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豪：张学良为啥最恨这首诗？九一八他为何不抵抗？

大参考

　　中国近代获得德国工学博士第一人、政治活动家、教育家，广西大学的创建人和首任校长，是中国同盟会章程八位起草人之一，《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及《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起草者之一，曾担任孙中山革命政府秘书长、广西省省长，北洋政府司法总长、教育总长的国民党元老级人物马军武曾写过一首讽刺东北少帅张学良、题目为《哀沈阳》的诗：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最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
　　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阿娇舞几回。

　　这首诗流传很广，从这首诗我们可以看出马军武的确人如其名，是一名勇武的知识分子。想想看，张学良当时虽然没放一枪一炮就丢了东三省，但他毕竟是一代军阀，是海陆空三军的副帅，名义上位置仅次于蒋介石的人物，马军武的这首诗一定会给张学良深深的刺激。马军武也没想到这首诗有如此效果，对此还洋洋得意，并认为这是民国版的《圆圆曲》。

　　这首诗直到晚年张学良还记恨在心，在《张学良口述历史》不止一次地提及这首诗。“这首诗我最恨了，我跟她(朱五)不仅没有任何关系，我都没跟她(朱五)开过一句玩笑!”“到底有水落石出的一天。”“我张学良如有卖国的行为，你们就是将我的头颅割下，我也是情愿的。”

　　其实，这首诗中有一些不确定之处，有可能张学良的确与朱五没关系，与蝴蝶也只是普通关系，但少帅是花花公子这事是大家都知道的，拈花惹草也是家常便饭，张也曾讲过他的不少风流史。

　　不过，九一八事变时的确非因其拈花惹草，受毒瘾的影响远甚吸毒。一些资料显示，九一八事变前后张学良的毒瘾已非常深，身体已垮，形如枯高，九一八事前张学良已到北京协和医院戒毒，事变时张根本不在东北，而是在北京戒毒。

　　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天，张学良在北京协和医院对天津大公报记者谈话时说：“吾早下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根据张自己在晚年的口述回忆录所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

　　因此，客观上，不抵抗的决定是张学良做出的。而根据蒋介石日记，蒋最迟是9月19日知道的此事。知道此事后，蒋介石作为一国统帅并未向张下达抵抗命令，9月22、23日，蒋介石甚至和国民政府分别发表讲话和告国民书，要求“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希望我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事实上默认了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张要求其率领的东北军力避冲突，并退守锦州。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出，东三省当时是怎么丢的。

　　从法理上来说，蒋介石是一国统帅，当然应该下命令抵抗。但是，当时的客观现实是东北三省仍在张学良的控制之下，抵抗与否关键在张学良。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不抵抗的责任并非蒋介石和张学良某一人的责任，而是两人都有份。

　　张学良之所以不抵抗，除了判断失误外，在占豪看来很可能与其毒瘾已经非常之深有很大关系。试想，当他的毒瘾已到了每半小时就要注射一次吗啡的地步，他哪里还有心思在军务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时的张学良基本已丧失理性思考问题的能力和对日作战的意志，在没有蒋介石支撑的情况下，一个毒入膏肓的花花公子又哪里有勇气抵抗日本人？

　　假设一下，如果当时郭松龄还在并是张学良的左膀右臂，相信绝不可能不抵抗。当年，郭松龄之所以倒戈反张作霖，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张要以落实二十一条为条件换取日本的军事支持，这在郭松龄看来是卖国，故与冯玉祥联手反张作霖。不想，郭还是高估了军阀的义气，郭被冯玉祥摆了一道，最终被张作霖给消灭了。

　　九一八事时，如当时二三十万兵力、飞机大炮都很先进的东北军敢于和日本关东军较量，一万多人的关东军战胜东北军的可能性并不高。日本人如果不是九一八得手太容易，就不可能那么快推进到北京边上，也就很难有后来的七七事变全面侵华。

　　所以，张学良也不要为自己开脱，历史就是历史，历史是你不抵抗跑了。看看东北军撤离后谁在抗战？是东北抗联的战士们，是杨靖宇、赵尚志等英雄领导的“自干军”在抵抗。相比他们，在民族大义方面无论是张学良还是蒋介石，都抬不起头。

　　当然，张学良在杨虎城的撺掇下领导了“西安事变”，并最终促使蒋介石抗日，这一事件改变了二战进程，意义非常重大，对中国的生死存亡起到了关键作用。所以，某种程度上说张也算将功补过吧。当然，张顶多也就仅此而已了，我们要客观看待历史，要理解其曾经的功过，不能吹太过了!

中华好浪儿

不抵抗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