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鹏：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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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法议和成功，极大的提升了李鸿章的政治地位。一场与西方列强硬碰硬的战争，竟然以不割地不赔款结束，法国人还同意以后在和越南签订的条约中不会出现有损清廷“体面”的内容。慈禧对此大为满意，她似乎并不认为这是左宗棠、张之洞、刘铭传、冯子材等人浴血抗争的结果，而是李鸿章“见好就收”、积极议和的功劳。

　　直隶总督负责北京门户，历来为疆臣之首，由李鸿章亲自担任。

　　重要性位居第二的两江总督肥缺由湘军势力继续把持。

　　重要性位居第三的两广总督，在中法战争初期，由淮军二号人物张树生担任。由于广西淮军作战不利，张树声的亲家、广西提督黄桂芬兵败自杀，另一个淮军大佬、广西巡抚潘鼎新被革职，连带着张树声引咎辞职。朝廷派张之洞接替张树声，张之洞又选择了冯子材统领广西清军，随即取得“镇南关大捷”。这对李鸿章和淮军系是个很大的打击。1889年，张之洞因筹建卢汉铁路，调任湖广总督，改由李鸿章的哥哥李瀚章总督两广。李瀚章原是湘军 “大总管”，负责后勤钱粮，对李鸿章的忠诚度和利益捆绑的密切程度比张树声更高。这一任命再次把两广变成了淮军系的势力范围。

　　西北为左宗棠平定，陕甘总督便一直由楚军将领担任。闽浙总督的位置本来已经被朝廷派清流派占了，但张佩纶、何璟、何如璋这三个清流大员主持的马尾海战惨败，左宗棠南下督师才挽回局面。此后，闽浙总督便由楚军系和清流派轮流担任。因朝廷战后在台湾设省，刘铭传任台湾巡抚，闽浙总督的政治地位进一步下降，无法与直隶、两江、两广相提并论。

　　云贵总督王文韶是前军机大臣沈桂芬的学生，又长期在地方历练，因为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表现突出，获得了左宗棠、李鸿章的联名保举，此后便青云直上。王文韶的政治底色当属清流，但他与李鸿章关系密切，手下班底多为淮军人马，做官圆滑，谁都不得罪，与张佩纶一样，是个清流与淮系参半的人物。

　　八大总督中，真正完全依靠清廷支持掌权的，仅湖广总督张之洞一人。

　　满洲贵族掌握中央枢机，在帝国体制下还是很占便宜，可以充分利用湘、淮、楚、清流官僚之间的矛盾，从中制衡挑拨，以维护中央权威。要理解中法战争到甲午战争这十年的政治权力格局，可以粗略的将清政府想象为一家股份公司：清廷（包括其清流附庸）大约占了40%的股份或投票权，李鸿章的淮军集团占了大约30%，湘军、楚军等其它实权派加起来大约占20%，列强掌握了全国海关和租界的管理权，大约占10%投票权。清廷是最大的单一股东，但不占绝对优势，地方实权派联合起来的投票权已高于中央。淮军集团是最强大的地方实权利益集团，虽然比清廷中央略微弱一点，也是权倾天下，可以根据情况选择与不同势力联合，决定国家大政方针。李鸿章的天津直隶总督府，已俨然成了“第二朝廷”。

　　淮军集团脱胎于曾国藩的湘军，但跟湘军、楚军相比，有三个方面更为突出。一是内部联系更为紧密；二是在倚洋自重方面更加突出；三是在贪腐无耻方面更加突出。

　　淮军集团不仅是一个曾经一起战斗过的军事团体，而是一个由李鸿章控制的以上下级关系、地域观念、血缘和姻亲关系密切结合在一起的军阀利益集团，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个集团核心人物都是安徽人，其中又以合肥（庐州）人为主，内部互相通婚，比如四川总督刘秉章的儿子娶两广总督张树声的女儿为妻；李鸿章四弟的女儿又嫁给刘秉章的另外一个儿子；李瀚章的儿子娶了潘鼎新的女儿；广西提督黄桂芬的女儿嫁给张树声的儿子；先后负责朝鲜防务的吴长庆、叶志超也都跟刘秉章有姻亲关系。

　　相比之下，湘军和楚军内部的姻亲关系都不甚密切。湘军主要靠地域观念和上下级关系维系，而楚军则连地域观念也很淡薄，主要就是作战过程中形成的上下级关系。

　　李鸿章对淮军的控制能力，比曾国藩对湘军和左宗棠对楚军的控制力更强。前文引用过曾国藩责备李鸿章的信件中，曾国藩就说：湘军内部多有自立门户的，而淮军内部则绝无此现象。仅有的“叛徒”就是中法战争时期的刘铭传，虽在战后以战功实授台湾巡抚，但因为失去了李鸿章和淮军集团的庇护，位置坐的并不稳当。1890年，刘铭传因台湾开矿事宜遭到清流攻击，关键时刻，李鸿章拒绝出手相助，全程冷眼旁观，刘铭传遂于次年被革职离任，回家休养直到去世。反之，平庸贪婪但对李鸿章忠心耿耿的刘秉章和李瀚章则一直稳稳当当的坐在四川总督和两广总督的位置上。直到甲午战争淮军势力惨败，李鸿章丢掉了他盘踞二十五年的直隶总督之位，二人才跟着他们的老大一起下台。

　　倚洋自重、盲目崇洋是淮军的另一大特殊基因。李鸿章在上海起家，跟英美列强及其买办阶层的联系十分密切，早期军费大多数来自当地买办士绅和海关收入的支持。李鸿章与赫德关系密切，通过赫德来了解列强的意图，实现“精准卖国”，于国内外都获得“擅长外交”的名声。中法和谈之际，面对冯子材“议和者诛”的强烈表态，李鸿章致电张之洞说：“进和议者二赤，我不过随同画诺而已”[1]。这里的“二赤”说的就是赫德。李鸿章公开承认自己不过是赫德的傀儡，有夸大其词甩黑锅的成分，但也部分道出了二人关系的本质。李鸿章组建北洋水师，购买军舰，也是赫德派中国海关驻欧洲代表、英国人金登干代为联络。清廷曾经一度想统一军事采购，李鸿章则坚持淮军和北洋水师的军火应继续从淮军系控制的军工厂采购。为了说服朝廷，他在奏章中就大段引用赫德的意见来说明为什么统一采购不可行。清廷见李鸿章和赫德意见一致，便搁置了这项改革动议。

　　清末诸多大政决策，有相当部分都是李鸿章和赫德二人商议敲定的。如果说北京是清末“第一朝廷”，天津直隶总督府是“第二朝廷”，赫德的海关总税务司就是“第三朝廷”。

　　清廷在军事上依赖淮军，在财税上依赖海关，尤其畏惧赫德背后的列强，如果李鸿章与赫德达成一致，“第一朝廷”往往只能接受他们的意见。

　　近代史专家陈旭麓先生曾经指出：“在晚清政局中，西太后在朝主政四十多年，李鸿章在朝外主持政治、军事四十年，赫德以总税务司干政五十多年。这三个人物的活动，构成了晚清政治的基本格局。”这三个人，分别代表了晚清三大政治势力，都有自己独立的政治根基，彼此之间都不是依附关系。在这一格局中，李鸿章扮演了协调枢纽的角色。列强倒是很渴望直接与清廷最高决策层对话。但慈禧为代表的满洲皇族，一方面出于对近代国际格局的无知，一方面也为了保住皇族的面子和“架子”，并不愿与赫德这样的“洋人”直接沟通。这就为李鸿章“两头通吃”留下了足够的空间。比如赫德想当中国海军总司，李鸿章就拿朝廷的意见来压他，确保对北洋水师的控制权；朝廷想插手北洋和淮军的后勤采购，他就拿赫德的意见来反对，从中为自己谋取最大权势，为淮军集团谋取最大利益。李鸿章扮演了一个“政治买办”的角色，在洋人和清廷中间当“中间商”赚“差价”。

　　“政治买办”李鸿章对列强尤其是英国敬若神明，英法德俄美这些西方列强在他看来是绝对不可战胜的，什么事情总是寄希望于英国人帮忙出面“协调”，以为这样就可有效制约其它列强。中法战争第二阶段，清政府对曾国荃的谈判并不抱多大希望，但对英国和美国的“协调”寄予厚望，为此耽误了很多战争准备的时间，一直到英美“协调失败”才于8月17日通告各地督抚“法人如有蠢动，即行攻击”。这里边负责协调英美协调工作的，就是李鸿章和赫德二人。后来的甲午战争，李鸿章也没长记性，继续幻想由英国给日本施加外交压力便可以避免战争，往朝鲜运兵也雇佣英国商船，结果日本不仅拒绝了英国的协调，还直接把英国商船给炸沉了。李鸿章震惊亚洲国家竟然有敢跟“洋大爷”作对的狠角色，这才清醒过来，开始认真备战。

　　淮军集团相对于湘军和楚军的第三个特质，就是在贪腐无耻方面表现突出。这跟其创始人李鸿章的品行有密切关系。李鸿章本人就是个巨贪，自己和子女在其所办的洋务企业中都占了很多股份。李鸿章死后，其直系子孙分家，留下一份李鸿章的遗产分割清单。其资产价值（土地和房屋，不含股份）即超过千万两白银。后来梁启超给李鸿章做传记，估计其家产超过2000万两，甚至可能高达4000万两。相比之下，曾国藩的遗产在十万两银子左右，左宗棠留下的遗产在2万两银子上下。曾国藩对自家兄弟比较关照，家族还有不少飞黄腾达的，左宗棠则连家族都没能跟着沾光。

　　左宗棠在准备西征新疆的过程中，委托胡雪岩操办外国借款事宜。李鸿章等人就在背后操控，指使言官弹劾左宗棠从中谋取利益。朝廷派人去查，结果发现左宗棠每个月家庭开支才200两银子，光朝廷给发的养廉银都远远超过这个数目。朝廷就问左宗棠把养廉银都花到什么地方去了。左宗棠说，国事艰难，每个月拿到养廉银，留下一点必需的家庭开销，剩下的都拿去补贴军费了。所以查了半天，没发现左宗棠贪污，反而查出来国家欠了左宗棠不少钱。

　　左宗棠在京城担任军机大臣期间，逢年过节给大家送点礼物，就是自己家做的豆腐干，因此被京官们嘲笑为“豆腐干中堂”。连一向以清廉自居的清流派领袖李洪藻也非常佩服，专门写了副对联“细君爱听恭维语，独步天下豆腐干”来记录此事。

　　还有张之洞，他从1881年担任山西巡抚开始，到1909年去世，历任多地总督，职位和任职时间都跟李鸿章高度接近。时人笔记记载，其死后“家无一钱，惟图书数万卷而已”、“任疆寄数十年，及卒，家不增田一亩”，其清廉程度令人震惊。

　　在那个贪官污吏遍地走的时代，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等人的坚守仍然令人佩服，也证明即使在晚清，政府也需要能办实事的人，不全是靠买官卖官来瓜分职位，当大官做大事并不一定需要像李鸿章一样积攒千万家产。有些人为李鸿章辩护，说如果他不同流合污就会被满洲贵族和官僚集团排挤下台。但对比左宗棠和张之洞，这样的辩解显然不能成立。左宗棠自掏腰包补贴军费，西征大捷；李鸿章积累千万家产，甲午惨败，这二者之间难道是没有联系的吗？李鸿章的贪腐行径，主要还是个人品行低劣和淮军集团的整体腐朽所致。

　　李鸿章的贪腐和他对贪腐的态度，也是他能够跟慈禧为代表的满洲贵族相得益彰的重要因素。1869年7月，担任湖广总督的李鸿章接到朝廷旨意，让他去调查云贵总督弹劾四川总督吴棠的案件。吴棠是出了名的巨贪，赴任四川的时候光运输财物和家人的力夫就高达三千人，四人以上的轿子多达一百多顶，所过州县，接待标准都在两三千两银子，到任时收受礼金超过10万两，公开的买官卖官。李鸿章对吴棠的贪腐情况早有耳闻，但真正接到调查任务，心里却另有一番想法。他深知吴棠背后有慈禧太后撑腰。慈禧还没有入宫当秀女之前，父亲在外地病逝，其母亲带着慈禧姐妹护送棺材回籍，在路过清河县的时候，得到了还在当县令的吴棠的资助[2]。等到慈禧掌权，吴棠自然是节节高升。李鸿章接到旨意，拖延了两个月才到成都展开调查，14天后上报调查结论：吴棠是个清正廉洁的好官，被弹劾是因为办事认真、得罪贪劣官吏所致。吴棠因此毫发无伤，弹劾他的云贵总督反而受到训斥。慈禧对处理结果十分满意，体会到了李鸿章对自己的“忠心”。

　　淮系大员中有几个著名贪官，被人编了口诀，曰：“涂宗瀛偷窃；刘秉璋抢掠；潘鼎新骗诈；李瀚章取之有道”。其中最有趣的是李瀚章的“取之有道”。此人原本跟其他贪官一样，饥不择食、吃相难看。入川为督，途经彭山——眉山属下小县——他要求县令置办灰鼠皮帐盖四顶、燕窝若干盒。小县哪能办出这么高级的“供应”？县令“哭乞”减免，李瀚章愣不应允，最终还是拿了笔巨额现金走人。

　　随着在官场慢慢历练，李瀚章也不断成熟，调任两广总督後，便摒弃了“如盗贼然”的风格，走上“取之有道”的“正路”。其时，广东巡抚是满洲人刚毅，背景深，后台硬，买官卖官大发横财。李瀚章不敢抢他的生意，把文官市场让给刚毅，转而“尽鬻各武职”——将武官职位拿出来卖钱。时人笔记记载，某年，李瀚章生日，有杨某送礼金一万两。杨某原来是李鸿章家厨子，“积军功保至提督”，但这是一个空头衔，并无实任，听说李瀚章这里可安排补缺，赶紧凑足银子到广州来“跑官”。李瀚章收到银子，二话不说，给他补了个钦防统领。杨某到任，发现月薪不过三百，也没有过手的银子可以捞；要收回投资，至少在三年以外，于是跑到督府诉苦。李瀚章一听，骂了声“蠢材”，便不理他，令门丁去开导。门丁将他叫到一旁，说：“大老爷让你做官，可没说让你靠薪水生活。你手下不有那么多管带之职么？我告诉你，如今想作管带的人可海了去了。”杨某一听，大彻大悟，回营后将现有管带开革，空缺职位“竞标”上岗。不几天工夫，不但收回成本，还净赚三千。

　　谋求武职的人大多没啥文化，是大老粗，李瀚章在收了钱之后，竟然也认真办事，努力让他们“未尝有亏耗”，由此获得“取之有道”的美誉。更妙的是，李瀚章又能将心比心，任官三十年，从未以“贪酷”的罪名参劾过任何人，在贪官们看来，可谓菩萨心肠，获评外号“官界佛子”。

　　高层人物的贪腐，自然会带动下边一片污烂。李鸿章的幕僚盛宣怀，利用权势把大量洋务运动企业的股份收入囊中，又把盛家亲戚安插到各个肥缺，其管理的中国电报局各地分支机构负责人中盛宣怀亲戚就有三十一人。时人总结为“总揽轮船、银行、铁政、炼冶、煤矿、纺织诸大政，所谓一只手捞十八颗夜明珠”。据估计，盛宣怀的总资产大约有一千七百多万两[3]，足以与李鸿章家族匹敌。

　　即使李鸿章的厨师和门房，也都积极利用自己的关系谋利。当时的一个外国观察者笔记记录，“常年有许多买卖的代理人，川流不息的从各地区和海洋上的各岛屿走向天津的总督衙门……他们贿赂李的幕客与门房。他们拜会李的厨师，奉承他的理发匠。他们寻求领事甚至外交官们的援助。他们花了钱，有时是斯文地送些贵重的礼品，有时是更直接更粗鲁地进行行贿——这一切花费终局都包括在货物的价格内，就这样获得补偿。[4]”

　　在这种状态下，不管李鸿章本人是不是真心想办好事情，反正各种决策经过内部一番折腾，最后总是会做走样。同样是送学生出国留学，曾国藩主持搞的第一批，就培养了很多人才出来，著名的比如修建京张铁路的詹天佑；后来李鸿章主持送出去的，就出不了人才，而且外交官纷纷反映这批留学的人素质不行，在国外干了很多丢人的事情，以后干脆别派了。同样是办水师学堂，左宗棠在福建搞，就培养了很多人才出来，北洋水师大部分著名将领都是这里培养出来的，甲午海战中表现最突出的邓世昌就来自这里；后来李鸿章在天津也跟着搞，就培养不出来像样的人才。同样是造船，左宗棠在福建的马尾造船厂就能批量生产军舰，李鸿章在天津搞的军械局就只能生产不合格的炮弹和给慈禧游玩的小艇。其间原因不难想见：内部腐败让具体工作——从人才选拔和日常管理都搞变了形。曾国藩和左宗棠的手下落实领导决策，选拔学生、老师、技术人员，主要根据其才能；李鸿章的手下落实其决策，选拔学生、老师、技术人员，则主要根据其贿赂。用这种模式行动，能把国家大事办好，那才是见了鬼。

　　知道了这个，我们对后边甲午战争淮军陆军和北洋水师同时在水陆两个方面惨败也就是不难理解了。

　　[1]贾熟村，《李鸿章与赫德的恩怨》，载《东方论坛》，2015

　　[2]野史记录是吴棠的一个朋友去世，家人奔丧路过，吴棠派手下去送钱，不料手下搞错了送钱的对象，误打误撞送给了慈禧一家。吴棠得知后，打听到这家是旗人，女儿又在参选秀女，将来入宫后说不定能有所益处，干脆将错就错登门吊丧，让慈禧母女大为感动。

　　[3]见《盛宣怀档案》。转引自谢世诚，《李鸿章评传》，2006年版，359页。

　　[4]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8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本，第368-4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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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不如买：李鸿章建军路线及其危害

　　军阀势力、政治买办、贪腐集团，是李鸿章淮军系的三大基本特征。明白了这几个特征，我们才能看清楚这股势力和满洲权贵们联合主导的、从中法战争到甲午惨败这十年间的中国局势。

　　这十年，中国的情况从表面上看起来还可以。由于在越南和台湾硬抗法军并且取得了胜利，清廷也因此得到了列强一定程度的“尊敬”。俄国和法国这两个“挑战者”的侵华野心受到了遏制，英国与中国的战略同盟关系进一步加强——尽管是一种不对等的同盟关系。“洋务运动”继续推进，各种近代化的军用民用企业继续兴办，经济社会发展相对平稳。

　　这一时期中国最重要的事情主要是两个，一个是光绪皇帝成年，并于1889年大婚，慈禧按理就应该“归政”，将权力交给光绪。最高权力如何平稳交接过度，是清廷核心决策层最为关心的问题。第二个就是李鸿章控制的北洋水师建设成型，并开始全力应对来自日本的挑战。

　　要想让慈禧交出最高权力，显然必须要花大价钱。慈禧在表面上嘴上说着要归政，却始终不见行动。光绪的生父奕譞，以及皇帝身边的一群亲信——比如皇帝的师傅大学士翁同龢——都很着急想要让光绪早日亲政。经过反复沟通博弈，双方大体达成了某种形式的默契：由醇亲王出面负责在北京西北面圆明园旧址附近新建一座豪华园林——颐和园，用于慈禧太后六十岁大寿的“献礼”，慈禧在过完六十大寿以后就到颐和园养老，算是正式“退居二线”。在习惯了奢侈生活的慈禧看来，为了“赎买”自己手中的权力，国家不管花多少钱给自己修圆子、办寿宴那都是应该的。而奕譞等人为了“表忠心”，更是不敢在花钱方面有一点犹豫。奕譞本人亲自担任颐和园工程的总负责人，千方百计从各个地方找钱来修园子、办寿宴。各地督抚也纷纷把它当成一个政治任务来抓，积极为太后和醇亲王“排忧解难”，作为疆臣之首的李鸿章也是其中非常积极的一员。为了帮助醇亲王凑款，李鸿章甚至让醇亲王的管家张翼担任开平煤矿的总办，将开平煤矿的利润源源不断的送进醇亲王府。

　　通过卖官鬻爵、挪用公款等各种方式，清廷在1894年之前大约七八年间，总共为修建颐和园和给慈禧办寿宴累计花了上千万两的白银。另外，还有光绪皇帝大婚又花了惊人的550万两银子，创下有史以来皇帝大婚的开销记录。之前，由于慈安的制衡，慈禧在亲儿子同治皇帝大婚上没花钱花舒服，这回终于在干儿子的婚礼上找回了颜面。

　　这些花销绝对数量大的惊人，但还不至于多得让清政府陷于财政崩溃。此时，鸦片仍然在中国大地上疯狂种植和销售，贩毒收入源源不断的流入政府财政；海关税收仍然控制在英国人手中，海外贸易带了巨大的贸易量和投资机会，关税和商业税收都在持续增加。有了这些新增税收支持，如果没有日本的意外崛起，慈禧、醇亲王联合主演，李鸿章等人积极配合的这一幕权力赎买大戏说不定真的能圆满收场。

　　但是，就跟当年东林党和袁崇焕合谋杀害毛文龙一样，对内想圆满收场容易，对外要收场可就没那么简单，毕竟东林党管不到皇太极，李鸿章管不了日本君臣。

　　日本通过1865至1867年的倒幕运动推翻了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搞“王政复古”，强化天皇权威，又推动“明治维新”，一方面模仿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一方面学习西方的近代武器和工业技术，国力开始强大，并立刻走上了对外殖民扩张的道路。最终在慈禧六十岁生日这一年发动了甲午战争，把清廷准备数年的权力赎买大戏给彻底搅黄。

　　1875年，日本派兵占领其南方的琉球群岛，吞并了琉球王国这个历史悠久的中国属国。然后，又以琉球居民被台湾渔民杀害为理由，派兵侵略台湾。清政府大为震动，赶紧派福建水师大臣沈葆桢进驻台湾组织抵抗，又派李鸿章负责对日交涉。李鸿章趁机抛出“片面海防论”，主张放弃新疆专心海防，引出了左宗棠的“海防塞防兼顾论”作为反击。沈葆桢也开始倒向李鸿章，上书反对左宗棠借款西征。

　　日本当时没有像样的海军，而福建水师经过左宗棠、沈葆桢的苦心经营已初具规模，中方掌握了制海权。侵台日军无后方作战，无论兵力、火力、军舰、后勤都无法跟中方相提并论。这个仗真的打下去，日方几乎毫无胜算。实际上，侵台之后，双方还没有真正开打，总共三千六百名登陆日军就因为疫病死亡了超过五百人。日军这一次行动完全就是一次自己作死般的军事冒险。

　　但李鸿章和沈葆桢都不愿意开战——他们都被第二次鸦片战争吓破了胆，对来自海外的敌人有着刻骨铭心的恐惧感。李鸿章积极寻求英国、德国来帮忙“协调”。经过“艰苦”的谈判和协调，清廷终于和日本政府达成协议：赔款五十万两银子换取日本撤军。

　　李鸿章和慈禧在对外交涉方面意见一直比较一致：死要面子。李鸿章在跟日本的谈判中也坚持一点：一定要给清廷留够面子，其它什么都好说。双方最后同意：清廷给日本支付的五十万两银子不是战争赔款，而是对那些被台湾渔民杀死的日本居民（实际是琉球人）的“抚恤金”，以及日军在台湾建设的军事设施的赎买金。这个理由荒唐绝顶，中国并没有承认过琉球属于日本，为什么要为琉球居民的死亡向日本支付抚恤金呢？侵略军跑到中国的地盘来修建军事设施，竟然还需要中国去花钱给买过来？

　　但不管怎样，李鸿章成功的为清廷保留了“体面”，慈禧也感到满意，于是议和就这样成了。这个结果极大的助长了日本的野心，让日本方面看清了清政府软弱可欺的真面目，以针对中国的侵略扩张来实现日本国家和民族振兴成了朝野共识。

　　日本1975年的侵台事件，也让清政府进一步认识到了巩固海防的重要性。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清政府决定每年拿出400万两银子来建设海军。基本方案是南洋北洋各200万两。

　　在有关是否需要海塞兼顾的争议中，李鸿章与沈葆桢已结为政治盟友。这一年正好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的位置空缺，李鸿章遂极力推荐沈葆桢接任。非湘军系人马不能担任江督，是刺马案以后的惯例。沈葆桢出身曾国藩幕僚，曾经与左宗棠、李鸿章平起平坐，算是湘军系的老资格，又得到李鸿章支持，任江督当无问题。不过，沈葆桢的行事风格一向比较独特，谁推荐他升官他就跟谁翻脸——曾国藩推荐他当江西巡抚，他就扣押江西钱粮拒绝支持曾国荃；左宗棠推荐他当福建船政大臣，他就公开上书反对左宗棠西征借款。李鸿章的这次举荐，看起来还是有风险的。

　　但别的人搞不定沈葆桢，李鸿章偏偏能搞定沈葆桢。他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君子欺之以方” 。

　　沈葆桢是个真君子，一个忠君理学思想培养出来的书呆子。他的做事原则特简单，就是什么事情对清王朝的统治最有利，他就做什么，完全不管个人恩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这些人对他有恩还是跟他有仇，根本就无所谓。他断了曾国荃的钱粮，是因为觉得曾国藩在以打南京为借口扩充个人势力；他反对左宗棠西征借款，是因为觉得海防比塞防更重要，为了收复新疆借外债不值得。曾国藩和左宗棠是实干派，不愿意花时间跟人讲大道理，喜欢比较直接的研究如何把事情办好，但对沈葆桢而言，大道理没有说通，事情就不好办。李鸿章却最擅长拿大道理哄人，对付沈葆桢就比较有一套。他知道沈葆桢是君子，不能跟沈葆桢讲：我推荐你当了两江总督，你在这个位置上就要还我人情——这样做只会适得其反。他采用的方法是不断的给沈葆桢写信“沟通想法”，长篇大论的分析自己对国家海防战略的思考，全是家国情怀那一套，看不出来有半点私心。沈葆桢这种人还偏偏就吃这一套，被李鸿章的“大道理”打动了，在海军建设上采取了完全配合的态度。李鸿章绕来绕去，最终就是表达一个意思：现在这400万两银子根本不够同时建好两支海军，要想国家海防实力快速壮大，必须集中资源。北洋拱卫京畿，是防备日本入侵的第一线，应该先集中把北洋水师建设好。

　　沈葆桢觉得李鸿章说的有道理，于是很大度的主动上书朝廷，说北洋水师建设更重要，南洋的那两百万银子我不要了，先给北洋吧，等北洋建设好了再来建设南洋。

　　沈葆桢的好心并未换来李鸿章的好报。实际上，李鸿章本来也就是在把书呆子沈葆桢当猴耍，嘴上说的是国家大计，心里始终想的是如何壮大个人的淮军系势力，没想过要给沈葆桢什么好报。

　　1876年，李鸿章被赫德忽悠，花了几十万两银子买了四艘英国产的新型炮艇。沈葆桢得知后，就向朝廷申请南洋也要购买4艘“蚊子船”，并让李鸿章帮忙。李鸿章在“代购”过程中，让英国人直接把这四艘军舰开到了天津大沽口，然后就一直扣着供北洋水师使用，而把用了多年的旧军舰给沈葆桢。沈葆桢对此也并无怨言。

　　1877年，李鸿章控制的轮船招商局想收购美国旗昌公司，就让盛宣怀打着“爱国”的旗号去找沈葆桢借钱。说这是中国企业第一次收购外国企业，是破天荒的大事，对国家振兴意义极大。沈葆桢听了，立刻表示赞成，从两江财政收入里边借给了轮船招商局。这个钱一直到沈葆桢死也没有归还。后来刘坤一接任两江总督，想找李鸿章要回来，也被拒绝。最后，李鸿章以“代南洋购买军舰”的名义“归还”这笔银子，但买的军舰又被李鸿章直接扣在北洋水师训练，跟两江再无一点关系。

　　姜鸣在《龙骑飘扬的舰队》中总结说：“李鸿章对他（沈葆桢）耍了很多政客手腕，他一概表现豁达。”

　　李鸿章1876年主持购买并为沈葆桢“代购”的新型炮艇特点是船小炮大，被称为“蚊子船”，火力虽然猛但不够稳当，只能在近海当移动炮台使用，不能进入深海作战。购买之前，李鸿章先去找赫德“打听”。赫德又派金登干去考察。金登干收了造船厂的回扣，最后只告诉李鸿章“蚊子船”的火力优势，却没说不能进入深海。李鸿章买回来之后才发现问题。但他在知道情况以后决定“”瞒报“”，不仅不向朝廷说明真相，反而鼓吹蚊子船的好处，甚至上奏朝廷鼓励其他沿海督抚也出钱购买。因为这是李鸿章主持的第一次外购军舰，如果让朝廷和同僚发现问题，是一件很丢人的事，以后再要钱买船就不容易了。

　　李鸿章通过各种手腕，最后无非是想达到一个目标，就是“买船建军”。为此不惜欺骗同僚和朝廷，让国家浪费几十万两银子去多买几艘已经被证明不太实用的“蚊子船”。

　　1875年日本入侵台湾以后，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已成为朝野共识，但具体如何建设在“洋务派”中存在路线分歧。“洋务派”中的“改革派”主张学习西方技术来形成自己的造船能力，以自己制造为主，购买西方军舰为辅来实现海军建军，代表人物是左宗棠。而“保守派”则认为西方的先进技术很难学会，自己制造不划算，不如直接花钱买军舰成军，见效更快，代表人物是李鸿章。

　　李鸿章倒不是完全反对武器国产，但他以为中国只能模仿制造一些技术简单的弹药这种大规模消耗品，先进的枪炮和军舰则只能靠进口来解决。李鸿章的这种观点，一方面是因为他跟列强的利益捆绑比曾国藩、左宗棠更密切，对列强更“放心”；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北上担任直隶总督，北方地区的先进制造能力远远落后于南方，他要想让北洋海军超过南洋，就只能寄希望于通过购买外国先进武器来“走捷径”。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淮军集团自身不争气，裙带关系和腐败问题严重，搞啥啥不成，在李鸿章看来自己手下这帮人能学会造弹药就已经是超常发挥了，要想学到列强的看家本事根本就不可能。淮军从建军开始，就习惯了拿着洋人的枪炮来镇压屠杀中国人民，倚靠列强自重是它的生存基因，要想摆脱列强走一条独立自主的建军道路在李鸿章看来是一个完全不可想象的事情。他们自己做不到，就想当然的认为中国人都做不到。

　　作为李鸿章和左宗棠共同的领导，湘军祖师爷曾国藩一直对购买洋枪洋炮的做法非常警惕。当他得知李鸿章在上海花大价钱买军火武装淮军的时候，就颇不以为然。曾国藩知道洋枪洋炮威力巨大，但一直坚持要自己制造，不可依赖洋人，甚至为此不惜让曾国荃围攻南京的部队装备水平比李秀成的太平军更落后。攻占安庆以后，他搞了安庆军械所，仿制西方武器，造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艘蒸汽船“黄鹄号”；攻占南京以后，安庆军械所迁往南京，改为金陵制造局；后来又搞了个江南制造总局。

　　江南制造总局是曾国藩联合李鸿章一起搞的。在曾国藩与李鸿章共管时代，造船的事务主要是曾国藩任命的科学家徐寿负责，枪炮弹药主要由李鸿章的亲信涂宗瀛负责。

　　在徐寿的主持下，造船事业发展的还可以，设立两年后就制造了中国第一艘木质机动兵轮“恬吉”号，此后，江南制造局又建造了“海安”、“驭远”等多艘兵船，锅炉与主机都是自造，船上能装配26尊大炮、载容500名水兵。1876年，又制造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艘小型铁甲军舰。

　　涂宗瀛负责的枪炮制造刚开始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1872年，已经可以生产比较先进的林明敦式后膛来福枪。但价格高昂质量又差，连淮军也拒绝采购。

　　1872年曾国藩去世以后，李鸿章完全掌控了江南制造总局，然后就开始出问题，各种通关系、走后门塞进来的官员数量迅速增加。制造局在造船方面投入持续萎缩，转而全力生产弹药。此后，制造局造出来的武器弹药就一直保持价格又贵质量又差的特点，跟世界先进水平的距离越来越远。

　　这段经历也让李鸿章更加坚信“造不如买”。1885年，在李鸿章的指示下，江南制造局彻底停止了造船业务，转而完全生产弹药。

　　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以后，设立天津机器局，又从江南制造局调来了一批技术人员，主要也就是生产弹药和负责武器维修，并不花力气引进和研究先进技术。机器局生产的最先进的船是1887年奉李鸿章指示制作的钢质游艇“捧日”号，主要用途是在颐和园的大湖内供慈禧游玩。

　　同一时期，左宗棠在福建开始独立筹建福州船政局，下设铁厂、马尾造船厂和船政学堂，即炼铁又造船还负责培养海军人才，并聘用法国等西方国家的人员来做技术指导。左宗棠西征新疆期间，船政事务由沈葆桢负责。左沈二人都是清廉能干之才，在他们的主导下，马尾造船厂迅速成长为当时东亚地区第一大造船厂。1883年，生产了排水量2200吨的铁肋军舰“开济”号，船身骨架为铁肋，包上两层木壳，其中750匹马力的蒸汽发动机也是国产。从1866年到1886年二十年间，马尾造船厂总共花费了500万两银子，造了27艘轮船。1874年之前雇佣法国工程师主持，共造了15艘，造出来的都是比较落后的小船，但培养了大批技术工人；1874年之后则完全由中国工程师主持制造，从国外购买设计图纸和部分关键部件，技术进步速度反而更快。

　　同一时期，日本的造船技术远远落后于中国。日本于1871年在横须贺设立海军造船所，1877年开始建设铁肋木壳的“海门”号，1884年完工，比“开济”晚了一年，而且还只是帆船，根本就没有装蒸汽机。“开济”号已经用上了蒸汽发动机了，750匹马力的蒸汽机也完成了国产仿制。此后，福州船政又批量生产了五艘这种铁肋木壳船。1885年之前，中国的造船技术全面领先日本。

　　但是，清廷和李鸿章趁左宗棠西征的机会，夺取了福建船政的实际控制权。在中法战争中，清廷纵容法国军舰进入马尾军港，然后，清廷和李鸿章联合推举的钦差大臣张佩纶又不做任何战争准备，关键时刻为了逃避责任没有主动开火，导致福建海军全军覆没，马尾造船厂被法军炮火摧毁。这给马尾造船厂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战后，马尾造船厂经过抢修，逐步恢复生产。1885年，船政大臣裴荫森与左宗棠联名上书朝廷，请求拨款建造装甲巡洋舰。此议遭到了李鸿章的反对，他写了一篇很长的奏章全面论证为什么国产装甲舰比不上西洋的铁甲舰。但朝廷还是批准了建造计划，慈禧还亲笔做了批示，表态全力支持。1889年，马尾造船厂造出中国第一艘钢甲巡洋舰“平远”号，自制蒸汽机的马力也达到了2400匹。北洋水师的英国副统领琅威理检查以后对其评价很高，把它划归了北洋舰队。但李鸿章看不上“平远”，上奏说该舰“归队操练、聊助声威”尚可，但“未可专任海战”。受这个论断的影响，“平远”在北洋水师中长期被边缘化，舰长级别低，弹药补充和维护修理等也不及时。

　　左宗棠去世后，李鸿章“造不如买”的海军建设思路占据上风，福建船政局的发展路线被清廷抛弃。两广总督张之洞在洋务路线上跟左宗棠是一致的，愿意支持马尾造船厂，于1886年出资48万两从造船厂订购了六艘中小型军舰，暂时缓解了造船厂的经费困难。但到了1889年，李鸿章的哥哥李瀚章接替张之洞出任两广总督，也就停止了对马尾造船厂的支持。这样，“平远”号装甲巡洋舰就成了马尾造船厂的技术顶峰，此后再无进展。

　　李鸿章购买的“蚊子船”，其实不如马尾造船厂自造的铁肋木壳军舰好用，但他一定要把“蚊子船”的性能吹上天，而大力贬低“平远”，就是为了证明自己“造不如买”的建军路线是正确的。

　　与此同时，日本在模仿制造西方军舰方面开始大踏步前进。1886年，日本先向法国订购了两艘“松岛型巡洋舰”，同时拿到设计图纸，于1888年开始自己仿制，1894年建成了“桥立”号巡洋舰，这是一艘铁甲舰，并拥有5400匹马力的蒸汽动力。从此后，日本在军舰制造能力上就远远的把中国甩到了后边。

　　很有意思的是，在甲午战争的黄海大东沟海战中，国产“平远”号和日本仿制的对象 “松岛型”巡洋舰竟然正面交火——不是跟日本产的“桥立”交火，而是“桥立”的仿制对象，质量更好的法国产“松岛”交火。交火的过程：刚一开始，“平远”就被“松岛”猛烈的炮火轰击受损，但它的装甲有效保护了船身总体安全。随后，“平远”反动反击，舰首260毫米主炮发射的一颗钢弹击中“松岛”，炮弹从“松岛”左舷中部下甲板的医疗室斜穿而入，击穿1英寸厚的钢铁墙壁，穿过中央鱼雷发射室，击中“松岛”320毫米主炮塔下的机关，引起爆炸，顿时使得火炮炮罩粉碎，火炮无法旋转。这颗炮弹在穿越中央鱼雷发射室时，“使舰内各室发生猛烈震动，硝烟弥漫，人近咫尺难以辨认，令人窒息”，4名日本鱼雷兵因此窒息死亡。

　　没过多久，“平远”舰装备的47毫米五管小速射炮又接连命中“松岛”的中央鱼雷发射室和桅杆， “弹片四起，室内周围壁上喷溅着骨肉碎末，甲板上流淌着血肉相混之水，难以步行”，多名日本鱼雷兵受重伤，鱼雷管发射电路被打断。

　　根据战后统计，在整个大东沟海战中，日本旗舰“松岛”共中弹13发，被击毙35人。这是北洋水师多艘战舰配合围攻的结果，单靠“平远”肯定打不过吨位是其数倍的“松岛”。但“平远”在实战中经受住了“松岛”的多轮正面炮火攻击，“松岛”的很大部分伤亡由“平远”制造，这也是事实。

　　“平远”后来又参加了威海军港保卫战，一直到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也没有被击沉，而是被日军俘获编入了日本海军，一直服役到了1904年，参加了日俄战争，因为误触俄军水雷被炸沉，在海军累计服役时间十五年。

　　实践证明，中国国产的第一艘装甲巡洋舰，性能可靠，经久耐用，具备在海上与西方先进战舰协作和对抗的能力。李鸿章关于“平远”号“未可专任海战”的判断完全错误。“平远”在1889年就被制造了出来，造价只有北洋水师购买的同等型号巡洋舰的一半。按照马尾造船厂的实力，如果北洋南洋能够携手，像日本一样，购买与仿制相结合，购买一艘仿造一艘，中国军舰制造技术完全跟得上，还可以掌握先进军舰的维护能力，从而极大的提升海军持续作战水平。左宗棠和沈葆桢都积极主张购买外国先进军舰，但也始终坚持外购和国产要协同推进，在购买过程中快速增强国产能力，这就与李鸿章片面强调买船建军的思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来的历史证明，对高价采购的先进军舰缺乏基本的维护维修能力，是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的一个重要原因。

　　——很多人以为中国落后于日本是明治维新之后就发生的事情。实际上，在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方面，中国在1885年之前，一直走在日本前面。军舰制造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中国在军事技术上开始落后于日本，是在1885年左宗棠去世、李鸿章的淮军势力一家独大后的十年。“造不如买”的路线即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李鸿章和左宗棠都是洋务派，但“李鸿章路线”有三大特点：贪腐随意、任人唯亲、造不如买。相反，左宗棠（还有沈葆桢、张之洞）的洋务路线则正好与之相对：廉洁奉公、任人唯贤、独立自主。这两条路线的区别和斗争对洋务运动的成败影响极大。

　　李鸿章自己搞不好先进技术的引进吸收，对福州船政局的成绩一直就比较忌惮。1872年，朝廷清流派、内阁大学水宋晋上书攻击福州船政局，说既然都跟列强签订了和平条约，再造军舰就是在破坏和平，浪费国家公帑，应该停止拨款和制造。

　　清流派是满洲权贵的打手，这种荒谬的理由不过是满洲高层打压地方实权派大佬的借口。左宗棠、沈葆桢上奏反对，李鸿章也跟着反对。但他私下对幕僚王凯泰说，自己表态反对宋晋不过是随大流，为的是捍卫湘军系和洋务派的路线，实则对左宗棠造船的看法，跟他对曾国藩造船的看法是一样的——都不可能成功。原话是：“闽轮创之左公，沪船创议曾相，鄙人早知不足御辱，徒增糜费。今已成事而欲善其后，不亦难乎？”[1]

　　李鸿章既认定左宗棠路线不可能成功，又对左宗棠的成绩感到忌惮，因此在1884年的马尾海战之前，他竟然给张佩纶写信，建议主动把马尾造船厂炸掉，以免法人觊觎。对这样建议，连一贯胆小的张佩纶都忍不住惊呼“合肥（李鸿章）……不知何以胆怯至此？” [2]

　　后来法军果然把马尾造船厂炸了个稀烂，算是帮李鸿章了了心愿。不过因为造船厂跟海港还有点距离，法军不敢登陆，只是用军舰远距离炮轰，破坏有限，估计是没有达到李鸿章的期望，战争结束后不久就复工复产了。如果张佩纶听了李鸿章的建议自己动手，应该还可以破坏的更彻底一些。

　　马尾造船厂既已凋零，江南制造局和天津军械局在李鸿章的控制下又一团污烂，只能造些价格昂贵、质量低劣的弹药。要建设中国自己的海军，当然就只能是买买买了。

　　对于李鸿章的“造不如买”路线和打压马尾造船厂的一系列举动，姜鸣在《龙旗飘扬的舰队》中评论说：

　　“作为一个严肃的政治家，应当利用国际市场的最新水平，促进本国民族工业的发展，而不应以此来苛求和打击民族工业，更不能仅以进口为满足。李鸿章认为造船不如买船，由此停止了江南制造局的造船业务，对于（福建）船政继续造船也不以为然。他以洋务宗师、新式海军鼻祖自居，傲世天下、咄咄逼人，挂公正评价之名，行门户派系之实。这种态度，无助于中国近代海军的发展，这也是他个人品质中的弱点。”[3]

　　[1]《龙旗飘扬的舰队》，68页

　　[2]《龙旗飘扬的舰队》，180页

　　[3]《龙旗飘扬的舰队》，2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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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洋建军：李鸿章与北洋水师建设

　　作为“买船建军”路线的宗师，李鸿章在搞钱来买军舰方面，非常积极。主要是找朝廷要钱和从地方同僚手里坑钱两大途径。人傻钱多的两江总督沈葆桢就是他的重要坑钱对象。

　　李鸿章找朝廷要钱，主要靠声称直隶地区拱卫京畿，战略地位重要，朝廷经费应该重点倾斜；坑地方同僚，主要靠宣传自己善于跟洋人打交道，可以负责为沿海其它地区代理购买，从中翻云覆雨，倒腾来倒腾去最后买回来的军舰就变成北洋水师的了。前面帮沈葆桢购买蚊子船就是一个典型。后来买铁甲舰也是一样：南洋刚开始搞了点钱想买普通巡洋舰，李鸿章就说铁甲舰更好，我可以帮你们联系买土耳其的二手铁甲舰；南洋觉得有道理，就咬着牙又多凑些钱，李鸿章又大谈土耳其的二手铁甲舰如何不适合中国海军，拦着不让买，把这笔钱冻结着。沈葆桢临死也没看见铁甲舰，给朝廷的遗折上就说，臣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能买铁甲舰，中国海军一定要有铁甲舰啊！等北洋想买的时候，李鸿章又大谈铁甲舰对拱卫京畿如何重要，非买不可，北洋的钱不够，拿南洋的来凑一下就可以买全新的了。最后，南洋的钱花出去，买回来了北洋的铁甲舰。

　　这些政客手腕让北洋水师迅速发展壮大，但也很快让各地督抚都对李鸿章产生了很大的怨念——反正你李某人就是一门心思坑害同僚来壮大自己的势力，你淮军势力大，我们没办法，将来出了事情那也就得你淮军自己上，也别怪我们见死不救。这样，1891年，当朝廷决定未来两年不再拨付经费购买军舰的时候，除了李鸿章以外，各地督抚无人反对，因为他们都知道，购买军舰的钱最后也反正都会落入李鸿章手里。到了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各地督抚对北洋和淮军的失败几乎是一种幸灾乐祸的态度在看戏，绝不出手相助，因为他们都记得，福建水师和台湾被法军围困的时候，北洋坚决袖手旁观，两次拒绝朝廷调令。、

　　有人以为，不管李鸿章手段是否光明正大，北洋水师到底是建起来了。朝廷给的海军经费本来就不多，全部用来给北洋买军舰都不够，如果分散到南北洋各自买船建军，北洋水师实力更弱，岂不是更打不过日本？

　　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甲午战争中，中方是北洋水师参战，日本是联合舰队参战。日本海军为什么叫“联合舰队”呢？就是因为它是两支平时相对独立的舰队在战时组合起来的。日海军比较强的一支叫常备舰队，有九艘主力军舰，旗舰是“松岛”；比较弱的一支叫警备舰队（又称“西海舰队”），有六艘主力军舰，旗舰是“吉野”。两个舰队都直属海军部，另外还有一些军舰由横须贺、佐世保等几个海军镇守府负责训练管理。中国沿海海岸线广阔，平时的建设、训练、警戒分为两支或三支舰队，打仗的时候联合为一支舰队，是正常、正确的操作方式。清廷也是按照这个模式来规划海军发展的，南洋要买好军舰，朝廷支持，钱都到位了；马尾要造先进军舰，朝廷也支持，慈禧还亲笔做了批示，但这些全都被李鸿章玩弄政客伎俩给搅黄了，这才有了北洋一支独大的局面。日本的两大舰队在甲午战争开战之前十四天才开始改编为联合舰队，开战之前六天才组合完成，战争结束后又分开，到1904年日俄战争又重新编成。这两次战争，日本都通过联合舰队的方式获得了胜利，说明海军平时分开训练、战时联合作战的模式完全可行。这种模式下，北洋一支独大并不能显著增强中国海军的整体实力，因为总共这么多买军舰的经费，买回来归南洋还是归北洋都可以，打仗的时候组成联合舰队一起上。李鸿章把南洋的经费坑蒙拐骗用来买北洋军舰，把造船的经费转为买船的经费，都谈不上做了啥贡献。相反，李鸿章在中法战争期间多次拒绝淮军南下、拒绝北洋舰队南下支援福建和台湾，开了一个极为恶劣的先例，平时又玩弄手段坑骗南洋，掐断福建造船经费，严重破坏南北洋团结，意味着清朝不可能再有“联合舰队”，只可能是南北洋各顾各。不仅海上无法联合，陆军也无法联合，只能是淮军打淮军的，练军打练军的。反之，如果李鸿章能在中法战争中，能够以大局为重，投入北方的淮军主力和北洋军舰大力支持广西和福建的战场，在海军建设中坚持团结公正，南北洋共同发展，清廷在海军经费方面自然也会更舍得投入——因为南北洋势力均衡对中央权威更有利。这不是满洲权贵们狭隘民族思想的问题，即使是放到汉唐明，汉人控制的中央政府也绝不会希望某个地方实权派手里掌握的军队和经费一支独大。如果是分成几支舰队均衡发展，战时联合作战，不管是造船还是买船，清廷和地方就都有更多积极性掏钱建设海军；而集中建设北洋，清廷和其它地方就都不愿意多花钱。也就沈葆桢这种正人君子会主动提出多给北洋经费支持，结果就是被李鸿章坑的最厉害，临死也没能看见自己天天盼望的铁甲舰。李鸿章的政客手腕只是起到了壮大北洋的效果，实际上极大的危害了中国海军整体实力的发展。

　　——任何一个组织机构，如果让李鸿章这种人物成为关键人物，那一定是这个组织最大的噩梦。他一切以自己部门利益为重，为此不惜坑害同僚、腐化上级、纵容手下，同时又把划到自己部门的好处尽可能的变成私人利益。这种人如果不能迅速的从组织体系中清除出去，这个组织肯定就离崩溃不远了。清王朝在其末期，出现李鸿章这样的实权人物，跟出现慈禧这样的统治者一样，是它自身腐化堕落和逆向淘汰的必然结果。清末统治阶层中并不是没有能抛开派系偏见团结协作的人物，左宗棠和张之洞就是这方面的范例。中法战争中，广西战场是两广总督的责任，不是楚军势力范围，但左宗棠一听说越南开战就立刻上书要求去前线；马尾海战之前，张佩纶到处求援，两广总督张之洞就把仅有的两艘军舰派了过来，两江总督曾国荃拖延了一段时间后也派了军舰过来，唯独北洋全程旁观；在越南战场，楚军的王德榜和张之洞推荐的冯子材可以精诚合作取得镇南关大捷；在台湾，楚军的王诗正也能跟刘铭传合作成功击退法军。不同派系势力之间的团结协作，是清军能在中法战争中取得抵抗外敌入侵胜利的关键。为什么左宗棠作为湘军系大佬，能够跟清流派大佬张之洞密切配合，而李鸿章经营直隶二十五年，面对日本入侵不论海军陆军都无人愿意为他提供支持呢？关键原因，就是左宗棠和张之洞能真心以天下国家为己任，处理军国大事公心能压过私心，而李鸿章数十年来一心以淮军利益为重，有恶战就躲、有好处就捞，彻底破坏了派系团结的信任基础。这也是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的一大关键。有左宗棠和张之洞通力合作在前，我们就不能说甲午时期李鸿章被孤立是体制问题，而更多的是李鸿章个人品质问题。把李鸿章这种品质的人放到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的位置上，才是体制问题。

　　经过李鸿章一番折腾，最后北洋水师总共搞到了大概八百多万两银子来购买外国军舰。他用这些钱买了两艘铁甲舰，七艘巡洋舰，以及若干炮艇和鱼雷艇。这些军舰中，主力是“八远”，也就是定远和镇远这两大七千吨以上的超级铁甲舰，加上经远、来远、济远、致远、靖远、平远这六艘两千吨以上的大型巡洋舰。在1887年，已经是东亚地区最为强大的海军力量。

　　这支舰队看起来很厉害。李鸿章引进了一批福州船政局培养的水师人才来担任各个军舰的舰长（管代），这些人大部分都有出国留学的经历，北洋水师从章程到训练都模仿英国，从水兵到管代的工资也都比陆军高出一大截，还聘请了英国退役海军上校琅威理担任副统领来指导训练，俨然要打造一支现代化的海军。

　　但这些都是形式，北洋水师在精神实质上与李鸿章的其它淮军部队并无区别，就是一支“海上淮军”。

　　为了把北洋水师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李鸿章在把表面文章做足的同时，在最关键的问题——北洋水师提督人选上，拒绝使用专业海军人才，而任命一个没有任何海军背景的淮军老将丁汝昌担任。

　　丁汝昌原是刘铭传部下的骑兵营统领，不仅没打过海战，连海岸炮台防御的经验都没有。李鸿章筹建北洋，参与早期创业的淮军高级官员要么老病不堪，要么就已经混了一个很肥的位置，安于现状，不愿冒险转行。丁汝昌因为跟刘铭传闹矛盾，被刘铭传逼得回家休养了好多年，没有捞到啥好位置，北洋水师提督的职位对他有足够的吸引力。李鸿章选中丁汝昌，主要是因为他参加淮军时间长，忠诚老实且作战勇猛，方便控制。至于丁汝昌能不能指挥好海军，在李鸿章看来并不重要——关键决策自己掌握，军事训练则交给琅威理和各舰管代，丁汝昌当好传令人和看门狗就可以了。

　　事实证明李鸿看人的眼光还不错。丁汝昌受此大恩，对李鸿章的感激无以言表，在提督的位置上忠实的执行李鸿章路线，最后也勇敢的自杀殉国。但作为一个海军外行，他在甲午海战中犯下一系列致命错误，成为北洋水师最终全军覆没的重要原因。

　　负责北洋水师弹药生产和后勤维修的是天津军械局，军械局的生产基地在天津，又在旅顺和威海两个军港设有维修所，它不归丁汝昌管，而是直接听命于李鸿章。李鸿章让自己的外甥张士珩担任军械局的一把手。张家和李鸿章家族世代联姻，李鸿章结婚的花销都是张家出的大头，等李鸿章发达以后，张家大批亲戚也就跟着混到了淮军高位。张士珩只是其中一例。在张士珩的主持下，军械局生产出来的武器弹药质量总是上不去，维修维护也很不到位，水师上下多有怨言。张士珩的心腹幕僚刘树棻被日本间谍收买，不断向日本方面提供北洋水师武器装备的各种情报，甲午战争结束后才被发现。

　　北洋水师所用的煤炭由开平煤矿提供。开平煤矿也是李鸿章主持开发的，直隶总督府是其最大股东。煤矿建设初期由唐廷枢负责。唐廷枢原来是上海外国洋行的买办，被李鸿章挖过来担任轮船招商局的董事，派他负责开平煤矿主要是为了方便从上海招揽商人投资入股。唐廷枢能力出众，把煤矿经营的不错。北洋水师当时买煤经费不足，优质煤卖给北洋并不怎么赚钱，但唐廷枢能分清主次，坚持以优质的五槽煤供应水师。

　　1892年唐廷枢去世，李鸿章为了讨好醇亲王奕譞，推荐奕譞心腹张翼接任矿务局总办。张翼上台以后，就改用劣质的八槽煤供应北洋，而把优质煤外销，其中很大部分被日本买走。等到双方海上交战的时候，北洋用的就是劣质煤，烟雾浓重而又动力不足，日本军舰却用的是开平煤矿的优质煤。从整个结果来看，就是李鸿章的直隶总督府、醇亲王和张翼等多赚钱，北洋水师被坑。

　　从北洋提督到天津军械局和开平矿务局总办，李鸿章在这三个关键位置上都因为个人私心而致所托非人。唯一还算正确的选择恐怕就剩下让琅威理主管水师训练了。琅威理治军严格、办事勤快，认真按照英国海军的条令训练，为海军官兵所敬惮。由于丁汝昌不熟悉海军业务，舰队训练任务多由琅氏主持。接触过他的人说：“琅威理终日料理船事，刻不自暇自逸，尚在厕中犹命打旗语传令。”军中流传着“不怕丁军门，就怕琅副将”的传说。

　　有以琅威理为代表的一批英国军事顾问支持，北洋水师训练搞得还可以。1886年5月，清廷派醇亲王奕譞巡阅北洋海防，对水师训练水平非常满意，以琅氏训练有功，向他颁发赤金底银质双龙纹饰的二等宝星勋章，并“加恩赏给提督衔”。

　　但琅威理拼命工作，跟赫德努力经营中国海关并试图担任“总海军司”的职位一样，很大程度上是肩负着英国政府进一步控制中国的图谋。清廷和李鸿章给琅威理封了一个提督的军衔和副统领的职位，琅威理和英国政府都理解为是跟丁汝昌平起平坐的“双提督”模式，至少也是正副职关系。李鸿章在给北洋水师的电令中也经常使用“丁琅两提督”的说法。实则无论清廷还是李鸿章都不认为琅威理的提督是实际职位，只不过是名誉头衔。1890年冬天，北洋水师南下香港过冬，有一次丁汝昌不在军中，琅威理试图以提督身份升指挥旗，表明自己所在的军舰即为水师旗舰，遭到了定远舰管代刘步蟾等人的反对。刘步蟾明确告诉琅威理，你的提督只是虚职，无权升指挥旗。琅威理大怒，立刻发电报请李鸿章明示。等他搞清楚刘步蟾所言不假以后，立刻就辞职不干了。英国政府也很生气，跟着撤回了其他军事顾问，并停止接收中国海军留学生。

　　从维护国家主权的角度来说，李鸿章的这个做法没有什么问题。真正的问题是，赶走了琅威理之后，需要能找到合适的替代者。丁汝昌显然不具备这样的才能，李鸿章也没有再去找替补。这一下，北洋水师的纪律就迅速松弛了下来。

　　尽管水师将领的工资已经很高，但大家还是不满足，克扣士兵饷银的情况都是常规操作。按照《北洋水师章程》规定，在北洋舰队常年停泊的基地威海刘公岛，除了丁汝昌，各级军官都不得在岸上买房子，必须常年住在舰上。这也是学习外国先进经验。但所谓的学习仅限于字面上，各级军官基本无人遵守。

　　带头破坏规定的就是丁汝昌。虽然他有权住在陆地上，但他并不满足于此，而是修建了一大批商铺用于出租。济远号管代方伯谦也有样学样，搞了不少房屋出租，甚至还为了争夺租客跟丁汝昌发生过争执。

　　在刘公岛周边，有一排一排的娱乐场所，包括赌场、鸦片馆、茶楼、妓院等等。它们背后的房东基本都是丁汝昌等北洋水师将领。将领们也时常来光顾，方伯谦就曾经跟丁汝昌为争夺一名妓女发生过矛盾，又与刘步蟾为了争娶一个美貌的小妾几乎拔刀相向。[1]

　　军队风气如此，日常训练自然也就变成了走过场。有领导来视察的时候，旌旗蔽日，把“定远”和“镇远”两艘铁甲巨舰拉出，载着领导出海拉风一把。如果要看实战演练，也很好办，靶子早在一个固定位置准备好，几个预定的开炮点也设置好，检阅开始以后，军舰开到这些预定地点，按照固定的角度开炮，百发百中。

　　按照这种方式训练，能打赢武器水平相当的外国入侵者，那才是见鬼了。

　　与此同时，朝廷为慈禧太后“做寿”的工作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海军军费是不可能再有增加了。1891年李鸿章搞了一次北洋大阅兵，从大沽口出发，途径旅顺、威海、胶州湾、青岛、烟台，来回18天，行程3000里，视察内容包括武器装备、炮台堡垒建设、海陆军编队训练与实弹演习、鱼雷艇实弹射击等等。阅兵完成之后，李鸿章不无得意的向朝廷保证“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朝廷有理由相信，北洋水师的武器水平再配合旅顺、威海军港炮台，用来保护首都渤海门户安全是足够了。因此决定从1891年开始，暂时停止海军添置新的舰船武器两年，省下来的钱用来修铁路以及给慈禧贺寿。

　　醇亲王为了给慈禧建颐和园筹款，计无所出，想出来传统的“捐输”方法，也就是直接出卖官位来敛财。这种办法在清朝中前是一种常规的战时军费筹措手段（见本书系第三卷第四章第六节），鸦片战争以后有了找外国银行借钱的新模式，“捐输”就用的少了。但就算沿用鸦片战争以前的成例，捐输也只能用于军费，拿来修园子是说不过去的，至少是会让慈禧太后觉得很没有面子。于是，醇亲王跟李鸿章商量，以筹措“海军军费”的名义开“海防捐”，用于填补“做寿”造成的财政窟窿。这个事情后来被说成是挪用海军军费为慈禧修圆子。其实这个经费本来就不是海军预算，不过是借用了海军的名义而已。而且也不是所有的海防捐全部拿去做寿，李鸿章也从中拿到了150万两的银子用于海军军费[2]。“海防捐”实际上增加而不是减少了北洋水师的军费。

　　挪用克扣海军军费的情况确实存在，既有修颐和园的影响，也有各地督抚拖欠等因素。根据各种估算，修建颐和园挪用了海军军费大约不到三百万两，各地拖欠的则略多于这个数字。据姜鸣的考证，去掉各种克扣挪用，李鸿章办海军实际得到的拨款大约是两千多万两，另外购买军舰的费用有八百多万两（包括朝廷拨款和从福建、南洋坑过来的钱），此外还有一些诸如修建旅顺军港的其它专项拨款等。[3]总共算起来，北洋水师建设费用超过3000万两银子。这是一笔巨款，远远超过了南洋和福建海军的建设经费总和。清廷虽然腐败，慈禧固然挥金如土，醇亲王和翁同龢等皇帝亲信又急于花钱“做寿”推动皇帝亲政，导致海军军费长期拮据，但从最终给李鸿章的钱来看，用来建设一支保卫渤海门户安全的海军，省着点花是基本够的。李鸿章自己在1891年也在奏章中信心十足的宣称，现有实力守卫渤海没问题。

　　此外，淮军还另有中央军费和各地厘金养着，李鸿章还控制着直隶地区的财政，以及开平煤矿、天津军械所、江南制造局、轮船招商局等大型军工或民用国企，并通过盛宣怀掌握着全国电报系统，又拥有对外交涉的特权。李鸿章的权力版图，俨然就是一个庞大的海陆军工复合体。如果这些资源单独组成一个国家，也应该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区域性强权。

　　可以说，大清国从中央到地方为李鸿章提供了如此多的资源，仅仅让他承担直隶和渤海地区的国防责任，绝对对得起李鸿章。

　　但李鸿章和北洋水师的表现，显然对不起清廷，更对不起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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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午战争：日军入朝与平壤陷落

　　从1875年首次入侵台湾到1894年，日本经过二十年的励精图治，终于准备成熟，正式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

　　战争的导火线是朝鲜的东学党起义，清廷出于保护属国的义务出兵帮助朝鲜镇压起义，日本以保护侨民为名也跟着派兵，然后就找借口给清军发生冲突，正式挑起了战争。这中间有很多国际政治和外交上的细节，比如清军不出兵朝鲜是否可以避免战争等等。这些都并不重要，日本方面从一开始就是冲着要跟中国开战来的。

　　战争在1894年前后爆发有两关键因素。首要的是日本国力军力上来了，而且它采用了一种“赌国运”的军国主义发展策略，以超过国民经济承受能力的方式来扩充陆军和购买军舰。日本财政支出长期维持在8000万两左右，与经济体量大得多的清王朝相当，而军费开支又占财政支出其中的百分之十五到二十左右，更是远高于清朝。国民经济长期承受如此巨大的军事开支，经济增长创造的财富大部分被拿去养军队了，底层人民长期生活困难，统治集团内部的利益争夺也十分激烈。1890年，日本爆发了近代史上第一次经济危机。如果不能尽快发动对华战争攫取战争收益，国内矛盾就会激化，内战随时可能发生。明治维新政治家福泽裕吉力主“进行东洋侵略，使国内人心转外”。可以说，日本的整个国家战略就是冲着侵略朝鲜和中国去的，数十年的资源投入必须要有个结果，不然国内无法交代。一旦日本方面判断其军力可以战胜清朝，就会立刻开战，而不会顾及外交规则的约束。清廷或者李鸿章想要以放弃对朝鲜的宗主国义务来对日求和，跟中法初期试图放弃越南权益求和一样，都是一厢情愿的幻想，是不可能实现的。

　　——甲午战前有关于“主战”和“主和”的争议，李鸿章是主和派，朝中慈禧、光绪、清流这都是主战派。因为甲午惨败，就有人说李鸿章主和是正确的，其他人都头脑发热盲目自大。其实战与和根本就不由清廷决定，主战派无非只是看清了非打不可的局面而已，说主和就能避免甲午惨败的说法幼稚可笑。

　　第二个关键因素是李鸿章赶走琅威理以后，英中“反俄同盟”出现裂痕。英国在远东地区扶持日本对抗俄国的倾向加强。对中日冲突，也开始从支持中国向保持中立转变。1894年，日本通过外交渠道确认了英国方面的正式态度：英国视长江流域为在华核心利益范围，只要中日战争不波及上海周边，英国就会保持中立。1894年7月16日，日本和英国签署了《英日通商航海条约》，英国放弃了在日本的租界和领事裁判权，但保留了70%商品的关税决定权（也就是日本从英国进口的商品中70%的关税税率需要得到英国同意）。这标志着英国扶持日本对抗俄国的战略正式付诸实施。

　　英国在1894年7月16日与日本签订此约的最根本原因，是英国认为日本抗俄意志坚决，不像清国那样首鼠两端兼苟且偷安；如果让清国继续占据满洲、朝鲜，待西伯利亚大铁路贯通后，这些地方必然都成为俄国殖民地。由于中国和日本的海军都聘请了英国军官作为顾问，英国对双方的实力摸得比较清楚。甲午开战之前，列强中只有英国认为日本将取得胜利。俄国、法国和德国，还在根据左宗棠新疆之战和中法战争中的清军实力来判断战争局势，据此认为日本必败无疑。殊不知左宗棠时代的清军和李鸿章时代的清军完全就是两个概念。

　　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讷在战前向英国政府提交的意见中说：“自琅威理离去后，中国舰队一直无有能力的首领，委托丁提督管理。这位军官与其说是位水兵，不如说是名陆军，未受过任何海军技术训练，他的习性和能力，远不足担任一名总指挥……无远见和缺乏军事知识的中国当局，将面临海军舰队被彻底摧毁的危险。”

　　正是这样的判断，让英国下定决心放弃对清政府的支持，赶在战争爆发的最后关头，与日本签订了一份条件极为优惠的通商条约，拉拢即将取得胜利的日本。

　　英国外交大臣金伯利伯爵在条约签署后，当场就对日本驻英国公使青木周藏说：“对清国的战争，你们已经赢了。”

　　李鸿章对英国和日本关系的变化一无所知，在日本已经派兵进入朝鲜，光绪皇帝已经命令李鸿章做好开战准备以后，他竟然还背着朝廷，派自己的幕僚伍廷芳去跟日本外交公使讲和，试图以承诺放弃朝鲜来换取停战。伍廷芳直截了当的告诉日本公使“李鸿章能够解决朝鲜问题而无需考虑北京的态度”[1]。这种做法已经是一种叛国行为。李鸿章知道自己的海军陆军都是用来糊弄朝廷的，外表光鲜、里边稀烂，用来对内谋求政治地位和管朝廷要钱可以，一旦开战肯定打不过日本。但他又不敢直接说，毕竟清廷派人来巡视的时候，北洋水师的演练看起来总是那么威武雄壮，自己也信誓旦旦，可保渤海门户无虞。一遇到战争就立刻自爆家底以后还怎么找朝廷要钱呢？唯一的办法，就是私底下向日本求和，还有就是继续找英国人出面协调，千万避免开战。他哪里知道，这些手腕用来骗朝廷可以，骗英国人却骗不过去。英国人已经看穿了他的底细，把他当成弃子，转而扶持真心花钱搞军队建设的日本去了。

　　——此情此景，让我们想到明朝灭亡之前，崇祯皇帝与吴三桂父亲吴襄的那番对话。崇祯让吴襄派其手下三万人去跟清军交战，吴襄一着急就直接说三万人那是吃空饷的数字，真正能打仗的就几百人，真要上前线，起码再给一百万两银子才够，把崇祯吓得目瞪口呆。李鸿章就处在当年吴襄所处的位置上，他跟吴襄的唯一区别就是吴襄好歹还对皇帝说了实话。

　　《英日通商航海条约》签署后九天，1894年7月25日，日本舰队在朝鲜丰岛海面上突袭了李鸿章派出的运兵船队，标志着战争正式爆发。1894年是农历甲午年，因此被称为“甲午战争”。

　　“丰岛海战”双方实力差距悬殊，中国方面只有一艘济远舰2300吨，另外一艘1000吨的广乙，小型炮艇，然后就是两艘没有自卫能力的运兵船操江号和高升号。日本是三艘主力军舰，其旗舰“吉野号”的吨位4150吨、“浪速”号3709吨，“秋津洲”号3100吨，且火力、航速都占优。这种局面是李鸿章决策失误造成的。因为日本联合舰队的实力在那里摆着，海上运兵要么像中法战争左宗棠往台湾运兵一样偷偷摸摸的运，要么北洋水师尽遣主力护航，派一艘济远号护航既暴露行踪又打不过联合舰队，分明就是找死。

　　日军一上来就冲着济远号去了，没理睬广乙和操江，目标很明确，就是要击沉这艘主力军舰。广乙拼命冲进战阵中支援济远。济远号管代方伯谦抓住机会就开始逃跑，根本不管广乙。在逃跑路上，遇到了运兵船“高升号”。济远也不向它通报已经遇到日本军舰的消息，一心逃跑。甚至有人怀疑，方伯谦是故意想牺牲高升号以给自己争取逃跑时间。高升号不知道情况，继续朝着日军舰队的方向航行。最后，广乙号冲滩搁浅报废，操江号被俘，高升号因为拒绝投降而被炸沉，船上八百多名清军士兵殉国。济远号则一路狂奔，跑回了威海军港。

　　高升号会被日军炸沉，是李鸿章万万想不到的。当年曾国藩租界英国商船帮李鸿章把淮军从安庆运到上海，太平军看见是英国船，就真的放了过去，沿途炮台都没有袭击。他这次故技重施，以为日本人也会跟太平军一样老实，不料亚洲竟然还有敢跟英国人过不去的军队。当年苏州的太平军投降，也是英国人做的担保，李鸿章自己却背信弃义把降军杀了个干净。三十年后，甲午海战，李鸿章千算万算，却想不到日本人竟然会跟自己一样厚颜无耻、心狠手辣。

　　跟李鸿章比起来，日本人还更讲信用一些，因为他们在炸沉高升号之前还反复要求清军投降，如果他们投降就可以免于一死。李鸿章屠杀苏州太平军的性质比这还要更严重。

　　尽管如此，得知丰岛海战的战报后，李鸿章反而有点兴奋。首先是方伯谦在汇报情况的时候，隐瞒自己临阵脱逃的事实，吹嘘自己重伤了吉野号，让吉野号落荒而逃。李鸿章误以为济远号以一敌三的战果还可以。另一方面，李鸿章认为英国政府一定不会容忍自己的运兵船被炸沉，会派兵报复。如果能让英国介入中日冲突，那自己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然而李鸿章的判断完全错误。此时此刻，日本人正处在李鸿章苏州杀降的位置上——苏州杀降的时候，英国需要扶持清军镇压太平天国，对于戈登个人的荣辱，并不在意；而此时英国需要扶持日本以对抗俄国，对于炸沉其运兵船这种小事，当然也就不会深究。殖民列强永远是殖民利益至上，看人下菜碟的。最后，不管英国国内民众如何抗议，英国政府都决心不追究日本的责任，反而找了个剑桥大学的国际法专家在报纸上论证日本没有责任，转而找中国赔钱——因为船是中国租用的，被炸沉了就得算到中国头上。而清政府也竟然真的把“高升号”的损失赔给了英方。

　　至此，李鸿章依赖英国帮忙协调或者干预的幻想才算完全破灭，开始配合清廷调兵遣将进入朝鲜，准备在平壤迎接日军的进攻。至于北洋水师，则在近海区域活动，采取以防守为主的应对战略。

　　李鸿章毕竟有过长期镇压国内起义军的实战经验，这个安排布置大体得当。不过，在关键位置上的用人错误和平时军队建设的严重问题让这样的布置完全不能发生效果。

　　在陆地战场，清军在平壤汇聚了一万六千人，日本也派了一万六千人来打平壤，双方兵力相当，而且清军的武器装备水平还要高于日军。日军求战心切，为了加快行军速度，兵分四路向平壤进发。

　　日军的行动是一种军事冒险，犯了兵家大忌。清军正确的策略是集中优势兵力逐一消灭敌军。这种策略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被使用过无数次。清朝建国就是靠的这个战术——在萨尔浒之战中，努尔哈赤六万军队迎接四路共计八万明军的进攻，总兵力居于劣势，就赶在敌军汇合之前，集中六万兵力挨个消灭各路明军。

　　进入平壤的清军是从各地抽调的，包括左宝贵的奉军（练军）、马玉昆的毅军（楚军旧部），卫汝贵的盛军（淮军系），以及丰升阿（满洲正白旗）所部练军四支部队。这四支队伍的统领都是正二品，但左宝贵还有正一品建威将军和记名提督的荣誉头衔，级别最高、年龄最大、军功最多，按理应该指派其为统帅。李鸿章却把任命主帅的事一直拖着，一定要等着他最信任的嫡系叶志超从牙山赶过来当平壤主帅。左宝贵力主主动出击，但无法获得指挥权。

　　叶志超跟李鸿章作战多年，以英勇善战著称，打仗的时候不要命的往前冲，人送外号“叶大呆子”。但跟很多其他淮军将领一样，随着官越做越大、钱越贪越多，就变得贪生怕死起来。战争爆发前几个月，李鸿章派他去朝鲜，他托李鸿章的心腹幕僚周馥说情，想不去，搞得李鸿章很生气，把他骂了一顿。叶志超这才被迫前往，驻军牙山前线。得知日军大举进攻以后，跟李鸿章商议，决定放弃牙山退守平壤与大军汇合。在路上已经跟小股日军交过手，打了败仗，但谎报军情，宣称自己以两百人伤亡的代价消灭了2000日军，成功转进到平壤。李鸿章深信不疑，给朝廷报功。一到平壤，叶志超就被任命为总指挥。叶志超的败绩瞒不过前线将领。败将升官，众人都不服气。叶志超既指挥不动诸军，也绝无胆量和魄力主动出击。左宝贵曾经与其他将领协商制定了一个主动出击的方案，但叶志超听说日本可能包抄平壤后路，坚决要求分兵保护后路，拒绝集中兵力去主动攻击。最后就是各路大军无法统一行动，龟缩在平壤城中等待日军到来。

　　日军各路大军汇合以后，向平壤发起总攻。经过三天的激战，负责最重要的玄武门防御的左宝贵不幸阵亡，清军的弹药消耗也到达极限，预计再过一天弹药就会耗尽。但日军的伤亡其实也非常惨重。作为攻城方，他们的伤亡大于清军，炮弹基本耗尽，步枪子弹也所剩不多，更重要的是粮食基本吃完，只能靠临时采摘的野菜作为补充。当天晚上，平壤下起了大雨，瑟瑟发抖的日军挤在一起，又累又饿，疲惫万分，大量伤员无法医治，全军士气极为低落。

　　这种情况下，日军实际上已失去继续攻城的能力。清军如果抓住机会反攻，日军甚至连抵抗的力量都没有。日军将领为了防备清军反攻，已决定整体撤退。尽管清军方面并不能完全了解日本的情况，但只需要等到第二天，观察日军的阵势就会很容易发现问题。

　　但是，叶志超在关键时刻拯救了日军。左宝贵一死，没人能够约束他了。他召集诸将开会，决定弃城逃跑。

　　不仅如此，他还自作聪明，为了“迷惑”日军，主动在城头升起白旗，派人主动找日军商量投降事宜。

　　这个画蛇添足的决定愚蠢至极。就算要放弃平壤，正确的做法是像李秀成在第二次踏平江南大营之前突袭杭州一样，在杭州城上虚张声势做出准备死守到底的样子，然后悄悄溜走。在战场局面并未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突然主动投降，反而让日军意识到清军即将逃走。于是战场局面立刻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日军放弃撤退计划，转而提前做好布置，在清军撤退路线上进行截击，大量杀伤清军的有生力量，射杀一千五百余人，杀伤四千多人，俘虏七百多人。

　　叶志超逃跑心切，竟然没有破坏城内的武器弹药，让日军白捡了大量的机枪大炮，包括炮弹792发、子弹56万发、大量的克虏伯炮和连发毛瑟枪，以及大量的金银，其中金砖就有43公斤。这极大的增加了日军战斗力，让接下来的鸭绿江防御变得困难。

　　[1]《龙旗飘扬的舰队》，3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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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海大战：北洋水师的惨败及其根源

　　在平壤保卫战打响的同一天，1894年9月15号，中日双方的海军也在黄海大东沟海面上展开了决战。这一次跟丰岛海战一样，李鸿章派水师护航运兵，日军闻讯主动出击寻找北洋水师主力决战。鉴于丰岛海战的教训，这一次护航北洋水师全军出动，而不是象征性的只派了一艘济远舰。日本方面也是主力尽出。

　　这次主力交战是对北洋水师建设的“大考”。结果，日本大获全胜，北洋水师被击沉了4艘军舰，还有一艘冲滩被毁，总共损失了5艘。特别是“八远”主力军舰中致远和经远被击沉，对北洋水师战斗力削弱极大。日本海军则没有一艘军舰被击沉，虽然有几艘损毁严重，但都全身而退，后来很快就被修复，恢复了战斗力。经此一战，北洋水师丧失了在大海上与日本海军争雄的能力，制海权被日本完全控制。

　　后世有很多想给李鸿章翻案的人，坚持认为黄海大战惨败的主要原因是清廷从1891年开始停止进口军舰和先进火炮造成的。李鸿章固然殚精竭虑也无力改变火力严重落后于日军的事实。这一说并非全无道理，如果清廷铆足了马力散钱，李鸿章想买啥就买啥，战场的局面确实可以改观。清廷的腐败无能是甲午战败的重要因素，这是毋庸置疑的。但要说李鸿章已经尽力了，不该为战败承担关键责任，那就严重不符合事实。

　　不管清廷拿了多少钱去修颐和园、给光绪皇帝办理大婚，最后财政花在北洋水师建设上的三千多万两银子是实打实的。这些银子实实在在的变成了“八远”主力军舰，虽然没有取得对日军的火力优势，但总体而言是不相上下的。

　　首先，从最重要的海军指标——吨位来看。黄海海战北洋水师总吨位35139吨，联合舰队39491吨，总吨位日军略微占优。但北洋水师有两艘7000吨以上的重型铁甲舰，日军最大吨位的军舰也只有4000多吨，数量为4艘，没有5000吨以上的重型军舰。从主力军舰结构来看北洋水师占优。总体双方势均力敌。

　　其次，从装甲水平来看，北洋舰队有4艘铁甲舰，定远和镇远这两艘是一等装甲，厚度达到356毫米，经远和来远装甲厚度240毫米；另外四艘致远、平远、济远、靖远为半铁甲舰。日本方面只有一艘老式全铁甲舰扶桑，但航速太慢且火炮落后，在海战中基本发挥不了多大作用。此外就全是半铁甲舰。其主力“吉野”号只有司令塔装了102毫米的装甲。

　　总体而言，北洋水师的抗打击能力要强得多，在防御力方面完胜。这些都是清廷和各省巨资给李鸿章砸出来的。

　　第三，从航速来看，北洋舰队的平均航速为15.5节，日本联合舰队的平均航速为16.8节。日军主力吉野号高达22.5节，另有八艘在18节以上，而北洋舰队除了致远、靖远在18节之外，其它的都在15节左右。

　　在航速机动性方面，日军占据绝对优势。

　　第四，从火炮性能来看。北洋水师重炮更多，300毫米以上的重炮，北洋有8门，联合舰队有3门；200毫米以上的重炮，北洋16门，联合舰队只有8门。北洋舰队重炮是联合舰队的两倍。120毫米至200毫米的中型炮，北洋149门，联合舰队160门。双方差不多。不过，中口径火炮中，日本有51门速射炮，发炮速度是北洋主力火炮的数倍。另外双方都还有一些机关炮等小型近战炮，在大规模海战中没有多大作用。北洋的火炮威力大、射程远、精度高；联合舰队的火炮射速快，但射程近、威力小、精度低。考虑到北洋主力军舰“八远”都是装甲和半装甲，日军的速射炮威力小的劣势更为突出。北洋定远和镇远舰的主炮在5000米以内即可攻击日本舰队，而日本联合舰队在3000米以外无法攻击北洋军舰。

　　有一些试图为李鸿章辩护的文章声称，日本速射炮发射速度比北洋重炮快三倍，因此可以认为日军火力是北洋水师的三倍，这种说法片面夸大日军火力优势，实属无稽之谈。速射炮以牺牲火力和精度为代价提高发射速度，优劣参半，面对北洋水师的装甲巨舰并不能占到便宜。日本海军的舰速较快，也是以减少装甲为代价实现的。总体而言，双方火力势均力敌，互有优劣，·谁能取胜，主要还是取决于战术。

　　此外，参战的鱼雷艇，北洋有一艘（海战快结束的时候北洋又有其他鱼雷艇赶来，但未找到机会开火），日军一艘也没有（本土军港里有，参战舰队中没有）。

　　从全部指标来看，日军占了一个“快”字，船快炮也快；北洋水师占一个“重”字，装甲厚重炮弹也重。北洋这边还有鱼雷艇，这是击沉对方军舰的有力法宝。双方各有优势，无论怎么算计，也不至于被打成0比5这么惨烈的结局。惨败的直接原因，还是丁汝昌指挥失误、北洋水师训练不足、炮弹质量较差、船只缺乏维护、将领纪律松弛等李鸿章完全可以控制的因素造成的。

　　首先说惨败的第一直接原因——丁汝昌指挥失误。

　　北洋水师的厚甲重炮对日本的快船快炮，双方对自己的优劣势都很清楚。日本联合舰队进攻的时候分成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叫第一游击队，由船速最快的“吉野”号带领，另一部分为本队，船速较慢，由旗舰“松岛”带领。开战的时候，吉野率先带着第一游击队冲上来，试图快速冲过或者绕过北洋舰队，然后跟后边的本队配合，形成两面夹击之势。由于北洋水师有重炮且射程远，可以抢先攻击。在第一游击队冲上来到后面的本队到达之间，存在间隙，快船和慢船之间的配合会出现破绽。这是北洋水师痛击日本联合舰队的最佳时机。丁汝昌一见吉野号进入射程，就立刻远距离给吉野来了一炮。这个时候吉野还打不着北洋舰队，只能被动挨打。

　　丁汝昌为了鼓舞士气，站在主炮旁边观战。可能是“定远”维护不到位，第一炮打出去，巨炮的后坐力直接就把舰桥给震塌了，把丁汝昌给震得掉了下来，身受重伤。

　　丁汝昌是最高指挥官，受伤之后不能再继续指挥舰队。按照道理，早就应该指定了代理指挥的顺序，以保证这种情况下舰队不会群龙无首。但令人震惊的是，丁汝昌竟然根本没有制定过代理指挥！这是完全违背海军作战原则的做法。估计他是骑兵统帅当习惯了，面对缺乏组织的农民起义军大喊一声：兄弟们冲啊！然后大家一起冲杀就完事了。海军不是集体冲锋能解决问题的事儿，必须根据情况不断调整排兵布阵。但更大的可能是：丁汝昌作为淮军嫡系，指挥一群福建船政学堂毕业的舰长管代，他和李鸿章都不信任任何非淮系将领，因此长期拒绝指定临时代理。当年琅威理要争丁汝昌不在时候的指挥旗升旗权，结果被赶走了，但他提出的问题却始终没有解决。

　　于是，中日海军主力决战的第一炮刚打响，北洋水师就失去了旗舰的指挥，陷入群龙无首、各自为战的境地。而日本海军则在旗舰的指挥下有组织的应对。一支有组织的海军对付一支无组织的海军，这是黄海大战清方惨败最重要最直接的原因。而这显然是李鸿章出于个人私心用人不当造成的——既错误的指派一个毫无海军背景的人当统帅，又对他缺乏足够的管教和监督。

　　姜鸣在《龙旗飘扬的舰队》中也将丁汝昌无能作为此次海战失败的第一条原因。他说：

　　“丁汝昌完全不懂海战指挥和在海战开始后中断了对舰队的控制，使得舰队失去统一协调，完全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最后陷入一片混乱。……近代海军是个技术性很高的军种，指挥军官需要多年的专门培训。丁汝昌以陆军将领来统率这样一支新式舰队，主要凭资历治军。他从不觉得自己需要有精深的海军知识，这是他的悲剧，也是世界海军史的怪事。”

　　——实际上，我们只要理解李鸿章一贯的任人唯亲和拉帮结派的作风，对这种可以载入海军史的荒诞怪事也就见怪不怪了。

　　失去统一指挥的北洋水师马上就犯了一个严重错误——集中攻击一艘无足轻重的小型军舰“比睿”号。“比睿”号火力弱航速慢，在第一游击队快速冲锋的过程中被甩下，脱离了大队伍，靠近它的“定远”几炮就把它打成了重伤，接下来原本可以轻松将其击沉。但过来参与围攻的北洋军舰太多，又没有旗舰可以指挥调度，很容易造成炮火误伤，定远犹豫了，不敢继续开炮。“经远”舰跑过来支援，也不敢乱开炮，情急之下，干脆冒险逼近比睿号，试图直接登船俘虏“比睿”，因为此时看起来“比睿”的火炮都被打哑火了。这就犯了大错，日本船上近距离的速射炮比较多，没办法远距离对付“定远”和“经远”这种重型装甲舰，必须等它们靠近才行。“比睿”号不开炮是因为它打不着而不是炮坏了，看见“经远”号靠近，就抓住机会一通猛轰。结果就是小舰“比睿”号逃出重围，北洋主力经远号反而被近距离速射炮所伤，也为后来经远号被击沉埋下了隐患。

　　水师训练水平严重低下是战败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丁汝昌在受伤之前，曾经下令舰队编队应敌，而且根据日军舰队的阵型指挥了一次变阵——从五叠小队变成夹缝雁行的双横队。丁汝昌的这次变阵决定是否正确，难以定论。问题关键是，这次变阵没有成功！接到命令的各舰，有的跑得比较快、有的变得比较慢，等日军舰队冲到面前的时候，北洋水师的阵型是个“四不像”——既不是变阵之前的五叠小队，也不是雁行双横队，而是一个松散的、不符合任何海军战法且从未演练过的单横队，很容易就被吉野号带领的快速舰队冲成两半，局面很快陷入被动。这次变阵并不是丁汝昌临时决定的，在平时训练中演练过，属既定预案。实战中出现变阵失败的情况，就是平时训练不到位的结果。

　　北洋水师拥有的鱼雷优势也因为射击水平太差而完全没有得以发挥。经远舰曾在近距离向“比睿”号发射鱼雷，结果没有击中。后来，另一艘日舰“西京丸”号受了重伤，正好撞上北洋水师的鱼雷艇“福龙”号。“福龙”号只需要一枚鱼雷就可以轻松将其击沉。结果“福龙”号分别在400米、200米和40米的距离连发三枚鱼雷，竟然一枚都没有击中“西京丸”。这种连续失误表现出来的训练状态之差简直令人震惊。鱼雷艇是北洋水师在黄海大战中独有的致命武器，“福龙”号总共就带了三枚鱼雷，本来是可以抓住机会多击毁几艘日本军舰的，结果在一艘“西京丸”号面前就直接把三枚鱼雷全部浪费，然后因为没有鱼雷而退出了战斗。

　　炮弹质量和数量的问题就更严重。李鸿章在造船上坚持“造不如买”，造不出先进军舰也就罢了，江南制造局和天津军械局在他领导下长期专注于制造枪支弹药，造了几十年，还是造不出来可供海军使用的先进火炮，必须依靠进口。真正能造的只有炮弹，还成本又高性能又差。特别是天津军械局让自家亲侄儿管理，死活造不出来质量合格的爆破弹。日本仿制西方武器的时间并不比李鸿章搞洋务的时间更长，几十年发展下来，军舰、火炮、弹药全都能造，自制的“濑户火药”爆破弹性能很好。大量的爆破弹用于轻型速射炮，给北洋水师制造了巨大的杀伤。

　　北洋这边，李鸿章的侄儿主管的天津军械厂生产的爆破弹数量不足且质量较差。黄海大战中，日舰“赤城”累计中弹20发以上，却没有受到致命的破坏，逃过了被击沉的命运，就是因为北洋方面炮弹质量不行。

　　北洋水师德国顾问汉纳根回忆说：

　　“在战前，根据对手日本联合舰队主力舰船多为无侧舷装甲带的巡洋舰这一特点，北洋舰队要求军需部门尽快为之补充爆破弹，然而天津机器制造局只送来了很少的爆破弹。

　　我舰弹药之不足，早在一个月前就已经通知军械局，但军械局对此毫无反应。当时定 远、镇远除已有的64颗开花弹外，还要求再补给360颗，使2舰的弹数达到总共424颗，每门炮可以分摊53颗。然而，军械局却公然说按照规定，给2舰补充58颗开花弹就已经很充足了。我等后来以电报催促多次，最终没有再送来开花弹。”

　　汉纳根的回忆还说，定远和镇远的重炮需要的是装药36千克、长径比达到4.5的大型爆破弹，而天津机器制造局提供的是铸铁材质的轻型爆破弹，长径比为2.8，装药15.5千克，威力相差甚远，生产质量也一塌糊涂。而且即使是这种性能糟糕的榴弹，平均每门305毫米炮也只能分到14到15枚。其他型号的大中口径火炮的弹药储备情况与之类似。黄海大战爆发之后不到两个小时，大部分爆破弹已经被发射出去，剩余的多为装填沙土作为配重的穿甲弹。战局立刻就开始朝着对北洋水师极为不利的方向发展了。[1]

　　天津军械局的问题，不仅影响力炮弹质量，还影响了战舰的日常维护。由于长期坚持“造不如买”，没有任何仿制经验，高价买来的先进军舰诸多零部件都没办法自己制造，也就缺乏及时维护的能力，缺个零件都要高价去找外国进口。而负责维护的机构又不归北洋水师直接管，需要丁汝昌给李鸿章打报告，李鸿章批准了再去找朝廷要钱，然后从国外进口，再拿去让军械所维护。军械局维护水平低下，又加上进口零部件所需的审批流程复杂，李鸿章咬定了中央不给钱就不修，绝不自己多掏一分钱，让军舰部件磨损老化现象极为严重。

　　体现到对海战的影响上，就是各大军舰都不能发挥应有的性能。致远舰一个船舱在吃水线以下被打出了一个洞。这种先进军舰的抗击沉能力其实是很强的，吃水线以下的船舱分为很多个独立的舱位，单独某一个舱位进水绝不会沉没。但致远舰上负责隔离各个舱位的橡皮年久失修，已经破烂，根本起不到防水的效果。一个舱位进水，其它船舱也很快进水，直接导致了致远舰沉没。

　　在沉没的最后关头，致远舰管代邓世昌决定抓住机会，直接撞击日军主力吉野号[2]。当时的局面，应该有较大机会能撞得上，但致远舰内部缺乏维护的地方实在太多，还没冲到就沉没了。[3]关键部件不能国产且平时维护修理不到位是致远沉没的最重要原因。

　　在致远舰沉没以后，“丰岛海战”中逃跑的经远舰管代方伯谦被吓破了胆。他再次临阵脱逃。

　　北洋水师的战法是姊妹舰“2+N”作战，也就是“八远”主力两两配合，再带上一两艘小型军舰，组成一个战术单元。跟济远舰配合的主力军舰是经远舰，以及一艘小军舰“广甲”号。济远一跑，“广甲”也跟着跑，把经远舰单独丢下了。经远舰在刚开始攻击“比睿号”的时候就已经意外受伤，现在又陷入孤军作战的境地。这个过程中，北洋水师由于没有旗舰指挥，也无法重新调整战术单元组合。经远的弱点很快就被发现，日舰开始对经远进行围攻，最终将其击沉。

　　此时，经过四五个小时的激战，天色已晚，双方的弹药都消耗的差不多了。定远和镇远这两艘超级铁甲舰虽然被日舰轮番炮轰，但由于日军的火炮威力不足，始终无法击沉其中任何一艘。有这两艘重型巨舰坚持，日军要想扩大战果十分困难。北洋水师又很幸运的击中了日军旗舰“松岛”的弹药库，导致“松岛”发生大爆炸，被迫退出战斗。而北洋水师又有几艘小型军舰和鱼雷艇从附近的港口赶过来支援。这种情况下，日军决定见好就收，撤出战场。

　　在海战中，撤退的一方无法用舰首和侧翼的火炮攻击，会立刻处于不利的被攻击位置。此时趁胜追击，是击沉已经受了重伤的“松岛”或“吉野”号的最后机会。但由于开平煤矿给北洋水师供应的是品质低劣的八槽煤，加上“造不如买”的战略让军舰锅炉不能国产，定远的锅炉轮机老旧部件没有及时更换维修，经过激战以后的北洋军舰已经远远达不到设计航速，而且炮弹数量也不足，无力追击，只能放弃。

　　纵观整个海战过程，北洋水师最有利的时间就是两军刚刚接触，日军舰队的第一次冲锋导致其快船和慢船拉开距离的时机。此时北洋水师原本有机会击沉两三艘小型慢船，由于丁汝昌指挥失误没有抓住机会；第二有利的时机就是最后关头日军舰队撤离战场，北洋水师由于煤炭质量、轮船维护问题和炮弹数量不足丧失了追击的机会。

　　大东沟海战，北洋水师最大的损失是“致远”和“经远”被击沉。“致远”沉没主要是维护不到位导致的，经远号的沉没则主要是济远号临阵脱逃、舰队缺乏旗舰指挥造成的。除此以外，日军没有别的机会可以击沉北洋水师的主力军舰。

　　海战过程中，“定远”和“镇远”始终是日舰围攻的重点，但这两艘七千吨铁甲巨舰比日军预期的更经打，怎么打也打不沉。有定远和镇远在，日军取得大胜的机会其实很小。真正被日军利用其预定战术击沉的北洋军舰只有“超勇”和“扬威”这两艘小舰。还有跟着济远号逃跑的“广甲”因为慌不择路，自己触礁，然后被日军击毁。而北洋水师如果不失去旗舰指挥，应该也能击沉“比睿”、“赤城”、“西京丸”这三艘小舰。此外，日军旗舰“松岛”和主力舰“吉野”都身负重伤，如果北洋水师拥有足够的爆破弹，也有很大的机会将其击沉。最后的追击中，如果“定远”的煤炭质量和锅炉状态够好，也有机会追上“松岛”给它来上几炮将其击沉。

　　从整个实战过程看下来，所谓“朝廷给李鸿章的钱没给够，日本在舰队上花的钱多、武器更先进，从而导致北洋水师毫无还手之力”的论调并不能成立。只要北洋水师临战不犯低级错误，日军联合舰队的火力水平并无把握击沉北洋主力舰。黄海海战惨败的主因并非武器装备的差距，朝廷从1891年开始暂停海军武器进口的政策没有让北洋水师在装备方面严重落后于日本从而导致被动挨打。如果李鸿章能在已有经费的范围内尽到自己的责任，北洋水师就有很大的机会击败日本联合舰队——至少是打个平手。

　　只要有一个条件满足，北洋水师就可以在黄海大战中跟日本打成平手——丁汝昌遵照海军的基本作战原则，提前做好预案，在自己或者旗舰“定远”失去指挥能力的情况下，确保有人可以继续指挥整支舰队。

　　如果北洋水师不仅能做好指挥预案，还能够刻苦训练以提高炮弹和鱼雷的命中精度，天津军械所能够为水师舰队提供合格的维修维护服务、能够制造数量充足质量合格的爆破弹，开平煤矿能给舰队提供优质的煤炭，军舰能及时更换老旧部件，方伯谦长期在岸上收租敛财等腐败行为可以更早的得到惩罚——这些全都是李鸿章职责范围内应该做到也可以做到的事情——那么，北洋水师在大东沟海战中击败日本联合舰队就是大概率事件。

　　所以我们才说，虽然朝廷腐败无耻挪用了海军军费，虽然各省督抚拖欠了不少海军协饷，但最后给到位的北洋军费用来搞好渤海防御是够的。对清廷而言，总体财政经费紧张，全国各地要花钱的地方很多，让北洋水师具备基本的防御实力就算是尽到了义务。朝廷并没有要求北洋水师去纵横大洋、与列强争锋，只需要保守渤海门户安全就可以了。朝廷给北洋水师的定位和实际拨付的经费是相匹配的。李鸿章强行保举一个既无显赫战功、又缺乏海军知识和背景的淮军嫡系丁汝昌担任北洋提督，朝廷也认了，期间无数弹劾都未能动摇丁汝昌的地位。朝廷对李鸿章的授权力度和信任程度不可谓不高。黄海大东沟之战的惨败，李鸿章是第一罪人，丁汝昌是第二罪人，其他的诸如奢侈浪费的慈禧、阿谀奉承的醇亲王、克扣经费的翁同龢、不懂战争的光绪皇帝，都有责任，但若要排名，其责任都远远小于李鸿章和丁汝昌二人。

　　跟马尾海战一样，甲午海战中的基层士兵们和大部分将领表现英勇，火炮命中率也不算低，这跟琅威理打下的底子密切相关，也是左宗棠建立的福建船政水师学堂培养出来的人才堪用的结果，还跟清廷中央财政巨大的投入密切相关。但这些都不是李鸿章的功劳。李鸿章的主要作用是把这些基础和投入浪费掉了。如果把北洋水师交给左宗棠、张之洞、曾国藩、刘铭传、沈葆桢这样的人打理，战争结果都会完全不一样。

　　[1]另一个说法是从天津军械局的账目明细来看——如果这些明细没有作假的话——军械局按照海军的要求生产了足够数量的炮弹。但这些炮弹堆积在旅顺和威海，根本没有被搬运上军舰。这些弹药最后落入了日本手中。如果是这样，军械局的主要责任就只是生产的炮弹质量不行，数量还是给够了的。而丁汝昌治理下的北洋水师管理之混乱、备战水平之低下，就更为令人吃惊了。

　　[2]也有说法说是去撞“松岛”。

　　[3]海战结束以后，出现了致远舰是被日军炮火击中、引发致远的鱼雷爆炸沉没的说法。但战后日军各舰长的报告都没有提到击沉致远号的事情。致远号是黄海海战中沉没的最重要的清军战舰，谁在最后关头把它击中了必然会重点报告。而关于致远号被击沉的说法，都来自于其它军舰的目击者看到其最后沉没前船身发生了爆炸。目击者可能是把致远沉没之前的爆炸看成被炮弹击中的结果，实则更大可能是船身倾斜下沉过程中锅炉接触海水所引发的锅炉爆炸。战后，朝廷调查海战失败之教训，镇远舰枪炮官曹嘉祥等人呈文称“致、靖两船，请换截堵水门之橡皮，年久破烂，而不能修整，故该船中炮不多时，立即沉没。”与日本方面的记录相对照，这应该是比较符合实际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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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溃千里：旅顺失陷与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黄海大战失败以后，北洋水师就退回到威海基地。受“造不如买”路线的影响，战争期间列强为了保持“中立”又拒绝向清军出售武器和零部件，北洋严重缺乏维护能力。日军只用了七天就修复了大部分受损军舰，重新配置了火炮和弹药，然后就立刻开始组织运兵登陆辽东半岛；北洋水师用一个月才号称把军舰修好了，其实只是修复到了能继续航行的程度，大量火炮仍然不能使用，性能指标也无法复原，战斗力与战前差距甚远，不具备再次与日军正面交火的能力。

　　对黄海大战的失败，方伯谦因为临阵脱逃被处决，算是有人为战败承担了责任。但李鸿章和丁汝昌都只是受了一个象征性处分。朝廷要求北洋水师继续保障旅顺到威海一线的安全。李鸿章思前想后，制定了一个比较保险的方案：一方面尽量不要与日军决战，另一方面也要尽快出港保持对日本海军的威慑。具体做法就是尽量不要离开陆地太远，可以随时寻求炮台火力支援。

　　这个策略基本符合实际。但丁汝昌以及手下的那批腐败将领们已经被黄海大战吓破了胆，李鸿章先后于9月28日、10月2日、10月4日多次电报催促军舰出港，丁汝昌总是不断以伤势严重或者军舰尚未修复为由拖延。直到10月9日，皇帝直接给丁汝昌发了一道严厉的上谕，要派员严查丁汝昌伤势到底如何，丁汝昌这才宣布回舰任事。10月18日，舰队离开旅顺港，快速向着威海航行，算是执行了离港巡逻的命令，一溜烟跑进威海军港继续躲着，把制海权让给日军。

　　这段时间，日军在陆地上高歌猛进。

　　叶志超带领败军狂奔五百里，逃过鸭绿江才停下来。日军也就一路追击，趁胜进攻鸭绿江边的重镇九连城。

　　为了攻占九连城，日军先攻击旁边的虎山。这里居高临下，占领了虎山就可以炮轰九连城。淮军将领聂士成表现的非常英勇，带兵死守虎山。但他兵力不足，需要九连城主力增援。

　　九连城里边有接近三万大军，多于日军，武器弹药也十分充足。但这三万大军有一大半是东北驻防八旗和本地练军，一小半是叶志超的败军。八旗早已堕落为酒囊饭袋，根本不敢出城作战；叶志超手下更是早被日军下破了胆，无论九连城守将宋庆如何督促，都不肯救援。最后，在十倍日军的强攻下，聂士成被迫撤退，虎山失守。

　　九连城里的八旗和叶志超部一见虎山失守，马上就开始争相逃跑。日军历史上第一次突破鸭绿江防线，正式攻入中国领土。

　　在九连城内，日军获得了更为丰厚的补给：74门大炮，三万多发子弹，440支毛瑟枪，四百多万发子弹，几千顶行军帐篷和五千多石军粮。[1]

　　日军进攻九连城的同时，也派遣海军运兵，从辽东半岛外侧中部的花园口附近登陆，准备南下攻打北洋水师的母港——旅顺港。

　　日军在花园口从北向南开进，攻打顺序是：花园口、金州、大连、旅顺。金州是从花园口到大连和旅顺的必经之路。

　　清廷把东北视为满洲人的禁脔。东北的防守，由驻防八旗负责，辅之以绿营和练军。只是由于北洋水师在旅顺营建军港，才把旅顺和旁边的大连让出来，由李鸿章的淮军负责。但金州还是驻防八旗负责。

　　当时驻防八旗主力已经被派往鸭绿江九连城一带布防，金州空虚，只有七百士兵。金州方面紧急向大连和旅顺请求支援。

　　照理说，金州是在替旅顺在阻挡日军，淮军当然应该立刻支援。但李鸿章接到大连和旅顺守将的电报，立刻回电：淮军没有守卫金州的责任，不准支援金州！

　　最后，只有非淮军系的地方练军统帅、正定镇总兵徐邦道（四川人），带着手下的2000人马去支援了金州，在给日军制造了较大的杀伤以后，因为寡不敌众撤退到了旅顺。

　　北洋水师此时就在旅顺军港。为了表示对金州的支持，李鸿章想让丁汝昌去骚扰一下日军的运兵船——但同时不要与日本海军大规模交火，以保证军舰安全为第一要务。本质上就是做个样子给朝廷看看。但丁汝昌连样子都懒得做，以军舰还没修好为理由给拒绝了——李鸿章首鼠两端的命令也确实无法执行，日军出动了16艘军舰护航，北洋水师不可能在不冒险的情况下有效干扰日军登陆。

　　这样，日军就轻松从花园口登陆，并轻松拿下金州。再次从金州获得大量武器和粮食物资，然后南下攻打大连和旅顺。

　　大连是李鸿章精心构建的旅顺前沿保卫阵地，花了六年时间来修建防御炮台。这些炮台的基座用混凝土和花岗岩砌成，可谓坚不可摧。大炮也是直接从德国克虏伯公司进口，威力巨大，比日军的行军火炮强的多。日军已经做好了付出重大牺牲夺取炮台的准备，还找了500人来签生死状当敢死队去袭击炮台。想不到淮军守将赵怀业一听到金州失守就立刻逃跑，日军500人敢死队来到炮台前才发现里边空无一人。赵怀业比叶志超要勇敢，逃跑的时候把弹药和粮食带走了，没给日军留下“礼物”。

　　接下来就是号称“远东第一要塞”的旅顺了。这里有淮军主力一万三千多人，又是北洋军港，不会被陆军围城，后勤保障无忧。李鸿章花了十五年的时间在这里修建了极为坚固的堡垒城防体系，聘请的是德国工程师设计，有30座炮台守卫，大炮总数达147门，且全部从德国进口，大部分可以360度旋转无死角开炮。如此完善的防御体系，在世界各国军港中都是数一数二的。当时的西方人在参观完旅顺防御体系后，根据火力计算：即使海面上有50艘坚固的军舰，陆地上有10万陆军，同时进攻旅顺，也至少需要六个月才能拿下。

　　而当时的日军在海上没有军舰参与进攻，陆军也只有2.5万人，所用的火炮也主要是国产货，质量不如西方大炮，另外就是从金州缴获的清军火炮。然而他们攻克旅顺的时间，如果从进攻外围据点开始算，用了六天；如果从攻击旅顺城墙开始算，则只用了一天。原因是李鸿章手下的三大淮军嫡系将领：海防炮台总兵黄仕林（安徽庐江人）、白玉山炮台统领卫汝成（安徽合肥人）、水陆营务处统领龚照玙（安徽合肥人）一起临阵脱逃。这三个李鸿章的老乡，一个负责海防炮台、一个负责陆地炮台、一个负责协调海防和陆防，开战之后竟然全都逃走，可谓奇观。李鸿章手下的这些淮军将领，连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的绿营守将都不如。定海三总兵至少还是战死在了阵地上，旅顺淮军三统帅却第一时间逃跑。其中最搞笑的是龚照玙，一听说金州沦陷就立刻坐船逃走，跑到了渤海海峡对面的烟台，被山东巡抚李秉衡以“临阵脱逃”的罪名抓起来，准备斩首示众。他苦苦哀求表示愿意回到旅顺参战，李秉衡才放了他。回到旅顺，等日军正式开始攻打旅顺，又再次逃走，创下了同一场战役在同一个地方逃走两次的奇迹。

　　三员守将一跑，余下的守军当然全无斗志，旅顺立刻就沦陷了。

　　旅顺的淮军溃败的太快，又丢下了大量火炮弹药给日军。从金州到旅顺，日军总共缴获了278门火炮，而当时日军全军所有的野战炮也就300门。李鸿章堪称日军第一大军需供应商。

　　在旅顺，抵抗日军最得力还是从金州撤下来的练军徐邦道部。他先在外围的土城子击退了日军先头部队，然后退守鸡冠山，击毙第十四联队第一大队长陆军少佐花冈正贞及日兵多人。不过，随着淮军负责守卫的椅子山、松树山、二龙山诸堡垒被突破，鸡冠山独木难支，徐邦道最后带兵退入旅顺，又在经过激烈的巷战后突围。

　　日军在金州和旅顺进行了大屠杀，以报复徐邦道等人的抵抗。他们实际是在模仿当年满清入关时候“守城必屠”的军事纪律，试图以此来震慑清军的抵抗意志。

　　旅顺保卫战期间，丁汝昌一直躲在威海。李鸿章严令他去支援旅顺，又把他召到天津来耳提面命，丁汝昌才不大情愿的去了一趟旅顺，上岸拜访了一下各位将领。但他只在旅顺呆了七个小时，听到日军已经逼近旅顺的消息，立刻就带着军舰跑回了威海。

　　在舰队返回威海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匪夷所思的怪事：北洋的主力装甲舰“镇远”号竟然在其进出过无数次的威海港入口意外触礁，严重受损，镇远舰管代林泰曾随后服毒自杀。

　　事故发生后，丁汝昌就以镇远舰丧失作战能力为由，一再拒绝李鸿章的调动命令，坚决躲在威海港内，对日军在沿海各地的侵略行动不闻不问。这让人不得不怀疑镇远触礁事件是不是北洋水师为逃避出战故意搞出来的“自残”行为。

　　但丁汝昌苟且偷生的日子也就过了一个月。1985年1月，日军在鸭绿江和旅顺相继得手以后，又继续通过海路运兵的方式，在山东半岛登陆，剑指威海。由于北洋水师一直躲在威海港内，日军的运兵行动没有遇到任何阻碍。

　　山东的情况跟东北类似——陆地和海港的防务是分开的。陆地不是直隶总督的管辖范围，李鸿章不能直接管到山东巡抚，山东防务主要是山东巡抚手下的练军负责，有一万五千余人。但为了海军建设的需要，朝廷把威海卫作为海港防御体系的一部分，划归李鸿章直管。

　　旅顺是北洋水师的母港，淮军兵力最强、防御体系也最完善，是照着海陆协防的思路来构建的。但想不到日本真的打过来的时候，海军和陆军统帅不是协同防御，而是“协同逃跑”，龚照玙跑完丁汝昌跑，丁汝昌跑完龚照玙跑，跟东北二人转似的。威海港是第二基地，防御体系和兵力布置都要差很多，陆地淮军只有5000人，装备也一般。这种情况下，就必须要依靠山东当地的练军协助防守。如果练军加上淮军，实力就与登陆的日军差不多，这个仗还有的打。

　　李鸿章得知日军从山东登陆的消息，着急上火的赶紧去请求山东巡抚李秉衡支援。李秉衡一口拒绝了李鸿章的请求——日军是来打威海的，关我山东巡抚什么事？

　　李鸿章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毕竟就在两个月前，日军去打金州的时候，他也在电报里告诫旅顺和大连的淮军守将：日军去打金州，关我淮军什么事？

　　再往远了说，清军去守卫平壤。左宝贵作为练军首领，是可以不去平壤的，因为朝鲜事务归李鸿章管，跟地方练军毫无关系。李鸿章给左宝贵写信求援，一口一个“宝贵吾弟”叫的亲热的要命。左宝贵二话没说就去了，到了平壤，在诸将领中资历和威信最高，李鸿章还欠着人家人情，却死活不愿让左宝贵统领平壤驻军，一定要等叶志超来。平壤保卫战开打，左宝贵负责压力最大的玄武门，战死在了第一线，淮军将领叶志超和卫汝贵毫发无损的跑了回来。我们就不说战争之前李鸿章仗势欺人、挤占其它督抚军费这些拉仇恨破坏团结的事儿了，仅从开战之后的事情来看，友军去平壤支援淮军，淮军就让友军死在第一线自己跑路；友军在金州有难，淮军就稳如泰山坚决不救。这种情况下，还指望山东防军去给李鸿章解围，那才是见了鬼。

　　很快，威海被日军从陆路攻克，然后日军海陆联手，将躲在威海港中的北洋水师全歼。丁汝昌没有投降，在下令炸沉所有军舰后畏罪自杀。但这已经毫无意义。跟南明那个丢失湖南的“五省督师”何腾蛟一样，临难一死并不能弥补他的罪责。

　　[1]黄治军，《晚清最后十八年》，第一卷，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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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割让台湾与联俄抗日

　　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以后，李鸿章就被免去了北洋大臣的职位。朝廷调派两江总督刘坤一到北京负责总体战略，东北前线的军队则交给了湖南巡抚吴大澂统领。吴大澂是清流派，跟李鸿章和刘坤一关系都不错，各派力量博弈的结果才把他派上战场。他跟马尾海战的张佩纶一样，是个八面玲珑和纸上谈兵的清流政客，主要才能是奏章写的好，然后就是精通金石书画。吴大澂指挥的军队数量有十万之众，号称“湘军”，实际上是各地练军拼凑而成的杂牌军，武器短缺且缺乏训练，还有很多士兵是临时招募的，根本就未经训练，不过是用了几个湘军老将担任指挥而已。这样的主帅配上这样的兵，跟日军交战自然是节节败退，不断的丧师失地。1895年3月，日军占领营口和田台庄，开始威胁山海关。

　　李鸿章 “退居二线”以后，继续积极谋求与日本和谈。慈禧太后在幕后支持。

　　光绪皇帝原本态度强硬，但在吴大澂的“湘军”溃败以后，也转而支持和谈。

　　同时，战争也开始将日本的国力拖向极限。开战以来，日本军费已超过2亿日元，相当于两年半的财政收入总和。在战争爆发后三个月，日本全国工业生产就减少了51%，商业减少了31%，农业生产减少了13%。由于长期承担战争成本，日本国民生活苦不堪言，国内已经有零星的农民起义爆发。战争继续拖下去，对日本也不利，因此日方也愿意和谈。当然，此时日本仍然还有很大的战争潜力，还远没有到必须立刻停战的紧急关头。由于战争局势全面占优，谈判条件非常苛刻，核心条件是巨额赔款和割让台湾、辽东半岛，而且要求清廷必须派出有包括割让土地之权在内的全权大臣来谈。

　　双方都愿意和谈以后，李鸿章就时来运转了。慈禧太后亲自下令，恢复李鸿章一切职务，并任命他为对日谈判全权大臣。

　　从1895年3月13日到4月15日，经过一个月的谈判，双方最终在日本马关达成和议，史称《马关条约》。这份条约的苛刻程度，超过了清政府之前签署的任何一份不平等条约。

　　《马关条约》主要内容包括：

　　1.清朝从朝鲜撤军并承认朝鲜“独立自主”，不再是朝鲜宗主国；

　　2.清国割让台湾岛及所有附属岛屿、澎湖列岛以及辽东半岛给日本；

　　3.清国赔偿日本军费2亿两白银；

　　4.在所有赔款到位之前，日军继续占领威海卫作为抵押品，清国每年再向日方支付150万两银子的驻军开支；

　　5.清国对日本开放内河通商，给予日本片面最惠国待遇等。

　　条约签订以后，俄国非常愤怒，因为割让辽东半岛一事严重不利于它称霸中国东北的野心。它拉上法国和德国，把军舰开到了日本海，扬言日本如果不放弃辽东半岛，就要炮轰日本本土。日本向英国求援，但被英国拒绝，因为英国政府也不太希望看到日本在东北亚一支独大——它原本支持日本是希望看到日本能夺取朝鲜，造成中日俄三国互相制衡的局面，没想到清军会如此不堪一击，把辽东半岛都丢了。

　　这样，日本被迫把辽东半岛“归还”给了清朝，但基本原则是对列强让步、对清朝不让步：清朝要想拿回辽东半岛，必须再多支付3000万两的赎买费。清廷对此大为满意，立刻接受。

　　出于对英国暗中支持日本的不满，以及对俄国干涉的感谢，清廷又派李鸿章与俄国秘密签署了中俄《防御同盟条约》（简称《中俄密约》），规定双方结成对抗日本的秘密军事同盟，若日本再入侵中国，中国所有口岸均准俄国兵船驶入。同时，允许俄国修建一条横穿中国东北到达符拉迪沃斯托克[1]的铁路。后者对俄国在东北建立殖民霸权至关重要。俄国方面将清廷同意铁路建设条款作为中俄同盟的前提。为了确保这一条款通过，甚至还安排了行贿资金，向李鸿章许诺，如果“接路”顺利进行，将付给他300万卢布的酬金。李鸿章有没有接受这笔贿赂，目前尚无法证明[2]。总之他没有太多反对和犹豫就把这一条款转发给了朝廷。他在电报中说：“约文无甚悖，若回绝必至失欢，有碍大局”。过了几天，见清廷还在犹豫，又发电催促“俄既推诚，华亦推诚相与，勿过疑虑云……时促事烦，求及早请旨电复遵办”。后来，俄国以《中俄密约》为基础，进一步夺取了在旅顺等东北地区关键战略要地的驻军特权。东北地区变成了俄国的势力范围，清朝对东北的主权名存实亡。《中俄密约》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卖国条约，而且是在没有任何军事失败的前提下签署的卖国条约。这并不是一个非签不可的条约，无论有没有收受贿赂，李鸿章都要对其中的关键卖国条款负主要责任。

　　为了尽快赔付2.3亿两白银，清廷又以海关税收等其它财政收入为抵押，找俄国、法国、英国等国的银行借款。加上回扣和利息，清廷为战争赔偿总共支付了高达7亿两白银。俄国、法国、英国等从中赚到的回扣和利息，比日本拿到了赔款还要多。这些资金的主要来源，也还是英国控制的海关和内地的鸦片税收，此外又新增了许多苛捐杂税来填补赔款造成的财政窟窿。清政府的行政税收渠道，实际上成了列强对中国人民的抽血通道。清政府作为傀儡政权的性质，也随之进一步加强。

　　甲午战争彻底暴露了清朝虚弱的军事实力，清朝之前通过左宗棠收复新疆之战和中法战争积累起来的“威望”荡然无存。

　　上海洋商的报纸《北华捷报》1896年4月10日的一篇文章中说，中日战争打破了“中国是一个大国，其领土不可轻犯神话”。这句话反映了一个今天很少为人所知的事实，就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到甲午战争之间的一段时间，世界上竟然存在过中国的领土不可轻犯的“神话”。这个神话是左宗棠、冯子材、刘铭传等人通过新疆之战、中法战争打出来的，也是被李鸿章通过甲午战争给打没的。

　　俄国、法国、德国这些战前还对清军有所忌惮的列强，开始明目张胆的在中国抢地盘、瓜分势力范围。1897年11月，德国派舰队强占胶州湾。清政府被迫同意将胶州湾租给德国，并允许德国在山东修筑铁路、开采矿山等特权。山东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1897年12月，俄国强占了旅顺口和大连湾，第二年干脆宣布在辽东半岛建立“关东省”，把整个辽东半岛变成它的势力范围。英国也顺势把香港的租界扩大，又借口抗衡俄国强租威海卫，并要求清政府承诺长江流域的特权不能让与他国。日本也有样学样，强迫清政府承认福建为日本势力范围，不能把福建沿海的港口租借给其它国家。1898年法国强租广州湾，把广西、云南等地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这样，中国沿海地区除天津以外的主要海港都被列强圈占瓜分。

　　甲午战争的过程和结局再次印证了伊藤博文之前评论太平天国革命的那句话：“（太平天国革命被镇压之后）满清的所作所为，无一证明它值得一救。满清根本不值得救。”出力拯救满清的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是不折不扣的民族罪人。

　　[1]原名海参崴，为中国领土，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被俄国攫取，成了俄罗斯在远东通向日本海的关键海港。

　　[2]俄方确实成立了一个300万卢布的由财政大臣自由支配的基金，这个基金由沙皇秘密谕令成立，名义上是修建关东铁路的自由资金，但俄罗斯外交官在回忆录中声称这就是向李鸿章行贿的钱。此事由俄方外交官个人回忆录和沙俄官方档案相互印证。但基金成立后有无向李鸿章行贿，或者给了多少钱，尚无法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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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号国贼：谁是甲午战败的第一罪人

　　对甲午战败和《马关条约》签署的历史责任问题，一直以来存在着巨大的争议。《马关条约》的具体内容在清廷内部讨论的时候，刘坤一、李秉衡等人就坚决反对签署。刘坤一上奏提出可以退守山海关甚至北京，与日本进行一场“持久战”，把日本拖死。

　　刘坤一的这一战略，未被清廷采纳，但在后世支持者颇多，甚至有人把它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相提并论，将刘视为对日“持久战”理论的先驱。

　　刘坤一的战略从一个非常大和非常远的视野来看，可以说是正确的。日本当时还没有完成工业化，国力总体而言不算强大，不具备一口气吞掉中国的实力，更不具备与西方列强直接对抗的实力。英国、俄国、德国、法国等新旧列强都绝不会允许日本独占中国东北和华北地区的这种局面出现。日军一旦突破山海关，进军北京，直接威胁清政府的生死存亡，英国和俄国都会出手干预。

　　而且，日本的国力也难以承受长时间的战争，这一点在前面已经讲过。

　　但是，由于日军取得胜利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小、收获的战利品实在太多，尽管消耗巨大，日本国力还远没有到不能再继续打下去的程度。日本政府为筹措军费已经债台高筑，但借的全是内债，还没有开始借外债。在战局如此有利的情况下，筹措外债的潜力还很大。鉴于之前淮军、练军、八旗的一触即溃的糟糕表现，列强的干预能否及时阻止日军攻入北京，其实难料。

　　反之，清政府的财政状况比日本糟糕的多，迅速被战争拉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开战几个月就火速花出去了六千多万两白银，大部分都是找外国银行借的。外资银行担心清方战败丧失偿付能力，也不愿意再多借款。

　　在这种情况下，拒绝和谈就意味着要承担北京陷落的巨大风险。

　　在太平天国战争以后，湘军系势力经过改组变成了“防军”，既是国防军，又是汉族实权派控制的私人势力，清政府一方面要依赖其镇压人民起义和巩固国防，一方面又时刻担心“防军”势力做大威胁中央政权。在战争初期，李鸿章的北洋水师和淮军被日军消灭，清政府还可以乐见其败。淮军和日军两败俱伤，大约是清政府最乐意看到的结局。

　　由于八旗的腐朽，清政府真正比较放心依靠的力量，是传统绿营改组而成的练军。练军虽然也是汉人的军队，但底子还是绿营体制：将领由中央指派调度，军饷由国家统筹安排，平时分散训练维持治安，战时临时集结，中央枢机控制起来比较方便。也可以说，练军是清廷维持统治最后的依靠力量，政治意义比淮军更宝贵更关键。

　　在对日作战过程中，淮军和练军在李鸿章和清廷的分别指挥下，都在暗地里较劲——不是比较谁更能跟日军拼命，而是比较谁更能够有效的保存实力。两边心知肚明，谁死伤多，谁在战后的政治权力分配中就会处于劣势。所以整个甲午战争打下来，除了北洋水师逃无可逃被彻底歼灭以外，清军陆军的死伤并不严重，大多数战场都是在争相逃命。这里边有将领懦弱无能的因素，也有很强的保存实力的因素。就算是北洋水师，李鸿章也一再指示丁汝昌，要以“保坚船”为主要目标。真正“打硬仗”的练军将领左宝贵和淮军将领聂士成都是其中的“异类”而非代表。

　　在淮军被打残以后，清廷抽调全国练军前往东北，也被击溃。再打下去，如果练军被彻底打没了，清廷要担心的就不仅是割地赔款的问题，而是满洲政权能否继续存在的问题了。作为一个外族入侵政权，一个在入侵和镇压革命过程中反复屠杀中国人民的野蛮政权，它绝不敢承担练军被消灭、首都被攻陷的风险。再加上财政困难、军事失利、海军被歼等因素，清廷拒绝“持久战”选择割地赔款是一种必然选择，也是一种对满洲政权最为有利的理性选择。也可以说，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跟日本打持久战的可行的，从满洲的角度来看，跟日本打持久战就是不划算的。

　　但是，即使从满洲政府的角度来看，甲午战争也绝不是在一开始就注定毫无胜算。

　　真正决定甲午战争胜败的关键之战，并不是一开始的丰岛海战和平壤保卫战，也不是鸭绿江防线溃败和北洋水师惨败的黄海大东沟海战，也不是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的威海卫保卫战，而是不太引人注目的旅顺保卫战。在旅顺保卫战之后，战场局面才变成了日军占据绝对优势。在这之前，战略主动权其实始终掌握在清军手中。

　　旅顺保卫战之所以不引人注目，是因为旅顺只守了一天就被日军攻克了，看起来它只是日军一系列势如破竹的攻势中理所当然的一环。实际上，这里原本是有希望打成甲午战争的“镇南关大捷”，扭转战争局势的。

　　中法战争在一开始，以淮军为主力的清军也是节节败退，被法军从凉山一路赶到镇南关，马尾海战福建水师全军覆没，后来淮军甚至把镇南关都丢了，冯子材去了以后重新修建长墙防御系统，然后组织反击才取得大捷。甲午战争初期的局面，并不比中法战争更糟糕，丢掉平壤类似于丢掉凉山，而黄海大战虽然惨败，也比马尾海战全军覆没要好得多，北洋水师主力大部分得到了保存。

　　镇南关的反击能够取得成功，关键因素是法军深入内陆，后勤补给线太长，而清军退回到本土作战，士气和后勤状况都有很大改善。

　　日军在平壤取胜以后，趁胜攻破鸭绿江防线，进入中国本土，随后就在摩天岭遭遇淮军将领聂士成的狙击，损失惨重，后来又改为进攻海城。虽然取得成功，但其后勤补给线已经拉的很长，进入海城以后就难以再有大的进展。只能另开一路，从花园口登陆，从北向南进攻金州、大连、旅顺。金州和大连的清军兵力都不多，守不住也可以理解。等日军打到旅顺，补给线已经被拉的比较长了，而旅顺集结了一万多淮军主力，防御体系是德国设计师设计，经过十多年的巨资投入，地形易守难攻，堡垒炮台坚固，武器弹药充足且优于进攻的日军，没有一点道理守不住，说是固若金汤也不为过。海上还有北洋水师可以提供保护和后勤补给，不像平壤一样担心武器粮食迅速用光。清廷从全国各地调集的十万援军正在赶来，东北地区聂士成部等淮军残部也还在坚持，北洋水师主力犹存，日军的后方并不安全。这种情况下，根本就不需要淮军有多么超常的发挥，只要正常坚守就可以了。后来1904年的日俄战争，日军再次攻打旅顺，守军是俄军。1904年的日本国力和日军火力都大大强于1894年。这十年中，日本拿着甲午战争的巨额赔款完成了国内工业化，加强了对朝鲜及其周边海域的控制，攻打旅顺的时候每次冲锋之前都要先用猛烈的炮火把整个阵地洗了一遍。在这种情况下，远离本土的俄军硬是守了一年，让日军付出了6万人的伤亡才夺取旅顺，光一个203高地争夺战就伤亡过万。而1894年进攻旅顺的日军总数也才两万多。

　　此外，1894年日军登陆地点花园口的海面冬天是会结冰的，而清军控制的旅顺港冬天是不结冰的。旅顺保卫战的时间是阳历11月份，距离海面结冰已经不远了。在这种情况下，淮军只需要坚守两个月，日军就只能撤退，没有其他选择。旅顺保卫战，是打持久战的最佳地点，清军占尽天时地利。旅顺是北洋水师的基地，旅顺不丢，北洋水师也绝无全军覆没之忧。

　　所以，清军在军队素质低于日军的情况下，要跟日本打持久战，最好的地点就是旅顺。旅顺是无可争议的中国本土，日军补给线漫长而清军补给线较短，以反侵略为旗帜激发清军士兵们的战斗意志不成问题。守卫堡垒不太需要多高明的战术，士兵训练素质低一点也问题不大。实在没守住，这地方距离北京还远得很，只要给日军制造足够大的消耗就算取胜。在旅顺这个地方拖住日军，可以很容易的拖垮日本国力，基本可以无风险的保持战略优势。把旅顺变成甲午战争的镇南关，从各方面来看都是很有把握的，其条件比镇南关好得多。

　　旅顺保卫战的时候，西方列强派了一些军舰过来“观战”。这在当时是惯例，中法马尾海战、台湾保卫战、黄海大东沟海战，只要在海上或者海边的战争，中立国都会派军官来围观，借此学习实战。列强这些观战团根据双方兵力对比情况，普遍认为，日军不可能短期攻克旅顺，甚至有人认为日军最少要打三年！[1]

　　但就在这样一个无论怎么看都胜算十足的地方，一万多清军竟然只守了一天。这是世界战争史上的笑话，中国军队对外战争史上的奇耻大辱。明朝末年军队虽然腐朽，野战打不过清军，守锦州也能守一年，宁远更是一直到明朝灭亡都没有沦陷。北宋虽然被后世称为“积贫积弱”，宋军野战水平一塌糊涂，守卫堡垒的本事也还是有的，起码抵抗住了西夏的进攻。鸦片战争清军守不住堡垒，那是武器确实存在巨大代差，甚至有些新式武器连见都没见过，心理防线容易崩溃。旅顺的后勤保障和坚固程度比锦州和宁远不知道强到哪里去了，武器比日军还先进些，守一天就崩溃实在是无法想象。

　　创造这个军事史 “奇迹”的关键人物，就是李鸿章。

　　旅顺失守，李鸿章又是当之无愧的第一罪人，而且能把第二名甩的影子都看不见。北洋水师战败还可以怪慈禧修颐和园、翁同龢克扣经费、光绪皇帝瞎指挥、装备不如日军先进等等。旅顺是李鸿章经营十多年的要塞，从防御系统设计建造开始就是他全权负责，主要将领全部由他的亲信担任，淮军主力云集。就这样，一触即溃。李鸿章治理之下的淮军集团内部之腐朽污烂，可见一斑。

　　旅顺失守的关键，是李鸿章的四个亲信（三个旅顺守将加丁汝昌）临阵脱逃。

　　旅顺作为海港，防务工作也分为陆地和海港两个部门，水陆营务处统领龚照玙就是统筹海陆防务的最高长官。这个家伙出身于合肥富豪家族，从小就认识李鸿章，是李鸿章的老乡加心腹。他没有任何打仗的经验，主要靠不停的捐钱来升官，一直在李鸿章手下当差办事。在旅顺港建设过程中，李鸿章给了他负责旅顺船坞工程修建的肥差，然后就直接保举他会办水陆营务处。让一个搞工程的来当旅顺军港最高指挥官，比让骑兵统领当北洋水师提督更加不可思议。

　　甲午战争清方的惨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是一个让中国人印象深刻的大事件，因为中国历史上还从未有过如此大规模的海战，北洋水师的建设过程和黄海大东沟之战也因此成为无数研究甲午战争的学术著作和文艺作品关注的重点。但海战其实并不是这次战争的关键，海军因为有琅威理前期严格训练的底子和来自福建船政学堂培养的专业人才支撑，又有朝廷大把银子养着，表现不算特别差，起码比陆军强得多。陆军的迅速溃败才是甲午惨败的关键。陆军的溃败又有两个关键事件，一次是叶志超在平壤保卫战即将取胜的关头决定弃城逃跑而且愚蠢的向日军诈降，第二次就是旅顺保卫战主要淮军将领临阵脱逃。其中，第二次比第一次更关键、更加不可思议。

　　旅顺快速失守，让日军获得了巨大的战略物资和东北战场的绝对主动权，北洋水师也失去了可靠的后勤基地和安全港。于是，日本腾出手来运兵到威海彻底消灭北洋水师就非常轻松了。这样，清政府就失去了跟日军打“持久战”的本钱，割地赔款屈辱求和成了不可避免的选择。

　　回顾从丰岛海战到平壤保卫战、黄海海战，再到鸭绿江防御战、旅顺保卫战和威海保卫战的整个战争过程，我们可以非常明确的说，李鸿章是甲午战争惨败的第一罪人，至于谁是第二罪人，可能是慈禧太后，也可能是其他人，反正第一名的位置没人有资格跟李鸿章争。以“贪腐化、买办化、军阀化”为主要特征的淮军集团需对甲午惨败负最大责任。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清廷，则需要对甲午惨败负第二重的责任。

　　——洋务运动以后，李鸿章失势之前，清军在各次对外战争主要战役中的战绩，跟它的“李鸿章含量”密切相关。“李鸿章含量”越高，清军就输的越惨；反之就会表现的好一些。战争结局跟敌人是哪个国家以及海战陆战反到没有多大关系。新疆之战完全没李鸿章的事儿，大获全胜；中法战争的越南战场，前期李鸿章的淮军主导，连战连败；中法战争后期，左宗棠和张之洞主导，转败为胜；马尾海战，李鸿章青睐的和推荐的清流派大佬张佩纶主持，全军覆没，后期左宗棠南下督战，东南沿海又恢复安全；台湾保卫战，刘铭传“背叛”李鸿章，与左宗棠配合取得胜利；北洋水师黄海大战，李鸿章主导，0比5惨败，但有英国人帮忙训练和福建船政人才的支持，局面还有的看；平壤保卫战，李鸿章主导，但淮军与非淮军士兵参半，战斗过程激烈，几乎取得胜利，最后关头被李鸿章的嫡系叶志超搞砸；旅顺保卫战，李鸿章绝对主导，从将领到士兵全是淮系人马，将领临阵脱逃、军队一触即溃，“远东第一要塞”一日即告失守。如何降低“李鸿章含量”，是任何一个组织领导人都必须重视的关系到组织生死存亡的问题。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李鸿章个人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微小的。所谓的“第一罪人”并不是指需要他承担全部责任，也不是需要他承担主要的或者大部分责任。他个人的责任比例可能只有不到百分之一，而慈禧的责任可能是百分之零点五，光绪皇帝和翁同龢的责任可能是百分之零点三、丁汝昌的责任可能是百分之零点一、龚兆玗的责任可能是百分之零点零五……成千上万人的责任加起来，才共同导致了甲午的惨败。甲午惨败的结局，不是某一个人能够改变的。但只要第二名责任比李鸿章小，说李鸿章是第一罪人就没有问题。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有必要把李鸿章这个个人拎出来单独进行深入的评述和批判。因为他是淮军集团的总代表，也是后太平天国时期新一代统治精英的主要代表。一个李鸿章坏不了事儿，但成千上万个李鸿章就足以坏事。整个淮军集团，就是一个由成千上万的“小李鸿章”组成的祸国集团，他们大多数具有跟李鸿章一样的特点：贪腐无耻、任人唯亲、崇洋媚外、结党营私——这也是他们能被李鸿章任用的重要原因；满洲统治集团的精英分子们，在贪腐无耻、结党营私等方面，也与李鸿章鼻息相通，这也是满洲集团能与淮军集团联合执政统治中国数十年的重要原因。对李鸿章个人的评述和批判，是对后太平天国时代统治阶层进行评述和批判的关键；反之，为李鸿章“翻案”，则不可避免的会起到为清朝后五十年统治精英阶层——主要是汉族理学士绅官僚集团但同时也包括满洲统治集团——翻案的效果。

　　近年来为李鸿章翻案的声音很多，其中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应该是一部名叫《走向共和》的电视剧。它在2003年首次播出的时候，我正在读大学本科，历史知识比较匮乏，看完之后感到相当震撼，几乎完全被它洗脑：原来李鸿章是这样一位忍辱负重的大英雄啊！

　　这个电视剧我反复看了好几遍，几乎可以说是痴迷。但我也知道它只是一部电视剧而不是历史纪录片，为了验证剧中的看法，才去图书馆找了一些详细介绍甲午战争等与李鸿章相关的严肃历史著作来看。经过很多年的学习和思考，才最终认定，这是一部试图侮辱我智商的电视剧。

　　这部电视剧号称历史“正剧”，而非戏说，因此尤其具有迷惑性。它讲的绝大部分事件都有史料作为支撑，而且还吸收了许多最新最近的近代史研究成果。但问题是，它刻意避开了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同时在一些关键的细节上进行了刻意的编造。在讲甲午故事的时候，像旅顺保卫战李鸿章的亲信临阵脱逃这种事情当然绝口不提，而是把叙事主线放在了李鸿章为争取海军军费与朝廷的斗争上。

　　剧中，有一个相当有感染力的细节：在《马关条约》的条文敲定，需要中方代表签字确认的时候，李鸿章同行的某王爷想要提笔签字，却被李鸿章拦了下来。李鸿章把笔从他手中拿过来，对他说：“人一生啊，最难写的就是自己的名字。这个名字一签下去，就是千古骂名啊！你还年轻，未来的路还很长，还是我来签吧。”于是，年迈体衰的李鸿章战巍巍的拿起笔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这个情节看的时候很感人。它当然是完全虚构的。日本方面不可能认可这位王爷签字的和谈文件，这是起码的政治常识。而作者之所以要违背常识强行编造这么一个情节，就是为了加强观众对李鸿章的好感和同情：他也是被迫签字啊！看似是为王爷承担责任，其实是在暗示李鸿章在为整个大清朝的错误承担责任。

　　《走向共和》的制作者通过一再强调李鸿章建设北洋水师与朝廷反复斗争的艰苦过程，再结合被迫签字的感人情节，在逻辑上为观众挖了一个坑：以前你们以为李鸿章是“卖国贼”，无非就是他签署《马关条约》，但他其实并不能做决定，签字只是被推出来替清廷承担责任而已。这样，李鸿章就从“卖国贼”的负面形象变成了忠心为国、忍辱负重的高大形象。

　　其实，李鸿章在历史上留下骂名，主要原因并不是他的名字留在了《马关条约》上。清廷签署的卖国条约很多，大部分签署者的名字普通中国人根本就不知道，《南京条约》上谁签的字？《北京条约》上谁签的字？一百个中国人九十九个不知道。为啥李鸿章留下如此巨大的历史骂名呢？因为大部分中国人并不像《走向共和》的制作者们想的那么愚蠢，谁签字就认准了让谁就背黑锅。李鸿章被大家骂成卖国贼的原因，也主要不是因为《马关条约》上签了他的名字。而且，李鸿章的历史骂名，也主要不是因为他是卖国贼。

　　在一次有关李鸿章的讨论中，我将李鸿章称之为“国贼”。就有被这个电视剧洗脑的人站出来替李鸿章辩护，说签署《马关条约》的决策者并不是李鸿章，因此不能说李鸿章是卖国贼，大清国不是李鸿章能卖得了的。我说，我用的词是“国贼”，不是“卖国贼”。这两个词有区别，卖国贼只是国贼的一种。除了卖国贼以外，国贼还有其它很多种。李鸿章既是卖国贼，还是其它类型的国贼。他的历史评价，可以用三个类型的国贼来总结。

　　首先，最重要的，是“祸国之贼”。

　　李鸿章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犯下的最严重的罪行，是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通过与殖民列强勾结，镇压中国人民的革命，并在此过程中带领淮军集团屠杀了上千万的中国人，为腐朽反动的满洲政权强行“续命”。满洲反动政权的存在，是中国走向现代化、实现富国强兵的两大内部障碍之一——还有一个就是李鸿章所代表的汉族理学官僚士绅集团。甲午惨败和后来的列强瓜分中国、八国联军侵华等一系列事件无不证明了这一点。

　　为了给清政府续命，他还上奏请求将国内鸦片种植合法化。纵容鸦片在中国大规模种植，毒化中国。

　　其次，第二重要的，是“窃国之贼”。

　　李鸿章贪腐成性，不断将国家的权力、资源、财税转变为个人和家族的财富。在他的示范带动和有意纵容之下，整个淮军集团也都争相窃取国家财富。这直接导致了淮军战斗力下降、淮系洋务企业运行效率低下，国家资源被大量浪费、人民生活更加困苦，以淮军为核心的国防军在对外战争中一触即溃。甲午战争的惨败，并不是李鸿章指挥错误，也不是朝廷战略失误，更不是缺钱，而是军队和军事后勤组织实在是太腐败太烂了，不具备执行任何战略战术的能力，不管是主动进攻、积极防御、固守堡垒、沿海巡逻、海上决战、诱敌深入，都注定会一败涂地。

　　对一支连“远东第一要塞”旅顺都只能守一天的军队来说，讲任何战术都没有意义。

　　俄国人在新疆见过左宗棠的楚军，法国人在越南和台湾见识过冯子材和刘铭传的清军，十年之间不敢再有觊觎中国之心。在他们看来，日军要去跟这种军队硬碰硬，不是找死还能是干啥？他们怎么也想不到，拿着同样装备的同一个政权下中国军队，只过了十年怎么就突然变得如此不堪一击？他们在甲午战前坚信日本会遭遇惨败，在战后则像打了鸡血一样疯狂参与瓜分中国。用十多年时间把中国军队战斗力搞成旅顺保卫战的水平，李鸿章“居功至伟”。

　　至于说什么体制问题，左宗棠和张之洞难道不是跟李鸿章在一个体制下做事？

　　李鸿章是太平天国战后体制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比他更重要的也就只剩慈禧和曾国藩了。同时，他又是这个体制最大的受益者。曾国藩战前就是二品高官且战后不久就去世了，慈禧有没有太平天国都会成为皇太后，只有李鸿章完全是依靠战争发迹，从无名之辈到权倾天下数十年，没有人从体制中拿到的好处能跟他相比。杀人千万建起来这个体制，又从体制中获益最多，然后在体制下把国家资源大把的浪费或者据为己有，以至国土沦丧、屈辱求和，先祸国、后窃国，李鸿章没有任何资格把战败责任推到体制问题上。

　　有一种很有趣的说法：甲午战争的时候，跟随李鸿章作战的淮军将领大多都已经“凋零”，老病不堪，这是淮军战斗力下降的主要原因。“凋零”这个词用的很好，让人产生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同情。问题是，生老病死是全人类都会面临的问题，李鸿章的对手——日本将领也不是长生不老永不凋零越活越年轻。淮军镇压捻军在1868年结束，距离甲午战争十六年，此后还有中法战争的锻炼；而日本国内的大规模战争“倒幕运动”也是在1868年结束，从此以后没有经历过大的战争。到了甲午的时候，倒幕运动的名将们都已经“凋零”。日本甲午战争的将领，论实战经验还不如淮军将领。攻克旅顺的日军主将乃木希典甲午之前就带兵打过一次仗——带几百人去支援友军，半路被敌人击溃，惨败之后想要自杀被人拦下，然后就再也没上过战场。

　　为什么日军的老将“凋零”之后，新生代将领能够挑起大梁，而淮军一旦老将 “凋零”就战斗力崩溃呢？这就是李鸿章任人唯亲、带头贪腐的治军原则带来的后果。在这种治军原则的指导下，有才能的年轻人很难得到提拔重用，筛选出来的大多数只能说溜须拍马的无耻之徒。而那些没有“凋零”的老将，也大多像叶志超一样，年轻时候勇猛过人，官越大胆越小。

　　在“祸国”和“窃国”的基础上，李鸿章才有资格当好第三个“国贼”——“卖国之贼”。

　　诺大一个中国，不是谁都有资格卖国的。就算是出卖国家机密赚点小钱，那也得有情报来源。山野村夫，想卖国也没有资源。清朝末年，如果要搞个卖国资格排名，李鸿章不一定能排第一，但前三是有保证的。中法战争之后，甲午战争之前，中国最有权势的人物，也就是慈禧太后和李鸿章二人，光绪皇帝都差点，更不要说醇亲王、翁同龢这些人了——他们都不过是慈禧权力羽翼之下的附庸。只有李鸿章拥有自己独立的权力根基——淮军集团。它既是清朝国防军的主力精锐，也是李鸿章的私家军。

　　淮军在握的李鸿章，就不仅仅是慈禧太后信任的高级大臣，他本身就是慈禧太后权力的关键支柱和重要来源。二人的关系不能简单理解为政府层级框架中的上下级关系，而是政治同盟关系。对慈禧而言，皇帝不听话都可以想办法换，李鸿章的位置却无法被取代。这是李鸿章能够稳坐直隶总督之位二十五年的关键原因。

　　有了这样的地位和实力，卖起国来才能够得心应手。《马关条约》谈判，日本认定了只有两个人有资格去谈，一个是恭亲王奕？，一个就是李鸿章。派其他人去，日本方面根本就拒绝谈判。所以《走向共和》里边某王爷想要签字的情节是相当可笑的。在重大卖国条款上签字不是谁想签就签的，必须权势地位达到一定高度才行。《马关条约》核心条款的最终拍板人是慈禧和光绪皇帝，但他们也不想卖国，不想割地赔款，拍板的时候也伤心难过悲痛欲绝。让他们不得不认可这些卖国条款的最重要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李鸿章的淮军和北洋水师在战场上一败涂地。二十多年了，给了淮军和北洋水师数以千万计的白银，给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以及各种军政高级职位，给了开煤矿开兵工厂开垄断企业等各种特权资源，最后打起仗来一溃千里，让你在战败条约上签个字难道还委屈你了？再说也没人规定每次卖国就只能有一个卖国贼，无非也就是谁是头号卖国贼谁是二号卖国贼的区别。说慈禧卖国并不能说明李鸿章不卖国，说李鸿章卖国也不能说明慈禧没卖国。在签署《马关条约》的问题上说李鸿章是卖国贼不会有错。

　　而李鸿章的卖国行为，又远不是当谈判代表签署过几个卖国条约那么简单。李鸿章的卖国，是战略层面和战术层面到亲自谈判签字层面“三位一体”的。

　　在战略层面，李鸿章晚清外交战略的主要制定者。他过分迷信“合纵连横”的外交手腕对列强的制约作用，没有看到，“打铁还需自身硬”，自己不独立自强，列强只会欺软怕硬，没有哪一个列强是“靠得住”的。1871年，日本刚结束倒幕运动的内战，开始维新变法，就来找中国签通商条约。条约的内容还比较平等，主要是互相开放通商口岸，因为那时候日本还很弱。李鸿章便想要与日本联合，幻想“联日抗西”，因为大家都是黄种人嘛，都被迫跟西方列强签了不少不平等条约，联合起来与列强斗争是理所当然的。他故意在条约里边增加了针对第三国的条款，规定有他国对待中日的“不公之事”，中日要“彼此相助”。可日本哪里有力量和心思去对抗列强？朝思暮想的就是可以像其他列强一样来侵略腐朽的清国。刚发展了几年有点实力，就迫不及待的在1875年侵略台湾。李鸿章眼见“联日抗西”行不通，又开始“联英抗日”。不料琅威理事件后，英国眼见李鸿章的北洋水师过于腐败无能，下定决心扶持日本。甲午战争，李鸿章屡次请求英国出面干涉都被拒绝，眼见俄国出头帮中国要回了辽东半岛，又制定“联俄抗日”的战略，主动要去找俄国签秘密军事同盟条约。俄国人一看，这不是送上门的肉吗？立刻趁机提出要修铁路横穿东北，随后又强占旅顺和大连。李鸿章这一系列的“联A抗B”战略实施下来，每变一次，就被他幻想联合的对象敲诈勒索一轮。

　　在军队建设上，李鸿章一贯主张“造不如买”，耗费巨资购买外国先进武器，把这些钱变成了列强养活技术研发人员和制造业工人的经费，严重耽误了国内军工产业的发展。这也是在战略路线上卖国的体现。

　　在战术层面。由于列强都知道李鸿章“爱好和平”，害怕跟列强开战，便一再利用这种弱点来为自己争取战术上的主动地位。最典型的就是中法战争，法国方面一旦发现局面不利就赶紧找李鸿章和谈，给出诱人的条件换取清军停战或撤兵，然后积极调兵遣将。一旦调兵完成，马上就找借口停止谈判甚至撕毁条约再战。李鸿章总是一而再、再而三的上当受骗，成了法国侵略中国的方便工具。所以左宗棠才骂他，说十个法国将军都不如一个李鸿章坏事。

　　后来，日本也是不断利用李鸿章的这个特点，以武力为威胁逼迫李鸿章不断退让。在国力弱小的时候，就先通过威胁和谈判让李鸿章在1885年签署《中日天津条约》。这个条约承认了朝鲜出现内乱的时候，日本可以跟中国拥有同等的出兵干涉的权利。这就为1895年日军借口朝鲜内乱进入朝鲜，并借机与清军开战创造了条件。

　　最后，落到具体的条约谈判层面，作为清朝外战战略制定者和战术执行人的李鸿章，也被列强谈判代表们所“青睐”，强烈要求他亲自出面谈判。李鸿章谈判的特点是喜欢做表面文章，死要面子——只要能给朝廷（实际就是慈禧）和李鸿章本人足够的“面子”，很多实质性的卖国条款李鸿章反而并不介意。跟李鸿章谈判，无论是书信往来还是当面交涉，气氛都十分紧张，李鸿章喜欢据理力争甚至拍桌子表示强硬，表演欲很强，也就是场面上一定要“好看”，但私下却非常愿意妥协。

　　1876年，日本侵略台湾之后第二年，就转而派兵入侵朝鲜江华岛，并逼迫朝鲜跟它签订不平等条约。朝鲜坚决拒绝，并表示朝鲜为中国的传统属国，日本想要跟朝鲜签外事条约需要去找清政府谈。日本就派外交代表森有礼去跟李鸿章谈。李鸿章跟森有礼进行了足足七个小时的激烈辩论，场面一度剑拔弩张。李鸿章坚称朝鲜是中国的属国毋庸置疑，日本如果胆敢侵犯朝鲜，中国一定不会袖手旁观。

　　等七小时的辩论结束，李鸿章转头就告诉总理衙门，建议礼部派人去说服朝鲜，接待日本谈判代表。清朝最终对日本和朝鲜的谈判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

　　最后，朝鲜被迫和日本签订了《日朝修好条规》这个不平等条约，朝鲜单方面向日本开放通商，并在通商口岸赋予日本领事裁判权，还允许日本对朝鲜海岸进行测绘。

　　李鸿章的这一番表演，看起来矛盾，其实不矛盾。他跟森有礼的辩论，是争的“面子问题”——中国作为宗主国的面子一定要保住，至于朝鲜的损失以及由此带来的中国国家安全的损害，则是可以私下进行利益交换的筹码。

　　1875年，李鸿章在日本侵略台湾的谈判中，也是一样。他坚持的重点始终是反复要求日本要尊重中国的“国体”和“体面”。日本侵略了中国领土，在打不赢的情况下还要找中国赔钱，这种条件李鸿章都可以答应——只要能找到“体面”的借口就行。最终日本同意以“赔偿日军在台湾修建的房屋损失”为由索取赔款，而不是直接索赔军费，李鸿章就欣然应允了。

　　列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们都是极高明的人物，很容易就看懂了李鸿章的战略战术和谈判技巧。对李鸿章，只需要坚船利炮加以威胁，然后在表面上给他和他的政治盟友慈禧太后留够“体面”，他就什么卖国条件都可以考虑。李鸿章手握大清国最精锐的国防军，又有高明的政治手腕，深受慈禧太后信任，只要他接受的条件，基本上就能定下来。李鸿章有足够的本事去平息清政府内部对他“卖国”的指责，绝不至于像崇厚一样签完条约就被抓起来判刑。跟李鸿章谈，“交易成本”最低。于是，列强迫切希望在涉华问题上以李鸿章为对手进行沟通和谈判，给他戴上一大堆高帽子，诸如“中国最伟大的外交家”等头衔，进一步提高他在国内的威望地位，在谈判的时候也尽量对他个人进行吹捧，甚至像俄国人那样愿意安排贿赂，至于攫取对华殖民利益的核心条款，则寸步不让。最后，在经过一番激烈的唇枪舌战、李鸿章的表演欲和虚荣心得到满足之后，他们几乎总能达到目的。

　　这样，在签署卖国条约的数量上，李鸿章便成了当之无愧的晚清第一人。

　　所以，我们才说，李鸿章凭实力卖国。在出卖国家利益方面，李鸿章战略卖国、战术卖国、签字卖国“三位一体”，从国家战略制定一直到最后在卖国条约上签字画押，都亲力亲为，为列强攫取对华殖民利益提供全流程服务，并在其间收受贿赂、谋取个人政治资本，是近代中国的头号卖国贼。在危害国家利益、阻碍中国进步方面，更是祸国、窃国、卖国“三位一体”，堪称近代中国第一国贼。

　　[1]月映长河，著：《决战甲午：1894-1895》，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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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败家先驱：洋务运动失败的根源

　　本书对李鸿章的批判，显然是相当严厉的。在作者阅读范围内，比较严谨的历史著作，包括各种普及类读物和学术专著，像本书这样严厉批判李鸿章的，十分少见。

　　那些刻意为李鸿章翻案而扭曲历史的二流作品就不必提了。大部分严谨的作者，在讲述李鸿章生平事迹或甲午战争相关历史的时候，都会把本书前文所列举的李鸿章窃国、卖国事迹讲一下，因为这些都是确凿无疑的历史大事。对李鸿章为了维护个人势力任命丁汝昌担任海军提督、任命叶志超统帅平壤守军、任命龚照玙主管旅顺防务、李鸿章家族积累巨额财富等等，大部分作者也都持批评态度。但把这些事讲完之后，在对李鸿章这个人做总体评价的时候，作者们的态度往往会变得十分温和，甚至整体倾向于正面而非负面。如姜鸣的《龙旗飘扬的舰队》为研究近代中国海军史的经典名著，其中包含了大量指责李鸿章为人做事的文字和相关证据材料。该书作者对李鸿章干的那些坏事错事，显然非常清楚。但姜鸣本人在其历史随笔《天公不语对枯棋》中，提到李鸿章，却百般为其辩护，乃至大声感慨：“谁能理解真正的李鸿章呢？”

　　——专业人士尚且如此，也就难近年来为李鸿章翻案之风如此盛行了。

　　为李鸿章辩护的理由，主要有两条。第一条是李鸿章“处境艰难”、“逼不得已”，在其能力范围内已经做到了最好，或者说是尽心尽力了，只是由于清廷反对力量过于强大才未能尽行其志；第二条是李鸿章是“洋务旗手”、“改革先驱”，在学习西方推动中国社会进步方面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过于纠结其个人品质和政治手腕，不是公正客观的态度。

　　关于第一条，前文已经有所提及。作为淮军创始人和控制人，李鸿章权力根基坚固，并不需要仰仗清廷的鼻息，他和他的淮军集团与满洲权贵们首先是政治盟友关系，然后才是上下级关系，彼此之间既合作又斗争，合作为主、斗争为次。清廷是一个祸国政权和卖国政权，慈禧太后是个祸国贼、窃国贼、卖国贼，这些与李鸿章是一个祸国贼、窃国贼、卖国贼不仅不矛盾，反而可以互相印证。慈禧和李鸿章，本来就是一丘之貉，臭味相投，才能彼此支持。把清廷与李鸿章在一些细节上的斗争作为历史的主线来叙述，以为李鸿章不过是一个地方官，清廷或者慈禧一不高兴就可以把他撤职，李鸿章对中央的掣肘无可奈何，一旦遭到朝廷清流派的攻击就“处境艰难”，这是一种肤浅的、错误的认识。

　　对满洲政权而言，换个人当太后、换个人当皇帝，都是可以的，但谁来当直隶总督，却没得选。只要有李鸿章和他的淮军集团支持，任何智力正常的人都可以坐在满洲皇位上维持体制运行；反之，如果跟淮军集团闹翻了，满清政权还能否继续存在就会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

　　李鸿章并没有强大到可以决定谁来做皇帝的程度，想要造反自己当皇帝也很难成功——士绅集团不支持、外国列强也不支持，但如果清廷给淮军集团的权势富贵不到位，或者真要把李鸿章撤职，他们把清政府搞垮台能力是有的。这并不需要赤裸裸的举旗造反。诸如“煽动哗变”、“养寇自重”、“引狼入室”等，都是军事集团的基本闹事技巧，一旦不高兴就放松基层镇压，再搞一个太平天国出来也不是不可能。甲午战争后淮军集团被打残了，李鸿章被迫离开直隶总督的位置，满人直接担任直隶总督，结果就出来一个义和团运动，引来八国联军侵华。等清政府与八国联军开战，李鸿章在广州联合南方总督搞“东南自保”，拒绝救援，这就相当于是公开叛国了，清廷也拿他毫无办法，跟洋人谈条约还得求着他北上，因为列强只认李鸿章。

　　直隶总督时期的李鸿章，权力地位稳固、重大决策自由度极高，无需事事受制于中央，这一点毋庸置疑。北洋水师提督、旅顺与威海守将、平壤统帅、军械局与开平矿务局等军民企业总办这些关键职位的人选，都是李鸿章自行决策的，清廷完全尊重其决定。外交政策方面，总理大臣奕劻对外交事务一窍不通，除了贪污以外不知道做官还有其它事情可做，在外交政策方面对李鸿章言听计从。至于直隶范围内的人事钱粮等事务，则完全由李鸿章控制。直隶之外的诸多督抚、提督总兵等军政要员，也由李鸿章保举推荐。

　　具有迷惑性的一个现象是：权倾天下的李鸿章，同时也是朝廷清流派官员政治攻击的重点，弹劾辱骂他的奏章汗牛充栋。不管李鸿章做了什么决定，或者想要做点什么事，清流派言官们都会一拥而上对他进行攻击。攻击的理由，既有诸如拥兵自重、贪污腐败这样比较实在的，也有诸如破坏风水影响地脉这些非常荒唐的。单从奏章上看，李鸿章确实“处境艰难”，好像一个理智正常的人想干点正事，却被一群神经病围攻，口水都说干了也没有用。

　　但这只是表面现象。

　　中央清流派不掌握兵权，权力地位完全是清廷给的，是满洲勋贵们的附庸。他们围攻李鸿章，很大程度不过是替他们的主人出头对李鸿章进行“敲打”。对李鸿章做错的事情，比如卖国和贪污，他们要攻击反对；对李鸿章做的正确的事情，比如兴办洋务企业，他们也要找借口反对和攻击。

　　这些五花八门的言论攻击，数量众多而且言辞激烈，但对李鸿章而言并无关痛痒。整个过程，好像一个带着枪的人走进一个大户人家。主人养了一大群拴着链子的狗，这些狗当然要冲着客人狂吠。拿着枪的客人想要毙掉这些狗很简单，不开枪是为了给主人面子。主人家手里也有枪，但不如客人手里的枪厉害，便养了一群狗来壮大声势，却不敢真的放开狗链子让它们扑上去咬人。最终，双方衡量了一下彼此的火力，发现如果互相开枪只会两败俱伤，于是一致同意枪口对外，联合起来去抢外边那些没有枪的普通人，一起发财。至于那群只会汪汪叫的狗，也能继续分一些残羹剩饭。

　　当然，清流派中的投机分子们比狗聪明的多，就算放开了链子，他们也不敢真的扑上去跟拿着枪的李鸿章拼命。相反，很多清流派，私底下跟李鸿章交情还不错，在弹劾围攻之前，要先跟李鸿章通气，掌握一下言论攻击的尺度，既要让主人满意，又不能当真得罪李大人。清流领袖李鸿藻，其门生袁保龄就在给李鸿章当幕僚，担任“二李”私下沟通的桥梁。而李鸿藻重点培养的“第一爱将”张佩纶，在北京工作，就是清流大佬；回家守孝没工作，就给李鸿章当幕僚；守孝期结束，又回到北京继续当“清流”；马尾海战惨败后被朝廷免职，又到李鸿章幕府做事，还成了李鸿章的女婿。张佩纶在李鸿章和李鸿藻之前牵线搭桥，成了清流与淮系进行政治协商的关键人物，其中的诸多内幕和私下书信往来，直到21世纪才被历史学者挖掘出来。[1]

　　各地实权督抚也都跟李鸿章培养张佩纶一样，在中央清流派中培养自己的代言人，作为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1880年，两江总督刘坤一想找李鸿章要回轮船招商局从沈葆桢那里借走的一百多万两银子，被李鸿章拒绝，他就安排国子监祭酒王先谦“打头阵”，弹劾盛宣怀贪污腐败，要求改组招商局。朝廷收到奏章，向刘坤一等地方大吏询问，刘坤一便借机提出招商局欠钱不还的事，还想进一步夺取对招商局控制权。但李鸿章在清流派中也有眼线，很快打听到王先谦曾经找刘坤一帮忙解决国子监学生的学费问题，于是反戈一击，说王先谦的弹劾是“有人贿嘱”。刘坤一和王先谦被抓住把柄，不得已草草收兵，此事最终不了了之。[2]

　　清流派各种有道理没道理的攻击，远远到不了让李鸿章“处境艰难”的地步。李鸿章手下有一群幕僚，不仅才华出众，而且权势惊人，而且他们各自也养着一批心腹幕僚。也就是说，李鸿章的幕僚都有自己的幕僚团队。这种情况下，跟清流派言官打嘴仗，根本无需李鸿章劳神费力。但凡在政府机关给大领导当过秘书的都知道领导们公文是如何写成的：领导布置下来，政研室主任就要带着整个写作班子没日没夜的加班，有时候还要从业务部门借调人手过来补充专业知识，层层讨论、反复修改，征求各部门和相关专家意见，最后才会出现在领导面前。领导随便讲几句修改意见，整个稿子就要重新推倒了重新来。面对清流派的嘴炮攻击，李鸿章完全可以“闲庭信步”，有想说的，就在茶余饭后向幕僚们叮嘱几句，觉得无聊的，也可以完全不理，具体写折子这种咬文嚼字的苦活累活交给写作班子去做就行了。

　　李鸿章是个聪明人，非常懂得清流派背后满洲大佬们的意图。面对这些声势浩大的言词攻击，装出楚楚可怜有理没处讲的样子，让满洲大佬们“有面子”，对自己有益无害。朝廷也可以根据需要从中挑出些过错来对李鸿章进行斥责敲打。但在关键利害之处，清廷和李鸿章的决策都不会重视清流派的意见。

　　真正会被清流派打击的，是失去军事集团保护的实干家。最典型的是刘铭传。他之前过于嚣张，连续把湘军、八旗、绿营、楚军都得罪到了家，终于被赶回了老家。但李鸿章认定他是“嫡系”，便一直在幕后积极活动，谋求让刘铭传复出，找机会要给他安排一个北洋帮办大臣的职位。想不到刘铭传爱国心切，竟然拒绝了李鸿章的安排，跟左宗棠搞到一起去了，联合楚军死守台湾，做了淮军集团的“叛徒”。中法战争结束后，刘铭传以军功获得了台湾巡抚的职位，但左宗棠死了，没有人保他，清流派中的保守分子和投机分子们就一拥而上，痛打落水狗，不管他想在台湾开煤矿还是修铁路，都是各种弹劾。一般来说，遇到这种事情，就需要实权派大佬出面担保，比如前面刘坤一和王先谦联手弹劾盛宣怀，李鸿章上奏说我担保盛宣怀没问题，朝廷也就不再深究；后来如天津军械局总办张士珩、北洋提督丁汝昌等人也都不断被弹劾，李鸿章出面保一下，就都没事了。眼看着老部下被群小围攻，李鸿章却始终不开口说一句话，朝廷遂严斥刘铭传，逼着他辞职。刘铭传被清流弹劾下台，既是朝廷在借机对地方督抚展示权威，也是李鸿章在“清理门户”。

　　晚清政坛，处境艰难的绝不是拥兵自重的李鸿章，而是像刘铭传这种能抛开门户之见，毅然为国家献身的英雄人物。失去了派系势力的庇护，他们就寸步难行。

　　在权力地位稳固的情况下，李鸿章的诸多决策都不是考虑自身安危，而是考虑的如何实现自己和淮军集团利益最大化。

　　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再来看李鸿章所谓“洋务先驱”的身份，才能看的更明白。

　　李鸿章长期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购买西方武器并部分仿制，又主持兴办了许多洋务企业。这些事情都是正确的，但由于其本人和淮军集团的贪腐无耻，把这些事情搞得很糟糕，浪费了巨大的国家资源而几乎一事无成。这种人是没资格当“先驱”的，更谈不上是“改革派”。

　　主张学习西方的技术、用西方的先进武器，这个事情难不难？一点也不难，简直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事情。它并不需要有什么远见卓识。科技先进和武器先进这种东西，智力正常的人一看就知道。两三百年前，明朝的中国人，从皇帝到士大夫到普通知识分子，都是一看见西方的科技和武器就立刻主张学习。即使在满清，康熙皇帝也积极学习西方先进的数学天文知识，乾隆皇帝打猎也喜欢用火枪而非弓箭——他自用的火枪现在还在故宫博物馆陈列，其先进程度完全可以与同时期西方顶级火器媲美。李鸿章到上海以后，向朝廷报告说洋人愿意卖给咱们先进武器，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兴奋异常，立刻商量要用最先进的武器来武装驻京八旗，并火速派人到上海采购。此后，驻京八旗的“神机营”一直用着当时能买到的最先进的火器。

　　所以，“主张学习西方的科技，使用西方先进武器”这个事情，一点也不难，数百年来中国当权者没有人当真反对。到了十九世纪，列强军队都攻破中国首都以后，才发现它们是好东西的人，谈不上有什么远见。中国文化是世俗文明，中国人从不迷信怪力乱神，不相信上帝神仙能当真改善人的生活、增强军事力量，很容易理解先进科技和武器能带来的好处，即使处于野蛮状态的满人也不例外。

　　那么，为什么近代中国会在武器装备和科学技术上如此落后于西方呢？这不是当权者不知道先进的技术和武器好用，而他们希望由谁来掌握和学习先进技术和武器的问题。一句话，这不是认识问题，而是利益问题。

　　康熙、乾隆这些人都聪明绝顶，早就知道西方的科技和武器是好东西，但他们绝不允许这些东西在中国广泛传播。康熙开办过专门面向八旗贵胄子弟的学堂，教育他们学习西方科技，而汉人则被排除在外。只是这些贵胄子弟们太不成器，学不好而已。乾隆则连汉人学习了解中国古代的先进文明都要用“文字狱”坚决禁止，更不要说学习西方了。

　　在野蛮人的刀锋之下，中国人连学习本国本民族文化的权利都没有，何况学习西方？

　　中国人要打破清朝在思想文化领域的“闭关锁国”，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使用和制造先进武器，难点不在“知道”西方的武器、科技、机器是好东西。难点在于破除满洲以野蛮落后的少数人对文明的多数人的准殖民统治。

　　这个事情是谁来干成的呢？是太平天国和捻军干成的。

　　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把满清八旗和绿营这一套传统的军事专制机器给砸了个稀巴烂，清廷为了维持生存，不得不同意汉族士绅自己募兵募款，建立一套独立的军事系统。汉人手里有了能独立控制的军队，而且实力胜过了八旗和绿营，才有资格去学一点满洲人没有掌握好的东西。

　　在太平天国革命之前，谁要是想打破满洲专制体制划定的思想囚笼，就只能落得一个抄家灭族的悲惨结局。等曾国藩、李鸿章这些人把几十万湘军淮军建了起来，在中国大地上杀得人头滚滚，带着还在滴血的刀，才敢抬起头来对清廷说：我们打算学习西方，你有没得意见？

　　清廷连忙说：没意见、没意见，大家一起学、一起学。

　　这些人又说：买外国的武器、建兵工厂都很花钱的，怎么办？

　　清廷说：没关系，洋人控制的海关每年能给咱们整出来几千万两银子，要买什么尽管说。另外种鸦片贩毒这种事情来钱也挺快的，你们放手去干。为了富国强兵，种个鸦片不是什么大事儿。

　　这些人听了，才放下手里的刀，到户部领银子去了。中国人才终于有了学习西方的资格。

　　自从十五世纪西方科技领先中国以来，不管是汉人还是满人，中国精英阶层中就从来没有出现过当真 “反对学习西方”的实权政治派别，最多也不过是一些无权无势的酸腐文人的议论而已。清流出身的张之洞，一到地方上掌握实权，也立刻转型为“洋务派”。把“主张学习西方”当成一个了不起的远见卓识来加以宣传，借此给李鸿章贴金，实则是对中华文明的一种污蔑。

　　中国古代文明的主流，既不“闭关锁国”，也不“盲目自大”。中国历朝历代的大一统王朝，都是执行的对外开放和自由贸易的经济政策，并积极鼓励先进科技的研发和推广，对外部文明的好东西，也总是乐意学习引进。甚至清王朝在经济领域也一直从对外开放的，自由贸易程度比同时期的西方国家高得多，只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基于民族歧视采取封闭和高压的政策而已。清朝的皇帝，也是主张学习西方的，不过是只让满蒙统治阶层学习，不准汉人学习而已。太平天国战争的双方，革命派和镇压革命派，都主张对外开放和学习西方先进科技；战后的两个当权利益集团，满洲勋贵和汉族士绅们，也都赞成学习西方。李鸿章代表自己的利益集团主张学习西方，用先进武器武装淮军，建立垄断企业为淮系集团捞钱，根本谈不上是什么“先驱”。而那些为了帮助满洲主子敲打地方实权派的清流保守派，用各种荒唐的理由来攻击李鸿章的各种政治决策，也不能代表中国文化、中华文明的主流。把清流保守派们的聒噪，当成中国传统文化对洋务运动的重要阻挠，是错误的。

　　比如，在为开平煤矿运煤的唐胥铁路的修建问题上，长期以来流传着一个传言：“保守派”认为修建铁路会震动皇陵，强烈反对用蒸汽机车来拉火车，李鸿章为了让铁路项目能顺利进行，不得已采用“马拉火车”。“马拉火车”也就在许许多多的近代史作品中，成了中国传统文化抵抗现代化的一个“显证”。然而根据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潘向明先生的《唐胥铁路史实考辩》中的考证，李鸿章在一开始筹备唐胥铁路建设的时候，就定的是用马力来拉动火车。因为蒸汽机车在当时的西方也没有完全普及，煤矿的铁路用马力来拉动仍然是一种常见的方式。整个唐胥铁路修建过程中，朝廷对李鸿章的各种奏请都是一概予以批准，中间没有任何参劾反对的声音，更不存在“震动皇陵”的说法。后来，唐胥铁路的技术人员自己想办法组装了一个蒸汽机头，用它来代替马力，也顺理成章，中间未有人提过反对意见。“震动皇陵”之说，完全是时人看见马拉火车，以为奇观，编造出来的民间传言而已。

　　在修建大的铁路项目问题上，朝廷内部确实有过争议。清流保守派们发表过一些诸如影响风水之类的奇谈怪论，但朝廷决策从未理睬过这些说法。朝廷一再拖延大型铁路项目上马建设，关键是两个原因：财政困难和国家安全。

　　一些花钱少的建设项目，比如全国的电报网络，很快就建起来了。但修铁路花的钱要多得多，如果要大规模上马，就得找列强借钱，就要出让许多铁路沿线的权益，说不定还会危害国家安全，这个事情关系重大，不敢轻易定夺，而不是思想保守害怕火车震动地脉破坏风水。当时要花钱的地方太多，比铁路重要的事情也很多，一直等到1891年李鸿章宣布海军建设基本完成，朝廷才开始批准铁路投资。

　　中国文化对铁路这些西方新事物的态度，与其看清流派的无聊奏章，不如看它实际开通以后的民间反应。

　　1872年，英国人在上海吴淞修了一条15公里的铁路。建设过程中，由于工资比较高，当地人打破了头来施工队找工作。“乡人踊跃从事，毫无怨言”。唯一比较麻烦的是征地，刚开始还比较顺利，后来沿线居民发现这是一个生财之道，就竞相抬高房屋拆迁价格。有个叫李昆荣的农民，跟当地地保串通修改土地记录，把自家土地从0.871亩改为1.5亩，三人瓜分了多拿的拆迁款。此事后来被宝山县令发现，对三人做了鞭笞的处罚。总体而言，人民都是从世俗利益出发来看待修铁路，没有出现因为风水等传统意识阻碍修建过程的问题。

　　等铁路开通的那天，火车站附近简直就是人山人海，全上海的人都跑来看热闹，有钱人争相购买一等座来体验最新的“洋玩意儿”。《申报》记载，专门来围观火车的“观众”每天都有上千人，马车、大轿、人力车等生意火爆，车站周围也开起来了很多水果摊、点心摊，如同赶集。不仅上海人来围观，还一传十十传百，很多全国各地的有钱人专程来上海，花两块钱体验一把15公里的火车乘坐体验。吴淞铁路成了上海著名旅游景点，迅速实现了盈利，达到了每英里每周盈利27英镑的水平，跟伦敦持平。[3]

　　不过，由于这条铁路是英国人打着“修马路”的旗号修的，没有经过官方审批。两江总督沈葆桢知道以后，认为这里边包含了列强进一步侵略中国的图谋，下令把它拆掉了。沈葆桢是仿制和购买外国军舰以发展海军的积极倡导者，并不保守，拆掉吴淞铁路主要是基于国防安全的考虑。这种考虑也并不是完全错误。后来修建的从天津到北京的铁路，在八国联军侵华期间就成了侵略军进军北京的运兵铁路。直到21世纪，在我国与越南接壤的某些地区，出于军事安全的需要，也仍然禁止修建铁路或高等级硬化路面。前段时间我还读到过一个新闻报道：中越边境有个村庄的村民们在没有向规划部门申报的情况下，自己筹钱修了一段水泥公路，便因为安全因素的考虑而被要求拆除了。

　　洋务运动中，铁路修不修、何时修、在哪里修、怎么修的决策过程，清廷上下的决策者们主要都是基于财政和国家安全的考虑来做决定的，是很现实的考虑，文化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不能说没有，但是极小。从拿钱参与铁路施工的穷苦人民，到花钱体验火车的全国富裕阶层，中国人上上下下都对铁路这类新鲜事物的接纳程度极高，总体上不存在盲目排外的问题。其间，即使有个别比较荒唐保守的思想言论，也是全人类共有的对新鲜事物的陌生感恐惧感的体现，与中国文化的特质无关。一个叫高思特的英国人在1899年写了一本书，叫《中国的进步》。他在书中比较中国人和英国人对修建铁路的态度，认为面对新技术新事物，中国人比英国人更加开明和积极。他说：

　　“60多年前在英国，当人们建议筑造第一条铁路时，全国吵闹反对。如果那些喜欢嘲笑中国人害怕蒸汽机工厂和铁路运营的人们，能回忆及此，不是没有好处的。那时英国人所提出的反对，比今天中国人所表示的厌恶，可笑得多了。中国人不喜欢他们的墓地受到侵害，或者是他们的风水规条受到破坏。但是在英国，一个著名的律师居然说，狂风时，蒸汽机将无法运转，即使搅拨火炉，甚至增加蒸汽的压力到锅炉要爆炸的地步，也是毫无用处的。医学家说，隧道的暗淡与潮湿、汽笛的尖叫、机器的飞转，都将给公共卫生带来很大的损害。机车通过时的火花，将引起房屋火灾。乡绅们则担心自己牧场上的牛将受到惊吓而不再进食，母鸡则将停止下蛋。”

　　——在遇到火车这种从未见过的庞然大物的时候，任何国家的普通人都会出现恐惧感，担心它会造成一些难以预料的危害。这种情况绝不是只会在中国发生。甚至到了21世纪的今天，英国还有很多人相信5G信号会引发健康风险，于是四处纵火烧毁5G基站。2020年3月12日，在美国亚利桑那州举办的健康峰会上，一位名叫托马斯·考恩的美国医生在会议上声称：“第五代移动通信（5G）技术导致了新冠疫情的爆发”。英美各地都有以此为借口的反对5G的游行示威。跟这些人比起来，晚清的中国人民在面对西方新技术的时候，表现得已经是相当开明和理性了。认为掌握枪杆子的洋务派需要特别的勇气和魄力去跟“儒家保守派”进行激烈斗争，才能推动铁路、电报等现代基础设施建设的想法，其实是错误的，是在假想他们跟一个并不存在的怪兽搏斗。

　　真正的情况是，当满洲人发现已经无法阻挡汉人学习西方的时候，满汉双方迅速开展了学习西方的竞赛：清廷拼命想让八旗拥有最先进的武器，快速建立电报系统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汉族大佬们也拼命搞钱来武装自己的军队、建立自己的兵工厂。

　　正因为如此，在那些把“主张学习西方”当成一件了不得的远见卓识的人看来，晚清政坛从慈禧到李鸿章，从奕？到醇亲王，当权派们全是一群开明的、开放的、积极谋求改革的伟大政治家，无一人反对学习西方。甚至连英国人海关总司赫德也成了推动中国政府管理体制现代化的先驱人物。他们全都在处心积虑的推动中国学习西方。但不知道为什么，洋务运动竟然失败了，甲午战争中国竟然一败涂地。中国跟美国、德国、日本一样，都在一场激烈的内战以后谋求富国强兵，同一个时期、类似的做法，结果其它三家都成了新兴霸权，只有中国成了被列强瓜分的对象。他们不能理解，因此只能往虚无缥缈的“文化基因”上去找原因，认为洋务运动的失败，并不是慈禧、李鸿章、赫德这些掌握着中央枢机、国防精锐、列强授权的显赫人物的过错，而是诸如倭仁、宋晋、徐桐、翁同龢这些手上无一兵一卒、只能写奏章提建议的人搞坏了事儿，认为是这些人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力主保守，反对学习西方，成了洋务运动改革的绊脚石，让国家“改革”失败。相反，满洲勋贵、淮军集团、西方列强，都在一心推动中国现代化，只是因为中国文化基因太差、中国人过于愚昧无知，烂泥扶不上墙，最后才给搞坏了。

　　这种看法相当荒唐可笑。一群腐儒、一堆古书哪有力量挡得住皇权、军权和列强的联合意志？

　　整个洋务运动中，最烂最坏的，恰恰就是慈禧、李鸿章、赫德为代表的这一批人，以及背后支持他们权力的利益集团。只有他们足够烂足够坏，才能在十九世纪下半期，在这个第二次工业革命蓬勃开展、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全球大国格局重新洗牌的重大历史机遇期，让中国经过三十多的和平建设，只搞出来一批中看不中用的“形象工程”，外表光鲜、里头稀烂，被一个新兴的海外小国一戳即破。这批人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支持中国学习西方，嘴上都把中国富国强兵作为自己的工作目标，但背后都在为自己和自己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算计，时时处处以本人和本集团利益优先。他们所代表的集团或阶级，都只在乎自己的利益，而且贪得无厌、欲壑无穷，打着富国强兵的旗号拼命把好处往自己兜里揣，他们经常因为分赃不均而内斗，但在合作剥夺中国人民的血汗所创造的财富方面则完全一致。

　　清流派，只是满洲勋贵和汉族士绅们进行内部分赃的斗争工具，他们的思想和言论，无论是“清”是“浊”，对国家重大军政决策影响甚微，也决定不了洋务运动的成败方向。

　　通过科举制度选拔出来的清流官员，并不全都是迂腐保守的，其中不乏有才干也有操守的人才。曾国藩在建立湘军之前，可以说也是朝中“清流”。张之洞以清流而转型为地方实干型政治家，一身清廉而专心洋务，跟左宗棠一起撑起了洋务运动的半边天，最后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他主持建设的钢铁厂、煤矿、军工厂等最终投入产出的效率都远远超过了李鸿章主持建设的江南制造局、天津军械厂。

　　此外，朝中清流派对整顿吏治、改革司法做过很多有益的讨论，并不是一门心思反对改革。晚清著名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4]，就是翁同龢等清流人士主持的，为两个被司法系统的腐败无能冤枉的普通底层人民申了冤、翻了案。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极端保守派在清流中也只是一个非主流的分支。[5]

　　但清流派这些成绩和有益的讨论，对大局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

　　把“学习西方”的旗号举得最高、吹的最好的李鸿章，以及在背后信任和支持他的慈禧太后，这两个人才是中国近代学习西方、实现现代化最大的拦路虎和绊脚石，其间的辩证关系，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中国社会的进步，最不需要的，就是漂亮的口号和华而不实的形象工程，最需要的，是能打破既得利益格局的勇气，尤其是与自身利益和支持自己的利益集团的利益进行斗争的勇气。如果当权者自己就贪婪无耻，时时处处把自身利益放在第一位，不管多正确的路线和口号都只会阻碍中国社会的进步而不是相反。

　　民间保守观念对洋务运动的阻碍，比清流派中的“保守派”力量更加微弱。面对民间的反抗，洋务大佬们的处理方式非常简单。沈葆桢在给马尾造船厂征地建设的时候，就遇到了村民们的反对。本地村民以保卫祖宗坟墓和个人财产为由把拆迁队伍赶走了。沈葆桢得知以后，派出炮艇开过去对准那个村庄。村庄的首领立刻服软，交出了几个带头闹事的村民。沈葆桢把下令他们斩首示众，拆迁过程便得以顺利推进。还有那个跟地保串通、索要过多铁路拆迁费的上海农民李昆荣，洋人去找官府投诉，七品芝麻官宝山县令一句话，把他抓起来鞭笞，没几天就伤口感染而死，跟碾死一只蚂蚁没有区别。说这些草根力量就能阻碍甚至破坏洋务运动，能把人笑出眼泪。

　　在敢于杀掉上千万人以维护自己统治的势力面前，什么祖宗坟茔不能动、祖宗之法不变之类的思想观念根本不值得一提。这些势力自己的丑恶私欲，以及他们之间内部的斗争，才是国家衰落的根源。

　　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以后，中国学习西方的速度是惊人的。左宗棠西征的时候，中国军队就已经装备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步枪和火炮。遍布中国的电报系统也在十年之间就建立了起来。马尾造船厂已经具备制造船用蒸汽机和装甲舰的能力。在上海，甚至连证券交易所也建立了起来，任由民间进行期货和股票买卖。高思特在《中国的进步》中也不禁感慨说：“对中国从1860-1895年之间的迅猛的进步，实在不能不感到惊叹！”

　　几百年来，中国所有掌握军队的实权派别都主张学习西方，都知道对自己能控制的军队而言，士兵们的武器越先进越好，制造武器的机器越高效越好，运输士兵的工具越快越好，传递命令的信息系统越发达越好，挣钱来养活军队的渠道越多越好。李鸿章的洋务观念，并没有超出这个范畴。因此，评价李鸿章参与“洋务运动”的功过，就不能以他发表了多少主张学习西方的言论、提了多少“开风气之先”建议来衡量，而只能是他实际办事的成果和绩效来衡量。他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捻军起义，然后积极参与并主导洋务运动，那就必须证明自己能比太平天国革命者更好的学习西方、更好的推动中国社会进步，才能有资格被认为是“改革先驱”。

　　太平天国革命胜利之后到底能把中国建设成什么样子呢？我们不能改变历史去做一遍事实推演。比较有说服力的方法，只能是通过纵向的和横向的对比来探究这个问题的答案。

　　从纵向来说，中国历史上成功的底层革命，太平天国之前有朱元璋领导的元末农民起义，之后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前一次开创了伟大的大明王朝，在此后两百多年里始终是世界上最强大、经济最发达的国家，革命成功之后三十多年就开始搞郑和下西洋，对外贸易高度发达；后一次，建国之后第三年就在朝鲜与世界头号强国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正面开战。甲午战争的日军再强，也强不过1950年代的美军，结果中国军队硬是把美军从鸭绿江赶回了三八线以南，取得了震惊世界的胜利。然后，开始进行全面的工业化运动，卫星上天、潜艇入海、核弹爆炸，以人类历史上最快的速度和最小的代价实现了一个大国的工业化。这中间，苏联的帮助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欧美国家对中国的封锁打压却很厉害。满清洋务运动时期的国际环境，比新中国建国初期好了不知道多少倍，英国和美国都在大力扶持满清政权，先进武器随便买，各国技术人员随便雇佣，其它列强也无意对华技术封锁，而且那个时期西方科技水平也发展有限，远远达不到二战后的高度，中外技术差距较小，学习起来比较容易。就这样，李鸿章拿着天上掉下来的数以千万记的白银，搞了几十年洋务运动，连个速射炮和爆破弹都造不好，更不要说仿制先进军舰，面对缺乏对外战争经验、经济实力薄弱的小国日本就一溃千里。这哪里是什么改革的先驱，明明是败家的先驱。

　　从横向来看，与李鸿章镇压太平天国和练军起义（1856-1868）同一时期，全世界同时进行的还有三场大的战争。德国的统一战争（1864-1870）、日本倒幕运动（1865-1868）和美国内战（1861-1865）。这四次战争都是内战，都是各自国家历史发展中至关重要的转折点。德国、日本、美国都在战后走向了富国强兵的道路，成为新兴列强。这一时期，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展的技术跃进期，也是国际局势大动荡大翻牌的时期，德国、日本、美国都通过内部变革、抓住历史机遇实现了国际地位的跃升。唯独中国在经历内战和“改革”以后，成为了被列强瓜分的对象。

　　日本跟中国在同样的时间结束战争开始推动内部改革。日本明治维新的时间，基本跟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的时间完全重合。二十多年下来，日军和淮军硬碰硬，淮军一溃千里。1885年之前，曾国藩、左宗棠在世的时期，还有点中兴气象，学习西方进度不错、对外战争连战连捷，等左宗棠去世以后，三大湘军系巨头只剩下一个李鸿章，大权独揽，全面主导洋务运动，只用十年时间，就把中国带到了甲午惨败的死胡同里。这就不仅是败家的先驱，而是败家的王者了。

　　不管是用中国历史来做纵向对比，还是拿同时期的其他国家来做横向对比，“洋务运动”都是一次挂羊头卖狗肉的假改革，核心不过是清王朝的两大反动阶级，依靠洋人控制的海关和对内贩卖鸦片获得的钱财，购买外国先进武器、建设近代化兵工厂用来加强内部镇压的自保行动。李鸿章作为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集祸国、窃国、卖国于一身，杀人如麻、结党营私、贪污腐败、畏敌如虎、卖国求荣，是洋务运动的最佳形象代言人，也是洋务运动失败的一大关键因素。

　　现在还有一种奇怪的论点，认为是左宗棠收复新疆花钱太多，导致朝廷给李鸿章建海军的经费没给够，这才导致了甲午惨败。这种观点实在是匪夷所思。这两次战争前后相隔十多年，中间还夹着打了一次中法战争。新疆之战和中法战争都成功的保障了中国一个战略方向上的安全，为李鸿章在“朝鲜-日本”方向安心经营提供了保障。甲午战争期间，甘肃又发生回民起义，并波及到青海和关中地区，为了镇压这次规模不大的起义，清廷便开支军费1000万两[6]。如果新疆丢给了阿古柏和俄国，甘陕地区的叛乱是会增加还是减少？很显然，如果有来自新疆的支援，这些地方的叛乱只会增加不会减少，为此又将不得不多开销很多个1000万两。如果西南输给了对法国的战争，割地赔款的损失也少不了。中国的地理环境本来就是海陆双向受敌的位置，每个方向都要兼顾，任何一个方向被击垮都会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

　　左宗棠与李鸿章的国防路线之争，长期以来被误解为“塞防”和“海防”之争，这是一种有误导性的表述，准确的表达是“海防塞防兼顾”与“不要塞防只要海防”之争。左宗棠秉承的是“海防和塞防兼顾”的战略，不是“只要塞防”战略。左宗棠不仅主导了西征新疆，还参与了中法战争后期在福建和台湾与法国海军的对抗，他一出手，海陆两个方向都能取得胜利，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行动上把“海防”和“塞防”给兼顾了。李鸿章是“片面海防”战略，只要海防不要塞防，而且在实际操作中是只要北洋的海防，不要南洋的海防，这是基于个人私利的片面且错误的做法。之所以后世觉得李鸿章好像有远见，日本真的如他所说成了中国最大的威胁，那是因为负责对日防御的李鸿章水平最烂，硬生生的把一个没多大威胁的小国养成了威胁中国生死存亡的列强。李鸿章之所以很有远见的“看到”日本对中国威胁最大，是因为只有拼命夸大日本的威胁，才能给自己揽权要钱找到足够的借口。这里边，跟东林党和袁崇焕对待后金（满清）一样，甚至还有“养寇自重”最终玩脱了的嫌疑。

　　从总体来看，不存在左宗棠主张“塞防”、李鸿章主张“海防”的问题。左宗棠是塞防也防住了，海防也防住了；李鸿章是海防也不行、塞防更不行，他主要是耍嘴皮子行和给自己捞好处行。左宗棠配合刘铭传守住了台湾，李鸿章则丢了台湾，即使在海防上，李鸿章跟左宗棠相比也是个彻底的失败者。

　　欧亚大陆的两端，有两个重要的岛国，最西端是英国，最东端是日本。英国能够崛起，是因为欧洲大陆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它可以不断利用西班牙、法国、荷兰、德国甚至俄国之间的矛盾，拉一家打一家，为自己赢得战略优势，这是关键。而日本从地缘上来看，是很难崛起的，因为它旁边的东亚大陆长期存在一个统一的大国——中国。中国的综合国力实在过于强大，即使在衰落的时候，要遏制日本也问题不大。明末日本侵略朝鲜，就被明军给打了回去。到李鸿章主政时期，要遏制日本，机会也很多。1875年日本侵略朝台湾南就应该让他有来无回，全歼其登陆侵略军和后勤海军毫无困难，但李鸿章退缩了，反而向日本赔款50万两。

　　1886年，甲午战争前八年，北洋水师到日本长崎做军事访问，结果因为日本民间的长期仇中情绪和对中国先进军舰的嫉妒，竟然发生了对北洋水兵的屠杀事件，杀死北洋水兵8人，伤42人，史称“长崎血案”。这是一次单方面的屠杀而非斗殴，因为在此之前三天已经发生过北洋士兵在岸上遇袭的事件。丁汝昌误以为是斗殴，下令此后北洋士兵们在下船以前都不准携带武器，并严令不得与日本居民冲突。士兵们是在上岸购物消费的过程中被数百手持凶器的日本人包围攻击的，其中还有不少日本警察。发生这种事情，琅威理当时就建议应该抓住机会对日开战，炮轰长崎，消灭其还比较弱小的海军以扼杀日本的战略威胁。这一建议遭到了丁汝昌和李鸿章的否决，最后“长崎血案”以“双方互殴”的形式结案，中日双方互相赔偿对方死伤，日本多赔了几万块钱，连个道歉都没有。这时候英国还是支持清朝的。琅威理都主张打，也就意味着对日开战不会有外交压力。

　　“长崎血案”的处理方式，说明李鸿章在很大程度上在把日本这个威胁当做向朝廷索要海军经费的借口，有传统的“养寇自重”思维——如果一战就把日本海军灭了，接下来还怎么找朝廷要钱？

　　日本海军就在李鸿章的纵容下，一步一步成长壮大起来。等到日军羽翼成熟了，也没打算感谢李大人的恩惠，毫不客气的发动了侵略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李鸿章的淮军开展逃跑比赛，把大量的军需物资留下来送给日军。其中最神奇的是，在旅顺，日军竟然还缴获了6000吨铁轨！原来，清廷内部经过数年讨论研究，最终在1891年批准李鸿章的报告，决定修建关东铁路和津沽铁路的联络线，用于加强对东北的控制，对抗日本和俄国的侵略企图。为此给李鸿章每年200万两银子。李鸿章拿着这笔银子去欧洲进口了6000吨铁轨，耗费巨资跨越半个地球运到旅顺，结果旅顺保卫战只打了一天，他的淮军就弃城逃跑，连弹药都没来及销毁，就更不顾上这批铁轨了。当时日本也在筹划修铁路，但财政开支集中于军队建设，没钱，得到这批铁轨大喜过望，立刻运回国内，建成了日本第一条铁路。李鸿章不仅为日本解决了军需问题，一路供应火炮弹药，连民用铁路问题也一起给解决了。后来的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喜欢丢下粮食弹药跑路，解放军将士们将蒋介石戏称为“运输大队长”。甲午战争期间，李鸿章也是日军的“运输大队长”，从欧洲运了6000吨铁轨过来送给日军，这真不是一般的劳苦功高。[7]

　　通过甲午战争，日本获得了总共2亿3千万两银子的赔款，又掠夺了包括大量火炮、铁轨在内的军用民用物资，有人估算大约价值八千万至一亿两白银。也就是总共获得了超过3亿两白银的就巨额收入，是其1984年全年财政收入的5倍以上。日本利用这些赔款和物资建立了军工、钢铁、铁路、航运、采矿、电报电话等近代企业，快速的完成了产业革命，还完成了从白银本位到金本位的币制改革。数据显示，在获得赔款的第一年（1895年）至1900年的五年里，日本的工业化成就相当于明治维新以来至甲午战争30年的总和。[8]李鸿章在甲午战败以后，狠吹自己“以一人敌一国”，以推卸战败责任；按照这个逻辑，我们也可以说他是“以一人强一国”——他一个人为日本工业化所作的贡献，就比整个明治维新派做的贡献都大。李鸿章的牌位，应该放进靖国神社，做一个比所有人都大的牌子放到神社中央，供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们日夜参拜感谢。

　　日本作为一个海上岛国，临近中国这种广土巨国，其兴衰并非是自己能够控制的，必须有大国的“配合”才行。只要中国稍微表现正常，无论其本国的英雄人物们如何奋发努力，也无法摆脱二流地位，只能充当大国博弈的棋子。只有当中国四分五裂陷入军阀混战的时候，或者在大一统时期出现李鸿章这种人物的时候，他们的努力才可能产生奇迹。就好像无论努尔哈赤或皇太极多么雄才大略，如果没有东林党、袁崇焕这些人的积极配合，从内部搞垮搞乱中国，把毛文龙这些自家英雄人物干掉一批，满清是绝不可能崛起的。网络明史爱好者们喜欢将袁崇焕戏称为“满洲第一巴鲁图”，那么李鸿章也至少应该是“大日本帝国功一级金鷀勋章”的荣誉获得者。

　　对甲午战争中淮军的表现，我们并不要求他们像抗美援朝的志愿军一样英勇善战，甚至也不需要像左宗棠的西征军一样平推对手，只需要像中法战争一样就可以了。可以把朝鲜丢掉，可以守不住平壤甚至守不住鸭绿江，可以在海军正面对决中失利，但起码能像中法战争后期一样，依托旅顺这样的堡垒要塞搞好纵深防御，不要一溃千里，不要把大量战略物资白送给日本。最后哪怕跟日本签一个像《中法新约》那样的条约就是胜利，可以放弃对朝鲜的宗主权，可以给日本一些通商贸易的特权，但不割地不赔款，让日本的战争消耗得不到补充，杀敌三千自损一万都行。这样的要求并不苛刻，李鸿章完全可以也应该在清政府实际给他的权力、资金和资源范围内做到这一点。这一点都做不到，说他祸国、窃国、卖国就绝不冤枉他。这一点都做不到，还要把他吹捧为“先驱”，那就是天大的笑话。

　　[1]姜鸣，《光绪前期张佩纶与李鸿章谋划海军之研究》，载《龙旗飘扬的舰队》附录。

　　[2]卢伯炜，《论刘坤一与李鸿章争夺轮船招商局》，载《苏州大学学报》，2007年11第6期

　　[3]雪珥，《天子脚下：晚清政局与天津特区对外开放》，中国青年出版社，274页

　　[4]杨乃武与小白菜（本名毕秀姑）都是浙江余杭人。毕秀姑丈夫去世，坊间传言为杨乃武与小白菜有私情，联合将其毒死。知县刘锡彤因与杨乃武有过节，便借此机会刑讯逼供并篡改供词和尸检结论，做成冤案，判处二人死刑。杨家人不服，在地方伸冤，都没有结果。最终一路上诉到北京，托关系把诉状交给了翁同龢。翁同龢看过之后，认为疑点重重，上书慈禧请求重审。后经过反复审理，通过再次开棺验尸证明毕秀姑的丈夫并未中毒，而且之前审理供词中的砒霜购买地点爱仁堂并不出售砒霜，供词为毒打成招所得，遂将二人无罪释放。

　　[5]晚清清流派与明末东林党不可同日而语。清流缺乏强有力的利益集团支持，内部派系林立，有极端保守派，也有改革派，还有投靠各大实权派别的政治傀儡和投机分子等等，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和意识形态。东林党背后有东南豪强的经济支持，文官集团“文官统兵”的制度又让他们可以掌握军权，又有统一意识形态支持和初步的政党形态，因此能深刻影响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格局。晚清军权控制于满洲和湘军系，朝廷文官系统不掌握兵权，地方实权督抚又掌握厘金等财政收入，海关为列强所控制，清流几无实权。因此，东林党和清流虽然看起来都有喜欢以言论影响政府决策的行为，其实为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政治群体。东林实力祸国，需对明朝灭亡负重要责任；而清流并不怎么祸国，对清朝兴衰的责任不大。

　　[6]吴廷燮，《清财政考略》，22页

　　[7]雪珥，《天子脚下：晚清政局与天津特区对外开放》，中国青年出版社，315页

　　[8]《晚清最后十八年》，第一卷，2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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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伪人：李鸿章的路线与真伪

　　要说李鸿章一点好事都没有做，那也不客观。比如兴建新式学堂，兴办近代企业，就是好事。但相对于他的权力地位所掌握的资源而言，这些小事并不能成为评价其历史功过的主要标准。普通人积累一生财富，用来修建一所小型学堂可能都不够；一个人用尽全部精力创业，最后能让一家小企业活下来就算很厉害了。但作为直隶总督，只需要在点个头，一所学堂就可以建起来了、一个企业就办起来了。办学堂，也就是财政支出的零头；办军工企业，背后有军事采购支撑，产品不愁销路；办轮船招商局，直接把漕运业务划过去，用漕运收入就能支持它的日常开支。说来说去，这些近代企业的钱，都是来自于财政收入，不是花的李鸿章的钱。财政收入扣除日常行政开支，能结余的主要就是海关、厘金两大类，关税最大宗的商品是鸦片，厘金中除了传统的盐税，最大宗的也是鸦片。手握枪杆子，把这些钱拿过来花，建起来几所学校、企业，买几艘外国先进军舰，都不能算多大本事。花钱买东西是个人就能干，“双11”剁手嘛，谁不会？英美德法各国列强开着官方旗舰店，武器技术一应俱全，背后有国家财政给你清空购物车，买起来不要太爽。这也能算本事？能算先驱？关键是钱花出去，要搞出成效来，要比同时期的日本人更高效，要比被他杀掉的革命者更高效，才算本事。数千万两的银子花出去，把企业搞得半死不活、产品质量差价格贵、军队战斗力一塌糊涂，还养了一大堆贪官污吏，通过办企业、建海军等方式把国家的人民的银子不停往自己家亲戚和亲信的口袋里装，那就不仅是没本事，而是窃国大盗、民族罪人。

　　李鸿章这个人特别有才华，文章写得非常好，“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这些都是千古名句，读起来令人印象深刻。年轻时候去北京赶考，写了了“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觅封侯”，老了临死的时候，又写了“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孤星大将坛”，都是绝妙好辞。与他同时代的有个著名思想家，叫郑观应。孙中山曾经向他求学，毛泽东曾经读过他的书《盛世危言》，很受启发。如果李鸿章不去做官，不带兵镇压太平天国，而是当个郑观应这样的思想家，估计成就比郑观应只高不低。写几本诸如《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日本威胁论》等反应时事的畅销书，必定可以大卖，名利双收，并启蒙国人、享誉后世。

　　也正因为如此，李鸿章似乎特别容易被文人学者所“理解”。普通老百姓知道了李鸿章干的那些事儿，都会第一反应骂他是卖国贼。许多学者经过深入研究，阅读了李鸿章的奏章笔记书信等一手材料之后，却往往会改变想法，觉得李鸿章特别不容易，特别想把事情办好，很多决策都是在真心为国家强大社会进步考虑。在产生了这种“同理心”之后，就倾向于努力为李鸿章辩护，总觉得好多事儿他都是逼不得已。这就上了李鸿章的当。

　　越是有才华的人，便越容易利用自己的文字功夫来骗人。李鸿章不仅自己文字功底深厚，手下的幕僚也个个都是文字高手。拿着奏章书信上的文字、李鸿章的幕僚们的回忆录研究李鸿章，用于了解历史事实则可，想借此“读懂”李鸿章的内心世界，那就是上找着上当受骗了。

　　中国古代官员们的奏章，无一不写满了家国情怀，每一个观点，都从国家民族大义出发展开，文字精妙之处，能把读者感动的痛哭流涕，但其真实目的，则往往隐藏的很深，真伪难辨。宋儒、东林党、李鸿章这些人，都是个中高手。光看宋儒的奏章，我们会以为宋朝都是被皇帝和外戚搞坏的；光看东林党的奏章，我们会以为明朝都是被皇帝和太监搞坏的；光看李鸿章的奏章，我们会以为清朝完全是被慈禧太后和清流派搞坏的。

　　我们对手握军政大权的政治人物的评价，从来都不应该看他们在奏章和书信中说了什么，而是要看他们实际做了什么、做成了什么样子。尤其是，在他们的个人利益、小集团利益和国家利益发生明显冲突矛盾的关键时刻，他们是如何决策、如何行动的。这才是关键。

　　曾国藩给李鸿章做过一个评价：“李少荃拼命做官。”这句话说得很到位，李鸿章就是一个削尖了脑袋想做大官的人，没有什么做人的底线或家国情怀。晚清文人黄濬对此也做过总结，说曾国藩、左宗棠二人“皆不勾结宫廷王公太监，稍存书生本色；李文忠则好结内援，宦术深矣”。[1]

　　以李鸿章的聪明才智，早就想明白了，在晚清政坛要把官做大、坐稳，一定要把握三个关键：第一个关键，是要死死抓住兵权，这是安身立命之本，所以关键位置只用淮军嫡系；第二个关键，是要跟满洲权贵们同流合污，这是政治同盟的根基，所以你贪我贪大家贪，以贪腐联络高层、笼络手下是其基本手段；第三个关键，是要倚靠列强，拉大旗做虎皮，凡事总要强调学习西方，这样才能有充足的借口找朝廷要钱，把海关每年几千万的银子尽可能的多装进自家口袋，再打着“造不如买”的旗号把钱花到列强头上，换取列强支持，有钱有枪有靠山，地位自然稳如泰山。

　　前两个道理，普通的中国人都很容易懂，第三个道理稍微复杂一点，不妨再详细说明。

　　在中央掌握一部分可以自由支配财政收入的情况，各级官员都会努力的想办法把这部分收入拿过来。这个事情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是如此的，通俗点说，就叫“跑项目”，还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叫“跑部钱进”，就是到各个中央部委去跑动以获得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不仅政府如此，在企业机构中也一样，各个部门都会努力争取从总部获得更多的经费预算。而为了多获得财政支持，不能空口白牙的说：我想多要点钱。而必须掌握两大关键技巧：第一是“哭穷”，第二是“吹牛”。所谓“哭穷”，就是尽可能夸大自己面临的困难，再不给钱就要天下大乱、局面失控、企业破产、人才流失之类的；所谓“吹牛”，就是尽可能夸大自己承担的工作的重要性，对国计民生、企业发展如何如何有意义。比如，前些年，国家提出要发展智能制造，某地就立刻把电子信息产业园改名为机器人产业园，利用这个名目来申请土地税收优惠；产业园里面有个做电脑摄像头的企业，便立刻宣布上马“机器人视觉”项目，找产业园管理方要财政补贴；该企业的研发部门，也随即给领导打报告，要用新一代人工智能程序加强摄像头的人脸识别水平，为此必须加大拨款购买新的电脑和软件。

　　这种举着大旗找上级要钱的方式，古今中外都是一样的。拉项目的人并不一定在撒谎，拿到项目资金以后认真干事、当真把项目做出来的人还是很多的。问题是，从要项目、要资金的文件上，很难看出谁在在说谎、谁是真心想干事。把项目包装的漂漂亮亮，要到钱之后只做一些表面工作，再将大笔资金通过各种操作装进自己腰包的情况也很多。

　　李鸿章打着“学习西方、富国强兵”的旗号要钱，显然就是后者。也就是说，他是个 “项目包装”的高手。不管是办学校建企业，还是买军舰修铁路，在他那里都只是要钱的借口而非真正的目的。要钱的时候，打着滚的哭穷，奏章里写满了对国家民族前途的忧虑，一开口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谁反对上马这个项目谁就是千古罪人；一旦要到钱，就大把大把的往自己兜里揣，做点表面功夫糊弄朝廷，然后继续哭穷和“编项目”。

　　直隶总督李鸿章，说白了，就是个善于编项目和吃回购的采购经理。有人会把公司采购员买回来的东西当做这个采购员为公司做出的贡献吗？虽然我买的东西又贵质量又差，钱也是公司的，但这个单子是我下的呀？所以我对公司有巨大的贡献。我一个人列的采购清单就足以花光公司全采购预算，其他人想买也没钱，这些都是我的本事。哪个公司采购员敢说这话，不是第二天就会被开除吗？

　　1894年3月，甲午战争爆发之前四个月，李鸿章给朝廷上了一道奏章，请求户部给35万两银子购买一批速射炮用来装备海军。由于1891年朝廷决定停止购买海军军火两年，到1894年这个禁令到期了，然后就没有再表态。这道奏章也是在试探朝廷的态度。

　　朝廷收到奏章，只批了五个字：该衙门知道。

　　这五个字的意思比较含糊，可以做两种解释。第一种是：知道了，不准买。第二种是：知道了，不给钱。由于购买禁令已经到期，第二种解释显然更合理。

　　从李鸿章的上奏内容来看，他很清楚日本海军建设发展很快，也非常忧虑日军会对华开战，而这一批速射炮对于北洋水师的战斗力影响很大。35万两银子不算多，实际上，李鸿章自己手里掌握的军费要去买这一批速射炮是很简单的事情。李鸿章手里有多少钱呢？甲午战败以后，朝廷指派王文韶接任直隶总督，在办理交接的时候，光其淮军钱粮所的账户上就躺着八百多万两银子的结余[2]。同时，在汇丰银行等外国银行的账户上，北洋海军也还有260多万两的银子。

　　但是，朝廷不另外给钱，他就坚决不会自己掏钱。在李鸿章看来，北洋水师建设是国家项目，我只负责要钱，给多少钱办多少事，不给钱就不办事儿。在朝廷看来，北洋水师一半是国家水师，一半也是李鸿章的淮军势力，朝廷已经给了三千多万两的银子，剩下买几门大炮之类的钱让你李鸿章自掏腰包还不行吗？再说你隔三差五就找朝廷要钱，每一次都说这回要的钱用途特别重要，不给这个钱国家就没有希望大清国就快完蛋了，朝廷哪里知道这一回买速射炮到底是真重要还是假重要？

　　李鸿章可不管这些，已经落入腰包的钱统统不算数，要上新项目必须另外给钱，不给钱就不买。

　　也有人认为，朝廷不批，李鸿章就没有权力买这批速射炮。比如《决战甲午：1894-1895》的作者就在书中说：“（李鸿章）只能眼馋口水干着急，除非他活得不耐烦了。抗旨不尊、私购军火，想造反吗，不想活了？”

　　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首先，1891年的两年禁令已经过期了，后边让不让买没有正式说法；其次，朝廷的批复是“该衙门知道”，没说是不给钱还是不准买。就跟马尾海战，军机处给张佩纶的电令“法人如有蠢动，即行攻击”一样，属于模棱两可的表达，张佩纶可以自由界定“蠢动”的含义，从而获得抢先开火权。李鸿章如果真的担心日本发动战争危害国家安全，而不只是想找借口要钱，他有足够多的办法将其解释为“知道了，不给钱”而不是“不准买”，然后声称已经向朝廷打过报告，自己去把这批速射炮买回来。花的也不是李鸿章的私人财产，而是朝廷在其它时间从别的渠道给的经费的结余，但他就是不买。

　　退一万步说，就算真有圣旨命令李鸿章不准买，然后李鸿章真去把这批速射炮买回来了，清廷不会拿他怎么样。北洋水师是国防军，在向朝廷打过招呼的情况下去购买武器，扣帽子扣不到“造反”的问题上。朝廷要是为了这点小事就给李鸿章扣“造反”的帽子，说不定真的会把他逼反，环京地区的精锐全是李鸿章嫡系掌握，到时候谁先倒台还不一定。而且要给李鸿章治罪，也过不了慈禧太后这一关。光绪在1885年大婚以后亲政，慈禧给他定的规矩就是二品以上大员任免需要经过她批准。处理李鸿章的弹劾奏章递上去，慈禧一看：李鸿章自己掏钱给海军买了几十门火炮，想让我六十大寿能过的安稳些，朝廷也知道，你们却想整死他？这不是跟我过不去吗？哪怕是为了给皇帝面子，最多也就是定个抗旨不尊的罪名，让李鸿章背个处分，下不为例，事情结束。

　　左宗棠曾经公开质疑慈安太后是非自然死亡，慈禧都没敢拿他怎么样，只能在暗处略微架空其实权。曾国藩在英法联军进攻北京之际，抗旨不尊拒绝北上勤王，慈禧和肃顺还要抢着给他升官。朝廷任命的两江总督在湘军的地盘上被人直接捅死，也没有任何湘军将领被追责。太平天国以后这批手握重兵的大佬，不是清廷可以随便动的。1891年暂停购买海军装备的旨意，无非就是朝廷的钱不够用了，想从海军军费头上节省而已。1894年的李鸿章无论在兵权实力还是受慈禧信任的程度上，都远胜于当年的曾国藩和左宗棠，自己决定买几门海军火炮或者进口一些的锅炉橡胶等维护军舰的零配件，根本就是一件无关痛痒的小事儿。购买程序有点问题，骂他的奏章肯定不会少，但他的位置稳当不稳当，跟有没有人骂他根本就没关系。中法战争期间他都快被弹劾奏章淹死了，法国公使提出的三个补充条款他对朝廷隐瞒不报遭到朝廷严厉斥责，还不是照样屁事儿没有？没有人能利用这些小事中存在的程序性瑕疵来撼动淮军领袖李鸿章的政治地位。

　　再进一步讲，光绪皇帝跟李鸿章也没什么矛盾，他爹醇亲王跟李鸿章甚至可以说交情不错，1886年视察北洋水师之后在慈禧面前大力把李鸿章夸奖了一番。李鸿章也“投桃报李”，保举醇亲王心腹张翼担任开平煤矿总办、开“海防捐”帮醇亲王解决颐和园建设经费。双方互动相当默契。光绪和醇亲王，都有点拉拢李鸿章获得其政治支持的意思。真正跟李鸿章过不去的是皇帝的老师、大学士翁同龢，二人之间既有清流与淮系的斗争，也不排除有一些私人恩怨，比如翁同龢长期认为其父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被曾国藩弹劾治罪的折子是李鸿章写的。但以翁同龢的政治能量，也就能在户部拨款的问题上给李鸿章穿穿小鞋。想以程序性问题为借口给李鸿章治罪，连光绪皇帝这一关都过不去，更别说慈禧太后了。

　　这些权力关系，老谋深算的李鸿章不会不清楚，他不掏钱的原因就是不想花钱，还有就是不想闹出争端，加强自己在慈禧心目中“忠臣”、“老实”的形象，不是害怕因此获罪。

　　大敌当前，不给钱就不办事儿，自己控制的经费坚决不动，背个处分的风险都不愿意承担，为了保持自己的政治地位在关系国防安全的事情上也要对上搞“韬光养晦”，这就是李鸿章在国家安全利益和个人政治利益之间的权衡算计。

　　从黄海大东沟海战的实际情况和李鸿章手中淮军军费、北洋军费的结余情况来看，如果算总数，朝廷给李鸿章拿去防御日本的经费不仅够用，而且还有很大的富余。

　　像《走向共和》这一类美化李鸿章的作品，基本都是一个思路：把李鸿章描写为一个勤勤恳恳为国尽忠的七老八十的普通大臣，朝廷派给他很多任务，却不愿意多给钱，整个体制都在跟他作对，让他累死累活也完不成任务，最后还要出来背黑锅。

　　这一整套逻辑错误百出。李鸿章不是普通大臣，是实权军阀，顶戴上的绫子不是朝廷给的，是数千万中国人的鲜血染成的，虽然七老八十，当年在江苏杀得全省十室九空的余威犹在，要想动他，得问问他背后刀头滴血、枪口冒烟的十万淮军答不答应。其次，建设海军这些任务不是朝廷给他分派的，是他自己进行“项目包装”，反复申请下来的；第三，除了建设海军，他还同时在申请建兵工厂、修铁路等很多项目经费，朝廷一直在给钱，中央财政除了日常行政开支以外，很大部分结余的钱都给了李鸿章而不是其他督抚，还从其它省份调动“协饷”来供养李鸿章和他的淮军集团，李鸿章自己还掌握着许多独立而庞大的财源，整个体制都在给他输血，而不是跟他作对。李鸿章也因此积累了数千万白银的家产，但他对此的反应只有一句话：没给够，继续给。

　　1891年，朝廷在暂停海军购买经费的同时，又批准了李鸿章申请多年的铁路建设计划。海军的经费暂停了，改为每年给李鸿章200万两银子在东北筹建铁路。因为这一年李鸿章上奏朝廷说海军建设已经初见成效，可保渤海门户安全无忧了，同时又宣称日本和俄国正在谋求夺取东北，陆地防御存在严重缺陷，强烈要求把朝廷原本批给张之洞修建从武汉到北京卢沟桥的“卢汉铁路”的银子拿过来给他修通往东北的铁路。

　　张之洞跟沈葆桢一样，从大局出发，愿意放弃自己已经到手的利益，主动给朝廷上奏把银子转给李鸿章。张之洞这个举动很不容易。因为卢汉铁路是他在两广总督任上提的建议，整个铁路线路不经过两广，跟他没关系，完全是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提的意见。朝廷觉得他意见提的好，把他调任湖广总督去负责卢汉铁路。湖广总督的地位低于两广总督，张之洞离开广州去了武汉，两广总督的位置被李鸿章大哥李瀚章接了，结果卢汉铁路不修了，钱要转给李鸿章，他两头吃亏，却立刻表态支持，这是很大度的做法。张之洞和李鸿章做人做事的区别，由此可见。

　　朝廷为光绪大婚、慈禧过寿多花钱当然不对，但给李鸿章的银子一直没停过。李鸿章一边哭穷，一边在陆军账户上躺着八百万两银子、海军账户躺着两百多万两银子坚决不动。最后日本人打过来，海军军舰被日军俘虏划入日本海军，铁轨也被日军截获搬到日本修铁路去了，不管什么项目渠道给的钱，最后都被李大人拿去给明治维新做贡献了。

　　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如果在地下有知，知道后来那些为李鸿章翻案的论调，可能会和被东林党说成贪财吝啬、昏庸无能的万历皇帝、崇祯皇帝同声一哭：“我们给钱了，给钱了啊！”

　　不仅给钱了，收到钱的臣下还拍着胸脯保证，这些钱都被用到了重要的地方，可保国家安全政权永固，中央可以一万个放心。

　　中国过去五百年，明清两大王朝覆灭，有两个吹牛大王不能忘记：“五年平辽”袁崇焕，“渤海无虞”李鸿章。

　　甲午战败以后，李鸿章为了给自己推卸责任，以“裱糊匠”自嘲，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是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

　　这句话，跟中法战争期间，他向张之洞解释和谈原因的时候说的那句话—— “进和议者二赤，我不过随同画押而已”——是一个意思，就是把责任都甩给别人。屈膝投降的责任甩给赫德，内政腐败的责任甩给清廷，把自己摘个干净。

　　李鸿章说自己是裱糊匠是真，说自己不能决定里边是何种材料是假。海军的炮弹里边是煤渣还是炸药，邓世昌“致远号”船舱里的密封橡胶是好的还是烂的、军舰用的煤炭是五槽煤还是八槽煤、海军司令是专家还是外行、旅顺统帅是懦夫还是勇将、平壤统领是左宝贵还是叶志超……这些“材料”都是他能决定的。李鸿章办洋务，如果用搞工程建房子来比喻，那也应该是：“收了钢筋混凝土的钱，干了裱糊匠的活儿。”

　　要说李鸿章是日本派来的间谍、一门心思想着怎么掏空大清国的根基，那肯定不对。在淮军集团的利益和国家利益一致的时候，他也乐得干些有利于国家的事情，这是他能够欺骗很多历史研究者同情他的原因。但在二者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他就会真相毕露，毫不犹豫的选择自己和淮军集团的利益。当海军提督的专业需求和他任用淮军嫡系的私心相矛盾的时候，他选择了后者；当尽快确定平壤统帅打击日军与确保自己嫡系对军队控制力相矛盾的时候，他选择了后者；当任命专业勇敢的将领守卫旅顺与给自己心腹亲信安排肥缺相矛盾的时候，他选择了后者；当天津军械局等需要专业负责的人才管理和让自家亲戚掌控重要资源相矛盾的时候，他还是选择了后者。对一个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淮军领袖兼于一身的国家重臣而言，判断其功过真伪的关键标准，并不是他直接安排建设了几所学校、几个工厂，更不是他在文章中写了什么、对别人说了什么，而是他制定了什么样的战略路线，然后在关键的位置用了什么样的人去执行他的路线和战略。

　　事实证明，李鸿章制定的是“以学习西方为政治旗号，以满汉同盟为政治基础，以私人军队为政治倚靠、以依赖列强为外交战略、以造不如买为发展方针”的战略路线，并在关键位置全部使用才不堪用的淮军嫡系人马来执行这样的路线。

　　在其公开宣传的忠君爱国的路线方针与其个人的、小集团的利益在关键问题上出现矛盾的时候，李鸿章总是选择了后者。

　　正因为如此，对李鸿章的评价，跟曾国藩、左宗棠等镇压太平天国起家的汉族实权派们相比，要多一个特殊的定位——“伪”。

　　一个人的“真伪”与“好坏”并不完全等同。站在进步的和正义的立场，曾国藩、左宗棠参与镇压太平天国革命，都是错误的和反动的。但这两个人都是“真人”而不“伪人”。也就是说，他们真心相信自己公开宣称的那一套思想理论，坚信自己的行为是正义正确的，并且愿意为了这些东西而献身。革命者们跟他们的区别主要是对进步和正义的看法不同。曾国藩也会用《解散歌》、《爱民歌》这些文字把戏来骗人，但总的来说，他真心相信“忠君理学”那一套东西，随时准备为这套信念牺牲自己的一切。他之所以杀那么多人，是认为此乃维护自己的信仰所必须。左宗棠就更是如此，其军队纪律良好，不杀降不屠城，为官清廉、不治私产。在真伪问题上，曾国藩大约是七分真、三分伪；左宗棠、张之洞差不多能做到九分真、一分伪；像沈葆桢这种油盐不进的书呆子，几乎就是十分真了。

　　曾国藩和左宗棠的对手——太平天国的主要领袖们，也都是真大于伪的。洪秀全虽然行事荒唐，但他没骗人。他真心相信天父皇上帝那一套，坚决按照自己幻想的天父皇上帝信仰来行动做事。南京围城缺粮食，他鼓励大家吃青草，说是上帝给的食物，他就敢自己带头吃，最后把自己给吃死了。杨秀清虽然玩弄“天父附体”的把戏，在执行自己的人民革命路线方面却毫不含糊。其他如萧朝贵、石达开、李秀成，也都是如此。

　　左宗棠跟曾国藩决裂，后来还不断的攻击曾国藩“伪”，那是因为左宗棠对真伪的衡量标准要高于曾国藩。曾国藩看似一门心思忠君卫道，实则为自己家族利益考虑、为自己名誉考虑的地方很多，权谋权术也玩的炉火纯青，并不是什么理学圣人。这一点，左宗棠看得很准，批的也很对。但曾国藩和左宗棠的区别，只是谁作伪的地方多一些谁少一些的问题，总体都是真大于伪的。所以曾国藩死了，左宗棠还是给他送了一副挽联表示敬意。曾国藩的左宗棠的评价也很高：“论兵战，吾不如左宗棠；为国尽忠，亦以季高为冠。国幸有左宗棠也”。而对李鸿章，曾国藩认为其有宰相之才，但也有“李少荃拼命做官”的调侃和“成一令名、作一好人”的嘱咐。事实证明，李鸿章做官的本事超过了曾国藩，但却始终没有达到曾国藩“成令名”和“做好人”的标准。

　　从洪秀全到曾国藩，从杨秀清到左宗棠，从石达开到沈葆桢，从李秀成到张之洞，他们都和李鸿章有着本质的不同。李鸿章这个人是没有什么信仰的，忠君爱国谈不上，理学卫道也谈不上，学习西方在他手里就是一个揽权和要钱的工具，不管是带兵打仗还是为官做宰，他最关心的始终都是自己的权势，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政治投机分子。

　　直隶总督时期的李鸿章在很多人眼中更像一个容易被理解的“人”，跟我们身边能见到的某些“普通人”类似——把集体和他人的利益挂在嘴上，当集体利益与自己利益相符的时候，也愿意做些有益的事，但关键问题上还是个人利益优先，有好处尽量先往自己兜里放，有了支配资源的权力优先照顾自己的亲信、老乡，事情搞砸了就开始怨天怨地怨社会怨体制，尽量把自己的责任摘出去，私底下到处诉苦陈说自己想做点事不容易。天下太平的时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接触到的最多的“人性”，难道不就是这样的吗？而曾国藩、左宗棠、洪秀全、杨秀清这些人反而不太好理解，在日常生活中几乎见不到这种人，他们的行为模式更多的只存在于历史书上而非现实生活之中。但真正能进入中国历史名人堂的，大部分都不是“普通人”，而是一些为了所信仰的事业而奋不顾身的人物，这才是正常的，中国历史才能因此而成为伟大的历史，中华文明才能因此而成为伟大的文明。如果中华精英人物，都是李鸿章这种投机做派，中华文明早不知消亡于何年何月了！

　　据说有人在看了《走向共和》之后，感觉以前对李鸿章多有误解，做了一句诗：“年少不识李鸿章，如今方知真中堂。”这句诗可以改一个字，改成“年少不识李鸿章，如今方知伪中堂”，则他们对历史的认识，就又可以再深入一步了。

　　[1]【清】黄濬，《花随人圣盦摭忆》。转引自易惠莉《光绪六、七年的晚清中国政坛》，载《近代中国》第18缉

　　[2]梁士诒《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记录了他本人与王文韶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的一次对话。王文韶说：“当甲午之后，李文忠赴日议约，离北洋大臣任，由我接替，列册交代，有淮军银钱所存银八百余万两。此系文忠带兵数十年，由截旷、扣建而积存者。如果我王某人带兵，此款是否应该交出，尚费斟酌，然文忠淡然置之。及后既列作公款，我离任后，由荣仲华而至袁慰亭，中经庚子之乱，此款独能保存。今慰亭移作小站练兵之需，气象雄润，是受李文忠之荫也。”王文韶说这个事儿的意思是夸奖李鸿章愿意移交这笔钱而非私藏。梁士诒记录这段话之后又夸李鸿章“廉洁”，并无污蔑之意，且为直接从王文韶口中得知，当为可靠史料。又有淮军巨头刘秉章之子刘体仁，在其所著《异辞录》中也说：“淮军自始至终，每年皆发饷七关有半，而南北设粮台坐收各省解款。先以解款不到而致欠饷，既到不以发饷，遂积成巨款。李文忠直隶总督任内，淮军银钱所专司其事。历王文勤、荣文忠两公，洎文忠复任，犹存五百余万两。文忠逝世，项城用以扩充新军至六镇之多。”两文献对照，甲午战前李鸿章手握淮军军费结余800万两之事当无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