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鹏：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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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百姓条例》

　　焚书禁儒只是洪秀全“宗教建国”理想的一个方面，他还有一整套政策准备实施。

　　自从在广西行军途中宣布“小天堂”理想以后，洪秀全并没有对“小天堂”具体在哪里、应该建设成什么样做过具体表述。等到了南京，他就正式宣布，小天堂不在别处，就是南京城。

　　从金田到南京，军事指挥由杨秀清负责，洪秀全对战争既不了解也无兴趣。重要的军事决定，杨秀清会上奏天王，洪秀全则照例回复“旨准”两个字，不发表其它意见。除此之外，还会在紧要关头发布个天王圣旨，鼓励大家坚定信仰、为天父皇上帝的事业而奋斗。总的来说，看起来是个很好的“甩手掌柜”。等定都南京，有了稳定的基地，洪秀全建设“小天堂”的兴趣终于爆发了出来。大家发现，原来他许诺的“小天堂”虽然在地上、在凡间，却并不是为凡人服务的人间乐土，而是凡人为神灵服务的“模拟天堂”。洪秀全所希望建立的理想世界，是天堂在地上的投影：在这里，他作为天父皇上帝的儿子和唯一合法代理人，可以像天父皇上帝在天上一样为所欲为，众生则匍匐在他脚下，除了敬拜他和他的天父皇上帝以外，不应该有其它欲望或人生理想。

　　把南京建设成为“拜上帝教天国示范城”——也就是“小天堂”，正是洪秀全的奋斗目标。

　　南京城是在1853年3月19日攻克的，第二天又攻破了城中的满城，皆为杨秀清一线督战指挥。进城以后，杨秀清发布安民告示：“士宜横经(读书)，农须负未，工人居其肆，商贾转其筹。自谕之后，尔等务宜安居故土，乐宁常业”。简单来说，就是大家原来干啥还继续干，军队不会干涉居民正常的生活工作。这样的政令自然受到百姓拥戴，城市生活一切安稳如常。清军方面的记录也说：“贼初入城，犹未敢遽入人家，数日传锣令百姓贸易如故”。

　　3月29号，洪秀全坐船带着他的小老婆们从安庆抵达南京，宣布建都金陵，改南京为“天京”。

　　过了几天，杨秀清离开南京，带兵去打镇江和扬州，中央军政事务则交给北王韦昌辉代为处理。扬州和镇江倒是很快打下来了，但杨秀清却生了病，在镇江养病一直没有返回南京。这段时间，洪秀全就可以完全按照他的想法来建设南京“小天堂”了。

　　杨秀清刚走，洪秀全就和韦昌辉商量，将管理太平军和拜上帝教的《天条书》全面用于南京城市管理，据此颁布了《待百姓条例》，以取代杨秀清的安民告示。这份条例的全文已经失传，但在其它文献中保留了部分内容。它宣布，将天国百姓的所有财产——不管是土地还是商铺，收归天王所有。百姓可以继续耕田经营，但收获和利润都归天王，连新生的小孩，也归天王，日常生活物资则由天国政府统一分配供应。总之一句话，全面消灭“消灭家庭和私有制”，全面推行”天王所有制+配给制”：

　　“百姓之田,皆系天王之田,收取子息,全归天王,每年大口给米一石,小口减半,以作养生。所生男女,亦选择归天王。铺店照常买卖,但本利皆归天王,不许百姓使用。如此则魂得升天,否则即是邪心,为妖魔,魂不得升天,其罪极大。”

　　根据魏文华在《太平天国甲寅四年“变政”始末》中的考证，这段时间，韦昌辉所在的北王府成为了推动《待百姓条例》执行的政务中心，每天进来汇报的人堵塞道路。时人有诗记录：“凌晨牛角鸣乌乌、齐集北府人塞途”。

　　这一次“小天堂”建设，主要干了这么几件事。

　　第一、消灭家庭，实行男女分别集中的营馆分居制。

　　有关这点，当时亲历其事的文化人有许多记载，基本内容是一样的。大体过程是先驱赶男子成立男馆，再驱赶女子成立女馆：

　　“男子先分馆聚处。男馆既立，贼又赶女子出，不准私住，越日，乃分前后左右中五军女馆。每军以一至八分为八军，其夫与子寻踪至，虽见而不敢交一言，言则犯天条。”

　　突然拆分家庭带来的恐慌，加上简单粗暴的执行，制造了无数人间悲剧，许多人出于恐惧而直接全家自杀。在男馆女馆中，所有人被强制参加王府建设等劳役，休息吃饭住宿都统一管理。除此以外，就是过宗教生活，参加礼拜和听讲经文等。

　　第二、没收私人工商业，设立官典衙。

　　这在前面引用的《待百姓条例》残留文字中已有体现。据罗尔纲先生考证，后来在天京将全城商店和手工业作坊都收归国有，成立百工衙和诸匠营。

　　第三、独尊拜上帝教，焚除一切中国书籍的文化政策。

　　这就是上一节讲的颁布《诏书盖玺颁行论》、推动焚书禁儒之事。

　　第四、大兴土木、营建王府，建立森严的等级特权体制。

　　驱使分居在各营馆的男人妇女，并从上游湖北等地招来工匠，为天王及诸王侯赶建王府。又从女馆中为诸王选征美女，从育材馆里挑取少年儿童为王侯丞相们打扇听使。洪秀全把他《太平礼制》思想大力推行，从上到下严格按照等级制度来制定待遇和排场。天王轿夫六十四人，东王轿夫四十八人；天王府占地方圆十里，东王府占地方圆八里，其余诸王、官员的仪仗和王府依次递减。连只管二十五个人的小官“两司马”也可以乘坐四人抬的黑轿，“用器则诸王使用金铸的尿壶，其伪丞相等碗箸亦用金打”。[1]

　　这些做法，在太平天国辖区内的军民中间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给清军从舆论上攻击太平军提供了口实。南京城的商业迅速萧条，大量居民逃亡出城。

　　由于无关紧急军务，在镇江养病的杨秀清应该是没有太花时间去了解。不过，这些荒唐的政策很快波及到了军队，这就不由得他不出手干预了。

　　韦昌辉和洪秀全并不满足于只在南京城里边推行其政策，也积极插手其它地区和军队的管理事务。他们很快发现，在“理想国”的完美体制中，竟然有一支军队没有严格区分男营女营，不严格遵守战争所得财物必须全部上缴“圣库”的规定，这就是“水营”。

　　金田起义的时候没有水营，它是太平军在进军岳州、武昌的时候，从沿洞庭湖、长江募集的船工组建的，一直由杨秀清直接指挥。水营的首领唐正财也不是金田起义的老兵，而是岳州船工领袖。这些人加入了太平军，但并非拜上帝教教徒。船工们常年在水上生活，以船为家，一家老小都住在船上，有诸多特殊生活习惯。杨秀清敏锐的意识到水师对太平军的战略意义，决心打破常规发展水营。为此，杨秀清向唐正财等人承诺：水营不分男营女营，船工们仍旧跟妻子小孩在船上一起居住，战斗所缴获的物资也可以自己内部分配——只要执行不烧杀抢掠、服从统一军事指挥的义务即可。甚至让水营的人可以不用蓄发——也就是可以继续剃头留辫子，到了南京以后，船工们可以自由选择留下来参军做官，也可以拿到奖赏以后还做普通船工。总的来说，水营既是一支有组织的部队，又有点像是太平军的“雇工”，半工半兵，不是纯粹的军队。杨秀清给他们的主要任务也不是作战，而是物资和人员运输，带有二线后勤部队性质。

　　杨秀清的这个特殊政策，让船工们没有了后顾之忧，纷纷带船来投，相当于从太平军这里谋一个搞运输的工作，干完了留着辫子还可以去别的地方找活儿。太平军的水营迅速从无到有、成长壮大。从此后，太平军机动能力猛增，火速席卷武昌、南京。可以说，水营是太平军的秘密武器、特殊战略力量。

　　韦昌辉和洪秀全不管这些，“天父皇上帝”治下不允许有违反教规的特殊待遇，坚决要求在水营中也分男营女营，还要把船工们放在船上的财物连带船只本身，一起充公归入“圣库”，然后把船只像分配普通物资一样，分到各个太平军部队分别管理。

　　韦昌辉派亲信张子朋到长江沿岸执行他的政策。张子朋作风简单粗暴，跟许多船工发生冲突。这一下水营军心汹汹，很多人直接就带着船只离开太平军，去投降清军。整个水营都面临叛变的风险。

　　杨秀清得到水营哗变的消息，估计是快要气疯了——这可是要自断太平军交通命脉的战略性错误。也顾不得生病，立刻启程回到南京，直奔北王府，把韦昌辉臭骂一顿，将其杖责数百，又下令杖责张子朋一千下。又给了唐正财许多金银布帛，加封为正丞相，许诺不改变原有政策，让唐正财带着钱和政策去做工作，这才把水营稳定下来。

　　平息水营哗变之后，杨秀清又把几个月前发布的安民告示重新找出来，以他和萧朝贵的名义再次发布了一遍，名为《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安抚四民告谕》，重申士、农、工、商“四民”仍然各自做自己的工作，禁止军队干涉。

　　——为什么杨秀清会把已经死去很久的萧朝贵重新搬出来呢？看起来他对萧朝贵是十分怀念的，引以为同志。他应该会想起金田起义前夕，自己生病期间，萧朝贵代理组织工作，搞得井井有条。萧朝贵若在，不管是谁去前线、谁留守南京，都绝不至于闹出这种荒唐的事情出来。

　　不过，杨秀清只是制止了这些荒唐的政策继续往更可怕的方向发展，对既成事实，并没有全面“纠偏”——男馆女馆没有解散、王府工程也没有停止，对焚书禁儒的行动也只是提醒说“未便一概全废”，还没有放狠话坚决终止。他很清楚，韦昌辉的背后是洪秀全。洪秀全是他和所有拜上帝教徒的宗教导师，对洪秀全的路线方针，杨秀清还没有来得及全面反思，他只是凭良知和直觉，从防止“水营哗变”这种极端事件的角度考虑，予以局部纠正。他最主要的精力，还是放在了军事问题上。

　　[1]魏文华，《太平天国甲寅四年“变政”始末》，载《历史教学(下半月刊)》，1995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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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讨粤匪檄》

　　从广西开始，向荣带领的清军主力就一路追赶，沿途不断有新的清军援军加入。太平军在岳阳意外获得大批船只和船工以后，才突然加快了行军速度，把这一大批清军甩到了后边，留下充足的时间围攻武昌、九江、安庆、南京、镇江。定都南京后，太平军就放弃了运动战，清军主力逐渐开近南京，在长江南北两岸扎营，形成了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两大阵地，对南京形成围困之势。

　　但在一开始，不管是洪秀全还是杨秀清，都一度对局面放松了警惕。从岳阳一路杀到南京、镇江实在太顺，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太平军上下都洋溢着过度乐观的情绪。大大小小数十次战役充分证明，清军的战斗力跟太平军不在一个层面上，太平军可以轻松击败同等数量的清军。当太平军只有一万多人的时候，就能从金田一路杀到南京，现在拥兵十多万，攻打北京那不就更加轻松愉快了吗？洪秀全一直主张北伐，甚至想要让杨秀清留守南京，他亲自带兵去打北京。杨秀清没敢同意如此冒险的想法，放不太会打仗的天王出去单干。反复权衡的结果，最后决定派出一支两万多人的大军，由正丞相林凤祥、李开芳等带领，去攻打北京。事实证明这个决策实在是过于托大，北伐并不顺利，一路损兵折将、进展缓慢，也分散了南方太平军的力量。

　　与此同时，另外一个以前没想到的危险的敌人——汉族士绅的地方团练崛起了。

　　地方团练武装历史悠久。历朝历代，一旦出现大规模社会动乱，各地方地主士绅就会组织本地居民来搞“团练”，维持治安和防止盗贼以及小股叛军的袭击。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就是带少数骑兵外出侦查途中，被团练武装误认为是小股盗贼袭击身亡的。清朝建立以后，禁止民间一切自发武装组织，团练也不允许存在。一直到嘉庆年间的川楚白莲教起义，清军正规军打不过白莲教叛军，才不得不同意地方士绅组织团练，协助镇压起义。但这一时期的团练，主要负责坚壁清野，切断叛军的粮食供应，防止本地居民向叛军提供物资或者去参加叛乱，并不到外地参加战斗。

　　比团练更高一级的是“乡勇”，属于政府官员临时招募的民兵组织。乡勇可以异地调动，配合正规军作战。等到清末天下大乱，“团练-乡勇-绿营-八旗”就构成了清政府维持治安和镇压人民起义的军事体系。

　　在蓑衣渡伏击太平军的江中源，就是搞团练起家，因为配合清军镇压湖南地区的雷再浩起义，立下战功，被任命为知县。有了正式的官员身份，遇到战事，他就可以组织比团练高一级的“乡勇”。1852年，为配合清军镇压太平军，江中源在湖南招募民兵，组建“楚勇”，奔赴广西，后在蓑衣渡伏击太平军成功，一战成名。

　　太平军进入湖南后，省内各地天地会群起响应，湖南局势大乱。各地士绅们就纷纷出钱支持“团练”，地方官员也开始“办勇”。

　　团练比较好办，士绅带头捐钱，乡民自发组织，平时照常种地，抽空集中训练，有多少钱办多大事。乡勇就要麻烦一些，脱离生产全职当兵，需要正规营地、武器，还要异地调动参战，伙食饷银等各项军费开支不小，靠动员士绅捐款力度不够，一般来说要有地方财政经费支持才行。

　　湖南办乡勇的人中，声势最大的叫王鑫，以及他的儒学老师罗泽南。王鑫与江中源一样，办团练起家，因为在实际战斗中表现出色，逐步引起湖南高层注意，支持他办勇，想把他培养成第二个江中源。

　　不过，让湖南省的官员们不满的是，有个“外来户”蹦出来抢风头，也就是礼部侍郎曾国藩。

　　曾国藩也是湖南人，但他此刻在本地官员们眼中却是个外人。因为他长期在中央工作，不算地方官。

　　1838年，27岁的曾国藩以科举考试殿试三甲第四十二名进入翰林院，此后一路青云直上，十年之间升了七次官，当上礼部侍郎（副部长、从二品）。1852年6月，因为母亲去世，回到湖南老家守孝，正好赶上太平军从湖南杀到南京这段时间，清廷就任命他为“帮办团练大臣”，会同湖南巡抚把团练组织起来。

　　曾国藩很鄙视团练，认为团练根本干不成事，镇压太平天国必须依靠正规军，而八旗和绿营又极度腐败。曾国藩对此有深刻认识，他在与友人的书信中说，八旗和绿营的大小军官“无一不丧尽天良”。

　　在八旗绿营之外再建一支正规军，不可能被朝廷允许。他上奏朝廷，说自己想要训练“乡勇”——这是合法的，得到了朝廷的批准。为了消除朝廷对汉人带兵的顾虑，他又申请把长沙绿营的满人将领塔齐布调过来当自己的副手。然后，他便依靠师徒、亲戚、好友等复杂的人际关系，招兵买马，号称“湘勇”。实际上却在按照正规军的模式训练成为“湘军”，最终目标是出省镇压太平天国。他最终招募了七千人，这远远超过了“勇”的规模——两年前江中源带去广西的“楚勇”只有五百人——就是直接奔着建军去的。

　　曾国藩作为中央官员，有全局意识，站得高看得远。但湖南省的地方官却不想为其宏图大志买单。他们认为太平军已经跑到南京建都了，镇压太平天国是八旗和绿营的任务，团练也好、乡勇也好，主要就是保卫本乡本省。曾国藩在籍守孝，并不能给湖南带来中央的优惠政策和财政支持，又没有自己的人才队伍，等于是凭空过来朝湖南要钱要粮要人，干他自己的事业。他职位太高，湖南巡抚指挥不动，办起来湘勇也是曾国藩个人的功劳。这种情况下，湖南省方面的态度就很明确：支持王鑫办勇，不支持曾国藩办勇。

　　当然，曾国藩有圣旨授权，可以直接上书皇帝，他要办勇谁也不敢明着反对，只不过湖南财政经费有限，优先给了王鑫，让他组建一支三千人的队伍，曾国藩这边就一分钱没有，自己想办法。

　　曾国藩自筹经费，在长沙练兵。但长沙绿营与湘勇之间摩擦不断，终于矛盾激化，一个湘勇被绿营士兵打死，曾国藩要求绿营提督鲍起豹交出凶手。鲍起豹一边答应交人，一边鼓动绿营士兵围攻曾国藩办公衙署。曾国藩遂面临两难困境：如果严惩凶手，绿营士兵可能哗变；如果不严惩凶手，自己手下的新兵们绝不会服气，两边以后还会闹出更大的事儿来。他向湖南巡抚骆秉章求助，请他出面调解，被骆秉章拒绝。这样，曾国藩在长沙就待不下去了，只得带着自己的新军南下衡阳。

　　到了衡阳，可以安心练兵，但缺钱的问题却越来越严重。粮饷短缺，军心日渐溃散，眼看就要坚持不下去了。此时，朝廷准备新建一支长江水师，用来对抗太平军的水营。曾国藩长期在中央工作，消息灵通，也知道这种事情的运作模式——如果能拿到建设水师的任务，就可以获得中央财政支持，于是上书主动请求训练一支水军。咸丰皇帝很高兴，觉得曾国藩能为朝廷排忧解难，立刻就批准了。然后曾国藩就趁机上奏说，训练水师要花钱，听说广东每个月有八万两银子的经费用来支持围困南京的江南江北大营，我这个水师练好了要出长江去打南京的，买船买炮开支巨大，所以能否把这八万两银子分一半给我？咸丰皇帝也准了，又下令从湖南财政里边再给曾国藩三万两银子，并特批曾国藩可以截留一部分漕粮，转为军粮使用。

　　善于利用中央政策的曾国藩时来运转，手握七万两银子的军费，还有漕粮支持，要钱有钱要粮有粮，水师和陆军一起练，发达起来。湖南的军费被强行划拨了三万两，王鑫的乡勇经费就没法保障，无奈只能让曾国藩给“收编”。曾国藩旗下遂形成了一支一万多人的“湘军”。曾国藩这个人很有战略眼光和耐心，军队没有训练好之前，坚决不动。这支军队的存在，太平军根本就不知道，还以为湖南境内只有团练。

　　曾国藩把兵练得差不多了，就遇到太平军“西征”。

　　太平军之前一直流动作战，顺江而下攻打南京，就放弃了武汉、九江和安庆。建都南京后，才改变策略，回头想要重新夺取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等长江上游地区，以保障南京的安全，把这些地区建成比较稳固的战略后方。

　　“西征”开始于1853年6月，占领南京之后四个月，北伐之后一个月。由副丞相赖汉英、左检点曾天养带领战船千艘，溯江而上，很快就重新攻克了安庆，然后主力向西南方向进入鄱阳湖，沿着赣江向南攻击江西省会南昌。当时，江中源负责南昌防御，太平军猛攻三月也没有成功，于是撤军。杨秀清将赖汉英免职，改任石祥贞为主将（后改为韦俊），又派翼王石达开到安庆负责指挥西征全局。

　　石达开派胡以晃带兵，从安庆出发向北攻打庐州（今合肥，清朝时安徽省会为安庆，安庆失守后清政府改庐州为巡抚驻地），沿途攻克。清廷又赶紧任命江中源为安徽巡抚，负责守卫庐州。1854年1月，庐州城破，江中源投水自杀，太平军蓑衣渡之仇得报，军心大振。

　　攻取庐州后，太平军主力再度从安庆沿长江北上，于2月12日在武昌下游的黄州（今湖北黄冈附近）大破清军，湖广总督吴文镕自杀。然后又攻克汉口，击毙湖北按察使唐树义。此后，兵分三路，一路取武昌，一路攻打湖北其它地区，一路南下进攻进入湖南，试图夺取长沙。

　　曾国藩在1854年2月接到了支援长沙的命令，此时他在衡州已练兵半年，总兵力一万七千人，武器精良、水陆兼备，是一支不折不扣的劲旅。出发之前，他亲自撰写并发布《讨粤匪檄》，公告天下。在这篇著名的檄文中，他将来自广东广西的太平军称之为“粤匪”，并将声讨的焦点放在了洪秀全和韦昌辉于1853年搞的《待百姓条例》和焚书禁儒运动上。

　　“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买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

　　在檄文中这一段最著名的话里，“天王之田、天王之货”的说法，都来自于《待百姓条例》。曾国藩抓住太平天国宗教意识形态中最极端的环节，猛烈攻击，完全回避太平军“反满反官”的革命意识形态。整篇檄文，曾国藩只字不提保卫满清朝廷，而完全以孔孟之道的卫道士自居，将他的军事行动定位为“卫道安民”而非“忠君爱国”。这是很高明的手法，因为忠君就意味着“保满”，这个东西在官僚群里内部讲可以，对普通中国人民，鼓励大家起来捍卫满清政权是不会有用的，甚至可能适得其反。

　　檄文发布以后，在东南地区的读书人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杨秀清应该也很快就读到了这篇被广泛传阅的檄文，读完之后具体的反应如何没有任何史料记录。但就在《讨粤匪檄》发布之后大约十天，杨秀清突然借口“天父下凡”，猛烈批评洪秀全的焚书禁儒运动，严词勒令其立刻停止（见前文《路线斗争》）。

　　从时间来看，杨秀清不大可能在这次“天父下凡”之前读到曾国藩的檄文（曾国藩接到出征圣旨的时间是正月十三日，杨秀清“天父下凡”的时间是正月二十七日），只能说是这两个对清朝和太平天国命运具有决定性影响的领袖人物，都差不多在同一时间认识到：双方胜负的关键并不是看谁兵多将广，意识形态领域的正义性之争才是至关重要的。

　　高举“卫道安民”旗帜的湘军一出山便势不可挡，先在长沙周边击败了太平军前部，逼迫其退守岳州。不多久，太平军从其他方向集结援军，再犯长沙，在北边的靖港建立水军基地，然后陆军主力从西侧绕过长沙南下，占领湘潭，并征用民船组建水营。湘潭这个地方位于湘江上游，距离长沙不到五十公里，不管是水路还是陆路，都可以朝发夕至。太平军占据湘潭，就是为总攻长沙做准备。

　　曾国藩自己留守长沙，派塔齐布带领湘军主力水陆并进，南下攻击湘潭，其它方向的清军、团练也向湘潭进发。双方于4月下旬在湘潭展开决战，最终太平军惨败，临时组建的水营被全歼，兵力损失约两万人。这是太平军兴以来在单个战役中损失最为惨重的一仗。

　　这中间发生了一个意外的插曲，就是曾国藩在长沙耐不住寂寞，觉得太平军主力既然南下，靖港一定空虚，自己在长沙呆着也没啥事儿，不如趁机把靖港基地也给端了，也体验一把亲自带兵杀敌的快感。但他手上只有湘军八百人，另外还有一半的水师和几千团练。曾国藩想的是让团练当前锋，然后假装溃败，引太平军出营围歼。这一招杨秀清在“迎主之战”中就用过，效果很好。但杨秀清派出去假装溃败的是猛将精锐，溃败之后能及时反扑，曾国藩派出去的团练那是真溃败，一碰到太平军就四处乱跑，加上湘军也是新练的，被团练冲击的乱七八糟，靖港之战就变成了一场单方面的大溃败。湘军的水师大船也打不过太平军的小船，几乎全部被焚毁。曾国藩一看，自己第一次带兵出战，水陆两方面就几乎都被全歼，这下哪里还有脸见人？羞愤之下跳水自杀，被手下救起来之后还是想不开，又写了一封遗书，还要去跳河。紧要关头，得知湘潭方面大获全胜，才放弃了自杀的念头。

　　靖港之败后曾国藩跳河自杀的故事很有名，其实它对湘军实力影响不大，也就几百人和一些战船的损失。主要是曾国藩自己玩脱了，此后他就不再亲自带兵打仗，安心做他的战略总指挥。

　　真正决定战略大局的还是湘潭之战，那才是双方主力对决。经过湘潭之战的惨败，太平军实力大损，此后就像被赶鸭子一样，被湘军从湘潭赶到岳州，从岳州赶到武昌。最后连武昌也守不住，于1854年10月14日放弃武昌，主力退到黄州下游的田家镇集结防御，但还是顶不住湘军的攻势。12月初，田家镇防线全面崩溃，太平军在付出了惨重的损失以后被迫继续后撤，退守九江、湖口。曾国藩声言：“东南大局似有转机！”下令湘军水陆并进，再攻九江。翼王石达开紧急从安庆赶往湖口，直接指挥与湘军的战略对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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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甲寅变政

　　1854年，基本就在湘军的节节胜利和太平军的不断溃败之中度过了。太平军北伐也在这一年宣告失败。北伐主力已被击溃，残部在南撤途中被清军包围，南京方面派出的援军也被击退。而围困南京的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依旧稳固，扬州城得而复失，镇江防御愈发困难。

　　这应该是自金田起义以来，太平军度过的最糟糕的一年。

　　这种糟糕的局面，不仅是湘军突然崛起造成的，也是太平天国内部意识形态混乱的结果。

　　太平军金田起义的队伍只有一万多人，这是核心骨干，对拜上帝教的教义信仰最坚定。起义以后，大量的天地会成员、船工、矿工、手工业者、流民、农民等诸多新的力量不断加入，军队数量迅速膨胀到了十多万。这些新兵绝大多数都是太平军在永安发布《奉天讨胡檄》以后加入的，他们并不信教，而是冲着“反满反官”这面革命旗帜来的。这面革命的旗帜，核心就是两大政治目标，一是要恢复中国的文化与文明，以思想自由、结社自由等先进文明形态代替文字狱和人身控制的野蛮落后文明形态；二是消灭腐朽的官僚精英集团统治，重建一个廉洁高效的新政权，促进社会公平。

　　想不到定都南京以后，洪秀全的所作所为却跟这两大政治目标背道而驰：以一神教的思想文化专制来试图消灭中国传统文化，以神权社会形态压制人民经商结社等各种自由，甚至破坏家庭，又大搞神权和封建特权等级制度、滥用民力修建奢华的王府。如此种种，令参加革命的人们大失所望。水营哗变虽然被杨秀清平息了下去，但整个军心民心动摇的状态并未得到根本性的改观。反映到战场上来，就是军队战斗力持续下降，将士逃亡的现象不断发生，内奸频出。

　　1854年2月，南京城内爆出了一桩间谍大案。一个叫张继庚的清朝官员，在南京城破以后秘密潜伏下来，伪装成普通百姓，联络城内各种不满人士，试图与城外清军里应外合夺取南京城门。这个事情最终没有成功，张继庚被捕。但被捕之时，他已经秘密联络了城内三千多人愿意提供协作。当时南京城内不过二十多万人，竟然有超过百分之一的人愿意冒生命危险反抗太平天国的统治，可见人心离散情况之严重。张继庚被捕后，自知必死，又将他知道的许多广西、湖南来的太平军老将士污蔑为内应。杨秀清盛怒之下，将张继庚供出来的数十人杀掉，后来发现被杀的竟然大多是老兄弟，到了南京以后加入的新人反倒是没多少，这才意识到中了张继庚的圈套。匆匆将张继庚杀掉结案。

　　刚开始，杨秀清对人心离散、军队战斗力下降的问题认识并不深刻，以为主要是新兵没有经过严格的训练、纪律观念淡薄所致。这确实是原因之一，但并非最重要的原因。他一直是一个严厉的军事统帅，遇到这种问题，第一反应就是采用更为严厉的刑罚来保证纪律。张继庚案中被冤杀的几十人便是这种心态的表现。丢失武昌之后，负责守卫的石凤翔、黄再兴，都以丢失城寨的罪名被杨秀清下令处斩。从当时的军事局面来看，湘潭之败以后，太平军并不具备固守武昌的实力。石凤翔和黄再兴都是金田起义的老将，直接杀掉是有点过分的。

　　1853年3月，冬官丞相陈宗扬违反男女分居的纪律，和自己妻子同房，被东王府的侍女发现以后，还试图勾引诱奸这个侍女，被侍女揭发。杨秀清将陈宗扬夫妇同时处斩。另有镇国候卢贤拔也违令与妻子同房，但他认罪态度比陈宗扬好，也没有诱奸侍女之类的其它问题，被罚仗责五十大板。

　　1853年初到1854年初这段时间，杨秀清在洪秀全的“宗教梦想”与手下众将士的“革命诉求”之间，基本是在试图两头协调。他既是最高军事统帅，还是上帝的第四个儿子，是“圣灵风”和“赎病师”[1]，这些神话地位有利于他树立权威和更好的行使权力。如何在不打破洪秀全编造的天国神话的前提下，满足太平天国将士们的合理诉求？这是一件很难但又必须要做的事。

　　1854年初，东王府在杨秀清的指示下搞出来了一本《天情道理书》。这是一本典型的“和稀泥”作品，一方面说东王理解大家长期夫妻分居确实难受；一方面又说男营女营分开很有必要，再辛苦“坚耐”一段时间，等我们打下北京就可以夫妻团圆。一方面说东王很知道大家修建王府的辛苦、深切体谅，一方面又说这是“天事”，还是得继续干。

　　但是，到了1854下半年的某个时间，杨秀清应该终于想明白了，“和稀泥”这个事没法再继续搞下去：军队在战场上不断溃败，错误的经济政策也严重损害了军队后勤供应。显然，将士们和老百姓并不相信他的那些苦口婆心的虚假安慰——他们需要的是实际的、立场鲜明的改革。不然，人心溃散、将士逃亡的情况只会越演越烈。

　　我们不太清楚杨秀清转变想法的具体时间节点和导火索。曾国藩的《讨粤匪檄》肯定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湘军在西征战场不断击败太平军之后，杨秀清一定会对曾国藩这个人和他的言行产生强烈兴趣。

　　从1854年下半年开始，杨秀清终于下定决心，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全面纠正洪秀全的宗教建国政策。

　　1854年6月，杨秀清领衔，韦昌辉和石达开副署，上奏洪秀全，要求“令镇守佐将在彼晓谕良民，照旧交粮纳税”。也就是在除南京外的太平天国统辖地区，都要张榜公布，农民可以照旧交粮，工商业可以照旧纳税——南京城受清军江南江北大营封锁，物资极度困难，仍然继续采取配给制。这就等于是公开否定《待百姓条例》中一切土地和工商业都要收归“天王所有”的说法。这不仅是推行制度改革，也是对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说的“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买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的一次舆论回击。

　　1854年7月4日，杨秀清借口“天父下凡”，下令禁止基督教《圣经》出版。这是一个极为大胆的举动，因为拜上帝教就是在基督教《圣经》的基础上创立的。洪秀全在1853年规定太平天国境内只有三本书可以合法出版：《圣经（旧约）》、《圣经（新约）》和“神仙小家庭成员”的诸王言论集。杨秀清这回就以天父的名义，说西洋《圣经》记录的天父天兄事迹有很多错误的地方，先不要出了。这也是对曾国藩《讨粤匪檄》中“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的一个回应。以此昭告天下，太平天国并没有把西洋的天主教《圣经》当成绝对正确的神圣经典。

　　1854年9月24日，杨秀清“天父下凡”，正式废除禁欲令，允许太平军将士夫妻团聚，没有娶妻的可以娶妻，解散女馆。

　　九月的这次下凡，与杨秀清的认识变化关系比较直接，值得细说一下。上个月，也就是八月，东王府幕僚、天官正丞相曾水源奉杨秀清之命，与东官正丞相罗大纲一起带兵去攻打江苏高淳东坝，吃了败仗，被下狱论罪，但很快放了出来继续在东王府工作。没过多久，杨秀清又派他到安徽芜湖公干，竟然没有按时往返，耽误了时间。尤其恶劣的是，曾水源的弟弟竟然在途中逃走了。这是当时太平军将士不断逃亡的又一个案例。杨秀清极为愤怒，怀疑是曾水源指使的，再次将其下狱严审。这事情闹得比较大，以至于坊间传闻曾水源被五马分尸而死。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曾水源过了一段时间又官复原职。

　　官复原职的原因，是杨秀清与东王府其他幕僚讨论此事，说：之前有很多将士逃走，大多都是新兄弟，怎么现在很多金田的老兄弟也这样了？

　　有一个大胆的幕僚就说，之前在广西，说到了“小天堂”就让大家夫妻团聚，但定都南京以后，又说要等到攻下北京，很多人觉得受到了欺骗，因此心怀不满，才会有这样情况发生。

　　听了这番话，杨秀清意识到长期执行禁欲令的严重危害，释放了曾水源，并下令允许太平军将士夫妻团聚，此后又解散了女馆。这个命令执行的不错。1856年4月，外国传教士肯能到南京考察，并在那里居住了好几个月。他在《南京与镇江：原始的叙述》中说：“我们注意到在该城的所有地方和所有街道，到处都有妇女，没有人被限制居住在某一特定的地方。”

　　——对洪秀全大修诸王王府的行为，没有记录显示杨秀清有正式下令停止，王府最后也都建了起来，但压缩工程量、减少人民负担之类的行动应该是有的。肯能的叙述中也记录了他对东王府的观察，他说：“我们随着一群人进了宫殿（东王府），发现房间的装饰并不奢侈。”1853年底的一次“天父下凡”资料也可以作为侧面证据。这一次，杨秀清以“天父”名义劝诫洪秀全：

　　“比如凿池挖塘而论，不比筑城扎营，若遇天时雨雪霏霏，即令暂且休息，以待来日。现下雨雪寒冻，毋用紧挖。”（《天父下凡诏书二》）

　　在这次对话中，洪秀全也向杨秀清主动提出，说自己龙袍很多，以后不要再做了，以节约物力。这个话不会是无缘无故的，应该也是之前杨秀清劝诫甚至警告洪秀全不要奢侈浪费的结果。

　　至此，杨秀清“三箭连发”，叫停焚书禁儒、停印西洋圣经；照旧交粮纳税；允许夫妻团聚，从思想文化、经济制度、家庭伦理三个方面全面推翻了洪秀全宗教建国路线的主要政策。1854年是天平天国甲寅四年，这一轮的全面纠偏，被称为“甲寅变政”。

　　经过这样一番整顿，太平天国运动的宗教色彩就变得很淡了，人民革命路线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曾国藩《讨粤匪檄》中攻击太平天国的主要得理之处就不那么站得住脚了——中国之书不焚了、西洋圣经不出了、农民田地自有了、商业贸易自由了。太平军的精神面貌和群众基础由此得到了很大的改观，凝聚力和战斗力开始增强。

　　1854年12月，曾国藩亲自指挥的湘军和石达开亲自指挥的太平军在九江、湖口决战，双方力量也跟着发生了转折性的改变。

　　这一仗的结果，湘军大败。曾国藩指挥作战的旗舰也被焚毁，他第二次跳河自杀，又被手下救了起来。太平军趁胜反攻，沿江而上再次占领田家镇、黄州，第三次夺取武昌。

　　[1]杨秀清将自己多次生病的情况解释为“上帝命杨秀清以自身的病痛来为世人赎罪”，洪秀全就给了他“圣灵风”和“赎病师”两个头衔，宣称杨秀清的身体也是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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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卷1-13）经略长江：太平天国运动的顶峰

　　所谓此消彼长，太平军这边熬过了最艰难的时间，以内政改革提升战力，开始全面夺回西征战场的主动权。清军这边内部却出现了问题，曾国藩的日子变得越来越不好过了。

　　1854年湘军夺回武昌以后，咸丰皇帝异常兴奋，对军机大臣说：“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军机大臣祁寯藻不以为然，提醒咸丰皇帝：“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

　　咸丰听了之后，脸色一变，立刻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曾国藩练的湘军不属于八旗绿营编制，是他自己的私家军，现在可以用来打太平天国，将来也可能威胁中央权威。

　　此时，曾国藩的湘军已经打出了湖南，在湖北“武昌-黄州-田家镇”一线作战，军费开支大大增加，原来每个月七万两的银子不够用了。曾国藩急切希望能谋得湖北巡抚的职位，这样就能从容调动湖北财政和人力资源，为湘军在湖北作战提供可靠的后勤保障。

　　咸丰皇帝当时已经下令让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的职位，圣旨都发下去了，听了祁寯藻的话，便开始有点后悔，赶紧下令收回成命。正好曾国藩上书假意推辞，这本来是客套话，说自己才能不足、难堪大任，又在籍居丧、不宜升官之类的。一般来说皇帝要再次下令，说圣意已决、不得推辞，任命的流程就算走完了。但咸丰看到奏章，竟然顺坡下驴，说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咱们英雄所见略同，既然你不想干，那就算了……

　　曾国藩被气了个半死，无可奈何，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带兵一路打到江西，结果在湖口惨败。咸丰皇帝倒没有过多责怪，毕竟放眼天下，能跟太平军硬碰硬开打的也就这一支军队了，曾国藩还是实心干事的。

　　此后，曾国藩一直带兵在江西作战，又想谋求江西巡抚的职位。咸丰总是空言嘉奖，就是一直不答应。这让他很难受。太平军攻占武昌以后，把主要战略方向放到了江西，石达开亲自带兵从湖北进入江西。湘军在江西人生地不熟，曾国藩又无地方实权，钱粮供应时常短缺。这样，整个1855年，都是湘军节节败退，而太平军则一路攻城略地。到了1856年8月，江西总共13个府城和79个州、县城，太平军占领了9府50多个州县。而且，太平军控制的地区主要集中在富裕的长江沿线，整个江西中北部除了省会南昌以外，全部被太平军夺取，清军控制的都是南部那些落后偏远的山地府县，战略意义不大。南昌周边的府城已全部陷落，太平军全面包围南昌，曾国藩被困于南昌城中，形势十分危急。

　　石达开在经略江西的这段时间，全面落实了杨秀清“甲寅变政”的政策思路，不在占领地区搞男馆女馆，不搞焚书禁儒，也不搞土地或财产充公，而是一律“照旧交粮纳税”。田赋分上忙、下忙、春纳、秋纳四次征收，沿河沿路征收商税，且各有定则。军事纪律严明，于老百姓秋毫无犯。同时，继续执行坚决的“反满反官”策略，摧毁满清政权之后，重新建立行政管理体系，选举新官治理地方，打击土豪劣绅。曾国藩幕僚杜文澜记录说，石达开“择本地助虐者为乡官，授以伪职”。

　　在意识形态斗争上，刘文藻《诗舫存钞》中一首诗描写了石达开对待读书人的态度：

　　“翼贼坐堂皇，大义春秋勉：谓尔缪庠生，夷夏胡不辨!

　　秀才曰噫嘻，春秋吾所善，用夷则夷之，用夏夷人选。

　　圣人大义明，尔贼岂能眄？群贼请杀之，贼笑曰勿翦。

　　彼固愿死耳，出禁久或转，吾方收士心，否则礼以遣。”

　　这里边的“翼贼”就是说的翼王石达开。他对不愿与太平天国合作的读书人讲的内容，并不是天父皇上帝那一套，而是“春秋大义”。他责问这个读书人：你为什么忘了华夷之辩的春秋大义？满洲蛮夷占据中国，我们起兵反抗，有什么不对？

　　这个读书人不屑一顾的回答说：春秋大义我比你们知道的多。圣人说过，夷人如果尊重华夏文明，那就也是华夏。[1]这种深刻的道理，岂是你们这些乱臣贼子所能明白的？

　　石达开手下的人听了很生气，请求杀掉此人。石达开说：他是想找死的，但我们正需要收复人心，还是饶了他，他将来自己说不定会想明白。

　　从这首诗来看，满洲和中国的“华夷之辩”而非“一神教与多神教或世俗文明之争”，才是石达开对其治下士民的宣传重点。

　　看到太平军及其首领石达开如此行事，对曾国藩“卫道安民”的宣传江西人民就不大听得进去了，包括很多读书人在内的民心大面积的倒向太平军。江西旁边的湖南茶陵知州雷寿南记录说，江西人竟然将太平军称之为“汉兵”。这就是已经将太平军视为汉民族的军队，而将湘军绿营等一概视之为异族卖命的汉奸军队了。这是江西战局发展如此良好的核心原因。

　　石达开经略江西时期，湖南巡抚骆秉章在给朝廷的奏章中说，江西士民已纷纷从“畏贼”变为“媚贼”，“献财输赀，甘心从逆。”给骆秉章当幕僚的左宗棠干脆说：“江西事恐不可为，以民心全变，大势己去也。”曾国藩则咬牙切齿的大骂江西读书人：“读圣贤书……悍然从贼，冠贼冠、服贼服”。

　　——军事斗争是政治斗争的延续。意识形态的正义性，对双方军事斗争的胜负，具有重要影响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这一点在江西战场上得到了很明显的体现。

　　如果情况继续照此发展下去，则太平军歼灭湘军，继而推翻满清，并不会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图：天京事变前的太平军军事行动路线

　　在江西大局已定的情况下，杨秀清指示石达开带领精锐从江西返回南京，配合从安徽调回来的燕王秦日纲，集中兵力打击围困南京的江南江北大营。

　　这一次打击江南江北大营战役，是杨秀清生前指挥的最后一战，是他军事指挥能力的完美展示，也是太平天国军事成就的顶峰。

　　之前，杨秀清制定的基本战略是以经略长江上游为主，尽遣主力攻打安徽、江西、湖北等地。在南京附近实施战略防御，主动放弃了扬州，退守镇江。经过两年多的西征，太平军在西线对清军的战略优势已十分明显，而南京-镇江的防御则到了极度困难的阶段。他才决定令西征军回援。

　　1856年初，杨秀清命令燕王秦日纲从安徽带领一万精兵去支援镇江。因为镇江被清军围困多时，粮食已经基本吃完，再不去营救就会崩溃。3月18日，秦日纲初战告捷，其部下先锋陈玉成带兵冲破清军防线，向镇江城中输送了不少物资。但这一仗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局面。此举引起清军注意，从四处调集军队准备攻击秦日纲部。

　　杨秀清密切观察战局，发现清军注意力都放在了长江南岸的镇江，而江北大营防御松懈。又打听到4月2号是江北大营帮办营务、钦差大臣雷以諴的生日。于是集结大批船只，在当日傍晚秘密将秦日纲部运过长江，1856年4月3日凌晨，突袭江北大营。此时的江北大营内，上至统帅、下至都司，都在雷以諴营中祝寿畅饮，兵营没有将领管辖，也没有做应急布置。太平军突袭得手，将江北大营阵地彻底摧毁，并乘胜收复了扬州城。

　　夺取扬州后，太平军没有长期占领，只是将城中物资粮食运走，然后再次渡江，于1856年6月14日到达南京城郊的燕子矶一带休整待命。

　　清军此时还没有从江北大营的溃败中回过神来，将江南大营的兵马抽调一部分到江北支援。而杨秀清早已密令石达开从江西带领三万主力东返，于5月11日到达安徽芜湖，然后兵分三路，北路沿长江靠近南京，中路突袭江南大营的南方要塞秣陵关，南路攻击溧水。清军又紧急从江南大营派兵去支援秣陵关、溧水。

　　这样，经过反复调动，清军围困南京的主阵地——江南大营兵力就被大大分散，一部分去围攻镇江，一部分支援江北大营，还有一部分去支援秣陵关、溧水。杨秀清遂急令在燕子矶扎营的秦日纲全力突袭江南大营本部。秦日纲手下人马从安徽过来后，一直在打仗，且被反复调度奔走，四个多月没有休息，极度疲惫。秦日纲请求杨秀清能多给几天时间休整。杨秀清严词拒绝，下令“违令者立斩”。

　　6月17日，秦日纲带着陈玉成、李秀成等部快速扑向江南大营，石达开的北路军也及时赶到，双方合力，大破江南大营。清军死伤惨重、全军溃逃。

图：太平军一破江南大营图

　　江南大营是从广西一路追赶太平军到南京的清军主力所在。从紫荆山带兵一路追来的悍将向荣，眼见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大营灰飞烟灭，在逃窜途中羞愤而死（有自杀和旧病复发身亡两种说法）。

　　踏平江南大营后，杨秀清令秦日纲部继续追击清军残部，让石达开带兵返回武昌前线与湘军胡林翼部对决，又派韦昌辉接替石达开负责江西战局。由于这次调兵速度极快，在短期内突然集中兵力东征，石达开从离开江西到踏平江南大营然后返回只用了不过两个月，湘军还没反应过来，西线的战略局面并没有很大的变化。南昌仍然被太平军围困，曾国藩在南昌城中日夜忧叹、计无所出，武昌和九江也继续控制在太平军手中，可以说是局面大好。太平天国基本确立了对清军的整体战略优势。

　　这次东征，杨秀清的军事指挥天才发挥得淋漓尽致。更重要的是，此时太平军在杨秀清领导下，团结如同一人，令出如山、莫敢不从，才能做到如此迅速的从安徽和江西将翼王和燕王的两王主力调往东线作战，而且密切配合，战略执行无丝毫差错。这种完美的机动能力和战略执行能力，清军无论如何也不能望其项背。即使是曾国藩精心训练的湘军主力，也距离这种状态很远。清军内部满汉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互相猜忌、矛盾重重。咸丰皇帝在北京遥控指挥，地方各自为政、勾心斗角，军官腐败、纪律废弛。在这样的状态下，太平军即使偶尔遭遇一些败仗，也一定能够牢牢把握战略上的优势，最终推翻满清。

　　遗憾的是，这种状态并没有持续很久。

　　[1]这句话的出处是唐朝道学家韩愈说的：“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但现存孔子和孟子的言论中并没有相同意思的话，是韩愈自己总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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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天京事变：洪杨政争引发的历史悲剧

　　就在太平军踏平江南大营之后不到三个月，震惊中外的天京事变发生了。

　　1856年8月，洪秀全密令带兵在外的北王韦昌辉、秦日纲返回南京诛杀杨秀清。9月2日，韦昌辉、秦日纲带数千士兵进入南京，突袭东王府，将杨秀清杀害。

　　石达开在武昌得到天京事变的消息，紧急返回南京，只带了少数兵马。回到南京后，得知不仅杨秀清被杀，其家属、部众约两万人也被一并屠杀殆尽。他指责韦昌辉杀人太多，激怒了韦昌辉。韦昌辉又派秦日纲带人去杀石达开。石达开提前得到消息，连夜逃走，但其家属被秦日纲杀掉。事后，秦日纲带兵离开南京去了镇江。

　　石达开逃出南京后，发布公告声讨韦昌辉的罪行，上书洪秀全请求诛杀韦昌辉。

　　不久，洪秀全与朝臣合力，杀掉韦昌辉，并将韦昌辉的人头送到石达开大营，请石达开回南京主持政务。石达开要求必须先诛杀秦日纲。洪秀全又下令将秦日纲逮捕回南京处死。

　　此后，石达开回到南京。他没有再对韦昌辉和秦日纲的部属亲信作进一步追究，把局面稳定了下来。朝廷众臣认为石达开才干、功劳和品德都足以服众，推举他接替杨秀清的“军师”地位。洪秀全遂封石达开为“通军主将”，全面负责太平天国军政事务。

　　但洪秀全对石达开也不信任，转而重用自己两个哥哥——洪仁发、洪仁达，把二人封王，后来干脆把洪家男性一股脑给封了王。这就直接破坏了太平天国非建有殊勋者不封王爵的惯例，把太平天国搞成他洪家朝廷。天王的军令政令不再通过石达开，而是由洪姓诸王直接掌握。在挟制、架空石达开的同时，还要夺取他的兵权，“终疑之，不授以兵事，留城中不使出”，甚至发展到对石达开有“一并谋害之意”[1]。

　　这种无理的刁难、挟制和阴谋陷害，使石达开已无法施展其能力抱负，关键是还有性命之忧，随时可能重蹈杨秀清、韦昌辉的覆辙。同时，石达开也对洪秀全本人极度失望，不禁发出“忠而见逼，死且不明”的叹息。

　　1857年10月，石达开被逼出走南京，回到安庆，从安庆走了数万精锐将士，到江西湖南等地独立作战。太平天国内部大分裂、大动荡，从此由盛转衰。

　　以上就是 “天京事变”的主要发展过程。所有讲中国近代历史的书都会讲一遍。这其中的关键是，谁应该为“天京事变”负主要责任？

　　最常见的观点是，杨秀清应该为天京事变负主要责任。因为他在踏破江北江南大营以后，居功自傲，无法克制自己的野心，以“天父下凡”的名义威逼洪秀全封他为“万岁”，试图阴谋夺取太平天国最高领导权。洪秀全被逼无奈，只能招韦昌辉、秦日纲“救驾”。韦昌辉和秦日纲平日多次受到杨秀清欺凌羞辱，早就忍无可忍，于是趁机杀了杨秀清。这里边甚至还有杨秀清心腹陈承瑢向洪秀全“告密”的说法，说杨秀清要杀天王而夺其位，并自告奋勇愿负扫除奸党的责任。获得洪秀全同意后，秘密打开南京城门，与韦昌辉、秦日纲里应外合杀死杨秀清。陈承瑢后来以韦昌辉“奸党”的罪名，与秦日纲一起处死。

　　陈承瑢“告密”这个事儿实在是无从考证。但杨秀清有没有“逼封万岁”的事情，则有史料可查。

　　首先，在1856年9月杨秀清生日这天，洪秀全要给杨秀清封“万岁”这个事儿应该是真的，这是个公开的典礼，朝廷上下知道的人不少。各种野史、石达开自述、李秀成供述，都提到了此事。

　　此外，洪秀全在之前大约一个月，破天荒的亲自去了一趟东王府，这也有确凿的官方资料记录。李秀成也说“逼封万岁”发生在东王府。这是洪秀全自从进南京以后，唯一的一次离开天王府。不过，这次在东王府内的洪、杨谈话，《天父圣旨》中只记录了一小段——杨秀清以“天父”的身份说“秦日纲帮妖、陈承瑢帮妖”、“朝内诸臣不得力”这样几句话。它可能是洪秀全为挑拨杨秀清与秦日纲、陈承瑢的关系编的，而把与“封万岁”有关的部分删掉了。也可能是讨论“封万岁”的时候杨秀清并未“天父附体”，所以其讲话内容不载于《天父圣旨》。

　　争议的关键是，到底是杨秀清“逼封万岁”？还是洪秀全主动要求给杨秀清“加封万岁”？

　　对此，有价值的史料主要是三个。

　　第一个，是石达开被清军俘虏后的供述。原文是：

　　“韦昌辉请洪秀全杀杨秀清。洪秀全本欲杀杨，口中不肯，且故意加杨秀清为万岁。韦昌辉忿气，把杨秀清杀了。”

　　第二个，是忠王李秀成的供述。原文是：

　　“原是北王与翼王二人密议，独杀东王一人，因东王……要逼天王封其万岁。那时权柄皆在东王一人手上，不得不封，逼天王亲到东王府封其万岁。”

　　这里边不仅说是杨秀清逼封万岁，而且还说石达开在天京事变之前就与韦昌辉密谋要杀杨秀清。

　　第三个，是野史《金陵省难记略》的记录。这个记录最详细。

　　书中说，杨秀清借口“天父下凡”，召天王洪秀全到东王府，对天王道：“你与东王皆为我子，东王有咁大功劳，何止称九千岁？”

　　洪秀全只好顺口说：“东王打江山，亦当是万岁。”

　　“天父”又问：“东世子岂止千岁？”

　　洪秀全只好硬着头皮说：“东王既称万岁，世子亦当是万岁，世代皆万岁。”

　　“天父”大喜说：“我回天矣。”

　　关于“逼封万岁”的其它野史记录，大都跟《金陵省难记略》讲的差不多，来源也是坊间传闻，或者从《金陵省难记略》抄过来加以修改而成，不用多讲。

　　天京事变后活下来的核心人物只有洪秀全和石达开。东王府中杨秀清和洪秀全的谈话，可能有东王府的人在场，但他们大都在天京事变中被杀了。事后，洪秀全把一切罪名推到韦昌辉身上，还给杨秀清平了反，将杨秀清死的这天定为“东升节”，对“封万岁”之事，没有公开说过一句话。关于天京事变的内幕，也就没有其他史料能比石达开的原话更权威。石达开不在第一现场，但他的信息来源可能有两个，一个是东王府幸存下来的人，石达开庇护了他们，从中得到实信，还有一个就是那天陪洪秀全去的天王府人员。

　　李秀成是后期太平天国高层，天京事变时候并不在南京，职位也不高。后来虽然地位提升，也长期在外作战，没有很多机会回到南京。他的消息来源肯定不如天京事变的核心参与者、又在南京长期主持中央工作的石达开可靠。

　　《金陵省难记略》虽为野史，但作者张汝南曾经在太平天国治下的南京长期生活，且记录态度严谨，书中讲的很多事情都跟太平天国官方记录对得上。一般认为，此书记录大体可靠。不过，关于“逼封万岁”之事是个例外，作者特别声明，自己在天京事变之前就已经逃离了南京，“逼封万岁”是从那些天京事变后逃离南京的人那里听来的。

　　比较这三条史料，总体而言，石达开的话，可信度最高。也就是洪秀全“故意加杨秀清为万岁”，而不是被杨秀清逼封。石达开的话之所以可信，因为不管是洪、杨谁主动提出“封万岁”，都跟他石达开没关系，不会影响的命运和历史责任，也跟审理石达开的清军将领没有关系。他在临死之前强调说是洪秀全“故意”要封杨秀清为万岁，只能说是他想要把这个历史事实说出来、记录下来。

　　尽管如此，由于石达开的供述只有孤证。我们还是分两个场景来分析。场景一，就是洪秀全“假封万岁”；场景二，即杨秀清“逼封万岁”。

　　洪秀全假封万岁，其目的不难推测，就是想要麻痹杨秀清，让他把注意力放到这个意义重大的加封典礼上。东王府的工作人员，也必然为典礼的各项细节忙里忙外。这样，掌管南京城门的某些职位出现人事变动、韦昌辉和秦日纲带兵离开了驻地这些看起来不属于紧急军情的“小事”，就可以瞒天过海，至少是拖延几天才被杨秀清知道。为此，他不惜破天荒的离开天王府，卑躬屈膝亲自去往东王府说服杨秀清接受册封。

　　洪秀全把杀杨秀清的时机选择在江南大营被踏破之后，可能是 “狡兔死、走狗烹”的心态作怪。他那时候还不知道湘军的厉害，或许以为清军主力已被消灭，从此后大势已定，收拾残部用不上杨秀清，自己就能搞定。再不动手，将来杨秀清功劳威望更大，解决起来更难。此前局势危险，必须依赖杨秀清。现在不早不晚，刚刚好。江南大营被摧毁以后，杨秀清对南京城防的控制有所放松，方便韦昌辉、秦日纲带兵进京，韦昌辉又因为石达开去武汉而掌握了江西兵权，也应该是原因之一。

　　韦昌辉因水营哗变之事受杨秀清仗责，早就心怀不满。李秀成和石达开都说韦昌辉主动请求洪秀全诛杀杨秀清，应该是真的。但光有韦昌辉参与还不够，为了让秦日纲和陈承瑢也铁了心“入伙”，洪秀全又编造了杨秀清说“秦日纲帮妖、陈承瑢帮妖”的谎言，暗示杨秀清有诛杀二人之意，也为后来翻脸杀掉二人埋下伏笔。

　　根据传教士肯能在《南京与镇江：原始的叙述》中的记录，在天京事变的第二天，肯能就见到了秦日纲——肯能来南京和拜访杨秀清都是秦日纲引荐的，二人关系比较熟。他说，在杨秀清死后，洪秀全马上就派传令官谴责了韦昌辉和秦日纲，并且将二人各打五百大板。不过，执行仗责的并非天王府人员，而是韦昌辉和秦日纲的部下，因此仗责完全是在走过场。肯能见到秦日纲，首先就是“通过翻译向秦日纲表示，对他受到杖责深感遗憾”。秦日纲告诉他不要紧。

　　五百大板如果认真打，秦日纲和韦昌辉都得半身不遂。很显然他们都毫发无损，然后继续无所顾忌的屠杀东王下属。这是一场洪秀全主导的戏。韦昌辉和秦日纲未能看透其中玄机——如果洪秀全真的被杨秀清逼得无路可走，紧急求救于韦昌辉，他应该对韦昌辉和秦日纲感激涕零，至少不会第一时间派使者来假装打板子。也就是说，洪秀全刚确认杨秀清已死，就迅速采取行动准备推脱杀害杨秀清的责任，把“黑锅”扣到韦昌辉和秦日纲头上，为下一步杀掉二人做准备。这不像是在应对突发事件，更像是运筹帷幄、走一步看三步的操作方式。

　　如此说来，天京事变看起来是突发的，实则是洪秀全蓄谋已久的一次政变。不是杨秀清阴谋篡夺太平天国最高领导权——他本来就拥有“天父下凡”的最高领导权。而是太平天国的宗教导师和虚位君主洪秀全利用太平军将领内部的矛盾，阴谋篡夺最高领导权的一次政变。他先利用韦昌辉、秦日纲杀害杨秀清，再利用石达开的军事压力和舆论压力杀掉韦、秦，最后架空石达开，让自己从“虚君”变成“实权君主”。

　　石达开一走，洪秀全就放话，说出了自己的真实目标：

　　“主是朕做，军师亦是朕做！”

　　洪秀全到底为这一天准备了多久，无人知道。但肯定不是他去东王府定下来给杨秀清“封万岁”之后，才仓促给韦昌辉下令的。整个事件布置的太周密了，假封万岁、密招救兵、打开城门、甩锅韦秦、逼走翼王，看似步步惊心，却又有惊无险，最后的受益者只有一个，那就是最先违反规则出牌的天王洪秀全。

　　以上是基于场景一的分析，接下来在看一下场景二。

　　即使我们认为《金陵省难记略》的记录是真的，杨秀清真的以“天父下凡”的名义要求封万岁，他也没有违反规则。因为他“天父下凡”的权力在紫荆山已经过洪秀全认可，同时也得到了所有拜上帝教众的认可，他以“天父”的身份说话，可以封任何人为万岁。

　　李洁非在《天国之痒》中认为，杨秀清的“逼封万岁”的目标不可能是杀掉洪秀全自己当天王，因为这会动摇整个拜上帝教的意识形态根基，也没有必要这么做。在其它非官方史料中，还有记录说在“逼封万岁”现场，洪秀全问了一句：“然将何以处我？”杨秀清回答：“当为万万岁”。即便“逼封”为真，杨秀清应该也只是想要建立西方基督教国家的那种“教宗+国王”体制。军政领袖为国王，由杨秀清担任，称“万岁”，洪秀全只做教宗，称“万万岁”。这样就把世俗权力和宗教信仰完全分开，从而推动太平天国体制从政教合一向政教分离发展，进一步实现国家体制正常化和世俗化。

　　洪秀全早就与韦昌辉有密谋要杀杨秀清，但犹豫不决，被“逼封万岁”后便抓紧行动。后边的故事，就仍旧与场景一“假封万岁”一样了。

　　在“逼封”场景中，杨秀清阴谋篡位，却对洪秀全可能的反击毫无防备——“逼封”之前先将江西兵权交给与洪秀全关系密切的韦昌辉，然后韦昌辉、秦日纲带兵离开驻地他也不知道，南京城门轻松就被叫开放兵马进入，这很不合理。要准备篡位，不说全城戒严，看紧城门和在防备外地的统兵大帅应该是基本操作吧？这都能忘了？中国古代，权臣准备篡位却被外地兵马秘密摸进首都杀掉的，从来没有发生过。外地勤王兵马都是大张旗鼓的进讨，因为在篡位准备期根本不可能将大队人马从外地带进首都而不被察觉——除非该权臣压根没打算篡位。

　　如果杨秀清做事如此粗心大意、顾前不顾后，他怎么能带领太平军从金田一路杀到南京？又如何组织西征开疆辟土？难道两个月前指挥秦日纲和石达开踏破江南大营的神来之笔真的是“天父上身”帮他指挥的？

　　合理的解释应该是：他没有准备政变，是中了洪秀全的“暗算”。

　　读书不多的杨秀清有一点可能是真忽略了：洪秀全不仅是一个宗教创始人，还是一个读了几十年儒书的童生和私塾教师，儒家的伦理道德他不相信，但按照儒家思想撰写的中国历史他很熟，借此掌握了儒家士大夫的专业技能：外战外行、内斗内行——带兵打仗不行，搞权力斗争、宫廷政变却是一把好手。

　　对杨秀清处处架空自己、以“天父”身份发号施令、又处处与自己的“宗教建国”理想对着干的行为，洪秀全长期以来敢怒不敢言，忍隐不发，对杨秀清的各种上奏，从来不发表反对意见，不仅一律批准，还要大加褒奖。在天京事变之前，洪秀全从来没有反驳过杨秀清的任何一句话，杨秀清说一句他就夸一句，简直就跟马屁精一样。有一回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三人谈起给洪秀全做龙袍的事情，杨秀清认为天王应该带头节俭、不要再新做龙袍了。韦昌辉却说，还是要多做几件才显得天国和天王的体面，而且花费也不多。洪秀全就说：六弟你虽然是为了我好，但终究不如秀清胞弟的直言无隐更为可嘉。从今后我天国大臣，都应该以清胞为楷模，学习他忠心骨鲠。

　　洪秀全与杨秀清说话，一贯就说这种风格。这让杨秀清对洪秀全放松了警惕，认为洪秀全的政策思路虽然荒唐，但还是一个能听得进意见、能从大局出发考虑问题的人，没想到洪秀全会毫无征兆的以发动兵变的极端方式来解决内部矛盾。

　　天京事变是一次权力之争，也就是洪秀全想要夺权。

　　夺权本身不一定错，杨秀清也一直在向洪秀全夺权。虽然我们认为没有“逼封万岁”的事，但杨秀清之前不断挤压洪秀全的权力空间，大权独揽，则是事实。洪秀全只是暴力反击。

　　我们对古代历史上最高权力争夺的是非标准，并不以儒家伦理来判断，也不以有没有采用暴力来判断。不是说洪秀全是天王，是君主，杨秀清是权臣，所以杨秀清专权就不对，洪秀全下令杀掉杨秀清就是他的合法权力。太平天国的权力构架有君臣关系在里边，但也有教义、神权等其它关系，诸如杨秀清是天父附体、圣灵之躯、上帝四子等等。但这些我们不去讨论它，核心的标准始终是一个：谁的路线有利于国家统一、人民幸福、社会进步，谁就是英雄。曹操专权，但维护了北方的统一和稳定，是大英雄。李渊李世民父子以隋朝勋贵大臣身份造反，但推翻了隋炀帝保证、结束了全国战乱，同样也是大英雄。

　　杨秀清和洪秀区的斗争，君主与权臣的权力之争只是表象，宗教理想与人民革命的路线斗争，才是更为深刻的本质。

　　杨秀清之所以能掌握比洪秀全更大的权力，是人民革命路线对宗教建国路线取得优势的产物。如果洪秀全不是秉承其荒唐的一神教思想，而是与人民革命斗争密切结合，积极从宗教迷梦中清醒过来，学习和研究人民革命战争的规律、参与革命战争的实践指挥、制定符合人民革命需求的政策方针，他就不会“大权旁落”。反之，如果实践证明了，洪秀全的路线是错误的、洪秀全不具备指挥太平军击败清军推翻清政府的能力，仅仅因为他是宗教创始人和“天王”就坚决维护他的权威，那就是错误且愚蠢的行为。原则问题、当仁不让；路线正确，坚决掌权。杨秀清就是应该这么做，也必须这么做，而他实际也就是这么做的，做的很好很对。

　　就像毛主席说的，“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如果杨秀清“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不专权、不架空洪秀全的权力、不搞“甲寅变政”全面纠正洪秀全的路线方针，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就会失败，无数太平军将士们的鲜血就会白流。不管是太平军内部的宗教建国派还是人民革命派，都会被清军不加区别的屠杀殆尽，满清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就会持续更长的时间，给中国人民制造更多的苦难。杨秀清在大是大非上没有错误，只是由于一些细节方面的失误和疏忽，被宗教原教旨势力抓住机会进行反扑，使革命事业遭遇了严重的挫败。

　　在天京事变这场空前激烈的“线路斗争”中，另外三个核心人物——韦昌辉、秦日纲和石达开的态度和表现也值得关注。

　　韦昌辉在金田起义期间，一直是萧朝贵的副手，从权力格局来看，他原本应该是杨秀清“金田嫡系”的核心人物。反之，石达开是贵县分部的领袖。洪秀全的王姓表兄所在的赐谷村，也在贵县。拜上帝教做大以后，王家人纷纷入教，跟洪家人一样，成为了洪教主的亲贵骨干。后来因为太平天国讳“王”这个字，他们又全都改为姓“黄”。本书前边提到的王维正、黄再兴这些人，就都是这个亲贵圈子里的人物。这些人主要集中在贵县分部，跟石达开关系亲密。洪秀全也因此跟石达开关系不错，起义准备初期就跑到石达开家里住着不肯走，萧朝贵“天兄下凡”催他们回金田也不管用。石达开还跟萧朝贵在攻打六屈村的事情上起了冲突，直接顶撞“天兄”。

　　金田起义以后，这些王（黄）家人就跟洪家人一样，成了围绕在洪秀全身边的亲信集团。他们中大部分对洪秀全惟命是从，是比较铁杆的“宗教建国派”，像黄再兴撰文宣称“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就是这条路线的集中体现。后来，洪秀全的两个哥哥被封王架空石达开，李秀成说二人“又无才情，又无算计，一味固执，认实天情，与我天王一样之意见不差”。这里的“天情”在太平天国话语体系里边，就是宗教教义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两人除了迷信拜上帝教的教义、绝对服从洪秀全以外，其它啥都不懂，简单来说就是两个神棍。洪仁达后来被清军抓获，曾国藩说其人在审问期间“如痴如醉、口称天父不绝”，看起来是典型的深度宗教意识迷乱状态。

　　——安、福二王的主要贡献是写了一本《王长次兄亲目亲耳共证福音书》，把当年洪秀全在家发病之后的胡话记录下来，作为“神迹”宣传。洪秀全如此重用二人，除了是自己亲哥哥，也因为他们是自己“神迹”的第一见证人。

　　石达开在贵县，其岳父黄玉昆，也是王（黄）家人，他可以算是洪秀全的远房姻亲，原本是跟这帮洪秀全的亲戚家人比较亲近的。

　　但是，随着战局的进展，韦昌辉和石达开的立场竟然出现了一百八十度的对调。韦昌辉比较相信洪秀全天父皇上帝那一套宗教思想，慢慢的被宗教洗脑，进入南京以后成了洪秀全“宗教建国”路线的执行者。因为激变水营而被杨秀清仗责，其代理主政期间的《待百姓条例》被杨秀清全面推翻，再加上他打仗水平不行——痴迷宗教一般来说也会影响军事组织和指挥能力，天京事变之前，在江西连吃败仗，连“黄轿绣伞”也被清军夺去，为此没少被杨秀清责罚。于是深恨杨秀清，必欲杀之而后快。

　　——燕王秦日纲也类似，在西征战场上吃了败仗，丢失了战略要地半壁山，杨秀清就把他下狱论罪，取消了他的王爵，先判处死刑，后来又准其以“奴”的低微身份戴罪立功，一年之后，给封了个“顶天燕”侯爵，恢复了位于开国五王之下、其他人之上的地位。杨秀清的这种处理方法其实比较公正。但秦日纲并不服气，害怕万一又打败仗就会真的被杨秀清杀掉，便参与了韦昌辉的叛乱。

　　反观石达开，带兵打仗的能力一直非常出色，萧朝贵死后，他在很多大战中都顶替萧朝贵的位置，担任前军指挥的角色；又对“宗教建国”很不感冒，在江西坚决执行杨秀清的“甲寅变政”和“反满反官”政策，也就跟洪秀全渐行渐远。最后，韦昌辉从“金田嫡系”变成洪秀全的爪牙，石达开从“贵县亲贵”变成了杨秀清的铁杆。这种转变，就是思想路线决定了政治立场。在此过程中，杨秀清严格按照战功和政策路线来执行奖惩，不搞自家山头，得罪了韦昌辉、赢得了石达开的支持，对秦日纲则是先重罚再重用，也是其心胸开阔、执政为公的体现。

　　《李秀成供述》中说，石达开在天京事变之前就与韦昌辉密谋杀杨秀清，这肯定是记错了。包括野史在内的各种史料都没有类似表述，只有李秀成这么说。李秀成应该是把石达开在天京事变之后不公开反对杀杨秀清、只谴责韦昌辉杀人过多的表态，给混淆到了天京事变之前。

　　《石达开供述》中，石达开本人否认曾参与密谋，说自己对天京事变毫不知情，事后极度震惊，反复考虑之后才去的南京。

　　石达开讲这个话，是他已经兵败被清军俘虏的情况下，对清军将领说的。此时太平天国的事业，已经油尽灯枯。他个人又态度强硬，拒绝投降清军，将生死置之度外。此时，他有没有与韦昌辉密谋杀杨秀清，已经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历史故事，对太平天国的命运和他自己的命运不会发生任何影响。他没必要在临死之前撒这个谎。把这些事讲出来，无非是为了在历史上留下记录。从这个意义来讲，石达开的供述比李秀成听来的消息更可信。

　　韦昌辉不可能去找石达开商量谋杀杨秀清的阴谋。这种事情一旦走漏消息，自己必死。而石达开当时和杨秀清关系很好，找石达开商量几乎等于自首。清军方面的情报档案《贼情汇纂》中说，石达开对杨秀清是“敬若神明”，杨秀清对石达开是“喜其诚意，故屡委以军事”，可谓志同道合。清军的情报工作在太平军进入南京后搞得不错，因为南京城内有一大批不满拜上帝教的知识分子，不断向城外输送情报。这一批情报中，清军在天京事变之前一年就知道了韦昌辉极度仇视杨秀清，预言“昌辉位下杨贼一等，其奸诈相似，阳下之而阴欲夺其权……似不久必有并吞之事。”清军情报既然能做到对韦昌辉的了解比杨秀清还要深刻，其中对石达开杨秀清关系的判断应该也不至于有大差错。

　　综合来看，石达开是杨秀清人民革命路线的忠实执行者，类似于当年萧朝贵在天国政治结构中的地位。杨秀清执法严厉，太平天国最高级领导人几乎全都被他处罚过——包括洪秀全。甚至杨秀清自己，有一回觉得自己对某干部处理不当，也干脆以“天父下凡”的形式下令把自己仗责了一顿。只有石达开“一枝独秀”，是唯一一个没受过杨秀清任何处分的高层。杨秀清对石达开的工作，显然相当满意。石达开当年在贵县和萧朝贵、杨秀清的“坚耐隐忍”路线对着干，后来却成了杨秀清的亲密战友，可以说是一段“英雄识英雄、不打不相识”的千古佳话。

　　石达开没有参与杀杨密谋关系亲密的另一个例证，就是杨秀清把弟弟杨辅清，在天京事变之前几个月派到了江西。天京事变后，韦昌辉要求石达开交出杨辅清，石达开拒绝交人。杨辅清一直没事，石达开出走南京以后又跟着石达开到处打仗，后来回归南京，被洪秀全封为辅王。南京城破后又辗转到福建等地继续抗清，因叛徒出卖被俘，遭清军杀害，其时距离南京城破已经过了十年，是太平天国坚持到最后的高级领导人。

　　1856年9月5日深夜，天京事变后第三天，石达开在武昌前线的鲁家港突然撤军，遭湘军攻击且颇有损失。天京事变后一个半月，石达开才回到南京。这两件事也说明石达开没有为天京事变做准备，不然不会在事变发生的时候还在带兵跟湘军硬碰硬的打仗，而不是提前收缩防御。事发之后，他也花了很长时间来考虑要不要回南京，而不是立刻赶回去跟韦昌辉一起庆祝密谋成功。他可能是从洪秀全那里得到某种安全保证之后，才返回南京的，结果一回去就跟韦昌辉正面冲突，当天晚上就逃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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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太平天国（下）

　　一、三河大捷：新生代将领崛起

　　崔之清在《太平天国战争全史》中说：“杨秀清被杀后，太平军指挥中枢失控，各战场失去统一调度，战略指挥陷入紊乱，缺乏全局的战略计划，严重影响了各战场的协同作战，也难以组建强大的机动兵团。”

　　这是对天京事变后战局变化的整体描述。打仗这个东西，不能集中兵力协同作战，那就没法打了，相当于坐以待毙。杨秀清时代的太平军，在军事上的最大优势，就是能快速机动。东王掌握全局战略，一声令下，就能向战场关键节点调集优势兵力猛攻。现在分散在各个战场各自为战，很容易就被清军各个击破。至于意识形态混乱带来的军队战斗力下降，那就更要命。

　　首先丢掉的是武昌。在武昌防御的紧急关头，石达开得知天京事变的消息，带兵离开，留下韦俊守城。韦俊是个能征善战的悍将，西征时期九江就是他打下来的。因为这个功劳，杨秀清把他提拔为西征军前锋主将。在石达开带精锐东返踏破江南大营期间，韦俊在武昌不仅没有消极防御，还主动出击，击败胡林翼、击杀罗泽南。罗泽南是王鑫、曾国藩、李续宾等诸多湘军将领的儒学老师，王鑫和曾国藩办勇的时候都得到过他支持，号称“湘军之父”，是比较罕见的能亲自带兵冲锋的理学大师。他被击毙对湘军将领心理冲击很大。

　　但韦俊是韦昌辉的弟弟。韦昌辉被杀以后，韦俊日夜担心自己的安危，武昌将士也议论纷纷，军心动摇。1856年12月，韦俊无心恋战，主动放弃了武昌南撤。这个决策是正确的，天京事变后的形势变化让武昌已不可能长久守卫，主动撤退可以收缩战线、保留大量生力军。

　　武昌失守后，湘军主力在罗泽南弟子李续宾的带领下顺江而下，围攻九江。数个月后，秦日纲旧部陈玉成带队招收了许多湖北的饥民，逐步壮大起来，其主力在武昌和九江之间的黄州一带与胡林翼带领的湘军交火；石达开离开南京后到达安庆，手下六七万人马。九江城内还有林启容统领的一万七千人。这个局面比当年湖口之战还要好一些。如果石达开和陈玉成两头合围九江湘军，九江城内守军配合反攻，兵力优势明显，打破李续宾的围攻并不难，甚至可望取得比较大的歼灭战绩。但此时没有任何人可以同时指挥这三支队伍协同。最后的结果是林启容闭城不出，李续宾感到九江无忧，遂亲自带数千精锐北上，与胡林翼夹击陈玉成。石达开还在与洪秀全赌气，忙着在安庆招罗旧部，根本没有参战。陈玉成孤军奋战被击退，此后九江遂无人再管，南京方面也不再组织营救。经过八个月的围城，1857年9月，九江最终被湘军攻克。然后，湘军屠城，城内上万守军和众多居民被全部屠杀。

　　1857年7月，清军重建江南大营后再次围攻镇江。洪秀全派出他的哥哥安王洪仁达带兵前去支援。洪仁达根本不懂带兵打仗，被杀的大败而回。12月27日，城内太平军因粮食耗尽，弃城突围，镇江失陷。

　　在这段时间内，洪秀全亲自担任军师，教政军大权一把抓，直接指挥各路人马东征西战，再没有人敢约束他的权力。但他亲自上阵的效果极差，眼看着武昌、九江先后失守，清军重建江南、江北大营，夺取镇江，对太平天国全面反攻围剿，战略形式瞬间倒转，天国政权陷入了极度危险的境地。

　　1958年4月中旬的时候，清军已经到南京城外的雨花台建好了坚固的营地，开始合围南京。南京城的大部分对外通道都已中断，只有九伏洲、七里洲的水路还能走得通，但也不时遭到清军水师的威胁。如若这条路也被切断，南京城的物资供应就完了。

　　这个时候洪秀全是真怕了，朝中亲信们也焦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发现指望“天父天兄大显权能”不大靠得住，还是得让真能打仗的人上，才能救得了命、保得了富贵。朝臣们遂一致推举李秀成担任“提理朝廷军政”，统一指挥全国军事。

　　李秀成和陈玉成一样，是天京事变后进入高层的年轻将领。他们都在天京事变之前跟随秦日纲作战，但跟天京事变没有瓜葛。秦日纲之前一直负责长江北岸的安徽军事，石达开则负责南岸的江西以及上游的武汉军事。太平军的主力当时就是两个，一个是石达开经略江西和守卫武汉的十来万人马，一个是秦日纲在安徽的几万人。剩下的就是南京、镇江为数不多的守军了。秦日纲被杀后，李秀成和陈玉成在安徽带兵，战绩卓著，在全面收缩的大形势下，搞了几次胜利反攻，被石达开提拔了上来。后来，陈玉成从安徽北部带兵进入湖北，沿途招罗了湖北、皖北的一大批饥民，形成了一支新军。李秀成则从河南招募了一批捻军、天地会等小股起义队伍，也形成了一支自己的有生力量。石达开分裂以后带走了大部分江西兵马，李秀成和陈玉成的部队便成了忠于洪秀全的两大主力。

　　此时，陈玉成远在湖北，李秀成奉命援助南京，在前线顶住了清军的进攻。危局之下，洪秀全不得不将军事指挥全权交给了李秀成。

　　之所以说是“不得不”，是因为洪秀全并不信任李秀成，李秀成也是走的杨秀清和石达开的“人民革命”路线，跟他不是一条心。

　　李秀成是杨秀清从普通一兵亲自点名提拔上来的，后来又跟着石达开去江西工作，最后才去安徽归入秦日纲部下。他真正得到重用，成为统兵大将，是在石达开南京主政期间。1857年，石达开被逼出走之后，洪秀全把手握重兵的李秀成封为侯爵、副掌率，算是进了核心高层。李秀成被加封之后，却上书洪秀全，请求重新任用石达开、废掉安福二王，还要“依古制、轻税粮”——全是石达开的那一套。洪秀全气得要死，直接就把李秀成给撤职，爵位也革了。李秀成不服气，又写了一封长篇奏章上奏，从天下大势、世道人心的角度把上一篇奏章的观点详细论述了一遍。

　　据《李秀成供述》，某位“朝臣”看了第二份奏章之后觉得写得很好，找洪秀全当面说情，这才官复原职。这位“朝臣”不知道是谁，他应该一方面是觉得人才难得，另一方面恐怕也是考虑到这个时刻再轻易处分撤换统兵大员，实在很不明智——万一李秀成一气之下带兵投奔石达开怎么办？李秀成的第二封奏章，说明他只犯了“政治错误”，没有犯“组织错误”，路线认识上有问题，但并不是在向石达开效忠，因此是可以原谅的。

　　所以，1858年南京被围之后，洪秀全把兵权交给李秀成，实属逼不得已。李秀成也就成了继杨秀清、石达开之后，第三个掌握太平天国军政大权的“人民革命派”。李秀成掌权后，做了三个关键的人事安排，一是将他信任的将领林绍璋调到南京，主持南京防务；第二，让洪秀全公开下旨赦免韦俊，保证他不会因为韦昌辉的关系受到株连；第三个最重要：请洪秀全公开承诺“不准长次兄理事”，把安、福二王的一切实权拿掉。洪秀全被迫全部接受——在清军的“帮助”下，李秀成把石达开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做成了。

　　李秀成有个堂弟，叫李世贤，也很能打，是石达开旧部，在天京事变后选择了忠于洪秀全，驻军芜湖。李秀成又与陈玉成同为秦日纲旧部，在踏平江北江南大营的战役中彼此配合密切，二人关系甚好。此外，李秀成力保韦俊、使其获得赦免，对于弥合太平军各地将领因为天京事变带来的裂痕具有重大意义——他们之前都跟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有各种复杂的联系，天京事变的罪责不翻篇，大家很难安心打仗。

　　这样，实战经验丰富的李秀成上台掌权，能协调李世贤、陈玉成、韦俊等多个地方统兵大将，又因赦免韦俊而得到各地将领的钦佩拥戴，太平军内部团结得到加强，又一次具备了多路主力协同作战的能力，局面随之发生了一定的程度的改观。

　　李秀成让林绍璋掌管南京兵权，执行他的军事路线，然后自己带兵离开。先去芜湖找到堂弟李世贤，又去安徽枞阳找陈玉成等将领，多方协调，终于定下来了集中兵力攻击清军江北大营的战略计划。1858年9月，李世贤等在外围机动配合，陈玉成、李秀成两路主力合兵，第二次踏破清军江北大营，歼灭敌军七八千人，江北清军主力损失近半。这样，南京北方向的物资交通路线全面恢复，围城危机初步解除。

　　这是天京事变后太平军最为辉煌的胜利，李秀成居功至伟，理应把他“提理朝廷军政”的临时职务变成正式职位。但情况刚一好转，洪秀全立刻就以军制调整的名义，削弱李秀成的地位。他借口恢复广西时期的“五军统帅”体制，把亲信蒙得恩封为中军主将、正掌率，节制诸将、总理朝政；陈玉成为前军主将、又正掌率，为前敌总指挥；李秀成被“升为”后军主将、副掌率，为陈玉成之副。李世贤为左军主将、韦俊为右军主将。

　　李秀成名义上被“升”，是因为后军主将这个职位比他原来的副掌率高一些。但从排名来看，还是在蒙得恩和陈玉成之下，没有任何进步。真正升官的是李世贤和韦俊。李秀成临危受命、力挽狂澜，又受朝臣和各地将领的拥戴，中军主将的位置显然应该给李秀成才合适。从“提理朝廷军政”到后军主将，功劳最大的李秀成不是被升官而是被削权。

　　中军主将蒙得恩在金田起义初期立过一些战功，但定都南京后就负责管理女营，其中一项职责是为洪秀全挑选美女当后宫娘娘或者作为天王给诸王、功臣的“赏赐”，早就已经从战将变成了宠臣，长期不接触军事事务，多年没有立下过军功。仅仅因为管理女馆等事务性工作搞得好，让洪秀全满意，就任命他来当中军主将、总理全军，简直就是扯谈。不仅李秀成不服，全军上下没有人服气。

　　——由于支持石达开路线、抵制安福二王执政，李秀成一直被洪秀全猜忌和刻意打压。李秀成心胸开阔、善于团结各种势力（洪秀全的亲信宠臣除外），战略意识全局意识好，还极为善于用兵，是太平天国后期唯一有可能挽救大局的人物。但除了在1858年南京被围之后短暂的获得负责全局之权外，其它时间只能依靠个人关系协调其它部队来配合打仗。

　　蒙得恩在中央主持军事，实际上并不能发挥作用。还是李秀成和陈玉成等地方将领自己商量着办。他们和众将领在安徽枞阳召开会议——这种统兵大将们自己开会决定战略的办法已成为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军事决策的主要方式——决定把战略主攻方向放到南京西北部的皖北地区。

　　他们运气不错，很快就碰到了一条“大鱼”。攻克九江的湘军悍将李续宾，在立下大功以后头脑发热，以为太平军大势已去，妄想同时夺取合肥和安庆这两大重镇。他派部将去打安庆，自己来打合肥。分兵而且孤军冒进，犯了兵家大忌。陈玉成和李秀成抓住机会，于1858年11月中旬在合肥南边大约三十里的三河镇（今合肥市肥西县）集中优势兵力将其包围。李续宾所带七千余人几乎被全歼。李续宾自杀，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被击毙，史称“三河大捷”。这一仗消灭的是真正的湘军主力精锐，是继石达开1854年湖口大捷之后对湘军的又一次沉重打击。湘军由此锐气大挫，长江上游的战局也暂时得到了很大的改观。

　　——三河大捷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清政府内部的矛盾，曾国藩下台，湘军在全局战略层面失去了统一指挥，无人能约束李续宾。

　　天京事变之后，各地清军都在趁机组织反攻，大部分效果不错。曾国藩在南昌也算解了围，但江西的战局并没有立刻好转，因为这是石达开的老根据地，也是太平军主力所在。石达开继续在中央执政，江西的仗并不好打。但在咸丰皇帝看来，曾国藩一直想谋求江西巡抚的地方实权职位，个人野心没有得到满足就不好好打仗，对朝廷的忠诚度有问题，才是江西湘军表现不如其它地区的关键。他对曾国藩的态度也就越来越差，动不动就下旨谴责，让曾国藩心灰意冷。

　　1857年2月，曾国藩的父亲去世，他需要回家守孝。紧急军情下，皇帝原本可以宣布“夺情”的。咸丰先给了曾国藩两个月的假期，然后就催促曾国藩赶紧复出。曾国藩则坚持不给巡抚的职位不出来。咸丰见天京事变后局面甚好，有没有曾国藩也无伤大局，干脆就再次借坡下驴，不夺情了，让曾国藩在家继续守孝。这段时间，李续宾攻克九江，成了大功，升任巡抚，头脑发热起来，就没人能约束得住他，胡林翼也劝不住。李续宾在名义上由不懂军事的湖广总督、满洲大员官文直接领导，官文一再催促他尽快扫平安徽、进军南京。这与李续宾自己的头脑发热一拍即合，才有了分兵冒进之举，被陈玉成和李秀成抓住机会予以痛歼。

　　——湘军和太平军一样，有没有一个拥有战略眼光的权威指挥中枢，对军事绩效影响极大。洪秀全对杨秀清是“狡兔死、走狗烹”；咸丰皇帝对曾国藩就是“飞鸟尽、良弓藏”，都是自作聪明，一看形势大好，便以为自己可以统筹全局，无需权臣出力，结果一个全局溃烂，一个局部惨败。

　　三河之战时，曾国藩已经复出了，但复出得比较勉强，只是受皇帝派遣南下围追堵截石达开，远离长江主战场，管不到李续宾。

　　石达开与洪秀全决裂后，从安庆南下景德镇，又东征浙江。清廷想要调遣部分湘军去对付石达开。湘军大佬胡林翼在幕后操纵，让湘军各部以各种理由拒绝调动，目的就是要让曾国藩复出。然后，由非湘军系的大佬、湖南巡抚骆秉章出面，向皇帝请求准许曾国藩复出。咸丰终于同意“夺情”。曾国藩消停了一年多之后，也变老实了，不跟皇帝硬抗了，不追求统筹全局，没有巡抚的头衔也愿意出来带兵。

　　之后，石达开南下福建、后来又转战湖南南部，咸丰皇帝的意思是让曾国藩带兵跟着追。曾国藩不太想把精力用到边缘战场上，一直想要回到长江主战场掌控大局，但咸丰皇帝就是不同意。正在双方僵持不下之际，太平军三河大捷、李续宾命丧安徽，事实证明长江中上游的战局没有曾国藩统筹指挥，确实会陷入群龙无首的境地而被太平军各个击破。曾国藩再次上书表示不愿意再被石达开牵着鼻子跑，要求全力经略安徽，集中力量攻打安庆，被咸丰皇帝接受。

　　这样，在清军这边，虽然由于李续宾的冒进导致了意外惨败，却引出了曾国藩重返长江主战场，湘军再次有了战略主心骨，这就是所谓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了。而太平军这边，三河大捷之后，战场形势从表面上看还可以，其实内部的危机远未消除。天京事变带来的分裂、洪秀全在南京乱搞带来的朝政和人心混乱，就是埋藏在太平军内部的一颗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在任何地方被突然引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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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奇袭杭州：李秀成二破江南大营

　　三河大捷之后三个月，1859年2月，春节刚过。李秀成和陈玉成在春节前扫荡了一轮李续宾残部，还在安徽休整，准备发动新一轮攻势，却突然接到南京紧急军令，立刻东返。原来，驻守江浦的守将薛之元叛变投敌。江浦位于长江北岸，与南京城隔江相望。薛之元叛变，把从江浦附近的几个战略要地送给了清军，第二次踏破江北大营的成果丧失，南京城的北方向物资通道被切断。

　　李秀成紧急带兵回援，占据江浦附近的浦口，勉强守住了一条通往南京的物资通道，但情况仍然十分危急。陈玉成也很快带兵攻打浦口东北方的六合。

　　正在战局焦灼的时刻，太平军内部却再次发生了重要将领叛变事件。

　　这次事件的背景很复杂。1859年4月22日，洪仁玕从香港经多方辗转到达南京。洪仁轩在金田起义后逃到了香港，做了基督教布道士，了解到一些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这次来到南京，向洪秀全进献《资政新篇》，提出太平天国政权建设应该借鉴西方基督教国家治国模式。洪秀全非常开心，终于来了一个勉强能干点正事的洪氏族人，对《资政新篇》大加褒奖，宣布要照此建政。一个月之后，就把洪仁玕封为“干王”和“军师”，把朝廷军政大权交给洪仁轩，洪秀全自己则躲进深宫研究宗教问题去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不想理睬“俗务”，要专心于“天事”。

　　这是洪秀全人格中的一大特点：沉迷宗教、狂妄自大、做事缺乏责任心。他想要过皇帝的瘾、享有帝王的权威，却不喜欢承担皇帝需要承担的繁重工作责任。在起义之前遇到困难就两次跑回花县老家，直接丢下追随者失去联系几个月甚至几年。他玩弄阴谋诡计把杨秀清杀了、赶走了石达开，夺了杨秀清、石达开的权，却发现杨秀清的活儿不好干，不仅辛苦还干不好，天天累死却天天打败仗，一见有洪仁玕这种不会威胁自己权位但又在大政方针上有点头脑的可靠亲信，马上就想要撂挑子闪人。

　　实际上，洪仁玕的《资政新篇》对当时的太平天国和中国社会，完全是一篇大而无当的文章，没有一点用处，其中对西方体制的理解也十分肤浅。洪秀全对西方社会历史政治经济的知识就更是接近于零，其批阅意见全是凭空想象，但它来自信仰“天父天兄”的基督教国家，这是洪秀全所乐于看到的。洪仁玕是“神迹”见证人，是跟冯云山一起入教的元老，又在香港当过布道师，对一神教教义的理解比较深刻。这是他重用洪仁轩的主要原因。

　　洪仁玕从金田起义到现在无尺寸之功，来南京一个月就直接封王并且担任军师，不管他本人才干如何，这都绝对是瞎胡闹。而且这又是李秀成、陈玉成在长江北岸拼死战斗保卫南京的关键时刻，不是天下一统的太平时期，中央决策中枢如此任性的进行人事巨变，想要不发生大事都不可能。

　　石达开出走之后，洪秀全曾经宣布，永远不再封王。因为他已经把自己两个哥哥封王了，不再封王的意思其实就是不再让不姓洪的人封王。但洪秀全没想到洪仁玕竟然还会从国外回来，又多了一个洪家亲戚，还是特别亲的那种，必须得给他封王。封完之后才想起来好像之前说过永不封王的，现在又给洪仁玕封王，将领们肯定不服，于是又把陈玉成给封了个英王，显示自己并不是专挑洪家亲戚封，然后发布诏旨：“内事不决问干王，外事不决问英王”——也就是军务由陈玉成负责、统领全军，中央政务由洪仁玕负责的意思。

　　陈玉成确实功勋卓著，而且从来没有在政治上发过言，专心打仗、服从中央。简单来说，就是一个纯粹的军人、战士。他不像李秀成那样有自己的战略思考、政治态度鲜明。给陈玉成封王、统领全军，洪秀全比较放心。

　　洪仁玕、陈玉成封王的事情一出来，清军这边马上就意识到有可以挑拨内部矛盾的空间。他们让太平军降将李昭寿给李秀成写信，挑拨关系，说你这么大功劳都不封王，洪仁玕回来一个月就封王，陈玉成跟你平级、功劳也不比你大，现在却封王统管全军，洪秀全对你的猜忌不是很明显了吗？不如也跟我一样赶紧投降吧。

　　这封信送到李秀成大营的时候，洪秀全派过来监视李秀成的使者也在那里，赶紧向洪秀全汇报。洪秀全为了避免李秀成受挑拨发生兵变，就把李秀成也封了“忠王”，也就是给他戴个“忠”的高帽子，勉励他继续忠于自己的意思。李秀成当时还不明白其中玄机，对洪秀全的加封十分感激，但后来想明白了，在《自述》中说这是“恐我有变，封我忠王，乐我之心，防我之变，我实不知内中提防我也。”

　　连封三王之后，新的问题接着出现。太平天国的军事实权掌握在前、后、左、右四军主将手中，前军主将陈玉成封王了，后军主将李秀成封王，接下来左军主将李世贤和右军主将韦俊怎么办？李世贤是李秀成的堂弟，关系还好摆平。韦俊在几年前太平军西征的时候是陈玉成的直接上级，现在陈玉成封王，统领全军，韦俊又成了陈玉成的直接下级。陈玉成比自己排名靠前，韦俊还能接受，让陈玉成当自己上级领导，韦俊是不服的。正好在此之前不久，杨辅清、杨宜清兄弟带兵离开石达开，重新向洪秀全效忠。洪秀全大喜过望，急切盼望杨辅清能来帮忙解围南京，在杨辅清还在北上的途中，就把蒙得恩的“中军主将”头衔给了杨辅清。此事发生在洪仁轩、陈玉成封王之前。中军主将地位高于前军、后军、左军、右军主将，也就是说杨辅清寸功未立，甚至还没有正式“归队”，就比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韦俊的职位高了。这跟洪仁玕封王一样，也是胡闹。

　　后来，陈玉成、李秀成封王，算是又排到了杨辅清前边。但不管是更换中军主将还是封王，都没有韦俊的事，他的地位日渐降低。

　　在封杨辅清为中军主将的前一年，1857年，洪秀全还突发奇想，下令把杨秀清被杀害的这一天定为“东升节”，说要天国众将士世世代代怀念东王的伟大贡献，并庆贺东王升天享福。杨辅清先跟着石达开搞分裂，眼见石达开打仗不顺利，又回来效忠洪秀全，最多也就是将功补过的做法，却立即受封中军主将，显然是跟他哥哥杨秀清被重新神化有关——因为中军主将的头衔最早属于杨秀清。

　　韦俊一直对洪秀全忠心耿耿，没跟石达开走，各种战功也不少，但洪仁玕、陈玉成封王，杨辅清升任中军主将，他却原地不动。洪秀全这种种明显不公正的做法，难免让韦俊不起疑心：洪秀全是否还在记天京事变的老账？杨秀清被重新神化，杨辅清就成了中军主将，那韦昌辉被进一步黑化，韦俊的命运将会如何？

　　杨辅清、杨宜清兄弟带兵北上，其驻地就在韦俊驻守的池州南边。一边是杨秀清的弟弟，一边是韦昌辉的弟弟，这个仇恨实在是没法处，双方摩擦不断。这种情况，必须要有权威且公正的中央来协调，但天京事变制造了杨、韦两家的血仇，又毁掉了中央权威，洪秀全现在重新神化杨秀清、全面甩锅韦昌辉，而且韦俊还是其最讨厌的李秀成力保之人，所以公正是谈不上了，只会拉偏架，这个事情就完全没法解决。

　　对洪秀全绝对忠诚的陈玉成站在了杨辅清兄弟这边，李秀成站韦俊这边。韦俊的防地池州，又正好夹在杨辅清和陈玉成的防地中间，两边都讨不了好。闹到最后，韦俊感到在池州待不下去了，干脆带兵北上去找李秀成。这就要经过陈玉成的防地和州，陈玉成的手下拦着不准经过，双方竟然发生械斗。此事陈玉成和李秀成都没有直接参与，但李秀成部下支持韦俊，也卷入了械斗。最后三方死伤数千人，韦俊被迫退回了池州。

　　韦俊回到池州以后，感到进退失据，一气之下，于1858年10月率部向清军投降。

　　韦俊是太平军的实际第六把手（前五位是洪秀全、洪仁轩、陈玉成、李秀成、杨辅清），是金田起义以来投降清军的最高级别军事将领。他的叛变对全军心理冲击极大。

　　陈玉成援救南京之后，韦俊是在西线战场与清军抗衡的关键力量。韦俊叛变，安徽局势立刻变得岌岌可危。陈玉成没有办法，只能从六合等地撤兵，回援安徽，留下李秀成独力支撑南京江北的战局。

　　——实际上，如果不发生和州械斗，按照韦俊的思路，由他来配合李秀成保障南京周边安全，陈玉成专心经营安徽，局面将会好的多。由于天京事变带来的太平军内部“信仰危机”和内部矛盾始终没有协调好，太平军的实力就这样在一次又一次的叛降和内讧中被削弱，局面也越来越危险。

　　李秀成眼见在浦口困守无法解决任何问题，再次回到南京，找到洪仁玕商议，打算采取大范围机动的战略来调动南京周边的清军。这也是当年杨秀清首次踏破江北江南大营的操作思路。这一回李秀成更为大胆，不是在江南江北之间小范围机动，而是想要长途奔袭，攻击杭州、苏州一带。这些地方是清军江南大营的主要后勤保障基地，兵力空虚，一旦攻击得手，清军江南大营必然分兵前去支援，太平军就可以趁机解围南京。

　　这个思路很出奇，但操作难度极大。最大的风险在于李秀成必须先放弃浦口南下，南京城的物资运输就会被切断，然后只能等待李秀成带兵归来解救。洪仁玕与李秀成商议三次之后，两人才初步下了决心，去找洪秀全汇报。洪秀全先是坚决反对，把李秀成严词谴责了一番。李秀成态度坚决，一再上奏要求离开南京。洪仁玕也反复劝说。眼见自己的亲信和统兵大将成了一条心，洪秀全终于点头答应。

　　李秀成在1860年1月25日带兵离开浦口。他走后第四天，浦口就失陷了，南京城对外交通断绝，形势空前恶化。南京周边地区许多太平军将领对局面失去信心，通敌叛变。这样，南京的安危，就完全寄托在了独自远征的李秀成身上。

　　李秀成先去芜湖找到堂第李世贤，跟他商量具体的战术。十天后，李秀成从芜湖出发，开始迂回攻击杭州。具体路线是先从芜湖南下，然后向东快速攻克一系列防御薄弱的小城镇，兵锋直指杭州北边的军事重镇湖州。李世贤走另外一条路，也去攻打湖州。这就让清军以为李秀成、李世贤的目标是要合兵夺取湖州，于是浙江本地的军队纷纷向湖州调集。然而真正去打湖州的只有李世贤的军队，李秀成刚到湖州城外就掉头向南，带六千精锐秘密穿过莫干山小道，于1860年3月11日突然出现在杭州城外，直到距离杭州只有三十里的地方才被杭州守军发觉。此时杭州仅有两千八百守军，且都是缺乏训练的老弱。李秀成经过七天的围攻，在3月19日攻克了杭州城，斩杀了城中的浙江巡抚、布政使等诸多省级高官。这是太平军兴以来攻克的第四座省城（前三座是武昌、安庆、南京），也是天京事变后攻克的第一座省城。

　　李秀成深知，攻击湖州只能调动浙江本省军队，只有攻击杭州才能调动江南大营的清军主力前来支援。因此假攻湖州、突袭杭州，取得了奇迹般的胜利。

　　清军方面得知杭州被围，立刻调动大军前来救援。李秀成在杭州等了四天，确认江南大营的大军已经到达杭州附近，下令城头插满旗帜，于夜间秘密撤出杭州。清军大军在城外呆了一天，才发现城内已无守军，跑到几座空着的营房里放了一把火，就赶紧向皇帝上报克复杭州的赫赫战功。

　　此时，李秀成已经从另外一条路北返，按照之前的约定和安排，在南京以南的建平与李世贤、刘官芳[1]等各路大军会师，集中优势兵力猛攻江南大营。此时，陈玉成和杨辅清也接到洪秀全的指示，带兵渡江来协助李秀成。江南大营原有兵马4万人，被李秀成通过攻击杭州等诸多战术机动调动走了2.3万。后来虽然陆续返回来1.5万，但在来回调动的过程中，兵力分散，江南大营周边的诸多战略要地已被太平军逐一攻克。最终，太平军以超过十万的兵力对江南大营三万的兵力形成绝对优势的合围。

　　5月6日，清军江南大营再一次被太平军踏平，向荣的继承者张国梁也被太平军击毙。南京再一次转危为安。李秀成既是整体战略的制定者，又是其中最危险、最精彩的千里迂回战术的执行者，再次展现了他在战略和战术两个方面的完美结合。

图：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图

　　第二次踏破江南大营的成绩，从局部来看，与杨秀清主导的第一次踏破江南大营相当，甚至还要更好一些。但杨秀清那一次是同时踏破了江北江南两大阵营，又在上游稳稳的控制着武昌、九江、合肥，经略江西、围困南昌，因此整个战略局面完全不同。

　　在太平军第二次踏破江南大营期间，曾国藩率领湘军主力在上游稳打稳扎的开始对安庆进行合围，完全不理睬太平军攻击江南大营的一切行动，坐看大营覆灭。咸丰皇帝也认识到他手下的那些旗兵绿营是靠不住了，一次又一次被太平军打残，再顾不得什么满汉之分、军阀权臣之类的考量，于1859年7月23日，江南大营失守两个月后，把曾国藩任命为两江总督，统管安徽、江西、江苏的军事民政事务，随后又授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

　　至此，曾国藩终于拿到了他梦寐以求的地方实权要职，再加上胡林翼的湖北巡抚之职，他便可以全面协调长江中下游的大部分军队和物资配置，以更好的实现其“高屋建瓴、顺流而下、先取安庆、再攻南京”的整体战略。

　　[1]刘官芳为韦俊旧部。韦俊叛变后，他与杨辅清合作收复了池州，被任命为右军主将代替韦俊镇守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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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李晓鹏博士，主要著作有《重述伟大中华史》（原名《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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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庆围城：第二次西征失败及其原因

　　在清军开始逐步统一军事战略的同时，太平军内部却发生了分歧。陈玉成主张立刻挥师西征，集中兵力到安徽与湘军主力决战，解围安庆。洪秀全也支持这个方案。但洪仁玕和李秀成则主张趁胜追击江南大营残部，趁机攻取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包括上海在内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彻底解除来自下游的威胁，并获取这些地区的粮食物资。洪仁玕甚至构想，可以获得上海、宁波关税，然后用这些关税购买洋人的军舰，获得水路优势，再与湘军决战。

　　经过反复博弈，洪秀全再次被迫同意了洪仁玕和李秀成的方案，但给东征定了一个苛刻的时间表：必须在一个月内结束，然后北上援助安徽。

　　最后的实际情况是，李秀成果然在一个月内追剿了江南大营残部，夺取了苏州、太仓等地，兵锋再指杭州，将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纳入控制。经李秀成申请，洪秀全同意在这些地方建立“苏福省”，由李秀成总理全省军务政务。

　　清廷对苏南战局极为着急，生怕再次丢掉杭州，接连下令曾国藩带兵救援。曾国藩坚决不救。但为了给皇帝面子，他把自己的总指挥部建到了距离安庆东南120公里的祁门，以形成对江西南部、浙江的呼应之势，其实主力根本没动。

　　——这一下，李秀成终于在战略层面遇到了真正能打的对手。如果曾国藩派遣主力东征，救援苏杭，他就可以把二破江南大营的好戏再演一遍——立刻向西折返，与陈玉成合兵一路，以优势兵力解救安庆。但曾国藩没上当，这就不好办了。

　　紧接着，李秀成又遇到了一个新麻烦，就是西方列强开始介入中国内战。

　　李秀成和洪仁玕都想要夺取上海。但洪仁玕主张与列强谈判、和平接收；李秀成认为这是幻想，坚持必须武力夺取。他跟洪仁玕说：“洋人只好打不好和”、“天王江山可以打得来，不能讲得来。”

　　洪仁玕为了说服李秀成，亲自前往苏州。在这里，他约见了很多“洋官”来讲和。我们今天不知道洪仁玕说的“洋官”是什么人，因为列强并没有派正式代表去苏州。从西方的记载来看，真正来苏州跟洪仁玕接触主要是一批传教士。面对这些来历不明的“洋官”和传教士，洪仁玕努力把拜上帝教解释为基督教的一个教派，宣称这是在中国爆发的基督徒革命，并保证在太平天国统治下，西方各国可以在中国自由传教、自由通商。传教士们受到了很好的招待，对洪仁玕的态度极为赞赏，上海的报纸也纷纷刊登这方面的报道。这其中，还有一个英国退伍军官叫做林德烈的，出于对太平军宗教信仰和革命路线的好感和支持，志愿参加了太平军，李秀成亲自给他授予了太平军军衔。

　　由此，李秀成对西方列强的看法从高度警惕变得比较正面，他以为洪仁玕找来的这帮人的态度可以代表列强的外交立场，太平军只要战胜清军，便可以很顺利的和平接收上海。他也向这些传教士承诺，上海的外国资产将会受到严格的保护，通商政策也不会发生任何改变。

　　但李秀成和洪仁玕都没有意识到，传教士的态度跟英国政府的态度完全不一样。经过几百年的战争和宗教改革，欧洲国家的政府早已经完成世俗化，宗教在国家大政方针中所起的作用已经非常微小。列强政府制定中国政策的核心是维护殖民利益，根本不在乎太平军信仰的是真基督教还是假基督教——他们在几百年前十字军东征的时候就能为了夺取财富和殖民地而去攻打同为基督教国家的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至于像林德烈这样的外国人参加太平军，则完全是个人行为，与政府决策无关。

　　真正的决策者在上海，也就是各国的驻上海领事，这是列强在中国殖民利益的总代表。领事们对太平军进攻上海的事情一直持强硬态度，从来没有动摇过。他们在五月就发表联合公报，要求太平军不能接近上海以外三十公里的范围，否则就准备动用武力。

　　李秀成和洪仁玕都没有重视领事们发出的信息。李秀成不清楚西方传教士和政府的关系还可以理解，毕竟他没有机会了解近代国际政治。但洪仁玕在香港生活多年，还认真研究西方政治写了《资政新篇》，竟然也搞不清楚传教士和英国政府正式代表的区别，这就难辞其咎了。一直到他被清军逮捕审问，洪仁玕还坚持认为，事情都是被李秀成“洋人只好打不好和”的态度搞砸的，如果李秀成听他的，上海早就和平解放了，他就可以拿着上海的关税去买“火轮船”沿江而上解放全中国。从这个事情来看，洪仁玕完全是个宗教书呆子，在香港也就主要跟一帮传教士混得熟，对真正的西方政治经济体系浅尝辄止，满脑子不切实际的幻想。李秀成这种身经百战的革命将领在国际关系方面的认识也被他和他的传教士朋友们给带歪了。

　　李秀成在上海周边调兵遣将，用一个月的时间肃清了外围清军，然后准备“和平接收”上海。在此期间，洋人和清军早已达成联防协议，他们非常无耻的利用了李秀成和洪仁玕的麻痹心理，派人假装“官方代表”与李秀成沟通，表示列强已经同意太平军占领上海，还有部分清军愿为内应，协助太平军接管上海。李秀成没有想到洋人竟然还会玩这种阴招，信以为真，他甚至还是坐着轿子而不是骑着马去的。“接收部队”刚接近上海，就遭到了英法联军的炮火攻击，李秀成自己也受了伤。太平军死伤七百余人，因为缺乏战斗准备，没有开枪还击就匆匆撤退了。

　　随后，浙江嘉兴传来求援信息，浙江本地军队集中于嘉兴狙击太平军的进攻。嘉兴为苏南浙北通往杭州的咽喉，浙江方面必须全力固守，太平军也必须拿下嘉兴，才能保障苏南浙北的安全。李秀成也就顾不得上海，带兵去支援嘉兴战场，最终在1860年的9月拿下了嘉兴，杭州门户大开。不过这个时候安庆的局面已经很糟糕，距离洪秀全要求的一个月返回已经超过了三个月，李秀成不得不暂停进攻杭州，返回南京商讨新一轮的西征事宜。

　　洪秀全亲自主持召开最高军事会议，洪仁玕、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等参加。会议制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西征计划：由陈玉成带兵从安徽北部、湖北北部进军，李秀成带兵从江西南部进军，绕开九江到安庆的湘军长江主阵地，进入湖北；南北两路大军突袭武昌，夺取湘军后勤基地，逼迫围困安庆的湘军回援，以解安庆之围。

　　这个计划是李秀成第二次踏破江南大营的翻版。但执行难度又大了许多。最后的结果是：陈玉成在三月份到达了武汉，从江北逼近武昌，但李秀成却没能按时赶到。陈玉成在武汉周边等待了一段时间，没有李秀成的消息，却等来了英国外交参赞巴夏礼。

　　巴夏礼是正宗的英国官方代表，曾经担任广州领事，主导了1856年英军进攻并占领广州的事件。这次事件被认为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开端。后来，1858年，清政府被迫与英国和法国签署了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但清廷一直拖着不正式换约，条约也就没有生效。等到1860年，英法联军决定武力进攻北京以迫使《天津条约》生效。巴夏礼作为全权代表去北京谈判《天津条约》换约的事情，被清廷扣押，英法联军以此为借口去攻打北京，又以巴夏礼等人在清廷监狱遭到虐待为由，火烧圆明园，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北京条约》。《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允许九江、汉口等长江沿岸城市对外开放通商、允许鸦片自由贸易、允许外国人在中国传教等等。巴夏礼这次来武汉，是为了落实《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到汉口现场勘查租界范围、协定通商细节。

　　对这样一号人物，陈玉成不敢怠慢。巴夏礼代表英国政府警告陈玉成不得进攻武汉三镇中的任何一镇，因为英国已经在这里取得了建立租界和通商的特权，攻打武汉就会被视为对英国商业利益的破坏。他又说，英国海军司令何伯正在从武汉返回上海的路上，路过南京的时候会去找洪秀全和洪仁玕说明情况，陈玉成需要等待南京方面的训令再做下一步行动。

　　这个时候，李秀成的大军已经过江西南部，正在准备北上。而巴夏礼却告诉陈玉成，李秀成的军队还没有进入江西。

　　陈玉成听了巴夏礼的话，表示自己将会撤回正在前往汉口的军队，也不会再进攻武汉三镇。

　　此时武昌空虚，湘军能战之兵全部调到安徽战场去了，胡林翼甚至夸张的说“黄州以上无一兵一卒”。武昌城内有一些绿营老弱，根本不可能抵抗得住陈玉成大军的进攻。但陈玉成是从江北进攻，需要先占领汉口，然后渡江攻击。撤回进攻汉口的军队，也就等于放弃了攻打武昌。随后，陈玉成带兵离开黄州，返回安徽救援安庆去了。

　　李秀成迟到了两个多月，等他于1861年6月中旬接近武昌的时候，胡林翼已经带兵从安徽返回了武昌，加强了武昌的防御，陈玉成也早就撤退了。他又得知鲍超带领湘军精锐追了上来，而李世贤在安徽被左宗棠带兵击败，自己的归路可能会被切断，不敢再去攻打武昌，只能带兵撤退。

　　这样，第二次西征计划以失败告终。

　　第二次西征失败的主要原因，有人以为主要在于陈玉成听信巴夏礼的谎话，放弃进攻武昌；也有人认为李秀成对西征态度不积极，想在苏福省当土皇帝，故意延误，所以才晚了两个多月到达武昌，应该负主要责任。

　　实际上，第二次西征失败是必然的，跟陈玉成和李秀成都没有很大关系。曾国藩很早就得知了太平军要进攻武昌的计划，也看清楚了其中的奥妙——无非就是“围魏救赵”之计，想要吸引湘军从安庆撤围回援。他决心不管武昌，坚决围攻安庆。因此无论陈玉成和李秀成有没有攻下武昌，都不能改变大局。对此，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讲的十分清楚

　　“群贼上犯，其意无非救援安庆。无论武汉幸而保全，贼必以全力围扑安庆围师。即不幸而武汉疏失，贼亦必以小支牵缀武昌，而以大支回扑安庆，或竟弃鄂不顾。去年之弃浙江而解金陵之围，乃贼中得意之笔，今年抄写前文无疑也。”

　　——这段话表明，曾国藩认真研究过李秀成第二次踏破江南大营的策略，绝不可能上当。在他看来，武昌就是第二个杭州，就算被太平军占领，也会很快放弃，或者是留下小股部队守卫，大部分还是要沿江而下来支援安庆的。他已经知道安庆城中粮食短缺，坚持不了多久，因此完全不以武昌为意。

　　陈玉成在要不要进攻武昌的问题上其实十分犹豫，巴夏礼的威胁和欺骗只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期待的理想结果是：自己打到黄州，摆出要攻击武昌的架势，就可以吸引安庆的守军来救武昌。反之，如果真的渡江攻打武昌，可能会被困在武昌，难以去救援安庆。

　　陈玉成3月17日到达黄州，要攻击汉口只需要一天。此时武昌都没有什么守军，汉口则接近于空城，唾手可得。陈玉成却一直到3月23号见到巴夏礼之前，都没有攻打汉口。此外，下游的田家镇江面狭窄，是强渡长江的最佳位置，陈玉成也没有派兵去占领田家镇。不占汉口和田家镇，从江北攻取武昌就是空话。

　　如果李秀成按时到达，确实可以攻克武昌。但曾国藩早已下定决心对武昌置之不理，李秀成的到达时间并不会对战略全局发生很大影响。

　　李秀成对西征武昌的计划不热心。他认为，攻取武昌并不能解围安庆，直接解救安庆也做不到。当时，正确的做法是像放弃镇江一样，让安庆守军直接弃城突围，保存有生力量。

　　李秀成设计的新战略，是由他来经营江苏、浙江，获得充裕钱粮资源，又从江西、湖北等地招兵，把江西湖北的人和江浙的钱粮结合起来，同时购买和仿制西洋火炮、火枪，训练出数量足够的精锐力量，再与湘军决战。

　　李秀成参加西征的主要目标，是招兵而不是夺取武昌。长江上游经过长年征战，加上清军和湘军纪律败坏、大肆掠夺，生产遭到破坏、土地大量荒芜，湖北、江西等地，饥民众多，人民纷纷造反，利于招兵。在苏州的时候，他就收到了来自湖北和江西等地起义军的消息，请求他前往收编。这些地方人多粮少，养不起大量军队，但可以带到江浙来。他去西征，主要就是去招兵的，其次才是配合一下陈玉成，分散清军注意力，让陈玉成从北边走得更顺利些。安庆是陈玉成的防地，是否需要为了解围安庆而夺取武昌主要由陈玉成决定，李秀成只是负责配合。一路上，李秀成遇到强敌就绕着走，坚决不打大仗硬仗，带出去一万来人，带回来了二三十万人，同时也成功吸引了长江以南的湘军，配合了陈玉成绕道攻击武昌，基本实现了预定目标。

　　从当时的战略局势来看，李秀成是对的。曾国藩已经铁了心要取安庆，湘军的战斗力也绝非绿营可比，安庆已不可救。太平军当时最大的问题不是占的地盘不够大、城池不够多，第一大问题是天京事变后训练有素的精锐兵力严重不足，陈玉成手下有两三万（包括他招募饥民后新训练出来的），李秀成手下有一万，李世贤、韦俊（韦俊投降后，余部归刘官芳带领）、杨辅清等各有数千。此外就是许多新招的捻军，这些人用来守城或者配合协作是可以的，当主力去野战肯定不行。第二个大问题是湘军水师依靠外国火炮基本控制长江上游航道，后勤保障无忧。这两个问题没解决，守安庆是等死、救安庆是找死。只要曾国藩不犯低级错误，太平军不管是打武昌以解围安庆还是直接去救安庆，都一定会失败。

　　安庆城周边，湘军主力精锐云集，花大力气构筑了非常坚固的防御工事，又以长江作为稳定的后勤补给线，兵源、物资、武器都有充裕的保障。这是曾国藩为太平军预设好的决战战场。把太平军的全部主力投入到安庆会战，一定会失败。陈玉成在西征之前就去救过一次，失败了之后被迫西征，到了武昌看见湘军根本不理他，不得不再次回去救安庆，结果手下的精锐几乎全部丧失，整个过程如同羊入虎口一般，没有一点取胜的希望。

　　李秀成手底下的兵，还不如陈玉成强。陈玉成手下广西广东的老兵比较多，然后就是他自己在皖北和湖北招的饥民，这些人比较容易训练成军。李秀成手底下的兵，大部分是招募的河南河北的捻军，这些人在加入太平军之前就有自己的领袖和山头，地域观念强、纪律性差，不容易整合。真正能打的，也就是李秀成自己带的一万左右的精锐。如果李秀成带主力去安庆帮助陈玉成，除了把自己也搭进去之外，不会有任何效果。他去湖北和江西招兵，就是想学习陈玉成，直接招饥民成军，训练成为精锐。但这新招的二三十万人，能平安带回江苏就不错了，未经训练投入战场遇到正规军就等于送死。

　　无数历史学家谴责李秀成不认真执行西征计划、不及时帮助陈玉成解围安庆，其实都是中了曾国藩的圈套。按照这些学者们的思路，李秀成应该不惜成本尽最快速度先去打武汉，打下武汉之后如果发现曾国藩不理他们，那就再倾尽全力去救安庆——这就是在带着李秀成往曾国藩给挖的坑里跳。

　　安庆之围是曾国藩一生用兵的最得意之作，它不是派兵包围安庆那么简单，而是在安庆周边水陆两个方向构建了一套坚不可摧的防御体系——水师、战壕、火炮、营垒、城防等等。它很像两百多年前，皇太极指挥的锦州之围（参见第二卷）——在自己后勤补给很可靠的地方建立主阵地，围城打援，以逸待劳把前来支援的敌军消灭。洪承畴带领明军主力前去救援，全部葬送在了锦州城外，明朝灭亡乃成定局。太平军的主力也是有很多在安庆周边被消灭了——陈玉成去解救，全军覆没；后来洪秀全又派洪仁玕带领南京城内的兵马去解救，也是全军覆没。李秀成没有头脑发热，才为太平军保留了一小部分精锐力量，让太平天国不至于立刻崩溃。

　　李秀成的战略构想，是不顾一城一地的得失，以此换取比较长的准备时间和比较稳定的根据地，来打造一支纪律严明、训练有素、武器精良的正规军，弥补石达开带兵出走之后太平天国的最大战略弱项，然后在合适的地点与湘军主力决战。决战的胜负不在于人数多少，关键在于精锐的正规军的数量和武器质量对比，几十万乌合之众也不可能是一万湘军精锐的对手。当时的局面，唯一可能获得的稳定根据地就是江苏和浙江，这里是鱼米之乡、商业兴旺，又没怎么经过战乱，是非常好的后勤保障基地。之前主要负责保障清军江南大营，李秀成踏平江南大营之后，趁机夺取变成了太平军的基地。之前，他已经从外国商人手中购买过不少西洋火炮和枪支，又组织人在南京苏州等地仿制了西洋炮架，接下来需要的就是花钱花时间大规模购买、仿制西洋枪炮并装备军队。有人有钱有技术，主要缺的是时间。李秀成在自述中说，他希望有二十四个月——也就是两年的时间来做这些事。

　　——懂得军事的人都很清楚训练精兵的重要性，以及把新兵练成精锐的难度。如果认为李秀成从湖北江西归来可以直接带着刚招的二三十万饥民大军去解救安庆，这种人一定是军事白痴。曾国藩招募一万湘军，坚持在长沙和衡阳练兵半年多，不练好绝不出战，以至于太平军方面根本就不知道有这支军队存在。如果不是太平军攻击长沙，他还要继续练下去。后来派李鸿章带兵去上海，曾国藩也一再叮嘱，“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训练纯熟之前坚持“会防不会剿”。李鸿章牢记在心，到了上海，训练九千淮军，不管洋人和士绅如何催促，坚持只练不战，一直练了三个月的兵，等太平军都打到虹桥了才参战。太平军金田起义，“团营”之后也是先练兵，而不是先去找团练打仗。杨秀清让萧朝贵带三千兵马去打长沙，自己留守郴州，间接导致了萧朝贵战死，其目的也主要是为了有时间把在湖南新招募的三万人训练成军。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训练“戚家军”的时间更长，他从浙江义乌等地招募农民练兵，足足练了三年才带出去围剿倭寇。李秀成要练出能对曾国藩统领的数万湘军形成优势的精锐，至少需要一年以上的时间。“以战代练”是不行的，不练就打很容易一触即溃，让军队损失惨重而且养成畏惧心理。考虑到严峻的战争形式，不可能把所有时间都花在训练上，二十四个月算是一个相对有保障的时间。

　　如何获得这二十四个月时间呢？唯一的希望是南京。曾国藩的战略是顺流而下，先取安庆再取南京，这已经是摆在台面上的事，敌我双方都很清楚了。湘军攻取安庆后，还需要时间扫除南京外围，然后逐步完成对南京的包围。南京城比安庆要大很多，围困南京所需要的兵力也比安庆要多，如果城内兵精粮足，再由江苏根据地予以不定期的援救和接济，那就有可能争取到两年的时间。南京距离湘军的根据地湖南很远，距离太平军的江浙根据地很近。李秀成判断，湘军从九江到安庆，已经疲惫，如果再在南京城下围困一年多两年的时间，就会出现比较严重的兵心不稳、人心思归现象。到时候他带领训练有素、武器先进的十余万甚至二十万精锐之师，在南京城下与湘军决战，或者干脆放弃南京再在江浙一带找别的决战战场，才有获胜的机会。[1]

　　只要能干掉曾国藩、曾国荃兄弟统领的湘军主力，剩下的清军就都不足为虑了。这中间，如果陈玉成能主动放弃安庆，保留生力军，与曾国藩周旋更长的时间，或者让这部分军队回到南京守城，那就更好了。但这不是李秀成能管得了的事，他只能在自己能掌控的地盘和兵力范围内来执行这个战略。

　　——太平军围攻江南大营的时候，清廷一再要求曾国藩带兵前去营救，曾国藩为了确保对安庆的围困，坚决拒绝救援；陈玉成、李秀成大军威胁武昌，湖北巡抚、曾国藩的铁哥们胡林翼在武昌城内日日焦心、一病不起，后来真的病死在武昌城内，曾国藩却视而不见坚决拒绝救援武昌。这些做法被后来证明是稳重而有战略眼光。李秀成不救安庆的决定跟曾国藩这些决定的出发点其实是一样的。在将饥民训练成军之前，他拒绝前往安庆救援，坚决不往曾国藩挖好的坑里跳，是出于整体战略的考虑。

　　[1]李秀成的原话是：“曾帅之军由上而下，利在水军，我劳其逸、水道难争。其军常胜、其势甚雄，不欲与战。我总是解粮多多回京，将省财物、米粮、火药、炮火俱解回京，待廿四个月之后，再与其战，解京围。其兵久而必惰而无斗战之心，然而再与其战。”二十四个月似乎是李秀成仔细推测后算定的时间，他在另外一处提到了这个时间，说“调陈得才来到苏省，当面订分，令其上去招足人马，廿四月回来解救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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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李晓鹏博士，主要著作有《重述伟大中华史》（原名《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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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卷 晚清六十年的革命与改良
　　治理江南：李秀成的战略布局

　　李秀成的这个战略思路是在攻破江南大营以后、夺取苏南的过程中才逐步形成的。之前他马不停蹄的为了解救江北、合肥、江南的紧急军情而奔走作战，没时间思考如此长远的战略问题。他进入苏南后，开始高度重视招揽人心，着眼于长远进行根据地建设。

　　取得苏州城之后，李秀成不仅严格保护老百姓和商业，而且连清军官员甚至满洲将领也一概不杀，全部释放。太平军良好的军事纪律让社会秩序很快恢复了安定。

　　中国近代第一个赴美留学的留学生容闳此时学成归国，还没有想好是在清政府工作还是为太平天国服务，就自行到太平天国统治的地区考察，以做出取舍。他在《西学东渐》一书中记录了自己在江浙一带的见闻：

　　“以予等沿途所见，太平军之对于人民，皆甚和平，又能竭保护，以收拾人心。其有焚掠肆虐者，施以极严之军法。”

　　“当忠王在苏州时，尝竭力欲禁抢掠之风，悬重赏以募奇才。谓有能出力禁绝焚掠之事者，立酬巨金，井颁以爵位。又下令三通：一不许杀平民，二不许妄杀牛羊，三不许纵烧民居。有犯其一者，杀无赦。迫后忠王至无锡，曾有一该地长官纵任土匪焚毁民居，忠王乃戮此长官以警众。”

　　《艾约瑟等五名传教士赴苏州谒见忠王的经过和观感》中说：

　　“人们有过许多关于长毛叛军残酷行为的传说，但这种指责是虚构的。我们没有看到一点故意破坏的迹象……太平军准许松江所有的妇女离开松江这一事实，以及如所周知，他们曾多次设法拯救跳河投江的男女，足以证明他们并不是残暴的匪兵，像传说的那样。按照极其严格的意义来说，他们确是革命者；不论是杀人或是掠夺，只有在为达到革命的目的而有必要时才采取这种手段。”

　　清朝官方的《镇海县志》也记载：

　　“贼凡数万人，有久踞宁绍意，禁杀戮，小民贸易往来如常”；

　　“发匪入城，果不开刀，随带薄粥盐菜，沿途施舍。城外大庙，亦设粥厂。破城三日后，城中所有老弱男女，驱之城外粥厂"；

　　“贼不杀人，尽人而用之，人不知畏贼。村野之民，盛称贼之义气，遂以为德。”

　　建立良好治安环境的同时，李秀成对居民户籍进行统计，并将军人和居民分开。在军事管理区以外的地方，居民自由生活。为了鼓励商业发展，还搞出来一个“扶持中小商户”的财政政策：开设商铺没有资本的，可以向官府申请资助，或者用现有货物为凭证向官府借钱，卖出去以后归还百分之七十即可，剩下的百分之三十算是财政补贴。

　　跟石达开一样，李秀成也在苏福省积极开展地方政权建设。他将苏州城分为七个局，相当于今天的七个城区。县里设置县官，由李秀成委派专员“管理某县事”；乡里设置乡官，由地方推举德高望重之人担任。

　　运用这套行政体系，李秀成也跟石达开在江西一样，在苏福省建立了比较公平的税收系统，对私营商业和土地征税。税收比例相对于清朝大大降低。同时，相对于清朝一片污烂的官僚体系，革命派的官员要清廉得多，各种浮收勒折被取消，老百姓的负担因此迅速下降，商业、手工业、农业很快就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据容闳记录，李秀成治理下的苏州，“百货云屯，流民雨集，盛于未乱时倍蓰”、“禾苗布帛，均出以时，士农工商，各安其业，平租慵之额赋，准课税之重轻”，“春树万家，喧起鱼盐之市；夜灯几点，摇来虾菜之船。”出现了当时南方战乱中罕见的繁荣。

　　在农村，李秀成推行“着佃征粮”政策。由于许多地主富豪害怕太平军而逃亡，新政权遂决定 “着佃征粮”：谁耕种土地就由谁交土地上的钱粮，交了之后发给“田凭”，农民“领凭后，租田概作自产”。简单来说，就是“耕者有其田”。但如果地主愿意正常交粮，新政权也不会强制剥夺他的土地，而是继续承认其土地所有权。

　　李秀成允许一定程度的地方士绅自治，很多地方的团练都得以了保留。当地一个搞团练的士绅记录说，李秀成及其手下“专以要结为事，不复杀掠……各乡造册征粮，均归本地人办理，不派长发一个，乡民不愿留长发者听其自便。民团以历次抵抗，死伤极多，见有可生之路，遂无必死之心，相与洽约。”

　　在地方自治体制下，本地乡官和太平军直接委派的县官之间，还会有不同的阶级利益取向。一般来说，乡官比较重视士绅地主们的利益，而县官来自革命军，很多人几年前还是广西大山里的贫苦山民，比较倾向于保护底层农民的利益。老百姓都知道太平军是干革命的，很多佃农就借机拒绝交租，为此引发地主士绅们的不满，发生过不少很激烈的冲突。遇到这种事情，太平军的县官一般是“和稀泥”，两边协调，最后多是农民得利。因为地主士绅们需要政府暴力来镇压农民闹事，清政府一听聚众闹事马上就会派兵镇压，而太平军的官员们采取和稀泥的态度，不会用刑罚或军队来打击抗租农民，很多地租就没法收上来了。“着佃征粮”与“和稀泥”政策实际上以比较温和的方式实现了土地重新分配和土地减租，降低了底层人民负担、促进了社会公平。

　　这些公平合理的治理政策，也使得当时的苏南农村一片“丰年景象”。

　　宁波赫德商行欧籍雇员《旅行日记》记载其在太平军统治下的江苏和浙江旅行，说：

　　“在我们经过整个地区时，也就是从宁波到五河口，老百姓都蓄长发，看起来很满足而快乐。这一带农村都是一片繁荣景象，田里庄稼丰收在望。”

　　林德烈在《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记录了自己第一次进入太平天国控制区域的印象：

　　“我们到了芦墟，这是一个大村庄，离上海有六十英里的水路。此处似有各色大宗贸易。运丝船、乡下船和上海船都停泊在村外，为数很多，全都满载货物，似乎这里是一个很好的现成市场。人民穿着很好的衣服，商店充塞着货品，处处显出兴旺景象。

　　村外，很多劳动者正在收割丰富的谷物，田野生气盎然。这是秋收季节，极目远望，辽阔的平原盖满了成熟的五谷，在早晨阳光下，闪烁着金色的光辉。我完全看不见又任何杀人放火的痕迹。村里，只见到一群富裕的、忙碌的、面容和蔼的中国人，和一大堆一大堆刚由船上卸在岸上的货物；郊外，只见到大自然的富足和美丽。”

　　林德烈后来解释自己为什么要参加太平军，他说：

　　“许多年来，全欧洲都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荒谬最奇特的民族；他们的剃发、蓄辫、斜眼、奇装异服以及女人的毁形的脚，长期供给那些制造滑稽的漫画家以题材；同时，使中国人感到陶醉的闭关自守、迷信鬼神和妄自尊大，也经常激起欧洲人的嘲笑和轻视。可是，在太平军中间，除了面貌之外，所有这些都已绝迹，甚至于他们的面貌似乎也有所改善；也许这是由于他们在身心两方面都摆脱了奴隶地位的缘故吧。

　　清政府奴役下的任何一个中国人的面部都表现了蠢笨、冷淡，没有表情、没有智慧，只有类似半狡猾半恐惧的奴隶态度；他们的活力被束缚，他们的希望和精神被压抑被摧毁。太平军则相反，使人立刻觉得他们是有智慧的，好专研的，追求知识的。的确，根据双方不同的智力才能来看，要说他们是同一国家的人，那简直令人无法想象。太平军是聪敏的、直率的、英武的，尤其他们的自由风度特别具有吸引力。你可以看见被鞑靼人所征服的中国的奴颜婢膝；但是太平军纵使面对死亡，也都表现了自由人的庄严不屈的风度。”[1]

　　将林德烈的观察与1793年马格尔尼使团访问中国的记录对照起来，这种印象就会更加鲜明。1793年使团的成员约翰·巴罗在《我看乾隆盛世》中这样写道：

　　“中国普通老百姓外表非常拘谨，这是他们长期处在铁的政权统治之下自然产生出来的……就现政权而言，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其高压手段完全驯服了这个民族，并按照自己的模式塑造了这个民族的性格……灌输清心寡欲的思想，摧毁互相的信任，培养人们的冷漠，使他们对自己的邻居猜忌和怀疑。”

　　林德烈描写了一副近代中国难得的社会场景：通过革命，中国人民摆脱了满清的奴隶式统治，身体和思想都重新得以恢复自由，在廉洁开明的新政权治理下，自由的生产和交易。运河旁边，金色的夕阳下，人们自由的蓄发、自由的交易、自由的耕作，一片生机勃勃而又安静祥和的景象——这才是在拥有几千年文明的伟大国度中，人民的正常生活方式。

　　然而，这些个美好的场景并未存在很久，它很快就被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各种黑暗势力所吞噬和毁灭了。

　　[1]林利，《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5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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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李晓鹏博士，主要著作有《重述伟大中华史》（原名《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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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梦碎：列强干预与南京失陷

　　针对李秀成的新战略，曾国藩也相应的做出了战略调整。他继续亲率主力准备顺江而下围攻南京，但也分出来了两部兵马去打苏州和浙江。他派出幕僚李鸿章带九千精兵去上海，然后又在上海关税和士绅们的资金支持下招兵练兵，形成一支“淮军”，负责进攻苏南；又派出左宗棠带领其自己从湖南招来的五千“楚军”，从江西进入浙江，负责攻打浙江，以使李秀成不能专心经营其江浙根据地。

　　曾国藩分兵的招数，并未超出李秀成的战略布局。应对湘军偏师骚扰江浙，确保两年练兵时间，完全在李秀成的实力范围内。但有两股他无法掌控的力量，把他的战略布局完全打碎。

　　第一股力量来自洪秀全。

　　1862年初，当李秀成历尽千辛万苦把新招的二三十万新兵带回江苏的时候，他被苏州城内外的变化震惊了：城市残破、商业萧条、人民流离失所。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民已失散、房屋被拆不堪，良民流泣来禀”。

　　原来，李秀成西征之前，把苏福省事务委托给了其主要副手陈坤书代理。陈坤书也是一名从广西一路打过来的太平天国老将，作战勇猛、功勋卓著，对太平天国的忠诚度没有问题，长期跟随李秀成转战四方，深得李秀成信任。但问题是，他跟陈玉成一样，是个纯粹的军人，没有什么政治头脑。李秀成在，他就听李秀成的，执行能力一流；李秀成走了，他是苏福省代理一把手，就听洪秀全的——这在陈坤书看来完全没有问题。

　　于是，就发生了跟1853年杨秀清离开南京去镇江后洪秀全联合韦昌辉发布《待百姓条例》高度相似的一幕：陈坤书在洪秀全以及他身边那个洪姓黄姓亲信小集团的指挥下，全面颠覆李秀成的江南治理政策，把洪秀全“宗教理想国”的路线用于治理苏州：工商业被收归国有，利润全部归“圣库”，人民被驱赶离开城市，还拆毁民居修建忠王府和各种高级将领的府邸。在农村地区，试图废除“因佃纳粮”的税收体制，改为人民只能留下口粮，剩下的全部收归“圣库”，为此跟地方士绅民团不断冲突。

　　李秀成立刻纠正了陈坤书的这些错误政策。不过，南京朝廷的胡作非为并不会因此停止。

　　自从1859年洪仁玕被封为“军师”总理朝政以后，洪秀全就很少花时间在“俗务”——也就是军事行政事务上，绝大部分时间深藏天王府专心于“天事”——也就是宗教思考。我们在前面讲过，作为宗教导师，洪秀全对军事行政方面的事情既不太明白也不上心，对中国人民的革命诉求就更没法理解。他就是相信自己是上帝派来当天王的，所以他认为搞军事行政这些俗务并不会有助于推动太平天国革命走向胜利。要想战胜清军，关键还是两条：第一是强化宗教神权意识形态，第二就是封官许愿，强化封建等级特权体制。把“俗务”扔给洪仁玕以后，他就开始大抓这两个方面。

　　1861年初，洪秀全专心“天事”的研究成果出炉。他宣布，把太平天国改名为“上帝天国”。

　　“天上地下人间，天父上帝独尊，此开辟来最大之纲常……爷为独尊，全敬上帝，改太平天国为上帝天国，更合真理。断自今，玉玺内‘太平天国’四字改刻‘上帝天国’；……凡诏书各件有‘太平天国’四字，通改换‘上帝天国’以正万古孝敬爷之纲常，普天一家尽归爷哥，世世靡既，永远人间恩和于无尽也。钦哉。”[1]

　　我们在前面讲过，太平天国中的“太平”这个词来自于《原道醒世训》，此书是冯云山所作。冯云山在紫荆山地区传道过程中，把基督教和洪秀全的《原道觉世训》中“敬拜唯一真神”的思想跟中国底层人民的诉求相结合，提出的“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新思想。“天国”是洪秀全的理想，“太平”是中国人民的理想，冯云山把这两个思想连接了起来，才催生了太平天国运动。如今，冯云山已死、杨秀清被杀，洪秀全大权独揽，经过多年思考，他终于决定取消“太平”二字，改为“上帝天国”。可以说，“上帝天国”四个字，彻底暴露了洪秀全作为一神教原教旨主义分子的本色，将其“人民革命领袖”的外衣完全脱了下来。中国人民抛头颅啥热血的革命，难道竟然是为了建立“上帝天国”吗？这真是荒唐可笑之极！

　　洪秀全这个操作实在过于极端，诏令颁布以后，朝廷内外无人响应。僵持了一个月以后，洪秀全眼见实在无法执行下去，又退了一步，不用“上帝天国”的国号了，但是要在“太平天国”前面加上“天父天兄天王”六个字，不尊者五马分尸。然后，所有的军要改成“天军”、民称“天民”、营称“天营”，将称“天将”，又作诗“爷哥朕幼坐天堂、永普照万方万洋”。

　　洪秀全在这些宗教神权的形式主义上大做文章，本质是想以此来加强士兵们对他个人的迷信，他以为这招可以鼓舞士气、加强集权，实则南辕北辙。太平军将士们根本就不相信这一套鬼话，认为这实则不过是洪秀全个人野心膨胀，反复强调太平天国是他洪家天下的意思，对革命事业的奋斗目标感到更加迷茫，进一步离心离德、士气低落。

　　李秀成和李世贤兄弟二人强烈抵制这些荒唐举措，在文书和印章中坚决不改。洪秀全不敢很得罪李秀成，便拿李世贤开刀，宣布将李世贤革职。不过这个革职的命令没有发挥任何用处，李世贤还是坚决不改，继续在浙江带着自己的兵打仗。

　　努力强化宗教神权的同时，洪秀全又进一步加强封官许愿，以拉拢人心，主要做法就是疯狂的封王。1859年，杨辅清封辅王；1860年，李世贤封侍王，同时也把洪家、黄家的一大堆亲戚封王；1861年，在南京城内把李春发、莫仕暌等六部主官封王。到这时候，封王虽然有点多，但还基本在靠谱的范围内。

　　真正开始失控是在安庆失陷前后。陈玉成救援安庆失利、精锐损失殆尽。部下的不满情绪开始迅速增长。洪秀全为了安抚人心，就开始疯狂封王，封了英王部下的陈得才、赖文光、蓝成春、梁成富、陈士荣、林大居、秦日南等人为王。特别是封了功劳、名气都很普通的林大居和秦日南，开启了滥封王的先例。

　　陈玉成牺牲后，李秀成接管了他的部分部队，又占据了苏南和浙江。而李秀成的堂弟侍王李世贤据有浙江中南部大片地方。洪秀全一直对李秀成是猜忌防范的态度，也就将封王作为一种制约李秀成军权的手段，通过封王来不遗余力地分割其的军权。先后将李秀成的部下陈坤书、陈炳文、谭绍光、郜永宽、童容海、刘官芳、黄文金、胡鼎文、陆顺德等人封王。随后对李世贤、杨辅清的部下也大肆封王，到1863年春天，封王已经接近百人。此后，爵赏之滥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特别是洪秀全两个哥哥重掌大权后，只要有人送钱送物，只要是广西老兄弟，只要有亲戚裙带关系，无不为王。一直到太平天国灭亡，总共封出去了两千多个王，堪称空前绝后。至于王之下的丞相等高级职位，就更是毫无顾忌，给钱就封，最后只要是个能带几个兵小头目，就都能整个丞相当当。

　　对李秀成而言，他自己也就是个忠王，一旦其部下被封王，他就很不好指挥了，要想用军事纪律来对其进行约束和处罚就更难。一个王就是一个独立山头，可以直接对洪秀全负责。

　　而且，封王这种事，按照太平天国的体制，不是给个头衔就完了，后边有一整套标准待遇，比如王府要修多大、穿什么颜色样式的衣服、坐多少人抬的娇子等等。这是洪秀全从永安制定《太平礼制》之后就一直在加强的封建等级套路。像李秀成是忠王，在其官方驻地苏州就要建忠王府，占地面积也有标准。李秀成虽然在外带兵打仗很少住在苏州，陈坤书虽然颠覆了李秀成的政策，但却严格按照标准给李秀成建忠王府。当年杨秀清等人也是一样，他们本人对这些讲究可能并不在意，但按照洪秀全搞出来的等级制度，你到了这个级别就必须按照级别来。杨秀清希望节约民力，其东王府内部装饰就比较简单，但占地面积是规定好的，想节约用地也不行，那就会违反神圣教义和国家体制。太平天国许多将领都在大建府邸方面受到后世指责，实则并非这些农民起义的英雄们那么快就忘本、掉入了奢侈享乐的陷阱，而是洪秀全这个宗教导师搞出来的封建等级制度的影响。

　　一个人一旦被封王，接下来就要按照标准找个地方修建自己的王府，有条件的还要经营自己的地盘。比较典型的是陈坤书。他眼见自己代管苏福省的路线被李秀成否定，很不高兴，洪秀全也看准了时机，将陈坤书封为护王。陈坤书便自己带兵前往常州驻扎，在常州修建护王府、割地自雄，从此不再服从李秀成的调遣。后来陆续封王的那些李秀成手下将领，情况也都大同小异。李秀成要开个军事会议，把这些藩王召集起来，大家穿什么衣服怎么坐座位又是一大堆讲究。这些繁文缛节，源头就在洪秀全的《太平礼制》，更深刻的根源则是《原道觉世训》中对夏商周三代封建体制的肯定。

　　洪秀全就是用这种方法，把李秀成的苏福省和几十万军队硬生生的给拆分成了几十个藩王山头。这样，李秀成就不能威胁其最高权威，但同时也彻底瓦解了太平天国最后一块根据地的战略潜力，让李秀成没有办法进行统一的军事指挥和根据地建设——他不仅在苏福省说了不算，在苏州城里说了都不一定算。苏州被清军夺取的时候，一个苏州城中就有九个王，被李鸿章杀了八个。其中最搞笑的是归王邓光明，他一直是李秀成的爱将，很听话也很能打仗。他在引进西洋枪炮方面态度最积极，其手下装备也最好。每次去救援南京，湘军一听说邓光明的部队就害怕，因为湘军的装备不如邓光明部。洪秀全一看邓光明有实力，就给封了个归王。结果刚一封王，李秀成就指挥不动了。1863年春天封王，1863年夏天李秀成带领十三王解救南京，邓光明就拒绝带队前往。这一次解救行动规模最大，湘军几乎崩溃，如果最精锐的邓光明部也参加，说不定真能成功。洪秀全这种拙劣的权术，最终还是害的是他自己。

　　总之，在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继续发挥其“内斗内行、外战外行”的特点，让手下的将领们互相不能指挥，但自己又完全不具备战略指挥能力，使得各地将领只能各自为战。李秀成被架空后，除了其亲兵外，对其它将领的军队纪律也很难再进行统一约束。许多将领为了扩大自己势力不分良莠大力扩军，军阀化情况严重。南京方面则收受贿赂滥封爵赏，官帽子满天飞，无数地痞流氓、土匪团练趁机混入。大多数新兵毫无理想信念、纪律败坏、未经训练，战斗力迅速下降，甚至出现数万太平军围攻数百团练武装都长期不能取胜的情况。这样，李秀成经营江浙两年并训练十万精锐的战略目标遂成泡影。

　　瓦解李秀成战略目标的第二股力量来源西方殖民列强。这是中国历代农民起义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

　　李秀成对殖民列强从来不报很大希望。尽管他和洪仁玕在经略江南方面意见一致，但战略意图差距甚远。李秀成是看中了江浙地区的经济潜力，想用江浙的钱粮来练兵；洪仁玕是看中了江浙地区可以与列强直接贸易通商的优势，希望借助列强的力量来帮助太平天国推翻清朝。历史证明，洪仁玕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李秀成唯一希望可以从列强那里得到的好处是购买到一些先进的枪炮。但即便是这个，他也有很实际的态度。首先，购买渠道主要是从洋商而非列强政府手中购买——其中绝大部分都是非法的武器走私。他不像洪仁玕那样希望能买到军舰这种必须通过政府渠道才能获取的武器[2]。第二就是买来之后他急切的希望能够仿制，并且跟中国自己的生产能力结合。他发现了西洋枪炮的厉害之后，马上就找人仿制，炮筒炮弹这些技术含量高的东西暂时还搞不定，但先搞定了炮架子，把中国能自制的火炮与西洋炮架结合，来提升中国自制火炮性能。

　　尽管如此，李秀成还是低估了列强的无耻。他不指望从列强那里得到任何帮助，但认为他们应该会像公开声明的那样保持中立。实际上，早在1853年，英法军队就开始帮助清军，镇压了上海爆发的小刀会（天地会的一个分支）起义，法国侵略军头子辣厄尔公开宣布“法军对叛军进入包围战争的状态”。1861年，巴夏礼又以官方身份威胁陈玉成，要求他不要进攻武汉。这两个事儿，李秀成很可能都不知道。1860年他进攻上海受伤，也以为是部分外国军官收了清军的贿赂的缘故。

　　实际上，以英国和法国为代表的列强政府态度鲜明，就是直接把上海、宁波这些通商口岸城市当成自己的殖民地，这些地方的清军不过是他们的傀儡军队，太平军如果来攻打就会被视为侵略。

　　这样，到1862年曾国藩决定分兵的时候，列强对中国内战的参与就变得比较直接了。他们干脆派遣轮船到安庆去帮助曾国藩运兵。因为从安庆到上海沿途包括南京在内的很多城镇在太平军控制下，其炮台可以威胁江上轮船，运兵十分危险。用英国的武装轮船运输，安全才有保障。尽管这个操作看起来具有非官方的色彩，是上海士绅们集资“雇佣”英国商船来完成的。背后实则有英法殖民政府的支持才可能完成。这种战争时期帮一方大规模运输军队的做法，显然跟“中立”是沾不上边了。

　　有了英国轮船的帮助，清军突然之间在太平军的大后方拥有了一支庞大的正规军。这是非常要命的。如果太平军也能在安庆围城的时候，乘坐英国轮船直接跑到湘军后方去占领九江、湖口，可以想象会是什么后果。苏州距离上海很近，只有一百一十公里，军队从上海出发隔一天就能到达，走水路更快。如果曾国藩只能从安庆一路往南京打，同时派遣左宗棠从江西南部、浙江南部慢慢进攻，李秀成就可以轻松获得两年的时间经营其以苏州为核心的苏南根据地。

　　英国政府还支持本国军官在李鸿章旗下搞了一个“常胜军”。这个常胜军原来是冒险家华尔自己搞的“洋枪队”，是上海本地士绅花钱请的雇佣军。后来英国政府介入，为其提供官方支持。在1860年太平军第一次进攻上海的战斗中，英国将军斯特维利带领英军、洋枪队和法军，一起对进入上海三十里范围内的太平军发动了驱逐作战。等到华尔被太平军击毙以后，斯特维利便直接指派英国退伍军官戈登担任“常胜军”首领，使用英军建制和武器进行训练。

　　更严重的是，英国和法国直接出动军舰来配合“常胜军”和清军作战。军舰的保卫范围主要限于上海周边三十里。不过，这就相当于为淮军提供了一个绝对安全的后勤基地。

　　李鸿章在上海，日子过得非常爽：一手拿着那些逃难到上海的江浙富豪士绅们的钱，一手拿着部分海关关税，大量购买西方先进武器，招兵养兵练兵，高枕无忧。因为有英法军舰保卫，太平军绝不可能打进上海来。而淮军则可以随意进出上海，准备好了就出去攻打太平军，打败了或者打累了就回到上海休息。李鸿章打的就是“神仙仗”。

　　所以，列强只是“名义上”保持“中立”，只负责保卫上海周边三十里，实际上为清军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支持——让清军在太平军的战略后方可以拥有一块绝对安全、钱粮充裕、武器弹药无限供给的军事基地。遇到这种事，太平军这边就是战神下凡也没法打。如果太平军北伐的时候能花钱雇佣英国轮船运兵到天津，然后请列强宣布天津“中立”，清军不准进入天津城以外三十里范围而太平军可以随便进出，天津港随便太平军用来运输人员物资和武器，那北京早就被太平军攻下、清朝也早就被推翻了。上海这种情况，如果谁还相信列强是保持“中立”的，那可真是见了鬼。

　　列强直接干预中国内战，帮助清军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借口是为了保护在上海的侨民和他们的资产。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跟清军一道，疯狂的编造谎言来抹黑太平军，不顾大量传教士、商人进入太平天国统治地区带回来的真实报告，故意扭曲事实，把太平军描写成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土匪。

　　实际情况绝非如此。在第二次攻打上海之前，太平军先攻克了宁波。这是鸦片战争之后的新开辟的另外一个通商口岸，其重要性不如上海。太平军的行动也许是为再次攻取上海做准备，让持怀疑态度的列强看一看太平军是否能遵守承诺，能否有效的保护外国商人的财产和维持通商。

　　1861年12月9日，太平军攻克宁波。之后，对城内平民秋毫无犯，外国商人安全更是没有遇到任何问题。英国驻宁波领事向外相罗塞尔伯爵和海军部报告：“我很高兴的说，截至目前为止，城内尚无屠杀焚掠之事，仅少数人被杀、若干财产被毁，叛军行为极有节制。”

　　海军提督何伯也向海军部说：“叛军行为迄今尚称良好，彼等宣称，极欲与外国人保持友谊。”

　　巴夏礼在关于攻克宁波的备忘录中还专门举了几个例子来说明：

　　“南门外妇女慈善会为一良好进攻据点，倘占领该处即可取得进攻的掩护，因为该处高窗可控制城墙。但他们（太平军）只在该处围墙脚下伏行前进，并未进入屋内侵扰。……一个闻名上海、经常捐助政府的宁波富商的住宅亦未收到侵扰，只因为他雇佣了一个法国人居住在该房屋内……就叛军的信用而论，我必须说，他们占领宁波时，正如我相信他们占领浙江其它城市时一样，并未发生那些为人所知道的他们在别的地方所犯的暴行。”[3]

　　在宁波及其周边地区，太平军也按照李秀成的治理方针，迅速建立起来了各级政权，有效的维护了地区治安。外国人通过申请，就可以自由的到浙江地区旅行。1862年1月6日，宁波的英国商人格林在致怡和洋行的信中说：“我们再没有听到盗匪抢劫的事情。”

　　完成占领后，太平军接管了宁波海关，然后宣布免征关税三个月，以鼓励各国各地商人前来贸易。贸易恢复的很快，格林在3月8日的信中说：

　　“米价已经下跌了，有好些米船从南方来，日内就可到达……因为有几条船从泉州或乍浦开来，因此糖价也下落了……有大批山东船正在装运北路货……目前太平军正掌握全省或其大部分，他们允许欧洲人凭他们领袖发放的路条去乡下任何地方旅行……所以只要我们当局不干涉太平军，本口将有很好的生意可做。这儿已经到了一些生丝，茶叶也有来货。”

　　太平军攻克宁波后的一系列活动，说明他们在遵守对外承诺方面是认真的。他们与西方列强一样具备管理近代对外贸易和建立完善的内部治理体系的能力，既可以保障通商，也可以维持中国市场的稳定。列强们完全无需担心太平军会给他们在中国合理合法的商业利益造成严重损害。英国政府也收到了来自驻宁波领事在这方面的正式报告，只要不是心怀鬼胎，绝不至于产生相反的看法。

　　但是，殖民列强并不是仅合法通商就可以满足的。清政府也早就制定了极低的关税和优惠便利的外贸政策，他们照样发动了两次鸦片战争。1861年12月，就在太平军攻克宁波的之后不久，英国当局便派遣海军提督何伯和外交参赞巴夏礼前往南京，直接找洪秀全谈判。这次谈判的内容没有官方史料记录。李秀成在自述中提到了两条，一是要跟天王平分中国，二是要太平天国代为支付清政府欠英国的战争赔款。林德烈《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也记录了一条，是要求太平军不得进攻上海。同时，1861年12与27日，英国驻华海军总司令向南京方面提出过一个照会，要求太平天国允许悬挂英国国旗的商船自由通行并且不接受检查（也就是可以随意走私任何物品且不交税），还要求太平军承诺不得进入在英国拥有租界或者领事馆的城市包括九江、汉口等地周边一百里的范围。这些条件被太平军拒绝。它们肯定也会体现在何伯和巴夏礼12月去南京谈判的条件内。

　　据此，我们可以大概推测英国当局真正保持“中立”的条件，应该是三个方面：

　　第一，太平军不得攻打上海；

　　第二，太平天国要继续认可清政府给予列强的所有特权。除了通商之外，还包括要代为偿还鸦片战争赔款、允许鸦片自由贸易，以及承认其他《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中的各种不平等条款；

　　第三，其它一些更过分的要求，以至于让李秀成认为这是想要跟太平天国“平分土地”，可能涉及到割让上海、广州等一系列沿海重要贸易城市，或者是在九江、汉口等内地沿河贸易城市设立更大范围的英国控制区。

　　这些条件中，太平天国方面认为只有第一个条件可以谈判，但前提是上海也不得驻扎可以用于进攻太平军的清军——如果只是维持治安的话，几百人就足够了，更何况还有列强自己的警察和军队。巴夏礼后来回忆说：“他们（太平军）希望知道何伯提督如何阻止清军从上海出发去进攻他们，以及是否准许他们派遣一位官员前往上海了解关于此事的措施”[4]。

　　太平军方面提出的条件非常合理，而且是绝对的底线，他们可以不去夺取上海的财富和关税，但必须确保江浙根据地有一个稳定的后方。列强如果想要太平军不去攻打上海，那就应该确保上海不能成为清军的军事基地。而列强连这个条件都不同意，所谓的“中立”或者保卫商业利益之类的就完全是虚伪的谎言。

　　更多谈判细节已经无法考证。总之，最后谈判破裂，这些要求全都被洪秀全拒绝了。

　　太平天国方面从中央到地方，始终都只承诺允许自由通商和旅行，拒绝鸦片贸易合法化和代偿战争赔款等不平等的要求。这才是殖民列强们要联合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核心原因，什么保护在华资产、自由通商之类的都不过是借口。至于拜上帝教的教义是不是跟基督教冲突的问题，倒是完全不在列强们提出的条件范围内——就像我们前面讲的，西方列强已经是近代化的世俗国家体制，传教士们喜不喜欢拜上帝教并不能左右政府决策，其对外政策始终只考虑殖民利益。只要太平天国比清政府更能卖国、更能帮他们代为奴役和剥削中国人民，不要说洪秀全自称上帝之子，就算洪秀全自称上帝的爷爷他们也照样支持太平天国。反之，对于很多已经接受基督教信仰的国家，他们在殖民掠夺方面也丝毫不见手软。洪仁玕绞尽脑汁想把拜上帝教伪装成基督教的分支，认为这样就能取得列强支持，完全是在白费功夫。

　　既然何伯和巴夏礼提出的条件被拒绝，那么——即使何伯和巴夏礼都亲口承认太平军在宁波并未有破坏通商和外国人财产的行为——英法殖民列强便毫不犹豫的转向了与清军联合，共同镇压太平天国运动。

　　1862年1月7日，为了消除上海清军对太平军的威胁，忠王李秀成亲率大军，水陆并进，包围上海，发动了对上海的全面进攻，力图一举攻克。英国则以保卫上海的商务不受侵害为借口，正式出兵，攻击太平军。1月12日，英国驻上海领事联合清朝上海地方官及法国领事，在上海成立中外会防局。与此同时，为了加强英军在上海的战斗力，英侵华陆军司令迈克尔 “带九十九联队及炮兵若干同来”，增强了英国在上海的军事力量。1862年2月，李鸿章的淮军9000人由英国商船运送到达上海；3月21日，海军提督何伯率领英国军队在法国军队的配合下，向驻守在上海浦东高桥的慕王谭绍光、纳王郜永宽、忠二殿下李士贵及吉庆元等部的太平军发动猛烈进攻。4月，何伯又与法军采取以攻为守战略，向上海周围的太平军发动进攻，占领嘉定、青浦、松江、南桥和柘林等地，大批太平军将士死于英军炮火之下。随后，英军又在清军、法军的配合下，大举进攻苏南及浙江地区，导致太平天国苏浙大片根据地的丧失。

　　1862年5月，清军在英法联军的配合支持下，对宁波发动反攻。清军先行进攻，不久后英法联军借口太平军在还击过程中有子弹落到了停在岸边的军舰上，动用六艘炮舰炮轰宁波城，然后派一支突击队翻过城墙，从里面打开城门。清军这才跟随英法部队进城，然后开始四处劫掠和屠杀。香港《德臣西报》发刊称，清军“在几小时内就带来比叛军在整整五个月占领期间带来还多的损害，刚拿回权力的道台则在联军进攻后的那一整天，忙着砍掉他捕获的倒霉叛军的头，要不然的话，就把他们处以酷刑”。

　　这样，在西方列强的支持下，以李鸿章为首的清军淮军部队从沿海对太平军江浙根据地进行了全方位的反攻。同时，左宗棠也从不断击败李世贤的军队收复浙江。

　　1862年5月，曾国藩已经稳打稳扎的完成了对南京城的包围。其间，李秀成李世贤兄弟多次带兵前往南京试图救援，都被击退。6月1日，洪秀全病死，其子洪天贵福继位。1864年7月，南京城破，李秀成保护洪天贵福出逃，途中失散，李秀成被清军抓获，送往曾国藩处审讯。在曾国藩府中，李秀成写了下了三万多字的自述，为太平天国运动保留了一份极为珍贵的历史记录，后被曾国藩处死。太平天国运动遂宣告失败。

　　——从带兵从湖北江西返回，到南京城破，中间确实有超过二十四个月的时间，李秀成在时间上的计算不差。但他先建设苏南和浙江根据地、将从湖北江西带回来的饥民训练成正规军、再寻求南京决战的战略布局却最终成为泡影。这是因为，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攻击下，他既不能获得足够的钱粮，也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来训练军队，甚至连统一管理根据地民政和军事的权力都被架空和切割。这里的反动势力，包括清廷、包括曾国藩和李鸿章为代表的汉族士绅官僚集团、包括西方列强，还包括洪秀全所代表的太平天国内部一神教原教旨主义反动势力。尽管洪秀全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发动者之一，也是它名义上的最高领袖，但在天京事变以后，他不仅不能代表这场伟大的革命，而且实则已经成为了这场革命最可怕最凶恶的敌人。李秀成对清廷的凶残、湘军的战斗力和曾国藩的谋略都有充分的认识，并做出了针锋相对的战略布局，是有希望战胜这些敌人的，但他未能正确估计来自西方列强和内部反动力量的破坏，这是他最终失败的主要原因。

　　攻克南京后，湘军再次屠城，“沿街死尸十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戮以为戏”。曾国藩奏报朝廷称：曾国荃带领湘军在南京“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

　　[1]《改太平天国为上帝天国诏》，《洪秀全全集》，209页

　　[2]李秀成最后实际上还真的搞到了一艘小型军舰，不过不是买的，是直接从列强手里抢来的。1863年，在他手下工作的英国人林德烈冒充外国记者，混上了“飞来复号（Firefly）”搞清楚情况，然后伺机夺取了这艘船。后来林德烈又去上海试图购买或者抢夺更多的轮船，但计划失败，林德烈被捕入狱。

　　[3]林德烈《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第十四章

　　[4]林德烈《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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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李晓鹏博士，主要著作有《重述伟大中华史》（原名《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