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盛世的文化自信来自哪儿？

以史为镜，论道德文化复兴——偶崇道德奇迹现

熊春锦

唐高祖李渊，将老子李聃视为自己的祖先。唐太宗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下达了遵循老子、崇尚大道、道先佛后的诏书。唐太宗李世民在登上帝位前，曾办学馆专心致学，他反省总结了历史的教训，痛定思痛。一部《贞观政要》，记下了李世民尊天顺道、大治天下的秘诀。

魏征上奏李世民：“君王被神所器重，掌国中之大权，受到极天一般的尊崇，所以一定要居安思危，远离奢侈，以简朴为本。君臣无事，鸣琴垂拱，不言而化（引《老子》），何必劳神苦思，生很多事，管很多事，用尽聪明能事，却背离了无为之大道呢？”。李世民答曰：“真是好啊！我读你的奏章，通宵达旦，忘了疲倦。”(《贞观政要·君道》)

李世民问大臣王珪：“后来的帝王不如先前的帝王，这是为什么？”王珪说：“古代的帝王一心崇尚清静，以百姓心为心（引自《老子》），后来的帝王则不顾损害百姓，来满足自己的欲望。”李世民回答说：“是啊，我日夜孜孜以求的，就是清静，使天下无事。遂得徭役不兴，五谷丰年，百姓安乐。治理国家就像栽树一样，不去摇晃树根，枝叶才会生长茂盛。君王清静了，百姓怎么会不安乐呢？”(《贞观政要·为政》)

李世民又对群臣说：我秉承天命，要至诚至敬地祭祀上天。近代拜五天帝、五人帝，不是神州道统，现在通通废除，只拜昊天上帝。

李世民说：人们以为作了天子就可以为所欲为，错了！我每说一句话，每做一件事，都敬畏皇天。皇天虽然高高在上，却聆听卑下者的声音，我怎敢不恭敬呢？

唐太宗贞观二年，有公卿启奏说：“今夏暑未退，秋霖方始，宫中卑湿，请陛下为自己建一楼阁以居之。”太宗回答说：“朕的身体确实不宜居住在卑湿之地，但是若是答应了你们的请求，花费又太大了。当年汉文帝要起露台之时，因珍惜物力而没有动工，朕的德行不如汉文帝，而花费却比他还多，我看还是算了吧。”公卿启奏再三，唐太宗最终还是没有答应。

贞观二年，关中遇到旱灾。太宗对侍臣说：“水旱不调，皆为人君失德。朕德之不修，天当责朕，百姓何罪，而多遭困穷！我听说有卖儿女的，朕很怜悯他们”。于是派遣御史大夫，用皇宫内的金宝赎回所卖的儿女，还其父母。

贞观初年，太宗谓侍臣曰：“妇人幽闭深宫，情实可愍。我除了需要一些人帮我做些洒扫之事，要那么多妇女有什么用呢？”于是将后宫及掖庭前后三千余人放出宫外，为他们择偶。

据史所载，当时：“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ji，怀着，抱着）粮，取给于道路”，最为历史家所称赞。西方的汉学家对中国的皇帝从来批评的多，但对于唐太宗李世民，几乎都是一致地褒扬。633年，纵狱囚应死者390人归家，命令他们秋后自来就死，至期皆至，如是全部赦免。白居易曾写诗歌颂太宗德政：“怨女三千出后宫，死囚四百来归狱。”杜甫也有诗曰：“至君尧舜上，再使风俗醇。”

但是，由于道德根文化中“修之身，其德乃真”圣人之治的方法论和教育方法，未能在国家教育和全民中切实长期展开，“尊皇贵权”的封建文化体制未发生任何改变，独裁专制的温床始终存在着。因此单纯应用老子学说的德治，就难以确保天下大治的持续效应。一旦时机成熟，封建专制文化机制必然反扑而上，将德治的社会成果全部摧毁。

李世民去世后二十年，他那削发为尼的小妾武才人，被前来进香的继任皇帝李治看上，细心的皇后一片慈心，便把武才人接回皇宫伺候皇上。没想到一年之后，皇后被武才人诬陷，砍断了手足，投进酒缸哀嚎而亡。武则天登上皇后之位，待李治一死，武则天就罢黜自己的儿子，自己当皇帝，改唐朝为南周。武则天篡权，在她在位期间任用酷吏，以强硬的手段统治她的王朝。她用酷吏酷刑处死所有质疑他的人，包括自己的舅舅、两个儿子和小孙子。她的亲信发明了一本《罗织经》，专讲怎样确定、告发、逮捕、逼供反对者，直到“坦承不讳，自动招认”，然后灭其全族 (《旧唐书˙则天皇后纪》)。

武则天在精神文化领域，一反贞观之治的尊道贵德之风，只取佛法为用，改为佛前道后，如同隋朝视佛教为国教(《唐会要》卷四十九)。武则天自称“圣神皇帝”，常召佛僧进宫讲说佛法，佛僧则阿谀奉承撰出《大云经》说“武则天是弥勒佛下生”，“她实是菩萨，故现女身，为自在主，经于多岁，正法教化，养育众生，犹如赤子”(《简明中国佛教史》188页)。她以菩萨显身而自居之，却又残忍无情，心狠手辣，风声鹤唳，引发了九年宫廷内的残酷自虐式杀戮。在历经几十年暴政战乱之后，直到李隆基率禁卫军冲入皇宫，拉开开元之治之序幕。李隆基恢复尊道贵德，大治天下。这就是历史上的第四次尊道贵德，无为顺道而治，史称“开元之治”。

开元二年，“令僧侣还俗”(《资治通鉴》)。开元十年，又设立中央学术机构“崇玄学”，在京城和各州招生精读《老子》。又在京城和各州开办太清宫、玄元宫、太微宫等，召生研习《老子》。二十年，下诏书规定士庶之家必须备有《老子》一书。二十三年，他亲自批注《老子》 (《封氏闻见记校注·道教》) 。

尊道贵德，必然崇尚平等、慈爱、自由。唐玄宗在倡导道德文化之时，并没有禁止佛教，开元二十二年他还敕令注释《金刚经》，使此经流传天下，并且以密教不空三藏为自己的挚友相待之。

道德文化的昌明，同时带来了全方位的繁荣。李隆基提倡节俭、朴实，一度销毁了皇宫中金银玩物，宫妃以下不得穿戴珠宝锦绣，禁止淫乐，贞观之风，一朝复振(《旧唐书·玄宗纪下纪论》)。正所谓“君俭则民富”，那时家家存有数年的粮食，国家的粮食沉积至腐，不可校量(《元次山集·问进士第三》)。据《杜佑·通典》所记：“至(开元)十三年封泰山，米斗至十三文，青齐谷斗至五文。自后天下无贵物。两京米斗不至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绢一匹二百一十文。东至宋(今河南商丘南)汴(今河南开封)，西至岐州(今陕西凤翔)，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lin，租借）客乘，倏（shu，极快地）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今湖北江陵、襄樊)，北至太原、范阳(今北京)，西至蜀川(今四川成都)、凉府(即凉州，今甘肃武威)，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

可见当时粮食布帛产量丰富，物价低廉，商业繁茂，道路畅通，行旅安全。到开元二十年，全国有民户七百八十六万一千二百三十六(最多时逾千万)，人口四千五百四十三万一千二百六十五，比之唐初户口增加一倍半以上。

社会经济的繁荣，反过来必然又推动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其中唐诗最为后世称道，著名诗人高适、岑（cen）参、王维，特别是李白、杜甫都生活在这个时代，而唐代中期的著名诗人(所谓大历十才子)也是这个时期培育出来的。其它音乐、绘画、雕刻、塑造等艺术，也无不具有显著成就。诗人李白此时被召入京，供奉翰林院，后来“赐金还山”。他欣然咏唱：“问君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盲然去，别有天地在人间。”这就是对开元之治的赞誉。杜甫也有诗为证：“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李隆基在位长达四十五年。可惜在六十一岁时，情钟于二十六岁的杨玉环，封为贵妃。从此，“承欢侍妾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白居易诗）。后来终于引发“安史之乱”，历时九年的残杀，使黄河流域萧条凄惨，人烟断绝，兽行鬼哭。中国人口从九百万户锐减至二百万户，四分之三的都惨死在战火之中，残存者以纸为衣(《新唐书·杨国忠传·安禄山传·本纪六》)。

从此盛唐一去不复返，整个社会重新又被卷入自然因果周期律的怪圈。“安史之乱”平息以后，儒家在盛唐的一百多年期间内，倍受压抑，默默无声之后，终于在唐朝步入衰败时发泄喷爆出来。韩愈力排道家和佛家，断定神州道统是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到孔子孟子，此后便无人相继。韩愈说，老子小看仁义，是坐井观天。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有为而成，岂能无为而治？君王发令，臣下从命，百姓劳作，君臣父子，天经地义，佛道竟然不加区别，一概而论清静寂灭涅磐之类，成何体统？还要烧毁一切佛道经典(《原道》)。

“安史之乱”平定之后，李适、李诵二帝相继启用儒者，以求有为而成，但却是回天乏术。全国藩镇（军阀）割据，混战不已，朝廷宦官作孽，朋党相争；天下民不聊生，揭竿而起。短短的百年安定，随即又被数百年的战乱所完全吞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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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道德复兴论修身》73页：“以史为镜，论道德文化复兴——偶崇道德奇迹现”

下面内容摘自网络，编辑整理：

唐朝的文化政策比较宽松，建国后为了安定民心，太宗诏令允许宗教信仰自由，但流行的主要还是道教和佛教，两者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道教尊老子李耳为教主。因为唐朝的皇帝姓李，所以从李渊起皇帝就以教主的后裔自居，积极扶植道教，用老子尊道贵德思想来教化天下百姓。666年（乾封元年），高宗下令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玄宗进一步尊老子为大圣祖，令人画老子像颁于天下，要求生徒皆习《老子》、《庄子》等，又封庄子为南华真人，文子为通玄真人，列子为冲虚真人等，以壮大道教的势力。玄宗还派人四处搜寻道经，编纂《道藏》3744卷。

唐朝尊奉老子为本家先祖，个人姓氏只是一个次要方面，主要方面是基于做人哲学《老子》的文化意义，朝庭上下从君王到百姓，都要诵读研习《老子》，玄宗亲自为《老子》作注，以道德思想教化人们，引导社会亲近道德，实践道德，使得整个社会人文道德复兴，带来了大唐的兴盛局面。

《资治通鉴》唐太宗纵死囚：“辛末，帝亲录系囚，见应死者，闵之，纵之归家，期以来秋来就死。仍敕天下死囚，皆纵遣，使至期来诣京师。”“去岁所纵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无人督帅，皆如期自诣朝堂，无一人亡匿者。”这一史实说明即便是死囚犯也是一时冲动犯事的多，事后依然体现出民风淳朴，道德兴盛的程度。

在兴盛的基础上，对外交往方面亦呈现出了八方来朝 的盛世景象,谱写了中华民族道德文化历史上无比辉煌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