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连狼：“钓鱼执法”屡禁不止，都是创收体制在作祟

大参考

　　湖南蓝山县交通局的视频显示，7月12日下午，60岁的陈作雄从大门进去三次，最后一次再没出来。两天后，清洁工发现其尸体，警方勘验系自杀。蓝山县16名目击者签字作证，7月12日上午，陈作雄骑两轮摩托车在东门桥头，遭便装执法人员“钓鱼执法”，车被扣押。当天下午，陈作雄写了两份“申冤书”，一份留在家中，另一份带在身上，然后走进了交通局运管所。

　　尽管蓝山县联合调查小组22日的书面回复否认了“钓鱼执法”，但依然无法说服“16名目击者签字作证”、其他摩的也曾被“钓鱼”等事实细节。联合调查组表示，“这说明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应对执法对象的激动情绪予以重视，并做好耐心细致的疏导工作。”这样的官方表态，在人命关天的悲剧面前，未必能释疑解惑，总显得过于轻飘而轻佻。

　　利用摩托车载客营利确属非法营运行为，执法机关可以依法对违法人员实施处罚。但也需看到的是，利用摩托车载客营利人员大多生活困难，都是为了谋生迫不得已从事违法营运活动。执法机关对其应以教育、驱除方式为主，即便是处罚，也应从人性化角度出发加以处理，而不宜简单采取扣押其营运工具，使其生活陷入困顿的执法方式。就拿在湖南蓝山县运管所上吊自杀的陈作雄来说，其与老伴依靠2.5亩地和每月200多元的低保为生，不得已闲暇时到街上拉客。而蓝山县运管所执法人员动辄扣押其营运工具，使其经济上无法承受，显然是导致其自杀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执法程序来看，当地执法部门“钓鱼执法”的嫌疑也很大。2012年1月1日起实施的《行政强制法》规定，行政机关决定实施查封、扣押的，应当履行相关程序，其中一条程序便是“实施前须向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经批准”，但从报道来看，当地运管所和交警大队负责人均称“不知道当天谁执法”，那么，在扣押陈作雄的摩托车之前，是否报告过行政机关负责人并经批准，就值得怀疑。

　　鉴于当地官方调查结论与目击者的说法以及“申冤书”的说法完全相反，而且执法程序可疑，笔者以为，首先应公开相关视频。据悉，事发地十字路口正好有摄像头，如果这段视频保存完好，相信其不会“说谎”。其次应由上级有关部门重新深入调查。由于当地官方调查结论难以服众，再加上地方官方有可能故意遮掩丑闻，所以应由上级部门重新组织调查，同时不妨邀请社会人士参与调查。

　　为什么“钓鱼执法”屡禁不止呢？原因很多，有执法部门和人员的素质问题，比如特权思想和态度粗暴；有法律不健全的问题，现行法中缺乏对行政执法中非法取证的排除性规定；也有执法部门执法手段简单粗暴，以罚代管的问题。然而，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我国曾在一段时间内广泛存在、现在依然余波未绝的“创收”机制。

　　按照现代政府理论，政府以从纳税人处汲取的财政经费而存在，并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产品。政府通过一套严密的制度设计，既避免滥征税费，又杜绝权力寻租，同时还保障政府正常运行。这样的制度设计，前提是财政经费充裕。而严格的经费管理制度本身也会增加政府运行成本，使得政府比较昂贵。

　　然而改革开放初期，由于经济发展落后，政府无法保障财政经费的充裕。结果导致大批公务员下海的同时，我们也曾一度默许、承认甚至鼓励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千方百计“创收”。近年来，由于财政收入增长，政府“创收”行为已不被允许，甚至成为非法，但历史遗留影响至今。如一些地方政府及事业单位的“小金库”屡禁不止，难以彻底取缔。更严重的危害在于，“创收”成为一种观念，它大大助长甚至膨胀了政府部门本就天然存在的自利行为，轻则导致部门利益严重，重则导致部分地方政府、部门和执法人员利用手中的权力寻租，或者以执法权渔利。

　　在《行政处罚法》规定罚款必须缴纳国库之后，情况本应有所改善，但实践中有些地方财政仍通过罚款返还方式，将罚款的约40%-50%返给行政执法机构。工商、税务、计生、城管、运政、路政、交管等各执法部门，在全国不同地方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类似情况。然而，“创收”机制好比潘多拉的盒子，其本意虽是为弥补财政经费不足，但一旦魔盒打开，部分执法机构的逐利冲动难以约束，罚款显然不会止步于弥补财政经费不足。

　　可以说，“钓鱼执法”本身既损害党和政府的声誉，又破坏民众对政府的信任。这一行为使我们所支付的政德与公德成本之高，远远超过这一小撮执法人员牟利所得。在今天财政经费已比较宽裕的情况下，是时候从根本上废除“创收体制”了。这也是维护党与政府执政伦理、声誉及公信力的重要前提。

沙漠之泉

现在交警在有些路段设置流动测速仪，一不在测速仪前方醒目位置告知司机。二限速有点离奇，在省道限速60公里，在县道限速30公里。不知合不合法，请专家指点。

king

狗官们和资本家这是要逼老百姓上井冈山啊。

草根信念

我还遇到过在弯道限速20公里的，不可思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