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志
从明太祖所注《道德经》序等看明朝的王道霸道选择
从明太祖所注《道德经》序等看明朝的王道霸道选择
明太祖朱元璋是历史上最有争议的皇帝之一，虽然是励精图治，但效果不够理想。《明史纪事本末》记载：元顺帝至正二十四年五月，明太祖御白虎殿阅《汉书》，问宋濂、孔克仁：“汉治何不三代也？”克仁曰：“王霸之道杂。”我们知道汉初的文景之治是历史上少有的大治，此问可见他对汉初的治理是很向往的，应当说，孔克仁给出的：“王霸之道杂。”结论，从传统道学治理思想看，无疑认清了汉初黄老王道治理向汉武帝霸道治理转变的事实，是一种文化的延续断层所致，这也许就是明太祖研究黄老学说的前提，从时间顺序看，此事就发生在他注解《道德经》之前。
先请大家看：明太祖注《道德经》序
朕本寒微，遭胡运之天，更值群雄之并起，不得自安於乡里，遂从军而保命，几丧其身，而免於是乎。受制不数年，脱他人之所制，获帅诸雄，固守江左，十有三年，而即帝位，奉天以代元，统育黔黎。
自即位以来，罔知前代哲王之道，宵昼遑遑，虑穹苍之切。鉴於是，问道诸人，人皆我见，未达先贤。一日，试览群书，检间有《道德经》一册，因便但观，见数章中尽皆明理，其文浅而意奥，莫知可通。罢观之后旬日，又获他卷，注论不同。再寻较之，所注者人各异见，因有如是。朕悉视之，用神盘桓其书久之，以一己之见，似乎颇识，意欲试注，以遗方来。恐今后人笑，於是弗果。
又久之，见本经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当是时，天下初定，民顽吏弊，虽朝有十人而弃市，暮有百人而仍为之，如此者岂不应经之所云？朕乃罢极刑而囚役之，不逾年而朕心减恐。复以斯经细睹其文之行用，若浓云霭群山之迭嶂，外虚而内实，貌态仿佛，其境又不然。架空谷以秀奇峰，使昔有嵬峦，倏态成於幽壑。若不知其意，如入混沌鸿蒙之中。方乃少知微旨，则又若皓月之沉澄渊，镜中之睹实象，虽形体之如然，探亲不可得而扪抚。
况本经云：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以此思之，岂不明镜水月者乎？朕在中宵而深虑，明镜水月，形体虽如，却乃虚而不实，非着象於他处，安有影耶？故仰天则水月象明，弃镜扪身，则知已象之不虚，是谓物外求真，故能探其一二之旨微。遂於洪武七年冬十二月甲午，著笔强为之辩论，未知后世果契高人之志欤？朕虽菲材，惟知斯经乃万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师，臣民之极宝，非金丹之术也。故悉朕之丹衷，尽其智虑，意利後人，是特注耳。是月甲辰书成，因为之序。
先请大家看：明太祖注《道德经》序
朕本寒微，遭胡运之天，更值群雄之并起，不得自安於乡里，遂从军而保命，几丧其身，而免於是乎。受制不数年，脱他人之所制，获帅诸雄，固守江左，十有三年，而即帝位，奉天以代元，统育黔黎。
自即位以来，罔知前代哲王之道，宵昼遑遑，虑穹苍之切。鉴於是，问道诸人，人皆我见，未达先贤。一日，试览群书，检间有《道德经》一册，因便但观，见数章中尽皆明理，其文浅而意奥，莫知可通。罢观之后旬日，又获他卷，注论不同。再寻较之，所注者人各异见，因有如是。朕悉视之，用神盘桓其书久之，以一己之见，似乎颇识，意欲试注，以遗方来。恐今后人笑，於是弗果。
又久之，见本经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当是时，天下初定，民顽吏弊，虽朝有十人而弃市，暮有百人而仍为之，如此者岂不应经之所云？朕乃罢极刑而囚役之，不逾年而朕心减恐。复以斯经细睹其文之行用，若浓云霭群山之迭嶂，外虚而内实，貌态仿佛，其境又不然。架空谷以秀奇峰，使昔有嵬峦，倏态成於幽壑。若不知其意，如入混沌鸿蒙之中。方乃少知微旨，则又若皓月之沉澄渊，镜中之睹实象，虽形体之如然，探亲不可得而扪抚。
况本经云：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以此思之，岂不明镜水月者乎？朕在中宵而深虑，明镜水月，形体虽如，却乃虚而不实，非着象於他处，安有影耶？故仰天则水月象明，弃镜扪身，则知已象之不虚，是谓物外求真，故能探其一二之旨微。遂於洪武七年冬十二月甲午，著笔强为之辩论，未知后世果契高人之志欤？朕虽菲材，惟知斯经乃万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师，臣民之极宝，非金丹之术也。故悉朕之丹衷，尽其智虑，意利後人，是特注耳。是月甲辰书成，因为之序。
结合《明史纪事本末》另一记载：洪武五年，太祖与儒臣论学术，陶安对曰：“正道之不明，邪说害之也。”上曰：“邪说之害道，犹美味之悦口，美色之眩目。战国之时，纵横押阖之徒，肆其邪说。诸侯急於利者多从之，往往事未就而国随以亡，此诚何益。夫邪说不去，则正道不兴，天下焉得而治！”安对曰：“陛下所言，深探其本。”其中“美味之悦口，美色之眩目”可以说是老子“五色令人目明，五味使人之口爽”的翻版，说明明太祖自己对于《道德经》的理解与应用是一种比较深入的状态。
史书还记载：明太祖知道李唐尊本家老子为祖先，推行《老子》文化教化国民，并取得了天下的大治，有夜不闭户，监狱成空之美名，所以这一事件也成为明太祖效仿的对象。也可能有鉴于他“问道诸人，人皆我见，未达先贤”，出身布衣的明太祖，虽然仰慕大唐盛世，但在拒绝了谋士尊同姓名人朱熹为祖先之时，还是选择了宋朝重新登上文化霸权地位的儒学，并且更倾向于用他本家朱熹的理学思想来治理天下，采用四书五经来巩固封建专制，把人们的思想禁锢在尊皇贵权的轨道上。
这样一来，明太祖对于道学文化思想的理解探讨不但没有推而广之，反而惧怕天下学子思想解放，智慧萌生，两次与黄老文化失之交臂，没有抓住王道治理的机遇，用黄老思想德化人心，让天下学子实践内圣外王之道，最终还是沦入霸道治世的后天意识怪圈，选择用“八股取士”来作为遴选人才的标准，文化政策沿袭宋朝科举考试文体,文体死板地分为八个部份，规定科举考试只能在四书五经范围内命题，考生的答卷不允许有个人的见解，目的就是为皇帝培养忠顺的奴仆，维护皇帝家族的霸权地位。这种文化政策的霸道选择直接导致了国家治理层面停滞在霸道治理的模式下，人们的智慧无法得到有效的开发利用，无论是物质财富还是精神高度都难以达到王道治理的辉煌，无法与汉唐盛世相提并论。
今天对于中华儿女来说是一个复兴的时代，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实现与文化文明一脉相承，传统文化的复兴正当其时，尤其是文化的寻根问祖越来越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文化自信正是在这样的时刻得到重视，并写入党章，黄老王道文化思想两次治理社会产生的汉唐盛世，明显优越于霸道文化的长期治理，这对于我们今天回归道德根文化，汲取文化文明源头力量无疑具有深刻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