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晓芸：Uber司机罢工悖论，共享经济对你有什么启示

大参考

　　很多人以为，Uber司机罢工很新鲜，不是受到Uber冲击的出租车司机才罢工吗？其实，早在今年2月份，纽约的Uber司机就罢过工。数百名Uber司机聚集在纽约Uber办公室前举行罢工，他们举着写有“Uber就是车轮上的沃尔玛”、 “停止价格战”、“最终谁都不会赢”等字样的标语，高喊口号，抗议Uber在当地削减票价。

　　然而，Uber 真的是“车轮上的沃尔玛”（Walmart on the wheels，Uber司机用这个说法来比拟沃尔玛多年来一直遭遇来自工人和工会对其待遇不佳的抗议）吗？这就需要我们辨析Uber式共享经济与传统经济模式的差异了。

　　1　大数据让市场更灵敏，共享经济让行业兴衰周期缩短

　　Uber公司对协议司机罢工显得很淡定，和过去的资方一遇到工人集体行动就开始慌乱很不同。Uber公司的理由看起来很有说服力，首先，Uber公司表示，他们从未承诺司机任何长期稳定的利润率，其次，Uber公司表示，共享经济的特征是调动闲置资源的市场利用，从未鼓励所有参与Uber的司机成为专职司机，完全依赖这一职业谋生。

　　由于Uber公司并未与司机签订劳动合同那样的雇佣关系契约，双方并不构成传统意义上的劳资关系，这令Uber司机的“罢工”与以往的劳工维权显得很不同。

　　Uber公司与司机之间，是一周结算一次酬劳的，而奖励幅度也随市场浮动调整。其实，与消费者之间的定价，也是高度灵敏的市场浮动机制。高峰时段，我亲见的最高溢价达四倍，这时，我会找个地方喝杯咖啡，等一等。如果是一两倍溢价，多数时候，我还是会选择接受。

　　这浮动机制，很是符合共享经济（Sharing Economy）的定义。按照经济学的说法，“共享经济”本来就是指拥有闲置资源的机构或个人有偿让渡资源使用权给他人，让渡者获取回报，使用者利用分享他人的闲置资源创造价值。

　　一个粗略的分析是，大数据使得市场更为灵敏，这种灵敏度细到分时段。诸如，作为乘客，我就经常在Uber系统上得到提示，是否半小时后再通知您溢价情况。每个时段的价格不同，有时候是几分钟跳一次溢价指数。如此快速反应的供需关系变化，也就唯有大数据才能做到了。

　　Uber所开创的共享经济模式还包括闲置人力资源的有偿让渡，而不仅仅是物资（如汽车）的使用权共享。

　　一旦人力资源的市场流动方式发生变化，就意味着职业模式的颠覆。而罢工    Uber司机的诉求，如果仅仅是抱怨补贴、奖励少了，则是以传统职业期待在看待Uber工作，而这，不能不说是认知和观念的错位。想要像传统的劳工权益斗争那样取得“胜利”，恐怕不易。

　　上周五罢工传闻一出来，我就在周六的车上问了问Uber司机。广州司机的说法和北京司机的诉求略有不同，他的第一反应以为司机们是抗议政府对Uber的封堵，对补贴奖金下降之类的倒无太多怨言。我又问，据你所知，广州Uber司机专职的多吗？他说挺多的，“毕竟，在广州找一份月入过万的工作不易，Uber工作对不少人还是有吸引力。”

　　也有司机对我说，“现在收入是降低了，一个月六七千吧。”不过，因为这份工作很自由，他还是愿意干。

　　暂时没有详细的数据显示广州和北京的Uber司机身份构成方面有什么不同。倒是有数据显示， Uber共在全球63个国家350多个城市中运营，其中广州是目前所有城市中订单量最大的城市。如果根据城市的特点推论，或许是由于广州是一个观念开放的平民城市，会有更多白领加入Uber，而不仅仅是出租车、黑车行业的专职司机转移而来。

　　对社会的就业人员而言，一个启示则是，在共享经济模式当中，某个行业的利润率也是高效浮动的，你不要再指望拥有一个收入恒定、一劳永逸的稳定工作，你需要在共享经济模式下，挖掘自己的多方面潜能，把你的闲置资源和闲置能力共享出来，你才可能立于不败之地。（想到什么？做一个斜杠青年？）

　　也就是说，要求高补贴持续的罢工诉求，恐怕是有违共享经济精神的。错的很可能不是Uber公司，而是从业者把当Uber司机视为一个高回报的稳定职业了。法理上却难以获得传统经济模式下的劳工关系保障。

　　2　谁在杀死“共享经济”？权力钳制与市场投机

　　Uber曾在广州遭遇政府封杀，此后，Uber落户上海，注册资金达21亿元。当时的舆论纷纷批评广州政府的“愚蠢”，“错失良机”。

　　但广州市民的热情封锁不住，Uber中国战略负责人柳甄也曾经表示，“广州非常务实及包容，对于创新事物接受程度高，认同优质品牌但不追求奢华，追求性价比高的生活方式，对高水平服务也比较讲究。当Uber提供优质和实惠的产品，广州人很快就接受。”

　　柳甄在采访中还说，“希望Uber在广州可以作为一个共享经济的代表，在广州扎根，目前Uber在广州已有分公司，我们还考虑要在广州建一个华南运营总部。”

　　“共享经济的代表”这个概念的提出很重要。2015年，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明确提出：“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实施‘互联网 ’行动计划，发展共享经济，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共享经济被正式列入国家战略规划。广州作为率先走进市场经济的商业之都，本来应该引领新型经济模式风潮，没想到政府方面的认识却严重滞后于市民和市场，成为广州发展“共享经济”的障碍。

　　目前，全球市值飙升最快的公司如Uber、Lyft、Airbnb、Relayrides、Lendingclub等，都是共享经济催生出的新型经济增长模式。中国总在宣称要实现经济增长点的转型，包括所谓广东的“腾笼换鸟”，可是，各地方政府的思维是否“腾笼换鸟”了呢？还是固守陈规，在社会的多方利益博弈中肆意充当不中立的裁判呢？

　　就在周六的随访中，Uber司机告诉我，“最近还在查，我们都不敢去机场火车站这些地方。”

　　不难想象，有些部门还在维护所谓“正规运营”的出租车行业的利益。机场火车站这些客流集中的场所，是阻止Uber进入的最后一道屏障。

　　我所遭遇过的Uber禁入场所还包括大学校园。不过，经过多次与保卫科的据理力争，最终还是得以放行了。

　　我说，你们能解释一下，为什么不能给Uber以出租车同等待遇吗？既然学生打出租车能进校园，打Uber有什么理由区别对待？如果是由于识别困难，我可以给门口的保安展示“正在行程中”的Uber软件。我的展示和说理，保卫科似乎无以反驳，他们总算通过我的电话告知门口保安，放行，让她进来。

　　一方面是政府对“共享经济”市场的插手，另一个阻碍共享经济发展的因素，则是中国的市场缺乏诚信品质。

　　Uber来到中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刷单钻补贴政策空子的不诚信行为。有媒体称，Uber在华每日订单中有30%-40%是刷单，每天Uber在中国光被刷走的金额都超过千万元。阿里巴巴今年3月份发布的一份安全报告也提到，Uber居然高达40%的订单是虚假的。

　　一个鲜明的对比是，纽约的Uber司机抗议的是烧钱补贴的低价模式，而中国北京司机却是恨不能永久性高额补贴。相比中国不断爆出的黑色产业链条问题，完善的信用体系让美国的共享经济更可持续。虽然Uber中国市场营业额绝对数字惊人，遗憾的是，中国式占便宜思维败坏了这种诚信体系，也就伤害了共享经济在中国的健康发展。

　　在分析“共享经济”模式的经济学著作中，国外有学者提到一个概念，叫作“声望值”。他们认为，共享经济必须建基在社会成员的声望值之上，也就是说，无论服务提供者还是消费者，都将依靠其“声望值”来谋求长远利益。

　　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Uber系统不仅提供对司机的服务评价，也提供了司机对乘客的评价体系：你想在共享经济里享有更为优质的利益回报，那么，你应当具备共享所需要的优秀品质，首要的就是诚信和契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