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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坤:如何认识当今中国的政治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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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7-2 19:33:3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认识当代中国,人们往往津津乐道在中国突出的经济成就上,而对政治成就,则往往抱着无所谓甚至轻蔑的态度。近来这种状况有所改观,人们已经意识到,当代中国的精英政治(或威权政治)与西方的民主政治其实各有千秋,在治理功能与政治效益方面,中国当代具有东方传统色彩的精英政治甚至比西方的选举政治效费比更高,成绩更为卓著。因此,当代中国政治并非是落后的政治,依然成就斐然。认真解读当代中国的政治成就,就成为全面认识中国的必修课。

  有关当代中国的政治成就,说起来可能千头万绪,但提纲挈领,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加以阐释。

  首先,反腐败是当代中国十分突出的政治成就

  腐败是任何时期任何社会都难以避免的现象,彻底清除不过是一个理想的目标,问题的关键是执政者能否将其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当然,所谓“合理”,这只是一个相对地概念,不同时代和不同的人对此有都不同的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说,治国就是治吏,用现在的政治语言表达就是“党要管党,从严治党”。

  但是,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建国以来,包括毛主席在内,对此一直在寻找好的、切实有效的办法,但实际的情形却是每况愈下。共产党中国的腐败问题日益严重,发展到十分惊人的程度,严重地侵蚀了共产党政治合法性,历史周期律似乎已经开始发生作用。有人开始热烈炒作,同中国历代王朝一样,共产党的王朝也到达历史顶点,无法再走上坡路而是在历史的下坡路上加速下滑了。

  所以,一时间,能否遏制并扭转腐败严重蔓延的严峻形势,就成为历史转折关键。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则共产党将直面亡党亡国;如果成功做到,则将开辟中国政治的新阶段,新空间,让当代中国政治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现在看来,共产党十八大以来疾风暴雨般的反腐败基本上取得这个成效,这是中国1949年以来几次关键性的历史转折之一。有关这次反腐败的意义,笔者在《反腐败是当代中国崇高而迫切的政治担当》等文章对此已经做了阐述,这里想再着重强调两点:

  一是达成治国理政的新高度

  历来治国理政,反腐倡廉都是为政之本。中国历朝历代都把反腐当做建设官僚队伍的主要手段之一,除了个别的禽兽王朝曾对此放任之外,没有哪个正统王朝能容忍贪腐横行,所以,中国历史上发生多次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载诸史册,各有千秋,留于后世。

  与历史上的任何一次著名反腐败相比,当代中国的这次反腐败无论其深度与广度,都堪称前列。这标志着当代共产党的执政水平与能力达到了历史的新高度,因而此次反腐败也必将载诸史册,成为中国历史上值得称道的一页。

  二是找到政治革新的突破口

  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政治也是这样,不能死水一潭,而要不断推陈出新、革故鼎新。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政治特色,一个团队有一个团队的政治逻辑,不同政治特色与政治逻辑,打造不同的政治成就,也通过不同的政治成就来体现自己。问题的关键在于找到切实可行的突破口,把自己独具特色的政治标杆与政治逻辑树立起来,这样才能建立起自己的话语体系。

  谈到中国政治改革的突破口,过去习惯性的指向就是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好像只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标识才代表政治革新一般,好像也只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才算政治革新。这样的喧嚣在中国已经有了三十年之久,坦率地说,积极作用不大,消极影响不小。

  但是,声势浩大的反腐败刷新了当代中国政治,对当代中国政治起到显著的革新作用。从正面讲,这次反腐败极大地提高了对共产党的政治认同度,在政治上十分成功;从反面讲,它强有力地规范了权力的运行,在相当程度上解决了公共权利与公共资源部门化、行业化,进而集团化、家族化、个人化的问题。虽然并没有什么新鲜招数,不过就是最高领导下定决心,下面坚决执行,但取得的成果已相当震慑,相当震撼,不啻是一次深刻的政治革新。

  第二,社会保持长期稳定,这是政治上一个很大的成功

  曾几何时,政治动乱如同流行性感冒一般,在世界范围蔓延流淌,给许多国家带来长久、持续的危机。在普世阵营看来,这是意义重大的社会“革命”,这样的革命将极大地加强西方的战略地位,强化西方所主导国际秩序,因而也是他们实施战略扩张有效手段之一。

  因此,很长时期以来,“颜色革命”一直在向中国逼近。如果在中国也能出现这样的“革命”,显然是非常符合西方战略利益的。

  但是,这符合中国的利益吗?

  当然,相当一部分中国人恨不能中国一夜之间变天才好,他们为此不计后果、不讲代价。但是,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他们知道,如果中国政治出现大变天,像前苏联那样,中国出现西方所期盼“崩溃”,统一多民族的国家不复存在,那将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大灾难,中国历史将出现一场大倒退;他们还知道,中国的政治历来难以驾驭,西方式的民主有眼花缭乱的展示,如声势浩大的大选,规模宏伟的广场集会,热闹非凡大众讲演等,万花筒一般,看起来很美,但站在民族和历史的角度看,这些东西其实意义不大,无非就是权力再分配的问题。中国真要这样做,社会与历史的代价相当大。如果中国政坛上出现多种势力混战,也绝不会温文尔雅地“民主”一番,而将是各种“阴”的“暗”的手法一起涌上,将出现持久不息的政坛恶斗与动乱,将弄得中国社会鸡犬不宁;他们因此认识到,西方之所以乐衷于向中国输出这样的政治药方,绝不是为了中国更加强大,能更强有力地同他们竞争,而是为了让中国更好地接受美国的领导,永远臣服在美国的脚下。正是在这样的社会与思想基础下,共产党成功地驾驭了当代中国的政治走向,具体表现为如下两点:

  一是没有被普世民主所驯服

  普世民主不但是一股强大的思潮,而且拥有强大的势力,在中国也是这样。中国的普世势力很多都是上层人士和著名公知,他们中很多人都能够登堂入室、成为庙堂之上的嘉宾贵客,对中国舆论界与思想界有强大的号召力,对政府的政策走向也有强大的影响力,加上令人生畏的国际背景,所以很多人都对他们趋之若鹜,轻易不敢开罪,于是费心尽力地拉拢怀柔。

  这股强大的势力活跃在中国,有两个突出的目标指向:一要重新绘就中国的政治蓝图;二要在政治上驯服中共,使之皈依。其实,这两个目标互为表里,因为不能驯服中共则无法重绘中国的政治版图,而驯服中共只是阶梯式或阶段性的目标,如果只驯服中共而不重新绘就中国的政治版图,则他们的努力奋斗就失去了意义。多年以来,中国的公知精英就是这样满怀期望地盼着有朝一日能成为当代中国“帝王之师”或者“元首幕宾”。

  客观地说,他们多年以来的努力收获还是不小的,但离成功培育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还相差得不可以道里计。就政治驯服中共而言,他们完全失败了,现如今的中共非但没根据他们的思路向着他们的方向转移,与此相反,提出的是“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与作风”,延续“红色基因”,坚定“三个自信”,实现“中国梦”等等。这一系列目标与方向性的政纲离重绘中国的政治版图渐行渐远而不是渐行渐近,更要命的是,现如今这些人自己也大体演绎成了中共的对立面,潜伏失败,暴露了真相(有关这个问题,请参阅笔者文章《右翼力量在中国的影响及今后出路》)。

  二是成功地驾驭着中国的政局

  一个突出的标志是,尽管当代中国的普世阵营声势浩大,影响可观,但就是无法造就一个具体成形的反对党、反对派,而在中国建立起这样一支队伍,是中外普世势力梦寐以求的大事。之所以有这样的结果,并不是比起其他国家来,中国的普世阵营不堪无能,借用老电影里的一句话说,“不是国军无能,而是共军太狡猾了”。显然,这其中奥妙无穷,但绝不是天上掉馅饼,而是执政党精心操作的结果。所以,尽管表面上这帮人气焰嚣张,但个个都不过是网箱里的鱼,随时可能被渔人打捞上来煎炒烹炸,他们把水搅浑也许可以,但想要撬动中国政治框架,简直就是蚍蜉撼树一般。

  总之,中国已经近三十年没有大的政治风波与变乱了。这是一件大好事,做到这一点,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很不多见,在世界范围内看也很不容易,不能不说是政治上的巨大成功。

  第三,铸就中国历史上时间较长的太平年月,这也是一项值得肯定的政治成就

  民间谚语云“宁为太平犬,莫为乱世人”。上下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历来治乱相交替,大范围、长时期的太平年月在中国历史上弥足珍贵,先民们饱经丧乱,是以有发自内心的上述慨叹,这句话看似平常,其中却不知侵润了多少血泪。在中国历史上,长时间全国范围的太平,有两汉初期的几十年,有唐、宋、明、清各朝前期的百多年,大体如此而已,其它时间大部分都是天下板荡、播乱四方。自1840年以降,中国每隔十几年就出现一场大乱子,战乱频仍、灾连祸结,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1949年至今,中国大体上的太平岁月将近七十年,已经追上了西汉和东汉。

  长时期全国范围的太平岁月给生产发展与人口繁衍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凡是中国历史上较长的太平年间,都是中国历史上人口暴涨与生产大发展的时期。共和国也不例外,中国的人口在清朝后期就达到四亿五千万,从此就基本上停留在这个数字上,直到新中国成立。在此之后,中国的人口数量开始直线上升,终于发展不得不强制限制人口数量的程度。

  人口繁衍是这样,生产发展也是这样。1949年的以前的中国民族工业极端可怜,偌大的国家基本上没有什么现代化的制造业。而共和国建国后的短短几十年间,就初步建立了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到七十年代初期(笔者记得大概是1971年)中国的工业产值就已经超过了农业产值,达到了工业化国家的入门标准,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用最短的时间,完成欧美社会持续百年的工业化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物资生产开始爆发式增长,这是不争的事实。想当年毛主席发动大跃进,全国老少齐上阵去炼钢,目标也只是1070万吨,都不够现如今中国一个钢铁厂的产量。有人说中国近三年来的水泥用量超过了工业化以来美国全部的水泥用量,笔者以为,如果算一算近十年来中国的钢铁产量,情形可能也大致差不多。

  生产制造能力是一个国家、一个而民族赖以生活发展的基础,谁也不能离开物质而生存,当代中国巨大的生产制造能力,奠定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崛起与中国梦的物质基础,而这样的一种能力,在相当程度上拜几十年的和平发展之所赐。

  铸就这样长久的太平年月是功德无量的伟业,对任何统治者而言都是如此,共产党也不例外。所以,站在历史的角度看问题,进行中国历史的纵向比较,中华人民共和无疑是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成功的朝代,中共也是一个比较成功的统治者,对此应该予以充分的肯定。

  第四,执政党自身实现了具有战略意义的“转型”

  中国共产党闹革命起家,原来是一个“革命与斗争”的党,取得政权以后,角色已经发生了变化,已经由革命党转变成为执政党。对于这样的角色转换,毛泽东主席有过多次精辟的论述,他表示,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但遗憾的是,后来中国社会历史的实际进程证明,在继续革命与发展建设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毛主席的探索既卓有成效,也失误巨大,其中特别是领袖层面的“换届与退休”问题,始终没有找到好的办法,以至于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领导特别是最高领导成了事实上的“终身制”,以家长的姿态一干到底,始终没有解决好领导代际交替的问题,经常出现政治“断崖”,有时还要弄得血雨腥风。直到现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这样,比如朝鲜和古巴。“家长制”,“干到死”,成了别人政治嘲笑讥讽的把柄,成为他人攻讦的焦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这方面艰难起步、艰难探索,时至今日,包括国家领导人在内正常的换届与退休制度已经成型。从江泽民到胡锦涛到现在的习近平,共产党领导人代际之间平稳交替、顺利过渡,已经形成严格的制度规范。这一点意义极其重大,可以说,这等于是解决了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政治上的一个大难题,开启了中国自己的独具特色的政治现代化进程,而非固化僵死在历史长河中某一刻,使中国政治基本上摆脱固化的阴影。现在,全球范围内都承认,这是一种中国社会主义式的精英政治,也是基于中国历史文化的中国式的威权体制,像过去那样简单地给中国贴上封建专制的标签已经没有政治说服力。做到这一点相当不容易。自从有社会主义国家以来,以笔者所知,除了中国之外,越南可算一个,除此之外,再无其他。

  当然,谈论当代中国的政治成就,并不是说其中就没有遗憾与不足。任何事情都有正反两个方面,当代中国的经济成就是这样,当代中国的政治成就也是这样,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当然也存在许多不足、不够的地方,比如号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官僚队伍在短短的三十年间就堕落成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大杂烩,令人叹为观止;执政党的理论建树缺位,思想体系不完备,以至于每每都要在官方的政治表达中开列一大长串的指导思想清单,等等。更突出的是,天下承平日久,中国社会上下的和平依赖症已经变得相当严重,改革开放以来军事上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成就,不免给当代中国的政治成就打了相当的折扣。

  但不管怎么说,基于上述四个主要原因,可以认为,当代中国的政治成就同其经济成就相比,一点也不逊色。这也符合基本的政治经济逻辑,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经济成就突出,而政治成就暗淡无光,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没有这样的逻辑。当代中国突出的经济成就证明,当代中国的政治不是低级政治,更不是低能儿的政治,那种对中国政治不屑一顾不以为然的轻蔑,要么是十足的无知,要么是严重的偏见。现在,同西方的民主政治相比,中国的政治模式已展现出强大的竞争力,足以让西方一切政治家与战略家耸然动容。

  正因为当代中国具有这样的成就,所以中外关系因此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政治上的成就说明,在政治上搞倒中国至少短时期内无望,和平演变在中国变得遥遥无期。所以,基于最紧迫的战略现实,西方霸权集团现在只能自己赤膊上阵,准备集中力量与中国放手一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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