派领袖就成了李鸿藻和张佩纶。李鸿藻是河北保定人,当过同治皇帝的儒学老师,一直在中央升迁,后入值军机。他跟出生安徽合肥的李鸿章名字虽然接近,其实没有任何亲戚关系,两人还互相看不上。李鸿藻认为李鸿章软弱卖国,李鸿章觉得李鸿藻保守迂腐,二人经常在奏章上对骂。相比之下,张佩纶跟李鸿章关系比较好,虽然位居清流领袖,各种势力他都敢骂,但从来不说李鸿章坏话。因为张佩纶的父亲张印塘在镇压太平天国时期当过安徽布政使,跟李鸿章私交甚好。1879年张佩纶的母亲去世,按照规矩要辞职回家守孝27个月,李鸿章先送上大笔丧葬礼金,又帮“临时失业”的张佩纶“安排工作”,让他到直隶总督府担任幕僚,二人关系因此更为密切。中法战争中,张佩纶是坚定的主战派,但也坚持不跟大家一起骂李鸿章卖国。这样,在决定派谁去当钦差大臣督战的时候,清流派和李鸿章共同中意的人选就成了张佩纶。福建水师的创办者、对闽江马尾基地最了解的左宗棠反而没有了发言权。

  最有戏剧性的是去台湾督战的主将人选。此时台湾守将是刘敖,左宗棠的亲信,常年跟着他南征北战的。台湾兵力不足,须淮军人马支持,李鸿章认定法国有海军优势,台湾孤悬海外、必不可守,不愿意派人过去。但淮军内部出现了一个“叛徒”——刘铭传,打破了这一僵局。

  刘铭传是李鸿章的老乡,合肥肥西人,原来是个贩卖私盐的。他办团练的过程比较特殊,跟造反差不多,把本地士绅豪强杀了之后拉起来的队伍,只是没参加太平天国,相当于中立的第三方。等到李鸿章招募淮军,刘铭传觉得大家都是合肥人,才带着人马去投奔。因为英勇善战,立功无数,迅速成长为了淮军二号人物,其手下“铭字营”拥兵两万,28岁就被任命为“直隶提督”,为从一品武将,是淮军将领中武职最高的。

  不过,刘铭传个人品质,一直有很大的问题,跟着李鸿章搞拉帮结派的事儿干的不少。其中比较恶劣的有两次。

  第一次是1867年与湘军部鲍超合围捻军。刘铭传为了争功,提前出发,结果被捻军暴打,差点全军覆没。幸好鲍超带兵按时赶到,救了他一命,清军也因此反败为胜。但刘铭传却恩将仇报,声称自己按时出发,是鲍超迟到了,给自己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李鸿章据此上奏,鲍超被朝廷严厉处分,因此抑郁成疾、回乡养病。这个事情让湘军内部对刘铭传极为不满。曾国藩查清真相以后,亲自出面找李鸿章理论,李鸿章才改口让朝廷撤销了对鲍超的处分。

  第二次,是左宗棠带兵西征,平定了陕西叛乱,准备进一步进兵甘肃和新疆。1870年,左宗棠的部下刘松山战死,李鸿章看准机会,以支援左宗棠的名义,提议派刘铭传带 “铭字营”去陕西。朝廷也愿意看到楚军淮军互相制衡,同意了这个意见。李鸿章的算盘是:左宗棠带兵去甘肃、新疆打仗,刘铭传负责留守陕西,把陕西变为淮军地盘。这样,冲在前线死的都是楚军,保留实力捞到好处的是淮军。

  刘铭传带兵走到陕西,就以眼睛有病为理由不走了,跟左宗棠的指挥也各种不配合,两边关系闹得很僵。李鸿章则趁机上奏,推荐刘铭传担任陕西巡抚。清廷这时候是恭亲王奕?主政,对里边的门道看得还算清楚,否决了这个提议。

  否决之后,刘铭传的“病情”就加重了,无法带兵,请求回家养病,得到朝廷批准。刘铭传刚一走,“铭字营”就开始闹军饷、搞哗变。朝廷对此非常恼火,严肃处理了“铭字营”的哗变,并下旨谴责刘铭传要承担治军不严、推荐接替的人选不当等责任。刘铭传干脆彻底辞职不干,得到了批准。这样,他28岁当直隶提督,34岁就成了退休干部回家休养了。

  这一休养就是很多年。这些年里,刘铭传目睹了左宗棠抬棺西征、收复新疆的壮举,对自己在背后捣乱的行为是有所后悔的。又眼见国家的衰落、列强的侵辱,以前那种一切按照淮军势力划线斗争的狭隘眼光有了很大改变。

  李鸿章一直在想办法让刘铭传复出。但他前期做事实在过于骄横,跟湘军、楚军都结了梁子,又曾经跟绿营火并,还伪造命令侵吞过八旗马队(见“镇压捻军”一节),把能得罪的势力全都得罪了一遍,复出阻力很大。北洋水师筹建过程中,李鸿章想在中央成立海军部,并推荐刘铭传来当海防大臣,这样中央对北洋水师的建设就会有更大力度的支持。此事在朝廷争议很大,海军部一直没有设立。但这一番运作还是让刘铭传重新进入了中央选拔人才的视野。为了调动“铭军”参加抗法斗争的积极性,张之洞和曾国荃都上奏表态支持刘铭传出山。经过各方博弈,朝廷最终决定招刘铭传进京,委以重任。

  1884年6月,刘铭传奉旨进京。按照淮军系内部的规矩,重要将领进京都要去天津找老大李鸿章拜访,跟朝廷说话要按照李鸿章圈定的口径来。刘铭传于6月13日到达天津。李鸿章告诉他,朝廷准备让他去守卫台湾,但自己不同意,希望他能留下来担任北洋水师帮办大臣,并协助直隶地区的防务。

  守卫台湾,危险极高;留在天津,品级一样还更安全,又有老领导罩着,前途一片光明。

  这要放在以前,刘铭传肯定是李鸿章说啥就是啥。但这一次不一样了,他考虑再三,终究还是决定以国家利益为重,奔赴台湾前线。李鸿章见刘铭传态度坚决,只得转而表态支持。

  刘铭传进了北京,与军机大臣会面。见到了多年前的老对手左宗棠。二人捐弃前嫌,深入讨论了台湾防御问题。商谈中,刘铭传问左宗棠:现在刘敖在台湾,我去了他就是二把手。当年在陕西,他给你当助手,我跟他关系闹得很僵。这次去我指挥不动他怎么办?

  左宗棠说:以国家大事为重,他要是有不法行为,你随便处置。

  1884年7月,刘铭传到达台湾。仅过了十五天,8月5日,法国远东舰队的三艘军舰就突袭台湾基隆。刘铭传指挥清军顽强抵抗,打退了法军。

  法军这一仗带有试探性质,兵力不多,其主要攻击目标还是福建马尾的水师基地。

  法国一方面放烟雾弹跟清廷假装谈判,一边派遣军舰进入闽江入海口,为攻击福建水师做准备。

  张佩纶眼见法国军舰不断开进闽江,随时可能发动攻击,不停的向北京发电报请求指示和支援。当时直隶总督李鸿章手下有7艘可以作战的军舰,两江总督曾国荃手下有5艘,两广总督张之洞手下有2艘。军机处电令三大总督派舰支援。李鸿章对此的回复是:“现有兵轮较法人铁甲大船相去甚远,尾蹑无济,且津门要地,防守更不敢稍疏”;曾国荃的回复是:“兵轮不敷守口,实难分拨”。总之就是找各种借口推脱、见死不救。李鸿章还给张佩纶建议,说法军的目标是马尾造船厂,不如提前把造船厂炸毁,法军自然就会放弃进攻。张佩纶被气了个半死。只有张之洞比较听话,把仅有的2艘军舰“飞云”和“济安”号派过来相助。张佩纶在私人书信中写道:“沿海督抚舍香老(张之洞)外,无一有天良者!”主要骂的就是李鸿章和曾国荃。

  在是否主动开战的问题上,清廷则一直坚持不许“先发”。因为曾国荃还在跟法国代表谈判,英国和美国也在帮忙“调停”。尽管台湾都已经开战了,清廷还是一厢情愿的希望能避免战争,尤其是对英美调停抱有幻想。张佩纶备战不上心,执行不准先发的命令倒是挺积极,给水师将领传令:“不准先行开炮,违者虽胜亦斩”。

  此刻,身处军机中枢的左宗棠在做什么呢?他是一贯主战的,不管是越南还是对福建台湾,他都不停的上奏请求果断开战。李鸿章建议清廷同意法国的赔款要求,理由是“战后亦必赔偿,且为数更巨”。左宗棠则说:“与其赔款,不如拿赔款做军费。”[1]二人相持不下。慈禧对左宗棠的态度很有意思:每次都对其建议点头称是甚至予以表扬,但就是不下决心开打。实则她的内心是倾向于李鸿章的,只是法国人索取的赔款太多,不敢轻易答应。左宗棠的意见处于被搁置的状态,前线收到的军机处命令始终是要尽量维护和平。

  8月17日,美国方面通知清廷调停失败。清廷才改变口气,给各地督抚下令“法人如有蠢动,即行攻击,毋稍顾忌!”张佩纶收到这个电报,仍然认为这不是开战命令,继续消极等待。

  1884年8月21日,中法谈判彻底破裂,双方互相召回谈判代表。

  这个局面,英国方面比清廷还着急。它虽然表面上表示中立,实则还是希望清军能够——至少在局部战场——击败法军,以免其在华独大的局面被法国单方面改变。而且它跟法国还在埃及等地争夺势力范围。因此,英国一方面宣布中立,一方面不断的向清廷提供军事情报。8月21日,英国领事就向福建方面通报了开战在即的情报。8月22日晚上,闽浙总督何璟给张佩纶发电报说:得到消息,法国人可能会在明天趁潮水进攻马尾——这个消息极为准确且非常及时,因为就在发电报的同时法国远东舰队海军司令孤拔正在马尾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做出了第二天下午两点开战的决策。向何璟提供这种绝密消息的也只可能是英国或美国方面。

  张佩纶收到了电报,回电说自己会严阵以待。但他实际上没有做任何决策,甚至没有将这个情报通知到各舰,继续抱着侥幸心理消极等待。一直到第二天开战,福建水师都没有接到任何准备开战的指示。

  8月23日下午1点56分,法军舰队集中火力向福建水师开炮。战斗仅持续了40分钟,福建水师全军覆没,11艘军舰全部被击沉,700多名水师官兵阵亡。法军舰队死6人,伤27人,一舰未沉。战后,法军又开炮将基地附近的马尾造船厂彻底破坏,然后退出闽江。

  这是人类海战历史上极其罕见的惨败。

  导致这场惨败的第一罪人,是张佩纶。当时名义上能指挥水师的有三名大员:督战钦差张佩纶、闽浙总督何璟、福建船政大臣何如璋。闽浙总督有权节制其辖区内所有武装力量,但长期驻守福州,并不直接指挥水师。舰队训练和日常管理由何如璋负责。张佩纶一到,战时指挥权就移交给了张佩纶,何如璋成了张佩纶的副手。张佩纶以钦差大臣的身份驻马尾督战四十多天,为前线最高指挥官,必须对战争胜负承担最终责任。

  尽管清廷之前一直不让提前开战,放任法国军舰进入闽江,需要对战败负很大的责任。但军机处8月17日的电令已经改变了口径,提前告知了张佩纶:中法和谈已经破裂。“如有蠢动,即行攻击,毋稍顾忌”这十二个字,虽不是开战令,实则已把决策权交给了张佩纶。“蠢动”这个词可以作很多解释,法国军舰稍微挪动一下位置都可以说是想要发动攻击的“蠢动”,可以“即行攻击”。军机处故意把话说得很含糊,不想承担开战责任,让前线将领自行决策。这种做法反映了决策中枢的颟顸,但确实是已经给了前线指挥官自行解释中央命令的空间,跟之前明确不准“先发”、等待和谈的命令有根本差异。这份电令从法理上讲,就是一份开战授权令。

  张佩纶明知谈判破裂、开战在即,依旧在侥幸和畏惧心理的驱使下,坚持把“蠢动”定义为必须法国军舰先开炮才算,甚至在已经通过多个情报渠道得知法军即将动手的情况下,仍然不愿意下令抢先组织进攻。这就是非常典型的官僚主义做法:面对外敌入侵、军队存亡的严重危机,首先考虑个人得失和责任。抱定一个心思:只要上头不明确让我开炮,我就不下令开炮,我在督战钦差的位置上,除了向中央请示以外不做任何重大决策,这样最后我才能不承担战败的责任。张佩纶在给军机处的汇报中不断强调:最好是先发制人,这样才有优势。可见他脑子是清楚的,不是不懂军事、看不清局面。但军机处松口之后,他还是不愿意冒险先发,一定要等法军先发或者军机处明令开火。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从”是中国几乎人所共知的军事指挥原则。这条原则的关键是“有所不从”,不是绝对不服从也不是绝对服从,而是在某些紧急时刻,根据有利于国家、有利于君王、有利于人民的大方向大原则有选择的“不从”。在收到8月17日电令之后,张佩纶作为前敌最高指挥官,完全可以利用“蠢动”词义的模糊解释空间,不再遵守之前不准“先发”的命令,毅然作出对大局最有利的决策。他没有这么做,也就必须对惨败负第一责任。

  作为清流派代表,张佩纶没有做好从“清流”到“实干”的转型。他在中央做官,主要工作就是写奏章提意见。至于意见是否变成决策,则由核心领导层决定。张佩纶脑子是够用的,提了很多好的意见不断被中央采纳,本人也节节高升。他在福建给军机处写的奏折里边也把局面分析的头头是道,且结论正确:应该让福建水师先行攻击。但是,写奏章提建议和独立决策看起来只有一线之差,实则完全不同:前者不需要承担责任,后者必须承担责任。张佩纶不敢承担责任,看起来官做的很大,终究也还是个幕僚而非政治家。可以肯定的说,如果当时在前线督战指挥的不是张佩纶而是左宗棠,马尾海战的结局绝不会如此惨烈。让只有幕僚水平的张佩纶代替左宗棠坐到前线决策位置的人——慈禧、醇亲王、李鸿章、李鸿藻等,也应该对此负间接责任。

  清廷决策中枢应该为战败负第二责任。为了和谈而暂时不向法国主动进攻、不主动挑起战端是可以理解的,但必须得有个限度。已经处在战争状态的双方,一方军舰大规模进入另一方的海军基地,这跟宣战有啥区别?在和谈的时候让对方先抢占火力制高点,把枪对准自己脑袋上也不反抗,实在是蠢到了家。

  闽江马尾水师基地是左宗棠精心挑选的,距离闽江入海口有四十多公里之远,沿途岛屿棋布,两侧群山环绕,易守难攻。左宗棠在选址的时候,就已经考虑到新组建的舰队实力必然在很长时期内与列强差距甚远,因此这个基地深入内河,不利于大型军舰入侵。基地周边又结合山形布置了多处炮台保护。马尾海战之时,福建水师有11艘军舰,多艘鱼雷艇,总吨位约9900吨;法军舰队总吨位也就10837吨,双方实力相差不大。[2]法军军舰、火炮更为先进,但总体而言双方武器没有代差,威力相当。清军军舰大部分是马尾造船厂自己造的,质量不如法军,但在风平浪静的内河军港,这样的弱点并不至于带来严重后果。加上周围炮台的支持保护,双方实力其实不相上下。左宗棠在基地建设初具规模之后,并不把福建水师变成自己的私人势力,离任之时没有交给亲信旧部接管,而是积极推荐沈葆桢出山。沈葆桢为官清廉、做事严谨负责,把水师管理训练的井井有条。在40分钟的海战中,绝大多数将士们英勇作战,不像后来的北洋水师那么腐败不堪。总之,在马尾战场,福建水师从各方面来看都不落下风,绝对不应该落得如此惨败。

  关键的错误,就是没有“先发”。马尾附近水域狭窄,是一个典型的“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战场,打起来没什么战法阵型可言,就是近距离对轰,看谁炮火猛烈。孤拔决心冒险进入闽江与福建水师对峙,就是判断清军绝对不敢主动向法军进攻。福建水师在张佩纶“虽胜亦斩”的荒谬命令下,几乎不做开战准备,尤其是停泊的时候竟然依照平时惯例,采用船头向内的方式停泊,以船尾对着法军。这样,法军舰队抢先攻击的时候,绝大多数军舰都还没有来得及调头就被击沉。反之,只要在开战时清军以船头主炮或侧面炮火指向法军,即使不能取胜,也一定可以击沉多艘法国军舰,绝对不至于输到全军覆没而没有击沉对方一艘军舰的地步。所以我们才说,张佩纶在8月17日接到军机处电令以后不敢先发,是这次惨败的第一原因。而清政府在8月17日谈判破裂以前妥协退让,放任敌军舰队大规模进入内河水师基地,则是这次惨败的第二大原因。

  跟鸦片战争不同,这一次面对西方列强,前线将士表现英勇,绝大多数奋战到了最后一刻,多艘军舰在已经开始沉没之后还在努力向法军开炮。开战之后,停泊在闽江入海口外的法国军舰试图进入闽江支援孤拔,被沿岸炮台守军开炮击退。甚至在所有军舰沉没之后的第二天晚上,还有两艘幸存的水雷艇主动冒险试图去偷袭法军军舰而被击沉。这些都展示出了太平天国之后,清朝在英国支持下推动近代化军事变革带来的积极变化。海军将士们已经有了明确的“国防军”意识,不再像传统绿营一样把自己当做傀儡兵了。但这种变化在清廷整体腐败堕落的大趋势下,最终未能影响战局。

  [1]窦宗一,《李鸿章年(日)谱》,第163-164页。转引自苑书义,《李鸿章传》,第272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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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5-12 17:38:34 | 显示全部楼层
  不败而败:中法战争结局与左宗棠临终遗言

  清廷接到马尾海战战报的第三天,正式下诏对法宣战。

  左宗棠此前多次申请赴前线与法国侵略者作战,都被搁置。这一回他干脆直接跑到醇亲王家里去请求统兵出征。醇亲王被左宗棠说动,答应代为向慈禧请旨。此时的局面,确实已是非左宗棠出马不可了。1884年9月7日,朝廷下诏,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左宗棠以72岁高龄最后一次奔赴战场一线。

  左宗棠先到南京,与曾国荃商量江浙防务。然后南下福建福州,组织福建和台湾的防御。

  南下途中,法军海军已开始集中主力攻打台湾。

  10月1日,孤拔统帅10艘军舰,约4000兵力,分两路攻击通往台北的两大重要港口——基隆港和淡水港。孤拔挟马尾海战之威,态度狂妄、目空一切,在舰上对各国记者宣称,将会在一周内夺取台北,然后以台北为基地挥师北上。

  刘铭传亲自带兵防守基隆,与法军激战一整天,战事胶着。但在当天傍晚,他接到了淡水守将李彤恩的求救报告,淡水情况非常危急。而刘铭传手里已经没有后备队可以派遣去支援淡水。

  基隆港比淡水港更大,看似战略地位更加重要。但淡水港有河流直接通往台北,而基隆去台北只有陆路。法军如果攻下淡水,就可以顺流而上直达台北。刘铭传经过反复考虑,决定主动放弃基隆,集中兵力守卫淡水。

  这个决策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清朝军事纪律比较死板,丢失城池将追究守将的责任。手下很多将士也不理解,认为这是临阵脱逃。但刘铭传跟纸上谈兵的张佩纶不一样,是久经战阵的武将,关键时刻能顶得住压力做出必须由个人承担责任的决策。他坚决弃守基隆,只留下300人退守腹地要塞狮球岭,阻止法军深入。

  由于是主动放弃,清军有足够的时间转移全部武器弹药,并销毁了基隆的一万多吨煤炭等战略物资。法军高兴的占领基隆以后,发现不能获得任何补给,离开海军炮火的支持强攻狮球岭也无把握,才发现这是一个“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

  法军原计划10月2日上午十点进攻淡水。就在集结准备之际,已经达到淡水的刘铭传指挥守军于6点35分出乎意料的主动向正在洋面上集结的法军舰队开炮,打乱了法军的进攻部署——当然,这要感谢英国方面提供了及时而准确的情报。整个中法战争期间,英国人的情报工作都相当准确到位,基本上是法军刚开完会,英国人几个小时内就能把会议决议告诉清军。

  法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只得放弃进攻,转而向占领基隆的孤拔请求援助,于10月6日集结了两千多兵力再度对淡水发动总攻。六百多法国海军陆战队员登陆抢攻,双方在海岸上短兵相接,展开了激烈的撕杀。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11点45分,一个法国海军陆战队员走到港口灯台的石山上,用手势向舰队发出信号:“我们被逼后退,没有军火,损失惨重。”

  法军随即全线溃退,争先恐后地爬上海边的小艇,向海面上停泊的军舰逃去。

  这就是中国史书上记载的“淡水大捷”。根据法国方面的数字,阵亡9人,失踪8人,伤亡49人;根据刘铭传向朝廷的奏报:斩首25颗,其中军官两名,枪毙约300名。双方战报数据差异较大。清军的斩首数应该是准确的,但“枪毙”300人中大多数可能只是中弹受伤。

  不管怎样,淡水保卫战以中方的胜利而结束。

  孤拔受此挫折,承认快速夺取台北的目标已无法实现。转而宣布对台湾进行封锁,同时向法国政府请求援军。左宗棠到达福州以后,先着手整顿好闽江防务,让法国军舰不能再次入口进而威胁福州。接下来,就是紧急组织对台湾的援助。他给清廷发电报,请求北洋和南洋水师派出军舰来支援。李鸿章和曾国荃接到军机处电令,再次拒绝,表示实力太弱,无法与法军对抗。清廷受淡水胜利的鼓舞,腰杆要挺一些了,对法作战态度趋于强硬,发电报把李鸿章和曾国荃骂了一顿,严令他们必须派舰支援。这样,李鸿章才表态愿意派出2两艘军舰南下,曾国荃也跟着同意派出5艘战舰。

  这七艘军舰走到半路,朝鲜发生宫廷政变,李鸿章极力夸大朝鲜局势,渲染日本介入的危险,吓唬清廷,请求把军舰调回去,得到批准。其实这场政变只用了三天就被驻朝清军快速平定,根本用不上军舰。李鸿章事后总结说,“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此中土之远患而非目前之近忧”[1]——明知是十年后的“远患”还紧急调走军舰,说白了就是找借口自保。曾国荃一看北洋的军舰跑路,也赶紧让自己的军舰以维修改造为名停止前进。倒是孤拔听说清军有军舰南下,亲自带队北上迎击。南洋军舰闻讯立刻躲进镇海港。曾国荃则赶紧下令返航。但这几艘军舰因为害怕返航途中遇到法舰,一直躲在镇海港内死活不肯出来。法军组织了几次攻击,都在沿海炮台的配合下被击退。

  ——镇海的防御条件比闽江马尾基地差得多,就这样还能保护南洋军舰安然无恙,也可以再次看出马尾海战的惨败绝不是由于清军火力不足、福建水师战斗力太差,而是清廷和张佩纶愚不可及的决策造成的。

  左宗棠这边,得知南北洋水师救援无望,找德国轮船帮忙运输也被拒绝,只得采取冒险行动。他召集旧部,勉强组建了三个营上千人的“恪靖亲军”,由王诗正带领,雇佣渔船进行夜渡,以突破法军对台湾的封锁。经过数月冒险抢渡,终于将包括“恪靖亲军”在内的3000士兵、以及60门钢炮、9000支步枪、200万发弹药、40只鱼雷和10万两饷银等大量物资送到台湾。

  1885年1月,法军又开始对台湾发动进攻。3月,法军援军大规模到达,开始以基隆为基地连续组织超过2000人的强大攻势,再次试图夺取台北。由于左宗棠这边已经输送了大量军队和物资上台,刘铭传和王诗正密切合作,法军多次进攻都没有取得成效,局限在基隆港周边无法前进。只能暂时放弃夺取台湾本岛,转而南下攻占台湾海峡中部的澎湖列岛作为休整基地。

  澎湖列岛的生存条件很差,也就比在海上飘着稍微好点,法军内部爆发疫情,大量士兵死去。据法国方面记载,从1885年4月到6月,法军因病死亡997人。连统帅孤拔也于1885年6月11日病死在了澎湖。尽管这些法军的死亡并非由清军直接击毙,但左宗棠和刘铭传领导的台湾保卫战让他们长期无法夺取生活条件优越的陆上休整基地,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

  与此同时,清军在越南战场取得了巨大的胜利。1885年3月,冯子材指挥清军在中越交界的镇南关大败法军,并趁胜利收复了凉山,缴获了法军留在凉山基地的大量粮食弹药。法国方面宣称只死亡了74人,这显然不可能。法军在镇南关投入兵力三千余人,加上凉山守军总共约5000人,死了几十个人就一路溃败把凉山都丢了,跑的太快以至于连粮食弹药都来不及销毁,岂不是说明法军的战斗意志连鸦片战争期间的清军绿营都不如?实则是以列强身份惨败于半殖民地的中国,丢不起这个人,故意掩盖自身伤亡。中方宣称击毙超过一千名法军,也可能存在夸大的情况,混杂了一些越南伪军。比较靠谱的是越南方面的记录,“一共有300多个真鬼头在龙州(位于广西境内)示众”,也就是清军取得了300多个法军尸首。法军死亡人数应不少于五百,伤员就更多。[2]

  台湾保卫战、镇海保卫战的胜利,再加上镇南关大捷,说明中法战争的局面发生了重大转折。特别是镇南关大捷,这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军队对列强军队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打破了列强不可战胜的迷信,比左宗棠在新疆消灭阿古伯的侵略军意义更大。

  ——新疆之战时期,俄国军队的战斗力也就法军的水平,而楚军的实力要远强于镇南关的清军,伊犁的俄军后勤补给线比越南的法军更为困难,如果不是清廷妥协退让,中国军队击败列强军队的一幕原本应该提前在新疆上演的,可惜历史没有给左宗棠和楚军将士们这个机会。

  镇南关惨败的消息传到法国,茹费理内阁倒台。不过,法国当时是第三共和国政权,内阁倒台跟玩一样,第三共和国总共存在了70年(1870-1940),就换了104届内阁,国际国内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要换内阁。打一次败仗换一次内阁实属常规操作,并不代表这对法国的殖民政策产生多大冲击。

  这种情况下,远在英国的曾纪泽率先提出“乘胜议和”的想法,他在3月30日给国内发电报说:凉山克服,茹费理下野,此时若能议和,中国极为体面,虽稍让亦合算。

  另一位外交官许景澄也提出了类似意见。

  李鸿章一直就主张议和,当然极力赞成。在曾纪泽电报发出后的第三天,4月1日,李鸿章向总理衙门电请议和。

  慈禧见到李鸿章的电报,立刻表态支持。4月4号,中国海关驻欧洲代表、英国人金登干受清廷委托,在巴黎与法国代表签署了《中法停战条件》和《停战条件解释》,规定以《李福协定》为基础停战议和。整个过程可谓快如闪电。

  清廷一见和谈有望,于4月7下令正准备趁胜进攻的冯子材停战并逐步将凉山清军撤回镇南关。相反,法国方面,新的内阁继续主张对华强硬,议会批准了更大规模的战争预算,在签署《中法停战条件》以后,继续派遣更多援军前往越南前线。到了4月下旬,法军在越南已经集结了超过25000人,加上越南方面的傀儡军共有37000人。而凉山的清军只有15000人,清军要想再进一步扩大战果已基本不可能。

  6月9号,李鸿章代表中国正式与法国签订了《中法天津条约》(史称《中法新约》),内容与《李福协定》基本一致,并新增了一部分法国在广西云南的商业特权。三天后,孤拔就病死在了澎湖。15日,法军从澎湖撤出,他们在那里留下了500多座官兵的坟茔。[3]

  在中法议和过程中,有三个人坚决反对基于《李福协定》议和,就是督战闽浙的钦差大臣左宗棠、负责广西前线军务的两广总督张之洞、在越南一线指挥作战的老将冯子材。冯子材非常愤怒的给张之洞发电说“议和者诛”。

  这个情况跟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好相反。第一次鸦片战争,清廷不知道英军坚船利炮的厉害,坚决主“剿”;东南沿海的督抚们亲眼目睹英军火力之后,吓得魂飞魄散,一意主“抚”。中法战争则掉了个个:朝廷被两次鸦片战争吓破了胆,以为洋人不可战胜,总想求和;一线指挥官反而对列强的坚船利炮见怪不怪,无所畏惧、奋勇求战。

  我们虽不能说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东南沿海督抚们的意见就完全正确。但总体而言,这两次战争,一线指挥官对双方实力的判断都比远在北京的朝廷更符合实际。

  镇南关大捷以后,国内主战的力量有两种。一种是舆论和清流,他们不懂战争、不负责任,只凭爱国热情鼓吹“趁胜进攻”。这些人的立场是好的,但很多人盲目自信,以为清军就此可以平推法军,解放越南,把法国人赶下大海,议和就等同于投降。这样的盲目自信不可取——清军并不具备趁胜快速击败法军的实力。在合理的条件下,恢复和平是更理性的选择。只要法方愿意和谈,任何时候都应该欢迎。

  问题是,任何和谈都必须有底线。以《李福协定》为基础开战和谈,就是在突破底线、过度妥协。我们不能因为不同意那些盲目自信的、不负责任的清流舆论,就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李鸿章“趁胜即收”的路线是老成谋国的正确选择。

  真正值得重视的“主战派”是以左宗棠、张之洞和冯子材为代表的前线将领。不同于清流和舆论,他们需要对和战决策承担最大责任,其肩上的责任比李鸿章、曾纪泽都要重得多。和谈,他们担子轻、责任小;继续打,他们不仅责任重,很多人甚至要冒生命危险。法军到底战斗力如何?清军还能坚持打多久?他们是真的跟法军交过手的,靠人命堆出来的经验,比任何人都更有发言权。特别像左宗棠和冯子材,都是身经百战的名将。战争不是靠蛮干就可以取胜的,这种人要是只会凭一腔热血盲目求战,早就死在了战场上。左宗棠72岁,冯子材67岁,谁能比他们更渴望早日结束战争,放下担子过几天轻松日子呢?

  对这些实战派的主战思想,绝不能跟舆论清流混淆起来,视之为轻浮冲动的决定。他们必然是在对战局和战略做了深入细致的考虑以后,才明确表态反对议和的。

  不管是张之洞、冯子材、左宗棠,都并不从根本上反对议和,而是主张趁着镇南关大捷后的形式,抓紧时机扩大战果,争取更好的谈判条件。镇南关大捷之前,法军十分轻视清军的战斗力,在越南整个北部地区投入的军队只有五千人,镇南关大捷之后,法军一溃千里,伤亡惨重,后方缺乏预备队支持,要从其它地方调集援军根本来不及。清军攻占凉山后取得大量粮食弹药物资,军队数量两万多人,处于绝对优势。由于有英国的情报支持,清军对法军援军动向了如指掌。这种情况下,趁胜追击,利用法国海外援军到达之前这一个月的“时间窗口”,进一步消灭法军有生力量是最佳选择。要谈判也是在“吃掉”这部分残兵之后再谈。这个时候曾纪泽、李鸿章等人自作聪明,提出“趁胜即收”,法国人求之不得,以闪电般的速度跟清廷签署了初步的和约,换取清军延缓进攻。清廷自以为得计,不仅延缓进攻,还主动撤兵。而法国方面则抓住时机紧急派遣援军前往越南北部。等到4月下旬,已取得了对在越清军的兵力优势。之前溃败的法军也重新集结休整,伤员得到了治疗、物资得到了补充,南下进攻已无机可乘。

  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很多历史研究者,不注意这短暂的时间间隔,以4月下旬的战场形式来断定3月下旬和4月上旬的清军反攻不能取得胜利,以此认为李鸿章有远见,是显然错误的。实则4月下旬的不利局面,正是李鸿章3月份的“远见”造成的。法国人就像《李福协定》一样,再一次利用李鸿章和清廷急于求和的心理,想谈的时候就谈、想打的时候就打,为自己争取到了最为有利的战略形势。

  再进一步说,即使在法军援军大规模到达越南北部以后,按照《李福协定》来达成和议仍然是错误的。

  中法战争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李福协定》签署之前。这一时期的战争性质,是清廷和法国争夺越南“势力范围”的冲突:清廷要维护对越南的宗主国地位,法国要把越南变为自己的殖民地,双方在越南发生冲突。由于中越接壤,清朝这边也有维护国家安全的“外线防御”诉求。总的来说,在这个阶段,《李福协定》的条款还算比较合理——中国实力弱于法国,只在名义上保持宗主国地位,实则不干预法国对越南的控制。中方吃亏不多。条约一经签订,从法理上讲,战争就结束了,双方进入和平状态。

  但法国很快就撕毁了《李福协定》,主动向清军进攻,并以此为借口直接侵犯中国本土,摧毁福建水师和马尾造船厂,攻打台湾、镇海,夺取澎湖列岛。这样,中法战争的性质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不再是中法争夺越南影响力、中方维护外线国家安全的斗争,而变成了法国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这是中法战争的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的中法战争,本质上并不是第一阶段中法在越南冲突的延伸,而是前两次鸦片战争的延续,我们可以称之为“第三次鸦片战争”。说白了就是西方列强找了个借口侵略中国。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借口是林则徐禁烟,第二次是所谓的亚罗号事件、传教士被杀、换约受阻等一大堆烂事,第三次就是借口清军没有遵守法方伪造的《李福协定》“三个补充条款”。这三次战争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正因为第一次鸦片战争清军惨败,才有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军又惨败,才有了第三次鸦片战争——也就是第二阶段的中法战争。总之就是看准了清廷好欺负,打一次占一次便宜,就没完没了的来找借口开打。

  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主导,中国割地赔款加东南沿海通商并设立租界,列强取得对华片面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租界等殖民特权;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合、英国为主,继续割地赔款,加内河、华北通商并设立租界,英国夺取了对中国海关的控制权;第三次鸦片战争,法国主导,其目标不是要控制越南,而是让中国继续割地赔款,然后把广西、云南、福建、台湾等地变成法国的势力范围。

  第三次鸦片战争,法国的战争目标没有实现,清廷既没割地也没赔款,也没有给予法国更多对华特权。根本原因当然不是因为李鸿章会谈判,而是以左宗棠、张之洞、冯子材、刘铭传为代表的清军将士奋勇作战,给予了法国侵略军迎头痛击,迫使他们不得不承认这些目标无法通过武力来实现,或者说,实现这些目标所需要付出的代价超过了法国的承受能力,只能草草收场。

  势力范围争夺战和反侵略战争,是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战争,维护势力范围和反侵略的战争目标也因此截然不同。前者可以让对手草草收场,甚至根据实力和形势变化适度的放弃一些既得利益;而后者则必须不惜代价,让侵略者受到足够的惩罚。所以,《李福协定》的条款对应第一阶段的中法战争是可以的,因为那主要是一场势力范围争夺战;而对第二阶段的中法战争,《李福协定》就是完全不可接受的。法方撕毁《李福协定》,挑起战争入侵中国,摧毁福建水师和马尾造船厂,荼毒东南沿海,给中国和中国人民制造了巨大的伤害之后,说一句:算了,我不想打了,回到战争之前的状态吧,《李福协定》从新生效好了。然后这个事儿就结束了?这算是哪门子的反侵略战争呢?

  任何一个国家,但凡稍微有点自尊,想要在国际上保有独立自主的地位,最低最低的底线,就是能让胆敢入侵本国领土的敌人付出足够沉重的代价,更何况是中国这种大国?

  东汉时期,在对匈奴的战争中,将领陈汤带领孤军深入帕米尔高原,在荒漠戈壁中秘密行军五千里,击斩匈奴单于,事后给朝廷汇报说:“犯中华者,虽远必诛”。这才是一个大国——不仅是中国,而是任何一个大国——对待侵略者的真正有尊严的做法。到了李鸿章这里,就成了“犯中华者,来去自由”,这怎么成呢?

  从4月下旬法国增兵越南之后的局面来看,清军显然不应该再谋求南下主动进攻法军,能守住凉山就不错了。凉山守不住,还可以退守镇南关。法军越往北部山区推进,人员就越是疲惫,后勤补给就越是困难。清军无法继续南下,并不等于清廷应该轻易议和。因为清军此时的核心战略目标并不是保卫越南,而是反侵略。守住镇南关、威慑凉山,让法军主力被长时间拖在越南北部不能撤走,不断的被战争和疫病消耗,也是胜利。越南北部远离法国本土,而靠近中国本土。法国作为一个海权殖民帝国,它的势力范围遍布全球,这些势力范围会不断的受到来其它列强和殖民地人民反抗的威胁,维持其殖民霸权的唯一办法就是利用海上运输优势不断的把军事实力从全球的一个地方投送到另一个地方。它可以用这种办法在任何地方取得局部的和短暂的兵力优势,但无法持久。当它从全球调集的军队被长期拖在遥远的越南北部山区,进也不能进、退也没法退的时候,就会极为难受,其殖民帝国就会面临土崩瓦解的危险,甚至它的本土安全也会受到来自德国等相邻列强的威胁。对当时的法国来说,它第一重要的国家利益是跟德国争雄,报普法战争一箭之仇,维护本土安全。1882年,中法战争前两年,德国联合奥地利、意大利组成“三国同盟”,对法国构成巨大威胁,法国不得不开始寻求与老对手英国和俄国结盟,组成协约国。欧洲两大军事集团开始形成。后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同盟国和协约国这两大集团之间的斗争。在协约国内部,法国还在跟英国争夺地中海对岸的北非殖民地特别是埃及,这是它第二重要的国家利益;同时又联合英国在巴尔干半岛跟俄国对峙,这是它第三重要的国家利益。在遥远的东亚跟中国对抗,处于法国国家利益的最边缘,短期投入重兵搏一把可以,长期来看是耗不起、不值得的。

  ——后来,毛泽东在做抗美援朝决策的时候,也是基于类似的理由:美国的总体实力虽然比中国更强大,但美国的战略重心在欧洲,无法承担其军事资源长期被拖在亚洲东北部的代价。所以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跟美军持续对抗了三年之久,逼迫美军在中方认为合理的停战协定上签字,实现了“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的战略目标。而抗美援朝还主要是外线防御,不是直接反侵略。对日本的反侵略战争则是打了十多年,以日本无条件投降、惩治战犯、同意接受巨额的战争赔款而结束。

  清朝这边,西北的叛乱已被肃清,俄国因为国内局势自顾不暇,日本还比较弱小无力威胁中国,英国对在华殖民利益感到满意,躲在幕后支持清军对法作战,海关税收按时足量的交给清廷。“洋务运动”兴办的军工企业源源不断的生产着武器弹药,拥有英美等国最新武器的清军陆军在装备水平上并不比法军差。国际国内整体局面非常稳固,要继续支撑两三年的对法作战是有底气的。

  在东南沿海战场,情况也差不多。马尾海战以后,英国人宣布:由于中法已处于战争状态,出于“中立”原则,拒绝法国军舰利用香港和其它通商口岸进行补给休整。法军要想仅靠澎湖列岛和基隆港就长期封锁台湾海峡是不可能的。军队疫情导致法军士兵不断死亡,士气低落,这种情况随着时间的推延只会越来越严重。《中法新约》是阳历六月份签的,接下来的七八月份是中国东南沿海的台风季节,海军士兵们的生存状况将会更为恶劣。孤拔在《中法新约》签订后第三天就病死了。如果中方不急于求和,局面只会越来越有利。

  总之,清军方面的抗战固然有诸多困难,但从总体来看,持久战对清军更有利而对法军更不利。在这种局面下,中国应该咬牙坚持而不是妥协求和,因为这是一场反侵略战争而非势力范围争夺战。战争的目标不是让法国人毫发无损的撤走就算了,而是要让他们接受足够的教训,并收回前两次鸦片战争丧失的部分权益。和谈的底线绝不应该是中国放弃对越南的宗主权来实现和平,而是法国放弃对华殖民特权,中国取消对法国的片面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收回通商口岸的法国租界,并对法国商品征收惩罚性的关税以此来弥补中方军费开支以及福建水师和马尾造船厂的损失。只有这样,法军在越南才能安全的撤退,去顾及它在全球其它地区的利益。只有这样,中国才能逐步摆脱两次鸦片战争带来的屈辱,走上独立自强的道路。

  坚持战争,就需要继续花很多钱,付出更多的牺牲。但这场正义的反侵略战争确实值得打下去。战争是最残酷也是最公正的人才选拔机制。要坚持取得战争的胜利,就必然要求进一步削弱李鸿章为代表的腐朽无能的投降派势力,转而重用从战争实践中选拔出来的优秀人才。左宗棠、冯子材这些人都是战争选拔出来的。通过太平天国战争的残酷筛选,之前一大批尸位素餐的腐朽官员被淘汰了,涌现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这一批来自于汉族士绅中下层的精英分子,支撑了清朝过去二十年的“洋务运动”开展,对内兴办近现代工业,训练近代化的国防陆军和海军,对外能够消灭阿古柏、收复伊犁、抵抗法国侵略,已经有了富国强兵的苗头。

  但是,这批人毕竟是镇压革命起家的,不是真正的革命者。他们跟旧势力的关系密切,很快就受到旧势力的腐蚀影响,迅速走向腐化堕落。在此过程中,这批人内部出现了分裂,以左宗棠为代表的一派,能够坚持公忠体国、清廉为官,他们所推动的改革,是真改革;而已李鸿章为代表的淮军集团,依赖英国列强支持,以富国强兵为借口,将国家资源转变为自己这个小集团的私利,对外主张妥协投降,对内跟满洲统治集团沆瀣一气,把改革变成假改革。曾国藩、曾国荃为代表的老湘军集团,曾国藩在的时候,路线方针算是左右摇摆的中间派,等到曾国荃当两江总督的时候,也跟李鸿章淮军集团狼狈为奸了。
  上面这张“清末主要政治派别一览”可以有助于我们快速的理解太平天国战争后的清廷政治格局。主张对满洲权贵集团进行严肃整治的肃顺早在“辛酉政变”中就被干掉了,满洲内部振作已不可能。有人会疑惑李鸿章为何是“保守派”而非“改革派”。在现在的主流观念看来,那个时代只要主张学习西方就应该是改革派。实则中国真正自强,光靠对外学习西方是不够的,关键还是自身内部的变革——要肃清贪腐利益集团,更换新鲜血液才可能成功。要彻底的完全做到这一点,只能革命。革命被镇压之后,要想仅通过改革来实现富国强兵,那也得政府和军队起码的廉洁高效,这是最低要求。做不到这一点或者不朝这个方向努力,仅主张学点西方的技术或制度,就谈不上是改革派。

  在与反洋务的极端保守势力作斗争方面,李鸿章和左宗棠没有区别,他们都是“洋务派”。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战争以后,国家实权已完全掌握在洋务派手中,反洋务派只剩下打嘴仗的本事,被清廷拿来充当和地方实权派斗争的工具。跟这帮人斗争不需要费多大力气,真正需要费力气的是“向自己开刀”——在掌握实权的利益集团内部推动革新。由于满洲勋贵仍然掌控中央政权,又有英国控制的海关支持,中央层面的改革肯定推不动。但对实权派汉族士绅而言,在地方督抚的位置上,除了拿钱“办洋务”以外,能否对自己开刀、破除自身利益和自己所代表的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挠,才是判断“真改革”和“假改革”的关键。从这个层面来看,我们才说,集团利益至上、带头贪污腐败的李鸿章只是洋务派,不是改革派,他主持的改革是“挂羊头卖狗肉”——挂着洋务的旗号,干着损公肥私的勾当。只有以大公无私的态度严肃治军治吏,抛开利益集团小圈子提拔任用人才的左宗棠,才是洋务派中的真改革派。

  检验左宗棠的“真改革”和李鸿章的“假改革”,最权威的标准是对外战争。在对内宣传方面,利益集团可以掌握舆论,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挂羊头卖狗肉。但外敌入侵不是利益集团能够控制得了的事情。“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内部腐烂的集团,不可能单独在军队内部实现团结高效。就跟明末东林党一样,对内攻击政治对手和编造历史档案水平一流,光看他们写的奏折和笔记,其中的家国情怀、理想主义能把人感动的痛哭流涕。奈何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不支持这种情怀,一打仗就现原形。光看李鸿章写的奏折和书信,比左宗棠还要忧国忧民。但左宗棠的军队经过洋务运动,装备了近代化武器,拉出去跟外国军队打,就能打的赢;李鸿章的军队拉出去打,就一败涂地。西北战争,完全是左宗棠的军队主导,胜利如同摧枯拉朽一般;中法战争,前期是李鸿章的广西淮军主导,一溃千里,把镇南关都丢了;后期换成左宗棠的部下王德榜配合冯子材的指挥,加上清流中的杰出人物张之洞的支持,就能取得镇南关大捷。马尾海战,左宗棠说不上话,李鸿章能发挥一点影响力,但主要是满洲集团的附庸——朝廷清流派主导,输的惨不忍睹。台湾保卫战,左宗棠在福建统筹后勤支援,违抗李鸿章“旨意”的淮军“叛徒”刘铭传和左宗棠部下王诗正在前线作战,也能取得胜利。左宗棠去世后十年,中国变成淮军集团的天下,中日甲午战争,李鸿章和满洲统治集团联合主导,北洋水师输的跟马尾海战一样惨,陆地战场输的跟第二次鸦片战争和中法战争第一阶段一样惨。两相对比,谁在搞“真改革”、谁在浑水摸鱼搞“假改革”一目了然。

  这张表格中,曾国荃前后的变化也值得一提。

  镇压太平天国时期,曾国荃虽然有屠城劫掠的暴行,但也不是全无理想和良心,起码对手下将士的纪律约束比较严格;安庆杀降,刚开始还有点犹豫,是曾国藩再三催促才下的手;对李昭寿手下的士兵烧杀抢掠的暴行,也一度想动手制止。从这些方面来看,他还不算是丧尽天良。湘军遣散以后,曾国荃被迫称病回家休养,过了一段时间复出担任湖北巡抚,配合曾国藩、李鸿章镇压捻军。他上头有个湖广总督官文。这是个无耻无能的满洲权贵。当年弹劾左宗棠在湖南幕府擅权、差点让左宗棠被杀、最终把左宗棠赶出湖南的幕后黑手就是官文。左宗棠收复新疆回到北京以后,二人还在奕?举办的宴会上见面了。左宗棠旧事重提,当众把官文羞辱了一番。

  官文经营湖广多年,与当地的官场利益集团关系极深,曾国荃想要收拾几个侵吞军饷的贪官,遭遇官文掣肘,一怒之下上奏弹劾。这个事情惹得朝廷非常不高兴,因为官文是唯一能跟镇压太平天国沾上边的满洲高官。胡林翼担任湖北巡抚的时候,善于协调跟官文的关系:事情都是胡林翼在干,功劳则推到官文头上。清廷对此心知肚明,但怎么着也要留着官文作为满洲的颜面,不然镇压太平天国的功劳就彻底跟满洲勋贵无关了。

  见曾国荃弹劾官文,远在福建的左宗棠也跟着上奏附议——他与曾氏兄弟一向不和,但在弹劾官文这件事上,意见完全一致。湘军楚军两位大佬联合驱赶官文,清廷没办法,只好把官文撤职查办。但却记下了这个仇。等到曾国藩主持镇压捻军不力,这事儿就被翻了出来,曾国荃也跟着丢掉了湖北巡抚的位置,再次回家休养。而官文则再次复出,担任直隶总督,反而升官了。

  经过这样一番折腾,曾国荃身上原本就不多的那点理想良知也就基本上给折腾没了。回想起当年因为咸丰皇帝一句“谁攻下南京就给谁封王”,自己被搞得热血沸腾,拼了老命硬抗李秀成几十万大军,结果等到南京城破,清廷不仅把封王的许诺抛到脑后,还想玩一把“兔死狗烹”的好戏。如此种种,实在是让人寒心。此后,曾国荃做官就一直以表面上过得去为原则,对下不整人,对上不弹劾,大搞一团和气。在两江总督任上,乐得跟李鸿章等人同流合污,以保全两江湘军集团利益为唯一责任,其它事情一概不管。中法战争,朝廷两次下令南北洋水师支援福建,他和李鸿章展开“找借口比赛”,为保存自身实力,以各种理由推脱,拒不救援。最后当然还是老谋深算的李鸿章赢得了比赛,北洋水师连法国军舰的影子都没看见就跑路了,南洋水师好歹还躲在镇海港里跟法国军舰远距离对轰了一场。但曾国荃的表现也算可圈可点,完成了几次漂亮的闪躲。

  彻底沦为保守派的曾国荃赢得了朝廷上下一片赞扬之声,认为其老成持重,可谓国家柱石。两江总督的位置也坐的极为稳当,在这个“天下第一肥缺”一直混到了老死。

  曾国荃前期后期的变化,是整个镇压太平天国的那一批精英分子从奋发到堕落的一个缩影。“甲申易枢”和中法战争是一个关键转折点。改革派的主心骨左宗棠已经72岁,来日无多了,接下来怎么办?内政改革短期内是改不起来的,革命则当然不会被任何派别所接受,唯一的办法就是利用外部压力推动内部变革。一场旷日持久的反侵略战争便是很好的契机——依靠血与火的“硬核”考验来淘汰腐化的保守派和堕落的中间派,从残酷的战争中锻炼和选拔出真心敢于为国牺牲、智勇双全的新一批精英群体,才可能有效制止统治集团的加速堕落,维持“同光中兴”的局面。左宗棠要想让自己的路线压过李鸿章路线,最后的机会就是把目前的反侵略战争继续打下去,打到侵略者投降认输,才能培养和筛选出来合格的新一代改革派领袖。一旦战争按照李鸿章划定的条件结束,此后“李鸿章路线”就必然大行其道。

  李鸿章代表清廷与法国签署正式停战合约之后九天,失望至极的左宗棠正式上书请求退休回家养病,得到批准。

  两个月后,左宗棠去世,留下遗言:

  “此次越南和战,实中国强弱一大关键。臣督师南下,迄未大伸挞伐,张我国威,遗恨平生,不能瞑目!”

  ——以左宗棠的才能和地位,竭尽全力,也不能扭转国运,以至于有死不瞑目之叹,实则是“后太平天国时代”历史发展的必然。镇压革命,苟延满洲残喘;借师助剿,催生淮军买办;倚靠团练,力保土豪劣绅。干了这些事之后,左宗棠还要想富国强兵,上有满洲,外有列强,下有遍地贪官污吏和士绅豪强,中间还有李鸿章,无一不贪婪无耻、各怀私计。左宗棠夹在中间,看似功高位显,其实孤独无助。即便是西征新疆的功绩,背后也是毒害中国人的鸦片税收和侵略中国的列强控制的海关关税支撑起来的,不过是“一将功成万骨枯”——枯骨中大部分不是死于疆场的战士,而是“丁戌奇荒”中死于大规模鸦片种植的千万中国人。一开始积极参与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便错了,后面再怎么奋发努力,也注定于事无补。

  [1]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203页

  [2]镇南关大捷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重大胜利,尽管在杀伤法军的人数上双方存在争议,但在法军溃败、丢掉凉山要塞、丢弃大量粮食弹药、主要将领被杀伤这四个方面则不存在争议。后来有些人为了替李鸿章的屈辱求和路线辩护,只引用法军死亡74人的片面记录,试图以此贬低镇南关大捷,将其形容为一次幸运的小规模击溃战,甚至是法军的主动撤退,这是错误的。没有一场小规模击溃战会同时导致敌军出现整体溃逃、丢掉后方要塞、丢弃后方物资和主要将领伤亡四个结局,中法双方共同承认的基本事实说明,法军单方面宣布的74人伤亡数字是严重缩水的。之前的鸦片战争,英军记录自己的伤亡跟清军记录的英军伤亡差异很大,我们一般倾向于采信英军的记录,因为他们取得了胜利,战争的过程和局面支持较小的伤亡数字,而镇南关大捷的战争局面不支持法军的说法。必须根据清军和越军的数据来对其进行修正,才能得到比较可靠的结论。

  [3]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甲午增补本)》,200页,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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