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义杰：“女硕士被秒拒”不能只怨用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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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一场毕业生招聘会，有一企业招聘人员迅速退回了一毕业两年内可能结婚的女硕士简历，称会要那些暂不考虑个人问题的毕业生。而女硕士也称冤枉，“就算我能28岁结婚顺利怀孕，也要29岁生孩子了，二孩都要30岁以后了”。（11月22日《现代快报》）

　　调查显示，有79%的受访者认为，生育二孩的妈妈年龄偏大，身体恢复所需要的时间也要更长，因而需要更长的产假。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问卷网对2966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71.4%的受访者认为生二孩会对职业女性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而此二孩全面放开之际，我国的很多企业不愿意招女员工，出现“女硕士”被秒拒也就很正常。

　　企业的根本就是利润，而我国很多企业利润很低，用人成本也就成为了很大的考量因素。现实是，如今二孩政策上是放开了，但其配套措施仍然没有做好。尤其是，在当下，我国的生育成本很可能都转嫁给企业。据中国劳动保障科学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燕斌介绍，世界177个国家社保费率在40%以下的约占93%，超过40%的主要是西北欧发达福利国家以及部分经济转型国家，而我国的社保费率超过40%，相对偏高。如此高的社保费率，再加上生育二孩带来的时间成本以及生育成本，企业自然不堪其重。

　　正如专家指出的那样，要想保障我国妇女的生育权和就业权，那么，国家自然应该给予更大的支撑。比如，台湾地区《育婴津贴办法》中规定男性女性可各自领取最长六个月的津贴，从而鼓励男性分摊育儿的责任，同时可以排除女性的就业障碍，以减少职场普遍出现的怀孕歧视，缓解职业女性工作家庭双重负担的困境。瑞典规定如果男性不休育儿假，其假期不可以转给配偶，甚至考虑给休满育儿假的男性给予额外的津贴奖励，以鼓励男性承担养育子女的责任。并且，产假和育儿假中的工资（或津贴）不应由企业负担，而应从生育保险基金中支付。政府负担生育津贴不仅降低了企业负担，也减轻了家庭的经济压力。

　　截至2010年，中国的女性就业率为74%，中国女性就业率远远高于世界53%的平均水平，但歧视状况仍未明显改善。与之相对的是日本《男女共同参画白皮书》概要显示，2014年，日本女性就业率为63.6％，在10年间增长了6.2个百分点，创下自1968年有调查数据以来新高。一方面是我国女性就业受歧视，另一方面是，日本妇女全职在家的局面在改善。原因就在于，政府对落实妇女生育权和就业权的兜底。

　　综上来说，实现男女就业的平等。一者，国家需要建立全国统一的生育保障体系，提高国家在生育险方面的投入，保障用人单位在招用女性上的利益平衡。二者，政府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通过减少税收、资金倾斜等手段激励企业雇用女性。简单说来，国家是否能够减轻企业在生育方面的负担，决定了女性未来发展的权利和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