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议：中国500年两次崛起的三个成因（中）

大参考

　　中国500年来两次崛起的三个成因（上）

　　我所目睹的廿年中国经济学术之怪现象，死抱书本、脱离实际有之，学有余而习不足有之，崇洋媚外、藐视国情有之，目光短浅、无视历史有之，习惯线性思维、厌恶非线性思维有之，人云亦云、缺乏独立思考亦有之。不夸张地讲，中国若不能如期实现第三次崛起，此乃一大罪状。

　　其实，读过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人都应该知道，一味主观冥想、空谈心性、脱离现实、下流八股、上流无用的明朝学术，对明亡负有不可推卸的首要责任。

　　言归正传。今天我们来分析一下自公元1500年以来中国两次崛起的第二个经济学成因，即流动性，或大家习惯称呼的货币。

　　史学家普遍将公元1500年视为世界历史上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年份。之前的地理大发现掀开了东西方贸易刺激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的大幕。据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提供的数据，此前1500年间，世界GDP总量的累计增幅不过是141%，并且其中九成以上是公元1000年至公元1500年这500年间实现的；但此后至1870年的370年里，世界GDP总量的累计增幅高达346%。

　　不过，尽管新大陆经济体具有后发优势，尽管欧洲各国先后出现了工业革命，但世界前五大经济体的排名居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第一位依然是中国，第二为依然是印度，第五位依然是俄罗斯，只是第三位和第四位由英国和美国替换了之前的意大利和法国。

　　一些历史学家将所谓哥伦布交换解释为生物、农作物、人种以及传染病在东半球与西半球之间的转换，狭义的哥伦布交换是指欧洲人给新大陆带去了令当地人口锐减直至玛雅文明消亡的传染病，以及非洲奴隶和甘蔗、烟草等农作物品种，再从新大陆为旧大陆带来了玉米、薯类等农作物品种和蔗糖、烟草制品等。然而，更专业的经济史学家认为，地理大发现以及哥伦布交换对之后3个多世纪世界经济最大的贡献是美洲白银的输出。

　　德国人贡德-佛兰克是一位研究东西方经济史并以亚洲中心论驳斥西方中心论的著名学者，他在《白银资本》一书中回答“西方是如何兴起的”这一问题时写道：“严格地讲，欧洲人先是买了亚洲列车上的一个座位，然后买了一节车厢。名副其实可怜兮兮的欧洲人怎能买得起亚洲经济列车上哪怕是三等车厢的车票呢？原因是欧洲人设法找到了钱，或者是偷窃、或者是勒索，或者是挣到了钱”。那么，欧洲人究竟是怎么找到钱的呢？佛兰克继续写道：“最重要的途径是，欧洲人从他们在美洲发现的金银矿里获得了钱。”

　　据《白银资本》一书撮合的数据，公元1500年旧大陆大约有3.5万吨白银和0.36万吨黄金，从1493年到1800年，全世界85%的白银和70%的黄金都出自美洲。其中，16世纪美洲白银产量为1.7万吨，17世纪增至4.2万吨，18世纪则达到7.4万吨，合计13.3万吨。加上之前的白银存量，旧大陆至1800年有白银16.8万吨之多（加上美洲以外的白银产量估计为18万吨）。

　　美洲白银的70%运到了欧洲，其中的40%又转运到亚洲，也就是说有28%的美洲白银借道欧洲被输往亚洲。此外，余下的美洲白银大部分通过马尼拉大帆船等越过太平洋直接运到亚洲，以至于目的地为亚洲的美洲白银比例达到50%甚至更多。据悉，这些运到亚洲的美洲白银，要么直接输入了中国，要么经过亚洲内部贸易最终间接输入了中国。

　　即便是亚洲其他国家也终端性地输入了部分美洲白银，但依然可以确信，16世纪至18世纪世界白银产量的一半以上是以中国为目的地的。一个重要的理由是，作为当时第二大白银输出国，日本输往中国的白银数量是同期美洲白银直接输往中国数量的6到7倍。

　　为什么那时中国吸收了如此多的世界白银？数百年来，这始终是一个诱人的话题。

　　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亚当-斯密给出了一个看似较为正式的答案。他认为，由于那时在中国和大部分印度市场上用10盎司，至多12盎司白银就能购得1盎司黄金，而欧洲市场则需要14到15盎司白银，所以，他相信“新大陆的白银看来就是以这种方式成为旧大陆两端通商的主要商品”。这一观点影响了后世的许多学者，但却是一个天大的谬误。

　　早期海上贸易的正常成本及风险成本是非常大的，所以，除非存在10倍以上的利润空间，否则根本不值得一搏。对此，美国学者兰德斯在他的《国富国穷》一书中对荷兰东印度公司有这样一段描述：“以香料为例，当时在欧洲的售价是他们在东印度群岛采购价的10倍到12倍，可是扣除间接成本以后，利润经降到100%以下”。所以，中国吸收美洲白银一定另有原因。

　　其实，那时中国吸收美洲白银的方式很简单，就是银货贸易，即出口商品，进口白银/货币，并且后者居然可以达到前者的90%以上。相关的史料甚多，这里不一一列举。

　　问题的关键并不是中国吸收美洲白银的方式，而是白银作为货币，在极不平衡的银货贸易过程中持续大量地输入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

　　简单地说一些，首先这意味着货币超发。既然16世纪到18世纪美洲白银的产量合计多达13.3万吨，其中一半也就是6.65万吨输入中国，鉴于同期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平均在30%左右，没有美洲白银之前，中国的白银存量大致为3.5万吨旧大陆白银存量的30%即1万吨，加上输入的6.65万吨的美洲白银（姑且不计算日本白银输入中国的情况），至18世纪末便增加到7.7万吨，增幅逾近7倍，是公元1500年至1870年的中国GDP增幅的3倍以上。

　　其次，尽管大量输入白银是同期GDP增幅的3倍以上，但没有证据显示这期间中国出现了普遍的通胀（剔除个别灾害年份）。对此，美国加州大学教授王国斌在为《白银资本》中文版作序时写道：“16世纪和18世纪大量白银流入中国照例会引起通胀，但实际上却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这就意味着，中国经济有能力吸收更多的白银，扩大就业和生产”。换一个角度看，鉴于工业化之前的人口增长总是与农产量价格成正比变化的，农产品价格下降刺激人口增长，农产品价格上涨压制人口增长，有数据显示公元1500年至1850年中国总人口的累计增幅为2.44倍，所以，上述判断是值得信任的。

　　以上王国斌教授关于中国经济有能力吸收更多白银的判断同样是正确的，其中的道理与斯密在《国富论》中强调的“货币与财富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都是同义语”是一致的，也符合增加货币就是增加财富的世界经济千年规律，除极个别的非常时期之外。后者如英国二战时期的通胀、蒋家王朝败走大陆前的金圆券发行等。值得一提的是，在思考货币数量与通胀的关系时，千万不要将“非常”当“正常”。

　　中国经济500年两次崛起的货币成因告诉我们，有产出增长或实体经济增长做背景的货币数量扩张并不是通胀的原因，即便是在货币超发的情况下；重要的是持续扩张的货币必须足够多地回流到实体经济中去，而不是一味囤积，更不能试图通过囤钱的方式防范风险。鉴于长期囤积货币的结果与紧缩无异，所以，当一个经济体总是千方百计增加货币储备，却对实体经济发展之于货币扩张的需求于不顾，必然会伴随难以抑制的高物价难题。

　　一如我在上一篇文章中所说，如果将足够多的流动性用于建设旨在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的高速干线铁路货运体系工程等等，在储备货币因宽松政策及投向大型工程而减少的同时，物价水平将受益于物流成本及其他社会公共成本的下降而明显降低。

　　说到底，在正常情况下，货币数量与物价的关系并不是线性的，而是非线性的。用线性思维既不可能解释16世纪到18世纪中国白银/货币超发没有引发通胀的原因，也不能回答如今的中国为什么在一味囤积外汇储备的同时人民币却在外升内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