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蓬安：腐败成风，是中国金融业最大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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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方起诉书指控，2005年至2012年，被告人杨琨利用其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行长的职务便利，在贷款、产品销售等事项上为有关企业和个人谋取利益，先后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折合人民币3079万余元。（6月18日《新民网》）

　　2012年5月底，媒体披露杨琨被中纪委带走协助调查，经过两年多的调查核实，至今才开庭，也可看出案情的复杂程度非同一般。虽然媒体没有进一步披露“杨琨案”的细节，而且涉案3000多万在金融界也不算太多，但作为长期担任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并兼任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多年的杨琨，作为国有银行股改上市之后，被调查级别最高的银行高管，其背后的“故事”一定很多。

　　我们知道，经过35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普遍有了住房、有了积蓄，因此普遍关心金融风险问题，以为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也会导致中国金融危机，以为央行多发钞票就会带来金融风险，以为房价过高必然会带来金融风险，其实这完全是瞎想。因为中国还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尤其是人民币并非国际货币，不是完全由市场主导的“可兑换货币”，因此国际金融危机玩不到我们；而印多少钞票也是政府完全可控，甚至房价的涨跌政府也能强力掌控。

　　而未来中国金融最大的风险，无疑是来自于金融业内部的贪腐。

　　不说中国所有大银行都有“班子”成员甚至“一把手”被查，就在杨琨被查10多天后，邮政储蓄银行行长陶礼明也被中纪委“双规”。而在杨琨受审同日，媒体报道，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毛志刚涉嫌受贿一案进入庭审阶段，公诉机关认定其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1260万元，美元22.8万元，港币60万元，欧元9万元，台币10万元，英镑3000元，另收受购物卡35万元，购房优惠款16万元等，同时还收受622.33万股成都银行股份(案发前已收受红利等共计人民币745万元，港币20万元，美元2万元)。

　　而在笔者看来，这些涉案几千万的贪官，在金融业充其量只能算“小贪”。6年前，笔者在《女局长非法吸储18亿，金融如何防风险？》一文中，曾关注佛山禅城区澜石镇邮政支局局长何丽琼“非法吸储18亿，案发时5.45亿元无法追回”一案，并提到原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行长余振东，和另两位行长合伙贪污、挪用公款的数额达4.82亿美元，约合40多亿人民币，以及中国银行黑龙江河松街支行行长高山，涉案金额超过10亿元人民币等大案。这些职务不高的银行“小行长”，动辄就能弄几个亿，几十亿，说明“漏洞”太大了。

　　金融业腐败的另一个“赤裸裸”表现形式，就是金融从业人员集体“掏空”国企。比如今天媒体报道，审计署发布“中国农业发展银行2012年度资产负债损益审计结果"，2006年以来，农发行总行及下属10家分行违规发放贷款67.96亿元，另外还有虚列支出，公款私存，违规列支职工福利性支出，虚假发票报销，会议费、电子设备运转费中列支旅游、招待等。”

　　而比一般贪污受贿对金融安全构成更严重危害的，要数金融业非法集资、骗贷。今天《第一财经日报》一篇题为《青岛银行业集体沦陷骗贷案 18家银行涉案160亿》的文章就披露，仅“德正资源”及其关联公司在18家银行的贷款金额就超过160亿元。风险正在暴露，而这个数字可能还将继续增加。

　　此前媒体还曾披露“德隆系”金新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7年间非法吸收公众存款201亿元，案发时仍有42亿元未能兑付；“齐鲁银行百亿诈骗案”共造成18.4亿元本金损失；曝郑州浦发女副行长非法集资63.9亿获刑7年，尚有5.38余亿元无法兑付。

　　这些“亿元级”、“数十亿元级”甚至“百亿元级”的超级大案，显然是真正的金融风险所在。

　　而中国金融风险最大的触点，无疑是盛行于金融界的“裸官”。上周《国泰君安总裁疑因裸官辞职妻子及3子女均持境外护照》一文介绍披露，金融圈里，家属尤其是子女，在境外上学、持有境外护照非常普遍。而这些金融界的“裸官”要将资产转移至境外，可以说易如反掌。比如涉案40多亿元的余振东、涉案超10亿元的高山，就都是“裸官”，都将资产成功转移至境外。

　　综上所述，当今腐败成风，是中国金融业最大的风险。因此，防止金融风险，不仅需强化金融业的反腐力度，更重要的是细化金融业的监督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