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苏联亡党亡国二十年祭》观后感，谁是中国的盖达尔丘拜斯？谁将是中国戈尔巴乔夫叶利钦？
中国社科院/中央对外联络部《苏联亡党亡国二十年祭》观后感 谁是中国的盖达尔丘拜斯？谁将是中国戈尔巴乔夫叶利钦？ ——从俞心樵拥赞达赖回国到吾尔开希香港闯关看防空识别区 文/刘浩锋 （2013年12月1日岳麓山）
鉴苏察中。习总书记谈及苏联解体感慨“竟无一人是男儿”。如何发展公有与私有符合相同长度下圆面积最大的等周定理？财富分化极致引发政治变异危险，又该如何避免前苏联覆辙浩劫？谁是中国的盖达尔、丘拜斯？谁将是中国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沿着前苏联解体轨迹研究发现，中国已经走到哪一步？为何公然组织富人抱团稀释全国储户资产做空中国金融终将绑架中央政府的“文华资本系统”畅通无阻？2013年10月22日，著名异议人士俞心樵访美为何拥赞反华分裂势力领袖达赖喇嘛？为何89学潮领袖吾尔开希接着香港闯关？11月23日，东海识别区划定，美韩日接继闯入挑衅公然侮辱国格，将给中国军队何等的心理影响？引发金融崩溃与分化动摇军队始终是西方颠覆社会主义中国的最后两步！中国人民是否有足够智慧与勇气，及时认清可能藏在最高层的阴谋家，而有力阻止重蹈前苏联解体覆辙！我们密切关注，拭目以待！
戈尔巴乔夫召回萨哈罗夫，谁将召回王有才徐文立
1988年6月，戈尔巴乔夫召开会议，决定改革重心从经济改革全面转向政治领域。而两年前，他亲自召回了在高尔基城流放了六年的著名异议人士萨哈罗夫回到莫斯科，从此各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公开或隐秘的泛滥开来，萨哈罗夫则迅速成为民主派领头羊；此时，距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标志苏联解体的1991年12月25日不到三年时间。
2012年宋庄的艺术活动中，美国徐文立任主席的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阵营的中国民主党人王密悄然回国，赫然在宋庄组织参加各种艺术家活动。而2008年重获自由的中国民主党人杨子立出现在加拿大。这一年，有多位海外异议人士低调回国探亲访友。然而，2013年我获悉有幕后推手安排曾系狱八载、中华民族复兴党原第一任主席俞心焦（樵）出国访美。6月24日，心樵在东莞发表诗词“刚刚得到消息，从1983年到2013，即将浮出水面。”心樵出国前突发微博“德国总理默克尔曾经说过，世界最值得信赖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上帝，另一个是达赖喇嘛。”据悉此次邀请访美的机构是美国佛蒙特州的一个文学机构，但这只是障眼法，真正的目的是安排与达赖的见面与公开演讲，藉此通过中国文艺复兴运动发起者、复兴党第一任主席特殊身份与对达赖见面的赞美发言，以及对西方普世价值的一贯肯定，引导自由化知识分子与社会舆论倒向西藏分裂势力。如此，可爱的心樵似乎离他当初发起民族复兴党的初衷背离，且越行越远。这种幕后精心策划安排表明了什么呢？说明下一步，离真的召回民族复兴党早期骨干、民主党全委会主席王有才与民主党联总前主席徐文立回国不远了。就在不久前，学潮领袖吾尔开希香港闯关要求回国，香港要求对方直接闯大陆的关口。
毫无疑问，与中国的渐进经济改革一样，中国的政治改革也是渐进的。如果说，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是硬着路，直接电话召回了萨哈罗夫；那么，中国的政治改革是温水煮青蛙式的渐进，是安排途径低调让各种异议反党反社会主义人士出国或回国，而且是从不怎么著名的异议人士的归国逐渐升级。同时，国内各种NGO非政府组织开始泛滥，并且给予发展空间，逐渐培育扩大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力量与社会舆论。这些力量在各种传媒人们不难发现，他们与前苏联采取的手段完全一致，不惜一切手段以小放大抹黑共产党领袖与歪曲社会主义革命历史，乃至无中生有否定整个民族历史与现实中的伟大人物，不仅让共产党没有英雄圣贤，也要让整个中华民族缺失英雄圣贤。这种做法如此低劣，与海外邪教的九评如出一辙。
现在，我们看到俞心樵访美面对达赖的演讲内容，一方面毫无反思地吹捧西方普世价值，一方面似有反思地抨击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通过对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并不科学的分析，产生了两个著名的概念：剥削和劳动。把剥削这个概念极端粗暴地扣在资本家头上，完全忽略了资本家也在进行劳动。我想，心樵是在极端愤怒的情境下作出对马克思主义的思考。因为，他忽略了当时的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资产阶级赤裸裸对弱势群体的掠夺。也没有运用辩证思维理解马克思所表达的剥削概念。工人生产商品产生价值与获得的相应回报有一个均值，然而，当时的管理条件下，它不是一个动态均衡增长的过程，资本家通过无偿延长工作时间来超额极度榨取价值，这些超额的就是剩余价值。就像深圳2008年以前的十年，蓝领的工资基本都是千把块左右一样，工人收益并不是与资本家收益、企业收益增长而均衡增长。当然，运用形式逻辑思维的经济学家，比如茅于轼，自然不承认存在这种均值的可能。因为，确实无法算计出准确的均值。这是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是辩证运动的，只能寻找到一个合理的避免两极分化的波动区域。而财富配置忽略这种动态均衡的结果，必然导致市场产出与市场消费的割裂不断扩大，资本家与劳工财富配置的两极分化，最终周期爆发经济危机。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经济上的主要区别是，资本主义的价值基础是个人权益至上不惜牺牲集体利益，在一个肯定人性私恶的环境里，狼群的自由意味着羊群的灭亡。自由竞争市场的潜台词，即是意味着资本家对劳工利益的吞噬，从而维护资产阶级利益，资本寡头游戏决定政治权力分配；而社会主义的价值基础是集体主义至上不惜牺牲个人利益，计划经济的目标是维护社会整体的公平，没有极富也没有极贫，人民民主决定权力分配。通过先进组织共产党来组织人民代表人民行使权力。他们两者是西方社会意识形态的悖论。对立而不能统一。这种悖论在西方文化史上由来已久，源于亚里士多德奠定的形式逻辑思维方式“不能接纳矛盾、容纳差异性”的逻辑局限。康德、尼采、海德格尔、爱因斯坦、罗素等都陷入悖论之中无法跨越。毛主席那一代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徒，自然在中国的实践不可避免的导致中国社会左派与右派的对立而不能和谐统一的斗争。因而，可以说，文化大革命破坏有余，而建设的使命远未完成。这个文化任务留给了共产党后代与致力于民族复兴的华夏子孙。
特色社会主义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在商业社会的条件下，即是要结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悖论，与时俱进完成社会主义的中国化实践，实现意识形态上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辩证统一。
在政治上，纳什悖论从数学上反证出，中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合作的多党政治制度实现整体效益最大化，优越于资本主义政党恶斗整体效益最小化的多党制度。前提是，政党的领袖必须是真情实意贯彻天下为公的心灵获得大觉悟的圣贤，政党伦理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否则，就会沦落为国家权力独裁与经济的家族垄断私有化。
在经济上，要实现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的互补均衡，集体利益只有落实到每个个体才是真正成熟的集体利益，个体利益只有满足集体利益条件下实现彼此均衡互补才是真正成熟的个体利益。个体利益至上的分配失衡，导致道德虚化，灵魂扭曲。恰恰是改革开放，对西方文化价值的缺乏批判的照搬，在中国的“盖达尔”、“丘拜斯”之辈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引导下，奉行私利至上的律条，鼓励腐败，掏空国有资产。这种价值植入共产党领袖的灵魂，就会发生实质的和平演变，导致私天下的极权黑暗，与集体深度腐败。这一切罪因并非社会主义制度，而是西方文化殖民输入的价值鸦片。这些，俞心樵们是不理解也不准备安静片刻去理解的，遑论那些已经被西方名利绑架、思想洗脑、学问专而不通的发展研究中心的头头脑脑们。
此外，心樵在演讲中不露痕迹地说：“我能够在纽约，面对伟大的尊者和朋友们发表演讲，此乃天意。”明明是刻意安排，竟然变成了天意。我不知这是哪个国家的天意？！而所谓称之“伟大的尊者”，如果以苏联各个分裂出去的地区领导人为榜样，显然俞心樵这一刻已经站在中华民族的对立面。我想，俞心樵作为早期中国文艺复兴的先驱，作为一个献身伟大的诗人，他不至于如此劣质的幽默。如果以佛学的智慧拷量，佛家阐释的宇宙大生命整体观，发菩提心即是实践天人合一实现个体生命晋级为宇宙大生命的宇宙科学法则。它的数学原理即是同心圆同构一一对应，也是康托的两个无穷集合一一对应。这一点假设达赖不懂是可以理解的。正因为这种宇宙胸襟，佛家的基本财产制度就是共产主义，它是一项集体修炼，而非回到藏地等级森严的农奴制；佛陀告诫末法时代他的法受到魔的作乱，无以度人，尊者作为佛家弟子，更应该遵行佛理与时俱进提升自己，精进修炼。一个违背佛学的核心价值，推崇地区局部利益至上、固步自封的宗教领袖，已经不是拥有“无我”精神高度的领袖，也缺乏佛学大智慧的内涵。我多么希望达赖的智境能够升级，践行佛学的共产主义精神，那样，我也有一天会称之为伟大尊者。
做空金融与分化军队是西方颠覆社会主义物质基础与防卫保障的最后两步
戈尔巴乔夫作为苏共总书记，以“人道、民主的社会主义”拯治苏联的路线，亲自带头掩埋了苏联共产党。而叶利钦在苏联共产党内形成了以他为代表的“民主纲领派”，公开提出苏共放弃马列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放弃共产主义奋斗目标，放弃民主集中制，要把苏共建设成社会党的思想主张。
1991年8月23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叶利钦签署了《关于终止苏共和俄共在俄罗斯联邦领土上活动》的命令。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辞去总统职务；26日，苏联正式在世界地图上消失。叶利钦则接过权力，将整个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以休克疗法方式加速分解。而杰里帕斯卡俄罗斯作为俄罗斯最年轻的寡头首富，2007年拥有212亿美元的身家，却是叶利钦的外甥女婿。已经解散的共产党与解体的苏联，已经无人有能力遏制亲贵垄断的掠夺。相反，那些与人民为敌的所谓的经济学家、俄罗斯联邦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主席丘拜斯则公开叫嚣：“无论把财产分给谁，哪怕是给强盗，只要把财产从国家那里夺出来就好！”就是这样的一个人，1992年6月1日被任命为俄罗斯联邦政府负责经济和财政政策的第一副总理，主持制定了私有化方案和实施计划。显然，他们已经公开把社会主义制度当作了旧制度，他们选择的革命方式，是通过发动不明真相的群众，以民主化、公开性名义，逐渐给他们的亲族非法聚集的不义之财永久固定化、合法化。
祸起萧墙。苏共是自己把自己打倒。苏共的教训在于，偌大的共产党队伍与国家却选举不出真正的德智超群的共产党领袖。任凭善于表演的、个人家族利益至上的阴谋家占据最高位置，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力，祸害国家民族与人民，这样的情况下，苏联的改革普遍被认为是国内外合谋瓦解苏联的计划，苏共不亡党亡国反倒没有天理了。
1989年到1991年上半年，苏联朝野围绕计划与市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展开激烈讨论，怎么制定经济改革方案。由于依赖形式逻辑工具，无法处理复杂性巨型系统，实现彼此的有机辩证统一。苏联被最高当局亲信的经济学家盖达尔认为私有化的理由是：市场经济与公有经济水火不容。而沙塔林出台了500天“休克疗法”的改革方案。
与中国改革不同的是，苏联通过政治激进改革，首先结束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然后再后顾无忧的开始了500天瓜分国有财产计划。叶利钦虽想振兴俄罗斯经济，却因为自己不懂经济而仅仅作为平庸的政客，相信并无真才实学的盖达尔，授权实施彻底私有化改革。盖达尔采取了沙塔林的休克疗法。这种改革的恶果仅仅是改革作为幌子。面对这种极端恶劣的掠夺方式与给俄罗斯制造的巨大苦痛，前苏联著名持不同政见者、作家马克西莫夫去世前对《真理报》记者说：“自己的祖国糟蹋成这个样子，就像看到母亲被强奸而无能力一样，再也没有比这更难受的了。”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反思认为：“导致苏联解体基本是主观方面的原因，首先是上层领导人以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为代表的政治上的变质，他们为了个人发家致富，想无限制地统治人民，他们都成了百万千万亿万富翁。但苏联与苏共是不允许的。”
中国的改革当初设计时，就想避免苏联覆辙，而以经济改革单腿前行。至今，三十多年的经济改革到了关键时刻，那就是，继续按照老路加速两极分化直至引发经济危机，接连爆发政治危机民族危机，还是，坚定不移继承邓小平“先富带动后富走向共富”的路径，经济改革既要捍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追求社会整体的公平正义，又要发展个体利益鼓励差异化发展，保护资本，实现劳资共赢。政治改革既要扩大社会民主，又要避免追求执政党利益至上多党恶斗的西方多党制，既要通过政党合作与社会民主选举出公天下的圣贤，也要继承民族圣贤禅让制的道统，通过禅让引导朝野社会主义政治伦理向善运动；然而，究竟如何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融合，集权与民主、德政与宪政的互补统合，在文化理论创新上几乎一片空白。正因为如此，传统老路的社会主义势力与中右极右的带路党势力水火不容，互相争斗。但18大精神要求不走老路与邪路的科学发展的中间道路，至今毫无智力储备。显然，即便有，那些高高在上、主导政治经济改革的中国盖达尔、丘拜斯们是绝对不允许那样做的。在他们眼里，个人利益至上根深蒂固，共产党只是他们攫取私利的跳板而已。
那么，究竟是何等人物是中国的盖达尔、丘拜斯之流呢？只要观察其言行一对比，天下人不难明白了。金融改革作为经济改革的最后屏障，它的是否科学合理，是否兼顾短期与长期利益，关涉到国家安全与经济命脉。可是，2011年4月开始的文华资本大系统，通过企业家财团的联合与资本传销方式，教会企业如何行贿腐败作关系找节点，构建官商银一体的封闭大系统，通过联合运作虚高的授信来从银行骗取巨额超量贷款，不断加速稀释全国储户财富，加剧国家两极分化的配置，丢给银行的是房子，构建的是自己的储备银行，从而做空中国金融。一旦中国跳出个戈尔巴乔夫或叶利钦式的人物，或者中国的盖达尔与丘拜斯修成正果攫取最高层权力，只要发出彻底私有化声音，这些捆绑起来的企业家团体与储备银行就可以倒逼中国沿着西方道路挺进。
而做出此等深谋远虑的人究竟是谁？这个系统的创始人刘文华早期在金朝阳系统。金朝阳系统的运作方法则来自于美国，号称是唯一获诺贝尔奖的资产配置模型。讲师传授的是努力借债，不要怕负债，要大力向银行或贷款公司借钱。但他们不让学员给外界讲，连上课用的纸也不能带走。这种诱导国人借债做空中国金融的做法，比国内外经济学界纸上谈兵做空中国的更为毒害。可是，中国的国务院似乎对此漠不关心，反而是倍加鼓励，加速金融改革给金融投机倒把足够自由空间。至今，偌大的中国竟然无一人严肃思考，更无学界媒体深度揭露报道之，中华“果无一人是男儿”乎？！
与此同时值得深思的是，军事上的战略做法让人匪夷所思。2013年11月23日，中国政府宣布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要求在区域内航行的航空器得向中国通报飞行计划，对不配合识别或拒不服从指令的航空器，中国武装力量“将采取防御性紧急处置措施”。由于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与部分日本、部份韩国的防空识别区有重叠，且涵盖了中韩争议的苏岩礁和中日争议的钓鱼岛，势必引起争议。虽然，中国空军派出两架大型侦察机到钓鱼岛附近上空巡逻代表宣誓主权。但紧接着是美韩日的战机开进放空识别区，直接挑衅。国际惯例认为，任何非本国航空器要飞入本国防空识别区之前，都要向该区的航管单位提出飞行计划及目的，否则会被视为非法入侵。空军的战斗机会升空向该机提出警告、强制降落。若有威胁到安全时。甚至可将该机击落。无论从长远还是目前看，设立防空识别区是必须的。但问题是，中国军队是否做好准备来坚定不移维护中国的尊严。大国风范，言出必行，行之必果。对待各种流氓和野蛮国家，只有驯服了才能教化。软弱求和的结果是自取其辱。果不然，美韩日战机接连在事先不通知中方情况下，照样耀武扬威的来去自如。这样践踏国家尊严与中国军队的做法，在当今中国局势下，即使是耦合，也不利于军队的团结。因为，对于强硬派中间军官而言，会认为高层过于软弱平庸，他们会认为高级领导也许存在被西方利益绑架的苦恼而无法施展手脚。日后遇到国内经济局势与政治改革恶化，这些军官就很可能动摇，自成体系，或者倒向军队国家化。因为，他们将认定平庸软弱的做法是因为军队既有体制造成的，这样客观上有利于国防建设之举，实质上却因为无力维护国家尊严，反而在动摇分化军心。这种类似的事情一旦频发，军队统帅与军队制度就将丧失了军官将士的信任。
中国需掀起文化复兴重建，世界需要一场深远浩大的世界文艺复兴重建世界价值秩序
显然，再愚蠢的人都不会不知道，军事的对抗，绝对不是人类的出路。人类在这条路上的竞争与针锋相对，那是共取灭亡。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是人主导的社会。解决人的心灵秩序，根本上解决了社会秩序。中国要破除西方周期悖论循环的困境，需要基于重光天道太极图蕴含的宇宙法则；中国要破除自身的发展瓶颈，需要继承毛泽东思想与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与时俱进完成对耶回科学的兼容并蓄与文化体系拓展创新，重掀文化复兴的建设高潮。这是化解中国危机之路，也是化解世界文明冲突的根本之道。
既然人类的出路在于价值融合与全球化格局下的世界文化的创新。那么，人类需要一场世界文艺复兴运动来解除套在自身脖子上的绳索，为世界各民族增进自由共荣和谐的福祉。可是，让人遗憾的是，西学主导的文化世界秩序里，大多的知识分子与传媒精英已经迷失在价值虚无主义的深渊里，他们凭借可怜的形式创新，不断构建形形色色的狭隘的学术圈子利益，在误导人们迈向精神的迷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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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2-15 10:3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