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方彬：政治话语，中国文化软实力提升的瓶颈

大参考

　　中国文化软实力与经济实力不相匹配，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原因何在？多重原因中很重要一点是话语系统的制约。关注中国参与的国际对话，不难发现一个很有趣，也是引人思考的现象，来自中国政府官员与世界存在很明显的话语系统的差异。习惯于讲政治的中国官员，无时无处不采用政治话语系统，这往往让人听不懂，甚至误读。

　　由于过度政治化，我们把自己置于一个尴尬的境地。原本办孔子学院是把内含核心价值观中国文化传播到世界，这恰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但由于我过长期以来文化问题政治化，比如认定西方文化进中国，属于“文化侵略”，特别是核心价值观。既然反对别人的“文化侵略”，那么我们就不敢言中国文化输出，不能光明正大地输出文化及其内含的核心价值，那么更强大文化软实力也便不存在。

　　我们该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同时思考有没有更新和调整的必要。为什么我们习惯于政治话语系统？因为中国共产党是革命党，由此造就了中国特殊的政治生态——一切着眼于政治，如此下来也便有了特殊的价值系统与话语系统，“讲政治”已经接近于无意识。

　　当然，这之外还有历史和文化的原因。中国与世界长期隔绝，包括语言隔绝。乾隆时期发生过一个影响很大的“洪仁辉事件”，英国商人洪仁辉告御状，结果被乾隆下旨“监禁三年”，帮其写状子的广东秀结局更惨——当街斩首。当时给英国商人的罪名有三点：违反禁令、不适当告状、学习汉语。此后，乾隆下旨：“禁止洋人学汉语”，“不准中国人教洋人学汉语，违者斩”。未必不是这的原因，比如1862年，清政府为培养翻译人员而筹建“同文馆”，最初甚至出现了有学馆而无学生的尴尬，因为从官到民皆认为没有必要学“夷文夷语”。

　　如此下来，中国与世界自然互不相知。所以，到了近现代，中国的知识系统、价值系统与世界存在巨大差异。再加上辛亥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我们的政治话语系统日渐系统和完善，以至于以政治文化重构民族文化，以中国的政治评价体系评价和标定世界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

　　上述分析是否意味着笔者反对“讲政治”？当然不是。在中国这个政治决定一切的国度，消除政治话语系统，且不说紊乱社会规则与价值系统，甚至导致官员不会说话。我们需要调整，但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正是因此而强调两点：一个是将政治文化、民族文化、人类文化作出区分，搞清之间的关系，实行区别对待。另一个是到世界上讲话，尽量不用国内的话语系统应对世界，或者说尽量丰富我们的话语系统，突出人文品质。

　　调整和改善是必然的，因为以下若干原因在起作用：

　　第一，冷战时期，世界存在两大价值体系和话语系统，并且两大系统中都充斥着政治语言，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终结”成为重要的意识流，我们也提出了“跳出冷战思维、零和博弈”。既然如此，如果在世界交往中大量使用政治语言，甚至经济活动也习惯于使用“桥头堡”、“歼灭战”、“冲刺”……，很难让人听懂，甚至导致误解。

　　第二，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大幅增强，中国已经具备了参与世界规则制订的能力，既然是参与世界规则制订，就不能仅仅是“我想说什么”，还是考虑世界想听什么，怎样讲才能让世界听懂。

　　第三，中国要实现民族复兴的梦想，必须提升文化软实力，以增强引领世界的能力，这就需要大力传播中华文化，这个文化不应过度政治化，而应有很强的人文品质。事实上，政治融入人文产生的力量远比赤祼祼的政治话语系统更具感染力、影响力。正如西方一个政治家所说，“宗教信仰的射程要比大炮远得多”。

　　……

　　我们必须明白一点，缺少亲和力，容易遭到排斥的话语系统，不会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因而也就无所谓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中华好浪儿

不掌握话语权讲得再好没人听到，掌握话语权放个臭屁，全世界都会知道，话语权是霸权的表现形式，公方先生这点不懂说啥尼b，

huzcome

有话语权，还有解释权，有时还能随意否定，篡改，歪曲话语，即使理论再高深也讲不出亲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