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玄识：文革是现代中国“剥极必复、否极泰来”的关键

大参考

文革是现代中国“剥极必复、否极泰来”的关键

诸玄识

　　（一）导论

　　文革浩劫的原因分析，由表及里，逐步深入，概括六点如下：

　　1.高层分裂：多数派希望巩固苏式官僚特权制度与中央计划经济；但在毛看来，这不仅是违背“革命初衷”，而且是“人民政权压迫人民，比三座大山还要重、还要惨”。

　　2.骑虎难下：五四以来的中国时潮是“炽热妄动”，汇成了革命洪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得天下者”希望静下来，坐享其成于“功臣元勋”，那只能是“大浪淘沙”。

　　3.西方思潮：进化论与斗争性压倒了传统性或和谐性；加上新文化、新文学的激进狂潮，愈演愈烈；革命能量巨大，总归是要爆发的。人民群众也要“利用”领袖来宣泄怨恨。

　　4.改写历史？若无文革，或者毛失败；那么，官僚阶层就会投靠俄熊为靠山。果真如此，中华民族永无出头或翻身之日。首先是中国从“三国鼎立”在沦为两霸棋子，再被牺牲。

　　5.新战国策：被围堵的中国须要“走向世界”。抉择是：“联苏抗美”或“脱苏入美”：后者牺牲苏联而参与世界市场，前者自我牺牲而使苏联赢得冷战。毛决定“远交近攻”。

　　6.地缘政治：相对于海洋霸权及西方联盟，19—20世纪的中国在这方面是战略被动，矛盾聚爆于内，无法疏解，内忧外患极大，等于是承受了来自西方的“原罪”。中国必须“出海”，参与世界，打入西方内部，与之捆绑而共存亡。

　　（二）西方化的时代

　　西方的“启蒙理性”走向了历史反面，把世界从“阴静”变成“阳亢”。马科斯·韦伯说：（基督教）新教打破了儒教所维护的“普天之下”的和谐秩序，把全世界置于激烈对抗的状态之中。老子曰：“不知常，妄作凶”。那么，如此“阳亢”或“激烈对抗”是怎样被平衡的呢？无非是极大人祸和生态危机！谁来承受之？姑且不说生态危机将致世界终劫，专论源于西方文化之人祸；西方自己除了两度罹难于世界大战之外，其余的人祸都由非西方来承受；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受害者之一的中国，又承受了西方文化的暴力之最——阶级斗争！

　　20世纪中国的内乱浩劫的原因为何？表象上是“左派”（极左路线），实质上是“右派”（西方思潮），两者破坏了传统中庸（世道人心）和文化道统（和谐功能），则为社会病入膏肓的症结之所在。自由主义、进化论、唯物论和斗争哲学以及“民主与科学”，各种思潮，滋蔓难图；在释放毒素上它们相生相克，在摧夷真知上它们相反相成。反传统的潮流滥觞于戊戌前后，浸淫于新文化、新文学，而开文化大革命之先河！进言之，巨大的斗争能量（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从何而来？那是自五四而积聚起来的亿兆人心的“爆炸性张力”呀！毛只是相对有序的释放而已；若非如此，则具有更大的破坏性和绝对的毁灭性！不仅如此，毛还及时联美抗苏，突破“围堵”，争取“出海”（打破“雅尔塔体系”）；从而使得万民从“政治动物”变成“经济动物”，即把斗争能量化作现代化的动力。“改革开放”只是顺应天时而已，它以中美结盟——“脱苏入美”——为历史契机。

　　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历尽苦难，但也是咎由自取，害己害人，是他们的殖民文化和激进狂潮，才使社会（万民）具有了极大的斗争能量（爆炸性张力）。相对保守的蒋介石无法驾驭之，因而被时代潮流（洪水猛兽）所淘汰；毛泽东因势利导、推波助澜而成大势，并且成功地利用这般能量，化腐臭为神奇，打造大国之根基，尽收冷战之实惠。另一方面，对于爆炸性张力的负面，毛泽东基本上还是能够有效控制、有序释放，而尽量避免最大破坏、彻底毁灭。

　　归根结底，文化大革命乃中华民族承受来自西方文明的至大外患的另一种表现！在欧美主宰世界的时代，西方文化的至恶本质（原罪性恶），不仅表现为“至善”，表现为“文明极致”；而且还表现为其他民族或国家的人祸，乃至表现为整个地球村和生物圈的灾难。大萧条、两次世界大战和阶级斗争皆相关而“元一”的。

　　（三）人祸在人心

　　人心蕴藏着无限的能量（佛教曰“藏识”），它可以从好的方面来开发，例如佛教之摆脱六道轮回，往生极乐世界；它也可以从坏的方面来开发，其甚至比原子弹还厉害（原子弹就是由人性本恶所“变现”出来的）。西方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等，以及中国的五四运动，凡此均是从坏的方面来开发人性、释放能量。基督教的宗教改革死人一两千万，在此前后总共“灭除”西方人口五千万，再通过美洲殖民而灭绝“异端”近亿，再通过传教于太平天国耗丧近亿。如果说启蒙运动的结果是法国大革命，那么五四运动的结果就是文化大革命；若是按照人口比率的人祸程度来比较两个历史事件，那么，文化大革命还是小巫见大巫呢！

　　当然，从坏的方面开发人心也有两种可能，即：发展之原和人祸之源；如何趋利避害？这要取决于能否向外平衡或“输毒于外”（商鞅语）。不过，从长远和全局的观点看，发展之原也就是人祸之源，因为发展是以牺牲外部世界与地球生态为代价的。这是后话，暂且不论。再接着上文来继续推论，可得两点：Ⅰ.在被西方主宰的世界里，同样是从坏的方面来开发人性，那些受到地缘或国际政治阻碍的国家，不能正常的参与世界（世界市场。实质上是哄抢生物圈）；那么，它们必陷于人祸；这是因为其矛盾无法宣泄于外，而是聚爆于内。Ⅱ.“文明国家”是转移祸因，损人利己，而那些沦为牺牲品或受害者的“不文明”国家，唯有突破前者所设置的国际政治之障碍，才有可能摆脱逆境。

　　佛经云：境由心造，心取地狱。人心大坏乃人祸之根。那么，现代中国之世道人心怎么变异，其影响又如何呢？早在1930年代，英国哲学家罗素指出：因为西方的异军突起、并且征服世界和祸害中国，中国人不得不作出抉择：他们或者像圣人那样死去，或者如罪人一般活着（theChinesehadtochoosewhethertheywoulddieassaintsorliveassinners.）,中国人无疑会选择后者。换言之，文明走向历史的反面，始于人性之蜕变：传统的中国人是仁者静、和为贵、纯朴善良、温文尔雅、礼让为国；现代的中国人是智者动、尚斗争、浮躁妄作、鲜廉寡耻、争权夺利。20世纪的中国人，先是政治动物——自我膨胀而爆炸社会，再是经济动物——人欲横流而冲击生态。将来总有一天，在世界经济或地球生态之危机的情势下，他们又会从经济动物变为政治动物（果真如此，还得要请出“大救星”来发动革命、宣泄矛盾）！反省啊，中国人！老子曰：“孰能浊以静之徐清？”——谁能把这个混浊的世界变得清净下来？

　　（四）传统看现代

　　查清来龙去脉，应该追根求源。这里讲四点：

　　第一、《论语》首篇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也；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从小不孝顺父母，长大则犯上作乱。五四新文化废弃传统伦理，城乡秩序大坏，亿兆万民遂成为动乱源泉。

　　第二、《红楼梦》第二回中说：“大仁者应运而生，大恶者应劫而生；仁生世治，恶生世危；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恶者扰乱天下。”毛泽东搞政治运动、发动文化大革命，似乎就是“应劫而生，扰乱天下”；但是，天下滔滔，谁以易之（《论语》）？万民早已变成洪水猛兽，谁来驾驭而避免灭顶之灾呢？此非大仁大恶大有为者集于一身，而莫能也！非扰乱天下而不能修治天下，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第三、《孟子》书中斥责暴君“率兽食人”。而从五四到文化大革命则是“率人爲兽”——把神州亿兆变成了近似于禽兽的野蛮人！

　　第四、《商君书》说：治理乱世之国，如用善良之士乃无能为力，若用好斗之徒则雷厉风行。毛泽东似乎就是法家：用极左之人治乱民，斗争哲学大行其道！

　　然而话说回来，中国数千年来都是这样：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治：人心迁恶则行暴政霸道（法家），人心向善则施仁政德治（儒家），人性至善则用无为而治（儒释道）。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当然，儒家也负责“教民新民”，以实现理想政治，即所谓：“君民建国，教学为先”。所以，世道已坏，法家雷厉风行，也是理所当然的；此乃前清遗儒王先谦为《韩非子》作序时所感叹：

　　迄今览其遗文，推迹当日国势，苟不先以非（韩非子）之言，殆亦无可为治者！

　　不过，面对着这股被西方思潮所激荡起来的洪水猛兽，仅仅应用中国法家之严刑峻法，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需引进西方的共产专政与阶级斗争（经苏俄转手而来），一方面欲擒故纵、顺势而为，一方面以暴易暴、以毒攻毒。人性本恶或人性迁恶乃祸因乱源，此在西方，依凭霸权而宣泄于外，因而能享有自由；但在中国，无出路而聚爆于内，因而必遭受浩劫。

　　（五）五四新文化

　　孔子曰：“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盜，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五四至文化大革命，文人勇于反叛传统，民众作乱造反成风。新文化人要“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因而废传统，弃历史，如释重负（清理国故、民族虚无）而后拥抱西洋文明。或曰“百不如人，全盘西化”（胡适）；或曰“汉字不灭，华夏必亡”（鲁迅）。凡此都是破旧而不能立新，只能是“人人反叛，时时作乱”（叶德辉语）。

　　五四运动的前后，大哲学家杜威和罗素来华讲学，发现当时中国的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是激进、西化乃至布尔什维克化的狂热者。罗素回忆道：

　　我那时讲课很忙。我还主持一个研究生的进修班，其中的所有人都是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只有一个人例外，他是末代皇帝的侄子。在这期间，有一位中国学生领袖（“中国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协会”书记致信罗素），这样写道：“虽然杜威博士（来华讲学）很成功，但是，我们的绝大多数的学生都不满意他的保守理论。因为我们都渴望了解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和社会主义等理论。我们是克鲁泡特金先生的追随者，我们的目标是在中国建立无政府主义的社会。我们希望您，（罗素）先生，带给我们基于无政府主义的社会哲学，并以此来修改美国哲学家杜威的理论。我们希望您在中国比在英格兰更自由，以致您的讲学能够比杜威更成功。”

　　往古太平乃从善如流，而今变革则从恶如崩。所以说五四运动开文化大革命之先河。但这全都是西方逼出来的！为了应对西方的致命挑战，为了救亡图存，中华不得不收敛德教，废弃传统，而转型文明；亦即，从往昔的和谐性转向时代的斗争性。这样一来，社会就具有了极大的爆炸性张力，它既为发展之原，又是人祸之源。趋利避害的条件是：中华能够突破列强或霸权的障碍，而平等地参与世界市场（分享全球生态）。因为这个条件久未能具备，所以中国成了内外矛盾聚爆之所。早在19世纪末列强瓜分、中华危难之际，张之洞就这样预言：“将来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

　　社会已经有了极大的斗争能量，那是“霍布斯式的”民族自杀之势！共产主义既是“乘风破浪”，而以毒攻毒；又是“避重就轻”，尽量有序释放，以免最大破坏；与此同时，几届政府均用大力向外争衡，旨在挤进被西方所把持的世界经济体系之中，争取分享现代化所必需的“全球性生态”（世界市场），从而缓解中国的“紧张内压”。若非共产主义，那真是万劫不复呀！

　　再讲几句题外话：眼下的世界乃后冷战的“文明冲突”，中美两国大抵成了战略对手；然而，令那些一向崇美的中国学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中国再怎么也不会以美国为敌呀，后者却偏偏要选中她为“替罪羊”（语出《圣经》），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但是，美国人则很明白：第一，像美国这样的居高临下而享有“文明极致”的国家，若无“替罪羊”（而且是足够大的“替罪羊”），则无以为生；第二，禀赋着儒家天下观的中华民族，本质上是与“西方中心”不共戴天的，而且越是“和平崛起”，对美国的危害就越大！因此，中国若是陷于混乱，或许还能被美国所利用；如果中国变得强大起来，就必须设法再搞乱她。若搞乱中国，最好是“以华制华”；而“以华制华”则应该像五四反传统那样，使西方思潮渗透九州、泛滥四海！

　　否定中国历史及文化乃“西方中心论”之原旨。现在欧美在这方面都“进步了”——基本上承认中华文明在世界历史上的主流地位（近代西方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然而，中国的自由派、西化人士仍滞留于五四，僵化地发泄。反传统或民族虚无主义——五四极右自由主义——是20世纪中国极权与文革的原因之一。对于一个受害于列强或霸权的国家来说，西化泛滥成灾，势必造成民族自杀。用“普世价值”破坏“中华认同”，雪上加霜于中国逆境，致乱社会；非专政岂能收场，非迎合激进潮流、并推波助澜，而不能驾驭之！

　　（六）左翼新文学

　　哪一个“右派分子”不是左派！99％的被迫害的作家或文人，原先哪一个不是传统文化的扫荡者，不是旧秩序的破坏者呢！就连旧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派，绝大多数都是拥抱共产主义和阶级斗争的。明代儒家云：“天下治乱视人心，人心邪正视学术。”从五四的文学革命，1930年代的革命文学，再到文学被革命，此乃现代中国的文化人“玩火者自焚”之历程！德国思想家斯宾格勒说：“在这个时代，戏剧不再是文化时代古老意义的诗歌，而是一种煽动、争辩和论证的形式。”哲学家熊十力也说：“文学者，本以摇荡情感。倡之者既主以邪僻，绝无深根宁极之道，则率一世以为猖狂混浊，逞兽欲而失人性者，势所必然，而莫之能御也。”

　　左翼新文学之文化人，与传统一刀两断，把文学作为政治运动之工具，号召青年与家庭决裂，反叛社会，投身革命，激进斗争，你死我活；而他们自己却都成了文坛巨匠、学界泰斗，这真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呀！诸位请读巴金晚年“为《新文学大系》序”中的一段话，字里行间，不难看出“新文学”与文化大革命的渊源关系。巴金说道：

　　我和同代的青年一样，并不是生下来就相信：光明必然驱散黑暗，真理一定战胜谎言。我本来是一个头脑简单的孩子，又在私塾里读惯了宣扬孔孟之道的四书五经。可是不少的文学作品让我在死气沉沉的旧社会中呼吸到新鲜空气，在潜移默化中改造了我的灵魂，使我敢于拿起笔攻击旧社会、旧制度。我自己冲出了封建大家庭，我的作品也鼓舞了不少同命运的读者奔向光明，奔向革命。……我们的新文学是表现我国人民心灵美的丰富矿藏，是塑造青年灵魂的工厂，是培养革命战士的学校。我亲眼看见大批青年在抗战初期，不顾危险，不怕困难，奔赴革命圣地。一批人在血泊中倒了下去，另一批人接过旗帜站了出来，革命思想传播得那样快，新文学也有不小的功劳。

　　巴金本人在经过文化大革命的腥风血雨的“洗礼”之后，痛定思痛，批评政治运动，提议设立“文化大革命博物馆”；但他丝毫没有反省五四，当然更不会“反求诸己”——“我不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造孽者吗！”巴金的书对传统文化与秩序的破坏，比一颗原子弹还厉害，“在血泊中倒了下去”的人，何止几十万！巴金在其垂暮之年写下了上述文字，真是执迷不悟而“终不闻道”！（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也。”）

　　另一方面，五四至今，中国社会一直存在着这样一个文化群体，他们迷信欧美文明，而传播西方思潮；他们不知道这样做，乃事与愿违而适得其反——不仅不能实现自由民主，反倒造成社会极度混乱，以致暴民暴政之恶性循环。殊不知，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法制，皆是需要条件的，那就是西方国家及其盟邦必须在国际政治与经济的竞争之中占上风（倚靠霸权及其联盟），使其国内宽松而机会特多，公民妥协而自信自觉，放而不叛，淫而不乱。与此相反，另一些国家则不得不承受西方的祸患，因而其内部高度紧张，人祸天灾，竞争残酷，其人民易于丧失民族认同与文化自信；此须强制组合方可民族自救，但若效法的西方的宽政体制，则一乱而不可收也！

　　（七）国际阴谋论

　　备受中国学术界青睐的已故美国汉学家、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1907-1991），实际上是以反对中国文化为己任而终其一生的；他之所以仇视国民党甚至亲自参与颠覆活动（费氏于1940年代被中央情报局前身OSS派驻中国），主要是因为他作为一名历史学家，透过古今中西之纵横比较，看到了中国民族主义（国民党）既是以救亡图存、富国强兵为职志，又包藏着更大的雄心，那就是：上承儒家的“平天下”而下启中华的“大同观”——这些均构成了对西方中心与美国霸权的潜在挑战。费正清断言：抗战时的中国亦是个“文化冲突”的战场。事实也如此，国民党在倾力抗战的同时，还得承受文化战争（被唾弃为“保守反动”）。毫不奇怪，当时中国知识界的主体则是站在费正清一边、而疯狂地反对中国文化的（他们与费氏私交甚笃）。费正清的另两条建言曾长期影响着美国的亚太政策，即：为了美国的长远利益，华盛顿应该：A.利用各种进步力量和思潮来摧毁“儒教文化区”，B.同情在中国所发生的各种反传统的革命运动和群众造反。这就是说，费正清和他的美国同仁最希望中国发生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摧毁中国文化的政治运动的，请看他们怎么说：

　　归根结底只有中国内部传统发展出来的偶像破坏运动，采取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才有可能溶解和超越儒教的遗产。（柯文著《在中国发现历史》）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晋升为世界“四强”，但又被其他三强所暗算。就在国民党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失地从而完成民族独立、并参组联合国、成为常任理事国之后不久，美苏英三强乘中国抗战牺牲、创巨痛深之际，撇开中国而开展秘密外交，并于1945年初订立《雅尔塔密约》，邀请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对日作战（以蒙古脱离中国之“合法化”为首要条件）；而实际上则是让中苏两国的共产主义会师，以改变中国之政局（在苏联红军装备中国共产党的前后，美国则对国民党实行武器禁运；并利用军事调停、政治改革、经贸卡压、舆论打击等，并且在军事上把国民党捆绑起来，使之被动挨打。美国如此做法，原因有两：

　　Ⅰ.防止中华复兴，从而防止其民族主义成为一种巨大的挑战，将会使中国在“地缘政治”上威胁美国的亚太霸权，和在“文明冲突”上威胁西方的主宰地位。Ⅱ.让苏联共产主义向东方转移，牺牲国民党中国，以换取斯大林之不支持西欧共产党。用“马歇尔调停”（牺牲中国）为“马歇尔计划”（拯救西欧）铺路。（请读诸玄识《历史揭密：颠覆国民党政权的国际阴谋》）否则的话，那就不是冷战，而是“热战”——更具毁灭性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国以内耗牺牲数千万人，让西方暂时幸存下来，让全人类再活一段时间（到地球生物圈崩溃为止）！美英苏三强要把中国推向内战的深渊与阶级斗争的火海之中，以拯救西方文明。

　　罗素说：中国人禀赋了这样一种传统美德：他在不得已干坏事的时候，他宁愿牺牲自己，而不伤害他人。在现代世界的危急关头，中国人再一次承受了世界的忧患——包容了源自西方文化的战争祸水与暴力之最（阶级斗争），而让其余世界得以减压、得以喘息，也让全人类幸存下来。中国文化的使命与儒家平天下的“三步曲”是：

　　A.首先不得不承受忧患，一定要消融遍天下的祸因乱源；

　　B.再是安排世界秩序（例如建立朝贡制度），并推广其和谐文化；

　　C.最后乃实现世界大同、天下太平、天人合一、民胞物与。

　　老子也说：只有承受天下的污垢和不祥的民族，才能“王天下”，但事实可能暂时相反（“受国之垢……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正言若反”）。（请读诸玄识《中国文化与世界统一：汤因比为何如是说》）

　　（八）人群之妄动

　　佛经曰：“人生在世，如身处荆棘之中。心不动，人不妄动，不动则不伤。如心动，则人妄动，伤其身，痛其骨，于是体会到世间诸般痛苦。”老子也曰：“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动之於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其意为：人出生以后，能够终其天年的有三分之一，夭折的亦是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一之多，本可终其天年，但他们却因妄动而死于各种“场”——战场、官场、商场、情场、赌场……。

　　上述的政治运动及其所造之人祸，不就是人们热衷于激进主义、而投身于阶级斗争之战场吗？如果人民只是传统之仁静，而非逆反之妄动，那革命领袖的“大有为”也是徒劳的呀！

　　老子又曰：“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不知常，妄作凶。”其意为：人们应守仁静之常道，以免妄作而遭凶运。从五四到文化大革命，谁能做到“致虚极、守静笃”呢？哪个不是“不知常、妄作凶”呀？咎由自取，罪有应得，玩火者自焚也！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说：以仇恨杀敌，无敌可杀，便自相杀——人心转恶而崇尚斗争，便不可收拾（除非像西方那样去破坏外部世界与地球生态）！五四使国人从“仁者静”转向“知者动”、从和谐性转向斗争性，旨在对外抗争而救亡图存，于是把帝国主义赶走了，也把国民党打垮了，然后就轮到了自己头上。新中国应对冷战，丝毫不敢收敛斗争性，而回归传统，否则便是坐以待毙。而且五四的激进主义越发高涨，斗争能量愈益积累，一时间也不能通过参与世界市场而变成经济竞争；所以只能是民族内耗，自相残杀。这又证明：现代中国的人祸归根到底是西方的祸患！　　

　　亚里士多德和马克思都说，人是“政治动物”。内争外斗，永无宁息；拉帮结派，党同伐异。西方，由于祸害外部因而内里妥协，其社会也就很“文明”，政治动物都成了“公民”。但在从来不牺牲外部世界与地球生态的东方，人一旦蜕变为“政治动物”，那就是意味着祸因乱源聚爆于内，意味着文明走向毁灭！经过中国文化改良过的人性，与西方文明或现代文明之人性乃有天壤之别。辜鸿铭说，中国古人是道德自觉、仁静安和的“良民”；罗素说，传统中国乃不用宗教而有道德，不用法律而有秩序。只是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撤销“礼防”和人性“解放”，中国人才第一次真正的成为“政治动物”的。再因为在一段时间内没有机会向外宣泄矛盾，所以政治动物也就成了内乱或革命的源泉。

　　历史呼唤强人出来驾驭群氓！万民的斗争性从五四而来，再由各方面兴风作浪、推波助澜，而汇成了势不可挡的革命洪流。新中国应劫而生，人民仍是政治动物，是近似于禽兽的野蛮人。毛泽东因势利导而释放能量，以免斗争性无序乱发，而爆毁尤烈。例如俄罗斯自从彼得大帝改革而参与了西方的竞争，但由于该国的地缘政治（海洋）的相对劣势，俄罗斯终于在20世纪初败阵下来。于是，革命和斯大林统治令苏联耗丧了七、八万人口，但这也是不得已的最佳选择；若非如此，则死人更多甚或亡国灭种，也有可能被远邦近邻瓜分屠戮！怎么办呢？在西方文化所造成的世界危机之际，总是要有受难者的，难道是西方自己（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它自己也不例外）？一个非西方民族如果不参加西方的竞争，就会被“自然淘汰”；如果参与了世界竞争，亦要极大冒风险：它要么自己能够取得霸权（或成为多极世界之中的一极），要么变成西方霸权的“伙伴”；否则的话，该民族就要承受矛盾的向心聚爆，以致民族内耗和民族自杀。

　　不过话又说回来，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之禀赋，使他们具有第一流的应对危机的能力。幸亏毛、周、邓发挥外交智慧，使得中国于1970年代与美国结盟而对抗苏联，中国因而成为美国“地缘战略”的受惠者。邓小平抓住此一历史契机而改革开放，使中国“出海”，参与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与世界市场，从而启动现代化，万民遂从政治动物变为经济动物。假如不是这样，那真是像毛泽东所说的：“文化大革命七、八年来一次”！　　

　　（九）深层次思考

　　罗素说：中国唯有“向西方学恶”才能幸存于西方的致命重压。西方文明基于人性本恶与原罪爆炸，因而它原本是个相争相害、自我毁灭的“霍布斯状态”。但在向外平衡（牺牲外部世界与地球生态）的条件下，西方不仅使其内在祸因得以转移出去，而且还能拥抱“经济奇迹”和“文明极致”！可另一些国家却遭殃了——承受西方的祸因与征服力！不仅如此，中国为了幸存于最大忧患，还须放弃其传统之和谐性，而转向西方式的斗争性，以形成政治上的战斗序列与经济上的竞争模式。只因一时无法突破国际的霸权秩序、从而实现外向平衡，所以中华全然变为相争相害的“霍布斯社会”并且是内外之双重祸患。此不得不用猛药来以毒攻毒：引进西方的极端体制（共产专政）来驾驭洪水猛兽，用阶级斗争来扫荡思潮，整合万民。这样一来，社会本身就变成了能量愈增的爆炸体。既要用最大能量来应对冷战，又要防止自我爆毁；这就必须不断聚生而经常释放。

　　进而言之，在西方文化主导和其霸权宰制的世界里，一切人祸都是其“文明”的转化形式，因为（三点）：Ⅰ.西方文明所基于的人性本恶、自我中心和原罪爆炸，凡此毒素都是宣泄于外，而非聚爆于内，所以西方以外的国家就得承受。Ⅱ.西方霸权的致命重压与西方思潮的泛滥成灾之双管齐下，摧毁了东方的和谐文化，也就破坏了东方国家对于毒素和祸因的免疫功能。Ⅲ.西方霸权凭借实力加上密谋，来阻挡其他国家自由而平等地参与“全球化”，分享“全球性生态”，阻挡它们参与世界市场与世界经济。这样，受害国家就会矛盾聚爆，既无法自我消解，又不能宣泄出去。

　　幸亏中国传统的“以柔克刚、以夷制夷、合纵连横、远交近攻”的外交智慧依旧在发挥作用，它令中国领导人能够抓住国际形势变化的契机，从而使中国成为冷战的受惠者（实际上中国是冷战的真赢家），借着与西方结盟而“出海”，参与西方经济和世界市场。时来运转，否极泰来：其内在的爆炸性之张力也就变成了现代化的动力。（请读诸玄识《20世纪中国何能胜出最大忧患》）

　　（十）结论与教训

　　Ⅰ.陈寅恪说，五四至文化大革命是中华的“巨劫奇变”。“奇变”指社会转型，走到了历史的反面；“巨劫”指空前严重的外患，加上内乱浩劫。

　　Ⅱ.内乱浩劫之主因，不在政治或领袖，而在民众及文人；后者通过五四新文化运动而使社会（万民）具有了极大的斗争能量，领袖只是应劫而生、因势利导而已。若非领袖接二连三地开展政治运动，有序地释放那聚生在人们心中的斗争能量，那么，上述爆炸性张力的破坏性势必剧增而炸毁整个中华。

　　Ⅲ.进言之，看似中华内生乱因，实乃西祸转嫁而来。在被西方所宰制的一体化的世界里，外因就是内因，一切祸乱与毒素皆源于西方文化之痼疾（人性本恶、原罪爆炸），而且霸权决定祸水之流向（例如《雅尔塔密约》）。另一方面，由于东方文化的免疫功能遭到破坏，因而西方的祸毒与思潮能够长驱直入，倾注东方。现代中国自五四开始的社会转型，即从传统的亲和性变为时代的斗争性（“仁者静”→“知者动”→“妄作凶”），原本是为了应对西方之祸患，旨在救亡图存。至于转型所产生的极大的爆炸性（斗争性）张力，未能直接成为发展之原，而是化作人祸之源；这是因为中华迟迟未能突破西方霸权的阻碍，以分享全球性生态（参与西方经济和世界市场），所以也就不能疏解其内部的矛盾聚爆之势。　　

　　平心而论，近一百多年来，中华坠入深渊而又崛起，对此五四也是功不可没的。倘若没有五四，中华不可能很快地变成一个富有战斗性的民族，以应对西方祸患。但吾人须明白两点：

　　第一、中华所付出的代价也实在太大。非要发生十年浩劫不可吗？在这方面，五四也是“罪责难逃”。《易经》云：“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内难而能正其志。”这就是说，中华蒙难而应时求变，须保持其固有文明，而知识分子则尤应该坚守“正志”（道统）；果真如此，至少在爆炸性张力被开发之际，社会尚具有免疫功能，以防止阵痛太大而九死一生。

　　第二、中华如此起伏沉浮对于她自己来说，只是应对至大祸患，而非所谓文明进步。因为现代中国的“成功”，只是其人运用聪明才智将五四所开发出来的“爆炸性张力”，从社会内部转向外部世界，从而能够与西方一块分享全球性生态（世界市场）而已。换句话说，全人类的“爆炸性张力”，业已成为能够摧毁生物圈和其自身的定时炸弹；所以我们不能长享太平，只是苟安一时——我们所面临着的是比文化大革命严重千万倍的灭顶之灾呀！

yingqianfan

是谁挽狂澜于即倒，扶大厦于将倾？然后才有谁在这里剥极必复，否极泰来？摘果子也就算了，还要泼脏水，婶可忍叔不可忍，叽叽歪歪长篇大论并没有凝聚人心，我只是觉得谁该早生100年，去那里深刻反思为什么中华如此惨不忍睹。

大成

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智慧量级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