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连狼：诚信成为仕途的“保证书”，制度不可或缺

大参考

　　广州市发改委近日发布了《广州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的征求意见稿。针对目前存在的信用问题，《规划》表示，到2015年，将实现信用信息市级集中，个人信用档案覆盖率达60%；到2020年，个人信用档案覆盖率达90%。此外，将通过政府网站、新闻媒体等途径向社会发布失信者“黑名单”。根据《规划》，公务员信用档案将影响提拔。

　　诚信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上最为瑰丽和灿烂的文化遗产。“抱诚守真、胸怀坦荡”更是国人亘古不变的道德信仰。然而，伴随着社会转型期各种新思潮、新形势、新问题的不断冲击，目前信用缺失反而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凸出问题。黑心商、老赖、“假摔者”、商业欺诈等一系列失信行为轮番上阵，严重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和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此次，广州发布《规划》，就是为了擦亮诚信这个“第二身份证”。

　　对于公务员晋升引入“信用考核”机制，其必要性不容置疑。公务员是行使国家行政权力、执行国家公务的示范群体，信用是其最基本的要求，他们的道德操守，将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利益，至关重要。可见，广州强化对公务员晋升的信用管理和考核，释放出了打造诚信公务员队伍的善意，也是从入口环节提出要求，纯洁和优化公务员队伍。

　　然而，公务员晋升引入“信用考核”机制，人们对这一“亮点”充满期待，同时也对其操作的公正性表示忧虑。一般而言，考察公务员，大多是对公务员的人事档案、履历及现实表现进行审核，无非是更加看重公务员的身份、政治面貌、诚信表现，以及奖惩情况等。而公务员晋升“信用考核”，抛开公务员的人事档案，注重于个人的信用档案；那么，信用档案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将对公务员晋升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诚信状况不良，就不该评先奖励、提拔任用，情节严重者还得降级、革职乃至逐出公务员队伍，这一点原本就不该成为问题，建设社会信用体系，专门就此做出明确不啻是具有突破意义的进步。然而，在个别官员违规违纪都得不到处理，甚至还可能被带病提拔的现实生态面前，如何让信用状况成为影响公务员考评、奖惩及仕途的“硬杠杠”，显然还须要相应的制度呼应，否则极可能只是说说而已。

　　倘若没有信用考察制度，公务员、官员出现什么样的信用不良状况，会对招录、评先、提拔等造成何种程度的影响，不能从制度层面做出具体、可操作的规定，并且向社会公示，就很难做到让公职人员保持对信用规则的应有敬畏，相关部门在实际执行中也缺少可资参照执行的依据，难免出现随意性或者不作为，也不利于在公众舆论监督下付诸实施。

　　公务员招录、官员考察、提拔任用以及评优评先制度同样须要进一步完善，不但要把信用状况纳入进去，而且要增加公众意见的权重，同时更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透明、公开，尽可能不给有诚信瑕疵的公职人员有蒙混过关的可乘之机，并堵住违规暗箱操作、徇私舞弊，给失信者开后门的路径。

　　更重要的是，行政体制、公务员管理制度的改革须进一步加大力度，切实让能进能出、能上能下，严明纪律、刚性追责成为常态，信用制度就能产生实质性的约束力和震慑力。当出现严重违规违纪，甚至构成犯罪，仍然能够留在公务员队伍，职务、待遇、仕途并不受到丝毫影响，此地免职异地复职、高调问责低调复出等现象常见，如何奢谈信用影响仕途、利益？又如何能够发挥政务信用、官场信用对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示范、带动、引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