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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lameihua

李晓鹏: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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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3-29 11:55:25 | 显示全部楼层
  革命之源:对太平天国革命的评价

  以南京城破、李秀成被杀为标志,太平天国运动算是失败了。对它的评价,一百多年来始终存在着巨大的争议。

  清廷方面,当然坚决诬之为“贼”,竭力污蔑其抢劫杀戮、祸害天下。以“卫道”自居的曾国藩等人,还额外注意强调太平军所信仰的拜上帝教教义的荒谬及其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破坏。

  但是,中国人民反抗清朝反动统治的革命斗争并不会因为太平天国被镇压而终止。在洪秀全的老家花县附近大约只有几十里的地方,很快就又出了一个著名的革命家孙中山。孙中山在很小的时候,就从村里的老人们口中,听说过很多太平天国抗清的故事。投身革命后,他很喜欢自诩为“洪秀全第二”。孙中山说,他和洪秀全有好多地方很一致,包括从西方学到了新知识、主张推翻清王朝、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等。

  在北美的时候,孙中山为了争取洪门组织的支持,授意刘成禺编写《太平天国战史》,并亲自作序。他极力赞扬太平天国运动为中国民族大革命的辉煌,并将洪秀全类比朱元璋,认为太平天国运动是“吾党宣传排满的好资料”,赞扬洪秀全是“扬汉皇之武功”。

  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于1929年完成北伐统一。为了强调自己对孙中山遗志的尊崇,凸显自己孙中山继承人的地位,蒋介石指示民国政府通过了《禁止诬蔑太平天国案》,严禁在一切书籍、杂志、报刊、教材上攻击太平天国,并将满清时代的各种辱骂太平天国的文字资料全部查禁。

  比较讽刺的是,蒋介石后来又成了曾国藩的铁杆粉丝,完全背叛孙中山的革命理想,把他的中华民国政府变成了跟满清一样的反动政权,很快被新一轮的人民革命推翻。

  新中国成立后,用基于阶级斗争的“革命史观”对中国历史进行了一轮大规模的梳理。在革命史观的指导下,中国古代和近代史上几乎一切形式的底层暴动都被认为是正义且光荣的行动,暴动领袖也一律被认为是伟大的英雄人物。而且,由于马克思主义强调生产资料公有制在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方面的核心地位,各种人民革命的先进程度也就依据其对生产资料公有制的重视程度来进行排列。太平天国在1853年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提出把土地等各种生产资料收归天父天王所有,然后再把土地平均分配给人民耕种,但耕种的土地收成仍然要由政府统一分配。这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公有制+配给制”形式。由此,革命史观便将太平天国运动认定为 “中国农民起义的最高峰”,洪秀全作为太平天国的最高领袖也被推上了神坛。相反,朱元璋、刘邦这些真正领导人民革命取得胜利、开创了伟大太平盛世的英雄人物,则因为没有大力推行土地公有制而被认为是革命的“叛徒”,他们建立的政权被认为是地主阶级篡夺了农民起义领导权的产物。

  对朱元璋、刘邦等人的评价,我们在第二卷中已经讲过了。我们的结论很明确,他们不是革命的叛徒,而是善始善终的伟大革命领袖。中国古代人民革命的最高峰是朱元璋领导的元末农民起义,第二高峰是刘邦领导的秦末农民起义,第三高峰是西汉末年和王莽新朝的农民起义,第四高峰是隋末农民起义。这四次伟大的革命,创造了明朝、西汉、东汉和唐朝这中国古代四个伟大王朝。后边不管怎么排,太平天国排名肯定是在第四名以后了。因为我们评价革命成就的标准,绝不应该是看它喊出来多么漂亮的口号、提出了多么高大上的纲领,而是它所实际取得的成就。太平天国革命固然伟大,但它终究是失败了,它提出的纲领先不说好不好,压根没有实践的东西对革命而言是作不得数的。

  由于基于阶级斗争和生产资料决定论的革命史观把太平天国运动抬得太高,最后的结果是让它有点“下不来台”。

  太平天国运动存在着很多很严重的内部问题,包括领袖人物的特权和腐化、严重的封建等级制、宗教极端举措对人民权利的践踏、一神教意识形态对中华文明的污蔑和破坏等等,这些问题严重到了足以让它走向失败。这些问题绝不是可以用“反动阶级的污蔑”或者“农民运动必然存在的缺陷”能够解释得了。或者说,如果我们把它们理解为“农民运动必然存在的缺陷”,那就是对整个中国古代人民革命的抹黑,因为它是最高峰,而前边四个孕育了汉唐明盛世的革命都不如它伟大,那这四大革命的缺陷就会更多更严重。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中间的逻辑链条是:太平天国的古代农民起义的最高峰——太平天国存在诸多证据确凿的严重问题、洪秀全个人品质问题很多——其它革命还不如太平天国——这些革命建立的王朝很糟糕、革命领袖如朱元璋刘邦等连洪秀全都不如。

  在改革开放以前,意识形态管制比较严格,这个逻辑链条很少有人敢讲出来。但是随着越来越多关于太平天国的负面材料被挖掘和公开,人们发现,沿着“太平天国是中国农民运动的最高峰”这个逻辑链条往下走,它反而成了抹黑整个中国古代文明、甚至挑战人民革命正义性的一个重要武器。

  要解决这个问题,给予太平天国运动实事求是且不偏不倚的评价,至少需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对革命史观做出修订。

  第一,要明确对我们评价历朝历代人民革命功绩的标准不是旗号和纲领,而是实际取得的成就。革命是解决现实问题的,不是用来画饼充饥的。因此,太平天国的历史地位绝不能捧太高,它排不了第一,前三都进不去。

  第二,要正确认识生产资料所有制在中国人民革命斗争中的地位。不是公有制搞得越激进,或者公有制的口号喊得越响亮,革命就越先进。

  人民革命目标需要反映人民的真实诉求,根据其所处时代的实际情况来确定。公有制和私有制都只是一种产权安排。从历史实践来看,在关系到国民经济命脉和基础民生保障的领域,公有制为主、私有制为辅的产权结构可以较好的发挥作用;在普通商业和日常消费品生产等领域,私有制为主、公有制为辅的结构比较好。而且,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技术水平下,二者的最佳分工方式和比例是不断变化的。不存在公有制比例越高越好的这种绝对标准。

  总的来说,并不是建立公有制,人民革命就成功了;不搞公有制,人民革命就只能被地主阶级或者资产阶级篡夺领导权——这是一种基于错误理论的错误推论。

  《天朝田亩制度》是《待百姓条例》的改良版,“物物归上主”的本质不是公有制,而是神权所有制,即万物皆归天父天主的意思。《天朝田亩制度》里边还有关于定期做礼拜、听讲圣经、分男行女行等荒谬内容,总体而言是一部基于宗教幻想的一神教建国纲领,不是人民革命纲领。这里边有没有体现革命诉求的内容呢?有的,但这部分内容并没有什么特色和创新之处。把《天朝田亩制度》中的神权所有制、宗教礼拜制和封建等级制这些它最有“特色”的核心内容去掉以后,剩下的诸如优化政权建设、改善社会公平、推动民生幸福等方面的内容,是几乎所有人民革命运动都会提出或践行的目标。没有《天朝田亩制度》做指导,革命者也知道如何建立公平合理且行之有效的行政税收体系——刘邦和朱元璋就是这方面的典范,他们领导建立的国家制度比《天朝田亩制度》高明和完善不知道多少倍。

  以上两点其实在我们的前三卷都已经讲过了,不再细说。而第三点则更复杂一些,之前没有提过,需要从头说起。

  第三点,就是要理清楚宗教和革命的关系。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尤其突出的就是便是要讲清楚拜上帝教创始人洪秀全和整个运动的关系。

  现在对太平天国运动的看法,无论肯定还是否定,都把它和洪秀全捆绑在了一起:肯定太平天国运动的,必然倾向于从总体上肯定洪秀全是伟大的革命领袖,最多不过是有一些不重要的缺点;否定洪秀全的,必然倾向于否定整个太平天国运动。而本书的观点则是:在否定洪秀全的同时肯定太平天国运动。

  太平天国与中国古代的诸多人民革命运动相比,有一个极大的特殊性。它是西方一神教传入中国后,与人民革命相结合的产物。这种一神教意识形态引发的底层革命,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一神教意识形态在革命初期为太平天国运动提供了重要支持,但越到后期,其负面影响就越加突出,最终变成了一个大毒瘤,毁掉了整个运动。要正确认识太平天国运动,就必须要把一神教意识形态与人民革命诉求分开,把太平天国运动的名义领袖和宗教导师洪秀全与太平天国运动中那些真正人民革命英雄们分开。不否定一神教意识形态,不否定洪秀全,就无以肯定太平天国运动、无以肯定这场革命中真正的英雄和领袖人物。

  杨秀清、石达开、李秀成这些真正的人民革命英雄都是跟洪秀全的路线方针对着干的,他们或者被洪秀全杀掉、或者被洪秀全赶走、或者被洪秀全架空。洪秀全成了伟大领袖,那他们是什么?他们与洪秀全矛盾冲突的地方是革命的关键问题还是细节问题?在这些矛盾冲突的方面他们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他们反对洪秀全是出于个人野心搞分裂还是因为坚持革命原则?这些问题回答不好,我们就没法正确评价太平天国运动。一个多世纪以来,之所以没人能把太平天国的功过是非理清楚,核心就在于没有把洪秀全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关系分清楚。不对洪秀全的错误路线进行彻底的批判,并把太平天国的人民革命路线与它划清界限,我们就无法公正的评价太平天国运动。

  要理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先要思考一个更深刻的问题:为什么会有底层革命?为什么底层革命能够取得成功?

  从直观上来看,老百姓造反就是活不下去了,吃不饱肚子就要造反。这个回答看起来有道理,其实仅限于中国。中国古代的老百姓活不下去了会造反,其它国家古代老百姓就算活不下去了也不怎么造反,或者说,活不下去就造反的比例太少以至于成不了气候。依靠底层革命直接推翻一个国家政权建立一个新政权这种事情,二十世纪之前只在中国发生过。所以,这个答案不全对,还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根本。

  古代中华文明,至少从周朝开始,就是个世俗文明。尽管中国人对鬼神之说,多多少少是相信的。但跟西方基督教国家、中东伊斯兰教以及印度教和佛教国家的民众相比,中国人对鬼神的态度总体而言是实用性的,要求神仙菩萨为人民解决世俗生活的实际问题,比如求雨、求子、长寿等等,只有能好好为人服务的神仙,才能获得尊重、享受人们的供奉。总体而言,中国人不是为了获得转世或者永生而牺牲今生今世的幸福去供奉神仙。在中国,宗教信仰是为世俗生活服务的,而不是相反。所以,中华文明是世俗文明,而大部分其它古代文明都是神圣文明。

  正是因为如此,中国人民才会因为受到政权的压迫而发动革命。在被宗教统治的古代神圣文明国家,人们普遍被宗教洗脑,把死后的虚幻世界看得比现实世界更重要,相信世间万物包括社会结构都是神灵的安排,统治阶级不管怎么压迫他们,他们也不会反抗。个别的零星的反抗有,但不能一呼百应,成不了气候,没办法推翻一个国家政权。神圣文明中的政权,只会因为统治阶级内部腐朽衰落,然后被其它国家或蛮族消灭,无法通过革命来实现文明的内部更新。

  成功的底层革命即使在中国也只在秦朝建立大一统国家之后才开始出现。它是人类文明史中极为罕见的现象,产生条件极其苛刻。

  首先,它需要底层人民能普遍认为现有统治秩序不公平,并能够正确理解个体苦难与社会制度的关系、个体生命与他人利益的关系,愿意为了改善亲人、后代乃至非亲非故的普通人的生活幸福而斗争和牺牲。这就要求社会意识形态的世俗化。在古代西藏,统治阶层对待老百姓极为凶残,经济上的剥削已经登峰造极,但这都还不算什么,统治者还会大量活取农奴的人皮、头骨来做法器,其手段之凶残令人咂舌。但上千年来,农奴们几乎从不反抗,因为他们相信宗教宿命和转世轮回,不管是对自己遭受的困难和亲人遭受的苦难,都认为是神的安排。这种情况下,大规模的农奴革命不可能发生。其他宗教立国的古代文明,也是同样的情况。中世纪的欧洲,人民生活再苦也不会造反,因为他们相信这都是上帝的旨意。一直到近代世俗国家体制全面建立以后,成规模的革命才开始在欧洲出现。所以法国大革命震惊了整个西方,因为西方统治精英集团在此之前根本就没有人民革命的概念。跟他们说老百姓活不下去或者觉得社会不公正会起来造反会被他们笑死。西方文明史中的上一次大规模人民革命还要追溯到一千多年前的罗马共和国时代。那个时候的罗马还没有把基督教立为国教。现在很多中国学者也跟着西方学者一起“震惊”,把法国大革命看成人类历史上了不得的惊天巨变,把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奉为研究革命的“圣经”,其实法国大革命连两千年前秦末农民起义的成就都没有达到,这种事情对中国而言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

  第二,它需要底层人民能理解公平和自由。不懂得什么叫自由的人也就不会懂得反抗。世代为奴的人,再怎么被残酷迫害也不会主动造反,必须经过革命先行者或启蒙者的教育才能懂得反抗。罗马时期,曾经爆发过著名的斯巴达克斯奴隶大起义,但斯巴达克斯和他的伙伴们之前是自由人,并非生而为奴隶。他是巴尔干半岛东北部的色雷斯人,罗马进兵北希腊时,在一次战争中被罗马人俘虏,被卖为角斗士奴隶。他和他的伙伴们知道自由是什么样的,才会不甘心做奴隶的命运,奋起反抗。中国人民有过长期自由生活的体验,并通过民间传说等形式,将历朝历代争取公平自由的英雄人物变成故事世代传唱,“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成了家喻户晓的谚语,才有了大规模底层革命的文化土壤。

  ——第一条和第二条有相似的地方,也可以合为一条。它们都说明,并不是老百姓活不下去就会造反的。活不下去,而且觉得不公平,还对公平和自由拥有憧憬和向往的人民才会大规模造反。

  第三,革命成功还需要底层人民有跨越较大地域的阶级认同感。也就是说,底层人民能不分地域联合起来斗争,组成大规模的革命军团,才可能推翻一个国家政权。如果底层人民互不认同对方属于同一类人、有着共同的命运,那革命就会失败。如果山东省的革命队伍走到河北,河北老百姓认为是外族入侵,这样的革命就不可能成功。在封建制国家,革命成功的可能性很低。因为封建领主们彼此之间是比较容易联合起来镇压革命的,而人民被限制在一个一个的封建领土内,眼界狭隘,语言文字文化习俗等差异巨大,以为出了领地就是异国。小规模的反抗就算能战胜某一个封建主的武力,也很容易就周边的封建主们联合起来镇压。只有在秦朝建立了大一统国家之后,书同文、车同轨,即使非统治阶级也有很多机会在整个国家的范围内流动。像刘邦这种革命领袖人物,在造反之前负责组织本地人民去咸阳服劳役,这就是跨地域的人口流动。刘邦和他带的人都从中长了见识,沿途跟各地人民有了交往交流。这样,各个地方的底层人民彼此之间才能视为同一类人,知道大家都遭受同样的压迫。打起仗来,刘邦的山东兵杀到陕西去,陕西的老百姓也愿意支持同样出身底层的革命军队,而不会感觉是本国遭到了外敌入侵。陕西人愿意参加山东人组织的军队,大家能在同一支军队为了共同的目标一起战斗,这才能推翻一个大一统政权。西方近代全球殖民体系建立以后,大规模的革命还需要全球革命者的协同才能成功,所以马克思才会高呼“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第四,它需要底层人民具备较强的自组织能力,并在发展过程中逐步与知识分子阶层结合。中国古代王朝都在组织开矿方面比较谨慎,因为矿工们会在生产过程中学会如何组织起来。元末农民起义的爆发,最先就是元朝从全国范围征发劳工去治理黄河。治理过程中,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青壮年学会了如何有组织的劳作,然后他们就被组织起来干革命了。太平天国的革命力量,其中就包括了贵县的许多矿工,其领袖便是秦日纲。他们人数不多,起义刚开始的时候势力不大,秦日纲也就没机会封王。但随着战争的进行,这批人因为非常善于组织起来团结作战,其战斗力显著高于其他部队,屡屡立下战功,秦日纲也才因此成为永安建制之后、天京事变之前唯一被封王的将领。

  怎样才能把人民高效的组织起来,是革命的一个大学问。在革命队伍达到一定规模以后,大量有知识的人才加入成为组织中坚,革命才能持续发展壮大。朱元璋以文盲闹革命,淮南地区底层农民是主力,但发展壮大以后,大量吸收刘伯温为代表的浙江文人精英加入,才把政权建设完善了起来。同时也为明朝建立以后淮右军事集团与浙江文人集团的政治斗争埋下伏笔。

  满清为了更好的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长久的以野蛮落后的少数统治文明进步的多数,也就针锋相对的从这几个方面着手来制定统治政策。

  首先,对“道统理学”思想进行改造,去其精华、取其糟粕,建立了 “忠君理学”意识形态。忠君理学虽然不是宗教,但在束缚中国人思想方面也有与一神教类似的效果。这一点我们在第二卷和第三卷就讲过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头号“功臣”曾国藩,就是“忠君理学”意识形态工程的完美产物。同时,清政府也广泛利用各种鬼神迷信思想来蒙蔽人民,让他们相信自己所受的压迫是命中注定——不过这一招是历朝历代普遍使用的招数,并非清朝特色。

  第二,在满汉结合的军政体系之下,再进一步利用宗族制度来控制基层,让中国人被宗族划分成为一个一个相对孤立的小团体,以宗族意识消解阶级意识。人民从小生活在宗族以及基于宗族的保甲体制的严格控制之中,缺乏天下国家的概念,不同宗族之间的人彼此形同异族,难以实现跨宗族的阶级认同;

  第三,以野蛮的酷刑来严格禁止异姓结拜兄弟、禁止拜师学武、禁止一切形式的非官方结社行为和集体意见表达,全面消解中国人民的自组织能力。

  ——在第二条和第三条做法共同形成的严密高压统治之下,中国人民越来越难以体自由的滋味,习惯于奴隶式的生活,也就很难再产生反抗的念头。

  第四,用“文字狱”为代表的思想文化专制来制造普遍的文明倒退,让中国人从文字和书本中除了忠君理学以外无法学到有用的知识,尤其是关于反抗和组织的知识;让更多的中国人变成文盲和半文盲,以至于根本就无法从书本中学习任何知识。这样,中国就只有两种人,一种是能看书写字但是被忠君理学洗脑的人,一种是不会看书写字的文盲。前者可以做满洲统治的帮凶,后者就会因为愚昧无知而不懂得反抗。知识分子与底层革命者的结合也变得尤其困难。

  这些招数非常有效。清王朝的存在时间因此大大超过了元朝。也可以说,上千年的中国古代史,革命与反革命两个方面的水平都在不断进化。清王朝,就是镇压人民革命的力量在古代社会进化所能到达的最高峰。它将野蛮民族的残暴、理学思想的深度思辨、皇权体制的高效融为一体,对人民的反抗,屠杀的最狠、洗脑也最厉害,在硬的和软的两个方面都几乎做到了极致。

  面对这样一部严密的专制机器,要想通过底层革命来推翻它,就比推翻元朝、秦朝、隋朝、唐朝、汉朝都要困难的多。

  ——当然,忠君理学说到底也还不是真正的宗教,其中的理性成分比一神教、佛教、印度教高得多,对人的麻痹和欺骗能力也就要差一些;清政府的统治固然野蛮残暴,但说到底也还是一个世俗政权,不是宗教政权,它也承认自己有保障民生幸福的义务,也就是说——虽然大家都不能公开说出来,但心里都能想得到——如果它未能履行这个义务,人民便有权反抗;最后,再严密的“文字狱”也只能解决文字问题,对底层人民以非文字的形式传承的各种民间故事则无能为力。所以,中华文明在满清也不算是中断了,只是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出现了严重的倒退。中国人民的反抗仍然此起彼伏,而不是被消灭。只不过,要想取得成功——至少是形成规模——则非常非常困难。即使朱元璋、刘邦再世,按照他们的水平和方式来组织革命,恐怕也难以再次取得成功。

  历朝历代的底层革命,在其刚开始的时候,都要借助于某些迷信思想。比如陈胜吴广起义,要先搞一个“鱼腹藏书,篝火狐鸣”;元末农民起义,韩山童、刘福通等人先要刻一个独眼石头人埋到黄河河道里,上边写上“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又利用白莲教的教义,宣布韩山童是“弥勒转世”,这才发动了红巾起义。这些都是因为古代社会底层老百姓有迷信思想,对天命鬼神之说多少有些畏惧。搞点迷信活动,打破大家对当权者受神权庇护的担忧,有利于增强大家对革命胜利的信心。不过,这些行为对革命而言只是辅助性的,不是决定性的。纯粹靠煽动迷信思想来干革命,肯定干不大。政教合一的国家从来没有成功的底层革命,就是明证。革命能发动起来的前提,首先是大家认为社会不公平、不造反就活不下去了,先有了一个要造反的念头,但是存在一些疑虑,才需要在最后关头由领袖人物出来通过搞点迷信活动,作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点燃革命之火。而不是大家本来不想造反,被迷信思想洗脑了,才决定造反。谁在前谁在后,谁为主谁为次,这里边的关系千万不能混淆了。

  古代革命需要利用迷信思想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在革命初期,领袖人物缺乏权威,也需要以迷信活动来先行树立权威,带着大伙儿先把革命事业干起来。干起来之后,领导人物也需要接受革命的检验。能带领人民取得革命战争胜利的人,就会逐渐的脱颖而出,成为享有权威的革命领袖。通过战争来取得权威的新一代领袖,就不再需要迷信活动来制造和维持自己的权威了。于是,最开始被利用的鬼神之说就会被抛弃,世俗化的领导集团出现,并最终建立一个世俗化的革命政权。

  由于鬼神之说和战争能否取胜之间实际上没有关系,如果那些最先利用迷信活动取得权威的革命发起人不能尽快摸清楚革命战争的规律,就会失去领导权。

  所以,宣传狐狸会说人话的陈胜吴广失败了,刘邦成了最后的胜利者;宣传“弥勒佛转世”的韩山童、刘福通失败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朱元璋成了最后的胜利者。革命战争对领袖人物的优胜劣汰是一种必然现象。人民革命从来都不是谁在一开头是领袖,然后就可以永远是领袖。革命者绝对没有对不具备领导才能的、或者战略路线错误的领袖个人效忠的道德义务。朱元璋刚开始也是红巾军中的一员,如果他抱着“弥勒转世”的说法不放,自己明明是革命战争中成长起来的领袖,却“温良恭俭让”,不坚决掌握最高权力,而是拥护不具有领导能力的韩山童后代当皇帝,那就是愚蠢而不是谦虚,是对革命事业不负责,就会失去人心,让革命走向失败。

  ——一般而言,利用宗教迷信建立权威的领导人,水平远远不如战争实践筛选出来的领导人,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也是我们理解太平天国运动的关键。

  太平天国的情况在这一点上与历朝历代的革命一样。人民群众之所以要参加拜上帝教闹革命,根本原因是他们觉得现有的统治秩序不公正,一直以来就想要反抗,但还心存疑虑,而且没有找到合适的形式组织起来抗争。拜上帝教的作用,就是鼓励大家打破对诸如“甘王庙”等官方宗教迷信的欺骗,用支持造反的宗教迷信对抗镇压造反的宗教迷信,获得革命胜利的信心,并且快速树立一个领导权威来组织革命。如果在底层人民心中没有对现实统治秩序的强烈不满,拜上帝教也就不可能组织大家起来革命。大规模的底层革命,都一定是先有普遍的革命意愿,再有宗教的煽动和组织发挥作用;而不是先有宗教煽动,然后大家才产生革命意愿。革命组织起来之后,接下来的逻辑,就是逐步通过战争来对领袖人物进行优胜劣汰:路线正确、能带领大家走向胜利的人就应该地位逐步上升,路线错误、领导能力低下的领导人就应该被逐步淘汰。然后,新的领导人就像朱元璋抛弃白莲教、抛弃“弥勒转世”的传说一样,逐步抛弃拜上帝教和“上帝之子”这样的宗教迷信思想,提出清晰的人民革命纲领,建立世俗化的革命政权,最终领导革命取得胜利。

  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关键因素,就在于未能完成这个优胜劣汰的过程。宗教迷信思想在早期树立起来的领导权威,没有被通过革命战争成长起来的革命权威成功替代。这个关键性的转变没有完成,主要原因在于这一次的造反宗教跟之前的大不一样,它是一神教而非多神教。一神教的特点我们在第三卷介绍过,它跟多神教的关系主要不是神灵数量多和少的关系,而是信仰体系先进完善和原始落后的差别。一神教内部的最高宗教权威一旦树立起来以后,信众的思想会高度统一,要想动摇会非常困难,基本就不可能。

  太平天国运动之所以会选择一神教为最初的动员思想,或者说,清朝最大规模的底层革命会在一开始以一神教作为革命意识形态,跟我们在前面讲的清朝特殊的严密而又野蛮的统治体系密切相关。在这个体系下,本土的反政府意识形态要实现大规模革命动员极其困难,很容易被官府察觉并血腥镇压。像天地会这种组织,尽管在保密方面几乎已经做到了极致,也必须分散成为一个一个相对独立的堂口,才能逃脱满清专制罗网的搜捕。过度的保密和分散,让天地会难以形成强有力的领导中央和跨地区的大规模联合。嘉庆年间的白莲教大起义,也有类似的问题,即缺乏权威的统一领导,尽管声势浩大,却被分散的宗族士绅团练武装搞得束手无策。

  洪秀全创立的拜上帝教,相对于白莲教和天地会,有两大优势。

  第一,它来自于西方列强在中国大力传播的基督教,可以利用基督教的外衣来为自身发展提供掩护。

  从明朝中后期开始,就有大量西方传教士到中国传教,到了清朝也一直没有中断。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见识到了洋人的厉害,两广地区官员大都害怕得罪洋人给自己惹祸上身,对基督教的传播自然不可能像对待本土民间宗教那样,动不动就指为邪教予以血腥镇压。不要说政府杀掉传教士,就算外国传教士在中国死了,死因说不清楚,地方官员都可能要背责任。在天平天国起义之前,西方传教士就已经到广西传过教了,地方官员并不敢干涉,有民间与传教士冲突的,还往往偏袒传教士,息事宁人,以免引发外交事件给自己找来大麻烦。洪秀全砸了甘王庙,轰动一时,地方士绅恨之入骨,还把冯云山抓起来送官。但官府收到人以后,却一直不处理。其中一大原因,就是冯云山辩解自己是在传洋人的基督教,还把《圣经》拿给县令看了。直到现在,大部分人学习过中国近代史的中国人也搞不清楚拜上帝教和基督教的区别,更别说清朝的地方官员了。若是一般本土民间宗教,县令很容易就可以杀掉冯云山结案,还可以向上汇报自己破获了邪教大案,以此表功。但对洋教,则不能不小心处理,关押审理了很久,才想出来一个“踢皮球”的办法——将冯云山押送回原籍处理,让冯云山得以半路逃脱。而洪秀全在冯云山被捕以后,就返回广州想要找基督教会帮忙营救,其实也是想要借助洋人的力量来掩护拜上帝教发展。类似的情况,在广西广东等地官员处理拜上帝教相关事件的过程中也必然会发生。其它本土宗教,稍微搞出点动静,就会引起官方重视,然后捉拿其领袖、搜捕教众,砍掉一批脑袋,就算是破获了大案要案,可以立大功的。拜上帝教有“洋教”做庇护,才能在广西广东大规模传播,到处设立分部,还跟团练起冲突,却一直没有引来官方的大规模镇压。等到它都发展到能跨省跨州调动两万多人、训练出一万多正规军(超过了广西全省绿营总兵力)的时候,官府才如梦初醒,开始动手,但为时已晚。

  第二,它是一神教,其传播和组织动员能力远远超过多神教,有利于快速建立起一个享有很高权威的领导中枢。

  拜上帝教众纪律严明,在起义之前能隐忍不发秘密发展,决定发动起义以后又能快速集中,并很快训练成正规军。清军在一开始把金田武装当成天地会、白莲教起义队伍的战斗力水平去组织镇压,吃了大亏。等到搞清楚情况以后,太平军也已经度过了最危险的初创时期,成了一支成熟的、大规模的革命军队,再要想快速镇压下去就不可能了。

  总之,清末最大规模的底层革命选择了一神教作为其进行革命动员的意识形态,是清王朝严密野蛮的专制体制和西方列强殖民入侵这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神教为这场伟大的人民革命冲破满清的专制罗网、快速成长壮大提供了重要的庇护和支持,但正所谓“祸福相依”,它同时也为革命的失败埋下了祸根:当人民革命的英雄们在取得了革命的初步胜利之后,想要摆脱宗教迷信思想的束缚,建设符合中国人民需要的世俗化革命政权的时候,却遭到了宗教势力的疯狂反扑。宗教势力就好像潜伏在人体头部的可怕病毒一样,直接摧毁革命的指挥中枢,夺取最高领导权,让整个运动瞬间瘫痪,此后便病入膏肓、无药可医。杨秀清不仅是一个人在战斗,它的东王府僚属实际上是整个太平天国的中央政府,里边有军事参谋部门、情报部门,还有管理民政的各个部门,相当于今天的中央军委加国务院。把东王下属全部杀光,就是把太平天国的中央政府一夜之间彻底摧毁。没有一个政权能够在外部强敌环绕的时刻经受得住这种冲击。洪秀全篡权成功以后,把一个成熟的、久经考验的军政指挥中枢全部换成他身边的那一小撮宗教神棍和马屁精,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也就不可避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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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李晓鹏博士,主要著作有《重述伟大中华史》(原名《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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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4-2 10:06:07 | 显示全部楼层
  荒唐天王:洪秀全与太平天国运动的关系

  利用列强的基督教进行伪装和提供早期领袖权威,是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为太平天国运动所作的大贡献。对他在起义准备期和起义初期的功劳,应该肯定。但是,他的贡献也就到此为止了。如果说,仅仅因为他有了这两个贡献,他就应该永远担任太平天国革命的最高领袖,杨秀清以“天父下凡”的名义夺取最高领导权就是犯上作乱、石达开跟安福二王无法合作就是个人意气用事、李秀成经营江南就是自己想当军阀,那就大错特错了。

  洪秀全这个人,是没多大本事的,也就是一个宗教创始人的水平。尽管在过去几十年,在革命史观的驱使下,无数研究者不断把太平天国运动取得的诸多成就归为他的“正确领导”,但这么多人这么多年找来找去,真正靠谱的资料并不多。我把主流的树立洪秀全为伟大革命领袖的文献看了一遍,包括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崔之清的《太平天国战争全史》、《洪秀全评传》等,以及为革命史观服务的研究基础资料《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和《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并没有发现这里边有啥能真正说明洪秀全在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的哪个关键问题上做出了正确的决策。相反,他对革命不负责任、行为荒唐、决策错误的资料倒是随处可见。革命领袖要都像洪秀全这样,那中国历史上就绝不可能有胜利的人民革命。

  即使是拜上帝教,也不是洪秀全个人的功劳。其教义的发展,有四个阶段。从洪秀全异梦到冯云山紫荆山传教,这是第一个阶段,洪秀全主导;紫荆山传教到冯云山被捕,这是第二个阶段,冯云山主导;冯云山被捕洪秀全跑路以后,杨秀清宣布“天父下凡”,此后一直到天京事变,这是第三个阶段,这是杨秀清主导。天京事变后,又重新变成洪秀全主导。

  第一个阶段的主要文献是《原道觉世训》。这是一篇纯粹的一神教说教文字,它肯定是洪秀全所作,是对《劝世良言》的简单模仿。《劝世良言》的作者梁发是广东人,是第一位基督教华人牧师,也是基督新教的第一位中国传教士。1832年,梁发用很浅显的、一般人易懂的话把基督教的教义编成《劝世良言》,里边引用了很多中国人常见的孔子、佛教的话来宣传基督教。只要读过《劝世良言》,把它和《原道觉世训》对比,就不难发现后者在思想层面几乎完全抄袭前者,没有多少创新突破。

  《原道觉世训》里边唯一新增的内容大约只有对“阎罗妖”的批判。罗尔纲在《太平天国史》中牵强附会,强行把“阎罗妖”解释为满洲统治者,说洪秀全借此来号召大家推翻满清政府。认真读一下原文,就会发现洪秀全此时所讲的“阎罗妖”,其实就是指的中国民间神话中最常见的“阎罗王”而不是清政府。洪秀全喜欢把各种其他宗教的神灵或自己的反对派一律称之为“妖”,后来曾国藩也被成为“曾妖头”、清政府被称为“清妖”。“阎罗妖”其实就是“阎罗”。洪秀全以这个最常见的中国民间鬼神为“靶子”,利用一神教理论进行批判,宣传上帝是唯一真神,仅此而已。这里边只有宗教批判,没有革命精神。

  我甚至怀疑,洪秀全早期根本就是只想做一个教主,毫无革命思想。尽管异梦里边上帝让他称王,但他所理解的“王”也不过是“神王”而非“人王”,就跟耶稣自称是“弥赛亚”一样。当罗马殖民统治者质问耶稣,他是否想带领犹太人造反的时候,耶稣回答说:“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意思就是他无意造反,只想当个宗教领袖。洪秀全应该也是这样,他只想在自己的信徒中间享受“神王”地位,在教堂里关着门宣布全世界都归自己统治,天天被人崇拜和进奉财宝,作威作福,并无勇气和决心要冒杀头的风险去推翻世俗政权自己当皇帝。只是这个理想根本不可能被清政府接受,后来才不得不被迫走上了革命道路。上帝交给他的反对“剃头”的任务,也可能是在决定发动革命以后再加进去的。这样才能解释,洪秀全在“异梦”之后过了一段时间就精神恢复正常,在整整六年中完全忘记自己的使命,继续参加科举考试,后来两次遇到困难或危险就立刻跑回老家躲藏。他原本就是一个贪生怕死、缺乏革命理想的宗教创始人。

  拜上帝教的本质性改变发生在第二个阶段,也就是冯云山主导时期。冯云山才是将基督教思想中国化的伟大人物。我们把《原道醒世训》和洪秀全的《原道觉世训》比较,先不说思想水平,光文字水平就明显高出了一个档次。《觉世训》文笔扭扭捏捏、半通不通,就是一篇啰里啰嗦的传教文,读起来让人头疼。而《醒世训》喜欢用骈文,读起来朗朗上口,其中如“泰山不辞土壤,故能成其高;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成其德”;“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尔吞我并之念”;“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等后来广泛传唱的太平天国理想的文字,都出于《醒世训》。明显看出,《醒世训》作者在文字功夫上远高于《觉世训》作者,二者不大可能是同一人。《醒世训》的思想表达方式也是典型中国式的,是一篇独立于《劝世良言》的创新之作。我们知道,洪秀全参加四五次科举考试,连个秀才都没混上。而冯云山是秀才。《觉世训》的写作水平,确实应该是连秀才都考不上才对。

  在冯云山将“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思想引进拜上帝教教义以后,拜上帝教才从“天上”走到了“凡间”,具备了中国人民和中国传统文化期盼太平盛世的内容,才能在底层人民中间广泛传播。不过,对洪秀全的“上帝之子”思想,冯云山没有提出任何挑战。这个问题不解决,革命组织的事务就都要洪秀全决定,那革命就没法干了。

  于是,中国人民发挥聪明才智,创造性的将“神仙附体”的多神教思想植入到了一神教体内。杨秀清利用冯云山被捕洪秀全跑路的机会,宣布“上帝附体”,萧朝贵又宣布“天兄附体”,后来又迫使洪秀全承认并认可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都是上帝的子女或女婿。这又是一次翻天覆地的宗教改革,让僵化的一神教神权体制被多神教的神权体制取代,拜上帝教变成了一个“教义是一神教、组织形态是多神教”的奇怪宗教。它看起来不伦不类,却非常实用,既能以一神教来凝聚战斗力,又能以多神教来方便的更换实际领导权,让有能力的人上位负责实际指挥。

  经过这三轮改革,中国人民才一步一步的把洋人的基督教变成了自己用来发动革命的意识形态。有人站在基督教的立场认为杨秀清“上帝附体”非常荒唐,而这种说法本身才荒唐——要说荒唐,上帝就很荒唐,耶稣下凡更荒唐,处女怀孕、上帝用男人的肋骨创造了女人等等就更是荒唐中的荒唐。耶稣可以是上帝的儿子,为什么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就不能是上帝的儿子?上帝想生几个生几个,想在哪个国家生就在哪个国家生,难道还需要欧洲人同意?既然上帝无所不能,不要说附到杨秀清身上,就是附到狗身上也没啥不合理的。中国人民不过是根据革命的实际需要,把各种荒唐古怪的东西创造性的融合到一起用来支持自己的革命事业罢了,原计划是用完了就像抹布一样丢掉,只是没想到这块布有剧毒,不小心把自己毒倒了而已。

  杨秀清时代的拜上帝教经典是《奉天讨胡檄》。到这个时候,“反满反官”的革命思想才正式成型,拜上帝教真正变成了一个革命的宗教。《奉天讨胡檄》的文字,也是慷慨激昂,跟《醒世训》处在同一水平,远高于《觉世训》,应该是杨秀清的思想与冯云山的文笔融合的产物。

  洪秀全的真实水平,主要就是《原道觉世训》了,而且还有冯云山帮他修饰润色过,原文只会更烂。到了第四个阶段,天京事变后,洪秀全全面夺权,第二年(1857年),他就整理发布了自己的一批诗作,称“天父诗”。这时候冯云山和杨秀清都死了,这一批诗作绝对代表了洪秀全本人的真实思想和真实水平。里边大部分都是洪秀全教育自己后宫娘娘的打油诗,其代表作为“十该打”,可谓奇文:

  服事不虔诚一该打,硬颈不听教二该打;

  起眼看夫主三该打,问王不虔诚四该打;

  躁气不纯静五该打,说话极大声六该打;

  有嘴不应声七该打,面情不欢喜八该打;

  眼左望右望九该打,讲话不悠然十该打。

  《天父诗》的内容大多十分粗俗,“十该打”还算正常。其它更惊人的代表作还有:

  “狗子一条肠,才是真娘娘;若是多诡计,何敢配太阳。”

  “一眼看见心花开,大福娘娘天上来;一眼看见心火起,薄福娘娘该打死。”

  乾隆皇帝一辈子写了五千多首诗,基本全是低水平的打油诗,被后人讽刺为“诗歌界的泥石流”。但跟洪秀全的“天父诗”比起来,乾隆简直就是文学天才,其五千多首诗全都可以算是佳作名篇。洪秀全这些诗作并非野史作者的污蔑编排,是洪秀全自己下令由太平天国官方编辑整理的,内容权威可靠。它们再次证明,《原道醒世训》中的那些朗朗上口的佳句绝不可能是洪秀全能写的出来的——他既没有这个水平也没有这样思想。诸如“天下多女子,都是姐妹之群”这种话绝不可能是洪秀全的思想。洪秀全考了几十年科举连个秀才都没混到是有道理的。除了在宗教方面有所建树外,其思想与才华均处于极低水平。

  《天父诗》中还有几首杨秀清写的诗。就水平而言,文盲出身的杨秀清经过短暂学习,其诗用词简单朴素,但韵律读起来很舒服,境界立意也比洪秀全高出许多。可知其天资聪颖,如果像洪秀全一样有机会认真读几十年书,不要说考个秀才,金榜题名也未可知。其代表作为:

  “万方儿小别家庭,离乡立志做忠臣;前未勤王当虎豹,今知有主可成人。”

  在“天父诗”中,我们看不到洪秀全有任何一点对人的尊重和男女平等的思想,洪秀全将自己和女人们分出层次和等级,将女官当作自己的奴隶。读过“天父诗”,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什么杨秀清不仅在军事政治上坚决专权,还要——看起来很过分的——去干涉洪秀全的后宫事务。

  1853年12月,定都南京不到一年。杨秀清有一次突然大发雷霆,以“天父附体”的名义直闯天王府。洪秀全慌忙出来迎接,杨秀清开口就是一句:“秀全,你有过错!你知道么?”吓得洪秀全跪在地上连连磕头认错。杨秀清说,既然知错,那就打四十大板。

  韦昌辉等人被吓到了,连忙说愿意代替洪秀全受罚。杨秀清不许。

  洪秀全赶紧认罚。杨秀清见洪秀全认罚,这才免了。这就是著名的“仗责天王事件”。

  杨秀清为什么会要主动跟洪秀全制造如何激烈的冲突呢?原来竟然是一件看起来很小的事情,就是洪秀全又在虐待天王府的女官。

  这些事情看起来是杨秀清不应该过问的。在普通人看来,洪秀全把军权政权都让给杨秀清去管了,难道连后宫事务都不能做主吗?这不是杨秀清飞扬跋扈、仗势欺主又是什么呢?

  但“天父附体”结束以后,杨秀清“恢复清醒”,将事情原由向洪秀全解释了一番。这番话也被记录了下来,大家才知道其中原委。

  原来,被洪秀全欺凌虐待的女官并不是普通女子,而是金田起义将士们的女性家属。用杨秀清的话来说“不是功臣、忠臣之妻,即是功臣、忠臣之母”。

  洪秀全为了大修王府,对女官们的虐待方式可以从杨秀清的话中窥见一二:

  “为君者自当体彼一念之忠忱,或准其一月而半归其家省视,或准其三十日或二十日归其家省视,或准其一二礼拜日排班轮流而归其家省视……然或有不得意于娘娘者,或多加谴谪之词,倘不准女官启奏,则冤抑无由而伸。……又如宫城内有修整宫殿,挖地筑城,或打禁苑,必需女官操作其事,但上可降旨如何布置,切不可御日常注,督其操作……又娘娘服事我二兄,固乃本分,但其中未免有触怒我主二兄。二兄务必从宽教导,不可用靴头击踢……”

  “比如凿池挖塘而论,不比筑城扎营,若遇天时雨雪霏霏,即令暂且休息,以待来日。现下雨雪寒冻,毋用紧挖。”(《天父下凡诏书二》)

  ……

  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洪秀全对女官们,亲自监工,禁止轮休、禁止回家看望亲人,有亲人来探望也被拒绝。无论风霜雨雪,都不得休息。又有他那一帮大小老婆们,对女官横挑鼻子竖挑眼,洪秀全则一律偏袒自己后宫娘娘,让女官们有冤也无处申诉。洪秀全对自己的后宫娘娘,发起火来,就会“用靴头击踢”,可以想知,那些地位远不如后宫娘娘的普通女官们,会遭到他如何粗暴的对待。

  杨秀清作为最高军事统帅,显然是接到手下将士们的诉苦才知道这些情况的。此时距离金田起义才不过三年,很多女官应该都是杨秀清多年的老相识,他应该还往这些人家里送过炭、在他们家里吃过饭,有些人说不定还在杨秀清困难的时候给过接济。兄弟们为了大家共同的理想和事业抛头颅、洒热血,作为天王的洪秀全竟然在南京城里欺辱虐待他们的妻子、姐妹甚至母亲。遇到这种事情,换着任何一个有良知有血性的中国人,谁又不会像杨秀清这样怒火攻心、拍案而起呢?这哪里是什么“飞扬跋扈、仗势欺主”?明明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才是我们的中国英雄、中华儿男该有的样子。杨秀清最后也没有把洪秀全真的仗责一顿,在我看来已经是顾全大局、委曲求全的做法了。

  ——杨秀清这一次怒闯天王府为府中女官们出头,竟然被许多野史作者歪曲为杨秀清是去天王府跟洪秀全抢美女。他将自己知道的四个受苦的女官:石汀兰、杨长妹、朱九妹姐妹二人点名救了出来。其中,石汀兰是石达开亲戚,回翼王府工作;杨长妹是杨秀清亲戚,回东王府工作;朱九妹姐妹二人是太平军北伐军第四统帅朱锡琨的亲戚,因朱锡琨已经在北伐中牺牲,杨秀清让二人也跟扬长妹一起到东王府工作。从史料来看,绝没有一点霸占美女的痕迹。这些野史作者仅仅根据杨秀清“天父下凡”的一句话,就胡编乱造了一大堆荒唐故事,对杨秀清竭尽污蔑之能事,可以说是丧尽天良。

  对洪秀全行为的理解,不能完全用儒家评价中国古代君主是否“荒淫”或者“暴虐”、或者为“私欲”还是“公利”的框架去套。对洪秀全的评价,最准确的应该是“荒唐”。他的行为驱动模式超出了传统中国文化的评价框架,而深受西方一神教思想的影响。

  洪秀全确有虐待女官和后宫的行为,但也没有大量草菅人命,并没有变态的以杀人或虐人为乐;他的后宫有几十位娘娘,但也不像野史说的那样有好几千小老婆,天王府里确实有两千多女性,但大部分是类似于宫女、勤杂工、文秘的女官。

  洪秀全的后宫娘娘,总共是八十七个。这是洪天贵福被清军抓捕以后供述的,应该相当准确。根据清军方面的情报,洪秀全在进武昌的时候,就有了三十多个小老婆。后来在武昌公开选秀女,又选了六十多个。其中有一小部分被赏赐给了诸王。算下来,在武昌期间,洪秀全就已经有了八十多个后宫。此后,在南京呆了十年,后宫数量竟然完全没有扩充。看起来后宫数量是固定的,说洪秀全荒淫,他也不是多多益善;说他清心寡欲,当然也绝对不是。这个现象该如何解释呢?

  洪秀全不用太监,连带着诸王府也不用太监,让很多人避免了被阉割的悲惨命运。这个事情被革命史观派大大的歌颂为革命性的人道主义举措。但从他虐待女官的行径来看,我们实在看不出他有什么悲天悯人的情怀。这又该如何解释呢?

  有很多人相信,太平天国王府中不用太监,是因为他们没有掌握阉割的技术。有野史记载,说杨秀清曾经私下阉割过一百来个男童,结果全都因为技术不佳而死亡或者丧失行动能力,所以才放弃了使用太监。

  这样的野史肯定是假的,这跟杨秀清和洪秀全是不是好人无关。阉割太监并不是高科技,明清时期都存在大量的民间阉割甚至自我阉割的行为。非官方的阉割者往往是因为缺乏生计,为了能入宫当太监而先行阉割。非官方的阉割行为死亡率必然高于官方阉割,但肯定也不会很高,否则就不是在找工作而是在以一种极其痛苦方式自杀。中国有几千年的人类阉割历史,这种民间早已普遍掌握的技术,不可能杨秀清、洪秀全在控制了东南半壁江山以后,以他们的权势,还找不到手艺人来干这个活儿。最多不过是技术不精、手艺不熟,死亡率略高于传统宫廷的官方阉割而已,不可能全部或者绝大部分失败。十年之间都没有用太监,只可能是他们自己不想用,不可能是不能用、用不成。

  结合洪秀全后宫数量长期固定,比较合理的解释应该是:这些都跟洪秀全的宗教思想有关。在多年前的那个“异梦”中,洪秀全梦见自己在天上呆了四十多天,其中有诸多“高天众小妹”陪伴,在天上还有“天妻”。因此,他在凡间的大老婆赖氏,一直都没有被封为正月宫娘娘,而是又正月宫,只能算是二老婆。由此推知,后宫数量固定,应该是他不知道怎么“计算”出来的天父皇上帝给他配的小老婆数量。天王府只用女官不用太监,则是他在“异梦”中自己生活的天宫只有“众小妹”而没有太监的缘故。这既不是他荒淫,也不是他暴虐,更不是他奉行人道主义反对阉割,完全是出于宗教原因。

  洪秀全宣布南京为“小天堂”以后,应该就是按照自己当年“异梦”的景象,来营造自己的天王府,要把它打造为梦中的天宫。而治理国家的政策,也如前所述,是按照“宗教理想国”来制定的。天王府就是他的梦中天宫,太平天国就是他的梦中天国。

  严格而繁琐的封建等级制,同样来自洪秀全的宗教理论,是对夏商周三代制度的恢复,以及洪秀全自己对人民革命动力的一无所知。这一点我们在前文也讲过了。

  总之,从私生活到治国理政,洪秀全是非常一以贯之的,就是尽可能按照拜上帝教的原教旨来。洪秀全的后半生,就是拼命想要把自己当年的那个“异梦”变为现实的后半生。只有从这个角度来观察,我们才能理解太平天国一些看起来很荒谬的政策。杨秀清的东王府建的很大、李秀成的忠王府也很大,这些并不体现他们本人的真实意愿,而是洪秀全主导制定的太平天国神权封建等级制造成的。所以,杨秀清的东王府——根据传教士所言——内部装饰并不奢侈;而李秀成在苏州的忠王府修了三年、一直到苏州城破也没有建好,这应该是李秀成并没有上心认真修,主要是根据天国体制、按标准圈了个地而已。

  所以,我们才一再指出,太平天国内部长期存在着“宗教建国派”和“人民革命派”两大派别的路线斗争。洪秀全就是宗教建国路线的总代表、总头目。不否定洪秀全,则无法肯定太平天国运动、无法肯定太平天国运动的众多英雄人物。他们很多人被抹黑了,但并不全都是被清朝抹黑的,很大部分是被洪秀全的荒唐行为给抹黑的。

  洪秀全荒唐行为最重要的根源,并不在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民的革命传统,而是从西方传入的一神教。第二重要的根源,则是儒家对夏商周三代封建制度的一贯美化,让读了几十年儒书的洪秀全深受淫浸。第三重要的根源,是儒家学者书写的历史对中国历史的扭曲,让洪秀全从史书中只学到了封官许愿和权力斗争,而对人民革命的真实诉求一无所知。总之,它主要并不是来自于人民革命自身内在的缺陷,不是革命领袖因为不能抵抗权力诱惑而腐化堕落的结果,不是传统革命史观所说的“农民运动固有的局限性”,不是什么“小农意识的必然产物”。它只是在清朝末年遭遇西方列强入侵这么一个特殊历史背景下的特殊现象。历史证明,人民革命中锻炼和选拔出来的领导层并没有那么容易迅速腐化堕落,而是至少在几代人这么长的时间内,可以创造并维持清廉公正高效的军政组织体系,促进国家的振兴和繁荣。汉朝、明朝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情况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对洪秀全与真正的人民革命派的区分,杨秀清等人虽然没有明确指出,但确实有模模糊糊的认识。在杨秀清写的诗中,就讲过一句:“不信山中清、贵、正,亦念魂爷认主真”。这句话是对太平天国战士们说的,意思是说:就算你们觉得山民出身的杨秀清、萧朝贵和韦昌辉(韦昌辉原名韦正)没什么了不起,总该相信天父皇上帝派下来的太平真主洪秀全吧!

  这句诗里面,杨秀清其实已经点出来了:太平天国的领导层分成了两个组成部分,一部分是“山中人”,一部分是“魂爷认主”之人。他把自己、萧朝贵和韦昌辉视为一派,是跟太平军普通战士们一样的贫苦人出身,而洪秀全(也可能包括冯云山)等人则是上帝派来的。虽然此时杨秀清已经有了“天父附体”的特权,他还是在写诗的时候不自觉的透露出来了自己的“身份意识”。从这句诗也可以看出,杨秀清确实把韦昌辉也看成是跟自己和萧朝贵一样的“山中人”,后来虽然多有责罚,还是保留了他的位置,还派他去江西统兵,没想到韦昌辉竟然会背叛“山中人”的出身而投入“魂爷认主”的怀抱,终于招致天京事变。

  洪秀全不仅行为荒唐、思想与文字水平低下,其军政指挥能力也极为欠缺,还非常的不负责任。

  金田起义准备期间,洪秀全就全程不在金田,到处秘密隐藏不见外人。起义以后,从永安封王再到进入南京,洪秀全始也终处于一种神秘的半隔绝状态,除了小老婆和服侍他的女官们,可能只有“神仙小家庭”的成员也就是首义诸王以及洪家王家的少数亲信可以见到他。在永安,清军间谍混入太平军中,报告说“洪秀全终日卧藏,不肯见人”。甚至在向荣给清廷的汇报中,干脆认为“洪秀全实无此人”,只是杨秀清等虚构出来的一个人物。进入南京以后,清军情报刚开始还在说,杨秀清只是放置了一个木制人偶在天王府中,每次进去都不过假装跪拜,然后就拿着圣旨出来颁布命令。

  洪秀全不仅自己神秘,对后宫和女官们也严格限制对外接触,多次下令禁止在任何场合讨论后宫事务。他的天王府,就是一个大谜团,谁也不知道里边到底发生着什么。夺取武昌和南京之后,众多市民只也看见有无数大小轿子被抬进城,无人见到过天王及其家眷。

  在这种情况下,洪秀全不可能有机会学习并掌握革命战争的规律,为革命制定正确的战略。历史上的那些伟大革命领袖,没有一个是洪秀全这种领导方式。那些认为洪秀全可以不与人民和士兵们接触,仅仅跟杨秀清等少数几个人一起开个会,就能指导太平军从金田一路杀到南京的想法,就不是“唯物史观”,也不是“英雄史观”,而是“上帝史观”。杨秀清能指挥好太平军,起码有一点是他从小在广西山区长大,对山河地理相当熟悉,又在一线实战中逐步摸索成长起来。洪秀全则连这样的知识和经验都没有。除非真的是上帝的儿子,否则任何人都不可能在跟洪秀全一样的成长经历和知识背景下学会正确的指挥革命战争。唯一可能的解释——也是符合各种第一手历史材料的解释而不是一厢情愿的想象,就是洪秀全根本就没管事,军事决策权力完全由杨秀清直接掌握,战略和战术都是杨秀清组织制定的。洪秀全只是被大小老婆包围着,跟着太平军一起走,然后根据需要发布一些鼓舞士气的“神话”。在永安期间,其主要工作就是制定繁琐复杂的《太平礼制》为革命注入封建等级制的有毒基因,另外就是做了一些诸如分男行女行、焚绝古书捣毁偶像等宗教性决策。进入南京后,他建设“小天堂”的欲望被激发了出来,又赶上杨秀清在镇江生病,才开始亲自动手推行其“上帝天国”或“宗教理想国”的管理政策,却遭到杨秀清的坚决抵制,由此恼羞成怒,悍然发动天京事变,篡夺革命领导权。

  天京事变以后,洪秀全逼走石达开,亲自担任军师掌握军政决策权,结果搞得一塌糊涂,不断的丧师失地,这才是他的“真本事”。一直到九江也丢了,南京再次被包围,只剩最后一条通道维持不绝如缕的对外联系,眼看南京马上就要“断气”了。他才不得不在朝臣压力下同意委托李秀成提理朝廷军政。

  李秀成临危受命,经过一些列天才般的指挥协同,联合陈玉成、韦俊、李世贤等地方大将,接连踏破江北大营、痛歼湘军主力、摧毁江南大营、夺取江浙基地,竟然奇迹般的令局面出现重大转机。而洪秀全却始终对李秀成猜忌排挤,封杨辅清为中军主将、封洪仁玕为干王,一系列重大人事安排瞎折腾,严重破坏内部团结,逼反韦俊;又异想天开的改国号为“上帝天国”、“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大力宣传“天父天兄天王幼主父子公孙同坐江山”,制造意识形态混乱;在南京任人唯亲、放任一堆洪家亲戚混乱朝政;鼠目寸光,让陈玉成和洪仁玕带领精锐不停的去营救被围得铁通一般的安庆,往曾国藩挖好的坑里跳,导致主力尽丧;又在各地大肆封王,带头破坏天国体制,架空李秀成、扰乱江浙根据地建设,把一副好牌打的稀烂。

  在太平天国面临崩溃的最后关头,洪秀全因为长期的宗教玄思和逃避现实,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精神错乱,躲在深宫中长期不与臣下相见。李秀成因为紧急军务回京求见,也要亲自到天王府门口敲“登闻鼓”才能得到机会。见面的时候,洪秀全全然不理睬军事现实,满口胡言乱语,只管大讲特讲他天父天兄那一套宗教玄学。即李秀成所说,只说“天话”,把李秀成气得半死。等到李秀成多次带兵援救南京失败,哀求洪秀全放弃南京突围,又被洪秀全严词拒绝,胡说什么:

  “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不用尔奏,政事不用尔理,尔欲出外去、欲在京,任由于尔。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者乎?尔怕死,朕天生真命主,不用兵而定太平一统!”

  洪秀全舍不得自己苦心营建起来的“小天堂”,这里是他建设自己“异梦”中天堂的地方,是天父皇上帝给他的“应许之地”。他至死也不相信天父皇上帝会让他丢失南京,坚信在最后关头,天父皇上帝一定会派天兵天将下来解救自己。由于物资断绝,洪秀全就下令把青草做成团子,名曰“甘露”,让将士们和城中百姓跟他一起吃“甘露”充饥。他还不是骗人,真的亲自天天吃“甘露”,结果把自己吃的生了重病,幸运的在南京城破前病死。临死之前,他还告诉大家,自己将亲自前往天堂,请天父皇上帝派天兵下凡来解围。

  在安庆围城时期,洪秀全一直想要解救安庆,也是出于他要死保南京的根本意图,而不是他有什么战略见解。他实际上没有任何战略见解,只盯着自己“小天堂”这一亩三分地,只要保住“小天堂”,他就愿意付出一切代价,因此才被曾国藩牵着鼻子走,将陈玉成和南京城内的太平军精锐葬送于安庆城下。安庆城破以后,他又只盯着南京城防,湘军刚刚开始靠近南京城,他就一再严令李秀成立刻带兵救援,连下三道圣旨催促。李秀成原本是觉得南京城防御体系庞大且非常坚固,又有江浙运粮支援,湘军很难短期攻克,连彻底合围都做不到,应该等他们围困一段时间,待其士卒疲惫、军心松弛以后,自己再组织训练好的精锐来城下决战。但洪秀全根本不理解这种高级战略,威胁李秀成:“尔身受重任,而知朕法否?若不遵诏,国法难容!”李秀成被逼无奈,仓促来援,被湘军击退。此后,洪秀全又多次逼迫李秀成等救援南京,并在救援失败后拒绝放弃南京,将李秀成主力葬送在南京城下。

  至于所谓“洪秀全提拔了李秀成、陈玉成等优秀将领”的说法,也不成立。李秀成和陈玉成从普通一兵到中高层将领,都是杨秀清提拔上来的。等到江西的主要将领都跟着石达开走了,剩下还忠于洪秀全的将领中,陈玉成手下的军队战斗力最强,李秀成手下的兵数量最多,洪秀全除了重用他们以外别无选择。把普通士兵提拔培养成优秀将领意义重大,还是给手握重兵的将领加官进爵意义重大呢?答案是明摆着的。李秀成和陈玉成在后期的顶梁柱作用,主要还是杨秀清在前期坚持严格按照战功和才能来选拔人才的结果,是杨秀清长期进行卓越的军队组织建设打下的基础在继续发挥作用,并不是洪秀全有什么知人善任的本事。相反,对既忠心又能干的李秀成,他长期猜忌、不断打压、处处架空,这才是他的“本事”;任用安福二王等自家亲戚混乱朝政,把没有任何战功、只会空谈的洪仁玕在一个月内封王封军师,这才是他用人的“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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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李晓鹏博士,主要著作有《重述伟大中华史》(原名《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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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4-6 20:17:23 | 显示全部楼层
  千古英雄(下):忠王李秀成的忠诚与“叛变”

  最后,关于李秀成,他是一个具有杨秀清和石达开的优点而又几乎没有二人缺点的革命英雄。李秀成的全局意识、战略水平好于石达开,跟杨秀清至少是同一水平。但他又不像杨秀清那样过于严厉和讲究威风,而是像石达开一样很能团结人,跟下级和同僚打成一片。打起仗来,他像萧朝贵一样勇猛,可以亲自带领前锋部队冲锋陷阵。他带领轻骑兵翻山越岭深入敌人后方腹地、千里迂回奇袭杭州、又迅速放弃秘密撤退踏破江南大营,整个过程集冒险、计谋、战略于一体,是人类历史上最富有个人英雄主义色彩的战争传奇之一。

  李秀成跟杨秀清一样,出身于极度贫苦的山民之家,春天在山中种蓝、秋冬烧炭,艰苦度日。不过他比杨秀清好一点,父母健在,还有个舅父是个私塾老师。他有时候会到私塾里给舅父帮忙干些杂活,也抓住机会自学了些文字,文化水平比杨秀清要高。拜上帝教在广西贫苦山民中广为传播,带有很强的底层人民互助性质,李秀成全家也都跟着入了教。后来金田起义,也很自然的全家跟着参了军。

  定都天京后,杨秀清亲自提拔李秀成为右四军的“军帅”。杨秀清是如何发现这个人才的,今天已无史料可考。陈玉成被杨秀清重点提拔的原因比较清楚,就是武艺高强、作战勇猛。第一次攻克武昌,首先带队冲上武昌城楼的就是陈玉成,肯定要提拔。但李秀成并没有什么突出的战功。被杨秀清相中以后,先安排他跟石达开到江西历练,又调动到安徽跟着秦日纲打仗。此后一年之内,23岁的李秀成连升了四级,被杨秀清提拔到了“指挥”的职位上。杨秀清时代太平天国官制严肃,不像天京事变后洪秀全掌权时期那样滥封爵赏。其官阶分为王、侯、丞相、检点、指挥、将军、总制、监军、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共计十三个等级。王侯是爵位,丞相以下才是官位。检点和指挥属中高级将领,归丞相领导。在实际作战中,陈玉成和李秀成都是燕王(顶天侯)秦日纲直接指挥的统兵大将,级别很高。

  天京事变后,李秀成和陈玉成联手撑起了太平天国的大局。陈玉成靠招募湖北皖北饥民壮大,李秀成主要靠招募河北捻军。李秀成跟陈玉成打小就认识,是一个村里的邻居、光屁股小伙伴。陈玉成带兵的特点是勇猛、机智,喜欢临阵应变;李秀成的特点是冷静、稳重,喜欢提前谋划清楚再打,也更有大局观,这应该跟他读过书有关。陈玉成作战容易大胜大败,而李秀成在遇到英法殖民列强的坚船利炮之前,从未打过败仗。1857年,二人联手在三河镇歼灭李续宾部之后,陈玉成主张趁胜追击,李秀成却持保守稳重态度,认为李续宾冒进被歼,但湘军实力尚在,鲍超等部基本保持完好,他们只要不犯李续宾的错误,太平军现有实力很难予以有力的杀伤,主张放弃追击,停下来休整以待时机。陈玉成不听,在追击中果然遭到了鲍超的突然反击,损失极为惨重。

  陈玉成治军严肃,有杨秀清的风范。李秀成则相对宽松大度,与石达开相似。二人在关于捻军纪律的问题上起过争议。陈玉成指责李秀成对捻军过度纵容,有不少捻军扰民害民,李秀成也不大管。其实李秀成对自己直接统帅的亲兵管理非常严格,纪律也很好。对捻军宽松主要是局势所迫,石达开带走江西部队以后,太平军兵力严重不足,必须依靠捻军壮大实力,对这帮人只能慢慢消化,不能骤然采取激烈措施。这跟杨秀清对待长江船工组成的水营是一样的,有针对性的采取特殊措施。

  李秀成的性格,是典型的“外柔内刚”。在“内刚”方面,李秀成敢亲自带兵奇袭杭州,敢上书洪秀全要求重用石达开,坚持废掉安福二王的实权,不管对内对外,勇气胆量都绝无问题。根据传教士记载,苏州城门上一直悬挂着一些违反军事纪律骚扰老百姓的太平军的头颅。英国维多利亚主教斯密斯对李秀成手下太平军纪律的评价是:“在亚洲战争中所常见的奸杀掳掠,太平军是用死刑来严加禁止的。”这说明李秀成能管得住他的部队,该下狠手也能下得了手,这方面并不比陈玉成差。但在搞统一战线方面,他就比陈玉成更有手腕,“外柔”的本事展露无余。1859年,在收到洪秀全封忠王的诏书以后,他先上书推辞,要求先给手下几个重要的原捻军首领封爵,自己才能受封。封王以后,就给那些首领们写信,自称“兄”而不称王,说:老兄我今天有幸能用王印,完全是有赖于各位兄弟的威名,没有各位的支持我就什么都不是[1]。再加上他全力主张公开赦免韦正,稳定军心,看得出来他在团结人方面的才能很高。天京事变后没有李秀成对全局的协调,局面根本不可收拾,他对太平天国的重要性要高于陈玉成。

  不少捻军首领先加入太平军又投降了清军,其中江浦守将薛之元投降还给南京造成了空前的危机,但这不是李秀成的问题。天京事变之后太平军缺兵少将、人心浮动,只能拆了东墙补西墙,东拼西凑来维持局面,不可能不出漏子。李秀成在薛之元叛变后突出奇招,反而灭了清军江南大营,彻底解决南京之围,就是出了漏子之后再堵上。李秀成招募的捻军虽然纪律不如陈玉成的部队和他自己带领的亲兵,但也堪称合格,起码比清军那是好得多。有些将领如张乐成,听封不听调,只能当友军,没法管;有一些听从调遣,纪律上难以约束;有些接受改编,服从纪律,但也不能一上来就管得过于严厉,要慢慢适应。李秀成区别对待、逐步消化,这个策略并无问题。1862年以后,洪秀全为架空李秀成,将李秀成手下的那些前捻军头目全部封王;后期还有土匪、团练愿意打太平军旗号的,只要给南京方面的洪家亲戚们送点钱,也可以封爵直至封王,这才让局势脱离了李秀成的控制,江浙地区大量出现地主团练甚至地痞流氓打着太平军旗号烧杀抢掠的情况。这显然就不是李秀成治军不严的过错了。从始至终,李秀成直接统帅的队伍纪律都非常好,深得军心民心。

  据曾国藩记录,李秀成在南京城破之后被捕,周围乡民得知消息,自发将他们以为的抓捕李秀成的清军打死,以为忠王报仇;太平军松王陈德风被捕,押入曾国藩大营,见李秀成也被囚禁,马上就下跪请安。曾国藩对幕僚说:“是人不早除,军中将生大变。”可见李秀成在军队和人民中间的威信。

  治理江南期间,李秀成搞“着佃征粮”政策,司法行政也总体有利于普通农民而不利于地主士绅,阶级革命的立场是清楚的。但也不搞平分土地、消灭团练等过于激进的政策,统一战线搞得很好。还有扶持中小工商户、减免关税刺激进出口等措施。他治理下的江南地区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生丝的出口比清朝统治下大大的增加了。在行政管理方面,也是才华出众。

  在引进西方先进武器装备、学习西方技术方面,他也毫不迟疑。只要列强不上军舰,纯粹的陆战,李秀成的太平军可以吊打按照西方模式训练、装备西洋枪炮并由西方将领统帅的“常胜军”、“常捷军”。

  太平军杀伤的列强军队人数,比清军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制造的杀伤加起来还要多。李秀成的军队先后击毙了“常胜军”领袖华尔和法国海军提督卜罗德。其中,击杀卜罗德的战役就发生在今天中国的金融中心——上海浦东。当时英法联军依靠优势炮火攻打浦东南桥,一通猛轰之后,太平军阵地看起来被彻底摧毁了。在第一次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军遭到这种量级的炮火打击,都是一哄而散的。英法联军以为这次也不例外,纷纷冲入太平军阵地,不料太平军将士们在废墟中隐藏了起来,等敌人冲了过来才开始还击。卜罗德在混战中被打成重伤,逃回军营后很快就死掉了。

  卜罗德是自鸦片战争以来被中国军队击毙的最高级别西方列强军事将领。此后一直要到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击杀日本中将阿部规秀,才超过了太平军创下的这个记录。如果日本不算“西方”列强,那么就要到抗美援朝,志愿军击毙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中将沃克,这个记录才被打破。此时距离卜罗德被击毙,已过去了将近一百年。若李秀成可以带领太平天国革命走向胜利,中国复兴又何至于再等一百年?

  跟石达开一样,李秀成最大的缺点就是对洪秀全的“愚忠”。他可以不惧自身得失跟洪秀全硬扛,大胆上书要求重新启用石达开,坚持废掉安福二王,坚持带兵离开南京去打杭州,拒不带兵去救援安庆等等。但这些都是基于对洪秀全本人的忠诚,一旦洪秀全铁了心坚持己见,他绝不会采用强力手段来逼迫洪秀全服从。南京被围,他认为不应该立刻去救援,洪秀全三道圣旨逼着他去,他还是去了;他对洪秀全身边的宠臣们非常不满,多次进言要求洪秀全换人,洪秀全坚决不听,他也没有直接动手;南京危险,他苦劝洪秀全放弃南京,洪秀全死活不走,他也没有强制把洪秀全带走。最后关头,洪秀全病死,他扶幼主登基,等到南京城破,亲自带着幼天王逃走,他把自己的战马给了幼天王,自己骑了一匹普通的马。结果自己被抓获而幼天王却成功逃走。这些事实都说明,李秀成绝对没有在江浙地区当军阀、当土皇帝的野心,他对洪秀全是绝对忠诚的,对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也绝对没有私心。

  对李秀成“愚忠”的这个缺点,太平天国和清军方面都有人看得出来。第二次踏破江南大营之后,洪秀全依旧不改自己对李秀成的猜忌,拒绝按照功劳重赏李秀成及其手下。李秀成自己已经习惯了,无所谓。但手下的将士们极度不满。大将童容海就劝李秀成到天京“清君侧”。李秀成拒绝。童容海叹道:“主昏庸而臣愚忠”,自行带兵离去。从此后,童容海便认为太平天国绝无前途,心怀异志,对手下士兵不再按照纪律约束,允许他们打完仗后各自劫掠,后投降清军。

  第二次攻下杭州以后,李秀成对杭州城内的清军将领一概不杀,还把他们释放。两个清军高官——米兴朝和林福祥在被释放后、临走之前,给李秀成留下了一封信。总体意思是表示感谢,也说了一句:“尔忠王本事出色,未遇明君,好惜!好惜!”(《李秀成供述》)

  李秀成当然能理解这些话的意思,但他什么也没有做。

  如果说,在安庆失陷之前,还有陈玉成掣肘,李秀成不具备“清君侧”的能力。等安庆失陷、陈玉成被捕以后,李秀成已有足够的实力这么做。而且他本人对洪秀全的路线和人事方针也极度反感。那么,为了挽救革命,就应该动用军队清洗南京的太平天国高层、安排能推行自己路线方针的人控制洪秀全,从而掌握太平天国运动的领导权,保留一丝革命胜利的希望。但他没有这么做,这绝不是什么值得歌颂的优秀品格,而是一种对革命事业不负责任的“愚忠”。他没有认识到,革命不是为洪秀全个人服务的,是为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服务的。洪秀全只是一个象征,忠于洪秀全本人和忠于革命事业有时候是一致的,有时候是可以不一致的。一些战术甚至战略上的争议,为了维护中央权威和内部团结,地方服从中央、将领服从领袖,这是应该的。但在根本性的路线方针上有重大冲突,且这种冲突已经明显威胁到了革命事业的前途,那么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就要压过对领袖本人的忠诚,就应该坚持原则、坚决斗争,不管别人说你是以下犯上也好、野心膨胀也好,原则问题当仁不让、路线正确坚决掌权,不能搞“温良恭俭让”。

  “愚忠”的结果就是革命事业迅速走向崩溃。在最后的两年里,李秀成不停在南京和苏州之间奔走,应对来自曾国藩的湘军和列强支持下的李鸿章淮军东西两线夹击,疲于奔命。1863年,他最后一次离开苏州前往南京的时候,已察觉到苏州城中的诸王有投降清军的密谋。但他什么也没做、什么也没说,因为他知道已经无力回天,愿意给兄弟们留一条生路,独自回南京去尽最后的忠诚。他离开后没多久,苏州城诸王便合谋杀掉不愿投降的慕王谭绍光,献出城池、投降李鸿章。但李鸿章仍然心狠手辣的将诸王连带苏州城中的太平军将士尽数予以屠杀,李秀成这点最后的仁义也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被捕之后,李秀成自知必死,但仍然以愿意“供述”为由,抓住生命中最后一点时间,疯狂写作,将他所知道的太平天国革命历史尽可能详细的记录了下来。他几乎不吃不喝,日夜奋笔疾书,为后人留下了关于太平天国革命极为宝贵的历史资料。七天以后,他就被曾国藩下令处决。

  李秀成最后的供述,后来有不少人认为他这是为了想活命,向曾国藩乞降。为此太平天国的研究者们没少打笔墨官司,现存《李秀成供述》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被曾国藩删改过也没有定论。只能说,李秀成有可能有祈求活命的意思,也可能没有。但即便有,核心原因也应该不是他贪生怕死,而是对太平天国革命的前途感到绝望。从当时和后来的情形看,李秀成这个判断并没有错——太平天国革命此时已绝不会再有成功的希望。洪秀全死了、南京城丢了,他已经竭尽全力、毫无保留、问心无愧。“愚忠”已尽,他不论是想求死还是想活下去,都没有什么可指责的。

  李秀成不是一个喜欢战争和杀戮的人。他希望无意义的战争能够尽快结束,希望可以说服曾国藩能采取怀柔手段对待太平军余部。他在供述中说,天京事变以后,太平天国内部就已经人心离散了,但清军一直将太平军中的广西广东人视为首逆,即使投降也要杀掉,这些老将士们才不得不抱团反抗,没有散去,所以抵抗至今。这就是在提醒曾国藩:对付太平军余部,怀柔手段更有效。然后,他又表示可以去招降旧部,但前提是曾国藩要“肯散两广之人”,也就是给老兄弟们留下活路。这跟石达开在大渡河被困之后,试图以主动投降清军换取其他兄弟们活命是差不多一个意思。

  李秀成的供述至少部分达到了目的。曾国藩在读了供述,正式下令处决李秀成之前的晚上,单独与李秀成密谈了一夜。密谈内容无第三人得知。第二天,李秀成在供述中继续写道“昨夜深惠厚情,死而足愿,欢乐归阴”。没过多久,曾国藩就派人告知李秀成将会很快处死他。赵烈文《能静居日记》记录,李秀成听了之后“无戚容”,也就是面不改色、毫无恐惧或沮丧之意,后来也是“谈笑自若”,还颇有兴致的写了十首绝命词,并继续对曾国藩表示感谢,说“中堂厚德,铭刻不忘;今世已误,来生愿图报。”

  曾国藩和李秀成只谈过两次话。第一次谈话是刚被捕。谈话之后李秀成没有讲任何要感谢曾国藩的话。相反,经过第二次谈话,明知曾国藩要杀掉自己之后,却极力对曾国藩表示感谢。这是为什么呢?显然,李秀成感谢曾国藩的事——也就是第二次密谈中请求曾国藩做的事——不是接受其投降或饶他一命,而是对太平军两广老将士采取怀柔招降的手段,不再追求赶尽杀绝。杀了李秀成之后,曾国藩在给朝廷的上书中说,李秀成劝他“不宜专杀两广之人”,而且他认为“此说颇有可采”。[2]后来曾国藩很快解散了湘军,如何处置太平军余部其实不归他管了,但他向朝廷转述了李秀成的意见而且明确表态支持,这就是履行了对李秀成的承诺。李秀成所感谢的“厚德”也正是这个。当然,这不是曾国藩对李秀成讲诚信,关键还是李秀成的话说服了他,让他相信这样做对清朝和湘军系势力都有好处。

  李秀成数万供述翻来覆去其实就是一句话:太平天国已经完了,但大部分将士都是一时糊涂、各随其主而已,并不是铁了心要反清,如果他们愿意放下武器,希望能饶他们一命,不然会逼着他们再次抱团作困兽之斗,虽然无法扭转大局,也一定会给清军造成更多损失。曾国藩认可了这个结论。

  李秀成没有脖子一硬把曾国藩痛骂一通就死掉,而是以写供述为名争取了几天的时间,累死累活写了几万字向曾国藩讲道理,中间还有不少厚着脸皮给曾国藩拍马屁的文字如“中堂有仁爱惠四方,兼有德化之心”等语。他是被关在囚笼中,在死亡的威胁下,冒着酷暑,以大约每天七千字的速度撰写这份供词的。当写到三万七八千字时,李秀成用完了纸,写坏了笔,便提出再给一本纸簿和一支好笔,低声下气的表示“烦各位师爷转禀老中堂及中丞大人宽限,我亦赶写”。可见他深知以自己的身份地位,不大可能免死,曾国藩等人耐心有限,供述写完之日,便是行刑之时。但他的努力没有白费,曾国藩被说服了,也就间接挽救了许许多多两广老兄弟以及普通老百姓的生命。于是心无牵挂、从容就义。[3]

  [1]“承贤台兄殷殷,嘱兄开用王印,想兄何才何力,敢受如此藩封,不过赖贤台之威名以助耳。”(《李秀成致捻军伦天燕韩碧峰、鼐天燕韩绣峰书》)

  [2]《李秀成供述原稿考证》,载《李秀成供述原稿注》,罗尔纲。

  [3]最后一天的李秀成供述,除了对曾国藩表示感激的文字外,余下大部分被曾国藩毁掉了。而之前的内容则几乎完全保留了下来。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推测,李秀成供述实际上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曾国藩同意不“专杀两广之人”之前的部分,也就是今天能看到的内容。这个部分李秀成希望达到的目的就是劝曾国藩采取怀柔政策。在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以后,李秀成接下来可能就想再进一步,劝说曾国藩干点其它事儿。这就可能涉及到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之后的天下大势了,有人猜测可能是劝曾国藩反清之类的。由于原稿已被曾国藩毁掉,具体如何便全无线索,只能猜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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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李晓鹏博士,主要著作有《重述伟大中华史》(原名《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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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4-8 15:57:31 | 显示全部楼层
  忠王之误: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根源

  《李秀成供述》中有还有一大主题,就是对洪秀全“疯狂吐槽”。看起来他是被压抑得太深太苦,终于可以有机会一吐胸中闷气,把对洪秀全的种种不满一股脑全部倾倒了出来。有些内容在前文已经讲过了,这里再摘抄几条:

  “这班臣子本是忠直贤良,不幸未逢明主,忽误英雄,死去无数之好汉,误死世民,实出吾主之过”;

  “我主用人不专,信人之不实,谗佞张扬,明贤偃避,豪杰不登,故有今之败”;

  “主不问政事,不严法章,不用明才佐政,故而坏由此等之人坏起”。

  “主见我兵权重大,总计分割我权……降我之职,暗中密革我权。我手下部将见此,其心不服,未有战心,各筹一路,乱政乱规。”

  “主不问国事,一味靠天,军务政务不问,我在天朝实无法处。”

  ……

  这些对洪秀全负面评价,如果只是李秀成一个人这么说,我们还难以判断谁对谁错。问题是,太平天国的革命骨干,大家公认的也就那么几个:首义六王加后期两王——英王陈玉成和忠王李秀成。萧朝贵、冯云山早死,陈玉成没留下一句话。剩下的四个,韦昌辉被洪秀全杀了;杨秀清被洪秀全气得怒闯天王府要把洪秀区拉出来打板子,也被洪秀全杀了;石达开认为洪秀全想杀他,宁可分裂太平天国也要跟洪秀全决裂,此后至死不愿意跟洪秀全和解,也没再说过他一句好话;李秀成死前写下万言书,从用人行政和路线方针三百六十度无死角的对洪秀全进行批判。甚至,萧朝贵在金田起义之前也有诸多对洪秀全不满的言词。第一次广西传教过程中,冯云山和洪秀全也是闹掰了,各走各路,洪秀全独自返回了广东。那么,是这些英雄人物对不起洪秀全,还是洪秀全对不起这些英雄人物呢?传统的革命史观认为是前者,本书认为是后者。综合各方面的史料,我们对李秀成的话,才不得不信。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根源,就在洪秀全身上,在于他所秉承的拜上帝教原教旨主义。

  对这个问题,杨秀清、石达开、李秀成都有不同程度的察觉。但只有杨秀清真正试图从意识形态的层面来解决问题。从他发布《奉天讨胡檄》和下令禁止西洋《圣经》出版的做法来看,基本上可以肯定他找对了方向。而石达开和李秀成都只是在逃避问题。这里边除了“愚忠”这种主观认识以外,应该也跟石达开和李秀成长期在一线带兵打仗,没有时间精力来思考革命纲领、顶层制度方面的问题有关。杨秀清在第二次紫荆山保卫战以后,先后任用萧朝贵和石达开做前锋,基本从一线指挥的位置上脱离出来,才有时间思考战略和意识形态问题。东王府里边养了一批文人幕僚,还为杨秀清搞出来了一本《天情道理书》,此书就像冯云山编写《太平天日》讲洪秀全神迹一样,大讲东王故事,虽然还没有脱离拜上帝教的教义,但已经是杨秀清要自立经典,从洪秀全手中全面夺取意识形态解释权的意思了。后来杨秀清经过与幕僚讨论,解散女营、停印《圣经》,在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上对拜上帝教的教义进行纠偏,又比《天情道理书》的观点进了一大步。只是这批幕僚都在天京事变中被杀害,东王府内这方面的工作推进到了什么程度也就无从得知。

  毛泽东总结过革命成功的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李秀成三居其二。首先是武装斗争水平很高,军事指挥艺术和斗争精神都没问题。《洪仁玕供述》中记录了李秀成说的一句话“天王江山可以打得来,不能讲得来”,跟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其实是一个意思,比毛泽东早说了八十年。其次是统一战线的水平也很高,招募河北捻军、安抚江浙团练都是他的本事。唯一缺的就是“党的建设”。党是一个意识形态组织,在意识形态的指导下进行革命动员和组织军事斗争,是三大法宝中的关键。意识形态建设决定了革命组织的凝聚力、后勤动员能力和军队战斗力。李秀成在这方面缺陷也是他不能够发动“清君侧”的重要原因。杨秀清主持大局,曾国藩很难有胜算;李秀成主持大局,则胜负还未可知。不过,李秀成在天京事变后,上书洪秀全长篇大论的分析战略方向问题;在被捕以后,又一口气写了数万字的供述回顾太平天国历史并总结失败的教训,看得出来他的系统思维能力、战略意识都很强,这是他比石达开强的地方。如果他能不受洪秀全干预,放手经营江浙根据地——就像南京时期的杨秀清、延安时期的毛泽东那样放心的把一线作战交给手下将领去干,自己抽身出来,招募一批文人幕僚来花时间研究,提出新时期的太平天国革命纲领,取代洪秀全的那些一神教邪说,还是有可能实现的。

  李秀成并不需要研究出来一套太平天国版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毕竟他生活在从古代向近代转折的过渡期,我们不应该要求他超越他的时代。他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化解拜上帝教教义和中国世俗文化传统的冲突。而解决办法其实是现成的,杨秀清已经快要走通了,不过被天京事变打断了而已。1854年7月,杨秀清以“天父下凡”的形式宣布西洋《圣经》有错误,不准印刷出版,就是抓住了问题的核心。“天父下凡”是拜上帝教与基督教最大的教义差别,洪秀全也认可过,是太平天国从金田杀到南京的一大法宝,天国将士们在思想上接受起来没有问题。由于“天父”地位高于洪秀全,他想要下凡附体到谁身上就可以附到谁身上,不受洪秀全控制,而且也没有任何教义规定“天父下凡”需要符合什么标准。这是杨秀清改造拜上帝教的最大成果,它其实意味着谁能掌握军队、谁最受军民拥戴,谁就可以成为拜上帝教的意识形态最高权威,随时可以让洪秀全变成一个虚位宗教领袖。李秀成只需要在合适的时机以合适的形式宣布“天父下凡”[1],指责洪秀全身边的宠臣都是妖魔怪鬼,迷惑了洪秀全让他无法做出正确决策,由忠王来“清君侧”,一切问题即可迎刃而解。这也为天京事变以后革命事业的一度低迷做出了教义上的解释,可以重新振奋军心。

  夺取领导权以后,再以“天父下凡”的名义宣布,中国历朝历代的明君贤相、革命英雄、军事名将都是天父派来为中国人民服务的,而各种坏人包括满清、湘军、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等太平天国打击的对象当然还是妖魔怪鬼的化身。孔子、孟子、老子、庄子、韩非子等各种“子”也全都推崇起来,对满清倡导的忠君理学则绝对不认账。至于天父本人,西洋《圣经》的记录的事迹只适用于西洋各国,由天兄耶稣负责管理和解释,跟中国无关,太平天国所敬拜的“天父”跟国人敬仰的“老天爷”其实是一个东西。“敬天法祖”就是敬仰天父、尊重祖宗,二者全不冲突。以天父的名义捣毁一些神仙菩萨庙、反对各种巫术迷信倒是没啥问题,以前砸了就砸了,以后可以先留着。这就把思想文化方面的深层次问题理顺了。然后,天父再宣布,洪秀全还是天王,但行政军事权力委托给忠王行使,各种圣旨由忠王起草,以天王名义发布,如东王故事。再把太平天国真正的革命纲领也以类似于《奉天讨胡檄》的形式,用天父的名义颁布,包括降低人民税负、重新分配土地、提高妇女地位禁止缠足、严惩贪官污吏、打击土豪劣绅、建设廉洁高效的新政权、继续以中国文化经典为标准开科取士、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抵抗西方列强入侵、废除不平等条约、禁止鸦片贸易、废除一切“文字狱”和禁止结社的反动政策等等——这些大部分都是李秀成在治理江南的时候本来就在干的事儿,稍微总结总结就有了。

  这些个事儿只要在湘军彻底围困南京之前能给办妥了,哪怕是最后关头李秀成带兵架着洪秀全跑出南京城,把南京城连带里边的宠臣勋贵们留给湘军当礼物,太平天国就终究还会有成功的希望。没有去办这个事儿,才是李秀成最大的失误。其它什么对陈玉成见死不救之类的,都是对李秀成毫无意义的错误指责——不练兵、不改革,救安庆就是去送人头。

  以往那些对李秀成错误的指责都是建立在对太平天国革命失败根源的错误认识基础上的。指责者把革命战争当成纯粹的军事斗争,以一城一地的得失作为决定革命成败的关键,是肤浅且有害的。后来的中国共产党革命,博古等苏联空降过来指导革命的“上帝之子”成了中央最高领导,瞎指挥,让红军经营多年的江西革命根据地丢失,被迫进行长征,途中又损失了一大半军队,那个情况比曾国藩围攻南京不知道艰难困苦多少倍。但遵义会议一开,“上帝之子”们被架空,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取得胜利,局面很快就发生了巨大改变,并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丢个安庆、丢个南京其实真不算啥。保留有生力量、确立正确的革命路线才最关键。“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存人失地,人地皆存”。红军丢过江西根据地、后来毛泽东还主动放弃过延安,对革命战争的胜利都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影响。

  李秀成在军事上看得很准,坚决拒绝冒冒失失的去救援安庆,是正确的;但在意识形态和革命路线上犯了糊涂,以“愚忠”压过了自己的革命责任,才是他最大的失策。“清君侧”有风险,不一定成功,但从后来的局面来看,不论是石达开,还是李秀成,都应该拼一把才对。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李秀成没有这么做,但也不影响整个太平天国革命的整体正义性。有些试图否定太平天国的人认为,如果太平天国革命取得胜利,那一神教意识形态就会消灭中国的传统世俗文化传统。为了避免出现这种对中华文明的根本性颠覆,暂时依托满清政权将其镇压是正确的选择。这种认识错误的理解了主导太平天国运动的真正力量,以为太平军从上到下都是拜上帝教的忠实信徒。实际上,从杨秀清、石达开到李秀成、李世贤兄弟,这些真正掌握太平军军事权力的英雄人物,几乎都对洪秀全宣传的那一套东西很不感冒,不过是基于中国传统的“忠君”思想,承认洪秀全的君主地位才向他效忠的。即使在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想要把国号改为“上帝天国”也根本无法执行,李秀成、李世贤兄弟都拒绝执行他把太平军改为“天兵”的命令。一位传教士在江浙地区与太平军将领讨论拜上帝教义,他说:“有军官数人曾来船上访问,我们曾问到天弟代表什么意义,他们表示无法回答,显然他们是茫然不解的,这证明他们从未注意过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不管在天京事变之前还是之后,拜上帝教的一神教意识形态都从未成为太平天国政权的主导意识形态。洪秀全和他的那一套理论,更多只是一个偶像和旗帜。太平军将士们跟当时的其它中国人一样,大体相信神的存在,但对一神和多神之类的区别则完全不了解。在他们看来,说洪秀全是上帝之子跟以前的革命领袖宣称自己造反是替天行道没什么区别。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太平天国革命成功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而洪秀全还坐在天王的位置上,那么接下来一定会再次出现激烈的内部路线斗争,以洪秀全为首的少数宗教建国派和以李秀成为代表的人民革命派会从革命时期的潜在矛盾走向公开斗争。斗争的过程可能会有反复,但洪秀全要想再次像杀掉杨秀清那样轻松干掉掌握实权的人民革命派领袖,难度极大,因为天京事变这种阴谋很难再玩一次,不管是李秀成还是其他人民革命派领袖,都会充分吸取杨秀清的教训,加强防范。斗争的结果,总体来看一定是实际掌握军权的人民革命派获胜。较大的可能是中央与地方分裂,洪秀全继续在南京城内关起城门来建设他的“小天堂”,而地方实际行政则按照人民革命派的路线执行。1864年,洪秀全死的时候五十岁了。在位期间,他长期深居天王府进行宗教玄思,不锻炼不外出,长的胖胖的(罗孝全在南京见过他回来做过描述)。这种方式生活在古代很难长寿。跟洪秀全最接近的是明朝嘉靖皇帝,天天深居修道,活到了六十岁;万历皇帝不修道,但深居故宫,也是微胖身材,活到了五十七岁。所以,就算革命胜利,估计他最多也就还能在天王的位置上折腾中国十年。等他一死,宗教建国派就会彻底完蛋,人民革命派一定会全面夺取胜利,带领中国人民走向类似于新中国成立后或者日本“倒幕运动”的那种团结一致学习西方先进文明成果迅速走上民族复兴的道路。当时中国与世界的差距,远比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要小得多,追赶起来也更容易。而且,有拜上帝这个幌子,理学思想的统治被摧毁,中国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和社会治理模式就会少很多心理障碍,双方也更容易沟通。就好像太平军在进攻宁波之前,宁波领事馆翻译休莱特记录那样:(负责攻打宁波的太平军首领)向我们确认说,他愿意和外国人保持友好关系,并渴望向外国人开放贸易。他说,我们和他们崇拜同一上帝、同一基督,并称我们为外国兄弟。[2]”

  中国文化是一个世俗主义的文明,同时也是一个务实的文明。只要能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学到手,西方人喜欢崇拜上帝,我们也可以一起跟着拜上帝。在这个过程中,把一些神仙菩萨、孔子关公、宗族祠堂的偶像砸烂了,这根本不算什么。就好像明朝末年,徐光启为了向传教士学习和翻译《几何原本》等科技典籍,受洗加入基督教是一样的——他不可能真的变成基督徒,本质上始终是一个儒学士大夫。太平军从整体来看永远也不可能真的变成一神教信徒,不管是造反还是跟外国人打交道,不过都是把一神教当做一个方便的工具来使用而已。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并不能捍卫中华文明,反而严重阻碍了中华文明的复兴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这是一个有充足依据的历史结论。

  [1]萧朝贵在早期还表演过“天父托梦”,以转达梦中天父嘱托的形式对洪秀全进行教育。洪秀全的教主地位也来自于“异梦”,因此“天父下凡”和“天父托梦”都是可以架空洪秀全地位的方法。

  [2]《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3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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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李晓鹏博士,主要著作有《重述伟大中华史》(原名《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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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4-9 18:13:10 | 显示全部楼层
  理学建军:湘军背后的意识形态与社会控制体系支撑

  意识形态的交锋,在刘邦时代、朱元璋时代,还不那么重要。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的敌人在意识形态方面也很不成熟。如果李秀成的敌人也只是八旗、绿营这种古代意识形态控制的腐朽军队,他也可以轻易把他们打垮。而到了太平天国及其之后的时代,这就成了一个直接关系到革命成败的严肃问题。因为革命的敌人在意识形态及其对应的组织形式和动员能力方面已经大大的进步了。这是古代人民革命和近现代人民革命的一个重要区别,太平天国正好位于分水岭上。

  太平天国最可怕的敌人——湘军,是一支在成熟的意识形态体系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军队。这套意识形态体系,就是我们在第三卷讲的“忠君理学”。基于这套意识形态的社会控制系统,是曾国藩建立湘军的主要依靠。

  曾国藩组建湘军,是先招将领再招兵。将领的选拔,曾国藩一个一个亲自考察,确保这些人都是忠君理学的忠实信徒。最后选出来的将领以参加过科举考试的儒生为主,在能查到出生的179名湘军将领中,儒学书生104人,占了大约60%。湘军三大统帅和十五个主要幕僚都是儒生,各军统领13人,儒生占8人;分统领43人,儒生占了28人(罗尔纲《湘军军志》)。

  有了“政治上可靠”的将领,再去招兵。招兵的方法是将领回到自己的原籍,招募本乡本县之人——不是说湖南人招湖南人,而是要具体到县乡。比如曾国荃招兵,就只招湘乡本地人,外地湖南人也一律不招。招兵的时候,要严格考察其出身,必须是老实可靠的乡民,终生都在宗族保甲体制下生活,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没有被太平天国、天地会等“反动组织”的思想污染过。招募的时候,还必须由本地宗族保甲出具证明和担保,注明其居住地址、名下土地财产、父母兄弟妻子的姓名等等,才能来当兵。

  这种证明和担保,既是一种政治审查方式,也是一种人身控制形式。如果违反军事纪律当逃兵,跑回家很容易抓住;如果是叛逃,则可以株连其家属——这种威胁很可信,理学士大夫们是一群很严肃的人,说杀你全家就杀你全家,绝对不开玩笑。

  这样,湘军以忠君理学思想为旗号,核心将领都是理学信徒,基层士兵则以乡土血缘思想为连接,再以宗族保甲体制为威慑,构成了其“理学卫道军”的组织底色。

  “忠君理学”的主要理念,我们在前三卷已经讲过,它是满洲落后的君主独裁制和中国腐朽的道统理学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与野蛮文明结合的产物。道统理学是儒家思想的哲学化,也代表了儒家士大夫巩固自身利益的需求,核心要义是用“天理”、“道统”等抽象哲学概念论证强化儒家“三纲”等级思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其中,“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真的,“君为臣纲”是假的。士大夫们对下讲纲常、对上讲道统,对自己讲“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权势、金钱、美色的享受一样不少,在宋明时期日子过得非常爽。等到满洲内犯,以野蛮暴力强行坐实“君为臣纲”,把道统理学斥之为“伪道学”,君权与道统合一,剥夺士大夫们对“道统”的解释权,形成了“忠君理学”。

  忠君理学集成了宋明理学的哲学化形式,相对于传统儒家思想更为深奥复杂,洗脑能力更强。

  理学带有宗教色彩,理学家们也带有一定程度的传教士情怀。儒家士大夫有强烈的按照理学思想来构建理想社会的情节。他们在哲学化思考之余,又对各种民间故事进行改造,以通俗易懂的形式把忠孝节烈的意识渗透到社会基层中去。这种努力同时也伴随着文化知识的进一步向基层传统。这就存在一个“理学思想下沉”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从好的方面来看,有利于文化普及。但更重要的是,在“理学下沉”过程中,儒家思想中的封建等级意识跟不断宗族力量结合,以“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为原则强化基层控制、固化社会等级结构。

  宋朝的士大夫们特别喜欢在出将入相、功成名就之后,出资出力捐助建设宗族学校。范仲淹在当了高官之后,坚持把俸禄和田产拿出来成立了“范氏义庄”,专门资助本宗族的穷苦人,其中就包括供养本宗族的子弟读书。其它范氏家族的有钱人也纷纷跟进,向“范氏义庄”捐钱捐田。范仲淹亲自制定管理章程,确保它能良性运作,“范氏义庄”存在了八百多年,历经宋元明清四个朝代,也让范氏家族一直人才辈出、兴旺发达。范仲淹的“义庄”多次受到不同朝代政府表彰,理学士大夫们纷纷效仿。

  捐资扶贫、发展教育的做法总体来说是好的,但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大部分捐助都被局限于本土宗族。“范氏义庄”八百多年来,基本上就是只为范氏族人服务的。单个来看问题不大,但若士大夫们都照此行事,一方面自己依靠宗族支持出人头地,当了官以后又回报宗族,实际上就是把官位权力与宗族利益密切捆绑。那么,天下国家作为一个整体谁来负责呢?

  士大夫们把调门唱的很高,纷纷表示天下国家的事儿你们普通人不用担心,我们绝对不会含糊。比如著名理学家张载就声称儒学学者的使命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句话被儒家知识分子们传成了千古名句,还专门给这句话起了个名字,叫“横渠四句”,因为张载的外号是横渠先生。

  但张载在猛吹天下国家情怀的同时,又是封建继承制的积极鼓吹者。他说:

  “宗子之法不立,则朝廷无世臣。且如公卿一日崛起于贫贱之中以至公相,宗法不立,既死遂族散,其家不传……家且不能保,又安能保国家!”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要强化宗法制度,官员的儿子要接着做官(体现为第二卷介绍的宋朝恩荫体制),这样朝廷才有“世臣”,也就是世代都当官的家族。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公卿大夫们自己累死累活奋斗上来了,如果不能把权势传给子孙,死后家族败落,这样大家都会觉得没有奔头,不愿为国家效忠了。也就是“家且不能保,又安能保国家”。

  这段话的逻辑是有问题的。一个人努力读书、努力工作,最后被提拔到国家高级官员的地位上,难道是为了把荣华富贵一代一代传下去吗?国家把这个高级职位给你,让你执掌天下的公器、拥有巨大的权力,承担决定国家民族人民命运的巨大责任,结果你却说:如果家族不能跟着我永保荣华富贵,我就不为国家出力尽忠了。这不是混蛋逻辑是什么?

  我们在第一卷讲过汉景帝手下的名臣、也即儒家史书中著名的“酷吏”——郅都,他为官清正廉洁、敢于得罪权贵,面对威胁和利益诱惑,他说:“已经背离父母而来当官,我就应当在官位上奉公尽职,保持节操而死,终究不能顾念妻子儿女。”这才是正确的做法,这才应该是中国士人的真精神。

  张载是理学创始人之一。从源头开始,理学家们一边唱高调一边为自己某私利的伪君子做法就已经奠基了。他的“横渠四句”应该再加一句“为家族谋福利”,改成“横渠五句”,这样才能完整的体现理学家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

  宗族或者大家族,并不是什么坏东西,它依靠血缘关系自然形成,是天然的基础社会单元。家族内部互相接济帮助,是古代社会重要的社会救济方式;通过一定形式的家族组织来维持社会伦理和推动文化教育,有利于社会稳定和文明进步。

  但宗族是在古代交通比较的封闭条件下形成的,局限于一个狭小的地域和近亲血缘群体,天生的不利于大一统国家的构建和人类个体的身心自由。因此,在大一统帝国形成以后,宗族要继续发挥正面作用,它的影响力就应该被严格限制在内部救济、道德教化这些不带有强制性的方面,如果宗族掌握了足以对内部成员进行人身控制的经济和政治权力,对上就会威胁国家统一、对下就会破坏个体自由,成为夹在国家和个人之间的祸害。

  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不是一个一个家族的空间聚集,而是有超越家族的天下国家意识,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更高层级的政治体系。对士大夫而言,一旦进入国家政权系统,就应该超越宗族、乡土的狭小观念,从天下国家的层面来思考问题。如果把过多精力甚至自己掌握的权力资源投入到自己家族的传承兴旺中去,那就是一种错误的做法。照顾宗族家族,那是地主士绅该做的事,不是士大夫该做的事。士大夫们在入仕以后,还继续跟老家的地主乡绅们打成一片,对本土本乡本族建设投入过度热情,就会在公权力和宗族之间建立起了密切联系,逐步形成“官僚体系与地主士绅一体化”或者“政权与宗族一体化”的格局。官员入仕,要依靠宗族力量的支持;获得权力后,则用来提升自己宗族的地位,这种“合作”显然不是一个好现象。

  宋明时期,尽管存在士大夫对自己宗族过度照顾的不良风气,宗族力量也存在不断加强的趋势,但总体而言宗族与政权的结合并不算密切,宗族力量还是以发挥正面作用为主。

  到了清朝,情况才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满洲统治者高度重视基层控制。它们对元朝不到一百年就被农民起义推翻的历史教训非常上心,“胡虏无百年国运”的民间流言时刻让他们心惊胆战。为了避免重蹈元朝的覆辙,他们把宗族作为强化基层控制的关键抓手。雍正皇帝设立“族正”,推行“保甲”,赋予宗族司法权。同时,以严刑峻法禁止除了宗族以外的其它一切形式的人民结社。这样,宗族力量与政治力量正式结合,拥有了从道德、经济、司法等层面对族人进行人身控制的能力。每个人一出生,就在精神、经济与人身方面都受到宗族力量的严密控制。绝大多数中国人,终生都生活在宗族的严厉管控之下,从小服从父亲、长大服从族长,等级和服从意识深入骨髓,不知道自由为何物,甚至也没有天下国家的概念。本土本宗以外的其他人,都形同异族,异姓之间要团结起来来反抗一个大一统政权,基本上就不可能。

  通过“忠君理学”意识形态建设和大力发展宗族力量控制基层,满清政权就形成了从高到低的三个管控体系,最高层是满洲集团,直接掌握军事体系和中央枢机,以满洲民族特权思想和清王朝国家观念混合的“忠君”意识形态控制国家机器;最基层是宗族保甲体制,以强调宗法等级制的“理学(道学)”意识形态负责对个体中国人的日常管控。在这中间,允许汉族读书人通过学习“忠君理学”思想进入官僚体系,形成满洲集团与宗族保甲之间的中间层。这套满汉联合专政的体系非常复杂严密,有枪杆子镇压、有意识形态洗脑、有基层控制,相对于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大大的进化了。它是满清能统治中国两百多年的根本。

  蒙元时期,蒙古统治者对意识形态建设和基层管理很不重视,简单的委托汉族士绅管理地方,但没有对理学进行意识形态改造、没有大规模吸收理学士大夫进入政府、没有依托宗族建立严密的基层管控体制。这样,当元末农民大起义爆发的时候,元朝只能依靠现有的国家军队进行镇压。但国家军队已经腐朽,尤其是地方上的汉族政府军,就跟清军绿营一样——将领腐败无能,士兵们也想不通自己为什么要跟本民族的起义军拼命,战斗力极差。

  相反,在清朝,三级控制体制联动效果惊人。由于宗族保甲的严密控制,绝大多数反抗都会被消灭在萌芽阶段——洪秀全刚把甘王庙砸没多久,宗族力量就把冯云山抓住送官了,反应速度相当快,如果不是有洋人的“基督教”做幌子,冯云山早就被杀了。如果遇到白莲教起义这种大规模的叛乱,地方上就开始自发的搞“团练”,密切配合政府军,把本地居民组织起来,一方面切断起义军的粮饷后勤,一方面也防止本地人去参军。

  洪秀全、冯云山在自己家乡传教,本土的宗族势力控制严密,根本传不大,即使到了广西赐谷村,也是屡屡受挫。一直到冯云山去了紫荆山,跟那些不受宗族势力管控的山民结合,才把拜上帝的声势壮大起来。后来,在贵县还发展了一支很重要的力量——秦日纲部,他们是当地矿山的矿工。山民加矿工,成了金田起义的骨干。矿工们在制造攻城器械、挖地道等方面发挥了极大作用,秦日纲也因此被封王。这些人都是游离于宗族管控之外的“体制外”力量,才能被拜上帝教组织起来,发动大规模的起义。

  此后,拜上帝教大量吸收广西、湖南天地会的起义军。天地会以无业游民为主体,也是脱离宗族势力管控的人群。打到岳州,又招募了大批船工,形成水营,获得了在长江流域攻城略地的战略优势。

  这样,算来算去,太平天国起义,其领导层和士兵主体都不是农民。所以我们讲太平天国的时候,一直用的是“人民革命”这个词,而不是传统革命史观所用的“农民革命”。真正种地的农民阶级参加太平军的很少,他们都被宗族势力以团练、保甲等形式牢牢的控制着,动弹不得。

  曾国藩建立湘军的过程,就是一群信仰忠君理学的士大夫,利用清朝的以宗族为核心的基层管控体制来进行军事动员,吸收大量农民参军。湘军的成分,才主要是农民。太平军的主体,反而不是农民。

  曾国藩不招无业游民,只招所谓“憨厚老实本分”的农民,其实就是在宗族保甲体制下被控制得很好,严重缺乏自由精神、反抗精神的那种人。本乡本土的将领去招本乡本土的兵,再以保甲等方式确保他们不会逃跑叛变。这些人就只会服从家乡将领的命令,打起仗来内部也很团结。

  但是,如果只依赖宗族保甲对农民进行组织,就很难进行大规模协作。在曾国藩之前,宗族保甲只能分散的各自搞团练,而团练在正规军面前是不堪一击的。因此,要对团练进行改造,关键是需要有一批能打破乡土观念、具有天下国家观念的中高级将领,把这些分散的力量组织成一支正规军。具有天下国家观念的人,又很容易受到反满反官、社会公平这些革命思想的引诱。要确保这些人完全被忠君理学思想洗脑,其中儒学书生是最佳选择。于是,“书生统兵、兵为将有、保甲募兵”成了湘军建军的重要原则。

  这样,在“忠君理学”意识形态系统中偏向于“忠君”的政府军被击溃以后,侧重于“理学”的湘军崛起,成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主力。单纯的“忠君”意识形态,在满洲政府长期执行民族歧视政策的情况下,很难支撑起汉族军队的战斗力;而“理学”意识形态的迷惑性要强大的多。曾国藩这种坚定信仰“忠君理学”的汉族士大夫,扮演了连接满清政府和宗族势力的关键纽带。

  办湘军这种事儿,湖南本土团练成长起来的王鑫搞不成,因为他缺乏对各地团练进行全局整合所必须的高层资源;真正的满洲高官勋贵更搞不成,他们不懂得如何跟宗族保甲力量合作,也无法赢得汉族士绅们的信任;只能是出身于汉族士绅阶层、经过科举考试选拔进入官僚体系、又进入中央枢机当了多年高官的曾国藩才能搞成。他能动用自己在家乡的资源招兵,又能把广东的军费、中央的漕运用来练兵,还有深刻的忠君理学修养,能写出《讨粤匪檄》这种有号召力的军事斗争纲领,从儒家知识分子群体及其背后的士绅和官僚阶层中获得广泛的支持,“上中下”三结合,实现清朝三套管控机制“国家政权、官僚行政、宗族保甲”的有效联动,最终成功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

  这套“三结合”的联动机制,也可以从湘军的军费来源看出来。

  最初的时候,曾国藩自筹经费练兵,靠的是地主乡绅们的自发捐款,这些钱代表了基层管控势力的支持。

  后来,曾国藩以练水师为名,获得了截留一部分漕运粮食的权利,又奉圣旨划拨了一部分广东和湖南的地方财政。曾国藩一直想要谋求地方巡抚或总督的实权职位,也就是想尽可能把地方财政用于湘军开支。这些都是国家政权体系下的税收,来自于满清依靠武力征服中国夺取政权建立的税收体制。

  但穷尽清政府原有的税收方式也无法满足镇压太平天国的军费开支。地方官僚和湘军将领们又自发搞出来了一套“厘金”征收体制,在中央税收之外独立对商业贸易活动征税,专门用于支持湘军系镇压太平天国。在道路上设立关卡所收的厘金,叫“行厘”;对商业店铺直接收的厘金,叫“坐厘”;税率刚开始是货物价值的百分之一,古代把百分之一的利息称之为一厘,故称“厘金”,但后来各地自作主张,不断提高税率,最高可达百分之二十之多。这部分收入占了湘军后期军费的大约三分之一。它是掌握军权后的汉族士大夫阶层开辟的财源。厘金由地方根据军事需要自收自支,具有政府强制征税和地方势力独立筹款的双重特征。这样,“士绅捐助+政府税收+地方厘金”共同构成了湘军系军费来源,三者加起来,才让曾国藩等能给湘军系士兵们发的起比绿营高出三四倍的军饷,维持湘军的士气和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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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李晓鹏博士,主要著作有《重述伟大中华史》(原名《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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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4-12 19:34:09 | 显示全部楼层
  杀人如麻:清军镇压行动的血腥后果

  清军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战争,导致了中国南方人口大约减少了5000万到1个亿。这是继两百年前清军征服中国导致了超过2亿的人口损失之后,给中国人民制造的又一次巨大灾难。

  跟建国初期的屠杀一样,清军镇压太平天国的军事行动之所以会造成如此巨大的人口损失,跟满清野蛮的军事纪律密切相关。同时,以曾国藩为代表的理学士大夫的残忍无情,以及清军的纪律败坏也是重要原因。太平军由于长期坚持严格的军事纪律,又在其占领地区推行轻徭薄赋的税收政策,其军事行动带来的人口损失很少。在后期,由于洪秀全疯狂封王封丞相,太平军军阀化现象严重,不少地主团练和地痞流氓混入,军事纪律废弛,出现了很多烧杀抢掠的情况,也给经济社会制造了巨大的破坏。但总体而言,人口损失主要还是清军的屠杀和劫掠造成的。光绪《无锡金匮县志》卷七《兵事》总结无锡破坏情况说:“城中民居十无一二,盖贼(指太平军)毁其二;土匪毁其一;其五六则兵勇(指清兵及地主武装团练)争遗物不均,遂付之一炬耳。”[1]。在估算各方势力造成人口损失中,这个比例可以作为参考,清军制造的损失超过百分之六十,占了绝大部分。

  英国驻华领事富礼赐曾经在江南太平天国统治地区走陆路游历,又在南京城外的小船上住过好几个月。他对后期太平军和清军纪律的总体评价是:

  “太平天国部队的行为丝毫不比清军的行为恶劣,且绍兴与杭州之类城镇的居民,在太平天国治下过的日子,比起那些城市被清廷收复、落入蛮族官员之手后居民的不幸遭遇,要好上太多。[2]”

  清朝中央朝廷,跟他们野蛮的祖先一样,对人民革命这种事情,除了主张将参与反抗的全家老小一律杀光以外,没有任何军事纪律要求。只要能维持其反动统治,清廷根本不介意军队如何杀人放火。

  在广西围追堵截的过程中,清军就一路烧杀抢掠。主帅向荣亲自指使兵勇沿途“渡河抄掠,民物殆尽”。“田里桑麻尽铲空”、“奸淫妇女、中丞莫能禁”。其中又以来自广东的潮勇最坏,时称“土匪如篦,潮勇如洗”的说法,也就是土匪劫掠,不过像篦子(比普通梳子更密更长一些的头发整理工具)一样,刮掉一些头皮屑和头发;潮勇过处,民间财物如同被水洗过一样干净。“处处瓶垒余瓦砾,井邑萧条足感伤”。[3]

  面对清军的劫掠,搞得一些尚有良心的清朝地方官也很恼火,干脆下令对害民的清军兵勇“民间自行戕杀”[4]。

  清军绿营纪律之坏,对人民戕害之惨,众所周知,相关资料如汗牛充栋,从广西一直到江北江南大营以至于江苏浙江等地都是如此,不需要更多说明。但很多人对新起的湘军还抱有幻想,觉得湘军应该是纪律不错的。曾国藩在这方面确实比较注意,还专门写了《爱民歌》来对湘军进行教育,明确规定了不准劫掠居民财物、买东西要付钱、不准调戏妇女等等。

  但实际情况是,湘军的纪律只是比绿营略好,跟太平军相比仍然要差得多。湘军所过之处,沿途士绅向曾国藩投诉其强占房屋、劫掠财富的文献资料非常多。

  要正确认识湘军的纪律,首先要搞清楚湘军系的各个派别。湘军分为狭义的湘军和广义的湘军系军队两个概念。狭义的湘军,就是曾国藩直接控制、其第曾国荃直接指挥的那三四万军队(南京围城期间增至十万),其中包括水师。这支军队平时的纪律比绿营确实要好一些,因为他们负责跟太平军主力决战,沿长江攻陷安庆、南京等战略要地,没有比较好的军事纪律无法保证战斗力。为此,曾国藩很舍得下血本,基本方式有两个。一个是多发钱,把朝廷的钱、募捐的钱、厘金都拿过来发军饷,工资水平是绿营的三四倍,又在水师上设立“船台”——也就是一艘专门负责日常物资供应大船,士兵们需要买的东西基本都有而且价格也很便宜,可以毋庸出去劫掠也能保障生活。另一个,就是允许屠城劫掠,也就是说,平时不准抢劫,一旦攻破太平军占领的城池,就可以放开了杀人放火,把整座城市洗劫一空,劫掠的财物全部归士兵个人所有。这就是所谓的“一年不开张、开张吃十年”,平时不怎么抢劫不杀人,一次抢劫杀人的数量足以抵得上其它“纪律不好”的清军折腾好多年的。

  九江屠城、安庆屠城,都是很惨烈的。曾国藩在被咸丰皇帝逼得回家守孝期间,也多次给前线带兵的弟弟曾国荃写信,鼓励其尽量多杀。听到九江屠城,他非常高兴,说:“九江克复,喜慰无量。屠戮净尽,三省官绅士民同为称快”。然后,他又要求曾国荃向李续宾学习,以后打仗“只求全城屠戮,不使一名漏网耳。如似九江之斩刈殆尽,则虽迟亦无后患。”

  曾国荃在杀人方面似乎总不能完全让曾国藩满意,曾国藩除了多次写信劝导,还屡次直接催促。1861年安庆战役期间,曾国藩亲自作《解散歌》督促太平军投降,声称“八不杀”,以骗取太平军的信任:

  “第一不杀老和少,登时释放给护照。

  第二不杀老长发,一尺二尺皆遣发。

  第三不杀面刺字,劝他用药洗几次。

  第四不杀打过仗,丢了军器便释放。

  第五不杀做伪官,被胁受职也可宽。

  第六不杀旧官兵,被贼围捉也原情。

  第七不杀贼探子,也有愚民被驱使。

  第八不杀捆送人,也防乡团捆难民。”

  受这个《解散歌》的欺骗,加上湘军的军事压力,安庆周边有四千太平军投降。曾国藩立刻写信给曾国荃要求全部杀掉。

  曾国荃对杀降一事颇有顾虑,迟迟没有给曾国藩回信。曾国藩等了一天不见回音,便再次写信催促,说:“今日未接弟信,不知……已降之三垒已杀之否?”曾国荃无奈,只得将降兵全部杀掉。曾国藩接到消息,兴奋异常,在回信中把杀降报告称之为“报喜一缄”,又赶紧给老家的二弟曾国潢写信分享杀人的喜悦。后来又有八千太平军来降,也被一律屠杀。

  曾国藩在安庆战役中光杀降就杀了一万多人。所以说,对《解散歌》、《爱民歌》这种曾国藩拿来做宣传的文字,大家当个笑话看看就好,千万不能当真。有人因为读了曾国藩的《爱民歌》,就认为湘军有爱民思想,那是太幼稚了,就跟安庆的太平军看到《解散歌》以为投降就能免死一样,不过是上了曾国藩的当。

  1862年,湘军攻下安徽宁国府,进城以后马上开始了大屠杀,城内外数万尸体没人收埋。

  南京城破以后,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当然要纵兵屠城。在给朝廷的报告中,曾国藩大肆吹嘘:“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根据《李秀成供述》,城破之前的城内太平军只有三四千人,被湘军杀害的十多万人大部分都是普通市民,其中绝大部分是没有能力提前逃出城的老弱病残和妇女。

  据赵烈文在《能静居日记》关于对南京屠城的记载,“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担,又无窖可挖者,尽遭杀死。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戮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

  曾国藩对南京城内有大量老弱的情况很清楚,因为城破之前李秀成曾经试图把老弱妇幼放出南京逃命。曾国荃向曾国藩请示怎么办,曾国藩最终决定把这些人赶回去,以加速南京城内的粮食消耗。把人赶回去的做法还可以说是尽快结束战争的需要,而明知把人赶回去了,城破之后还要打着诛杀太平军的名义疯狂屠城,那就只能说是丧尽天良了。

  在正式报告中,曾国藩也公开向朝廷声称,自己早已向士兵们许诺城破以后可以随意劫掠,财物都归士兵个人。

  谭嗣同在《北游访学记》里这样写道自己多年后在南京城的见闻:

  “顷来金陵,见满地荒寒现象。本地人言:发匪据城时,并未焚杀,百姓安堵如故。终以为彼叛匪也,故日盼官军之至,不料官军一破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扫数悉入于湘军,而金陵永穷矣。至今父老言之,犹深愤恨。”

  尽管如此,由于只针对少量城市进行屠杀,曾国藩直属的狭义湘军制造的人口损失数量仍然不算多,估计总共也就百万上下。太平军在攻陷武昌、南京之时,也对满城中的旗人进行过不分老幼的屠杀。湘军为满洲政权卖命,这种加倍报复还勉强可以称之为是古代战争的常见行为。

  真正疯狂的其它湘军系军队也就是“广义湘军”的做法。曾国藩交给他们的任务是彻底摧毁太平军的后勤保障基础。在《沿途察看军情贼势片》中,曾国藩经过考察发现:太平军“禁止奸淫”,“听民耕种”,“民间耕获,与贼各分其半”,“傍江人民亦且安之若素”。也就是说太平军占领区生产繁荣、民生安乐。这让曾国藩感到非常愤慨和恐惧——如果任由这种情况发展,清军如何能战胜太平军呢?

  对此,曾国藩得出结论不是要进一步改进清军的纪律、减轻人民负担以与太平军争夺人心,而是认为:清军要取得胜利,就必须对太平军控制区进行大烧大杀,做到“男妇逃避,烟火断绝,耕者无颗粒之收,相率废业”,使太平军“行无民之境,犹鱼游无水之池”,“居不耕之乡,犹鸟居无木之山”,彻底摧毁太平军的后勤保障。

  这个战略由不担任主攻任务的其它湘军系军队、以及受曾国藩节制的各地绿营等其它清军承担。这就不是纪律差的问题,而是系统性的对长江中下游经济进行摧毁破坏。

  胡林翼、李世忠、李鸿章等人是执行曾国藩毁灭性战略的代表。

  胡林翼在书信中说,自己对麾下湘军的要求是:“见屋即烧,烧一屋则赏一次,无论是居民是贼馆。能募团局散人入,专管烧屋,则不过三五日,贼无驻足之地”;又说,(舒城)“得城之时,密派勇丁各持一炬,将城里大小房屋米粮付之一炬,片瓦不留,则异日必无贼可守矣。”(《胡林翼书牍》)

  李世忠,就是前文提到过的给李秀成写劝降信的李昭寿,捻军出身,先当土匪,再投降清军,后投降太平军,然后又投降清军,打仗不行,烧杀抢掠是专业的,做人做事绝对没有任何底线。李世忠担任江南提督,统领自己的“豫字营”六七万人,在长江沿线无恶不作,甚至还跟其他清军为了争夺财物而出现火并,跟土匪没有任何区别。有一次,曾国荃的辖区也被他抢了,向曾国藩投诉说:“李世忠部下虐民十倍于贼,欲为百姓作不平之鸣。[5]”曾国藩再三以忍让和顾全大局相劝。当时江浙等地清军将领,所作所为也大都与李世忠类似。

  李鸿章的淮军也是这个战略的积极执行者之一。赵烈文《能静居日记》记载,在淮军征战江苏期间,从常州一直到松江,淮军“剽掠无虚日,杀人夺财,视为当然”,“乡间弥望无烟,耕者万分无一”、“房屋俱被兵勇占住或拆毁”——真正把曾国藩设想的“烟火断绝,耕者无颗粒之收”落到了实处。

  ——这便是曾国藩版的“三光”政策,真正的烧光、杀光、抢光。这种彻底的经济破坏,比直接屠城恐怖百倍,让江南地区人民大量饿死。这是造成江苏等地人口迅速下降的主要原因。

  谭嗣同的《北游访学记》也记述湘军系军队在东南各省份的烧杀掳掠:

  “湘军以戮民为义,城邑一经湘军之所谓克复,借搜缉捕盗为名,无良莠皆膏之于锋刃,乘势淫虏焚掠,无所不止,卷东南数省之精髓,悉数入于湘军,或至逾三四十年,无能恢复其元气。”

  苏州城内的太平军是经过和平谈判投降的。谈判的中间人是常胜军首领戈登。但李鸿章在接受投降以后,认为苏州城中太平军数量太多,难以消化控制。而且如果和平受降,淮军将领们就没有借口劫掠这些财富。于是,李鸿章出尔反尔,先将城中八王召集起来杀掉,然后纵兵屠杀苏州城中军民。城内数万太平军尽数被杀,连带遭殃的还有无数的无辜百姓,城内财富被淮军洗劫一空。

  1865年,西方的商人在《上海之友》中刊登了一篇文章记载说,苏州被清军攻破前,苏州一带非常繁华,当地的农民们像蜜蜂一样辛苦地劳动,运河的两旁,密密麻麻的房子。苏州被清军再次攻破后,一眼望去,只看得到破桥断壁,见不到人影,群众见到清军就如同见到豺狼虎豹一样,苏州通往无锡的路上,遍地荒芜,荆草漫生……沿途布满了数不清的白骨骷髅和半腐烂的尸体,使人望而生畏。

  李鸿章这种卑鄙残忍的手段激怒了戈登。他感到自己的荣誉受到了侮辱,因为和平招降这个事情是经过他担保的。听到苏州杀降的消息,戈登气得拿着枪要去军营中找李鸿章决斗。李鸿章吓得不敢出来。戈登咽不下这口气,威胁要将苏州城再还给太平天国,甚至扬言还要率部加入太平军,反过来攻打淮军。

  一时间,“苏州杀降”成为大热话题,上海、香港洋人舆情汹涌,各国驻上海领事馆官员纷纷表态,“无保留地谴责抚台(李鸿章)最近在苏州的举措,是违背人性的极其严重的背信弃义行为!”

  清廷得知了苏州杀降事件,大为震惊。不是震惊李鸿章杀降屠城,而是震惊戈登等人怎么如此不讲道理,把这么一件小事儿搞成外交事件。曾国藩上书力挺李鸿章,认为其所作并无不妥,赞扬其“眼明手辣”、“最快人意”,又说“此间近事,惟李少荃在苏州杀降王八人最快人意””。咸丰皇帝下旨把李鸿章表扬了一番,让他放宽心,“所办并无不合”,“甚为允协”。最后,李鸿章连个公开道歉都没有,只在上海的报纸上登了个声明,说苏州杀降是清军内部决策,跟戈登无关,以“照顾”戈登的荣誉。

  在这个过程中,列强政府碍于舆论压力,嘴上也跟着谴责了几句,但并未施加任何正式的外交压力要求惩罚李鸿章。对列强而言,中国人杀中国人与他们毫无关系,他们只支持能更好保护他们在中国殖民利益的一方。戈登的抗议是其个人行为,主要也是维护自己的“荣誉”而不是同情苏州军民。英国政府一边公开谴责苏州杀降,一边派新上任的中国海关总司赫德亲自去找戈登谈判,要求戈登息事宁人。

  最终,经赫德撮合,李鸿章给了“常胜军”七万银元的军费,又给了戈登个人一万两银子,事情摆平。

  除了直接为战争服务的屠杀以外,清朝的司法行政体系也在一天不停的疯狂杀人。大屠杀也并不仅限于长江中下游的太平天国占领区。当时,受太平天国革命的鼓舞,全国各地都掀起了反抗清朝反动统治的起义热潮。各地政府也就都在日夜不停的杀人以镇压这些反抗。

  最有名的是发生在广东地区的屠杀,其中的广州大屠杀因为有外国媒体报道而变得广为人知。

  1854年夏天,广东地区爆发天地会起义,多路天地会义军围攻广州城。广州依靠殖民列强的支持,从海上获得大量补给。天地会起义军长期无法攻克,最终在围城数月以后散去。

  起义军从广州撤退后,叶名琛开始大肆屠杀。

  在此期间,留美归国的容闳在广州考察,其住处距离刑场很近,他亲眼目睹了刑场的血腥:

  “场中流血成渠,道旁无首之尸纵横遍地。盖以杀戮过众,不及掩埋……地上之土,吸血既饱,皆作赭色。余血盈科而进,汇为污池。空气中毒菌之弥漫,殆不可以言语形容。”

  容闳说叶名琛杀人,“不讯口供,捕得即杀,有如牛羊之入屠肆”。从广州府的审判记录来看,广州府临时公堂从四月中旬开始的两个月间,审理了35097名犯人,判处死刑30806人,另外还有死于狱中的2225人,实际处死率高达94%。[6]而当时广州城内还有其它审案局也在按照同样的效率杀人。英国广州领事将其称之为“人类信史所记载,在规模和方式上最骇人的处决之一”。[7]

  根据容闳的记录,这个夏天,广州杀了七万五千多人。叶名琛后来的自述则说是杀了十多万人。

  不过,这只是整个广东屠杀的一小部分。根据黄宇和院士在《两广总督叶名琛》中的考证,只有在广州附近被抓获的或者有情报价值的犯人才会被押送到广州审判,绝大部分死刑都是在府县自行审决的。比如广州北边的韶州府,就有自己的法庭,只将有战略意义的俘虏送往广州。而距离广州更远的潮州则完全自行审理。

  杀人之权不仅州府有,还被进一步下放到了县和乡村。韶州府报告,由于犯人太多,根本来不及审理,许多犯人都被发往原籍所在的县审理。一位知县向叶名琛报告,他在上任的十五个月内就抓了一万多造反者,并杀了其中的8757人,另外还有468人在审判之前死在了牢房里。而广州当时有八十多个县,县这一级所杀之人当不少于五十万。

  但县里杀人的速度还是跟不上镇压的需要,叶名琛进一步把杀人之权下放。由诸多村落士绅们联合组成的“社学”或“公局”作为执法机构也在大量杀人。黄宇和院士找到了一份资料,显示由三十二村组织的“同仁社学”在起义期间也在受命就地处决起义嫌犯,事后只需要把死者的耳朵送到广州作为备案登记即可。[8]

  初步估算,为了镇压1854年的天地会起义,在1854-1855年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广东省、府、县、乡各级通过审理杀人的数量,就在百万左右。更不要说战争中的杀伤以及军队劫掠造成的人口损失了。而这只是广东一省。

  在太平天国后期,清军还雇佣了很多海盗参加与太平军的战斗,扬言上交一个人头奖励6块大洋。起初,这些海盗只是在附近的码头上杀人,整个码头上堆满了人头,后来清朝的官员把屠场移到郊外一英里处,两天的时间,就砍下了2000多个人头。

  与清军勾结的外国军队在中国的劫掠屠杀,也跟海盗差不多。美国历史学家裴士锋在《天国之秋》中说 “(英法联军的)行径使清军的残暴如同小儿科”。他以1960年9月的一次太平军进攻为例:法军为了防止太平军利用上海城厢一带的房屋进行隐蔽和巷战,干脆把城厢地区的房屋焚毁一空,并在“该地守法居民中间疯狂的横冲直撞,不分青红皂白的杀掉男女小孩……这些残暴的强盗毫无顾忌的强奸女人、洗劫房舍”。据一位目击者估计,仅仅这一次行动,就造成数以万记的中国人无家可归。[9]这些逃过杀戮但丧失家园和生计的人们大部分只会在辗转流浪中绝望的死去。

  在防御的时候烧杀一次——坚壁清野;逃跑的时候烧杀一次——不给太平军留下财富和人口;反攻的时候再烧杀一次——以清理残余叛匪为名劫掠民财,是清军在江浙地区跟太平军作战的常规套路。一个地区只要经过一次清军与太平军的反复拉锯,基本上就会从繁华富裕之地变成废墟和荒原。

  在整个太平天国起义期间,满清政权就好像一辆开足了马力的庞大杀人机器,从上到下密切配合,在全国范围内通过屠城、经济破坏、司法处决、勾结海盗和外国军队等众多方式疯狂杀戮中国人民,持续十多年。这才造成人口损失超过五千万甚至高达一个亿的巨大悲剧。

  这个悲剧,是满洲的野蛮和理学士大夫的疯狂共同造成的。

  即使是在中国古代,镇压人民反抗也并不会采取如此残酷的大规模屠杀。反动阶级对待人民起义总是很凶残,但凶残到清军镇压太平天国这种程度的,在中华帝国历史上还是头一回。我们在第一卷里边讲的明宪宗时期镇压荆襄地区大起义,只对少数造反头目残酷杀害,而且还要上报到中央由皇帝亲自下令处决,根本不存在地方政府或军事将领自己审判并处决叛乱分子的情况。大部分起义的参与者都平安无事。后来荆襄地区多次叛乱,朝廷终于下定决心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也从没考虑过大规模杀掉一批不稳定分子,而是安排将荆襄地区的无业游民大规模迁移回到原籍。在这个过程中,因为驱赶人民导致沿途大量死亡,执行者项忠就遭到了从地方到中央无数官员的弹劾,气得要辞职。本书第二卷里记录宋朝的士大夫利用酷刑残杀投降的起义军领袖,但也只是杀掉少数领袖人物,其规模跟曾国藩、李鸿章比起来如同小儿科。

  明末农民大起义,中央政府的政策也一直是尽量招降。崇祯皇帝总是说:这些人都是朕的赤子,吃不饱饭才造反,能招抚尽量招抚。李自成张献忠等人都有过投降明军的记录,张献忠还投降了不止一次,明廷都没有杀降,而是到处给他们找地方安置,给土地耕种、给财政补贴,希望他们不再造反,想要和平解决问题。一直到明朝灭亡,明军虽然纪律败坏,将领虽然腐败无能,却始终没有对起义军占领过的城市执行过屠城或者大规模杀降的记录,明廷也没有制定过对起义军占领区进行坚壁清野的破坏战略。“不杀降、不屠城”是交战双方都默认遵循的作战规则,这是中原民族整体文明程度达到较高水准的体现。

  再往远了看。东汉末年,曹操镇压黄巾起义,抓到俘虏,老弱妇糼者令其归农,精壮者组成一军,号为青州兵,不但没杀一个,反而给予出路。其文明程度也比清军高出太多。

  所以,不是说中国古代王朝都跟清王朝一个德性,一遇到反抗就想的是赶紧杀光一切有潜在反抗意识的人,永绝后患。中国古代中原文明下成长起来的政治军事精英们,对人类生命的尊重程度要远远高于满洲。只有在清朝,官员将领们才会像曾国藩、李鸿章、叶名琛等人那样在奏章里边赤裸裸的大肆吹嘘自己如何纵兵屠城、劫掠财富、杀人无数,以此来表功乞赏。因为他们都知道,这是清廷公开鼓励的做法。在很多其它朝代,尽管这些暴行也肯定存在,但至少官员将领们知道这是严重的罪行,在公文中极力掩饰,抹去各种过度杀戮抢劫的痕迹。

  至于像曾国藩、李鸿章、叶名琛等汉族高官,他们受宗教化和哲学化的理学思想洗脑,已经把维护等级统治秩序看成是不可动摇的“天理”。明朝中后期理学和心学思想交锋的结果是理学胜出、心学革命被镇压,“天理”胜过了“人心”。人的良知已经不再重要,只有经过哲学论证的天理才是压倒一切的。一个人的想法如果与理学家们认定的“天理”——也就是基于三纲五常的宗法等级制度相矛盾,那他的心就不是人心,而是禽兽之心。对于禽兽,是完全没有必要手下留情的。杀掉这些人跟杀鸡杀猪没有什么区别——都是消灭禽兽而已。反抗儒家纲常伦理的革命思想,在理学家眼里就好像是病毒一样,总是会迅速传播而又没有什么药物可以医治,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感染这些思想病毒的人全部杀掉,而且还要把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们也一起杀光,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病毒传播,维持他们心目中最完美社会——儒家专制理想国的机体健康。曾国藩在解释为什么要杀人的时候就说:“天父天兄之教,天燕天豫之官,虽使周孔生今,断无不力谋诛灭之理,既谋诛灭,断无以多杀为悔之理。”这就十分类似于宗教狂热式的杀人了。

  太平天国起义之前,官运最为亨通的汉人有两个,一个是曾国藩,一个是叶名琛。他们两人都是忠君理学思想培养出来的“楷模”。

  叶名琛的名头不如曾国藩响亮,其实二人几乎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叶名琛比曾国藩大两岁,算是同龄人。他出身士绅家庭,通过科举考试当上进士,26岁进翰林院做编修,然后得到中央大员赏识,下放到行政岗位历练,迅速被提拔。39岁当上正二品的广州巡抚,成为部长级高官。曾国藩进翰林院的时间是29岁,获得正二品侍郎头衔的时间是37岁。二人在镇压革命之前的人生关键节点基本同步,关键都是靠科举苦读和在翰林院的表现而飞黄腾达。曾国藩在中央历练,更快到达正二品,但广东巡抚的含金量又比六部侍郎更高,曾国藩获实授正二品侍郎的时间也是39岁,二人总体而言不相伯仲。连续破格提拔他们的人,都是是同一个——倡导节俭的道光皇帝。

  叶名琛和曾国藩的共同特点是喜欢刻苦研习理学,并且生活节俭,对物质享乐几乎没有兴趣。这种态度不是做给道光皇帝看的,而是他们坚持一生的习惯。叶名琛家里三代为官,出身优越,个人从小就喜爱诗书、不爱应酬,而且生活极为节俭,衣服上长了虱子都不换。1857年叶名琛被英军逮捕送往印度,据英国人记录:“他不抽鸦片、只饮热茶,早餐素食。生性简朴,所穿之袍褂油渍光硬,据他自己说已经穿了十年;他在中国的家属给他三千元作为在印度的零用,他至死未动用过分文……在私生活方面,叶名琛是极可敬的中国人。”[10]

  曾国藩的家庭情况不如叶名琛,其家族在湖南湘乡农村也算有钱有势,但终究是乡下人家,见过的世面有限。其个性一直本分老实,但当上翰林院编修以后,被北京城的权势繁华吸引,一度沉溺于吃喝玩乐、纵酒高会。一年后,结识了同为湖南人的著名理学学者唐鉴,受其影响,开始专心研习理学,减少交际应酬。唐鉴、曾国藩、倭仁等几个人结成了理学研究小组。曾国藩和倭仁每天交换日记,互相批阅,探析理学“义理”的精微。每天还要静坐反思,把易经、佛经里边的思想融入到理学之中,以求融会贯通、淬炼心智,树立起坚固的牢不可破的理学世界观。

  在理学上的修炼让曾国藩博得了满汉官僚中一个小圈子的重视,逐渐获得一些具体的差事,有了展示才能的机会,包括到四川担任科举考试的学官等等。用了五年时间,到1847年升迁为了正四品的侍读学士。这个速度算快的,但也并不十分惊人。真正关键的是1847年4月的一次翰林院选拔考试。曾国藩考的一般,名列中游,但获得了面见道光皇帝的机会。陛见一个月后,就突然被直接任命为正二品的礼部侍郎,连升四级,而且从学官转为了行政官。如此超擢,极为罕见。曾国藩也说:“湖南37岁任正二品,本朝尚无一人”。这种破纪录的升迁,只可能是道光皇帝本人亲自点将。

  这次陛见,曾国藩靠什么给道光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呢?已经全无史料可考了。只能让后人自行揣测。不过道光崇尚节俭、喜欢理学。道光时期另一个名臣张集馨记录自己第一次面见道光,道光叮嘱他:“汝在家总宜读经世之书。文酒之会,为翰林积习,亦当检点。”曾国藩在这方面应该是很对道光脾气。

  跟曾国藩一起专研理学的倭仁,在三年前就已被提拔为正二品的大理寺卿。倭仁是蒙古旗人,家里世代都是下级军官或者普通士兵,从小在八旗驻防地长大,属于下层旗人,没多大背景。考进翰林院后,天天沉溺于理学研究,谈不上有任何政绩,却40岁升正二品,也是相当快的速度。看来道光对书呆子性格的臣僚确实颇为赏识。

  道光看人的眼光不错,书呆子气的曾国藩果然感恩图报,为维护清王朝的统治竭尽所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虽杀人千万亦未尝有过一丝后悔。

  1852年底,在家守孝的曾国藩被任命为湖南“帮办团练大臣”。圣旨授予了曾国藩“搜查土匪”的权力。曾国藩立刻上奏皇帝,说:

  “湖南会匪之多,人所共知……臣之愚见,欲纯用重典以锄强暴,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誓当尽除湖南大小会匪……不敢稍留余孽,以贻君父之忧。至于教匪、盗匪,与会匪事一律。”

  ——本来是要严办土匪的,但是通篇基本不提抢劫杀人的土匪,却把反政府的会党与土匪等同,处心积虑的扩大打击面。

  他又在奏折中说,还要关注“近期新出之游匪”,对于这些无家可归的“游匪”,曾国藩认为处理的办法是一经拿获,“立行正法”——没钱回家也成了罪过,而且是需要立刻处死的死罪。

  曾并未就此打住,他进一步的扩大打击面,认为对“寻常痞匪,如奸胥、蠹役、讼师、光棍之类,亦加倍严惩。”

  ——这里面竟然有“光棍”!因为贫穷娶不起老婆也要加倍严惩。还有“讼师”,就是收钱帮人打官司的,如果被认定为给官府添乱,也要杀。

  朝廷对曾国藩的奏章高度赞赏,认为他抓住了解决国家问题的关键——多杀人,展现了为君父分忧的决心。曾国藩也马不停蹄的行动起来,在巡抚衙门之外另外成立了一个“协办团练大臣公馆”,直接管理湖南各地的团练组织,一边自己开办审案局,直接审判杀人;一方面授权各地士绅团练,对不法之徒可以经过族长、团长审理后直接杀掉[11]。这是清政府方面第一次正式授权宗族和士绅们有直接审判杀人之权。

  曾国藩的家族带头积极响应其号召。其父亲带领曾国藩诸兄弟,将他们认为的不法分子抓起来判处死刑,送到县里要求县官立刻执行。县官熊某知道其中有很多冤屈,对自己不利,隔几天总要私哭一次。有人问他,他就说:“曾四爷又欲假我手杀人矣!”[12]

  曾国藩自己在长沙的审案局也一日不停的杀人。《曾国藩年谱》中记录说三个月杀了两百多人,但实际肯定远远不止。因为曾国藩自己在五月就记录了一次杀掉上百人的事件:安化县蓝田地方四月份送来了一百多名被团练抓捕的“会党分子”。经过一个多月的严刑拷打,这些人仍然不承认有罪。但曾国藩说,“据该处绅士吁请之诚,一概桀之”[13],“陆续斩决之犯六十七名,监毙狱中者三十六名,永远监禁者四名”[14]——永远监禁在当时的条件下也终究难逃一死,也就是蓝田送来的一百多人在没有任何口供的情况下,曾国藩仅根据当地士绅的要求,就一律杀了。蓝田是一个小镇,据《曾国藩评传》的考证,该地人口大约两千多,这一个案件所杀的人,就相当于了蓝田镇人口的大约百分之五。

  三年后,叶名琛在广东开审案局杀人百万,也是跟曾国藩学的。叶名琛是广东巡抚、两广总督,比“帮办团练大臣”的曾国藩更有实权,直接掌握广东军事、司法、行政系统,因此杀人也就更多,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仅仅帮办团练这一个事儿,曾国藩就带动湖南士绅群体上上下下不知道杀了多少湖南人,为自己在湖南民间赢得了“曾剃头”的外号。后来办理湘军,军权在握,杀起人来即更是如砍瓜切菜一般顺手。一个没口供的案子就能杀掉一个镇百分之五的人口,一场镇压太平天国的军事行动,与李鸿章、叶名琛等理学名臣密切配合,消灭中国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的人口,对曾国藩而言也实在不值得惊讶。

  对清朝官场的腐败,对中国底层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在农村地区长大然后逐渐发迹的曾国藩心知肚明。他在书信中也一再痛斥清政府内部诸多权贵的贪婪无耻,以及对人民的无耻迫害压榨。曾国藩做官,个人操守也还可以,除了各种“陋规”以外,并不再私下贪污受贿。但是,在他心目中,“民生”和“良心”等都只具有次一等的价值,唯有“忠君”和“理学”才是人生的最高信念,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所在,这是他经过日夜修炼研习树立起来的坚定信仰。为了捍卫这个理念,中国人民不管被压迫得多么厉害,都绝对不能造反,否则就应该被斩尽杀绝。

  曾国藩不是一个伪君子,而是一个虔诚的理学宗教徒,心中只有天理而无良知,把“存天理、灭人欲”的功夫做到了家。他的大女儿和三女儿的婚姻都很不幸,丈夫都是不可救药的纨绔子弟,对妻子脾气暴躁且喜欢招嫖纳妾,其家中长辈也极难伺候。大女儿曾纪静的丈夫袁某因为嫖娼和贪污声名狼藉,曾国藩把这个女婿带到身边、亲自教育,见其屡教不改,终于声称其“不认妻子、不认岳家。吾亦永远绝之。”也就是彻底断绝关系,此后不再往来。其大女儿见状,就想趁机留在曾家,不再去袁家受气。不料曾国藩却无动于衷,认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自己可以与不成器的女婿断绝关系,女儿却绝对不允许离开丈夫。曾纪静在袁家守着活寡,精神抑郁,一直不停的写信给大哥曾纪泽要求回娘家。曾纪泽向身为两江总督的曾国藩请示,曾国藩断然拒绝。没过多久,29岁的曾纪静就在痛苦中死去。

  他三女儿的情况几乎完全一样,也是通过曾纪泽要求回娘家。曾国藩正式给曾纪泽写了一封信,表明坚决拒绝的态度。信中这段话也堪称他一生信仰的总结。

  “三纲之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地维所赖以立,天柱所赖以尊。故《传》曰:君,天也;父,天也;夫,天也。《仪礼》记曰:君至尊也,父至尊也,夫至尊也。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

  吾家读书居官,世守礼义,尔当告诫大妹三妹忍耐顺受。”

  这就是“忠君理学”,世界上最坏的东西之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糟粕里的糟粕。它可以让一个老实人、书呆子变成杀人狂魔和冷血的父亲,对人民的苦难无动于衷,对自己女儿的悲剧也袖手旁观。

  这就是曾国藩,被理学信徒们捧为“千古第一完人”的曾国藩。他不是什么完人,而是一具没有感情的僵尸——理学僵尸。或者说——用现代技术来做比喻,就是一个控制芯片被理学思想格式化的机器人,除了按照理学代码确定的规则行动以外,没有任何个人的良知和感情,对物质的享乐不感兴趣,同时也对人间的一切温情和苦难都无动于衷。

  明末清初,清军在四川搞大屠杀。为了栽赃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清政府给他编排了一个“七杀碑”,说张献忠在一块石碑上刻了三句诗:“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后来,四川地区出土了张献忠题写的《圣谕碑》,原来原文是:“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善以报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碑文并没有杀人之意。曾国藩杀人之多,远在张献忠之上。我们也可以学习清政府,送他一块“七杀碑”:

  “三纲五常大于天,

  华夷之辩放一边,

  杀杀杀杀杀杀杀。”

  把这块碑树在曾国藩的坟头上,大约应该是十分合适的。

  [1]

  [2]【美】裴士锋,《天国之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361页

  [3]《独秀峰题诗抄》,《粤匪杂录》,转载自《太平天国战争全史》第一卷。

  [4]况澄《日抄》,转载自《太平天国战争全史》,第一卷。

  [5]《曾国荃集》(第五册),岳麓书社,2008年,123页。

  [6]黄宇和,《两广总督叶名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

  [7]【美】裴士锋,《天国之秋》,22页

  [8]黄宇和,《两广总督叶名琛》,53-56页

  [9]【美】裴士锋,《天国之秋》,102页

  [10]黄宇和,《两广总督叶名琛》

  [11]曾国藩,《与湖南各州县公正绅耆书》:“有素行不法、惯为盗贼、造谣惑众者,告知团长、族长,公同处罚,轻则治以家刑,重则置之死地”。

  [12]范文澜,《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新华书店,1950年。

  [13]《曾国藩全集》第21册第172页

  [14]《曾国藩全集》第1册第65页

  饷,维持湘军的士气和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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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李晓鹏博士,主要著作有《重述伟大中华史》(原名《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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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4-16 10:36:38 | 显示全部楼层
  卖国求存:列强对清政府镇压活动的支持

  鸦片战争以后,面对清政府野蛮腐朽的统治,中国人民除了采用暴力革命将其推翻以外,已别无选择。太平军趁势而起,席卷东南、攻破南京,清政府已是摇摇欲坠,如果只依靠八旗、绿营和团练,革命将会很快取得胜利,中国将很快获得新生,人民所受的苦难也会大大减少。正是由于曾国藩、李鸿章这些湘军系人物的“额外努力”,顽固抗拒这一进步且正义的历史趋势,在八旗、绿营、团练之外由搞了一个湘军淮军出来对抗人民革命,极大的拖延了战争的长度,使得更多的中国人在战争中死亡、更多的财富被战争破坏,是太平天国战争中后期中国人口锐减最大的罪人,也是中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近百年间苦难屈辱的主要罪人。

  湘军系清军能够镇压太平天国起义,除了它自身的能耐以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背后有西方列强支持。这种支持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决定意义。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西方列强的干预,清王朝能否成功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就是一个极大的未知数。

  列强对湘军最大的支持是向其出售了大量用于水师战船的火炮,有力的帮助了湘军水师掌握长江的制江权。这对长江主战场的胜负影响至关重要。

  战争的双方都在向西方购买了大量的先进武器。李秀成的亲兵部队就装备了当时最先进的西洋火枪,因此可以多次击败同样使用西方武器的“洋枪队”。总体而言,“洋枪队”“常捷军”等西方雇佣军的装备水平最好,李鸿章依托上海发展起来的淮军武器水平次之,但总体仍然要高于太平军,而曾国荃围攻南京的湘军火器装备水平则低于李秀成统领的太平军主力。但双方差异最大的并非轻武器,而是以火炮为代表的重武器。因为太平天国是通过地下走私,清军方面是官方购买。枪支弹药比较好走私,太平军购买方便,而重型火炮则不容易采用走私的方法买到。

  湘军水师在建军之初就开始大量配置了西洋火炮,其购买西洋火炮的主要来源是从广东入口。1854年的湘潭之战的时候,湘军水师初规模,有水勇5000人,大小战船500艘,并装备了洋炮500余尊。湘潭之战太平军惨败,很大程度是因为第一次见到西洋火炮的威力,对此猝不及防。曾国藩在书信中承认,“湘潭、岳州两次大胜,实赖洋炮之力。”

  1856年,曾国藩又委托叶名琛从广东购置600门西洋火炮,并在书信中声称:“自武汉至于九江,前后贼船数千,均已片帆不返……夷炮之力也。”

  据《曾国藩年谱》记录,攻克安庆以后,湘军已开始直接购买外国军舰,“(1862年正月)二十一日,新购外国火轮船第一号到安庆。”后来曾国藩又派周腾虎去上海继续买洋船以充实水师,具体数量不详。

  太平军相对于湘军的优点,在于战术灵活和作战勇猛。但这些优点在长江广阔的水面上很难发挥出来,拥有先进火炮的一方占据的优势实在太大,太平军水营的船只上压根就没有火炮,也难以在短期内掌握西方数百年积累起来的火炮制造与舰船炮战技术,无法与湘军水师长期抗衡。仅仅水师火炮一项,就足以决定战争的胜负——如果没有上千西洋火炮的支持,或者说如果太平军也可以跟湘军一样公开自由的从西方进口火炮,湘军水师很可能早就被太平军消灭。如果太平军水营掌握制江权,在大江之上来去自如的运输物资和军队,曾国藩从武昌到九江、从安庆到南京的进军战略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根本无法实施。

  列强对清军的第二大支持就是帮助他们保住了上海和宁波这两个重要的海港贸易城市。一方面让清军可以轻易从太平军的战略后方发动反击,让太平军腹背受敌;一方面也让清军可以掌握数量巨大的海关税收和海港贸易收入来支撑战争开支。这也是一个巨大的战略性优势。如果没有列强的支持,太平军会比较轻易的夺取上海和宁波,获得巨大的财源和稳定的战略后方,专心对抗顺江而下的湘军。曾国藩从上游稳打稳扎、步步为营的战略很可能就沦为历史笑柄。而且1855年的广东天地会大起义,围攻广州几个月,没有西方列强从海上给予的物资补给,广州也很有可能落入革命者手中。广州失守,整个广东就完蛋。丢掉广东、上海、宁波的清王朝,要想不崩溃几乎不可能。

  相对于这两个战略性优势,“洋枪队”、“常捷军”这种直接给枪给人的支援,则只能位列第三了。太平军并不害怕洋枪队,也不怕深入陆地的英法联军,但面对西方列强数百年积累起来的舰船火炮重型军事工业体系、以及建立在这套体系之上的海洋贸易优势,实在是无力对抗。

  如果没有西方列强对清军的支持,清廷和湘军的联合很难成功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我们常说,太平天国革命是被国内外反动势力联合镇压的,这一点绝非虚言。清廷、湘军、列强三方势力缺一不可:只有清廷,太平天国革命必然胜利;只有湘军,士绅官僚集团的内部也很难团结——必需有清廷的皇权来统一调度国家资源以支持整个战局,湘军系军队才能与太平军抗衡,不然就只能四分五裂被太平军各个消灭。曾国藩要不是有朝廷的支持,他在湖南都无法立足,更不要说带兵进入江西等地跨省作战。

  但是,只有清廷和湘军的联合,没有西方列强的支持,失去水师火炮优势、失去广州上海宁波等关键外贸城市和海关关税,清军镇压行动的成功可能性也还是不大。

  太平天国革命,同时与这三股反动势力——西方殖民列强、理学士绅官僚集团、满洲军事统治集团作战,难度极大,失败的也极为悲壮。后来的中国人民革命,在太平天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没有再选择通过一次革命同时推翻“三座大山”的道路。而是走了一条从弱到强、逐个击破的道路。先推翻满洲反动政权(辛亥革命),再推翻理学士绅官僚集团(解放战争),最后反击西方殖民列强(从抗美援朝一直到今天的中美贸易战、科技战)。中间还有联合士绅集团推翻满清(辛亥革命)、抗击列强入侵(抗日战争)甚至联合满清政权抵抗列强(义和团运动)的复杂策略,充分利用了这三大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才取得胜利,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日本明治维新名臣、中日甲午战争的主要发动者伊藤博文这样评价太平天国战争:

  “几乎毋庸置疑的是,太平叛乱发生时,满清已是山穷水尽,而戈登及其‘常胜军’阻止它遭推翻,进而阻挡了一个正常、有益的自然过程。自那之后满清的所作所为,无一证明它值得一救。满清根本不值得救。而等到满清垮台,由于垮台是必然且不久之后就会发生,动荡将更为暴烈,而且会拖得更久,因为那被延迟太久,老早就该发生。”[1]

  列强深知满清统治的腐朽,但仍然坚持帮助清军,因为这个腐朽且反动的政权可以继续出卖更多的国家利益给他们。1856年10月至1860年10月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先后占领了广州和北京,还在北京郊外的八里桥几乎全歼了满清北方八旗精锐。这看起来让清政府面临着内外夹攻的危亡之势,实际上却给它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随着《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这两大卖国条约正式生效,西方列强在中国的殖民利益得到了保障和进一步的扩张,他们对清政府的定位从需要打击的抵抗政权变成了一个需要扶持的傀儡政权,开始积极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反而让清政府摆脱了建国以来的最大危机,再延续了半个世纪的寿命。

  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和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以后,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并没有因为战乱而大幅度减少,反而迅速增加,变得比战争之前更有钱。这种情况在古代王朝绝对不可能发生。古代王朝经过全国性的大革命打击以后,就算不被革命推翻,也会迅速陷入财政破产,中央政府穷得养不起军队,只能眼睁睁的等着被军阀或者外族军队消灭。清末的情况正好相反: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前,清政府财政收入每年不到4000万两白银,而到1887年,财政收入已经超过了8000万两,直接翻了一倍多。仔细看它的财政收入结构,传统农耕帝国的主要税收——土地税,1845收入3000万两,1887年收入3200万两,战前战后几乎没有发生变化。增加的部分主要来自于关税和厘金,从战争前的不到500万两,到1887年猛增至3800万两,增加了3000多万两[2]。就像《清朝续文献通考》所说的那样:“近来岁入之项,转以厘金、洋税(海关税)为大宗。”厘金和海关税收入的猛增,主要是全球殖民贸易体系带来的。出口和进口商品量猛增,同时也极大的提高了国内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的商品化,从而推动了关税和厘金收入的暴涨。

  在创造厘金和关税的商品中,最大宗的就是鸦片。这也是殖民入侵带来的。清末海关税和厘金收入中,大约有百分之三十到四十来自于国际和国内鸦片贸易。鸦片带来的收入,大约占到了晚清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六到百分之十。这个比例相当惊人,鸦片收入成了仅次于田赋、非鸦片的关税、厘金、盐税之后的第五大政府收入来源。在当时世界上主要国家中,中国已成为“含毒量”最高的经济体。靠贩毒的生意敛财来维持大一统,清政府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独一份。

  清政府就是靠着殖民者带来的鸦片和其它商品贸易产生的意外之财,又硬撑了半个世纪,中间不仅有钱镇压革命,向列强支付各种战争赔款,还能拿钱出来搞洋务运动开办工业,还能有钱买船买炮组建一支庞大的海军舰队。一直到清朝灭亡,它的财政都没有破产,收入还一直在上升,最后一次完整的中央财政预算,年度收支超过了一亿两白银。再加上地方财政,则直接突破了3亿两,简直就是富得流油。

  ——满清政权是一个极为幸运的政权。它内侵征服中国的时候,还是古代社会,明朝的海军力量和火器水平还不具备改变陆战格局的能力,满洲骑兵可以像数百年前的蒙古骑兵一样纵横天下;等到它腐朽衰落,面临崩溃的时候,又来到了近代,有海外贸易的收入和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帮它镇压革命,苟延残喘。它能延续267年,成为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排名第三的大一统王朝,全球殖民体系的形成是一个主要原因。中华文明三千年不遇的大变局,对清政府而言,实则是三千年不遇的好运气。

  [1]【美】裴士锋,《天国之秋》,363页

  [2]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38-2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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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李晓鹏博士,主要著作有《重述伟大中华史》(原名《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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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4-16 10:37:21 | 显示全部楼层
  因祸得福:海关管理权的丧失

  太平天国革命期间,中国海关管理权落入了英国人手中,对中国而言是丧权辱国,对清政府而言则是天上掉馅饼的头等好事。

  太平天国占领南京后,清朝政府实际无力控制上海海关。在此情况下,1854年,英国、法国和美国三国驻上海领事馆联合与苏松太道台(上海实际行政长官)吴建彰谈判,决定由三国各派税务司一个“协助”清朝政府征集关税,委员会首领由英国人担任。这就是列强夺取中国海关管理权的起源。

  英国作为头号列强,在攫取对华殖民利益方面也一直走在最前头。关税管理委员会的首领长期也就由英国人担任。第一次鸦片战争是它独立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联合了法国,但也是英国主导。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还没有被打服气,继续做着天朝上国的美梦,以为英国跟历史上各种入侵中原的蛮夷差不多,打不过就赔点钱然后允许“朝贡通商”就完事儿了。等到《南京条约》到期,英国人想要续约并且获得更多特权的时候,清政府就很不配合,找各种理由搪塞。英军这边还在跟俄国人打克里米亚战争,暂时顾不过来,等到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打完,就先在1857年攻克广州,又派军舰到大沽口外威胁要炮轰天津,逼迫清政府签了《天津条约》,增加了不少长江沿岸和华北地区的通商口岸,把《南京条约》的东南沿海通商范围进一步扩大。

  1858年,英国又逼着清政府签订了《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作为《天津条约》的附属条约。在这个条约里边,“上海海关模式”被推广到了全中国的对外通商口岸,也就是所有口岸都设立由外国人担任的关税委员会负责管理海关。然后,再在上海设立总税务司这个职位,管理全中国的关税委员会。后来,进一步发展为所有通商口岸海关方圆50里范围内的所有商业税也由海关统一管理。

  1859年,两江总督何桂清正式任命英国人李泰国担任总税务司。这样,清朝的海关管理权就全部落入了英国手中。其它列强就只能跟在英国后边占便宜。英国的这个主导地位,是它全球殖民霸主地位的体现,也是它主导两次鸦片战争的回报。对这样的安排,英国政府十分满意。

  清政府对《天津条约》增加通商口岸、《中英通商善后条约》设立总税务司这几个事儿倒是认账,但《天津条约》里还有在北京设立驻华公使且与列强建立平等外交关系的内容。清政府从咸丰皇帝到满汉大臣都认为这严重损害了天朝上国的尊严,内心始终是拒绝的,不过为了早点把大沽口外的英国军舰哄走,假装同意。等到军舰撤走,英国人要求换约落实的时候,清政府就不认账了,变着方的想要把这一条删掉。而且态度极其坚决,在谈判期间积极加固大沽口的炮台,不惜与英国人开战也不同意跟其他国家建立平等外交关系。这才引发了英法联军再次侵华。

  跟第一次鸦片战争相比,1860年的英国海军已经完全抛弃了帆船,战舰全面采用蒸汽机驱动,不再畏惧东南沿海的台风天气;陆军所用的步枪从燧发变成了击发,火炮也有了新发明的后膛装填线膛炮——阿姆斯特朗炮,枪炮的射击精度和发射频率都得以大幅度提升,足以在平原地区轻松打垮传统骑兵的冲锋。这是英国人不再满足于侵扰东南沿海,而是直接北上试图从陆路进攻北京的军事原因。加固后的大沽口炮台刚开始给英法联军制造了一些麻烦,但等到联军调集了更多的军舰之后,很快就崩溃了。在北京通州八里桥,英法联军只用了一天时间就基本全歼了北方八旗精锐,然后攻进北京城,赶走咸丰皇帝、火烧圆明园。经过这样一打,才算是彻底把清政府给打服气了,什么条件都可以谈。

  按照中国古代战争的标准来看,英法联军在攻克北京以后的要价并不算高。主要就是要求清政府承认之前签订的《天津条约》有效,另外追加天津为通商口岸,把香港旁边的九龙地方割让给英国,以及把战争赔偿从400万两增加到了800万两。

  1860年10月25号,《北京条约》一签订,还没拿到钱和土地,英法联军马上就撤离了北京城。

  这个事情对正在安庆与太平军作战的曾国藩思想冲击很大。他在给友人的信里边说,想不到蛮夷也很讲信用,竟然签了条约就真的撤军了。清廷上上下下都因此对列强好感大增,也确信列强只是志在通商而不是从清政府手中夺取中国。

  曾国藩等人的这种认识,源于对近代殖民列强侵略模式的无知。近代殖民列强是依托海权发展起来的,英国是典型的海权帝国,其侵略殖民模式与传统的陆权帝国大不相同。这一点我们在第三卷里已经详细讲过。海路运输的特点是运输量巨大但速度很慢,可以在某个遥远的海港枢纽集结规模庞大的军队,形成绝对军事优势,但后勤物资的持续供应能力不足,经不起持久战的消耗,特别是撑不起深入内陆的长期战争。受此影响,英国一方面可以一个偏远的岛国建立起全球殖民体系,另一方面又不具备长期占领海外大片内陆地区的能力。因此,其殖民体系并不是把所有殖民地都直接纳入英国版图,而是通过控制少量海港枢纽的方式,把控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贸易出口,然后扶持傀儡政权统治内陆,以海港为网络建立海洋贸易体系,从这个贸易体系中获得最大化的殖民利益。

  按照这个模式,英国夺取了中国全部海关的管理权,然后又实际控制着上海、广州、天津、宁波等关键性的贸易口岸,也就等于把中国纳入了英国全球殖民体系。中国的农产品通过这些口岸源源不断的进入国际市场,英国的工业品也通过这些口岸销往内地。英国可以随意对中国的产品征收任何税率的关税,而中国的关税税率以及具体征收方式则主要由英国方面决定。再加上鸦片贸易合法化,印度、斯里兰卡等英国殖民地的鸦片可以疯狂卖到中国赚钱。英国在列强中能获得的殖民利益显然是最大的。在世界地图上,中国是距离英国最遥远的大国,要直接征服和统治难度太大。北美殖民地独立和法国大革命之后,英国全球殖民霸主的地位在不断下降。在中国能够维持这样由英国主导的半殖民利益格局,英国政府就已经感到非常满意了。

  由于北京位于中国内陆,远离海港,且中国北方的冬天极为寒冷,在十月份之后持续占领会给英法联军带来极大的后勤困难甚至军事危险。1859年,英军刚刚镇压了印度爆发的封建领主革命,英国政府在印度的统治仍然很不稳固,无心在中国事务上投入太多资源,这也是它需要联合法国一起行动的重要原因。英国内阁从英法联军刚攻占北京开始,就不断的发电报催促联军首领额尔金赶紧与清政府签订条约,然后尽最快速度撤军。

  经过数百年殖民战争考验的英国人对自己的战争优势和劣势非常清楚。他们打击清政府的策略就是“闪电战”:通过其巨大的海洋运输能力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雷霆万钧之势给敌人制造可怕的杀伤,占领其最在意的战略要地,让敌人抵抗意志迅速崩溃,接受不平等条约,然后在海洋运输的物资耗竭之前撤兵。第一次鸦片战争是这样打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也是这样打的。

  不管是清政府还是曾国藩,都对这种海权帝国的战争模式一无所知。他们完全意识不到,英法联军远涉重洋而来,持续作战的能力其实很差,深入内陆就更是危险。不是他们“讲诚信”,而是经验丰富、知己知彼,深知海权帝国与陆权帝国作战的优劣势所在,采取了正确的战略战术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已。

  在军事上和抵抗意志两方面都崩溃以后,清政府显然已经成为了海权帝国殖民版图中傀儡政权的合适之选。特别对英国而言,维持一个对外软弱无力的中央大一统政权,符合其在华殖民利益。这个大一统傀儡政权不能太强大,太强大了就可以集中国内资源抵抗外辱,废除不平等的殖民特权;但也不能太弱,太弱了不能维持国家统一,会影响国内市场的商品流通,不利于英国利用关键港口和海关来控制整个国家的经济体系。这中间存在微妙的平衡。

  在太平天国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清政府作为一个傀儡政权显然太强大了,需要不断的打击它、削弱它;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清政府作为一个傀儡政权又有点太弱小了。最大的威胁当然是太平军。英国和法国都在其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经历过革命,知道革命的威力。法国大革命之后诞生的拿破仑政权几乎统一欧洲,他们对此绝对印象深刻。中国这种大国一旦经过大革命洗礼,并由革命政权来统一中国,那它必然会迅速变得强大而不可控制。腐败无能的满族统治阶层才是傀儡政权的最佳人选。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军便成了理所当然的选择。

  但英国人还要看得再深一层。他们注意到了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湘军系势力的崛起。从历史经验来看,这几乎一定会导致中国在镇压太平天国以后陷入地方军阀割据的局面——就好像安史之乱之后唐朝的藩镇割据、黄巾起义之后东汉帝国的豪强割据一样。而这个局面同样也是对英国不利的。它需要中国维持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和政权,一旦陷入军阀割据,不仅会极大的增加跟中国做生意的成本,法国、俄国等列强势力必然会选择地方军阀作为代理人,在中国国内划分势力范围。英国当然可以瓜分一大块势力范围,但这样它就不是当之无愧的老大了,而只能跟俄国、法国平起平坐,它拿到的海关总税务司职位的意义也就没有那么大了。只有清政府的统治权威得以保持,英国才能继续稳定在列强中当老大,其它列强只能跟在它屁股后面吃点残渣剩饭。这跟印度不一样——在征服印度的过程中,英国是一个“后来者”,前边有西班牙、荷兰等老牌殖民帝国已经在印度称王称霸很久了。英国选择了先建立据点和势力范围的方式来殖民印度,然后逐步排挤其他殖民势力,等自己一家独大了,再扶持印度本土的莫卧儿帝国政权充当傀儡,一点一点把印度“消化”。最后才废掉莫卧儿政权,于1859年——也就是进攻北京之前一年——在印度建立了直接的殖民统治。整个过程花费了接近两百年。可以说,在侵略和殖民统治一个大国方面,英国人是相当有耐心的。在中国,英国最先占据有利地位,其策略也就从谋求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变成了直接扶持傀儡中央政权以排挤其他列强势力。

  这样,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后期,在拿到了海关总税务司的关键职位以后,英国对华殖民战略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对清政府从打击削弱为主变成了扶持支持为主。不仅支持它镇压太平军,还要支持它打压湘军等潜在的地方割据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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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李晓鹏博士,主要著作有《重述伟大中华史》(原名《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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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4-20 19:00:30 | 显示全部楼层
  局外旁观:英国对华战略“新思维”

  英国对华战略转变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第一任总税务司李泰国主持的对华军事援助。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以后,清政府想从英国手里购买一批军舰用于镇压太平天国。当时李泰国正好回英国休假,由其副手赫德代理总税务司的职权。恭亲王主持的总理衙门向赫德表达了买船的意愿,赫德就赶紧向李泰国报告。李泰国又找到英国外交大臣罗素商量策划,最后经英国外交部和海军部同意,决定批准向中国出售一批军舰并提供训练有素的海军官兵,成立“英中联合海军舰队”。舰队包括六艘军舰,购置费用和官兵薪酬等开支都由清政府出,总共一百七十多万两银子。随后,海军部通知海军上校阿思本,任命他担任这支舰队的总司令。

  这件事双方在一开始就没有扯清楚。李泰国对英国政府讲的是“军事援助”和成立“英中联合舰队”,对清政府讲的是卖军舰。清政府以为军舰买回来当然归自己指挥,而英国政府则理解为是一次军事援助行动:清政府出了银子,固然拥有军舰的财产权,但军舰的控制权仍需掌握在英国军人手中——就好像总税务司名义上是中国官员,但需要由英国人担任一样。等到军舰都开到上海了,李泰国才明确告诉清政府,阿思本是舰队总司令,中方不得再任命总司令,而且阿思本“只执行李泰国转交的中国皇帝命令”,不接受曾国藩和李鸿章的指挥。

  李泰国公开宣称自己的理念:“要恢复和维持中国的和平,就需要中央政府的直接行动,指挥皇帝的军队,而不是省级地方军队”。

  李泰国认为,如果中国要像西方那样强盛和进步的话,必须加强中央政府,以便在需要的时候,随时执行中央的意志。达到这个目的的唯一办法,就是建立一支国家的、而非地方军阀的陆军和海军。他甚至还向英国公使卜鲁斯建议,把常胜军也直接置于清廷的控制之下,而不接受李鸿章的指挥。[1]

  清廷明白其中利害,乐意利用李泰国的海军来制衡湘军,但也要给曾国藩、李鸿章面子。经过跟李泰国谈判,双方议定《轮船章程》,李泰国同意中方可以任命一个中国总司令,与阿思本共同管理舰队,且舰队在作战期间服从作战地区督抚的节制。第一任中国总司令由湘军水师将领蔡国祥担任。清廷又进一步跟李泰国约定:如果舰队与湘军共同攻克南京,那么南京城内的财物,可以拿走百分之三十;如果单独攻克南京,则可以拿走百分之七十——这就是已经准备好要让阿思本舰队去抢曾国藩的功劳了。

  曾国藩得知以后,相当愤怒,直接上奏说:《轮船章程》湘军难以奉行,至于朝廷任命蔡国祥去担任舰队中方司令,也不过是徒然受英方司令羞辱而已,没有必要,我已经让蔡国祥不要动,还是继续呆在湘军水师,并建议朝廷解散阿思本舰队,把军舰当礼物赏赐给各国,以打击李泰国的骄气。对阿思本舰队协助攻打南京的要求,当然一口拒绝。他又给李鸿章写信说“(这种做法让)中国大吏居节制之虚号,不特蔡国祥无所用之,即吾二人亦从何处着手?”[2]

  曾国藩、李鸿章都是军事政治斗争的高手,一眼就看出阿思本舰队是来架空他们这种“大吏”的。曾国藩写奏折,总是喜欢话说一半,剩下一半意思留给阅读者自己去揣测,也给各方面势力留下妥协回转的空间,唯独这次上奏措辞强硬、不留余地,那确实是触动根本利益了。李泰国这边,他本人虽然同意了《轮船章程》,但阿思本的任命直接来自于英国海军部,非李泰国所能控制。阿思本拒绝接受《轮船章程》,拒绝中方另外派遣总司令和服从地方督抚节制。清廷被迫二选一。

  清廷固然对湘军不放心,但对英国人控制中国的海军更不放心。湘军已经开始围攻南京,镇压太平天国不一定需要这支舰队,相反,跟曾国藩彻底翻脸可能更危险。最后,清廷选择了将舰队解散并交给英国政府变价出售,同时解除李泰国总税务司的职务,由赫德接替。英国后来把这六艘军舰分别卖给了印度和日本,总共卖了100万两银子,转还给清政府。清政府因为“阿思本舰队”事件,总共损失了大约七十万两银子。

  李泰国的计划失败了,本人也因此垮台。但他的思路大体反应了当时英国官方的对华战略,就是通过扶持清政府来进一步强化其殖民利益,同时防范地方军事割据,以维持英国在华一家独大的局面。

  更懂得与中国各方面力量沟通的赫德上台,继续执行这个战略。赫德很明智的暂时放弃在最敏感的军事领域出手,转而专注于打好手里的海关这张牌。他将现代化的管理体制引进海关,从全球高新招募管理人才,制定了合理的薪酬体系,又以严格的考核监督机制杜绝徇私舞弊。海关除了定期给中央财政上交关税以外,其它事务完全由赫德一个人说了算,清朝官员无法干预。赫德将海关打造成了腐败无能的清政府治下最为高效的机构,也就为清政府源源不断的提供了可靠稳定的巨额税收来源。海关税收几乎长期占晚清中央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是清政府维持其反动统治的重要支柱。赫德本人也因此成为清朝政坛上举足轻重的力量,担任海关总税务司长达45年,是清末中英双方乃至中国与列强外交关系中的重要协调人,在诸如推动洋务运动、建立北洋海军等诸多大事上都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力。

  对赫德以现代化体制管理中国海关这个事情,后世比较有影响力的看法是经济学家杨小凯在《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中的说法:“过去的很多史书都指称清朝卖国的证据是将海关权力让与外人,其实这种指责是不准确的政治宣传。清末海关虽由英国人赫德管理,但他是作为清政府的雇员,行使他的职权。他的管理不但使中国海关迅速现代化,而且使海关成为最有效率、最少贪污的清朝官僚机构。他保证了条约制度对关税率的限制,因而促进了自由贸易及公平税收,他也保证了用有效率的管理和制度为清朝政府提供了大量税收。”

  杨小凯的说法,属于比较典型的“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赫德高效管理中国海关,本质上是为英国政府的对华殖民战略服务的,他能够获得这个职位,本身也就是因为英国在对华殖民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从英国政府的视角来看,清政府哪怕作为一个傀儡政权,也太腐败太无能了,如果海关由清政府直接管理,它的关税很快就会被官僚们像吸血鬼一样吸干吃净。失去关税的输血,中央政府很快就会在革命者和地方军阀势力的冲击下走向土崩瓦解,分裂的中国将会被列强瓜分,英国在华一家独大的地位就不复存在。所以,由英国人来管理中国海关,一方面要为英国对华贸易服务,另一方面也要负责为维系清政府的统治输血。两者都是赫德肩负的重大战略使命。他把海关管理的越是高效,清政府的统治就可以维持更长时间,英国的殖民利益才能获得最大的保障。

  英国能以一个小小的岛国建立全球殖民体系,其统治集团内部自然是人才济济、精英辈出。赫德便是其中的一员。他很有才干,也很有野心,尽心尽力的履行了自己的使命。除了管理好海关,还在1865写了一篇《局外旁观论》递交给清政府,以“局外人”的身份提出改革建议。这篇文章建议清政府清除腐败、加强中央集权、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等等,在清廷高层中广泛传阅,影响力很大。紧接着,英国驻华使馆参赞威妥玛也向清廷递交了《新议论略》,观点与赫德完全一致。这两篇文章同时出炉,而且都是英国人所作,而不是法国人、俄国人写的,显然不是巧合,是英国整体对华战略转变的体现。

  此后,洋务运动兴起,改革路径在诸多方面都与这两篇文章一致,清朝出现了所谓的“同光中兴”,比较成功的抵抗了俄国在西北的侵略和法国在西南、台湾的侵略。这种局面恰好是英国人希望看到的。

  再后来,日本崛起,对中国构成威胁,清廷再次表达了希望从国外购买军舰组建现代化海军的愿望。赫德也学习他的前任李泰国,向清廷建议,模仿总税务司成立一个“总海军司”,由他担任清廷的海军总司令,帮助清廷强化海防。这一设想遭到了淮军领袖兼直隶总督李鸿章的反对,因为他想把北洋水师掌控在自己手中。清廷再三权衡,还是对外国人掌握本国兵权不放心,把海军建设权交给了李鸿章。结果李鸿章耗费巨资建立的北洋水师从上到下腐败透顶,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被日本一战全歼。

  甲午战争宣告英国对清政府的扶持战略走向失败,清朝进入了被列强瓜分蚕食的新阶段,覆灭进程大大加速。如果清廷把海军交给赫德而不是李鸿章管理,说不定他真能把清朝水军管理得跟海关一样高效,可以压制日本更长时间。至少其战斗力肯定会比李鸿章的北洋水师强出许多。甲午战争的结果说明,清政府和李鸿章等人比英国人想象的更烂,扶都扶不起来的那种烂。

  赫德的《局外旁观论》和威妥玛的《新议论略》这两篇文章都提出了一个共同的建议,就是应该尽快设立外交公使并常驻英国,从而绕过沿海地方的督抚,实现两国中央政府之间的直接沟通。英国不希望在它和清政府之间存在汉族实权派的代理人,或者说,应该大力削弱这些代理人的权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是英国对华殖民新思维的关键目标。

  清政府经过内部激烈争议,最终于1867年决定委托刚退休的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担任公使出访欧美。蒲安臣先去美国,再去英国,最后再去其他欧洲列强拜访。之所以先去美国,也有制衡英国的考虑。在各国列强中,美国对华态度最为友好。作为一个通过革命来摆脱殖民地地位的新国家,美国外交政策的殖民色彩比较淡。而且它当时力量最弱,还在忙于征服美洲大陆西部和解决内部奴隶贸易的问题,满足于跟在英国后边当“小弟”分享对华殖民利益,没有更多的野心。

  蒲安臣代表中国和美国签订了《中美续增条约》(史称《蒲安臣条约》)。这份条约被称为“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份平等条约”,其内容没有涉及不平等的殖民利益,主要是美国表示尊重中国领土完整和内部贸易主权,不干预中国内政;中国往美国各商埠派遣领事;中美可以互相派遣学生到对方官方学校就读学习(这一条为后来清朝派出第一批美国留学生创造了条件);中美两国为彼此人民在对方国家旅游、经商、居住等提供便利和权利保护等。

  随后,蒲安臣前往英国。英国女王亲自出面接待,英国外交大臣向使团发布了一份正式的外交照会,其中声称:英国政府“不实施与中国的独立和安全相矛盾的一种不友好的压迫;宁愿和中国中央政府直接接触,不愿同各地官吏交涉”。但同时也督促中国政府忠实履行各种条约义务,英国保留使用武力“以便保护生命和财产受到迫切危害。”[3]

  英国外交大臣这番话,是英国“对华新思维”的完整体现。在连续两次侵略中国,还绑架中国的总督、占领中国的首都、火烧圆明园之后,突然宣布尊重中国的“独立和安全”。这当然是虚伪的,属于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不过是“胡萝卜和大棒”交替使用的实用主义外交策略:把清政府打服气了、好处捞够了,一边保留武力威胁“履行条约义务”,一边也开始着手扶持清政府以抵制其它列强来华瓜分势力范围。

  蒲安臣使团去到其它列强访问,受到的接待就要冷淡的多。二线列强们对华战略思路比较复杂,一方面乐得跟在英国后边享受不对等的贸易特权,从清政府手中勒索更多殖民利益;另一方面法国、俄国等也在盘算夺取属于自己的势力范围,扶持自己的代理人势力,打破英国一家独大的局面,因此不愿承诺尊重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也不愿意通过外交礼遇来强化清政府权威。蒲安臣在法国呆了半年,条约和照会一个都没搞到,只得失望的离开。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干脆把蒲安臣当美国公使接待,大谈俄国和美国的交情,绝口不提中俄关系,蒲安臣几次开口都被岔开了话头。德国(普鲁士)这边态度比法国、俄国好一些,因为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正在和他的首相俾斯麦积极推动德国统一,无力寻求在中国谋求特殊殖民利益,对华战略以跟着英国混为主。俾斯麦也公开发表了一份跟英国外交大臣照会内容相似的声明。

  英国政府对清政府的支持是一种典型的“双赢”。这种“双赢”战略的集中体现就是英国人管理中国海关。以前,清廷各地海关由地方政府管理,只需要交够中央规定的限额,多出来的部分由地方支配。实际管理中,大量关税被地方官员以私征、贪腐等形式拿走了。交给英国以后,英国人掌握了海关税率的决定权,让中国的关税始终保持在极低水平,名义关税税率不到5%,实际执行税率大约3%,同时期欧美列强的平均关税税率则在10%以上。更夸张的是,中国海关还要对中国产品出口征收15%的出口关税,阻碍中国产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中国在主要大国中,不仅进口关税税率最低,还是唯一一个出口关税比进口关税更高的国家。

  显然,列强控制海关,大大的方便外国商品进入中国,而极为不利于中国产品参与国际和国内市场竞争。在低关税冲击下,中国境内农村和城镇的手工业从业者大量破产,人民生计受到严重冲击。

  郑观应1894年在《盛世危言》中记录说:

  “洋布、洋纱、洋花边、洋袜、洋巾入中国,而女红失业;煤油、洋烛、洋电灯入中国,而东南数省之柏树皆弃为不材;洋铁、洋针、洋钉入中国,而业冶者多无事投闲。此其大者。尚有小者,不胜枚举。”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与此同时,中国的关税收入不仅没有下降,还翻着倍的增加。

  在这个“双赢”局面的背后,利益受损的除了中国的手工业,还有就是地方政府。在《天津条约》中,英国人提出了一个条件,把中国国内各地自行征收的“厘金”,合并到关税中一并征收,称之为“子口税”。也就是说,洋商货物在内地需要交的厘金,由英国人控制的海关在征收关税的时候就“代为征收”了,之后再运往内地,就无需再缴纳任何税费。子口税的税率为2.5%,远低于各地厘金税率。这个条款对英国有利,可以降低它对华出口货物的总体税负,也进一步扩大海关的权力范围。与此同时,它对于加强清政府的中央集权也极为有利。因为厘金的征税权在地方,而子口税的征税权在中央——尽管海关由英国人控制,但这些税金都直接通过海关上交中央财政,无需经过地方。

  清政府对这个条款相当高兴:湘军系大佬们拥兵自重,都不愿意把厘金收入拿出来分给中央,但由洋人来开口,问题就好办多了。湘军系的骄兵悍将们不把朝廷放在眼里,对洋人是服气的,知道洋人的坚船利炮不好惹,只得妥协认账。此后数十年,英国方面不断加码,强化子口税对厘金的替代,不仅洋商货物,连华商货物的厘金也可以用子口税代替。后来,又把通商口岸50里范围内的各种税收也划归海关代为征收。任何税收一经划给海关,即意味着从地方税变成了中央税。在海关税收问题上,实际上形成了英国和清政府合作,共同打压地方汉族官僚士绅势力扩张的局面。

  以强化海关控制为重心的英国对华殖民“新思维”,确实起到了给清政府“续命”的效果。镇压太平天国以后,以湘军系为代表的地方实权派崛起。清廷中央权威总体下降,但这种下降没有迅速演变为军阀割据。唐朝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的局面没有在清末出现。背后的一大特殊因素,就是英国人管理的海关所征收的关税、口岸常税、以及代替厘金的“子口税”。这笔每年超过2000万两白银的收入(1894年海关税收总计2279万两,其中来自鸦片的收入740万两,占了32%),由海关直接上缴中央财政。清廷将这笔完全由中央控制的新增收入,大量投入到购买先进武器、训练新式军队、兴办近代化兵工厂等事业中去,维持了摇摇欲坠的中央权威。1902年,清廷因为《辛丑条约》赔款出现财政困难,列强竟然一致同意提高中国海关关税,增加收入用来保证其日常运行和还款能力,让清政府又苟延残喘了几年。

  等到清廷垮台以后,英国人继续伙同其他欧美列强控制着中国海关,他们把自己控制的这笔海关税收作为给“傀儡政府”的报酬:哪个政权愿意且又能力充当欧美列强在中国的代理人,有本事出卖更多的国家利益,谁就可以获得这笔数额巨大的收入,从而拥有其他地方军阀无可匹敌的经济优势。此后的蒋介石国民政权,就是依靠背叛革命、投靠英美获得了这笔巨额收入,从而击败其它军阀,在形式上再次建立了一个大一统政权,接替清政府继续扮演对内掠夺和压迫人民、对外维持列强殖民特权和出卖国家利益的傀儡角色,一直到它被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彻底推翻为止。

  所以,那些认为赫德是一个单纯的在中国工作的外国雇员,试图以一己之力帮助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看法,实在是幼稚可笑的。中国海关确实在他手里走向了现代化管理,但这个现代化海关所发挥的作用,却是在阻碍中国整体走向现代化。这是因为,中华文明复兴和中国社会现代化最大的敌人,乃是自从1644年以来形成的满汉联合专政的反动政权,是这个政权里的两大反动阶级:满洲蛮族军事勋贵集团和汉族理学士绅集团。到了1860年前后,中国人民以革命的方式自行推翻这个反动政权和这两大反动阶级统治的时机已经成熟。英国为首的欧美列强,出于殖民侵略的战略目标,先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又“帮助”中国建立了一个高效的现代化海关,为这两个反动阶级的统治“续命”。在清政府的统治结束以后,又用海关税收支持蒋介石国民政府等新型理学士绅政权的反动统治,从而极大的阻碍了中国全面复兴和全面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在近代历史上,欧美殖民列强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最大最严重的罪行,并不是他们侵略和打击了清政府,而是他们扶持和帮助了清政府。

  长期以来,都存在一种非常具有迷惑性的论调,就是近代殖民列强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现代文明。这种论调是错误的。列强的入侵阻碍和延缓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不是帮助和推动。

  现代文明是个好东西。我们在第三卷提出了一个粗略的文明先进和落后的标准,先进的文明可以创造更丰富的物资财富供人们享受,可以让人类享有更多的自由和更长的寿命。近代科学和工业,以及许多与之相对应的近代化社会治理模式,都有助于在物资和精神两个方面提高社会福祉。对先进的文明成果,拥有数千年文明史的中国人从来都是开放包容和乐于学习借鉴的。所以徐光启看到利玛窦的《几何原本》之后,立刻就着手进行翻译,明朝末年的中国知识分子掀起了大规模翻译西方科技书籍的热潮;明朝的海军在与葡萄牙海盗作战的过程中,发现其火炮技术水平高于自己,立刻就加以学习模仿。先进的东西,中国人一旦知道,立刻就会想要学习,这既来自于人类求知和可望进步的本能,也是我们这个千年文明国度拥有的智慧底蕴。

  但是,这个通过学习借鉴西方来走向近代化的进程被打断了,到了十九世纪中期的时候,中国已经严重落后于西方,国内精英阶层故步自封、目光短浅,整个社会在物资和精神上都极度贫困而且僵化保守。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1644年的北方蛮族入侵,将东南沿海的新兴工商业和市民阶层摧毁殆尽,然后执行了在思想文化上闭关锁国和以“文字狱”为代表的文化恐怖政策,又以忠君理学支持宗族势力建立一套深入社会基层的人身和思想控制体制,将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糟粕的理学思想与野蛮统治结合起来,使中国社会的文明程度倒退上千年,在长达两百年的时间内毫无进步,对外部世界的进步和变化一无所知。中国要从新走上学习西方现代文明、重新推进现代化进程的正确道路,首要前提就是要推翻这个野蛮反动的政权,推翻这个政权的两大反动阶级的统治。只要做到了这一点,中国人民学习先进科技、发展先进产业、借鉴先进的社会治理模式的热情和才能就会自然爆发出来,迅速走向全面现代化的道路、迅速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像建立一个现代化的、高效的海关这种小事儿,并不需要什么来自西方人的神秘能力,太平军在占领宁波期间,就一直高效的管理着海关。后来,共产党人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新中国也没有请英国人或者其他外国人来代管海关,照样把中国海关搞得至少跟其他任何发达国家一样高效。太平天国运动尽管有内部路线斗争,但在对外开放自由贸易,学习西方先进科技和文明成果方面,宗教建国派和世俗革命派之间没有分歧,不管是洪秀全,还是李秀成,一看到西方有先进的东西,都立刻赞同尽快加以学习引进。洪仁玕进献《资政新篇》,提出要从科技到产业到治理模式,全盘学习西方,洪秀全大加褒奖,要求印发全国全军高层人手一份认真学习;李秀成反对洪仁玕想要依靠列强来打击清政府的幻想,但一看到西方的大炮好用,就马上组织人仿制。

  中国人民并不缺乏学习现代文明的能力,不需要西方的坚船利炮来教育我们,自己就能分辨什么是先进什么是落后。只要我们知道有更先进的东西,就会自觉的、积极的去学习,而且学习能力超强,不让学还要想尽办法偷偷摸摸的去学,学过来之后还要不断改进和创新,争取把这些好东西变得更好。阻碍中国人学习现代文明的,不是中华文明本身,而是满洲反动政权的两大反动集团。从太平天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这中间的历史,将反复证明,这两大反动集团决不具备带领中国人进入现代化的能力。殖民列强通过侵略中国,然后将清政府、国民政府扶持为傀儡政权,这中间为了不让这些过于腐朽无能的傀儡政权太早垮台,不得不亲自下场,在一些关键环节比如海关建设、军队训练等方面帮助其实现局部的现代化以提高其敛财和杀人的效率,根本不是为中国带来现代文明,而是为了帮助自己选中的傀儡更好的统治中国、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从而从整体上阻碍中国走向现代化和民族复兴。对于这些举动,有一些人看不见西方殖民史和中国历史的大势,就海关论海关、就练兵讲练兵,一口咬定列强是在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进而得出“殖民侵略进步论”,就是典型的管窥蠡测、坐井观天。朝菌夕死、不知晦朔;寒蝉夏亡、不识春秋。

  本书第三卷后记谈到文明史观的时候,指出落后文明对先进文明的征服会导致文明的大倒退,而先进文明对落后文明的征服会导致文明的进步。有些人可能会认为就可以推出西方列强入侵中国带有很强的文明进步意义。这种理解是错误的。本书判定文明先进与否的标准是可以创造更多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物质财富多寡的标准并不包括用来杀人放火的武器,精神财物则更多强调人的精神自由和生命长度。掌握先进科技的文明,如果用这种先进科技来制造更强大的武器用来杀人和掠夺,从而让数量众多的人类被剥夺生命和自由,这显然不能算是先进文明。欧美基督教文明,在历史上长期落后,因为一系列幸运的因素,从阿拉伯人手中学到了抽象科学理论体系等世界其他古文明的科技文化成果,从而实现了科技的爆发性增长。但它们在历史上过于落后,文明的根基很浅,对人类命运和个体自由等问题的认识长期未能跟上科技进步的步伐。科技进步被主要用于制造先进的武器用来进行殖民掠夺。这种文明与传统中华文明相比,只是在某些方面先进而不是全面领先。

  中华文明历史源远流长,其春秋战国的大混战,大约就相当于欧洲十一世纪到十八世纪的大混战。经过长达数百年的战争,中国人开始反思战争的意义和人类文明存在的价值,提出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和天下大同的理想目标。孔孟的儒家思想,在内部阶级关系上,主张以“仁”来促进平等和互助,每个人只要按照仁、孝等原则生活,就都可以成为儒家君子乃至圣贤;在对外关系上,则主张以“王道”、“教化”来帮助野蛮民族步入文明社会。后来,每一次王朝覆灭和军阀割据的混战,都给中国人留下了极为惨痛的记忆,并进一步强化对这些思想理念的认同。理学道学思想将孔孟之道哲学化,同时也走向了僵化,但也保留了传统儒学关注人类个体的“仁义”教化和人类整体实现天下大同等核心理念。宋明时期,心学思想崛起,将“良知”作为人类认同的核心,提出但凡有良知的人类,都可以彼此沟通、共同进步,更将中华文明对人类个体与人类整体关系的思考推到了一个其他文明无法企及的高度。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中国人并不主张以掠夺和奴役一大批人以供养一小批人,而是强调众生平等和自给自足、自力更生。在古代的科技条件下,这种人文理想以和皇帝制度相结合的方式来实践,对内用皇权遏制军事暴力集团、土地资本集团对人民的过度掠夺,对外建立“天下-朝贡”体系,与世界各国互通有无,并且以“赏赐”的名义为弱小国家和民族提供补贴以维持天下太平。只有在遭遇无理入侵的情况下,军队才执行必要的惩罚和反击。在这个体系下,暴力行为得到了有效的遏制,科学技术被大量应用于农业等经济生产,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盛世。受古代科技发展水平的限制,这套体系远远谈不上完美。这些盛世也都最终被内部的腐败或外部的暴力入侵所终结,但在古代技术条件下,与其他任何文明相比,都已经做到了最好,其所取得的成就也足以为中国人感到骄傲,并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和美好回忆。

  西方文明尽管在科技上超越了中国,其宗主国内部治理体系也有许多创新,但在战争与和平、生命与死亡、个人与集体、国家与民族这些根本性的人文思想上,一直未能超过古代中国人所达到的深度。作为海权殖民帝国的“首都”,宗主国有钱供养一批专门从事人文思想研究的专家,催生了诸如古典自由主义这样顶尖的人文精神文明成果。但这些思想始终未能沉淀成为社会共识,未能渗透到社会基层改变其文明底色,主要作用还是给“文明社会”做装饰品,为列强入侵落后国家提供借口。也就是说,他们公开宣传的文明准则大部分是值得学习的好东西,但这些宣传者自己其实并不真的按照这套文明准则行动。列强精英阶层,以及其大多数普通国民,真正相信的还是弱肉强食那一套简单粗暴的丛林法则,骨子里崇尚的是暴力而非文明。简言之,就是其社会精神文明的进步速度,未能跟上其科技和生产能力的进步速度;尽管在某些方面有超乎常态的发展,但整体而言还处在野蛮状态。西方对中国的殖民入侵与中国古代的蛮族入侵固然有差别,但主要性质依旧是一个野蛮文明的侵略,而不是先进文明的扩张。贩卖黑奴、建立奴隶制庄园、强迫推动鸦片等毒品贸易以及对亚非拉人民的血腥屠杀等事件,是西方殖民史的主要方面。科技传播只是这些野蛮暴行的附属品。

  如果西方人只是开辟大航海路线,然后平等的与世界各个民族交往和贸易,先进的科技和社会治理模式也会自然的普及到全世界,人类文明从整体来看只会进步的更快,更不是更慢。

  近代殖民列强所代表的这种科技畸形发展的文明,对中华文明的入侵,并非先进文明对落后文明的征服。我们在第三卷里也强调指出:清王朝康乾时期的人民生活固然悲惨,既比不上明朝,也比不上西方殖民宗主国,但跟殖民地人民比起来,仍然要好的多。有些人拿殖民宗主国国内的生活水平来跟整个中国做片面的比较,以此证明殖民入侵的进步性,其逻辑荒谬可笑。列强入侵中国是为了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不是为了让中国也变成宗主国。

  一个用武力在殖民地建立奴隶制庄园和毒品种植基地、又用武力强迫那些禁毒的国家将毒品贸易合法化的文明,算哪门子的先进文明呢?

  即使是两千年前的汉武帝打击匈奴,不是也比欧洲人侵略美洲要文明得多吗?匈奴长期以来内侵中原进行掠夺,中原政府被迫反击,也只是打垮为止,并没有种族灭绝行动,反而愿意向放弃野蛮掠夺的匈奴人提供耕地、传授农耕技术,让他们过上更好的生活、融入更先进的中华文明。美洲人和非洲人并没有劫掠过欧洲,一个被种族灭绝、一个被贩卖为奴。如此显著的历史事实,难道不是说明近代殖民国家的文明发育程度,连两千年前的中国都赶不上吗?

  中国被殖民入侵的后果,除了少数买办精英以外,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只可能向殖民地看齐,而绝不可能是向宗主国看齐。宗主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权利保障,是建立在殖民地人民的被奴役基础之上的。中国如果以半殖民地的国家地位片面学习西方的社会治理方式,最后的结果就必然是两极分化:少数买办精英的生活达到宗主国水平,普通人民的生活降低到殖民地水平。中国人民反抗殖民入侵的正义性也就来源于此。少数中国精英极力鼓吹全盘西化、殖民进步论的驱动力也来源于此。

  如果没有列强入侵,中国人自己推翻清政府,也会主动学习西方等其它整个外部世界的先进文明成果,而且把它们跟中华文明一直强调的自力更生、人类大同思想结合起来,不仅可以更早实现现代化,还可以创造一个更为公平的中国和更加公平的世界。西方殖民侵略和满洲内侵一样,都是在阻挡和破坏这一进程,绝不存在殖民侵略给中国“送来”现代文明的事情。

  如果真的有一个科技更先进的国家,真心的支持中国人民推翻反动政权的革命,真心的帮助中国全面学习先进的科技,让中国真正走上繁荣富强的道路,那才是先进文明应该做的事。近现代历史上,只有苏联这样做过。对于苏联的帮助,中国人民才真正的铭记于心、没齿不忘,衷心的表示感谢。而对于殖民列强先强迫清政府签署一系列出卖国家利益的不平等条约之后,再帮助这个丧权辱国、野蛮落后、腐败堕落的傀儡政权建立高效的海关、现代化兵工厂、培训新式军队等行为,我们只有痛恨、绝不感谢。

  至于赫德本人的“清廉”,也不过是个虚幻的故事。他给自己定的工资收入极高,每年8000英镑,超过清廷亲王的年奉。赫德本人的胞弟、内弟、表弟、儿子、外甥等多人均在中国海关坐拥高薪工作,属于“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典型。他和他的亲属先后多次以薪水和退休津贴的名义,从海关提取价值75万英镑的银子,约合500万两白银,并把这些钱汇回英国。

  赫德还在设立了一个“中国海关驻欧代表”,由其亲信金登干担任。这个金登干实际是赫德敛财的“白手套”,负责在欧洲联系中国洋务运动的各种进口事宜,比如购买机器、军舰等等。赫德到欧洲出差,租住的房屋由金登干联系,然后由海关报销,房屋租金是正常租金水平的五倍以上。1875年,金登干接受清廷委托,为中国军队订购火炮和舰船等等武器装备,他当时对赫德写信说:

  “我已经向克虏伯(德国军火商)、阿姆斯特朗和惠特沃思(英国军火商)公司订了价目表。今天上午,约瑟夫·惠特沃思(公司负责人)来访,他告诉我,他们从不给任何政府雇员以佣金和回扣,但是他可以从自己的利润中拿出1%-2%给商人,以便补偿代理人在交易当中的花费,如果我们接受,他们就会给我们以同样的报酬。”

  显然,所谓“从不给佣金和回扣”是一个幌子,约瑟夫·惠特沃思在明确暗示可以给金登干和赫德回扣,比例大概是1%-2%。

  在赫德所制定的海关制度里面,收取佣金回扣是绝对不允许的。但赫德在回信当中并没有提出反对意见,默许了金登干的所作所为。很快,相关的交易得以成行,而金登干作为赫德的“白手套”也顺理成章地拿到了这笔回扣。

  金登干因为干了这些买办工作,大发横财,他的工资是每年2000英镑,已经相当惊人,但在1893年的一次金融骗局中就被骗走了8万英镑的巨额财产,而且生活水平并未受到影响。[4]如此巨额的财富,显然不是靠工资能够积累起来的。

  当然,赫德不会降低身价直接“收钱办事”,更不会像清朝官员们一样明码标价、公开出售海关职位——跟同时期的清政府大部分官僚相比,他敛财的手段要高明的多,敛财数量也比较有节制。赫德本人才华出众、目光远大、精明强干,能够在让自己家族和亲信赚的盆满钵满的同时,确保海关高效运转,很好的完成了英国交给他的战略使命。这也是他能在海关总税务司的位置上稳坐长达近半个世纪的主要原因。

  [1]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三联书店,2014年,27页。

  [2]《曾国藩全集·书信》(六),第3887页

  [3]邢超,《致命的倔强:从洋务运动到甲午战争》,中国青年出版社,89页

  [4]香菜、马前卒,《洋关故事》之一。来自:马前卒的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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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李晓鹏博士,主要著作有《重述伟大中华史》(原名《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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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4-23 10:54:47 | 显示全部楼层
  督抚崛起:后太平天国时代的权力格局

  太平天国革命虽然被血腥镇压,但它还是极大的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它最大的贡献就是沉重的打击了“八旗-绿营”这个严格受满清控制的传统清军,让汉族士绅官僚阶级独立掌握的湘军系军队崛起。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谁掌握军队,谁在政权里边说话就更硬气,说话管用。

  传统绿营虽然也是汉人为主体,但将领大量充斥着满洲旗人,而且其军费来源于中央财政拨付,又被大面积的分散在各个汛地。通过这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掌握着朝廷中枢的满洲勋贵集团就可以完全控制绿营。因此,八旗和绿营都忠诚的为满洲勋贵服务——这是满洲统治中国的根本。清政府作为“满汉联合专政”政权,满洲军事集团居于优先地位,汉族官僚士绅集团居于从属地位,可以说一个是主、一个是仆。

  太平天国革命后,满清政权虽然继续存在,但其政府性质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湘军系军队由汉族士绅官僚集团建立,依靠宗族地域关系和理学思想进行控制,又通过建立“厘金”体制掌握了独立的军费来源。这样一支军队,就只听命于汉族理学士绅官僚集团,而不听命于满清中央朝廷。

  太平军两次踏破江南江北大营,将清军能战的绿营主力基本被消灭殆尽。在北方,最后一支能战的八旗精锐在1860年的八里桥战役中被英法联军歼灭。剩下湘军系一支独大。汉族士绅集团一手掌握着地方上的经济行政,一手掌握着国家最强大的军队,这个时候,满清中央朝廷说话就不那么管用了。只是由于有英国等列强的支持,以及湘军系内部力量还不够统一,不具备“另立中央”的条件,清廷的统治才得以延续。“满汉联合专政”的体制依然存在,但“满洲第一、汉族士绅第二”的执政格局已经被颠覆,实际上变成了“汉族士绅与满洲并列第一”的权力格局,二者不是主从或者主仆关系。也就是说,经过太平天国之役,汉族官僚终于获得了与满洲勋贵们分庭抗礼、平起平坐的资格。太平天国将士们的浴血抗争,未能改变中国人民被奴役的地位,但至少改变了整个汉民族在中国的地位。新崛起的汉族理学官僚们虽然也很腐朽而反动,但办事能力和文明程度比满洲勋贵还是强出太多,关键还不怎么害怕汉人学习先进科技会威胁自己的统治地位,这对修复满清对中华文化的破坏和推动西方先进科技文明在国内的传播,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汉族理学士绅掌握实权的形式,是以控制军队和占据地方督抚职位的形式来实现的。湘军系将领获得了两江总督(曾国藩、刘坤一)、闽浙总督(左宗棠)、直隶总督(曾国藩、李鸿章)、两广总督(刘长佑、毛鸿宾)这几个最关键的职位,此外,还有很多地方的总督巡抚等高级职位也被湘军系将领占据。全国8总督22巡抚,湘军系将领占了5督15抚。

  把持中央枢机的还是满洲勋贵,但不管是军机大臣还是总理大臣,他们说话已经不如之前那么管用了。

  太平天国之前,汉人出人督抚的也很多,但彼时督抚与此时的督抚已全然是两个官职。之前的督抚,权力处处受中央节制,调兵、用钱、用人这三项最关键的权力都难以自主。八旗由中央直属,自不必言;绿营之中,总督只能指挥得动自己的“督标”,也就一两千人的规模,其它的仍然由中央指挥。太平天国之后,督抚普遍获得了对辖区内绿营的指挥权。曾国藩在1859年获得两江总督的职位,第二年又被授权“管辖苏、赣、皖、浙四省军务,自巡抚、提、镇以下文武各官均归节制”,实现了军政一体的统一指挥。他的湖南前辈、两江总督陶澍就完全无法与之相提并论了。

  陶澍的两江总督,也就只能管一下文官行政系统,而且连行政系统都管不全。三品以上的官员任命都要通过军机处、吏部和其它主管中央部委;三品以下的职位,则由中央主管部委、总督、巡抚根据职责、历史惯例等因素瓜分用人之权。也就是说,督抚只能任命三品以下文官中的一小部分。行政系统中最关键的钱粮财政之权掌握在布政使手中,这个官位是户部控制的,由户部遴选。督抚可以向皇帝参劾不听话的布政使,但总的来说布政使还是主要听户部的。

  而曾国藩的两江总督,那就是“两江王”:辖区内军队由其统一指挥、将领由其推荐任命、包括巡抚在内的文官也由他推荐,而且还有独立的审判杀人之权。军事、财政、用人、司法全权在握。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两江总督兼任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兼任北洋通商大臣,成为了定例。南北洋通商大臣分别负责南方和北方的通商口岸管理以及解决相应的外交问题。中央设立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负责外交,但南北洋通商大臣直接向皇帝汇报,不是总理衙门的下属。总理衙门无权给他们下令,他们也不需要向总理衙门汇报工作。总理衙门只跟驻扎北京的外国领事们打交道,主要工作是信息传达,通商、传教等具体外交事务的决策则由两大总督全权负责。督抚不仅有了军政全权,还进一步拥有了原本应该完全由中央政府掌握的外交权。
  更重要的是,两江总督这个关键职位本身由谁来担任,朝廷也已经不能独立作出决定了,只能根据地方实权派的力量对比来安排。咸丰皇帝一直不愿意给曾国藩地方督抚的职位,就是想不要让军事指挥权和行政权合二为一。但大形势的变化由不得他做主——除非他不想当清朝的皇帝,把江山让给太平军,否则就只能任命曾国藩当两江总督。曾国藩的权力已不再主要来源于皇帝的授权,而是自己掌握的军队和财税资源,以及背后支持自己的士绅集团。他在政治上相对于皇权有极大的独立性。这才是一个真正根本性的变革。

  1859年曾国藩被任命为两江总督的旨意还没有到达湘军大营,曾国藩就先收到了一封来自咸丰皇帝亲信肃顺的密函。肃顺这封信名义上是写给曾国藩的好友胡林翼,但特地在信最后写了一行小字“请送涤生一阅”。涤生是曾国藩的字。密函中,肃顺说皇帝在任命谁当两江总督的问题上犹豫不决,正是自己力推曾国藩,才让皇帝下定了决心。

  肃顺写这封信的意思很清楚,就是要曾国藩知道是自己在皇帝面前说了好话的。

  肃顺此人,是满洲勋贵中的“改革派”代表,对满洲权贵们的腐化堕落深恶痛疾,很有一番雄心要涤荡污垢,重整大清朝的雄风。他是郑亲王济尔哈朗的七世孙,长期负责宫廷侍卫。咸丰登基之前就与之相熟,对其见识胆囊十分欣赏,登基后便任命为内阁学士、护军统领等职务,然后就一直不停的升官,始终是咸丰皇帝身边最亲近的臣僚。

  肃顺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咱们满人都是王八蛋!唯有汉臣可用。”他主张一手重用汉臣来扭转国家堕落的趋势,一方面在满人内部进行铁腕整肃,提高八旗精英的军政统治能力。他跟胡林翼关系很好,曾国藩当两江总督也确实是他在皇帝面前力推的。

  肃顺干过的最有名的事就是1858年的“戊午科场案”。正蓝旗一品大学士、军机大臣你、兵部尚书柏葰等诸多考官,或自己收受贿赂,或通过家人收受贿赂,在科举考试中违规录取一些水平很低的考生。像一个叫平龄的旗人,除了会唱两口京剧,一无所长,居然高中第七名;还有的试卷错别字高达三百多个,也上了榜。

  在此之前,清朝曾经爆出过两次科举考试大案,分别是顺治十四年的丁酉科场案和康熙五十年的辛卯科场案。这两次科考案的处理结果,都是汉人考官被杀掉,涉事的满人官员最多免职了事。这一次涉及到八旗高官,咸丰皇帝对如何处理犹豫不决,肃顺则坚决要求不分满汉旗民一律严惩,最后终于把柏葰给杀了,又共计惩处各级官员91人,波及各个部委甚至亲王宗室,收到“功令为之一肃,数十年诸弊端净绝”的效果。

  与此同时,肃顺也把满蒙八旗权贵们给得罪到了家。

  此外,肃顺都一直在推一个事儿,就是逐步裁汰精简满蒙八旗。八旗长期以来靠国家财政军费养活,内部存在大量吃空饷的情况,军事战斗力严重下降,而国家供养八旗的财政压力却在不断上升。肃顺从提升八旗战斗力和改善国家财政出发,不停的压缩八旗钱粮供应,追查空饷、裁汰冗员。这项改革阻力很大,肃顺推了很多年也没见到多大效果,但仍然足以让他在满人中间臭名昭著。

  作为满洲勋贵中的改革派,肃顺在满洲内部已经完全失去政治支持,他寄希望于汉族精英们能抛开民族成见,与他共同推进国家政治改革。在清朝的制度安排和利益格局下,这种想法是不切实际的,最终结果只能是被满汉两边同时抛弃。

  曾国藩看了肃顺的信之后,一言未发,退还给了胡林翼。

  他没有给肃顺回信,也未通过胡林翼向肃顺表达感谢。他的权力地位来自于手中掌握的湘军兵马,不需要对任何人表示感谢。

  没过多久,英法联军北上天津,攻占大沽口炮台,向北京进兵。朝廷紧急命令曾国藩带兵勤王。曾国藩以请北京方面选择带兵北上的将领等细节为理由,来回奏报,拖延时间。实际上就拒绝带兵勤王,朝廷拿他毫无办法。

  1860年10月,英法联军占领北京。咸丰皇帝逃亡热河,于次年7月病死,其六岁的儿子继承皇位,为同治皇帝。死前,咸丰任命肃顺等八人为顾命大臣,负责为新皇帝草拟圣旨,同时又要求顾命大臣草拟的圣旨必须要由其皇后慈安和同治皇帝的生母慈禧共同盖章才能生效。这是一种权力制衡安排,为的是防止顾命大臣权力过大威胁皇权,避免康熙时期鳌拜专权的情况再次出现。

  咸丰皇帝一死,肃顺的靠山就崩塌了。顾命大臣看起来权力很大,实则他们的权力来自于死皇帝,地位非常脆弱。历史上的顾命大臣有好下场的不多,搞改革得罪权贵的顾命大臣就更不可能善终。

  很快,肃顺就发现两宫皇太后很不配合顾命大臣执政,尤其是慈禧更不甘心只扮演“橡皮图章”的角色,强烈要求垂帘听政。

  肃顺没有掌握兵权,八旗不听他的,单靠咸丰遗命没办法长期压制两宫太后。无奈之下,他让亲信王闿运去向曾国藩求助,说两宫太后不尊祖宗制度,想要垂帘听政,与八位顾命大臣意见冲突,想请远在安庆的曾国藩带兵去热河“入觐”,以“申明祖制,庶母后不得临朝”。

  同时,肃顺进一步加封曾国藩为太子太保、钦差大臣,后又赏协办大学士衔,之前曾国藩保举的一些官员,也全部批准。

  此时,如果曾国藩以协调两宫和顾命大臣的矛盾为理由,带兵进京,那他就是第二个董卓或者曹操了。

  显然,忠君理学的忠实信徒曾国藩不会干这种事。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对朝廷政争保持中立。

  没有汉族实权派支持的肃顺,在被他骂成“王八蛋”的满洲权贵们中间绝无立足之地。只过了几个月,两宫太后与留守北京的议和大臣、咸丰皇帝的弟弟、恭亲王奕?联手,又有八旗主要统领僧格林沁和胜宝的支持,杀掉肃顺。随后,两宫正式宣布垂帘听政。

  政变刚一结束,清廷马上就给曾国藩升官,让他“兼管浙江军务,江苏、安徽、浙江、江西四省巡抚皆归节制”——给的全是实权,比肃顺给的那些虚职实在的多。这个旨意下得飞快,与曾国藩得知肃顺被杀的密件同一天到达。可见慈禧等人有多么迫切的想要拉拢曾国藩。此时朝廷上下,都比较害怕曾国藩。身处北京的满洲中枢,对南方战场的局面了解不深,以为湘军系人马必然唯曾国藩马首是瞻。八里桥之战后,八旗再无精兵,这般人马想要推翻清廷,看起来易如反掌。

  实际情况比清廷预计的要乐观一些。曾国藩能真正掌控的只有曾国荃等少数嫡系,其它湘军系人马并不服从曾国藩指挥。这是湘军建军模式导致的必然后果——谁招的兵就听谁的,全是私家军,各个都是一个独立山头。要联合起来推翻清廷,曾国藩并不具备这样的权威。

  更重要的是,汉族士绅集团并不想推翻满清政权。两百多年了,他们对这个体制总体是满意的:满清很照顾宗族势力,也乐于放纵理学士大夫们贪污腐败,镇压人民反抗又总是那么铁血无情,很难想象有比这更完美的政权了。唯二的遗憾是关键位置都被满人占着,还有就是像乾隆时期那样皇权太强,胡乱诛杀大臣。现在既然兵权在握,汉官也不受满官欺负了,皇帝也不乱杀大臣了,保留满洲皇权当真没啥坏处,还能替汉族官僚们屠杀人民和卖国求荣的事情背黑锅。供养满洲皇权很花钱,不仅皇帝太后花钱,背后的那个腐败透顶的八旗勋贵集团也很能敛财。以前他们也敛财,但毕竟还能打仗,就当军费开支了。现在连打仗也不行,养着就是个浪费。但毕竟这些钱不由汉族士绅们出,都是大家一起压榨中国人民的血汗钱,另外还有英国人控制的海关税收支持着,还养得起。关键还是要维护团结,不能让革命者来个“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一点,是汉族士绅集团的基本政治立场。只要满洲权贵们知道分寸,满足于在北京养尊处优,地方上的事情让汉族士绅们随便搞,双方就不会撕破脸。

  简单来说就是:曾国藩造反,既不具备军事基础,也不具备政治基础。这一点,曾国藩自己知道,慈禧刚上台的时候还不知道,但她很快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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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李晓鹏博士,主要著作有《重述伟大中华史》(原名《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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