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冬：中国政府不应该有增长目标

大参考

　　在全国人大代表大会上，李克强总理宣布今年的GDP增长目标为6.5%，经济学家们照例对新的增长目标做一番点评，海内外媒体均有重点报道。

　　增长目标6.5%，是自从北京公布每年的政策目标以来最低的，不过在笔者看来可能是这几年比较现实的一个。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投资增速放缓无可避免；在目前的全球经济环境和国内生产成本之下，出口不景也会持续。叫一个中年人，像小伙子一样跑步打球有点勉为其难（坚持锻炼可以维持状态，但那是另话）。降低对自己的预期，是对自己健康负责。

　　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速度，自从2007年开始就偏离过去三十年的趋势增长率，哪怕政府再努力地刺激经济，投资增速依然在放缓。投资减速有周期性原因，有“去产能”的需要，但是最根本的还是中国的工业化发展到这个程度，基础设施经过十年的井喷式建设，投资已经难以维持在之前的超高速增长水平了。但是政府为了维持增长目标，年复一年地通过货币扩张和财政扩张，人为地推高投资，称之为曰“稳增长”。

　　为什么要“稳增长”？高官们给出的一般逻辑是，维护社会稳定十分重要，需要保持一定就业的增长，所以经济必须维持一定的增速。保增长目标始于朱镕基内阁，当时提出来的“保八”并没有在增长和就业关系上做过仔细的论证，增长目标的设定过程比较随机。之后年复一年，增长速度成为政府的政绩，近几年经济政策更被人为设定的增长目标所挟持。

　　必须看到，中国的人口结构出现了重大的改变，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压力已经大减，农民工的就业出路已呈多样化趋势。同时投资对就业市场的拉动作用不高，乘数效应越来越低。必须看到，投资是好事情，但是过度投资、不当投资对于经济的长期稳定和可持续增长可能构成负面冲击。必须看到，中国经济的整体负债水平在新兴国家中已经处于高位，近年通过居民部门增杠杆来帮助地方债务和房地产商去杠杆，在某种程度上是将经济最强的一环绑在最弱的一环上，增加了火烧连营的风险。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政府没有增长目标，也不会为达不到某个经济目标勉为其难。笔者认为，中国政府也不应该有增长目标，政策更不能被增长目标所绑架。稳增长，不如稳就业。只要就业市场不出大的乱子，人为干预应该减少，让市场有出清的机会，让经济有自我调整、自我修复的机会，通过释放小风险来降低大风险出现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