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学东：央行证监会人事对调的深意

大参考

　　最近金融高管层面出现比较大的变动，最引人关注的是央行和证监会的人事对调，原证监会副主席张育军被调往央行当副行长，原央行外汇局副局长李超调往证监会任副主席。此前一行三会包括国有大行之间这种人事调动属于稀松平常，在中国目前体制下，市场化人才进入金融高管体制还存在巨大的制度空缺，而目前体制有不遵守公司治理原则，国有银行作为上市公司的高管任免跟行政人事任免混同。但是这种在央行和证监会之间关键岗位的人事对调就显得颇为非同小可。

　　当然，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此次股灾，这次股灾本身只是证券市场的局部行为，但是由于场内流动性的枯竭，此前杠杆过高，连续的跌停传导到香港市场，导致香港市场的暴跌，由此又传导到大宗商品市场，甚至到了国债市场，最后到了人民币汇率市场，离岸人民币汇率出现扰动，一时间整个国际金融市场为之侧目。最后不得不形成几个部委的联合一致的救市行为，央行作为最后贷款人不得不发声，表示采用一切手段维持股市的稳定。

　　这就是由于金融市场的高度相关性，市场之间资产价格的传到作用，局部的金融风险会很快传到到其他市场，处理不好就会成为系统性风险。

　　而这次股灾过后，人们反思发现，除了监管政策的落后，法制不健全，各级政府对证券市场干预过多之外，杠杆率过高，并非一个部门所致，而是几个金融部门共同作用的结果。

　　中国股市的杠杆率过高，首先的一个原因是监管机构功利性监管，在市场低迷的时候，为了放大股市的融资功能，体现自己的政绩，往往是纵容甚至鼓励放大杠杆的行为，这就是为什么融资融券结构极为不合理，绝大多数是融资，而融券很少，伞形信托和场外配资等等更是如此。而现在要救市，却开始着意打压空头，妄图把空头赶尽杀绝。

　　其次，银行业在传统信贷领域需求不足，扩大资产的欲望不高，收益也不高，于是庞大的资产被配置到了所谓的中间业务，或者表外业务，15万亿的银行理财产品就成了祸水。这部分钱以前在影子银行体系，成为非标，配置到了商业银行和地方融资平台。此后由于考虑到期限错配的风险，去年开始大力整顿影子银行，银行理财产品资金无出去，只能进入股市，于是伞形信托和场外配资大行其道，最后吹大了泡沫。

　　股灾的形成，以及到现在的去杠杆救市过程，都不能由证监会一家单独完成，必须由一行三会的配合，尤其是央行和银监会。比如，正在证监会去杠杆的时候，又听说某些银行重启配资，无论真假，这说明银行的管理不由证监会，所谓去杠杆就是一场空，资金总是要寻找时机去赚钱，那么放大杠杆在所难免。央行做了一个世界第一的资产负债表，这些庞大的央行资产最终形成商业银行账户上堆积的货币，这些货币银行不去赚钱，就是要亏钱。

　　金融业是互联互通的，尤其是随着金融业的发展，这种互联互通性显得更加明显，这时候原来的金融体制“各管一段”就显得格格不入。前几年就提出了形成金融监管委员会，合并三会，让央行独立出政府序列的建议，当然此事体大，目前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但是加强三个部门的合作沟通，尤其是在一定程度上的配合，提高央行的权威性，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了。

　　如何具体操作，笔者比较赞同中信证券资管研究总监邓海清提出的建议，比如，金融监管体制从“监管办市场”转型到“管办分离”，金融基础设施由央行在金融跨部协调委员会框架下统一规划建设，形成金融市场一体化基础上的“分业监管”。

　　目前“监管办市场”现象普遍，监管部门各自建设独立市场，导致市场分割和监管分割，不同市场的标准、规则、监管不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在混业经营、统一大市场之下，分业监管必然存在监管真空或监管放松竞赛，统一监管势在必行。监管公共基础设施包括交易系统、支付清算、会计准则、信用评价标准、对外数据接口等的统一，避免企业因为面对的规则不一致而产生不当竞争。统一监管应当以央行为核心，央行作为最后贷款人，有事前监管的权力。

　　以功能监管、牌照监管取代机构监管、行业监管，把“监管者+保护人”关系转变为“开放式的牌照监管”。功能监管遵循“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只要从事特定类型业务，不管是否在监管名单之内，都受到相应监管部门的监管。第三，加快建设中央金融监管大数据平台，把“一行三会”金融运行数据集中化处理，作为丰富夯实金融跨部联系会议制度功能的重要抓手。

　　以上建议是延续分业监管分业经营的体制，一行三会仍然在国务院形成序列内，不过要增加央行的权威性。央行要独立于金融市场的政绩观，要对三会的行为有一定的制约权力。比如在威胁到金融安全的时候，央行要有一定的能力去制止。证券市场上严重的放大杠杆，银行业疯狂的资产扩张，这些行为表面上短期内都是政府乐意干的，因为它吹大了GDP，但是从长远看来却是影响金融安全的，后面都要央行去擦屁股的，因此需要有特殊的安排。

　　希望此次人事对调，对以上建议有所参考。