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传涛：杜润生身后，农民仍然需要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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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先生于10月9日6点20分于北京医院病逝，享年102岁。杜润生，原名杜德，中国经济学家、资深农村问题专家，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改革政策制定的核心人物之一，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1981年，时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的杜润生起草的“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确立了“包产到户”的合法性，结束了对“包产到户”长达30年的争论。（10月9日《新京报》）

　　即7月份曾任安徽省委书记、支持小岗村“包产到户”改革的万里同志去逝后，作为30几年前促进了伟大改革的功勋，杜润生先生的离逝亦让人伤感。应该说，这几位改革元老的离逝，是我国“三农”改革事业的重大损失。

　　杜润生，是一位彻彻底底的农民问题专家。更重要的是，他对于历史与当下我国农民生存发展的现状问题总能一针见血的指出来，并能提出一些非常有针对性的改革建议继而积极推动落实。应该说，几十年以来，杜润生就是我国农民群体最为亲近的一位代言人。在每年“两会”农民和农民工代表委员人数以个位数计算的当下，杜润生的代言事业需要后继有人。

　　早在30年前，杜润生就说：“农民不富，中国不会富；农民受苦，中国就受苦；农民还是古代化，中国就不会现代化！”。除了促进了“分包到户”的合法化，他还呼吁免除农业税，呼吁破除制造二元体制的户籍制度，呼吁警惕因征地而造成农民流离失所，呼吁“农民有了经济上的自主权，政治上也应有相应的民主权利；要摒弃一切歧视农民的做法，使农民变成有完整权利的公民”，“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应该说，在杜润生的世界观里，更多的是基于我国农民生存与发展状态的不满，是带有批判性的改革与建设，没有人云亦云，也在切切实实维护农民这个弱势群体的利益。

　　而在杜润生身后，中国农民则应该需要更加给力的代言人。当下，我国“三农”问题仍然复杂突出。在户籍问题上，虽然取消了农村户口与城市户口的称谓，但农民仍然不能拥有同等的国民待遇；在土地流转以及买卖问题上，我国各地政府部门仍然讳莫如深，顶层设计也总是不见过河；在发展农村庄园问题上，更多的家庭仍然局限于“小农模式”，许多搬进城的人，仍然舍不下农村的那一两亩地；在新农村建设尤其是土地拆迁问题上，农民的利益更是屡屡受损，“血拆事件”仍然屡屡发生……

　　中央每年一号文件都关注“三农”问题，这体现了中央对农民、农业和农村问题的高度重视。然而，揆诸现实，我国“三农”问题仍然复杂而严峻，并已经成为社会矛盾最突出的领域之一。而在解决诸上问题的过程中，我国“三农”就仍然需要一位有影响力、有话语权并竭力为之身体力行的像杜润生一样的代言人。

cyd

几千年来我们的先辈们都是以家庭个体的方式面朝黄土背朝天辛勤劳作，他们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