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开盛：春节之后的农村反思

大参考

　　好像就是在这几年，随着在城市里工作的人回老家过年，每年的春节都成了一个对当前农村境遇进行揭露与反思的重要“时节”。三农问题不是我的专业，本不想凑这个热闹，但粗看了几篇，觉得许多网络文章主要是对自己老家的种种面貌进行一种个体式的曝光，一些学术文章则流之于一种深奥的宏大论述，都没有说出自己想说的话。因此不揣冒昧，以自己的农村出身以及年年回老家过节的感受，当然还有挥之不去的农村情结，说说我对当前农村的一点零碎看法。

　　当前农村问题多多，从留守儿童、空心化，到道德沦丧和麻将成风，但最大和最根本的问题可能还是缺少自己独立的经济产业与身份，完全成了城市的附属品。以前还有集体经济，但现在农民只有进入到城里做生意或打工，才能找到自己充足的经济来源。一些靠近城市的农村，也出现了许多的企业，但这不过是城市产业的延伸，而且是对农民来说低效益的延伸：得到一些就业和征地的收入，但换来了更多的污染甚至是健康的代价，而后者的损害将是长期甚至不可逆的。

　　没有自己的产业，就必然出现农村人口向城市去寻找生路，就必须出现空心化。而当城市的接纳度与开放度仍然不够时，就必然出现留守儿童、夫妻分居、部分人仍然穷困等各种遗留现象，相应的道德与社会问题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

　　那么什么是农村自己的产业呢？应该是现代社会中的高科技、高品质从而也是高效益的农业。不管什么工业，即使延伸到农村，那也只是城市的延伸，或是意味着把农村变成了城市。农村的本质就是人口的相对散居和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依赖，符合这一定位的只有农业。现代社会不可缺少农业，因此也不可缺少农村。

　　但是，在现代社会中，高品质的农业只需要少部分的农业人口，显然中国的农村人口供给远超过这一需求，所以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以及部分农村的城镇化确实有其必要性。但目前的问题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仍然存在极大的阻力。虽然许多中小城市的落户限制都放开了，但由于中国的资源分配在城市间也是极不公平的。许多中小城市的户口、机遇与福利对于农民并无吸引力，农民工集中的地方仍然是大城市，而这些地方仍然对农民的融入紧闭大门。这些大城市的管理者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如果放开限制，将成为这些城市不可承受之重。

　　因此，要缓解中国农村的问题可能还得从城市入手，即改变将资源向大城市分配的体制，在城市间实现相对匀质化的发展，使农民能够有更多的出口，变成真正意义的市民，而不是家处两地、春节疲于往返的农民工。当然，农村、农业自身的提质也十分重要，许多农村单靠目前开发水平的耕地、林地是无法供给农民以充分经济收入的，出现荒废也就势在必然。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有更多的资金、技术、人才向农村转移，实现农业的提质升级，以产生更多的效益，并足以养活依靠其生活的农民。

　　说到这里，就会发现如何实现资金、技术、人才从城市到农村的转移可能是解决当前农村问题的关键。在大城市里，平均房价达到数万元一平方米，大学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只能卖出白菜价，这是典型的资金、技术与人才的过剩与浪费。这些多余的资金、技术与人才为什么流入不到急需它们的农村里去？关键还是在于体制上的障碍。你想到农村买房子、建房子吗？对不起，农村土地及房屋属于集体所有，也就是只能属于当地农民所集体拥有。但当地农民拥有也只是一个空话，因为它没有售出的处置权。土地是农村最大的一笔资源与财富，但不能流转的财富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财富，因为它永远也变不成现实中的真金白银。现在也在探索如何实现土地流转，但如果没有产权制度的重大变革，到农村来置业的投资者就不可能放心，不会有百年大计的长远打算。有恒产者方有恒心，在临时拥有的状态下进行所谓开发只能是掠夺性开发，当地百姓怨声载道，结果是弄得各方不满意。所以，农村的土地产权制度不改革，城市里的多余资金、技术与人才就不可能下得来，只能继续在城市里浪费，并且为虚高的房价和知识的贬值推波助澜。

　　与产权制度改革相配套的应该是治理制度改革。根据宪法，农村的村委会应该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这种基层自治，在农村比城市更加必要，因为农村人口分散但固定性强，乡土意识浓厚，真正的自治有利于他们根据自己的乡情建设自己，并真正从长远的角度考虑乡村建设。但目前的农村自治越来越流于形式，越来越成为一级政权。这样做的表面好处是减轻了村民的当前负担（因为村干部的工资由财政统一发放），但更深层次的弊端则是大大压缩了乡村的自主自治意识，使得村干部成为只对上级负责、不对村民和本土负责的脱产干部。农村最后一点自救的意识与功能，也可能因此而丧失殆尽了。

　　谈到农村，我总想起皇权制度下士大夫退休后回乡置业、办学，并与地方乡绅一起成为农村治理的骨干力量，这在古代其实就是一种资金、技术与人才由城市向农村的转移。当前，可能连这一点也不易做到，不能不说是中国这个千年农业社会的一个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