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彪：自由与道统不沾边

大参考

自由与道统不沾边

——与资中筠先生等商榷

郑彪

　　
　　读书，原是国人的优秀传统，现在被许多人丢得差不多了。改开以来，流行一切向钱看，生活改善，穷人减少，更有一种穷人，叫做“穷得只剩下钱了”。与之相联系，不读书的风气尤其见长，即使在大学里，教授们似乎也更喜应酬，不喜读书，不求甚解，迷信所谓“功夫在诗外”。其实读书，喜读书，善读书，有条件读书，特别是有时间读书，古往今来都是一种难得的福气，所谓清福是也。笔者有幸，多年得享清福，也就不免一种古来读书人的雅好，就是买书。近年来书价暴涨，雅好不得不有所节制，但有两种书还是得买：一种是喜欢的书，另一种是有用的书，即使不喜欢，但是有用，也就有兴趣，也还得“忍痛”买下。
　　
　　日前买了一本马立诚著的《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属于后一种。回来展卷，其中第五章自由主义的标题赫然在目，叫做“自由是个新道统”，语出资中筠先生。将道统与自由相联系，且能作出“自由是个新道统”的惊人之语，必有新思想，至少也必有新意，且先生属于我一向敬重的老一辈学者，自然先睹为快。然而读罢，不免失望，失望之余，还想于先生商榷一二。
　　
　　马书在“资中筠：自由是个新道统”的题目下，先是引述秋风在2011年8月号发表的《中国自由主义二十年的颓势》（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一文的主旨，对其颓势的严峻现实被迫认同，同时承认，特别是2008年金融海啸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导致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主张遭受重创，国际左翼力量上升，也波及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自由主义的影响力”，认同“近年来中国左的力量上升”，但是又认为，“90年代以来，自由主义（在中国）在广泛传播的基础上，在一定程度上深入人心，因而具有坚韧的力量。自由主义在传播过程中遭遇波峰和低谷，也是正常的。”作者接着说：
　　
　　“自自由主义再次遭遇困难之际，80岁的资深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前所长资中筠在《炎黄春秋》2010年9月号发表文章《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和失落》。她在这篇重要文章中呼吁中国知识分子放弃“颂圣文化”，继承古典责任，发扬‘士’的担当精神，以天下为己任，重名节，讲骨气，捍卫道统。”中筠先生的这段话瑕瑜互见，并不全错。而且说当代知识分子需要“继承古典责任，发扬‘士’的担当精神，以天下为己任，重名节，讲骨气，捍卫道统”，这个观点完全正确，笔者不仅赞同，而且在拙著《中国软实力：决定中国命运的两种思路》第八章“我们是谁”的第二节中，用现代语言和大量篇幅阐述了中国传统文化儒学关于仁义的价值观、大人生即修齐治平的人生观和士人最重的道德、人格风骨，受到读者广泛的欢迎和热烈的评论，美籍华人田丰先生乃不远万里，为此专程来杭，与笔者切磋交流。资先生这段话的问题在于如何定义“颂圣文化”，关于如何评论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九十年，虽然笔者主张主流是好的，必须肯定——因为没有共产党，不但没有新中国，而且20世纪下半叶面对美苏两霸，中华民族是否能够作为一个基本统一的地缘政治主体存在，都是问题；而且否定了中共九十一年，等于说中国20世纪的历史一片漆黑，中国人简直一无可取，一无是处——但是这个问题目前与自由主义者争议太大，所以是否可以“颂圣”，姑且不论，但是，如果因此不颂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之（总体上）可歌可泣的光荣历史，转而对美国和西方所谓“普世价值”做另一种“颂圣”，岂不是如同被西方文化征服，岂不荒唐？而且，先生以弘扬中国古人士的担当、名节和骨气的名义，来“颂”西方的“普世文化”，还要号召知识分子以此“为己任”，先生不免糊涂。
　　
　　在引述了资中筠先生的观点之后，接下来，马文加以发挥，说：“何为道统？‘道’即法则，‘统’指法则传承的脉络。前者是逻辑，后者是历史。‘道统’这个词是南宋朱熹提出的，但这个概念的内涵由唐代韩愈首创，指的是从尧舜传到孔孟的圣人之道。在历史上，不少知识分子不仅挺身而出卫道。至于‘士’的名节骨气，更是代代传颂。”这里说道统这个词由宋儒朱熹首用（不是“提出”，道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客观存在，不过是被后人揭示出来），其内涵由唐代辟佛（现代语叫反对西化）大师韩愈定义，“指的是从尧舜传到孔孟的圣人之道”，这些说法大体上不错，问题是韩愈在反西化（辟佛）的雄文《原道》中对道统的定义，这里马文不仅加以回避了，且以一种不能揭示道统内涵的一句自己的“理解”加以替代，应不是疏忽。对仁义道德，韩愈分别给以定义，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故韩愈阐述孔孟的儒学说，“故道有君子小人”。中国几千年以德立国，以王道处世，是君子之道；近代西方靠暴力崛起，靠强权霸道维持，打了几次世界大战不说，又搞出金融海啸，祸乱全球，又制造出来一套“普世”理论蒙人，据说还有软实力，其实是小人之道，是盗亦有道；至于近代以来君子打不过小人，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说不清，也打不过，中国就沦为半殖民地，这正是野蛮政治的常态，也是西方的小人之道引领世界的表现和后果。现在新自由主义遭到惨败，一些人不能“足乎己”而日益“待于外”，按韩愈的说法，是为失德。
　　
　　接下来，马文从韩愈一下子跳到现代，笔锋一掉，说：
　　
　　“世易时移，质文代变，韩愈有韩愈的道统，今天有今天的道统。谭嗣同、秋瑾的牺牲，已经不是为了维护原来儒家的道统，而是为了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那么，今天的道统何在？资中筠说：‘理直气壮地弘扬普世价值：人权、法制、自由、平等、宪政、民主，这可以说是今天的道统，这是自救与救国的需要，无关西化和外部压力。”古往今来，物换星不移，道统真的变了吗？其实没变。百年前学贯中西而又洞穿西方文化肺腑的辜鸿铭先生说得好：“天下之道，只有两端：王道和王八蛋之道，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如果说变，就是近代以来，王道被王八蛋之道推翻，世界变局，中国道统被践踏。而中国古代的道统被历代仁人志士，20世纪的孙中山，特别是之后的中国共产党继承，换上了现代理论的意识形态外衣，叫做社会主义(三民主义是孙中山的一种社会主义理论)，这才是现代道统。西方文化有道统吗？如果一定要说有，那就是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现在正大搞特稿“文明冲突”，其政治含义是种族灭绝。再者，“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谭嗣同，“秋风秋雨秋煞人”的秋瑾等近代革命先驱，难道为的是个人的人格和自由吗？这不是侮辱前贤，愚弄后人吗？西方那一套与中国道统，根本不沾边，叫做风马牛不相及，这是在常识范围内所能判断的。在西方大搞地缘战略欺骗和“文明冲突”的今天，资先生“要理直气壮地弘扬普世价值”，还美其名曰“今天的道统”，此一点也似为不妥。
　　
　　马文在文末再次将资先生搬出来助阵，说：“资中筠把古代的‘士’的节操与自由主义新道统嫁接，可谓网罗古意，推陈出新。”其实自由主义既不是什么新道统，中国士的节操更不必也无法能与之嫁接。总之， 自由主义与中国的道统真的是不沾边，硬要“嫁接”，理论上不通，不是什么“推陈出新”，实践上也做不到，现实中对西方“普世价值”执着追求的人，也并没有什么“士的节操”，因为子曰“汝为君子儒，勿为小人儒”，这才是儒学对士的定义。

　　　　　　　　　　　　　                                                    （2012年6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