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今中国思想空前混乱探源： 5000年中华生存权被500年西方现代文明攻到最后底线（一）
张庭宾
作者按语：
在清明节再次到来的时候，由于清明2008年成为官方假日后，中国人祭祖的传统得到较普遍的恢复，家族血统（基因）传承意识重新被重视。然而，关心中华民族种族生存权者依然很少，在主流媒体上这个词组几乎从未出现。“种族生存权”绝非一个可有可无的概念。过去500年中，是西方文明种族生存权迅速扩张，从1500年欧洲白人基督教（天主教）人口约8000万人，已经扩张到现在的近20亿人，由欧洲一地扩张到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的绝大部分，包括非洲的局部精华区。在此过程中，美洲土著印第安人由8000万人被屠杀到如今仅存400万人；大洋洲土著从75万人被屠杀仅余约7万人。与此同时，中华民族的生存权也受到了极大压制，清朝人口高峰时中国人已经达到4.3亿人，占世界总人口的34%。但在1840年以后，受到“拜上帝教”的太平天国、西方多次侵略战争、军阀混战、日本侵华等一系列的杀戮，到1949年末仅为5.41亿人，占世界人口比例下降到22%。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强大中央集权，捍卫了中华民族的种族生存权，至1980年，中国总人口快速增长至9.87亿人，占世界人口的22.9%。然而，至2014年底，已经下降到了18.84%。无法回避的是，随着地球资源供给能力达到极限，机器人对人的劳动价值的大规模替代，以及转基因武器对种族定向消灭已可实现，人类弱势种族的生存权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在西方文明以船坚利炮的现代化武器轰开其它文明、种族的大门，抢占了他们的财富、土地和生存空间之后。在20世纪前半页，因西方资本主义强国间发生了两次争抢地球资源的世界大战后，西方现代文明已无法主要凭武力有效控制其它种族和文明的反抗。此后，它们越发重视货币、经济和金融的软实力控制，从而形成弱势文明和种族对西方源源不断的利益输送；它们越发重视以意识形态的巧实力进攻，特别是对“自由、民主、普世价值”广泛传播，从而使其它文明种族的人，特别是某些知识精英自觉自愿地自我否定，自觉不自觉地成为西方现代文明的舆论代言人和利益代理人，这在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越来越突出。
由于100多年来西方现代文明对中华传统文明持续不断地进攻，时至今日，中国思想界可谓空前混乱、斗争极其激烈，已呈现情绪化甚至敌对的趋势，正逐渐失去各方达成共识，实现理性共赢的可能性，特别是如果中国接下来发生了金融大危机，中国思想界很可能断绝种族文明内部和解的可能，即中华民族内部改良的道路将断绝，暴力革命将成为必然选择。其实，这已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中华民族可持续生存的重大障碍和风险。今天，在这个和解妥协的改良窗口即将关闭之前，笔者试图理顺当今中国思想界空前混乱的缘由，使之各归其位，便于大家回归理性，进而探索妥协共赢的可能。为此，则需要对各派观点追根溯源，了解其来龙去脉，才能谋定而后动。因而撰写此篇长文，试图以极其凝练的方式，对当今中国思想混乱根源做出梳理，供中国知识界参考。
目录：
“西方价值观”之辩
暮气沉沉的中华文明需要外部冲击
从“洋为中用”到冲击核心价值观
“阶级斗争理论”成为以夷制夷的利刃
“计划经济”缺乏广泛的群众觉悟基础
文化大革命：西方大众民主与封建官僚文化较量的预演
偶像坍塌+“无神论”打开物质享乐文化的潘多拉盒子
市场经济严重冲击家庭亲情关系
对外开放+超国民待遇失去产业控制权
西方未竟之功：控制金融、中央集权和党指挥枪
决战期到来：金融寡头独裁VS普京威权、中国中央集权
中国四分五裂意味着人类文明升级失败
延伸阅读：西方文明困境与中华精英使命
注释
“西方价值观”之辩
西方金融寡头所统治和动员的庞大力量，正在对中国中央集权进行最后的攻坚，而且已经接近最后的成功——因为当今中国社会的价值观正陷入空前的混乱，想捍卫政权的力量试图防御和反击都难以着手。
2015年1月30日，中国政府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发表了一篇报道，名为《教育部：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教材进课堂》（注1），文章写道：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昨天在教育部学习贯彻《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精神座谈会上表示，高校教师必须守好政治底线、法律底线、道德底线。袁贵仁指出，《意见》的贯彻落实要加强高校意识形态阵地管理，特别是加强教材建设和课堂讲坛管理。加强对西方原版教材的使用管理，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我们的课堂；决不允许各种攻击诽谤党的领导、抹黑社会主义的言论在大学课堂出现；决不允许各种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言论在大学课堂蔓延；决不允许教师在课堂上发牢骚、泄怨气，把各种不良情绪传导给学生。
此文一出，立刻掀起轩然大波。右派人士五岳散人很快撰文（《没有西方价值观我们还有什么？》（注2）开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您给我找找其中哪段不是西方价值观的体现？共产党、共产主义都是来自西方，中国人理论上拥有的各种权利也都是来自西方，自由、民主、人权都来自西方价值观，就连三个代表也是西方政党、阶级观念的延伸，有哪个是土生土长的东方概念？就连我们的国号里，“人民”是西方价值观给与东方的概念，“共和国”更是纯种西方价值观产物。您反对西方价值观，这些您反不反？”何三畏则写到：“你们为什么那么担心我们的孩子受到西方价值观的毒害？我们的孩子在祖国的学校，在你们的管理和控制下受教育，你们为什么还不放心？你们为什么主动把你们的孩子送到西方去遭受毒害？你们为什么那么恨你们的孩子？”
在退休之后更多以“公知”身份出现的任?志强也参与进来，他撰文称：马克思主义不是产自中国的。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曾经是中国革命者的榜样，也不是来自中国。抗日战争是一场世界各国不分东西而联合起来反对法西斯战争中的一部分。改革开放后的许许多多的法律法规，都得益于从世界各国或西方学习而来的。“如果我们的价值观有超越西方价值观的优越性，如果中国希望世界能接纳中国的价值观，那么为什么不能公开的让两种价值观在同一个平台上竞争，又何需惧怕西方的价值观？如果没有选择的权利，又如何让被西方价值观＂污染＂了的世界人民与坚持东方价值观的人民团结起来呢？”
显然，作为教育部长的袁仁贵想强调的是“决不允许各种攻击诽谤党的领导、抹黑社会主义的言论在大学课堂出现；决不允许各种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言论在大学课堂蔓延”，但是，由于其错误使用了一个外延过大的“西方价值观”，形成了无可挽回的硬伤，从而使局面更加混乱。虽然此后袁仁贵本人也再发文章（注3）修正称：抵制错误的西方价值观并非全盘否定；《环球时报》社评也为之圆场《说的是西方政治价值观，别扯偏了》（注4》；《中国青年报》也发表了曹林的文章《限定“西方价值观”避免不必要纷争》也来说合（注5）。
然而面对右派的反击，左派的笔杆子继续犯基本的概念错误。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卫良撰文称：“西方价值观中有与人类文明进步潮流相符合的因素，值得吸收借鉴，但它归根到底是由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的，核心在于实现资产阶级利益最大化。在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时代，西方价值观在我国高校出现，并不奇怪。”
这显然也是概念和逻辑混乱错误的，西方价值观是一个非常丰富和复杂的内涵，是西方自古希腊以来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各方面思想和经验的总和。仅从政治领域里来讲，也要分古代和现代；威权、君主立宪、元老院代议制、民主选举制度等等。即便从文艺复兴以后，仅从意识形态角度，也出现了按照社会结构分类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乌托邦等；按照认识论分的：实用主义、经验主义、虚无主义、理想（空想）主义、达尔文主义等很多种；按照阶级基础分也包括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技术精英主义等等。其核心绝不都在于实现资产阶级利益最大化的。所以左派的立论的基础本来就是错误的，至少是以偏概全的。
在右派眼中，为“西方价值观”、“普世价值”注解的是一系列美好的词：“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博爱、选举”等等，这也是一厢情愿自我美化的立论基础。自由是人类社会各种族的人都追求的；对于人权的追求是推动各国家社会进步的共同力量；而在孔子的论述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对平等的最好诠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不是博爱是什么？民主与选举在西方得以发扬光大，但也并非它的特权。况且个人主义的自由和博爱天下大众两者本身有着很大的冲突性。
作为西方研究人类文明的权威，塞缪尔·亨廷顿在他的名著《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注6）中论证了不存在所谓的“普世文明”。因为它的三个假设前提都不成立：1、苏联共产主义的垮台意味着历史的终结和自由民主制在全世界的普遍胜利。但是，最早做出这个判断的弗朗西斯·福山都推翻了自己的预言；2、民族之间的相互作用——包括贸易、投资、旅游、媒体和电子通讯的增长会产生一个共同的世界文化。然而，1913年，国际贸易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但其后几年，国家与国家之间，甚至西方国家之间的相互厮杀（第一次世界大战）却规模空前；3、把它看成是自18世纪以来持续进行的广泛的现代化进程的结果。即现代社会一定接近于某种单一的类型——西方类型，西方文明即现代文明，现代文明即西方文明。但“这是完全虚假的统一”。因为西方文明最晚出现在8世纪到9世纪，直到17-18世纪才开始现代化。即西方早在现代化之前就已经是西方，使西方区别于其他文明的主要特征产生于西方现代化之前，这些特征包括希腊哲学等思想、语言、宗教、代议机构、个人主义等等。你怎么可能指望其它种族和国家一步到位地成为“普世文明”的一员呢？
亨廷顿这本书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站在人类的立场上，而不是西方白人的立场，这使得他足够冷静客观地指出：“普世文明的概念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19世纪，“白人的责任”的思想有助于西方扩大对非西方的政治经济统治做出辩护。20世纪末，普世文明的概念有助于为西方对其他社会的文化统治和那些社会模仿西方的实践和体制的需要做辩护。普世主义主要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一言以蔽之，“普世文明”是西方扩大其统治范围，击垮其竞争对手，赢得在全球更大份额利益——这意味着剥夺其它种族文明的生存空间和利益——的竞争工具。
在左派丑化“西方价值观”和右派美化“普世价值”的尖锐冲突中，概念和逻辑的错误还只是表象的问题。中国政治中最大的危机是，在当今中国社会的超级熔炉中，在古今中外各种价值观空前激烈的冲撞中，在左和右各执一端相互攻讦，“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上讨论问题，很少有人真正有兴趣执着地讨论真实问题，解决现实问题。这本身反映了西方文明对中华文明全面而深入的冲击。
如果想要真正解决错综复杂的现实问题，一个对当今中国上到执政者下到普通百姓都不能再逃避的一个核心真问题是：我是谁？当今中国是什么，与西方到底是什么关系？中国执政党和政府要成为什么？中国应该如何找到与西方（特别是与美国）更合理、更适应于当今和未来人类共同挑战的竞争与合作关系？
这需要逆溯时光，先弄清现今的中国到底是“谁”？
暮气沉沉的中华文明需要外部冲击
自1840年以来，近现代西方文明对中华文明的冲击是空前的。在此之前，中华文明虽然曾被异族在疆域领土上多次冲击，甚至异族成为统治者，但是，由于这些异族在文明上均较为落后野蛮，其文化并没有对中华文明造成重大冲击，反而被中华文明所同化，成为中华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与最近100多年来的西方文明的冲击不同。
中国文明的源头是黄帝和炎帝联盟众多远古部落，战胜了蚩尤而开启，由周武王姬发和姜尚创建西周（公元前1046年）而进入了“少年期”,但这个少年一开始就过于老成，政治上实行了诸侯封建制，经济上实行井田奴隶制，文化上以金文为基础，形成了一套周礼制度——规范公、侯、伯、子、男等五级诸侯对周王不可僭越的臣属规范——这也成了日后统治中国数千年的儒家文化的最早源头。
随着诸侯势力的发展，周王权的衰落，一个“黄钟毁弃，瓦缶雷鸣”的春秋战国时代降临了，这是中华文明进入依靠勇力、智谋和变革而进行天下大争的时代。这也是中华最群星璀璨的时刻：以商鞅、韩非子代表的法治人性恶的法家、以孔子、孟子代表引导人性善的儒家、墨子代表的追求天下正义的墨家，鬼谷子、张仪、苏秦所代表合纵连横战国利益的纵横家、孙武、孙膑所代表的攻城掠地的兵家、吕不韦的实用主义的杂家等等；其它与政治关联不太紧密的还有如老子、庄子、列子代表的个人主义天人合一的道家、邹衍代表的研究阴阳五行运行的阴阳家、惠施和公孙龙所代表的进行名实之辩的名家。其它如白圭、猗顿、乌氏、寡妇清所代表的商家，和鲁班所代表的工匠水平都达到了高峰。
秦始皇统一中国标志着中华文明进入了青年期。秦始皇在中央创建皇帝制度，实行三公九卿，管理国家大事，开创了中央集权的传统；地方上废除分封制，代以郡县制；同时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形成了中华文明的软纽带。对外北击匈奴，修筑万里长城，南征百越，修筑灵渠，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本地理格局；他与李斯、王翦等一代名臣重将，在老秦人的砥砺相助下，奠定中国两千余年政治制度基本格局。
战国到秦统一是中华文明的青春迸发的黄金岁月，中华文明由此打下了基本框架。汉朝虽然是中华文明疆域最广阔，对外族荣誉感最强的一个朝代，华夏人由此称为“汉族”。但是它在文明发展上乏善可陈，反而汉武帝和董仲舒主演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家“人治”代替了秦国商鞅以来的“法治”，其“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的思想（注7），发展到宋代朱熹理学，遂演变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绝对人身依附关系，不断扼杀了中国人独立意志和自由精神，使得中华民族的创造力开始走下坡路。儒家从此也日渐走向自私腐朽的结党营私之路。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启了一种君王与儒家相互利用相互博弈的关系。君王原本希望儒家士子能够强化皇权，规范臣民行为，削弱底层反抗，为此给与儒家士子以政治特权。孔子的“君子、小人”理论出发点是好的，是为了引导更多的人成为君子，但是他为君子设立的人性标准太高，即便他的亲传弟子中也只有颜回等寥寥堪称表率，而小人则被鄙视无法登堂入室。故此君子很难做到，小人失去一切，于是儒家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伪君子”，他们做官入仕后则蜕变为虚伪官僚，反而形成了强大的儒家官僚利益集团，往往对上架空皇权，对底层肆意盘剥，官逼民反，成为旧王朝的真正掘墓人。
自汉以后，中华文明的进步值得一书的有两件事，一是从东汉以来佛教从天竺的传入，到唐代达到高峰，换言之，大乘佛教在中国盛唐时期形成完整体系。对于君王和普通百姓而言，佛教弥补了本土道家的个人主义修行的神秘感和隔膜感，可以入世修行令君王很喜欢，而且佛教提供了生前证果(阿罗汉、辟支佛、菩萨等果位)、死后上天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多条解脱之路。而其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和修行法门更令那些中华智商最高的精英臣服，从而使中国古代顶级人才在后来一千多年中把智慧用在如何参透佛法，征服内心，进而成佛上，而不是像西方精英把精力和智慧用到征服外部世界上去。第二件是明代王明阳利用道家的自我中心和大乘佛学的入世精神，对朱熹理学进行了反击——“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心即理也”（注8），从而为儒家中的独立意志者留下一线生机，从毛泽东青年时的雄文《心之力》可以看到这种传承。
自中华文明盛年期——盛唐以后，中华文明就进入了老年期，可谓暮气沉沉，日渐腐朽。社会的主要矛盾演变为君王和儒家官僚体系既合作又斗争，合作是君王和儒家官僚共同鱼肉百姓，共享大好河山，如乾隆与和珅也。斗争是君王为了家族江山永固，君强时则猛治贪腐官吏，如朱元璋和雍正也；强君一去，则儒家官僚集团就架空君主，成为实际的统治者。
君王与儒家官僚矛盾尖锐的时候一般是政权即将垮塌之时，家族王朝一旦被推翻，皇族多被屠戮殆尽。而儒家官僚却不在乎，因为它们可以摇身一变，成为新朝的新贵。因而，无论是明朝还是清朝覆亡，号称忠君爱国的儒家官僚几乎没有一人殉节的，由此可见，儒家的堕落腐化已经到了极致。
有舆论称宋亡之后无华夏，这种论调是绝对错误的，因为蒙元、满清虽然分别覆灭了宋朝和明朝，那只是赵家和朱家政权的覆亡，中华文明并未覆亡，而且由于蒙元和满清的文明较为原始落后，入主中原后，反而逐渐被中华文明所包容同化，最后成为中华民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换一个角度看，正是因为蒙元和满清青春彪悍的新血液的注入，才使得中华文明能够继续发展，而不至于窒息而亡。
如此直到1840年，中华文明才遇到真正强大的对手——先以英法，后以日美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文明。
从“洋为中用”到冲击核心价值观
二次鸦片战争的惨败把大清国“中央之国”的虚荣彻底打碎，加上镇压太平天国后国力大耗，恭亲王奕訢和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深感“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危机，开始反思改革以应对西方文明的挑战，推动洋务运动。
清朝统治精英一开始对失败的反思是浅薄的，他们认为战争失利主要是因为武器的落后，因此洋务运动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原则，以魏源《海国图志》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为指导，兴“西学”、提倡“洋务”、办军工厂，生产新式武器、建立新式军队，达到“自强”目的。为了解决军用工业的原料、资金、运输问题，进而大力兴办民用工、矿业和运输业，达到求富，抵制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扩张的目的。直到购买先进战舰，组建了北洋水师等四支铁甲舰队。
然而，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意味着洋务运动的失败，这也是中华文明对西方文明第一轮反击的失败。接下来的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更使清王朝丧失了最后的合法性，最终崩溃。
清朝的溃败本质上是晚清时代的中华文明在西方文明竞争下的溃败，是中华文明的体系性失败。中华文明演绎到晚清，已经成为一种黑暗腐朽的“伪君子”文明，公开谈论私利是很可耻的事，在“君明臣忠、妻贤子孝”的表面和睦礼仪秩序下，是深入骨髓的人身依附关系：个人依附宗族，宗族依附乡党，乡党依附朝党，朝廷的不同党派时而团结与君王斗，时而相互之间明争暗斗，最后取得胜利的往往都是表里不一、心机颇深的智慧大伪。除非修道出家，中国人基本上跳不出这个黑箱，而在这个黑箱中各方摸黑互斗，相互猜忌试探，造成了巨大的内耗，个人主义、创造力和悍勇精神几乎被扼杀殆尽。
西方现代主流文明刚好与晚清的中华文明相反，它可谓是一种“真小人”的文明：以个人主义为核心——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理直气壮光明正大地谋求个人利益，明确私有产权，以资本为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鼓励通过个人创造和对外竞争获得财富和权力。为避免内耗，他们在内部建立透明的游戏规则，通过民选和投票达成共同利益，通过对外侵略和掠夺来释放内部创造力，获得更多的利益来进行内部分享。那些具有冒险精神，善于创造，勇于对外掠夺者被看成英雄。故此这种文明最具有侵略进攻性。
显然，“伪君子”文明的主要力量都内耗掉了，根本斗不过一致对外“真小人”文明的。另一方面，缺乏独立人格习惯依附强者的人，当他们发现西洋国家很强大时，就有越来越多的人依附洋人，成为买办，从剥夺本族的利益中分羹。
封建统治精英自我变革的洋务运动曾带来一时的希望，1894年孙中山曾上书李鸿章，然被拒见，而后发起兴中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为宗旨，成为国民党的源头，走上了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但是，国民党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天生有着软弱性，它依赖的社会基础是民族资本家，但民族资本家在官僚资本和外资买办的夹缝中生存，先天孱弱不足；他们与地主宗族也往往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着既得利益，很难抛家弃口铁血革命。因而国民党对西方国家华侨资本多有依赖，甚至得到日本人的很多资助。因此，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缺乏强有力的社会基础，有着较大的投机性。
1911年，由武昌起义偶然引发的辛亥革命，与其说是国民革命的胜利，不如说是满清王朝在内忧外患下实在撑不下去了，墙倒各种势力顺势而推。由于辛亥革命不是由国民党真正实力获得的成果，因而其成果很快被北洋军阀的袁世凯夺得。袁世凯愚蠢地称帝暴亡，在此前后模仿西方的总统制和国会也成为闹剧，最终还是靠枪杆子的实力说话，中国很快陷入分崩离析、四分五裂、军阀混战的悲惨境地，各地军阀纷纷依附不同的西方强国。
在主流精英丧失了反帝反封建的变革图强的意志和号召力后，新青年知识分子开始了新启蒙运动，他们宣扬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追求个人解放和自由。把斗争矛头直指封建专制的理论支柱儒家思想；宣扬科学，反对封建迷信和愚昧。其对西方文明的向往多于对西方侵略的反抗。然而，1919年初巴黎和会上，英法日等竟然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给日本，而北洋政府竟然准备签字，这不仅破灭了爱国学生对西方国家的幻想，也激起了对北洋政府的愤怒，引发了五四学生运动，其后上海工人开始大罢工响应学生，前后总数约有六、七万人。
上海工人大罢工是一个重要里程碑。在此之前，中国人在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斗争，一直缺乏脊梁。维新派官员大多希望通过改革扩权，并乘机多捞些个人好处；民族资本家们一方面希望能够控制新政权获益，但又担心被外资剥夺既得利益；学生们更多的是热血和冲动，他们大多连独立生存都做不到，更遑论与强大的军阀以及更强大的西方帝国斗争；一些进步教师也大多手无缚鸡之力，对于这场东西方文明百年决战的残酷血腥性缺乏认识和准备，大多还幻想改良主义。
上海工人大罢工使得中国反封建反帝的斗争有了中坚力量。因为工人受到资本家、军阀势力和帝国主义买办的三重压迫，已经被挤压到生存的最低限，夏衍的《包身工》是真实写照，他们已经成为一无所有的无产者，且工业化生产训练了他们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能够掌握运用各种先进工具。即他们能够失去的只有枷锁，将要得到的是整个世界，因此他们有着彻底的革命性。
然而，威慑和镇压他们反抗的不仅仅是强者的暴力，更有着中华传统文化的隐形束缚——几千年儒家“克己复礼”、“温良恭俭让”，佛家的“不杀生”、“因果循环，报应不爽”等文化如同蚕丝一样无形地捆绑着反抗者的手脚。
这时候，中华文明奋起反帝反封建，特别需要一把巨剑，能够斩断这一切束缚，以铁血悍勇迎击西方对中华的进一步并吞。
“阶级斗争理论”成为以夷制夷的利刃?
在洋务运动、国民共和先后失败，学生运动虎头蛇尾之后，以救亡中华为己任的社会精英再一次看到了希望——俄国的十月革命。在帝国主义阵营较弱的一国俄罗斯，工人阶级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通过暴力革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这是一次对资本帝国主义的成功逆袭，不禁令救亡精英们神往。
马克思主义本身是西方阶级分裂和对抗的产物，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是相伴而生的，在资本血腥的原始积累阶段，资本主义精英不仅对外肆意侵略，对工人也残酷剥削压榨，他们的压力越大，工人的反抗力越强。工人的优势在于人数远远多于资本家，但是弱点也是人数太多而不容易团结，缺乏理论指导和共同纲领，也缺乏有效组织。而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它以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奠定了哲学基础；以《资本论》论证了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是资本家利润的来源，占领道义的高地；以阶级斗争理论论证了暴力革命的合法性和不可妥协性；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满足了社会精英的大同理想。通过创建共产党，组织共产国际，从而使追求公平正义的社会精英和工人阶级结合团结起来，对资本主义统治形成了一次次的冲击，竟而在俄国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
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华救亡运动的一把利刃，特别是唯物主义的“人死如灯灭”的灵魂观，冲破了“因果循环，报应不爽”的传统文化束缚，无视来生，不怕报应，对于无产者来说，此生已一无所有，能够失去的只有枷锁，得到的可能是整个世界。这使革命者一无所惧，勇猛无匹；而阶级斗争理论更是为暴力革命冲开一切枷锁，从而使社会精英能与工人和农民阶级团结起来，形成一种巨大的革命力量。
孙中山先生正是看到这股巨大的力量，提出了“联苏、联共、扶助工农”，希望给未老先衰的国民革命注入新的活力，也正因为这股巨大新生活力的注入，北伐军势如破竹。但是，农民走上政治舞台，势必威胁了封建地主的利益；1927年，上海工人成功大起义，组建了临时政府，更是触动了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在华的根本利益。蒋介石代表国民党右派与江浙资本家、上海黑社会帮派和帝国主义四方会盟，发动了惨无人道的“四一二大屠杀”，上海血流成河，使中华新生不久的工人阶级元气大伤。
其时，作为新生工农运动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内部正在激烈争论——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改良主义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暴力革命正相持不下，蒋介石的残酷镇压给出了阶级斗争最残酷最现实的答案。从此以阶级斗争理论为指导，通过建立工农武装，以暴力革命反帝反封建反资本主义，成为中华救亡运动的一支生力军。此后，共产党经过内部的城市革命还是农村包围城市、是接受共产国际指导还是组建中共自己领导核心的两轮博弈，在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经过万里长征，中国共产党武装磨练成为一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惊天地泣鬼魂的伟大军队。
此后的历史人们都很熟悉了，到达陕北之后，中共成为领导中华救亡运动的新主流，它巧妙地借助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美国与日本的矛盾、蒋介石与军阀的矛盾，不断借力打力发展壮大，通过土地革命与越来越多的农民建立生死同盟。不仅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竟然仅用了4年时间就势如破竹地推翻了蒋介石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政权。
最令世界惊愕的是，曾经在抗日战场连战连败一直败到1945年的中华主力军队，竟然在朝鲜战场上用非常落后的武器击败了以美军为主力的联合国军，一血当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耻辱。一样的中国人，截然不同的战斗力，其背后的不同是：一个是共产党，手握的是西方阶级斗争的精神武器；一个是国民党，他们的精神武器还是儒家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注9），只是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虚伪。
因此阶级斗争理论在中华救亡运动中发挥的巨大作用，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它也成为中国新主流价值观中的第一种西方思想。即中国在领土政权上驱逐了西方帝国主义，西方思想首次攻入中华文明的主流价值观中。
| 
发表于 2016-4-6 08:33:44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