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议：中国500年来两次崛起的三个成因（上）

大参考

　　圣塔亚娜有句名言：忘记过去，注定重复过去。我之所以反复强调中国的第三次崛起必须有大历史观，就是要明确中国经济现在要做什么才能既顺利实现第三次崛起的民族夙愿，又可防止百年衰退的历史第三次重演。

　　总体来看，中国之所以能够在公元1500年超越印度成为世界头号经济体，并延续了100多年的历史，并在时隔近百年以后再度成为遥遥领先的世界经济大国且持续了近150年，经济上最重要的成因有三：一是拥有世界内陆规模最大、运行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交通运输体系，由此保持了当时世界上产业链最完整、商圈最紧密、通胀风险最小的低成本竞争优势；二是地理大发现之后的美洲及日本白银产量激增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与外部世界银货贸易的大发展，并由此为长周期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流动性；三是受益于水稻的普及和薯类农作物的引进，中国的人口总量保持了长期平稳的增长。

　　我要提醒国人注意的是，上述三点都是目前第三次崛起当中被忽视甚至被严重扭曲的问题所在。继续忽视下去，中国的第三次崛起即便是已无法阻挡，但随后第三次百年衰退的风险也将难以抗拒。

　　今天主要谈第一个成因。

　　中国在世界历史上是最敢于投资大型基础设施工程以促进经济可续发展的国家。早在唐开元12年（公元724年），为了在保障供给的基础上降低长安的盐价（盐是当时最重要的商品和国税来源），同时也为了巩固国防，唐朝在黄河上架设了古代大型工程用铁量之最的、有着“世界桥梁史上唯我独尊”之称的巨型蒲津铁索浮桥，用以接驳河东130平方公里的运城盐池。对于当代人来说，这项古代最伟大工程的特殊之处是耗费了当年全国80%的铁产量。对比之下，如今的所谓大工程不啻为小打小闹。

　　不过，蒲津浮桥只是中国古代大型工程的一例，而且基本上是一年建造、千年受益。对比之下，千年建造、千年受益的运河工程才是中国经济可续发展的秘密所在。早在秦汉时期，连接湘江、漓江的灵渠于公元前214年通航，旨在加强长安漕运的漕渠、阳渠，纵贯河北平原的白沟、平虏渠，以及泉州渠、利漕渠等先后建成。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江、淮、河、海的运河网基本成型。隋唐时期以洛阳为中心的南北运河四通八达，而北宋以开封为中心的运河体系更为便捷通畅。

　　当然，堪称世界运河之最的是京杭大运河，自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凿从江都经瓜州引江入淮至淮安的南北水道邗沟起，后经隋炀帝开凿江南运河，至元朝终于全线贯通，历时1700余年，由此将国中东西南北的主要水系连成巨大的水运网络。至此，人类史上规模最大、运行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交通运输体系达到了辉煌的顶峰。

　　不过，直到蒙古人战败并全面退出华夏之前，这一运输体系并没有造福于中国经济，反倒是成为元朝统治者掠夺华夏财富的工具。也就是说，从明朝开始，这一运输体系才真正产生了促进中国经济可续发展的神奇功效，并对中国经济500年来的两次崛起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水上运输的动力来自水的浮力、流向和风力，其运营成本之低廉远非以耗费高昂石化能源的现代运输体系所能比拟，并且充分环保，同时对全国水资源的平衡利用发挥了无与伦比的调水功用。

　　明朝水上运输的高效率与其大型水面船只的建造能力关系密切。且不说郑和七下西洋时的宝船，至朱元璋与陈友谅鄱阳湖大战时，已经形成数百吨舰船的生产能力。

　　从这一角度看，在现代人眼中作为大规模制造业灵魂的产业链及密集商圈，早在五百年前的中国就已经形成。明清两代的大规模银货贸易之所以两度极盛于世界，与此关系最为密切，以至于西方人无比感叹公元1500年至1800年的中国即便是吸收了世界一半的白银供给也没有引发通胀，以至于生产力总是流向低成本经济体的世界财富铁律成了中国经济的护身符。

　　应当说，如今物流成本高居世界之冠的中国，之前确立的制造业大国地位确是建立在廉价劳动力基础之上的。但是，即便是有中国创造的新动力，只要不尽快降低物流成本，未来发展都前途难保，尤其是在劳动人口数量持续减少、总人口抚养比快速提升并迫使劳动力成本不断上涨的趋势之下。

　　所以说，不要觉得中国的钱太多了，多到国内没处花只能增加外汇储备、增加美国国债、购买日本股票、囤积黄金才能消耗的地步。相反，值得中国尽快启动并在10年内必须完成的大型公共工程实在是太多了。比如说旨在降低物流成本、提高物流效率、缓解石油进口依赖程度的高铁货运系统，比如说既能解决东部缺水又能改善生态环境且恢复水上货运的大西线调水工程，再比如说重在减少东部大气污染、实现火电产能西移、变输煤为输电进而极大缓解铁路运力矛盾的特高压西电东送工程等等。想想看，拖到2025年以后，80后的平均年龄将超过40岁，90后的平均年龄也超过30岁，谁能指望拖家带口、体力下降的人去挖大沟、筑路基或从事重体力劳动呢？就算00后愿意打虎上山，可他们的总人数还不及80后的三分之一。

　　无论如何，离开低成本、高效率的物流体系，推而论之，离开普惠大众、利在子孙后代的基础设施投资，中国的第三次崛起之路将充满荆棘。

　　退一百步讲，国内终端物价之所以雄霸世界，连一代去皮甘蔗的北方超市零售价都是产地的20倍，主要原因绝不是所谓货币超发，而是物流体系太烂、成本太高，以至于物流区间过短、层层加价加税。在很大程度上，“营改增”为什么没有取得预期效果，答案也在于此。所以，即便是从治理通胀的角度看，加大物流基础设施投资也是无可替代的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